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中心治疗：实践、运用和理论（4）（选）

第四章 治疗过程（选）

每种治疗方法都可以对人们有帮助。人们内心会感到舒适，他们的行为改变，经常会出现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他们的人格，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来说，看起来都不同了。但是在成功的治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什么样的心理过程发生了改变？在所有正在改变的思维和情感的细枝末节中，是否有任何可供辨认的普遍性，任何客观科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是可以用来描述所有当事人的？这一章就是要讨论这些问题及其与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特殊关系。

让我们开门见山——就目前的知识而言，我们真的不知道治疗的本质过程是什么。给我们越来越深的印象是，治疗过程的众多分支及其不同的意义取决于观察者的描述，我们认识到对其准确地描述仍然是一个未来的任务。与其武断地把并不完全明了的事物搞得完全明了，不如提出很多目前有关当事人中心疗法治疗过程的假设，和支持这些假设的研究证据。也许多种假设能够拓展专业者的思维，刺激专业人员发现更加精确和丰富的假设。一般来说，治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莫尔，正如其他人一样，帮助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当事人学到了关于他自己的新的方面，新的和别人联系的方法，新的行为方式。但是到底学习到了什么，为什么？这就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仅有学习理论是不够的，因为学习理论是从对老鼠的研究和没有感觉的音节的实验中发展起来的，并把这种经验强加于治疗过程。治疗的丰富经验加强了我们对什么是明显学习到的知识的理解，正如以前所知的学习的知识被整合到治疗已知的事实一样让我们受益匪浅。根据目前的心理科学的状态，关于治疗中发生的学习过程的内容，仍然留下了很多问题，而不是答案。

在如此情况下，我们最好是能够尽量近距离地看一看我们所拥有的事实，不管它们是临床的观察还是准确无误的研究发现。相应地，这些材料所揭示的就是一些要发生的变化，或要实现的假设，为了方便，把它们归类在一些标题下。这种治疗性学习过程的某些特质，某些被认为是当事人在治疗中的“运动”的特点，呈现的次序不是明显的，除了某些我们有最多研究证据的地方是事先设定的。跟随着这些有时候过度简略而有时候互相矛盾的描述，一个有关治疗过程的理论被提出来。希望这个理论能够提供一些证据，虽然这还远远不够。

治疗中的特征变化

表达材料的形式

治疗过程要进行研究的第一部分是当事人说出的口语内容的变化。我们观察到虽然当事人倾向于主要谈论他们的问题和症状，但是随着治疗的进行，这种类型的谈话会由于领悟到他的过去和现在行为的关系，以及现在行为之间的联系而改变。此后，当事人更多地讨论他对情景的理解以及相应的新的行动。这个探索过程与问题领域的情绪和态度有关，其后是领悟和自我理解的提升，再其后是对由新的领悟定位的行为的讨论。这个过程在作者描述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早期书籍里强调过。

还有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当事人在治疗过程中发生的口头表达材料的改变，它们可以提出一些还没有经过客观检验的经验。

在临床上很明显有从症状到自我的陈述重点的转移。当事人的探索一开始围着问题的不同部分打转，但是逐渐越来越关注自我。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真正的感情是什么？我真正的自我是什么？越来越多的谈话围绕着这些主题展开。不仅仅有从症状到自我的转换，还有从环境到自我、从他人到自我的转换。也就是说，当事人从话语上巧妙地处理他的环境，奉献出可观的时间来考虑非自我的因素，就像处理那些内心事件一样。但是渐渐地他探索他自己，几乎排除了非自我的部分。这看来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治疗师关注的是他的情感、他的知觉和评价——也就是说，关注的是他自己。这还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感觉到自我是环境的一个部分，环境潜在地是在他的控制之下。这还因为他感觉到如果他能和自我融合，对自我有清晰地了解，就像了解他想要达到的目标一样，他就可以成功地处理他的问题的外在部分。

对话内容的另外一个倾向是，对话从讨论意识中存在的材料，转变为讨论直到治疗开始为止意识中都不存在的材料。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多说几句。

还有一个材料的转变是从过去转变到现在。说在这方面有一个稳定的进化过程是不正确的，因为早期的访谈都是关注现存的问题。在考虑任何特殊的冲突或关系，特别是它们是有威胁性或痛苦的时候，当事人倾向于开始讨论某些过去的部分，然后逐步地面对现存的关键的、常常是令人不快的事件。当一个人能够处理他现存的情感、态度、情绪、价值观、目标时，治疗就可以结束。他学会了不过多考虑他的症状、他人和环境是不是危险的等问题，而集中注意力于发现“此时此地的我”。

指向自我的态度和感知的改变

前两章已经提出对治疗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最好用自我结构来解释。很多年来，自我已经是心理学中不流行的概念，而当事人中心疗法倾向的治疗者们当然一开始没有学会使用自我作为解释的架构。然而治疗中大部分的口头交流都必须和自我有关，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不得不转到这个方向上来。当事人感觉到他不是作为真正的自我存在，时常也不知道什么是他真正的自我，而当他能够变得真实一些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满足。临床上这些倾向都是不能忽视的。

临床的观察现在已经得到了可观的研究结果的支持和扩展。雷米是第一个在此领域工作的人，提供了有关自我概念的理论架构，不幸的是这些成果没有发表，他也开展了第一项对自我态度的客观研究。其他很多人都跟随他的足迹。

在所有此类研究中，核心的架构是自我的概念，或者是在现象领域客观察觉的自我。如果，一个定义是有用的话，那么我们说临床经验和研究结果会提出一个沿着这些路线的定义。自我概念，或者说自我结构，被认为是被意识容纳的自我知觉的组织化构造。它由这些成分组成：个体特性和能力的知觉；对自我和他人及环境关系的知觉和概念；察觉和体验到的与客体相关的价值特性，即察觉到的有正性或负性价值的目标和意念。这个定义来自对实验和临床证据的检查，可能会因为我们对治疗现象的进一步探索而改变。

带着这样的定义，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根本问题：在一系列的治疗访谈的过程中，自我发生了什么样的特征改变？前面提到的几项调查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我们发现把自我当做一个客体的观念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在任何提示发生了改变的情景下，或者在治疗的成功的情景下（无论这种成功的标准是当事人的判断，咨询员的判断，还是其他临床工作者的判断），以下的陈述都是得到了研究结果的证实的：

随着治疗的进展，出现了正性的自我指向和自我认证的态度的增加。

负性情感的自我指向和自我认证的态度有减少的倾向。

一直到治疗的中期，矛盾的、正性负性情绪共存的自我态度都倾向于轻度的增加。其后逐渐降低。在治疗中任何时期矛盾的自我态度都不占主导地位。

在治疗结束时，正性的自我指向超过负性的。

在被认为不成功的案例中，没有发现这些倾向，或者这些倾向的程度很少。

在治疗开始的时候，自我指向倾向于负性表达、负性的情绪或客观上是负性的，在治疗结束的时候，自我指向倾向于要么是客观的表达、中性的情绪，要么是客观的、正性的表达。

还有某些发现，在本质上并不是普遍的，倾向于证明这些陈述：

对以上态度的最清晰明确的测量是基于目前自我的正性和负性的情绪。从思维中排除过去的态度增加了正、负情绪的失衡。

在个别治疗中，虽然总的倾向正如上面所描述的，但是在各次访谈之间对自我认证的态度有很大的波动。在正性态度缓慢出现后，负性态度会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等等。

一般来说，在治疗后期自我认证态度的可变性要多于治疗早期。

在普遍的正性自我认证态度上升到比较明显之前，时常会有一段时间的这种态度的低迷。

不成功的案例维持了对自我的持续的负性自我感受或持续的正性自我态度。

这个材料与当事人对自己的情绪和态度以及这些情绪改变的方式有关。也许更基本的改变是他对自己的观念。可惜这是一个复杂的、令人困惑的问题，需要通过研究方法来调查。虽然现今的研究还是有一些，但还需要成千上万的研究来提出他们的意义。主要的一个研究是西尔做的，他对自我的指向研究很深入，研究结果可以做如下总结：

从操作上来定义的话，在治疗过程中有一种“接受自我”的倾向逐渐提升。根据所使用的定义，接受自我意味着当事人倾向于：

把自我看做有价值的人，把自己看做是值得尊重的，而不是被谴责的人。

把他的标准建立在自己的经验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态度或欲望上。

察觉到他自己的情绪、动机、社会和个人经验，而不带有对基本感觉材料的歪曲。

对实现这些观念感到舒适。

以这些陈述为基础的这项研究也得到了其他人研究的证实，大部分其他研究都没有这一项那么严格。在这些研究中看起来，成功的治疗中的个体倾向于：

更客观地、舒适地看待他的能力和个性；

很少情绪化地、更客观地看待自我和关系自我；

更多地把自己看做是独立的，有能力处理生活问题的；

更多地把自己看做是自然的、真诚的把自己看做是经验的评定者，而不是把自己看做是存在于一个价值依附和固化于知觉客体的世界中；

把自己更多看做是整合的，而不是分裂的。

我们怎么来总结这些自我知觉的变化？看来个体改变的基本要素有3条基本的途径。他把自己看做一个充分的人，带着更多的价值感和自信来面对生活。他允许更多的经验资料进入意识中，从而达到对他自己、他的关系、他的环境更加现实的评价。他倾向于把判定的标准建立在自我之上，认识到任何经验或知觉客体的“好”或“坏”不是客体与生俱来的，而是他自己赋予客体的价值。

这些自我知觉的改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目前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索是斯蒂芬森提出的Q技术。

这允许了对治疗前和治疗后的自我知觉以及自我理想进行细节性的分析。从第一批案例的研究结果来看，在治疗中自我理想有一些改变，也许是朝着更能彰显或可实现的自我理想的方向改变。自我观念的改变更加明显，改变的方向是更加接近于治疗前或治疗后的自我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相关性很低，而作为治疗的结果，这种相关性提高了。由于改变集中于自我和自我理想，如此治疗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自我和自我理想的一致性，自我和自我的价值观不再是那么分离。这些结论很大程度上是暂时性的，会因为正在进行的研究的完成而改变。这里提出这些结论是要提示方法学的大门已经向严格、细致的自我知觉各分支的研究敞开。人们现在可以分别研究自我特性的自觉，与他人关联的自我的意识，围绕自我组织起来的价值观，自我的目标和理想。使用同样的Q分类技术，这种研究不仅仅可以通过人际相关研究来深入，也可以通过别人的评定和判断来进行。

临床描述

让我们现在把上面用可观察的、研究术语陈述的材料变成个性化的、临床的语言。当事人在进入治疗的时候，倾向于严厉地看待自己，感觉到或多或少的无价值感，很大程度上用别人设定的标准来判断自己。他有一个自我理想，但是把这种理想看做是与现存的自我相差很远的。自身平衡的情绪在向负性的那边摆动。

随着治疗的进展，他常常为对自我的批评感到更加沮丧。他常常体验到和他自身矛盾的态度。但他探索这些体验的时候，他对自我的知觉逐渐变得更加现实，更能够接受自身的本来面目。他对自己现在的情绪和态度更加关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能客观地看待他们，既不把它们体验为自责情绪的基础，也不体验为自我赞赏的基础。这些就只是他在行动的自我而已。这种自我的本来面目是被看做有价值的，被看做他可以与之共生的东西。这个过程绝对不是顺利完成的；可能在有些访谈中他对自我的评价下降到极低的程度，而他感觉到自己十分没有价值而绝望。然而，一般来说，他会在他的体验中发现更少的恐惧。他不再那么害怕别人会怎么评价他，不再花更多的时间来决定什么是他的基本的价值观。这些改变发生后，他会感觉到他的态度和行为更加自然了，把自己更多地体验为一个真正的人，更加统一的人。他慢慢发现他想要的转移成了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而实际上是他自己改变了，让自我和自我理想能够保持协调。他的内心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了，少有紧张的情绪。这看起来就是被客观研究发现的、治疗中自我改变的临床描述。

知觉方式的改变

另外一组提示出治疗中运动或改变的现象都与治疗中知觉域提高了的分化过程有关。这些现象都可以放到“学习的运动”的标题下，因为学习在本质上就是此领域提高的分化力。它们可以被称做“更充分的思维过程的发展”或者“朝向明显的基础理性的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来，治疗的关键点是当事人在其现象域中察觉客体的方式——他的体验，他的自我，他的情绪，其他人，他的环境——在提高分化力的方向上经历的变化。这是观察治疗的一种重要方法，不幸的是现在在此领域的研究还很少，除了已经提到的一些有关自我知觉的研究，还有拜尔的研究。

当事人改变的特点是从高级的抽象能力向更多的分化的知觉改变，从广泛的概括向有限的和起源于初级体验的密切相关的概括改变。治疗开始时陈述感觉到无望和无用的当事人，在治疗中会变得有时候真的体验到他是无用的，但在其他时候显示出正性的品质，而有些时候又会表现出负性的攻击性。他会体验到他的功能是变化的——总而言之，是一个既不是全黑又不是全白的人，而是一个有趣的在灰色边缘变化的人。正如我们所提到的，他发现接受这个高度分化的人更加容易。

举例来说，一个当事人来做治疗，治疗早期她表达出的态度是：“我妈妈那个狗娘养的。”在治疗中她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察觉到对母亲的多种体验。她的母亲在她的童年曾抛弃过她，但是有时候又纵容她。她母亲的意图是良好的，她有幽默感，但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脾气暴躁，不通情理。她希望为她的女儿感到自豪。随着治疗的进行，那种完全的概念“妈妈是个狗娘养的，我不可能和她相处”被看做是非常不适应初级体验的复杂事实的。

几乎从所有的当事人那里都能观察到这个过程。他们从发现指导其生活的不满意的概念开始，变化为检查作为这些概念的基础的丰富的初级经验，这种变化暴露了很多概念的虚假性，并且提供了一个新的和更充分的概括的基础。他们通常在治疗结束时形成新的对自己的指导。当然在最成功的治疗中，他们也会从内心产生出建立在直接经验基础上的重建的需要，特别是他们用来指导生活的原则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时候。

现在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简单就发生了。它是由治疗关系的特殊条件所促进的——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特别提供的条件是，只有当当事人完全自由来探索知觉域的每个部分的时候，自我才完全摆脱威胁。

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正在说的和语义学的基本理论在思维上是一致的。把这些同样的想法变成语义学术语的话，我们可以说当事人带着一张地图过生活。在治疗中他首先发现这张地图本身不是那么可怕，而体验到可怕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也十分复杂。他也发现即便是作为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也有一些严重的错误。治疗给了他一个被保护的机会，让他能够从他的地图的较高水平的概括性中走出来，去探索初级体验的可怕性。到这个时候他就在建构一张新的地图，重新认识到这不过是一张地图而不是体验本身，而治疗就准备结束了。

用其他的语义学术语来说，当事人逐渐减少他的反应的紧张内涵——他倾向于用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语言来看待他的体验，过度概括事物，被概念或信仰所决定，不能对反应进行时空定位，混淆了事实和评价，依靠观念而不是依靠现实检验——然后他能够变化为有更外向型的反应。

这可以被说成是用限制性的、分化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认识到事实的时空支点，由事实决定而不是用概念决定，进行多角度的评价，意识到概括的不同水平，尽可能地用事实来检验他的推论和概括。

还有一种描述这种分化事件的方法是讨论它和符号的关系。人类通过与其体验相附着的符号来处理很多他的体验。这些符号让他能够深入体验和他人的关系，把自己投射进新的情境，对他的现象世界有更多的预测性。在治疗中发生的一个变化是，错误的、概念化的符号被更加充分的、精确的、分化的符号替代。这里，以体验到较多对孩子的负性情绪的母亲为例。这些情绪凝结成一种符号形式:“我容易被他激怒，对他感到愤怒，因为他很坏。”但是当她能够摆脱所有对她自己的威胁后，她能够检验这些情绪化的、内在的体验，并能给这些体验粘贴上更加精确的、分化的符号。有些体验仍然可以用她以前用过的符号精确地描述，但是其他的体验被符号化为这样的形式:“我被他激怒是因为我希望我从来没有生下他。”“我对他感到愤怒因为他干扰了我的事业。”“他让我生气是因为他表现出了成人的能力，而这是我想要尽力避免的。”当符号的应用更多是和基础及现实的体验相一致的时候，那么在符号操作的基础上做出了结论就变得更加明确，因为它们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

应该解释清楚的是“分化”这个术语，在这里运用这个术语不仅仅是对现象域的正在提高的微小部分的知觉。它意味着把任何至今没有认识到的明显的知觉要素分离出来，形成新的形态。所以库兰在一个典型的、详尽的对20次录音访谈案例的分析中，发现对关系的知觉是治疗过程的一种重要部分。早期访谈中，当事人——一个非常退缩的人——非常分散地讨论了25个不同的问题。随着治疗的进步，他在越来越多的例子中看到了问题之间的关系，从而看到他的害羞和退缩的倾向与他认为自己是天才并比别人优越有关。他逐渐感觉到他的整个自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他的围绕着某些基本事件的冲突和斗争消融了。这些是他能够面对和解决的，现在他已经能够分化出那些决定他一生的至关重要的要素。

还有一种观点，这种提高中的分化力的治疗体验可以用问题解决的术语来描述。敦克详尽分析了主体在处理问题任务和数学问题时的心理过程。这些现象在治疗中是一样明显的。治疗中也有一个假设的探索接着另一个假设，以一种不是十分规则的形式。治疗中也有一种让至今埋藏在知觉域中的某些东西显露出形式的体验。治疗中也有以形态为基础的关系的改变，敦克把这描述成知觉客体的松散性和固定性的对抗。也就是说，在问题解决和治疗中，人们都会把固定的和预设的东西接受为环境的特定要素。当他再次把这些部分感知成不是固定的东西时，他会发出一声“啊一哈”，有一种真实的心情放松的体验，发现自己更加接近于问题的解决了。当敦克的受试者认识到墨水瓶里的塞子和墨水瓶的关系不是像感觉上那样固定的，塞子是可以成为一个工具的，塞子可以成为一根棍子的楔子时，受试者们就把他知觉域中固定的客体变成了一个灵活的、可操纵的客体。就像那个把孩子当做坏蛋的母亲，她在治疗中逐渐看到这不是一个固定的、预设的情境的一部分，而是可以操作、可以改变的灵活的知觉因素。或者像那个把他的同性恋倾向看做是他的预设图景的一部分的当事人，逐渐认识到他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的，与他其他的行为方式比较起来并不更加固定。这种从把事物要素看做是僵化固定的到把事物看做是松散可改变的变化，是治疗中发生的最重要的分化形式。

也许这个讨论可以提示，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治疗过程可以完全用分化这个术语来描述。正如斯里格和科姆伯斯所说：“因此我们可以从现象学的观点来把心理治疗定义为：提供体验，让患者的现象自我和现象自我与外在现实的关系能够产生足够的分化。如果能够产生这样的分化，那么个体维持和强化现象自我的需要就可以把其他的事情做好。”

朝向意识到否认体验的运动

治疗中一个最有特征性也许是最重要的改变是，迄今为止没有被意识到的体验被当事人带到了意识中。当当事人处理这些被压抑的材料时，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的经验是最好用更大程度的知觉分化、更充足的符号化来描述这一过程。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并追寻它的发展。一个时常感觉头昏、虚弱的女子，没有发现她有器官上的毛病。这种感觉的出现不可预料，时常发生在社交场所，让她很尴尬，所有的人都关注这件事情。她看不出这种行为有什么原因。当她探索行为发生的情景的时候，她发现这种行为发生的时候往往造成了她丈夫最大的尴尬。但是这对理解问题没什么帮助，她说，因为她喜欢她的丈夫，没有什么原因要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当所有这一切都被接受后，她在其后的访谈中开始慢慢地转变，开始说如果她有任何对她丈夫的怒气的话，也是无意的，不是故意的。几年前症状出现的时候她对丈夫有怒气，她想要控制它，而她的症状是控制丈夫的一个努力。她认为它的症状既达到了控制丈夫的目的，又达到了因为自己这么做而惩罚自己的目的。在认识到这些新的感觉事实后，她必须在感觉愤怒的时候发现能公开地、直接地表达愤怒的方式。

如果我们从心理的角度看这个结果的话，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她一直在内心深处，反对她的丈夫。至关重要的缺失的要素是这种体验的充分符号。这个解释与她在治疗早期提到的事实有紧密地关联，那就是在感到头昏和虚弱之前她经常感觉到紧张和烦躁。这就是符号可以到达的地方。同样清楚的是，压抑或否认体验的根本原因是，体验的充分符号很可能在深层与个体的自我概念是矛盾的。我们刚提到的这位女士，在她看来，她不是一个尖锐地反对自己的好丈夫的人，或是一个能接受自己有对丈夫的毫无来由的敌意的人。所以这种内在的感觉必须被赋予一个歪曲的符号，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符号化。对压抑的释放，或者把否认的体验带入意识中，不仅仅是当事人或者治疗师的一种探通术。直到自我概念被有效地修正而能接受它们时，它们才能够被公开地符号化。自我的改变继续引导，而不是跟随着否认或压抑材料的修复。

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深入到治疗过程的理论中，这本来是我们准备在这个章节的最后一部分讨论的。让我们更多回到关于这些没有符号化或者符号化不全的体验的描述层面上来。在实践中，揭开这些材料的第一步往往是不一致的知觉。上述案例中，那位女子首先认识到的是次序的矛盾：我爱我的丈夫，可是我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我要让他难堪。在另一个案例中可能是这样：我真的希望专业上向前发展，但是我错过了向前发展的过程。而在另一个案例中可能是这样：我希望我的婚姻能延续，但是我做的事情好像在破坏我们的婚姻。当这样的矛盾被清楚地认识到之后，当事人不能置之不理。他们会有发现这些矛盾的原因的动机，无论原因是没有准确地描述自己的感受（经常都是这样）还是没有准确地描述他们的行为。

虽然这个把体验带到完全符号化意识的过程被很多治疗流派认为是治疗中重要的、基础的要素，但是对此还是需要一些客观的调查。然而，从临床描述的观点看，我们可以说，成功的治疗必须以充分分化和准确符号化的方式，使那些当下与当事人自我概念相矛盾的体验被带入到意识中。

价值判断过程的特征性运动

我们听治疗访谈的录音和研究访谈手稿的时候，发现一个实在是很难回避的因素，那就是治疗不得不面对好坏、是非、满意不满意这样的问题。这与个体的价值体系以及此体系的变动有一些关系。这是很少讨论的一个治疗部分，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这里的讨论更接近于探索而不是定义。

看起来在治疗的早期，人们生活在他们从别人、从他们的个人文化环境那里内化的价值观中。这些情景可以通过给出一些当事人的价值观和插入这些价值观的来源的下表表示出来。

我应该永远不对任何人发火（因为我的父母和教会认为愤怒是错误的）。

我应该总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因为任何其他的态度在我的中产阶级集体中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应该学习成功（因为我的父母对我的学习寄予厚望）。

我有同性恋的冲动，这太糟糕了（根据我们整个文化的观念）。

我应该不性感（因为我妈妈认为性是恶心的，任何正直的人都不考虑的）。

我应该对性变得完全漫不经心（因为我的好朋友们有这样的态度）。

随着治疗进展，当事人意识到他们是在试图带着别人的想法生活，他们不是在成为真正的自我，他们对这种情况越来越不满意。但是如果他们要放弃这些内化的价值观的话，用什么来替代它们呢？随之而起的是一段对价值的困惑和不确定的时期，一种特殊的不安全感，没有基本的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

逐渐地，这种困惑被一种明了的认识替代，他们认识到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体验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认识到长期和短期的满足，不是通过别人的话语，而是通过检查一个人自己的经验来实现的。价值体系没有必要是外来强加的，而是体验到的某些东西。个体发现他的内心有能力掂量体验的重要性，并决定那些导致自我提升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别人的自我提升）。凯瑟勒的一项初步调查，分析了三个案例的材料，提示评价首先是被看做是内化和固有于客体的，这种评价倾向于在认识到价值判断没有必要是固定的，而是可变的之后改变。最后人们会认识到评价是由个人作出的，而个人的评价在依靠证据的基础上是可以改变的。

关于这个过程的另外一种观念超出了我们对评价的思考。在大多数作出或暗示过价值判断的陈述中，评价起源的轨迹能够很容易地推断出。在治疗的初期，看起来好像评价是外在于当事人的，被看做是来自父母、文化、朋友、咨询员的功能。关于咨询员这边的情况是，很多当事人费尽力气让治疗师承担起评价的责任，以为他们提供行动的指导。然而，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对咨询员行为的一个描述是他总是让当事人自我评价。这种方式的例子是咨询员总是如此表述他的反应：“你对______感到愤怒。”“你对______感到困惑。”“你感觉到______。”“看起来你好像______。”“你认为你不好，因为你______。”这些对态度的每一个反映、每一个表述都是为了提示是当事人对情境的评价被接受了。慢慢地，当事人发现接受评价的轨迹植根于自己的内心不仅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令人满意的、可靠的。这种体验内化以后，价值就不再被看做是固定的或者有威胁的东西。他们是个人以他自身的经验为基础作出的判断，价值也是可以变动的，如果新的体验给出了新的证据。

所以当前面总结列出的被接受的价值用当事人自身的体验进行评判时，也可以发生显著的改变：

当我深深感觉愤怒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对一个人愤怒，因为这样和储存这些情绪比较起来，会留下更少的残余反应，而且实际上会导致更好更现实的关系。

当我这样感觉的时候，我可以成为一个充满爱的母亲，但是我没有必要害怕别人有的态度。

我应该学习成功，当我感觉到学习对我有长期的意义时。

我有同性恋的冲动，这些冲动是增长自我和他人的表达，是指向反面的表达。

我接受性，并且高度评价那些能够长期促进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表达，我不怎么看重那些只能带来短期满足的，或者是不能增强自我的表达。

也许这种评价轨迹的运动可以通过一个年轻女当事人的案例说明。她的第二次访谈的一部分能够提示特定的标准和价值是如何被内化，以及对她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很明显这些价值观在她生命的早年令人满意地指导了行动，但是现在有一种矛盾的感觉，她内心对此是不满的。她感觉到她不再想坚持这些价值观，但是找不到来替代它们的东西。

当事人：看起来——我不知道——也许一切都要追溯到我的童年。我让——由于某种原因我让——我妈妈告诉我我是爸爸的宝贝。虽然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的意思是，他们从来没有把我看做是宝贝。而其他人好像都认为我是家中享有特权的人。但是我没有任何理由这么想。只要我回想起童年，我就发觉正是我的家庭让其他的孩子比我更多地逃脱惩罚。而看起来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对我的标准要比对其他孩子的标准严厉。

咨询员：从任何感觉来看，你都不是很确定你是家里的宝贝，但是家里的环境好像对你有很高的标准。

当事人：嗯。这就是我遇到约事情，其他人可以犯错，或者做孩子们做的调皮的事情，或者“这只是孩子的胡闹”，或者“这就是你想要的”。可是艾丽丝不会做那些事情的。

咨询员：嗯。如果是其他人的话，这可能只是——哦，有一点点调皮；但是到你这里，就是不应该做的。

当事人：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我认为我整个的标准或者说我的价值观，是我需要认真仔细考虑的，因为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疑我是否有真正的价值观。

咨询员：嗯，不确定你是否真正拥有你确定的任何的深刻的价值观。

当事人：嗯，嗯。

咨询员：你怀疑这些价值观有一段时间了。

当事人：啊，我以前也有这样的体验。虽然有件事情，当我做出决定我没有——我不认为——看起来其他人有——有比较固定的价值观，他们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能够掂量事情轻重。哦，而我没有，我不会我想我是个机会主义者。（笑）我做了在那时最好的事情，然后放手不管。

咨询员：你不确定该用什么方法。

当事人：是的。嗯。这就是我的感觉。（停顿）我们的时间要到了吗，L先生？

咨询员：哦，我想还有几分钟。

当事人：我正在考虑标准的事情。我找到了一个窍门，我想——哦——习惯——让人们在我周围感到轻松，或者让事情进行平稳些。我不知道这是否和童年有关，或者——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家庭情况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总是需要有某个调解人跑来跑去，（笑）看看不同意见的原因，平稳矛盾。哦，这是我长期扮演的角色。而——我——真的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我意识到在这种社会情境或者人群中的人看起来就像在——在开个小会，或者宴会，或者什么东西——我能够把事情漂亮地解决，而且很享受。而且我能看出什么地方什么人需要更多力量，或者什么地方什么人没有同伴，或者什么人对另一个人感到厌烦，或者某些事情——某人站在角落中，我就会走出去和他谈谈。当我看到有权力的人对某事不高兴，而我没有的话，我就会很惊奇，和我所想的进行辩论——换句话说，我从来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从来不能发现自己对事情有确定、明确的想法。我能看到我所想的是环境所需要的，而我的想法的插入会让人们快乐，而我就会那么做。

咨询员：换句话说，你所做的事情就是，总是试图摆平事情，让其他人感觉更好，让环境稳定下来。

当事人：是的。我想就是这样。现在我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可能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不是那么一个很好的、行善的撒玛利亚人，四处奔跑让别人快乐，但是也许是这个角色轻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让我扮演。我在家里面做了这么多事情。我就是没有坚持我的信念，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任何可以坚持的信念。

咨询员：你感觉长期以来你扮演的角色就是消除摩擦，或者差异，或者不是……

当事人：嗯。

咨询员：而不是在环境中有任何你自己的意见或者想法，是这样吗？

当事人：就是这样。或者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地成为我自己，或者实际上不知道我真正的自我是什么，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错误的角色。别人不扮演的角色，不论是什么，只要当时需要有人扮演这个角色，我都会去填空。

咨询员：不论环境需要哪种人的帮助，你都会成为那种人，而不是成为你自己。

当事人：我想是这样。我记得一年夏天。我们在夏天经常去基督教青年会的夏令营。而我们家就住在镇边。我们在那个夏天和学校里面的一个小组在一起。啊，我们和那些孩子不是很熟，除了星期天去教堂的时候，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他们。所以去夏令营不是一个令人很满意的体验，因为在孩子们中间我有陌生感。但是这个夏天——我以前去过一次夏令营——我想我做出了决定，我要成为夏令营中受欢迎的女孩。所以我和那些我不太熟的孩子去了夏令营。我不记得我那个夏天做了些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我回家的时候被选举成了最受欢迎的营员。我所记得的是，当我准备去夏令营的时候，我——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多大——我不是13岁，我不这么认为。也许12或13岁，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大。我只是决定了我要成为夏令营里最受欢迎的女孩。所以我带着这个决定到了夏令营，我做了需要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我确定我不——我的意思是，有可能很多都是苦差事，就像替别人整理床铺，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很确定。但是无论如何我参加了一些活动，回到家里。而且实际上被选为了最受欢迎的女孩（笑）。但是看起来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做事而已，而不是发展我真正的自我。

咨询员：换句话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计划的活动的一部分，而不是你真的感觉到或者真的希望成为那样的人。是不是这样？

当事人：哦，是这样的。我想是这样的。好像这是更多的——这是不现实的，或者不真实的，或者不——不真诚的，也许吧。

价值判断轨迹的转换在这个案例中是意义深远的。举个简短的例子，很小的体验都可以说明我们正在描述的改变类型。在第八次访谈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当事人：现在——我在做的一件事情是，啊——让我担心的事情，哦，在宿舍里住，这很难——不只是和一群人相处，他们没什么意思，但就在你周围。哦，我，啊，发现我一直在和一群我不感兴趣的人消磨时间——他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人，我乐意参加他们的某些活动，但是我和他们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我们有一起吃早饭和中饭的习惯，围坐在一起，有时候也一起吃晚饭。所以，现在我发现我自己，啊，能够，啊，至少我正在从小团体中稍微离开一些。并且，啊，和更刺激一些的人以及我发现自己更感兴趣的人在一起。

咨询员：也就是说，你准备从你碰巧放到里面去的那群人那里离开，并且你要挑选你想联系的人，是不是？

当事人：就是这么想的。我——我，啊，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演戏，我并没有飞跃的进步。但是，哦，那些住在我这一层的一个女孩，她会来敲门说，啊，她想吃午餐，或者我们12点去吃午餐，或者所有人12点下楼去吃午餐吧。哦，但是对我来说，要这么说很困难：“噢不，我想在12点半吃午餐。啊，所以我可以去和我们31班的人去吃午餐。”所以我就不得停下我正在做的事情，在12点被这群人拖下去。哦，但是我想偶尔说，“噢，这对我有些不方便，我想晚些时候再吃”，或“我想早点吃”。噢，啊，在此之前，我说：“好吧，我就去吃。”这更容易些。接着的另一件事情是，啊，和我一起吃饭的那群孩子，我觉得有被拉到他们一伙中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吧。他们不是——他们中的一两个是我很喜欢的，他们会把我拖到他们的朋友堆中，而我是不会选择这些朋友的。并且，啊，所以我发现我所有的时间都被这些人占用了，现在我开始寻找我自己喜欢的人，我的意思是我自己选择的人，而不是被拖进去的一组人。

咨询员：我想，你发现有些可能在社会情境中表达你自己的态度，就像想吃午餐或者不想吃午餐，你可以自己选择朋友和你喜欢在一起的人们。

当事人：所以，看起来对我来说——我，啊——还没有飞跃的进步，但是我，啊——

咨询员：这是个缓慢的过程。

当事人：但是我，啊，我觉得我开始这样做了。啊——我不知道是否——我的意思是在一开始，啊，我试图要看看是不是我能够从那群孩子中退出来，度过我的时间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啊，这不是一种退缩，而是对我自己真正兴趣的肯定。

咨询员：嗯。换句话说，为了看看你是否能够从情境中逃脱出来，你已经试图自我评断，但是你真的感觉，这是你积极态度的表达？

当事人：我——我想是这样的。

这里当事人不仅仅能确定她对集体价值观不同的朋友和社会活动的判断，而且她能够检查她的判断是否真正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我试图要看看是不是我能够从那群孩子中退出来，……而是对我自己真正兴趣的肯定。”她发现她能够在她自己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决断，哪一个熟人对她有价值，哪一个没有；哪些活动能够明显地增强自我，哪些不能；哪些行为是逃避现实的，哪些是对目标的积极强化。这至少是一个价值过程发生改变的例子。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在治疗中价值判断的过程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的一个特征是，个体从被评价者和他人的期望对行为、情感、思维的控制状态中摆脱出来，朝着依靠自己的价值和标准的体验的状态发生改变运动。

关系发展的特征

有很多治疗师——既有当事人中心疗法取向的，也有其他疗法取向的——认为对治疗过程的最佳描述存在于当事人和治疗师之间的情感关系的改变。他们确信很多语言、态度、知觉的改变只是两人关系中基本情感体验改变的副产品。与这种观念不同的争论来自于游戏治疗，特别是，很多我们描述的过程没有以非口头的方式或者没有仅仅以非口头的方式发生，然而却发生了改变之时。当我们和孩子做治疗的时候，既没有口头的领悟力，又很少有对自我态度的表达，也没有对被否认的体验的特定表达，有的只是新鲜生动的对自我的体验，如果对儿童的治疗成功的话，我们把什么当做是心理治疗的核心呢？当然我们要更加关注这种发生了改变的关系。

“成功”的困惑是不时可以见到的，特别是在对年轻的当事人的治疗中，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引导我们开始思考咨询员-当事人关系。一位有经验的咨询员在她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详细描述了她完成了的一个案例的体验：

我刚完成了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最奇怪的咨询案例。我想你也许对此感兴趣。

琼是我开始在地方高中每周半天做咨询员的时候，遇到的第一批当事人中的一位。她告诉女生辅导员：“我很害羞，我甚至不能告诉她我的问题。你能替我告诉她吗？”所以辅导员在我见到琼之前告诉我，她害怕没有朋友。辅导员附带说了，她观察到琼看起来总是那么孤独。

我第一次见到琼的时候，她很少谈到她的问题，谈父母谈得很多，她很喜欢她的父母。但是，其间有很长、很长的停顿。随后的4次访谈可以在这张纸上逐句记录下来。在11月中旬，琼说“事情变得很好”。没有对此多加解释。在此期间辅导员说老师们注意到琼遇到他们的时候会微笑并且问候。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辅导员见到琼的时间很少，不知道她和同学的关系怎么样。在12月的一次访谈中琼说得很多，而其他访谈的特点是她坐在那里保持沉默，很显然在思考什么，偶尔抬起头露齿一笑。接下来的3个半月沉默越来越多。接着我听到消息，她被高中的女孩们选举为“当月之女”！这个选举的标准总是运动精神和受其他女孩的欢迎程度。与此同时，我得到了来自琼的信息：“我想我没有必要再见你了。”是的，显然她没有必要再见我了，但是为什么？在这些沉默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我对当事人能力的信心受到了强烈的考验。让我高兴的是我还没有动摇。

这种体验让我们认识到，即便当事人的外在表现只有很少的我们认为是治疗过程的特质的要素，治疗仍然可以继续向前，不管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口头交流。当然可能可以完全归结到治疗外发生的因素。当我们考虑更多的此类的案例时，看来这种结果应该归结为体验到了一种关系。如果这对没有口头交流的案例是这样，那么对其他人也一样。那么我们怎么用关系来解释治疗过程呢？

一种假设是，当事人一开始感觉到他是一个没有价值、不被接受、不可爱的人，然后转而认识到在和治疗师有限的关系中，他是被接受的、被尊重的、被爱的。这里的“被爱”的意义是最深刻、最广泛的爱的意义被深深地理解和接受。带着这种假设，我们来看看琼的案例。感觉到她是一个不值得有朋友的人，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很害羞，不擅交际。她进入了和咨询员的关系。在这里她发现了完全的接受——或者爱，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她沉默害羞的时候和在她说话的时候这种接受都是一样明显的。她发现她可以成为一个沉默的人而仍然被人喜欢，也就是她可以成为她害羞的自我而仍然被接受。也许就是这样给了她更多的价值感，改变了她和别人的关系。通过相信她自己作为一个害羞和退缩的人也是可爱的，她发现她被别人接受了，而那些特点逐渐消失了。

另外一个临床的假设稍微有些不同。当当事人体验到治疗师对他的接受的态度，他也能同样如此对待和体验自己。在他如此尊重、接受、喜欢、爱自己后，他也能够体验到对别人的这些态度。

我们的一位同事，鲍尔先生，对这里提出的观点特别关注。从他写的备忘录中的某些片断可以给出一个对治疗的生动描述，在治疗中强调的是深刻而显著的关系。当事人可以把他情绪中的任何东西带到治疗里来，在治疗中当事人还会遇到治疗师的情绪。这个备忘录是个人的专业文件，但是鲍尔先生得到了允许在这里使用。他感觉到爱——虽然这个字时常被误解——是最有用的术语。

描述治疗关系的基本要素。我用这个术语的目的是传达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作为治疗师我可以允许我自己非常强烈的感觉和情绪进入治疗，并且期望当事人处理我的这些情感，这对他来说，会是治疗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

其次，在和当事人的关系中，治疗师的基本需要可以正当地得到满足（或者我应该说必须得到满足，如果关系是健康和正当的话）。

再者，不考虑内容的话，在情感层面的治疗互动，而不是在认知理智层面的互动，是治疗进步的有效因素。

上述这些现在我认为是枯燥的主张，对我来说，它们是只能通过主体经验得到证明的陈述，数据最终会证真或证伪，但是这些因素总是在关系中呈现，经常超出录音机的范围。

但是，如果这些现象能够被主体体验，显然有一些关于它们的独特交流方式出现。在治疗中，我非常确信这种交流发生了，主要在潜语言、下意识或潜意识的层面。这里我只能尽我最大努力把这些东西带到词语层面来。

对我来说，我们只能够爱一个人到达我们感觉没有被他威胁的程度。我们能够爱他，仅仅是他对我们的反应，或者他影响我们的事情能够被我们理解，这些反应或事情明显地和我们内心那些基本动机相联系，这些动机让我们更接近和他人、和世界的协调、有意义的关系。那么，如果一个人对我充满敌意，而我在那时在他身上除了敌意以外看不到任何东西，我很确定我会用防御的方式来应对敌意。如果另一方面，我能够看到这种敌意是一个人防御的可理解的组成部分，这种敌意是和与人接近的需要对抗的，我就可以带着爱和这个也希望爱的，但是此时装出不希望爱的人交流。同样的，或者对我来说更重要一些的是我的经验，我感觉到当事人表达的对我们的正性情感是威胁的一个真正来源。要再次提出，这些正性表达，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上述提到的基本动机的关系都不是很清楚。我可以说说至今为止我的最大的斗争，就是在我自己身上寻找这些所说的基本动机，这看来是一个真正的治疗师永远都会面对的过程。但是就是这个过程，让我能够和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当事人发展越来越深的关系，而没有在我对他们的感觉或者他们对我的感觉中发现威胁的因素。

又一次把“爱”放在我的思考的前头，我想回到上面我提到的三个主张，并更多地考虑其细节。

首先，我想要考虑一下为什么在过去我会不愿意让我任何的强烈感情进入治疗关系中。在一开始，我给自己的这种不情愿找的理由是，治疗领域中很多人的经验反对任何形式的情感卷入。这些经验是这样的：“治疗师必须避免自己的情感卷入；我们必须对当事人的感觉和需要进行反应，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不应该期望我们的当事人成为我们的治疗师。而且，如果我们卷入的话，客观性会消耗殆尽。”——这些对我们所有人都很熟悉，考虑到治疗师可能发生的特殊卷入形式，这些禁令是有道理的。在这个层次上我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害怕我会让任何的个人卷入我和当事人的关系中。但是逐渐地，我发现我害怕卷入的另一个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在我和别人的关系中我接受我自己的感受和需要的能力受到挑战，而什么是“好的治疗”的理论并未体现出来。我会提到一些特殊的原因，我发现这些原因可以作为这个层次的例子。心理障碍严重的当事人通常过度关注他自己及其问题，我开始意识到我整个一生都希望和人们卷入——也就是说，真的把我自己的什么东西给他们——仅仅是因为他们能给我什么我需要的东西，而我作为回报的意义上。更坦率地说，我一生都在奋力要满足我的需要，而且因为当事人，我看到他们那么可怜时，潜在地满足了我的需要，最安全的是不要表现出这些需要——实际上是，不在治疗关系中感受到它们。这种直接的、即刻的满足的可能性的缺乏，是我拒绝真正进入治疗关系的一个原因，但还是有一个更加强烈的原因。满足的缺乏是一回事，直接、完全的抛弃是另外一回事，我害怕我让自己的更加温柔的那部分暴露在治疗关系中，担心它会遭到蹂躏、嘲笑和误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卷入或者更多的是强制自己不卷入的真正原因。当然，我想，当事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我在他们面前表现出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人，以一种理解和同理的方式处理他们。这也许在当事人的意识层面是真实的。但是我想，潜意识的，他从我这里学会了：“在这种关系中不要变得自由。不要让你自己放松。不要表达你自己深层的感觉和需要，因为在这种关系中这是危险的。”在当事人那边我的潜意识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只能说，当我在治疗中更少需要保持这种态度的时候，我的当事人们立即进入这些棘手的、我自己关闭的领域，这些领域中卷入的情感和需要不仅仅不能够得到讨论，而且还不能够自由地体验而不带着恐惧。在以前，我会说我没有必要让我自己的情感和需要干扰治疗过程。现在，我会说我稍微地以自己的方式反应，我需要保护我自己的某些部分，我在关系中阻止我自己的那些部分而不是更多地表达我自己对人友好的需要和情感，我认为这些是真正关系的基础和治疗关系的滋养因素。我只是在说我感觉到对一个治疗师来说，不根据他自己的需要来行事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惟一的选择是，是否我希望阻止我自己的——无论什么的——一般的感情、需要，或者是否我希望接受这些情感和需要，以便于它们能够在所有关系中自由地操作，无论是治疗关系还是其他关系。

在这一点我要回应这样的观点，即认为治疗师在治疗关系中满足需要是一种升华的歪曲形式，是对当事人情感脆弱性的一种丑陋的、寄生虫式地误用。我当然感觉到这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对此的反应如果是抑制任何可能的感情会得不偿失，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处理情感的不充分的、阉割的方法，是阻止最好人际关系的障碍。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的第二个论断。因为上面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让我能处理治疗师的需要。只要在此一谈到“需要”这个词，我想我们经常关注我们文化中特殊的需要，这些需要的合法满足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些特殊的需要是治疗师主要考虑的，那么看起来建议这些需要在治疗关系中得到满足，的确是荒谬和不合常理的。

那么这些基本的、被我搞得听起来是神秘的、模糊的并且如我坚持的当事人在治疗关系中感觉最大的安全和自由时必须被治疗师表达的需要是什么？在我以前的文章中，我只能用负性的方式表达他们，它们是指表达的、当治疗师感觉完全自由时是可操作的、没有被禁止的、没有被控制的。以正性的方式来表达这些需要是很困难的，因为我能想到的所有词语听起来都是那么微不足道，而它们自己给人的感觉却是如此真实和如此充满潜能。它们就像那种来自人们的反应的基础需要，一种主要由深刻的温暖构成的反应，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没有限制的反应。这是一种我感觉无法用言语传达的反应。它几乎是以一种纯粹能量的形式存在，可以通过另外一个人的感觉把这种能量拾起来，而不是通过理智。这可能听起来有些混乱不清，我觉得这种体验就像痛的体验一样简单。当我们靠近一个火炉，在我们意识到疼痛前我们不会考虑热力学原理、生物化学和神经学。以同样的方式，我相信，这种正性的反应被感觉到，虽然缺乏某些切实的刺激。

现在，我们可以问一问为什么治疗师感觉到在他和当事人的关系中有这种需要。顺便说一句，这种需要，如上所述是出于我们最深刻的、朝向“与人们舒适、有意义的关系”的动机。操作上正确的、我感觉有逻辑性的答案是，只有治疗师能够认识到他内心的这种需要、动机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他才能在当事人身上感觉到这种需要，或者这种需要的一个破碎的片断，以及机体发展起来的压制这种需要的所有复杂的防御。简单地说，我的观点是只有当我们能表达我们深层需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另一个人身上察觉到这些需要的操作，直到那时候我们才会有我们需要的、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基本反应，也才能给他们这种基本的反应。

根据治疗情景，我想这种感受告诉了病人，我真的很渴望认识你，体验到你的温暖、你的表达——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在最近的距离吸取尽可能深的你的体验，达到最坦诚相见的关系。我不想改变你来适应我，真正的你和真正的我是一个超越我们各自同一性的潜在关系的和谐统一体，而不是互相侵犯的。

这整个观念看起来对我很重要，不是因为它有很多来自于理论的立足点，而是因为它在我的某些当事人正在经历的过程中有明显的重要性。这种对我的当事人的感觉的简单体验让我感觉到在治疗关系中我能够给出一切，而作为回报让我感觉到没有压抑或者内疚。这也让我提高了我对当事人的特殊希望和要求说“不”的能力，而又不会感觉到抛弃了他或让他沮丧。不论我是不是在理论上拿自己开玩笑，这种治疗关系中情感充实的感觉看起来对与当事人创造一个自然的、完整的自由关系是很重要的。

我的第三个论点，也就是，作为体验结果的治疗性成长，对咨询的情感意义要超过理智意义，治疗性成长属于有更多可观的一致性的领域。例如，我们经常说到接纳的情感影响往往发生在期望被抛弃的时候。我只想补充一句，接纳是一种情感现象，而不是理智现象。我想它暗示着我们感觉到某些正性的对当事人的感情，而不是我们感觉到对他中性的感情。我想当事人能够意识到倾听和理解他的咨询员与没有反应的人的区别，当事人很容易感觉到那个真正理解他、关心他的咨询员，在探索的情感、反应、体验时对他的意义。

另外一个指出了交流的情感水平的意义的经验是，有很多次大量的互动都是在这个层次上展开的，而当事人的口头表述却相去甚远。也许对这种互动最好的是通过当事人对持久稳固的情感过程的反应来说明，正如在这篇文章最后所给出的。

我不确定是否清晰地描述了治疗中治疗师的情感卷入，为了总结，我想说的是，当事人和他的治疗师建立起的关系与他在其环境中和其他人建立的关系是相同的关系。它包含了同样的禁忌、矛盾、冲突、需要、价值、目标等等。如果治疗师能够在治疗操作中立即察觉到这些要素，他就开发出了深刻理解他的当事人的最有价值的资源。

我在这里要放下就我所见试图描述治疗关系这个艰难的任务，简短、随意地提到一些对我来说重要的理论点。

第一点与为什么一种需要和感受会被压抑有关。我在这个领域思考的基础是，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失时机的情感强化，一个人领会了，这种正在讨论的需要和情感是很坏的，而这种需要和情感的表达会带来我们生活情景中最重视的那些人对我们的抛弃。我很确定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人格构造的基本动力。但是我开始认识到此以前，我没有看到另外一种动力，一种更加基本的动力。我相信某些需要和态度被压抑了，不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些东西是很坏的，而是因为人们知道到了，表达出这些东西不会达到满足。我是在说剥夺现象，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体验过。我的当事人们经常表达出他们感觉到被剥夺的感觉，但是他们和我的感觉都是对解决这种感觉的努力，就像与不在此地的某些东西工作一样；它更像一个人横截面上的一个洞而不是能够探查和深入的某些切实的东西。我发现这种压抑经常是如此全面，以致只有在这个洞通过另一个人的丰富的体验部分地被填充的时候，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个洞的存在。我想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我们时常提供这种体验，通过我们的温暖、接受、对个人的尊重态度，以及诸如此类的方式去体会。我进一步发现我们讨论的深刻情感关系，对发现这些深层的、确实存在于人格构造中的洞，并把它们带到可以修复的意识层面非常有效。我想只有在这一点，人们能够认识到所有的机制，特别是虐待性的自我否认，这些未满足的欲望中虐待性的自我否认卓然挺立。

最近的一个发现对我来说很有意义，这是在所谓的“依赖”的与当事人的关系中发现的，这些当事人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经常会有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我得出结论，不管什么时候我说一个当事人“依赖”，这说明我没有充分地理解这种表达出来的情绪的本质。我想我经常把人们看做是依赖的，因为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要求我做出我不愿意做出的反应，而我不愿意做出这些反应是由于我自己的某些原因。我说的是当事人表达的某些深刻的情感需要，而不是一些特殊的也许是非理性的要求。我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事人提出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几乎总是反映了他在关系中有所缺乏。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和我们依靠的解释原则的成长力量有关，我最近也听到了诸如“退化倾向”、“死亡冲动”、“分裂力”这样的词，用来解释每况愈下的情形。我自己最近的想法让我开始怀疑这些概念的有效性。我越来越倾向认为把个体看做有相当明确的“需要”结构和几乎无限潜能的机体，前提是环境能够给个体机会来意识到他的需要和他正性表达的财富。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些机会被极度地限制，我非常肯定机体会用退化或分裂的方式来适应。这个观念解释了我为什么感觉到治疗环境必须提供明确的成分，而不是简单地释放我们根据对人格成长的效果判定为负性的其他成分。

我在这篇文章附上一个当事人给我的报告，这个报告以适当的情感的方法表达了很多我试图以更加系统的方式要表达的观念。对我来说，这个报告很有意义，我很高兴把这传给你，不管它对你理解我要说的能有什么用途。我真的希望可以进一步激发我们的沟通，因为我们大家都对人和人的改变及成长感兴趣。

当事人的报告

很难解释过去几个月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真的很难。一个原因是我不能释放对我来说重要的体验。我能看着它们，可是不能释放它们。我感觉我完全、整个地和它们生活在一起，它们已经变成了我的一部分，现在我无法把这些部分从整体中分割开。但是我现在想要尝试呈现我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印象。

我第一个最强烈、持续最久的感觉是痛苦——好几个月我都在痛。不只是心理的疼痛，还有躯体的疼痛。恶心、心跳加速、循环减弱、头痛等等。我记得有一次我说我感觉到我拿着把刀插入自己的身体，转啊转，直到我的血液和体内所有的东西完全流出来。我意识到我必须决定我是否开始治疗的时候，疼痛开始了。我感觉你只是通过真正的兴趣和关注，就把我带到了水边，而我必须决定是否喝水。这是稍微有些困难的决定——实际上，也许是我曾经做过的最难的决定。一旦我决定了要喝水，这对我就变成了一件紧急的事情，我要尽可能快地喝个瓶底朝天。无论何时我停下来喘口气，我就会指责自己耽误了这个过程。

我想，我对你的第一个反应，是对你的敏感性和能够意识到我所说的感觉感到惊奇，即便我拙于辞令，或者根本没有表达。我知道你反应快，很敏感，但我认为没有人能够那么理解我。

接着我开始感觉到，你不仅仅是对我的情绪敏感，能够理解，而且你很关心、很关心我。这就是我长期不懈要争取的感觉。这种感觉从你身上散发出来——当你拿着打火机的时候从你手上散发出来，当你在我面前伸腿的时候从你脚上散发出来，它慢慢地来回移动，特别是从你的眼睛里散发出来，当我有勇气看你的眼睛的时候。因为这种感情的强度，我不时发现有必要对着墙或者窗户说话，但是我总是痛苦地、准确地意识到你。我记得有一次你访问了一个班级（那天我感觉特别糟糕），坐在我旁边。那天我一点都不想看见你。接着，你伸出了你的脚，几乎碰到了我的脚。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这样做的或者不是，但是对我它意味着：“我知道你现在多么悲惨，而我关心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因为我关心你。”我几乎要尖叫了。我想站起来跑出房间。然而我不能那么做，我缩作一团一直等到我能走的时候，我不能说话或者做任何事情但是能够意识到你。

在我所有的会面中，我都关注着我和你的关系。无论何时我想要走开，在理智的层面上和你讨论其他关系，我都会感觉到被迫回到你这里。我就是不能够动摇你。我确信，付出爱就意味着出卖我的灵魂，意味着变得完全被所爱的人占有和依靠他，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就不能得到爱。因此，我一直在反抗你可能给我的任何的爱。我试图告诉你我是多么的没有价值——多么自私、粗鲁、有很多缺点。我试图要恨你和攻击你。你不可能爱我，所以你是在欺骗我，残酷地装出爱我的样子。我试图揭穿你，要求你证明你的情感。我甚至试图治疗我自己，证明我做得么好。但是你总在那里，像一块坚硬的岩石，我的打击无济于事，而你只是说：“我爱你!”我接着开始看到，虽然不太清晰，你的爱没有控制我，而我也不能控制它。

现在我看着它，我一层层地剥落了我的防御。我建立起它们，尝试它们，接着放弃了它们，当你总是保持同样的姿态的时候。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而我很害怕发现结果，但是我必须不断尝试。一开始我感觉我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我需要的无尽空虚和我想要的坚硬内核。接着我开始感觉到我面对的是一堵坚硬的砖墙，太高不能越过，太厚不能突破。一天这堵墙变得半透明了，而不是那么坚硬，我感觉到了希望，能够看透它。就是那天，我相信，当我发现道德判断和我的感觉没什么关系，而只和我的行动有关时，突然我明白了，比如说，爱和恨，既不是正确的也不是错误的，它们只是存在着。在此之后，那堵墙好像消失了，但是在它后面，我发现了一道水坝，锁住了咆哮的、充满漩涡的激流。我感觉我好像正在阻止这些激流的力量，只要我打开一个小小的洞，我和我的一切都会被水流所携带的感情的汹涌的波涛摧毁。（我可能会用这些意象淹没你，就像你会记起的，我在我们的会面中的那些同样的想象。无论何时我感受到或体验到任何事情，无论何时我感觉到任何事情“发生”，我发现不了表达或理解我对你的或对我自己的感情的方法，除非通过这些意象。我惟一记得的和惟一对我重要的时刻，是那些我体验到的、通过这些意象表达的情绪。）

一天，大水变成了老虎——被项圈束缚住的焦躁不安的老虎，而抓着皮带的我奋力地拉着，因为我感觉自己正在变弱。最后我再也不能忍耐紧张了，我放手了。我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对完全绝对的自怜的屈服，接着是恨，然后是爱。老虎消失了，我发现自己站在纯粹狂喜的沙丘的顶端。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和深不可测、四处移动的沙作斗争，最后我到达了一座大沙丘的顶端。一到达那里，我就可以站在高峰，展开我的双臂，拥抱澄明的蓝天和清冽凉爽的湖泊。接着我就可以跑——越来越快——跑下沙丘，穿过沙滩，跳进寒冷明澈的湖水中，除了我的头在上面，全身都浸入喜悦的情感中。然后我可以躺在温暖的沙滩上，把自己的身体陷进去，直到我变成它的一部分，吸收抚慰人的阳光的温暖。这是我的一个真实体验，就像你所知道的，都是我自己的体验。我可以观察并享受别人从沙丘上跑下来，同样是高兴和愉快地，但是虽然我希望，我却不能去他们的沙丘，他们也不能来我的。

在这种体验后，我感觉到就像我跳过了一道悬崖，在另外一边感觉很安全，虽然在边上还有些摇摇欲坠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或者我要去什么地方，但是我感觉到，不论何时我真正的生活总是不断向前运动。我经常感觉到我离目标更近一些了，不论这个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会跑开。这让我很泄气，因为我感觉这是浪费时间。有几次我想到了退出，但是我被这种感觉驱使着——如果这次我不能发现它，我就永远也不能。我也开始意识到，当我真正发现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有真实的体验，而这种体验的发生总是在我准备对你表达或不表达我对你的感情的时候。我知道对你的感情的压力让我坚持处理我对你的感情（虽然你的态度是朝向我生活中所有其他部分的）。

逐渐地我追寻的目标或终点变成了一束照耀到表面的光（当我挖掘它的时候）。上周它就在表面之下。我进一步地移动。我理智地谈到我从生下来就没有爱的感觉。我举出了一些例子，试图要压制和解释我与这些例子有关的感情。我说的时候，感觉越来越不舒服，因为你的感情好像比我还强烈。接着我感觉到你甚至没有在听我在说什么，但是你感受到我所有的感受，甚至比我能意识到的感情还要多，而你是关切的。突然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宝宝，在妈妈的臂弯里被舒服、安全地抱着，带着温暖的理解和伟大的爱。接着我就意识到这就是我没有得到的，是我现在需要的，是我一生都需要的。我也意识到我一直都被这样爱着，我永远都发现不了它，直到我完全地体验到了它。现在我可以站在我的沙丘上，触到站在你的沙丘上的你，我的父亲站在他的沙丘上，我的母亲站在她的沙丘上，还有所有其他我想爱的人。我们可以手拉着手一起跑到湖里去。但是，这次我感觉到的情感是喜悦，不是以前我一个人在沙丘上的那种孤独的狂喜。

这次我也发现我过去和现在的所有的感受、事件和观念都像是我放飞出的羽毛。实际上，我感觉自己的脑袋中塞满了这些羽毛。它们逐渐地安置到它们的位置上，我永远也不确定它们会在什么地方着陆。一根羽毛可能会在一个地方着陆，但是一个新的领悟会造成一阵微风，把它转到另外一个发现。我试过要抓住这些羽毛，强行把它们放到某些地方，但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能强迫羽毛。它们惟一能安置、停留的地方是它们自然降落的地方。从此以后，我会让它们自己安置自己，我仅仅只是保持警惕，知道何时何地它们安顿下来，何时它们在空中游荡。

这已经够长的了，但是我还想再表达一种感受。就像我对你上周说的，我寻找的光亮没有到来的时候，这并不让我感到吃惊，只要轻轻敲碎表面就可以看到光亮，但是要把它带上来很困难。但是我毫不怀疑，这就是我在寻找的。而——我带着悲伤的眼泪为之欢欣鼓舞，而不是狂喜。空虚不见了，但是想起它存在了那么长时间让人悲伤。

这里很个人化的材料——既是治疗师的也是当事人的——是一种对治疗过程的新的探索性的假说。它不是很好理解，而对它的反应看起来是强烈的。正如我们的小组所考虑的，它还在一个初生和摸索的阶段。但是显然强调了治疗关系中的直接体验。治疗过程不是被看做与当事人过去的记忆有关，也不是与她对目前面临问题的探索有关，也不是与她对自己的知觉有关，也不是与她害怕接纳意识的体验有关。根据这些假设，治疗的过程是治疗师和当事人间的内涵相同的体验关系。治疗由以广泛的方式体验到的在和治疗师有情感意义的关系中的自我组成。言语——无论是治疗师的还是当事人的——被看做是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的，这是与存在于两者间的情感关系比较起来而言的。

这是一个促进性的关于治疗的学说，与以前的描述很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这个学说中包含的假设很难——虽然不是不可能——得到严格地检验。这是一种观看治疗中发生的变化的方式，不能被忽视。

人格结构和组织的特征性变化

当事人中，自疗法是仅仅造成了表面上的变化，还是影响到了人们所设想的人格的基本“结构”？有些证据已经表明，自我的组织发生了改变，但是仍然存在的问题是，是否有更加广泛的人格领域会发生变化。

研究调查随机选择了一些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案例，普遍发现的结果是人格基本结构有显著的变化。改变的方向是：人格的统一性和整合性提高了，神经症倾向程度降低了，焦虑减少，更多的自我接受和把情感看做自我的一部分，处理情景时客观性提高，面对应激情境时更多有效的防御，更多建设性的情感和态度，更有效的理智功能。在有限证据的基础上，显示出这些人格改变是持久的，并总是在上面描述的方向上保持下去。

对这些正性的发现要加上一些谨慎的说明。这些研究使用的人格测验本身的有效性也是不确定的。事实上，完全有理由说，这些与治疗改变有关的测验改变提示了测验的有效性，也可以说，治疗改变通过测验结果得到了证实。我们在处理两个相关的、未经评价的过程，而这个事实应该被充分认识到。发现与临床假设一致，而临床逻辑是鼓舞人心的。

第二点要注意的与改变的量有关。虽然改变的量有统计学显著意义，即便是随机分配到成功和失败的病例中，改变的程度在高度成功的案例中更加显著，但是与整个人格结构比较起来，改变的量还是很小的。当事人中心疗法的结果并没有让人们有翻天覆地的、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改变。他们仍然被认为有同样的人格，虽然比进入治疗前已经有了显著改变。改变是中度的但也是重大的。其他的治疗能显示更大程度的人格改变吗？不幸的是，目前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只有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把这些揭示出来了，为客观的研究提供素材。但是也许会发现，任何一种治疗的治疗结果都可以造成基本人格的中度改变。

行为的特征性改变

对老百姓来说关于任何心理治疗的至关紧要的问题是：“它能改善人们的行动方式吗？”老百姓希望知道的关于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当事人的问题是很简单的：“他和他妻子不再打架了吗？”“他的学习成绩提高了吗？”“他现在对工作感到满意厂吗？”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问题。但是要客观地回答这些问题却会让我们感到很为难。虽然有充足的临床证据表明，行为的频率在治疗中和治疗后都会发生改变，但是很难证明这些改变是治疗造成的，或者说这些行为显示了问题的改善。改善，对一个当事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可以和他的妻子分开；而对另外一个当事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他和配偶的争吵减少了。对一个当事人来说，改善可以这样的事情：以前他总是得到C或D的学科现在可以得到A了；而对另外一个当事人来说，他的改善可以使强迫程度减少，以前他永远都是得A的学科现在可以得到B或C。

一个人的治疗获益可能是他能够适应他的工作了，另一个人的治疗获益可能是他有勇气离开他的工作去寻找新的领域。临床上每一个这种行为都有可能是适应能力提高的征候。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判断是主观的，值得探讨的。

那么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关于治疗相伴的行为改变的问题呢？有关当事人中心疗法的一组研究远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至少它们开始试图给出客观的答案。我们将依次列出这些研究结果，因为他们不断地接近这个目标——适应能力改善中的外在准确证据。下面首先会总结发现结果，然后会有一些扩充：

（1）在治疗的后期，当事人的谈话中对即将进行的计划和行为以及这些计划和行为的结果的讨论明显增加。

（2）在成功的当事人中心治疗中，所有的检测都发现，在访谈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从相对不成熟的行为向相对成熟的行为改变。

（3）在成功的当事人中心治疗中，当事人的口头报告的心理紧张度有明显的降低。

（4）在成功的当事人中心疗法中，有现存的防御性行为的减少和对这些现存防御行为的意识增加。

（5）作为治疗的结果，根据测量的躯体指标，当事人对挫败的忍受性增强。

（6）当事人中心疗法的一个行为结果是生活任务的功能改善；对学生来说是阅读能力的提高，对成人来说是职业技能和工作表现的适应性提高。

那么，什么是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当事人中心疗法的过程是否会造成当事人行为和反应的改变？把所有不同研究的结果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说，在当事人中心疗法的过程中，现有证据表明，当事人的行为有这些方面的改变：他考虑、报告并实施更加成熟、自我指导更加负责的行为，他的行为变得较少防御，更多地建立在对自我和现实的客观看法上；他的行为显示了心理紧张度的减少；他倾向于更舒适、更有效地适应学校和工作；他面临应激情境的时候，内在的平静程度增加，这种平静表现在躯体紊乱的减少，从这些挫败情景中更快地恢复，这与他们在治疗前大不相同。

咨询过程的连贯理论

我们能否形成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考虑到治疗的方方面面，能解决现存的矛盾？下面的材料就是这样一种尝试，一开始在做治疗之前就存在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在治疗的改变中一直存在着。正如前面提到的，理论是变动不居的思想概括。各种理论都是围绕着稳定的、治疗中观察的现象建立起来的。

让我们从一个对自己满意的人，没有想过要寻求咨询帮助的人开始。我们可以设想，这个人有一个组织化的自我知觉和一个与他人和环境有关的关系自我。这个结构，这个格式塔，在其细部上是流动、变化的，但是它的基本要素是稳定的。这就像雷米说的：“当最初决定的时候，它一般是被用做一个参照系。它的功能是调节行为，关注观察到的人格的一致性。”这个结构一般来说是存在于意识中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自我结构看做是一个假定的应对生活的组织——一个非常有效地满足集体需要的组织。它的某些假想会被客观现实的立场修订。只要个体对这种虚假性没有怀疑，那么这个组织就可以很好地为他服务。举个简单的例子，小镇高中里的校园明星可能把自己看做出众非凡的聪明人，认为没有人可以超越自己。这种想法会让他很充实，只要他待在那个环境里。他也许会有些经验和这种观念不太一致，但是他要么在意识中否认这些经验，要么把这些经验符号化，让它们能够和他的人格图像保持一致。

只要自我格式塔牢固地形成，那么与之相矛盾的材料就很难被察觉到，接着正性的自我体验就可以存在，自我可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可接受的，而意识的紧张是很少的。行为是与组织化的假想以及自我结构的知觉保持一致的。一个存在这些条件的个体会把自己看做是功能充足的。

在这种情景下，个体对他与社会现实不一致的能力和关系的知觉的程度，是他基本脆弱性的一个标尺。他对这些不一致和差异的察觉程度则是他内在紧张度的标尺，也决定了他的防御行为的程度。要附加说明的是，在高度同质性的文化中，自我知觉是得到其社会支持的，不现实的知觉可以存在而不带有内在的紧张，可以作为合理有效的、应对生活的假想持续一生。所以，奴隶就可能认为他没有主人有价值。而带着这种知觉生活，虽然根据现实的基础，这是虚假的。但在我们现代文化中有冲突的亚文化以及矛盾的价值、目标、观念的背景下，个体倾向于会认识到他观念中的差异，故内在的冲突是多样化的。

回到我们还没有准备做治疗的个体上来：当他在现实的情景中要满足他的需要，而他的组织化自我结构不再有效的时候，或当他很少能察觉到他自己的差异的时候，或当他失去控制不再与他自己保持一致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了进入心理治疗。作为这3种情况的例子，我们可以再次提到那个小镇上“聪明”的高中生，他发觉他自己在大学中不再那么有效能，他感到困惑，因为他想要娶的女孩不想嫁给他，这种当事人发觉那个女孩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不像我自己”，是不可理解的。没有接受治疗的话，不论是系统的还是偶尔的治疗体验，这些情况就会持续下去，因为每一种情况都包含了和目前自我组织相矛盾的知觉体验。但是这样的知觉对自我的结构是有威胁的，相应地可能会被否认或歪曲，被不充分地符号化。

但是让我们假设这么一个人，或含混或明确地感到困扰，体验到一些内在的紧张，进入和一位当事人中心疗法治疗师的关系中。渐渐地他感觉到摆脱了对他现在的新的威胁。他不仅仅是从攻击中释放出自己，这是他很多真实关系的一部分——而且，他暴露出的自我的每一个部分都得到了平等的接纳，平等的价值。他咄咄逼人的特质也得到了尽可能多的接纳，但也没有超过对他沮丧负性特质的接纳程度。他对自我各部分的确定得到了接纳和肯定，同样，他对自我的不肯定、他的疑惑、自我中矛盾的模糊感也得到了接纳和肯定。在这种安全、保护和接纳的气氛中，僵化的自我边界松解了。不再有那种威胁下的僵化的紧张组织特性的格式塔，而是一个轻松一些的、更多不确定的结构。他开始越来越充分地探索他的知觉域。他发现了虚假的概念，但是他的自我结构能够有效地放松，以至于他能考虑这些复杂矛盾的体验和它们的基础。他发现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体验，这和他对自己的观念是有深刻矛盾的，而这是真正有威胁的。他临时退到以前感觉到舒适的结构中，但是接着慢慢地、小心谨慎地走出来，把这种矛盾的体验吸收为新的、修订的样式。

本质上这是一个组织化和重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进行的时候，毫无疑问当事人是很痛苦的。这真的很让人困惑，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自我概念可以用来决定行为是否和环境适应。发现自我和自己的行为每天都在变动中，这是令人恐惧或厌恶的。有时候这些变化与早期的自我模式相适应，有时候与有些新的、含混的、结构化的格式塔是适应的。随着过程的持续，新的或重新修订过的自我结构被建立起来。它包含了以前被否认的知觉；它包含了更加精确的、对非常广泛的感觉和内在体验的符号化；它包含了价值观的重组，伴随着被清晰认识为给价值提供证据的机体自身体验。慢慢地开始显露出一个新的自我，对当事人来说比他“真正”的自我更加真实，因为它是建立在他的更广泛的体验基础上的，而没有带着歪曲的知觉。

这个痛苦的解组和重组过程也许是由治疗关系中的两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已经提到过的：自我的暂时、矛盾或以前否认的体验是被治疗师作为固定结构的部分重视的，所以两者之间的移动变得可能，而不会有太大的自我价值感的损失，也没有令人恐惧的从旧到新的飞跃。关系中的另一个要素是治疗师对新发现的体验部分的态度。对当事人来说它们是有威胁性的、坏的、不可能的、无组织的。然而他体验到了治疗师对这些体验的镇定的接纳。他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内化这些态度，把它们看做是他能够拥有、认同、符号化的某些东西，把它们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

如果治疗关系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或者如果被否认的体验太具有威胁性，那么当事人可能会用一种防御的方式重新修订他的自我。他可能会进一步歪曲体验的符号化，会让自我的结构更加僵化，如此再一次达到正性的自我感受和稍微减少内在的紧张——但是代价是脆弱性的加强。毫无疑问这是很多正在经历自我重组的当事人的临时现象，但是有证据表明很多当事人会在这个转折点结束治疗关系，仅仅达到一个防御提高的自我。

只要当事人实实在在地面对其经验的更大整体性，只要他能把这种体验更充分地分化和符号化，那么一个新的自我结构就被组织好，它变得更加坚固，有更加清晰的界限，更加稳定地指导行为。在人们觉得不再需要治疗的状况下，或者在自我的防御重组的状态下，正性的自我感受会回来，而正性的态度超过了负性的态度。很多外在的表现都是一样的。从外在的观点来看，重要的区别在于，新的自我能够体验的整体性保持更加明确的一致——这是一种在体验中察觉到或抽取出的样式，而不是强加在体验上的。从当事人内在的观点来看，新的自我是一个更加舒适的自我，更少体验到模糊的威胁；相应地，更少有焦虑感。带着新的自我生活，感觉到生活中更多的确定感，因为它包含了更少的高度动摇的观念，而是有更多直接的经验。因为价值被感觉到来源于自我，价值体系变得有更多的现实性，更多舒适感，更清晰地与觉察到的自我保持一致，价值目标看起来也更容易达到。

行为中的改变和自我组织的改变如影随形，而这种行为的改变是让人很吃惊的，既不像自我结构的改变那样痛苦，也不很困难。行为和自我概念继续保持一致，随自我概念的变动而变动。任何以前认为是失去控制的行为现在被认为是自我在意识控制的边界内的一部分。一般来说，行为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更高社会化，因为行为的基本假想现在是建立在更加现实的基础上。

这样，治疗造成了人格组织和结构的变化以及行为的变化，这两者都是相对持久的，当然，一次重组没有必要维持一生的时间。体验的某些部分仍然会被意识否认，仍然会有某些防御行为表现出来。在这种意义上如果说治疗是完整的，那么其可能性只有一点点。在某种新的应激情况下，当事人可能会寻求更进一步的治疗，达到更进一步的自我重组。但是无论会有一次还是多次的治疗访谈，本质的结果是自我结构的基础更加广泛，大部分的体验都会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对生活感到更加舒适、更加现实、更能适应。

在这个功能和变化过程下面的是推动自己向前的生活力量。机体的基本倾向是维持和强化机体本身和提供动力的自我。在这个基本倾向作用过程中，治疗前的自我发动自己来满足这些需要。因为这种深层的力量，治疗中的个体倾向于朝着自我重组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朝着自我解组的方向。这是治疗中重组自我的特点，它能让个体更充分地认识到机体的潜能，这是对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更加有效的基础。如此来说，治疗过程是，在它的整体上，由当事人以一种促进的心态达到的，成长和成熟发展的、向前的目标。

 1-2  3  5  6  7  8  9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