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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与人的成长（5）（选）
第五章 自恨与自卑（选）
我们现在已追溯了神经症的发展过程，它由自我理想化开始，一步一步地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法则将价值准则演变转化为病态自负现象。这一过程实际上要比我所陈述过的更为广泛，同时作用的另一过程使其加强并复杂化，它也是由自我理想化开始，但似乎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发展过程。 简而言之，当一个人的重心转为理想的自我时，他不仅会赞扬自我，而且注定会以一种错误的角度来看待他真实的自我，以及他在特定时间、身体、精神状况下的健康的和病态的自我。荣耀化的自我不但成了追求的幻象，而且也成了衡量自己真实情况的标尺。如果按绝对完美的观点来看，这种真实的情况将是一种令人十分困窘的景象，因此他不得不轻视它。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人类现实却决定性地不断干扰他飞向荣耀，因此他必定会憎恨它，同时也憎恨自己。既然自负和自恨实际上属于同一实体，我建议把所有相关的因素统称为：自负系统。随着对自恨的了解，我们考虑到这一过程的全新的一面，它会使我们对自恨的看法大为改观。我们特意把自恨问题放在一边，到现在才提起，是为了先清楚地了解实现理想化自我的直接驭动力。不过，我们现在得了解它的全貌了。 无论我们的皮格马利翁是如何慷慨激昂地努力将自己塑造成辉煌显耀的人物，但他的驱动力注定是要枯竭的。他至多也只能忽略意识中一些干扰性的矛盾，但这些矛盾仍旧是继续存在的。事实是他总得与自己同生存；不管是吃饭、睡觉或洗澡，不管是工作或做爱，他总会与自己在一起。他有时侯想如果能够和妻子离婚，换一种职业，搬到另一公寓或者去旅游，一切可能会好转；但事实上他必须永远伴随自我而生活。即使他像一架上足了油的机器一样努力工作，但依旧存在着精力上、时间上、权力上和耐力上的局限——人类的局限。 描述这种情况的最好方法是借下面这两个人来说明。其一是独特理想的人；另一个是无所不在的陌生人（真实的自我），这个陌生人总是多管闲事的、妨碍的、令人窘迫的。用“他和陌生人”来描述他们之间的冲突似乎是恰当的，因为它较为接近个人的感觉。此外，即使他能够舍弃实际的干扰，认为它们与自己无关或没有关系，但他却永远无法逃离自我而不使它们在脑中“挂号”。尽管他可能会成功、相当顺利的发挥自我、或者甚至于被独特成就的辉煌幻象所左右，但他仍然会感到低人一等或没有安全感。他也许会有恐吓、欺诈及反常颓废的啮咬般的痛苦，一种他无法说明的感觉。当他接近自我的现实时，他对自我的内在了解会准确无误地呈现在他的梦中。 通常自我的现实会痛苦地准确无误地袭来。想象中自我是完美的，但事实上却拙于社交。每当想要给某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他的手却会不自主地发抖、或变得结结巴巴、面红耳赤。感到自己是个独一无二的情人，但却会突然变得性无能。想象中自己可以像个男人般地和老板谈话，但却只能呈现出一番傻笑。常常在第二天他才能想到能够永久性解决争论的精彩话语。他永远无法使自己得到轻灵而修长的体态，因为他总是强迫性地使自己吃得太多。现实的、经验的自我成为唐突的陌生人，而理想的自我会受其束缚，并转而以仇恨和鄙视来对付这个陌生人。现实的自我便成了自负的理想自我的牺牲品。 自恨使源于塑造理想自我的人格产生明显的分裂，它意味着一场战斗。这确实是神经症患者的基本的特征：他在与自我战斗，这实际上构成两种不同种类的冲突。其一在于自负系统本身，这点我们以后将作详细说明，它是自大和自谦两种驱动力之间的潜在冲突。其二在于整个自负系统和真实自我之间更深的冲突。当自负占绝对统治地位时，真实自我虽因受压抑而暂时隐退，但它实际上仍具有很大的潜力，而且在适当的条件下，真实自我的这种潜力就会被发挥出来。这种冲突的发展特点和阶段，我们将在下章进行讨论。 这第二种冲突在治疗初期尚不明显。当自负系统濒于崩溃时，患者更接近自我；当他开始了解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愿望、要赢得选择的自由、要自己作出决定并为此而负起责任时，反抗的力量便会接踵而至。这便引发了自负系统和真实自我之间日趋严峻的冲突。此时自恨便会用更强的力量来对付真实自我刚涌现出的这种建设性的力量，而稍微忽略现实自我的局限和缺陷。这种病态冲突比此前我所讨论过的任何冲突都更为复杂。我主张称此为中枢内在冲突。 我想在此加一理论性的阐释，因为它有助于将“冲突”的意义弄得更清楚。此前在其他著作中，我曾使用过“病态冲突”这个术语，意指那种产生于两种互不相容的驱动力之间的那种冲突。而中枢病态冲突则是介于健康与病态，破坏性与建设性几种驱动力之间的。因此，必须把定义范围扩大而称病态冲突为或产生于两种病态驱动力之间，或产生于健康的与病态的驱动力之间，这种差异在术语的解释上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介于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这种冲突较之其他冲突更易使我们精神分裂呢？原因有二：其一在于陷入的程度是完全的还是部分的，这就如一个国家，看利益冲突的双方是个别团体呢还是整个国家。其二则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命的核心——真实自我及其生长力，在不断为自身的生存而斗争。 对于真实自我的憎恨较之对于现实自我缺陷的憎恨更不易被察觉，但它却十分顽固，不仅难以在内心深处消逝，而且还常常引发自恨，即使有时从表面看来是对现实自我缺陷的憎恨。因此，真实自我憎恨表象较为单一而现实自我憎恨表象则较为复杂。譬如，如果我们的自恨是以一种残酷地谴责自我自私的方式而表现出来的——凡事一意孤行——这也很可能是由以下两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憎恨自己达不到绝对完美，另一方面却又压制真实自我的欲望。 德国诗人摩根斯特恩在他的《成长的烦恼》一诗中精辟地描述了自恨的特性： 我将屈从，因被自我所摧残， 我生而为二，理想之我与现实之我。 二者终有一方注定被歼灭， 理想之我犹如奔腾的骏马 （现实之我束缚其尾）， 理想之我恰似转轮， 现实之我束缚其身， 理想之我犹如暴君， 魔爪伸进猎物之体， 理想之我犹如吸血饿鬼， 盘踞其心吸之又吸。 诗人在此用短短几行便将这一过程描述清楚。他说我们可能以一种令人衰弱和痛苦的怨恨来憎恨我们自己——此种怨恨破坏性极强，我们对之会束手无策，而任其摧残。他还说我们憎恨自己并非由于自己无用，而是由于受到驱使去超越自我。这种怨恨是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造成的，这不只是一种分裂性的冲突，而是一场残酷凶狠的争斗。 自恨的力量及其固执性是十分惊人的，即使对甚为熟悉其产生方式的分析者也如此。当试图去说明其奥秘时，我们必须明白自负本身因感到被现实之我屈辱及处处被其压制而产生愤怒。我们也必须考虑此种愤怒最后的无助情形。因为神经症患者无疑会将自己视为远离肉体的灵魂。所以，他会为了荣誉而依赖现实之我。如果他毁掉被憎恨的自我，同时也就毁掉了荣誉的自我，正如多里尔·格雷撕毁表现他堕落的画儿一样，他自己也因此不复存在。一方面这种依赖性通常可避免产生自杀行为，如果没有这种依赖性，自杀势必成为自恨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自杀较少发生，因为它往往是由许多综合因素促成的，而自恨仅为其中之一。另一方面，这种依赖性会使自恨变得格外残酷无情，就像在任何无力控制的暴怒中所表现的一样。 此外，自恨不只是自我荣誉化的结果，而且还是继续维持此种荣誉的动力。更准确地说，它可以作为一种驱动力，用以实现理想的自我，并在理想自我实现之后通过消除各种因素间的冲突而促成两种自我之间的一种完全的和谐与统一。对缺点的谴责更加证实了自恨者对自己那种超乎完美的标准要求，他正是以这种标准来区分自我与他人的。在分析中我们可观察到自恨的这种作用。当揭露出病人的自恨后，我们或许会天真地认为他渴望将之消除。有些时候这种健康的反应还确实有过。但更常见的是，这种反应会遭受分裂。虽然他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自恨的这种沉重的负担与可怕的危险，他也许会认为摆脱这种束缚危险更大。他会以看来似乎更为合理的说法为其崇高标准辩护，并以此来强调试图对自我更加容忍因而变得毫不在乎的危险性。或者，他会渐渐地表露出他坚信轻视自己是应该的。这正表明只要他仍然坚持他自大的标准，他必然无法接受他自己。 导致自恨变得如此残酷无情的第三个原因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它是对自我的一种疏远，简单地说，神经症患者对自己毫无感觉。只有在他对痛苦的自我，或者是对痛苦这种经历产生怜悯之后，才有可能将他击溃并对他产生有益的影响。 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他开始认识到自我折磨而感到烦扰时，或者甚至于对此发生兴趣之前，他首先必须坦白承认他私人愿望的存在。 究竟如何才能意识到自恨呢？不论是在《哈姆雷特》、《理查三世》等戏剧中，还是在前面所引用的诗词中，作者对于人类心灵痛苦的洞察及表达并非仅限于他自己，很多人也时常经历此种自恨与自卑，只是时间长短不同而已。他们有时会闪现出“我恨自已”、“我轻视自己”的感觉，甚至于会对自己暴跳如雷，但此种活生生的经历只会发生于痛苦之际，而当痛苦消失时也就跟着消失了。通常，人们不会意识到这种感情或思想仅仅是对“失败”、“愚蠢”、犯错感，或是因了解到某种心理障碍而引起的一种暂时反应呢，还是较之更甚？因此，可以说，他们对于自恨之破坏性及顽固性并无察觉。 关于以自责所表示的自恨形式，其知觉的差异范围因过于广阔而无法作任何一般的叙述。那些将自己封锁在自以为是的圈子之内的神经症患者，甚至连自责都不会，更谈不上觉醒了。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为自谦型，他们坦白地承认自己常常自责且有负罪感，或者是从其夸张的道歉或自卫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无意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感觉。这种个体在知觉上的差异的确是很有意义的，随后我们将讨论他们的意义何在及其是如何产生的。但这并不能证明自谦型的人可以意识到自己的自恨情形，因为即使是那些知道自己有自责情形存在的神经症患者，也并不知道此种责备强度与破坏性到底有多大，他们更不知道此种责备的徒劳无益性，而易于将其视为他们高度道德感的证实，他们从不怀疑其正确性，事实上，他们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坚持以一种圣人般完美的眼光来判断自己的话。 然而，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晓得自恨的结果：感到有罪、卑下、拘谨、痛苦。然而，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种痛苦的感觉及对自我的评价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即便是稍稍意识到这点，也会被病态的自负所淹没。他们并不因受束缚而痛苦，反而以“不自私、禁私欲、自我牺牲、责任的奴隶……”等诸如此类能掩饰自罪感的名目而自豪。 我们从这些观察中可得出这一结论：自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潜意识的过程。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曾注意到病人并不知道这种冲突的存在。其根本原因是大部分的过程都已被外移了，也就是说这一大部分在经历过程中，已被病人认作是自已与外界而非自己与自己间的冲突而转移出来了。我们可以大致看出自恨的积极与消极外移作用：前者力图将自恨导向外界以抗拒生活、命运、风俗或人们。而后者其憎恨则停留在对抗自我这一层面上，且认为并感觉到这种憎恨起因于外界。在这两种方式中，内部冲突的紧张性因转为人际间的冲突而被削弱。下文我们将讨论这种过程可能表现的形式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在此介绍以便能更好地观察并描述自恨的种种外在形式。 自恨表现与人际之间的憎恨是相同的，我们可以用一个记忆犹新的史例来说明后者，即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他邪恶地胁迫他们、诅咒他们、羞辱他们、公开地侮辱他们，用各种方式摧残他们，毁掉了他们对未来的想往，最后把他们折磨至死。在日常生活、家庭或竞争者之间，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种憎恨正以更公开或更隐秘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将研究自恨的主要表现以及它对个人的直接影响。大作家们已现察了所有这些表现。自弗洛伊德之后，在神经症学著作中绝大多数的资料把自恨表现描述为自我责备、自我贬低、自卑感、无能享受生活、直接自我毁灭的行为以及色情受虐狂等等的倾向。然而，除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欲望的概念以及弗兰兹·亚历山大和卡尔·梅宁哲所作的阐释之外，再无其他综合性的理论可详尽说明这些现象。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涉及到相似的临床资料，但他却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前提，因此，他对所涉及问题的理解和有关的治疗也就随之而完全改变了。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这些差异。 为了不被细枝末节所迷惑，让我们区别自恨的六种实施模式和表达方式，但需谨记他们之间交叉重叠这一事实。简略地说它们分为：对自我严酷的需求、无情的自我谴责、自我轻蔑、自我折磨、自我痛苦和自我毁灭的手段。然而我们也提到过精神支配构成了强制系统，一种暴政，当无法完成它们时就会表现出来。 在前一章里，当我们讨论对自我的需求时，我们认为它是神经症患者改变自己实现理想自我的一种遭受打击和惊慌失措的反应。我们如今可以完全理解是什么阐释了强制性，又是什么促使人们发狂似的努力遵从这种支配，以及为什么对“失败”有如此剧烈的反应。应该像它被自负决定一样也是被自恨所决定的，当未能达成时自恨的盛怒便会随之爆发出来的。这可以比做抢劫，抢劫者持左轮手枪指着被劫者说：“交出你所有的财物，否则就杀了你。”抢劫行为本身可能要比他所说的这两种要求更仁慈些。被恐吓的人为保命而妥协是可能的，但应该是无法平息的。而且，就死亡结局而言，终生受自恨痛苦的折磨要比被射死更残忍些。在这里引用病人的一封信：“神经症——这一原来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设计的弗朗克斯坦怪兽，窒息了真实的自我生活在集权国家还是生活在个人神经症中，你倾向于如何结束生命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在这集中营里最根本的目的便是尽可能痛苦地毁灭自我。” 这些应该事实上就其特性而言属自毁性。但是我们却仅仅看到它们毁灭性的一个方面：它们把人套进紧箍在身的拘束衣内并剥夺其自由。即使他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行为主义者，他只有在牺牲了他感情和信仰的自发性和可靠性之后才可能实现。应该像任何政治专制一样其目的在于泯火个性。它们创造了一种氛围类似同汤达在《红与黑》里（或者在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温床，任何人的思想和感情都受到怀疑。它们需要毫无疑问的绝对顺从，甚至连顺从也感到不属于顺从了。 此外，许多应该在它们的内容里便体现了自毁的特性。我想举出三种应该来说明，它们都产生于病态依赖的条件下而且也只能在那种环境中加以阐释：我应该伟大得足以毫不在意发生于我身上一切；我应该能够使她爱我；我应该为“爱”而牺牲一切！这三种应该结合在一起势必会使病态依赖性的折磨难以消失。另一种常出现的应该需求一个人为他的亲戚、朋友、学生、雇员等等负起全部责任。他应该能够解决每个人的问题并使他们很快得到满足。这意味着只要任何事情出了错那就是他的错。如果某个朋友或亲戚因一些原因埋怨及被批评而烦恼，不满现状或想得到什么，那么这种人会被迫变为无助的牺牲者，一定会感到内疚而且将一切妥善办好。引用一个病人的例子，他就像一个盛夏旅馆被困扰的经理：客人们永远是对的。事实上是否真是他的过错所造成的不幸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法文书《目击者》中把这一过程描写的淋漓尽致。主角与他的弟弟出航，船漏了，暴风袭来，他们被翻覆于海中。由于他弟弟腿部严重受伤，无法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浮游，他注定要被淹死。主人公努力扶着他弟弟向岸边游去，但他很快意识到他无法这样做。事实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两个人都淹死，要么他自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决定自救。然而他感到他自己似乎是凶手，而且这一念头真实地使他确信别的人都认为他是个谋杀者。只要他行事的前提是他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负有责任，那么他的理智便无益，也不会起作用。的确，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势，但主人公的情绪反应准确地说明了当人们被这个特别的应该所驱策时的感觉。 个人也可能将对自己整个生存有害的事情强加于自己身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中便可找到这种应该的典型例子。拉斯科尼可夫为了能够证明他具有拿破仑似的能力，他觉得他应该能够杀一个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明确描写的，尽管拉斯科尼可夫对世人有着许许多多的怨恨，但对他细腻同情的灵魂来说，没有比杀人更让他厌恶的了。他必须迫使自己这样做。他真正的感觉在他的一个梦中得到体现，在梦中他看到一匹瘦弱饥饿的小马被醉酒的农夫强迫去拉它不可能负担的重载，而且它被农夫残酷无情地鞭打着，最终被打死了。拉斯科尼可夫见到此种情形便怀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向那小马冲了过去。 这个梦出现于拉斯科尼可夫的内心处于极度矛盾之时。他既觉得他应该能够杀人，又觉得那样做非常令他讨厌。在梦中，他意识到逼迫自己去做对他而言不可能的事，就像强迫那匹瘦弱的马与去负重一样，残忍而毫无意义。而且从心底涌现出对迫使自我做事的深刻同情。因此，在梦中体验了他的真正感觉之后，他觉得与自我更接近并决定反对杀戮。然而，他那种拿破仑似的自我在此后不久很快又占了上风，由于那时侯他真实自我的抵抗，就像瘦弱的马抵抗残忍的农夫一样地无助。 赋予这些应该以自毁性以及比别的因素更能说明它们强制性的第三个因素便是自恨，当我们违背它们时，自恨可能使它们反过来对抗我们自己。有时候这些联系是相当清楚而且很容易建立。一个人不会总是他想象中应该成为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就像在《目击者》的故事中，充斥着毫无理性的自责。更常见的是，他意识不到这种违背的存在，似乎总是突然地感到低落、不安、疲惫、忧虑或暴躁恼怒。让我们想想以前所举的例子，一个女人因为怕到山顶而突然变得怕狗，它的先后联系如下，首先，她合理的决定放弃爬山使她体验到一种失败感——依照她内心的命令，她应该能完成一切（这种失败的感觉仍然是潜意识的）。其次，那便是也停留在潜意识中的随之而来的自我轻蔑，于是表现出那种以无助与恐惧的形式出现的自责反应——有点意识到这种情绪发展过程的开始。如果她没有对自我进行分析，那么对狗的恐惧将令人始终迷惑不解，由于这恐惧与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关联。在其他的例子里，一个人可在自觉意识中体验那些仅有的特殊方式，以便自发地保护自我免受自恨之害，譬如用来减轻忧郁不安的特殊方式（狂吃暴饮，狂购乱买等），感到被别人伤害（消极客观化），或者对别人发火（积极客观化）。我们将有很多机会用不同的观点来了解自我保护的这些尝试是如何起作用的。在这里我仍想讨论另一个类似的尝试，因为它容易被忽视而且可能导致治疗进入死胡同。 当一个人在潜意识里就要意识到他可能不能够达到并完成他的某些应该时，便会作出这种尝试。于是，一个既富理性而又相当合作的病人也会变得焦躁不安，就如同感到被所有人虐待、被所有的事捉弄而开始狂闹起来：他的亲戚利用他，他的老板不公正，他的牙医弄糟了他的牙齿，精神分析对他无益等等。他也许会痛骂精神分析者或者对家人大发脾气。 为了理解他的烦恼，我们首先想到的因素便是他对特殊考虑的不断要求。根据他的特别情形，他可能坚持在办公室里得到更多的帮助，坚持他的妻子和母亲让他独处，坚持精神分析者给他更多的时间，坚持他的学校要格外优待他。我们的第一印象便是疯狂似的要求和挫折时暴躁的感觉。但当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要求时，病人会变得更疯狂。他也许会变得更公开的表示他的敌意。如果我们仔细听的话，会发现他的这些谩骂语言中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他仿佛在说：“你真该死，你难道想不到我确实需要些什么吗？”如果我们记得这些要求源于病态的需要时，我们就可以觉察到，要求的突增警示着一种相当紧急需要的突增。根据这种暗示，我们便有机会理解病人的烦恼。虽然他觉察不到自己的烦恼所在，但结果会使他意识到他不能够完成某些迫切的应该的事。譬如他或许已感觉到在某些重要的爱情关系上他简直无法成功；或者感到工作远远超过负荷，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胜任；或许他已认识到在分析治疗中的某些问题使他退缩甚至无法忍受；或者嘲弄他试图借纯粹地发挥意志的力量来排除那些问题。这些意识绝大部分是潜意识地使他感到恐慌，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能够克服这些障碍。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他仅有两种选择，第一是要认识到他对自己的要求不切实际，第二是发狂般的要求改变他的生活现状，使他不必去面对“失败”。在激动中他选择了第二条路，而治疗的任务便是让他走第一条路。 了解病人意识到应该不能达成时会产生的兴奋要求的可能性，这对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它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这些要求可导致极难控制的激动情形。然而这在理论上也是重要的，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许多要求所具备的紧急性。而且它也明显地表明了病人感到要达成他的应该的紧急性。 最后，如果连对达成这些应该的失败——或即将到来的失败——模糊意识都会使他产生极度的失望，那么便急需一令人信服的内在需求去避免这些意识。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患者避免这些意识的方法之一便是在想象中去实现他们的应该（“用某种方式，我应该能够成为或者去做——因此，我能够成为这样或去这样做。”）。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似乎是明智圆滑的逃避现实的方式。事实上，面对他未能或不能够达成内心支配的事实，这种潜在恐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第一章充分说明了这一论点：想象是病态需求的帮凶。 在许多潜意识的自欺方式中，我在此必须论述两点，由于它们具有最基本的意义。第一是降低自我知觉的敏感度。有时候，对别人有着敏锐观察力的神经症患者，也许会对自己的感情、思想或行为保持一种固执的无意识，甚至在分析治疗之中，当他注意到某些问题时，他会用“我没有意识到那种事情”或者“我没有感觉到它”来中断进一步地讨论。第二，我在这里要提的另一种潜意识的手段便是绝大多数神经症患者的特性——认为自己只是反应物。这比责备他人要更为严重，它等于是对他们自己的应该的一种潜意识的否定。于是生活对他们而言便成了一系列的对外界推拉的反应。换句话说，那些应该本身客观化了。 用更普通的话来总结：任何蒙受暴政的人必将诉诸于能够阻止专制的手段。在外界专制的情形下，他变得表里不一也许是完全有意识的。在内心专制的情形下，因其本身的潜意识特性，随之而来的欺骗只能够具有潜意识自我欺瞒的特性。 所有这些手段阻止了导致“失败”意识的自恨的泛滥，因此它们具有很大的主观价值。然而，这些手段还使真实感大幅度削弱，因而确实促成了自我的异化和自负系统的极大的自主性。 因此，对自我的要求在神经症的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构成了个人为实现理想形象的尝试。它们是以一种双重方式来起作用，从而扩大他自我的异化：通过强迫自己去曲解自发的情感和信仰，以及通过营造扩散的潜意识的欺骗行为。它们也是被自恨所决定的，而当最后意识到他没有能力按照这些要求来做时，便会释放出自恨。在某种程度上，自恨的所有形式便是对那些未被完成的应该的惩罚——完全可以换一种说法，如果他确实可以成为超人的话，那他将不会感到自恨。 责备性的自我谴责是自恨的另一种表现。绝大多数的自责都伴随着在主要前提下产生的无情的逻辑推理。如果一个人无法达到绝对的无所畏惧、慷慨无私、沉着冷静、意志坚强等等，那么他的自负系统便会宣判他“有罪”。 有此自我谴责是针对存在于内心的困难，因此看起来似乎是合乎情理的，至少在病人自己看来是完全有理由的。既然自责遵从的是高标准，这种严格要求终究是不是值得称道的呢？事实上，他毫无干系地接受了这些困扰并以精神谴责的盛怒抨击它们。不管病人对这些困扰所负有的责任，它们被接纳了。在任何情况下，他是否已有不同的感觉、想法和行为，甚至于他是否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被诊查与研究的神经症问题就转变成了令人可憎的污点，它给病人烙上了不可救药的印记。例如，他也许不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意见，他注意到当他应该已经发表了自己的异议或已经保护了自己免被利用时，他是相当满足的。他能够公正地观察到这一点，不仅值得赞扬，而且是向逐渐认识到的力量——迫使他宁愿满足应该的需求而不去维护自我——迈开了第一步。不然，在破坏性的自责掌握之下，他会因为自己没有“血性”或是令人厌恶的懦夫而一跳不振，或者会感到因为他是弱者而周围的人瞧不起他。于是整个自我观察的后果便是使他感到“有罪”或者卑下，这种自贬身价的结果会使他更难在下次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同样地，某些明显怕蛇或怕开车的人，也许会被告知这样的事实，他的恐惧产生于他无法控制的潜意识的力量。他的理智告诉他“怯懦”的精神谴责是毫无意义的。他甚至会反反复复与自我争论是否“有罪”或“无罪”。但是他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因为它是一种包含于生命不同层次中的争论。作为人类，他可能允许自己受制于恐惧，但作为完美的圣人，他应该具有绝对无所畏惧的特性，而只能憎恨和藐视自己的任何恐惧。再者，一个作家会束缚自己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因为存在于他自身的一些因素使他感到写作是一种折磨。因此他的工作进行的很慢，他虚度光阴或做些不相干的事。他并不因为这种折磨而同情自己、审视自己，而是称自己是懒惰的饭桶或对自己的工作缺乏真正兴趣的骗子。 谴责自己为虚张声势的人或骗子是最常见的。他们并不总为一些具体的事情直接攻击自我。更常见的是，神经症患者会因为这个理由——不依附于任何事情的、有时是潜伏的、有时是可以意识到痛苦的怀疑——而感到一种莫名的不适。有时候他只感到对付自我谴责的恐惧，一种怕被发现的恐惧：如果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他会发觉他的无用。于是他的无能在下一次便会暴露。人们将会意识到他仅仅是在设法炫耀，在“神气”的背后其实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接着在密切的接触中或在任何测验状况下，的确可能被“发现”的实况却依旧很模糊。然而，这种自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它涉及到所有存在潜意识的借口——爱情、公平、兴趣、知识和谦逊的借口。而这种特殊自责的出现频率与这些借口在神经症患者中所出现的频率是相同的。而此处它所表现出的破坏性不仅在于它促成了对存在潜意识借口的建设性的探索，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所造成的罪恶感与恐惧。 其他的自我谴责大都是针对做事的动机，而较少针对现实的困难。这些似乎就是良心自我审查的影像。而且只有从整个的前后关系才能显出一个人是真的在反省自我，或只是吹毛求疵，或是两种驱动力都存在。这种步骤是最具欺骗性的，因为我们的动机很少是纯金的；它们通常混合着不甚名贵的金属。然而，如果大部分是金，我们仍然可以称它为金。如若给朋友忠告，大部分的动机是善意的其有建设性帮助的，那我们会感到满意的。纯粹是揭人疮疤则不会令人满意。他会说：“是的，我给他忠告，也许是好的忠告，但我并不乐意这么做，我自己也恨被别人打扰。”或者：“也许我给别人忠告，只是为了喜欢觉得比他优越，或是为了讽刺他不能把特殊的情势处理得更好。”这种推理的欺骗性正因为其中的真实成分太少了。有点智慧的局外人有时候也许能够驭逐此种幽灵。较聪明的人或许会答道：“采用你所提到的方法，事实上给你朋友足够的时间、对他有真正帮助的关心，对你而言难道不是格外值得称道的么？”自恨的受害者永远不会这样看待事情。他罩着眼睛盯着他的错误，就像盯着树而看不见整个森林一般。此外，即使牧师、朋友或者精神分析者从正确的角度劝告，他可能也会不相信。他也许会礼貌性的接受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他心里却想着，他可能只是为了鼓励或恢复我的勇气而说的。 像这些反应是值得注意的，它们表明了让神经症患者从自恨中释放出来有多么困难。他对情势整体性的判断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他也许明白他过分强调了某些方面，忽略了另一些方面，但他仍然固守着他的判定。原因是他的推理逻辑与其他健康人的前提不同。由于他所给的忠告并不是绝对有帮助，整个的行为的确令人讨厌，于是他便开始感到沮丧而且拒绝接受劝告而从自我谴责中摆脱出来。这些观察有时驳倒了精神医学专家的假定——自我责备是产生自信或逃避责备和惩罚的一种聪明的手段。而当孩子或成人对付咄咄逼人的权威时，自责也许确实只是一种策略。即使如此，我们必须谨慎判断并应该审查对极欲恢复自信的需求。概括这些例子而认为自我谴责仅作用于策略性的目的，这意味着领略它们破坏性力量的彻底失败。 此外，自我谴责主要集中在个人所无法左右的不幸灾难上。这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最为显著，譬如他们可能会为读到的谋杀谴责自己，会为六百英里以外中西部的水灾感到负有责任。近乎荒谬的自我谴责是在忧郁情况下常见的明显症状。然而，在神经症中，自责虽然并不古怪，但也许是较不真实的。举个例子说明，一位明智的母亲，有一天她的孩子在与邻居的小孩玩耍时不小心从阳台上跌了下来，孩子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否则的话，这意外便没什么妨碍，这位母亲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谴责自己的粗心大意。这全是她的过失，如果她在场的话，孩子便不会爬上阳台，也就不会摔下来。她也承认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明智的，她当然明白即使过度保护孩子的母亲也不会时时刻刻总在孩子的身边。然而她却依旧固执于她的判决。 同样有一位年轻的演员为自己事业上的一时失败，痛苦地责备自己。他完全意识到他在对抗超乎他能力所能左右的障碍。当他与朋友讨论这种情况时，他总是指出一些不利的因素，但他采取防卫的态度，似乎是为了减轻内疚和维护自己的无辜。如果朋友问他：他当时的确应该有不同的做法，他却不能明确说出任何具体的方法。没有细察、没有自信、没有鼓励可以有效地用来对抗他的自我反责。 这种类型的自我谴责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因为与此相对立的观点比较常见。通常神经症患者总是贪婪地利用情势的困难和不幸为目的去开脱自己：他已竭尽所能，简言之，他应该令人叹服。然而，别人、整个的情势或者意外的不幸破坏了这一切。虽然这两种态度表面上看来是对立的，但它们的相似性令人不可思议地大于它们的差异性。在这两种方式中，注意力都由主观因素转移集中到外表上了。它们对于成功与幸福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两者的作用都在于抵挡因为自己并非理想的自我而产生的自我低毁的猛击。在已提到的例子中，其他的病态因素也干扰了要做理想的母亲或要做有辉煌事业的演员的想法。那个时候这女人满脑子都是做个言行一致的好母亲，而演员对于某些必要的交往和职业的竞争具有某些障碍。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这必困难，但他们不经意地提到它们、忘记它们或微妙地修饰它们。就一个走好运的人而言，这点倒不会令我们感到很稀奇。然而在我们的两个例子中——二者在这方面都是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对付它们的缺陷，另一方面却残忍无理智地为自己无法左右的事情自责不已，在这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矛盾。只要我们意识不到这些矛盾的意义，它们便不易被观察到。事实上，它们包含了理解自我谴责动力的重要线索，它们如此严厉地指出了因病人的缺陷所作的自我反责，因而他必须求助于自我保护的手段。有这样两种手段：谨慎地对待自己和把责任推向周围。问题在于为什么后一种的责任推移法，在他们有意识的意志中竟然还无法更好地摆脱自我谴责？答案就是他们并不觉得这些外在的因素能超出它们的掌握，或者，更准确地讲：这些因素不应该超出他们的控制。因此每一件事出错都归咎于他们自己，而且也暴露出他们有失体面的缺陷。 虽然以前提到的自责大都集中在某些具体的事情上——存在于内心的烦恼、动机、客观因素——但其他部分却仍然是模糊和难以明了的。病人如果不能够将自责归附于某一特定事物，也许会无法排遣萦绕心头的内疚。在探求原因绝望之际，他最终可能会诉诸于这种思想——认为也许与先前某些外移具体化所招致的罪过有关，有时候一种更具体的自责也会产生，而且他必会相信，当时他已找到了他为什么恨自己的原因了。例如，让我们假定他已意识到他对别人不感兴趣，且没有对他们有什么帮助，于是他会努力改变这种态度，希望这样做去摆脱他的自恨，但是，如果他真的针对自己，而这种努力——尽管这一切是值得赞扬的——也不会除去他的敌人，因为他已本末倒置。他不因为他的自责有部分道理而憎恨自己，而因他恨自己而谴贵自己。于是自责会接踵而至，他没抵抗报复，因此他是弱者。他具有报复心，因此他是个残暴者。他对人有所助益，因此他是个伪善者。他对人无所助益，因此他是头自私的猪，如此等等。 如果他将自我谴责外移，则会感到人人都将那种隐秘的动机归咎于他做的每一件事。诚如前面所提到的，这对他是如此真实，足以使他愤恨别人的不公正。为了防卫自己，他可能会戴上坚固的面具，那样便没有人可以从他的表情，他的声调，或他的动作手势猜测出他内心的想法。或者他也许没意识到这种外移，因而在意识里每个人都是善良的。而且只有在分析过程中，他才会意识到他确实感到一直受人怀疑。就像达摩克利斯国王一样，生活在恐怖之中，惟恐严厉的自责之剑随时向他袭来。 我认为没有一本精神医学书籍会比卡夫卡的《审判》一书更能对这些难解的自我谴责作出更透彻的阐述。正如卡夫卡一样，神经症患者也许会倾其全部精力于无益和自卫的战斗——对抗不明和不公正的裁判，因而在这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绝望。在这里，自责乃是卡夫卡的真正失败的根源。诚如弗罗姆在对《审判》的分析中所巧妙说明的一样，主要是因为卡夫卡的生活的麻木、漫无目的、缺乏自主性和成长力。弗罗姆对此用一恰当的词来描述“徒然的生活”，弗罗姆指出任何如此生活的人注定会具有负罪感，而且这样做具有充分理由，因为他现在是有罪的。他总是在寻求别人为他解决问题，而不求助于自己或自己的才智。这种分析有着深邃的智慧，我也确实赞同其中所应用的概念，但我觉得它仍不够完全，它未曾考虑到自贵的无益性，纯粹的谴责特性。换句话说，它遗漏了一点，那就是卡夫卡对自己罪行的态度转变并没有任何建设性，而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以自恨来处理它。这也是潜意识的，他不觉得他正残忍地责备自己，而整个过程都外移了。 最后，一个人可能会为客观上看来是无害、正当或者甚至是合意的行为或态度而谴责自己。他也许会将适当照顾自己看成是娇养；将亨受美食视为贪婪；将考虑自己的愿望而不盲从视为顽固的自私；将接受他所需要和可行的分析治疗视为自我放纵；将坚持自己的意见视为自以为是。这里我们必须询问：“追求”触犯了哪种内心的指使或哪种自负。只有以苦行主义为自豪的人才会谴责自己“贪婪”；只有以自谦为骄傲的人才会将坚持的举动视为自私自利。然而，关于这种自责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它们常常涉及到与出现的真实自我之战。它们大都发生——或确切地说，变得更突出——在分析治疗的后期，而且试图怀疑、阻碍向正常人性发展的动力。 自我谴责的邪恶（就像任何形式的自恨之恶性）需要自我防护之道，而这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病人一碰到困难，便会马上进行防卫。他也许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正当的义愤。迷惑不解或变得好辩。他指出：过去这是真的，但现在已经好多了；如果他妻子不那样做的话，就不会有麻烦了；如果他的父母不同意的话，事情将不会发展到那种地步。他也许会采取反击，而且以一种威胁的态度批评精神分析者，或者相反地，变得满意而逢迎。换句话说，他的反应就好像我们严厉地责备过他，由于太过惊吓而不能够镇定地搞清楚它。他可以根据自己所支配的手段去盲目地攻击自责：通过逐渐脱离自责，归罪他人、服罪或继续攻击。我们这里面临的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主要阻碍因素，但除了分析之外，它是阻碍人们客观地面对他们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避免任何自责的必要性使人们不能够做建设性的自我批评，因而破坏了从错误中学习的可能性。 我想综合这些病态自责的评论，把它们与正常的良心加以比较。正常的良心警惕地防卫着真实自我的最高利益。引用埃里希·弗罗姆的妙语，它便是“人类自我的复苏”，它是真实自我对我们总体人格的正常运行或发生故障的反应。另一方面，自责源自于病态的自负，它们对无法达到自负本能的需求而表示不满。它们并不是为了真正的自我，却是在反抗针对真正自我，而意欲压跨它。 发自于良心的不安或懊悔可能具有明显的建设性，因为它可以进行建设性的审查：某个行为或反应的错误，或者甚至我们整个生活方式。当我们的良心焦虑不安时所发生的事在一开始便与神经症的过程有所不同。我们努力公正地面对引起我们重视的错误的行为或态度，而不做任何的渲染或低估。我们努力找出我们自己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并且采用任何可行的方式，最终朝着解决问题去做。与此相反，自责会宣布总体人格不善良，而作出有罪的判决，因为此种判决自责便停滞不前了，当可以积极行动时，这种自责的终止便体现了它固有的无益性。用普通的话来说，我们的良心是一种有助于我们人性发展的精神道德力量，然而自我谴责在起源和结果方面都属非精神道德的，因为它们使个人不去严肃冷静地审查所面临的困难，因而干扰了人性的发展。 弗罗姆把正常的良心与“独裁的良心”作比较，他把后者定义为“权威恐惧的内移”。事实上，“良心”这个词的一般用法暗含着三种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因为怕被发现和受惩罚而在内心里对外界权威所产生的不知不觉的屈从。第二，可代表有罪的自我谴责；另外，还可指对自我在建设性意义上表示不满。我认为“良心”这个名称应该仅用于这最后一项，而且我也将只使用良心的这一意义。第三，自恨是在自卑中体现我使用这种表达来作为在很多方面削弱自信的一种总称：自轻、自贬、自疑、自辱、自嘲。自卑与自责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我们往往不能肯定地说，是否一个人会由于自我反责而感到内疚，由于自我贬低而感到卑下、无用或轻视自己。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是打垮我们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力量。然而，在自恨所产生的这两种形式之间有着可辨别的差异，自卑主要阻碍我们发展和获得成就，但对它的认识在程度上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理由我们以后就会了解。它也许会隐藏在正当自大沉静的表面背后，然而，它也许会直接被感觉到或直接表现出来。例如，一个迷人的女孩想在公众场合往自己鼻子上扑粉，会发现自己心里在说：“多么可笑啊！丑小鸭，想臭美！”另外一个聪明的人对心理学问题产生了兴趣，而想写一篇有关的文章，他便会自语道：“你这自负的骗子，凭什么你认为你能写出论文呢？”即使这样，如果我们认为那些易于嘲弄自我的人通常会意识到它们的全部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其他直率的谈论明显地较少具有公然的恶性——这也许真的是机智和幽默的。就像我以前说过的，这些更难于评价。它们也许是为避免有失体面的自负以求更大自由的表现，但是它们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潜意识里为保全面子的诡计。更明确地说：他们也可能保护自尊并拯救自我由屈从转变为自卑。 自辱的态度容易被观察到，虽然它们也许会被他人赞许为“谦虚”，而且他本人也感觉到如此。因此，这种人在尽心地照顾了有病的亲人之后，也许会想着说：“这是我最起码能做的。”另外，他可能会怀疑别人是赞许他擅长说谎而这样认为：“我这样做是为了令人感动。”医生可能会把病人的痊愈归功于幸运或者病人的活力，但相反地，如果病人的病情没有什么起色，他必定会认为那是他的失败。此外，虽然自卑也许不被觉察到，但对他人而言，某些对结果的恐惧却是相当明显的，因此，许多见闻广博的人在谈论中并不高谈阔论，因他们害怕招致讽刺显得可笑。毫无疑问，这种对自己才能和成就的不承认与辱没，对于自信的发展和恢复都是有害的。 最后，自卑还以微妙或粗俗的方式表现于整个行为之中。人们可能会对他们的时间、已做或将要做的工作、他们的愿望、意见或信念作出不足的评估。那些人似乎已丧失能力去认真对待任何他们所做、所说、所感觉的事情，并且吃惊于别人这样做，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型的人。他们发展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来看待自己，通常会扩展为对世人的玩世不恭。显然地，自卑在卑鄙、诌媚或道歉的行为中表现较为明显。 正如其他的自恨形式一样，自骂可能会出现在梦中。有时也会出现于做梦的人神志不清的时候。他也许会通过一些象征：污水池、一些讨厌的动物（蟑螂或大猩猩）、强盗、可笑的小丑来代表自我。他也许会梦见一幢外观堂皇而里面却脏如猪圈的房子、梦见倒塌而无法修复的房子、梦见和下流卑鄙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或梦见某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愚弄等等。 为了对问题的深刻性作更广泛的了解，这里我们将讨论自卑的四种后果。第一，某些病人强迫他们自己与所接触的每个人或与自己不利的情况做比较，他会感到别人比他更感人、更精明、更有趣、更会穿着；有着年龄、青春、地位和权势的优势。然而，即使这种比较会打击神经症患者，使他自己失去平衡，但他却不会彻底地去思索它们；或者即使他思索了，那种卑下感依旧存在。这种比较非但对他自己不当，而且也常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一个能以自己的成就而骄傲的人要与一位比自己年轻而又精于跳舞的女孩相比较呢？或者为什么一个对音乐根本就不感兴趣的人要与音乐家相比而感到自己不如他们呢？ 这些事情只要当我们想起那种各方面都要优于他人的潜意识要求时，就有意义了。此处需附加说明的是，神经症患者的自负，要求他本人各方面都要优于任何人与任何事。于是，别人任何优点或特长都会令他内心不安，而且必定会引起自毁性的责骂。有时候这种关系却会相反，一个处于自骂心境中的神经症患者，会利用别人“显赫”的能力而加强与支持他具责备性的自我批评。在此，我们用例子来说明：它就如一位具有野心而又有虐待狂的母亲，利用儿子朋友的好成绩或清洁的指甲而使自己的儿子感到羞耻。但此仍不足以描述在竞争中畏缩的这些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中的畏缩不前乃是自卑的结果。 自卑的第二种结果是人性关系中的过度敏感性，自卑使神经症患者对别人的批评和拒绝变得过于敏感，有时稍有冒犯甚至是毫无冒犯，他也会认为别人轻视他，不把他当回事，不喜欢与他为伴，或者说事实上蔑视他。这种自卑使得他对自己更无信心，至于别人对他的态度，他就越发难以确定了。由于不能正确善待自已，他无法接受自我，因而他不可能相信那些完全了解他缺点的人，会十分友好地甚至是略带欣赏地对待他。 他内心深处感受到的则更加猛烈，这促使他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别人是在轻视他。这种怀疑会在他头脑中生根发芽，即便他对自己这种自卑毫无觉察。以下两个因素能将自卑外化，其一是病人毫无根据地认为别人轻视他，其二是病人完全或不完全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自卑。这种外化对于他与人相处稍有不利，会使他将别人的好意曲解。在他看来，赞扬是讽刺性的评论，同情则是屈尊的怜悯，别人要见他是因为有求于他，别人说喜欢他是因为对他缺乏了解，或是因为他们于人无用，或者是他们自己也是神经症患者，或是他到目前为止或将来会对他们有用。同样，事实上毫无敌意味道的事件可能被理解为有自卑心理存在的凭证。如果有人在街上或者在剧院没跟他打招呼，如果别人没有接受他的邀请，或者是没有及时接受，这便是对他的轻视；有人跟他开个善意的玩笑，他会认为是有侮辱他的意图；对于他的建议和行动的反对或批评，非但不会被看做是诚心的批评反而会被看做是轻视他的证据。 正如我们在治疗中所见，这种人要么不知道自己以此种方式与人相处，要么意识不到此中存在的扭曲现象。在后一种情形中，他会想当然地认为别人对他的态度确实属于此类，甚至会因自己能面对现实而骄傲。在治疗与被治疗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病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别人小瞧他。在做了很多工作之后，病人会和善地对待治疗者，这时他才会不经意地说出治疗者看轻他乃是不证自明的，因此他觉得不必要提它更不必进一步去想它。 所有这些对人际关系的扭曲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别人的态度确实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当把它从特定的交际环境中提取出来之后，而病人又觉得他这种外移了的自卑确实是正确无误的时候，更易发生对别人扭曲的看法。这种转移责任的自卫性质是很明显的。如果与这种时刻都很清醒且又极度自卑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肯定会无法忍受的。这样看来，神经症患者潜意识中对将他人看做冒犯者很感兴趣。虽然被人轻视会令他很痛苦，这不论对谁都是如此。但较之直面自己的自卑却又略逊一筹。应该知道，他人既无法伤害自尊又无法建立起自尊，而这又是很难让一般人明白的。 因自卑引起的“过度敏感性”常与病态的自负相伴而生，有时很难说明一个人因自负受损还是因为他的自负被外化而感到受屈辱，这两者很难断然分开，在处理时往往需要将两个因素同时考虑在内。当然，在某些时候，其中一个也许会比另外一个较为明显，较之更容易获得，如果一个人对于别人的轻视，报以报复性的自大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自尊受损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假如由于同样的激怒，他变得不太自重，转而去逢迎他人，这时，自卑会是更为突出的理由，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相反的方向自负会导致相反的情况产生，这是应该牢记在心的。 第三，受自尊支配的人，通常会从别人那里学到更多的恶习。他甚至不了解这种恶习到底是侮辱还是对他的利用，即使当他愤愤不平的朋友提醒他对此应引起注意，他仍然会为冒犯者开脱，甚至会认为冒犯者完全有理由这么做，这种事情仅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比如说病态的依赖性。而且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内在情愫群，但产生此种恶习的因素，主要还是因病人“怀疑自己不应受到任何更好的对待”而引发的“不能自卫”所产生的。比如，有个女人，其丈夫常常向别人炫耀他与别的女人之间的风流韵事，对此她也许无法诉苦，甚至于无法表现明显的愤恨，因为她可能会觉得自己已不再惹人怜爱，而别的女人确实比她更迷人。 最后要提的一点是，需要以关心、敬重、赞赏、崇拜或喜爱他人的方式以减轻或平衡病人的自尊。对这些关心的追求乃是难以抑制的，这是因为这种需要并非以病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还视成功需要而定，这种需要甚至可能是一种消耗一切的终生目标。结果便会是对自我的评价完全视他人而定，随他人对待自我的态度而变化。如果沿着广阔的理论线而思考，这样的观察便可帮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为什么神经症患者如此固执地依附于美化了的自我。他必须维持它，因为他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别无选择），否则他会死于自卑的恐怖之中。因此，在自负与自卑之间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二者会相互作用于对方，这种状况只能改变到他对现实的自己发生兴趣为止。但自卑往往又使他很难发现自己。只要对他而言他那种贬损了的自我形象是真实的，那么他现实的自我就会显得十分卑微。 神经症惠者到底在哪些方面鄙视自己呢？有时几乎是在任何方面，比如说他自身的性格缺陷、他的身体、他的外貌、他身体的功能、他的领悟力——推理、记忆、判断力、计划、特殊的技艺或天赋等等，小至个人行动大至集休行为均会造成他对自己的鄙视，虽然范围显得较宽，但受轻视的程度却不尽相同，通常会较明显地集中于某些方面，这取决于特定态度、能力或品性对于治疗神经症的重要性。比如富于攻击性的报复型，他会深深地鄙视自己他所认为弱于他人的任何方面，这包括他待人的积极感情、报复的失败、任何顺从（包括合理的让步）、无法控制自我或是他人。因本书篇幅有限故无法将各种可能性做详尽的描述，不过也无此必要，因为解决问题的原理大体相同。为了说得明白，我只想讨论两种最为常见的自卑——都是与吸引力和智力有关的。 至于外貌与长相这方面各种情况均有，有的觉得自己不迷人，有的则认为自己令人讨厌。当初在属于迷人系列的女性当中发现此情况确实很令人惊讶。但不要忘记：在此所要说明的并非某女士的自身条件与别人对她的看法之间的区别，而是她自身条件与自我形象的区别。因此，即使一般人公认她是个美人，她仍然会觉得自己不是十分漂亮，这时，她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某些缺点上，比如说一块伤疤、腰还不够细、头发不成自然的波浪型，并在这方面低毁自己，有时甚至都不愿意照镜子，或者常常会觉得自己令人讨厌，甚至极细小的事情也会引起她这种想法，比如说看电影时坐在她旁边的人换个座位她就会认为别人是因为讨厌她才这么做，凡此种种。 对于自身仪表的歧视往往依附于其他因素，其结果不是导致过分用力地去对付强烈的自责，而是会使他产生一种“毫不在乎”的态度。在第一种情况下，她毕竟会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在诸如头发、皮肤、穿衣戴帽等事情上。如果她认为自己的鼻了或胸部不够理想，或者是超重，这便会导致她使用激烈的治疗方法——去手术或者是硬性减肥。在第二种情况下，自负会干扰她对皮肤、姿态或者是穿着给予适当的照应。此时，她会更加确信自己确实很丑、很令人厌恶。因此，任何要改变她容貌的努力对她而言都是荒谬可笑的。就容貌方面的自责而言，如果当事人了解到这更为复杂的原因，她就会更加痛苦。“我吸引人吗？”与“我可爱吗？”这两个问题不能截然分开，因为这牵扯到人类心理学面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里我们暂不详谈，因为“可爱的”问题在别处谈更为恰当。这两个问题在很多方面都相互关联，但并不完全相同，一个意思是：“我的外表够美吗？能吸引别人爱我吗？”而另一个则是：“我有使人爱我的品质吗？”虽然第一个问题对年轻人而言更为重要，但这第二个问题却涉及到我们生存的中心，而且与获得爱情生活的幸福有关。然而，可爱的品质与人的个性特征有关，只要神经症患者疏远他自己，他的个性特征便会是模糊得使他自己也无法感兴趣。虽然，实际一点说，吸引力不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可爱”对许多神经症患者而言都已被损伤了，因而使她无法觉得自己可爱。 然而奇怪的是，治疗者所听到的与第一个问题有关的很多，而与第二个问题有关的则很少。许多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生的注意力转移作用往往都是从最为必须的到较为次要的，从对满足自我的基本需要到显赫的外表吗？上述情况不就是一例吗？这种过程不也是与追求魅力相一致吗？在“具有”与“培养”可爱的品质上是没有魅力可言的，然而，只有娇媚的身材与合体的衣裙才会具有魅力的。就此而言，认为仪表的问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自贬”之所以会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也就可以理解了。 至于对智力的贬毁，情况往往是这样的：自贬者认为自己愚蠢无能与自负者认为自己无所不能道理一样。就此点而言，要断定一个人从总体来说是自卑还是自负，要依其具体表现而定。事实上，在多数神经症患者中，有许多因素会导致他们对自己的智力产生不满，担心别人认为自己咄咄逼人会妨碍他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不愿表露心迹会使他难以就某事形成自己的看法。极力表现自己无所不能影响他学习的能力，试图遮掩个人问题又使他难以进行清晰的思维，正如人们使自己看不见内心的冲突一样，他们也许会忘却其他种类的矛盾，也许会沉迷于已获得的荣誉。而对于目前的工作感到乏味。 记得有一阵子，我以为此种真实的困难能够完全说明这种愚蠢感，而且希望所说之事能对有愚蠢感者有所帮助。譬如，我提到他们说：“你的智慧是完全正常的，但你的兴趣、你的勇气呢？你的工作能力呢？”当然，这些因素都是值得研究的。但是，病人却对在生活中充分发挥其智力不感兴趣，而他所感兴趣的乃是“才子”的绝对智慧。当时我还不了解自贬过程的力量，有时人的惊人，甚至有些已获得真正智慧成就的人，还是强调自己愚蠢而不承认自己的高度热情，因为不论代价多大。他都要极力避免那种被嘲笑的危险。但在内心暗暗的失望之中，他们会放弃一切矛盾的证据或证明，而接受此一定论自贬的过程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对任何兴趣的主动追求，其影响在活动之前、活动之中或活动之后都会表现出来。一个屈从与自卑的神经症患者，也许会感到十分沮丧，他甚至意识不到自己也能换轮胎、也会讲外语、甚至也能在大众面前发表演说。有时，他在从事某种活动，但一旦遇到困难他会立即放弃，或者是他在公演前或公演时会怯场。此外，就像“过于敏感性”一样，自负与自卑都会产生这些禁忌与恐惧。总之，他们乃是左右为难的结果：一方面希望别人对自己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却又主动的自辱与自贬。 当不顾所有这些困难而完成或做好某一件工作之后，自卑还是末曾终止，他会认为“任何人只要付出同样多的努力都会干得这般好”，比如在钢琴演奏时有一章他自己认为演奏得不尽完美，他会自忖道“虽然这次我勉强逃过了观众的耳朵，但下次必定会溃败的。”这时，失败反过来就会唤起自卑的全部力量，这要比事件本身的意义会更令人沮丧。 在讨论自恨的第四种表现——自摧之前，我们必须先把要讨论对象的范围确定下来，以将它与和它相似的表象或相似的结果区别开来。一个健全的人会放弃某些活动或某些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但他这样做只因为对他而言有更重要的目标存在，所以他需要追求价值阶层中那些更高的部分。因此，年轻的夫妇可能会放弃享乐的机会，因为他们要节省家用。一位专心于工作的学者或艺术家可能会限制自己的社交生活，因为宁静与专心对他而言会有更大的价值。这些戒律必以对于时间、精力与金钱的缺陷的认识为先决条件（神经症患者一般缺乏这种认识），同时也必须先要知道自己的真实愿望何在，而且要具有舍弃不重要之事而追求重要之事的能力。这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是较为困难的，因为他的愿望不都是强迫性的需要，不仅如此，他的每个愿望在本质上都同等重要，因此没有一种愿望可以舍弃。在分析治疗中，正常的自律通常是一种被接近的目标而非一种真实。如果从经验中我们仍未了解清楚神经症患者并不懂自愿的自制与摧残之间的差异，我现在根本就不会提到这一点。 我们也必须考虑，在某种程度上，神经症患者事实上是个遭受摧残的人，虽然他自己并不觉得。他的那种无法压制的驱动力、他内心的冲突、他自以为对这些问题已得到了的解决、他对自我的疏远，这些都阻止他去了解他所具有的潜能。此外，他还常常会感到自己被摧残，因为他对“无限权利”的需要仍未得到满足。 然而这些摧残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不是因“自摧的意向”而导致的，比如，为求爱怜与赞同的需要事实上造成了对真我或真我感情的损伤。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有此种需要是因为他不但要设法克服自己内心的基本焦虑，同时他还要去应付其他问题。自我剥夺虽然残忍，但却实实在在是这一过程的不幸的副产品。就自恨而言，此处吸引我们的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讨论过的由自恨的表现所引发的主动的自我摧残。“应该”如同暴君，事实上是对自尊的摧残，此外还有其他将这种自恨的主动摧残性表现得更为严重的事情，那就是享乐方面的禁忌和希望与热望的压制。 享乐方面的禁忌破坏了真我所感兴趣之事，或真我所求之事，这些事情可以充实我们的生活。一般而言，病人越了解自己，就会越确切地体验到这些内心的禁忌。比如说他想去旅行，但内心却会说“你不值得一去”，或另一种情况也有可能“你无权休息，你不该去看电影，你也不该去买衣服”，或在更为普遍一层的意义上说会是“好事情并非是为你而存在的”。他若想自己去分析那种自己认为是不合理的暴躁，但却又感到“宛如用一只铁手去关一扇重门”而深感无能为力。这样他就会因厌倦而终止明知对他有益的分析工作。有时他还会就这一问题产生一些内心的对话。比如，在他猛干了一天的工作而感到疲乏无力想要休息时，他的内心就会这样说：“你真是太懒了！”“不！我真的好累。”“喔，不！这纯粹是一种自我的放纵，这样下去的话你将会一事无成的。”经过这种矛盾的争斗之后他可能会带着犯罪似的感觉去休息，也可能会强迫自己继续干下去。因此，从这两种选择中选择任何一种都将对他无所裨益。 一个人当他外求梦境之中时常出现的那种享受之时，他又怎么会去打消他自己这种念头呢？比如有位女士梦见自已置身于结满甜美可口水果的园子里，当她刚想要摘取一个水果或是刚刚摘了一个，就有人会从她手上把水果抢走；或是极为失望的做梦者会梦见自己力图打开一扇重门，但却无力打开；他去搭火车，火车恰又刚好开出站；他想吻一个女孩儿，但女孩儿却又消失了，既而又听到别人对他这种做法的嘲笑声。 享乐方面的禁忌可能隐藏于一种社会意识中，“只要别人还住在贫民窟我就不该住华丽的公寓，只要还有人遭受饥饿，我就不该买食物”，凡此种种。当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禁忌是否起因于真正深切的社会责任感，或者仅仅是反映了他禁止享受的一种心理习惯。通常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将此澄清，从而揭示出那一个虚假的光环，难道一个人都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而会把节省下的钱甚至外加包裹寄到欧洲去吗？ 我们也可以从既而所产生的心理障碍中推论出这种禁忌的存在。比如，某种人只有当他与人共享时才会真正享受某物。的确，就许多人而言，分享喜悦会加重幸福感，但是，他们也许会强迫别人与他一道听唱片，不管别人是否喜欢那玩意儿，同时，只要是单独一人，他就无法享受任何事物。还有一些人是过分吝啬于为自己开支，甚至他自己都无法做出更多合理的思索。这在下列情况下更为显著：他们可能会为自己的名望胡乱开销，比如，他们会以明显的方式施舍，举办派对，或者是购买对他毫无意义的古董。他们的行为宛若被某种法规所限——只许他们做荣誉的奴隶，而禁止任何一点点能增加其舒适感、幸福感或对自身发展有利的事情。像其他任何禁忌一样，足以挫伤他们这种障碍的乃是焦虑或与其相似物，一个病人不肯喝下别人为他准备好的咖啡（这是美好早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我大声赞赏这是一种好的表现时，她全然惊呆了，因为她一直以为我会为她这种自私的行为而责备她。再如，搬进一套更好的新公寓，虽然各方面都很舒适，但却会引起她极端的恐惧。享受完派对之后又会招来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内心可能又会说“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一位买了新家具的病人可能会听到自己对自己说“你活着将无法享受这些”。就这种病人的特殊情况而言，这意味着，他对癌症的恐惧正在此时偶然抨击着他的心坎。 希望的压制在分析中可清楚地被观察到。“决不”这字眼，共有无法克服的“结局”意义，而且它会继续再发。虽然境况已有实际的改善，但总会有声音对他说：“你绝对无法克服你的依赖性或你的恐慌，你将不能自拔。”对此病人将会表现出恐惧，而疯狂的要求治疗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保证能治愈他或能帮助他。即使病人有时不得不承认情况已有所改变，但他还是会说：“是的，分析能使我有今天已经不错了，但却无法给我更多的帮助，因此，这种分析究竟有何意义呢？”当希望的破灭是如此剧烈时，他会觉得末日就要到来，有时还会想起但丁的“地狱”在入口处写的话“所有进入此地的人，抛弃你们的一切希望吧！”对已有明显的改善所产生的反应是会时常出现，因而也是预料中的。有位病人感到情形较好了，已经能够忘却恐惧了，已经知道有一种重要的方法能够帮助他逃离苦海——但随即却又恢复了原状，而且显得十分气馁与沮丧。另一位病人，对生活除必需品外已别无所求，但每当他想起自身所具有的优点时，就会变得恐慌，甚至还会迈向自杀的边缘。这种自我落败的潜意识一旦生根，病人就会冷嘲热讽地将任何试图再治疗的保证拒之门外。在某些例子里，我们可以探寻出导致复发的过程。当病人已经晓得某种态度是人们所期望的时候——就如放弃不合理的要求——他就会觉得自己变了，而且在他的想象里，他登上了绝对自由的高度，然后他又会因自己实际上无法做到这一切而憎恨自己，他便会对自己说：“你一无所用，也不会有所成就。” 最后一项也是最为隐伏的自我摧残乃是对“任何希望的禁忌”——不只是对夸大的幻想，而且对于想利用自己的实力使自己成为更强更优秀的人这种奋斗也是如此。自我摧残与自卑之间的界限特别模糊，非常难以分清，“你以为自己是谁呢？你想做、你想唱、你想结婚吗？你将会一事无成的。” 这些因素在一个后来变得颇为上进而有所成就者的经历中可发现到。大约在他想要另谋一份较好职业的前一年——当时外在的因素丝毫没有改变——他与一位年长的女士交谈，她问他想要利用他的一生得到些什么，以及他渴求或希望完成什么。他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哦，我相信我能谋生的。”这表明他虽然有智慧、有思想，他虽然勤勉，但对未来却未曾认真考虑过。虽然别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很有前途的人，但有所成就的想法全被他抹杀了。后来由于外在的刺激以及自我分析的帮助，他变得更为精进了。但他对自己在研究领域的发现都不晓得其意义何在，甚至于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何成就，因此也无法增加他的自信。他可能会忘却他的发现，之后又会意外的重新发现它们。最后，当他亲自分析自己在工作中的心理障碍时，有些禁忌仍是难以克服，比如自己所希求的事物或渴求之物，或是了解自己的特殊才能等等。显然他所具备的才能与驱动他追求成就的壮志过于强烈而无法被阻止，因此，虽然他完成了某事（即便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完成的），他仍然会设法避免了解这一事实，而且无法拥有它并享受它。就其他人而言，结果同样是不很顺利的，他们退却，不敢冒险去尝试新事物，对生活无所期望，生活目标定得很低，因此他们在生活中未把自己的能力与心理财富彻底发挥出来。 像自恨的其他方式一样，自我摧残可能在“外化”中会表现出来。一个人常抱怨，要不是他太太、他的老板，要不是金钱、气候或政治因素的影响，他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用说，我们也不应该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认为所有这些因素都毫不相于。它们也许会影响我们的幸福，但在对它们进行评价时，我们却应该细察它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内心所发的思考，有多少转变为这些因素。通常一个人如果能和善地对待自己，他会因此而感到宁静与满足，虽然外界的困难仍未改变。 自苦就另一方面而言是自恨的必然产物。不管神经症患者试图鞭策自己追求无法获得的完美，还是激烈地谴责自己，或者是轻视、摧残自己，实际上他都是在折磨自己。使自苦在自恨的表现中成为分立的另一类，说明这也许有使自己受苦的意向。当然，对于每种神经症的痛苦病例，我们都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比如自疑，他们可能起因于内心的冲突，却表现在没完没了的毫无结论的对话中，此种对话乃是病人用以防护自己以对抗自己的自责行为。他们可能是自恨的表现，旨在摧毁他的置身之所。事实上他们可能是最痛苦的。就像哈姆雷特一样——甚至比他更惨——人们会被“自疑“吞噬。虽然我们必须分析发生此类情况的一切理由，但这些因索是否也构成了一种潜意识的自苦意向呢？ 还有一种与此特性相同的便是拖延。就我们所知，许多因素都会造成某种决定或行动上的拖延。如一般的惰性或无力做主都是如此。拖延者知道自己所拖延的事情通常是愈积愈多的，这实际上会使自己的痛苦加倍，这里我们对于那些尚无定论的问题可窥见一斑，当他没有因拖延而引起不悦或遭受祸害时，他会满怀喜悦地告诉自己：“这样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拖延不是因为受驱使去折磨自己所致，而是代表一种幸灾乐祸，是对自己蒙受到痛苦的一种报复性满足。虽然至今仍无法从中发现主动折磨自己的证据，但我们确实发现那些旁观者因目击别人遭受痛苦后局促不安的喜悦表情。 如果不是有越来越明显的观察结果证明自我折磨驭动力确实存在，我们所谈的这一切仍无任何定论，在某些对自我十分吝啬的表现方式中，比如病人发觉他的琐碎节约不只是一种“抑制”，而且特别能满足自我的要求，有时已近乎是一种爱好。于是某些患忧郁症嗜好的病人，不止具有忠实于神的恐惧，而且还用相当残忍的方式恐吓他们自己。于是对他们的感觉而言，轻微的喉痛变成了结核症，胃不舒服成了胃癌，肌肉疼痛便是脊髓灰质炎，头痛变成了脑瘤，焦虑成了精神狂乱。有位病人经历了他所谓的“中毒过程”，在初现轻微的不安与失眠时，她会告诉自己现在她又进入了另一种新的恐惧循环中，于是以后每天晚上这种症状会变得日趋严重甚至无法忍受。如果将她最初的恐惧比做小雪球的话，是她自己逐渐把雪球滚大最终导致雪崩而把自己掩埋。在她那时所写的诗里，她说“甜蜜的自苦乃是我满心的喜悦”。在这些患有忧郁症的病人中，一项导致自苦的因素可以被分离出来：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拥有绝对的健康、宁静与勇敢，任何些微与此相反的症状都会使他们转而残忍地去攻击自己。 例如，有位驼背的女人名叫安，她在病人寄住的公寓里当仆人。病人一方面有强烈的冲动，另一方面，又因害怕这些冲动而感到焦躁不安。安对他相当友爱，从未伤害过他的感情。病人在虐待幻想发生前，就常常对她的身体畸形感到厌恶与同情。而他认识到这两种感情是因为他将那女孩看成是自己所产生的。他身强力壮，但当他受到精神纠葛变得无助或充满歧视时，他就觉得自己形同跋子一般。当他第一次注意到安正不由自主地卖力工作，并认为她是在作践自己时，他就开始产生那种虐待的冲动与幻想虽然安天天都是这么辛勤地工作，但他却只有在意识到自己的自谦倾向，以及当自负在耳边隆隆作响时，他才会观察并感觉到这情形，因此，折磨他的这种强迫性欲望被解释为一种为折磨自己的冲动的具体化。这使他产生一种凌驾弱者的震颤感觉。这种积极的欲望随即减弱而变为虐待性的幻想，同时，当他的自谦倾向以及对此种倾向的厌恶感变得更为显著时这些幻想也就因之消失了。 我不认为一切虐待性的冲动或行为都只是源于自恨。“自苦”驱动力的“外移”现象很可能便是促成这种情形的因素，无论如何，这种关系常常会引起我们注意它的可能性。 在其他病人中，对痛苦的恐惧有时虽毫无外在的激发因素，但有时当自恨增加时，它们也会发生，从而表现出对自苦驭动力被动外移的一种恐惧。 最后，还可发现性行为及幻想方面的虐待狂。让我们看看那种自以为是且残酷地折磨自己的手淫幻想：手淫常常会伴有猛抓或掌击自己、拔头发、穿紧身鞋走路、装成痛苦且扭曲的姿势等行为出现，因此，此种人在进行性行为时，他便必先受叱责、鞭打、绑着或强迫他做低贱或令人厌恶的动作方会达到性满足。这些事例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我相信我们至少必须区别两个不同种类，一种是病人有折磨自己且由此取得报复性的快乐；另一种是病人被认为是堕落的自我，而且只能循此途径以获得性满足（理由以后将讨论），然而有理由把这种区别只对意识的经验而言才是正确的——事实上，病人常是折磨者也是被折磨者，他既可以从被堕落中又可以从堕落自己中获取满足。 分析疗法中的一个含义是在对自己进行真实摧残的病例中找出自我折磨的意向。另一个含义是要注意时刻可能将自苦外化的倾向。每当自苦的意向变得较为明显时，我们应当及时了解病人的内部心理状况，以了解自恨此时是否升值。 自恨最终会达到纯粹或直接的自摧行为或冲动的自摧意图。这可能是急性的或慢性的、公开而激烈的、或者是隐晦的、缓慢而痛苦的、病人心理明明白白或者是潜意识的、表现于行动的或是只在想象中实现的，可能是大问题也可能是小问题。其目的是在心理上、身体上、或精神上摧残自我。当我们考虑了这些可能性之后，自杀就不再是难解之谜了。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毁灭生活中所必要的事物，自杀不过是这些方法中最极端最终极的自摧表现形式而已。 对于身体的自摧是最易观察到的。此种行为对身体的实际伤害或多或少常限于精神性神经症患者。在神经症患者中，我们可以发现轻微的自毁行为，这些举动大部分表现于“坏习惯”中——如咬指甲、抓、挖、拽头发等。但有时却与神经症患者相反，突发性的严重伤害行为可能只停留在想象中，而且似乎只发生于那些生活在想象中的人身上，这些人蔑视现实（当然也轻视他们自己的一切实况），这些通常出现在瞬息的意识之后，整个过程如同闪电般的快速行进，因此，我们只能在分析中了解过程进展的顺序与结果，他们会突然敏感地发觉到某些缺点后（爆发性而且迅急即逝地），随即产生一种伤害双眼、刺伤喉咙、用刀刺肚、或将肠子切成碎片的剧烈冲动。这种人有时也会有自杀的冲动，比如从阳台或从悬岸上跳下去的冲动，但这稍纵即逝，所以几乎没有实现的机会。另一方面，由高处往下跳的行动可能是突发而强烈的，而使人必须将其控制住以免放弃此念头而将之付诸实施。或许这种冲动也能导致实际的自杀行为，尽管如此，这种人并没有断然一死了之的真正意念。相反的，他确是希望自己从二十层高的楼上跳下去之后还能起身走回家去。这种行为是否会成功，通常因其他的附带因素而定。假如我也是个不正常的人，那么一定没有人会比此人自己更为惊讶的发现事实上他已真的死了。 对于许多更严重的自杀企图，我们必须很快联想到神仙的“疏远自我”现象。然而，通常那种“并非真正想死的态度，在自杀的行动或失败的企图中所表现的会比一般有计划的或真正有企图的还更具特征性。当然总有许多原因导致这些行动，自毁的倾向乃是这些原因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自毁的冲功也可能是潜意识的，它可能以卤莽的驾驶、游泳、攀高，或不顾身体的无力仍横冲直撞而表现出来，因为它具有“不可侵犯的”要求（什么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在很多例子中，这都是最为主要的原因。然而我们总得了解还有其他可能性会产生自毁的驱动力，特别是当忽视存在的危险心理占据了严重的比例时。最后，我们还可以发现，有些人潜意识的但却是有规律的借着狂饮或药物来损害自己的健康，尽管也有其他因素——如定期需要麻醉药——也起了作用。在斯特芬·茨伟克所做的巴尔扎克的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天才的悲剧，他被一种悲惨的苛求荣誉的力量所驱使，他过度工作但睡眠不足，滥用咖啡提神，因而损伤了他的健康。的确，巴尔扎克对荣誉的需求使他负债累累，因此他的过度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错误的生活方式所致。但这里正如其他例子一样，我们应当证明，自毁的驱动力是否也促成此事而最终导致了作者英年早逝。 如同前例，在其他例子中，身体损伤偶尔会发生。我们都知道，情绪恶劣时，很容易误伤自己，踏空楼梯或捏痛手指，但如果过马路时不当心或驾车时不遵守交通规则，代价就会是很惨重的。 最后，自毁在体内器宫疾病中的潜作用仍是个未解的问题。目前，我们对于心身之间的关系已了解的够多了，但要将自毁倾向这个特殊角色分辨清楚仍很困难。不过，每个好医生都知道，在重病期间，每个病人的愿望都是“恢复健康、存活下来或者死去”，这些愿望都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就某方面而言，精神力量的作用可为很多因素所决定。目前，我们只能断言：不论在康复期、病发期或病情恶化期，都要知道身体与灵魂乃是一体的，因此，自毁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应加以慎重的考虑。 对于生活其他方面的价值所进行的自毁，会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出来。在《黑达·加伯乐》一书中，艾勒特·洛夫博格遗失了其珍贵的手稿便是一例。易卜生在洛夫博格身上描述出了自毁的反应与行为的高潮。起初，他毫无根据的怀疑他的忠实朋友艾勒特夫人之后，他试着借狂饮来破坏他们之间这种关系。但酒醉之后，他丢了手稿，然后自毙身亡——而且是在妓院里。说得轻点，这些情况也可能使人在测验中忘记答考内容，或因面试时迟到，也可能会醉意朦胧地应付面试。 精神价值的破坏常以其反复性而袭击我们。因此，就会发生此类事情:一个人正当成功之际却放弃了追求。我们姑且认为那种追求并非他“真正”想要的，但当同样的过程三次、四次、或五次反复出现时，我们就必须找寻更深刻的决定因素。自毁常是这些因索中较为显著的，虽然他比其他因素较为隐含。他对此根本就全燃不知，因而一味的想破坏他的每一个机会。当他接二连三的失去或放弃工作，或与人的关系接二连三的濒临危险之时，原因就是如此在后二者情况中，他似乎总像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或对别人而言是个十足的忘恩负义的家伙。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正是在招惹他自己最为担惊受怕的局面的到来，这是他长期对于人际关系的过分操心所致。简言之，他常会将他的老板或朋友逼到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地步。 当我们看到他在分析关系中的表现之后，我们就可以了解这种重复的缘由了。他可能会很礼貌地表现出合作行为；他可能会常给分析者带来此好处（这是分析者所不想要的）。不过概言之，他的攻击行为相当激烈，因此，分析者对那些转而抵抗自己病情的人会感到同情。 主动的自毁倾向，究竟会将个人人格的完整性与真实的情感破坏到何种程度呢？不论程度或大或小，方式精确或粗略，随着神经症的发展，一个人的完整性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损害。疏远自我，不可避免的潜意识的虚假，因冲突尚未解决而造成的潜意识的妥协、自卑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品格的削弱，亦即会降低真诚待己的能力。问题是，就是个人是否会悄然无声的但主动与他的德行的堕落相妥协呢？某些观察会促使我们肯定地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急性或慢性的对道德的损害，比如，一个忽视仪表的人，会使自己变得邋遢不洁，肥胖难看，他纵饮少睡，他不注意身体的健康，有病不找医生看，吃得过多或过少，也不散步。他忽视自己的工作，以及他自己最感兴趣的事，变得十分懒散。他可能会变得一团糟，至少喜欢与一些肤浅的人或败坏的人为伍。他在金钱方面会变得极不诚实，他会打他的妻儿，他会开始撒谎或偷盗，这种过程变化在酗酒中最为常见，就像在《失去的周末》一书中所描述的一样，但他们同样可以非常隐秘或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较为明显的情况下，甚至一个未经训练的观察者也会发觉这些人在“努力粉碎他自己”。在分析中，我们了解到，此种描述并不恰当。这些情况只有当人们被自卑无望所压倒，而自身的建设性驱动力又无法抑制自杀性驱动力的撞击时才会发生。此种自杀性驱动力具有自由无碍的支配力，且表现于积极的消沉自己的志气或败坏自己道德的潜意识的决定中。这种积极的有计划的外化形式，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一九八四》中已做了很好的描述。每位有经验的分析家都会从他的描述中了解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他们所做之梦也表明他们可能会主动将自己抛入阴沟。 神经症患者对于这种内在的心理过程的反映不尽相同，可能是高兴、可能是自怜、也可能是惊骇。他不应该将这些反应与自我消沉的过程混为一谈。 有位病人在做了下列梦之后自怜的反应变得特别强烈。这位病人过去一直浑浑噩噩地生活，她毫无生活目标变得愤世嫉俗，虽然做梦时她在很勤奋地工作，但她还是无法认真对待自己，从而做出任何对她一生有益的事情来。她还梦见有位女士（这位女士代表一切美好与可爱的事物）即将入教，但却被告犯了教规，她被责难，而被置身于众人的侮辱之中，虽然做梦者确信她是无罪的，但她确实也在侮辱他的众人之中。另一方面，她企图恳求牧师帮忙，虽然这位牧师也表示同情，但却表示对此爱莫能助。后来，被告又被放在一个农场里，不只是显得穷困潦倒，而且显得迟钝笨拙，梦者依旧在梦中，她十分怜悯这位受害者，她心如刀绞，睡醒之后还哭了好几个小时。详情在此姑且不提，梦者在此对自己说：“我身上有些东西简直与之太相似了。由于我的自责与自毁，我可能真的会毁掉自己。虽然我真的想救救自己，我也尽量避免一些实际的争斗，但我对这些驱动力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效的，因此，在某些方面，我不得不与自毁驱动力相妥协。” 梦境中我们会更接近自己的真实情况。这个梦似乎更是来源颇深的，而且对于做梦者本人自毁的危险性提出了深广的见识。在这种情况下，自怜的反应与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就当时而都是非建设性的。它并没有改变她去做有益于她的事情，只有当无望和自卑的程度减轻时，这种非建设性的自怜才会转而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对自我的同情。而且这对于任何在“自恨”的掌握之中的人而言，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无疑向前迈了一步。它会引发真我的感觉，引发拯救内心痛苦的愿望。 对败坏过程所表现的反应也可以是全然的恐惧。考虑到自毁那可怕的危险，当一个人仍然感觉到他是这些残忍力量无助的牺牲者时，产生这样的感觉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在梦与联想里，他们会以一种十分简明的形象表现出来，比如杀人的疯子、德拉库拉、妖怪、大白鲸或幽灵，这种惧怕是许多恐惧的核心，这用其他解释是很难说明白的。比如莫名的恐惧，对大海深度的恐惧，对幽灵的恐惧，对任何神秘事物的恐惧等等。或者是对于体内任何具有破坏性过程的恐惧。如，中毒、寄生虫、癌症等，这仅是病人对任何事物都产生惧怕心理的一部分。由于它是潜意识的，因而显得很神秘。这可能是那种并无明显理由的恐惧之中心。 如果这些恐惧长久存在，那么谁都无法与之共存。他必须找寻方法，而且必须寻找到方法以抵挡它们。这些方法有些已提过，其余的我们将会在以后各章中加以讨论。 在讨论完自恨及其破坏力后，我们必定会发觉这其中存在太大的悲剧，也许是人心最大的悲剧。人类探求无限追求绝对时，他也是在毁灭自己。在他与答应给他荣誉的魔鬼达成协定时，他就注定要堕入自己的心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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