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2）（选）（霍尼）-转化之道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2）（选）（1950）

（美）霍尼著陈收等译

目录

导论进化的道德（选）

第一章探究荣誉（选）

第二章病态要求（选）

第三章应该之暴行（选）

第四章病态自负（选）

第五章自恨与自卑（选）

第六章脱离自我（选）

第七章解除紧张之法（选）

第八章夸张型解决法——主宰一切（选）

第九章自谦型解决法——爱的吸引力（选）

第十章病态依赖（选）

第十一章放弃：自由的吸引力（选）

第十二章人际关系中的神经症不安（选）

第十三章工作中的神经症障碍（选）

第十四章精神分析治疗之路（选）

第十五章理论上的思考（选）

导论进化的道德（选）

神经症的过程是人类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并且——由于浪费了人类发展所包括的建设性的能量——是一种特别不幸的形式。这种病态的过程不仅本质上不同于健康人的成长，而且在很多方面与正常人的成长完全相反，其强度超乎我们的认识。在有利的条件下，人的能量被用来实现自己的潜能，其发展形式多种多样。因其特殊脾性、能力、嗜好以及早期和后期生活的环境，他可能会变得柔肠百结，也可能变得铁石心肠；可能会变得极为谨慎，也可能会变得极为轻信；可能会变得极为自信，也可能会变得不那么自信；可能会变得好沉思默想，也可能会变得更为外向。他可以发展他的特殊的天赋。但是，无论其发展道路通向何方，都是他的既定的潜能的发展。

然而，在内心的压力下，一个人可能会脱离真实的自我。然后，他可能会将其大部分的精力转向塑造自我这样一种任务，通过内心的严格指令系统，成为一个绝对完美的人。因为，除了像上帝一样完美之外，再无任何东西能够实现他自己的理想的形象，能够满足他对（像他所感到的那样）他所具有的。所能有的，或者他应该有的那些高尚的品质的自豪。

本书中详细描述的神经症发展的倾向，使我们的注意力远远超出了对病理学现象的临床的或理论上的兴趣。因为它涉及一些基本的道德问题——它包括人的欲望、驱力，或臻于至善的宗教义务。如果自豪成了达到目的的动力的话，任何一位认真研究人的发展的学者，都不会怀疑自豪或自吹的讨厌和追求完美的可恶。但是，为了确保道德行为而在内心确立严格的控制体系，对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直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假使这种内心的指令对人的自发行为具有限制的效用，难道我们就不能够——按照基督教的禁令（“汝必完美……”），为完美而奋斗吗？要是摆脱这些指令，难道人类的道德和社会生活就会面临危险甚至是面临毁灭吗？

本书不讨论提出和回答人类历史中这一问题的各种方式，我也不打算这么做。我只是想指出，答案取决于这样的一个基本因素：我们对人性的信念的本质有何不同。

广而言之，根据对基本人性的各种不同的解释，道德的目标具有三种主要的概念。对于那些相信人天生就是有罪的，或者是受原始本能控制的（如弗洛伊德）人来说，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附加（在内心的）检查和控制都是无法放弃的。因而道德的目标必然是驯化和克服自然状态，而不是发展自然状态。

对于那些相信人生而固有某些本质上是“善”的东西，又具有某些“恶”的、有罪的、破坏性的东西的人而言，道德的目的必定与上述目的完全不同。其中心思想在于通过信仰、理性、意志或慈悲等各种因素来加工、指导或加强，确信天生的美德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与特殊的占主导作用的宗教或伦理观念相一致。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不是专门打击和压制邪恶，因为还有更积极的一些程序。然而这种积极的程序既依赖于某些超自然的帮助，又依赖于严格的理性或意志的理想，其本身就意味着在使用禁止和检查内心的指令。

最后，如果我们相信进化着的建设性的力量是人所固有的，正是这种力量促使人们实现其固有的潜力，那么道德问题又与前面二者迥然有别，这种信念并不意味着人之初性本善——这样这种信念就可能会事先设置了一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样的一种固定的知识，而是意味着，人生来并自愿地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并从这种奋斗中发展出一系列的价值。举例言之，很明显，除非他充满自信，除非他积极进取，富有创造精神，除非他团结协作地与他人相处，否则他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潜能，如果他只是沉溺于“无知的自我祟拜”（雪莱语），并不断地将自己的过错归咎于他人的缺点，那么，很明显，他就难以成长。真正说来，只有他替自己负责，他才能够成长。

因此，我们达到了进化的道德，其中，我们进行自我教化和弃绝的标准在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种特殊的态度或驱动力对我们人类的成长是具有促进作用还是一有阻碍作用？正如神经症通常所表明的那样，各种压力都易于将我们的创造力转向非创造的或者说破坏的渠道。但是，只要我们具有自发地为实现自我而奋斗的信念，那么，我们就既不需要用“内心的紧身衣”来束缚我们的自发性，也不用鞭打我们内心的指令，让它驱使我们实现完美。毫无疑问，这种严格的方法能够成功地压抑不良的因素，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们会伤害我们的成长。我们不需要这些方法，因为，在处理我们自身的破坏力量时，我们看到了更好的可能性，那就是实实在在地革除它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增强自我意识，加强对自我的理解。然而，自我认识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解放自发成长力量的工具。

在这种意义上来讲，研究自我不仅是首要的道德义务，与此同时，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讲，也是首要的道德权利。我们应该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成长，就这个历程上来讲，我也会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成长，因为我们自己就愿意这么做。当我们不去病态地纠缠自我时，当我们自由地成长时，我们也会自由地去爱，自由地去关心他人。对于那些年轻人，我们就会给予他们无忧无虑的成长的机会，当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障碍时，我们就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助他们尽可能地找到自我，实现自我。无论如何，不论是对我们还是对他人，其理想在于解放和培养那些实现自我的力量。

我希望我的这本书，藉以清楚地阐释那些障碍因素，以其自己的方式，帮助读者实现这一解放。

第一章探究荣誉（选）

儿童不管在什么条件下成长，只要他没有智力上的缺陷，他就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他人打交道，他就有可能去获取某些技能。但是，也有一些力量不是他能够先天获得的，也不能通过后天的学习来发展，你无需——事实上也不能教会一粒橡籽长成橡树，但是，如果给橡籽一个机会，它内在的潜能就会使它长成一棵橡树。同样，只要给予人类个体一个机会，他就能发挥出其特殊的人类潜能来。然后，他就能发展出他的自我的独一无二的活力来；澄清和深入他自己的情感、思想、欲望和兴趣；开发自己资源的能力；加强自己意志力的能力；发掘他已有的特殊的能力或天赋；表达自己的能力，用自发的情感与他人打交道的能力。所有这些将使他迟早发现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的目的。总而言之，他将从根本上不会误入歧途，而是沿着自我实现的方向成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现在以一整本书的篇幅来讲述真正的自我是我们的内在的中心力量的原因。这种内在的中心力量是人所共有的，然而在每个人那里又各不相同，它是成长的深刻根源。

只有个人本身才能发展他自己的天赋潜能。然而，正如其他的生物一样，人类个体的成长需要有利的环境“从橡籽长成橡树”。他需要一种温暖的气氛既能给予他内在的安全感，又能给予他自由，使之能够拥有自己的情感、思想并将它们表达出来。他需要有对他人的善良意志，不仅在很多需求方面帮助他，而且指导他、激励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实现自我的人。他需要与他人的愿望和意志进行健康的磨擦。如果他因此能够在爱中、在磨擦中与他人一起成长，他也就能够按照他自己的真正的自我来成长。

但是，由于各种不利的影响，有可能不允许儿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和能力来成长。这种不利的条件太多了，在这里举不胜举。但是，如果综合一下，它们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处在一定环境中的人，由于过于执着于自己的病态，因此不能热爱他的孩子，甚至不能将孩子想象成是一个独立自由的、特殊的个人。他对待孩子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病态需求和病态反应。简言之，这些态度可能是：管制、过分保护、威胁、恼怒、过严、溺爱、怪癖、偏爱其他的孩子、矫情、冷漠等等。它决不只是一个因素的问题，而总是整个因素的集合，将这些不利的影响加诸在儿童的成长之上。

结果，儿童不能形成一种归属感，不能形成“我们”这样的同在感，而代之以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对此，我称之为基本焦虑。由于处在一种被设想为具有一种潜在敌视的世界中，所以，他感到孤独和无助。其基本焦虑的限制性压力阻止儿童以其自发的真正情感与他人打交道，并强迫使他们寻求方法对付他人，他必定（在潜意识中）以各种方法对付他人，这些方法不会产生和增强焦虑，而只会缓解其基本焦虑。这种特殊的态度产生于这种无意识的策略性需要，这些特殊态度取决于儿童先天的气质及后天环境的偶发事件。简言之，他可能会力图依附周围最有权势的人；他可能会力图反叛和战斗；他可能会将他人摒弃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之外，在情感上逃避他人。总而言之，他可能会趋就他人，或反对他人，或逃避他人。

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也不排除相互之间的趋就、反对或逃避这些态度，人都具有需求、关爱和放弃的能力，有斗争的能力，有保存自我的能力——这些能力都是搞好人际关系所充分必需的能力，但是，由于其基本焦虑，儿童感到自己处身于危险的环境之中，这些能力对他而言就走向了极端和严厉的境地。例如，关爱变成了依附，妥协变成了姑息。同样地，他被迫进行反叛，或者冷漠无情，不考虑他的真实情感，在特殊的环境中，不顾其不当的态度。其态度之盲目和固执的程度是与其内心的基本焦虑的强度成正比的。

由于在这些条件下儿童不仅朝着这些不利的方向中的一个方向发展，而且是朝着所有的不利方向发展。所以，他从根本上就发展了与他人完全相反的态度。趋就、反对和逃避这三种行为因此就构成了一种冲突，即与他人的基本冲突。将来，他试图通过使其中的一种行为占主导地位来解决这种基本冲突——试图使妥协、进攻或冷漠这三种态度成为一种主要的态度。

解决这种病态冲突的初次努力无疑是肤浅的。相反，它对其病态发展所采取的途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不只与待人的态度有关，而且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整个人格的某些改变。按照其主要的方向，儿童也会发展某些适当的需求、敏感、禁止和道德价值的雏形。例如，一个相当顺从的儿童，不仅易于使自己属从他人，依赖他人，而且会力求不自私和善良。同样，一个具有进攻态度的儿童开始会把价值放在力量之上，放在耐力和战斗力上面。

然而，这第一种解决方法的综合效果并没有我们在下文将要讨论的解决病态的方法那样的稳定性和广泛性。例如，一个女孩，顺从的态度变得相当的突出。这些顺从倾向表现在盲目地崇拜权威人物上，表现在满足与快乐的倾向上，表现在怯于表达自己的愿望、很少作出自我牺牲上。在8岁的时候，她将她的一些玩具放到大街上，让那些更为贫困的儿童拿去玩，并且没将此事告诉任何人。在她11岁的时候，她在祈祷中以其孩子气的方式试图求取一种神秘的屈服。她幻想受到她一直迷恋的那位老师的惩罚。但是，到她19岁时，她也极容易陷入由他人设计的报复某些老师的那些计划之中。尽管大部分时候，她像是一个小绵羊，但是，偶尔她也在学校带头造反。由于对其教堂的牧师感到失望，她会由明显的宗教信仰转变为暂时的冷嘲热讽。

所取得的这种综合效果差的原因——上面所引的例证是一个典型的说明——部分是由于个体成长的不成熟性，部分则是由于早先的这种解决目的在于与他人的关系的单一性。因此还有很大的余地，并且的确还有一种需求，来达到更为稳定的综合效果。

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这种发展决不是单一的、不利的环境条件的特殊性，在每个人那里都不相同，因此，发展的过程与结果也不相同。但是它总是损害着个体的内在力量和一致性，同时总是产生某些急切的需求，以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尽管它们相互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是我们也能作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分：

尽管他早年试图解决他与他人的冲突，个体依然是分离性的，仍然需要一种更为稳定的、广泛的完整性。

由于很多原因，他一直没有机会形成真正的自信。他内心的力量早己被他不得不进行的防御、被他的分离的人格、被他早年的解决方法所形成的片面的发展的方式所消耗殆尽了，从而使其人格的大部分领域不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因此，他急切地需求自信，或者一种自信的替代品。

在独处之际，他并不感到软弱，而是特别地感到比他人更不实在，对生活没有很好的充分的准备。如果他有归属感，那么他的自卑感就不会成为过于严重的障碍。但是由于生活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而且在根本上他感到——正如他所做的那样——孤独和敌视，因此，他只能形成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急切需求。

比起上面这些因素来，其更为基本的因素是，他开始疏离自我。不仅他真正的自我阻止他一帆风顺地成长，除此之外，他还要发展一些人为的、战略性的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这些需求迫使他无视他自己的真正的情感、愿望和思想。当安全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时，其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就退居末位了——事实上，这种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不得不沉寂下来，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只要处在安全状态，他不管所感到的是什么）。因此，他的情感和愿望不再是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追求者，而是一个被迫者。他内心的分裂状态不仅使他感到软弱，而且由于增加了一种混淆的因素，加强了他与自我的疏离，他不再知道他身处何处；或者说，他不再知道他是“谁”。

这种开始的疏离自我之所以是更为基本的因索，因为，它将自己的伤害强度加诸在其他的损害之上。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要是一个人不疏离活生生的自我中心所可能发生的其他过程，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可能会有内心的冲突，但是，不会被这些冲突弄得神魂颠倒；他的自信（正像这个词所表明的一样，它要求将自信强加到自我上面）将会受到伤害，但不会连根拔起；他与他人的关系将会受到困扰，但其内心不会与他人脱离关系。因此，首要的是，个人与自我的疏离——若说是“替代”了他的自我，就未免荒谬，因为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需要能够给予他一种支持，一种认同感。这使得他感到自己的意义，并且，尽管在他的人格结构中充满了软弱，仍然会给他一种力量感和重要感。

如果他内心的状况没有因为幸福的生活环境而发生改变，因而用不着我在上文所列举的那些需求，那么，看起来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满足他的这些需求，而且可以马上满足他的这些需求：即通过想象。这种想象日积月累地开始工作并在他的心中创造出自我的一种理想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他赋予自己无限的力量和崇高的能力：他变成了一个英雄、一个天才、一个至性的情人、一个圣徒、一个神。

自我理想化总是包含着一种普遍的自我美化，从而给个体一种对重要性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的过分的需求感。但它决不是盲目的自我夸大。每个人都是从他自己特殊的经验的材料中，从他早年的幻想、他特殊的需求以及他天生的才能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形象的。如果它不符合自己的形象特征，他就不会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他开始时将他解决冲突的特殊方法加以理想化：妥协变成了善良、爱和神圣；进攻性变成了力量、领袖感、英雄主义、全能感；冷漠变成了智慧、自我满足、独立感。按照他特殊的解决方法，那些看起来是短处或缺点的东西，总能加以隐藏和修正。

他可以用上述三种方法中的一种来处理他的矛盾倾向。这些矛盾的倾向也可能会受到称赞，但是仍然处在暗地里。例如，只有在分析的过程中才显示出一位进攻型的人，对于他来说，爱情似乎不能太过温柔，其理想的形象，不仅是一位穿着闪亮盔甲的武士，而且也是个大情人。

其次，这些矛盾的倾向，除了受到称赞之外，在该人的内心也许是孤立的，它们不再能够构成困扰的冲突。病人把自己幻想成人类的恩人，一个达到了处变不惊的智者，一个勇往杀敌的人，这些方面——它们都是自觉的——不仅仅不矛盾，也不会在内心中产生任何的冲突。在文学作品中，这种通过孤立这些矛盾的倾向而消除冲突的方式，在史蒂文森的《吉柯医生与海顿先生》一书中就已描写过。

最后，这些矛盾的倾向可能会被提升为积极的能力，获得令人嘱目的成就，因而它们就变成了丰富人格的合适的方面。在另外的地方，我曾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位颇具天赋的人将其妥协的倾向转变成了基督般的美德，将其进攻的倾向转变成无与伦比的政治领袖的能力，将其冷静、超然转变成了哲人的智慧。从而使基本冲突的这三个方面受到夸耀，并互相和谐共处。在他自己的心中，他变成了文艺复兴的现代对等物。

结果，个人会将自己与其理想的、完美的形象等同起来。而不再是暗中怀想的一个虚幻的形象，不知不觉地，他变成了这一形象：理想的形象成了理想化的自我。这种理想化的自我比起他真正的自我来更为真实，这不仅是因为这理想化的自我更吸引人，而且是因为它能满足他的所有的迫切需求。这种童心的转变完全是一种内在的过程，在他那里没有任何可以察觉到的、明显的外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他存在内核的变化，是他自我感觉的变化。它是人类的一种奇妙的、独一无二的过程。它不会发生在爱尔兰的猎犬身上，这种可能只会发生在那些从前其真实的自我变得模糊不清的人身上。在其发展的阶段——或者说在任何阶段——健康的过程都是朝向真实的自我的，而现在，他为了理想的自我却开始明确地放弃了这真正的自我。理想化的自我开始向他呈现出他“真正”是什么，或者他潜在的是什么——他能够成为什么，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它成了自己展望自己的前景、测量自身的尺度。

在其各个方面，自我理想化都是被称之为“广泛病态解决方法”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仅要解决一种特殊的冲突，而且要解决暗中答应要满足在特定的时间里，在个体身上产生的内在需求这一冲突。此外，他不仅允诺解决他的那些痛苦而不可忍受的情感（失落感、焦虑感、自卑感和疏离感），并且还允诺实现那最后的、神秘的自我和他的生活。然而，毋庸置疑，当他相信他已找到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时，那么为了自己幸福的生活，他就要依附这一种解决方法。毋庸置疑，用一个很好的心理学术语来表示就是，他变成了强迫性的了。在神经症中，自我理想化之所以经常出现，其原因就在于在神经症环境中所滋生的这种强迫性需求不断出现的结果。

我们可以从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点来看自我理想化：其一，它是早年发展的逻辑结果；其二，它是未来发展的开始。它对未来的发展必定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自我理想化所采取的步骤与放弃真正的自我所采取的步骤同样合乎逻辑。但是其革命性效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步骤的另外的意义。追求自我理想化的精力被转化为实现理性的自我这一目的。在个体的整个生活和发展过程中，这种转化意味着一种变化。

通过本书，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方向的转变对整个人格施加的具有改变性质的影响所使用的多种方式。其最为直接的作用就是防止自我理想化始终停留在内在的过程。从而迫使它进入个体生活的整个循环之中。个体想要——或者说，被迫——表达自己。而这现在就意味着他想要表现他的理想化的自我。在行动中证实它。它渗透到他的渴望、他的目标、他的生活行为，以及他与他人的关系。因此之故，自我理想化就不可避免地成长为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力，我拟用一个较适合其性质和范围的名称来命名它：探求荣誉。自我实现依然是它的核心部分。它里面的其他因素，尽管在每一个个体那里其力量和意识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能表现出来。这些因素就是：对完美的需求、病态的野心以及对报复性的胜利之需求。

在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驱力中，对完美的需求是最根本的一个驱力。它的目标就是要将整个的人格塑造成理想化的自我。神经症患者不仅是要修整自己，而是要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为由他理想化形象的特殊特征所描述的一种特别完美的形象。他试图通过一种应该和禁忌的复杂系统来达到这一目标。

探求荣誉的各种因素中，最明显且最活跃的当是病态的雄心，即追求外在成功的驱力。尽管在现实中追求卓越的这种驱力具有普遍性，它力求事事卓越，但是，它通常最强有力地应用在那些在特定的时间里，对于特定的人来说最容易卓越的事情上。因此，雄心的内容就会在一生中几经改变。在学校中，如果没有取得班上最好的分数，他就会感到不可忍受的耻辱。往后，他就会强迫性地驱使自己与那些最可爱的女孩进行无数次的约会。再往后，他就会整天想着赚最多的钱，或者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这种改变易于产生某种自我欺骗。一个在某一时期疯狂地决定做一位最伟大的体育英雄或做一个战斗英雄的人，在另一时期可能会同样全身心地致力于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圣徒。然后，他可能会认为，他已经“丧失了”他的雄心。或者，他可能会认为当体育明星或当战斗英雄不是他的真正愿望。从而他可能会认识不到，他仍航行在雄心之船上，只是改变了航向而已。当然人们也可以详细地分析，是什么使他在特殊的时间里改变了他的航向。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改变，因为，它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受雄心所控制的人们往往与他所做事情的内容毫无关联。最重要的是卓越本身。如果认识不到这种无关联性，就难以领会很多变化。

为便于讨论，我将较少注意特定的雄心所贪求的特定的活动领域。其特征还是同样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否是群体中的头领，是否是最出色的健谈者，是否是最出名的一音乐家或探险家，是否在“社会”中起一定的作用，是否写出了最好的问题，或者是否是最佳着装者。然而，其表现依其所希望的成功的性质之不同而各不相同。大致说来，它更多地是属于权力范围内的事情（直接的权力、次于工权的权力、影响力、操纵力），或更多地属于声望范围内的事情（名誉、称赞、声望、钦佩、特殊的注意）。

这些雄心驱力，相比较而言，乃是夸张性驱力中最具实际性的驱力。至少就相关的人将实际的努力投放在卓越的目的上这一意义而言，它是正确的。这些驱力看起来也更为实在，因为，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拥有此种驱力的人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渴求的魅力、荣誉与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获得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他们也会感到这种徒劳的追求的整个影响。他的内心得不到更多的安宁，他得不到内心的安全感，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为了补救他所开始的对荣誉幻想的追求，他内心的痛苦一如既往地难受。由于这不是偶然的结果，碰巧对这个人或那个人是如此，而是势必出现的事情，因此，人们可以正确地说，对成功的一切追求从本质上讲都是不现实的。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竞争的文化中，上述评论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或者说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每个人都应该奋勇争先，都应该超越自己，这样的观念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间，我们感到，这些倾向才是“自然的”。但是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只有在竞争性的文化中才会产生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们减少病态。即使在一种竞争文化中，仍然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于他们而言，其他的价值——诸如，尤其是作为一个人而成长的价值——比起用竞争的方式出人头地来更为重要。

探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因素，比起其他的因素来，更具破坏性，这就是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驱力。这种驱力可能与追求实际的成就和成功的驱力有紧密的关系。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成功侮辱他人，或者说击败他人；或者通过达到卓越而获得权力，将痛苦施加给他人——更多地是侮辱他人。另一方面，追求卓越的驱力可能会降低为幻想，而对报复性胜利的需求在人际关系上可能主要会表现为挫折、智取、击败他人的那些常常是不可抗拒的、大多是无意识的冲动。我之所以称之为“报复性的”，是因为这种动机的力量来源于将报复当作儿童时期的侮辱性的受苦这样的一些冲动——这些冲动在随后的病态发展中得到了加强。这种报复性的增强就是在探求荣誉中，对报复性胜利的需求最终成了一种固定的因素之方法的根源。无论是其力度还是个人对它的意识程度都因人而异，大不相同，大多数的人要么没有意识到这种需要，要么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有所了解。它有时公然出现，然后就变成了只是伪装的生活的主要来源。在当代的历史人物中，希特勒是一种最好的典型，这种人有过屈辱的经历，因而将全部的生命倾注于战胜日益增大的民众这样一种妄想性的胜利欲上。在这个例子中，恶性循环，即不断增加的需求，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其中之一是从这一事实发展出来的：他只能在胜利和失败这些范畴中思维。因而，对失败的恐惧更进一步加强了胜利的必要性。更有甚者，他的伟大感，随着每一个胜利而增强，促使他越来越不能忍受任何人，甚或任何国家，不认可他的伟大。

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只是程度较小而已。兹从现代文学中举出一例，有一本名为《注视火车逝去的人》的书，书中有一位有良心的职员，整天沉溺于家庭生活和办公室中，除了尽职尽责地工作，不考虑任何其他的事情。由于发现了他的老板运用欺诈的手段，导致了公司的破产，他的价值尺度发生了崩溃。他对高尚的人和低贱的人所作的人为的区分被粉碎了。他原以为，高尚的人可以为所欲为，而低贱的人，像他自己这样，其行为受到了很多束缚。而现在，他也认识到，他也可以是“伟大的”、“自由的”。他也可以拥有一位女主人，甚至是老板的那位迷人的太太。现在，他的自豪感是如此的膨胀，以致当他亲近她而遭到她的拒绝时，他竞扼死了她。尽管当他受到警察的追查时，有时他也感到害怕，但是他的主要动机是胜利地击败警察。即使当他试图自杀时，这也是他的主要动机驱力。

这种报复性胜利的驱力常常是隐藏着的。其至，由于它的破坏性，它也是探求荣誉的最隐秘的因素。情况看起来是，只有疯狂的雄心才是显露在外的。在心理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在它后面的追求权力的驱力就是需求通过凌驾于他人之上而击败和侮辱他人。较无害的优越需求看起来能够吸收更具破坏性的冲动。这就允许一个人按照他的需求行事，而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

诚然，重要的是认识个体探求荣誉这种倾向的特征，因为这些特征总是一个有待分析的特殊群体。但是，除非我们将它们看做是一个统一体中的各个部分，否则，我们就既不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也不理解它们的影响。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第一位将它看做一种广泛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并且指出了它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意义。

很多具体的证据表明，对荣誉的探求是一种广泛的、连贯的统一体。首先，上文所描述的个体的倾向是在一个人身上不断地同时出现的。当然，一个或另一个因素可能会占主导的作用，从而使我们不精确地将他说成是，比如说，一个具有雄心的人，或者将他说成一个耽于梦想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因素占主导作用就表明不再有其他的因素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也有他自己的夸大的形象。耽于梦想的人也需要真实的权力，尽管后一因素只有当自己的自豪受到别人的成功的冒犯时才明显地显现出来。

此外，上述所有的个体倾向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其主要的倾向可能会由于一种特殊的原因而在一生中发生改变。他可能会从美丽的白日梦变为做一个完美的父亲和称职的雇员，然后又变为一个伟大的情圣。

最后，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特征，从整个现象的发生和作用，我们可以理解这两种特征：即它们的强迫性和他们的想象性。这两个特征在上文都提到过，但是仍然值得对它们的意义给出一个更为全面而简洁的概要。

他们的强迫性源于这样的事实：自我理想化（对荣誉的全面探求是它的结果）是一种病态的解决方法。当我们说强迫性驱力时，我指的它是与自发的愿望和驱力相反的驱力。后者才是真我的表现，前者是由病态结构的内在必然性决定的。个体必定会不顾真实的愿望、情感或兴趣而遵从它们，以免招致焦虑，因内心的冲突而感到心神不安，为罪责感压得透不过气来，感到为他人所拒绝，等等。换言之，自发性驱力与强迫性驱力之间的区别就是“我要”与“我必须做以便我逃避某些危险”之间的不同。尽管个体可能会感到他的雄心或他的完美标准是他想要达到的，但实际上，他是被迫要达到它，对荣誉的需求控制了他。由于他本人意识不到“想要”和“被迫”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为它们之间的不同建立标准。最具有决定性的一点就是他被迫行进在追求荣誉的路上，而全然不顾自我，不顾他最好的利益（例如，我记起有一位充满雄心的女孩，只有10岁，她认为，如果不在班上拿第一名，那么，她宁愿变成一个瞎子）。我们有理由知道，是否有更多的人生——真实的或假想的——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是由于荣誉而作出了牺牲。当约翰·加布里尔·伯尔曼开始怀疑实现他的伟人使命的实用性和可能性时，他就死去了。在这里，一种真正的悲剧性的因素就显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为了我们自己以及大多数健康人能够找到的、其价值对人类来说的确是具有建设性的事业而自我牺牲了，这种牺牲的确是悲剧性的，但是它也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因为一种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理由，受着荣誉幻想的奴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那么这就更是悲剧性的浪费——生活的潜在的价值越高，浪费也就越大。

追求荣誉的强迫性的另一个标准——正如其他的强迫性驱力一样——就是它的不加区别性。由于在追求中，他的真实兴趣并不重要。因此，他必须是注意的中心，必须是最吸引人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创造力的人——不管情势是否要求这样，不论他是否具有这样的特性，他都要争第一名。在任何争论中，他都争强好胜，而不管真理是在何处。在这种事情上，他的思想与苏格拉底的思想完全相反。苏格拉底认为：“……无疑，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进行简单的争论，以便分出你我观点的高下，但是，我认为我们俩都应该为真理而斗争。”神经症患者对不加区别的权力的需求的强迫性使得他漠视真理，不管是关于本人、他人，还是关于事实。

此外，就像任何强迫性驱力一样，对荣誉的追求也具有不满足的性质。只要（不为他）所知的力量在驱使他，这种不满足性质就在起作用，当他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他人的首肯，赢得了一项胜利，或有任何得到他人认同和钦佩的迹象时，他会高兴一阵子——但是，这种高兴不会长久。首先，他很难体验一项成功本身，或者至少他会为随后的失望和恐惧留有余地。无论如何，无休止地追求更多的声誉，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女人，更多的胜利和进攻，对此他很难满足和终止。

最后，这种驱力的强迫性表现在对挫折的反应上。其主观的重要性越大，那么，达到目标的需求也越迫切，因而对挫折的反应也就越强烈。这些构成了我们测量驱力的强度的方式之一。尽管它不总是明显可见的，但是，对荣誉的追求则是最强的驱力。它就像魔鬼附身一样，几乎像一头吞噬创造它的那个个体的怪物。因此，对挫折的反应必定非常强烈。它们可以通过对死亡和屈辱的惊骇中表现出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惊骇招致失败的观念。他们将惊慌、压抑、绝望、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恼怒都看做是“失败”的表现，对这些“失败”的反应，他们常常表现出比其实际重要性完全不相符的态度来。恐高症常常是害怕从幻想的高位上坠落下的一种表现。这一点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患有恐高症的那些病人的梦即可了解。当他开始怀疑他所建立的毫无疑问的优越感的信念时，他就会做这些梦。在梦中，他站在高山之巅，但是处在要坠落下来的危险中，绝望地挂在悬崖的边缘。“我无法超出我目前的状况，”他说，“因此我生命的要务就是抓住现在。”在意识中，他指的是社会地位，但是在更深的意义上，这种“我无法超越的东西”也的确是对有关他自己的幻想而言的。他无法超越他心目中所有的上帝一般的全能和无限的意义！

探求荣誉的各种因素中所固有的第三种特征是想象在这些因素中所起的巨大而特殊的作用。想象是自我理想化过程中的工具。但是它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对荣誉的探求中，必然会渗透各种幻想的因素。不管一个人在现实中如何感到自豪，不管他对成功、胜利、完美的追求如何的真实，他的想象总是伴随着他，使他将幻想误认为真实的事情。关于自己，人们简直是无法真实地评估，但是对其他方面的东西，他倒是可以完全进行真实的评估。当一个漫游者行进在沙漠中，处在疲劳和饥渴的威胁之下，看到了一个海市蜃楼，他可能会真的努力去追求它，但是，海市蜃楼——荣誉——可以用之解除他的忧愁，可是其本身是一种想象的产物。

事实上，想象在正常人那里也可以具有心理的和生理的功能。当我感受朋友的悲伤和快乐时，就是想象促使我去这样做的。当我们欲求、希望、恐惧、信任、计划时，它就是我们想象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想象也可能有所受益，也可能毫无受益。它可以使我们接近我们的真理——正如我们在梦中所做的那样——也可能使我们远离真理。它可以使我们的真实经验更为丰富，也可能会使我们的真实经验更为贫乏。其间的不同即可粗略地区分何为病态的想象，何为健康的想象。

当我们思考如此多的神经症患者所发展的自大计划，或他们的自夸和要求的幻想性时，我们就会相信，他们比其他人更具丰富的想象力——而且，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想象力更易于迷失方向，这一思想并不是从我的经验中得来的。神经症患者所秉赋的这种想象力各不相同，正如正常人的想象力因人而异一样。但是我还不能确证，神经症患者本身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具想象力。

但是，这一思想是基于正确观察上的错误结论。事实上，想象力在神经症中起的作用更大。但是想象力是功能性的因素，而不是结构性的因素。像在正常人身上，神经症患者的想象力也发挥同样的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正常人所不具有的作用。它被用来满足病态的需求。在心理学文献上，对现实作想象性的扭曲被称之为“欲望思维”。到现在为止，它仍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词语，但是它是一个不确切的词语。因为，它的涵义太狭窄了，一个正确的语词不仅应该包括思维，而且应该包括“欲望”的观察、信任，尤其是感觉。而且，它不仅是一个由我们的欲望决定的思维或情感，而且是由我们的需求决定的思维或情感。正是这些需求的影响力赋予想象力在神经症中的固性和力量，这些需求使得想象力极为丰富——然而又没有任何建设性。

想象力在探求荣誉时所起的作用可以在白日梦中正确而又直接地表现出来。在10岁时，神经症患者可能就具有一种明显的夸张特征。在这里可以举出一例加以说明，有一位大学生，尽管胆小畏缩，曾经做过想当伟大的体育明星、天才或风流才子的白日梦。随后的年岁里，也有些人像包法利夫人那样，成天沉溺于罗曼蒂克的经历、不可思议的完美性或神奇的神圣性之梦想之中。有时候，这些白日梦会以令人惊讶或羞愧的想象交谈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候，有的人通过残暴和堕落来对付那些令人羞愧或令人高尚的受苦，其结构更为复杂。通常，白日梦并不是精心构筑的故事，而是日常事务中幻想的伴随物，例如，当女人照看孩子弹钢琴、梳头，她们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看成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个处在出神状态的钢琴家，或者一位可上银幕的其有诱惑力的美人。有些时候，这些白日梦清楚地表现出：一个人可能会——就像沃尔特·米蒂那样——经常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同样是探求荣誉，白日梦是如此的缺乏和失败，以至于神经症患者在主观上真诚地说，他们没有幻想的生活。不用说，他们是错误的。即使他们只是担心可能会降落到他们头上的灾祸，那么，也毕竟是想象力将这些偶然的事件结合在一起。

但是，白日梦，即使当它们出现时是重要的，而且是明显的，也不是想象力中最具伤害力的工作。因为，一个人大多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他在做白日梦，也就是说，他正在想象一些不曾出现或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正在幻想中经历它们。至少，对他来说不难意识到白日梦的存在和它的不切实际的特征。想象力中较有害的工作是对现实进行精细的和广泛的歪曲，而他又意识不到正在编造。理想化的自我不能在一次创造行动中竣工，一但生产出来，它就需要不断地对之加以注意。对于它的现实化，此人就必须通过假造现实的方式而不断地工作。他必须将他自己的需求转向美德，或转向更为合理的预期。他必须将其诚实或细心的企图转化为真实的诚实和细心。于是，他论文中的高见，使他成了伟大的学者。他的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就。对“正确”道德价值的认知使他成了一个具有美德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道德天才。而且，当然，他的想象力必须超时工作以摒弃相反证据的扰乱行为。

想象在改变神经症患者的信念方面也能起作用，他需要相信，他人是卓越的，或是邪恶的——那么，瞧！他们就在善的、或者危险人群的行列中。想象力也可以改变他的情感。他需要感到不被伤害——于是，看啦，他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力量去消除他的疼痛和苦难。他需要深刻的情感——信仰、同情、爱和苦难：他的同情感、苦难感以及其他的感受都被放大了。

了解想象在探求荣誉时所产生的内在的和外在的扭曲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不轻松的问题。病态想象的飞翔会在何处终止呢？病态想象者毕竟尚未失去他所有的现实感。他与神经症患者的界线在何处？想象的功绩如果存在界线的话，那也是模糊的。我们只能说，神经症患者易于武断地将他的心理过程视为有价值的唯一的现实，而病态想象者——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仍然十分关心外在世界以及他在外在世界中的地位，因此，他在外在世界中具有相当大的方向感。然而，尽管他可能以一种不是明显困扰的方式充分地停留在功能的基础上，但是，他的想象所翱翔的高度却是无止境的。事实上，探求荣誉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能进入幻想，进入具有无尽可能性的领域。

追求荣誉的一切驱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追求比人类天生所具有的更多的知识、更高的智慧、更完美的美德、更大的权力。他们的一切目的都是绝对、无限、没有止境。除了绝对的勇敢、绝对的胜利、绝对的神圣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吸引被追求荣誉所困扰的神经症患者。因此，他与虔诚的教徒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对于后者来说，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而神经症患者则认为我才是万能的。除了他的意志力具有神奇的力量之外，他的推理应是绝对可靠的，他的预见应是完美无缺的，他的知识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于是贯穿本书的魔鬼协定开始出现。神经症患者就是浮士德，他虽知识渊博，但是他必须去认识一切。

想象力之翱翔于无限的领域，乃是由追求荣誉之驱力背后的需求力来决定的。追求绝对与无限的需求力极为急切，因此它们凌驾于那些平常阻止我们的想象力脱离现实的那些禁锢。为了过完善的生活，人类除了要拥有对各种能力的幻想和对无限的憧憬之外，还必须认识人类的局限性、贫乏以及一切活生生存在的具体事实。如果一个人的思维与情感主要集中在无限与各种能力的幻想上，那就会失去具体此时此地的知觉，失去生活在片刻中的能力。他再也不能屈从于本身的贫乏以及任何人类的缺陷。他不知道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功，就应该在现实中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甚至有每一微小的可能性都变成现实性的妄想”、他的想法变得过分抽象难解，他所了解的见识会变成残酷性的知识，因为它是人类自我浪费的产物，与人类建筑金字塔的浪费极为相像。对待他人的情感会蒸发成为一种“抽象难解的伤感”。另一方面，如果个人无法超越具体、贫乏、有限的狭窄视野，他会变得“小心眼而且自卑”。在人性的正常发展中，它不是一个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二者挑一的问题，而是二者兼得的问题。对有限、法则和贫乏的认识，形成了一种禁止，以免被拉入无限，免于一味“在机遇中挣扎”。

禁止想象在探求荣誉方面具有不良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根本不能看到需求并遵循这些需求。在病态深入发展时，一种特殊的方向可能会使很多人感到，更为安全的是限制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可能倾向于将带到幻想中的那些可能性看做是必须逃避的危险。他们可能会对任何看起来是幻想的东西锁闭自己的心灵，讨厌抽象的思考，过于急切地依附于那些可见、可感、具体或者能立即使用的东西。但是，尽管对这些事情的有意识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每个病态的人在根本上都不愿去认识自己、希望自己并相信自己能获得的东西的局限性。他的实现自己理想化的形象的需求是如此地急切，以至于他将那些禁止作为无关紧要或不存在的东西抛到一边。

他的非理性的想象力越是占据主导地位，他越是对那些真空的、有限的、具体的、有终结性的东西感到骇异。因此，他倾向于痛恨时间，因为时间是某种有限的东西；他倾向于痛恨金钱，因为它是具体的；他倾向于痛恨死亡，因为它是终结性的。但是他也有可能憎恶某一个具体的愿望或意见。举例言之，有一个病人渴望自己像鬼火一样在月光下跳舞。当她照镜子时，她感到骇异——不是因为她看到了任何可能的不完美性，而是因为镜子使她认识到她有具体的形象，她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她“被迫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具体的身体形状”。它使她感到像是一个鸟儿那样，翅膀被钉在了木板上。每当她的这些情感浮现在意识中时，她就有一种想要打破镜子的冲动。

当然，病态的发展并不总是如此的极端，但是每个病态的人，即使表面上他被视为正常人，当他对自己产生特殊的错觉时，他就极为憎恶用实据来进行检查。而他也必须憎恶这么做，因为，一旦他这么做了，他就会崩溃。对外在的法则和规章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是，他总是倾向于否定那些在自己的内心中起作用的那些法则。拒绝了解心理事情方面的不可避免的原因与结果，或者拒绝了解一个因素之后的另一个因素或加强另一个因素的必然性。

他有许多的方法来无视他不选择去认识的那些实证：他忘记了；这些实证没有价值，不算数；它是偶然的，它是环境的产物，或者因为其他的人激怒他而造成的；他无法抗拒，因为它是“自然的”。就像一个不诚实的簿记员，他尽最大的努力记一份双份账目；但是与他不一样的是，他只相信有利的那一份账目，而忽视另一份账目。我还没有见过公开地反抗现实——就像《哈维》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20年了，我一直与现实作斗争，并且我最终战胜了现实。”——而未能使之感动的人。或者，又引用一个病人的经典表述所说的那样:“要不是为了现实，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

对荣誉的探求与健康人的驱力之间仍具有明显不同。表面上，它们看起来具有欺骗的相似性，其不同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比起正常人来，神经症患者看起来更雄心勃勃，更关心权力、声誉和成功，好像他的道德标准只是比一般人更高，或者说更严格；好像比人们通常表现的更自负，认为自己更重要。但事实上，谁胆敢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这是正常人的终点，同时也是病态人的起点呢”？

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正常人的驱力与病态人的驱力之间。因为它们在特殊的人类潜能中有其共同的根基。通过它的精神能力，人有能力超越他自己。与其他的动物明显不同的是，人能够想象和计划，人能用各种方法逐渐扩大他的能力。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事实上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于个体的生活来说，情况同样是如此。对于他所过的生活，他所发展的品质或能力，他所创造的东西来说，没有任何固定的界限。考虑到这些事实，不可避免的是，人不能确定他的界限，因此易于将他的目标定得过低或过高，这种现存的不确定性正是这样的一种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对荣誉的探求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健康的驱力与追求荣誉的病态的驱力之间的基本不同在于驱动这些驱力的力量之不同，健康的驱力源于人类所固有的习性，这些习性去发展天赋的潜能。对成长的内在冲动的信任一直就是我们的理论和治疗的方法所依赖的基本信条。而此种信任是历久而不衰的。唯一的变化在于使用了更为精确的系统。我现在可以说真实自我的活生生的力量驱使人们朝向自我理想化。

另一方面，对荣誉的探求源于对实现理想化的自我的需求。这一区分是根本性的，因为所有其他的区分都依循这一区分。因为自我理想化本身是一种病态的解决方法，并且本身具有强迫性的特征，所以从它产生的所有驱力也必然都具有强迫性。因为病态的人——只要他依附于他对自我的幻想——不能认识各种局限性，所以，对荣誉的探求就变得无止境了。由于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荣誉，所以，他对按步就班地学习、工作、获得成就这一过程不感兴趣——事实上，他倾向于蔑视这一过程。他不想攀登高山，但是他想站在山巅。因此他没有进化和成长的意义，尽管他可能会对此侃侃而谈。最后，由于理想化自我的创造只有在牺牲自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所以，它的现实化进一步要求扭曲真我，而想象力就成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心甘情愿的奴仆。从而，或多或少地，在这一过程中，他丧失了对真我的兴趣，丧失了什么是真的或不是真的东西的意义，尤其是，这是一种损失，这种损失说明了他之难以区别他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真实情感、信仰与虚假的情感、信仰（潜意识的伪装）之间的不同。重点也从存在转向了表象。

于是，探求荣誉的正常驱力与病态驱力之间的不同是自发性与强迫性之间的不同；认识界限与否认界限之间的不同；集中于辉煌的最终结果这一幻想与感受进化之间的不同；表象与存在之间的不同；幻想与真实之间的不同。所以，这里所说的差异与一个相对健康的人和一个病态的人之间的差异并不相同。前者既不能全力以赴地致力于实现他真正的自我，后者也不能被全部驱使着去实现他理想化的自我。自我实现的倾向也在病态人中起伏。如果这种驱力不是在病态人那里开始的，那么在治疗中，我们对他的成长无能为力。但是，即使正常人与病态人在这方面的不同只是简单的程度上的不同，那么真正的驱力与强迫的驱力之间的不同，尽管表面上相似，也是质的不同，而不是量上的不同。

我认为，因追求荣誉所引起的病态过程，其最恰当的象征，就是魔鬼协定这个故事中观念化的内容。魔鬼或者某种其他魔鬼的化身，用提供无限的权力来引诱被精神或物质困扰的人。但是只有在他出卖灵魂或进入地狱的条件下，才能得到这些权力。这种诱惑会吸引所有的人，无论是精神上的穷人还是富人，因为它说的是两种强烈的诱惑，对无限的渴望和对脱离烦恼的便捷之径的需求。按照宗教传统，人类最大的精神领袖，佛陀和耶稣，都经历过这种诱惑。但是，由于他们坚定地扎根于自我，他们认出这种诱惑并能够拒绝它。而且在这个魔鬼协定上订立的条件恰当地表示出在病态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用象征性的词语来说就是：通往无限荣誉的便捷之径不可避免地也是通往自卑和自苦的内心地狱之路，走上这条路，个体事实上就是在丧失灵魂——他真正的自我。

第二章病态要求（选）

病态的人在探求荣誉时误入了幻想无限和无数可能性领域的路途。在所有的外在表现上，他可能过着与他的家庭成员，他的社区里的成员一样“正常的”生活，专心致志地工作，参与各种文娱活动。他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即隐秘的私生活和公开的生活这两个世界之中，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至少他没有认识到其程度。这两个世界并不是笑话，重复上一章所引用的那位病人的话说就是：“生活真可怕，竟然充满了现实！”

无论病态的人多么不愿意用实证来检查自己的行为，现实都不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自己强行闯了进来。他可能极具天分，但是在所有的本质性的东西方面，他仍然像其他的每个人一样——具有一般的人类局限，有相当多的个人困难要面对，他在现实中所做的一切与他神一般的形象不大相配。外在的现实也不将他当作神一样来对待。对于他来说，一小时也是60分钟；他必须像其他的人那样排队等候；出租汽车司机或者他的老板只是将他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对待。

这种个人感受到的轻蔑，在一个病人从小就忆起的小事件中有很好的象征。当时她3岁，她的一位叔叔抱起她并开玩笑说：“哎呀，你的脸真脏！”此时她就幻想成为一位漂亮的女王。她永远忘不了她那无能而又轻蔑的愤怒。通过这样的方式，这种人几乎不断地要面临矛盾、困惑与痛苦。对此，他能做些什么呢？他如何去解释这些呢？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如何除掉这些呢？只要他的个人扩张的权势至为必要，不能加以触动，那么，他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这个世界错了。这个世界应该完全不同。因此，他不去扼制他的想象，而是向外部世界提出过分的要求。他有权利要求他人，要求命运按照他那夸大的有关自己的思想来对待他。每个人都应该迎合他的幻想，除此之外，一切都是不合理的。他有权享受更好的待遇。

病态的人感到自己有权得到他人的注意、关照和尊重。这些对尊重的要求是可以充分理解的，而且有时是相当明显的。但是，这些要求只是那些更广泛要求的主要部分——所有这些需求都是来自他的禁忌，他的恐惧，他的冲突，而且，他的解决方法应该得到满足，或者说得到应有的尊重。然而他所感、所思、所为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有任何不利的结果。事实上，这就意味着这种要求就是那种精神法则不应该应用到他身上的那种要求。所以，他就不需要去认识——或者无论如何不应该去改变——他的困境。因而，解决他的问题就不再是他的责任，他人应该明白不要去烦扰他。

德国心理分析学家哈罗德·舒尔茨·亨克尔是现代心理分析学家中第一个发现了病态的人心怀这种要求。他称这种要求为巨大的要求，并且认为它在神经症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尽管我同样认为这种“巨大的要求”在神经症中极为重要，但是在很多方面我的思想与他并不相同。我认为，“巨大要求”这个术语并不恰当。它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因为它暗含着，这种要求在内容上是过度的。的确，在很多例子中，这些要求不仅是过分的，而且显然是幻想的。但是，在另外的一些例子中，这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将注意力集中在要求的过分的内容上就会难于分别自我与他人之中看似合理的要求。

例如，有个商人因为火车没在他方便的时候开车而恼火，一位朋友认为，在得失悠关之际，任何事情都不应过分介意，就会向他指出，他的要求实在过分。这位商人报以另外的愤怒。这位朋友并不知道他在谈些什么。他是个大忙人，希望火车准时开出是合情合理的。

的确，他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谁不希望火车时刻表按方便自己的方式来安排呢？但是，我们没有权利这样要求，这一点使我们认识到现象的本质：一个本质可以理解的希望或需求，转变成了要求。一旦这种要求得不到实现，他就感到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挫折。是一种冒犯，他有权对此恼怒。

需求与要求之间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然而，如果内心的潜在情感将需求变成了要求，神经症患者就不仅意识不到它们之间的区别，而且会对此加以逃避，他在实际上意指的是一种要求，而他谈论的是一种可理解的、顺理成章的希望。他认为，他有权得到很多他想当然地属于他，而事实上不一定是属于他的那些东西，有一个病人对于泊车要买票勃然大怒。这种想“免费”的心理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没有权利获得免费。这并不是说他知道法律，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他考虑过这些问题）别人免费了，而他却要交钱，这是不公平的。

因此之故，看起来要简要地谈一谈非理性的或者说病态的要求。这些要求原本是些病态的需求，它们是被个体不自觉地转变成要求的。这些要求都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们假定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一种权利。换言之，由于他们不将其视为病态的需求，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要求，因此这些要求是过分的。这些要求所藏匿的具体内容因神经症患者的特殊结构之不同而大相迥异。然而，一般地说来，病人感到有权得到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事情——实现其所有的特殊的病态要求。

谈到人的要求，我们通常认为，要求都是要加诸他人的东西。人际关系的确建构了这样的一个重要领域，病态的需求就是从这个领域中产生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局限于这一领域，那我们就会过于低估了这些要求的范围。它们被导向人为的制度，而且超出这些制度之外，直指生活本身。

就人际关系而言，一个外交行为显得相当懦怯和退缩的病人，内心可能会提出一种全面的要求。由于他不了解他的这种要求，因此他具有一种普遍的惰性，无法开发自己的资源。“世界应该为我服务，”他说，“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困扰。”

一个根本上就害怕怀疑自己的女人，心中也藏匿着同样广泛的要求。她感到有权实现她所有的需求。她说：“真是不可思议，一个我想与他恋爱的男人居然不想跟我谈恋爱！”她的这些要求在宗教术语中原就有所表现：“我所祈祷的每一件事都应该赐给我。”就她而言，这个要求具有相反的一面。既然如果其愿望没有实现，她就感到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失败，那么，她就会对她所有的需求进行检查，以便不去冒“失败”的风险。

那些认为自已的需求总是对的人感到，他人没有任何权利对他进行批评、怀疑和质询。那些为权利所支配的人感到有义务对他人盲目地服从。而另外的那些人——对于这些人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要利用技巧来控制他人——一方面感到自己有权利愚弄他人，另一方面又决不允许他人愚弄自己。那些害怕面对自己冲突的人感到有权“通过”、“绕过”他们的难题。一个积极剥削，且威逼他人使之能够将自已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身上的人，一旦别人坚持一项公平的交易，他就会对此忿恨，并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一个被迫去冒犯他人而又需要他人的谅解的自大而又报复心强的人，会觉得他有权得到“赦免”。无论他怎样冒犯他人，他都有权使得他人对其所作所为不要在意。要求“赦免”的另一说法就是予以“谅解”。不管这个人是如何暴躁和发怒，他都有资格得到谅解。对于一个将“爱情”看做是全部的解决手段的人来说，他会将他的需求转化为要求绝对无条件的奉献。一个外表看来没有任何要求的超然的人，却要坚持这样的一个要求：不被打扰。他感到他不想要任何其他的事情，因此，不管他处于何种危险的关头，他都有权遗世独立。“不被打扰”通常暗含着不作批评，不抱希望，不作努力——即使后两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这样。

上述这些例子可能足以用作在人际关系中起伏中的病态要求的最佳典范。在一般的情景中，或者说在关系到制度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具有消极内容的要求。例如从法律或规则中所获的好处，被他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一旦他们转向不利的一面，他们就感到这是不公平的。

我现在仍然要感谢上次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使我看清了我所藏匿的无意识的要求，并且从这些无意识的要求了解到了他人的无意识的要求。参观墨西哥回来以后，在圣体节那天，由于排队太长，买不到机票上飞机。尽管我认为这些规定是相当合理的，但是我注意到一旦摊到我的头上时，我变得异常愤怒。一想到要乘三天的火车到纽约，我就真的非常愤怒，而且感到极为疲倦。但是在平息我的思想时，我想到这可能是上苍的一次特殊的安排，因为没准飞机会出事，这样，我的整个烦恼也就平息下来了。

此时，我突然发现我的反应的荒谬性，并且，在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我明白了要求到底是什么。首先，就是要求例外；其次，要求上苍的特殊照顾，从此时起，我对乘火车的整个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拥挤的车座上没日没夜地坐车无疑是件不舒服的事。但是，我不再疲倦，甚至开始欣赏起这次旅行来。

我相信，通过观察自己和他人，不管是谁都易于重复和扩展这种经验。例如，大多数人都难于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常常是由于对交通规则有一种潜意识的反抗。他们认为，他们不应该屈从于这些规则。有些人痛恨银行的“无礼”，因为银行总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已经透支了这样一个事实上。此外，很多人对考试感到恐惧，或者说，无法准备考试，这也是源于他们要求例外的心理。同样，在看到一场糟糕的表演时感到愤怒，是因为他感到有权享受一流的表演。

这种求例外的要求，也包括心理或身体方面的自然法则。令人惊异的是，当一个聪明的病人看到心理方面不可避免的原因和结果时，他可能变得相当的迟钝。我想到下面这样一些不证自明的联系：如果我们要想获得某些事情，就必须付诸努力；如果我们要想独立自主，则应朝自我负责而奋斗。或者，只要我们自大，我们就会受到攻击。或者，只要我们不自爱，我们就无法相信他人也会爱我们，也必然会怀疑任何爱的确证。将这些因果关系告诉病人后，他们可能会开始争论，弄得一头雾水或不可捉摸。

产生这种特殊的愚钝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抓住这种因果关系就意味着使病人面临内在变化的必要性。当然，要改变任何病态的因素总是非常困难的。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很多病人在潜意识中强烈地厌恶去认识他们应该屈从的任何必然性。甚至于“规则”、“必要性”或“限制”这些片面的字眼就会使他们颤抖不已——如果让他们完全了解这些字的意义。在他们的私人世界里，每一种事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可能的。因此，对任何应用在他身上的必然性的认识事实上会使他们从漂浮的世界里跌落到现实性中，在现实的世界中，他们都得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屈从于自然规律。他们将这种要以生活中除去必然性的需求转变成了要求。在心理分析中，它表明，病人感到有权超越改变的必要性。因此，在潜意识中，他们拒绝去认识这样的事实：如果他们想要独立自、较少伤害、或者想要能够相信被人所爱，他必须改变他自己的态度。

一般说来，大部分的犹豫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生活的秘密要求。任何对这些要求的非理性特征的怀疑都必然会消失在这个领域中。自然，它可能会打碎病人的神圣感、而面对这样的事实：对于他来说，生活也是有限的，且充满了危险；任何偶然的事故、坏运气、疾病或死亡都会提醒他面对生活的这种命运——而且会抽出他那全能的情感。因为（引用一句古老的话）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难以避免某些死亡的危险；今天，我们也能够防御与死亡相关的经济上的损失；但是我们难以逃避死亡像人类不能面对生活的风险一样，神经症患者发展出不可侵犯的要求，发展出一种救世主的要求，发展出生活总是轻松而无痛苦的幸运要求。

与在人际关系中起作用的那些要求相反，一般说来，对生活的这种要求难以有效地断定。具有这些要求的神经症患者能做的只有两件事：在他的内心里，他能够否定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有不顾一切的倾向——感冒后仍在寒冷的天气中外出，不顾及可能发生的传染，或者无预防地进行性交。他活着就像他不会变老，不会死亡一样。因此，如果他碰上了某种不利的情况，那么这是一种压倒性的经验，并且使他惊慌失措。尽管这种经验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它粉碎了他那凛然不可侵犯的漂浮的信念。他可能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并且对生活过分戒备。如果他不能依赖他那受到尊重的凛然不可侵犯的要求，那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他也就无所依赖了。这并非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他的要求。毋宁说，它意味着，他不想让他人认识到他的无用。

另外的一些对生活和命运的态度可能会更为敏感，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识到这些态度背后的要求。很多病人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这种不公平的情感，他们受到了他们的一些特殊的困难的缠绕。在说到他们的朋友时，他们指出，尽管这些人也是病态的，但是这个人在社会中过得更轻松自如，那个人在女人方面频频得手，另一个人富有进取精神，或者更能充分地享受生活。这些闲谈，尽管没有什么用，看起来仍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因而想到不希望再有一些特殊的困难来烦恼他。但是，这种病人对与他在一起的那些“值得羡慕”的人的反应表现出一种更为严重的过程。他可能突然变得冷漠或沮丧。跟随这些反应，我们就会发现困扰的来源是一种固执的要求，即他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的困难。他应该有权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天赋。此外，他不仅有权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且具有他所知道的银幕人物的那些优点：像卓别林那样又谦卑又聪明；像斯宾塞·屈赛那样又有人性又勇敢；像克拉克·盖博那样矫健取胜。这种我不应该是我的要求显然是非理性的，因此其本身难以表现出来它只能在其人格发展过程中以怨恨妒嫉任何比他更具天赋、更幸运的人的形式表现出来，模仿他或赞赏他；他要求精神分析医生向他们提供所有这些称心如意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赞美。

这种秉赋最高品性的要求在其内涵上是相当不明确的。它不仅导致长期的妒嫉与不满，而且为分析工作造成了真正的障碍。首先，如果病人具有任何病态的困扰是不公平的话，那么希望他处理其困扰则是加倍的不公平。相反，他感到有权减轻他的困扰而不用经过艰苦的改变过程。

对病态要求种类的这种研究并不全面。由于每种病态的需求都能转化为要求，所以，我们就得讨论每一种单个的需求，以便对需求给出全面的认识。但是这一简短的研究使我们感到了这些要求的一个特性。现在我们试图来将其共性给出一清楚的解释。

首先，这些要求在两个方面是不切实际的。病人只建立了在其内心中存在的一种权利，而他很少——即使有的话——考虑实现这些要求的可能性。这些显然是幻想的要求包括免除疾病、老年和死亡。但是对于他人来说这些又是实实在在的，不可免除的。那位感到有权接受她的邀请的妇人对任何拒绝邀请都感到忿恨，不管不接受邀请的理由是如何地急切。一位学者坚持每件事对他来说都易如反掌。因此他讨厌写论文和做实验，而不管这件工作是多么必要，或明知这项工作不付出辛劳就不能成功也在所不顾。一位酒鬼感到有权在囊中羞涩时得到每个人的帮助，如果他人的帮助不及时，或者帮助时显得不太高兴——不管他人是不是情愿——他就感到不公平。

这些例子暗含着病态要求的第二个特征：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是如此地明目张胆，它使旁观者感到他是“天真的”，其态度使人想起一个娇惯了的孩子。这些印象支持了一项理论结论：所有这些要求正是那些不想长大的人的“孩子气”的特征。事实上，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小孩也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但是这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形成与他人关系的感觉。他根本不知道他人也有这样的需求，即使知道也是有限的——诸如妈妈需要睡觉或者没钱买玩具。但是病态要求的自我中心主义则是建立在一种完全不同的、而且是相当复杂的基础上的。他心中充满了自我，因为他为心理需求所驱使，为内心冲突所困扰，被迫依附他自己的特殊的解决方法。因此，在这里，两种现象看起来相似，实则完全不同。由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理出：告诉病人他的要求是幼稚的，这完全无益于治疗。对于病人来说，这只是意味着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这一点心理分析医生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向他指出来)，这充其量只能促使他进行思考。没有更进一步的治疗工作，他的心理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这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大，病态要求的自我中心主义可以用我们自已的经验表现出来：在战争期间，一切优先性都是对的，但是，我自己的需求应该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如果神经症患者感到病了，或者他要做某种事，每个人都应该放下手里的一切冲过来帮助他。心理医生礼貌地坦言，他没有时间对他进行咨询时，常常会碰到他的愤怒的或者侮辱的回答，或者他对心理医生的坦言充耳不闻。只要病人需要，就得有时间。病人与他的周围世界打交道越少，他就越不会意识到他人和他人的情感。正如一个有时会对现实表现出高傲的轻蔑的病人所说的那样：“我是一颗不羁的慧星，奔驰在太空里，这就意味着我的需求就是真实的——他人的需求就是不真实的。”

病态需求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希望不劳而获。他不承认，如果他寂寞时，他会去很好地召来他人，而是他人应该来邀请他。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他要减肥，他就得少吃，但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常常遇到他内心的反对。他只是不停地吃，却认为他没有像他人那样苗条是极不公平的事。此外，他还要求他应该得到一份有身份的工作，有较好的位置，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就能预先领一份工资——而且——不用向老板要求。他甚至在自己的内心中也不大清楚这就是他所要的东西。他应该处在一种既能拒绝又能得到任何东西的位置。

通常一个人能够用一句最合理又最动人的话来表达他是多么希望幸福。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家人或他的朋友就会发现要想使他幸福是多么的困难。因此，他可能会告诉他，他内心一定有某种不满阻止他获得幸福。然后，他可能会去看心理分析医生。

心理分析医生会理解为，病人需求幸福是来看心理分析的良好动机。但是医生也可能会自问，为什么如此热切需求幸福的病人并不幸福？他有很多大多数人都在享受的事情，一个快乐的家庭，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良好的收入。但他不再做任何更多的事，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强烈的兴趣。在这种现象中有大量的消极性和自我放纵。第一次分析中，给医生印象最深的就是病人没有谈到他的困境，相反，却以性急的方式说出了一大堆愿望。第二次分析确证了第一次的印象。在分析工作中，病人的惰性被证明是首要的障碍。因此情景变得更为清楚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手与脚捆在了一起，不能开发自己的资源，并且充满了固执的要求，要求生活中一切好的事情，包括心灵的满足都应该赋予他。

另一个例子是不愿努力却要求得到帮助，这个例子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要求的特性。有一位病人，中断分析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此时又受到上一次分析过程中冒出来的某些问题的困扰。在他离开诊所之前，他表示他想克服他的困扰——一个完美而合法的愿望。所以我努力去发掘这一特殊问题的根源。然而，过了一阵儿，我注意到，他并不怎么合作。就像要我牵着他走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他越来越不耐烦。我直接地问他是不是不耐烦，他证实说的确他不耐烦。他不想让他的问题保留整个星期不加解决，而我没有说任何话来平息他的困扰。我向他指出，他的那个愿望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很明显，他将这个愿望变成了要求，这样就没有道理了。我们是否能够更进一步地解决这个特殊问题，取决于此时此刻这一问题的难易如何，以及他和我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而且，就他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必定有某些事情使得他不能朝其所希望的目标努力。经过来回的思索——对此我在此省略不提，他自觉地明白了我所说的真意。他的恼怒消失了，他的那些无理要求以及他的急切感也消失了。同时，他又增加了一个明显的因素，他觉得是我引起的问题，因此就应由我来解决它。在他的内心里，我是应该如何负责的呢？他并不是说我犯了一个错误，它只是表明，在前面的时间里，他已经认识到他还没有克服他的报复性——这一点他当时未曾感觉到。事实上，那时，他还不想摆脱它，只想摆脱那些伴随的困扰。由于我没有满足他急于摆脱这些困扰的要求，因此为了补偿他有权提出报复性的要求。经此解释，他找出了其要求的根源：他在内心里拒绝替自己负责，而且缺乏建设性的自我兴趣。这使他变得麻痹，使他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情，从而需求他人——这里指的是心理分析医生——承担起一切的责任，并为他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他将这种需求也转变成了要求。

我在这里要提的问题是：报复性的需求如果不是有规律地出现的话，那么，它是否是病态要求的一种常见的因素。自然，各人对这些报复性的要求的认识各不相同。就夏洛克而言，他对这些需求是有意识的。从我的例子来看，病人对我发怒，他们处在有意无意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处在无意识状态下。从我的经验来看，我怀疑它们具有普遍性。但是，我也发现，这些报复性的需求是如此地常见，以至于我形成规律，要经常性地探究这些报复性的要求。正如我在论述对报复性胜利的要求的时候所提出的那样，我们在大多数神经症患者那里发现的深藏内心的报复性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当病人基于过去的挫折和痛苦而提出要求时，当这些要求以充满火药味的方式提出来时，当病人将要求的实现视为胜利，而将要求的挫折当作失败时，报复性的因素肯定在起作用。

人们是如何认识自己的要求的呢？一个人越是反躬自省，他越是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决定他自已的周围世界，那么，当他需要了解他的要求时，他就会越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自以为是。他没有心思去省察他具有何种需求或要求，而且，只要他人一提到他所具有的要求时，就会遭至他的反击，他不容许他人对他有任何的怠慢。他简直容不得任何的意外事情发生，他永不想变老，出外旅行时，天气得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事事要顺他的心，他一定得心想事成。

其他的病态人看起来认识到了他们的过分要求，因为，他们明确而又公然地要求他人对自己进行特殊的照顾。但是观察者一目了然的事情，对于病人本人来说却视而不见。旁观者看到的东西与当事人感受到的东西是两码事，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不同。一个积极强调自己要求的人充其量只认识到他对要求的某种表达或要求的某些含意，诸如他缺乏耐心，他容不得反对意见等。他可能知道，他不喜欢他人问这问那，他自己也不愿向人表达自己的谢意。然而，这种意识让他觉得有权让他人做他所需要的事情。有时候，他也意识到这有些鲁莽，但是他常常将这种鲁莽打扮成自信或勇气。例如，他可能在没有对另一工作有任何具体的前景的情况下就放弃现有的一份优厚工作，他可能会将此种做法看做是自信的一种表现。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但是这种鲁莽也可能是由于这种原因产生的，即他感到有权享有自己的运气或命运。他可能认识到，在其灵魂的深处，他神秘地相信，作为一个人，他是不会死的。但是即便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感到有权超越生物极限。

在另外的情况下，病人和未受训练的观察者认识不到这些要求。后者可能会认为病人的所有需求都是合情合理的。这是缘于其神经症的原因，而不是缘于心理学上的无知。例如，他可能有时候发现他太太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他感到有些烦恼，但是，他夸大的虚荣心会认为，这表明他对太太是不可或缺的。或者，一个女人可能会基于无助或受苦的原因提出过分的要求。她本人仅仅只感到她的需求。甚至她有意识地过分谨慎，不要将自己的需求强加于他人。尽管这些人可能是喜欢充当保护者或帮助者的角色，因为如果没有满足妇女的期望，他们内心感到深深的“罪责”。

然而，即使病人意识到自己具有某些过分的要求，但是他们从来意识不到他们的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事实上，对要求的有效性的任何怀疑都意味着朝消灭这些要求迈出的第一步。因此，只要病人认为这些要求对他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他必定会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起一严密的理由，以便使这些要求完全合法化。他也必定相信，这些要求是公平的、合理的。在分析过程中，病人竭力证明，他企求的只是那些应得的事物。相反，治疗的目的，重要的是既要认识到这些特殊要求的存在，而且还要认识到病人将这些要求合理化的性质。因为，这些要求能不能站得住脚，完全是基于它们所置放的基础，这些基础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战略的地位，例如，如果一个人居功自傲，感到有权利享受各种各样的服务，他必定不知不觉地夸大他的功劳，从而使他能够公正地感到，如果这些服务不到位，那么他人就是在虐待他。

这些要求通常是在文化的基础上来合理化的。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因为我是你的母亲——因为我是你的雇主……这些提供合理化和正当性的理由中，事实上没有哪一种理由赋予这些要求以权利。因此之故，这些理由的重要性必定是被过分强调了。例如，在我们的国家里，并没有严格的文化规定认为洗盘子有损男子的尊严。因此，如果有人要求免除做这项杂役性的工作，那么，他必定夸大了做男人或挣工资者的尊严。

维持现状就是维护自尊和自己的优越性。这一点的共同基础就是：因为我在某些事情上具有特殊的才能，所以，我有权去……在这一明白无误的表达形式中，其思想大多是潜意识的。但是，这种人会强调他的时间、他的工作、他的计划以及他永远是对的这些方面的特殊意义。

那些相信“爱”解决一切事情，“爱”赋予人们一切的人必定是夸大了爱的深度和价值——不是有意识的假装，而是实实在在地感到爱的力量更大。这种夸张的必然性常常具有造成恶性循环的后果。尤其对于那些基于无助和受苦的基础上提出的要求而言更是如此。例如。很多人很胆怯，不敢用电话咨询情况。如果有人要求他人向他进行咨询情况，那么为了确证他的禁忌他就会深切地感到他的禁忌比实际情况还要大。如果一个女人过于压抑或过于无助，以至于做不了家务，那么她就会使自己感到比她实际上具有的还要更无助、更压抑——从而在事实上更为痛苦。

然而，我们不应该匆忙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他人来说，最好的环境就是不要向病态要求让步。无论是接受病态的要求还是拒绝病态的要求，都会使环境恶化——也就是说，这两种情况中，病态的要求都会变得更为强烈。通常只有神经症患者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时，拒绝其病态的要求才有所助益。

对于病态要求来说，最有兴趣的基础可能是“公正”了。因为我信仰上帝，因为我总是在工作，或者因为我是一个好公民，因此必须事事对我公平，不利的事情不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一切事情都得顺我的心。应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这种倾向出现在病人身上，通常他会指出，他的公平感也延及他人，也就是说，如果不公平加诸在他人的头上，他也感到愤怒异常。在某种程度上说，事情的确是如此。但是，这仅仅意味着，将自己的要求置于公正的基础上这一他自己的需求已经普遍化为他的“处世哲学”。

而且，对公平的要求也有其相反的一面，这就是让他人对加诸在他身上的恶运负责。一个人是否将这种不利的一面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视其自觉的正义性的程度而定。如果其程度比较深，那么他就会——至少有意识地将他自己体验的每种不利的情况都视为不公正。但是他会更易于将“报应性的公正”这一规则应用到他人的身上；一个失业的人可能不是真的想要上作；或许犹太人在某此方面真的应该为宗教迫害负责。

在更为个人的事情方面，这种人感到，他有权接受既定的价值为其价值观。如果这两种因素不引起他分神的话，也许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他自己的积极的价值观在其内心中占了大部分（例如，善意即是其中之一），因而是忽视了他在人际关系上造成的困难。而且，这种价值的尺度常常也不一致。例如，接受分析的病人可能会站在自己的这一边来看待与分析医生的合作，他希望摆脱困扰的症状、他来就诊的次数以及所付的费用。而在分析医生这边，他认为医生有义务使病人康复。遗憾的是，天平的这两边并不平衡。病人只有在他愿意并能够了解自己从而改变心态时，他才能康复。因此，如果病人的良好愿望不与其有效的努力结合起来，那么治愈的希望就不会大。由于困扰的病症一再发生和病人日益增长的不理智，使他感到受了欺骗；他回报给医生的则是饱怨和谴责，并感到完全有理由加深对心理医生的不信任。

这种对公平的过分强调可能是报复性的一种伪装，尽管不是必然如此。如果这种病态的要求主要是基于应付生活而提出来的，那么病人通常是强调他的功劳有多么大。在此，对他所作的伤害也被过分夸大了。对这种伤害的感觉与日俱增，最后发展得如此的大，以至于“受害者”感到有权作出任何的牺牲或者接受任何的惩罚。

由于这些要求对维持神经症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坚持这些要求就当然显得重要了。这一点只是针对人们的要求而言的，因为，不用说命运和生活对任何坚持这些要求的行为是无情的嘲弄。在下文的不同场合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这里我大致说说神经症患者试图使他人接受他的要求的做法与这些要求产生的基础是紧密相关的这一点就够了。简而言之，他力图用其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来加强他人的印象。他可能会取悦、迷惑或许诺他人；他通过唤起他人的美感和罪责感来迫使他人为其效劳并试图从他人那里得到好处；他可以通过强调他的苦难来唤起他人的同情和罪责感；他可以通过强调对他人的爱来唤起他人对爱的渴望和虚荣；他可以用暴躁和温怒来威胁他人。这种报复性的病人可能会用永不满足的要求来毁坏他人，通过严厉攻击的指责来迫使他人屈服。

考虑到神经症患者为使病态的要求合理化从而坚持它们所投入的一切力量后，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这些要求受到挫折时他们所作出的强烈反应。他们潜藏有很多恐惧感，但是，普遍的反应是生气，甚至是恼怒。生气是其中最特别的一种。由于他们在主观上都感到其要求是正当的、公平的，因此当这些要求受到挫折时他们就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不应该的。因此随之而来的生气便具有义愤的特征。换言之，病人不仅生气，而且感到他生气是应当的——这种应当的感觉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得到了病人严格的辩护。

在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些愤怒的各种不同表现之前，我要简单地介绍一种理论——尤其是由约翰·杜拉德和其他的一些人提出的敌视折挫的理论。事实上，这个理论说的就是敌视是对挫折的一种反应。事实上，通过相当简单的观察，我们即可发现，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人类不怀敌意而忍受的挫折举不胜数。只有当人们感到挫折是不公平的，或者在病态要求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公平感的挫折才其有敌意。因而这种挫折感具有特殊的愤怒特证，或者具有受虐待的特征。其所造成的灾祸或伤害有时被夸大到可笑的程度。如果一个人感到受到另一个人的虐待，那么在这个人的眼里，另一个人就会突然变得不可信任、污秽、残忍、卑鄙——也就是说，这种愤怒强烈地影响了我们对他人的判断。它是病态怀疑的来源之一。很多神经症患者在对他人的估计上充满不安全感，因而极容易从积极的友好态度转变成为完全的责难的态度。

简单地说来，对生气或愤怒的强烈反应具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其一是，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它首先被压抑住，而后——像所有被压抑的敌视那样——表现出这样的一些心理症状：疲劳、偏头痛、反胃等等。其二是，它可以自由地表达出来，或者至少完全地感觉得到。在这种情况下，生气愈被看成是不合理的，病人愈会夸大他人的错误；然后，病人会无意地建立起看来完全合乎逻辑的反对冒犯者的理由。病人的报复性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它越是公开，他报仇的倾向性越强。病人的自大越明显，他就越确信其报复是出于正当的理由。第三种反应则是将自己置于悲惨和自怜的境地。于是病人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和虐待，并且会变得意志消沉。他感到“他们怎么会这样地对待我！”在这种情形下，受苦变成了表达责难的媒介。

这种反应不易在自己身上观察到，而易于在他人的身上观察到。因为自信正确这一观念会使他禁止自我考察。然而 ,当我们执著于他人做错的念头时，或者当我们开始沉思他人的可恨性时，或者当我们感到回击他人的冲动时，我们的真正兴趣在于考察我们自己的反应。然后，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我们是否对他人做错的事情的反应是否合乎情理。如果通过诚实的考察我们发现我们的反应不合情理，我们就一定要搜寻深藏在我们心中的病态要求。倘若我们愿意并且能够放弃对一些特殊的要求，而且倘若我们熟悉我们受压抑的敌视所采取的某些特殊的形式，就不难认识对个人的挫折所采取的尖刻的反应，不难发现隐藏在这些反应之后的特殊要求。然而观察一两个病态要求的例子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摆脱了病态要求。我们通常只能克服那些特别明显的和极为荒谬的要求。这种过程使人联想到绦虫的治疗。绦虫虽然将有病的部分除去了，但是它会再生，并且非至将头也除去之前，不会停止。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在这样的一种程度上放弃我们的要求：我们克服了整个的对荣誉的以及荣誉所包含的东西的寻求。然而，与绦虫治疗不同的是，在返回自我的过程中，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值得的。

普遍性要求加诸人格及其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会使人们造成普遍的混乱的挫折感和不满足感，因此我们约略地知道其性格特征。还有其他的因素导致了这种长期性不满。但是，在这些来源中，导致这种不满的普遍性病态要求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任何趋势、任何生活中，这种不满所表现出来的焦点集中在缺乏之物或困难之事上，从而表现在对整个的情景表示不满上。例如，一位先生有一份极为满意的工作，过着极富活力的家庭生活。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弹钢琴，而这一点对他意义非常重大；或者他有一个女儿身体欠安。这些因素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以致不能欣赏他所有的美好的一切。或者有个人度过了一次美好的远足或旅行，但是交通不便。这些态度是如此的普遍，几乎每个人都能碰到。具有这种不满的人有时也奇怪，为什么自已总是看到这黑暗的一面。有时他对整个的事情不满意，称自己是“悲观的人”。这种态度除了不能找出根本的原因之外，还被置于伪哲学的基础上，而认为自己完全不能忍受不利的处境。

通过这种态度，人们在诸多方面给自己的生活增添麻烦。如果我们将逆境看做是不公平的，那么这种逆境就会增加十倍。我在普通车上的经历即是这种例子的最好说明。当我感到自己正处在不公平的境地时，我简直忍受不了。然而，当我找出这种不满背后的病态要求时——尽管我在车上的座位还是让我感到难受，我乘坐的时间一样长，但是，这同样的处境却充满了快乐。这一点同样可以应用到工作上。做任何工作，如果我们怀着不公平的恶劣感觉，或者内心要求这项工作应该更简单轻松些，那么就必定会感到紧张和疲劳。换言之，由于这些病态的要求，我们丧失了生活的艺术，在这种生活的艺术里包含着轻松顺意的内容。的确，生活中有令人心碎的经验，但是这种经验毕竟极少。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小小的遭遇变成了重大的事故，生活变成了一系列的沮丧。相反，神经症患者只注意到他人生活的明亮的一面：这个人获得了成功，那个人多子多福，另外一个人有更多的闲暇可以做自已喜欢做的事情，别人的房子宽敞明亮，他们的草坪绿草如茵。

尽管这些现象极易描述，但是对它们的认识却极为困难，尤其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它们看起来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实际，都是些我们所没有而他人具有的极为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内心的记账簿发生了两方面的插曲：一个是关于自己的，另一个是关于他人的。很多人被告知，不要将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生活的闪光点相比较，而要与他人的整个生活相比较。但是尽管他们认识到这一忠告的有效性，他们却不能遵循它，因为他们扭曲的看法不是视而不见或有意地忽视这方面的事情，而是情感上的盲目，也就是说，是源于内心无意识需求的盲目。

结果他们将对他人的妒嫉和无情混合在一起。这种妒嫉具有尼采称之为生活的妒嫉的性质，这种妒嫉不是关于这样或那样的生活细节方面的事情，而是对整个的生活本身的。它伴随着这样的感觉：感觉自己是惟一被排除在外的人，是惟一忧心忡忡的人，惟一孤独的人，惟一恐惧、惟一被拘禁的人。无情并不必然预示着他完全是一个冷酷的人。它产生于普遍的病态要求，然后获得了这种要求的功能，为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寻求合法化。为什么那些一切都比他好的人还想得到他所具有的一切事情？他自己的需求比周围的所有人都多——他比别人受到了更多的忽视、更多的冷遇——为什么他就不该有权利独自寻求自我呢？所有这些要求变得更为坚定明确。

另一结果就是对权利的普遍不确定感。这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而这种普遍的要求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神经症患者拥有自己的私人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神经症患者感到有权拥有一切事情。这种私人世界是极为不切实际的，它将私人世界的权利与现实世界中的权利混为一团。一方面，它充满了假想的各种要求，另一方面，当他真正感到这种权利和要坚持这种权利的时候，他却过于胆怯以至于无法感到和坚持这些权利。例如，有个病人一方面感到整个世界都应该为他服务，但另一方面却不敢要求我改变心理分析的时间，或向我借一支铅笔记录某些事情。另外一个病人，当他要求他人尊重他的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他会变得过度敏感，但是却能忍受一些朋友对他的欺诈行为。无权的感觉可能是病人受苦的一个方面，而且它可以成为抱怨的焦点，而不关心那些不合理的要求。这些不合理的要求才是困扰的主要麻烦，至少它是促成这些困扰的原因。

最后，具有广泛的要求乃是导致惰性的最有力的因素。这些惰性的公开或隐藏的形式出现，它们或许是最常见的神经症困扰。隋性与懒惰完全不同。懒隋是随意的、可享受的，而惰性是一种心理能量的麻痹。它不仅遍及到工作方面，而且扩张到思想和情感方面。由定义我们就知道，所有的病态要求取代了神经症患者对问题的积极处理，从而使他不能正常地成长。在很多例子中都表明，病态要求是厌恶努力的根本原因。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足以功成名就，要获得工作，要幸福，要克服困难。这就是他潜意识中的要求。他有权不付出任何精力就获得这所有的一切。有时候这就意味着他人应该做实际的工作——让乔治去做。如果他人不去做，他就有理由不满。所以，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看到要做额外的工作，他就感到疲劳，诸如看电影或购物等，有时候，在分析过程中，病人的疲劳可以很快地去掉。例如，有一个病人在去旅行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做，因而在开始做这些事情之前就感到疲劳。于是我向他建议他应该将如何做好每一件事当作对他智力的一项挑战。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他的疲倦消失了，他能够完成每一项工作而不感到匆忙和疲倦。但是，尽管他因此体验到他有能力积极快乐地做事，然而这种自身努力的冲动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这些无意识的病态要求在他的心中过于根深蒂固。

病态要求越具报复性，懒惰的程度就越强。其无意识的论点如下：他人应该替我陷入的困扰负责，因此我应该得到补偿。如果我还要作出努力，那还补偿个什么呢？当然，只有那些对生活丧失了建设性的兴趣的人才会这么说。他不再有责任为生活付出努力。责任在“他人”，或者责任在于命运上。

在分析中，病人因执著于其病态的要求并为其辩护。这种固执表明了病态要求对病人具有相当主观的价值。他不只是有一条防线，而是有多条防线，而且不断地转换其防线。首先，他会争论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病态的要求，他根本不知道精神分析医生在说些什么；然后，他会争论说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接着他会连续为这些病态要求提供合理化根据的主观基础进行辩护。最后，当他认识到他的确具有这些病态要求，它们在现实中是合理的，他仿佛对这些病态要求不感兴趣；这些病态要求是不重要的，而且根本说来是无害的。尽管他身不由己地看到其继发的后果是多方面的，是严重的，例如，它们使他易于恼怒和不满；如果他自己积极主动地去做事而不是坐享其成，他的状况一定会更好；而且他的这些要求阻碍了他的心理活力。他有时也敞开心扉面对这样的事实：他从这些要求中得到的实际成就是微乎其微的。的确，由于他将压力推给了他人，有时候会使他人满足他所表达或未表达的那些要求，但是尽管如此，谁从中得到更大的快乐？他对生活的一般要求就一无所获。不管他是否感到有权享受例外，但是心理的和生理的法则在同样地对他起作用。他那要求综合他人一切长处的病态要求，对他的生活没有丝毫的改变。

认识到病态要求的不利后果及其本身之无益，不会挫伤病人的自尊，病人对此表示不相信，心理医生希望这些洞见能根除病人的病态要求，但他们常常不能如愿。通过心理分析，病态要求的强度通常削弱了；但是它们并没有根除，而是潜藏着运行。进一步施加压力，我们就会看到，病人深层的潜意识的无理想象力。尽管在理智上认识到病态要求一无所用，但是在潜意识中他仍然坚持相信没有什么事情是他那神奇的意志力所做不到的。如果他的愿望更强烈些，那么他的梦想就会成真。如果他那万事如意的要求更坚定些，那么一定会万事如意。如果其要求没有实现，其原因不在于它不可能实现——像心理医生要他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他没有更为积极地去想象它。

病人的这种信念给整个现象增添了某些不同的复杂性。我们已经看到，病人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病人妄称一种不存在的对所有特权的权利。我们已经看到，某些要求是相当荒诞的。现在，我们又认识到所有这些病态的要求都充满了神奇的期望。而且只有现在，我们才了解到病态要求的整个全貌：所有的病态要求都是实现理想自我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即使就其赋予病人突出的成绩和远大的成功而言，病态要求也不能代表一种实现，但是病态要求给病人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和托辞。病人必须表明，他超越了心理的和自然的法则。虽然他一再看到他人对他的要求不敢苟同，看到这些法则照样应用在他的身上，看到他还是没有超越一般的困扰和失败，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反对他具有无限能力的证据。它们只是表明，到目前为止，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相信，如果他牢牢抓紧他的要求，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这些要求是他未来荣誉的保证。

现在，我们了解到，为什么病人看到病态要求对他实际生活的破坏作用后仍然会作出毫无兴趣的反应。他并不否认损害。但是，为了期待光辉的未来，他忽视了现在。他就像一个相信对于遗产享有一种正当的要求的人一样，他不在实际的生活中作出积极的努力，而是将所有的精力用在更有效地坚持其病态要求上。与此同时，他对实际生活丧失了兴趣；他的生活处境变得更为不妙；他忽视了能使其生活更有价值的一切事物。因而对未来成功所怀有的希望越来越变成其生活的惟一目的。

事实上，神经症患者的情况比那些假想对遗产有要求权的人的情况更糟。因为，他在潜意识中感到，如果他关注他自己和他的成长，那么他就会丧失实现未来的权利。基于他的前提而言，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其理想化自我的实现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只要他受这种目的的引诱，则选择的途径必然充满荆棘。这意味着将自己看做与他人一样的凡人，为各种艰难困苦所困扰；这也就意味着要替自己负责，认识到自己应担当起克服一切困难发展自己所具有的一切潜能的重任。之所以选择充满荆棘，是因为这使他感到，他好像正在丧失一切事物，他可以考虑这种选择之路——这是一条健康之路——除非他变得更为坚强，抛弃在自我理想化中找到那种病态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我们只是将神经症患者自我理想化时的坐享其成的想法看成是“天真”的行为，或者将他需要他人实现的很多强迫性的愿望看做是可理解的欲望。那么，我们就不能充分地理解病态要求的固执性。病态要求的这种固执性正是一切病态态度的根源，它明确地表明，这种态度是实现在其神经症构架中不可或缺的各种功能。我们已经看到，病态要求看起来解决了病人面临的诸多问题，其全部的功能就是长期保存关于自我的那些幻想，并且将一切责任转移到与自己无关的那些因素上。通过将需求提升到要求的高度，他否认自己的困扰，并且将一切责任推到他人的头上，推到客观环境上，推到命运上。首先，他的任何困难都是不公平的，他有权这样来安排生活：生活不应该来烦他，如向他贷款或募捐，他一方面感到不耐烦，同时心里却觉得要大大地施舍给他们。实际上，他在生气，因为，他要求不被打扰。什么东西使得他需要这样的要求？因为他募捐的要求实际上使得他在内心中面临一种冲突，这就是，到底是需要向他人妥协还是要他人受挫折。只要他过于惊恐或过于不愿面临他的冲突——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必须真实地抓住他的要求。他的要求可以通过他不希望他人打扰的意向中表现出来，但更为确切地说，他的要求就是这个世界不应该引发（或者说使他认识到）他的冲突。在下文中，我们将会了解到为什么摆脱责任对他来说如此的重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事实上，病态要求可以使他避免去解决他面临的困难，从而使得神经症长存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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