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的变化交互作用与控制的观念（摘编）

杜 威 著  张 军 选编

哪里有变化，哪里就有不稳定，而不稳定就是有所缺欠、不备、不完的证据。这些就是转变、化成、坏灭、与非有、有限、不完相互间的联系所共通的观念。因此完全而真正的实在必是不变的、不可移易的，如此充满着“实有”，因而永远保持着它自己在一个静止和安息的状态。现代最巧妙的辩证的绝对论者布拉德列，明白地说出“没有完全真实的东西是动的”。柏拉图，比较地讲，认为变化为堕落，抱着悲观的见解，而亚里士多德却以它为达到实现的倾向，看来较为乐观。但亚里士多德仍与柏拉图同样，以为完全实现了的实在，神圣的和究竟的实在，是不变的。即使叫它做“动”或“能”，“动”也是不知有变化的，“能”也是无所为的。它是永远踏着步而永不向那里前进的军队的动。

从这个恒常与转变的对照产生另一特质，将终极实在与实际生活的不完全的实在分开。哪里有变化，哪里就必有复数、有倍数，而从纷异又生出反对和竞争。变化就是更迭，或成为另一事物，于是也有差别。有差别就有区分，有区分就有两方和相互的斗争。转变的世界必是一个不谐和的世界，因为缺乏稳定就缺乏统一的支配。如果统一完全持续下去，这些东西也会保全一个不变的全体。改变的东西是有区分、有偏向的，不承认统一的支配，擅自主张其独立，而使生活变成竞争与不和的舞台。在另一方面，“终极”和“真有”既无变化，就是一体、统括万有而为一。既然为一，则只知谐和而永享全善了，此之谓完满。

变化已不会被人家看作美德的衰落，实在的缺损，或“实有”的不完的表征。现代科学已不再在各种变化历程背后寻觅什么固定形相或本质。反而以实验的方法毁坏那些表面的固定性而挑起变化来。对于感官常常觉得没有变化的形相，例如种子或树木的形相，不是到事物的知识去的钥匙，只是一面墙壁，一个应予毁坏的障碍。所以科学家去实验，以种种作用配置在种种条件下，直到起了变化，直到有所获而后已。他说变化是永远进行着的，似乎是静止的事物也有运动，变化运动的历程既不显现到知觉来，要知道它，就要将那个事物移到新境地去，使它发生明显的变化。简单地讲，我们所当接受、所当注意的，并不是原来已有的那个东西，而是放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看过它怎样举动以后，才发现出来的另外一个东西。

所谓知的正当方法这个观念的成效就是人对于自然世界的态度的深刻的改变。在种种不同的社会的境遇下，较旧的或古代的思想有时产生卑逊和服从，有时产生藐视和回避的意念，有时，其显著的，例如在希腊人中，对于特别注意事物的一切特质产生犀锐的审美的好奇心。其实，把知识认为是察看和注视的整个观念，在环境美好、生活恬静的地方，基本上是与美的享乐和鉴尝相结合，而在生活困难，自然又凶恶而残忍的地方，基本上则是与美的厌弃和轻蔑相关联的。但跟着知识的主动的观念流行起来，环境被看作须加以变化以求真知的一种东西，人人就得到勇气而对于自然竟直采用攻势了。自然变成可以任意塑造的供人使用的东西。对于变化的道德的兴趣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变化”提起来，已不会引起人家的哀感，它已不再为不幸所旋绕，只讽示着衰败和丧失。变化对于新的可能和将来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它成了预示一个更好的将来的先知者。变化已与亏损或没落分离，而与进步联合。变化既然是无论如何都要起的，我们的要务就应该是充分地明白那些变化，使我们得以掌握它们，将它们转到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去。境遇和变故是不应逃避的，也不应消极地忍受下去，它们是要我们去领导，去利用的。它们是我们的前途的障碍，也是我们的成功的手段。就一种深刻的意义来讲，知识已不是静观的，而成了实用的。

（以上选自杜威的《理想与现实的已变的意义》）

依照旧的理论看来，感觉和经验都是真正科学的障碍，因为感觉与经验都和自然变化联系着的。它们的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材料就是可变化的和变化着的事物。知识就其完全的和有效的意义而言，只有对于固定不变的东西才是可能的；只有关于这种固定不变的事物的知识才帮助我们寻求到了确定性。变化的事物只能产生推测和意见，而实际上它们就是危险的根源。在一个科学研究者看来，这种认为自然科学应该放弃事物的变化，放弃事情的进程的看法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他在认识中、在理解中所注意显然就是事物所发生的变化；事物的变化使他发生了许多问题而且当这些变化互相联系起来时便解决了问题。在对象方面我们这样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因而我们对于“经验”的结构和内容也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在经验和某种高级的东西（理性思维）之间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差别，我们只认为在两种不同的经验之间是有差别的：一种经验所涉及的是一些未加控制的变化，而另一种经验所涉及的则是一种在指导和控制之下的变化。而这种差别，虽然从根本上看来是重要的，但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分隔。第一类的变化即将通过认识其间的关系，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之下采取行动，转为被置于控制之下的变化。

如果运用比较不专门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陈述如下：过去人们曾经把题材当作是满足知识需要的东西，当作是构成结果的材料，而现在却把它变成了产生问题的东西。热和冷、湿和干、轻和重，已不是用来解释现象的自明之事，而成为需要加以探讨的东西了；它们成了“效果”而不是原因原理，它们提出了问题而不是提供了答案。地球、星体以及天空以太之间的差别已不再是最后的原则，用来解释和划分事物，而成为需要解释和需要原理去加以概括的了。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形成了一种按照人们所欣赏和所感受的那样去接受事物的艺术。近代实验科学则是一种控制事物的艺术。

一种态度是接受日常所知觉、所利用和所欣赏的对象，把它们当作是终极的，当作是自然过程的顶点，而另一种态度是把它们当作是思考探索的起点。这两种态度之间显著的差别是一种远超过了科学技术性以外的差别。它标志着一种在整个生活精神方面的革命；一种在我们对于存在中所发现的一切事物的整个态度方面的革命。如果我们把我们四周存在的事物，我们所触到、看到、听到和尝到的事物都当作是一些疑问，必须对它们求得答案（询求答案的方法是有意地引进变化，一直把它们重新形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存在着的自然就不再是为我们所如是地去接受、服从、忍受或欣赏的东西了。它现在已经成为需要我们去加以改革，需要我们把它置于我们有意的控制之下的了。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材料，对于这种材料我们要采取行动，把它转变成为一些新的对象，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任何特殊时候所存在的自然界都是对人类的一个挑战而不是一个完满的东西；它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起点和机会，而不是终极的结束。

简单说来，这个变化是从把认知当作是对于作为神圣艺术作品的自然的特性所进行的一种美感上的享受转变成为把认知当作是一种世俗的控制手段——当作是一种方法，有意地引进变化，以改变事情进程的方向。在一定时间上存在的自然并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而是一种需要艺术去进行加工的材料。因此，上面所论及的那种对于变化所已经改变了的态度较之作为一种专门学问的新科学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当我们把变化间的相互关系当作是知识的目标时，发现这种相互关系，因而实现我们的目的，就等于我们掌握了一种控制工具。当我们遇到一种变化并当我们知道了这种变化和另一变化的联系时，我们便具有了一种有力的手段，可以产生或避免那另一变化。美感的态度必然倾向于已有的东西；倾向于已经完成的、完备的东西。控制的态度便注意未来，注意形成和生产。

还有一种说法表达同一个论点。这种说法认为：当我们把一定的对象归结成为我们尚需加以认知或研究的素材时，我们便使得人类从屈服于过去的这种景况之下解放出来了。科学的态度是一种对于变化发生兴趣而不是对于隔绝的和完备的固定物发生兴趣的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对于问题是十分敏感的；每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进一步引起实验探究的一个机会，就是产生有指导的变化的一个机会。一个科学家最感觉到遗憾的就是他达到了一个不能再产生问题的情景。这种状态会是科学的灭亡而不是科学生命的完善。为了懂得已经产生的这种差别，我们只要把这种态度和流行于道德和政治中的那种态度作一对比就够了，而且我们可以体会到后者的发展仍然是多么有限。因为在较高级的实践事务方面，我们仍然生活在变化和疑难的恐惧之中。就像过去的人们（对待自然现象那样），我们宁愿接受和忍受或欣赏现前所发生的事物以及我们在这个领域内所占有的东西，至少从概念上把它们加以整理，因而使它具有理性的形式。

在实验的方法兴起以前，变化简直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患；这个现象存在的世界，即这个变化的世界，虽然和不变化的东西比较起来是一个低下的领域，但总是存在在那儿，人们在实际上势必要按照它发生的那个样子来接受它。聪敏的人若能得天独厚，就会尽可能地不和这些变化的事物发生关系，离开它们，转向理性的领域。受自然支配的定性形式和完备目的是不受人类所控制的。当人们在欣赏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是可喜的，但是从人类的目的看来，自然就是命运而命运是与艺术相反的。偶然发生的善，是受人欢迎的。然而只有当人类认知变化过程之间的关系，从而管理着这些变化过程时，他才能够使得善安全存在。很多的人都哀叹这种废弃明确目的的固定趋向的情况，似乎是破坏了自然的灵性，但是事实上，这是引申出新的目的并使得这些目的有通过有意的活动而得到实现之可能的先决条件。如果对象不是自然的固定目标，并没有内在既定的形式，那么这些对象就会获得新的性质。成为为新的目的服务的手段。从前有人认为，自然运行的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倾向，去达到某些固定的目的。在人们认为自然对象并不具有这种固定目的以前，自然就不可能变成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和目的而可以塑造的材料。

以上这些方面的思想都是包含在上述运用实验分析把对象归结为素材的那种已经改变了的态度之中的：科学的目的不在于界说常住不变的对象，而在于发现变化之间的恒常关系。它所注意的是事情变化过程的结构而不是最后的目的因。知识所涉及的既是当前的事变而不是最后的事因，所以知识是要探索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所经验的世界，而不是企图通过理智逃避到一个高级的境界之中去。实验知识是一种行动的方式，而且像一切行动一样，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和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与一定的问题联系着的。

如果我们按照实验的模型来构成我们的认识论，我们就会发现认识是一种操作日常经验事物的方式，因而我们便能够用这些日常经验事物之间彼此的交互作用，而不用这些事物直接呈现的性质来构成我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观念，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因而我们对于这些事物的控制，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改变它们和指导其变化的能力，便无限地扩大了。认知本身是实践动作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使得其他自然间的交互作用从属于我们指导之下的唯一交互作用的方式。以我们目前对于实验方法所已经探索到的发展进程而论，这就是实验方法的重要意义。

（以上选自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第四章《承受的艺术与控制的艺术》）

从控制和利用的观点来看，把原因视为较高的实在的这种倾向是可以解释的。一个“原因”不仅是一个在前面的东西，它是那样的一个先在条件，即如果为我们所操纵，它就节制着后果的产生。由于懂得了如果能够具有并管理一定的条件就自然会达成一定的后果，一种不可根除的天然的实用主义便任意从事一种简洁地转变而把原因理解成为内在地较为基本的和必要的东西。但是在存在中或者从形而上学上讲来，原因和后果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它们乃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不同部分，各有其直接的或美感的性质，也各有其效能或一系列的联系。既然存在是有历史性的，那么仅仅当每一部分被区分开来和关联起来时它才能够被认知。从认识上讲来，“原因”和“后果”都是一个片面的和残缺的存在。

（以上选自杜威的《自然、终结和历史》）

所谓控制的方法就是参照变化的条件所产生的后果来调节这种变化的条件。

因为如果一种变化和其他一些变化是明确地互相关联的，那么我们就能运用这一种变化来表明其他变化的发生。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能立即推测它所依赖的是什么和所需要加强什么或减弱什么来使这一事物更加可靠地显现出来或消逝掉。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断定这些特征是怎样可以获得的，我们就一定要把它们当作是一些变化，把它们和其他在我们邻近力量以内的变化联系起来，通过中间一系列有联系的变化，一直到后来达到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行动着手进行的事情。如有一个了解整个情境的人着手要设计一些控制定性价值经验的办法，他所计划的进程和实验科学所遵循的进程就会是一样的，在这一进程中知识的结果和实际物理知识的结果一样，总是和所要进行的行动关联着的。

控制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变化间明确的或已经测量到的互相关系把这些变化互相联系起来，以其中之一作为其他变化的记号或证据，它本身并不提供直接的控制。晴雨表上指针所示的数字是有雨将临的记号，但这却不能使我们阻止下雨，但是这能使我们改变我们和下雨的关系：耕耘园地、带伞出门、指示海上的航道等等。这个示数使我们能采取一些准备行动，以减少价值的不安全性。纵然这还不能使我们管制将要发生的事情，但它总可以使我们注意到某些方面，有助于稳定我们的目的和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之下，如在艺术本身方面，我们不仅改变我们自己的态度为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好准备，而且我们还能够改变所发生的事情本身。这样利用一种变化或可感知的发生事故，作为其他变化的记号和作为使我们自己作好准备的手段的情况并不是在近代科学发展以后才有的。有人类本身，就有这种情况，它是一切智慧的核心。

控制的范围有赖于我们发现互相关联的一连串的变化的能力，因而我们可以把每一联锁着的一对变化导致另外的一对变化，一直到最后导向一对能为我们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变化。最后的这个条件特别是由科学思想的对象来实现的。

这种在广泛的事物范围内题材性质相同的情况便是我们在近代技术中能够广泛而自由地控制事情的根源。常识能够零零星星地把一些事物联系起来，当作是记号和孤立一对一对的事物。但是常识不可能把这些事物都联系起来，以至我们能从其中的任何一物推知其中任何其他之物。用空间、时间和运动的关系来陈述科学的对象，这种对象便具有同一性质，而这种性质相同的情况便显然是使我们可能在无限广泛和有伸缩性的范围以内进行各种转换的办法。一件事情所具有的意义可以转变成为其他事情所具有的意义。用在各种变化之间有着共同量度的互相关系来陈述对象的观念，这就使我们可以广泛地和平坦地从自然界的一部分转换到自然界的任何其他部分中去。我们至少能够在理想上从自然界的任何地方所发现的意义或关系转换为任何其他的地方所期望具有的意义。

（以上选自杜威的《观念在工作中》）

现代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直接对象一样，乃是一系列关系的一个体系

（以上选自杜威的《自然、手段和知识》）

“理智主义”作为哲学的一种御用的方法和原始经验事实是这样地相违背，以致它不仅被迫求助于非经验的方法，而且它的结尾是使得被理解为无处不在的知识本身也成为不可解释的了。如果我们从主要发生于行动与经历的样式中的原始经验出发，那就容易看见知识有些什么贡献——即对于行动和遭遇中的因素具有理智的管理的可能性。我们涉及某些事物，而正如俗语所说的，最好是要知道我们所涉及的是什么。如果在行动中和在遭受（和享受）中是有理智的，那么即使当条件不能被控制的时候，也会得到满意。但是当有了控制的可能时，知识就是实行控制的惟一媒介。在原始经验中给予了这种知识因素之后，就不难理解它怎样会从一个屈从的和附庸的因素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角色。行动和遭受，实验和把我们自己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以致使我们的感觉和神经系统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产生反省的材料，会使得原来认知和思维服从于行动与经历的这种情境颠倒过来，而且当我们沿着这个线索追溯到认知的来源时，我们也会看见知识具有一种改善和丰富粗糙经验题材的作用和职能。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大规模地去知道我们所涉及的东西，而且要去知道即使当我们似乎是不可控制的命运的不幸的傀儡时所遭遇到的东西。但是所谓无所不在的、无所不包的和无所不能的知识，在它失去了一切的关联时，也就失去了意义。当它被视为高贵的和自足的东西的时候，它之所以看起来并没有失去意义，这是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排斥给予所知以意义的那种非认知的但被经验到的题材的关联。

（以上选自杜威的《经验与哲学方法》）

“条件”永远都在变化，永远都在转变成别的事物。重要的问题是：理性、观察与思考是否会介入这一转变过程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指导性因素？一旦理性介入条件的转变过程，那么，条件便会产生预测结果；人们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预测结果，便是在运用自身的偏好与意志，是在进行计划与决策。要预测现有条件将产生的结果，就是要放弃中立的态度，有所偏向，偏向那些更希望看到的结果。

我大胆地认为，对当前条件进行分析，这才是最重要的。条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要在思想上接受这些条件，就要意识到这些条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它们并非驶向单一终点。一旦接受了条件本来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对许多结果作出预测；条件就可以在多条道路的指引下，驶向多个所选的终点。我们要意识到条件的变化，并积极地参与到变化潮流中去；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指引条件驶向我们所偏爱的可能性。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个体会获得一种完整统一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理智地积极地参与认识，让这种认识成为进行有意识地选择的第一步，他永远都不会因为过于孤立而失落，也不会因为过于沉默而受到压迫。

（以上选自杜威的《今日之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