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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中心治疗：实践、运用和理论（7）（选）
第七章 以集体为中心的心理治疗（选）
尼古拉斯·霍布斯 著
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集体治疗与个体治疗相似，但它们也有明显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其共同的目的以及对于人的个性本质和变化方式等概念的共同看法。不同之处基于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个体治疗中，只直接涉及两个人；然而，在集体疗法中，5到6个人在整个治疗中相互影响。参与者人数的增加不仅仅意味着人数从个体疗法的两个人直接扩展到集体疗法的几个人，它也把独特的治疗方法引入到了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治疗体验中。 尽管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治疗方法和以集体为中心的治疗方法间的基本相似之处在后面的讨论中显而易见，这里仍有必要尽力表达出集体治疗独有的一些特征，并且不止是粗略地勾画，而是详细地带着读者来熟悉了解整个过程，同时引用治疗过程中的材料及治疗记录，以使读者能体会到整个治疗经历。根据以当事人为中心治疗发展过程中确立的一些做法，研究结果将成为其后进行归纳判断的基础。集体治疗产生的更高的效率是无可争议的，当寻求心理帮助的需要非常迫切以及候诊病人很多的情况下，高效率是一项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对某些患者来说，集体治疗比个体治疗效率更高，这样的可能性在此只附带提及，因为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证据仍然缺乏。然后在这个被忽略的治疗领域，对于那些蓄意造成事态冲突的普通人来说，集体治疗比个体似乎有更多好处。有关其中的一些问题将有必要只作一些尝试性描述，而对另外一些问题，因为已经进行了足够的观察和研究，所以便能给出肯定的描述。所陈述的一些观点有必要再进行另外的研究后作出修改，对于这一点几乎没有疑问。同时，也还有多方面的差距和很多未回答的问题。但是，即使是在以集体为中心疗法的发展阶段，人们还是对其可行性进行了探索并衡量评定了结果，因而便获得了实质性体会，并且有愿望想去了解得更多。 在此方面，出于不同的目的，我们已对不同人员构成的集体有过针对性工作。而我们的大多数经验是来自一个仔细选择的集体——即那些认为自己心烦意乱，并且不能从生活中获得自己所希望的满足感的大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暂时难以应付生活中的某种情形而深受煎熬（比如说，有一名女子，其丈夫在战争中死亡，在这之后她难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另外一些人则处于更严重的困境，难以自拔（比如说，有一名男子，因为和他人在一起就会产生严重焦虑感，从而不能按计划从事他的教师职业）。所有病例都有这样一个共同而肯定的特征：这些人清楚感受到在他们和他们的愿望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且，他们主动寻求帮助。相当数量的工作除了涉及这些身陷麻烦的普通人外，也涉及另一些群体，这些群体是由那些陷入某种特殊问题或怀有特定目的的人们组成：有参加过战争并在精神病学上被诊断为“焦虑症”的老兵；有希望改变其种族和宗教方面歧视态度的大学生；有被其父母带来诊断的不快乐的孩子；有来自纽约哈林帮的男孩，他们是在对其持有友好态度的工作人员的邀请下前来就诊的；有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老兵，他们来寻求与机体上有所改变的自我和谐相处方法；有那些患有慢性头疼和其他持续性神经症的深陷烦恼的人；有在精神病学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门诊患者。总的说来，我们的努力一直都是致力于帮助那些“普通”人，然而就其数量来说却绝非“普通”。这里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发现更有效的工作方法来帮助那些数量众多的、原先正常的人：他们中有的人发觉自己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有的人在默默地同自己的问题作斗争，有的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投入过多精力从而付出巨大代价，其中有些人则极有可能对相应的治疗帮助产生良好反应。对这些人数众多的集体所投入的关注在下面内容中会予以描述。 以集体为中心治疗的例证 首先来看一下，当人们组成一个集体共同致力于其个人问题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样做将会是有所帮助的。这里是一份书面记录，涉及6个大学生在参与以集体为中心治疗的头一个钟头内的部分内容，他们中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学校的工作做准备。在这里，这些人用的是假名并且所有能表明身份的信息都被删除了。简·哈里森，23岁，是一名幼儿教师。凯·麦迪森，35岁，是南部一所中学的指导员。安妮·简森，21岁，是这群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在整个过程中一言不发。玛丽·康威，33岁，已经有了几年教英语的教学经验。劳拉·普莱斯顿，27岁，是一名教师及学校兼职心理分析员。贝蒂·阿诺德，28岁，在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任教，现在正攻读与辅导工作相关的文学硕士学位。 简：我这里要说的一件事是我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感觉，我想解决一个概念性问题：在婚姻中要依靠还是独立。我结婚大约一年，嫁给了他——一个攻读法律的学生。他基本上算是个不动感情的人，并且我想说，我们之间太缺乏理解，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我有这样一个愿望：在婚姻关系中想要独立但又不愿意真正独立，以及婚姻不应该是各自付出一半的这样一种关系。 引导者：现在你不是太满意吧。 简：对，这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但我的确认为很有可能让它变得令人满意。 贝蒂：(停了一会儿)我想我的主要问题是：当我和别人在一起时，便会没有信心来确认自己的态度。我对于有能力做好某件事情很有信心，但当我处于一个社会集体或者在一间教室中时，或多或少我会退缩，让别人去交谈及思考。我想这或许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引起的：在我家我父亲是一个支配性很强的人，家中每个人都要服从于他的意志。现在我想这样一种心理感受已经渗透进了我同别人的关系中，是一种没有实现个人价值的心理感受。 引导者：私下里或者一个人时，你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然而当你同别人在一起时，你容易低估自己。 贝蒂：对。我总是避开问题或者退缩，而没有面对它们。 引导者：对。 简：和一小群人一块儿时，你会不会也有像在很多人中间那样的心理？比如说，同亲密的家人和亲朋好友？ 贝蒂：和一小群我熟知的朋友时，我没有这样的感受，但在一间教室或者当有亲戚来一大家人一起时，或者是在一个家人朋友间的聚会中，我就会出问题。 引导者：和大家在一起要能感受到一种相互支撑帮助的感觉，在这之后，你才会觉得自己很自在。(当另一个人来的时候，稍有停顿)普莱斯顿小姐，我们彼此都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你的名字叫什么？ 劳拉：劳拉。 引导者：劳拉，很好。 凯：我想我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学会接受我目前的个人状况。我从心里已经学会了接受它，并且我知道我可以选择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但是我想从情感上也学会接受现状。这或许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大约两年前，我丈夫死了，死得很惨。他乘坐的飞机坠毁在太平洋上。没有人获救。那是在战争刚结束，他准备回家时。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我还是不能接受，我只是想从现在起从感情上接受我的生活现实。 引导者：你已经能够解决这样一些事情，理智而合理地接受现实状况，并且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你仍然不能够把感情恢复到最初状态，比如说，完全平和下来。 凯：假如我在街上走着，碰巧看到商店橱窗里他喜欢的衣物，这样会使我心里完全失控，我会—— 引导者：会发觉这些情感涌向心头。 凯：是这样。或许会因为他喜欢抽的香烟的味道，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已有两年了，我应该开始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了。 玛丽：我在控制自已的情绪方面也遇到困难——我指的是感情。 引导者：这是某些很相像的东西。(长时间停顿) 简(对凯)：你和他一起过得幸福吗？ 凯：是这样，我们过得非常幸福，我们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在总共只需投入50%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付出90%。我想能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之间相互依靠，因为我们在国外一同住了很长时间。我们没有别的可帮得上忙的人，所以必须完全互相依靠。 引导者：你们之间关系很亲密。他几乎就是你的整个生命。 凯：我从小就认识他，我没有嫁——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这是我的错误。一直以来，他都很喜欢我，当我年龄渐渐变大，我越来越珍视他对我所付出的情感。与其说我对他的爱有多深，不如说他给我的爱让我有安全感这样更为妥当。嗯，你看，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的确爱着他，并且我越来越学会珍惜他。 简：你曾经对以前爱过你的人没有安全感吗？ 凯：对，我和任何人在一起都不会觉得非常安全，我父母离异，我从来没有过真正属于我的人。 引导者：在他那儿你找到了，是吗？ 凯：是这样，并且不仅仅如此，我发现了这一点并努力去争取。比如说，我尽力用每一种方法使他离不开我，就这样。(停顿) 简：嗯，我想基本上你所拥有过的正是我想要的。 劳拉：嗯，事实上，我一直坐在这——嗯，羡慕着凯曾经拥有的幸福。有时，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却意识不到它们的重要性。 引导者：对某人的一份真正深情的爱？ 劳拉：是的，她能够意识到长久以来没有注意到的那些事情是多么幸运，实际上她还和他生活了一段时间。 凯：我试图告诉自己这一点。并且我也知道这一点。当我看到周围的人们，我感到曾经拥有那些是多么幸运(停顿)，我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还是不能接受。 引导者：一种被淹没的感觉。 劳拉：嗯，能够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你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这和我的问题所在非常相似，我也不知道。并且我仍然不知道而且没有机会知道，你看。并且现在，我面临着一个问题，我的母亲总是在自责，处于一种可怜的境地。 引导者：让你感觉很糟。 劳拉：嗯，我想以我能采取的方式向她道歉，让她确信那不是她的错。因为是或不是都不重要了。但你不能一直感觉到这是我生活中惟一的一件事。还有更多的事情。背负着这样的重压，你开始寻求一种简单的方式，对自己说，算了，也许这就是她的错，也许这是一个可怜的境地，也许这样，也许那样。 引导者：让你感到你不得不和她对抗。 劳拉：是的，在周围没有一个能让你开心调整的空间。不对。在学校，在工作中，和朋友在一起，在任何地方——你总是被你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境况压迫着。这种感觉不好。 引导者：它时常伴随着你。 劳拉：是的，通常，因为采纳其他人的意见而不用考虑自我是比较容易的，我相信如果我母亲只要意识到她所做的事是多么有害，她就会尝试每种方法去改变。但是如果告诉她，她将会受到更多的伤害，我不能告诉她。 凯：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也是我来这里的部分原因：走出困境。因为当我走进一间房间，每个人都不讲话了，你能感觉到他们的同情，但那不是你所需要的。不久，你开始为自己感到难过。因为，如果我有——我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什么事情我应该为之不安。 贝蒂：你也发觉了，要摆脱人们对你的既定印象是很困难的。如果他们总是把你想成一个感性的或实际的人，那么你除了做感性的或实际的事情外，不能做任何事情。因为当你做了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事情时，他们就会表示厌恶或不满。 引导者：所以你容易根据别人的期望来改变自己。 贝蒂：常常是这样，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我会对自己说，嗯，我的父母会怎么想呢？如果我感到他们可能不赞成时，我就不会去做。 玛丽：谈到人们为你感到难过这个话题——对你产生了影响，实际上情况并没那么糟糕。 引导者：你自己开始相信这一点。 玛丽：绝对是，并且不久你将受益。 引导者：是的。 简：为自己感到难过开始成为一种帮助自己走出困境的简单的方法，我知道这一点，并且我已多次实践。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独处，并开始思考，我的家过去从不会像这样，并为自己感到非常难过。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避免面对自己的方法。 凯：为什么你不得不去工作？ 简：他在学校已读了3年，如果他要实习的话，还要做上好几年的日常事务，所以他大概会有5年的时间分文不挣。 凯：那么你现在打算这个秋天去工作，开始工作？ 简：是的，我打算为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让他能够继续学业。不用和家人谈钱的事情让我感到自己很强，因为我和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并且我同我的公婆——我感到如果我从他们那儿拿钱而他们处于一种给予者的地位，我感到在我以后的生活里，我将不得不回报我的婆婆。而这是我很难做到的，因为她喜欢告诉你怎样擤鼻涕，如果你给她机会的话。(笑声) 凯：但事实上，她们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简：她们是，她们是很通情达理的。如果你坐下来仔细想想，她们是母亲，她们耗尽生命中的所有时光来培育自己的儿子，然后我们将他们从母亲身边带走。并且他们的兴趣也不再局限于家里。对她们来说这太难了，也是非常难以适应的，我想。假设有一天我成为婆婆，我不会做得更好。 凯：为什么你这样想，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感到他爱你，他真的爱你。 简：嗯，他不是非常易动感情的人，而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我觉得他是相当含蓄的。我们交往了很长的时间后他才显示出一些对我的爱慕之情。你开始感受到这一点，却冷漠地把它抛在一边，因为经济上的或其他一些理由结婚了。你开始疑惑，特别是当你需要极大的感情方面的支持，却发现由于自己的境遇而无法得到时。 引导者：有那种感觉非常令人不安。 简：是的，同时还伴随着极深的负疚感，因为我总是有那种感觉，那种和丈夫从未产生过的感觉。 引导者：所以，当你有那种想法的时候你就开始责怪自己。 简：是的，我把每一个我们婚姻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罪于我，我开始持有这样的态度，以致他有了一种良好的感觉，他是——他是完美的。 凯：你和他讨论过这事儿吗？他是否意识到你感到多么不安全？ 简：是的，现在他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像我所说的，只到最近他才开始——我要说实质上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性来建立起一种令双方都满意的关系。 引导者：有很多积极的因素。 简：是的，我们有。他回到我的身边。在感情上我付出了极大代价，但他确实回到我的身边。在他意识到一些东西之前很多事情发生了，他必须回来面对这些事情。 凯：是不是因为，嗯，你是否向他表达了你的感受，或只是让他盲目地推测？ 简：我没有很多的表示，没有。 凯：哦，你看，他并没有真正地了解。 简：噢，他不知道，是真的。 引导者：向他表达你的感受是很困难的。 简：是的，因为我——如果我打破沉默去表达，我就处于一种非我所愿的高的位置，我感觉我还不是我希望的那样成熟。 个体治疗和集体治疗——相似性和差异性 相似性 基于以上摘录提供的具体的讨论材料，通过与颇为相似的以当事人为中心的个体治疗过程比较，我们可以获得对精细复杂的集体疗法的一些了解。在治疗过程中明显反复重现的最难以捉摸的特性有可能首先被考虑到，因为它那种逐步形成的氛围、气氛或者感觉——如果要从集体经历中获益，就必须形成。像在以当事人为中心疗法的个体治疗中一样，集体中的成员必须把他们的处境感知为自己的一种可依赖的支撑。他们把自己所承受的焦虑，尝试有效地与别人相处的不成功的结果带到这个环境中，对将发生的治疗经历的不确定状态加强了这种焦虑感。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如果要从治疗中获益，就必须在治疗师或集体的其他成员那里寻找到一种真诚接受的感觉。他会发现在集体的氛围中他越来越不需要去抵御焦虑感，这种焦虑曾经让他不能很好地和别人共同生活，而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又是如此不快乐。正如个体疗法一样，他必须感到他能够越来越自由地审视自己，相信有人能像他自己看到的一样理解他的生活，相信在生活中他所走的每一步都会受到尊重。同时，一个集体中的个体发现对他能力的默默信赖也是极好的，并可能是非常必要的，信赖他有能力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希望他不顾别人的影响而做出决定，最终，信赖他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想法做出决定。 即使在上述引述的首次治疗期间，我们发现参与治疗的成员们彼此都能敞开心扉，甚至感觉到来自其他参与者某种支持，这种感觉随着治疗讨论会的进行而日益增加。凯能够开始讲述她藏在心里两年之久的伤痛。简通过她的治疗讨论会日记向其他女性参与者展露了她自己，这是她从前不敢冒险的事。玛丽、劳拉和贝蒂尝试着描述让她们不快乐的根源。只有安妮迟疑不定，在这个治疗期间和其后的几个治疗期间保持沉默，一直到她确信了来自团体的支持，于是她描述了她所做的让她害怕和痛苦的梦，也许，在最终的时候她甚至比其他任何一个成员收获更多。读者一定想问，我们如何肯定信赖和尊重的态度将渗透整个集体，这正是一个指向个体疗法和集体疗法不同点的问题。在单一的当事人-治疗师关系中，我们总能够确认这些起决定性作用的态度，因为治疗师的整个训练过程已经着重强调了这些原则的重要性，他时时刻刻注意着把它们直接传递给当事人。但是在集体治疗中，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每个当事人都不可能在一开始就能够表达这些感觉。他们过于束缚自己，而且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件事：除了从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还有很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在集体治疗中，对此难题的解释可谓似是而非，并曾经是论证充分与否的根源。如果这些重要的态度没有在集体中产生，治疗就可能几乎没有效果，是失败的。如果这些态度因治疗师的培养而产生并被来自集体其他参与者的肯定感受所加强，那么当事人在集体环境中的治疗效果就远比在个体治疗中显著。被治疗师理解和接受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被其他一些人理解和接受更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经历，这些人跟他一起寻求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并真诚地相互分享一些感受。正是后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使集体疗法和个体疗法之间产生了质的不同。 一项集体疗法所不具有的个体疗法的特征是：能感受到指引并且目的单一。而6个不同的人面临的不同问题理所当然地会被认为能对这一集体产生离心影响。但事实上，这种情况似乎并未发生。在满足和感受两方面，集体能形成一种不亚于个体疗法的非凡内聚力。首先，尽管症状和情形各有所异，而人们遭遇到的问题就只有几种，人际关系的崩溃以及不能实现自我价值所带来的情绪不断为集体讨论提供内容。但是，或许比内容相似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源于感情分享的一致性。在下列摘要中，集体中的两个成员尽管年龄相差约20岁，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然而却在情感方面达成亲密的理解： 赫尔姆先生：我想我们两人的年龄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可能会存在一定代沟。可是几天前他填平了这个代沟。我觉得在内心深处，我们的感情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的很多问题也都一样。 治疗师：这我不太确定，赫尔姆先生。而我能够理解你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段关系的。 赫尔姆先生：嗯，我原先感到我不太能理解他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以及这个问题对他影响有多大。然而，星期一，他开口讲述时，我简直就有一种心心相通的感觉。这并不是说我和他的问题一样，而是我能够发现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如何，这个人像我一样一直承受着某种负担。因为即使我们问题各不相同，但这些问题所引起的感受却非常相似，嗯，我能感受到他也是一直承受着同样的负担——嗯——想到这一点，让我觉得同他的距离很近。 韦斯特：说得真好。这正是我想要说的。 治疗师：你觉得和他靠得很近，不是因为你们问题相同，而是因为你们感觉一致。 赫尔姆先生：总的来说，我认为在这整个集体中，这种想法是很典型的，我们中的每个人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别的人则会理解他。 在技巧层面，个体和集体疗法之间也存在相似性。此处可对此作一概括，而稍后作详尽描述。正如在个体疗法中，技巧是重要的，因为它作为一种媒介表达了上面提到过的那些态度。技巧源于这些态度，并把这些态度表达出来。然而由于治疗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技巧的作用也会被削减，因而产生一定的效果。一般来说，治疗师试图要做的是在个体表达的时候重建其情感领域，并通过技巧和灵敏的感觉传达这种理解。有不同的术语来描述治疗师在个体疗法中所实施的内容——诸如感觉的澄清、情感反思、内容重述、单纯接受、重建等等——也同样适用于集体环境。此处应顺便提到其他的相似之处。涉及诊断方面的阐述是极有限的，那些说明并不依赖于治疗手段。在学习过程中观察到的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本质上的改变，转变的态度被当做其他充满影响的表达一样处理，最有影响力的治疗中的可能收获的预测被认为是感受到当事人自己。 以上阐述的是相似性。 差异性 集体疗法明显的特征，在只涉及两人的治疗关系中并未发现。在这些最重要的、富有特色的特征中，其中之一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集体环境使当事人开始专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并提供一个直接的去发现新的更令人满意的人际交往方式的机会。日益清晰的事实是：致使人们来咨询的不适感源于自我知觉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个体同其生活中重要的少数人共处体验的产物。当这些体验是非常有害的时候，个体将集中精力去采纳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往往是僵化的、压抑的和不太有效的，但却能让他感觉到自己还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使他能够避免彻底的崩溃，避免这种令人害怕的、步步逼近的境况。他极大地需要使他能够与别人更靠近的经历，进而发现他自己不利的一面，而这在与别人的关系中是很重要的。一些有严重心理困扰的当事人，可能会觉得集体环境很危险而要求个体治疗。但是，对于那些能够迈出第一步、把自己的心扉向别人敞开并允许别人更靠近自己的当事人，则有极大的可能性被治愈。 那些因为持续受到压力而变得不太自信的相对正常的人可能在集体经历中获益更多。处于我们这种文化背景，人们可能会产生孤独感。弗洛姆在一次人格社会分析中曾经详尽地描述了现代人的孤独感和生活的飘零感。甚至一个随意的观察者都能观察到人们倾向于和别人保持距离，从而证实弗洛姆的发现。人们不得不相互接近交往，有时甚至去寻求这种交往，但他们也想出了各种方法来避免别人与自己的亲密关系。人机交流的娱乐方式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这种方式减少了同别人发生简单关系的最后的机会。但是，聪明的人们就会明白，这种热切寻求的孤立可以说是付出了较高的精神代价而得到的可怜的物质享受。人们常常寻求集体治疗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在那儿，他们期望与别人靠得更近。这种机会受到欢迎并被最大限度地利用。正如一个女孩表述的： 我现在认识到了，而从前却不能，经济上有保障并不能让我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而我所关心的是后者。并且我目前侧重的方面似乎是必须去发现同朋友以及不同性别的人之间的这样一些感觉：安全感、信任感、宽容感以及相互间的爱。对我来说，这是我态度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排斥同家庭外成员建立这样一种情感纽带。他们在寻求一种令人满意的丰富生活，而我却在拒绝他们。我原先以为跟别人交往似乎太危险了；如果你从不去依赖任何人，就永远不会受到伤害，也就永远不会有被抛弃的危险。 集体疗法中的交往让我有了一些想法，并使我相信宽容、温暖、真正的同情以及存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回应。这样的氛围是每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为了获得它，去冒险也是值得的。尽管我知道我的父母不可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过宽容、安全、理解等这样一些情感背景。他们都认为我们这个家已给予了子女完全的理解和同情。由于这些有所转变的态度，我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但现在这似乎并不足以让我感到不安。就我而言，我认为让情感有所变化这样一种认识，以及接下来乐意接受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别的一些事情也就或多或少会归于正常。 作为一个集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女孩知道了以一种全新的和更加成熟的方式来给予和接受情感上的支持和理解意味着什么。正如当初所产生的那种需要，它曲解了自我以及人际关系中的自我的概念，在这里，自我根据相应情况被重新定义。这或许是集体治疗经历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同预想相反的是，一个人在集体环境中进行交谈有时比起单独与治疗师进行交谈更为容易，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不同之处。从几个由具有严重不安感的老兵所组成的治疗团体那儿所获得的有限经验也对上述这一点提供了证据。这些集体中的参与者每人都接受过不同阶段的个体治疗，时间长达一年。他们前来寻求集体治疗是因为他们对个体治疗的反应不佳。病例记录指出，他们中有几个人在个体疗法中不能够谈起那些让人遭受创伤的战争经历，然而从集体疗法中，他们获得了鼓励和宽容，这些鼓励和宽容缓解了那些他们曾一度封闭起来的痛苦经历。在这里所获得的收获由于个体敞开其生活经历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最能谈论自己经历的那些集体成员可能会先开口，因此相对于沉默寡言的人来说，他们的压力会得到缓解；而那些较少说话的人，又会从别人树立的榜样中得到勇气并开始尝试性地效仿别人的做法。因而会常听到这样一些话：“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当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和我的想法是不是一样……”在其他一些情况下，集体的促进作用由社会心理学家做了有关研究，并发现它的确能产生效果。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发现在集体中发言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一些可能容易开口，而另一些认识到发言是安全的，一小部分则会在整个治疗期间不敢冒险而保持沉默。但是在集体中有可能存在自由中的进步，这是很重要的。 在人格理论和治疗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是以价值观为中心的，当事人中心疗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是：必须帮助参与者建立他自己的价值体系，而把治疗师个人价值体系的影响减到最小限度。这种做法，当然，其本身是一种价值观的表达，而这种价值观在与当事人共同参与的密切的治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传递给当事人。这种价值观肯定了个体有权利选择他自己的价值观，这是有利于治疗作用的。大量来自于治疗师的其他价值观的建议确信是不利于治疗的，其可能的原因是，这些被治疗师提出的建议，不可避免地带有治疗师的权威并在被提出的时候构成了当事人对自我的否定。治疗师不能够简单地表达什么是值得的这样一种价值观点，因为他表达的内容有清晰的指向性，所以会对当事人产生必然的影响，当事人会积极地来应对这些内容。在集体治疗中，价值观方面的内容是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显得非常重要。正如来自当事人为中心的观点用之于个体，治疗师始终如一地安静，在所表达的内容中，维持着最基本的价值观，那就是个体有权决定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价值观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治疗师不会将这个问题弄得模糊不清。如果提出别的价值观加以考虑，或许会影响到集体。集体中的成员提出各种价值观，而这些丰富而多样的表达生活的方式给集体中的每一个单独成员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而并没有要求成员们对自己作出承诺。被表达的价值观同个人所表达的内容相关联；当人们认识到有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话，他们就可以使用这些内容。此外，集体中所表达的那些价值观代表了某种文化交替的内容。比起由治疗师单独负责而言，个体处于这种具有更多样性内容的环境中。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多样性表达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体现在创造了一种让个人真正作出最终选择的气氛。 集体治疗提供了个体治疗中所没有的一种机会，这种机会在治疗过程中相当重要。在集体中，个体可能成为一个提供帮助者，而与此同时又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在谈到他们进行治疗的决定时，集体成员所做出的谈论指出：相互合作的积极态度使他们期待从中有所收获，并让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为之贡献点什么。这样一种看法减少了人与治疗之间的障碍。很可能，给予帮助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体验，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有一个人以如下方式表达了这样一种情况： 我完全不能够让自己去见私人顾问，虽然我拿着他们中某个人的名字和地址，并且打了两三次电话去定下一个约会——但从未践约。当有机会参加一次集体治疗时，我欣然响应。因此，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是很及时的。它给予我的帮助之大常常令我很吃惊。我完成每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嗯，集体交流的确对我影响很大。”现在，我发现我说得不准——应该是正在影响着我。在最后一次治疗后，杰克谈到了集体对他的帮助有多么大。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因为我关心他甚于关注我自己的问题。 在集体疗法中，人们可以找到一种成熟的平衡，一种给予和接受之间的平衡，一种自我独立和对别人的现实的、自己能承受的依赖之间的平衡。 集体疗法的过程 组织和程序的一些细节 既然集体疗法过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对生疏的过程，既然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实践已经被称为集体疗法，那么，有关以集体为中心疗法的一般设置和程序的论述似乎是有必要的。集体通常由治疗师和大约6个当事人组成。参与者的数目依靠经验而定，尚未有关于其最佳数目的研究报道。关于这一点，很多人似乎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际交往关系，同时又能获得效益，而这正是集体治疗的最具吸引力的特征。较少的参与者才能开展有效的治疗，人数再多一到两个人也可以；但是，在6个人的基础上超出太多，会使集体治疗速度减慢并增加留在集体外围的人数，而使其不能真正参与治疗过程。集体交流要在一个安静、舒适的房间进行，在那儿，所有人都能围桌而坐。理想的房间是一个既不太拥挤也不太空旷的地方。集体成员的选择将稍后进行讨论，但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一个集体中应包括具有完全不同问题和不同个性的人。我们的做法一直都是在遵从一种宽泛的标准来组织集体，比如说成人组、青少年组或儿童组。集体讨论一周两次，一般来说，每次一小时，但稍稍延长一些也常常是可取的。这里要说的是，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很多集体治疗采取一周一次，另一些则一周数次，而交流时间的长短也是可以变化的。然而，还是应探索某种集体交流的一致性模式。由集体决定是否终止交流。从我们所获取的大多数经验的情况看，集体交流的次数倾向于平均大约为20次。 如何开始集体治疗 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是：集体治疗是如何开始进行的？当事人可能会感到自己无所适从，当他来到这里，和很多陌生人在一起，而这些人都抱着解决个人问题的目的。同时，他对治疗师怎样着手进行治疗感到很疑惑。首先回答后一个问题，治疗师是这样开始的，他先假设这个集体能够在没有他的指导的情况下开始并确定方向。他通常会说一些话，大意是集体的目标已为各位所知以及集体可以确定并跟从自己的方向。一开始会有些不确定，但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最好的解决方法恐怕就是集体为自己的方向树立责任感。在交流的最初阶段，很多不同的模式都是有效的。一些集体在开始阶段出现困难，有人会尝试性地说点什么但却没有人响应，紧张的心情要求集体用一段时间来找到在集体中的安全感；另一些则进行得很好，没有耽搁，开始就体现了极大的参与性。正如我们在个体疗法中所看到的现象：当一个当事人背负沉重的焦虑的负担，这个时候他极力需要表达出自己痛苦的感受。一个相当典型的模式是让集体中的成员在非正式的没有压力的环境中讲述他们自己和描述一下他们的问题，但开始的方式不同，随后不同集体的表达方法也各有所异。一个体现特定集体的主题会显现出来，并在一个明显有其特征的过程中得以展开。 集体发展和话题概念 话题概念帮助我们获得了对集体治疗过程的很大程度的了解。在研究过程中，有必要想出方法来把一系列长时间的交流拆分成较小的具有某些心理意义的单元，这样，话题的概念得以产生。单次会谈的单元和单页的记录都是随意的，对涉及的人来说没有特殊的意义。一个话题是一个讨论焦点的主题和要点，有明确的开始点和结束点。（话题分析的思想是里昂·乔娄提出的。这个技术在几个集体治疗过程的研究中得到使用。评定者对逐字记录的治疗记录的主题认定的一致性几乎是完美的。）在一个治疗期间会有一个或很多个话题，一般情况是有几个话题。对每个话题来说，有一个主要的参与者，他是焦点的中心；还有次要的参与者，其人数和参与的程度随着话题的不同而变化。在一个系列的治疗期间，有些话题是短时存在的，它们被提出，被简略地被审查一番，然后被放弃；另一些话题则会贯穿整个治疗期间，随着对其内容的深入而反复讨论，而又因集体中不同的参与者的参与而有所变化。 可把其比喻作音乐。一系列的集体治疗期间，分析那些话题正如欣赏结构松散的音乐作品。一个，话题开始了然后结束了，另一些冒出来，一个最初的话题又被拣起来并详细描述讨论。其乐章由大量细节和深切的情感表达所指引。一些话题只被单一的声音所承载；另一些则是几种声音的汇合，每一种声音都带有其明显的特征。固定的结构是不存在的，但是仍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模式，一个明显的方向和意图。 集体成员观察到的过程 在一个研究的系列中，集体成员被要求记日记，记下他们对这个集体的反应。在每次交流后都尽可能快地记下来。这些日记是独立撰写的，并且在治疗结束之前都不会被翻看，为的是保证每个作者能够自由地表达他的感受。和那些访谈材料的摘要一起，这些记录让我们更详尽地理解了集体疗法实践意味着什么。以下摘要的作者是简·哈里森，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她的开始阶段己在前面被论及。在读以下记录之前，读者可翻回去对照其陈述，以便对她的问题更加了解。应该说，简大概不是这个集体中“最大的获利者”。就获利方面来说，她大概只能排在第三或第四名，正是因为就获利来说，她排在中间位置，所以此处选择了她的记录。那些激动人心的过程，那些令人沮丧的回忆，那些最终达到的限定的目标，在个体疗法中是如此熟悉，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 （摘自一篇“自我评价”文章，写在进入治疗之前） 今天，当我看到我的问题，我能够找到一些它源自我青少年早期的迹象。它起初表现为我对独立的期望与我对依赖、情感支持、赞同和接受的需要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我婚后明显地凸现出来——我的丈夫在很多方面具有和我一样的问题，他需要依赖，但是他表面上显得很独立，这使他看来非常成功。我发现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他在很多方面不能够把我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来接受。 另一方面，我对这个不满——我对自己需要他的赞同和关注不满。我发现当我长时间独处的时候（自从他成了法律系学生后，我就常常这样），我总是想方设法去引起他的注意，比如和婆婆公公发生情感冲突。接着我就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产生可怕的悔恨自责——我似乎不能够控制自己这方面的感觉，即使我理智地相信我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 现在，我离不开我的丈夫，但仍然不能达到目的。我仍然不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的丈夫是怎么看待我的。我仍然不能把握自己的性格，让它按照我既定的目标进行调整并实现目标。我发现我将自己的不满交替发泄于丈夫和其亲属身上。我不能忍受我婆婆对丈夫的理想化描述。我再次感到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充当配角。我寻求对自我的认可。我想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被认可，但是我对此的概念仍然不清晰，我也不认为我对独立人格具有充分的控制能力。 （第1次集体交流后的日记） 我想，我对凯的问题真是感同身受。这似乎是一个如此无望的、难以适应的处境。同时我也非常地嫉妒她，她曾拥有……的婚姻，正是我想要拥有（的）……我感到，经过了最初的无所适从，整个集体获得了某种认同和团结，我觉得我们互相认可并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并且在这个集体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和真诚，那是我在其他的集体中从未感受过的。我觉得好像认识她们很久了——并且相当熟悉……我最明显的反应是我的认同感和对凯的同情。我整天都不能忘记她和她的难题。 （第4次集体交流后的日记） 我有一种感觉，一种力量在这个会谈期间凝聚起来。我想我们真正实现了一定的目的。我很惊异于劳拉对她自己个子矮小的反应。我总是有一种想法，矮个子的女孩子们能够接受现实并因其有利的一面而喜欢它。我总是认为高度的问题是专属于高个子女孩的。也许是因为我的高度让我在青春期早期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因为劳拉把她的感受表达得很清楚，我想我能够理解她……我的自我反应对我有所启迪。基于玛丽关于对抗态度以及承认这种态度的陈述，我意识到事实上我爱我的母亲。但我害怕像她那样，所以我对她的所作所为有种抵触对抗情绪，而自己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现在，这些话对我很有启示。这次治疗后，我感觉很放松。 （第7次集体交流后的日记） 当我们讨论形成集体的必要条件时，我有一种感觉，这个集体在这方面分享了团结，由于我们具有不同的问题，这种感觉以前未曾经历过。我最后能描述关于我的职业方面的疑惑，而我从前是做不到的。说出来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当我说出来以后，我感觉很好。我很同情安妮，她不能讲出她的事情。在治疗期间我很多次这样想，集中于问题所在并加以描述是件难以办到的事。 （第8次集体交流后的日记） 现在，对我来说，对交流需求的问题和职业的问题正日益显现。我发现我自己迷失在失败感和挫折感当中。首先，我不能在集体中说出它们，但是自从劳拉有相同的感受后，我觉得这变得容易得多。我感到现在这个集体产生了一种凝聚力，是从前我们不曾有过的；我们真的有一些东西是共同的。我们似乎正朝着某个最高的目标前进。 （第10次集体交流后的日记） 今天，我感到似乎我心里的一些东西真的被清除掉了。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在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暗示了我的独立感，但我对独立的概念是什么仍然不清楚。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概念。我意识到我一直徘徊于这样一种感觉中，感觉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自己像一个讨厌的女孩子，而正是这种感觉让我不能向着我的目标奋斗。一个讨厌的人是不可能赢的，我用不着证明自己的能力，我对此深信不疑。这就好像是给了我一种额外的动力，让我为通过理解测试而努力。我感到在这个治疗期间，我们的问题都被归结到非常相似的基本方面，我们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使我感到跟这个集体更接近了。 （第11次集体交流后的日记） 我在这个阶段感觉相当好。我感到上次真正地实现了某些目的，并且我真的比以往明白了许多。我想，在讲述周末期间和母亲发生的不愉快时，以及当我告诉自己所认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时，我理清了在未来要采取的和父母相处的态度。这里并不真的是指态度，而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凯谈论起角色的问题时，我深有感触。既然意识到自己所遇到的麻烦在于我的无价值感，我想我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如凯所说的，找到自己的角色。我感到她通过讲述这一切而有所收获。我仍然觉得对凯及劳拉的问题感同身受。也许是因为劳拉所表述的问题中有一部分也是我的问题，而凯曾有的幸福的婚姻是我期盼的。 （第12次集体交流后的日记） 我真的感觉到在上一次交流期间我们似乎实现了一定的目的。我想是因为玛丽最后终于开口了。我第一次感觉到她和我们在一起。在此之前，和她在一起让我略微有些不自在。我感觉到自己陷入了困境。从实现自我价值而言，我现在了解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我所缺少的是对自己的欣赏。但我似乎不能够朝着学会自我欣赏迈出第一步。那正是，我现在清楚了，我想，正是它让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而不能下决心成为我所希望的那样的原因。当贝蒂说到她的原有的价值观正变得含混不清时，我觉得她讲得真好——这的确让人感到不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凯似乎是目前最有效地利用了集体并取得最大进步的人。我最后想，我现在比原先更加肯定自己想要完成学业。 （第13次集体交流后的日记） 我为今早讲述的一个问题感到内疚，因为每个人似乎都是这样非凡。但它已困扰我整个周末，我不能再对它保持平静。它让我又产生了原先在学习及其他事情方面所有的那种无价值的感觉。在此之前，我正准备开始解决一些问题。很高兴看到劳拉做得这么好。但同时，我不能感到很开心，这使我有些灰心丧气。我觉得贝蒂也有些这种感觉，当交流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喝咖啡时，她转向我说，“我感觉很糟”。我知道她所有的这种感觉，我希望我能说点什么帮帮她，但是，我也感觉不太好，所以我恐怕也帮不了她什么。 （第18次集体交流后的日记） 在这个新的问题中，我似乎不能够看清我的方向。如果不是受我过去家庭生活的影响，我可能会更有信心些。有时我感到如果我是更自信些的人，更相信自己和丈夫，那么我的婆婆会对我坦诚相对，而它也不会困扰我了。事实上，要和她相处并表现得好，需要有极强的控制力，但是我感到我不得不好好表现。 （第19次和最后一次集体交流两个月后的会谈） 集体在我对自己看法的很多方面对我有所帮助。它没有解决某一个问题，并且它也不可能解决具体的问题，但参加它是值得的……我和丈夫的关系，不是说有任何——更好——但有了一些相互理解。并且我对他的态度也不是很一致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些地方要坚持。我不知道哪些地方要让步而哪些地方是要坚持的……我不知道在哪儿是合适的地方，在哪儿我的自我停止而他的开始……如果我完全确信我的独立和我的自负，就不可能走上这条路……我现在知道我不会离婚。那将是比较艰难的……我正努力去构建些什么，事实上，我以他为荣……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相当没有信心，但是我注意到在感到焦虑的时期，你抓住了其中的闪光之处，而当你想到这些，就感到相当激动……我想事实是集体给了你一个能够更具建设性的去思考自己的动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年纪还不大，但我不像在2月份的时候那样觉得自己年轻了。我只有23岁；我仍然是只有23岁，但是在2月份，我感到自己只有16岁……我正告诉劳拉，她——昨晚在我家吃饭。我们正谈论到这个集体，我说我现在感觉自己长大了些……但当我走进我婆婆的家时，我觉得自己是16岁……在集体中，对着女孩子们，我感觉很温暖，是我从前与女孩子在一起时从未有过的。从前我从不曾和一个女孩子有过温暖的关系。但是我肯定地知道其他人也正受问题的困扰，试着去理解她们的问题，并找到方法去帮助她们解决问题……因为这个理由，我对集体治疗非常热心。在这儿有某种共同的联系，而正是这一点，让你能够向别人讲述自己的困扰，并让自己被接受。我的意思是那是最重要的事。 集体治疗师 以个体当事人为中心疗法方面的经历似乎是进行集体为中心疗法的最好准备。这两种经历在技术层面有很大的差别，其中之一则又回到了对治疗师态度的重要性认识上来。在两种情形中，治疗师对人们的态度，对他们自我负责的能力的信任，随时准备限制任何干涉别人的倾向——即使他的观点是最好的，在将其观点转换为行动时保持一致性——不论面对个体或是集体，这些都是有效工作的基础。然而，集体治疗确实对治疗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他必须敏锐地应对6个人而不是1个人；他必须客观地识别和处理集体中产生的相互情感交流；他必须弄清他自己对几个集体成员的感觉，以便能够对每一个成员的理解保持一致性反应。在集体治疗中，最具挑战性的新要素是释放集体自身所具有的治疗潜力的可能性。集体治疗才是目标，而非在集体中的个体治疗是目标。如果治疗师很有技巧，集体本身就能成为一个治疗工具，并能够凝聚它自身的力量。这样的治疗效果明显大于由治疗师单独努力的结果。成员们自己承担了治疗师的角色，对整个治疗过程的进展有着重要意义，而这将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中加以讨论。让我们在此采用研究的结果和对逐字记录的引证来对治疗师在集体治疗工作中的一些明显特征作一番审视。 治疗师试图去理解集体成员所说的和所感受到的，并把这种理解传达给集体，使个体能够更为容易和安全地进行自我探索。泰尔乔在其对治疗记录系统而广泛的分析后证明，治疗师最常见的一些话语通常涉及这样一些方面：简单接受所听到的内容、重述相关内容、澄清感受方面的内容。这些自然的语句伴随着对集体成员更大更多的敏锐探索。他们尽量在集体中减少恐惧，而使那些试图更加了解自己的成员们“释放”自己。证据表明，虽然治疗师介入成员们的次数与成员活动的次数高度相关，但是，从集体治疗经历中收益最大的人是那些治疗师以非引导性语句应对的人。研究尚未证实这一点，但是这样的语句似乎很有可能给予那些不曾参与交流的成员一种保证，让他能够参加进来，而不必担忧这会伤害到他自己。在前面所引述的6个女大学生参加的治疗中，每个人都能受惠于治疗师在这个方面所做的一切。但是，速度和时机是很重要的。显然，有一个治疗师参与的最佳次数。泰尔乔发明了一种测量集体不一致次数的方法，测量结果显示，不一致是由治疗师参与次数引起的。治疗师不是集体中的一个被动的成员，他必须在那儿俯视一切。如果他撤退太多，不一致就会产生，对集体成员来说，对感受的探究就会变得更加不安。以下是对一次集体治疗的简要摘录，描绘了当一个人想继续一个话题完成其完整的探究时，集体成员怎样使之变得困难： 贝尔小姐：嗯，我在这儿没有太多的社会生活。我也认识一些人，但是我不常出去，因为我对跳舞以及类似的事情不是特别地感兴趣。 刘易斯先生：喔。那你通常怎么消遣和放松？ 贝尔小姐：噢，看电影和阅读。 引导者：喔。 贝尔小姐：(紧张不安地笑了笑)有时我也玩牌——就这样。 刘易斯先生：我希望你时不时参加一个鸡尾酒会。 全体人：(笑) 贝尔小姐：是的，我会。(长时间停顿) 刘易斯先生：那么，你——你对互相交流的人感兴趣吗？ 贝尔小姐：是的——我，嗯——(停顿) 哈丁先生：你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吗？ 贝尔小姐：什么？ 哈丁先生：你认为你这样做——(被打断) 贝尔小姐：不，我知道我不是——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对——对那—— 刘易斯先生：嗯，当然，那些事情——嗯——它是特殊的，不是吗？总是那样，嗯(清了清嗓子)你没有正确地处理它，但你没有正确地处理它是因为某些东西正在阻止你——顺着这个话题，有一次我曾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事实上是去年，一个男孩，一个19岁的男孩，(清了清嗓子)住在我隔壁，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正在进行着很好的调整。后来他仓促行事。嗯——非常——他试图做些什么，并想出去做事但他却不能够，这是很给人启发的。正如我说的，这不是一个——他不是不想做。他只是不能——(清了清嗓子)嗯。这和你的情况一样，是不是，多萝茜？ 贝尔小姐：不。(成员们紧张地笑) 刘易斯：嗯，有些东西正在阻止她。 虽然，治疗师必须积极地跟随集体感觉的发展，并表达他对于成员们所说的话的理解和接受，但是他不能太积极以致控制了整个集体。我们的实践要求治疗师稍微延迟他对于成员的响应，而让成员们有机会充当治疗师的角色。如果，正如常发生的那样，集体中的某个成员获得了这种感觉，而且他的应对方式能够让发言者继续其自我探索，治疗师则可保持沉默。如果一些重要的感觉未被承认，或者，如果集体成员否定某个人的感受而使继续表达变得困难，治疗师就必须参与了。研究证实，在不同的交流会中，治疗师活动的次数是可变动的，但普遍的倾向是当过程继续时，治疗师的参与活动减少。回想治疗师的目标，对于我们明确什么时候治疗师应该活动，而什么时候他应该让集体成员充当他的角色，或可得到一些指示：治疗师的目标是在集体中保持一种接受和理解的可信赖的氛围；在那儿，对于个体成员的威胁达到最小限度，而对于个体进行自我审视则有最大的安全感。这种期望正是治疗师有技巧地调整他的行为以确保达到的目标。 泰尔乔已经确立了另一些大量的令人感兴趣的关系，这些关系对于集体治疗师的作用是明显的。在其治疗师活动与成员相互关系中，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集体为中心”治疗的指数。在他所研究的集体中，成员陈述次数与治疗师应答次数间的相互关系指数为0.86。治疗师跟从集体的引导越少，相互关系指数越低。 泰尔乔研究发现，与期望相反的是：治疗师对内容的重申往往比简单的接受或阐述感觉有更好的治疗效果。效果优于简单的接受（“啊-喔”、“我明白”、“我理解”等诸如此类）是不奇怪的，但是情感反思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最有帮助的治疗师应答。其相应的不足在于，在对情感反思进行阐述的时候，超出了个体的知觉域。泰尔乔进行了可能性的进一步调查，并证实，那些没有从集体治疗经历中获益的个体的应答更经常地有一种明显防御特征（“对解释的矛盾的接受，拒绝阐述，表达混乱，防御性表达，转移讨论话题”）。可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觉得受到威胁并且以一种保护自我组织的方式来应对。仍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不论在个体疗法还是在集体疗法情况下。 要获得对于集体治疗师的角色的理解，我们可能要再一次转到当事人的观点。以下是一些集体成员在疗程中的日记摘录： 我还记得那番话，它似乎对我帮助最大。集体引导者说我不要以为自己必须成为某种重要的人物才觉得自己有价值。精确地说，我有这种想法已经很长时间了，并且在谈论到这一点时，有些混乱的感觉。向其他人承认这一点让我感到极大地放松。现在，我不再感到自己必须隐藏这种感受。 我并不认为集体引导者是从一个整体的集体中分离出来的，他虽然呆在幕后，但时不时地让我意识到他对于某些别人没有说明的重要的感觉进行了强调。 集体引导者是很有意义的，他并不强行加入，但似乎是起着一种平衡的影响作用。 成员们曾多次评论到当治疗师回应集体中某个人时，他们能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但是他回应他们的时候是相当谨慎的。显然，当治疗师密切地跟随一个人时，他变成了其思考的一个和谐的部分，有助于完成其思考的过程但并不是通过注入新的元素来加强它。 集体成员作为治疗师 在集体治疗中，有一种迷人的、起非常重要的治疗作用的角色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一个集体成员提出一个话题，那么，他不仅能在集体领导者的协助下完成对它的探讨，而且也能在其他成员的协助下完成。当一个新的话题被提出，他可能发现自己不再扮演不知所措的忧虑的当事人的角色，而是扮演了一个最能理解新的当事人所言，最能帮助他弄清其感觉的角色。随着第三个话题的提出，他可能发现自己不太被关注而保持在一种边界上。在整个治疗期间，交织着复杂的角色转换，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时期，担任着当事人或治疗师的角色。这些集体成员充当治疗师的活动对一个集体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探讨。 以下是一个成员扮演治疗师角色的例子，摘自一个集体治疗过程的逐字记录，也许比大段的阐述更能说明问题： 雷先生：(我的哥哥)他24岁时拿到了医学学位。在我参加海军之前，我本应该在这样的大学和这样的年龄从大学毕业，并且在这样的大学和这样的年龄获得硕士学位，接着获得博士头衔。我会以此为骄傲。(停顿)但是，嗯，现在，对我来说不再意味着什么了。 伯格先生：你认为是你父母的态度助长了这种感觉？ 雷先生：我的父母从未说过：“你没有B(他的哥哥)做得好。”我仅仅是做平常的事情他们就满意了。他们从未曾推动过我——去做得更好。 伯格先生：当他考试通过的时候，他们对他非常满意。 雷先生：噢，绝对。 伯格先生：当你考试通过的时候，你认为你可能感觉受到某种程度的拒绝，因为他们对你的成绩并没有寄予相同程度的热望。(停顿)我想我把自己牵扯进去了！ 雷先生：哦，我没有感觉到，嗯，像我希望的那样。我想我的成绩起了很大作用。(停顿)但是，我只是不再感到需要做得更好—— 希尔先生：你感到，嗯，对你的成绩负责的是你自己，你怎么做与他人无关。是这个意思吗？你的行为动机与其说是为了取乐别人，不如说来源于你自身。 雷先生：是的，我认为是那样。我不再关注于显示给父母看我能把事情做得很好。我只想显示给我自己，并且，嗯，我感到更为满意，就这样。我并不想急躁冒进。 希尔先生：有些——在我看来，似乎是有些重担从你的肩膀上卸下来了。 雷先生：哦，绝对是。如果不振作起来去面对一件事，你就无法想象能够去攻克它。 引导者：让你感觉到更为独立——自由。 雷先生：绝对是，那样，我才能使自己满意而不用去担心别人是否满意。 乔娄在关于作为治疗师的集体成员活动的研究中，很关注这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在另外的研究中，他已经论证过，随着治疗的进展，集体成员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了质的改变。成员们似乎在学会成为更好的治疗师。从治疗的第一部分到最后的部分，具有容许、接受的行为特征显著增多，同时伴随着具有解释、评价和批评方面的行为特征的减少。这也许是因为成员——治疗师从集体领导者身上学习，吸取到他的态度，感受到他所做事情的合理性和益处。或者，也许是因为这种以治疗为特征的行为只有在一个人于治疗中取得进步后才会显现出来。容许以及理解和接受一个人的能力可能是更大的个人安全感的特征。个体对歪曲经历的需要减少了，并能准确地回应同时更少地回避他自己的问题。乔娄的研究发现在进行治疗前最能够调整自己的个体是那些在治疗的最初阶段最能接受治疗师的建设性态度的人。我们似乎可以从这一发现中获得对后面所提到的假设的支持。随着治疗的进展以及其他成员从治疗经历中获益，治疗前调节能力与作为治疗师的活动的特质之间的关系消失了。然而，通过治疗过程，正如洛夏报告所确立的，那些在早先最焦虑和最敌对的成员，较之在开始阶段较少焦虑和敌意的成员，在更大的程度上使用批评、评价和表示不满。在开始阶段较少焦虑和敌意的成员则倾向于使用这样一些方法，如简单的接受、情感澄清、内容重述、赞成和鼓励以及放心。无论如何，集体成员变得更能够以一种可能有助于他们去进一步发掘这些感受的方式来应对其他人的感受。 乔娄也发现了一个有意义并且是很有趣的相互关系，即从治疗中有所收益与治疗师角色的担任之间的关系。在治疗中收益最多的人就是那些在应对其他成员们提出的问题时最经常使用那种被确信是最有效的治疗师语句的人。当成员-治疗师的无明确方向的行为被逆时间标绘出来，代表从中“获益最大的”曲线陡然上升，而代表“获益最少的”曲线则呈现出水平状。这里，明显出现两种可能性。一方面，很多个体的更大的整合使一个人能够对其他人更有帮助。另一方面，恰到好处的给予帮助是很有益的。或者两者都有可能。我们确定，仅仅是关系，而不是发现根源或原因的方向起到了作用。 集体成员的选择 在谁可以参与集体治疗这个问题上涉及两种可能性：一是个体从集体经历中有所收获的可能性；另一个是集体因他的存在而有所收获的可能性。这两方面的考虑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写出一个算式来表达它们之间精细微妙的相互关系，而且我们也不能确定人格变量而使之能够适合于计算。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是某些单凭经验的方法。这些结论的得出并非从研究而来，而是从我们明显的失败中来，因此，界限的划分是很宽泛的。但是这也是种受研究约束的问题。当我们知道怎样去挑选参与者并且知道怎样去配合集体达到最佳的个体间的相互协调时，我们就能够及时地预见到集体治疗效果的上升。 从肯定的一方面看，我们可以应用同样的标准，这些标准来自于针对个人的、以当事人为中心的疗法所获得的经验。以个人的观点来看，惟一能够加以应用的标准是：不管是否出于自己的选择，一个人应该毫无压力地加入某个集体并致力于某个与其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到，有很多人并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从集体经验中有所获益，比如说，极端害羞的人、过分焦虑的人、怀有强烈敌意的人以及极度烦躁不安的人。基于这样一些合理的假设，我们从个案中得出预测性的论断，但这些看法在得到支持的同时，也遭到反对。有一个人因为自己极为不快的性经历感到内疚并深受折磨，他还是有能力来消除自己的焦虑感，并认真作出规划来重建自己的生活。一个教师曾非常害羞，以致她几乎不能在集体中交谈。一年后，她自愿写到，她所获得的经历对她的意义难以言说，她第一次真正喜欢上了自己的工作。一个非常消极的人，曾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在和自己的个人治疗师接触中都不能够守约，所以他的确从集体体验中收获甚少，但还是有证据指出，他比原来有了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来自哈林黑人居住区一个帮派的一群男孩，因寻衅闹事，为社会所不能容纳。据估计治疗不会有太大治疗效果。他们定期来参与治疗——每个星期总是用治疗时段头3/4的时间来相互挖苦嘲笑，只用最后几分钟来认真探讨他们对于自己父母和所有社会权威的怨恨情绪。我们不太明白怎么样来明确某个人是否有所收获，也不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回答这一问题，或者应该把是否有收获的结论留给个人来下。 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确尝试性地做过一些假设，这些假设与想要扰乱集体的个人有关，也与集体的组成以及集体中所包含人员之间的关系有关。在我们的经验中，有几个集体的进展过程被这样一些人所打乱，他们是一些心理混乱而复杂的人，他们把自己关于心理动力因素方面的知识恶意地应用到别人身上。集体中的其他成员较少具有能力使自己不受这种故意为难的侵害。如果一个人接受治疗已达一到两年仍没有明显收获，我们认为他最好通过个体疗法继续接受治疗，而不应再接受集体治疗。我们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被诊断为“焦虑状态”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集体，而他们中某一个人具有精神病倾向。这些心理极度混乱的人由于不能回应别人的感情，便会偶尔说出一些话来，而这些话则不能被集体中另外那些虽然心里焦虑但仍很敏感的伙伴所接受。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把那种心怀极度敌意和攻击性的人放到集体中，不管他是不是精神病患者。因为他就算不能搅乱集体，也会让集体难以形成一种宽容和自由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对于集体取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谈一下关于组成整个集体的问题。我们认为可取的做法是，集体不要由那些在集体之外仍然存在着持续亲密的日常关系的人组成。虽然一些这样的集体取得成功，但是一些集体成员会受困于这样的负疚感中：他们觉得自己把集体环境中的行为转化到了日常生活中。在集体交流前后过程持续出现的怀有敌意和自我怀疑的表达内容会在集体之外的接触中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这会对个人的自我体系产生太大压力，而这种体系又是人们想要尽力维持的。我们目前所规划的工作对象是几个已婚夫妇组成的集体。作为举例说明，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合理警告：一对夫妇应该参加不同的集体。我们相信这种安排能确保个人更大的自由，并减少日常生活中产生混乱的因素，这种混乱状态可能产生于负疚感以及对自己伴侣在集体中所谈内容所具有的可能不真实的感受。 不愿意把个体治疗和集体治疗相结合的问题时有出现。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并且无条件地建议大家不应该持有这种不愿意的态度。我们有证据指出，结合治疗的做法非常有效。我们还认为是否应用结合治疗的决定权应交由当事人和他的治疗师。 我们经常同每个申请人进行初期的单独面谈，部分是因为要选择治疗的程序，也是因为想要帮助这个人做好进入集体的准备。这样做便有机会让这个人和他的治疗师相互认识，以便在第一次集体会面中，大家会有相互熟悉的感觉。同时，当事人也有机会了解到一些关于集体体验的本质，并最终作出决定是否参与。治疗师也有可能在个别情况下建议某个不太适合集体治疗的人在决定加入集体之前先暂时进行个体治疗，从而便能保护集体的利益。这种面谈涉及对将要进行的集体体验进行一定组织，并且，每作一次努力都是为了在第一次面谈中能形成一种相互接受和尊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今后的集体体验中会得到进一步培养，使其更加成熟。 集体治疗的效果 对集体治疗的有效性进行评估是很困难的，因为它表现在所有的治疗过程中。最终，我们还是必须依赖于前面的临床评估。这要基于大量的病例观察，并且是由那些有能力下结论的人来进行观察。和集体一起进行治疗体验的人们所得出的结论一般只会反映其积极的一面。集体治疗方式的确有效，这是一种能有效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形式。具体而言，依照同样的标准，这里所涉及的治疗对于个体参与者无疑是富有成效的。让我们来看一些依据，它们能够说明我们在对这方面问题进行探索的早期阶段的收获。对个人心理调节能力的变化进行评估常常需要部分依赖于个人对其心理成长的自我评估。尽管这样的评估有可能不太稳定，但是如果不想遗漏重要数据的话，这些内容是不能忽视的。我们想要尽力了解以集体为中心的治疗过程，所以经常请集体成员评价他们的体验并写下来，有时没有指定让谁来写，有时则指出具体姓名。这些内容范围很广，从集体成员在集体中获得有价值收获后的心得，到他们通过其经验所表达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即使是为了对调查研究人员的工作有所帮助，集体成员所谈的一些内容已被去掉，但仍然可以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完整的印象：人们在集体疗法中的确大有收获。随访调查指出，这些收获可以维持至少两年。而在一些报告中也有这样的看法；集体对于集体成员自己的成长只提供了一种最初的推动力量。 在治疗结束3个月后所搜集到的一些大家所谈及的认识中，派尔斯发现，那些单个的集体成员不仅仅表达了他们在处理特定问题及冲突过程中所体验到的一些收获，他们也谈到另外两点不同的收获，即能进一步接受自我并愿意成为自我，以及能把治疗过程吸收并持续应用于自己。后面所谈的这两点收获可以从集体成员的谈话中得到例证。下文引用的内容证实，他们在社会环境中愿意实现自我： 仅仅是由于成为集体一员并被集体中所有人接受的事实，我便获得了很大自信……在我看来，可能是因为我在集体聚会中，对自己的情感坦诚相告，所以我得到了所有人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状况持续到了别的环境中。现在，我碰到不熟悉的人，我不会再压制关于自己的情况及情感而深怕别人可能会不理解我。我现在就是“我自己”。 治疗过程可以被转化并持续应用于自身，这一看法非常令人感兴趣。一个集体成员所谈的内容可以清楚表明这一点的含义： 当我在集体之外有紧急情况的经历的时候，我发觉自己不再束手无策。我觉得自己就像在咨询治疗中一样，好像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并把这些情感返回到自己身上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我成为了自己的咨询员，并以一定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好像已经取代别人，自己来吸收并应用治疗过程。可以这么说，是吸收应用咨询环境中的那些方法步骤。这就帮助我来处理一些没有必要在这儿谈到的其他问题。我开始感受到，或许，这不仅仅是某种特定的自我感受力，而是一种过程。而这种过程强调了自我感受力是如此具有价值……你接受了自己的感情并且能进一步思考它们，这就使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 另一成员的看法： 很多对这一内容的理解是在治疗接触中获得的，而更多理解则是在治疗接触停止之后才得到的。在这个时候，我养成了习惯，尽量有意识去发现我的真实情感——这是一种对治疗过程的有步骤的吸收。 这一看法指出了某种由集体治疗参与者所体会到的情感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只与情感有关，还是同别的某些方面有所关联，目前所得到的这些材料还难以对此作出解释。在经逐字记录的集体治疗过程的报告中，有一些有所提及的行为方式的变化。相比较最后的总结性陈述报告而言，这些变化或许为这方面内容的评估提供了更具实质意义的基础成分。最常观察到的一种变化就是：集体中单个的成员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来观察他周围的这个世界。环境可能没有什么明显改变，而他对环境以及自己在环境中的行为的观察能力却有所变化。下列摘录出自一篇经逐字记录的治疗报告，它可以对这一点加以说明： 弗劳尔斯先生：前几天我碰到一件有趣的事，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他字写得很漂亮，但我和妻子都认为他的想法有点不太接近现实。我们曾讨论过这一点，他似乎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问题——对这一点，我们一直感到不太高兴——他写信时总是用一种崇高无私的口气——比如说像这样写，说我妻子外出工作是一种高尚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行为。昨天我收到他的信——我通读了一遍觉得，“哎呀，这封信的用词比起原来真是棒极了”。所以，我把信拿给我妻子读，我对她说:“你不认为这封信和原来有所不同吗？”但她回答：“想了一下，我还是不认为这封信同他的其他信有什么不同。” 史密斯夫人：你的意思是这封信的用词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弗劳尔斯先生：很明显，没有。我又仔细读了一遍信，这封信的口气的确同原来没有什么区别，但我现在能从中发现某种有趣的东西，就这样。 阿诺德先生：咦，我也碰到一件非常类似的事情——在我同自己父母的关系方面，我意识到某种同原来不一样的感觉，嗯，实际上在他们那一方面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或者几乎没有，而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已经有所变化。变化几乎完全是发生在我这方面。那个星期我用了部分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度过，我能够仔细考虑一些事情。他们还是一样没有变化，但我却能以不同的方式同他们交往。我的心里不再像原来那样充满了攻击性。 弗劳尔斯先生：这与我上次去父母那里所体验到的感觉很相似。以前，我们在一起总会有争执——通常是关于一些抽象话题，我想，这是我的一种攻击心理的发泄途径。最后我总是会让父亲很不舒服——他不得不以共和党的立场来捍卫自己的身份。而这一次，类似的事情没有发生。我们的讨论中仅仅是陈述了一下自己的不同观点，或许也有相互达成一致的看法。没有出现那种紧张状况——那种过去当我和他在一起时会碰到的不舒服的感觉。现在的确有所不同。 并且，我们发现了确切的行为证据。一个没有社会接触经验的大学生学会了跳舞并喜欢参加舞会；几个曾有不良行为的少年获得了工作；一位先生发现自己先前的那种无法控制的白日梦般的幻想突然之间不再出现；一位处于离婚边缘的女士发觉自己的婚姻仍然具有意义；几个学生谈到他们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提高；还有另外一些诸如此类的行为变化。当然，并不是每个人身上都发生了这些变化，但是，所得到的报告数量已经足够多到让我们可以确信相关人员身上的确发生了某种重要改变；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表达了更大的满足。正如一位女孩所说的：“前几天，当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我居然发觉自己哼起了一支曲子。我都不太确信这竟会是我！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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