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个性（选）（1930）

（美）杜威 著  张军 选编

要解决文化中的危机，就要找回镇定、有效与创新的个性。如果个体思想与因为技术工业而拥有企业化外表的文明现实相一致，这并不意味着个体思想将被动地由现有社会条件所塑造，好像现有社会条件是固定的、静止的一样。当构成一个人思想和欲望之个性的模式与社会驱动力量相一致，他的个性便会得到释放并发挥创造性。独创性与独特性并不与社会培养相矛盾；相反，它们被社会培养从反常与逃避中解救出来。个人积极的、建设性的能量体现在对社会力量与条件的重新创造与重新指引中，这种能量本身便是一种社会必需品。一个释放机器与物质文明固有潜力的新文化将释放出个体的独特之处与潜在的创造力，而获得释放的个体则将不断创造出一个恒新的社会。

“条件”永远都在变化，永远都在转变成别的事物。重要的问题是：理性、观察与思考是否会介入这一转变过程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指导性因素？一旦理性介入条件的转变过程，那么，条件便会产生预测结果；人们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预测结果，便是在运用自身的偏好与意志，是在进行计划与决策。要预测现有条件将产生的结果，就是要放弃中立的态度，有所偏向，偏向那些更希望看到的结果。我们当前的工业体制所产生的文化结果，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我们观察到了这些文化结果，并带着良好的鉴别力将它们与它们的成因联系起来，那么，这些结果就变成了条件，供计划、期望与选择所用条件。有辨别力的探究会说明，当前的文化结果中有哪些部分源于技术因素，有哪些部分源于人类有能力对其加以修补和改变的司法与经济体制。我们不应愚蠢地假设工业文明会在内部动力的驱动下，以某种方式自动地创造出一种新文化。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创造真正的文化必须首先从思想上积极清醒地认识工业时代的现实，然后为了获得非常人性的生活而计划运用这些现实，这是在懒惰地推卸责任。对于那些敦促人们首先从思想上承认或接受现实的人，如果有人指责他们止于此步，将现状乐观地合理化，好像现状是不可更改的，便是误解了他们，是希望逃避进行重建与引导的责任。我们不能逃避责任；否则，只有等待奇迹发生，才能拥有一切有识之士所向往的文化。

我主张，如果个性对它必须被迫存在并发展于其中的环境加以注意，为自身创造一个背景框架，那么，个性将会再次具有完整性与重要性。

我试着进行分析，没有试着谴责当前社会的种种弊端，也没有试着为解决这些弊端提供固定的目标与理想，因为我认为，严肃思考之人已经对一般意义上的弊端与理想形成了十分一致的意见。谴责往往只是一种炫耀，它没有进入情况的内部；只是揭示了症状，没有追根溯源；它无力创造，只能制造出更多的谴责。至于理想，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我们想要美好的生活，这种美好的生活要拥有自由，以及一种经过专门训练的、可以鉴赏正直、真理与美好的鉴赏力。然而，如果我们始终只停留在泛泛之谈，表达理想的词汇再怎么从保守的变成激进的，从激进的变成保守的，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不进行分析，这些词汇就不会进入实际情况之中，也不会关注实现理想的产生条件。

反复提及永恒真理和终极精神性是危险的。我们对实际的感知会变得迟钝，会认为停留在理想目标上就可以以某种方式超越现有弊端。理想体现了可能性，但只有当理想体现了当前情况的可能性时，才是真正的理想。想象力可以让理想摆脱障碍，让理想为当前的存在作指引。但是，理想如果不与实际相联系，便只是空想。

因此，我大胆地认为，对当前条件进行分析，这才是最重要的。条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要在思想上接受这些条件，就要意识到这些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它们并非驶向单一终点。一旦接受了条件本来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对许多结果作出预测；条件就可以在多条道路的指引下，驶向多个所选的终点。我们要意识到条件的变化，并积极地参与到变化潮流中去；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指引条件驶向我们所偏爱的可能性。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个体会获得一种完整统一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理智地积极地参与认识，让这种认识成为进行有意识地选择的第一步，他永远都不会因为过于孤立而失落，也不会因为过于沉默而受到压迫。

在了解现在、认识现在的人类可能性的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难题是，陈旧的异域文化中所形成的关于精神生活的模式化观念依然存在。在那些因为工业革命而消亡的静态社会中，顺从是有意义的，对固定的理想的预测也是有意义的。事物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人们有顺从的对象，人们所想象到的目标与理想和现有条件同样地固定不变。

现在，没有什么持久不变的模式可以提供稳定之物以供人们顺从，也没有什么材料供人们制定不可改变的、包罗一切的目标。现在有的只是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的持续不断，以至于顺从成了一系列间歇性的发作，其结果只是飘忽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固定的、全面的目标只是毫不相关的空想；顺从则不是美德，而是美德的对立面。

同样的，机器之所以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是因为人们透过过去的文化精神的眼光来看待机器。由于机器当前所带来的危害不符合过去时代的理想，人们便认为这些危害会永远伴随机器而存在。实际上，机器时代是一种挑战，它挑战人们重新定义理想与精神。费雷罗曾说，机器“是当代的野蛮人，摧毁了占老文明最美好的成果”。但即使是野蛮人，也并非永远都是野蛮的；他们也带来了指导性的进步，并最终创造出一个对公平与美丽有其自身衡量标准的文明。

人们之所以谴责科学是机械的，大多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里还残留着形成于自然还是人类可怕敌人时期的哲学与宗教观念。当前的可能，因此也是当前的问题，就是要通过科学让自然成为人类的朋友与同盟。当人们攻击科学是人文主义的敌人时，其依据基本上都是一种在科学出现很早之前便已形成的自然观。任何严肃思考之人都知道，在周围的自然环境中，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很多无视人类价值、与人类价值相敌对的事物。当自然知识几乎不存在时，人类便不可能控制自然；而没有控制力，人类便只能诉诸一种方法，即修建避难所，这些避难所只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并不实际存在。无需否认，这些避难所中有一些是高雅美丽的，但当它们的虚构性一旦被揭示出来，人类便不可能继续靠它们生存、生活。如果我们向这些避难所求助以获得支持，那便是无视现在的可能性，无视现在的建设性潜力。

通过阅读许多评价科学的文献，我们可以推断出：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并没有意识到，在自然中的生存必定会走向死亡，会让命运变得不稳定、不确定；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正是“科学”揭示出自然常常是人类利益的敌人。然而，人类在过去信奉的各种信仰、举行的各种仪式，其本质告诉我们：当时的人类势必早已意识到了自然是人类的敌人。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便不会诉诸巫术、奇迹与神话，便不会在来世与来生中寻求慰藉与补偿。只要这些事物被人类真诚地相信着，二元论，即反自然主义，便是有意义的，因为有了它，“彼岸的世界”便会成为现实。对于心存困惑之人，他们可以暂时地放弃对这些事物的信仰而仍然保留二元论，但却不可能永远做到这一点。不过，他们还有另一种选择，即接受科学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解释，并决心使用科学给予我们的力量，让自然对人类欲望更加顺从，让自然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多的贡献。“自然主义”一词有着各种各样的含义。它如果意味着，有着习惯、风俗、欲望、思想、抱负、理想与奋斗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种把自然作为人类理想与利益的盟友加以运用的努力便有了哲学基础和实际动机，而这是任何二元论都不可能提供的。

有些人欣然接受科学，只要科学保持“纯粹”。在他们眼里，科学作为一种追求和一种思考对象，是对可资享受的生活意义的一种补充。不过，他们认为，科学在机械发明中的种种应用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无疑，这些应用确实带来了新的丑陋与痛苦。重要的是，现在科学的应用还很有限。科学应用触及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却还没有触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运用科学方法引导物理能量，却还没有运用科学方法引导人类能量。对于充分应用科学的结果，我们必须提前预判，而不是等结束之后进行记录。不过，这种预判有一个基础。即使在当前的状况下，科学也存在一种发展趋势；如果这种发展趋势的内在承诺能够实现的话，它便预示着一个更人性化的时代，因为它期待着一个所有个体都可以享有他人发现与思想的时代，期待着所有个体的经验都能得到解放、得到丰富。

任何科学研究者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发现作为秘密加以保守，也不可能在不丢失科学声誉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发现只作私用。一切发现都属于整个研究界。一切新的想法和理论都必须交由研究界进行证实与检验。现在，进行合作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探索真理的人也越来越多。的确，这些特征目前还只限于那些从事多少有点专业的活动的小群体。但是，这些群体的存在表明了现在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众多会带来扩张而非后退与萎缩的可能性之一。

假设当前发生在小圈子里的事情被延展、被一般化，其结果是压迫还是解放？研究是挑战，不是被动的遵从；应用是发展手段，不是压制手段。在人类事务中普遍采用科学态度，这将给伦理、宗教、政治与工业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我们只将科学应用于技术问题之中，这并不是科学的过错，而是人类的过错——人类利用科学谋取私利，人类因为害怕自己的权力与利益会遭到破坏性的影响而努力阻止科学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设想有一天，自然科学和源于自然科学的技术会成为人性化生活的仆人，这种设想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想象力。如果人文主义视科学为敌、逃避科学，这种人文主义便否定了自由人文主义有可能赖以成为现实的途径。

科学态度是实验性的，在本质上是沟通性的。如果科学态度被普遍采用，那它将会让我们从教条与外在标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重压中解脱出来。实验方法指的并不是吹管、蒸馏器和试剂的使用。它是一切让习惯主宰发明发现、让现成体系凌驾于可证实的事实之上的信仰的敌人。实验研究就是要不断进行修改。通过对知识和思想进行修改，我们便被赋予了改革的力量。这种态度，一旦出现在个体思维中，便会找到运用的机会。如果一个新观点的出现让教条与风俗习惯战栗不已，那么，当这个新观点有了不断发现新真理、批判旧信仰之方法的武装时，教条与风俗习惯就将远远不只是战栗而已。“顺从”于科学，除了对那些由于懒惰或为了私利而让现有社会秩序中的事务保持不变的人危险之外，并不危险，因为科学态度要求我们忠于发现之物并坚定地支持新真理。

科学号召我们接受的“既定事实”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在发展变化的。化学家研究元素，其目的不是要屈从于它们，而是要获得作出改变的能力。人们说我们现在正承受着科学重压的压迫，事实确实如此。但原因何在？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学会新方法的种种用途、挖掘新方法的种种潜力是需要时间的。当这些新方法和实验科学一样，是刚刚才出现的，那学会它们的用途、挖掘它们的潜力所需的时间也相应更长一些。但除此之外，方法和材料的增多也带来了机会和目的的增多，标志着个性获得了释放，能表现出更适合其本质的感情与行为。即使是被人嘲笑的浴缸也有其独特的用途，一个人不会因为有了浴缸可以有机会清洗身体而必然遭到贬低。只有当个体拒绝行使自己的选择反应能力时，广播才会朝着标准化与严格控制的方向发展。物质商品并不是敌人，缺乏将物质商品作为工具加以使用以实现首选可能性的意志力，才是敌人。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不受金钱所控制，那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物质商品是鼓励个人爱好与个人选择的，它们为个人成长提供了机会。如果人类因为不够坚决与坚定而未能接受物质商品的鼓励，未能利用物质商品所提供的机会，那就让我们不要把责任归咎于物质商品本身。

经济决定论至少在这方面是正确的。工业并不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而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然而，文雅传统无视这一事实，在情感与思想上将工业以及工业的物质层面推到了一个远离人类价值的领域。当人们因为工业与贸易是物质主义的便停留在对它们的情感排斥与道德谴责之中时，他们就是将工业与贸易留在一个无人性的领域，使它们沦为牟取私利之人的工具。这种排斥是那些让事物维持统治地位的力量的同谋。那些由于自满、自尊和缺乏责任感而抛弃金钱利益的人，与利用现有经济秩序牟取金钱私利的人之间，有一种隐秘的伙伴关系。

每种职业都会在从事者的个人性格中留下烙印，并改变他们的人生观。无疑，受制于机器的雇佣劳动者和致力于金钱操作的商人便是如此。职业可能源于人性内在的动力，但对职业的追求并不仅仅“体现”了这些动力，对这些动力没有半点影响；相反，它从事职业决定了思想水平，带来了知识与想法，影响了欲望与兴趣。工人受到了这种影响，而那些将艺术、科学或宗教本身视为目的并不把它们延伸（即应用）、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人同样受到了这种影响。人们可以选择不进行应用，这会导致窄化与过度专业化；人们也可以选择进行应用，这会带来扩大化与更多的开明。工业因脱离社会目的而窄化，所有善于思考之人都明显看出了这种窄化。那些认为自己在致力于追求纯粹真理和未被污染之美的知识分子与文学人士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他们的内心也出现了类似的窄化和硬化。他们的“商品”虽然更为高雅，但他们也在成为这类商品的拥有者；如果他们不关注实用，不进行广泛的相互作用，那么，他们便也成了资本的垄断者，而精神资本的垄断也许到头来要比物质资本的垄断危害更大。

科学对人们长期持有的信念和曾经珍惜过的价值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这自然是人们惧怕科学以及科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的一个巨大原因。惯性定律适用于有形物体，也同样适用于想象力及忠诚于想象力的感情。我并不认为我们能突然从关注科学的消极影响转为关注它可能有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拒绝努力去改变想象力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直不愿意去重新检验旧的标准与价值，科学便会继续呈现它的消极面。接受科学（包括科学在机器中的应用）本来的样子，我们便会开始将科学设想成新价值与新目的的潜在创造者。

我们会大范围地宣告科学当前在各个专业领域为个体科学家所带来的释放，所带来的更多的主动性、独立性与创造力。我们会将科学视为实现独创性与个体多样性的途径。即使对于那些乐于自称为“纯科学”的科学，那种引导我们提及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定律的本能也给人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因为自由思考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大快乐之一，因此，科学态度若融入个体思维中，便会极大地增加个体对存在的享受。目前，享受到思考乐趣、研究乐趣的人并不多，但那些少数享受者几乎不会为其他乐趣而舍弃思考、研究的乐趣。不过，这些乐趣的质量目前和享受者的数量一样有限。也就是说，“科学”思考只要局限于技术领域，便不会充分发挥作用，不会拥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只会有技术性的主题，因为它没有应用到人类生活中。一个因惧怕旧的珍贵事物会遭到破坏而思维受阻的人，必定会惧怕科学。他不能在新真理的发现与新理想的预测中，找到回报和宁静。他不能自由地行走于人间，因为他时刻都想要保护作为他私人财产的信仰和爱好——人类对私人财产的热爱并不只限于物品。

在问题和疑问中寻找机会，这是科学的一个特性。由于认识即探究，因此困惑和困难是探究得以蓬勃发展的源泉。会带来问题的差异与矛盾不应该是我们需要惧怕的、需要努力去艰苦忍受的对象，而应该是我们要努力应对的对象。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人际关系中经历难题，不管是在与较亲密的熟人的关系中，还是在与通常被称为“社会”之物的更广泛的关系中。目前，人际冲突是人类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并不是说一切痛苦都会随着科学方法融入到个体性格中而消失，我是说，由于我们不愿意将人际冲突视为需要通过理智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痛苦大大地增多了。如果我们把人际冲突看成是进行思考的机会，看成是具有客观方向与出口的问题，那么，由于把冲突个人化而带来的痛苦就会大大减少，而且部分痛苦会转变成享受，这种享受伴随自由思考而来。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亲密的人际交往中经历种种困惑，也会在不那么亲密的社会关系中遇到各种问题。我们常常谈到“社会问题”，却很少从理智的层面去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将它们看作是需要改正的“弊端”、需要“改造”的邪恶或魔鬼。对这些想法的专注表明我们离拥有科学态度还有很远的距离。当人们认识到疾病的内在起源是有机体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时，有效治愈疾病才开始成为可能。现在，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认为犯罪也是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内在体现。就犯罪以及其他许多弊病而言，我们一直按照前科学时代的“道德”准则进行思考、行动。这种前科学时代的“弊病”观大概是真正的改革，即建设性的重建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科学始于问题和探究，因此，科学对于所有有着固定目标的社会体系构建与计划都是致命的。尽管过去的信仰体系崩溃了，我们却很难放弃对体系的信任、对某种大规模信仰的信任。我们不断地推理，好像出问题的是那个失败的特定体系，好像我们终于即将发现那个唯一正确的体系。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体系的依赖态度。科学方法会教导我们要进行分解，要进行确切、细致的探究，要为出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从思考转为辨别与分析，要想象出这种转变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并非易事。因为行动必定是具体的，在实际情况面前，大规模的信仰和无所不包的理想是无能为力的，甚至比无能为力还要糟。它们会导致不理性不明确的情感状态，在这些情感状态中，人们很容易就会轻信他人，人们的行动也会任由冲动的情感所摆布，轻易地就被那些头脑冷静的利己主义之人所操纵。消灭战争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对战争起因的具体分析替代对“自由、人类、公平与文明”的泛泛之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于一个新的原理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广泛地深入到个体思维中，因此个体受到压抑并不是个体自己的责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受到压抑便是个体自己的责任了，因为个性是不能被征服的，它的本性便是要表现自己。相应地，要找回完整统一的个性，第一步便取决于个体自身。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兴趣，他就是他自己，不是别人；他的生活环境在某些方面是灵活的、可塑的。

我们习惯于从大而泛的角度看待社会。我们应该忘记“社会”，想想法律、工业、宗教、医学、政治、艺术、教育和哲学，想想它们的复数形式。因为不同的人与社会有不同的接触点，因此不同的兴趣与职业也永远只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没有哪种接触永恒不变，没有哪种接触不在某个时候产生变化。所有这些职业和问题都是世界和我们相互作用的渠道。并不存在总体意义上的社会，也不存在总体意义上的商业。个体与社会条件的协调一致，并不是单一、单调的一致，而是一种多样化的一致，需要个人去着手解决。

个性之所以不能被征服，是因为它是一种对条件进行独特地感悟、挑选、选择、回应以及运用的方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任何包罗一切的体系或计划都不可能带来完整统一的个性。任何个人都不能为他人作决定，也不能一劳永逸地为自己作决定。与生俱来的选择方式会提供方向与连续性，但选择的确切表达存在于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各种各样的形式之中。我们必须反复不断地对条件作出有选择性的挑选与运用。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会随着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相互作用而改变，所以我们的每个行动都会带来一种新的视角，这种新的视角会要求我们作出新的偏好。从长远来看，如果一个人一直处于失落状态，那是因为他选择了不负责任；如果他一直处于完全受压抑的状态，那是因为他选择了轻松的寄生生活。

顺从意味着飘忽不定，它不是我们要去实现的目标，而是我们要去克服的对象；顺从很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顺从是“天然的”。不过，顺从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扶轮社对当前条件的称赞只是其中的一种。摒弃新文明的价值而追求旧文明的价值，是另一种顺从形式。披上某个已经消亡的文化的外衣只是另一种严格控制的方式。只有联系现在，对实际出现的条件作出积极的回应，并根据有意识选择的可能性努力改变条件，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完整统一。

个性起初是自发的、未成形的；它是一种潜力、一种发展的能力。即便如此，个性也是个体在这个物与人的世界中行动、与这个物与人的世界一起行动的独特方式。它本身并不完整，并不像房子里的壁橱或桌子里的秘密抽屉那样，里面装满了等待被赋予给世界的珍宝。因为个性是感受来自世界的影响、并由于这些影响而表现偏爱的独特方式，它只有通过与实际条件相互作用才能发展成形；个性本身如同画家那离开了画布的颜料一样地不完整。画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之物，它是颜料与画布通过艺术家独特的想象力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画作的形成过程中，艺术家潜在的个性呈现出一种有形的、持久的形式。如果我们强行认为个性在创作之前便已形成，这就是一种风格主义，而不是风格——风格是有独创性与创造力的，它形成于其他事物的创造过程中。

未来总是无法预见。各种理想，包括一种新的、有效个性的理想，其本身必须形成于现有条件的可能性中，即使现有条件构成了一个企业与工业的时代。当理想在条件的再创造过程中发挥作用时，理想便会成形，便有了内容。我们可以为了方向的连续性而制定一个预测未来情况的行动计划。但是，一个规定着目标与理想的计划如果脱离了灵敏灵活的方法，便会成为累赘，因为它坚硬僵化，把世界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把个人看成是静态的，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暗指我们可以预言未来，但正如有人所说，这种预言在预言过去或一经重复时便会终止。

爱默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社会无处不在进行反社会成员的阴谋。”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爱默生还说道：“接受上天为你所找的容身之处，接受与你同时代人的交往关系，接受事件之间的联系。”当进行选择的个体孤立地、脱离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考虑事件时，事件便具有了反个性的特征。当人们认为社会习俗固定不变时，社会也具有了反个性的特征。在多种多样不断变化的联系中形成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和“与你同时代人的交往关系”是实现个性之潜力的唯一途径。

精神病学家已经表明，个体的许多混乱与浪费都是源于个体从现实撤退到了内心世界。不过，这种撤退有许多不易察觉的形式，一些撤退形式被构建成了哲学体系，并在当前的文学中得到了吹捧。爱默生说：“我们寻找天才以重申天才在旧艺术中所创造的奇迹，这是徒劳的；天才的天性便是在新的必要事实中、在田野和路边、在商店和工厂中寻找美丽与神圣。”要获得完整统一的个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耕种自己的花园。但这个花园四周并没有栅栏，它的轮廓并不清晰。我们的花园是这个世界，因为它触及了我们的存在方式。我们要接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企业与工业的世界，并因此为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相互作用提供先决条件。这样一来，我们作为正在变化的现在的一部分，便会在创造一个未知未来的同时创造自我。

（本文自杜威的《新旧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