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手段和知识（选）（1925,1929）

（美）杜威 著  张军 选编

人们最熟悉的一个神话讲到劳动是怎样由于人类触犯了神权而产生的，劳动是一种给地球带来了祸患，给人类带来了痛苦的行动。由于这个最初对上帝的反抗，男子在忧患中做苦工，以求得一个不安定的生活，而女人则在痛苦中养育儿女。这个故事是一个动人的证据，说明人类发现：自然界支援他的各种活动，这是很自然的，而连续的和痛苦的工作负担加在他们的身上，这是不自然的。欢乐是自发的，劳动就需要有一定的理由。在这个旧传说的产生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成之间有一段长的距离，但是后者主张，作为价值之源泉的劳动意味着付出高度代价，意味着沉重地牺牲当前的圆满结果去求得后来的好处，这种主张表达了相同的人类的态度。

但是，事实上，人类所以变成神灵那样，不仅占有和享受到善恶，而且也认识到他们，这不是由于享受了那个苹果，而是由于受到了这个强迫劳动的惩罚。为自然所提出的，为了使工作能够获得成功所必须遵守的那些要求条件，乃是人们对于自然界所作所为进行观察和记载的根源。他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训练，即使得丰富的幻想变成对事情运动过程的尊重，使得思维服从于一种适当的空间和时间的秩序。空闲是戏剧、运动和文学辞藻产生之母，但同时需要乃是发明、发现和循序反省之母。虽然在运气好的时刻，异常的事变是可以用仪式或者礼节来甜言蜜语地诱导或加以约束的，但是只有工作才使得家庭的、日常的事情具有一种有结果的魔力。敏感、机警、发明以及知识的积累和传递乃是人类在劳动中需要避免沉湎于直接的占有和享受，以便在事物活动的联系中把它们当做手段和记号来加以考虑而产生的结果。同样的需要也要使得那种除他本身具有刺激性以外与任何事物无关的直接情绪转变成为对自然事情的运动和可能性的兴趣。

工具、手段和媒介乃是工业中所特有的事物。从它的本质上讲，技术所涉及的乃是具有工具作用的事物和行动而不是处于直接状态的事物和行动。对象和事情在工作中并非作为对于需要的满足和实现而呈现出来的，而是作为达到其他事物的手段和具有预示性的标记而突出的。一个工具是一个特殊的事物，但是它不只是一个特殊的事物，因为其中还体现出一种自然的联系、一种顺序的关联。它具有一种客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就说明了它自己的特性，对它的感知以及它的实际用处使得心灵涉及其他的事物。人倾向于他自己的这种偏见，使得他单从一个工具对他自己、对他的手和眼的关系来考虑它，但是它的基本关系却是对其他外在的事物的。只有通过这个客观的关联，它才保持着对人以及他的活动的关系。一个工具就是表明对自然中的顺序关联的一种感知和承认。

古典哲学胎孕于惊奇，产生于安闲，培植于圆满的静观。所以它留心到在美术中圆满的或有后果的对象和在工艺中具有工具性的和从事于操作的对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然后，它运用这个区别，根据一种思辨的物理学去解释自然。工艺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事物具有可以观察得到的效能，但是它们之所以是必要的，却是由于欠缺、匮乏、不完备、“无有” 。原料之所以可能转变成为有用的形式，这是由于原料本身具有可以转变的性质，而这种可变性的本身证明了它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事物之所以有潜能性或工具性，这是因为它们还没有存在，而毋宁说还是在变化过程中的存在。它们供给了它们本身各种促使它们满足的活动联系，因为它们本身，按照一种恰当的意义讲来，并不是所谓“真实”的东西。希腊思想认为自然中存在本身就具有一种分裂的情况，把它区别成为某些事物内在地是有缺陷的、变化的、关联的，另一些事物则是内在地完善的、永久的、自足的。其他的二元论，例如在感情的欲念和理性的思维之间、在殊相和共相之间、在机械的和有目的的之间、在经验和科学之间、在物质和心灵之间所存在的二元论，都仅是这个原始的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的反映而已。

把美感的对象转变成为科学的对象，转变成为既真且善的统一的东西，跟把活动着和转化着的对象转变成为缺乏完善存在的事物是完全相符的。由于这些事物不是完善的存在，这便产生了它们这种变动的不稳定的状况，然而这种不稳定的状况和工艺原料一样对超越于它们本身以外的终结（目的）是具有潜存的作用的。社会之划分成为一个劳动阶级和一个有闲阶级，区分成为工业和美感静观，便变成了在形而上学上区别成为仅仅是手段的事物和作为终结（目的）的事物。手段是卑贱的、仆从的、有奴性的，而终结（目的）则是自由的和最后的。作为手段的事物就证明有缺陷、有依赖性的，同时终结（目的）则证明是一种独立的和内在自足的存在。所以前者永远不能在它们本身就被认知，而只能当它们是从属于最后的对象时才被认知，但后者根据一种独立自足的推理在它们本身并通过它们本身就能被认知。因此，把知识和美感的静观等同起来，而把尝试、工作、对事物的操纵和管理都排除在科学之外就构成了一个完全的循环。

艺术家们通过所创造的和谐地构成的对象为唯心主义哲学提供了最后真实对象在经验中的模型，但是思想家们对于这些艺术家们则表现出一种忘恩负义的态度，而对于工匠则尤甚。农民、航海者、建筑工人观察和进行工作程序所积累的结果，提供了有关自然事情的事实资料，而且也供给了在逻辑上和在形而上学上变化从属于直接所占有和所享受的满足结果的一种模范。在思想家们责备工人阶级和轻视劳动的同时，他们却又从他们那儿借用了那些给予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形式和实质的事实和概念。因为离开了艺术的过程就没有把满足和现实这种观念介绍到终结（目的）这类概念中去的根据，也就没有把先在的活动解释成为潜能性的根据。

思维被揭露出来，当做一种具有它自己的对象和工作程序的事业，而这种把思维当做是一切艺术的方法之方法的发现对于一切后来的经验增加了一个新的幅度。

通过有工具性的艺术，以对自然、对具有使人满足和好的作用的对象的研究为根据的控制事物的艺术可以倍增和得到保证。这条道路，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晦暗和荒芜之后，又被发现并再度被采用了，它的再发现标志着我们所谓的现代时期。把科学当做在一个危难不安和一致、安定相混合的世界中的获得支援的一个手段，而考虑它的意义就成为我们关于经验这一章的主题了。

科学产生于艺术，物理科学产生于手艺和医疗、航海、战争的技术以及木工、铁工、皮革工、亚麻和羊毛工等，心理科学则产生于政治管理的艺术。明显的理智态度标志着科学探究的特征，这种理智态度产生于人们努力去控制人和物，致使后果、收获和成绩更加稳定而可靠。当人类使用工具和用品去操纵事物使它们对所期望的对象有所贡献的时候，这便采取了脱离直接事物和事情之威胁的第一步。当人们不是在事物的直接性质中，但是为了某些后来的结果而应付事物时，直接的性质便暗淡不明，而那些作为其他事物的标记、指针的特点便突出显明了。一个事物比较重要的意义是它将使得什么成为可能而不是它直接就是什么。认知的意义、理智的意义的概念本身就是说事物在它们的直接状况之中乃是从属于它们所预示着的和指证着的东西的。一个理智的标记指明一个事物并不是直接被接受的而是指某些由于它而可能来临的东西的。理智的意义本身可以被占有、享受和欣赏，但是理智的意义的特性却是具有工具性的。所幸的是工具和它们的功用都能直接为我们所享受，否则，一切的工作都会成为苦工。但是这个附加的事实并没有改变一个工具的定义，它始终是一个用来作为达到某些结果之媒介的东西。   

在界说空间和时间性质，在把局部事物之纯粹直接的性质转变成为种属的关系时，人们是通过艺术来采取开始摸索的第一个步骤的。

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当对象已缩小了它们作为完全对象的身份而被当做是其他对象的标记或指针的时候，在原则上便已经开始走了第一步。如果进入这条道路，这样的时候一定就会到来，那时适当的知识对象将丧失一切直接的和有质量的东西，一切最后的、自足的东西。这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解剖后的骨架，只包含那些具有直指的意义或工具意义的特性。抽象不是一个心理上的偶然事件，这是合理的总结对自然存在某些方面发生兴趣的行动的继续。而自然存在的这些方面是其他事物的可靠的和有效的证据，它们是用一种名词意味着另一种名词的表现方式来预测未来的手段。自明之理已不再是感性的或纯理性的对象之基本对象所具有的特征。基本的命题就是用一些在最简单和最完全的方式下促使形成和考核其他命题的条件来对对象所作的一种陈述。可能有许多公理和设定的体系，而且是越多越好，因为由此可以发现后来可能产生的新命题。如果把由于它们本身的内在性质而受到尊重的对象就当做是知识的对象，真正的科学是不可能的。它的完备状态，它的内在意义，就不可能使它被用来作为有所指明和有所暗指的东西。

当从目的方面来看对象时，当最真正的知识对象即存在所具有的最真实的形式被认为是终结（目的）时，科学就不前进了。对象是被占有的和被欣赏的，但它们并不是被认知的。所谓认知意思是说人们已经愿意放弃宝贵的所有物，为了要去掌握那些他们在目前尚未享有的东西而愿意放弃他们现有的东西。更多的和可靠的终结（目的）依赖于放弃现存的终结而把它们变成有所指明和有所暗指的手段。对科学的最大的历史障碍就是不愿意放弃现有的东西，深恐这样做法会使得道德的、美感的和宗教的对象受到损害。对于大群的人们来说，自然科学的这些空洞和枯燥的对象仍然是害怕的对象。机械学的或“数理-逻辑”学的对象乃是作为理想的和最后的对象的对手而出现的。于是哲学通过运用了一种把物质的和机械的东西转变成为心灵的解释办法而变成了保持“宇宙之精神价值”的一种设计。借助于对知识可能性含意的推演的一种辩证法，物理的东西就变成了某种心理的、心灵的东西——似乎心灵的存在一定是内在地比物理的东西更为理想一些。

这种新的科学方法的纯结果，就是把自然理解成为“数理-机械”学的对象。如果反映这种新科学的趋势的现代哲学从自然中废弃了最后因，这就是因为关心于质的终结、关心于占有和享受现存的对象阻碍了探究、发现和控制，结果造成了关于定义和分类的一些空洞无物的思辨上的争执。一个没有成见的人不能否认感觉性质，如各种颜色、潮湿和干燥、硬和软、轻和重，都是真正的自然终结。在它们之中，使得身体的潜能性发生了功能，同时由于这样而产生的身体上的活动，又回过来使得在身体以外的潜能性也得到实现。然而，主张把知识吸收到美感静观之中以后，最后的对象就是所占有的知识对象这个学说，曾给予科学以致命打击的后果。一切的自然现象必须根据性质才被认知。热和冷、湿和干、上和下、轻和重乃是用以认知和据以认知的东西。它们是自然所具有的基本形式、积极的原则。但是伽利略及其科学的和哲学的后继者们（如笛卡儿和霍布士）却把这个方法颠倒过来，而说这些感觉的形式乃是被认知的事物，是激起人们从事于探究的原因，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条件。

在存在的事物中，只有指明将来的目标并且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提供手段的那些性质，才是有重要意义的。

现代科学代表着对于这种工艺观点的一个概括的承认和采纳，因为它的工作程序也是运用一种类似的操作技术来从事于操作和提炼的。如果没有分隔和联合各种工艺的用具和程序，物理科学是不可能的。在工艺中，后果就是增长了力量，倍增了直接所占有和享受的终结，并且使得用以达到终结（目的）的手段有更大更多的伸缩性和更为经济。

希腊思想把占有、静观当作是科学的实质，而把后者本身当作是完全对于实在的占有，认为它已和心灵融会一气。当作为一件现实事情的认识活动已经有了激烈的改变时，把知识当作是直接占有“实在”的这个概念却仍然保留着。甚至当科学已经把实验（即实验经验。经验包括经验性经验、感觉性经验也称为经验主义或绝对经验、和实验性经验或称为实验。）的追求和发现的方法包含在内的时候，知识仍然被界说为对于真实存在本身的领悟、掌握，而与它比较起来，其他的经验方式是不完善的、混乱的和导入迷途的。

如果没有背后这个可疑的假定，我们就不会被要求去找寻解决，当某些前提被舍弃时这些问题也就不会再是惶惑不解的了。在这里与我们有关的前提就是：科学乃是对实在所具有的最后的、自足的形式的掌握。如果知识的固有对象具有这种为工艺的题材所具有的特性，那么适才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便烟消云散了。现代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直接对象一样，乃是一系列关系的一个体系，它们是产生直接的占有和存在的工具。善果，即具有满足的性质的对象，乃是当终结和一个顺序的条理之间的联系已被决定时发现和使用手段的自然结果。关于直接的经验事物，它们过去一直是怎样，它们现在就是怎样：它们是自然历史的结尾。物理科学并未曾建立另外一个对立的存在领域，它只是揭示了直接的和最后的性质发生时所必须依赖的那种状态或条理。它使得终结不仅是一种偶然为我们所占有的东西，而且使我们具有一种调节它们产生的时间、地点和方法的能力。

如果科学是完善地掌握和领会存在的东西，而且如果科学是以一个“数理的-机械的”世界为终结，那么，我们就要面临着关于实在和现象的那些问题。在古代思想中，这个问题是以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出现的。有高级形式的知识和低级形式的知识，但是一切等级的知识同样都是“存在”在某一层次上的实现，因而与实在相对立的现象仅仅是程度较低的“存在”，是不完善的，没有完全现实的。在现代科学中，它的自然世界乃是属于同一性质的，因而这种完善的和欠缺的“存在”的对立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它是一种关于知识或错误的问题，而不是在认识上所具有的和不同层次的“存在”逐一相适应的差别问题。在古代的见解中，感觉和信仰在它们的地位上都是良好的认识形式。它们所知道的东西，它们的地位，只是一种低级的“存在”而已。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如果它们未曾和科学的意见一致的话，它们就不是任何事物的知识。

在把知识解说为直接的掌握和领会的前提之下，这些问题既是必要的，而又是不可解答的。如果科学的固有对象乃是具有工具性的自然，那么这些问题便消失了。于是，任何一个直接对象，从探究方面讲来，都变成某种被知的东西，都变成一个现象了。称之为“现象”乃是指在动能上的一个地位而言而不是指一种存在。任何一个性质，在它的直接状态之中乃是一个有着双重意义的现象，它是显现出来的，它是明显的、显著的、突出的，它是被占有的。一个事物显现出来，这意思是说一个光亮的对象在黑暗中显现出来，而其他的东西则隐晦不见。显现和不显现之间的差别是有着巨大的实际上和理论上的意义的，它迫使我们有进行推理的必要。在一个较长的事情进展过程之中和在一个包括范围较广的事态以内，要在许多历史之间重新建立一个联系，这就要求我们进行挖掘、探查和利用超越于外现的东西以外的技巧来扩大我们的视野。借助于不直接外现出来的东西来使得与直接地和显然地为我们所占有的东西互相联结起来，并因此而创造具有新的起始和新的收尾的新的历史的连续过程。

因此，外现的和不外现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在经验上的基础就在于具有推论的需要。当我们拿特别明白的东西作为证据时，它的地位乃是从属于未被知觉的事物的地位的。在这个时候，从作为探究的对象而论，它是建立某种较它本身尤为基本的事物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事实，即无论怎样的控制能力总是依赖于把这些不同的现象结合成为一个连续的历史的能力，然后对于这样一个事实给以应有的注意：即只有借助于一个恒常关系的体系才能够联系成为一个连续的历史。在它们发生功能的整个情境中，它们乃是把原来不联系的一些开始和末尾编织成为一个连续的历史的手段。从这个意义讲来，在下面的“实在”和在表面的“现象”便具有了为探究的功能所固定下来的一种意义，而不是一种内在的、形而上学的意义。

所以把科学对象——实际上就是物理学的对象——当做是一种完全的和自足的认识对象或认识的终结，这只是使我们自己负担一个不必要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它一方面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一个直接外现事物的领域，所谓知觉的条理，这只是出于好意称为一种条理，而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有一个推论出来的在逻辑上构成的真实对象的领域。这两个领域乃是彼此敌对的。如果知识就是占有或掌握，那么就有两类不相容的知识，一类是感觉的，另一类是理性的。哪一个是真货，哪一个是鹰品呢？

跟随经验的线索，就是要看出所谓感觉世界乃是一个直接有始有终的世界，它并不是关于知识的许多事例，而是许多具有一定性质的事情的一个连续过程。同时所谓概念的条理则被认为是科学的真正的对象，因为它构成了一个恒常关系的体系，借助于这个体系，薄弱的、零散的和偶然的事情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联系的历史。这些突现的直接的事情始终是知识的开端和终结，但是既然它们的发生跟它们为人们在感觉上、情绪上和欣赏上所占有是一回事情，那么它们本身就不是被知的事物。当这些直接显现的事物为“物理学的对象”所结合起来，它们的性质和特征就大大地改变了。物理学的对象是潜存着的，它之所以潜存着，乃是明显地为了产生这样一种变化——即把偶然的终结改变成为在一个条理的系列中的满足和结论，并从而去发展其中所包含的意义。

如果有色的、有声的、有味的、为人们所接触的、所喜爱的、所痛恨的、所享受的、所敬佩的对象，有吸引力的、有排斥性的、令人兴奋的、漠不相干的和使人郁闷的无数不同式样的对象，乃是复杂自然事件的开始和终结，而且如果物理的对象（即被界说为物理科学的对象）乃是为“数理的-机械的”条理所构成的，那么物理的对象就不会使我们陷于那种在两种对立的而各自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之间势必有所选择的窘境，而明显地具有作为获得和逃避直接对象之有效手段时所应有的特征。我们可以注意其中的四个特征。首先，直接的事物来去无常。事情是在直接看见、听见、触到、喜爱、享受的方式之中的，而其余的东西则是在迅速变化之中的，每一个题材都各自有其一定的独特性，不可重复性。

第二，控制任何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是以建立代替物的可能性为转移的。借助于后者，一个在我们掌握范围以内的事物就能够用来代替另一个不为我们直接所占有的事物，或超出我们控制范围以外的事物。为现代科学所特有的方程式和其他函数的专门手法，从其发生上讲来，就是一个彻底进行代替的方法。它就是互相交换和互相转换进行到其极限的一个体系。它在认知方面的结果便是现代科学中的这个性质完全相同的自然世界，它是和古代科学的那个在质量上错综复杂的世界相对立的。

第三，把知识的对象当做是一种手段。通过中间的手段去控制开始和终结，这只有当我们把个体、独特的东西当做是为许多顺序的分化和统一所构成的各个部分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才是可能的。一个直接的事物，在它本身的统一之中，就正如它存在的那个样子而存在着，它停留着或者过去了，它是被享受着或者是被遭遇着。所能说的，只此而已。但是当它被认为是许许多多基本而独立的单体或原素，或更为基本的“空时”单位（它们虽然是独立的，但在它们之间仍然是可以逐一互相符合的）所进行的一种复杂的复合或结合所产生的结果时，这个情境就改变了。这种单体或原素其实就是控制条件时所须凭借的最后依据，所谓最后的，系指在当前的设备所容许的范围以内而言。

倾向于运用基本单位的这种情况，既是物理和化学中的特点，也是逻辑学、生物学和心理学中的特点。有时，它的结果似乎曾经以单纯思辨上的实体代替过现实的单式原素，但是这并不是在逻辑上必然如此。这样一个结果仅仅意味着未曾找到正确的单位。当人们遗忘了原素的工具性时，就引起了严重的反对，而且它们就被当做是独立自在的、终极的东西了，当人们把它们当做是形而上学上的最后体时，就产生了许多无法解决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无论任何被指为原素的东西，不管是在逻辑方面的、在数理方面的、在物理方面的或在心理方面的，都特别依赖于直接的、在质上统一的对象的存在。寻求原素是从这类已有的经验对象出发的。因此，感觉所与，不管它们被指为心理的或物理的，都不是出发点，而只是分析的产物。否认直接的经验对象是根本的实在，在逻辑上推论下去的结果势必也要否认原素的真实性，因为感觉所与乃是分析这些原始事物所获得的剩余物。再者，分析的每一步骤都依赖于继续不断地涉及这些经验对象。如果稍有片刻在我们心目中放弃它们，我们就失去了任何寻求原素的线索。如果不承认有宏观的事物，细胞、电子、逻辑的原素都变成了没有意义的东西。后者之有意义，乃是因为它们是属于某些事物的原素。一个纯粹的单独的物理原素会是没有实效的，它既不能作用于其他的事物，也不能为其他事物所作用。

我们这里引用一位精神病学作者的一段话中他所讲的是在他自己的那个部门中它本身所特有的一个特殊问题。当他涉及心理变态学说发展的一个阶段时，墨叶尔博士说道，“随着最近关于大脑结构的许多发现，曾有人在寻求心灵的原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直接相互关系。中枢说和细胞与神经细胞的学说似乎是一些非此不可的观点。今天我们已经为这样一种片面的、没有充足功能的唯物主义而感到害羞了……原素总是有一个地位的，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些关于人生的重大事实也是一定有一个地位的……心理病学者必须要学会不仅仅做一个所谓‘原素主义者’，因为原素主义者总是退回到原素和最小单位，然后躲避了试图解决有较大复杂性的具体问题的责任。精神病学者必须要把个体和集体当做完整的东西来研究，把他们当做是一些复杂的单位，如‘你’或‘他’或‘她’或‘他们’，这些人是我们必须和他们合作的。我们承认：在全部自然中我们必须面对单位形成这个一般原则，以及这个事实，即新的单位不必是各组成部分之单纯的总和，而能够是一个实际上新的实体，它是不能完全从这些组成部分预测出来的。而只有通过和这个特定的产物发生实际经验才被认知的”。

最后，知识对象的工具性说明了规律和关系的中心地位。它们是对于在理智上和其他方式上管理直接显现的事物所依赖的规则性的简要陈述。在数理科学中，原素的可变性是似是而非的。原素是彼此独立而发生变化的，但并不是脱离了对其他事物的关系独立而变化的，关系或规律乃是变数中之常数。假使说，独特的、个体的存在物是可变的，那么从这个意义讲来，变数就不是可变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要使得变异的个体或独特的方式从属于外在的关系，从属于一致性的规律，那就是说，要排除个性。如果我们留心到原素关系的工具性，那么取消个性仅仅是为了注意个体所借以显现的条件所作的一种暂时的忽视——一种抽绎出来的看法。如果把知识的对象转变成为真实事物本身，个体也就变成了反常的或不真实的东西。从科学上讲来，它们不是许多的个体，而只是某些在种属上的关系或规律的事例、情况、样本而已。

文化在许多方面讲来是个别的或独特的，而它们的显现便用彼此间的相关和用由于偶然接触而来的模拟来“加以解释”。它们变化的主要的、即使不是惟一的法则，就是从其他个别文化传递的法则。

把知识跟谛视或掌握自足的对象等同起来的学说，当用它来处理和物理学相对立的历史科学时便达到了一个绝境。

在经验中，个体的对象、独特的事件存在着。但是它们是变幻的、不稳定的。当它们刚出现时，它们便已接近于消逝的边缘。工艺证明，在一定限度以内，忽视其独特性而注意于共同的、重复的、与时间无关系的东西，这就促使和保持着其中某些独特事物的发生。没有时间性的法则，单就其本身而言，和一切的共相一样，表达出一种思辨上的意愿，而丝毫也不表达任何事实上存在的事情。但是它们终极的含义是在于应用。它们乃是方法，而且当它们被当做方法而加以应用时，它们就调节着独特情境的这种动荡着的流变状况。自然科学的对象并不是历史事情在形而上学上的对手，前者是指导后者的一种手段。事情是变化着的，一个个体让位于另一个个体。但是具有个别性质的事物却具有一些普遍的、共同的、稳定的性质。一个特殊的有时间性的性质是与它们不相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这些性质是超越于时间之外的。假使有人由于把它们称为是永恒的而感觉到痛快些，那么就把它们称之为永恒的吧。但是在这里却不要把“永恒的”一词理解为一种绝对持久的存在，它只是指它所指的东西和具有时间性的存在是不相干的。这些时间性的、数学的或逻辑的性质是可能抽象的，是可能转变成为关系，成为有时间性的、有数量的和有空间性的条理的。它们本身是属于思辨方面的，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们本身又是工具，是具有可以用来帮助调节历史事情之进程的工具性的。

组成现代的认识论，以及它所包括的这些敌对的、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二元论的主张以及这些敌对的实在论的、唯心主义的、代表论的学说以及那些敌对的关于心物关系的主义等等的问题只有一个简单的来源，即不承认实在之本身也有时间性的这个武断看法。这样一种学说势必把解释成为原因的事物当做是优越于结果和后果的东西，因为后者依赖于时间的情况是不能掩盖的，而“原因”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能够转变成为独立的存在物、法则或其他没有时间性的形式。这个否认真正存在也有变化的看法乃是起源于人们对静观享受之对象的偏爱以及把这种对象当做是科学的恰当题材的那个理论。

这种偏爱是自然的而且是合适的，但伴随它而来的关于知识和实在的理论却是一种歪曲。这种对于有价值的欣赏对象的偏爱具有一种合适的含意，即它意味着艺术的必要性，或控制这些对象所依赖的这种顺序条理的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的本身又具有进一步的含意，即意味着通过探究而可以被发现的、通过实验行动可以被证实的条理乃是知识的适当对象。然而，承认这一点就会退一步承认有闲阶级的静观功能乃是依赖于工匠——也包括一切艺术家在内——的用具和技术的。而且既然在旧时代艺术的实践大部分是呆板的为习俗和既存的式样所固定的，那么承认这一点就势必需要转变艺术本身，致使所产生的终结不是一个偶然的意外之事而是一个真正的满足，一个（目的的）实现。最后，要把具有发明性的思想介绍到艺术中去，而且使得工艺阶段的人民在公民权利上获得解放，这才能使这样的一个转变成为可能。

无论任何一种东西，只要是能够找到达到它的手段的，就是一个为人们所逃避或所追求的终结。从固定的终结（目的）的体系中解放出来才使得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在一般的事情中，实践是在观察和陈述之可能性的前面。在心灵有任何观察的事物之前先要把实践的结果积累起来。所以，难怪在科学的对象已不仅是它本身存在的东西而早已变成工具之后，旧的学说还继续存在着，而哲学还花费许多工夫去努力在把知识当做直接占有的传统学说同新的实践方法所产生的条件和所获得的结果之间求取调和了。

在古代科学中科学的精蕴就是证明，现代科学的生命根源便是发明。在前者中，反省的探究是为了求得一种稳定的题材而存在着的；在后者中，系统的知识在实践中是为了刺激、指导和考核进一步的探究而存在着的。在古代科学中，“学习”是属于低级存在的领域，属于转化、变易的领域的，它是变动的，而且在最后的和固定的对象的实现中它就不再存在了。有人用师徒关系的类比来考虑它，老师已经占有了真理，而学生只是去取得老师仓库里已有的东西。在现代科学中，学习是寻求前人所未知的东西。它乃是一种交易，其中自然界是老师，而且只有通过这个探究的学生的学习才能使这位老师接近知识和真理。

因此，伴随着在逻辑中所特有的差别而来的便是那种以最后的事情为题材的“知识”转变成为对付具有工具性的对象的知识。当知识的对象被当做是自然界之最后的、完善的、完全的、在形而上学上的满足时，适当的方法便包括界说和归类，学习的结局就是证明界说和归类在理性上的必然性。证明就是把对象所具有的永久的、普遍的、最后的和固定的本性揭露出来。考察仅仅指材料的积累而言，这种材料是用来填补在一个先在的现成的种属等级中所存在的裂缝。发现仅仅就是感知到某些在以前尚未为学者所归类的特殊材料已被列入已知的某一个普遍的形式之下。普遍的共相之所以已被认知，这是因为它是直接给予思想的；而特殊的殊相之所以已被认知，这是因为它是直接给予知觉的。学习只是把两个所给予的形式结合起来，因而所“发现”的东西就是把特殊的东西归类在它的普遍形式之下。

大多数现代的理论乃是一种矛盾的混合物。在思辨方面，现代学者是容易为传统学者所俘虏的，他在他的理智的行装中装载了许多传统的概念，以致他是很容易被人家所驳倒的。使他前进的是他的实践，而不是他的理论。他所公开承认的逻辑仍然大部分是先在的真理、证明和确信的逻辑；他的实践则是怀疑，形成假设，进行实验。当他放弃了在理性方面的先在真理时，那常常只是为了接受在感觉方面的先在真理。因而，约翰·密尔创造了一种归纳逻辑，而在这种逻辑中，一定的规则和对事实的探究之间所发生的关系，跟三段论式的法则和古典的“演绎”证明或思辨之间所发生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他承认科学乃是一种有关于推论的事情。但是他和亚里士多德同样地明确，推论是建筑在某些为人们直接所占有的真理的基础之上的，所不同者仅在于我们占有它们时所使用的工具。

但是在科学的实践中，知识是一件有关于弄明白事物的事情而不是有关于掌握原来已有的确切事物的事情。已知的东西作为真理而被接受的东西是具有巨大的重要性的，没有它探究工作就不能前进一步。但是它要服从于使用而且要依赖于使它成为可能的那些发现，它必须适应于后者而不是后者来适应它。当事物被界说为工具时，它们的价值和有效性在于由它们产生的东西。后果而不是先在条件提供了意义和真实性。已有的真理可以具有实践上或道德上的确切性，但是在逻辑上它们从没有丧失过一种假设的性质。它们是真正的假如，假如某些其他事物后来呈现出来，而且当后来的这些事物发生时，它们又进一步提示出更多的可能性，“怀疑-探究-发现”这个操作过程是重复发生着的。虽然科学在实践中所关心的乃是偶然的事情，而它的方法乃是形成假设，然后在现实的物理条件的实验变化之中进行尝试，但它的传统的陈述方式却是赖借必然的和固定的对象而持续下来的，因而各种不融贯的情况就发生了，愈是顽固地坚持这个传统的陈述方式，这些不融贯的情况就变得愈为严重。

当列奥纳多说真正的知识起源于意见时，他实际上已经宣布了现代科学方法的诞生。这种说法包括有一种变革在内，再没有其他的说法能够这样地使得传统的逻辑发生震动。并不是说，意见的本身还有比意见更多的什么东西，或还有超越于一个未证实的和未证明的臆测的什么东西，而是说，这样的臆测是可以被利用的，当它被用来作为假设时，它们就推动了实验工作。于是它们就成为真理的先行者，而心灵从先在信仰的束缚中得到解放。意见，按照古典的理解，乃是有关于内在偶然和变异的东西，如可能性和盖然性；反之，知识则是有关于内在必然和永存不变的东西的。所以正如科学在它自己的范围内是最后的和无可置疑的一样，它在其本身适用的范围内也是最后的和无可置疑的。但是意见作为是一种冒险的事情，作为“在我看来似乎大致如此”乃是从事于新视察的一个机会，从事于研究的一个刺激，在审慎的发现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按照这样的理解，意见乃是新历史的源泉，获得新结论的操作活动的开端。它的价值既不在它本身，也不在它能为我们所运用的一个特殊的对象领域，而是在于它所推动的这个探究的方向。它是一个出发点，而且和任何历史的任何开始一样，在由它开端的历史中它被改变着和移置着。

当美洲在实际上被发现了的时候，发生变化的并不单纯是人的头脑里的意识状态或观念，这个变更乃是对于这个作为人们公共活动场所的世界的公共意义起了变化。把这种意义和世界割断开来，这就会使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情境，即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变化那都会没有什么区别了。在一个泥水潭里面多一个波浪或少一个波浪都没有什么关系。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意义就产生了一个在存在上的改变。世界地图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一块布。如果在旧的世界中没有深刻的变动，一个新的世界就不会呈现出来。一个被发现的美洲乃是跟欧洲和亚洲交相发生作用的一个因素，产生了以前所不可能产生的后果。进一步勘探和发现的可能对象这时候早已在欧洲本身就存在着，一个黄金的矿源，一个探险的机会，一个人口众多的最下层人民的出路、一个被放逐和被藐视的人们的住处、一个精力和发明能力的用武之地，总之，是一个国内国外的人们创造新事物和新成果的中介。每一个真正的发现，在自然的意义和存在两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这样的变动。

现代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已经表达出来一些关于科学方法和目标的意义。他们已经领会到这个事实，即知识的对象意味着科学的正当题材乃是被发现的东西，而不是所给予的东西。由于他们承认在这种发现中智慧所起的作用，他们便建立一种理论，论及心灵在决定真实对象中所具有这种从事于组织活动的功能。但是在唯心主义已经获得了一种关于智慧具有这种建设性工具职能的启示的同时，它却误解了这个发现。由于它追随于旧传统之后，把知识之对象和实在完全等同起来，把真理和实在等同起来，它就势必绝对地和笼统地而不是相对地和具体地来对待思想的功能。那就是说，它把重新组织当做是组织，把重建当做是创建。由于它接受了所获得的知识对象和“实在”等同的前提，唯心主义就看不见思想乃是在某些经验的对象和其他的经验对象之间的中介，所以一个变动的职能就变成了一个原始的和最后的创造行动。把现实的直接对象转变成为较好的，转变成为较为安全而有重要意义的对象这一番工夫被当做是一种从单纯外显的和现象的“存在”向着真正的“实在”的移动。简言之，唯心主义犯了一个毛病，它忽视了思想和知识都是一些历史。

只有行动，相互作用，才能改变或改造对象。智慧体现在外现的行动之中，利用事物作为影响其他事物的手段。思想、理性、智慧，无论我们选用一个什么字眼，从存在上讲来，是一个形容词（或者最好说是一个副词），而不是一个名词。它是活动的意向，是那种预见存在事情的后果并把所预见的东西作为管理事情的手段和方法的行为所具有的一种性质。

这个理论，从外表上看来，是把思想当做一个科学条件的理论，而实际上也是关于自然的一种理论。它包括赋予自然三个明显特征的属性。首先，它意味着：有些自然的事情是一些或为人们所享受的或为人们所厌恶的收尾，离开了反省的选择和艺术，它们只是没有控制地、偶然地发生着的。其次，它意味着：事情，由于它们是事情而不是死板的和粗糙的实质，乃是继续前进的，所以它们本身就是未完成的、不完备的、未决定的。结果，它们就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它们能被人们所管理和驾驭，以致使得终结不仅仅是一个终点，结果不仅是一个了结，而变成了一种（对于某种需要的）满足。悬虑、怀疑、假设以及在各种选择之间进行的实验，都是自然在这个状况中的组成因素。第三，为了择定的后果，对于在进行中的和不完备的过程予以调节，这就意味着：其中包括有顺序和同时存在的条理，当这些条理和关系被确定下来的时候，它们就成了一种智慧上的手段，使得我们能够利用事物，把它们当做指导事情进程以期预见结论的具体手段。有人相信：这些关系的条理既是科学之正当对象，所以就是惟一最后“真实的”对象，这个信仰就是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主张有一个对称的、十分贴合的和完备的宇宙这种说法的根源了。这个信仰是由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类的关系总是在继续进行中的事情所具有的关系，而这类关系的特征就是有开始，也有收尾，这些特征把它们划分开来，成为不稳定的个体了。然而，这个被忽视了的因素在经验中是这样的普遍和显著。因而人们不能不在某种形式之下来承认它，有时用一种暖昧的方式来承认这个事实——而且这个方式使得后来的反省混淆不清——即把一切跟按照这样界说的自然不相融贯的性质都归之于“有限的”心灵，以便解释无知、怀疑、错误以及推论和探究的需要。

从存在上讲来，心灵系指指导自然变化的一个有工具性的方法而言。如果自然的存在在性质上是个体化的或真正是多数的，同时也是重复的，而且如果事物是既有时间性，也有重复性或一致性的，那么知识愈是实在的，它将愈会丰富地反映和阐明这些特性。科学抓住了任何这样一致的东西，以致使自然的变化成为有节奏的，因而也是可以预测的。但是自然界的偶然状况，使得以一种预测的眼光去发现这样一些有一致性的情况成为必要的和可能的了。没有一致的情况，科学就将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只有这样一致的情况存在，那么思想和知识就会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不完备的和不安定的东西才使有规则的关系和条理的确定有了立足之点和应用之处，这些关系本身都是假设的，而且当它们脱离应用而孤立起来时，它们就是数学的题材（从一种非存在的意义上说）。所以科学的终极对象乃是在指导之下的变化过程。

有时“真理”一词的用处仅限于指称命题的逻辑特性，但是如果我们扩大它的意义，使它也指存在方面所涉及的特性而言，那么真理的意义如下：变化的过程是在这样的指导之下，以致它们达到了一个所希望的圆满终结。有工具性的东西只有在使用中实际上才是这样的，当这些有工具性的东西在发生作用时，一个在预见中的终结便正在实现的过程之中。手段只有在它的终结（目的）中才能成为一个十足的手段。有工具性的科学对象，只有当它们指导着自然的变化倾向于一个可以得到预期的圆满结果的对象时才完全成为具有工具性的对象。因此说科学的终结（目的）是知识，意思是说知识不仅是科学而是它的成果，这句话是可理解的，而不是简单的同语反复。

知识这个字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从字源上讲来，“科学”的意思可以是指知识之经过考验和证实的例子而言。但是知识也有着更自由和更带有人情味的意义。它的意思是指被理解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如此为思想所渗透，因而实际上心灵也就十分了解它们。它的意思是指包容含蓄或通盘的合理的一致同意。于是有时被称为“实用的”科学也许比那种在习惯上称为“纯粹的”科学是更为真正的科学。因为它所直接涉及的不只是有工具性的东西，而是为了达到在反省中所择定的结果，使用这些有工具性的东西去改变存在。按照这样的理解，知识所具有的独特的题材就包括有许多可以得到预期的圆满结果的对象，这些对象由于它们是需要的满足乃是跟它们所特有的一个历史过程相联系着的。按照这样的理解，知识较之它在数学和物理学中，是更为恰当地存在在工程学、医学和社会艺术之中。按照这样的理解，如果用一般公式来招架的大堆的报道并不是科学的，那么历史和人种学就是科学的。

“应用”对许多的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字眼。应用是属于人类的使用、便利、享受和改进的范围之内的，那么这种把应用当做是一种外在的和随便的事情的看法就反映了和强化了那些把人类跟自然隔离开来，用哲学的语言来讲，那些把主观和客观对立起来的学说。但是如果我们摆脱了先入为主的偏见，那么“科学”的应用也是意味着应用于一定范围之中而不是说应用于某某事物之上。应用于某些事物之中的意思就是指自然事情彼此之间所有的一种更为广泛的交相作用而言，是指消除距离和障碍而言，提供交相作用的机会以揭示过去所隐蔽着的潜能而产生具有新的开始和新的收尾的新历史。工程、医学和社会艺术实现着过去在现实存在中所未曾实现的各种关系。当然，我们在它们的新的联系中去理解和知道这些关系时，它们也并不是孤立隔绝的。反对抽象的东西而把它当做是遥远的和专门的东西的这种偏见往往是不理智的，但是认为在抽象的东西中缺少了一些东西而应该予以恢复的这个信念却是有它的意义的。对于“应用”科学的严重的反对正像对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严重反对一样乃是在于它限制了应用的范围。

“纯粹的”科学必然是属于关系方面的而且是抽象的，当它被包括在具体事情的进程之内时，它就充实了它的意义而且获得了全部的真理。“纯粹的”科学是属于非存在物方面的，这个命题就是默认说只有“应用”科学才是属于存在物方面的。如果我们把“纯粹”当做衡量科学的最后标准，那么除了历史和人种学以外，任何东西都会失去科学的地位，这就是说，一切关于存在事情的科学都不是科学。在当代对于科学的评价中反映出对于科学具有一种迷信似的畏惧。如果我们能使自己摆脱这种自卑的情绪，那就会十分清楚任何命题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命题就是由于它有一种力量使得事情具有融贯的和证实的意义借以在跟任何存在事态的联系中产生理解、领悟、理智上的熟练。只有当科学被看成是在人类对连续进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理智的控制当中成长起来和自觉起来的时候，人类才能被认为是在自然之内的而不是一个超自然的推定。正因为自然就是它现有的东西，它就比数学的和物理的对象能更真地被认知——被理解，在理性上被觉察到。科学研究者们有一种偏见，反对一切科学最后都是实用的这个观念。

（本文自杜威《经验与自然》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