认识的素材和对象——发现问题（摘编）

杜威 著  张军 摘编

在问题和疑问中寻找机会，这是科学的一个特性。由于认识即探究，因此困惑和困难是探究得以蓬勃发展的源泉。会带来问题的差异与矛盾不应该是我们需要惧怕的、需要努力去艰苦忍受的对象，而应该是我们要努力应对的对象。科学始于问题和探究，因此，科学对于所有有着固定目标的社会体系构建与计划都是致命的。

（以上选自杜威的《今日之个性》）

我们的立场可通过下列语言来陈述：所有的受控探究以及所有对于有根据断定的设立都必然包含一种实践因素，即一种做与制的活动，它可以把设定探究问题的那种先行实存质料进行重构。此种观点并非特设，而是代表了至少在有些情形下显然发生（或者作为真实原因）的事情。对此，我们将通过考察某些形式的、旨在确定某些实际困境中要做什么的常识探究来予以说明。

此种类型的探究既非异常，也不罕见。因为常识探究和判断主体上都是这样的类型。日常生活中的思虑，很多关注的是有关“制”什么或“做”什么的问题。各个艺术领域和每一行业都面临不断出现的此类问题。怀疑它们的存在，等于否定任何形式的实践都没有理智成分，等于肯定所有实践事务上的决定都是冲动、任性、盲目习惯或习俗的随意产物。农夫、机械工、画家、音乐家、作家、医生、律师、商人、企业主、行政人员或管理者都应该探究下一步最好做什么。除非结论都是盲目而随意地获得的，否则，要获得结论处须通过搜集和检查证据，以及鉴定证据的重要性和相关性；通过按照其作为假说（即作为观念）的能力设计并检验行动方案。

根据描述，那些唤起那种能导致决定的思虑的情境，其本身对于可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是不确定的。它们要求做些某种什么。但是，什么行动需要采取，这正是所要思考的难题。关于不定情境如何得以处理的问题，是迫切的。但是，因为它只显得迫切，其中的情绪化会阻碍且经常破坏聪明的决定。理智上的疑问是：该情境为了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客观重构需要哪一类的行动？要回答此种疑问，我重申：只能通过观念所指引的观察运作、与料搜集以及推论，而那些观念中的质料本身也要通过构思上的比较与整理得以检查。

在为了在实践事务上作出判断而必须进行探究的人群列表上，我并未将科学家包括进来。但是，略加思考便能显示，科学家必须决定采取什么样的研究以及如何开展研究——这个问题涉及做什么样的观测、开展什么样的实验，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推理路线和数学计算。此外，他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难题。他们必须不停地判断下一步最好做什么以便所获得的结论是有根据的，不论结论多么抽象或具有理论性。换言之，科学探究的活动，不管物理上的还是数学上的，都是实践的一种式样；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最主要是一种实践者，他们不停地作出实践判断：决定要做些什么以及采取什么手段来做。

关于最好做什么的思虑结果，显然不能等同于为之而开展思虑性探究的那种最终成果。因为最终成果是某种新情境，其中曾引发思虑的那些困难和麻烦已得到处理，现在不再存在。要达到这种客观目的，不可能通过心态上的变戏法。它是一种唯有借助实存变化才能实现的目的。思虑要解决的疑问是：为了实现这些变化，要做些什么？它们是达到所要求的那种实存重构的手段；更确切地说，造成这些行为之开展的那些探究和决定是工具性的和居间性的。但是，应该做什么，这取决于既定情境中所存在的那些条件，因此要求一种宣告式或宣言式命题：“现实条件是如此这般的。”这些条件是推论根据，可通向一种宣告式命题：如此这般的行为是思虑之后，发现能够在所探明的事实条件下最有效地产生欲求成果的。关于其中所包含的事态的宣告式命题，提出了在达到所欲求目标时必须克服的障碍，以及能够加以利用的资源。它们规定了有利以及不利的潜在性。它们发挥着工具性的机能。提出现存条件应该如何得以处理的那些命题，与那些规定现存条件的宣言式命题在机能上相互补充。涉及程序的那些命题，并不承载实存性或事实性质料。它们的一般形式为：“如果如此这般的路线在现存场合下得以采纳，可能结果就是如此这般。”从逻辑上看，有关行动方法的这些假说的形成，涉及推理，或者由一系列宣告式命题规定概念质料之间的关系。因为很少有首次想到的某个程序可以直接拿来用，它必须得以发展；这种发展构成了理性论说，其在科学实践中通常采取数学计算的形式。

在对刚刚所讲的提出阐释之前，我将正式归纳一下：在对实践事务进行思虑和有根据决定的每一种情境下，都涉及逻辑上的什么东西。有一种实存情境是这样的：（a）其构件变动不居，以至于无论如何都可能会有某种不同的东西在未来发生；（b）未来将会存在什么样的东西，部分取决于引入了哪些其他实存条件，以与那些已有条件互动；而（c）什么样的新条件得以产生，取决于采取哪些活动；（d）后来的素材受到观察、推论和推理过程中所介入的探究的影响。

更加正确的说法似乎应该是：疑问（在“可质疑与受质疑的主题”意义上）是唯一的“思考”对象。

它要求有判断来决定对自然提些什么疑问，因为它所涉及的事情是：设计出最好的方法来观察、实验及解释概念。

要确定提出一些什么疑问以及如何提出，这种事就是要判断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获取为化解不确定情境所必要且充分的事实质料与概念质料。我们只需要想一想律师或医生在某给定情形下的程序，便可以明白他们的问题何以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框定正确的疑问——“正确性”的标准就是：能否引出可有效地化解那种激起探究的情境的相关质料。

（本文自杜威的《实践的判断：评估》）

杜威说：“思想起源于疑难”，就是说人在生活中遭逢难题而从事解决，才进行思维，不是为思维而思维和为真理而真理的。

（以上选自洛克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伟大意义》）

一切观念都是由感觉或反省来的——我们可以假定人心如白纸似的，没有一切标记，没有一切观念，那么它如何会又有了那些观念呢？人的匆促而无限的想象既然能在人心上刻画出几乎无限的花样来，则人心究竟如何能得到那么多的材料呢？他在理性和知识方面所有的一切材料，都是从那里来的呢？我可以一句话答复说，它们都是从“经验”来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我们因为能观察所知觉到的外面的可感物，能观察所知觉、所反省到的内面的心理活动，所以我们的理解才能得到思想的一切材料。这便是知识的两个来源：我们所已有的，或自然要有的各种观念，都是发源于此的。

（以上选自杜威的《观念通论以及观念的起源》）

思考的人是生活受压迫，受束缚，而至不能直接以其行动而操胜算的人。人们遇着困难的时候，如果要遵照权力者的命令而行动，也不会自己去思考。军人是有许多困难和束缚的，但作为军人而言（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就不是著名的思想家。思想已有人替他们做好了，有官长替他们思想。在现在的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的劳动者也是一样。所谓困难生思考，实只在非思考不能脱出困难和非思考摸不着解决途径的时候。凡是外界权威统治的地方，思考就被怀疑，就被憎厌。

思考的特质是面迎事实——考究，精细而广博的检查和观察。妨害思考进行（反映和以程式记述这作用的论理）顺遂最甚的，莫如视观察为思考以外的和思考以前的事情，和视思考为不包括新事实的观察作起一部分而能展布于头脑中的事情的那个习惯。凡想接近这样“思考”的，都是想接近刚才所讲的那个回避和自欺的方法。它以一串与感情相投并与理性一致的意义，代替对引起纠纷的情势的特征的考究。它倾向于所谓智的梦游病的那种唯心论。它产生了一个远离实际，而不以应用检验他们的思考的高高在上、不负责任的思想家阶级。这个情形助长了理论与实际的不幸分离，使一方不合理地偏重理论而另方则不合理地轻视它。它认为日常实务是粗野的，是死板的常规，正因为它将思考和理论搬到一个隔离的、高贵的领域。这样，唯心论者就和唯物论者竟然同谋将现实生活弄得贫乏而不均了。

思考与事实的分离，促进那种只堆积粗陋事实、斤斤细故，但永不考究它们的意义和效验的观察——这是一件安全的工作，因为它决不考虑运用所观察的事实去决定变更所遇情势的计划。反之，做为改造经验方法的思考，是把事实的观察看成是解释问题、勘定纠纷所在、确切地而不仅是模糊的情绪，他感到困难是什么，和困难在什么地方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不是无目的、无选择、杂乱无章的，它是有主旨、有特色，并为所遭纠纷的性质所限定的。它的主旨在于明确那被扰乱而致浑沌的情势，以启发现所当取的应付途径。当科学者无目的地从事观察的时候，也不过是因为他爱找问题作他研究的资料和向导，于是极力在剔抉那不露在表面的问题而已：我们以为他是在自寻烦恼，于纠葛中求满足。

具体事实的特殊的和广博的观察常常不只是顺应某一问题或困难的感触，而且是顺应那个困难的“意义”的漠然的识别，就是说，顺应那个困难在尔后的经验中所蕴蓄或所指示的关系。我们说“悬而未解”的纠纷，是很对的，当我们观察那纠纷的征状，我们是同时想望着，悬揣着——简单地说，缔构着一个观念，逐渐解析出意义来。当那纠纷不但是悬而未解，而且紧迫到临头的时候，我们就被压倒。我们并不思考，只是忧愁。引起思考的纠纷，是尚未完成而正在发展的纠纷，是在已发现事物能用作推断未来事物的标志的那种场合的纠纷。它是未来的事件的一个预想或先见。当我们明智地观察时，我们说，是领会，其实也是惶扰。我们警醒地注意将来的事。好奇、考究和查察指向着已经过去的事件，也指向着将来的事件。对于已往事件的兴趣，就是要得着可以推断未来事件的证据、指标和征兆的兴趣。观察就是诊断，而诊断则包含期待和准备的兴趣。观察使我们预先定好一个应付态度，以免猝然遇困而不知所措。

不曾存在的事物，只是预想或推论的事物，是无从观察的。它没有事实的实际情势，没有依据，没有缘由，只是一个意思，一个观念。观念若非妄想，若非由情绪化了的希望逃脱和躲避的记忆所作成，就是由于正在发展的事实的考察而唤起的关于未来事件的预想。铁匠注意他的铁，它的色泽和结构，以获得它正在变作什么东西的证据。医师诊察病人，以发觉在朝着一定方向变化的征候。科学家留心他的实验材料，以掌握在某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体的一条线索。所谓观察不是以它本身为目的，而是要获得证据和征兆的一种探究，这就表明除了观察还有推论，预想——简单地说，观念、思考、或概念。

关于所观察的事实和所设定的观念在经验中的相关的起源和作用的这个见解，使我们看到它对于观念、意义、概念、或特别用以表示意识作用的任何名目的性质，所波及的若干重要影响。因为它们是可以发生或终须发生的某种事件的示意，它们是——像我们在理想的场合所常见的——应接正在进展的事物的驿站。发觉他的困难原因是压着他的一辆汽车的人，并没有得到安全的保障；他的观察、忖度可能太迟了。但如果他的预期的意念来得及时，他就有所凭借去设法避免这个危险。因为他预知这个临到头来的结果，他就可以设法扭转当时的局势。一切精明的思考就是行动自由的扩大——从偶然的机会和命运解脱出来。“思考”代表应付途径的提示，而这种应付途径却与精明的观察对于将来的推论尚未得到结果而采取的那一种是不相同的。

志在得到一定结果的行动方案，应付程式在未以事件的结果证验过以前，以事件的性质论，是试验的，不确实的。在这里留心所有概念、学说、系统，不管它们怎样精致，怎样坚实，必须视为假设，就已够了。它们应该被看做证验行动的根据，而非行动的结局。明白这个事实，就可以从世界除去死板的教条，就可以晓得关于思想的概念、学说和系统，永远是通过应用而发展的，就可以责成人们务必注意这些东西，看它们有什么是表示应行改变的，找机会宣扬它们。它们是工具，和一切工具同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能造就的结果中显现出来的功效。

然而研究却只有在求知的趣味发展到思考本身附带可贵的东西，并且有它审美的道德的兴致时，才得自由。正因为知不是深壁自守，独了其事的，而是改造境遇的工具，是以往往有被用来维持成见或偏执的危险。于是省察就不能完全无缺。说思考的工具性是为着得到个人所追求的片面私利而存在，是错误。对无论什么目的的任何限制都是思考历程的限制。它表示思考还没有充分成长和运动而被缚束、牵制、受了干涉。只有目的在考究和验证的进程中而发展的一个情境，才是尽量促进知的情境。

（以上选自杜威的《论理改造的意义》）

如果我们同意暂时放弃哲学上和形而上学上的成见思想，而尽量以一种最简单朴素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的答案，用专门名词来说，便是以素材去代替对象。希腊科学所研究的是对象，意即通常经验中的星辰、岩石、树木、雨水、冷热天气等等。这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们说实验的第一个结果是把这些事物从对象的地位归结到素材的地位。素材是指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题材；是一些还需要加以思考的东西。对象是最后的东西；它们是完备的、已完成的，思考它们只是对它们加以界说、分类、进行逻辑上的安排，进行三段论式的推论等等。但是素材是指“运用的材料”；它们是征兆、证据、标志，某些尚未达到的事物的线索；它们是中间的而不是最后的；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的事物。

如果运用比较不专门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陈述如下：过去人们曾经把题材当作是满足知识需要的东西，当作是构成结果的材料，而现在却把它变成了产生问题的东西。热和冷、湿和干、轻和重，已不是用来解释现象的自明之事，而成为需要加以探讨的东西了；它们成了“效果”而不是原因原理，它们提出了问题而不是提供了答案。地球、星体以及天空以太之间的差别已不再是最后的原则，用来解释和划分事物，而成为需要解释和需要原理去加以概括的了。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形成了一种按照人们所欣赏和所感受的那样去接受事物的艺术。近代实验科学则是一种控制事物的艺术。

一种态度是接受日常所知觉、所利用和所欣赏的对象，把它们当作是终极的，当作是自然过程的顶点，而另一种态度是把它们当作是思考探索的起点。这两种态度之间显著的差别是一种远超过了科学技术性以外的差别。它标志着一种在整个生活精神方面的革命；一种在我们对于存在中所发现的一切事物的整个态度方面的革命。如果我们把我们四周存在的事物，我们所触到、看到、听到和尝到的事物都当作是一些疑问，必须对它们求得答案（询求答案的方法是有意地引进变化，一直把它们重新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存在着的自然就不再是为我们所如是地去接受、服从、忍受或欣赏的东西了。它现在已经成为需要我们去加以改革，需要我们把它置于我们有意的控制之下的了。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材料，对于这种材料我们要采取行动，把它转变成为一些新的对象，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任何特殊时候所存在的自然界都是对人类的一个挑战而不是一个完满的东西；它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起点和机会，而不是终极的结束。

简单说来，这个变化是从把认知当作是对于作为神圣艺术作品的自然的特性所进行的一种美感上的享受转变成为把认知当作是一种世俗的控制手段——当作是一种方法，有意地引进变化，以改变事情进程的方向。在一定时间上存在的自然并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而是一种需要艺术去进行加工的材料。因此，上面所论及的那种对于变化所已经改变了的态度较之作为一种专门学问的新科学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当我们把变化间的相互关系当作是知识的目标时，发现这种相互关系，因而实现我们的目的，就等于我们掌握了一种控制工具。当我们遇到一种变化并当我们知道了这种变化和另一变化的联系时，我们便具有了一种有力的手段，可以产生或避免那另一变化。美感的态度必然倾向于已有的东西；倾向于已经完成的、完备的东西。控制的态度便注意未来，注意形成和生产。

还有一种说法表达同一个论点。这种说法认为：当我们把一定的对象归结成为我们尚需加以认知或研究的素材时，我们便使得人类从屈服于过去的这种景况之下解放出来了。科学的态度是一种对于变化发生兴趣而不是对于隔绝的和完备的固定物发生兴趣的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对于问题是十分敏感的；每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进一步引起实验探究的一个机会，就是产生有指导的变化的一个机会。一个科学家最感觉到遗憾的就是他达到了一个不能再产生问题的情景。这种状态会是科学的灭亡而不是科学生命的完善。为了懂得已经产生的这种差别，我们只要把这种态度和流行于道德和政治中的那种态度作一对比就够了，而且我们可以体会到后者的发展仍然是多么有限。因为在较高级的实践事务方面，我们仍然生活在变化和疑难的恐惧之中。就像过去的人们（对待自然现象那样），我们宁愿接受和忍受或欣赏现前所发生的事物以及我们在这个领域内所占有的东西，至少从概念上把它们加以整理，因而使它具有理性的形式。

在实验的方法兴起以前，变化简直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患；这个现象存在的世界，即这个变化的世界，虽然和不变化的东西比较起来是一个低下的领域，但总是存在在那儿，人们在实际上势必要按照它发生的那个样子来接受它。聪敏的人若能得天独厚，就会尽可能地不和这些变化的事物发生关系，离开它们，转向理性的领域。受自然支配的定性形式和完备目的是不受人类所控制的。当人们在欣赏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是可喜的，但是从人类的目的看来，自然就是命运而命运是与艺术相反的。偶然发生的善，是受人欢迎的。然而只有当人类认知变化过程之间的关系，从而管理着这些变化过程时，他才能够使得善安全存在。很多的人都哀叹这种废弃明确目的的固定趋向的情况，似乎是破坏了自然的灵性，但是事实上，这是引申出新的目的并使得这些目的有通过有意的活动而得到实现之可能的先决条件。如果对象不是自然的固定目标，并没有内在既定的形式，那么这些对象就会获得新的性质。成为为新的目的服务的手段。从前有人认为，自然运行的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去达到某些固定的目的。在人们认为自然对象并不具有这种固定目的以前，自然就不可能变成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和目的而可以塑造的材料。

以上这些方面的思想都是包含在上述运用实验分析把对象归结为素材的那种已经改变了的态度之中的：科学的目的不在于界说常住不变的对象，而在于发现变化之间的恒常关系。它所注意的是事情变化过程的结构而不是最后的目的因。知识所涉及的既是当前的事变而不是最后的事因，所以知识是要探索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所经验的世界，而不是企图通过理智逃避到一个高级的境界之中去。实验知识是一种行动的方式，而且像一切行动一样，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和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与一定的问题联系着的。

因为科学探究总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验的环境中的事物出发的；总是从我们所看见、所玩弄、所享受和所忍受的事物出发的。这是一个通常定性的世界。但是实验探究并不认为这个世界的性质和价值（目的和形式）为知识提供了对象，使它们从属于一定的逻辑安排，反之，它认为它们为我们的思考提出了挑战。它们是问题的材料，而不是答案的材料。它是要被认知的东西，而不是知识的对象。认知活动的第一步就是确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这一步时就要把一些现有的和明显的性质加以改变。这些性质是效果；它们是要被理解的东西，而且它们是从它们的产生过程中被理解的。于是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而不是寻求“目的因”；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但是这种寻求并不意味着去寻求一个与所经验的非实在的现象相对立的实有。它意味着去寻求实有的性质与价值所赖以发生以及我们所借以调节其发生的那些关系。把我们直接地和从性质上所经验到的存在物称为现象，这不是说，这些现象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地位。它只是要指明这些存在物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去确定这些存在物所赖以发生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以上选自杜威的《承受的艺术与控制的艺术》）

唯物主义不容许观念具有创造性或调节性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讲来，人类本身之所以显然高贵，就是因为有观念、有思想。严肃的人们总是想望有一个使得经验可以产生观念、产生意义而这些观念又可以转过来支配行为的世界。撇开观念以及观念的效果，人便无以异于野兽了。

感觉性质是一种要被认知的东西，它们是引起认知活动的一种刺激，因为它们引起了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科学知识是有关于这些感觉性质的东西，是解决它们所提出的问题的。探究是随着反省、思维进行的，但是这种思维决不是旧日传统所理解的那种封闭在“心”内的思维。实验探究或思维指一种指导下的活动而言，从事一些活动以改变我们观察对象和直接享有对象的条件，把它们重新加以安排。所感知的事物（原来只是单纯地激起或刺激）暗示着我们怎样去应付它们，怎样去处理它们。虽然只是在近几百年来我们才看见操作的抉择和真正知识中全部控制的思维及其后果的事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这些操作都是不断地改进着，精益求精。

因此，中心的问题是：决定我们选择操作的因素是什么？在这里只有一个答案：即这要看所处理的问题的性质。我们己经知道，实验分析的第一个效果就是把直接所经验到的对象归结为素材。这样一种分解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对象在它们的第一种经验方式之下是困惑的、晦暗的、零散的，它们还不能以某种方式来满足一种需要。素材规定了问题的性质，如果有了一定的素材，就是引起一种如何从事操作的思想，如果按照这种思想去实行，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便解除了原来引起探究的那种困难或疑问。如果我们远溯科学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人们应付困难情境的动作是一些结构型的有机反应以及一些习得的习惯。目前的探究在实验室中所运用的最精密的技术就是这些简单的原始操作的推广和改进。这种技术的发展大部分依靠于人们利用物理的工具，而当探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就会有目的地去发明这种工具。从原则上讲来，适当的操作在科学领域内创造的历史和工业中它们的演化过程并无二致。为了完成一定的目的，就需要进行一定的工作，人们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操作设计和操作方法。成功与失败的经验逐渐改进了所使用的手段。人们发现了更加经济有效的动作方法——发现了更加容易、更加适合、更加明确地达到合意的结果的操作。每前进一步，随着就造成了更加精良的用具。一种用具的发现又时常暗示着一些在发明这些用具时所未曾想到的操作，因而又进一步改善了操作。因此，我们就可以用操作来界说观念，而决定这种操作的并不是什么先验的验证或规则。这些操作本身就是在实际探究进程中通过实验发展出来的。这些操作是从人类的自然动作中创造出来的，也是在做的进程中验证和改进的。

对于这个问题在形式上所能作的答案就是这样了。引起动作需要的条件使我们产生了问题，而我们由于成功地解决问题所获得的后果便成为我们借以把原来“自然”进行的操作转变成为科学实验艺术的操作的基础。从内容上讲来，我们还能够给与一个具体详尽得多的答案。关于这个答案，我们可以到科学史上去寻找，因为在科学史中记载着如何明确地发现了各种操作，把一些晦暗困惑的经验情境转变成为一些明晰、坚决的情境。深入到这种材料，将使我们详细阐述在精密发展了的反省或探究部门中所实际运用的各种概念的特征。

所有这一类的科学操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是我们所必须注意的。它们都是揭示关系的。界说空间、时间和运动的测量单位的各种概念成为我们理智上的工具，我们可以运用这种工具把一切性质不同的事物放在同一个系统之下互相加以比较。在原来粗糙的事物经验之上又加上了另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是我们的思维艺术的产物，它的重要题材是关系而不是性质。这些关系和那些性质上不同而又不可分解的原来自然经验的对象是同样为我们所经验到的。

（以上选自杜威的《观念在工作中》）

所有研究哲学的人们都知道，认识论曾经被导致许多表面看来似乎是绝路的境地。在题材方面有几种类型，都互相争称是真实知识的对象，而这些争论都需要加以处理或以某种方式加以调和。在一极端上是直接的感觉素材，据说这是直接的，因而在认识存在的过程中是最确定的对象：这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的原始材料。在另一极端是数理的和逻辑的对象。在它们中间便是物理科学的对象，这是一种精密的反省探究技术的产物。然后便是日常经验的对象，它们是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具体事物；而且从我们实际事务，从我们的享受和遭遇的观点看来，它们就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从常识上看来，这些具体事物如果不是最真实的认识对象，也是最重要的认识对象了。这些类型的对象互相争称具有统治整个知识领域的权利，因而造成了种种的问题，而晚近的哲学便是在不断地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从某一种观点上看来，每一派的要求都似乎是至高无上的。

然而这个问题远不单纯是一个专门的技术问题。我们曾经反复地注意到：物理的对象（即物理学所导致的对象），宣称它们构成了世界的真实本性，这就把我们所喜欢和选择的价值对象置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地位了。数学家有时从“科学”一词十足的意义来怀疑物理学是否能配称为科学；心理学家也可能同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发生争执；而专心致力于物理探究的人们又怀疑那些研究人类事物的人们（历史学家和研究社会生活的人们）所提出的要求。生物学科介乎这两者之间并且形成了一个联结两端的环节。但是如果生物学科采纳了不同于严格物理学的原则和范畴的那些原则和范畴，人们又往往不承认它是科学。实际的结果便产生了这样一种信仰：认为科学只存在于离开人类重要事务最远的事物之中，因而当我们研究社会道德问题时我们就必然要放弃那种以真正知识为指导的希望，否则我们就只有牺牲一切显然具有人类特性的东西来换取科学的头衔和权威。

从实验认知的观点看来，所有这些争论以及与其有关的问题都产生于一个根源。如果读者们是追随着我们以上所进行的讨论的，那么他们听了这句话后是不会感觉到惊异的。争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它们都假定：真实有效的知识对象乃是一种存在于认知活动之先，独立于认知活动之外的东西。争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它们主张：知识即对实在的把握或观望而不是改变其先在的状态一一这种主张是分隔知识和实际活动的根源。如果我们知道了，认知不是一种外在旁观者的动作而是参与在自然和社会情景之内的一份子的动作，那么真正的知识对象便是在指导之下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了。当我们采取了这种观点时，即使我们只把它当作是一种假设，则我们上述的困惑与烦难便都会烟消云散。因为根据这个观点看来，为了要产生不同的后果，就要有不同种类的具有特效的探究操作的手续，因而便有各种不同的对象。

只要一种操作的结果是良好的，即只要它满足了促进探究的条件，那么这一种操作的结果就会和其他操作的结果一样，成为一个良好的和真正的知识对象。因为如果后果是知识的对象，那么原型先在的实在便不是探究的结论所必须符合的模型了。我们甚至于可以进一步说，当我们采用不同的操作去解决由先在经验情境所引起的问题时能够得到多少结论，我们便有多少种类有效的知识。因为解决不同问题时所采用的操作手续是从不重复的并且也不会得出完全相同的后果的。然而，就逻辑理论而言，我们是可以把操作归结为若干种类或类型的。至于这些种类是否有效，这就要看我们的原理对它将有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所直接关心的问题。

如果我们还没有决定明确问题和提供线索或证据的素材，则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从这一点上讲来，当我们获得了可靠的感觉素材时，我们便是真正地认知了。我们运用符号发展了我们的操作，把可能的一些操作彼此联系了起来；这种操作的结果便产生了数理和逻辑方面的形式对象。只要它们是适当操作的后果，它们也就是真正地为我们所认知的了。最后，当这些操作或这些操作之间的某种结合被用来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在日常所感知和所享有的对象的联系中所产生时，只要这些日常所感知和所享有的对象乃是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后果，这些对象本身也是真正地为我们所认知的。每当我们实地去认知时，我们便有知识；换言之，每当我们的探究所导致的结论解决了促使我们从事探究的问题时，我们便有知识。这个明白的道理是整个问题的终点一一不过有一个条件，即我们必须按照实验的方法所提出的模式来构成我们的认识论。

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常识世界的对象（这个常识世界即指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我们憎爱、成败、选择、竞争、享乐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而言）具有双重身份。当这些对象是在从事于有效的和受指导的探究操作以前的时候，它们就不是知识的对象，我们只是按照它们自然发生的样子来经验它们的。它们因而提出了要求探究的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范围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以平常的专门方式来界说科学，而把它当作是运用有效地处理当前问题的方法时所获得的知识，那么医生、工程师、艺术家、技术工人都能说他们具有科学的认知。

知识中最后的目的就是观察新的现象，即通过知觉去实际经验一个对象。

由于我们认识了智慧乃是在这个世界之内发生作用的一种方法，我们便确定了物理知识与他种认知的关系。没有一种探究能独占知识这个光荣的称号。工程师、艺术家、历史家以及事业家，当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能够解决他们所研究的题材中所发生的问题时，便获得了知识。建筑在实验性探究这种模型上的哲学便排除了一切笼统的怀疑论，因而它也消除了科学观念的一切可厌的垄断权。凭着它们的产物，我们就可以认知它们。

一切经验材料都同样是真实的；这就是说，都是存在的；每一种材料都有权要求根据它自己特殊的特点和它自己特有的问题来加以处理。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每一类型的题材都有权按照它所提出的问题和解答这些问题时所必须进行的操作来具有它自己所特有的范畴。

如果按照操作论替概念所下的定义，“知识”就有许多的意义。用来解决问题情境的不同操作有多少，就有多少关于知识的概念。

（以上选自杜威的《智慧的自然化》）

探究和质询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义词。当我们质询时，就是在探究；当我们寻求某种东西以便为所提出的问题提供答案时，就是在探究。因而，一个能唤起探究的不确定情境，其本质是：它是可质疑的；或者根据现实性而非潜在性来说，是可疑的、未定的、失常的。那种弥漫于已有质料中的、构成为情境的东西，其特有的性状并非仅仅是随便什么的可疑性；它是一种独特的怀疑，使得该情境恰好是它所是的那个情境。正是这种独特性状，不仅唤起所从事的那个特殊探究，而且对它的具体程序施加控制。

（以上选自杜威的《探究的模式》）

探求要以直接经验到的材料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理论可以在其间加入一段很长的推理过程，而其中大部分是离开直接经验的东西很远的，但是空悬着的理论的葛藤其两端却都是依附在被观察到的材料的基柱上面的，而且这种被经验到的材料，无论对科学家而言或对平常人而言都是一样的，平常人如果没专门的准备，就不能理解其间的推理过程。但是星辰、岩石、树木和爬行的动物在科学家和平常人双方的眼光中都同样是经验的材料。

科学研究者从它的表面价值上接受了它，他们就立即开始准备工作以重新建立他们的理论，他们怀疑他们反省的前提，而不是怀疑他们所看见的东西的全部“真实性”。这种重新调整的工作不仅在发展一个更完备的理论的过程中迫使从事于新的推理和演算，而且也开辟了探究经验题材的新途径。

（以上选自杜威的《经验与哲学方法》）

我试着进行分析，没有试着谴责当前社会的种种弊端，也没有试着为解决这些弊端提供固定的目标与理想，因为我认为，严肃思考之人已经对一般意义上的弊端与理想形成了十分一致的意见。谴责往往只是一种炫耀，它没有进入情况的内部；只是揭示了症状，没有追根溯源；它无力创造，只能制造出更多的谴责。

（以上选自杜威的《今日之个性》）

在把知识解说为直接的掌握和领会的前提之下，这些问题既是必要的，而又是不可解答的。如果科学的固有对象乃是具有工具性的自然，那么这些问题便消失了。于是，任何一个直接对象，从探究方面讲来，都变成某种被知的东西，都变成一个现象了。称之为“现象”乃是指在动能上的一个地位而言而不是指一种存在。任何一个性质，在它的直接状态之中乃是一个有着双重意义的现象，它是显现出来的，它是明显的、显著的、突出的，它是被占有的。一个事物显现出来，这意思是说一个光亮的对象在黑暗中显现出来，而其他的东西则隐晦不见。显现和不显现之间的差别是有着巨大的实际上和理论上的意义的，它迫使我们有进行推理的必要。在一个较长的事情进展过程之中和在一个包括范围较广的事态以内，要在许多历史之间重新建立一个联系，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挖掘、探查和利用超越于外现的东西以外的技巧来扩大我们的视野。借助于不直接外现出来的东西来使得与直接地和显然地为我们所占有的东西互相联结起来，并因此而创造具有新的起始和新的收尾的新的历史的连续过程。

因此，外现的和不外现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在经验上的基础就在于具有推论的需要。当我们拿特别明白的东西作为证据时，它的地位乃是从属于未被知觉的事物的地位的。在这个时候，从作为探究的对象而论，它是建立某种较它本身尤为基本的事物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事实，即无论怎样的控制能力总是依赖于把这些不同的现象结合成为一个连续的历史的能力，然后对于这样一个事实给以应有的注意：即只有借助于一个恒常关系的体系才能够联系成为一个连续的历史。在它们发生功能的整个情境中，它们乃是把原来不联系的一些开始和末尾编织成为一个连续的历史的手段。从这个意义讲来，在下面的“实在”和在表面的“现象”便具有了为探究的功能所固定下来的一种意义，而不是一种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意义。

在古代科学中科学的精蕴就是证明，现代科学的生命根源便是发明。在前者中，反省的探究是为了求得一种稳定的题材而存在着的；在后者中，系统的知识在实践中是为了刺激、指导和考核进一步的探究而存在着的。在古代科学中，“学习”是属于低级存在的领域，属于转化、变易的领域的，它是变动的，而且在最后的和固定的对象的实现中它就不再存在了。有人用师徒关系的类比来考虑它，老师已经占有了真理，而学生只是去取得老师仓库里已有的东西。在现代科学中，学习是寻求前人所未知的东西。它乃是一种交易，其中自然界是老师，而且只有通过这个探究的学生的学习才能使这位老师接近知识和真理。

意见作为是一种冒险的事情，作为“在我看来似乎大致如此”乃是从事于新视察的一个机会，从事于研究的一个刺激，在审慎的发现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按照这样的理解，意见乃是新历史的源泉，获得新结论的操作活动的开端。它的价值既不在它本身，也不在它能为我们所运用的一个特殊的对象领域，而是在于它所推动的这个探究的方向。它是一个出发点，而且和任何历史的任何开始一样，在由它开端的历史中它被改变着和移置着。

（以上选自杜威的《自然、手段和知识》）

在一种意义上，所谓知识，就是我们视为当然的东西。知识是已经决定的，经过整理的，已被确认的和已受控制的东西。凡是我们完全知道的东西，我们不再加以思考。用通俗的话说，这种知识是确凿的，有把握的。当然，我们可能犯错误。在一定时间被认为是知识——事实和真理——的东西，也许并非知识。但是，一切假定没有疑问的东西，一切在我们相互交往和与自然交往中视为当然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就是所谓知识。与此相反，思维始于疑难或不确定，它表明一种探索、搜索和寻觅的态度，而不是掌握和占有的态度。通过思维的批判过程，真正的知识得到了修正和扩充，我们对事物状况的信心得到了改造。

很清楚，过去几个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信念和改造信念的时期。人们并不真正抛弃所有流传的有关现实生活的种种信念，而是他们私自独有的感觉和观念的基础上重新做起。如果他们想抛弃一切流传的信念，他们也做不到；如果可能抛弃这些流传的信念，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普遍的愚蠢。人们总是从被批准为知识的东西出发，并批判地考察这种知识所依据的基础；他们注意有什么例外；他们运用新的技术装置揭露与原来深信的东西不一致的论据；他们运用他们的想象力设想一个不同于他们祖先所信赖的世界。这项工作是一件一件零敲碎打的工作，一次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所有修正的净结果，等于先前关于世界的许多概念的一场革命。所出现的情况便是对先前种种理智习惯的改造，这种改造比摆脱一切联系所可能产生的情况更有无穷的效果。

这种情形提出了关于个人和自我在认识中的作用的含义，即众所承认的信念的重新定向或改造。每一个新的观点，每一个不同于流行信念所认可的事物的概念，必须来源于个人。新观念无疑总是不断萌发的，但是，习俗所统治的社会并不鼓励新观念的发展。相反，习俗往往压制新观念，仅仅因为它们偏离流行的观念。在这种社会里，一个对事物所抱的见解与众不同的人，是一个受人怀疑的人；这样坚持己见，一般是致命的。甚至当社会对各种信念的检查不很严格时，社会条件也有可能不能提供适当的阐述新观念所必需的工具；或者不能对持有新观念的人给予任何物质上的支持和报酬。所以，这种新观念不过是幻想、空中楼阁或无目的的推测。近代科学革命所包含的观察和想象的自由是不轻易取得的；必须为自由而斗争；很多人为争取理智的独立而遭受苦难。但是，总的看来，近代欧洲社会先是容许个人背离习俗所规定的反应，然后至少在某些领域有意识地鼓励个人背离这些反应。到了最后，发现、研究、新的探究和发明或者成为社会的风尚，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可以容忍的东西。 

（以上选自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二十二章《个人和世界》）

好奇心

每种活着的动物，当它们清醒的时候，它和它所处的环境发生不断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是一种给予和取得的过程，它作用于周围的事物，又从周围事物那里收回某些东西——印象和刺激。这种交互的过程便组成了经验的框架。我们具有避开破坏性影响的种种手段，具有防止有害影响和保护自己的种种手段。但是，我们也有种种向四处伸展的倾向，要做出新的接触，寻求新的事物，力图改变旧的事物，象沉醉于过去的经验一样，为了取得新的经验而沉醉于现时的经验，并且不断主动扩大经验的范围。这些各种不同的倾向，概括起来便是好奇心。

当我们醒着的时侯，我们的所有感官以及运动器宫和环境中的某些事物互相发生作用。对成年人说来，许多这类接触已经完成了；成年人本身默认了这种常规，他们陷入了经验的种种格式之中，并对这些格式安之若素。对儿童来说，整个世界是全新的；在每次新的接触中，都有使健全的人激动的某些事物，并且使人热衷于探究这些事物，不是单纯消极地等待和忍受。没有所谓单一官能的“好奇心”，每个正常的感觉器宫和运动器官都在警戒着。它要求有主动活动的机会，它需要某些对象，以便把自己的活动施加给这些对象。这些外部的倾向的总和构成了好奇心。它是扩展经验的基本要素，因而，它是形成反省思维的胚芽中的最初的成分。

1．好奇心的三个等级或三个水平

（1）好奇心的最初表现是同思维无关的。它是一种生命力的过剩，一种有机体能力丰盛的表现。一种生理上的不安适状态引导儿童去“琢磨各种事情”——伸手取物、用手戳物、乱敲乱打、窥视等。对儿童的活动进行大量的不定期的观察，可以揭示儿童不断地表现出探查和检查的活动。他们对待各种事物，吮吸、用手指拨弄、捶击；拉一拉、推一推，触摸、抛掷；他们做着尝试，直到找不出其新的性质才罢休。这类活动很难说是什么理智的活动，然而，没有这类活动，则缺少可资利用的材料，理智的活动也就薄弱无力，不能持续进行。

（2）在社会刺激的影响下，好奇心发展到较高的等级。当儿童学会了向别人求助以弥补其经验的不足时，如果事物不能对他的试验作出有兴趣的反应，他就可以要求别人提供有兴趣的材料，于是儿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那是什么？”“为什么？”不倦地发出这类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儿童状况的特征。起初，这类发问只不过是儿童更早时期所具有的推、拉、开、合等旺盛的身体力量投射到了社会关系中去。他连续不断地发问，什么东西支撑着房子，什么东西支撑着房子下的土地，什么东西文撑着拥有土地的地球。但是，儿童发出这类问题并不表明他们意识到了各种合理的联结。他提出为什么并不是寻求科学的解释，其背后的动机只不过是渴望对他所处的奇妙的世界具有更多的认识。他们不是为了寻求定律和原则，仅是为了掌握更多的事实。然而，儿童的欲望也不是限于积累知识，掌握不相联结的种种关系——虽然有时候他们喜好提问的习惯沦为一种单纯的语言病态。儿童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直接感觉到的事实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事实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随之而来的还会有更多的事实。这种感觉便是理智的求知欲的萌芽。

（3）好奇心超越了有机体的和社会的水平，升华为理智的行为。在这个层次中，好奇心转变成为儿童要亲自寻求在与人和事接触中产生的种种问题的答案的兴趣。在所谓“社会的”层次中，儿童的兴趣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注意问题的解答。在所有的事项中，没有长久留意的特殊问题。一个问题接着另一个问题迅速变换，没有发展成为连续的思想。好奇心表现为随问随答。教育者（不论家长或学校教师）最为紧要的问题是，利用有机体身体方面的探查的好奇心和语言方面的提出问题的好奇心，求得理智的发展。只要树立更长远的目标，并在达此目标的过程中找出和插入一些中间的行动、对象和观念，那么理智的发展便能够实现。一个长远的目标控制着一串连续的探究和观察，并把它们结合起来，作为达到长远目标的手段，这个过程达到何种程度，好奇心明确表现的理智特点也就达到何种等级。

2．好奇心是怎样消失的

如果不引导好奇心进入理智的水平，那么好奇心便会退化或消散。培根说，为了进入科学的王国，我们必须变得象小孩子一样。他的这个说法正是提醒我们需要有儿童的虚心和灵敏的好奇心，同时也提醒我们，这种天赋的素质容易消失。某些好奇心的消失是由于淡漠或不经心；另一些好奇心的消失是由于轻浮草率。虽然在许多情形下并未出现以上弊病，那只是由于陷入硬性的独断，而独断主义对于好奇精神是同样有致命危害的。有些人循规蹈矩，不能接触新事实和新问题，另一些人的好奇心只保持在其职业中关系个人利益的方面。对许多人来说，好奇心表现为对本地区街谈巷议和邻人们幸运美事的兴趣。确实，好奇心一词由此而被人们经常地联想成对他人私事的窥探。因此，一般说来教师必须搞清楚好奇心是什么，而不是盲目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教师很难期望激发甚至增加学生的好奇心。教师的任务莫如说是提供材料和条件，使生物性的好奇心被引导到有目的、能产生结果的、增长知识的探究，使社会性的探索精神转化为向别人求教的能力，一种不仅向人求教、同时也向书本求教的能力。教师必须防止儿童的没有积累作用的一连串的单纯刺激，以免使儿童或者成为感觉和感觉论的爱好者，或者因享乐过度而感到厌倦和丧失兴趣。教师应当完全避免教学中的独断主义，因为这种趋向必定会逐渐地形成一种印象，似乎任何重要的事情早已安排妥当，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有待探求。当儿童的好奇心已形成了求知的欲望时，教师必须知道如何传授知识；当儿童由于缺乏寻问的态度，把学习看作是负担，探索精神大为减弱时，教师必须知道如何停止传授预定的知识。

（以上选自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