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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中心治疗：实践、运用和理论（1-2）（选）（1951）
（美）罗杰斯 著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当今的当事人中心治疗 第一章 当事人中心治疗的发展特性 第二章 咨询员的态度和取向 第三章 当事人体验到的治疗关系 第四章 治疗过程 第五章 三个其他问题：移情、诊断、适用性 第二部分 当事人中心疗法的运用 第六章 游戏疗法 第七章 以集体为中心的心理治疗 第八章 以集体为中心的领导及管理 第九章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第十章 咨询员与治疗师的培训（略） 第三部分 心理学理论的启示 第十一章 人格和行为的理论
前 言（选）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想起一位语义学家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字真正的、真实的意义永远不可能用词语表达出来，因为真正的意义是事物本身。如果一个人要给出一个真正的意义，他应该把手举起并指出去。这就是我想要做的。如果能够的话我想抛开这本书里的所有话语，而指向治疗中的体验。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自在的事物，一种体验，一种关系，一种动力。它不是这本书所说的它，也不是其他的书所说到的它，比一个植物学家对一朵花的描述或者一个诗人对一朵花的狂喜还要丰富一些。如果这本书能够作为一个指向体验的，对我们的听觉、视觉和情感体验的能力开放的信号指标，如果它能够抓住某些人的兴趣并让他们更深地探索这个自在之物，它就完成了其目的。如果，在另一方面，这本书加剧了词语交错纷杂的堆积情况，如果其读者得到了这样的观念——真理就是话语，就是铅字，那么不幸的是这本书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如果它居然堕落到变成“教室里的知识”——作者死气沉沉的话语被分割并且灌输到学生们的头脑里，使生机勃勃的个体得以推行这些一度富有生气现在却变得死板和支离的思想和体验，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它们曾经是富有生气的——那么这本书最好没有被写出来。治疗的本质是生活，是要被理解的。可悲的是，人类的沟通能力的不足以让治疗有必要冒风险把活生生的体验转化为词语。 那么，如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在纸张上堆砌死板的词语，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本书意图传达的是什么？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请让我试着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本书意图传达的真切的体验。 这本书是关于苦楚和希望、焦虑和满足的，这些东西充满了每位治疗师的咨询室。关于治疗师和每位当事人建立的独特的关系，也是我们在所有关系中发现的共同因素。比如我办公室里坐在桌子角那里的一位当事人，他正努力要成为他自己，然而对成为他自己又怕得要死——努力要看到他的体验的本来面目，希望成为那种体验，而又深深害怕这种前景。这本书是关于我的，我坐在那里和那位当事人一起，面对着他，尽我所能深刻、敏锐地加入他的内心斗争。这本书是关于我的，我试图察觉他所有的体验、意义、感觉、味觉、气味。这本书是关于我的，在理解那位当事人时，我为我的人性易犯的错误而哀叹：错误地看待他所看到的生活，这种错误就像沉重的物体下落穿过错综复杂、精巧细密的正在形成的成长之网。这本书是关于我的，我为自己能成为新的人格的助产士而欣喜——当我满怀敬畏地站在一个正在形成的自我、一个正在出生的人的旁边，我看到在这个出生的过程中我有重要的、促进的作用在其中。这本书既是关于当事人的，也是关于我的，我们带着惊奇关注着整个体验中的强壮的、有序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我们眼里是深深扎根在整个宇宙中的。我相信，这本书是关于生命的，因为生命在治疗过程中生动地展示了它自己——带着它惊人的能量和巨大的摧毁能力，但也带着它令人失衡的推力向着成长前进（如果提供了成长的机会的话）。 但是这本书也是关于我的同事们和我的，我们承担起了对这种生动的、充满情绪的体验进行科学分析的开创工作。这是关于我们在这方面的矛盾冲突的——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治疗过程丰富的变化性、复杂性、微妙性，我们同样强烈地感觉到科学发现、分化是冷酷的、无生气的、缺乏体验的。然而我确信，虽然科学永远不能制造出治疗师，但是它对治疗是有帮助的；虽然科学发现是冷酷和抽象的，但是它能帮助我们释放出温暖的、个人的、复杂的力量；而且，虽然科学发展是缓慢的、曲折前进的，但是它提供了我们所知的达到真理的最好途径，即便是在像人类关系这样精妙复杂的领域。 这本书也是关于其他人和我的，当我们进行日常工作，发现我们受到了我们参与的治疗体验的影响。这本书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当我们试图进行教学、领导小组工作、给工厂做咨询、作为督导者和管理者提供服务，发现我们不能像我们以前那样行事时。这本书是关于我们每个人的，当我们试图面对治疗给我们带来的内在的进化时：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被作为所有人的共同基础的体验所深刻影响，我们就永远无法在课堂上讲课，或成为一个委员，或者建立一个家庭。 最后，这本书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因为我们对这种体验感到困惑——我们尽力把它纳入一种智力框架，试图建立起能包含它的概念。这本书在最深的程度上与我们有关，我们意识到词语、形式、构架的不足，于是就和我们的当事人一起努力吸收这些我们体验到的生动过程的所有因素。这本书是关于我们短暂的感受的，我们发展这些理论，希望能在这里那里擦出一些火花，能够对整个治疗领域有所启发，对此领域的进步有所帮助。 也许这些已经传达出了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某些观念。但是这个前言还不能结束，因为还没有说一句对那些真正写作这本书的人们表示感谢的话。他们，这本书主要的作者拥有最天才的感觉——他们是和我们工作过的当事人们。对这些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冲突带来给我们的男人、女人、孩子们，对这些带着如此自然的善意，让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习的人们，对这些向我们袒露他们的心灵和灵魂力量的人们，致以我们最深刻的感激。我们希望这本书配得上他们。
卡尔·R·罗杰斯
第一部分 当今的当事人中心治疗
第一章 当事人中心治疗的发展特性（选）
心理治疗的专业研究也许是今日社会科学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此领域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美国心理协会会员中大约20%的人都以心理治疗——或曰改良的咨询，或曰其他类似术语——作为他们主要的专业领域，而十数年前这样的人还屈指可数。心理治疗的培训项目在数量、广度、深度上都与日俱进，我们希望其效果也会如此。此外，我们发现教育工作者也渴望跟上心理治疗的发展步伐，以便他们能在管理学院当事人和调整教员工作职位上获得成果。牧师和宗教工作者在寻求接受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训练，以提高他们处理教民个人问题的技能。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此领域兴趣盎然，因为心理治疗有可能改变集体的适应性，也因为心理治疗可呈现集体的动力，正如其对个体动力的呈现一样。最后，但远非心理治疗最小意义在于，老百姓支持心理治疗工作的快速发展，以让他们在上学的孩子，让成千上万的退役军人，让工厂里的工人，让大学生、父母亲及其他成人得到心理援助。 简言之，看起来出现了一股潮流，即研究、发展、应用心理治疗中帮助现代人提升心灵、获得宁静的方法得到了大众的一致认同。我们的文化似乎未发展出较大的一致性，故给个人支持过少。个人不能简单而舒适地依靠文化提供的传统和规则，其生活之根基又充满了问题和冲突。每个人都必须自己解决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以前完全是由社会负责解决的。由于心理治疗承诺能解决某些冲突，承诺能给个人带来较满意的自我调整，同时也带来较满意的与他人及环境的关系，故成为了公众和专业者的关注焦点。 在这股发展心理治疗的潮流中，非指导或当事人中心咨询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它是其时代和文化设定的产物。如果没有对人类无意识的挣扎和情结本质的关注——这是弗洛伊德对我们文化的贡献——当事人中心治疗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现代精神性分析思维模式有很多内在线索联系，虽然其发展过程中霍尼、沙利文、亚历山大、弗伦奇对心理治疗的看法稍有不同。尤其是兰克的治疗和把兰克的观点整合到自己治疗中的费城小组，他们是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根源。更深刻的是，当事人中心疗法受到了美国心理学发展的影响，这体现在其操作性定义、客观测量的特征、坚持科学的方法和使所有假设遵循客观确证和反证过程的必要性。对此书读者将会渐次明了的是，当事人中心疗法也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特别是其对整体性的强调和对我们看似独立的各种现象的内在联系的发现。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根脉甚至可以延展至教育观、社会观、政治观，而这些观念恰是美国文化的核心。这一点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某本书的某些段落——如利连撒尔有关TVA的小册子——如不考虑其语境的话—一也可以被看做是当事人中心疗法治疗师基本取向的很好的诠释。 因而当事人中心疗法既有意又无意地呈现了我们文化中的临床、科学、哲学的各种思潮。 然而，如果仅把当事人中心疗法看做是文化影响的产物，很可能是错误的。当事人中心疗法中最深刻的基础是，它是建立在对人类关系行为近距的、亲临的、特殊的观察上的，这些观察被认为是超越了某个固有文化的限定或影响。同样地，在试图发现治疗关系中起显著作用的法则的研究中，当事人中心疗法尽力达到的，不仅是对某个时期或某种文化来说很真实的固定性和行为结果，而且是能描述人性本质操作的方法。 虽然十年前还没有人把“非指导”或“当事人中心”看做是一种标志，但现在由这些术语所描述的领域已经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当事人中心疗法已经获得心理学家和其他学者的极大关注。人们拿起一本心理学杂志或书籍，都极有可能发现一些有关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文献的引用，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可以看出有些人有这么一种需要，渴望更充分地了解这种针对个人问题和人际关系的特殊的治疗方法。希望这本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 灵动的方法 如今有一种把非指导或当事人中心疗法看做是某种呆板东西的倾向——认为它只是一种方法，一种技术，一种相当僵化的体系。这实在是谬误。此领域专业工作者们是带着灵动观念工作的，他们总是根据新的临床经验和研究结果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这是一幅使针对人际关系的普遍问题灵活改变方法的图景，而不是某种僵化的技术，不是或多或少机械应用的情景。 在当事人中心疗法灵动思考的川流中，有些核心假设提供了一种一贯性，让人们能找到更深入的信息。也许当事人中心疗法之所以有较高的激励价值，其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假设实际上是可以检验的，可以确证或反证的，由此它提供了改进的希望，而不是一种停滞不前的教条。看起来通过工作者们的努力，把心理治疗带出神秘的、直觉的、个人化的、不可定义的领域，进入客观监察的光明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了。灵动而不僵化是当事人中心疗法必然的方法，这已经成为此疗法的特质。对实践当事人中心疗法的人而言，这种发展、改革、灵动的特点，是其最显著的性质之一。 此书目的 此书的目的不是呈现固定和僵化的观点，而是呈现治疗领域发展的一个横断面，呈现此领域的实践和发展，指出明显的变化和倾向，指出其与早期的理论模式相比较有哪些大的进步，并且有限地展示了其他治疗取向的观点。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作者的一个目的是综合实践当事人中心疗法者的临床思考。书中将会呈现他们持有的假说，他们治疗过程的模式。录音访谈将作为说明材料，希望能阐明在咨询时间内处理问题的方法。来自当事人自己的对治疗体验的陈述也会发表出来，因为这样的材料对治疗师的思想有明显的影响，从而希望读者们能够了解当今有共同取向、范围广泛的临床治疗师的思考和实践。 这本书进一步的目的是回顾治疗内外已经或正在获得的相关假设的研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治疗各阶段的客观证据会增加，而且据此得到的研究结果会得到分析和反思。 此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杂志上的文章很少包括的，即展现治疗和人格的理论，既为了试图解释治疗的过程，又为了期望让读者能理解使治疗能够进行的基本人格结构。理论是在不断的建构和修订中的，其衍生的结果也将会呈现不同之处，同时会强调其流变的特性。 “思想学派”的呈示 显然本书的目的是仅仅呈现一种观点，而对其他治疗取向的发展的介绍是留给其他人去做。这里对这种“单边”的呈示没有辩解。作者看来，对任何可被称做“思想学派”的那种常见的有些挑剔的态度，产生于对科学产生方式的鉴别力的缺乏。 在一个对客观研究开放的新领域的调查中，思想学派的存在是文化上必经的一步。在客观证据有限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不同假设，这些假设提供了对观察现象的解释。这些假设的推论和结果中的任意一个构成了一个系统，此系统即一个思想学派。这些思想学派不会因人们的意愿而废除。那些想调和这些思想学派的人会被看做是肤浅的折中主义者，折中主义不会提高客观性，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真理不是通过在各种思想学派中让步得到的。这些学派间冲突的最终消失，或者是通过研究证据解决问题，或者是两种冲突学说被吸收进新的、更具洞察力的学说中，而这种新观点能从新的制高点观察问题，从而可以用至今未发现的方式来重新定义事件。 使用一种单一的取向或思想是有缺点的，但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这些缺陷就会减到最小。假设有可能被当做教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对某种观点的情感卷入会让人们使用未必可靠的反驳证据。与这些缺点相对的是能促进进步的优点。如果我们有一个稳定的、正在接受我们检验的假设系统，如果我们能根据客观经验来抛弃、修订、重构这些假设，我们就有了一个有价值的工具，一支特遣部队，通过它，新的知识领域的大门将对我们敞开。 因此人们会在这本书中发现观念的发展，对假设相关系统的陈述，且没有呈现其他的理论系统，因为由它们的提倡者来做这件事情更好。收集到的与我们这些假设相关的研究证据也将被呈现，就像临床证据以录音这种最客观的方式呈现一样。虽然本书已尽力消除情感偏见，但可能读者们还是会发现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地方，故读者可以做出自己的更正。如果一种理论假设的各部分及其对各种人际关系和集体关系的提示作用，能够促发更多的研究，更多的对临床实践的批评性评价，更多的理论思考，那么，这种理论呈示就达到了目的。 当事人中心疗法近来的发展 那是在1940年，笔者第一次试图以书面的形式使一种较新疗法的原则和技术具体化，这种疗法很快被称做“非指导咨询”。 两年之后，《咨询与心理治疗：实践新观》一书出版。在那本书中介绍了咨询领域的原则，那些原则的目标是释放个人的整合能力。对读者而言，简短地回顾此领域近十年来发生的变化或自这些观念首次形成后的发展是有用的，这会让为何此时需要出现另外的陈述显得更加明了。 实践范围的扩展 在写《咨询与心理治疗》的时候，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门诊的部分工作就是以非指导的观点进行的，这是基于早期笔者领导下的罗彻斯特指导中心同事们的工作。另外，罗伊斯里斯伯格，迪克森及他们在西部电厂的同事也独立地发展出了类似的观点并付诸实践。一种直接从奥托·兰克的工作中发展起来的（也受到了笔者的影响）与非指导咨询很相似的治疗方法也为社会工作者、精神科医生及心理学家的实践所用，这些专业工作者多在费城接受了塔夫特、艾伦及罗宾森的培训。这些带有治疗倾向的实践经验都涉及了一点——最重要的是依靠当事人的能力。 现在，学院和退伍军人管理局都拥有成百上千的咨询员，他们和咨询中心、精神卫生门诊及精神病院里的心理学家，及学校、工厂、社会机构、宗教机构里的工作者，都在尝试着验证非指导方法的假设，只是他们接受的训练和技能水平不同。范围广泛的专业工作者业已有了关于学生、其他成人、适应不良的孩子及其父母的咨询经验。他们正确地处理了很多特殊领域的问题，如婚姻问题、职业问题、言语困难、身心障碍如过敏以及广泛的神经症问题和某些精神病问题。现在还没有足够时间来研究这些工作小组的治疗过程和结果，但这些工作者的经验给当事人中心疗法带来了思考和回馈。 在这10年中，当事人中心疗法取向的治疗师欣喜地发现，他们的当事人咨询的时间越来越长，当事人投入程度和人格重组的水平越来越高。10年前一个非指导的咨询员会发觉他的咨询只有平均5～6次会面，极少数会到15次以上；而同样是这个咨询员，现在会发觉他的咨询一般都会有15或20次的会面，50或100次的会面也非罕见。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咨询员建立理解性关系的技能进展了吗？或者是因为这样的事实，随着咨询员变得更加优秀，更多严重适应不良的人都来找他？还是因为在观念和技术上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什么原因，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思想因这些深入的经验而丰富。 故我们现在可以说，当事人中心疗法的临床思想得到了这些广泛问题及其工作方式的巨大变革的滋养。从中度行为偏差的孩子到精神病患者，从那些两次会谈就得到帮助的人到那些在150次会谈中经历了广泛人格重组的人——这些都标志着目前当事人中心疗法实践范围的巨大拓展。 不同领域的发展 10年前，非指导咨询被认为是一个言语互动过程，主要对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咨询有用。从那时起，这种咨询的基本原则就被认为对其他不同领域同样有用，有些领域和心理治疗实在相去甚远，有些领域将在此书中充分讨论，其中会简短地提及当事人中心疗法对这些领域的启示作用。 业已发现，以当事人中心为指导的、对问题儿童的游戏治疗是有效的。阿科什莱恩的书对此做出了彻底和有说服力的解释，在游戏治疗中，言语交流常常是很少的，甚至完全没有。 既对孩子也对成人的小组治疗己经有效进行，小组治疗和个别咨询的理论基础是相同的。目前小组治疗已经对适应不良的成人、问题学生、考前学生、退伍军人、杂居种族人群、儿童、父母开展工作。 小组治疗的经验中有很有意义的试验，以当事人中心——更具体地说是以学生中心——的风格对大学的班级进行指导，我们努力让这个成功心理治疗的原则和程式能够适应教育，这些尝试中彻头彻尾的失败和生机勃勃的成功让我们学到很多。 这些就是主要受到当事人中心疗法启示的领域。但是相应的，我们也从其他领域获益不浅，在此不一一赘述。那些摩擦很大或士气低落的小组运用当事人中心疗法取得很好疗效的有益经验让我们确信，这种方法对工厂、军队和其他集体有用。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运用这种方法来管理我们自己的组织、委员会工作、人员评定和选拔。这些领域要学习的还有很多，但是目前的进步的确是已经够鼓舞人心的。 从而我们看到，在10年内当事人中心疗法已经由一种咨询方法变成了一种促进人际关系的途径。我们也感到这种方法对聘用新员工及决定谁能升迁同样有巨大的意义，正如它能帮助那些无力处理社会关系的当事人一样。 研究进展 没有什么比心理治疗领域的进展更令人吃惊的，正如没有什么比研究领域的呆板让人吃惊一样。10年前，与心理治疗有关的客观研究屈指可数。而就在过去的10年内，当事人中心疗法取向的工作者们已经发表40多项这样的研究结果；而且，有很多的研究还没有发表，还有20多个重要的研究计划正在进行中。想要夸大这些研究的影响是很难的，研究者们已经对研究进行了绝对地、常规的严格限制，每个研究使用的工具都有明确、可靠的可信度，并且研究方法已经进行了有效的细节描述，以便于有资格的工作者通过重新进行相同的治疗，或者是通过对新材料使用相同方法检验结论。两项早期研究已经在目前的案例上反复得到了确证。所有这些发展的结果意味着，要想通过纯粹教条化的术语来讨论心理治疗的任何成分都会变得越来越难。逐渐地我们明白，我们可以客观的调查想知道的心理治疗的任何结果，从最深层的当事人-咨询员关系到行为改变的测量。 研究发展中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手段是积累案例治疗的完整录音。《咨询与心理治疗》提供了首个完整的、逐字逐句的、以印刷形式出现的案例，随之而来的就是《非指导咨询的案例》，这本书提供了五个案例，大部分都是逐字逐句地刊登出来的。目前芝加哥大学的咨询中心已经有了30个完整录音并转抄的案例，可供高素质的研究工作者使用。该中心希望至少还能增加50个这样既录音又转抄的案例。这将为研究调查提供大量的基本资料，而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专业当事人做的案例，受训者做的案例，短期案例，长期案例——所有的都将成为范例。 为了在治疗中积累案例的录音资料和执行研究计划，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肩上的担子很重。然而鼓舞人心的事情是，其他流派的治疗师们现在也开始对案例录音，而弗洛伊德派的分析师、催眠师以及阿德勒学派的治疗师、折中主义的治疗师开始进行这样的研究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正是这些未来的研究将会帮助大家撕去学派的标签，把心理治疗这个领域统一起来。 培训项目的发展 1942年《咨询与心理治疗》出版发行的时候，出版商希望知道在大学咨询课程中这本书的市场如何。那时候的情况是，看起来全国有这样课程的大学不超过两到三所。由于受最近心理治疗业变化的影响，这幅图景已经有了令人惊讶的改观。超过20所大学都提供某种毕业后的心理治疗培训，或多或少地都强调以当事人为中心的观点。有些大学还有完整的培训课程，学生在督导下进行治疗实习，这种实习是培训经历的一个核心部分。这样的治疗培训不是零星的发展，它是受到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正式认可的，美国心理学会现在已经提出：临床心理学家的培训如果没有心理治疗的培训是不完整的，而且，为了达到美国心理学会最高的认证水平，临床心理学的毕业项目必须包括计划良好的心理治疗项目。在精神病学领域中也出现了这样的重大发展，而以前治疗领域中曾经很普遍的、零星的为了找工作而进行的培训，也迅速在很多中心建立起整合良好的项目。 在治疗领域中的培训项目发展的背景下，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培训保持了稳定进步，我们的方法和程式改变了很多，这在以后的章节中会专门讨论。在培训中依靠当事人的原则同样在治疗中得到执行。我们的关注点已经从咨询员的技术转移到当事人的态度和观念，同时对技术的重要性是从更加练达的层次上来重新认识。这是对临床心理学博士候选人长期、逐渐的培训的经验所得。另外极有价值的经验是1946年到1947年间，100多名成熟的、高素质的心理学家经过短期强化培训，准备成为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个人咨询员。在为心理治疗界进行人员培训的过程中，我们自然在心理治疗方面学习到很多。 理论的发展 如前所述，因为我们承担了越来越多不同的工作，所以强烈感觉到有必要把理论统一起来，对理论的简洁陈述是当事人中心疗法治疗师的当务之急。我们自己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科特·勒温时常引用的名言：“没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我们理论的大部分是围绕着“自我”建构，这将在后文证明。然而，我们也尝试运用学习理论的术语和人际关系动力学的术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理论进行了扬弃或者重大的调整，当然还有发展。数年前，治疗的理论看起来最好是用可视的观察来描述，这种模式今天对我们来说似乎不足以解释治疗中的所有现象，因此在我们当今的思考中它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从我们这个集体内部看到的是理论的稳定性和迅速的开花结果的景象，同时我们饶有兴致的听到当事人中心疗法时常被人批评为“没有一致的人格理论”。这种批评是对科学发展中理论定位的单方面歪曲，更像是预先准备好的抗议书。 除非有需要解释的现象，否则是不需要理论的。就我们对心理治疗所知而言，直到有明显的变化呼唤解释时，才需要有治疗的理论。因此，一种统一的理论要有助于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且要为将来的经验提供可检验的假设。因而，治疗中首先需要的是能产生有效结果的技能。通过对治疗过程和结果的观察，可能会发展成一种简约的理论，这种理论要能指导新的经验以便对其适用性进行检验。这种理论要可以修订和调整，目的是——这个目标永远不会完全达到——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构架，能够充分地容纳所有可观测的现象。现象，而不是理论，是重要的。 梅奥对这种观念进行过简洁的陈述，开始时是用他自己的话，后来是用他一位同事的话。这段引文可以让人领略其思想要旨： 从历史上看，我认为可确定的是，科学一般产生于特定领域，并且该领域技能发展良好。某人，某个熟练的劳动者，在反思时试图把内含于技能中的假设外化，这就是逻辑经验方法的开端。假设一旦被外化就可以逻辑性地发展，发展导致了实践经验的改变，故产生了科学。要强调的一点是，科学抽象不是产生于浓雾中或无边的反思中，它一开始就深深扎根于以前存在的技能中。 在这一点上，引自我同事，已故著名化学家劳伦斯·亨德森的演讲可能是正确的： ……在纷繁的生命科学中，比如说在医学中，理论和实践都是理解的必要条件，而且只有希波克拉底的方法是惟一广泛适用的。这种方法的首要因素是艰苦的、长期的、明智的、负责的、不懈的病房里的工作，而不是图书馆里的工作：这是医生工作的完全职责，这种职责不仅仅只是智力工作。这种方法的第二个要素是精确地观察事物、事件，根据推断进行选择，推断源自相似性和经验，源自显著的、重复的现象，还有对事物的分类和方法学的探索。第三个要素是明智地建构理论。不是一种哲学理论，也不是无边的幻想，更不是准宗教的教条，而是一种温和的、平凡的东西……就像辅助步行的手杖一样……所有这些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医生必须，首先，具有对事物有紧密的、习惯性的、直觉的亲切感；其次，具有关于事物的系统的知识；再次，其有效思考事物的方法。 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自然可以说理论脆弱的花朵生长于经验这块坚实的土壤中。反对这种自然次序看起来是荒谬的。所以，读者们会在本书中发现一组有统一性的不同理论建构，并感受到它们提供了思考治疗改变的丰富方式，还有个体人格观，这种人格观是建立在对人格改变的观察的基础上的。但是理论的变换和不固定性不能被太多地强调。理论试图解释的现象保持事实的坚固性。也许明年或后年我们会提出一种更加全面的理论模式，能够更广泛地包容这些基本的事实。如此的话，这种新理论会提出更多更好的假设以供检验，却更进一步促进对真理的探索。 总 结 这介绍性的一章简要回顾了过去8年或10年内对当事人中心疗法有影响的因素。但是，治疗师们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当面对各式各样的案例时他们是怎样调整他们的方法？他们认为在帮助有问题的人的时候什么是最基本的？在他们聆听个别或集体治疗的典型访谈的录音时，他们对治疗过程有什么新的理解？他们怎么解释自己的失败，当他们试图减少失败的可能性时，他们的思维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这些治疗师持有什么样的理论，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理论是合理的？是否有什么模式能够帮助他们给工作和个人经验的迷惑赋予意义？后文呈现了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这些答案在没有写下来的时候至少有一部分已经过时了。
第二章 咨询员的态度和取向（选）
任何治疗中，治疗师自己都是人本因素非常重要的部分。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态度，他对自己角色的基本观念，都会显著地影响治疗。不同治疗取向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在我们的谈论开始前，来探究一下治疗师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的作用是恰当的。 普遍观点 说到当事人中心疗法，一般的观点是，这是一种供咨询员使用的简单的方法或技术。无可置疑，这种观念部分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比较容易的东西都倾向于过分强调技术。更准确的说法是，有效率的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咨询员具备一致的、发展的态度，这种态度深深植根于他的人格组织中，这种系统的态度由与其相一致的技术或方法来实现。根据我们的经验，试图运用一种“技术”的咨询员不可避免地会失败，除非这种技术真正与他自己的态度相一致。另一方面，抱着只是为治疗而治疗态度的咨询员也只可能取得部分成功，因为他的态度还不足以让正确的方法或技术得到发挥。 让我们接着考虑一下这些促进了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态度。人们必须持有这些态度才能成为咨询员吗？这些态度可以通过培训获得吗？ 咨询员的哲学取向 我们有些工作者不愿意对科学工作和哲学观的联系进行考虑。然而在治疗活动中，这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明显的、科学观测到的事实。我们培训咨询员的经验表明，个人基本的实践哲学观——有可能和他口头的哲学一致或不一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成为一个熟练咨询员的时间。 这里基本的、重要的是咨询员所持有的对个人价值和意义的态度。我们怎么看待别人？我们是否认为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其价值和尊严？如果我们的确在言语水平上持有这样的态度，那么这种观念在行为水平上的表现是什么？我们是否倾向于认为人是有价值的，或者我们暗中根据他们的态度或行为贬低他们？我们的哲学是否只尊重那些高高在上者？我们是否尊重一个人的能力和他自我指导的权利，或者我们基本上是相信其生活最好应该由我们来引导？在什么范围内我们会有操纵他人的需要和欲望？我们愿意让个人选择他自己的价值吗？或者我们的行为是根据这一点（通常是没说出来的）——如果他允许我们为其选择价值、标准、目标，他将会是最快乐的——来引导的？ 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是治疗师取向的基本决定因素。我们的经验是，那些已经在努力为强调每个人的意义和价值的观念奋斗的人，能够比较容易地学会贯彻这种观念的当事人中心疗法。这对那些接受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宗教工作者具有人道主义的取向也非罕见。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个体是供解剖、诊断、处理的对象。这些专业人员会发觉，学习或实践当事人中心疗法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这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专业人员学习当事人中心疗法的难易程度。 即使对此情景如此描述，仍会给读者一种模糊、呆板的印象。一个人的实践哲学，一个人的目标，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流动、发展的组织。也许这样说更精确些，那些哲学观倾向于更尊重个人价值的人，会发现当事人中心疗法是对其观念的挑战和贯彻。他会发觉这是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迄今为止比他所涉足的领域更加哲理化的观点，并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对得到别人的尊敬有效的方法。希望努力学会运用这种疗法的治疗师会很快发现，潜伏在治疗下对人看法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与治疗师努力让自己人格成长和整合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在他自己人格组织中达到了对别人的尊敬时，他才能做到非指导。 总结一下上述观点，我们可以说，在运用当事人中心疗法时，一个人只有把对别人的尊重整合成其人格特性的一部分，才能够贯彻他对别人的尊重，从而这个人——其实践哲学已经向深深感受到个人意义和价值尊重转化的人——更容易吸收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技术，以帮助他表达出这种感受。 咨询员的假设 看完上述章节，读者们难免提出问题：是否当事人中心疗法不过仅仅是一种教派或一种玄思哲学，其中某种特定的信仰或观念达到了特殊的效果，而缺乏这种信仰的话就不会有相应的效果。换言之，是否它不过是产生更多幻觉的幻觉罢了？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考虑。迄今为止的研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各类咨询员的经验强烈表明，那些一开始哲学观与上述哲学观相去甚远的咨询员，是适宜使用当事人中心疗法技术的。这些咨询员的培训经验似乎跟随着某种模式。最初他们对当事人的达到领悟或建设性自我指导的能力只有很小的信任，这些咨询员已经在理智上对非指导疗法的运用可能性发生了兴趣并学习了一些技术。他开始带着非常有限的尊重的观念进行咨询，可以用以下的话来描述：“我会假定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具备有限的能力来理解和认识他自己。在很多情况下，对很多当事人来说，我，作为一个更加客观的旁观者，对情况的认识更好，能更好地指导。”正是在这样有限的、分离的基础上他开始工作。他常常不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当他观察到他的咨询结果时，他发现当事人确实能够接受和建设性地使用责任，当然他也是真心希望他们这样做的。他时常会为当事人们处理这种责任感的效能感到惊讶。还有一点，在咨询员尽力解释、评定、指导的情况下，他不能提供帮助，与此情景的经验相反的情况是，当事人学到了自己的意义。从而，他发觉他假设的第一部分被证明是超出了他的预料，而第二部分却是让人失望的。所以，一步步地，他所有治疗工作所依赖的假设基础转移到当事人中心的基础上来。 这个过程，我们已经重复了很多次，可以简化为：作为当事人中心疗法必要基础的态度取向和人际关系的哲学不是什么必须信奉的信仰或者要马上完全达到的目标。它是一种可以部分地或尝试性地吸收的观点，并时刻准备接受检验。实际上它是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假设，并将总是保持这种状态。即便对有经验的当事人来说，他已经在很多案例中观察到了支持这种假设的证据，这一点也是真实的，就是说新来的当事人的自我理解和理智地自我指导的能力是完全没有得到证实的假设。 公正地说，一个人处理自己的心理问题的信仰或信念和科学假设是同样的地位。这是一种便于行动的积极假设，但是它对验证或反证是开放的。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仰，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决定是否患早期癌症，我们的经验会很快让我们更正这种假设。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温暖的、母性的情感可能造成婴儿有欲望的个人反应和人格成长，我们会发觉我们的经验支持——至少是暂时的——这种假设。 因此，为了给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咨询员最佳的总结或使之确定态度取向，我们可以说，咨询员必须坚持选择根据这样的假设行动，即个人有充足的能力来建设性地处理他生活中各种有可能被意识察觉的部分。这意味着要创造一种人际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当事人可以意识到各种材料，最重要的是要流露出咨询员对当事人有能力指导他自己表示信赖。咨询员用特殊的可操作的方式实践这种假设，并总是对有关的经验（不论是反对的还是支持的）保持警觉。 虽然他对所有证据都保持警觉，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咨询情景中的基本假设游移不定。如果咨询员在访谈中途觉得，这个当事人可能没有重新组织他自己的能力，并把假设转换成咨询员必须重新组织的责任，他会让当事人迷惑，并打败自己；他对证明或反证任何一种假设关闭了大门。这种在心理治疗领域流行的混乱的折中主义阻碍了此领域的科学发展。实际上只有坚持实践一种进行选择的假设，才可以分清其真理部分和非真理部分。 咨询员态度的特殊实践 到此为止我们关于咨询员对他人的态度的讨论都是普遍化的。如何在治疗中实践这些原则？如果咨询员持有我们所描述这些态度，是否就足够了，是不是这种态度倾向会无可置疑地推动治疗向前发展？可以说这是不够的。这就像19世纪坚信细菌是导致感染的医生一样，这种态度也许会最终让他获得比那些只是对这种假设抱着尝试态度的同行更好的结果。但是只有他通过技术完全贯彻他的态度，他才可以体验到其假设的正确性。只有当他对切口、器械、手术巾、绷带、他自己的手、助手的手进行消毒后，他才能体会到这种暂定假设的完全意义和效果，而这种假设是他一直坚持的。 咨询员也一样。他发现新的或更深入的方法来实践他的当事人中心假设，通过经验给这种假设新的意义，而其深度也比一开始的时候增加了。就像一个受训的咨询员所说：“我保留我一年前所有的观点，但是它们现在对我更有意义了。” 也许当事人中心疗法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是，它坚持通过访谈本身来调查咨询员的态度（很多其他流派的治疗师用类似的术语来表明他们普遍的目的）。只有通过对录音访谈的细致研究——最好是既有录音材料又有文字材料——才可以确定在访谈中要实现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真是在做我以为我在做的事情吗？我是不是在实现我声称要达到的目的？”这是每个咨询员都必须不断问自己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中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咨询员自己的主观判断是不够的，只有对句子、声音、音调进行客观分析才能充分地确定治疗师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我们所知的很多治疗师对他们的录音材料的反应的经验以及布洛克斯玛的研究分析看来，治疗师并不是很少为发现他们实际在访谈中要实现的目的而惊奇。 要表明一点是，在这里的讨论我们更喜欢使用“实践”，而抛弃了“技术”这个术语。当事人会很快察觉咨询员是在应用一种技术，一种智能选择的、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工具。另一方面，咨询员总在实践着他对当事人的态度，既是潜意识的又是无意识的。从他们的操作实践中可以推断或发现这些态度。一个根本不具有“人们有自我整合能力”的假设的咨询员也许以为他在使用非指导方法和技术，并通过证明这些技术是失败的来让他自己满意。然而，对这些材料的录音分析表明，在他的声调中，在他处理预料之外的事情时，在访谈的外围活动中，他实践的是他自己的假设，而不是他想象的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假设。 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在目的（或假设）及技术（或实践）间的反复查验。咨询员声称的这种分析性的自我查验有点类似如下情景：当我愈发清晰、充分地发展对我试图处理的当事人的态度和假设时，我必须在访谈治疗中检查这种假设的实践。但是当我研究我在访谈中的特殊行为时，我发现了以前没有察觉到的暗藏目的，我发觉在有些地方我没有运用假设；另外我认识到对我来说是一种假设的实践行为，却被当事人认为是另外一种假设的实践。这样，对我的行为的彻底研究可以塑造、调整、干预我进入下一次访谈的态度和假设。假设变成实践的有效方法是持续和反复的体验。 咨询员角色的某些陈述 当我们回顾当事人中心疗法观念的发展历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稳定的、试图陈述在访谈情景中使基本假设得以实践的东西的过程。其中一些是个别咨询员的陈述，然而大部分是得到广泛接受的。让我们看看这些观念并检查它们，把它们完全作为在今天这个流派的治疗师普遍遵守的公理提出。 首先，有些咨询员——通常是那些缺乏特别培训的——假定咨询员在进行非指导咨询中的角色仅仅就是被动的且采取放任自流的方针。这样的咨询员有让当事人自我指导的愿望，他更倾向于听而不是引导，他试图避免把自己的评价强加给当事人，他发现他的很多当事人可以自救。他感觉他对当事人能力的信念最好是通过被动性体现出来，他采取最少的主动性，最少的情感反应，试图“置身事外”。 这种对当事人中心疗法的错误观念导致了不少的咨询失败一一而且好像还理由充足。首先，被动性与表现出来的兴趣缺乏和非卷入会被当事人感觉到被抛弃，因为不关心和接受完全是径渭分明的。其次，放任自流的态度无论如何不会提示当事人，他被当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看待。因此，咨询员如果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一个倾听的角色，也许对有些迫切需要情感宣泄的当事人有支持作用，但是大体上他的治疗效果会是最小的，且很多当事人会离开，既是因为他们为自己不能接受帮助而沮丧，又是因为咨询员没有什么东西提供给他们而烦闷。 另一种对咨询员角色的陈述是认为咨询员的任务就是使当事人的感受得到澄清和客观化。本书作者在1940年的一篇论文中说道：“在当事人给出材料后，治疗师的任务就是帮助他认识和澄清这些他感觉到的情感。”这曾经是一个有用的概念，而且部分地描述了治疗情景中所发生的事件。然而，这种观念太理智了，且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它似乎只关注咨询员的过程。它可以意味着只有咨询员知道当事人的感受是什么，这样也对当事人缺乏深层的尊重。 不幸的是，我们关于传达微妙情绪的经验是如此有限，而表达情感的符号又不足，以至于很难准确地传达给读者治疗师工作中的精细态度。我们已经知道，或者说让我们惊恐不安的是，即使是录音案例的手稿也可能给读者关于这种治疗关系完全错误的印象。通过不断地错误理解咨询员的反应，读者们有可能歪曲整个治疗关系的图景。这些读者第一次听到录音片断的一小截时，时常会说：“哦，这与我理解的完全不一样。” 也许咨询员的宣告式态度和同理式态度的深层区别可以通过一个例子得到部分说明。这是一个当事人的陈述：“我好像感觉到她总在观察并批评我做的一切。这让我内心激愤不已。我试着不让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你知道，当我感觉她的老鹰眼看着我的时候，我就立即心烦意乱。” 咨询员的一种反应可以是：“你对她的批评感到愤恨。”也可以同理地给出这种反应，配合与这些话相应的声调：“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你的话，你对她的批评感觉相当愤恨，是不是？”如果使用这种态度和声调，当事人可能感觉到是帮助他进一步地表达。我们已经从受训的咨询员的摸索中知道，用同样的态度和声调说：“你对她的批评感到愤恨。”而让人感到的是在宣称：“是你惹的祸。”甚至同样的态度和声调可以表示：“你侵犯了我！”如果读者们从不同角度重复咨询员的反应的话，就可以认识到，当同理地、理解地陈述时，当事人的可能的反应是：“是的，我就是这样感觉的，而现在我对这种感觉的察觉更清晰了一点，因为你用稍微不同的词来描述。”但是如果咨询员的陈述是宣告性的，这种陈述就变成了咨询员做出的一种评价、一种判断，咨询员现在在告诉当事人他的情绪是什么。这个过程的中心是咨询员，而当事人的感受可能是：“我在被诊断。” 为了避免后一种处理类型，我们倾向于放弃把咨询员的角色描述为澄清当事人的态度。 现阶段的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思想中，有另一种尝试是描述在最满意的治疗关系中发生了什么，描述基本假设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实践的。这种思想的观点是，咨询员的功能是尽可能地设想当事人的内在含义，像当事人一样观察世界，像当事人一样看自己，并在这么做的时候排除所有来自外在世界的概念，且和当事人进行同理的交流。 拉斯金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对咨询员的这种功能进行过生动的描述： 有另一种水平的非指导咨询员的反应，这种反应对作者来说呈现了非指导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目标而不是咨询员的实践。但是，在有些人的经验中，这是一个很高但可达到的目标，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咨询过程的本质。在这个水平上咨询员的参与变成了一种活跃当事人要表达的情绪的经验，咨询员尽最大努力深入与他沟通的人的内心，他试图和要表达的态度同生共存而不是仅仅观察它们；他试图抓住这些变化多端的态度的每一点细微变化，换言之，试图把自己完全纳入对方的态度中。在这种努力过程中，咨询员当然没有任何其他种类的活动或态度的余地，因为如果他试图和其他人的态度共存的话，他不可能诊断他人，他不可能想着让治疗过程走快些。他是另一个人，但也不是当事人，理解不是自发的，但是必须达到的，而这是通过最深层的、持续的、主动的对他人情绪的关注，排除了任何其他种类的关注达到的。 即使这样的描述仍然很容易被误解，因为当事人的体验与他的态度共存，不是根据咨询员方面的情感认同，这是一种同理性认同。通过沉浸到同理过程中，此时咨询员察觉到当事人的愤恨、希望和恐惧，而不是他自己作为咨询员体验到这些愤恨、希望和恐惧。 另一种对这个观点的表达是笔者做出的，如下： 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开始日益重视对治疗关系中“当事人中心”的强调，因为咨询员越是更多地完全从当事人本身的角度去理解他，这种疗法越有效。当我回顾我们早期发表的一些案例时——我书中的赫伯特·布莱恩或史耐德的M先生——我意识到在这些案例中显然我们正在逐步地投下深藏的指导线索。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能够在那时提供一种理解，就像当事人自己理解自己一样，他就可以完成其他的事情。咨询员必须放下他的诊断和诊断思维这些当务之急，必须抛弃他做专业评价的倾向，必须停止他做出精确判断的企图，必须抵御深藏的指导他人的诱惑，而且必须只集中于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对当事人目前意识层面所具有的态度提供深刻的理解和接纳，在此时，当事人正在一步步地探索那些被他的意识否认的危险领域。 这种描述阐明的是在这种关系中仅只有在咨询员能深刻地、真诚地采纳当事人的态度时才存在。当事人中心治疗，如果有效的话，就不可能是一种花招或工具。它是一种通过转让当事人自我指导来巧妙地指导当事人的方法。要达到治疗目的的话，必须要真诚地接纳。正是这种治疗关系中敏感的、真诚的“当事人中心”是我认为的非指导疗法和其他疗法的区别的第三个特性。 当今的研究证据 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似可证明前述假设。1947～1948年间非指导咨询员在案例访谈中的技巧使用了史耐德在1940～1942年间分析案例所用的聚类分析，这提供了直接比较咨询员方法和标明任何可观察方向的机会。研究发现，早期当事人使用的很多方法包括了提问、解释、安慰、鼓励、建议。这些反应，虽然通常只占总体的一小部分，但是提示了在咨询员这方面对当事人理解和应对其困难能力的有限信任。咨询员仍然觉得他有必要不时地对当事人指导、解释、支持，并指出对咨询员来说什么是期望看到的行为。随着临床治疗经验的增加，所有这些反应都会锐减。在后期案例中，任何此类反应都可忽略不计。85%的咨询员的反应都是试图传达出对当事人态度和感受的理解。很明显，非指导咨询员在长期治疗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已经比6年前更多地依靠这种方法的基本假设；越来越多的非指导治疗师看到理解和接纳是有效的，并竭尽全力来深刻理解当事人的个人世界。 正如已完成的第二项研究提到的，治疗师的技术有了更广泛、更丰富的延伸。然而，在极大程度上，这意味着要寻找让治疗师和当事人的思索、感受、探索更加明晰的新方法。人们自然会期望，随着临床经验可靠性的增加，也会有更多的沟通方法出现，能让治疗师努力察觉当事人内心深处，并试图像当事人那样来看世界，甚至比后者察觉更深。随着更多地使用这些反应，很有可能目前对咨询员角色的描述会被抛弃，就像以前的描述一样。然而，迄今为止，这种情况好像还没有发生。 想当事人所想的困难 这种要到达当事人内心的努力，获得当事人自己知觉域的中心，作为一个理解他的人和他一起看待事物，相当类似于某些格式塔现象。就像在主动集中注意时，人们可以突然从心理学教科书中的连体字中看出它表现的是向下的而不是向上的阶梯或能看出一幅图画实际上是两个人的脸而不是烛台。所以通过积极努力，咨询员可以让自己进入当事人的内心。但是正如视觉的例子一样，人物是不时变化的，所以有时候咨询员会觉得自己站在当事人的观点之外，而以一个外在察觉者的身份注视当事人。这种情况总发生在当事人长期停顿或沉默时，咨询员此时可能会得到一些线索，让他能够准确地同理，但多少有一点他是被迫地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当事人，而且只能在某些情感开始再次表达的时候主动地设想当事人的知觉域。 读者们可以以多种方式尝试这种角色，可以在公车上倾听对话或听朋友描述情感经历的时候练习一下如何设想他人的内心活动，某些体验甚至可以写下来。 为了试着给你们——读者们——一点关于我们所讨论的态度设置的稍微真实和生动的体验，建议你们把自己放在咨询员的角度上，并考虑一下下面的材料。材料来自对一个30岁男子的初始访谈的咨询员记录，读完材料后，坐下来想一想当你读材料时你脑海中的各种态度和想法。 当事人：我感觉不太正常，而我想感觉正常一点……我想我有些事可以说说——但总是欲言又止。我试着想一下我想说的是什么。所以来这里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和你说，现在比我来之前更容易些了。我和你说，我无法做出决定，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试着有逻辑地把这事理清楚。——试着发现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认为男人有两件事要做的：他要结婚并建立家庭。但如果他只是个学士的话，在谋生的话——那就不太好。我发觉我自己和我的思想回到了我是个孩子并且容易哭的那些日子。这个障碍跨不过去。我已经参军四年半了。我那时候没问题、没希望、没愿望。我惟一的想法就是和平到来时能退伍。我的问题，现在我退伍了，还是一样。我和你说，这些问题要回到很久以前我还没参军的时候……我爱孩子。当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我和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不快乐的童年——所以当我看到那些菲律宾的孩子时，我对他们非常好。我常常给他们冰淇淋和电影票。那时候——我想回到那时候——我内心的有些情感苏醒了，这些情感是被我长期埋葬的。（停顿，他似乎要流泪了。） 在读材料的时候，如下的想法会呈现在你（咨询员）的内心：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帮助他开始讲。 这种无能是不是依赖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无法决定？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关注婚姻和家庭意味着什么？ 他是个学士，我还不知道这事。 他的哭泣，他的阻碍，听起来这里面有很多压抑。 他是退伍军人，他是个精神病人吗？ 我会为任何在那地方呆上四年半的人感到难过的。 某些时候他可能需要挖掘那些童年的不快经验。 他对孩子的兴趣是什么？认同？潜在的同性恋？ 显然所有这些态度基本上都是同情的态度。它们没什么“错”，这是试图“理解”的态度，它们是一种了解而不是设身处地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是站在当事人之外的。 通过比较，如果你比较成功地设想当事人的内心世界的话，你脑海中的想法会倾向于这种顺序： 你在尽力让自己正常些，是吗？ 对你来说开始行动的确很困难。 对你来说，做出决定是不可能的。 你想结婚，但对你来说好像可能性不大。 你感觉自己充满孩子般的感情。 对你来说，军队意味着呆滞。 对孩子们好对你来说有意义。 但是这以前是——现在也是——对你来说一种烦恼的经验。 正如以前指出的，如果这些想法是以决定的、宣告的口吻说出，它们就变成了来自占优势的咨询员的评价。但是实质上这些想法是试图理解的，其形式是假设的，它们要表达出我们称为“吸纳当事人的内心”的态度。 咨询员角色的理性 很多人可能生出疑问，为什么要吸收这种特殊的关系？以什么方式它实践了我们开始提出的假设？这种方法的理性何在? 为了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有个清晰的基础，让我们首先使用正式的术语，然后解释当咨询员以这种方法工作时他的目的。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咨询员的目标是尽可能敏锐和准确地察觉当事人体验到的知觉域，完完全全像当事人一样与知觉域沟通，尽可能完整地察觉他人的内心，向当事人表明他通过当事人的眼睛看到的范围。 假如我们用咨询员的观点来描述的话，咨询员会说：“为了支持你，我把自己——日常交流时的自我——放在一边，我竭尽全力进入你感觉到的世界。我会变成——在某种意义上——你的另外一个自我——你自己的态度和情感的一个密友——有一个安全的机会让你更加看清楚自己，更真实深刻地体验你自己，更明智地进行选择。” 作为假设实践者的咨询员 这种方法用何种方式来实践我们工作的核心假设呢？我们非常容易被误导以致认为我们现在的方法是从理论中来的。实际情况是，正如在大多数相似问题中遇到的一样，人们开始是凭着临床直觉发现某些特定的态度是有效的，而其他无效。人们会试图把这些经验和基本理论联系起来，接着这些经验就变得明晰了，并指示出更深入拓展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现在理论框架的由来，而当我们解决在本章末提出的那些困惑后，这种框架毫无疑问会改变。 就目前而言，对我来说，作为咨询员，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理解和察觉当事人所知所觉，是对我所坚信的当事人的价值和重要性的显著的实际性的证明。显然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正如我的态度和行为所体现的，当事人本身存在这样的事实。我信赖这种深度理解的效果，也许至关重要的实践证据是我对个体建设性改变和发展更充实更满意的生活的潜在的信心。当一个严重困扰的当事人为全然不能做选择屈服，或者一个当事人在和自己自杀的念头做痛苦斗争时，我深深理解到那种绝望却不越俎代庖感情的存在，是最有意义地表达对人类机体不断发展倾向的基本信任。 那么我们可以说，对很多进行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而言，真诚地和当事人同行，进入当事人的内心世界，是对核心假设（尊重和信赖人的能力）最完整的实践。 当事人对咨询员的体验 问题仍然存在，在咨询员头脑中重现当事人知觉域的心理学目的何在？这里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当事人的这些体验是怎样的。很多当事人治疗后写下或说出的陈述使我们意识到，咨询员的行为是被当事人以不同的方式体验的，但仍然有些比较明显的固定倾向。 第一个摘录是来自于一个最近完成了5次访谈的专业、老练的当事人，她知道和咨询员工作需要另一种专业能力： 开始时，我们像合作者一样讨论这些访谈影响我们关系的可能性。我非常确信这些访谈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这双重关系不会互相影响。因为我们潜意识中，由于治疗的本质，接受在我们的两种关系中对方和我们自己是不同的人。作为工作同事我们是两个个体，一起为很多日常问题工作。在咨询中，我发现我们更多时候是小我，一起为我的事情工作。也许这句话说明了我感受到的咨询关系的可观范围。 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在访谈时是谁和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是那个有问题的人，我的思想是重要的；而我的治疗师是我的一部分，他正在着力解决我的问题，就像我自己会做的一样。 我对访谈最深刻的印象是很难用言语表述的。如果要我说的话，我会说我几乎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之外。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一个人长期对自己讲话就会体验到这种感受是什么——就变得完全卷入了语言之中以致不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说出的话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咨询员的角色就是把我带回我自己，通过和我说的一切共存而帮助我，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在反映或者复述我说过的事情。但只是感到他就在我的思想中和我在一起，因为他会对我说我曾经说过的话，但他会把这些话为我理清楚，把我带回地面上。帮我看清楚我说过什么，及其意义如何。 有几次，他通过类推，让我看清楚我所说的话的意义。有时候他会这么说“我想你的意思是不是……”或者“……这是不是你要表达的意思？”这时我就有一种澄清自己所说过的话的欲望，不完全是向他澄清，而是越过他，向自己澄清。 在头两次的访谈中他会打破暂停的时刻。我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咨询开始前我提到过暂停会让我自我反思。然而，我记得那时候我希望他让我自己想下去而不是打断我。我记忆最清晰的一次访谈是有一次有很多的暂停时刻，那时候我工作很辛苦。我开始对我的情况有些领悟，通过咨询员的态度我感觉到他正在陪伴着我。他没有感到烦躁，他没有拿出香烟，他只是坐着，我相信他正看着我，而我看着地板，心潮起伏卜。那是一种完全合作的态度，给我一种感觉，他正跟随着我的思潮。现在我明白了暂停的伟大价值，如果咨询员的态度是合作的态度，没有任何人会在那里等着时间流逝。 我以前看见过非指导技术的应用——不是对我用——在那时技术是重要的因素，而我对结果感到不满。当我自己作为当事人体验时，我确信，咨询员完全的接纳，表达帮助当事人的愿望，通过对当事人所说所做保持完全合作表达出的全心全意地为当事人付出温暖的精神，是这种治疗的基础。 请注意关系的重要主题是：“我发现我们更多时候是小我，一起为我的事情工作。”两个人的自我不知何故变成了一个，而又同时保持两个的状态——“我们是小我”。这个观点重复了几次：“我的治疗师是我的一部分，他正在着力解决我的问题，就像我自己会做的一样。”“咨询员的角色就是把我带回我自己。”“这时我就有一种澄清自己所说过的话的欲望，不完全是向他澄清，而是越过他，向自己澄清。”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事人处于一种“对自己说话”的状态中，而这与他通过另一个人对自己说话是非常不同的。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一个深感困扰的年轻妇女的报告。来寻求帮助前她对当事人中心疗法所知甚少，这个报告是她在咨询结束后6周时自愿写成的： 在早期的访谈中，我不停这样说：“我变得不像我自己了。” “我以前从来不会这样。”我的意思是这个退缩的、凌乱的、冷漠的人不是我自己。我想说的是我这个我和以前的生机勃勃、志得意满的我完全不一样。这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接着我意识到我就是这个人，现在是严重的退缩等等，就和我以前一样。这种情况再没有发生直到我在访谈环境中谈到我的自我抛弃、羞耻、绝望和疑惑。咨询员并没有感到震惊或吃惊。我告诉了他所有有关我的一切，与我这个大学毕业生、教师、名人形象不符合的东西。他以完全接受的态度和温暖适中的关注回应我。这有一个健全的、聪明的人全心全意地接受我感到羞耻的行为。我记得自已感到全身轻松。我没有必要隐藏并和这个可耻的我斗争了。 回想起来，我说感到的“温暖适中的关注”就是我克服困难需要的东西。我一直斗争的东西之一就是我和别人关系的特性。我一直被依赖性绊住手脚，且一直和它斗争。我妈妈，知道有些事出了问题来看我。她的爱这么有力量，我感到把我封死了。她的伤害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不能提及。但是我不能和她谈话。即便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说当她提到我和家庭的关系时，“你可以想依赖就依赖，想独立就独立”。我仍然抵抗她。咨询员的不带偏见的关注让我能够说出我的感觉。访谈情景中的澄清为我呈现了一种靠自己的态度，我可以实行、操作。在组织我的态度的过程中，我也开始组织自己。 我记得坐在房间中，考虑不适当行为中婴儿的愿望和依赖的成分，我强烈地抵抗那种观念——在我的行为中有任何依赖的成分。我想我反应的方式，在我准备做前就像有个治疗师在治疗中会帮助我一样。我不断地考虑，并开始看到，虽然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希望独立，可是仍然有大量的证据说明我也希望得到保护并依赖别人。我感到，这种情况真可耻。我不能接受自己的优柔寡断，直到我满怀内疚地把这个问题带到访谈情景中，接受它，接着又对自己说一遍，焦虑少了些。在这种情景中，咨询员满怀完全接受的态度让我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去咨询前就有了理性产生的领悟。然而，领悟还没有内化，直到这些态度没有羞耻和内疚地反射回到我这里，变成一种我能观察并接受的东西。在咨询员反应后的复述和进一步的对情感的探索后出现的，是对我自己的接受和领悟力的内化。 我们该如何来理解被当事人体验到的咨询员功能？也许这么说更准确，当另一个自我——咨询员——以接受的、不带情绪的态度看待这些态度时，她不能表达和不能接受为自身一部分的态度变得可以接受了。只有当另外一个自我不带着羞耻和情绪看待她的行为时，她才能同样如此。接着这些态度对她来说就变得客观了，而她能控制和组织它们。当另一个自我能接受这些领悟，并能陈述这些领悟，她在房间里获得的领悟变成真正的领悟，如此，她能陈述这些领悟而很少感到焦虑。这里我们有的是与对当事人角色的体验不同的，但根本上是类似的体验。 自然，更加成熟的、明白事理的当事人对他们受帮助的经验的描述更加复杂，但那些天真简单、不太成熟的当事人仍然呈现出同样的要素。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退伍军人如此描述他的咨询经验： 让我惊奇的是，咨询员L先生让我说，说得口干舌燥。我以为他会就我问题的很多方面对我提问。他这么做了，但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多。在和L先生商讨的过程中，我边说边倾听我自己。而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我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这里又一次表现出假设的咨询员的态度和回应让当事人更容易“倾听我自己”。 治疗师角色的理论 带着头脑中的这些材料，对咨询员角色效能的心理学解释可以用这些术语来描述：心理治疗主要处理的是自我的组织和功能。有很多体验是自我不能面对、不能明确地察觉的，因为面对或承认它们会对自我现存的组织造成威胁和不一致。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当事人以一种操作和技术的感觉在咨询员那里发现了另一个真诚的自我——一个临时（尽可能地）剥夺它自己的自我感的自我，除了尽力理解的能力没有被剥夺。在治疗经验中，看到自己的态度、困惑、矛盾、感情、知觉被另一个人精确地表达，但是剥离了它们附带的情绪，为接纳已经感知到的自我的所有部分铺平了道路，自我的重组以及更高的自我整合功能就此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复述这个观点。在和治疗师温情的关系中，当当事人发觉他表露的任何态度就像他自己一样得到了理解，并得到接受，他开始体验到一种安全感，接着他就会探索——例如，一种他感到的模糊的内疚感。在这种安全关系中，他第一次察觉到其行为中隐含的敌意和某些目的，并能理解为什么他会感觉到内疚，和为什么要否认这种行为的意义。但是这种明晰的领悟本身是有破坏性、令人焦虑的，不是治疗性的。显然当事人为自己的不一致而困扰，他觉得他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但是当他说出自己的领悟以及附带的焦虑，他发现治疗师这个接纳性的另一个自我——治疗师只是在一部分上是另外一个人——也察觉到了这些体验，但是以另一种新的态度对待的。治疗师感觉到当事人的自我，是在当事人知道自己的自我，并接受这个自我后；他察觉到被否认的矛盾部分并把它们作为当事人的，一部分接受，而这些接受同样是温暖和尊重的。如此，当事人在别人那里体验到对自己的接纳，就能对自己采取同样的态度。他发觉他自己也能接纳自己，虽然发觉自己是有敌意的。他能体验到自己是一个有敌意的人，就像能体验到其他情绪一样，并用这种不带内疚的方式体验自己。他能这么做（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另一个人能接纳他的内心，能感知他，并且带着接纳和尊重来感知他。 副产品 作为附加说明，要提到上述治疗师态度和功能的概念倾向于大幅度减少其他流派的治疗师体验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怎么减少治疗师自身的不良适应、情感偏斜和盲点对治疗过程的影响。毫无疑问，任何治疗师，即便他已经在治疗关系中解决了很多自身的困难，仍然会有烦扰的冲突，投射的倾向，或对某些事情不现实的观念。如何避免这些歪曲的态度阻碍治疗或伤害当事人是治疗中的重要课题。 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这个问题已经由于治疗师功能的本质得到可观的缩减。扭曲的或不现实的态度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有评价的地方。对当事人或其表现的评价不存在时，咨询员的偏狭就几乎不可能表现出来，或者真的就不存在。任何治疗中只要治疗师问自己“我怎么看这，我怎么理解这些材料”，就会有很多机会让治疗师的个人需要和冲突来歪曲这些评价。但是如果咨询员的问题是“当事人怎么看这”，并不断通过试探性回馈陈述来检查自己对当事人观念的理解，那么基于咨询员冲突的歪曲就无隙可乘，即便出现也容易由咨询员来修正它们。 这个原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述。如果治疗关系中治疗师作为一个解释者，一个对材料进行评价的人，那么他的歪曲就会影响他；如果治疗关系中治疗师尽力让自己退出，就像一个无关的人，而他尽力要做的就是完全理解他人以至于几乎变成了当事人的另一个自我，个人的歪曲和错误就几乎不可能发生。 虽然这里的观念是用大白话来表述的，但它却是产生于临床培训的经验。有些人心理失调得很厉害，以致他们不能从别人的观点感知别人的体验。当事人会感觉这样的咨询员是不够格的，会放弃咨询；而这样的咨询员会离开这个行业。对大多数受训的咨询员来说，有效地感知别人的内心是激励他们继续向前的动力。他们的个人问题，在一开始可能会让他们准确地理解、反应、接受他人的态度出现困难，但是后来慢慢会占据越来越少的比重。当治疗师把自己的角色看做评价者时，甚至会出现治疗师和当事人的情感纠缠，但这在我们的经验中几乎没有。 理解别人观念的困难 迄今为止对治疗师功能的解释，都没有论及特殊的和特别困难的情况。我们的经验是：有很多临床情况即便对有经验的咨询员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他们很难达到当事人的内心。一个当事人的片断可以说明我们遇到的某些问题： 这个片断来源于对一个精神科病房年轻男子的第三次访谈。材料进行了录音，由当事人提供。如果人们把自己放在咨询员的角色上，可能会发现感知这位当事人的困难在何处。 很多想法、很多情绪都在我的脑袋里。我只是把它们——我只是——我不知道——我感觉它们在我脑子里，它们塞满了我的脑子。（短暂停顿）我只是开始认真考虑在我头脑中、在我思想中，在我心里的那些事情。不过我——不过我——我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发生了不同，在里面发生，那就是塞满我脑子的东西——很快就把我塞满了。只不过我。我真不知道我是否能回到我的病房，真正地生活，真的成为什么人。我只是——从我头里射出去了。我怀疑我是不是有可能回去，并且真的成为什么人。（短暂的停顿）我老是怀疑，老在考虑，是否我会——就那么回到某些事情上，做些事，成为什么人。（短暂的停顿）那可能会让我保持不同，一个不同的人，一个不同的人回到那里。这里，在这办公室里我有些一般的感觉、想法、念头，一些事情，有一些真实的情感在里面，真心、真思想。昨天我来这里我不过是活着，而——今天我也会。我很确定。我可以是——我可以把它送走，接着我——太多了。 这里咨询员面临的问题是当事人的很多表达是混乱的，并且以个人的符号表达出来，以致很难进入并体验他的知觉域。对于此材料，一个成功的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会实施的同理性回应会是这样的： 好像是情感和思维阻碍了你。 我的理解是，内在的思想塞满了你。 的确是个问题，让人为难，关于你是否有可能成为什么人。 我能理解思维突然离开了你，就像它突然来到一样。 你怀疑又怀疑，是否你能成为一个人，回到病房。 你感觉到你的反应是真实的，敏锐的。 好像对你来说，这里在做治疗时，你是真正活着的。 思维的力量太大了——超过你能面对的程度。 如果咨询员维持这种当事人中心的态度，如果他能偶尔把他的理解传达给当事人，那么他就在做他能做的事情，给当事人被深深尊重的感受。此时一个判断异常的人的混乱的、试探的、几乎没有一致性的思想，通过被认为是值得理解的方式真正地被尊重。 另一方面，治疗师会感到他脑海里的念头是评价性的，他在通过自己的内心来评价这个材料，或者自我关注，此时他的注意从当事人那里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些想法的表现可能如下： 这里的思维是混乱的，表述是不清楚的。 这好像有非现实感。 这是个精神分裂症吗？ 我正确理解了他的意思吗？ 我是否应该鼓励他成为自我的愿望？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意识中的自我试图重新获得对组织的控制感。 他想到生活和成为人就感到惊恐。 我对这怎么回应？ 任何咨询员都会不时有如上想法，无论他的当事人中心的观念是如何扎实。而事实是，无论主题是评价性的还是自我关注的，对另一个人来说，所体验到的尊重感都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与前述的完全同理的理解比较起来而言的。当咨询员关注的是自己，他所做的事情，必然出现对当事人尊重的减少。当他在用评价性的术语思考时，无论评价在客观上是准确的还是不准确的，他在头脑中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评价者，在把当事人看做物，而不是人，多少有些不把他作为人来尊重。另一方面，和这个人一起深入到他混乱斗争的自我中，是我们所知的对我们的基本假设最好的实践方法，个体呈现的是值得深刻尊重的过程，他目前的状态和他的潜能都是值得尊重的。 某些深层问题 已描述过的对治疗角色的假设提出了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们认为下面这个来自治疗访谈的案例显现出了部分问题。吉儿小姐，一位年轻的女士，做了多次治疗访谈，她对自己感到非常无望，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讨论她感到的个人价值感的缺乏。有时候她用手指无目的地乱画。她刚表达了她希望离开所有人——和人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想法，漫长的停顿后有如下对话： 当事人：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这事——但我想这么做已经很久了——这事说起来挺可怕，但如果我能——啊（短暂的苦笑，停顿），如果我能发觉自己生活中有什么值得荣耀的事情我会快乐的，我不能成为我想成为的那种人。我想也许我没有勇气——或者力量——杀死我自己——如果其他人能让我不负责任——或者我遇到了意外——我——我——我不想活了。 咨询员：现在你看到的事情都是黑暗一片，这么黑以至于你不能看到生活的很多方面…… 当事人：是的——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开始这个治疗。我原来在我的梦想世界中生活得很快乐。在那里我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人——但是现在——有那么宽、宽的沟——在我的理想——和我的现实间。我希望人们恨我。我试着让他们恨我。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离开他们，并且能够谴责他们——但是不——全在我手中——这就是我的生活——而我既不接受对我根本没价值的事实，也不和那些让我冲突的东西斗争。我设想如果我接受对我没有价值的事实，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到其他地方买间小房——到其他地方作技术工作——退回我安全的梦幻世界中，在那里我可以做事情，有聪明的朋友，成为一个漂亮、杰出的人…… 咨询员：这真是困难的挣扎——深入看清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有时候你的梦想世界提供的安慰看起来更吸引人、更舒服。 当事人：我的梦想世界或者自杀。 咨询员：你的梦想世界或者比梦持久的东西…… 当事人：是的。（长时间的停顿，然后完全改变了声音）所以我看不出为什么我要浪费你的时间——每周来两次——我不值得——你觉得怎么样? 咨询员：这由你决定，吉儿。这不是浪费我的时间，见到你我会很高兴的。不管什么时候你来——如果你不想每周来两次，或者你的确想每周来两次，每周一次——这都由你决定。（长时间停顿） 当事人：你不是建议我来得更勤吧？你不会感到惊慌吧，如果想到我会——每天来——直到我摆脱？ 咨询员：我相信你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决定。无论你什么时候想来我都会见你的。 当事人:（声音中明显的敬畏感）我认为你还没有警觉到——我明白——我害怕自己——但是你不为我感到害怕。（她站起来，脸上表情怪异。） 咨询员：你说你对自己感到害怕，并且不明白为什么我不为你感到害怕？ 当事人：（又一次短暂地笑）你对我比我对我自己更有信心。（她扫干净自己乱写乱画的东西，准备走出房间。）我下周会来见你——（那种短笑）也许。（她的样子看上去紧张、抑郁、愁眉苦脸、垂头丧气，她慢慢走开。） 这个片断提出了问题，治疗师可以维持他的核心假设走多远？当生命危如累卵，这是非常真实的，而指导行动的最佳假设是什么？他的假设是否还需要保持对人的能力的高度尊重？或者他应该改变自己的假设？如果是这样的，可以替代的假设是什么？一个假设是“我可能成功地为别人的生命负责”，而另一个假设是“我可以临时性地为别人的生命负责，而不破坏自我决定的能力”，还有一个假设是“个体无法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也不能为他负责，但有可能找到什么人来为他负责”。 在采用的片断中，来自咨询员外部的回应——“见到你我会很高兴的”，“我相信你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决定”——是有效的，或者来自当事人内部的呼应是有效的？或者这是否是深沉的尊重，无论观点来自于外还是内，哪一个是重要的因素？ 咨询员是否有权利，在专业上或道德上，容许当事人以精神病发作或自杀作为解决之道，而不积极努力预防这种选择？这是否是我们一般的社会责任，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思想或行为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 这些都是深层的问题不能为别人做决定的问题，它们冲击着心理治疗的核心。这不是一个能不同治疗流派对此有不同假设。一个人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描述他自己的经验和这种经验产生的结果。 咨询员的基本冲突 我的经验是，只有当咨询员通过一种方法或另一种方法，把指导他行动的假设放定在自己心里，他才可能给个体提供最大的帮助。我还有个经验是，咨询员依赖当事人的能力和潜能越多，他会越深地挖掘出这些潜能。 显然，从我们的临床经验和研究中，当咨询员能感知并接受当事人的本来面目时，当他放弃了对当事人的所有评价和进入当事人的内心时，他才能让当事人能自由地探索他的生活和体验的新的方面，让他能自由地感知经验中的新意义和新目标。但是如果治疗师考虑到结果，他还愿意给咨询员完全的自由吗？他是否真的希望当事人组织和指导自己的生活？他愿意让当事人选择那些社会化或反社会的、道德或不道德的目标吗？如果不，无疑治疗对当事人会变成深刻的体验。即便更加困难，他愿意当事人选择倒退而不是成长或成熟，选择神经症而不是心理健康，选择拒绝帮助而不是接受，选择死亡而不是生命吗？对我来说，事实表明只有咨询员完全愿意接受任何结果、任何方向的选择，他才能认识到个体建设性行动的潜力和能力的重大力量。这就是，当他愿意把死亡作为选择项时，生命就被选中了；当神经症作为选择项时，健康正常就被选中了。他越是完整地遵照核心假设行事，越会发觉更多证据表明这假设是正确的。 未解决的问题 前面的段落阐述了笔者的正面经验（或正如看起来有些极端的经验）。让我们来简要考虑、陈述一下咨询员态度及其态度对当事人的影响。 很多人的经验是——当事人和咨询员都有如此的经验——如果咨询员能够真诚地理解、接受当事人中心疗法中咨询员的本质功能的话，当事人会有明显的放松感，就像一个当事人在和另一个当事人相处一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可描述的现象。至于这种描述是否准确则是另一回事。不同的当事人使用不同的描述语言，只有时间和研究能提示哪一种描述最接近现象本身。 咨询员的态度中最重要的成分是不是他全心全意地希望当事人能表达所有的态度？容纳是不是最显著的因素？在咨询中这不是一个完全充足的解释，而在游戏治疗中这种解释是有些基础的。治疗师有些时候不能成功地达到孩子的内心，因为象征符号是如此复杂和独特，以至于治疗师无法理解。然而治疗仍然在推进，很大程度上，这好像是归功于容纳，因为接受是很难达到的，除非咨询员首先能理解。 另一种说法强调这样的事实，治疗关系的本质是当事人在接纳的氛围中获得一种新的欲望满足方式。故迈斯特和米勒如此描述这种经验：“咨询员试图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新的体验，这种体验中断了当事人与众不同的反应模式循环，因为咨询员没有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采取抛弃的手段来强化当事人的反应模式。当事人报告他的行为，他真实的行为，及他要行动的愿望——所有都被‘接受’了。从而在咨询关系中当事人获得了新的反应模式，欲望满足的不同模式。” 还有一种说法强调了咨询员的自信水平或期望水平和个体的关系。这种观点提出问题：当事人回应的不是咨询员的对人自我指导能力的充足信心吗？就像在前文提到的吉儿小姐的案例中，咨询员说：“我相信你有能力自己做出决定。”这句话可以被看做一种说出咨询员效能感的机会，对整个关系至关重要。从此看来，当事人回应的是咨询员的“你可以自我指导”的期待。 还有一种说法是雪佛提出的，心理治疗被他看做是“一种学习过程，在其中，个体获得了一种能力，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对自己说话，从而能控制自我导向”。根据这种观点，咨询员的态度仅仅是提供一种理想的气氛，让当事人学会“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对自己说话”。 还有一种描述是认为这种关系提供了让当事人做出负责选择的机会，制造一种假定他能为自己做决定的气氛。所以在访谈中当事人要做很多决定——说什么、相信什么、保留什么、做什么、想什么、给他的体验赋予什么样的价值。交流变成了一个提供不断练习做出更成熟和更负责选择的场所。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不同的说法间并没有尖锐矛盾。它们的强调点不同，但是也许所有这些观点都是不完整的，试图对我们研究甚少的经验做出描述。 基本假设的确定证据 要总结本章，我们最好回到基本前提，并检查它和治疗的联系以及和我们一般经验的联系。基本假设是关于个体能力的，个体有自我发动的能力，能建设性地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这个假设还没有被来自治疗领域的研究证据完全证真或证伪。关于临床经验，有些临床工作者宣称他们的经验支持这样的假设；有些对此抱怀疑态度的人宣称，在他们的经验中任何如此对当事人能力的信赖的有效性都是很可疑的。 在此种从科学观点来看令人不满的情况下，我们值得花费些时间来看看在治疗领域之外的其他分散的证据，这些证据与我们的假设有关。当然其他领域有不少的客观证据也有些经验证据。 在一项由李普皮特和其他人领导的对独裁小组、民主小组、松散小组的研究中发现，在民主小组中，领导者的角色是关注和容纳的，小组自己承担起责任，在生产的质量、士气、敌意的缺乏几个方面，民主小组的得分都超过其他小组。在松散小组中，没有稳定的结构，没有领导者的关注；在独裁小组中，行为是被领导者的愿望控制的。这两组的结果都不怎么样。虽然这项研究的人数数量很小，而且民主小组的领导者是真实的，而在其他小组中不过是进行角色扮演，但仍然值得思考。 很多年前，赫伯特·威廉斯做过一项研究，把一组品行最恶劣的青少年违法者聚到一间大教室里，正如所预料的，这些孩子的智商（平均82）和学习成绩都很低下。教室里没有其他设备，只是在一张桌子边有很多人读书，桌子上还有很多不同年龄阶段使用的课本。只有两条规则：一个男孩必须不断做事情，其他男孩不允许骚扰他或打扰其他人。这是一个提供了真诚的、有宽泛的现实限制的容纳情景，责任明显是交给了个体。只有在自我发动后才给予鼓励或建议。如果一个男孩做一些艺术活动，他就会得到支持，被安排到一个特殊的艺术班；或者如果他对数学或机械感兴趣，他就会被安排到这些主题班级。整个小组在一起4个月的时间，虽然有些人并没有全程待在小组中，但在这4个月中，教育成绩的测量表明，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年龄提高了11.2月，数学能力年龄提高了14.5月，其他科目的内容也相似。总教育年龄提高了12.2月，如果把中途退出、参加时间过短的3个人不算在内的话，教育年龄平均提高15.5月，超过预期4倍。这是在一个阅读和其他教育能力缺陷的小组取得的结果。 另一项研究是在战争期间对饮食习惯的研究，在勒温的督导下。发现如果小组是被演讲者催促食用某些肉类——如心、肾、脑——少数人（10%）会遵循建议。在其他小组中，组员们讨论了战争期间物质匮乏的情况，给了他们有关肉类的简单信息，随后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自己做决定。随访表明，这些决定大部分都得到了贯彻，52%的人确实食用了建议的一种或多种肉类，证明自我发动和自我负责行为比指导行为有效。 科赫和弗伦奇关于产业工人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报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些小组被分配了任务，任务已经精心设计好了，如何处理如何提高效率；另一些小组也分配新任务，但是允许组员们自己讨论、计划、实施任务以解决问题。后者生产力提高得更快、提高程度更高，保持了较高水平，而且士气明显高于设计好任务的小组。 调查研究中心在某保险公司对督导风格做了研究。把生产力和士气较高部门和较低部门做了比较，发现督导者的方法和人格显然不同。生产力较高的部门中，督导和小组领导总是首先关注工人，其次关注生产力。督导者鼓励小组成员的参与和讨论，小组决定与他们工作有关的事情。最终，这些高产出部门的督导者很少督察工作，而是让工人们自己负责。 其他工业研究虽然在本质上不那么客观，但结论与上述两个差不多。很多美国和英国不同地区的工厂都发现，当工人们被信任他们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他们的效能和士气都会提高。 除了来自工厂的证据外，关于这个主题还有显著的社会经验。利连撒尔描述了在TVA计划发展中利用小社区的自我指导能力的方法。在另外的问题情景中，在训练潜艇攻击力时，卡尔森将军非常信赖个体的自我指导能力，发展了有名的卡尔森突袭队。 处理青少年违法者也有类似的经验。肖发展了针对违法的区域计划，当他们建立起小组力量时，发现是很成功的。如果领导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他能真诚地接受他人，放手让小组朝着真正的目标走去，结果就是违法者们的社会化。给匪徒、政客、酒店招待机会表达自己真实的态度，给他们完全的自由来选择目标，他们都会选择让小组向更加社会化的目标前进。以下情形则相反： 依靠社区外的人使协会或项目完成、计划、发展、管理并试图为社区制造变化的动机看来没有可能在未来取得成功，过去也是这样。这种程式在心理上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把社区的居民放到一个自卑的位置上，而且暗示着对他们的能力和他们对自己福利的关注的严重不信任。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忽略了所有社区的最伟大的资源，也就是说技能、能量及其他人自己拥有的资源……现在需要的是我们的信任，信任在合作基础上的社会自助的组织性和激励性。 在另一个领域——处理健康问题的领域——我们发现了相关的社会经验。著名的佩卡姆试验从另一个有利角度提供了研究基本假设的机会。佩卡姆中心是由一组生物学家创建的一个研究家庭健康和重组的中心。关于促进个人和家庭的健康和富裕，研究小组有很多经验，这些经验与理解心理治疗有密切关系。让我们首先听听处理医学检查的问题的发展： 另一个有关健康检查的显著特点需强调，提出的事实及其意义是用通俗的话向整个家庭说明。没有什么意见是自愿产生的。对外行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不寻求什么建议。但是对任何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来说——给建议是很重要的——这很困难。实际上“给建议”对处于权威位置的人来说是一种无法抵御的冲动，我们接着试着不给建议并且避免给人留下权威、有特殊知识的印象。就像一个组员说的，“医生就只告诉你该怎么站着”。从那以后让他们自己的知识决定该怎么做。这是个有趣的研究观察，并记录了人们随后的不同行为（经常要牺牲其他方面），家庭智慧被发动起来研讨检查后告诉他们的事实。很少是个人而是整个家庭对检查结果做出反应。这种结果的出现与我们使用的一种技术有基本关系，因为它给了家庭一个机会来练习深藏的责任感。这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新的环境下对满口蛀牙的随便态度会改变，但的确发生了；为什么对无用的超重沾沾自喜的态度会改变，但的确改变了。改变的结果是对个人和家庭都带来了显著利益。实践发现，检查者以做出结论的态度指导、给出建议的话，被检查者家庭经常会没有行动；而把结果留给个体及其责任感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会采取行动。这些行动表现一种长期暂停的功能的锻炼。在这种功能的运用中促进了健康。负责任的功能当然也不例外。 在这种处理下，在对个体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和权利的深层尊重的情况下，90%有障碍的人去治疗了。 基本假设不仅仅在与健康活动有关的事情中是有效的，其核心目的是给家庭机会重新创造生活和丰富生活。对这个朝向现实目标的经验描述与当事人中心疗法理论的思维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类似： 我们的问题是“街头汉”。他是一个没有自我驱动力的人。因为他缺乏动机，他看起来没有什么自我资源。要吸引他到任何组织就已经足够困难了。而要把他留在这些组织内又是另一个问题。因为他告诉大多数人他是最值得研究的，任何社会组织的成功都要依靠他。 一开始，鼓励人们去做事情的实验方法是基于这样的假定，一般人们都喜欢效仿更优秀的人。表现出更高、更完美的技能会刺激起模仿的能力并导致行动。我们发现这种方法没有用，试验不支持此假设。 根本上，个体仅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能力并相应地行动。他们可能会崇拜甚至嫉妒外在标准，但是当他们不会使用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即便有刺激也没有用。超过他们能力的技巧让他们害怕，这阻止了而不是吸引他们效仿优秀的人。“老师”的状态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自信。我们头18个月工作的失败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个体，从婴儿到老人，愤恨由别人或权威通过训导、规则、建议呈现给他们的任何东西，或不愿显示出对这些东西的任何兴趣（即便非常“中性的观点”也有权威的味道，这让我们的召集工作更加缓慢）。 然后我们仅仅提供一种利于采取行动的环境——给人们一个机会去做事情。虽然有些慢，但是人们肯定会抓住这些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来发展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行动的手段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必须为自己做主。研究者类似售货员或教师的声调会让潜在的使用者害怕。 这个事实怎么反映到组织和就此材料的试验观察的机会上来？ 提供成员做事的机会后，我们发现我们应该让他们自己使用这些机会。对行动的出现我们学会了采取旁观的态度。我们这边的任何不耐烦转化为帮助的话，都会扼杀他们的努力——我们自己不得不在自我内心培育出越来越多的耐心。除培养耐心外，另一个选择当然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出现的强迫，最常见的方式是劝说。但我们对自发行动的根源有基本的兴趣——所有生物学家都必须有此兴趣——即便是激发行动的设施，我们也必须抛弃。甚至是诱惑这种最轻微的强迫形式都不起效，因为人们，就算是孩子，都知道胡萝卜对他们有什么意义。至少我们已经超越了蠢驴！ 我们不是说团结、组织、规则、系统、训导、权威、建议是不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抛弃了这些东西的人有什么错。我们不是传教士，要让人们板依这些东西，而是要寻找事实中真理的科学家。 今天的文明在寻找一种社会倾向，通过某些外在的权威比如说宗教、文化教育、警察等来建立一个系统。生物学家认为，起源于组织生活的规则可保持环境平衡。然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环境中各分支力量的自由性，以便让我们研究的材料中有的规则发挥作用。我们关注的是，在那种力量平衡中，哪一种自然而然地维持了我们研究的生命形式。 本中心是第一个人类生物学研究的实验站。它提出这些问题——什么样的环境能让人类发挥出完全的功能（也就是在健康方面）；完整功能的发挥会对人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倾向（也就是在社会方面）？ 显然中心的研究人员这边有让人们成为他们自己的基本意愿——即便研究人员的价值观并不相同。让人自由选择或抛弃我们认为“需要的东西”，要求一个内在质疑的基本态度，这对生物学家来说不比心理学家更容易。正如下面所说： 他们很快来感谢科学家的关心，科学家关心的是他们使用和发现他们自己的最大能力来达到和维护健康。而且，他们来是要开展他们的活动并且建立新的自我服务点，他们中很多人逐渐地变成了机构中的重要成员。 没有试验科学家的根本准则——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本质拓展的话，观察者很难保持主动的被动性。在人类生物学中这一点体现在行动会使问题复杂化，但不要让问题发展到超出解决能力之外。 环境的生物学需要迫使我们让成员们自我管理，激发他们自己的活动，他们自己的事物规则。我们没有规则、条例或任何其他对行动的限制，只不过有一张很灵活的时间表。18个月内，表面上的混乱和失调很快变化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一点即便对我们这些外来者也是很明显的，一位即将离开的人说，中心的生活就像大自然允许河流根据地貌形成自己的河床及沙滩一样。 在这个社区内我们看到了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同类假设的效果。这个假设不仅仅是针对当事人的，同样是针对领导者的。 这些收集自不同领域的证据有统一性吗？这些事情，比如人们是否应该吃肾，工厂的车间该如何运作，和我们的心理治疗有什么相关性吗？我觉得有。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些完全不同的研究和经验的核心线索，就会发现它们可以总结为一些“如果……那么”的陈述： 如果个人或小组面临一个问题， 如果作为催化剂的领导者营造一种容纳的气氛， 如果真正把责任放给个人或小组； 那么，就会产生负责的和适当的对问题的分析， 负责的自我导向就会发生，就会有与其他方法比较起来更优越的创造力、生产力和产品质量，就会有个体和小组的士气和自信的发展。 本章的核心假设，即当事人中心疗法治疗师的功能基础是一种已经和正在被其他种类的人际关系调查的假设，无论哪个领域的与之有关的证据都有着显著的、正性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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