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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中心治疗：实践、运用和理论（11）（选）
第三部分 心理学理论的启示
第十一章 人格和行为的理论（选）
随着临床和研究证据的增加，对当事人中心疗法感兴趣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能够容纳和解释这些现象的、指出进一步发展方向的理论。这一章就是要报告我们现阶段建立一种普遍的人格动力和行为的理论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这不过是总结我们对治疗的讨论和其对人格的影响的理论假设。不过，希望对几个观念的总结证明是有用的。 人格的理论建设过程近年来在心理学中有一些进步，这些理论观点丰富了我们的思考。要提到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戈尔德斯泰，安雅尔，马斯洛，莫尔和克鲁克霍恩，莱基，沙利文，马瑟曼，墨菲，卡梅伦，莫里和克鲁克霍恩，怀特，斯里格和科姆伯斯，布娄都提出了新的或者修订的人格理论。这些作者对人格动力的深刻的理论思考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在理论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提出另一种有关人格的理论显得有些不自量力。另一方面，理论假设的大发展，使每位研究者从自己的经验提出的理论给研究的飞跃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写下了本章。显然，如果笔者觉得以前的理论没有意义的话，就不会在本章内提到这些理论。另一方面，笔者不是带着批判的思想提出以前的理论的，因为通过对以前理论的研究我获得了很多，既有确信又带着疑惑，这些理论影响到了我。 正如每一个研究人员都受到他的专业经验的影响一样，下面的陈述首先是来自第一手的材料，在多年努力形成有效和持续的治疗模式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更加深刻和特殊，这个努力的过程让这些陈述逐渐变成了当事人中心取向的内容。深入到他人的情感和思维，深入到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本质特点，使笔者的理论思想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就像马斯洛，笔者承认他早期的理论观点与其逐步发现的临床经验以及临床研究的结果是不一致的，后者是我逐渐接受了的。 为了让思维尽可能清晰，为了让对缺点和不一致的探索成为可能，下面的材料以命题的方式提出，后面有简短的说明和解释，因为这些理论被认为是临时的。与各个命题有关的问题也提出来，特别是当命题不能说明所有现象的时候。某些命题必须被看作是假设，其主体有待证真或证伪。整体上来说，这些命题提供了一种行为的理论，试图可以解释已知的所有现象，也试图解释近来治疗中发现的与人格、行为有关的现象。在很多方面，这些命题利用了以前的理论建构，很多方面它们是不同的。我没有指出这些相似和不同，因为这会减少直接性和系统性。建议读者们阅读参考文献中近年来的其他心理学家的理论。 命 题 命题一：每个人存在于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不断改变的体验世界中。 这个个人的世界可以被称作现象域、体验域，或者可以用其他术语来描述。它包括被机体体验到的一些经历，无论这些体验是否被意识察觉。比如我坐的椅子对我臀部的压力可能我已经体验到一个小时了，但是只有当我考虑并记下这种体验的时候，它才被符号化呈现于我的意识中。看起来安雅尔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意识是由我们某些体验的符号组成。 应该认识到，在这个体验的个体世界，只有一部分的体验——也许很小的一部分体验——能够被意识察觉到。我们很多的内在和外在的感觉是没有被符号化的。不过，这个体验世界的很大一部分是可以被意识利用的，可以变成意识，如果个体的需要创造出特定的变成焦点的感觉，这是因为它们是与需要的满足有联系的。换句话说，大部分个体的体验构成了知觉域的底层，但是当其他的体验滑入底层的时候，它们很容易成型。我们以后会谈到个体阻止成型的那些体验部分。 和这个个体世界有关的一个事实是，它仅仅能被个体自己以任何真实或完整的感觉知道。不管我们如何充分地去测量刺激——无论是一道灯光、一件小麻烦、一次考试失败或其他更加复杂的情景，不管我们如何尽力去测量感觉机体——无论是心理测量还是躯体检查，个体仍然是惟一知道这些感觉是被如何察觉的人。我永远也不可能完整生动地知道一件小麻烦或这一次考试失败是如何被你体验的。体验的世界是高度个体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人的世界。 不过，完全的、直接的对他的所有体验世界的熟知只是一种潜能，不是个体的一般功能状态。有很多我感觉到的冲动或者我体验到的感觉，只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能进入意识。所以我对于我整个现象域的意识和知识实在是有限的。然而，我仍然是潜在的惟一可能了解其全面性的人。其他人不可能像我认识得那么充分。 命题二：机体对体验到、察觉到的领域作反应，知觉域对个体来说就是“现实”。 这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我们自己的经验都会时常意识到这一点，但却是经常被忽略的。我不是对绝对现实进行反应，而是对这种现实的知觉进行反应。正是这种知觉对我来说是现实的。斯里格和科姆伯斯提到了一个例子，两个人夜里在西部的公路上行驶，前方路中出现了一个障碍物。一个人看到的是一块大石头，感到害怕；另一个是当地人，看到的却是风滚草，反应冷淡。每个人都对察觉到的不同现实进行反应。 这个命题可以从每个人的日常经验来说明。两个人都在收音机里听到政治候选人的演说，他们以前对候选人都一无所知。他们接受到的是同样的听觉刺激。然而一个人把候选人看做是煽动政治家、骗子、假先知，并有相应的反应；另一人把候选人看做是人民领袖，一个有很高目标的人。每个人都根据他对现实的知觉来对现实进行反应。同样，两个年轻的为人父母者对他们的后代的行为的感觉也是不同的。儿子和女儿对他们父母的知觉也是不同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行为对知觉现实的反应都是适宜的。同样的命题也可以扩展到所谓的异常状况中。精神病人感觉他的食物下了毒，邪恶团体要出去干掉某人，他们对知觉现实的反应和我们一样，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食物被下毒了，或者我们的敌人正在反对我们，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方式和行为。 要理解这个概念，现实就是个体的知觉，我们发觉带进语义学的理论是有帮助的。语义学家认为，词和符号产生了现实世界，它们的关系就像地图和实际地域的关系一样。知觉和现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有知觉“地图”所指引而生活，而知觉地图从来就不是现实本身。这是一个要记住的有用的概念，因为它可能对传达个体生活世界的本质有帮助。 对笔者来说，没有必要解释任何“真实”现实的概念。为了理解心理现象，对个体来说，现实就是他的知觉。除非我们想要把自己带到哲学问题中去，否则我们没有必要尝试去解决什么样的现实构成了现实性这样的问题。对心理目的来说，现实从根本上是个体体验的个人世界，虽然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现实性是由不同高度个体的共同的知觉构成的。所以这张桌子是“真实的”，是因为我们文化中大多数人对它的知觉和我的很相似。 虽然对我们来说目的不是要定义现实性的绝对概念，但是应该指出，我们不断地检查互相抵触的知觉，或者把它们相互叠加，让它们变得更加可靠，引导我们达到“现实性”。例如，我看到碟子里面有些盐。这在那一时刻对我来说就是现实。如果我尝了并感觉有些咸，我的知觉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但是如果尝起来是甜的，我对整个情景的解释就改变了，在看和尝的时候我把这个材料看做是糖。故每种知觉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假想——与个人需要有关的假想——很多知觉都是被体验验证或校正的。如布娄所说：“人和外在世界的恒定关系是通过他的感觉——反应序列和外在于他的反应序列的一致性达到的……只有人的神经系统与观察到的外在现象的恒定性保持一致，才可能让他对外在世界的行为保持理智的恒定性。”故世界是由一系列验证了的、提供安全的假想形成。它取得了某种程度我们能依赖的预测性。然而和这些已经通过各种体验确认的知觉混杂在一起的是那些仍然完全没有查验的知觉。这些未经检验的知觉也是我们人格现实性的一部分，与那些已经检验的知觉具有一样的权力。 知觉域是治疗中用来说明个体反应的现实性，经常的表现是当知觉改变时，个体改变的明显反应。比如父母中的一个被看做是极权主义的人，这就是个体对之反应的现实。如果父母被看做是努力保持自己同理状态的人，那么对这种新“现实性”的反应就不同。 命题三：机体作为一个组织的整体对现象域进行反应。 虽然仍然有些人关注的是机体反应的部分或很小的类型，但是出现了日益提高的对一个事实的接受度，这个事实就是机体生活的最根本的特性是它有朝向整体的、组织化的、目标指向的反应的倾向。的确这些反应基本上是躯体上的，就像那些我们认为是心理的一样。举例说就像体内的水平衡维持一样。已经证明日常水平衡是由脑下垂体后叶的活动维持的，当机体失水时，后叶加压素分泌增多，减少肾脏水的排出。这种反应看起来是很小的反应，最后的分析可以把它简化到单纯的化学因素，但是在做实验的时候把后叶切除后，动物会喝很多的水，虽然没有调节的机制，但仍然保持满意的水平衡。在此时整体的、组织化的、目标指向的反应看起来是基本的，正如事实证明的，但一条通路被阻断的时候，动物会组织利用另一条通路达到相同的目的，很多机体补偿现象都是这样的。 在心理领域，任何简单的对行为刺激——反应的模式是不可能的。一个年轻女人谈了一个小时候关于她对她母亲的反抗的经历。在此之后，她发现她长期的哮喘病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而之前她甚至没有和咨询员谈到过哮喘病。另外一个感觉其工作的安全性受到威胁的人，得了溃疡病。很难用部分性来解释所有这些现象。必须给予理论考虑的显著事实是，机体总是一个整体组织化的系统，任何部分的改变都会改变其他的部分。我们对这部分事实的研究必须从一致的、目标指向的组织这个核心事实开始。 命题四：机体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实现、维持、强化体验组织。 不是说很多的需要和动机，而是说也许所有的躯体和心理的需要都可以描述成这个基本需要的一部分。很难发现满意地形容这个命题的词。特别的描述来自于斯里格和科姆伯斯。他们使用的是对观察到的机体生活的直接力量的描述——这种力量被很多科学家认为是基本的，但是没有被实验和操作的术语很好描述。 我们这里谈到了机体维持自己的倾向——吸收食品，面对威胁时采取防御行为，达到自我维持的目标，即便达到目标的常用通路被阻断。我们在说的是，机体有朝成熟方向运动的倾向，而成熟对各个物种来说是不同的。这包括了自我实现，虽然自我实现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方向性术语。机体没有完全发展它忍受痛苦的能力，人类也没有完全发展他面对恐惧的能力，或者在躯体层面上的呕吐的能力。机体在组织和功能更大分化的方向上实现它自己。它在通过成长的有限的发展的方向上，在通过由它自己的工具扩展自己而发展的方向上，在通过重复生产而发展的方向上运动；它在更大的独立性或自我负责的方向上运动。它的运动方向，正如安雅尔指出的，是提高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和自主性，并远离表里不一的控制或者外在力量的控制。这是真实的，无论我们说的是完全无意识的躯体过程，如体温调节，还是人类特有的理智功能，如对生活目标的选择。最后，机体的自我实现是朝向广义的社会化方向的。 这种我们尽力描述的指向特性是在个体机体的生活中，从知觉到无论何种程度的器官联合体的成熟中都是明显的。在进化的过程中它也是很明显的，表现在从低等的生物进化到高等的生物，沿着进化过程一直向前。所以我们在讨论的这种方向被充分定义为把未发展与发展了的组织进行比较，把简单组织与复杂组织进行比较，把进化早期或低等进化机体与进化后期或高等进化机体进行比较。无论发现的是什么样的普遍不同都构成了我们正在讨论的基本倾向的方向性。 与这个命题相似的观念得到了心理学家和其他人的发展和接受。戈尔德斯泰提出的“自我实现”描述了这种基本倾向。莫尔和克鲁克霍恩强调了“生物基本的倾向是以保存和提高整合性为功能方式”。这是一个稍微有些不问的概念，但方向的本质是一致的。沙利文提出：“机体的基本方向是向前。”霍尼对这种倾向在治疗中的体验给出了生动地描述：“最终的驱动力是个体不屈不挠地把握自己的意志，成长和抛弃一切无关的、阻碍成长的因素的愿望。”安雅尔总结了他关于这点的思想：“生命是一种发生在机体和环境间的自发的动力事件。生命过程不仅仅倾向于保存生命，而且也倾向于超越机体的现状。持续地扩展自己，而且对曾经提高的事件领域施加它的自发决定影响。” 我们治疗中的体验让我们赋予这一条命题核心的地位。治疗师非常清楚，人类组织性的向前倾向是他最深刻、最为依赖的基础。当事人朝向成长方向的运动不仅仅是在环境因素清晰的情况下才出现，也在非常严重的案例中表现出来，那时候当事人是在精神病或自杀的边缘。这里治疗师意识到他基本上惟一依赖的力量是机体不断发展强大的倾向，我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这些经验： 在我竭尽所能深入地研究揭示了个体动力的录音案例时，我发现了一件对我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发现对更高程度独立性的渴望，对自我决定的整合欲望，努力社会化成熟的倾向，即便是很痛苦的，但它们就像对舒适的依赖性的渴望、对外在权威的保证的需要一样强，不，比这更强烈……临床上我发现虽然当事人保持依赖是因为他总是这样，或者变得依赖而他自己还没有察觉，或者希望变得依赖因为他很孤独，但是我仍然发现当个体进一步深刻地考虑他的情况，明确地察觉到情景，他会故意地选择依赖，故意地选择让另一个人来带领他的发现。当所有的因素都被明确地察觉到后，平衡的方向总是朝着痛苦的，但是有回报的自我实现或成长的。 认为机体在自我强化和成长的发现上的变化是平稳的，这是非常不精确的。更准确地是说，机体通过挣扎和痛苦朝着强化和成长的方向运动。整个过程可以用小孩学走路来说明。开始的几步通常是有挣扎和痛苦的。当时的回报，包括走了几步，这与跌跌撞撞的痛苦比较起来是不相当的。孩子也许会因为痛苦有一段时间回到爬行的状态。但是，在个体占绝对地位的总体性中，成长向前的方向比保持婴儿状态的满足更加有力量。孩子会实现自己，虽然这个过程中有痛苦的体验。以同样的方式，他会变得独立、负责、自我管理、社会化，虽然在这些进步中通常伴随着痛苦。 即便因为环境的因素，阻止了他的成长，他仍然可以确信，这种成长的倾向是存在的。给一个机会让人选择向前的发展还是退化的行为，这种成长倾向就会开始运作。 这个命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了让向前运动的倾向起作用，为什么选择的因素必须被清晰地察觉到？”看起来除非体验被精确地符号化，除非有适当的、精确的分化，否则个体会把退化的行为看做是自我增强的行为。这一部分会在命题十一和其后命题中充分讨论到。 命题五：行为是机体基本的目标指向的尝试，为的是满足被感知领域体验到的需要。 这个命题会因人类机体中的自我发展而调整，正如我们看到的。让我们首先考虑这个命题运用到机体的一般情况，以及在自我开始扮演一个重要的行为调节角色前的人类婴儿的情况。 所有的需要都有基本的联系，如果我们接受了命题四，就会发现这些需要都来自于或者指向维持或强化机体的基本倾向。这些需要出现在躯体的紧张被体验到的时候，这些需要形成了行为的基础，而这时候的行为是在功能上（虽然不是有意识的）设计用来减少紧张和维持机体的强度的。需要本身没有必要被意识体验到，它有不同的表现层次。例如，饥饿的时候，经常发生的胃痉挛就不是直接体验到的，但由此建立起来的兴奋会被模糊地体验到而且是在意识水平下，从而引起了觅食的行为，也许它能在意识水平符号化或被体验为饥饿。 问题出来了，是否所有的需要都有其躯体起源？比如，是否爱和成就的需要，看起来是和维持或强化机体有显著关系的，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这一点我们需要获得设计良好的研究证据。瑞博和其他人的研究提示，爱是一种躯体的需要，和育婴者没有足够的躯体接触的婴儿，会遗留下不满意的躯体紧张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在婴儿是真实的，那么很容易看出这种需要就像所有其他的需要，是如何通过文化条件的阐释和引导变成需要，而这种需要的根本的基础是潜在的躯体紧张。在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理解之前，在这个领域更多的工作需要做。这样的研究至今很少有计划有控制地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行为是被假定为对已感知的领域的反应。这一点，就像其他的命题一样，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中被证实了的，但是经常被忽视。这种反应不是针对现实的，而是针对现实的知觉的。一匹马感觉到危险的时候，会在马厩中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即便马厩已经着火。一个沙漠中的人会尽力挣扎走向海市蜃楼中的湖，就像要达到真正的水源一样。在更复杂的水平上，一个人会尽力挣钱因为他把钱看做安全感的来源，虽然事实上钱不会满足他的需要。当然，知觉通常是和现实性有很高程度的对应性的，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是知觉而不是现实，才是决定行为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应该提到的是在动机的概念中，所有有效的因素都是存在于目前的。行为不是由过去发生的某些事情造成的，只有现在的紧张和现在的需要是机体努力要减少或满足的。而这是真的，过去的经验服务于将要在现在经验中感觉到的意义，然而不会有行为，除非是满足了现在的需要。 命题六：情绪伴随着一般来说促进上述目标指向的行为，这种与找寻相联系的情绪和行为的消耗部分是相对的，情感的强度与察觉到的维持和强化机体的行为的意义是相联系的。 在这种被命名为行为的目标找寻的努力中，情绪、情感、情绪化态度的位置是什么？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有可能包含了严重的不足，不过我们思考的框架可以由命题六来提供。我们可以把情绪分为两组——不悦的和激越的情感，平静和满意的情感。第一组倾向于伴随着目标找寻的努力，第二组伴随着需要的满足和完整的体验。第一组情感的效果可以进行行为的调整，集中在目标行为，而不是有些心理学家说的失整合的效果。所以，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一般恐惧会促进个体组织逃离危险，而且会竞争性地、有妒忌心地关注那些超越的人。里帕更充分地讨论了这一点。 根据行为和机体的维持及强化的被察觉的关系，情感反应的强度看起来是不同的。所以我在路边跳跃躲闪摩托车的行为被认为是逃离死亡的话，伴随着的情绪就是非常强烈的。阅读一本新的心理学书籍，这是一个看起来与我的发展没有重要联系的行为，伴随的情绪就是非常温和的。 这些讨论过的命题都提出了行为与机体的维持或强化有关。正如我们在以后的命题中会看到的，自我的发展包含了对行为的调整，因为行为经常被描述成是满足自我的需要的，有时候是对抗机体的需要的，情绪强度更多是通过自我的卷入程度而不是机体的卷入程度来衡量。不过，运用到人类以下的物种或者婴儿的身上，命题五和六还有所保留。 命题七：理解行为最有力的点是来自于个体自己的内心。 在命题一提到，惟一的能够充分理解其体验的人是个体自己。行为是对察觉到的领域的反应。故对行为的最好的理解，尽可能通过一个人的内心来获得，尽可能通过他的眼睛来看世界。 我们在心理学中获得的观念可以和原始社会作比较。观察者发现，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吃各种不可思议的食品，保持各种充满幻想的、毫无意义的仪式，行为方式混杂着美德和堕落。观察者没有看到的是，他是从他自己的内心来观察，把他自己的价值观加到原始部落的人的行为模式上。在心理学中，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但我们说到“试错行为”、“妄想”、“变态行为”等等时，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是从自己的观念或者普遍的观点来评价一个人，而惟一的有意义地理解他的行为的方式是用他自己感知这些事情的观点来理解他，就像理解另一种文化的惟一方法是采取这种文化的观点一样。这样做了以后，各种无意义的古怪的行为就会被看做是有意义的、目标指向的活动。所以，没有所谓的随机的试错行为，没有所谓的妄想，除非个体自己对他过去的行为使用了这些术语。在现在，行为总是有目的地对被察觉到的现实进行反应。 如果我们能够同理地理解到个体所有的内外体验，能够体验到他整个的现象域，包括意识成分和没有带到意识水平的成分，就能有一个极好的基础来理解其行为的意义，并预测他未来的行为。这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理想。因为它是无法达到的，心理学的一支使发展为从外在的观点来理解、评价、预测个人的行为。这样的发展是让人不太满意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外在的推论陷进了漩涡了。一个赫尔的学生，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说，行为的意义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做出了推论。因为这个和其他一些的原因，把使用个人的现象域作为科学心理学的重要基础看起来是有希望的。有一个共识是，个体通过特定的方式来体验世界，而他的行为显然是由知觉决定的。相应地，在科学资料可能的一致性上，科学可以稳定地发展。 指出从内心的角度来看行为不是说这是学习的金光大道，仍然有很多障碍。一方面，获取意识体验到的现象域有很大的限制。这意味着在意识中体验到的部分越少，获得的现象域就越不完整。我们更多地推断现在的现象域而不是在意识中体验（比如对投射的解释），更复杂、更多的推断就会出现，直到对当事人投射的解释变成了仅仅是咨询员的投射的说明。 而且，我们对个人的内心世界的知识根本上依赖于和他的沟通。沟通总是有缺憾和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呈现于个体的体验世界。 我们可以这么来解释整个情景： 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有可能的，因为很多的知觉客体——自我、父母、老师、老板等等——在我们自己的知觉域中都有副本，而且实际上对这些知觉客体的态度——比如说恐惧、愤怒、怨恨、爱、嫉妒、满足——都呈现在我们自己的体验世界中。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直接地，从个体的沟通，或者更不精确地从他的行为的观察，推断出他的知觉域和体验域的一部分。 他的体验越多地存在于他的意识中，他越有可能传达他的现象域的整个图景。 他的沟通越多自由表达，越不被防御性的需要或欲望左右，沟通就越充分（所以日记是更好的与现象域的沟通，而不是审判时的法庭证词）。 正是这些原因说明了当事人中心疗法是一种有价值的从个人的内心来看待行为的方式，这种情景最小化了任何防御的需要。当事人的行为让表达出的态度的偏见的影响最小化。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和他自己特殊的世界沟通，而使用的程序鼓励他如此做。提高了的沟通能力逐渐把更多的体验带到意识的领域，如此传达了更加精确完整的个体的体验世界。在这个基础上，一幅行为的更深刻理解的图像浮现出来。 要附加说明的是，即便只是一部分的知觉域得到了沟通，也会取得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对当事人和对治疗师的学习的动力结果，动力结果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更接近于人格过程和行为的基本法则的体验方法。产生的结果不仅仅对行为的意义有生动的理解，也能让新的学习的机会最大化，当我们接近个体，不用期望他会适合预想的分类。 命题八：整个知觉域的一部分逐渐分化成了自我。 米德、库利、安雅尔、莱基和其他人发展了关于自我发展和功能的知识。对自我操作的各个方面我们有很多要说。现在的观点是，随着婴儿的逐渐发展，整个个体世界的一部分被分成“宾我”(me)、“主我”(I)和“我自身”(myself)。关于模糊的自我概念，还有很多令人困惑的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我们要试着指出其中一些。 对自我的发展来说，社会互动是必要的吗？在孤岛中长大的人，有自我吗？自我在根本上是符号化过程的产物吗？是不是体验不仅仅被直接体验到，而且还被符号化和整合入思维，从而让自我成为可能？是不是自我仅仅是体验的符号化部分？精确的研究也许能回答部分问题。 另一点与意识自我的发展有关的事实是，它的发展没有必要和躯体组织共存。安雅尔指出，在机体和环境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同样在自我体验和外在世界之间并没有明确的限制。客体和体验是不是被认作自我的一部分，取决于一定程度上它是不是被感觉到在自我的控制中。那些我们控制的要素被认为是自我的部分，但是即便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被认为是在控制之外，它也会被更少地认为是自我的一部分。这种方式的一个有力说明是，当脚的一部分由于循环缺乏而变僵了，它对我们来说更多是一个客体，而不是自我的一部分。 也许是“自动性的坡度”，在婴儿第一次意识到对他的体验世界的某些部分的控制感时，首先给了婴儿自我意识。 前面已经阐明，虽然有些著作使用“自我”这个词作为“机体”的同义语，但在这里使用的这个词语具有更加严格的意义，也就是说，包含对存在、功能的意识。 命题九：作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特别是作为与他人评价互动的结果，形成了自我的结构——组织化的、流动的但是坚固的个体的知觉概念模式，及其和“主我”或“宾我”的关系，还伴随着依附于这些概念的价值观。 命题十：依附于体验的价值，作为自我结构一部分的价值，在某些情况下是被机体直接体验到的价值，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是内化或从他人那里接受的价值，被以歪曲的方式察觉到，就像它们是被直接体验到的一样。 最好同时讨论这两个命题。在过去的几年内，它们被笔者修订和重述了很多次，当然现在的陈述也是不够充足的。但是在这些命题试图符号化的体验中，有某些人格理论家可以学习的重要的东西。 婴儿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他逐步建立起对自我、对环境、对自身和环境的概念。虽然这些概念是非口头的，不会在意识中呈现，但是这不妨碍它们执行指导的功能。正如里帕所指出的。和所有这些体验紧密联系的是直接的机体评判，这看起来对理解其后的发展很重要。很小的婴儿对评断有一点点不确定，同时又朦胧地意识到“我体验到”，同样有这样的意识如“我喜欢”，“我不喜欢”，“我很冷，我不喜欢”，“我被抱着我很喜欢”，“我能摸到我的脚趾头，这很快乐”。这些陈述看起来是对婴儿体验的充分描述，虽然他没有用我们使用的口头符号系统。他把这些体验看做是促进的，给予正性的评价，而将那些威胁他、不支持、不提高他的体验看做是负性的。 很快加入这幅图景中的是别人对自我的评价。“你是一个好孩子”，“你是一个淘气的孩子”——这些类似的来自于父母或其他人的对他自己和行为的评价逐渐形成了婴儿知觉域的一个重要而巨大的部分。社会经验、来自他人的社会评价变成他的知觉域的一个部分，伴随着那些没有卷入其他人的经验，例如，电暖炉是热的，楼梯是危险的，糖的味道很好。 在发展的这一阶段，看起来有一类体验的歪曲符号化发生了，意识中的体验的歪曲也发生了，这对以后的心理适应的发展很有意义。让我们用一般的、概括的话来描述。 对一般的孩子来说，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自我体验的部分是他被他的父母爱着的关系。 他把自己看做是可爱的他带着满意体验这一切。值得爱的，而他和父母的关系是爱这是自我结构开始形成的时候，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 与此同时，在其他方面，他感觉到正性的感觉价值，他感觉到提高。他体验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躯体紧张的时候，有内部的运动是很愉快的。他感觉到攻击或试图消除小弟弟是让人满意和有提高感的。这些事情被初次体验到后，它们与自我是个可爱的人的概念不是必然矛盾的。 但是接着严重的对自我的威胁来到了我们这个概念化的孩子面前。他体验到与这些令人满意的行为有关的他的父母的言语和行为，还有那些加强“你是坏的，这行为是坏的，你这样行事的话你就不是可爱的，不会得到爱的”的感觉的言语和行为。这构成了对初生的自我结构的深刻威胁。孩子进退为难的处境也许可以用以下的话来表达：“如果我对’意识承认了我对这些行为的满意，以及我从这些体验中领会到的价值观，这与我的被爱的、可爱的自我是不一致的。” 在普通孩子的发展中就会有后续的结果发生。一个结果是对体验到的意识中的满足的否认，另一个结果是歪曲对父母的体验的符号化。准确的符号化是：“我感觉到我的父母对这种行为的体验是不满的。”歪曲的符号化即以歪曲来避免对自我概念的威胁，比如：“我感觉到这种行为是让我不满的。” 正是用这种方式，看起来父母的态度不仅仅是被内化了，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态度不是被体验为其他人的态度，而是以歪曲的方式被体验，就像这些态度是建立在某人自己的感觉和内脏器官上的证据一样。这样，通过歪曲的符号化，对愤怒的表达逐渐被体验为坏的，即便更加准确的符号化是，对愤怒的表达经常被体验为满意的或有强度的。然而，更准确的表达是不允许进入意识的，或者它进入意识后，孩子会感觉焦虑，因为他的内心感到不一致。相应地，“我喜欢我的小弟弟”作为属于自我概念的样式保留下来，因为它是通过符号化地歪曲从别人那里内化来的关系概念，即便基本体验提供了关系中价值的很多等级，从“我喜欢我的小弟弟”到“我恨他”。用这种方式，婴儿依附于体验的价值变得离开了他自己的组织功能，而体验是根据他父母的态度来评价的，或者根据其他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人的态度来评价的。这些评判逐渐被接受为“真的”，就像那些与直接体验相关的评判一样。自我的形成建立在适应现存结构的对感觉和内脏的证据歪曲基础上，自我获得了组织和整合，这是个体努力要保存的。行为被认为是强化这个自我的，当没有评价通过感觉和内脏的反应被领悟到，当没有负性的感觉和内在的反映的时候，行为被认为是与自我的维持或提高相反的。这里看来，当事人开始走在了一条路上，这被他后来称作是“我真的不了解我自己”。最初的感觉和内脏的反应被忽略了，或者没有被允许进入意识，除非是以歪曲的形式。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价值不能被意识认识到。部分以歪曲的符号化为基础的自我概念取代了它们的位置。 从这双重源头中——个人的直接经验，感觉反应的歪曲的符号化结果是内化价值和概念，就像它们是被体验到的——生长出自我的结构。在这样的证据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看起来最有用的自我概念或自我结构的定义是这样的——自我结构是被吸收到意识的自我的知觉的组织化构造。它由这些成分构成、个体性格和能力的知觉；自我与其他人以及环境的概念和知觉；被察觉到和体验及客体相联系的价值质量；被认为有正性或负性价值的目标和理念。那么，正是这幅组织化图景存在于意识中，要么作为自我或关系自我的形象或背景，伴随着正性或负性的与这些品质和关系相关的价值，要么它们被认为是存在于过去、现在或未来。 考虑一下自我结构的形成而没有对体验要素的歪曲或否认是值得的。这样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离题的，而且预先提出了后面的某些命题，可以把这种讨论看做是对后面命题的一个介绍。 如果我们问自己，婴儿如何发展出一个其中没有日后心理障碍的种子的自我，那么我们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的经验提供了丰富的观念。让我们又一次以概念化的形式，非常简短地介绍早期经验的形式会给自我的心理健康发展打下的基础。开始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是一样的。孩子体验着，并且正性或负性地评价他的体验。他开始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心理的客体，而他的自我知觉中最基本的要素是他是一个被爱着的人。正如我们初次描述的，他在攻击他的小弟弟这种行为中体验到的是满足。但是在这一点有个至关重要的不同，父母能够：（1）真诚地接受孩子体验到的这些满足感；（2）完全地接受体验到这些感觉的孩子；（3）同时接受他或她自己的感觉——这些行为在家庭中是不可接受的——为孩子创造一个不同寻常的环境。在这种关系中，孩子体验不到对他的“他是被爱着的人”的自我知觉的威胁。他能够完全体验到并且接受他对自己的小弟弟的攻击情绪，并把这种情绪看做他自我的一个部分。他能完全体验到这样的知觉，他的攻击行为是不被爱他的人所喜欢的。他接着能做的事情取决于他对环境要素的意识平衡——他的攻击感的强度，他从攻击小弟弟获得的满足感，他从取悦父母获得的满足感。作为结果的行为很可能在有些时候是社会化的，在其他时候是攻击性的。没有必要完全确认父母的期望，也没有必要总是社会化的“好”。这会是一个独立的、独特的、自我控制的个体的适应行为。其很大优势在于，考虑到心理健康，它是现实的，是以这种情景下孩子的感觉和内脏器官给出的所有证据的精确符号化为基础的。这看起来与以前的描述是有一点点不同，但这个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我萌芽的结构不是受到爱的丧失的威胁，因为感觉是被他的父母接受了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孩子没有必要在意识中否认他体验到的满足感，他也没有必要歪曲他的父母反应的体验，而把这些反应看做他自己的。相反，他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自我，能够通过把体验自由地吸收到意识来指导行为，以准确的符号化行为方式，所有相关的他的体验的证据都是来自他的组织的即刻的或长期的满足感。 在从这种理论的普遍观点尽力预览了健康的发展后，让我们回到更加普遍的人格的观点，考虑经验的组织、自我和行为的关系，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主题。 命题十一：一旦体验在个人的生活中发生时，它们是：（1）被符号化、被察觉到、被组织为对自我的某种关系；（2）被忽略，因为没有被察觉到和自我结构的关系；（3）被否认的符号化或歪曲的符号化，因为体验和自我结构不一致。 让我们首先看看那些因为与自我结构不相关而被忽略的体验。在此时远方有很多的声音。除非它们在此时满足了我的理智的需要，否则我几乎不会注意到它们。它们存在于我的现象域的底层，但是它们强化我的自我概念或者与我的自我概念发生矛盾，它们没有满足与自我相关的任何需要，它们被忽略了。有时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它们是否根本就不存在于现象域中，要不是它们有可能满足需要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注意这些体验的能力。我经过一条大街很多次，忽略了大部分我体验到的感觉。但是今天我需要找一家五金器具店。我回忆起我在这条街上看见过一家五金器具店，虽然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现在这样的经验符合自我的需要，它被从底层提出来形成意象。毫无疑问，我们感觉体验的主体部分就是这样被忽略的：从来没有上升到意识的符号中，仅仅作为一种机体感觉存在；从来没有与组织化的自我概念发生联系，或者与环境相关的自我概念发生联系。 更重要的一组体验是那些被意识接受的、组织化成与自我有关系的体验，要么是因为它们符合自我的需要，要么是因为它们与自我结构一致并能够强化自我结构。有这样自我概念的当事人表示：“我就是感觉到我在社会中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找到自己的位置。”察觉到她没有从学校中学到什么，察觉到她努力的时候都是失败，察觉到她不像常人那样反应等等。她在她的很多感觉体验中选择那些适合她的自我概念的东西（后来，当她的自我概念改变时，她察觉到她成功地尝试了新的计划，她有效且正常地继续了下去）。 同样地，很多的体验被符号化了，因为它们与自我的需要有关。我注意到一本书因为它和我想要学习的主题有关；我注意到领带当我准备为自己买一条的时候；步兵注意到道路上新翻起的尘土因为这可能提示着地雷的存在。 第二组感觉和内脏的体验，是被阻止进入意识中的，它们需要我们最大的注意，因为这些体验的领域中存在着的很多人类行为现象是心理学家努力要解释的。在某些情况下对知觉的否认不仅仅是意识的。上面提到的当事人，她的自我概念是非常负性的，她报告说：“当人们告诉我他们认为我很聪明，我就是不相信。我只是——我猜想我不想相信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相信这一点——我就是不想。这本来会给我自信的，但是没有。我想他们真的不知道。”她能够轻易察觉和接受别人对她的蔑视，因为这和她的自我概念是符合的。相反的评价都会受到否认，通过选择和强调其他的知觉，就好像其他人不真正了解她一样。这种或多或少的意识的否认是每个人常见的现象。 不过，有一种更加有意义的否认形式，对于这种现象弗洛伊德主义者试图用压抑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看起来是有机体的体验，但是没有对这种体验进行符号化，或者只有歪曲的体验，因为对这种体验充足的意识呈现是与自我概念完全不一致的。这样，当一个自我概念受到非常严格的道德和宗教教养影响的女人体验到性的机体渴望时，虽然机体体验是业已发生的事件，是一个机体事实，但是对这些体验的符号化——以便它们能够成为意识知觉的一部分——是意识自我能够阻止且确实阻止的。在过度焦虑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的自我概念是对父母充满感激，也会感觉到对加在他身上的潜在的控制有深层的愤怒。机体上他感觉到伴随着愤怒的躯体改变，但是他的意识自我能够阻止这些体验的符号化以及被意识察觉到。或者他能够把它们符号化成某些歪曲的形式，与他的结构自我保持一致，这样把这些躯体感觉觉察成“厉害的头痛”。 这样作为自我结构或概念的流动而且坚固的组织，不会允许与之不同的知觉的侵入，除非在我们以后考虑的某些情况下。大部分的时候，它的反应就像原生质对异物侵入的反应——尽力避免这样的侵入。 应该注明的是，知觉受到排斥是因为它们是矛盾的，而不是因为它们是贬损的。看起来接受一个在扩展或社会接受的方向改变自我概念的知觉，就与接受收缩的或社会不赞同方向改变的自我概念的体验一样困难。上面提到的那个不自信的当事人很难接受她的智力超群的自我概念，却很容易接受她是平庸之辈的体验。 很多复杂的事件与这个问题有关，否认是怎么起作用的？我们研究了我们的临床资料和录音案例，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笔者——开始发展出的理论是以某种方式体验能被认识为有威胁性的，从而被阻止进入意识，而个体很少能意识到这种体验，即便是片刻的。另外一些人看来这是最不合理的解释，因为这变成了一个“没有察觉的察觉”的“不知道的知道”的过程。 这个发现支持了我们的临床和理论假设，个体可以否认体验进入意识，方法是对这些体验根本没有意识到。至少有一个阈下知觉的过程，辨别性评价心理组织对体验进行的反应，这发生在这些体验的意识知觉形成之前。这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本的对方式的描述，在这种方式中，准确的符号化使对自我有威胁的体验的知觉受到了阻止。 这里我们也有一个基础来描述伴随着很多心理适应的焦虑。焦虑是一种紧张，当这些阈下知觉提示对某种体验的符号化对组织是有毁灭性影响的，这种紧张受到了组织化自我概念的阻止。如果这种试验工作得到进一步研究的确认，他会提供一种描述这种方式的必要的链接，在这种方式中，发生了压抑或者对体验进入意识的否认。临床上这样用“阈下知觉”来解释总结观察到的现象将是必要的。 命题十二：机体吸收的大部分行为方式是自我概念一致的。 虽然这条命题有一些例外，仍然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情况下追求效果的行为是被自我概念指导的。 机体体验到它要在世界中尽力满足自己的需要，努力的形式必然是与自我概念保持一致的。 一个有依附于忠诚的价值观的男人不会通过不忠诚的方式来获得成功；一个把自己看做没有攻击感的人不会为了任何形式的攻击感到满足：惟一能够满足的通道是那些与组织化自我概念一致的渠道。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渠道化不会包括任何要被满足的需要的歪曲。在很多的满足食欲或爱欲的方式中，个体仅仅选择那些与他的自我概念一致的方式。不过有些时候上述对体验的否认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会起到一定作用。例如，一个认为自己勇敢无畏的飞行员，被分配到一个极度危险的任务。躯体上他感觉到恐惧和逃脱危险的需要，这些反应不能被意识符号化，因为它们与他的自我概念不大一致。然而，机体的反应仍然持续，他转而发现“发动机运转不正常”或者“我生病了，消化系统一塌糊涂”。在这些基础上把他自己从任务中分离出来。在这个例子中，正如其他很多引用的例子，机体的需要存在但是不能进入意识。接受的行为是满足机体需要的，但是它采取的渠道是与自我概念一致的。大多数的神经症行为都是这种类型的。在典型的神经症中，机体通过与自我概念一致的行为方式，从比较随意的行为中，满足没有在意识中认识到的需要。 通过自我概念进行行为模式的调整，正如命题中提到的，不是显著的，甚至可以看做是不存在的。不过当行为和自我不一致的时候，控制马上就变得明显。比如睡觉的行为出现是因为人具有减少与疲劳有关的肌肉紧张的需要，在大多数情况下，睡觉是随意的行为也是自我概念关注的。可是对认为应该为青春期的女儿负责的母亲来说，她只有听到开门锁的声音和大厅里的脚步声才能睡着。睡觉对她来说与自我概念是不一致的。同样地，一个认为自己尽职尽责的男人很早就会醒过来，当他的责任感需要他这么做的时候，不会理会他的躯体需要他睡眠的需求。 命题十三：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产生于没有符号化的躯体的体验和需要。这些行为可以与自我结构不一致，但是在这些情况下行为不是个体“拥有”的。 在极度危险或者其他的紧急情况下，个体会机动灵活地行动，来满足安全的需要或者其他存在的需要，但是却没有把这些情景或行为反馈到意识的符号化系统。在这些情况下，个体感觉“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真的无法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意识自我没有感觉到对发生行为的任何程度的控制。同样地，陈述也可以用到睡眠中的打鼾或不安分的行为中。自我没有在进行控制，而行为不是自我的一个部分。 另一个这种行为的例子发生在很多躯体体验被拒绝进入意识的情况中，因为它们与自我概念是不一致的。躯体需要的压力会变得很大以致躯体激发起它自己的搜索行为而满足需要，并且不伴随着把搜索行为和自我概念相联系。这样，一个从小其生活就造成了纯洁的自我概念，造成了“基本”性冲动自由的男孩，会因为拉起两个女孩的裙子并检查她们而被捕。他坚持他没有做这样的行为，当面对证据的时候，只能坦白“我不是我自己”。青春期男孩的性，伴随着好奇心，构成了强烈的躯体需要，这些躯体需要找不到与自我概念一致的满足的渠道。最终躯体如此行事以获得满足，但是这种行为没有被感到是或者根本就不是自我的一个部分。这是与自我概念分离的行为，而在操作这些行为的时候，男孩没有意识的控制。行为的组织特性产生于这样的事实，躯体基础上的组织能激发和维持满足它的需要的复杂行为。 在很多种心理障碍的情况下，从个体的角度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某些行为超出了他的控制和控制能力之外。“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做了”，“我对这些反应没有控制”，在每种情况下都涉及了躯体决定的行为，而行为的基础是被否认的精确符号化的体验，而这些体验会持续，没有变成任何与自我概念一致的持久关系。 命题十四：当机体在否认有意义的感觉和内脏体验进入意识时，这些感觉和体验相应地没有被象征化或组织进入自我结构的格式塔。这种心理障碍存在的时候，就会有基本或潜在的心理紧张。 在前面的陈述中，这条定理的基础已经比较明显。如果我们把自我解构看做是机体个体体验世界的一部分符号结果，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个体世界被否认的时候，某种基本的紧张就会产生。接着，我们发现有真正的很大的差异存在于体验性组织和竭力控制影响行为的自我概念间。这个自我现在是机体体验的不充分的代表。当机体竭力满足没有被意识到的需要，当机体对被意识自我否认的体验反应的时候，意识控制变得更加困难。紧张接着出现，而如果个体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这种紧张或矛盾，他就会焦虑，感觉到他不是统一的或整合的，且他对他的方向不确定。这些陈述可能不是对心理不适的表面总结，这样的表面总结往往与面对的环境困难有关系，但是内心缺乏整合性的感觉经常与个体能够自由地揭露存在意识中的知觉域的自由感有关。这样的陈述如“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我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我没有任何真正的目标”，在咨询案例中是很常见的，这提示了当事人缺乏任何可以追求的统一的目标性方向。 为了简要说明障碍的本质，我们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诊断者用“抛弃型”来描述母亲形象。她的一部分概念自我可以总结成：“我是个好的充满爱心的妈妈”。正如命题十所言，这个自我知觉是部分建立在对她经验精确符号化的基础上，部分建立在内化了认同她自己的别人的价值观的歪曲符号化基础上。带着这样的自我概念，她能够接受和吸收她感觉到的对孩子的爱的机体感觉。但是对孩子的不喜欢、厌恶、憎恨的机体感觉是被她的意识自我否认的。经验存在着，但是没有允许精确的符号化。机体的需要是攻击行为，以能够满足这些态度，使存在的紧张感满意。机体尽力达到这种满足，但是大部分时候它只能通过与好妈妈的自我概念一致的渠道满足。因为好妈妈只有在孩子应该受到惩罚的时候才能对她的孩子攻击，她认为孩子的大多数行为是坏的，是值得惩罚的，所以攻击行为可以继续而不和她的组织化自我图景发生矛盾。如果在巨大的压力下，她有时候会对孩子吼叫“我恨你”。她会很快的解释“我不是我自己”，这种行为发生了，但是在她的控制之外。“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那么说，因为我的意思当然不是那样的。”这是对大多数心理不适的很好的说明，在心理不适中，机体在争取某种机体体验领域的满足，这时候自我概念更加严格，不能允许很多真实体验进入意识。 临床上观察到两种不同程度的紧张。首先是刚才描述过的紧张，在这种紧张中，个体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化的自我部分建立在个人机体体验的基础上（在这个案例中，这种机体体验是爱的感觉）。虽然这种好妈妈的概念是从社会关系中内化的，但是它也有一部分是形成在个体的真实感觉的体验基础上的，而变得更加真实的是她自己的体验。 在其他的情况下，当个体探索其心理不适，他感觉到他没有自我，他只是一个零点，他仅有的自我是尽力完成别人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换句话说，自我概念的基础是完全来自别人的评价的体验，只有一小部分精确的体验被符号化。因为别人的价值观没有必要和个体真实的机体体验发生关系，自我结构和体验世界的矛盾逐步被表达为紧张和沮丧的感觉。一个年轻的女人，在慢慢地允许自己的体验进入意识并形成自我概念后，简明扼要地说：“我总是尽力要成为别人认为我应该成为的人，但是现在我怀疑是否我不应该看到我就是我所是的人。” 命题十五：当自我概念是组织的所有感觉和内脏体验都在符号的水平上被吸收为一种持久地与自我概念一致的关系，就存在心理适应。 这条命题可以从几方面论述。我们可以说当自我概念至少能够与所有的机体体验保持一致的时候，个体就可以摆脱内心紧张或者存在心理适应。使用以前给出的案例，那个接受了自己的性欲的女人，同样也感觉到接受文化价值对性欲的克制是她现实性的一部分，她就会接受和吸收机体出现的所有的这方面的感觉体验。只有她的这个领域的自我概念宽泛到包括她的性欲以及她和文化环境和谐相处的需要，这才成为可能。“抛弃”孩子的母亲能够驱除与她的孩子有关系的紧张，前提是她的自我概念能够允许她接受她对孩子的不喜欢的情感，就像接受她的爱和喜欢的情感一样。 当事人对减少紧张感的体验是，他们感觉到他们正在逐步“变成真正的我”，或者正在发展“对我自己的新的感觉”。一位当事人，在逐步放弃了认为她的行为“不像我自己做的”的观念之后，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她能够接受她至今排除的体验和行为，用这样的话来表达:“我记得住放松的机体感觉，我没有必要尽力来掩饰和躲藏这个害羞的人。”维持体验和阻止体验在意识里符号化的防御的改变，其代价是巨大的。 对整合的组成成分的最好的定义是这样的陈述：所有的感觉的和内脏的体验都通过精确的符号化被意识吸收，组织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内核坚固的，并且与自我结构有关。一旦这种类型的整合发生，成长的倾向就能够完全地操作，个体对所有机体来说都是向正常的方向前进。当自我结构能够在意识中接受和重视机体体验，当组织性系统宽广到能够接受它们，那么明显的整合及方向感就可以达到，个体感觉到其能量能够指向明确的实现化的目的和统一组织的增强。 这个命题的一部分我们有研究证据，能更清晰地证明意识对冲动和知觉的接受能够极大提高意识控制的可能性。正是这样的原因，接受自己知觉的人也获得了对自己的控制感。如果“意识知觉”这个词让人迷惑的话，也可以换成“意识控制”，有助澄清事实。我在结冰的道路上驾车，我在控制它的方向（就像自我感觉他自己在控制着机体）。我想要左偏一点来顺着路线行驶。这时候汽车（等同于机体）对物理规则（等同于机体紧张）反应，而这我没有意识到，就刹车，而车子就朝直线行驶而不是沿着弯道形式。我感觉到的紧张、惊恐与感到“我在做的事情不是我自己，我不能控制”的人的紧张不是没有相似性的。治疗也是同样的。如果我意识到并且愿意接受我所有的感觉体验，我感觉到车子的动量是向前的，我不否认它，我“带着刹车”转方向盘，而不是沿着弯道，直到车子再一次能够控制，然后我慢慢地左转。换句话说，我不是立即获得我的意识目的，而是接受所有的体验证据，把它们组织成一个整合的知觉系统。我获得了控制，通过控制能够达到理性的意识目的。这与完成治疗的人的感觉是一致的。他发现他有必要调整自己的目标，但是这方面的失望被提高的整合性和相应的控制补偿了。不再有他不能控制的行为部分。自主性、自我控制和所有存在于意识中的体验是同义的。 上句话中“存在于意识中”是故意选择的。事实是所有的体验、冲动、感觉都是存在的，重要的是它们在意识中呈现，当然这不是必须的。自我概念组织反抗与它对立的某些体验的符号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负性事实。实际上，当所有的体验被吸收成与自我的关系，变成自我结构的一部分时，在个体这边有更少的所谓“自我意识”。行为变得更加自然，态度的表达更少受到监控，因为自我能把这些态度和行为接受为自我的一个部分。在治疗的开始当事人不时会表达出对别人发现她的真实自我的恐惧：“只要我开始考虑我是什么，我对我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会有可怕的冲突，让我感觉很难过。这是一种自我贬低，我希望没有人知道……我害怕自然的行动，我想这是因为我没感觉到我喜欢我自己。”在这种观念下，行为必须总是受到监控，总是小心翼翼的、充满自我意识的。但是当当事人能够从内心深处接受这样的事实，“我就是我所是的”，她就能变得自然，能摆脱她的自我意识。 命题十六：任何与组织或自我结构不一致的体验都会被认为是威胁，这样的知觉越多，自我结构就会越发僵化地组织起来维护它自己。 这个命题是试图要形成对某些临床事实的描述。如果那个抛弃型的母亲被告知，几个观察者得出结论，她确实抛弃了她的孩子，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她会立即排除对这种体验的任何的吸收。她会攻击观察的条件，比如观察者受到的培训或权威性、他们理解的程度等等。她会组织起她作为一个充满爱心的好妈妈的自我概念的防御，并能够拿出一大堆证据来证实这个自我概念。如果一个认为自己缺乏获得高分能力的女孩接受智商测验，会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她能够而且会防御自己，反对这种不一致的威胁。如果自我不能防御自己对抗威胁，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心理崩溃和失整合。 霍根简明指出威胁和防御运用到人格中的要素。他列出了8种条件，描述了防御行为的发生方式，如下： （1）当体验被察觉为或预知为与自我结构不一致时，威胁就可能发生。 （2）焦虑是对威胁的情感反应。 （3）防御是对威胁反应的行为结果。 （4）防御包含了察觉体验的否认和歪曲，它们能减少体验与自我结构间的不一致。 （5）对威胁的意识，而不是威胁本身，通过防御行为而降低。 （6）防御行为提高了对威胁的易感性，其中否认或歪曲的体验被重复发生的知觉威胁。 （7）威胁和防御倾向于循环发生。随着这种结果的进展，注意力越来越远离起源的威胁，但是更多的体验被歪曲，而且，对威胁敏感。 （8）这种防御序列被接受现实的需要限制。 霍根的理论有助于解释个体防御行为的扩张，他认为否定符号化的感觉和内脏体验越多，或者说，给出歪曲的符号化越多，任何新体验被认为是威胁的可能性越大，因为错误的结构被维持的部分越大。 命题十七：在某种条件下，包括缺少对自我结构的威胁的条件下，不一致的体验可以被察觉到、检查到，自我结构重新修订来吸收和容纳这些体验。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被很多治疗案例证实了的临床事实，很难用一般的形式来精确表述。这个事实是，显然在个体的日常发展中和在治疗中自我概念改变了。前面的命题阐述了自我防御的事实，但是这个命题试图说明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在继续论述之前，对那些不太明确这一点的人要强调：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通过关系和咨询员对关系的处理，当事人逐渐确定接受他自己，发现他自己的新的部分也得到了接受，接着是被否认的体验也得到了符号化，这些被否认的体验经常是被一步步，清晰地带入意识形式。一旦它们被意识到，自我概念就得到扩展，以便它们能够包括一个持续整体的部分。我们前面列举的那个抛弃型的母亲，在这样的气氛中，第一次能够承认她的行为知觉——“我想有些时候对他来说一定觉得我不喜欢他”——接着是与自我不一致的体验的可能性——“我想有些时候我不喜欢他”——逐渐地变成比较广泛的自我概念的陈述——“我能承认我喜欢他和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令人满意地相处”。或者一个憎恨母亲的女人，对包含了这种憎恨的自我模式感到满意的女人，开始第一次认识到除了憎恨行为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当她来的时候我一直清扫我的房间，就像要向她显示我是多么好，就像要试图赢得她的好感”——接着承认了与她的自我概念直接矛盾的体验——“我感觉对她真的有温暖感，一种完全的爱”——逐渐地，在试图通过修订的这种关系中的自我概念生活的基础上扩展了自我概念，这种扩张达到了紧张降低的程度——“我和她相处得很好。这真是最好的事情，我能把母亲放到我的系统外。我能够接受她或离开她，而不带着这么多的紧张”。 如果我们试图分析使自我结构重组成为可能的因素，那么看起来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一个因素是自我发动的对新材料的理解。体验的态度是由当事人使之成为可能的，因为自我在其每一步探索和其表现出的每一个变化中都得到了接受，看起来可能用安全的速度逐步探索领域，而且至今为止否认的体验，缓慢地、暂时地得到了接受，就像一个小孩子缓慢地、逐渐地对一个可怕的客体熟悉了一样。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咨询员接受所有的体验、所有的态度、所有的知觉。社会价值也许会被当事人内化，并且运用到其经验中。这后一点当然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当事人常常认为咨询员是带着这些价值观的众人中的一个，而且一般来说社会不会接受当事人的本来面目。然而，当事人态度的内化可能至少是朝向把他自己看做可以接受的临时的或部分的体验的步骤。 要记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接受与自我不一致的体验时常发生在访一谈之间，没有对咨询员口头表述。关键的因素看起来是个人达到这样的态度——认为关照机体体验是安全的，接着能够允许这些体验在意识中符号化，即便治疗师不在身边。 一个有时候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缺乏对自我概念的威胁，看起来个体可以在任何他孤独的时候，面对这些不一致的体验。我们知道这的确在很多小环境中发生。一个男人也许会因为不断的失败受到批评，在此时他拒绝承认这种体验，因为这对他的自我组织太有威胁。他否认了错误，寻找借口以应对批评。但是后来，他一个人的时候，他重新思考这件事情，接受了批评，重新修订他的自我概念，相应地他的行为作为结果也改变了。不过，对深层否认的体验来说，因为它们与自我概念有深刻的不一致，这种可能性不存在。看起来对个人来说有可能面对这样的不一致，只有处在和另一个人的关系中，他确定他会被接受。 我们要结束这个讨论，提出一个更为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感觉他无能为力来完成某种任务，比如说修自行车或搭积木，他会发现，当他非常绝望地做这个任务的时候，他成功了。这个经验与其自我概念是不一致的，不会立即得到整合。但是如果把孩子单独留下，他根据自己的动机逐步地吸收一个修订的自我概念，那么这个修订的自我概念就是：虽然他一般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这方面他是有能力的。这是摆脱威胁的一般方法，新的知觉得到了吸收。但是如果同样是这个孩子，他的父母反复告诉他，他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他很有可能会否认，通过行为来证明他无法完成任务。更加有力地对他的能力的干预，更有可能对自我有威胁，就会受到更加有力的抵抗。 需要精练地分析自我概念重组和矛盾经验吸收所需要的准确条件。我们知道这种重组产生的一种方法，但是对这种体验至关重要的条件还不知道。 显然这里描述的是学习过程，也许是人们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学习，也就是说对自我的学习。希望那些对学习理论有专长的学者能够开始使用这个领域的知识来描述个体学习新的自我结构的方式。 命题十八：当个体察觉到和接受他所有的感觉和内在体验，把它们变成一个坚固的、整合的系统时，他对别人来说就是可以理解的，更加能够把别人当做一个独特的个体来接受。 这个命题在我们临床经验中感觉是真实的，现在得到了西尔的研究的支持。这是当事人中心疗法产生的一个没有预料到的发现。对治疗体验不熟悉的人断言接受了自己，并因为自我接受与别人有了更好的人际关系，这就像痴心妄想。 但是，我们临床上发现，完成治疗的人对成为自己更加放松，对自己更为确定，与别人的关系更加现实，发展出更加好的人际关系。一位当事人讨论了治疗对她的结果，如此说：“我是我自己，我和别人不同。我对成为自己更加感到快乐，我越来越能够让别人承担起成为他们自己的责任。” 如果我们考虑这些事件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如下： 否认某些体验的人必然会持续地防止这些体验符号化。 作为结果，所有的体验都会被防御性地看做潜在的威胁，而不是这些体验真正所是。 这样在人际关系中，言语或行为被体验为并认为是有威胁的，这不是有意为之。 同样，他人的言语和行为受到攻击因为它们表达了或类似于恐惧的体验。 那么就不会有把别人看做独立个体的真正理解，因为别人被对自我有威胁或对自己没威胁的标准来划分。 但是当所有的体验都存在于意识中而且得到了整合，防御就最小化了。没有防御的需要，就没有攻击的需要。 没有攻击的需要，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察觉到他真正是什么，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在他自己的知觉域上根据他自己的意义操作。 虽然这听起来有些奥妙，但是它得到了日常经验的确证，就如得到临床经验的确证一样。在邻里间，在团体中，能激发起亲密关系的、理解他人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一般是高度自我接纳的人。在临床经验中，更好的人际关系如何出现？也是在同样的基础上出现。接受了对孩子有抛弃的负性态度的母亲发现这种接受让她和孩子相处的时候更加放松，虽然这一开始让她感到害怕。她能够观察到孩子的本来面目，而不是通过一系列的防御反应来观察。这么做的时候，她感到孩子是一个有趣的人，有些不好的特点，但是也有好的特点，对孩子她有时候感到愤怒，有时候感到爱。在这样自然的、舒适的、现实的基础上，从她的真实体验中，建立起了真实的人际关系，双方都满意的关系。它也许不完全是由甜蜜和灯光组成的，但是它比任何造作的关系都更加让人舒服。它是建立在接受她的孩子是个独立的个体的现实基础上的。 那个恨母亲的女人，在接受了她所有的爱和恨的感觉后，她开始看到作为一个人，她的母亲有多种特点：风趣，好，庸俗，坏。带着这种更加准确的知觉，她能够理解她的母亲，接受她的本真面目，与她建立起真实的关系，而不是防御的关系。 我们理论的这部分的运用扩展到了想象。这里是一个显著的人际关系、集体间关系、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用社会心理学的话来说，这条命题变成，人（或集体）完全接受了自己，会有利于理顺他与其他人的关系，因为他对他们有更大的理解和支持。理解和接纳是创造治疗体验和相应的自我接纳的最合适的气氛。 这样我们就在效果上有心理的“链式反应”，这对解决社会关系有很大的潜在价值。 命题十九：当个体更多地感受到并且接受他的机体体验为他的自我结构，他发现他正在改变现存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被歪曲符号化的内投射的基础上的——伴随着持续的机体评断过程。 在治疗中，当人探索他的现象域，他开始检查那些就像建立在他自己体验上的内投射的、使用的价值。他对这些价值不满意经常表现为这样的态度——他只是在做别人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认为他应该做什么呢？这样他就会变得困惑和失落。如果一个人放弃了对内投射的价值体系的监控，会发生什么呢？他经常会感到没有能力发现或建立任何其他的体系。如果他不再能够接受内投射系统的“应该”和“必须”、“错误”和“正确”，他怎么能够知道用什么样的价值来代替它们？ 逐渐地，他体验到这样的事实，他在进行价值判断，这对他是一种新的方式，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就知道这种方式了。像命题上所描述的，就在婴儿依靠他自己感觉的证据对一种体验放置了一个假定的价值，同样当事人也会发现，是他自己的机体提供了证据，在这样的证据的基础上能够进行价值判断。他发现他自己的感觉、他自己的机体装置，能够提供价值判断所需的材料，并且持续地修订它们。没有人告诉他更加自由和自然的行事是很好的，他惯常的是方式僵化的。他感觉到这是令人满意的和增强自我的。或者当他用防御方式行事的时候，他自己的机体感觉到即刻的、短暂的被保护的满足感，同时也体验到长期保持监控的不满足感。他在两种行动过程中进行选择，带着恐惧和迟疑，不知道他是否正确地衡量了这些价值。但是他接着发现他可以让他的体验证据来提示他是否满意地进行了选择。他发现他没有必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价值；通过他自己的机体提供的材料，他能体验到什么是令人满意的、有利于他的。他能在评价过程中增强自己的自信，而不是价值的某些僵化的、内投射的体系。 让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看看这条命题。价值总是被接受的，因为它们被看做维持、实现和强化机体的原则。这种基础上社会价值通过文化被内化。在治疗中，这种基础上发生的重组是那些个体体验到维持和增强机体的价值得到保留，与那些别人说对机体有益的价值分辨开来。例如，一个人从文化中得到这样的价值，“一个人不应该有，也不应该表达对同胞手足的妒忌和攻击”。这种价值得到了接受，因为它被假设为是个体成长——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加令人满意的人——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治疗中这个人作为当事人，根据更加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感觉和内在体验：“我是否感觉到对攻击态度的否认是我自己有利的”——来检查他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根据个体的机体证据来检验的。 正是这种价值判断的结果，让我们撞击到了人类基本共同性的可能性。因为当个体检验这些价值、达到他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当所有的体验和所有的态度都被允许意识符号化，当行为变得有意义，被所有需要的满足平衡（这些需要对意识来谈是存在的），最伟大的增强机体的价值产生。这样产生的行为会满足社会赞赏的需要，满足正性表达爱的情感的需要，满足性表达的需要，满足避免愧疚和后悔的需要，满足表达攻击的需要。这样，虽然每个人的价值建立可能会造成完全的价值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体验提示正是这种矛盾才是真实的。因为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有相同的需要，包括被别人接受的需要，看起来当每个人阐明他自己的价值后，根据他自己的直接经验，结果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很高程度的共同性和一个真正社会化的价值体系。对个体，对解决自己冲突的能力的信心的一个最终结果是出现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个人化的价值系统，价值体系因机体改变的体验而改变，与此同时，价值体系也深深地社会化了，在它们的本质上具有很高的共同性。 结 语 这一章尽力要呈现的是与当事人中心疗法中我们的经验及研究一致的行为和人格的理论。这个理论基本上是现象学的，很大程度上依赖自我概念作为理论架构。它描绘了人格发展的终点是在体验的现象域和自我结构间的和谐——这种情况如果达到的话，会表现出摆脱了内在的紧张和焦虑，摆脱了潜在的紧张，呈现出现实指向的适应性的最大化，这会意味着建立起个人化的价值系统，与其他人良好适应的价值系统有可观的同一性。 希望这个理论的很多假设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未免有些过分。如果它们被证明能够激发对人类行为深层动力的有意义的研究的热情，它们就达到了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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