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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中心治疗：实践、运用和理论（5）（选）
第五章 三个其他问题：移情、诊断、适用性（选）
这一章的写作目的是希望能提高各治疗学派间的沟通。我们的经验发现，其他治疗流派的真正的治疗师经常对能从当事人中心疗法中学到什么东西很感兴趣。作为学习的方法，他们会问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一些对于他们来说极为重要的概念的看法。而由于他们得到的答案就他们的思维模式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自然得出结论，当事人中心的观点是愚蠢的、浅显的，或者对给出这些答案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也是不值得研究的。 本章就是要试图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可以说本章讨论的问题对当事人中心疗法来说并不是特殊的问题，对学习当事人中心疗法的人来说也没必要对这些问题特殊对待。这些问题对接受了其他治疗流派培训的治疗师来说是特殊的。 最常问到的三个问题，答案也让人感觉荒谬的是：“你怎么解决移情的问题？”“你的治疗用什么方式来建立诊断？”“在什么情况下当事人中心疗法是适用的？”而答案是：“移情，作为一个问题，没有出现。”“诊断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也许当事人中心疗法适用于所有的案例。”接着提问者的血压可能升高，但几乎没有进一步的沟通了。如果这些问题的每一个都能得到详细的讨论，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 移情的问题 移情的意义 对心理分析的治疗师来说，移情、移情关系、移情神经症的概念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们几乎是治疗师治疗思维的核心。 对我来说，把我自己放到分析师的思维中，以他的角度来充分理解这些概念不是太容易。但是就我所能理解而言，我会把移情总结为对治疗师的态度的转移，这些态度，更有理由看做本来是指向父母或其他人的。这些爱、恨、依赖等等的态度，被分析师看做是当事人基本态度和冲突的表达，而心理分析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这些态度的分析。因此，处理这些移情态度是分析师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费理彻指出：“相对来说，理解病人话语后的潜意识内容，是分析师工作最简单的部分。处理移情是最困难的。” 要检查我们对移情及其处理的理解的精确性，这里需要简短地引用来自精神分析权威的某些文献。弗洛伊德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此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总结： “移情”的意义是神经症者的一种惊人的习性。他们对他们的医生发展出情感的关系，这种联系既有爱也有恨的品性，是建立在现实情景基础上的，但是起源于他们和父母的关系（俄狄浦斯情结）。移情是成人没有克服他们既往的、儿童般依赖的证据；它和被命名为“暗示”的力量保持一致；而且只有学会了使用移情，医生才能够引导病人克服其内在的阻抗并消除他们的退行。故此分析式治疗担当起对成人再教育的任务，就像纠正他们童年的教育一样。 这是一个对移情的含义和分析师使用移情目的的一个简洁总结。 费理彻描述了分析师处理移情态度的方法： 治疗师对移情的反应和他对病人其他任何态度的反应是一样的：解释。他看到病人态度中的潜意识冲动的衍生物，而试图向病人展示它。 在移情框架内或移情框架外的系统的、持续的解释工作，能被描述成：教育病人持续地产生更少的歪曲衍生物，直到他根本的本能冲突被认识到。 当事人中心疗法中的移情态度 我们回顾临床经验和检查录音案例时发现，强烈的移情态度只在相当少的案例中出现，但是这种态度在大多数案例中有某种程度的发生。 很多当事人对咨询员的态度是适度的、现实的，本质上不是移情。这样的当事人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些担心；可能会在早期的访谈中感到愤怒，因为他没有得到他希望的指导；在他端正自己的态度的时候，会感受到与咨询员温暖的友好关系；在他带着感激的态度离开治疗时，这种感激是感激咨询员提供了一个让他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而不是依赖的、强烈的感激；他可以在治疗中或治疗后在社交或专业场所遇到咨询员的时候，不带着超乎他们正常关系的情感。这是大多数，也许是绝大多数的当事人对咨询员的情感的描述。如果移情的定义包括了对其他人的情感，那么这就是移情；如果移情的定义仅仅是把婴儿的态度转移到不适当的、现存的关系中，那么如果有人有任何移情存在的话，也只是微乎其微的。 不过，也有很多案例中，当事人显出对咨询员更加强烈的情感态度。有些人会有强烈依赖咨询员的欲望，伴随着内心深处的爱；有些人会害怕咨询员，这种害怕与对权威的害怕是类似的，毫无疑问，一般来说，这种害怕与对父母的害怕是有联系的；有些人会出现旁观者看来超乎现实体验的敌意；有些人，在某些情况下，会表现出爱，渴望当事人和咨询员之间有爱的关系。 那么，一般来说，在当事人中心疗法治疗师处理的案例中，有不同程度的移情的存在，并占据了一个可观的比例。从这方面看，所有的治疗师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态度。而对如何处理这些态度，产生了差异。在心理分析中，这些态度发展成为治疗的核心关系。弗洛伊德如此描述： 在每一个分析式治疗中，会出现……病人和分析师之间深刻的情感关系……其特性可以是正性的或负性的，可以从完全感性的爱的激情到放纵的蔑视和憎恨。这种移情……在病人的头脑中很快被置换为治疗的欲望，并且，只要它是充满爱意和适度的，就可以成为医生施加影响的工具，与分析工作齐头并进……（如果）转化成了敌意……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它会让病人联想的能力瘫痪，并威胁到治疗的成功。而想要避免它是无意义的，因为没有移情的分析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这种卷入的、持续的、依赖性的移情关系没有发展的倾向。咨询员们治疗过的成千上万的当事人都和笔者保持着个人联系，只有很少一部分经当事人中心疗法治疗过的当事人发展的关系和弗洛伊德所说的匹配。大多数情况下对这种关系的描述是非常不一样的。 当事人中心疗法对移情态度的处理 这种没有深层移情关系的治疗的可能性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有效的短程治疗的可能性取决于是否有可能进行治疗而不带有移情关系，因为移情情景的解决一律需要漫长的时间。没有这种移情关系，治疗可以进行吗？ 如果我们认真来看某些访谈的材料，也许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的某些要素会更清晰一些。基本的问题是：虽然移情态度在很多非指导治疗的当事人中存在，那些没有进入移情关系或没有移情神经症的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或者不需要这种关系的治疗是如何发展的？ 如果我们浏览少数有移情态度的案例中的一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下面是一位年轻的已婚妇女达太太的第五次访谈的录音资料。在以前的访谈中，她提到了她感觉内疚： 当事人：哦，我做了一个有趣的梦，我都有点恨自己在做梦后醒过来。…… 咨询员：你说都有点恨自己在做梦后醒过来？ 当事人：唔-嗯（笑）。 咨询员：这对你来说有太多东西了。 当事人：是。哦，我上星期五晚上梦到，唔，我去纽约见你，而你忙得要命，在办公室里跑出跑进，你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最后你走过来对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给你了。你的故事太肮脏。我——我不能被打扰。”接着你继续在房间里跑进跑出，我只是跟着你。我不知道，呃，该做什么，我感觉非常无助，同时我感觉非常羞耻，为你说的事情感到震惊。 咨询员：嗯。 当事人：而且——从那以后，这个梦就一直跟着我。 咨询员：这有很多的现实性。 当事人：是的。 咨询员：你感觉到我好像把你的情况判断为非常、非常坏的。 当事人：是这样。你在——我准备好了接受审判，而你就是法官，而且——（停顿） 咨询员：判决是有罪。 当事人：（笑）我想就是这样。（笑）就是这样的。我看不出我怎么能回到那个情景中。我是指那个环境，你已经审判了我，那么我真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咨询员：嗯。 当事人：除非是其他的事情。而且，哦，它还没有离开我。我一直都常常想起这件事情。 咨询员：你感觉你在被审判。 当事人：是啊，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啊——对了，当然我有可能是把我自己的想法传给了你，所以，哦，我对此一点都不怀疑。这是不能改变的。这就是有罪的。我认为我在用自己的方式审判自己。 咨询员：嗯。你感觉也许你就是那个法官，真的。 这是一个移情态度的例子。咨询员没有在以前的访谈中评价当事人的行为，也没有感觉到对当事人的行为有评价的态度。但是当事人把负性评价的态度投射到咨询员身上，而对这些投射的有罪谴责感到恐惧和羞耻。 咨询员处理这些态度就像他处理指向其他人的态度一样。把费理彻的话解释和调整到这个路线，可以说：“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对移情的反应与对当事人其他态度的反应是一样的：他尽力去理解和接受。”正如在这个片断中看到的，接受让当事人认识到这些感觉在她内心深处，它们不在治疗师那里。 为什么这会完成得如此快速和如此轻松？一个原因是咨询员抛开了日常交流中的自我，让投射失去了基础。4次访谈中，当事人体验到的都是理解和接纳——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证据表明咨询员在判断她、诊断她、科学地评测她、在道德上审判她。没有证据表明咨询员对她做的事情——她的行为，过去和现在的；她选择讨论的主题；她呈现这些主题的方式；她的无法表达自己；她的沉默；她对自己行为的解释——赞成还是不赞成。相应地当她感觉到咨询员把道德判断传递给她的时候，这种感觉也被接受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投射得以维持。所以投射必须被认识到是来自她自己的，因为她的感觉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这不是来自于治疗师，而情景中完全的威胁的缺乏使坚持感觉中的挑战显得没有必要。所以，几分钟后她离开了移情态度，从“我感觉坏因为你认为我坏”变成了这样的感觉：“我在对自己进行审判，而且想把这些想法转移到你那里。” 进一步的例子 也许从另外一个案例来的两个片断可以强调这个类型处理方式的解释。这是另一个年轻已婚妇女，埃特太太，她体验到了自己生活中各方面的冲突，下面的材料来自第10次访谈，访谈头几分钟的对话也给出来了。 咨询员：（友好的）嘿，今天怎么样？ 当事人：啊，我是要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呢（笑），还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 咨询员：当然是由你来决定了，你想说的任何事情你都有自由说—— 当事人：哦，当我说—— 咨询员：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事情，除非你自己想说。 当事人：好，我的确想说说，否则我不会问这个问题。和这有关的是，在我来这里之前，我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我的确很生气，恨不得打你，你知道。啊，当然了，接着在我来这里之前，我理智了一些，我想我能理解为什么我对你如此生气。首先，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生气吗？啊，我生气是因为我觉得整个事情都是一个骗局。我的意思是，现在我很坦白了，我想——至少我那个时候认为，来这里说啊说的主意不太好，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只要你花些时间或工夫找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 咨询员：看起来这是个骗局，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这些事情。 当事人：是的，我说这个的意思不是对你个人的不友好，而是因为我想自己解决这些事情，(咨询员：嗯。)我没有抱怨你的意思。 咨询员：这是你非常真实的感觉，也是你为什么要说出来的原因。 当事人：是的，是的。我想这可以让我整理清楚，为什么我会来这里，或者，你知道。我有个感觉，这种事情和很多地方普遍发生的很多事情并没有多大不同。他们提议，你听说过了，是吧？人们提议说，一美元一小时，或两美元，他们就会坐下来，听你说话。 咨询员：只是听你的麻烦事情。 当事人：你去到那里，当然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去到那里，坐下来，你对着一个人说啊说，和你坐在一起的人发出些必要的倾听或赞同的声音而且，啊，从来不妄加评论，时间到了你走出去，付给他们两美元。啊，当然坐在那里听你讲话的人没有你这样深厚的背景和与这个领域有关的教育。他们没有做过长期的研究，但是他们能够把同样的事情做成功，对我来说，因为这几乎就是同样的事情。换句话说，我觉得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因为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我知道你这么做了，达到你现在的水平，但是你看，我正在告诉你，我的感觉是这对我没什么好处。但是当我对自己说出这些，我就在上楼的时候用各种各样的话骂你。(咨询员：嗯。)我发觉我不想做咨询的原因是和我每次来这里的紧张感和焦急感有联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总是会变得战战兢兢。(停顿)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正在面对我不想面对的某些事情。我自己把事情说个明白。 咨询员：嗯。所以你对事情的感觉是，为什么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只是听着你说而已，你感觉到这是一个骗局，你认识到这些感觉可能有一部分是与你对不得不面对内心的事情感到的愤怒和恐惧有关。 当事人：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感觉。当然了，要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骗局的话——我的意思是——世上常见的那种骗局，我不会来这里，我是那种喜欢怀疑，非常喜欢怀疑的人，我一般不会参加什么东西，除非我从各个角度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所以我来这里这件事情就意味着这不是一个骗局(笑)，就像我所关心的，你明白。 咨询员：至少这意味着你的感觉是混杂的。我是指，如果你非常肯定这是个骗局，你就不会来了。 当事人：是，就是这样。 注意，跟随前面片段的模式的变化过程是多么清晰。当事人对咨询员感到愤怒，因为咨询员什么也没做，只是坐在那里倾听。但是这里，也显示出愤怒的不够充分的现实基础，所以她有必要在她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她发现了原因，她在进入咨询时战战兢兢的原因是：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正在面对我不想面对的某些事情。 同样这位当事人第12次访谈的片断进一步说明了这个解释，她试图把她的关系的意义用言语表达清楚，她使用了比较艺术化的词汇，而很多当事人很少能如此明确地表达。 当事人：顺便说一句，有些事情一直以来我都想问你。你坐在那里听我说话，听我那些毕竟不是太重要的烦恼，你对来找你坐下来、说出他们整个故事的每个人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你和他们一起经历那些事情吗？或者你只是很好的聆听者？或者这并不是我该问的问题？ 咨询员：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自己也对此讨论了很长时间。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听，这是很肯定的。(当事人：哦，肯定的。)它也是某些东西，啊，和别人一起遭受，我是指—— 当事人：啊，我的问题，它们是给某些人定了型的，而假设你不是这些人的一类，啊——好吧，我不知道，但它成为了一个问题，也是无关紧要的，真的。这真的无关紧要，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可以从录音上抹掉它。啊，我对你的感觉，不是很特殊，但是很有趣。毕竟，我告诉你的比我告诉任何人的都要多。一般来说，当你告诉别人一些私人的事情——在那之后你会开始有些不喜欢那个人，因为你认为他们对你了解得太多，而你对他们有些害怕。我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而我对你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是指，你是——这几乎是非个人的。我喜欢你，当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应该喜欢你或者为什么不应该喜欢你。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有和别人有过这样的关系，我经常考虑这种关系。 咨询员：这真的和大多数关系非常不同。 当事人：噢，是的，但是我的——我不能说我们的——因为你没有给我什么，而让这种关系变成我们的——我和你的关系是醉人的。我享受它因为它是这么纯洁，啊，非个人化的，无性的、每件事都是平稳的。你就像是个救生圈一样。 咨询员：有更多的稳定感，不知道为什么。 当事人：哦，是的。我对和你在一起的三刻钟感到很满意，我走出去后还会想到你，我没有好奇心。哦，是的，我的确对你有些好奇，当然是对你的背景了，不过没有我对别人的好奇心那么强。在这方面，我是指我对你的感觉好像是要确认什么东西，或者不管你怎么命名这种感觉，嗯，这种感觉是非指导治疗，是好的、正确的，否则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持久的，嗯，安全感。我猜想这就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咨询员：嗯。)我有一次梦到了你，但我记不住了。这不是很重要，我不认为——你站在那里就是权威的象征，我想。我想在那个时候我试着要想起你的赞扬或者不赞同。当我从这里走出去，每一件事情——我能感觉到的，我能想到的，很多次我走出去，我想我告诉了L先生什么。现在，因为他笑了。接着很多次我走出去带着得意洋洋的感觉，因为你对我评价高。当然与此同时，我有这样的感觉，呀，他一定觉得我是个讨厌的笨蛋或者和这差不多的东西。但是这真的没有，这些感觉没有深到让我能够对你形成一种看法的程度。(咨询员：嗯。) 咨询员：是不是这样，这里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啊，你没有现实的基础来知道我关于这件事情的看法，而这也许让你认识到这些态度在你内心，你随着它们变化？ 当事人：就是这样。而且，你设法在我的头脑中建立起一种东西。那就是我不能来找你寻求建议因为我不会得到建议，这很好，因为这样我就有种感觉我必须靠自己，而且哥们，我真的准备好战斗了。(咨询员：嗯。)当然带着这种感觉，我有一种把头往墙上撞的可怕的感觉——有几次我都变得—— 咨询员：有一点满意又有一点不满，这种感觉—— 当事人：哦，是的。因为我总是需要赞赏。我做每件事情都需要赞赏，所以有时候我想到当我敞开我的胸怀，我真正需要从你这里得到赞扬的时候，却得不到，我就会有些沮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条纪律。我是指——只要我关心，它的作用就像一条纪律，以致我不对任何人赞扬或不赞扬。我感觉非常安全，就像我是真正的我(笑)，没有伪装，什么都没有。 咨询员：这样你在这里可以成为真正的你。 虽然她急着发现某些评价的证据，但是当事人的话清楚表述出，某些她可以投射评价态度的行为还不能够 “对你形成一种看法”。 咨询员-当事人关系 这位当事人描述关系的话在两个方面与很多当事人的描述是相似的。这两个典型的方面用她的词汇来说是“非个人”和“安全”。 在治疗结束后当事人如此频繁地使用“非个人”来描述治疗关系是让人吃惊的。这显然不是指关系是冷酷或毫无生气的。看起来当事人试图描述的是，在这种关系中，作为个人的咨询员——带着自已的需要评价、反应的咨询员——显然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非”个人的。埃特太太的话“我的——我不能说我们的……我和你的关系是醉人的”在此深刻说明了，关系是以非常独特的感觉被体验为单方面事务。整个关系由当事人的自我组成，咨询员得个体化以便达成治疗的目的——“成为当事人的另一个自我”。当事人的愿望是把自己的自我暂时放到一边，以便进入当事人的体验，这让关系成为了一种完全独特的关系，和当事人以前的体验不同。 治疗关系的第二个方面是当事人感觉到的安全。这很明显不是来自于咨询员的赞同，而是来自于更加深刻的东西——完全的、持续的接纳。绝对确定的是咨询员不会有评价、不会有解释、不会有强迫、不会有个人的反应，这逐渐让当事人体验到这是一种无须防御的关系——当事人体验到这种关系是：“我可以成为真正的我，没有伪装。” 也许通过指出这种安全感所具有和所不具有的特性，这种安全感的基础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分辨。它被体验为从根本上是支持的，但是它本身不是支持的。当事人会感觉到有人在他背后支持他，有人在赞扬他。他的确感觉到有人因其所是而尊重他，有人支持他的意愿走他选择的任何一条路。这种安全感不是普通理解的“爱的关系”。在一般偏好判断的感觉下，当事人感觉不到咨询员“喜欢”他，而且正如上面的片断，他经常不确定是否喜欢治疗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喜欢你或者为什么不应该喜欢你。”因为没有能够证明这个判断的简单的证据。 但是这是一种安全的体验，其中自我得到了尊重，这种体验中需要当事人逐步确定，没有必要害怕即便是最微小的威胁或攻击。而这种基本的安全感不是当事人被告知他应该相信某些东西，不是他理智上确定的某些东西，而是他自己从外到内体验到的某些东西。 移情态度的消失 这种与另一个理解、尊重的人的关系中奇怪的、独特的安全感体验，对移情态度会有什么影响？看起来所发生的事情与所有其他不现实，与当事人带出来的敌意、爱、恐惧的态度是平行的。在这种关系中，当事人的体验似乎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感觉和解释现实的方式。但是在这种关系中，我没有必要维护这种解释，我能认识到有其他的我意识没有承认的，或者承认但是解释不准确的感觉证据。”当事人开始意识到以前没有接受的体验；他也意识到事实上他是体验的察觉者和评判者，这个事实和治疗的核心很接近。达太太认识到她有审判自己的感觉，埃特太太认识到她害怕看她在内心发现的东西。当这些体验组织成一个和自我有意义的联结时，移情态度就消失了。它们不是被置换了。它们不是被升华了。它们不是被“再教育”。它们就是消失了。因为体验被再次感受，而这种再次感受的方式是让这些体验无意义。这有些类似于我用眼角瞥着一架飞机的飞行，发现它就像一只离我的脸不到儿英寸的昆虫飞过，一种体验消失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占据了它的位置。 一个极端的例子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以上给出的例子不是非常典型的移情的例子，而只是比较温和的例子。但是有证据表明，即便是最极端的移情，也可以适用同样的原则。下面的片断来自于一位30多岁的独身女子堤尔小姐。她感到极度困扰，根据外在标准来看的话，她可能会被诊断为精神病。要强调的是在一般的社区咨询中心，这样的态度是很罕见的。在访谈过程中，这位女子总带着深深的内疚感，很多都是围绕着和父亲的乱伦。她完全不能确定是否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还是只存在于她的头脑中。一些简短的片断会给出一个这种移情态度的深度和咨询员处理方式的大致概念。这个总结材料来自咨询员的笔记，不同寻常的是，它是完整的，因为当事人说得很慢。不过，它还是缺乏录音材料的完整的精确性。 （第9次访谈） 当事人：今天早上我把我的外套挂在办公室的那边而不是这边。我告诉过你我喜欢你，我害怕要是你来帮我挂外套的话，我会转过身来吻你。 咨询员：你认为这些爱的情感会让你吻我，除非你能够保护自己不受情感的支配。 当事人：哦，我把衣服挂在那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希望依赖——但是我想向你显示我不是非要依赖。 咨询员：你既希望依赖，又想证明你不是非要依赖。 （访谈结束前） 当事人：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人，但是我对你说了。这不仅仅是性。这超出了性。 咨询员：你真的感觉到你对我有很深的亲密感。 （第10次访谈——访谈结束前） 当事人：我想情感上我会为了性交而去死，但是我为它什么也没做……(在这些片断中，省略号代表有些材料漏记了。)我想做的事情是和你性交。我不敢问你，因为我害怕你会是非指导的。 咨询员：你为此感到十分紧张，而且很想和我发生关系。 当事人：(沉浸在情绪中，最后)我们能来做些事情吗？这种紧张太可怕了！你想释放紧张吗……你能给我一个直接的答案吗？我想这对我俩都有帮助。 咨询员：(温柔地)答案是“不”。我能理解你有多么失望，但是我不愿意做那件事情。 当事人：(停顿，放松的表现)我想那会对我有帮助。只有在我心烦的时候我会喜欢这事。你很坚强，这也给了我坚强。 （第12次访谈） 当事人：（沉默两分钟。接着开始用生硬平坦的语调说话，和她平常的语调不一样。不看着咨询员。有很多的重复，下面的记录给出了主要思想）你感觉我想来，但是我不。我不会再来了。这对我没什么好处。我不喜欢你。我恨你！我希望你根本就没有生下来。 咨询员：你恨我恨得很厉害。 当事人：我想我会把你扔到湖里面去。我会把你砍碎！你以为人们喜欢你，但是他们不……你以为你能吸引女人，但是你不能……我巴不得你死! 咨询员：你憎恨我，而且你真的想把我除掉。 当事人：你以为我父亲对我做了坏事，但是他没有！你以为他不是个好人，但是他是！ 咨询员：你感觉我完全错误地转述了你的所有想法。 当事人：……你以为你可以让人们来告诉你一切，你以为他们会认为他们得到了帮助，但是他们没有！你只是喜欢让他们受苦。你以为你可以把他们催眠，但是你不能！你以为你很好，但是你不是。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咨询员：你感觉我真的喜欢让他们受苦，并且我没有帮助到他们。 当事人：你以为我不够直接，但是我直接。我恨你。我得到的一些都是痛苦、痛苦、痛苦。你以为我不能指导我的生活，但是我能。你以为我不会好转，但是我可以。你以为我有幻觉，但是我没有。我恨你。(长时间停顿，靠在桌子上，精疲力竭的样子)你以为我疯了，但是我没疯。 咨询员：你很肯定我以为你疯了。 当事人：(停顿)我很累，但是我还是不能放松。(失望的语调，眼泪，停顿)我有幻觉，我必须消除它……(继续谈论她深层的冲突，说出她经历过的一个幻觉，声音非常紧张，态度和开始非常不同。) （访谈后期） 当事人：我知道在办公室我必须消除这些东西，我感觉我能来这里告诉你。我知道你会理解的。我不能说我恨我自己。这是真的，但是我不能说出来。所以我就把这些丑陋的东西说成是你的。 咨询员：你感觉到你自己的东西你不能说，但是你能把它们说成是我的。 当事人：我知道我们走到了最低点。 这里有一次，在非常深刻的材料中，当事人认识到了她所持有的对别人的态度，以及她附加在这些态度上的品质，是驻扎在她自己的观念中，而不是在她态度的客体中。 关于移情的临床问题 我们的一个基本临床经验是，可以说有经验的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很少会对指向他的爱或恨的情感感到难处理。（开始做咨询的咨询员可能和处理指向别人的情感比较起来，这些情感较难处理一些，但是随着他对他的假设的确信的增强，这会消失。）最难有效处理的态度是被称为“攻击性依赖”的态度。当事人确定他不能自己做出决定或者管理自己，坚持由咨询员接管他，对此类的当事人的咨询我们有时候是成功的，但不是经常成功。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一般在访谈的早期就显露出来。当事人感到愤怒或有敌意，因为他没有发现他期望的，而且感觉不到这种不满足的愤怒得到了理解。相应的，咨询员如果在此时背离了完全的尊重、理解和接纳的话，就要为当事人在一两次后就结束治疗负责。不过在这样的案例中，如果当事人传递出这种早期的观点而没有结束的话，那么治疗就会和其他案例的治疗过程一样有效。然而，在我们能够为这一类当事人成功地提供一个他能使用的帮助环境之前，显然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也许重点是态度而不是技术。 依赖性移情如何发展 至今我们已经讨论了为什么依赖性移情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得不到发展的原因。如果我们对相反的问题——依赖性移情是如何产生的——有一个清晰理解的话，我们就更有把握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可靠答案来自于这种关系发展的方向。无可置疑的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不同咨询员的录音材料，我们就能够研究这些材料，发现依赖性移情开始或增强的至关重要的阶段。根据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我们只能提出问题，形成一些临时假设。 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咨询员对当事人的评价造成了这种依赖？”这里使用的评价一词是广义的，包括所有被当事人体验为“这已经对我做出了评价”的事情。所以它不仅仅包括了道德评价（“我不知道你这样做是否正确”或“有这样的性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对个性的评价（“你的能力只发挥出了25%”或“你可能有些强迫倾向”），也包括了对原因或样式的评价（“我想在那下面的是不是对你母亲的敌意”或者“也许你真的感觉既被他吸引，又恨他”）。在这个广义评价下，很多访谈技术——解释、对某方向的探寻、宽慰，批判、赞扬、客观描述——都会被体验为某种程度的评价。是这种被评价的体验带来了依赖吗？这看起来是一个有道理的前提假设，因为当事人中心疗法和其他治疗的最显著的不同就取决于咨询员评价的量的不同。我们发现这一点正反面的证据都有。反对这个假设的理由是传统的咨询中大量使用了评价，但是依赖只是偶尔出现。阿德勒派的治疗就是这样的。在心理分析的领域中，我曾经有机会调查了7个分析师的录音访谈。除了一个以外，其他人都有很大一部分这样定义的评价。而显然所有的案例中都有依赖移情的关系，即便那个很少评价的分析师的案例中也是如此。所以这种假设看起来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因为评价在有移情关系的情况下和没有移情关系的情况下是同样存在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依赖在被期待的时候出现的。当然这种期待是有明显不同的方向的，而治疗师的期待毫无疑问是以潜在方式传达了的。故分析师对自由联想的强调可能传达了对依赖的期待。事实上建议病人避免对他所说的东西的责任感，正如费理彻说的，“千万不要主动”，会倾向于提示另一个人会在这种情况下为他负责。而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则完全相反，他尊重每一位当事人的意见的存在，在那个时候，即时出现的自我负责的表达会存在，而治疗师会毫无疑问地传达出对独立的期望，而不是对依赖的期望。 反对这种假设的事实是，有时候在心理分析中，即便治疗师期望，依赖移情也不会出现；而不期望依赖的非指导治疗师会发现，如果他开始变得有解释性或评价性，依赖会发展得非常迅速。 对我来说，对这种困境的一条线索可能在于以下类型的假设。当当事人受到评价，并且根据他自己的体验开始清晰地意识到，这种评价比他自已的任何评价还要准确，那么自信就崩溃了，而依赖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当治疗师被体验为“知道我比我自己知道的还多”，那么当事人就无事可做，只能把自己生活的激情交付给那双更加有能力的大手。这会伴随着放松和喜悦的舒服的感觉，但同时也会伴随着对那个重要的人的怨恨。这种依赖关系是否被治疗师认为是治疗过程的需要取决于他持有的治疗理论。不过达成共识的是，一旦这样的依赖关系发生，那么让病人再次感觉到有自信来控制他的生活，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指出为什么这种暂时的假设看起来是一个可能的理由。在战争期间，一个没有受过多少培训、相对来说没有多少经验的咨询员试图帮助一个擅离职守的士兵。治疗师在简短的对话中发现，擅离职守的行为出现是因为这个士兵面临着复杂的婚姻难题，他的妻子和岳母都卷入了。对后者他充满了敌意并恶语谩骂。咨询员就整个情况向他提问，在几次访谈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岳母实际上是环境中的建设性因素，士兵对她的态度既让人遗憾又是不恰当的，如果他能改善和岳母的关系，整个婚姻都会改善。咨询员向士兵展示了这一切，建议他写一封友好的信给岳母等等。士兵断然拒绝了这种对情况的解释，并拒绝写信。 这就是某些指导咨询的操作方式。给当事人的评价，远远比他自身的要充足。这种评价不但没有被体验为充足的，而且对个体的自信的增强没有功效。日常生活中上述的案例可能会在这一点结束，当事人会离开，因为他既不接受评价，也不接受建议。 然而，这件事情仍然继续，因为士兵在哨所里，他不能离开。在进一步的讨论和劝说后，士兵最后还是给岳母写了一封治疗师所建议的那样的信。他根本没有信心这会有什么帮助。让他很吃惊的是，他收到了来自岳母的友好的、有建设性的信，同时也收到了来自妻子的信，两封信都减轻了婚姻情况中的紧张，对重建婚姻开放了可能性。当事人非常高兴，咨询员也一样。几周内咨询员的高兴变成了困惑。他发现那个士兵很多问题、很多事情都来找他。士兵要求咨询员每分钟都为他琐碎的事情做决定。咨询员想甩掉士兵的时候，他感觉到怨恨和受伤害。真正的依赖关系发展起来了。 在这位天真的咨询员浮躁的努力中，我们发现了存在于任何移情关系中强烈依赖的基本模式。当事人发现治疗师对他和他的关系的认识比他自己的还要好。这不仅仅是当事人这边的理智的观察，而是某些直接的体验。一旦这被体验到，那么显然的结论就是，那个被感觉到有更好理解力、更好预测行为的能力或诸如此类的人，应该成为控制者。相应的基本的正性依赖性移情就会产生，带着强烈感情的关系就会构成，因为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也有相应的负性情绪的可能性，因为当事人会为至少是暂时卷入的独立的自我感的丧失感到愤恨。 还有另一个假设可以总结移情关系的发展。也许当当事人越来越深地探索自己时，对自我的威胁倾向于有必要把这些威胁投射到另一个人——治疗师身上，就像堤尔小姐的案例一样。内在的威胁感也会使当事人有必要体验到更多的依赖感。有利于这种假设的事实存在于我们在长期案例中的发现（其中很多有更深的自我重组），其移情态度更加频繁和明显。不过，这种解释仅仅涉及了当事人这一边的问题和移情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即便在这些案例中，我们的经验和那些体验过移情关系的经验也是不同的。 总 结 如果把移情态度定义为存在于其他关系中的、不适当地指向治疗师的情绪化态度，那么显然在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咨询员处理的案例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明显的移情态度。精神分析师和非指导治疗师处理这种态度的方式和他们处理其他情绪的方式是相同的。对精神分析师来说这意味着他会解释这些态度，通过评价建立起有特征的移情关系。对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来说，这意味着他试图理解和接受这些态度，接着这些态度倾向被当事人接受为他对环境不适应的感觉。这样，当事人和治疗师之间的情绪化的依赖关系总是变成成功地分析治疗关注的核心和焦点，而对当事人中心疗法来说却不是这样。在后者，当事人对植根于他内心的态度和感觉的认识才可以说是治疗的核心，而不是他态度和感觉的客体。换句话说，意识到自我作为察觉者和评价者是自我重组过程的核心。 在努力进一步探索移情态度和移情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某些临时的假设。移情态度最可能发生在那些从带到意识中的材料中体验到了对自我组织的威胁的当事人。真正的移情关系是当事人认为别人对他自己的理解比他自己所能做的还有效。 诊断的问题 心理治疗是否应该建立在对当事人的彻底的心理诊断之上？这是个复杂的、令人困惑的问题，至今没有被任何治疗流派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这一部分尽力分析某些要素，从当事人中心疗法的观点形成一个临时的答案。 不同的观点 任何这个讨论的背景都是躯体疾病的治疗思维，躯体诊断是治疗的必要条件。医学对器官疾病的大幅度发展是建立在精确诊断的充足方法的发现、分解、细化的基础上的。很自然的，人们会假定对心理困扰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方法。 已经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假定不是真的。有些治疗师真的坚持，“除非有精确的诊断，否则不可能有合理的治疗计划和实践”。毫无疑问，这种教条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在各种心理治疗的学派中，对诊断过程重要性的强调正在降低。很多分析师和精神病学家——特别是那些受到兰克思想影响的——更乐于不带着诊断研究而开始治疗。更明显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各种流派治疗师，即便是做诊断研究的，普遍赞成这种说法。那就是：“治疗开始是建立初次的关系，在进行的过程中逐步得出诊断。”没有必要再指出，对这种说法的赞成意味着，在治疗师的心中治疗不是建立在诊断之上的。至少治疗的某些部分可以在知道诊断或原因之前先开始。 在这种普遍倾向中，当事人中心疗法是其中的一个极端。据它的观点称，心理诊断一般被理解为对心理治疗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实际上可能对治疗过程有害。 要理解为何会有这样有争议的观点的存在，让我们首先深刻考虑躯体疾病的已证明的有效性之下的某些原则。一致公认的是下面的陈述代表了躯体诊断的假设和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是已经得到证实了的： 1.每一种器官的状况都有先在的原因。 2.如果知道原因的话，对条件的控制就是可行的。 3.对于原因的发现和精确描述是科学研究的一个理性问题。 4.这种研究最好是由一个有科学方法和各种器官状况的知识的人来引导。 5.原因被分辨和发现后，通常是可以通过使用的材料和力量来逆转或改变的，或被诊断者或其专业助手来处理的。 6.在这种意义上，对原因因素的改变必须建立在对病人控制（如有心脏病时要节制饮食、减少运动等等）上，必须对病人进行教育，以便病人对整个情况的看法与医生保持一致。 显然心理诊断在某种程度上对心理治疗是有必要的，但是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假设和这个基本原理在心理领域中对情境是真实的。这里我们发现治疗师却是不同的。 一方面那些认为心理诊断也是理性研究的一个问题的人是最容易被更加客观的专家引导的。也许他们也会同意，把不同诊断和不同治疗联系起来的工作很少有人做，但是他们却认为这是有效的治疗过程必不可少的。 作者很同情这样的观点，并认为这种假设的丰富、发展和利用对临床进步很重要。在早期一本著作中，作者基本上同意这样的观点，并且努力要建立起这样的标准和条件，让对儿童的躯体和情感状况的治疗的操作可以有引导性。在某些领域，诸如养育家庭的处方，这种治疗开始获得一些明确的科学基础。比如说，有“x”综合症的儿童，其养育家庭的处方往往可以预测到是“y”类型的，这在相当一部分案例中证明是成功的。 对该作者来说，经验逐渐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1）这样处方的对心理障碍的治疗是治标不治本的；（2）这种把临床工作者放到上帝一般的角色，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的原因以后再讨论。 诊断的当事人中心原理 在我们有进展的治疗经验中，发展出了另外一种对诊断的当事人中心的观点。其后的基本原理可以总结如下： 行为的造成，或者行为的心理原因是一种特定的知觉或者一种知觉方式。 当事人是惟一有能力完全知道其知觉和行为动力的人。 很多治疗师都会同意这一点。费理彻指出，检验分析解释的正确性的最终标准是病人一段时间内的反应。如果在很长时间内，这种解释都没有被病人体验为有意义的和真实的，那么这种解释就不是正确的。最后的诊断者——在心理分析中和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都是一样的——是当事人或病人。 为了让行为发生改变，必须体验到知觉的改变。这是理性的知识不能替代的。 这种主张也许是对心理诊断的用途提出的最大疑问。如果治疗师带着对现存诊断工具的超然确信，的确知道心理障碍的原因，无疑他会有效地运用这些知识。告诉当事人肯定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把当事人的注意指向某些领域也许会激发阻抗，会带来对这些领域的没有防御的考虑。但是有理由假设当事人只要能承受痛苦，就尽可能快地探索这些冲突的领域，那么他就会尽可能快地发生知觉改变，只要他的自我能够承受这些体验。 带来重新学习、自我重组、知觉改变的建设性力量，这种力量根本上扎根于当事人内心，可能不是来自外界。 躯体医学通过药物和其他手段能够带来、产生力量，看起来和心理领域是不匹配的。使用青霉素来对抗某些细菌、用人工发热的方法来治疗某些疾病，这些做法是不可以在心理治疗中照搬的。天生的有助于成长和学习的治疗力量是治疗师应该依靠的根本。使用假设或其他的方法来带来外在的正性力量，结果看来都是令人失望和暂时的。 治疗基本上是对旧的感觉方式的不足的体验，对新的更加精确的、更加充足的知觉的体验，对知觉中重要关系的认识。 从更加有意义和更加精确的感觉上来说，治疗就是诊断。而这种诊断是在当事人内心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临床工作者的智力活动。 在这种方式上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对诊断的有效性有信心。人们可以说，心理治疗，无论是什么流派的，当传达动力的诊断被当事人体验到或接受的时候，治疗就完成或接近完成了。在当事人中心疗法中，可以说治疗师的目的就是提供条件让当事人做出、体验、接受其障碍的心理发生部分的诊断。 也许这种说法足以提示，有一种治疗方法的原理基础是不建立在外在诊断上的。这种引导治疗的可行性是建立在用这种方法处理的成千上万的当事人的经验基础上的。两种有关诊断的观点还会继续分离，临床和研究的证据会进一步证明每种方法的有效性。 对心理诊断的某些异议 我们的经验已经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对心理动力的诊断不仅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有些时候是有害的、不明智的。得出这种结论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正是心理诊断的过程把评价轨迹放到了专业人员的身上，这会提高当事人的依赖倾向，使他感觉到理解和改善他的情况的责任在于另一个人。在当事人感觉到评价轨迹和责任都在咨询员手中的时候，根据我们的判断，他会进一步远离治疗过程。如果评价的结果让他知道的话，这会导致他的自信的丧失，沮丧地认识到“我不知道我自己”。当当事人相信只有专业人员能够准确地评价他时，他的个体感会有一定程度的丧失，会认为他的个体价值的标准在另一个人的手中。这种态度越多，他越远离有效的治疗结果和任何真正的心理成长。 第二，有些社会和哲学含义需要认真地考虑，虽然这对作者来说是不愿意的。如果评价轨迹认为是取决于专家的话，这种广泛的社会含义就会是少数人控制大多数人。对很多人来说，这个结论也许离题太远，当然这在躯体疾病的领域不是真实的。如果一个内科医生诊断他的病人有肾炎，并开出治疗的药物，诊断或处方无论正确与否，都不会有普遍的社会哲学含义。但是一个临床工作者把当事人的口头目标或者婚姻关系或者宗教观，诊断为——在我们看——不成熟的，而这个咨询员还努力工作把这些情况朝着他认为成熟的方向转化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很多的社会含义。在哈佛提交的一篇论文中，笔者指出了这些含义的一部分： 一个人不可能在承担起评价另一个人能力、动机、冲突、需要的责任的时候，在承担起评价他能达到的适应度、他该经历的重组程度、他该解决的冲突、他该对治疗师的依赖程度、治疗的目标的责任的时候，不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对另一个人的控制。这种过程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比如说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这就意味着对人、对他们的价值和目标的控制，这种控制是由一群自己选择了被控制的人完成的。这种潜在的、意图良好的控制会让人们更少有可能认识到他们在接受什么……如果这种初始倾向的假设得到充足证据的支持，如果个体真的很少有能力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指导，那么基本的评价功能就必须依赖专家，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发现某种类型的社会控制。少数自我选择的人对多数人的生命的管理会变成自然的结果。如果，在另一方面，第二种假设得到更多事实的充分支持，如果，如我们设想的，负责任的评价轨迹在于个人，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指向民主方向的治疗和人格的心理学，一种逐步在更加深刻和更加基本意义上的重新定义民主的心理学。我们会有一个位置留给人类关系的专业工作者，他们的位置不是自我、行为、需要、目标的评价者，而是提供条件让个体和集体的自我能够发生领悟的人。专家需要有促进人们独立成长的技能。 这种思想让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治疗师把诊断过程的最小化作为治疗的一个过程。对我们来说，上述两点的反对是基本的，至少它们在文化上确认，对我们的治疗适合的方法和思想需要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对这些已经提出问题的答案。 心身问题如何处理 如果器官疾病的最好处理方式是从专家的诊断开始，如果心理问题的最好处理方式是保持当事人自己的评价功能、避免外来的评价，那么在心身疾病中，心理和身体的因素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程序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最让人困惑的。这方面也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是有一些可以强烈推荐的临时建议。 一个观点是，就目前所知，还没有系统地尝试过，在诊断过程中保持病人的评价轨迹。设想医生，或者医生-心理学家小组，对病人的态度是这样的：“你，还有我们，对你的症状的基础都不太清楚。我们会给你做生化检测，这些检测会提示是否你的身体能够有效地把食品转化为能量；我们也会做其他的检测（用非医学术语描述每种检测的功能）； 或者你可以和X医生谈话，谈谈你的症状、你的感觉，或者任何让你感到烦恼的事情，因为有些时候像你这样的障碍是从情感冲突或个人问题开始的。现在，这些方法，哪一个是你希望使用的？你也许会希望所有都使用上，也许你会感觉有些检查是不必要的，而另外一些检查更可能找到你的病情的原因。”当然，很多医生会觉得不可能采取这种态度。然而当他们能够真诚地尝试这种给病人自信的方法后，结果证明这种态度有效，这很能促使我们思考一些东西。我们知道，正如比克斯勒和希曼所发现的，这种方法在职业指导领域是非常有效的——在这个领域中，当事人自己选择他认为合适的测验。他们的经验至少提示我们，这在心身疾病领域可能是适宜的。显然，高度防御的病人会让习惯先检查、后提出指向器官疾病诊断程序的医生们疲于奔命。但是当这些手段用完以后，假如结果是阴性的或者很轻微，病人会倾向于自己选择发现心理原因的可能性。让他自己选择的重要性不能被忽视。 这整个过程的优点在于，一开始就把最根本的责任整个放在了病人那边，正如佩卡姆的实验所显示的，这即便在处理躯体疾病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病人会选择来调查环境中的心理因素，一旦这种选择做出，就会对治疗有明显的影响。进一步来说，这种方式让医生和病人总是站在一起，而不是只考虑病情。这对心理起源的问题有很多好处。 另外一个建议是逆转通常的治疗程序。如果病人的症状有很大的心身疾病或心理疾患的可能性，通常的治疗程序是首先来排除躯体疾病的可能性，最后才考虑到心理疾患的可能性。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程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从逻辑的观点来考虑，很多躯体疾病都有重要的心理因素的话，逆转这个过程就会让人觉得理所当然，心理治疗可以立即为那些有需要的病人开始。如果在一段时间后症状没有改善的话，就可以调查他们的躯体方面的起因。 这两种可能性仅仅在这里提出以供参考。笔者在心身疾病方面的经验不算精深。提出这些激进的建议的目的是想要指出，当事人中心疗法至少对处理心身疾病有基本的理论和原理。笔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很多医生可能会觉得这个过程是和医学训练的传统格格不入的。这些建议只是针对那些少数觉得这个过程是合适的医生提出的。 当事人中心疗法适用性的限制 这一章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那些对治疗很感兴趣的人提出的: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当事人中心疗法是适用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相对来说是比较简短的，虽然它不会让所有的提问者满意。 在《咨询和心理治疗》中，笔者给出了建议作咨询的某些暂时的标准。 这个标准已经被证明没有什么帮助，这不是说这种标准完全是错的，但是它造成了受培训的咨询员一种评价、诊断的态度，这是不合适的。 现在关于适用性的观点必须考虑我们的经验。当事人中心疗法对2岁的孩子和65岁的老人使用过；对一般的适应问题如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最严重的诊断为精神病的心理障碍使用过；对正常的个体和神经症的个体使用过；对高度依赖的个体和自我功能很强的个体使用过；对低阶层、中等阶层、高等阶层的人使用过；对智能不太高和高智商的人使用过；对健康的个人和有心身疾病特别是过敏症的人使用过。只有两种类型没有尝试——智力缺陷者和违法者。不幸的是，现在的环境在这些领域使用很多治疗方法还不可行。 在既往经验的基础上，这样说是正确的，在我们工作过的每一组，都有某些当事人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有些当事人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有一些有暂时的成功，后来又复发，还有一些是失败的。有个特定的倾向是明显的，那就是比较老的当事人的深层人格重组较少。海默维茨的研究提示，内心自我惩罚的男性比起其他人能够更好地利用当事人中心的经验。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我们的经验并没有让我们得出结论，当事人中心疗法适合某些人，不适合某些人。看起来对这种疗法设出教条主义的限制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有某些集体的人对当事人中心疗法没有反应，或效果相反，那么增长的经验和附加的研究会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样的集体。 目前，在什么样的集体中当事人疗法更成功一些，在什么样的集体中当事人中心疗法不太成功，不是要着重考虑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临床经验表明，这种疗法并不会给当事人带来伤害。我们的判断是，使用当事人中心疗法后，当事人离开的时候不会比他来的时候更加困扰。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即便当事人感觉当事人中心疗法不太成功，他也不会因为失败而对他的问题更加烦恼。这是很基本的，因为这种关系没有任何压力；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不是很有威胁、不是很难承受的体验才会浮现到意识中。当事人在那些太危险、太难面对的主题前会退缩。 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得出结论，当事人中心疗法的适用性非常广泛——在某种程度上它对所有人都是适用的。接纳、尊重、深刻理解的氛围，对个人成长是很好的。它也可以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学生使用，就像对我们的当事人使用一样，无论他们是“正常”的、神经症的，还是精神病的。但这不意味着它可以治好每一种心理障碍，而且实际上治疗的概念和我们讨论的这种方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对有些个体来说，医院治疗是有必要的，而在心身疾病的时候也会用到很多医学手段。但是心理氛围是个体能用来加深自我理解的机会，是为了在更多现实整合的方向上达到自我重组的机会，是为了发展更舒适和更成熟的行为方式的机会——不是一个某些人可以使用、某些人不可以使用的机会，而是一个在基本上对所有人都适用的观点，虽然它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不会满足所有人的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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