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的艺术与控制的艺术（选）（1929）

（美）杜威 著  张军 选编

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艺术”和“科学”实际上是具有同一意义的两个名词。“文理学院”一语还是这个时期在大学组织中的遗迹。也曾经有过“工”艺和“文”艺之分。这个区分多少就是工业艺术与社会艺术之分，即涉及事物的艺术和直接涉及人事的艺术之分。例如，研究语言的文法和修辞学、文学解释和说服的艺术就比铁匠和木匠的手艺要高尚一些。工艺所涉及的仅仅是当作手段的一些事物，而文艺所涉及的则是当作目的的一些事务，是具有最后的和内在的价值的一些事物。社会的原因使得这种区别更加显著了。机械学是与工艺有关的；它在社会的等级上就比较低下些。进行工艺教学的学校便是实业学校，即向已经精通手艺秘诀的人们学徒。学徒从字面上讲就是“通过做去学”，而“做”就是机械地重复和模仿别人的动作，直至自己获得了这种技巧为止。学习文艺的人们是占有一定权威地位，执掌着社会统治的人们。这些人生活富裕，闲暇自在，从事于特别高尚而有势力的职业。而且他们的学习不是机械的重复和亲身去使用材料与工具的操作而是“理智上”的学习，是用心灵而不是用身体去学习的。

追述这种情景不是因为它仅仅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它所描述的大量事态都是今天还存在的。所谓“学术职业”与工商实业的区分，以及其相应地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同在教育准备上的不同，主要地涉及物质事物或涉及人事社会关系的不同，是我们所十分熟悉的，可以不追溯于过去的历史。目前情境的主要差别是由于产生了技术工业和财政经济，代替了世袭的“绅士”阶层、大地主。所以我们上面所指出的情况不仅适合于历史，而且适合于现况，这些情况对于产生和维持理论与实践、心灵与身体、目的与工具的区分仍然是有影响的。

除了这样划分高等艺术和低等艺术以外，就艺术和“科学”这两个名词的真实意义而言，在一般艺术和“科学”之间在背景上还隐藏着有区别。文艺较之工艺包括着更多的知识和理论上的研究，更多地运用“心思”。但是从文艺的最后意义讲来，文艺仍然是与艺术、与行动联系着的，不过它的实践方式比较受人尊重一些。文艺仍然局限于经验范围以内，不过这一种经验所具有的价值是在一些低下艺术中所找不到的。例如亚里士多德所创导的哲学传统就把社会艺术列入低于学术研究，低于不付诸实用（即使在社会上和道德上实用）的知识的等级。从历史上看来，这个观点继续保留下来，仅仅为了一小撮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赞美他们自己的职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在教会作为一种欧洲的统治力量扩充它的势力的时候，宗教已经吸收了这种哲学见解，神学已被当作是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科学”，因为只有神学才是对于至上的最后实有的知识。而教会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和行为、信仰和判断，而这是任何静隐闲居的知识阶级所不能办到的。于是人们就对于决定永恒命运，支配灵魂永久苦乐的真理和圣礼加以保护和传播，而使起源于哲学的观念融会于基督教的文化之内了。

于是现实社会生活所特有的差别和不同不仅被少数哲学思想家加以理性上的裁可，而且被那种对人类生活具有最高权威和影响的权力所承认了。因为这个原因，对于古典哲学所陈述的关于理论与实践、心灵与身体、理性与经验（始终是根据感觉与身体方面来设想的）等等二元论，加以一番考察，这不只是关于一点史实的报道了。因为尽管世俗兴趣与自然科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实用艺术和专门职业有了扩张，以明确的物质利益为目的对现实生活尽管实行了几乎是疯狂的控制，以及根本上属于经济性质的力量尽管支配着社会的组织，目前还没有一个广泛为人们所接受的人生哲学来代替为基督教信仰所吸收和所修改过的这个传统的古典哲学。

因此，传统哲学便有三大便利之处。第一，这种传统是千百年来体现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之内的，而人们围绕着这种传统在想象上和情绪上便有许多的联想和祈求。人们的这许多想象上和情绪上的联想和祈求便和传统哲学联系在一起，在无意识之中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灵，虽然他们在理智上已不再同意这种传统在理智上所依赖的主旨了。

第二，我们所熟悉的这种把奴役式的工艺和自由的、社会所尊重的文艺分为等级的社会条件，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二元论原来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至今仍然还持续存在着。这种社会条件的持续支持着这种传统的哲学。此外，在包含着人们最珍视的意义和善果的这个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危险和挫折，这是人们所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这就使他们容易接受关于高等境界的说法，认为在这个高等境界内这些价值才是永恒安全的。

第三，也是最后，除了上述两项正面的事实以外，还有一项反面的事实。在事实上统治着现代世界的那些条件和力量还没有在理智上前后一贯的表达出来。我们常讲的，我们是生活在一种分裂状态之中的。就外表的活动和当时的享受而言，我们是疯狂地沉湎于俗事之中，而且如果我们从理智上把它们陈述出来，我们就会认为这种沉湎于俗事的方式是低下而无价值的，从而拒绝这样去做。有些原则和信条已不再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作用了，然而我们在情绪上和理论上都仍然同意这样的原则和信条。我们仍然充分保持着旧有的传统，认为那种简明陈述我们大家所最关切的事情的哲学具有偏狭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在另一方面，我们无论在理智上或在道德上都不准备建立一种哲学，把实际支配着我们生活的兴趣和活动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的水平，使它们具有真正自由的和人本的意义。我们在名义上所主张的哲学认为理想、价值和意义都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然而我们还不能说明这些理想、价值和意义也能够在某种可靠的程度上以一种具体的形式成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的实际经验世界所具有的特征。

因此，主张我们有可能说明理想、价值和意义是我们实际经验世界所具有的特征的任何真正经验主义的哲学便被认为是带有预言性的而不是叙述性的。这种哲学能够提出一些假设，而不能提出一些关于现存事实的报告。这种哲学必然是借助于论证而不是诉之于显然在易于观察范围以内的事实来证明这些假设。这种哲学是一种思辨性的哲学，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未来”。公正无私要求我们对这些想法坦率地加以说明。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有些假设是脱离可观察的事实而提出的，因而是一些假想，但是也有些假设是根据现存的和可以报告出来的事实推论出来的。在这两种假设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有些想象的思辨除了它自己在论辩上的一贯性以外是不承认有任何规律的，但也有一些思辨是以可观察的事物运动为根据的并预见到这些事物由于它自己的运动力量所达到的极限。在这两种思辨之间也是有差别的。有些假设是由任意假定的前提所提供的论证来支持的，但也有些假设是用以生动有力的事实为根据的命题含义所推论出的论证来支持的。在这两种支持的方式之间也是有差别的。

我们所选择出来用以特别检查和描述我们所提出的这个假设的事实基础是我们当前进行科学探究的一种程序，即物理科学的程序，其所研究的是完全服从于理智控制的东西。在这类物理科学中所探究的情况乃是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事实而不是一种思辨，不是一种意见和论证。我们选择这个领域的事实而不选择别的领域的事实以拟构一个关于未来可能发生的经验的假设（在这个领域中经验将为它本身提供那些我们现在还认为是在某种超验世界中才可以寻求得到的价值、意义和标准），我们的这种做法既有其理论上的理由，也有其实际上的理由。从专门哲学的观点看来，有些哲学派别把认知和行动分隔为二，并把作为衡量真正真实性之标准的知识对象看成是超越于来自感情与实践的经验之上的东西，而这些哲学派别总是以知识的性质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指出求得最健全可靠之知识的现实程序是完全不把认知和行动分隔开来的。如果我们能够指出：要获得所谓科学的知识，就要使认知和行动明显地互相发生作用，那么古典哲学传统的主要堡垒就会被打得粉碎。如果这个堡垒粉碎了，我们就没有理由把超越于人类经验及其后果以外的某些固定不变的对象和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这个有时间性的和具体的世界对立起来了。

我们选择物理科学方法这个专门材料的实际上的理由是因为通过发明和技术的媒介来应用自然科学，是近代生活中所特有的，最后起着支配作用的事实。西方的文化已经日益增长地具有工业化的特征，这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而这种工业化的情况乃是由于产生了实验的认知方法的直接结果，这也应当是大家所熟悉的事实。这种工业化的情况在政治上、社会安排上、沟通交流上、在工作与游戏上、在决定影响、权力与威势的地位上都发生了影响变化，这都是当前具体经验的特有标志。上述旧有信仰的有效影响之所以日渐消失的最后根源也在于此。这些事实也说明了为什么那种仅仅反映和报道现存情境之主要因素，把它们当作是最后的因素而忽视了它们未来变化的哲学乃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从正面的事实看来，我们的现实生活逐渐为物理科学的结果所支配，从反面的事实看来，这些结果有着重大的影响诱使着人们坚持旧传统的一些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着我们去建立一个合乎现有经验的哲学。由于这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我们便选择了自然科学的程序来作为我们研究的主题。

至于这个问题的直接实际效果，即那个由于物理知识的结论与方法所产生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潜在意义，我们以后将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去加以讨论。但是我们可以指出，在原则上这个问题的意义就在于：智慧的结果，不再是超越于实践之上，脱离于实践之外，而是以一些有影响的方式体现于现实的活动与经验之中的。不管我们怎样贬斥“应用科学”，在原则上这就是“应用科学”的意义。而且我想现在很少有人会故意宣称把知识与悟性体现于具体的生活经验之中不是一件好事。在原则上贬斥知识的应用，这件事情本身就只表达了一种旧的传统思想，认为知识内在地优越于实践，理性内在地优越于经验。

人们对于两种不同的经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经验是当艺术主要地尚是常规性的，技巧是仅仅通过练习与实践而获得的时候所形成的，即所谓经验性的经验，而另一种经验则是当艺术已经变成了实验性的时候所形成的，即所谓实验性的经验。“经验”过去曾一度指对各种各样行动的记忆所积累的结果而言，这些行动不受洞察的控制而这些纯积累下来的记忆是能实际用来应付当前的情境的。原始的知觉以及对这些知觉结果在当前行动中的应用两者都是偶然之事——即它们都不是受我们对其中的因果关系、手段与后果关系的理解所决定的。在这种意义之下这些经验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如医术仅仅依赖于过去偶然有效的药方而不是依赖为什么这个药方灵验而别的药方不灵验的道理。结果，人们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技巧，但它是照例常规方法的结果，是“尝试与错误”的结果，简言之，它是“经验的”。

人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轻视经验的见解乃是对实际条件的一个忠实的报道；哲学家们认为经验内在地低下于理性科学，它陈述说，经验之所以是低下的，那是因为它是和身体、和感觉、和物质的东西、和变迁不定的东西内在联系着，而与常住确定的东西是对立的。现在经验本身在某种形式之下已经变成实验性的了，它己是受人们对条件及其后果的理解所指导的了。然而不幸哲学家们解释经验的缺陷的理论都仍然延续着，成为古典的东西了。因此，在传统的关于经验的理论和由于认识到经验的实验性质后所产生的理论之间便产生了一道裂痕。关于这种裂痕有两点尤其重要。

现在仍然还流行着的这种传统理论认为，作为认识的一种手段的知觉和观察在它们所提供的材料方面还存在有内在的缺陷。按照这种旧见解的看法，这种材料天生就是特殊的、偶然的、变化的，因而它们对于知识丝毫没有贡献，它所能产生的只是意见、单纯的信仰。但是在近代科学中，在感觉方面只有一些实际上的缺陷，例如视觉具有一定的限度，而这些缺陷必须通过各种仪器设备，如利用透镜等，来加以纠正和补充。每一次观察上的缺点便促使我们去发明某种新的工具来矫正这个缺点或刺激我们去设计一些间接的办法如数理上的运算来克服感觉上的局限性。这种变化对于我们关于思维及其与认知之关系的见解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早些时候人们认为高级知识必然是由于纯粹的思维所产生的，思维是纯粹的因为它是脱离经验而分隔存在的，而经验之中又包括有感觉。现在我们认为，思维虽然是关于自然存在的知识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单独它本身不能提供那种知识。我们现在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的了。观察是提供给我们研究的确切材料和验证理论研究所达到的结论这两方面所不能缺少的。并不是一切经验都限制了真正科学的可能性，反之，一些特定的经验乃是科学所不可缺少的。

这种变化在客观方面也有相应的情况。依照旧的理论看来，感觉和经验都是真正科学的障碍，因为感觉与经验都和自然变化联系着的。它们的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材料就是可变化的和变化着的事物。知识就其完全的和有效的意义而言，只有对于固定不变的东西才是可能的；只有关于这种固定不变的事物的知识才帮助我们寻求到了确定性。变化的事物只能产生推测和意见，而实际上它们就是危险的根源。在一个科学研究者看来，这种认为自然科学应该放弃事物的变化，放弃事情的进程的看法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他在认识中、在理解中所注意显然就是事物所发生的变化；事物的变化使他发生了许多问题而且当这些变化互相联系起来时便解决了问题。在对象方面我们这样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因而我们对于“经验”的结构和内容也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在经验和某种高级的东西（理性思维）之间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差别，我们只认为在两种不同的经验之间是有差别的：一种经验所涉及的是一些未加控制的变化，而另一种经验所涉及的则是一种在指导和控制之下的变化。而这种差别，虽然从根本上看来是重要的，但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分隔。第一类的变化即将通过认识其间的关系，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之下采取行动，转为被置于控制之下的变化。

在旧的思想体系中，作为科学看待的知识显然地和绝对地意味着脱离变化，转向不变。在新的实验科学中我们是从正相反的方式获得知识的，即凭借有意地设置一种确切而特定的变化进程来获得知识。物理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就是有意引进一种变化以窥测它产生了什么其他的变化；这些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经过一系列的测量运算，便构成了明确的和合意的知识对象。对于变化有两种程度不同的控制，它们虽然在实际上是不相同的，但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例如，在天文学方面，我们不能使遥远的天体发生什么新的变异。但是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改变观察它们的条件，而这在原则上和逻辑上的程序是一回事情。由于我们使用了一些特别的工具，我们就改变了所观察到的素材。我们从十分不同的空间点上和连续的时间上去从事观察。于是我们就观察到相互联系着的变化了。物理和化学的材料比较靠近在手边而且能为我们所直接操纵，因此，我们便在这些材料中引进新的变化，影响所研究的事物。我们运用仪器和触媒在所研究的事物中产生变化。产生、记录和测量变化的物理工具的发明和建造愈进步，科学的探究便愈有进展。

而且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中所追求的方法在逻辑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只有实际上的差别；在进行操作的规模上有差别；通过隔离运行的条件来进行控制的程度比较少些；特别在有调节地控制自然存在与自然能力的变化的目的上有差别；更以其大规模地控制变化的进程的主要动机在于物质上的舒适或金钱上的收益而有所差别。但是在商业、交通、运输以及光、热、电的应用方面的近代工业技术乃是近代应用科学的结果。此地所谓“应用”就是在实验室中那种有意地引进和管理变化的办法也被推荐到工厂、铁路和电力厂中去了。

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以英国哲学家培根1620年发表的《新工具》为标志——本网注），人们改变了认知事物的方法。伴随而来的是人类对于自然事物及其相互作用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种革命。这是一件中心的和突出的事实。这种转变一反关于知行关系的传统思想。科学由于采用了各种工具和各种有指导的实践行为而前进了，而从此所获得的知识便成为发展艺术的手段，使自然进一步现实地和潜能地为人类的目的和价值服务。虽然在现代文明中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是在古代反映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境时所形成的那些关于心灵及其认知器官的见解，以及它们把实践视为低于理智的看法仍被保留下来而至今不变。这是一件令人十分惊奇的事情。

旧的见解在思想家的心灵上到底已经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哲学思想习惯到底有多大的惰性势力，我们只要略一涉猎关于认识论的书籍和哲学杂志中所发表的有关认识论问题讨论的文章，就最容易下一个判断了。我们固然也可以发现一些讨论反映实际认知程序，即反映科学探究实践的逻辑方法的文章。但是当时逻辑通常仅被视为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很少发生关系（或竟毫无关系）。人们是根据他们对于心灵以及心为认识器官的见解来讨论认识论的；人们认为不去观察人们从事于成功的探究时的实际程序就可以适当地形成这些关于心灵及其器官的见解。如果我们不记住这种实际实验方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和过去这种情况是显然不同的一种结果，我们就难以领会我们讨论（即使是粗浅地讨论）这种实验方法的重要性了。

虽然实验探究的特点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却很少被人用来陈述一个认识论和心灵与自然的关系论，因而把人所熟知的事实再加以明显的陈述，便是可以原谅的了。实验探究表现出三个突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一切实验都包括有外表的行动，明确地改变环境或改变我们与环境的关系。第二，实验并不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活动，而是在观念指导之下的活动，而这些观念要符合于引起积极探究活动的问题所需要的条件。第三个特征是最后的一个特征，它使得前两个特点具有完全的意义。这个特点就是在指导下的活动所得到的结果构成了一个新的经验情境而这些情境中对象之间彼此产生了不同的关系，并且在指导下从事活动的后果形成了具有被认知的特性的对象。

在日常行事的程序中，也可以见到这种为认知而从事实验活动的粗糙原型。当我们试想弄明白一个模糊不清的对象的性质时，我们便做出各种的动作，希望和它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从而使我们明白那些足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对象的各种性质。我们把它翻来覆去，送到比较光亮的地方去，摇晃它，用拳头敲打、推动和压抑它等等。当我们使这个对象发生这些变化以前经验到这个对象时，它是使我们困惑不解的；而采取这些动作的用意就在于促使它发生变化，产生一些先所未曾感知的性质并改变知觉的条件，以淘汰那些阻碍着我们或引导我们误入迷途的特性。

虽然这样的一些实验性的活动以及操纵事物以探测其未来变化的实验活动，是我们日常关于周围事物的非科学的知识的来源，虽然它构成了我们大量的“常识”，但是这种程序方式的局限性是十分显明的，用不着再有所阐述。近代知识史上重要的事情就是利用工具、器械和仪器以加强这些主动的动作，希望揭示原来并不显明的关系，并在外表行动方面，发展精密的技术以产生更大幅度的变化（如系统地改变条件以便在所研究的事物中产生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在这些操作的手续中还应该包括那些把所观察的现象永久记录下来的操作活动和借以把各种变化联系起来的那些确切测量的工具。

这些事情是大家十分熟悉的，因而人们容易忽视了它们对于认识论的全部重要意义。所以还需要把这一种关于自然存在的知识和那种在实验方法产生以前所获得的知识加以一番比较。这种关于自然存在的知识依赖于行动，依赖于一种物理的和外表的行动，这当然是一个显著的差别。所谓科学的那种古代科学认为理性是认知的器官，如果我们把理性从属于身体借助于物质的工具对物质事物所进行的活动，那么这种古代科学就会认为那是一种对理性的背叛行为。这就似乎我们承认了物质是优越于理性的，而从古代科学的立脚点讲来，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有知识。

随着这样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对于直接感知的材料所采取的态度也起了变化。曾有过这样一个精心培植起来的见解，认为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差别在于前者不尊重知觉而仅仅依赖于思辨。这种见解是完全违背事实的。事实上，希腊人对于自然对象是敏感的而且是敏锐的观察家。毛病并不在于一开始时他们就用理论解释来代替知觉的材料，而在于他们把知觉的材料当作“如是”的东西，未曾企图在对它进行思考和解释以前彻底地对它加以一番改造。因为他们未曾在观察以外再借助人工的仪器和手段有意地改变所观察的这些材料，希腊人的步伐跨得太远了。

说他们不重视感觉上所观察的材料，只是相对于他们重视这种材料的形式而言。因为这种材料必被置于为理性思维所提供的逻辑形式之下。由于这种材料不纯粹是逻辑的，或者说它是未能完全满足理性形式的各种要求的，所以它所产生的知识，便比那种探索永恒实有的纯粹数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知识具有较少的科学性。但是在科学扩展的范围以内，它处理感知的材料，正像这种材料直接呈现于一个敏锐的观察家面前一样。结果，希腊自然科学的材料较之当代科学的结果更为接近于“常识”的材料。我们不必有什么专门知识的准备，只要有像欧几里得几何学这样一点知识，就可以阅读希腊科学的遗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专门教育的准备，我们便不能理解大多数的近代物理学的研究报告。古代所倡导的原子论之所以没有多大的进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不符合于日常观察的结果。因为这种原子的性质丰富而且是按照其性质的特征进行分类，而不是按照其数量与空间的差别进行分类的。因而古代的原子论是纯思辨性的和“演绎”性的。

如果有人认为这些话意味着说在古代科学中感觉产生知识而近代科学则排斥感觉材料，他们便误解这些话了；这种看法是违背事实的。但是古代科学是从感觉材料的表面来接受这种感觉材料的内容的，然而它是运用逻辑的定义、分类和三段论式的包含法，按照这种感觉材料的本来面目，把它组织起来的。当时人们或者是没有工具和器械来改变这些通常观察到的对象，把它们分拆成为它们的要素，予以新的形式和安排，或者说，他们并没有运用他们当时所具有的工具和器械来从事这些工作。因此，就内容而言，就题材而言，希腊科学的结论（在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以前仍然还保留着的）较之当前科学思想的对象更加接迈于日常经验的对象。这并不是说，希腊人比近代科学家更加尊重感官知觉的功能，而只是说，从现在的实践来看，希腊人是过于重视直接的、未经分析的感知的材料的。

他们也知道，从认识的观点看来这种感觉材料是有缺陷的。但是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用纯逻辑的或“理性的”方法来纠正这些错误和弥补它们的缺点。他们认为思维可以取用通常知觉所供给的材料，排除其变幻不测的性质，最后得到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使各个特殊的事物由于这种形式而具有它们的特征；把这种形式界说为有关的特殊事物的实质或真的实在，然后把一群所感知的对象归为一类，认为这个类是永恒的，而作为类之特殊事例的个别事物则是幻灭的。所以这种把通常知觉转变成为科学知识的过程不需要使感知的内容发生任何现实的、外表的和观察得到的变化。近代科学利用仪器使得直接知觉的材料发生了变化，不过它并没有脱离观察材料的本身而只是脱离了事物原来“自然地”被观察到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性质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在希腊对于自然现象的描述与解释中的“范畴”是属于美感性的；因为美感一类的知觉是注意事物之直接性质特征的。它们所赖以在观察材料上赋予科学形式的逻辑因素是和谐、均匀、量度或对称：它们便构成了“逻各斯”，使得人们可以在理性的议论中报道现象。这些特性是强加在现象上面的，但人们却以为它们是从现象中所抽绎出来的。借助于这些特性，人们才可能认知自然对象。因此，希腊人并不是把思维用来当作是改变既有的观察对象的手段，以求得这些对象的产生条件和结果，而是把一些不是在它们可变化的发生中所能找到的一些固定不变的特性强加在这些对象之上。强加在这些对象上的这些固定特性的实质就是在形式与模型上的和谐。手艺人、建筑师、雕刻匠、运动家、诗人等曾经把原始的材料改变成为具有对称和均匀特性的完整形式，当他们完成这项工作时，他们并没有像近代工厂中做法那样，事先加以分解还原。希腊的思想家们对于整个自然界也曾做过同样的工作。不过他们所运用的不是物质的手艺工具，而只是依赖于思维。他们借用了希腊艺术所提供给他们的形式，但是他们把这种形式从它的物质应用中抽象了出来。他们的目的在于从所观察的自然界中构成一个艺术的整体，以供心灵鉴赏。因此，在科学看来，自然是一个秩序完整的宇宙。它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体，但不是从许多因素所组合起来的。这就是说，它是一个具有定性的完整体，像一篇剧本、一个雕像或一座庙宇一样，具有贯通齐一的定性；它不是由许多性质相同的单元按照不同的式样从外表上堆集起来的一个集合体。图案设计当时乃是固定的事物内在特有的形式与模型，而不是由一个从事设计的心灵首先所形成的一个东西然后从外面强加到事物上面的。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领略、掌握那一明显确切的形式，从而去占有和享受这种形式，就是认知。

如果我们把关系在近代科学中的地位和亚里士多德对于关系的性质的说明作一对比，我们就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所谓关系乃是多少、大小等等的区别。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论述的观点看来，关系和数量一样是与对象的本质或本性无关的，所以也不是最后解释科学知识的因素。这个见解完全适合于美感的观点，它所考虑的只是内在圆满无缺的东西。

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推崇数和几何学。这似乎和上述论点是矛盾的。但是这是证明常理的一个例外。因为在这个思想体系中几何学和数乃是按照人们直接观察的自然现象来整理这些自然现象的一些手段。满足美感法则的原则即是量度、对称和分配的原则。数和几何学就是这种量度、对称和分配的原则。科学差不多等待了有两千年之久，数学才变成了一种分析的工具，通过方程式和其他函数把一个整体分解成为许多组成部分，以便于再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

实际上由伽利略所倡导的科学革命显然放弃了把性质当作是科学对象本身所固有的特性的看法。由于放弃了这种看法，便在实有的科学特性和具有道德权威的特性之间产生了冲突而需要调和。按照旧自然科学的看法，科学知识的对象所具有的性质和艺术作品的性质是一样的；它们的特性和美，以及和一切可赞赏的东西是完全相同的。

伽利略的工作并不是一种演进而是一场革命。它所表现的变革是从定性到定量或量度；从多异到同一；从内在形式到关系；从美感和谐到数理公式；从静观鉴赏到积极操纵与控制；从静止到变化；从永恒对象到时间顺序。两重领域的思想体系在道德和宗教事务方面被保留下来了；但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则已消逝了。高级领域曾经一度是真正科学的对象，而它现在所包括的对象乃是和因与人类发生关系而为人类命运提供了规范和目的的价值联系着的。低级的变化领域曾经一度为意见与实践所占领，现在则变成了自然科学唯一的对象了。这个为意见所占领的领域已经不再是客观实有的一个真正的，即使低下些的部分了。它完全是由于人类的无知和错误所产生的结果。这个由新科学所产生的哲学便代替了旧的形而上学。但是（这个“但是”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尽管有了这个变革，旧有把知识当作是与先在实在相关联的想法和把道德规则当作是产生于这个实在的特性的想法却仍然为人们所保持着。

科学的和哲学的变化，即使在实验探究创始以后，也不是立即发生的。我们以后可以看到，事实上哲学是一边前进着，一边保守地从事着迁就和调和并被用来解释新科学的，因此，一直到我们这一代，科学才摆脱了旧自然观的某些基本观点。

这个革命为我们根据性质相同的空间、时间、质量和运动来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开辟了门径。一切所谓科学的东西都变成了用数学名词所陈述的机械特性：数理陈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得我们有可能把各种不同的现象在互相转换之中完全等同起来或成为性质相同的东西。

如果我们主张认知的目的在于把握实在而认识对象与实在对象乃是同义语的两个名词，那么我们就只可能有一个结论。用晚近一位作家的话来说，即“牛顿的天文学所揭示的整个天空领域乃是一片漆黑无限的虚空，其中死静的物质在许多无知无觉的力量的冲动之下运动着，终而至于毁灭了千百年来的诗梦。”

不过这个结论只有在符合于原有前提的条件之下才是有效的。如果，而且只要我们把这个定性的世界当作是知识的对象而不是认知以外的某种其他方式的经验的对象，而且只要我们把认知当作是经验的标准或经验唯一有效的方式，那么用牛顿科学代替希腊科学（这种希腊科学只是在理性上对这个为我们从性质上去享受的直接经验世界所作的一种安排），就意味着我们完全废弃掉了那些使得这个世界成为受人喜乐的、钦佩和尊重的世界的特性。然而我们还可能有另一种解释。有一种哲学主张，我们是按照离开认知活动的真实事物去经验事物的，而认识乃是一种经验事物的方式，用以辅助非认知性的经验去控制对象。这样一种哲学便将会达到另外的一种结论。

新的实验方法对于这种通常经验的定性对象确切地产生了什么影响？请忘掉希腊哲学的结论，忘掉一切关于认识和关于实在的理论。请留意这个简单而直接的事实：在这里，自然界有一些有声有色、芬芳扑鼻、美丽可爱，引人注意的事物，我们欣赏它们；也有些丑陋不堪、令人作呕的事物，我们由于它们而感到痛苦。确切地说，物理科学对于它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同意暂时放弃哲学上和形而上学上的成见思想，而尽量以一种最简单朴素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我想我们的答案，用专门名词来说，便是以素材去代替对象。希腊科学所研究的是对象，意即通常经验中的星辰、岩石、树木、雨水、冷热天气等等。这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们说实验的第一个结果是把这些事物从对象的地位归结到素材的地位。素材是指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题材；是一些还需要加以思考的东西。对象是最后的东西；它们是完备的、已完成的，思考它们只是对它们加以界说、分类、进行逻辑上的安排，进行三段论式的推论等等。但是素材是指“运用的材料”；它们是征兆、证据、标志，某些尚未达到的事物的线索；它们是中间的而不是最后的；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的事物。

如果运用比较不专门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陈述如下：过去人们曾经把题材当作是满足知识需要的东西，当作是构成结果的材料，而现在却把它变成了产生问题的东西。热和冷、湿和干、轻和重，已不是用来解释现象的自明之事，而成为需要加以探讨的东西了；它们成了“效果”而不是原因原理，它们提出了问题而不是提供了答案。地球、星体以及天空以太之间的差别已不再是最后的原则，用来解释和划分事物，而成为需要解释和需要原理去加以概括的了。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形成了一种按照人们所欣赏和所感受的那样去接受事物的艺术。近代实验科学则是一种控制事物的艺术。

一种态度是接受日常所知觉、所利用和所欣赏的对象，把它们当作是终极的，当作是自然过程的顶点，而另一种态度是把它们当作是思考探索的起点。这两种态度之间显著的差别是一种远超过了科学技术性以外的差别。它标志着一种在整个生活精神方面的革命；一种在我们对于存在中所发现的一切事物的整个态度方面的革命。如果我们把我们四周存在的事物，我们所触到、看到、听到和尝到的事物都当作是一些疑问，必须对它们求得答案（询求答案的方法是有意地引进变化，一直把它们重新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存在着的自然就不再是为我们所如是地去接受、服从、忍受或欣赏的东西了。它现在已经成为需要我们去加以改革，需要我们把它置于我们有意的控制之下的了。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材料，对于这种材料我们要采取行动，把它转变成为一些新的对象，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任何特殊时候所存在的自然界都是对人类的一个挑战而不是一个完满的东西；它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起点和机会，而不是终极的结束。

简单说来，这个变化是从把认知当作是对于作为神圣艺术作品的自然的特性所进行的一种美感上的享受转变成为把认知当作是一种世俗的控制手段——当作是一种方法，有意地引进变化，以改变事情进程的方向。在一定时间上存在的自然并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而是一种需要艺术去进行加工的材料。因此，上面所论及的那种对于变化所已经改变了的态度较之作为一种专门学问的新科学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当我们把变化间的相互关系当作是知识的目标时，发现这种相互关系，因而实现我们的目的，就等于我们掌握了一种控制工具。当我们遇到一种变化并当我们知道了这种变化和另一变化的联系时，我们便具有了一种有力的手段，可以产生或避免那另一变化。美感的态度必然倾向于已有的东西；倾向于已经完成的、完备的东西。控制的态度便注意未来，注意形成和生产。

还有一种说法表达同一个论点。这种说法认为：当我们把一定的对象归结成为我们尚需加以认知或研究的素材时，我们便使得人类从屈服于过去的这种景况之下解放出来了。科学的态度是一种对于变化发生兴趣而不是对于隔绝的和完备的固定物发生兴趣的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对于问题是十分敏感的；每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进一步引起实验探究的一个机会，就是产生有指导的变化的一个机会。一个科学家最感觉到遗憾的就是他达到了一个不能再产生问题的情景。这种状态会是科学的灭亡而不是科学生命的完善。为了懂得已经产生的这种差别，我们只要把这种态度和流行于道德和政治中的那种态度作一对比就够了，而且我们可以体会到后者的发展仍然是多么有限。因为在较高级的实践事务方面，我们仍然生活在变化和疑难的恐惧之中。就像过去的人们（对待自然现象那样），我们宁愿接受和忍受或欣赏现前所发生的事物以及我们在这个领域内所占有的东西，至少从概念上把它们加以整理，因而使它具有理性的形式。

在实验的方法兴起以前，变化简直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患；这个现象存在的世界，即这个变化的世界，虽然和不变化的东西比较起来是一个低下的领域，但总是存在在那儿，人们在实际上势必要按照它发生的那个样子来接受它。聪敏的人若能得天独厚，就会尽可能地不和这些变化的事物发生关系，离开它们，转向理性的领域。受自然支配的定性形式和完备目的是不受人类所控制的。当人们在欣赏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是可喜的，但是从人类的目的看来，自然就是命运而命运是与艺术相反的。偶然发生的善，是受人欢迎的。然而只有当人类认知变化过程之间的关系，从而管理着这些变化过程时，他才能够使得善安全存在。很多的人都哀叹这种废弃明确目的的固定趋向的情况，似乎是破坏了自然的灵性，但是事实上，这是引申出新的目的并使得这些目的有通过有意的活动而得到实现之可能的先决条件。如果对象不是自然的固定目标，并没有内在既定的形式，那么这些对象就会获得新的性质。成为为新的目的服务的手段。从前有人认为，自然运行的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去达到某些固定的目的。在人们认为自然对象并不具有这种固定目的以前，自然就不可能变成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和目的而可以塑造的材料。

以上这些方面的思想都是包含在上述运用实验分析把对象归结为素材的那种已经改变了的态度之中的：科学的目的不在于界说常住不变的对象，而在于发现变化之间的恒常关系。它所注意的是事情变化过程的结构而不是最后的目的因。知识所涉及的既是当前的事变而不是最后的事因，所以知识是要探索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所经验的世界，而不是企图通过理智逃避到一个高级的境界之中去。实验知识是一种行动的方式，而且像一切行动一样，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和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与一定的问题联系着的。

有人认为科学的发现乃是揭露最后实有、一般存在所固有的特性。这种见解是旧形而上学的一种残余。有人认为科学的结论是要把性质和价值在自然中排除出去，这是在科学结论的解释中强行注入了一种不相干的哲学。这样便产生了近代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科学对于我们所珍视、爱好而在指导我们的行为时具有权威的东西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数理机械的科学乃是为自然实在的固有特性进行界说的科学而且在处理这种科学的结果时人们也同样强行注入了这种不相干的哲学，因而有人对自然主义发生了反感并把哲学的任务看成是证明一个超自然的境界，说它不服从于一切自然对象所具有的条件。放弃知识之所以为知识是因为它揭露了和界说了固定先在实有的特性的这种见解；用科学探究的实际程序中所实际发生的事情去解释认知的目标和验证，那么上述假设中的需要和问题便消失无遗了。

因为科学探究总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验的环境中的事物出发的；总是从我们所看见、所玩弄、所享受和所忍受的事物出发的。这是一个通常定性的世界。但是实验探究并不认为这个世界的性质和价值（目的和形式）为知识提供了对象，使它们从属于一定的逻辑安排，反之，它认为它们为我们的思考提出了挑战。它们是问题的材料，而不是答案的材料。它是要被认知的东西，而不是知识的对象。认知活动的第一步就是确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这一步时就要把一些现有的和明显的性质加以改变。这些性质是效果；它们是要被理解的东西，而且它们是从它们的产生过程中被理解的。于是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而不是寻求“目的因”；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但是这种寻求并不意味着去寻求一个与所经验的非实在的现象相对立的实有。它意味着去寻求实有的性质与价值所赖以发生以及我们所借以调节其发生的那些关系。把我们直接地和从性质上所经验到的存在物称为现象，这不是说，这些现象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地位。它只是要指明这些存在物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去确定这些存在物所赖以发生的相互作用的关系。

知识没有必要去关心我们从它的具体性质上所直接经验到的存在。直接经验活动本身会留心这件事情。科学所关心的是这些所经验到事物的发生情况。所以依照科学的目的看来，这些所经验到的事物就是一些发生的事情。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它们发生的条件和后果。而且只有当我们改变这些现有的性质，把关系显露出来时，我们才能发现事情发生的条件和后果。我们以后就会知道，这些关系便构成了科学本身所特有的对象。在这里我们只想强调指出：排除经验存在的性质只是发现关系的一个必要的中间步骤，而且指出：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科学的对象便成为我们控制经验事物的手段，而这些经验事物具有更丰富和更稳定的价值和性质。

只有当我们仍然保留着旧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时，我们才认为科学只是告诉我们：在真实状态下的自然只是在运动中的许多质量互相作用的一种情况，其中没有声音、颜色或任何享受和利用的性质。实际上科学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所喜爱的任何自然对象所赖以发生的关系来对付这些对象，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自然对象当作一件发生发展的事情；科学还要告诉我们：由于我们这样对待自然对象，我们就可以跑到直接经验对象所呈现给我们的直接性质的背后去，以控制这些性质的发生，而不再等待着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条件的发生。我们把所经验的对象归结为关系形式而这些关系形式在性质特征上是中立的；这是我们可以控制变化进程，以产生具有我们所想望的性质的对象的先决条件。

传统的成见认为，知识作为一种接近实在的方式，比起其他经验方式来，有着比较独特的特殊地位，而且这种传统的成见也认为知识因此便优越于实践活动。这两种看法是同一时期形成的，在这个时期内人们认为人们只有完全借助于心灵的理性力量才能影响认知。完全依赖实验方法的科学探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种立场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既然现在已经证明了这些哲学见解所根据的信仰是错误的，那么现在不是修正这些哲学见解的时候了吗？当前我们辩论的实质可以概述如下：如果我们按照实验的模型来构成我们的认识论，我们就会发现认识是一种操作日常经验事物的方式，因而我们便能够用这些日常经验事物之间彼此的交互作用，而不用这些事物直接呈现的性质来构成我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观念，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因而我们对于这些事物的控制，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改变它们和指导其变化的能力，便无限地扩大了。认知本身是实践动作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使得其他自然间的交互作用从属于我们指导之下的唯一交互作用的方式。以我们目前对于实验方法所已经探索到的发展进程而论，这就是实验方法的重要意义。

在这一部分讨论开始时我就曾说明，我们研究科学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提出一个不过于专门而又能更加广泛自由应用的假设提供材料。最后的结果是实际经验在其具体的内容和运动中为我们提供理想、意义和价值创造了可能性，过去大多数的人们由于在他们实际生活的经验中缺乏这种理想、意义和价值并对它们缺乏确定感，便诉之于某些超经验的实在来作为他们工作的动力：人们因为缺乏这种理想、意义和价值以及对它们有一种不确定感，所以还继续保持着那种已经与近代生活基调不合调的传统的哲学宗教见解。科学的认知活动所提供的模式表示至少在这个领域内，如果经验已经变成真正实验性质的了，它就可能产生各种调节它自己的观念和标准。不仅如此，而且关于自然的知识只有靠这种转变才可能有可靠和稳步的进展。这个结论还可以使我们预卜在比较广泛的、比较人本的和自由的领域内也有达到类似的这种转变的可能，使得关于经验的哲学成为经验主义的哲学，既不谬悖于现实经验，又不被迫放弃人心最珍视的价值。

（本文自杜威《确定性的寻求》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