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3-15）（选）
第十三章 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选）
我们工作中所产生的障碍，其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外在环境，如经济压力或政治压力、不得安宁、孤独、时间、或者——举个现代较常见的例子，作家遇到的要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困难。困难也可能来自文化环境。比如，舆论对一个人的压力会驱使其谋生能力大大超过其实际需要——城市商人即为明证。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对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却毫无影响。 我在本章中不会讨论外部困难，只讨论工作中出现的神经症障碍。论题更进一步局限于工作中的许多神经症障碍都与我们对他人、上司、下属、同级的关系有关。尽管事实上我们无法将它们与工作中所涉及的困难完全分隔开来，但在此还是要尽可能地省略它们。而只集中于心灵内因素对工作过程及个人对工作态度的影响。最后，在任何例行工作中，神经症障碍相对来说并不重要。一旦工作需要个人的主动、想象、责任心、自信以及创造力时，这些障碍便会增加。因此，我的评论只限于那些要求我们付出机智的工作——广义上说，即创造性工作。以艺术工作或科学写作为例所说的情况，同样也适用于教师、家庭主妇兼母亲、商人、律师、医生以及协会组织者的工作。 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种类繁多。我们马上便会看到这一点：并非所有的障碍都有意识地被感觉到了。相反，许多都表现在工作的质量上或缺乏生产力上。其他障碍都表现于各种各样与工作有关的精神痛苦中，如过度紧张、疲惫、衰竭、害怕、恐慌、愤怒或因抑制而产生的有意识的痛苦等等。在这一点上，所有神经症仅有几个一般但很明显的共同因索。除了某些工作本来就具有的困难之外，还有些困难尽管可能并不明显，但也一直存在。 自信可能是创造性工作最为关键的前提条件，但无论一个人的态度是如何自信、如何现实，他的自信心也总是不稳定。 对某个特定工作，很少会有适当的评价，往往不是高估其困难，便是低估其困难，也没有一个尺度来对所做工作进行适当的评价。 大多时候，工作条件都太苛刻了。与人们通常听形成的工作习惯相比，它们的分类更奇特，而程度也更苛刻。 因为神经症患者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们内心对工作并不怎么关心。比起工作本身，他更关心自己进展如何以及应当如何表现这样的问题。 因为工作太具强迫性、冲突和恐惧太多或主观上太低估，所以合意工作中产生的欢乐或满足感往往也受到损害。 但是，一旦我们抛下这些通性，而仔细考虑一下工作中的障碍如何表现出来的，我们便更会注意到不同神经症中的不同之处，而不是相同之点。意识到存在的困难以及困难下的痛苦，我提到了一些差异。但是，工作能否得以完成的特别条件也千变万化。进行持之以恒的努力、冒险、计划、接受帮助、分配工作，等等，这些能力也是如此。这些差异主要决定于一个人为其心灵内冲突所找到的主要解决法。我们将分别加以讨论。 对于扩展型，不论他们的特别性格如何，都有高估其能力或天赋的倾向。他们还倾向于认为自己在做的工作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意义，会高估其质量。至于其他那些不高估其行动的人，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不能理解自己（自己是在对牛弹琴），或是出于嫉恨而不给予正确评价。任何批评，不论是多么认真并且出于良知，他们在根本上也觉得是恶意攻击。并且，因为他们必须扼制对自己的任何怀疑，因此他们的倾向不是去审查别人的批评而主要是以各种方式去拒绝这些批评。出于同一原因，他们无限地需要自己的工作得到承认，不管是何种形式的承认。他们倾向于觉得有权得到这种承认。如果没有得到，他们便义愤填膺。 与此同时，他们认可别人的能力也极其有限，至少对在他们的领域里或年龄段里的人是如此。他们会坦率地崇拜柏拉图或贝多芬，但却觉得难以赞赏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哲学家或音乐家，他越崇拜他们，便越是觉得这威胁到自己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当别人当着他的面赞扬某人的成就时，他会高度敏感。 最后，这类人的特征——主宰地位的吸引力使他们暗暗地相信：凭着自己的力量和超人一等的能力，他们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我推测在一些美国办公室里发现的这种警句首先肯定是由扩展型发明的：“现在就能解决的困难，稍后便无法解决了。”在任何条件下，他都会逐字逐句地理解这句话。要证明其主宰地位的需要往往使他足智多谋，而且给予他动力去解决别人不敢处理的工作。然而，这也带来低估其中困难的危险。根本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生意上的事；没有他一眼不能诊断出来的病；没有他用短笺不能报告的论文或不能做的演讲；他的车没有什么问题，他不能比任何机械师修得更好。 所有这些因素——高估其能力及其工作质量、低估别人及困难、不接受批评意见——解释了这一情况：他往往会忽视工作中存在的障碍。根据自恋倾向、完美主义倾向、自负报复倾向，这三种倾向哪一种会占优势，这些障碍会有所变化。 自恋型最易受其想象的误导。他表露无遗地展现了上述所有标准。虽然只具备与他人相差无几的天赋，然而他却是扩展型（夸张型）中最具生产力的人。但他又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其中之一便是四处分散兴趣和精力。譬如有一位女士，她必须做完美的女主人、家庭主妇、母亲；她还必须衣着华美、在委员会上积极活跃并参与政治；她还必须做个伟大的作家。还有这样的商人，他不仅参与许多商业活动，还极力追求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最后这种人意识到自己绝对无法做某些事。这时，他往往会归因于自己天赋的繁多。虽然有着病态隐藏的自负，但他可能会对一个只具有一种天赋的不幸者表示妒忌。实际上他可能确实具备许多能力，但这不是造成其麻烦的原因。背景是这样：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所能做到的事情会有限。因此，限制其活动的暂时决心通常不会有持久影响，不管所有的反证，他很快又会回到这一坚信：别人可能做不到这么多事情，但他能——而且可以完美无缺地做到。对他而言，限制活动是失败的打击、可耻的弱点。做一个与别人一样的人，具备别人那样的局限，这是贬低他，因此也就无法忍受了。 其他自恋者分散其精力可能不是通过同时进行多种活动，而是接连不断地开始然后又放弃追求。对于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这可能只是他们似乎需要时间和尝试才能找到自己最大的兴趣究竟在哪儿。只有仔细审察其全部个性，我们才能看出这种简单解释是否正确。譬如，他们可能狂热地爱上舞台、尝试演戏、表现出颇具前途的开端——但很快便放弃了。此后，对于诗歌创作或经营农场他们可能会重复同一过程。然后，他们可能会从事护士工作或研究医学，同样又从热情洋溢以大坡度曲线滑至兴趣丧失。 但是，成人也可能出现同一过程。他们会写出大部头书的纲要、发动一个组织、计划庞大的商业计划、开始发明创作——但是一次又一次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他们的兴趣便消失了。他们的想象力已经画好了一幅鲜明的图画：很快便会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一碰到真正的困难，他们的兴趣便马上丧失了。然而，自尊又不允许他们承认自己在躲避困难，因此，兴趣的丧失便成了挽救面子的策略。 两个因素导致了自恋型的一般特征——不断的摇摆。他讨厌去处理工作细节，讨厌持之以恒的努力。前一种态度在有神经症的学童身上可能相当明显。譬如，他们对一篇作文会有极具想象力的念头，但在潜意识中却决心要抵制工工整整地写出来或去更正拼写错误。这种马虎态度也会损害成人的工作质量。他们会觉得自己应当有精彩主意或计划，但是“具体工作”应当由普通人去做。因此，他们分配工作的时候会毫无困难。只要有雇员或合作伙伴能把他们的想法付诸于行动，最后的结果会很好。如果要他们自己动手——譬如写论文、设计服装、起草法律文件、仔细考虑这些想法、检查、重审，组织的工作还没开始，他们便万分满意地认为工作已经完成了。分析中病人也会有同样情况。在此，除了普遍的夸张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决定因素：他们害怕仔仔细细地看待自己。 他们不能持续努力，这也来自同样根源。他们的特别自负在于“无需努力的优越”。戏剧性、不寻常的荣誉捕获了他们的想象力，但他们却憎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以为这是侮辱他。与之相反，他们偶尔也会努力、在突发事件中精力充沛小心谨慎、举行庞大的聚会、突然精力奔涌而写出积聚数月的信件，等等。这种零星努力满足了其自负，但持之以恒的努力却会侮辱他。任何人只要辛勤劳动都会有所成就！况且，只要不作努力就总有所保留。如果自己真的努力的话，取得的成就也便更大了。对持续努力最隐藏的厌恶在于这威胁到能力无限这一幻想。我们假设有个人想培育一个花园。不论是否愿意，他很快便会意识到，这个花园一夜之间没有变成一个繁花似锦的大堂。它只会完全根据他所投入的工作而逐渐发展。在持续地写报告或写论文时，在做出版工作或教书时，他都会有同样令他清醒的体验。对于时间和精力确实有所限制，而且在这些限制中所能获得的成就也有所局限。只要自恋型坚持这一幻觉：自己精力无限，并且能取得无限成就，他就必须警惕可能接触到这种打破幻觉的经历。或者，如果他真的遇到这种经历，他也会像处于一个令人耻辱的桎梏之下那样痛苦。这种憎恨反过来又会令他精疲力竭。 总之，我们可以说自恋型不管能力是多么出色，他们的工作质量往往令人失望，因为与其神经症结构一致，他根本不懂如何工作。而完美主义类型的困难在某些方面却正好相反。他按步就班地工作，而对细节问题也过于小心谨慎，但是，因为太束缚于自己应当做的事以及要如何去做这些事，所以他无法发挥独创性和自发性。这样，他便慢条斯理，没有效率。因为他对自己要求苛刻，因此便很容易工作过度而精疲力竭（大家都知道完美主义型的家庭主妇是如此），因此也让别人痛苦。并且，因为他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也严于律人，因此对别人的影响也往往是束缚性的，特别是当他处于决策者的位置时。 自负报复型也有其优缺点。在所有神经症患者中，他是最出色的工作者。如果称一个感情冷漠的人极具“激情”不至于太离谱的话，我们可以说这种人对工作只有激情。因为他有无情的野心，工作之外的生活又相对空虚，所以他认为没有花在工作上的一分一秒都是浪费。这不是说他喜爱工作——他最不能喜爱任何事物的，但工作也不会让他疲劳。事实上，他不知疲倦，就像一架上好油的机器一样。然而，虽然他机智、有效率，并且往往有敏锐而善于判断的智慧，但他的工作很可能毫无成果。在此，我并非指这一类型中已堕落的那一种，他们不管是生产肥皂、照相、还是写科学论文，都变成了机会主义者，只关心工作的外在结果——成功、声誉、胜利。但即使他对工作本身很有兴趣（除了自己的荣誉之外），他往往也只停留在自己这一领域的边缘，而不深入其核心。譬如，作为教师或社会工作者，他会对教学方法或社会工作感兴趣，而不关心孩子或当事人。他会写出评论文章，但不会写出自己的东西。他可能迫切地去解决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以便对这件事有最终决定权，但却不会加上自己的任何意见。总之，他似乎只关心去主宰某件事情，而不是去丰富充实。 因为自负不允许他赞许他人，而他自己又没有效率，因此他毫无意识地便会容易去挪用别人的想法。但即使是这些想法，一到他的手中便也变得机械而了无生机。 与大多数神经症患者不同，他能进行谨慎而细致的计划，而且对未来发展会有相当清楚的远见（在他心中，他的预计永远正确）。因此他可能是个优秀的组织者。但是，有几个因素却减低了这一能力：他在分配工作方面有一些困难。因为他自负地瞧不起别人，所以坚信自己是惟一能胜任工作的人。另外，在组织中他也倾向于采取独裁方式，威胁剥削而不是激励，扼杀动力和欢乐而不是引发它们。 由于其长期计划，他能相对理解并暂时忍受一时的挫折。然而，在严峻的考验环境中，他便会恐慌起来。如果一个人只一味生活在胜利或失败的范畴内，任何可能的失败当然会令他害怕。但因为他应当不会害怕，所以他会对自己的害怕狂怒不已。另外，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那些敢于坐审他的人也狂怒已极。但所有这些情感通常都会受到压制，这种内心混乱的结果会表现于这样一些身心上的症状：头痛、肠绞痛、心悸等等。 自谦型在工作中的困难几乎在每一点都与扩展型截然相反。他倾向于把目标定得过低，低估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和价值。他受到猜疑与自责的折磨。他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做不可能的事，很容易全被“我不能”的感觉所淹没。他的工作不一定很苦，但他自己却总是痛苦。 只要是为别人工作：做家庭主妇或管家、秘书、社会工作者或教师、护士、学生（为受崇拜的老师），自谦型便会觉得相当自在，而且事实上工作得也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常见的特征之一会指出某种存在的障碍：在他们独自工作和与人工作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譬如，一位人类学野外工作者，在与当地人交往时机智过人，但要他系统地讲述其发现时，他却不知所措；社会工作者作为指导者或与当事人在一起时会相当能干，但一要写报告或评价便大感恐慌；一个学美术的学生，当老师在场时画得相当棒，但独处时便会忘记所学到的一切。其次，这类人事实上会停留在远低于其能力的工作层次上。他们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什么潜质。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开始自己做一些事情。他们可能晋升到要求写作或当众发言的职位；他们自己（遭否认）的野心会促使他们去进行更为独立的活动；或者，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最正常而且最难以抗拒的原因在于他们具有的天赋最终会驱使他们充分表现。在这一点上，当他们试图跨越自己结构中“畏缩过程”所设置的狭窄限制时，真正的麻烦便产生了。 另一方面，他们对完美的要求与扩展型一样高。但是，后者容易沉醉于所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而自谦型由于永无休止的自责倾向却总是留心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即使表现良好（可能是举行聚会或发表演讲），他们也会强调自己忘这忘那了、没有清楚地强调自已的意思、自己太顺服了或太冒犯了等等。这样，他们便陷于一种几乎无望的战斗中。在这场战斗中他们追求完美，但同时却压低了自己。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原因加强了他们对杰出的要求。由于他们对于野心与自负的禁忌，所以一追求个人成就，他们便会有“罪恶”感，只有最终的成就才能赎救他们的罪恶（“如果你不是完美无缺的音乐家，你最好去擦地板”）。 另一方面，如果触犯了这些禁忌，他们便会自我毁灭，或至少他们会觉察到自己在触犯禁忌。这与我所描述的竞争性比赛过程相同，一旦这类人意识到自己要获胜了，他们便无法再进行比赛。这样，他便不断处于进退两难的处境之中，处于要抵达顶峰却又要压低自己的矛盾之中。 当扩展驱力与自谦驭力的冲突近乎表面化时，这一矛盾就极其明显了。譬如，一个画家被某个物品的美丽深深打动，他马上构思出一幅壮丽的作品。他开始画出来。画布上的初画看上去棒极了。他觉得兴奋无比。但是接下来，可能是开始太好了（他不能承受），可能是还没有达到他首先想象中的完美，于是他开始反对自己，尽力要改善最初的画，但结果却更糟。这时他开始狂乱起来，他不断“改善”，但颜色却越来越阴暗越来越僵化。不久，这幅画就被改坏了，他在完全绝望中放弃了努力。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作另外一幅画，但只是重复这一痛苦过程而己。 同样，一个作家一段时间可能写得相当顺手，直到他开始意识到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这时——当然不知道自己的满意是危险产生的信号——他开始吹毛求疵了。也许对于他的主要人物在某一场合下该如何表现他确实遇到了困难，但也许只是因为他受阻于破坏性的自卑，困难才会显得很大。不管怎样，他变得无精打采，无法让自己工作一阵子，一怒之下还会把最后几页撕得粉碎。他还会做噩梦，别人把他同一个要杀他的疯子关在一起——这完全是一种对自己愤怒、想要杀掉自己的简单表示。 在这两个例子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看到两种明显的举动：向前创造的心境与自毁心境。现在来看一下扩展冲动受制而自谦冲动占优势的人，他们身上明显的向前举动极为罕见，而自毁举动也没有那么激烈和奇特。冲突更为隐藏，工作时的内心过程也更为漫长、更为复杂——这样便更难分辨出其中所涉及的因素。在这些例子中，尽管工作中的障碍可能是明显的抱怨，但也可能不能直接理解。只有当整个结构都松弛下来之时，这些障碍的性质才会逐渐明朗起来。 在从事创作性工作时，这种人注意到自己没有注意力。他很容易便会失去思考的线索，或心里一片空白，他的思绪会游移到任何日常事物上。他变得坐立不安不能平静，他瞎写乱画、玩单人纸牌游戏、打电话消磨时间、修指甲、逮蚊子。他讨厌自己，努力地去工作，但很快便疲惫不堪，因此不得不放弃。 毫无意识之中，他遇到了两种长期障碍：自贬以及处理事情的无能。我们知道，他的自贬主要来自于他压低自己的需要，这样才不会触犯任何对于“胆大妄为”之事的禁忌。这种微妙的破坏、责备、怀疑耗竭了他的精力，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对自己做了什么（有个病人幻想有两个凶残的侏儒弓坐在自己的双肩上，唠叨不休、相互辱骂）。他会忘记他所读到、所观察到、所想到的东西、甚至他自己以前在这个方面所写的东西。他会忘记自己要写的东西。所有用来写论文的材料都备齐了，只要搜索一下它们便又会出现，但在他需要的那一刻，他却找不到它们。同样，当别人邀请他在讨论会上发言时，他开始会有一种无话可说不知所措的感觉，只有后来才会逐渐知道自己有许多重要的评论。 他需要压低自己。换言之，他需要阻碍开发自己的才能。因此他工作时，会有无能、毫不重要的抑郁感。对于扩展型来说，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极为重要，尽管其客观重要性可能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自谦型，即使其工作具有更大的客观重要性，他也会感到抱歉。他的特点是他只会说他“不得不”工作。在他的情况中，这并非是像放弃型那样是表示对威胁高度敏感。但是如果允许他希望有所成就的话，他便会觉得太胆大妄为、太野心勃勃，他甚至不能“觉得”自己想做一份好工作——不仅因为他实际上受到对完美的严格要求的驱使，而且也因为他以为坦白承认这种心意是对命运傲慢而鲁莽的挑战。 他在处理工作上的无能，主要是由于他对任何暗示着强硬声明、攻击、主宰之物的禁忌而引起的。通常，一提起他对攻击的禁忌，我们往往想到他对别人不苛求、不操纵、不控制的态度。但是同样态度也适应于无生命事物或精神问题。正如他对扁了的轮胎或不动的拉链感到无能为力一样，他对自己的想法也无能为力。他的困难不是没有效率。他可能会产生非常有创意的好想法，但却受到限制而不去把握它们、处理它们、设法对付它们或与之争斗、检查、整理并组织它们。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这些心理过程是宣称性、攻击性的举动，尽管它们在字面上是如此，只有当它们被一种普遍的抑制攻击所限制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只要一开始有意见，自谦型便没有表达的勇气。他的限制往往在更早的时候便已发生作用——使他不敢意识到自己有了结论，或有自己的意见。 这些障碍本身便导致了缓慢、浪费、无效的工作，甚至会导致一事无成。在这方面我们也许会记得埃默森所说的话：“我们有所成就，并不是因为我们贬低了自己。”但是因为一个人同时还受到他对最终完美的需要所驱使，所以涉及到的痛苦——以及就那件事而言有所成就的可能——便会出现。不仅工作质量要求满足其苛刻要求，其工作方式也应当十全十美。譬如，一个学音乐的学生，当有人问她是否系统地学习音乐时，她非常尴尬地回道：“我不知道。”对于她来说，有系统地学习指的是每天在钢琴前坐八个小时不动，专心致志，几乎废寝忘食。因为她无法这么专心致志持之以恒，所以她攻击自己，称自己是永远不会有所成就的半吊子。事实上，她努力研究一支曲子、学习读谱、学习左右手的运动——换言之，她本可以对自己工作的严肃认真完全满意。心中有这样过分的应该，我们很容易便可以想象到自谦型因工作的无效而产生的自卑程度了。最后，完整地说一下他的困难：即令他做得很好，或有所成就，他也不应该意识到这些，就好像是他的左手不能知道右手在干什么一样。 在开始做某种创造性工作时，他会极其无助——譬如，开始写论文。他厌恶控制一个课题，因此便无法提前详细策划。所以，他首先不是去写提纲或在心中组织材料，相反一开始便写。实际上对别的有些人来说这种方法也许可行。例如扩展型毫不犹豫便可以这样做，而且他会觉得初稿便十分精彩，因此便不会再多加修饰了。但是自谦型完全不能只是写下这么一篇在思想方式、文体、组织方面不可避免不够完美的初稿便作罢。他会敏锐地注意到任何别扭之处，不清楚不连贯的地方等等。他的批评在内容方面可能是中肯的，但是这些批评所引起的自卑却太让他不安，以至于他无法继续下去了。他会告诉自己：“现在看在老天的份上，先写下来吧，你以后反正可么加以修饰的。”但这却毫无作用。他会重新开始，写下一两句话，写出一些有关该课题的松散想法。只有浪费掉大量工作和时间后，最后他才会问自己：“你究竟想写什么？”只有这时他才会写出一个大致提纲，然后写一个细节稍多的提纲，第三个，第四个，等等。每次来自其冲突受压制的焦虑都会有所缓和。但是当要对论文最后定型，准备发表或印刷时，焦虑又会增加，因为这时这篇论文应当是完美无瑕的。 在这一痛苦过程中，焦虑可能因两个相反的原因引起：事情变得困难时，他会感到烦恼；事情进展过于顺利时，他也会感到烦恼。一遇到难题，他的反应可能会是休克、昏厥、呕吐——或者觉得四肢瘫痪。另一方面，如果意识到进展顺利，他又开始比平时更剧烈地去破坏其工作。我来举一个例子，说明当病人的限制开始消失时他的反应还是很具自毁性的。在要结束论文之际，他注意到写过的一些段落上有一些熟悉的圈号，他突然意识到他肯定在以前就写过了。满桌一找，他果真发现了那几段的草稿，写得非常精彩，就是前一天写的。他花了两个小时组织了他已经组织好但没有意识到的想法。这种“遗忘”令他大吃一惊，他开始想自己为什么会遗忘，于是便想起了自己已经非常流畅地写过这几段，而且一度以为这是一个有希望的标志，说明自己在克服限制，而且马上便能结束这篇论文了。虽然这些想法实际上理由十分充足，但是他却不能忍受，于是便开始自我损害了。 当我们意识到这类人在工作中的可怕问题后，他与工作关系中的几个特点便更加明显了。其中之一是：一开始做一件让他为难的工作——由于其中的冲突，这种工作让他觉得无法实现——他开始焦虑，甚至恐慌。例如，有个病人一要发表演讲或参加会议便会感冒；有一个病人在初次登台前便病倒了；还有一个病人在圣诞节购物之前便完全筋疲力尽了。 我们还逐渐明白他通常只能分批地完成工作。他工作时内心太紧张了，而且这种紧张在他工作时还会增加，所以他无法长期忍受。这不仅适用于脑力工作，而且所有他独自去做的工作都是如此。他会整理好一个抽屉，而把另一个留到以后收拾。他在花园里稍稍除草、挖土后便会停止。他写了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但还是必须中断。然而，还是这个人，当他为别人工作或与别人一起工作时，便能不断干活。 最后，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如此容易从工作中分心。他常常指责自己对工作没有真正兴趣。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常常表现得很愤怒，就像一个被逼学习的小学生一样。实际上，他的兴趣可能完全真诚完全认真，但是工作过程比他所意识到的更令人愤怒。我提到过一些小的分心方式，比如打电话或写信。另外，与他取悦别人、赢得别人喜爱的需要相一致，他也容易去满足家人或朋友提出的要求。有时结果是这样：他也会四处分散精力，但原因却与自恋型完全不同。最后，特别是在年青时代，爱与性还会对他有强迫性的吸引力。虽然爱情也没能令他幸福，但却承诺要实现他的一切需要。这样，当他无法忍受工作中的困难时，他便会坠入爱河，这也就不足为怪了。有时，他会经历这一重复过程：工作一会儿，可能有所成就；然后沉溺于爱情中，有时还是依赖型的爱情；工作退到一边，变为不可能实现的事；他奋力挣脱爱情，又开始工作——然后又开始这一循环。 总之，自谦型倘若独自完成任何创造性工作，往往会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他工作时不仅永远存在一些障碍，而且往往还有焦虑的压力。与这种创造性工作相关的痛苦程度当然会有所变化，但是这种痛苦往往只会消失极短的时间。当他首先构想出一个计划，而且好像在思索其中的各种想法而没有受到矛盾的内心指令的推拉时，他也许会很开心。当某件工作快要完成时，他也许会有短暂的快乐与满足。但是以后，他会不顾外在的成就和称誉，不仅失去完成工作后的满足感，而且不会觉得自己是这件工作的完成者。他一想起这件工作，一看到它便会觉得羞辱，因为即使有许多内心困难，他也不因完成这件工作而认可自己。对他来说，记住这些困难的存在便是耻辱。 自然，由于这些烦人的困难，一事无成的危险便很大了。他可能不敢独自开始做一件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他可能会放弃。工作质量可能会因工作时所遇到的障碍而受损。但是，由于足够的天赋与精力，他也可能做出一些相当好的成绩，因为尽管他的无能往往令人惊讶，但他还是做了许多持续的工作。 对于放弃型，妨碍他们工作的桎梏在性质上与扩展型和自谦型明显不同。表示永久性放弃的人，他们会接受比自己能力的要求要少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自谦型很相似。但是后者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种工作环境中要安全：除了遵守对自负与攻击的禁忌外，还能依赖别人，觉得受人喜爱、受人需要。放弃型这样做则是因为这是他已部分退出的积极生活。他能高效工作的条件也与自谦型截然相反。由于其超脱隔绝，他一个人工作时还更好。而且，由于他对威胁高度敏感，因此也难于为某个老板或为某个规则明确的机构工作。但是，他能够自我“调整”以适应这种情况。因为他对愿望和志向的抑制，因为他对变化的厌恶，他会忍受不适宜自己的环境。并且，因为他缺乏竞争力，而且迫切地避免摩擦，所以他能够与大多数人关系融洽，尽管在情感上他与他们严格隔离。但是，他既不快乐，也没有效率。 就兴趣而言，如果他必须工作，他会做自由工作者，尽管这样他也容易受到别人期待的威胁。例如，自谦型会喜欢某一设计或服装的发表或交送有一个期限，因为外在压力会缓和其内心压力。如果没有期限，他会觉得必须无限改进其成果。因为有期限，所以他可以稍稍放松一下标准。而且因为是为别人工作，所以他也能自己希望有所成就，或完成某件事。对于放弃型，期限就是一种他恨之入骨的威胁，会激起他大量潜意识的反抗，以至于他会无精打采、迟钝呆滞。 他的这种态度只是他对威胁敏感的一个例子而已。这种态度也适用于任何建议他、期待他、要求他、请求他或他必须遇到的事情——如果他想有所成就，就必得这样做。 他最大的障碍可能是其惰性。我们已经讨论过其意义与表现了。惰性越强，他越只想在想象中做事。由于惰性而在工作产生的无效与自谦型的无效并不相同，不仅其决定因素不同，而且表现也不同。自谦型因为被互相矛盾的应该推来挤去，因此像笼中的小鸟一样，会毫无规律地乱蹦。而放弃型则会表现得无精打采、缺乏主动性，在体力或脑力方面都很迟钝。他可能把事情往后拖，或为了不致忘记而把要做的事都记在记事本上。但是，与自谦到又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是为自己做事，这种情况便会倒转过来。 譬如，有位大夫只能靠记事本的帮助才能克尽职守。他要记下每个亟待检查的病人、每个要参加的会议、每封待写的信或报告、每种要开的药。但在闲暇时候，他会积极地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弹钢琴、写一些哲学方面的东西。做这些事的时候，他兴致盎然，而且非常愉快。在自己的私室里，他便觉得能做自己了。他确实保存了真我的大量完整性，但特点是只有不与周围世界发生联系时，他才能做到。工作之余，他做同样的事情。他并不期望成为一名成功的钢琴家，也不打算发表其作品。 这类人越是不愿迎合别人对他的期望，便越会减少要与别人一起做或为别人而做的工作、或需要他有一个时间表的工作。为了干自己想干的事，他把自己的生活标准降至最低。如果其真我在更大的自由中也能活跃发展，那么这种进展也能使他做建设性的工作。这样，他便能找到创造性表现的可能性。然而，这依赖于他所具备的天赋。不是每个人脱离家庭关系跑到南部海域去就能成为高更。倘若没有有利的内在条件，危险便是他可能只会成为一个粗野的个人主义者，只对做有意味之事、过与一般人不同的生活才会有一定兴趣。 对于肤浅生活类型，工作中根本就没有困难。工作参与到通常进行的堕落过程之中。追求自我实现，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驭力，这两者不仅受到抑制，而且被抛弃了。于是工作便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既无动力去开发其潜质，又无动力去追求崇高目标。工作成为一种必要的坏事，它打断了一个人的“好时光”。因为别人期望，所以他可能去工作，但个人并没有什么参与。工作也可能成为一种捞取名利的方式。 弗洛伊德看到了工作中会常常出现神经症障碍，而且也通过把工作能力视为其治疗的目标之一而承认了这些障碍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这种能力与动机、目的、工作态度、工作完成条件以及工作质量是相分离的。因此，他只认识到工作过程中的一些明显的干扰。在此进行的讨论中产生的一个极好结论便是：这种看待工作中困难的方式太过于形式主义了。只有考虑到所有提及的因素时，我们才能理解这些广泛存在的障碍。换一种说法：工作中的特点与障碍是而且只能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现。 当我们考虑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所有因素时，还有一个因素也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认识到以一般方式来看待工作中的障碍——即只看待神经症本身的障碍是不正确的。正如我一开始便提到的，只能小心、保守、限制地对所有神经症做一般叙述。只有辨清基于不同的神经症结构而产生的困难种类时，我们才能准确了解某一特定的困难。每一种神经症结构都产生了它在工作中特别占优势的困难。这种关系非常确定，当我们知道某一结构时，便能——几乎能——推断出可能发生的障碍的本质。而且，因为在治疗中我们并不处理所有神经症，而只针对某个特定的神经症患者，所以这种严格对应不仅有助于我们迅速找到特定的困难，而且更能彻底了解这些困难。 将工作中许多神经症障碍所产生的痛苦表达出来，这很不容易。然而，工作中的障碍并不会总是产生有意识的痛苦，许多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工作中有什么困难。这些障碍不可避免产生的是一个人精力的浪费：在工作过程中浪费精力；因不敢做与其能力相称的工作而浪费的精力；不开发所具机智而浪费的精力；并且因损害工作质量而浪费的精力。对于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他在自己生活的根本方面无法满足自己。把成千上万的这些个人损失加起来，工作中的障碍成为人类的损失。 虽然许多人不反驳这种损失的事实，但是他们还是对艺术与神经症之间的关系，或更确切地说是对艺术家的创造力与其神经症之间的关系感到不安。他们会说：“假设神经症一般来说会产生痛苦，在工作中是产生困难，然而，痛苦难道不是艺术创作不可缺少的条件吗？难道大多数艺术家不都是神经症吗？如果分析艺术家，那他们的创造力不会反而受到消减或毁灭吗？”如果将这些问题分开来看，并且审视其中所涉及到的因素，我们至少会有一些了解。 首先，几乎没什么疑问，人们所具备的天赋与神经症是不相干的。最近教育事业已经表明：如果受到适当鼓励，大多数人都能画得很好，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伦勃朗或雷诺阿的。并不是说只要有足够的天赋便总会自我表现。正如这些实验所能表现出的，无疑神经症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们的表达。一个人越不自觉，受的威胁越小，他越不会试图去顺从别人的期望，他越不需要正确或完美，他也越能表达出自己的天赋。分析经验也更为详细地表明出神经症因素会阻碍创造性工作。 迄今为止，对艺术创作的关心，要不便导致对既存天赋（即某一特定环境中的艺术表现力）的不明态度，要不便是对它的低估。然而，在此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假使天赋本身与神经症毫不相干，艺术家的创造力难道不是与某些神经症条件紧密相连吗？问题的答案在于要更清楚地辨清究竟是哪些神经症条件有利于艺术工作。自谦倾向占优势很明显是无益的。实际上，有这种倾向的人对这一方面并没有丝毫兴趣。他们完全清楚——在骨子里——自己的神经症剪短了自己的翅膀，使自己不敢自我表达。只有扩展驱力占优势的人，以及放弃型中表现反叛的人才害怕在分析中会失去创造力。 他们究竟是怕什么呢？用我的术语来说，尽管对主宰地位的需要是神经症，但他们也觉得是这些驱力赋予他们创造的勇气和热忱，使他们得以克服其中的一切困难。或者，他们觉得只有猛烈摆脱与别人的联系。不受别人期望的干扰，自己才能有所创作。他们（潜意识中）害怕像神一样的主宰感稍有动摇，自己便会深陷自疑和自卑之中。而对于反叛者来说，他们觉得不仅会陷入自疑，而且会成为服服帖帖的机器人，丧失自己的创造力。 这些害怕都可以理解，因为就其实际可能性来说，他们所害怕的其他极端也存在。然而，这些害怕都基于错误的推理。有时候有些病人还处于神经症冲突之中，他们只能“非此即彼”地考虑事情，无法真正想象出冲突的解决方法。在这种病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些极端之间的来回摆动。倘使分析进展顺利，能让他们受益，他们会要看到并体验到自卑或顺从倾向，但肯定不会永远保留这些态度。他们会克服两种极端的强迫性成分。 在这点上，又发生了更深入的争论，这一争论比其他更具深思性，也更重要。假设分析能解决神经症冲突，并且使一个人更加幸福，那它难道不会因消除过多的内心紧张而使他仅仅满足于“存在”而失去创造的内心冲动吗？这一争论也有两个意义，两者都不可轻率忽略。它包括这一普遍的传统观念：为了产生创作冲动，艺术家需要内心压力甚至痛苦。我不知道这一般来说是否如此——但即便是，难道所有痛苦都必须来自神经症冲突吗？我觉得即使没有这些冲突生活中也有足够的痛苦。这对艺术家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不仅对于美丽与和谐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而且对于不和谐的痛苦亦是如此，而且他们体验情感的能力也更大。 另外，该争论也包含这一具体论点：神经症冲突可以构成创造力。认真对待该论点的原因在于我们在梦中的经历。我们知道，在梦中，我们潜意识的想象力能为当时困扰我们的内心冲突找出答案。梦中使用的形象非常浓缩、相关，而且简明扼要地表现了本质，所以在这一点上它们与艺术创造相似。因此，对于一个天赋奇才的艺术家，掌握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并能应用于作品中，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创作诗歌、绘画或音乐呢？ 但是，我们仍要考虑到下列情况而对这一假设做出限制。在梦中，一个人可以得到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法。它们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神经症的，两者之间的可能性范围也极广。这对于艺术创作的价值也并非毫无瓜葛。我们可以说，即使我们对艺术家只能很好地去实行其特定的神经症解决法，他也能产生强大的共鸣，因为有许多其他人朝向同一解决法。但是我想知道，譬如，达利的画和萨特的小说会不会因此——尽管有一流的艺术天才和敏锐的心理学领会力——而减弱呢？为了避免误解，我不是指任何戏剧或小说都不应当表现神经症的问题。相反，当大部分人都受到这些问题的折磨时，艺术表现能帮助许多人意识到其存在及意义，并且帮助他们了解这些问题。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指处理心理问题的戏剧或小说的结尾必须是大团圆。臂如，《推销员之死》结尾并不皆大欢喜，但却不让我们迷惑不解。它不仅控诉了一个社会和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清楚地叙述了一个不去解决其问题、反而深陷于想象中（在自恋式解决法的意义上）的人所必然遭遇的下场。如果我们不了解作者的立场，不了解作者是否在陈述或宣称某一神经症解决法是惟一的解决法，这件艺术作品便会让我们迷惑。 在刚才得到的考虑中，可能还有对于另外一个有关问题的答案。因为神经症冲突或其神经症解决法会麻痹或损害艺术创造力，我们肯定不能毫无限制地说它同时也能引发艺术创造力。至今为止也许大部分冲突和解决法对艺术工作都有不利影响。但是，在那些对于创造还能向艺术家提供有建设性动力的冲突与那些扼杀或削减其能力的冲突（或损害其成果的冲突）之间，我们该把界限标在哪儿呢？这种界限仅由一个量的因素而决定吗？我们肯定不能说艺术家的冲突越多工作就越好。是不是有一些冲突更好，但太多了便没有好处了呢？但是哪儿又是“一些”和“太多”的界线呢？ 很显然，当考虑量的因素时，我们会不着边际。对于建设性的神经症解决法及其含义的考虑指向了另一方向。不论艺术家冲突的性质如何，他也不能迷失在这些冲突之中。他身上肯定有某种素质非常有建设性，能激发他挣脱这些冲突的愿望，并希望对它们采取一种立场。然而，这等于是说不管其冲突如何，他的真我必须非常活跃，还能产生作用。 由此可知，一般人所坚信的神经症对于艺术创造的价值乃是无稽之谈。剩下的惟一可能是艺术家的神经症冲突可能有助于激发他进行创造工作，而且他对其冲突及对解决方式的追寻可能成为其创造主题。譬如，正如画家会表达他对山景的个人体验一样，他也会表达自己内心挣扎的个人体验。但是，只有当他的真我还活跃、能给予他深刻的个人感受力、自发的欲望以及表达能力时，他才能创作。然而，在神经症中，这些能力由于脱离自我而处于危险之中。 神经症冲突乃是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现在我们逐渐看到了这种论点的错误所在。冲突最多只能暂时调动动机，但是创造冲动本身和创造力只能来自他自我实现的欲望及用于其中的精力。如果这种精力以简单而直接地体验生命而转移到要证明什么东西——证明他是他本不是的形象，那么他的创造力肯定会受损。相反，如果在分析中艺术家的自我实现欲望得到了解放，他便会重获其创造力。如果认识到这一驱力的力量，有关神经症对艺术家的所有争论也绝不会提出了。这样，艺术家创作不是由于其神经症，而是尽管有神经症还能创作。“艺术的自发性……乃是个人的创造，乃是自我表达”。
第十四章 精神分析治疗之路（选）
尽管神经症会产生巨大的障碍，有时也会保持相当平静，其本质却并非这两种情况。它是一个靠自身动力而发展的过程，以其无情逻辑逐渐笼罩全部人格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各种冲突，也需要各种解决方法。但是，因为个人找到的解决方法都不真实，所以新的冲突又会产生，要求新的解决办法——这可能会令这个人相当顺利地生活。这个过程会驱使他越来越远离真我，因此也会危及其发展。 我们必须清楚这些后果的严重性，以警惕错误的乐观，找到迅速而简单的治愈办法。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想起消除一些症状，比如恐惧或失眠时，“治愈”这个词才适当，而且治愈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但是我们无法“治愈”一个人的错误发展道路。我们只能帮助他慢慢克服其困难，使其发展走上一条更富建设性的道路。在此，我无法讨论精神分析治疗目标的许多确定方法。自然，任何一位分析者的目标都是根据其信念、从他对神经症本质的认识而产生。例如，只要我们认为人际关系中的障碍是神经症中的关键因素，我们在治疗中的目标就是要帮助病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看到了心灵内过程的本质与重要性，我们现在可以更概括地明确表达目标：我们想帮助病人找到自我，并因此使他们可能朝自我实现而努力。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是其自我实现的中心部分，但自我实现还包括其创造力及自我负责的能力。分析者自始至终必须牢记自己的工作目标，因为目标决定待做的工作以及工作时的心境。 要大致了解治疗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我们必须考虑这个过程给病人带来了什么。简单地说，他必须克服阻碍其发展的所有那些需要、驱力或态度。只有当他开始舍弃对自己的错觉以及虚构的目标时，他才有机会找到自己的真正潜质并加以发挥；只有当他放弃自己虚假的自负时，他对自己的敌意才会减少，才能产生坚定的自信心；只有当他的应该失去其威胁力时，他才能发现自己的真实情感、愿望、信仰及理想；只有当他直面自己具有的冲突时，他才有机会达到真正的统一等等。 但尽管这无可否认正确无疑，分析者也心知肚明，但病人却不是这样感觉的。他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其解决法——正确无误，而且只有靠这种方式他才能找到安宁和成就。他觉得自负给了自己内在的毅力与价值，如果没有这些应该，生活将一片混乱，等等。客观公正的外人很容易便可说出这些价值都是虚构的，但是只要病人觉得这是他惟一拥有的价值，他就必须紧抱不放。 另外，病人还必须紧守其主观价值，因为不这样做他的整个精神存在就会受到威胁。他为自己内心冲突所找到的答案，其特点简单说来就是“主宰”、“爱情”或“自由”这几个词。他不仅认为这些方法正确、明智、可取，而且认为这是惟一的办法。它们给予他一种完整感，直面冲突会给他带来被分割的可怕前景。自负不仅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很重要，而且保卫他不致陷于自恨与自卑的可怕危险之中。 病人在分析中用以抵制、不去意识冲突与自卑的特定方式都是根据其全部结构而选自他所能得到的手段。扩展型避而不去意识自己有什么害怕、无助感，有对感情、关心、帮助或同情的需要；而自谦型则极力不去看见其自负或自己在谋一己私利。为了防止其冲突调功起来，放弃型以彬彬有礼的漠然及惰性表现出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所有病人对冲突的躲避都有双重结构：他们不让冲突的倾向表面化，也不去了解这些冲突。有的会试图以理性思考或间隔化来逃避对冲突的理解。其他人的防卫则更为扩散，这表现于潜意识里抵制去认真思考任何事情以及紧守一种潜意识的犬儒主义（在否定价值的意义上）。在这些情况下，混乱的思维与犬儒态度的冲突极为模糊，因此他们便真的无法看清了。 病人千方百计要防止体验到自恨或自卑，其中心问题就是要避免意识到有些应当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在分析中他必须奋力不去了解这些缺点、根据其内心指令，这些缺点都是无可原凉的罪行。因此，对这些缺点的任何暗示，他都会觉得是不公的指控而采取防卫态度。不管其防卫是战斗性还是缓和性，其影响都是一样：不让他去清醒地审视真相。 病人所有这些保护其主观价值、抵制危险——或焦虑和恐惧——的主观感觉的迫切需要，正说明了尽管他用意良好，但总会损害与分析者合作的能力，也说明了他们采取防卫态度的必要性。 至此，其防卫态度的目的是要维持现状。在大部分分析过程中，这都是非常显著的特点。譬如，在对一个放弃型进行分析的初期，病人需要保存其超脱、“自由”以及不希求不争斗政策的毫发无损，这些会完全决定他对分析的态度。但对于扩展型和自谦型，却还有另外一股力量阻碍分析过程，尤其是在开始。正如他们在生活中迫求实现绝对主宰、胜利或爱情的积极目标一样，他们在分析中也要追求这些目标的实现。分析应当消除阻止他们实现彻底胜利或永不失败、神奇的意志力、不可抵挡的吸引力、从容不迫的神圣的一切障碍物。因此，此处就不仅是病人采取防卫态度的简单问题，而是病人与分析者积极地往相反方向拉的问题。尽管双方都会谈到进展、成长、发展，但他们的意思却完全不同。分析者心里想的是真我的发展，而病人却只能想到实现其理想化自我。 在病人寻求分析帮助的动机中，所有这些阻碍都已经发生作用。因为有某种障碍，比如恐惧、抑郁、头痛、工作中的限制、性方面的问题、某种反复的失败，所以人们想得到心理分析。他们来分析是因为他们无法处理某些痛苦的生活状况，如伴侣不忠或离家出走；他们来分析还因为他们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所有这些障碍好像足以说明想到分析的原因似乎无需做进一步的检查。但是由于马上要提及的原因，我们最好问一下：谁有障碍？是病人本身——他对幸福与发展的真正渴求，还是其自负？ 当然，我们不可能分得非常清楚，但必须认识到自负对于使痛苦变得不堪忍受起着巨大的作用。例如，街道恐惧症对一个人可能是无法忍受，因为这伤害了他主宰一切环境的自负。如果没有满足一个神经症患者对于公平交易的要求，被丈夫遗弃就是一个灾难（我是这么好的妻子，所以有权得到他终生的忠诚）。不会烦扰其他人的性问题对于一个必须完全“正常”的人来说就不堪忍受。发展受阻可能会令人极其痛苦，因为他对无需努力便能获得优势的要求似乎没有发生作用。自负的作用还表现于这一事实中：一个人会因一个伤害其自负的小障碍——像脸红、害怕当众发言、手颤——而寻找帮助，但是更大的障碍却被轻易打发了，而且事实上在他将要受到分析的解决办法中，这些大障碍也只扮演了摸糊的角色。 另一方面，自负也会阻止人们——那些需要帮助而且也能被帮助的人——去看分析者。他们对自信与“独立”的自负使他们认为即使考虑去寻找帮助都是耻辱之事。这样做是不能允许的“溺爱”。他们应当只靠自己就能对付自己的障碍。因为有对自我主宰的自负，他们甚至不允许有任何神经症问题。至多只有在讨论某个朋友或亲属的神经症时，他们才会去请教。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者必须留意到这种可能性：这是他们间接谈论自身困难的惟一方式。就这样，自负会阻止他们对自己的困难做实际的估计，也不许他们去寻找帮助。当然，阻止他们去考虑分析的不一定就是某种特别自负。这可能受到来自其内心冲突解决法的任何因素的阻碍。譬如，他们的放弃心理可能会极其强烈，以至于他们会与其障碍和平共处（“我就是得这样”）；又或者他们的自尊心理会阻止他们“自私自利”地为自己做任何事。 在病人对分析的私下期望中，阻碍力也会发生作用——我在讨论分析工作的一般困难时已提到这一点。再重述一下：一方面，他期望分析不对其神经症结构作任何改变就能消除一些扰乱因素；一方面，又期望分析能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期望不仅关系到分析目标，而且也关系到目标的实现方式。他很少（如果有的话）会清醒地去理解亟待进行的工作，此处牵涉到几个因素。如果一个人只通过阅读或偶尔尝试去分析别人或自己来了解分析，那自然每个人都难以去评估这件工作了。但是，正如任何新的工作，病人总会知道如果没有自负的干涉会发生什么事情。扩展型低估其困难，而高估自己解决困难的能力。认为凭着自己优秀的头脑，或无所不能的意志力，他应当马上便能摆平这些困难。放弃型因为囿于缺乏主动性，又有惰性，相反便期望分析者能提供神奇的线索，而他则做一个兴致勃勃的旁观者耐心等候。病人的自谦成分越占优势，他越期望分析者会因为其痛苦与对帮助的乞求而挥舞神杖。当然，所有这些信念与希望都隐藏在一层理性期望之下。 这种期望的阻碍作用相当明显。不论病人是期望分析者还是自己的神奇力量产生他所希望的结果，为分析所必须的病人自己积聚精力的动力都会受到损害，而分析也成了一个相当神秘的过程。毋庸置言，合理性的解释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末触及那些决定应该及隐藏其后的要求的内在需要。只要这些倾向仍在作用，短期的治疗法对他们就有巨大的吸引力。病人忽视了这些疗法的公布只是指症状改变，他们误以为达到正常与完美是一蹴可就，并因此而深受吸引。 在分析工作中，这些阻碍力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尽管为了迅速认出它们，分析者对它们有所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只会提到其中的某些形式。我也不将详细讨论，因而在此我关心的不是分析技巧，而是治疗过程中的基本要素。 病人会变得好争吵、爱嘲讽、富于攻击性；表面上他会装出彬彬有礼服服帖帖的样子，以此来保护自己；他可能会逃避，抛离主题，或忘却主题；他可能以毫无结果的智慧来淡论主题，就好像这与他毫无关系一样；他的反应会突然自恨或自卑，以此来警告分析者不要再继续下去了，等等。所有这些困难可能出现于对病人问题的直接处理中，也可能出现于他与分析者的关系中。与其他人际关系相比，分析关系在某一方面对病人来说要更为轻松，因为分析者集中精力要理解病人的问题，所以他对病人的反应相对要少。而在其他方面的关系因为激起了病人的冲突与焦虑，所以更为困难。然而，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病人与其他人的所有困难在此也表现出来了。仅提几个显著困难：他对主宰、爱情、自由的强迫性需要基本决定了关系的长久，并使他对引导、拒绝、威胁极为敏感；因为其自负在这一过程中会受到伤害，所以他轻易就会觉得受到侮辱；由于其期望与要求，所以他常常有挫折感与受辱感；自控与自卑的活动令他觉得受到指责和鄙视；或者，当他处于自毁性暴怒的影响中时，他马上便会对分析者大加辱骂。 最后，病人往往会高估分析者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分析者不单单是一个用自己所受的训练和拥有的知识来帮助他们的人。不管病人有多么世故、博学，他们私下都会把分析者视为一个只有超人行善或作恶能力的术士。他们的恐惧与期望相结合便产生了这种态度。分析者有能力去伤害他们，碾碎其自负、激发其自卑——但也能进行神奇的治疗！总之，他是一个魔术师，能把他们打入地狱，也能把他们升入天堂。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评价这些防卫的意义。当与病人相处时，我们会对这些防卫对分析过程产生的阻碍作用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使病人难以——有时是不可能——去审视自己、理解自己，并去改变。另一方面——正如弗洛依德在谈到“抵杭力”时所达到的认识——它们也是指导我们的路标。只要我们逐渐明白病人需要保护或加强的主观价值，以及他所抵制的危险，我们便能了解他身上作用的重大力量。 另外，虽然这些防卫造成了治疗中的许多困惑，而且——天真地说——有时分析者希望防卫会少些，这些困难也使治疗过程比没有困难的过程要稳定。分析者极力要避免不成熟的阐释，但因为他不像上帝那么无所不知，所以他也无法阻止有时会激起病人一些更令人不安的因素，而分析者自己却无法处理。分析者会做一个他认为无害的评论，而病人却会紧张地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或者，即使没有这种评价，病人通过自己的联想与梦境，也会想象一些令人害怕但并无教导性的东西。因此，不管这些防卫多具阻碍效果，它们也有积极因素——因为它们是直觉的自我保护过程的一个表现，这一过程因为自负系统产生的不稳定的内心情况而必须进行。 分析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往往会让病人害怕，因为他倾向于视之为受损的迹象。但更多的时候并非如此，其重要性只能出现在环境中才能得到评价。这可能意味着病人已快要直面其冲突和自恨了，而这在某个时候他根本无法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他缓和焦虑的通常办法往往会帮助他。似乎正要开通的道路又关闭了，他从经验中一无所获。另一方面，突发的焦虑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这可能表明病人现在觉得非常强大，能够冒直面自己问题的危险了。 分析治疗之路是一条古老的道路，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得到提倡。用苏格拉底与印度哲学的话说。这是基于自我了解的重新调整之路。其中具体的新东西是获取自我了解的方法，这一点我们要感谢弗洛伊德这位天才。分析者帮助病人意识到身上作用的所有力量，阻碍力与建设性力量；他帮助他战胜前者，调动后者。虽然阻碍力的破坏作用与建设性力量的诱导作用同时作用，我们还是要分别加以讨论。 有一次我对本书所提到的这一课题做一个系列讲座。当讲到第九讲正要谈到治疗时，有人问我了。我的回答是我所讲的一切都与治疗有关。所有精神方面可能涉及到的信息都使每个人有一个机会找到自己的问题。同样，当我们问病人为了根除其自负系统及其后果要意识到什么时，我们也只能回答他必须意识到本书论及到的每一个方面：他对荣誉的追求、他的要求、应该、自负、自恨、脱离自我、冲突、以其特定解决法——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对他的人际关系及创造力的影响。 另外，病人不仅要意识到这些个人因素，而且也要意识到它们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认识到自恨是自负不可分割的伙伴，他不可能只有其中之一而没有另一者。必须从整个结构这一大环境中看待每一个因素。譬如，他必须意识到其应该决定于自负种类；应该没有得到实现便引起了他的自控；这些又依次导致了他要保护自己不受它们攻击的需要。 意识到所有这些因素并非指要知道它们，而是要了解它们。正如马克木雷所说： “集中于事物而对所牵涉到的人漠不关心，这就是‘知道’态度的特点，这往往被称为客观性。事实上这只是与个人无关……‘知道’总是对某事的信息而不是对这件事的了解。科学不能教你去认识你的狗，它只能告诉你关于狗的一般情况。只有在它得犬瘟热的时候给它喂食，教它在屋里如何行动，同它一起玩球，你才能了解它。当然，你可以去使用科学提供的对狗的一般信息去更了解你的狗，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科学关注的是一般性，关注的是事物或多或少的普遍特点，而不是具体事物任何真实事物都是特定事物。以某种奇特方式对事物的了解取决于我们对它们的个人兴趣。” 但是，这种对自我的了解意昧着两件事病人知道自已有许多虚假的自负，知道自己对批评与失败高度敏感，知道自己有自我谴责的倾向，知道自己有许多冲突，但这毫无帮助。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这些因素在他身上的具体作用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在他个人的生活中（过去与现在）具体详细地表现出来。譬如，知道一般的应该，甚至知道在他身上作用的事实，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是他还是要认识到这些应该的具体内容，认识那些他所具有的令这些应该成为必要的因素，以及它们对他的生活的具体影响。但是，对具体与特定事物的强调完全必要，因为由于许多原因（脱离自我、掩饰潜意识中的托辞的需要)，病人倾向于要不便态度模棱两可，要不便不牵涉个人感情。 此外，他对自己的了解不能一直是智力上的了解。尽管开始时是这样的，但这必须成为一种情感体验。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交织的，因为无人能体验（譬如）一般的自负，只有在某一特定具体事物中他才能体验到其特定的自负。 那么，为什么对于病人来说既要考虑自己身上的力量，又要感觉到它们，这很重要吗？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说，单纯智慧上的实现就是根本没有“实现”：这种实现对他来说并不真实，它没有成为他的个人财产，没有在他身上扎根。他用智慧看到的具体东西可能正确，但是，正如镜子只能吸收光线而不能反射一样，他也可能只把这种“见解”应用于别人，而不用到自己身。否则，他对智慧的自负会在几方面以雷霆之速接管一切：他自豪于发现了别人所躲避的东西，于是开始控制某一问题，并加以改变和扭曲，这样很快，他的报复及受辱感便成了完全合理的反应；或者最后，他的智慧单独似乎就足以驱散问题：看见便是解决。 另外，只有体验到潜意识或半意识中的感觉或驱力在无理性时的全部影响，我们才能逐渐了解自己身上在作用的潜意识力量的强度及强迫性。病人只是承认他对单恋的绝望，而这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受侮辱感，因为他对自己的魅力无法抗拒的自负，或占有对方身心的自负受到了伤害。但这远远不够。他必须感觉到侮辱，而且以后还要感觉到自负对他的控制。模糊知道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自己的愤怒或自责可能过分了，这还不够。他必须感觉到自己愤怒的全部影响，或自责的深度，只有那时一些潜意识过程的力量（及其不合理性）才会展现到他面前。只有那时，他才会有发现更多有关自我的动力。 在其恰当的背景中去感觉情感，并且去体验那些还只是看到但并未感觉到的情感或驱力，这也非常重要。例如，我们回到这个例子，当一位女士无法爬到山顶时，她会害怕一只狗——她感觉到了强度最大的恐惧。帮助她克服这一害怕的是她意识到这种害怕来自自卑。尽管后者几乎没有被体验到，但她的发现仍然意味着她在适当的背景下感觉到了害怕。但是，只要她没有感觉到其自卑的深度，其他种类的恐惧仍会不断出现。只有当她在自己对自己有主宰一切困难的无理要求这一背景中感觉到自卑时，自卑的体验才会有所帮助。 对迄今为止的潜意识感觉或驱力的情感体验可能会突然出现，然后会像启示一般让我们大吃一惊。但更多的时候这种体验是在认真解决某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例如，病人会意识到一种含有报复成分的恼怒。他会看到这种情况与受伤的自负之间的联系。但在某一点上，他必须体验到他受伤的感情的全部强度以及报复心理的情感影响。同样，他首先又会看到当时的情况并不必引起这么强烈的愤怒和受辱感。他会认识到这些情感是他对某个期望未能实现的反应。他会注意到分析者在暗示这些情感可能没有道理，但他自己却认为完全正当。慢慢地，他会注意到那些甚至他自己也认为无理的期望。后来，他意识到这些不是无害的愿望，而是苛刻的要求。他最终会发现这些情感的范畴及其幻想性，然后他会体验到当这些情感受到挫折时，他会被完全压垮、狂怒不已。最后，他开始明白这些情感固有的力量。但是，这与他宁死也不愿放弃这些情感的感觉相差还是极大。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他可能知道自己认为“应付过去”最为可取，或知道有时候自己喜欢愚弄或欺骗别人。当他在这点上觉察更广时，他会意识到他是多么妒忌那些能“应付”比他做的事更好的事的人。或当受到愚弄或欺骗的是他自己时，他会多么暴跳如雷。他会逐渐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对自己欺骗或吹嘘的能力是多么自负。在某一点上，他也必定会在骨子里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吸引人的激情。 然而，如果病人就是感觉不到某些情感、冲动、渴望或其他东西，那又怎么样呢？毕竟我们无法人工地去引出情感。但是，如果病人与分析者都坚信让情感发泄出来——不管是关系到什么的情感并让它们以原来的强度发泄是可取的，那么便也会有所帮助了。这会让两者都注意到纯粹的脑力劳动与情感参与之间的差异。另外，这也会激起他们的兴趣去分析那些干扰情感体验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程度、强度以及种类上会有所变化。确定这些因素是否阻碍了所有情感的体验还是只是某些特定情感，这对分析者来说非常重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病人没有能力或只有极小的能力去体验任何事情却只有悬而未决的判断。一个相信自己最周到体贴的病人突然意识到自己也会专横跋扈、令人讨厌，于是他马上产生一种价值判断，认为这种态度不对，必须马上停止。 这种反应看上去像是立场鲜明要反抗神经症倾向，而且想改变这一倾向。实际上，在这些例子中，病人被自负与自责这两个车轮卡住了，因此在还没有时间意识并体验到这些倾向的强度时，他们便匆匆忙忙试图要抹去这些倾向。还有一个病人，对接受别人的帮助或占别人便宜有禁忌，他发现在自己的过度谦逊之下，隐藏的是外求私利的需求，发现事实上如果自己没有从某一环境中得到东西便会暴怒，发现每次当自己与那些在某些他认为很重要的方面比他强的人在一起时便会生病，于是又同样以闪电般的速度，他得到这一结论：自己讨厌之极——这样便把一次体验和理解各种被压制的攻击性倾向的可能扼杀于萌芽之中。去认识强迫性的“无私”与同样强迫性的贪欲之间的冲突的大门也关闭了。 那些思考过自己、并觉察到一些内心冲突与问题的人常常说：“我对自己这么（甚至完全）了解，这帮我更好地控制了自己，但在心里我还是同样觉得不安全、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往往是他们的认识太片面或太肤浅，即这不是刚才所说的深刻而广泛意义上的察觉。但是，假设有人真的体验到了作用于其身的一些重要力量，并且看到了它们对自己生活的影响，这些对自身的认识会如何来帮助解放他呢？又会帮助到何种程度？当然它们有时会让他恼怒，有时又会令他宽慰，但是它们究竟对人格作了哪些改变？唐突地提出来这个问题可能过于泛泛而论而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我怀疑我们都会倾向于高估其治疗效果。而且，因为我们想弄清治疗的作用力究竟是什么，所以让我们尝试研究一下这些意识所带来的变化——其可能性和局限性。 不进行某种重新定向，任何人都无法了解其自负及解决办法。他开始意识到他对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幻想，他开始怀疑他对自己的要求也许对任何人来说是否都是可能实现的，怀疑他对别人的要求（除了基于不稳的根基之外）是否可以实现。 他开始看到他对自己并不具备的品质——或至少没有到他所相信的程度——过分自负，譬如，看到他引以为傲的独立只是对威胁的敏感而已，而并非真正的内心自由；看到实际上自己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样诚实正直，因为他已看穿了潜意识中的伪装；他看到尽管自己自负于其主宰地位，但实际上甚至都没有主宰自己的家；看到自己对别人的大量爱心（这令他如此出色）来自于要被喜爱或受崇拜的强迫性需要。 最后，他开始质问其价值系统及目标的正确性。也许他的自责不仅仅标志道德上的敏感而已？也许他的愤世嫉俗并非表明他没有一般成见，而只是一种便宜的逃脱之计、不去直面其信仰而已？也许把其他人视为骗子不完全是精于世事而已？也许在超脱隔绝中他失去了很多东西？也许主宰或爱情不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答案？ 所有这些变化，可以说是现实测验与价值测验的逐渐活动。通过这些步骤，自负系统便会日益受到损坏。重新定向是治疗的目标，而这些步骤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但是迄今为止，它们都是打破幻想的过程。如果富于建设性的举动不同时发生，这些步骤单独不能也不会产生彻底而持久的释放性作用。 在精神分析早期，当神经症学家开始把分析视为一种精神治疗的可能形式时，有人提倡分析之后应当进行综合这种观点。他们似乎认为必须分裂某些东西。但是，此后治疗者必须给予病人一些积极的东西。他们可以以之来生活，信仰它，并为之工作。虽然这些建议可能来自对分析的误解，并且有许多错误之处，但是它们都是由良好的直觉情感而引起的。实际上，这些建议对我们这一派的分析思考来说比对弗洛伊德更为中肯相关，因为他并未像我们一样看待治疗过程：视之为关系到为了给予某种建设性事物发展的可能而要舍弃的阻碍性事物。过去建议中的主要错误在于它们归于治疗者的作用。他们不信任病人自己的建设力，反而觉得治疗者应当人为地提供更为积极的生活方式。 我们回到了古代医学的卓见。它认为治愈力不仅为肉体所固有，也为心灵所固有。只要出现身心上的疾病，医生只需帮助病人消除损害力，扶持治愈力即可。破除幻想这一过程的治疗价值在于：由于阻碍力的消弱，真我的建设性力量有了发展的机会。 在扶持这一过程中，分析者的工作与分析自负系统完全不同。除了技术方面的训练之外，后者还要求对潜意识中的可能之复杂事物有广泛的了解，以及个人对于发现、理解、联系的机敏。为了帮助病人发现自我，分析者还需要从经验中获得对于真我——通过做梦以及其他渠道——出现方式的了解。因为这些方式根本不明显，所以这种了解极有价值。他还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如何去争取病人有意识地参与这一过程。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分析者本人必须有建设性，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目标是要帮助病人发现自我。 从一开始，病人身上的治愈力便在发生作用。但在分析之初，这些力量往往缺乏活力，必须调动起来才能提供真正的帮助以反抗自负系统。因此，在分析开始的时候，分析者必须带着最大可能的善意或积极兴趣去工作。不管什么原因，病人对消除某些障碍还是挺感兴趣的。通常（同样又是不管什么原因）他确实也想改善这个改善那个：婚姻、与孩子的关系、性功能、阅读、心理集中能力、社交时的自在、挣钱能力，等等。他对分析或甚至对自己可能具有智力上的好奇心；他可能会想使分析者对其心灵的创造力或敏锐的洞察力留下深刻印象；他可能想去取悦他人，或做个完美的病人。而且，因为他期望自己或分析者能够神奇地治愈他，所以病人还会主动愿意甚至迫切地在分析工作中进行合作。例如，他可能会意识到这一情况：他太顺从了，或者对别人给予他的关注太心存感激了——然后这个毛病便马上“治愈”了。这些动机不能帮他度过分析的扰乱期，但却足以应付初期了。不管怎样，初期大半是没有多少困难的。同时，他对自己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基于更可靠的原因产生了兴趣。分析者不仅必须运用这些动力，而且要清楚其本质，还必须决定在适当时候把这些不可靠的动力作为分析的对象。 在分析之初便开始动员真我，这好像是最可取的。但正如所有事情一样，这种尝试是否可行是否有意义，这都在于病人的兴趣。只要病人把精力集中于巩固其理想化自我，并因此压制其真我，这些尝试便可能会毫无效果。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还很少，可能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想到的可行之路。初期的最大帮助来自病人的梦，这在以后也是如此。在此我无法展开讨论我们对于梦的理论。简单提一下我们的基本信条便足够了。在梦中或以神经症方式，或以正常方式，我们更接近真实的自我，梦代表着我们努力去解决自己的冲突；在梦中，建设性力量会作用，甚至在它们在其他场合中几乎无法发觉的时候也会作用。 从具有建设性因素的梦中，即使是在分析初期，病人也能捕捉到作用于自身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且比他幻想的世界更符合其真实情感。在有些梦中，病人用象征形式表达了对自己的同情（因为他对自己的所做之事）；有的梦揭示了深深的悲伤、怀旧之情以及渴望；在有的梦中，病人奋力要复活；在有的梦中，他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想逃出去；而在有的梦中，他精心培育一株正在生长的植物，或在屋里发现了一间他以前不知道的房间。当然，分析者会帮助他了解象征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但是除此之外，他可能会强调病人在梦中所表达的情感的重要性，或他在清醒时不敢感觉的渴求的重要性，而且他还会提出问题。譬如，正如病人在有意识时表现的乐观并不真实一样，是不是这种悲伤感也不是病人对自己的真实情感呢？ 有时，其他方法也是可行的。病人自己会开始惊讶于他对自己的感情、愿望或信仰了解是如此之少。然后，分析者会鼓励这种迷惑感。不管他用什么方式，这个被滥用的词“自然而然”似乎最为恰当。因为，人确实会自然而然地——这是其天性——去感受其情感，去了解其愿望或信仰。当这些自然能力不发生作用时，我们便有理由惊奇了。如果这种惊奇不是自愿的，分析者会在适当时候提出这些问题。 所有这些似乎毫不重要，但在此不仅惊奇是智慧之初这一普遍真理仍然通行，而且更确切地说，病人意识到他已远离了自己，而不是忽略这一事实，这也非常重要。这一效果可与这种时刻相比：一个在专制中长大的年轻人了解到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信息可能马上便会渗透，他也可能心存疑虑地接受，因为他本来是怀疑民主的。但是，他还是会逐渐认识到自己丢失了一些好的东西。 有时，这种应时的评论可能就是所需要的东西。只有当病人对“我是谁”这一问题感兴趣时，分析者才会更加积极地要让病人知道他对自己的真情实感、愿望或信仰的了解是何其少或多么不关心。举一个例子，当一个病人看到自身的冲突时，即使极小，他也会害怕。他害怕自己会分裂，会发疯。这个问题从几个角度进行了处理，例如，只有当一切都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他才会感到安全；或者，他害怕任何小冲突都会消弱他，而使他不能反抗他之认为心怀敌意的外在世界。通过集中于真我，分析者可以指出，冲突之所以让他害怕，要不便是由于其强度，要不便是由于病人身上发生作用的真我太少，以至于甚至不能对付极小的冲突。 又或者，我们说有这么一个病人，他在两个女人之间取舍不定。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负起责任，不管是关系到女人还是想法、工作还是生活区。同样，分析者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首先，只要这个普遍的因难不明显，他就必须找出在某个特定的决定中所牵涉到的东西。当不能决定的优势变得明显时，他会揭露出病人对力求拥有一切的自负——得到其蛋糕并吃掉它，并因此揭露出他感觉必须进行选择是耻辱的堕落。另一方面，从真我的角度来说，分析者会说病人之所以不能负起责任，是因为他太远离自我，以至于不知道自己的爱好和方向。 同样，病人又会抱怨自己太顺服了。日复一日，他答应或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而原因只是别人期望或想要他去做这些事。在此也一样，根据一定时候的背景，这个问题可以从许多有利的角度加以处理：他要躲避摩擦、不珍惜自己的时间、自负于所不能。然而，分析者只能提出这个问题：“你就从未想过要问问自己您想要什么，或认为什么是对的吗？”除了这样直接地发动真我之外，分析者还不会失去明确鼓舞病人的这些迹象的机会：病人的思考或情感更为独立，病人自己负起责任，对自己的真相更感兴趣，独自明白了自己的托辞、应当以及外移过程。这还包括鼓励病人在两次分析的中间进行自我分析，另外，分析者要展示或强调这些步骤对病人的人际关系的具体影响：对别人的害怕减少、对别人的依赖减少，因此便更能对他们产生友善感或同情。 有时，不管怎样病人觉得更自由了也更活跃了，这样他几乎不需要任何鼓励。有时，他会贬低所采取步骤的重要性。轻视这些步骤的倾向应当加以分析，因为这可能表明病人对真我出现的害怕。另外，分析者还要问在这一点上是什么让病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更自发去下决定或活跃起来的，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了解到病人勇于做自我的有关因素。 当病人有了一些坚实的立足之地后，他更能与其冲突格斗。这并非是指冲突只有到这时才可见。分析者很早便已看到了，甚至病人也察觉到了一些迹象。对于其他神经症问题也是如此，觉察的过程及其产生的步骤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努力也贯穿于整个分析中。但是不减少对自己的脱离的话，病人便无法体验到这些冲突是自己的冲突，并与之搏斗。正如我们所看到，有几个因素使这种对冲突的意识成为一种破坏性的经历，但是其中脱离自我是非常突出的。了解这一联系的最简单的方式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想象冲突。我们尝试假设有个人与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父母，或两个女人，这两人尽力要朝相反的方向拉他，他对自己的感情和信仰了解越少，就更容易摇摆不定，在这一过程中他会崩溃。反过来，他越坚定地把握自己，他在这种相反的影响中受到的损坏便更少。 病人逐渐意味到其冲突的方式变化极大。在某个特定场合下，他们会意识到分割的情感。譬如对父母或婚姻伴侣的模糊态度、对性活动或某种思潮的矛盾态度。例如，病人会意识到恨自己的母亲，但同时却又深爱她。看上去他意识到了冲突，尽管只是对某一个人而言。但实际上，这是他设想冲突的方式：一方面，他为母亲难过，因为她是牺牲型的人，从来都不快乐；另一方面，他又对她十分生气，因为她强求他只爱她一个人。对于他这类型的人，这两种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接着，他所认为是爱或同情的东西变得更清晰了。他应该是个理想的儿子，应该能够使母亲欢乐，令她满足。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便觉得“有罪”，并付出双倍的关注来赎罪。这一应该（马上便会看到）不限于这一种情况中，在生活中的任何情况下，他都应该绝对地完美。然后，其冲突的另一成分出现了，他也是一个相当超脱隔绝之人，要求任何人也不要打扰他、不要对他有所期望，如果谁这样，他便会恨他。此处的过程是：从将其矛盾情感归咎于外在环境（母亲的性格），到在某一特定关系中意识到自己的冲突，最后到意识到自身的主要冲突。因为这一冲突就在他身上，作用于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其他病人在开始可能只是瞥见其主要人生观中的矛盾而已。例如，一个自谦型的人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别人有许多的蔑视，或自己反抗要对别人“好”这一点。或者，他有这种稍纵即逝的认识：自己对一些特权有过分的要求。虽然，在一开始他并不认为这是矛盾（更别提冲突了），但他慢慢会认识到这确实与自已的过分谦逊和喜欢每个人的态度相矛盾。然后，他会短暂地体验到冲突。譬如，当他强迫性的帮助没有得到“爱”的回报时，他便会对自己因为“受骗”而盲目大怒。他完全愣住了——体验也沉没了。接着，他对自负与利益的禁忌也明显了。这些禁忌如此刻板如此无理，所以他开始对此感到惊讶。因为他对良善和神圣的自负受到损害，于是他便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妒忌之心，开始看到自己对于私利的一些贪婪或自己的吝啬。他身上的这一过程，一部分可以描述为与其自身的矛盾倾向日益熟悉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仅仅这一过程便解释了看到这些倾向的震惊逐渐缓和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在整个分析之后，他会变得非常坚强，基本上不会受到震动便能逐渐直面这些倾向——因此便能解决这些倾向。 同样，有些病人会意识到自身的某个冲突，但是其外形仍很模糊，意义也不确定，所以在开始也还是无法理解。他们会谈到理性与情感的矛盾、爱情与事业的矛盾。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冲突很难了解，因为爱情与事业并非水火不相容，理性与情感也并非如此。不管怎样，分析者无法直接地来处理这一冲突。他只认识到有些冲突在这些领域中肯定会发生。记住了这一点，他尽力去逐渐了解这个病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同样，一开始病人不会觉得这是个人冲突，而会把它与存在的现实联系起来。譬如，女性会把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冲突归因于社会文化条件。她们会指出，事实上女性很难既有事业，同时又做个好妻子、好母亲。慢慢地，她们会彻底了解自己在这方面有个人冲突，这个冲突比外在困难更为重要。简单地说，在爱情生活中，她们有病态依赖的倾向，但在事业上，她们又会表现出所有神经症野心的标志与对胜利的需要。后一种倾向往往受到抑制，但仍相当活跃，足以作为效率的标准——至少是成功的标准。理论上说，她们已尽力把自谦倾向注于爱情生活中，而将扩展驱力集中于工作上。事实上，这种绝对分工是不可行的，于是在分析中这些现象便会变得很明显：主宰驱力大致也会作用于她们的爱情关系中，而自谦倾向也会作用于事业上——结果她们便越来越不快乐。 在生活方式及价值系统中，病人也会坦率地表现一些分析者认为非常显著的矛盾，首先他们表现自己的一个方面：温和可爱、过分顺服甚至低声下气，然后，要求权力与声誉的驱力会显著起来。譬如，这会表现于对社会声誉与征服女人的渴求，这都带着种明显的虐待与冷酷的潜潮。有时，他们会表示相信自己无法保持怨恨，有时却对别人产生野蛮的报复性愤怒——这时他们并未受到矛盾的困扰。或者在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想通过分析获得一种报复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受任何情感的干扰；另一方面，又想从分析中获得隐士那样神圣般的超然脱俗。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态度、驱力或信仰便构成了各种冲突。相反，他们自豪于自己比起那些遵从“美德的狭窄之途”的人有更广泛的情感或信仰。分隔化达到了极点。但是分析者不能直接加以处理，因为维持这种分裂的需要要求不正常地大量去麻木对真理与价值的感觉，麻木对现实证据的舍弃，麻木对自己的责任的躲避。在此也一样，扩展驱力与自谦驱力的力量与意义会越来越显著。但是，只有大量地去研究其躲避心理及潜意识中的欺骗，这些才会有所帮助。这种研究通常需要分析其广泛而固执的外移作用，分析他们只在想象中实现其应该这一现象，分析他们发现并相信站不住脚的借口来防御自责的机敏（我已尽力而为了，我生病了，这么多麻烦在烦我，我不知道，我无能为力，这已够好的了，等等），所有这些措施使他们有了一种内心的安宁，但是随着生活的继续，也会消弱其道德品格，因而他们也更不能面对其自恨和冲突。这些问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但病人也会因此逐渐地坚强起来，致力于体验其冲突并与之搏斗。 总结一下：冲突由于其分裂性，所以在分析之初都很模糊。假若有人看到了它们，也只是在具体的情况下——或者也只是想象到它们模糊、大致的样子。它们会如火花闪现，但太短暂不会有什么新的意义；它们可能会受到间隔化，这方面的变化出现于这些方向中：病人会逐渐意识这是冲突，而且是他们的特别冲突，然后到达本质：病人不仅看到些微的表现，而且开始确实地看到自己身上的冲突。 虽然这一分析工作很困难，而且让人心烦，但也是解放性的工作。现在不是一种刻板的解决法，而是分析工作中有了许多冲突。特定的主要解决法，其价值在分析过程中逐渐消弱，最后终于崩溃了。并且，个性中不熟悉或发展不良的一些方面被揭示出来了，而且有了发展的机会。的确，最早出现的仍是较严重的神经症驱力。但这也极为有益，因为自谦型只有首先看到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表现，才有机会正常地坚持自己的利益；只有首先体验到其神经症自负，他才能接近真正的自尊。相反扩展型只有体验到其卑屈与对别人的需要，才能产生真正的谦逊与温情。 这一工作顺利地进行了，病人现在可以更直接地来解决包罗最为广泛的一个冲突——自负系统与真我之间的冲突、完美其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与发展他作为一个人的潜质的渴望之间的冲突。各种力量逐渐积聚起来，主要的内心冲突也显著了。在以后的时间里分析者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使这一冲突保持显著，因为病人自己很容易便会忽视。当力量积聚起来的时候，一个最有利但也最混乱的分析期到来了，这一时期在程度与时间长短上会有所变化。混乱是内心激战的直接表现。其强度与处于危境中的这件事有着根本的重要性。这在本质上是这个问题：病人是想保留其错觉、要求、虚假自负的所有夸大的、有魅力的东西呢，还是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常人这一事实：具有常人所有的一切局限、有其特别的困难、但也有发展的可能？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可能是最根本的交叉路口了吧。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起伏不定，而且往往快速而连续。有时，病人在前进，这可以显示于许多方面。他的感情更活跃，他更自发、更直接，他能想到去做一些积极的事，他对他人好友善、也更同情别人。他对自己脱离的许多方面更有意识，而且独自去理解它们。譬如，他可能很快便会认出什么时候自己没有“在”某种情况中，或者什么时候他不去面对自身的东西，而是在责怪他人。他会意识到他为自己做的事实际上是何其少。他会记起过去不诚实或残忍的一些事，这时他会有更为清醒的判断，也有遗憾，但却没有能压垮人的有罪感。他开始看到自己的好处，开始意识到自己具备的某些优点。他会因自己顽强的奋斗而对自己给予恰当的认可。 这种对自己更实际的评价也会出现于梦中。在有个梦里，病人以夏日别墅的象征出现了。因为长期没有人居住，这些别墅已经破旧不堪了，但是质地依然很好。另一个梦表示病人试图不为自己负责，但最终却坦然承认了：病人把自己视为一个大男孩，只是出于开玩笑把另外一个男孩关在一个箱子里。他不是要伤害他，对他也没有什么敌意，只是把他给忘了，然后这个男孩便死了。做梦的这个人漫不经心想逃跑，但后来有个官员与他谈话，很富人情味地告诉了他事实与后果。 这些积极时期之后，接下来便是反应。在反应中，基本因素是复苏的自恨与自卑的冲涌。这些自毁性的感觉可能就是这样被体验的，也可能通过变得报复性而外移了——受辱感，或虐待或受虐的幻想。或者，病人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自恨，但却深深感觉到他对自毁冲动反应中的焦虑。或者最后，不仅焦虑这样出现了，而且他抵挡焦虑的惯用方法——比如酗酒、性活动、对同伴的强迫性需要、自大狂妄——又活跃起来了。 所有这些烦扰都会产生有益的真正改变，但是为了准确地评价它们，我们必须考虑这些改善的可靠性，以及促成它们“复发”的因素。 病人有可能会高估其进步，他似乎会忘记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他就以被我戏称为“健康狂饮”的方式继续下去。既然他现在能做以前所不能做的许多事了，他应该是——在他的想象中就是——适应最好的榜样，最正常的榜样。虽然一方面他更愿意做自己，但也抓住这种进展作为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最后机会，因为他受到完全健康这一荣誉的吸引。这一目标的吸引力仍然很大，能使他暂时出现毛病。轻微的兴奋使他忘了存在的困难，也使他更加确定现在问题都已解决了。但是因为他大体上觉得自己比以前要伟大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他肯定会意识到：尽管他实际上是能更好地应付许多情况了，但是，大量的老问题还是存在。而且，正因为他相信自己已处于巅峰状态，所以他自己的反抗也更猛烈了。 有些病人似乎很冷静、谨慎，不愿承认（向自己、向分析者）自己好转了。他们往往很微妙地会去贬低其进展。然而，当他们反抗自身的问题，或反抗一个自己无法处理的外在情况时，同样的“复发”也会产生。在此，第一类人的过程又发生了，但是却不会美化想象的工作。两者都没有准备好要接受自己是有困难、限制或没有异常优点的人。他们的不愿意态度可能会外移（我会乐于接受自己，但如果我不完美，别人就会厌恶我。只有当我最慷慨、最有效率的时候，他们才会喜欢我）。 迄今为止，造成急剧损害的因素是一个病人还无法处理的困难，在最后一种反应中，促成因素不是还未克服的困难，而是相反，是朝积极方向的一步前进。这不一定是奇异的行为。病人可能只是对自己感到同情，第一次体验到自己既不特别出色，又不可耻，而是其真实情况：一个正在奋斗、并时常受到烦扰的常人。他明白了“这种自我嫌恶是自负的人工产物”，明白了为了自尊他不一定要做独一无二的英雄或天才。在梦中，态度也会发生同样变化。 一个病人梦见了一匹纯种马，但如今它跛了，看上去也被泥弄脏了。但是病人想：“就是这样我也能爱它。”但这种经历之后，病人变得灰心失望，不能工作，显得沮丧。结果是其自负进行反叛，而且占了上风。他经历了一场强烈的自卑，认为这是“把目标定得太低”，沉溺于“自我怜悯”，因而憎恨自卑，认为它可耻。 当病人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为自己干了点积极的事情时，这些反应往往便出现了。譬如，对某个病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大进步：他能拒绝别人对他时间的要求而不会有恼怒感或罪恶感，因为他认为他自己正在做的事更加重要。另外一个病人能结束一段恋爱关系，因为她最终完全认识到这种关系主要是基于作用于自己及恋人身上的神经症需要，而且这一关系对她已失去意义，而她也看不到有什么前途。她坚决地实行了这一决定，而且尽量不伤害对方。在两个例子中，病人首先都会对自己处理这些情况的能力感到满意，但不久便会恐慌起来，他们害怕自己的独立，害怕变得不可爱、“咄咄逼人”，他们把自己污蔑为“自私的野兽”，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在自卑的过度谦逊这个安全的限制中寻找庇护。 最后这个例子需要更完全的治疗，因为它牵涉到一个比其他例子更进一步的积极步骤。在这个例子中，病人与兄长工作，经营一项父亲传给他们兄弟的事业，事业经营得相当成功。兄长很能干、有正义感、爱支配人、有许多典型的自负报复倾向。我的病人一直处于他的阴影之中，受到他的胁迫，崇拜他，而且无意识地去讨好他。在分析中，其冲突的反面突出出来了。他对哥哥变得吹毛求疵，公然与之竞争，有时甚至还相当好斗。哥哥也报以同样反应，一种反应加强了另一种，很快两人都无法交谈了，办公室的气氛紧张起来了，合作者与员工也有了各自偏向的一方。我的病人一开始很高兴，终于能够“表现”自己的权威来反抗哥哥了，但他也慢慢意识到自己也在报复，想打掉哥哥的架子。在对他自己的冲突进行数月的富有成效的分析工作之后，他最终对整个情况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并且能意识到比个人争夺和私怨更大的事正处于危境。他不仅看到自己对于这一紧张气氛的责任——而且更多的是——乐意承担积极责任。他决定与哥哥进行一次谈心，尽管知道这不是件易事。在后来的谈话中，他既末受胁迫，又没有报复，只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样，他为未来打开了一个在比以前更为正常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他知道自己做得很好，并因此很高兴。但就在当天下午，他恐慌起来，觉得恶心发晕，想回家躺下。他并没有自杀，但各种想法不断闪过，他甚至能理解有些人为什么会自杀。他试图去弄清楚这一情况，重新审察谈话的动机以及他在谈话中的举止,但找不到任何可以反对的东西。他完全困惑了。然而，他还是能睡着，次日早晨也觉得平静点了。但醒来时又记起了从哥哥那儿受到的各种侮辱，于是对他又产生了憎恨。当分析这一扰乱时，我们看到他在两方面受到了打击。 他要求谈话与进行谈话的心情与他至今所遵循的价值观截然相反。从扩展驭力的角度上说，他应当报复，应当得到报复的胜利。在这点上，他猛烈地辱骂自己是个谄媚者、姑息一切。另一方面，以他剩余的自谦倾向，他应当温顺，自甘居下。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讽刺地攻击自己：“小弟弟竞想胜过大哥哥！”如果现在事实上他不是自负便是缓和，他在以后也会不安，尽管程度要小。而且这一点也不令人困惑，因为任何从这一冲突中挣脱的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对报复倾向或自谦倾向的残余非常敏感——即如果感觉到这些，他们便会做出自责的反应。 在此，问题是自控在作用，但是他却没有去报复，也没有姑息，而是采取了不同于这两种倾向的果断而积极的步骤。他的行为不仅现实、积极，而且也对自己和生活的“背景”存在真实的了解。就是说，他已逐渐看到并感觉到自己对于这一困难情况的责任，他不是视之为负担或压力，而是其个人生活中的必要部分。他就是如此，情况就是如此——他真诚地去处理这一情况。他接受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及伴随这一接受而来的责任。 这时，他已经获得了足够力量，能够对自我实现采取真正的步骤了，但是他甚至还没有开始直面真我与自负系统之间的冲突，而这是这一步骤不可避免会引起的。他之所以会产生以前的这种剧烈反应，是因为他所突然陷入的冲突十分严重。 处于这种反应的掌握之中时，病人自然不会知道所发生的事。他只觉得自己越来越恶化了。他会感到绝望，也许自己的改善是想象的？也许自己已无药可救了？他可能会有退出分析的暂时冲动——一种他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即使是在烦扰的时候。他感到迷惑、失望、沮丧。 实际上，在所有例子中，这些都是病人在自我理想化与自我实现之间进行艰苦选择的积极表现。也许最能清晰显示这两种驱力不能相容的，就是在反应时期的内心斗争，以及促成这些反应的积极举动的心理。它们的出现不是因为他更现实地看待自己了，而是因为他愿意接受自己是具有局限的人；不是因为他能下决定并为自己做什么事了，而是因为他愿意去注意自己的真正兴趣，愿意为自己承担责任；不是因为他能实事求是的表达自己的要求，而是因为他愿意接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了。简而言之，这些反应是正在发展中的痛苦。 但是，只有当病人意识到其积极举动的重要意义时，这些反应的裨益才会全部得以产生。因此，这一点就更为重要了，分析者不要对表面上的复发感到困惑，而要看到这一摇摆不定的实际，并帮助病人也看到这一点。因为这些反应的发生有一定可以预测的规律性，所以当它们出现几次之后，如果病人正在好转，分析者最好是要提示警告一下病人。这可能无法阻止即将发生的反应，但如果病人在知道了某一时候自身作用力量的可预侧性，他在这些反应面前也就不会过于无助了。这能帮助他对这些反应采取更为客观的态度。分析者必须成为病人濒于险境之自我的坚定盟友，此时这一点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倘若分析者看得很清楚，立场也坚定，他便能给予病人在这些考验时期急切需要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是泛泛的安慰，而主要是向病人传达这一信息：他正处于决战之中，而且还要向他展现成败机率以及战斗目标。 病人每一次理解了一个反应的含义之后，他都比以前更为坚强了。慢慢地，反应越来越短，强度也越来越小。与之相反，顺利时期也更为确定，更富建设性了。他发生改变进行发展这一前景成为明显的可能性，他能实现了。 当病人能够独自去尽力做事的时候，那无论是还要做什么工作——总是有大量工作要做，现在都快到时候了。正如恶性循环作用时他在神经症中越陷越深一样，现在有了各种朝与之相反方向作用的循环。例如，倘若病人降低了他绝对完美的标准，其自控也会减少，因此他对自己也能更真实了。他能够审视自己而不会感到害怕了。这也使他对分析者的依赖性减少，而对自己的才能有了信心。同时，他对外移其自控的要求也减少了。这样，他觉得别人对他的威胁减少了，因此他对别人的敌意也减弱了，对别人开始产生友善感。 另外，病人的勇气也大增，而且对自己的能力信心渐增，认为自己能够处理自己的发展。在我们谈到反应时，我们集中于来自内心冲突的恐惧。随着病人清楚了自己想走的生活方向，这一恐惧也越来越小。其方向感便使他更觉得统一、强大了。但是这一前进中也有另外一种恐惧，对此我们还没允分理解。这是一种现实的恐惧，害怕自己没有神经症支持便无法应付生活。毕竟，神经症患者是靠魔力为生的魔术师。任何朝向自我实现的一步都意味着要舍弃这些力量，而只依靠自己的才智。但是当他意识到实际上没有这些幻觉他也能生活，甚至没有它们还过得更好时，他对自己有了信心。 而且，任何朝向自我的一步都令他产生一种成就感，这种感觉与他以前所知的感觉都不同。虽然这种体验开始时很短暂，但最后出现的频率会越快，而且持续时间也更长。即使在初期，这也比他所想到的任何东西、分析者所说的任何话都更让他坚信：自己走对了路，因为这给他展示了与自己及生活感觉协调的可能性。这可能是促使他研究自身发展、朝向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最大动力。 治疗过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样病人便很难达到上述阶段。如果能得以顺利进行，这当然会对他自己、别人或工作的关系带来明显的改善。然而，这些改善并非结束例行分析工作的标准，因为它们只是更深层次改变的明显表现，并且只有分析者和病人自己意识到这一改变：价值、方向、目标开始的改变。病人的神经症自负以及主宰、投降、自由这些幻想的虚构价值失去了大部分的魅力，病人实现其潜质的决心也更坚定。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要解决各种隐藏的自负、要求、托辞、外移，等等。但是，由于对自己已很有信心，他可以认出这些东西的关系：它们是自己发展中的障碍。因此，他愿意去发现它们，并及时加以克服。现在，这种愿意不是（至少要更少）要依靠魔力消除不完美之处的狂乱、不耐烦。因为开始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接受自己的困难，他也开始接受对自己的分析，认为这是生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积极地说，所做的分析工作都关系到自我实现所牵涉到的一切。对病人自己而言，这意味着奋求对自己的感情、愿望以及信仰产生更清晰更深刻的体验；奋求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把它们用于积极目标之中；奋求对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更清楚的了解，为自己及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对别人而言，这意味着他奋求真诚地去与人相处；奋求去尊重别人，视之为有其权力、特点的个体；奋求发展互助精神（而不是用之来作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对分析工作而言，这意味着与自负及虚荣的满足相比，分析工作对病人而言更为重要，也意味着他的目标是要实现并发展自己的特殊天赋，并更有效率。 虽然以这些方式进展，但他迟早也会采取一个超出其个人利益的步骤。克服其神经症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之后，他更会意识到与其个人生活及整个世界有关系的更广泛的事情。在他心目中，他曾经独一无二、极为重要的例外。从这种观点，他逐渐体验到自己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样，他便愿意也能够承担自己在其中的那份责任，并且竭尽所能为之作出积极贡献。这可能关系到——正如那个年轻商人的例子——他对自己工作团体中的普遍事情的意识，这也可能关系到他在家庭中、社会上以及政治环境中的位置。这一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他的视野扩大了，而且也因为他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发现或接受使他内心有了肯定感，这种感觉是来自因积极的参与而产生的归属感。
第十五章 理论上的思考（选）
本书提出的神经症理论，是由以前一些书中所论及的概念逐渐发展而来。在前面各章中，我们已谈论了这一发展对于治疗的含义。我对个体概念以及对于神经症的整体认识进行了思考。对于这一思考中所出现的理论上的改变，我们还必须进行评估。 与其他摒弃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的人一起，我首先在人际关系中看到了神经症的核心。我指出，一般说来，这是由于文化条件而产生的。具体而言，这产生于阻碍儿童心理顺利发展的环境因素。儿童没有对自己及别人产生基本的信心，反而产生了根本的焦虑。我将这一焦虑定义为对一个怀有潜在敌意的世界的隔绝感和无助感。为了把这一根本焦虑降至最少，于是趋向、反抗、脱离别人的自发行为便带上了强迫性。虽然自发行为彼此相容，但强迫性行为却会发生冲突。因此，这样产生的冲突（我之所谓基本冲突）便是对于他人的冲突需要以及冲突态度的结果。最先的解决办法基本上都是努力要实现统一，途径是放任其中某些需要和态度，而压制其他。 这种总结稍嫌有点包含过多了，因为心灵内过程与人际关系中的过程联系紧密，互相交织，所以我无法省略它们。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阐述。试提几处：一讨论神经症患者对情感的需要或任何与别人相关的类似需要，我就不得不考虑到为了服务于这一需要他在自身所培养的品格和态度。同样，我在自我分析中所列举的“神经症倾向”中，有几种有心灵内含义，譬如通过意志力或理智而进行控制的强迫性需要，或对完美的强迫性需要。针对这一情况，在讨论对克莱尔的病态依赖的分析中，我以浓缩的形式谈到了本书同一背景中所提出的许多心灵内因素。但是，重点却是集中于人际因素。我认为神经症基本上还是人际关系中的障碍。 这一定义之外明确的第一步，便是这一争论：与别人的冲突能通过自我理想化而得到解决。当我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解释理想化自我这一概念时，我还不了解其全部意义。那时，我只是简单地视之为解决内心冲突的另一尝试，认为其统一功能正说明了人们对它固守不放的固执。 然而在以后几年中，理想化自我的概念成了一个中心问题，从中产生了全新的见解。它实际上是通往本书所述的整个心灵内过程的门径。因为科学地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我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存在。但是，由于弗洛伊德对它的诠释给我的感觉只是一些点滴情况，所以这一领域仍是一片陌生。 现在，我逐渐认识到：神经症患者的理想化自我不仅造成了他对自己价值及意义的错误信仰，而且也像弗朗肯斯坦创造的怪物，最后会霸占其所有精力。它最终会僭取他发展以及认识自身潜质的驱力。这意味着他不再乐于现实地去处理或克服其困难，实现其潜质，而是专注于实现其理想化自我。这不仅会产生通过成功、权力以及胜利而获取世俗荣誉的强迫性驱力，而且会产生令他尽力要把自己塑造为像神一样的残暴的内在系统。它还会产生神经症要求，会带来神经症自负的发展。 阐释了理想化形象的原始概念之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注意人们对于自己的态度时，我发现许多人痛恨自己、鄙视自己，而且其强度与无理性正与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化一样。在我的心目中，这两种相反的极端在一段时间内都是互不相干的。但是最后，我发现它们不仅紧密相联，而且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然后这便成为了本书初稿的主要论题：神圣的自我必会痛恨真我。认识到这一过程是一个整体后，这两个极端在治疗中便比较容易了。神经症的定义也变了。现在神经症成了一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及与他人的关系中的障碍。 尽管这个课题在一定程度还是一个主要的争论，但是近年来它已朝两个方向发展。真我的问题（对此我像许多人一样一直迷惑不解）冲进了我的思维，我开始把整个内在心灵过程视为正在脱离自我的过程，其开始便是自我理想化。更重要的是，我在最后一次分析中认识到自恨是针对真我的。我把自负系统与真我之间的冲突称为主要内心冲突。这扩充了神经症冲突这一概念。我把它定义为两种不相容的强迫性驱力间的冲突。虽然保持这一观点，我也开始看到这并非惟一的神经症冲突。主要内心冲突是真我的建设性力量与自负系统的阻碍力之间的冲突，是正常发展与要实际证明理想化自我的完美的驭力间的冲突。这样，治疗成了对自我意识的帮助。通过我们全体人员的临床工作，我们越来越坚信上述心灵内过程是基本正确的。 随着我们从一般问题到具体问题的研究，我们的知识也增长了。我的兴趣转移到了神经症或神经症个性的不同“种类”上。开始时，我觉得它们的不同点是内心过程某一方面的意识差异或治疗差异。但是慢慢地，我认识到它们来自心灵内冲突的各种伪解决法。对于建立神经症个性类型，这些解决法提供了新的——尝试性的——基础。 当一个人产生某些理论结论时，他会希望将它们与同一领域的其他人的结论作个比较。他们是怎么看到这些问题的？因为这个简单而无法回避的原因：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不能同时高效地工作又进行尽责的阅读，所以我在此必须限制自己只指出与弗洛伊德的同类观点的某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即使是这么有限的工作，也会遇到巨大困难。在比较个体概念时，几乎无法公正评价弗氏所得到的一些理论思考与微妙之处。此外，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我们是不能把隔绝的概念从上下文中拿出来，然后进行比较的。因此详加比较便无益了，尽管在分析细节时，差异是特别让人吃惊的。 在回顾对荣誉的追求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我产生了以前在进入一个相对较新领域时所有的同样经历：我对弗氏的观察力钦佩不已。因为他在一个未得到科学探索的领域进行了先锋的工作，而且还要冒着束缚许多理论前提的危险，因此我的印象便更深了。只有少数几点（尽管很重要）他没有完成，或认为不重要。具中有一点是关于我所描述的神经症要求的。弗洛伊德当然看到了许多神经症患者倾向于对其他人有大量无理的期望。他还看到这些期望很急迫，但是，由于视之为口欲的表现，他没有意识到它们会有“要求”的具体特征，即个人觉得有权得到满足的要求的特征。接下来他认识到它们在神经症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尽管把“自负”这个词运用到某种背景中，但弗洛伊德并没有认识到神经症自负的具体特点及含义，然而他确实观察到了病人对魔力的信仰、对万能的幻想、对自己对别人“理想自我”的迷恋——自我夸大、美化限制等等，还看到了强迫性竞争及野心，对权力、完美、崇拜以及承认的需要。 弗洛伊德观察到了这么多因素，但他却把它们视为不同而且无关的现象。他未能看到它们是一股巨潮的各种表现。换言之，他没有看到这种多样化的统一。 三个主要原因一起使弗洛伊德未能认识到要求荣誉的驱力的影响及其对于神经症过程的意义。首先，他没有认识到塑造人物性格的社会条件的力量——他与当时大多数的欧洲学者都没有这一认识。简单地说，我们在这一点上感兴趣的含义是弗氏把对声誉和成功的渴求（这一点他在自己周围的人身上都看到）误认为是人类的普遍倾向。因此，譬如对优越、控制或胜利的强迫性驱力便不能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并不认为这种驱力是一个值得检查的问题，除非这一野心不符合人们所认为的“正常”这一固定模式。只有当这个驱力达到了明显令人烦恼的地步，或当它在女人身上出现不符合“女性特征”这一惯例时，弗洛伊德才认为它是-个问题。 弗洛伊德把神经症驱力解释为性欲现象的倾向，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自我美化成了对自我性欲迷恋的一种表现（一个人会像高估另外一个“爱物”一样高估自己、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真的”会产生“对阳具的忌妒”、对崇拜的需要是对“自恋满足”的需要，等等）。因此，在理论上与治疗上的研究便是针对过去与现在爱情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即对自己及他人的性欲关系），而不是针对自我美化、野心等的具体特点、功能以及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弗洛伊德进化式这一机械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现在的表现不仅是以过去为条件，而且只包括过去，除此之外，别无它物。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产生什么真正的新东西，我们今天的看到的，只是改变了形式的过去而已”。用威廉·詹姆士的话说，这“实际上只是以前的未改变的物质重新分配的结果”。基于这一哲学前提，把过分的竞争性解释为末获解决的俄狄浦斯（恋母）情节或兄弟姐妹间竞争的结果，这便令人满意了。对无所不能的幻想被视为是固定于或退化到初期的“原始自恋”，等等。认为只有这些阐释是而且可以是“深刻”的、令人满意的，它建立了与初期的性欲体验之间的联系，这与上述观点也是一致的。 依我看来，这些阐释的治疗效果极为有限，甚至可能会积极地阻碍得到一些重要见解。譬如，我们尝试假设有个病人觉察到了自己容易感到受到了分析者的侮辱，他在意识到自己接近女性时也总是害怕受到侮辱。他可能会记起受到父亲侮辱的一些场景，也许还会与性活动联系起来。基于这些从过去、现在以及梦中得到的各种详细信息，于是便有了以下解释：对于病人而言，分析者以及其他权威人士代表着他父亲，通过受辱感或恐惧，病人的反应仍然符合他未获解决的恋母情结的初期方式。 由于分析工作，病人可能会觉得轻松了，受辱感也减轻了。一部分是因为他确实是从这段分析中受益了，对自己有了一点认识，并知道了自己的受辱感没有道理。但是倘若没有处理其自负，便不可能产生彻底的变化。与之相反，这种表面进步可能主要是源于这一事实：自负不能容忍他没有理性，特别是“幼稚”。他可能仅仅产生了一套新的应该。他不应该幼稚，应该成熟。他不应该有受辱感，因为这是幼稚的表现，所以他便不再觉得受到侮辱了。这样，表面上的进步实际上可能是对病人发展的阻碍。他的受辱感被压制下去了，而他直面自己的可能性却大大减小了。这样，治疗只是运用了病人的自负，而没有解决它。 因为所提到的所有这些理论原因，弗洛伊德不可能看到对荣誉的追求的影响力。他在扩展冲动中所观察到的那些因素并不是它们所看上去的那样，而“实际上”是来自幼儿期的性欲驱力。弗氏的思维方式使他无法把扩展驱力视为有威力及后果的力量。 当我们把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相比时，这一说法便更清楚了。阿德勒的最大贡献是认识到对权力和优越的驱力对于神经症的重要性。但是，阿德勒却过分专注于获取权力和维护优越地位的策略，却意识不到这给病人带来的痛苦的深度，因此便过度停留在问题的表面。 我们马上便会惊讶于我对自恨的概念与弗洛伊德对自毁天性——死之本能之间的极大相似之处。至少我们在此会发现两者都重视自毁驱力的强度和意义。另外在一些细节上也有相似的看法，比如内心禁忌、自责以及随之而来的负罪感的自毁性。然而，在这一领域中，两者也有显著的差别。弗氏认为这些自毁驱力有本能性，这使它们带上了决定性。如果视之为本能，它们便不能产生于确定的心理条件，而且即便改变这些条件也无法克服这些自毁驱力。它们的存在与作用成为了人性的一个特点。因此，人类本质上只能选择受苦或自我毁灭，或只选择让别人痛苦或毁灭他们。这些驱力能得以缓和加以控制，但最终却不可改变。此外，当我们与弗氏一样假设有自灭、自毁或死亡的本能驭力时，我们必须认为自恨及其各种含义只是这一驱力的一种表现，认为一个人因自己的实际情况而憎恨或鄙视自己。这种观点实际上与弗氏的想法相反。 当然，弗洛伊德——与赞同其基本前提的人——观察到了自恨的出现，尽管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它各种各样隐藏的形式及影响。根据他的解释，看上去是自恨的现象，“实际上”是其他东西的表现。这可能是对另外一个人潜意识的憎恨。因为“自恋满足”需要没有得到实现，一个沮丧的病人会因自己潜意识中所痛恨的某个人所犯的错而指责自己。尽管这并不经常出现，但也成了弗洛伊德沮丧理论的主要临床基础。简单地说，沮丧者有意地痛恨并谴责自己，但事实上潜意识里却痛恨并谴责一个内在的敌人（对遭挫事物的敌意成了对自我的敌意。或者，看上去是自恨的东西“实际上”是超我的惩罚过程，而后者是内化的权威。在此又一样，自恨变成了人际间现象：对别人的憎恨或对别人的憎恨的害怕、或者是最后，自恨被视为超我的虐待，是由于退化至幼儿期性欲的肛门虐待时期而产生的。这样，对自恨的解释方法不仅与我的完全不同，而且这一现象的本质也截然不同。 许多分析者在其他方面与弗氏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却因为我所认为的正确原因反对死亡本能这一观点。但是，如果一个人舍弃了自毁中的本能性，他便很难在弗氏的理论框架中解释这一现象。我不知道弗氏是不是因为觉得在这一点上别的解释都不够充分，才提出这种自毁本能的。 在超我的要求和禁忌与我所说的应该的残暴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但是一旦考虑其含义，我们在方法上便有了分歧。首先，弗氏觉得超我是代表良知与道德的正常现象，只有当它特别残酷、有虐待性时才是神经症。我认为任何类型与程度的同类应该与禁忌都是神经症力量，是伪造的道德和良知。根据弗氏的观点，超我一部分来自恋母情结，一部分来自本能力量（毁灭性、虐待性）。而我看来，内心指令是个体要把自己改造成自己所不是的那种人（像神一样完美的人）的潜意识驱力的表现。在这些差异所产生的许多含义中，我只提一个：若把应该与禁忌视为某种特别自负的自然结果，我们便更能准确理解为什么同样的东西在一种性格结构中得到强烈要求，而在另一种性格结构中却遭到禁止。这种可能性会更严格地应用于个体对于超我要求（或内心指令）的各种态度之中。这些要求在弗氏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取悦、屈服、贿赂、反叛等态度。这些要不便被归纳为为所有神经症所共有，要不便仅仅关系到某些表示同情的情况，比如沮丧或强迫神经症。另一方面，在我对神经症的理论框架中，它们的性质严格决定于整个特定性格结构。由于这些差异，在这一点上的治疗目标自然也不同。弗氏的目标只是要降低超我的严重程度，而我的目标是要使病人能够完全驱散其内心指令，并根据其真实愿望和信仰找到生活方向。但在弗氏的想法中，后一种可能根本不存在。 现在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两种方法都观察到了某些个体现象，而且用类似方式进行了描述，但是对它们的动力及意义的阐释却完全不同。如果略去个别方面，而只考虑本书所说的它们相互关系的整个复杂性，我们便可看到对这两者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最重要的相互关系是对无限完美及权力的追求与自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前的想法是这二者不可分割。我认为，最好的象征便是《魔鬼的协定》这一故事，其中的本质总是相似。有个人处于心理或精神痛苦中。在某种原则错误的象征中有一种诱惑：魔鬼、男巫、女巫、蛇（在亚当与夏娃的故事中）、古董商（巴尔扎克《魔皮》一书中）、愤世嫉俗的外交官享利·沃顿（在奥斯卡·王尔德的《桃丽·格雷画像》中）。协定承诺不仅要神奇地消除痛苦，而且还承诺要给予无限的权力。正如基督徒受到诱惑的那些故事所说的那样，当一个人抵制住了这种诱惑，这便是真正伟人的考验。最后，还要付出代价：丧失灵魂（亚当、夏娃失去了感觉的纯真）、投降于邪恶力量。“如果你堕落并且崇拜我，我便把这一切都给你”，撒旦这样对基督徒说。这种代价也可能是在有生时心理上的折磨或地狱的折磨。在《魔鬼与丹尼尔·韦伯斯特》 一书中，我们看到了魔鬼所收集的那些枯萎灵魂被实现了的美丽象征。 同一主题有各种各样的象征，但对其意义的阐释却始终如一。不管有过怎样的善恶基本二元论，这一主题不断出现于民俗中、神话里以及神学中，因此，它很久以来便存在于一般人的意识中。现在可能是到了精神学认识到其心理学智慧的时候了。当然，这与本书所述的心理学过程的一致性极为显著：一个有心理痛苦的人声称自己有无限权力，却失去了其灵魂，并由于其自恨受到地狱般的折磨。 由这些对于这一问题的长篇暗喻说法回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我们一旦记起他不认为对荣誉的追求是我所说的那些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驱力的复合物，便更清楚为什么他未能看到这一点、因此也未能认识到其威力。虽然他清楚地看到了自毁的痛苦，但是，由于视之为自动驱力的表现，他没有从一个背景中来看待它。 从另一角度来看，本书所说的神经症过程是一个自我的问题。这是一个抛弃真我追求理想化自我的过程；是一个不去实现潜质而去实现假我的过程；是两个自我之间毁灭性战斗的过程；也是以我们最好的（至少是惟一的）方式来缓和战斗的过程；最后，是通过由生活或治疗发动我们的积极力量而找到真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对弗氏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在他对“自我”的观点中，他描绘了一个神经症患者的“自我”：他脱离了自己的自发精力，脱离了自己真正的愿望；他自己不做任何决定，也不为这些决定负责；他只关心自己不要与环境（“现实考验”）摩擦太大。如果这种神经症自我被误认为正常而活跃的自我，那么克尔凯廓尔或威廉·詹姆士所看到的真我的全部复杂问题便不会产生了。 最后，我们从道德或精神价值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这个过程具有人类真正悲剧的一切因素。不管伟人多么可能变得具有毁灭性，人类历史也依然显示出人类在不断进行永不疲倦的努力，以更加了解自身及周围世界、有更深刻的宗教体验、产生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在各个领域获得更大的成就并争取更好的生活方式。人类的毕生精力都投入于这些努力中。因为其智慧与想象力，人类能设想还不存在的事物。他超越了自我，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能行动。他有局限，但这些局限并不是固定而永久的。通常，他落后于自己想在自身及外界所取得的成就。这本身并非悲剧。但是在官能上类似于正常的人类奋斗的内在心灵过程，却有悲剧性。人类在内心痛苦的压力下去外求非其力所能及的最终与无限——尽管其局限性并不固定。就在这一过程中，他毁灭了自己，将自我意识的驱力转移到去实现其理想化形象，因此便浪费了他实际拥有的潜力。 对于人性，弗洛伊德的观点很悲观。而且由于其前提，他也肯定会有这些悲观想法。正如他所看到的，不管如何改变，人类注定会不满。他要靠其原始的本能驱力满足地生活，就必须破坏自己以及文化。无论是独处，还是与人在一起，他都不会快乐。他只能要不便令自己痛苦，要不便使别人痛苦。尽管这样看，但弗洛伊德并没有去寻找一个妥协而不真实的解决法，这都是他的荣誉。实际上，在其思考的框架中，人类不可能逃脱这两种邪恶，至多只是对力量稍好一点的分配、较好的控制以及“升华”。 弗洛伊德很悲观，但是他在神经症中没有看到人类的悲剧。只有当人类经验中存在一些富有建设性、创造性的奋斗，而这些又受到阻碍性或毁坏性力量的破坏时，我们才会看到其中悲剧性的浪费。弗洛伊德不仅没有清楚地看到人类身上的建设性力量，而且，他还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因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只有破坏力和性欲、其衍生物及结合物。他认为创造力与爱情是升华了的性欲驱力形式。最一般地说，我们所认为的朝向自我实现的正常奋斗，弗洛伊德却认为只是——可能是——自恋性欲的一个表现而已。 艾伯特·施韦策用“乐观”与“悲观”这两个词来代表“肯定世界与生命”和“否定世界与生命”。在这个深层意义上，弗洛伊德的哲学是悲观哲学。而我们的哲学，因为认识到了神经症中一切悲剧因素，则是乐观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