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与人的成长（6-8）（选）

第六章 脱离自我（选）

本书开宗明义就十分强调真我的重要性。所谓真我，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的、独特的、人格的中枢，是惟一“能够”而且“希望”成长的部分。当我们发现，不幸的环境从一开始就阻碍了真我的顺利发展时，我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些侵占了个人精力且导致自负系统形成的力量上。这种自负系统是自主而独立存在的，它具有着残暴与破坏性的力量。

现在，本书的注意力由真我转向现想化的自我及其发展方面，这正如同神经症患者由对某件事情感兴趣转而对另一件事情感兴趣一样。所不同的是，现在我们仍然对真我的重要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因此我们仍要将注意力放回到真我上，还要用比以往更系统的方式来说明真我之所以会被舍弃的原因以及这种情况对人格所造成的损失。

用“魔鬼条约”的话来说，舍弃自我就如同出卖灵魂。用神经症学的术语来讲，这叫做“脱离自我”。这一术语主要用于人们失去其自我感觉的特殊情况，诸如健忘及个人自我感消失等情况。这些情况往往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好奇：一个没有入睡、脑部也不曾发生过官能性疾病的人，却不知道自己身为何人、置身何处、在做何事或已做过何事，这真是令人奇怪甚至骇人听闻。

然而，如果我们不把这些看做是孤立的事件，而把他们看成是不大明显的脱离自我的形式，那样，我们对此便不会感到那么迷惑了。在这些形式中，自我感觉与定向作用并没有多大损失，但对意识体验的一般能力却有所损伤。例如，有许多神经症患者就好像生活在云里雾里一般，对什么都不清楚，不仅对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如此，对他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各种情况的含义也都是感到同样的迷惑。换句缓和些的话来说，这也与限于心灵内的过程状况有关。我现在想到了一些人，他们可以相当机敏地观察他人，也能够清醒地察言观色、审时度势，但各种经验（关于他人、自然等等）却无法渗透到他们的情感中去，而他们的内在体验也无法渗入到他们的意识中去。反过来，这些心态与那些表面正常但却苦于对某些内在或外在的经验偶尔感到部分不解或浑然不觉的人也是不无关系的。

所有这些脱离自我的形式还可与“物质自我”有关——肉体与财产。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的肉体几乎没有感觉，甚至自己身体的知觉也是麻木的。例如，如问他的脚冷不冷，他得经过一番思考才能找到冷的感觉。当他无意地从一面大穿衣镜里看到自己时也许会认不出自己。同样，他也可能没有“他家就是他自己的家”的感觉——家对他来说，可能就如同旅馆的房间一样与他毫无关系。另外一些神经症患者没有钱的概念，尽管那些钱可能是他们凭辛苦挣来的，但他们也不知道这些钱应该属于他们自己所有。

这些只是我们所说的脱离真我的一些变异。所有的个人情况和拥有的一切，甚至于包括他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关系以及对这种生活的连续性的感觉都可能是一塌糊涂，含混不清。这种过程的某些部分在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都是内在固有的。有时病人会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的障碍，比如像有一位病人把自己描述成一根路灯杆，上面顶着个脑袋，但他们往往意识不到产生这种障碍想法的演变过程。不过，这种过程是相当广泛的，也只有通过分析才会逐渐地露出庐山真面目。

这种脱离真我的核心部分是一种虽很关键但却不大明确的现象。这就是神经症患者远离自己的情感、愿望、信仰及精力，丧失了主宰自己生活的感觉，丧失了自己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感觉。这反过来也表明脱离了我们最具生命力的中枢，也就是我所谓的真我。用威廉·詹姆士的话来讲可能会更充分地阐述它的特性：真我带来“震颤的内心生活”。它产生了自发的情感，不管是喜悦、渴望、爱慕还是愤怒、恐惧或失望。它也是自发的兴趣与精力的源泉——“努力与专心的源泉，意志的命令由此而发”；是愿望与意志的能力，是我们希望扩展、成长以及自我完善的那部分。它产生了对我们自己的情感与思想的“自发反应”，“接受或反对、据为己有或否认与己有关、奋争或抗争、同意或否定”。这一切都表明，当我们的真我变得强烈而积极时可以使我们有能力作出决定并为这些决定而负责。因此，它导致真正的整合，一种地地道道的一体感。不只是身心、行为与思想或情感在协调一致，而且他们各司其职发挥作用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内心冲突。与那些使我们自身协调一致的人为方法相比（这种方法只有当真我被削弱时才体现出其重要性），上述协调很少或根本不具有任何伴随而来的压力。

哲学的历史表明，我们可从许多有益的角度来讨论自我的问题。然而探讨这一问题的每一个人却又似乎都发现难以超脱描述自己的特殊经历和兴趣这一模式。从临床应用的观点来看，我一方面要区分真我或“凭经验的自我”与理想化的自我，另一方面还要区分真我与真我的不同。真我是某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所拥有或表现的一切总称：身体的和心灵的、正常的和病态的。当我们说我们想了解自己时，例如，我们想知道自己目前如实的情况时，这时我们心里所想到的就是真我。而理想化的自我则是存在于无理“想象”中的形象，或按照病态自负体系的指使我们所应该成为的形象。我已定义过好几次的真我，是一种趋向个人发展与成就的“原始”力，有了这种力量，若能摆脱神经症羁绊的桎梏，我们则可能再次恢复完全的自我。因此，当我们说我们想要寻找自己时，这时我们所指的就是真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对所有的神经症患者来说）一种可能的自我——相比之下，理想化的自我则是不可能达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似乎是三种自我中最发人深思的。有的神经症患者能够区分小麦与杂草并说这就是他可能的自我。然而神经症患者的真我或可能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抽象的，不过仍可被“感觉”到。于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于真我每看一眼就会感到比看其他任何事物更为真实、更确定、更肯定。经过某些敏锐的洞察，当解除某些强迫性需求的支配后，我们可以在自己或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此种特性。

虽然一个人不可能总是做到利索地区分究竟是脱离真我还是脱离假我，然而后者将是我们以下所讨论的焦点。齐克果说，丧失自我是“致死之病”。丧失自我是一种绝望——对自我存在却又浑然不觉而感到的失望，或对不愿意成为自己现在这个样子而感到失望，但它是一种既不暄嚷也不尖叫的失望（这也是齐克果的话）。这些人继续生活着，就好像还与这个颇具生命力的中枢保持着紧密的接触。其他的任何损失——例如失业或断腿——都可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齐克果的这种说法与临床所见完全相符。除了先前所提到的明显的病症状况，丧失自我还不能直接而有力地映入人们的眼帘。前来求医的病人都是诉说头痛、性障碍、工作中的压抑或其他症状。通常，他们并不诉说已与精神生活的核心失去了联系。

现在我们不加深入细致地大体看一下造成这种脱离自我的力量的综合状况。首先，一部分是整个神经症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有强制性所产生的结果。所有这些强迫性的潜台词是“我是被驱使者而不是驾驭者”。在这种情况下，各项强迫性因素不论是因与他人的关系而产生（如服从、报复、脱俗、离群等），还是因对自我而产生（如自我理想化），都无所谓。这些驱力的强迫性必然会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主性与自发性。例如，当他那种“为大家所喜爱”的需要一旦成为强迫行为时，他情感的真实性就随之消失，而分辨能力也就不复存在了。当他一旦为了荣誉而被驱使去做一宗工作时，他对于此件工作本身的自发兴趣必因之而降低。此外，冲突性的强迫驱力也会破坏他的整合性、决定能力和驾驭能力。最后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病态假解决在整合作用上虽扮演了努力尝试的角色，但也剥夺他的自主性，因为这些已成为了一种强制性的生活方式。

其次，“脱离”也是由一种类似强迫的过程所造成的，这种过程可被描述为远离真我的“积极步骤”。为求荣誉的一切驱力就属于这样一种步骤，特别是因神经症患者决定将自己塑造成非自己原本形象而引起的。他感觉，他认为应该去感觉的东西，喜欢他应该去喜欢的东西，希望他应该去希望的东西。换句话说，“应该”的专横疯狂地驱使着他去成为不同于他本人的人，去做他力所不及的事。而在他的想象中，他现在已大不相同了——真的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他的真我变得更为逊色或苍白。就自我而言，病态要求意味着对自发精力储藏的舍弃。例如，在人际关系方面，神经症患者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协调，而是一味地要求别人应该顺应他；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是觉得有权让别人替他做；自己不作决定，却坚持别人要对他负责。由于他不去利用他那建设性的能力，因此他现在变得越来越不是自己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病态自负使他更加远离自己。因为他现在已对实际的自我感到可耻——对他的情感、机智和行为——因此他主动地把兴趣从自己身上撤下。这种外表形式化的过程是远离自我、真我和真我的另一积极步骤。顺便提一下，这种过程与齐克果所谓的对“不想成为自己”的失望是相符的，其密切程度令人惊异不已。

最后，存在着一些反抗真我的积极步骤，一如在自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打个比方说，当一个人放逐了真我时，他会变成一个受谴责的罪犯，遭人白眼，甚至被以要消灭之而相威胁。“成为自己”的想法甚至会变得可憎可怖。这种恐惧有时会公然呈现，正像一位病人在想到：“这就是我”时就会感到恐惧。有时当他对于“我”与“我的神经症”所作的明确区别开始崩溃时，这种现象也会发生。神经症患者利用“使自己消失”来抵抗此种恐惧，他对于“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识”其有潜意识的爱好——可以说喜好使自己变成聋子、哑巴和瞎子。他不仅使自己的真实性变得模糊，而且这样做他也‘可获得一种既得利益——这种过程削弱了他内在和外在的是非观念。虽然他有时会因模糊而诉苦，但他却又喜好保持这种模糊。例如，一位病人常联想到贝奥武夫传奇中的火龙来象征他的自恨，该火龙在夜间从湖中出现。他还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场雾火龙就看不到我了。”

所有这些步骤的结果都会造成“脱离自我”。当我们使用这一术语时必须清楚，它只是集中反映了这种现象的某个方面。它准确表达的是神经症患者的“被逐出自我”的主观感觉。从分析中他可能会意识到，他所提的有关自己的明智之事实际上与他和他的生活是毫无关系的，这些事涉及到的是一些与他不大相干的人，对这些人的调查结果可能很有趣，但却无法应用到他的生活中去。

事实上，这种分析的经验可使我们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因为我们必须牢记病人是不会谈论天气或电视的，他谈论的是他最为熟悉的个人生活体验，然而这些体验已不具个人意义了。而且，正像他会谈论“置身事外”的自己一般，他也会“置身事外”地工作、交友、散步或与女人睡觉。他与自己的关系已不具个人意义，与自己的整个生活关系也是这样。如果“自我感消失”这个名词还不具有特殊的神经症学的意义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用来表示脱离自我究竟是什么的恰当术语：它是一种使自我感消失，使生命力减退的过程。

我己经说过，脱离自我的表现并不像其意义所提示的那么直接而显著，除了（仅就神经症而言）在自我感消失、陷入空幻的情感或健忘的状态中。虽然这些情况都是暂时性的，但也只是发生在那些远离自我的人们身上。引起空幻情感的诱因通常是对自负的严重伤害，加上自卑感的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这个人所能忍受的程度。反之，不管治疗与否，当这些严重情况消失后，他的“脱离自我”从本质上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只是在他没有明显的定向力障碍而正常生活的范围内被再次克制起来而已，否则的话，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是能够觉察到脱离自我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症状的，如两眼无神，与己无关的先兆、机械动作般的行为等。像加缪、马匡德、萨特等作家都已经很好地描述过了这些症状。一个人心不在焉却能把职责行使得相当出色，这始终是令分析者大为惊讶的原因。

那么，“脱离自我”对个人的人格及他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为了获得清晰而全面的了解，我们将连续讨论脱离自我与个人的情感生活、精力、驾驭生活的能力、对自我负责的能力以及整合作用之间的关系。

感觉能力或情感意识对所有神经症患者来说都是确实存在的，对此，如无事先准备，一下子要说点什么似乎还不那么容易。有些人在快乐、狂热或痛苦方面表现得过于多愁善感；有些人却会显得冷淡无奇，或者说躲在冷漠的面纱后面；而还有一些人的情感似乎已不再强烈因而变得迟钝平淡，索然无味。然而，不管它是千变万化，任何程度的神经症似乎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情感意识、情感的力量与种类主要由自负系统所决定。自我的真正情感受到阻抑或削弱，有时竟会消失不见。简言之，自负支配了情感。

神经症患者易于忽视那些与他个人自负背道而驰的情感而过分强调那些足以增加自负的情感。如果在他的高傲自大中，他觉得自己高高地凌驾于他人之上，那么他是不允许自己去羡慕他人的，他那隐藏在禁欲主义中的自负可能会禁锢他快乐的情感。如果他志在报仇雪恨并为此感到骄傲自豪，那么人们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报仇的愤怒，然而，如果报仇被荣誉化和合理化为“主持正义”时，他是不会有这种报仇的愤怒的，不过这种愤怒的表现是如此的随意，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丝毫的怀疑。绝对忍耐中的自负可以抑制任何痛苦的感觉，但如果痛苦在自负系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的话——成为表现愤怒的媒介和病态要求的根基——那么，这种痛苦不但要向他人强调，而且实际上也能让人更深地感受到。怜悯的感觉若被认为是懦弱的则可能会被抑制，但若被认为是神圣的品德则可能会得到充分的体验。如果自负主要集中在自足上从而不需要任何东西和任何人时，那么承认任何情感或需求则像是“令人无法忍受地弯腰通过一扇窄门……要是我喜欢某人，他就会支配我……要是我喜欢某物，我将会变得非依赖它不可。”

有时我们在分析中可以直接观察到自负是如何对真正的情感进行干扰的。甲可能会以一种自然而友善的方式来回报乙友善的亲近，虽然他常因自负受损而对乙不满。但一会儿功夫他内心马上又会自语道：“你是个被友善作弄的傻瓜。”因此友善的感觉就这样被丢弃了。或者是某种景象也许能唤起他温暖而热情的积极性，但他一想到“其他人不会像你一样去欣赏这景象”时，自负又损毁了这种积极性。

谈到这里，我们已知道自负起着一种检查的作用：鼓励或禁止情感走进意识。但它还会以更基本的方式来支配情感：自负越占上风，一个人在情感上用自负来回报生活也就越多。这就好似他已将真我关闭在一间隔音的屋子内，听到的唯有自负的声音。于是他感到满意或不满意、沮丧或得意、他对人们喜欢或不喜欢主要都来自自负的反应。同样，他意识上所感觉到的痛苦也主要是他自负的痛苦。表面上这并不明显，但当他苦于失败或感到罪恶、孤独、失恋时，他就会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也的确是这样感觉的。但是问题在于：是谁在受苦呢？从分析中我们得知，原来主要是他的自负的自我在受苦。他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感到他已无法取得至高无上的成功，无法将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无法像昔日那样引人注目、鹤立鸡群，无法使大家都喜爱他。或者说他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自觉有权成功、得人缘等，但却无法如愿以偿。

只有当自负系统受到极大的削弱时他才会开始感到真正的痛苦；也只有在这时他才会对这个受苦的自我感到同情，一种可促使他去做一些对自己有建设性的事的同情。他以前所感到的那种自怜，确切地说就是对自负的自我由于感到受虐待而表现出的一种伤感的写照。一个未经历过此种差异的人可能会耸耸肩膀，不以为然地认为痛苦就是痛苦，与自我毫不相干。但是仅凭这种真正的痛苦就有足够的力量去拓宽加深我们情感范围的广度和厚度，去敞开心灵同情他人的痛苦。奥斯卡·王尔德曾经描述过这种解放，这种解放不是因苦于自负受损而感觉到，而是由于开始经历真正的痛苦而感觉到的。

有时神经症患者仅从他人身上就能体会到自己的自负反应。他可能不会因朋友的自大或忽视而感到丢脸，但对于他的兄弟或同事将此视为丢脸的想法却会感到羞愧。

当然，自负支配情感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是一个感情深受损伤的神经症患者也会具有某些强烈而真诚的情感，例如像对大自然或音乐的情感，这时这些情感并未受到他的神经症的危及。有人也许会说，他的真我被允许有这么大的自由。或者说，即使他的好恶主要是依自负而定，其中也可能存有真正的成分。然而，这些倾向的结果是，神经症患者的感情生活普遍贫乏，具体表现于递减的真诚、自发性及感情的深度等方面，或至少体现在可能情感的有限范围内。

每个人对这种障碍的意识态度各有不同。也许有人根本就没有把情感贫乏当成是一种障碍，反而引以为荣。也许有人会严重关注与日俱增的“感情衰败”。例如，他也许意识到他的情感逐渐地只具有一种“反应”特性。如果对友善和敌意没有了反应，这时他的情感则是保持迟钝、静止的。他的内心不是主动地去感受一幅画或一棵树的美，因此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可言。还有些人可能会对朋友诉说的困境有所反应，但却不去主动地设身处地想想朋友的生活状况。或者还有些人可能会惊慌地感到甚至他的这种反应情感也变得麻木不仁了。杰恩·保罗·萨特在《理性的年代》一书中描写其中的一个人物时写道：“如果他至少已经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种微不足道的情感，这种情感尽管朴实无华，但却是名符其实地存在着……”最后还有一些人也许并没有察觉到任何贫乏，只是在梦中才会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假人、一座大理石雕像、平面纸板上的图形或是一具咧开双唇似笑非笑的死尸。在后举的这些例子中的自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表面上看，现存的贫乏可被下列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所掩饰。

有些神经症患者可以表现出一种闪光的愉悦和虚假的自发。他们易于狂热或沮丧，易于被激发起喜爱和愤怒。但是这些情感并非来自内心深处，他们身上没有这些情感。他们生活在自己所想象的世界中，表面上他们对于任何足以捕捉他们的想象力或伤害他们自负的事情都有所反应。通常最为突出的是他们需要博取人们的印象。他们的脱离自我使得他们有可能根据形势的需要来改变自己的人格。他们像变色龙一样总是在生活中扮演某种角色却不知道自己是在演戏，他们也像出色的演员，酝酿出和角色相配的情感来。这样，他们可能演得惟妙惟肖，像真的一样，不管他们扮演的是尘世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对音乐或政治有着浓厚兴趣的人、还是拔刀相助的朋友。这对分析家们也具有欺骗性，因为从分析中得知，这类人很得体地扮演着病人的角色，这些病人极想了解自己、改变自己目前的现状。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角色更换的从容性——他们很容易地扮演某种角色再换成另占种角色——就像一个人穿了一套衣服又换成另一套衣服那么容易。

另外一些人不顾一切地追求并兴奋地参与诸如开疯车、搞阴谋或性发泄。他们误认为这就是情感的力量，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追求兴奋和刺激的需要正是内心空虚痛苦的确切表现。只有这些非同寻常的强烈刺激才会让这种人毫无生气的情感引起反应。

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似乎具有一种相当确切的感觉。他们似乎知道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而他们的情感也足以应付各种情况。但另一方面，这种情感不仅范围有限，而且表现得也都十分低沉，就好像定音调整个降了下来似的。经过进一步了解我们还知道，这些人根据自己内心的指使去机械地感觉自己应该感觉的东西。或者说，他们也许只会对他人期待于他们的情感有所反应。当“个人应该”与“文化应该”相符合时，这种观察则更具欺骗性。总之，如果我们能全盘考虑情感状况就能避免导致错误的结果。发自内心的由衷情感具有自发性、深刻性和真诚性，如果缺乏这些特性中的某一种，那么我们最好检查一下潜在的动力。

神经症中的“精力可用性”等级不一，有所差异，从普遍的惰性、至个别的间断努力、直到一贯的甚至是夸大的精力发挥，不一而足。我们不能说神经症本身就使神经症患者比正常人多少更精力旺盛一些，但如果我们只从“量”的角度来考虑精力而抛开其动机与目的不谈，这种说法还是站得住脚的。神经症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将精力由发展真我所具有的潜能转移到发展理想化的自我的虚假能力上，这一点我们既已笼统地谈过，也详细地阐述过。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意义了解得越充分，则越不会对精力发挥不协调感到迷惑。在此我要提到两层含义。

消耗在自负系统的精力越多，趋向自我实现的建设性干劲就越少。举一常见的例子来说，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会显示出惊人的精力以求得到卓越、权力与魅力，但另一方面，他在个人生活及人性的发展上却会没时间、没兴趣或没精力。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在他的个人生活及人性的发展中“没有剩余精力”的问题，即使他有剩余的精力，潜意识里他也不会为了真我而去应用它们。这样做会违反他自恨的意旨——压制自我。

另一层含义则是事实上神经症患者并不拥有自己的精力（亦即他并不觉得他的精力是自己的），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感觉不到一种动力。在不同种类的病态个性中，都有不同的因素造成这种缺陷。例如，当一个人觉得他必须去做别人期望他做的每一件事时，实际上他就是由于别人的推拉或是对别人的旨意心领神会才去这样做的——如果不帮他一把而任他独自去排忧解难，他就会像一辆耗尽电池的汽车停滞下来一样。或者说，如果某些人已对自己的自负感到恐慌并已对抱负志向避而不谈而有所顾忌时，他肯定会否认——对他自己——他积极参与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使他已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谋得了立足之地，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已经有所作为，而只觉得“曾经有过”而已。但是，除了这些促成因素外，“自己的生活中缺乏动力”的这种感觉就更深刻的意义而言还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的确不是主要出于自己的愿望和渴求而是被由自负系统演变来的需要所驱使。

诚然，我们生活过程的一部分是由我们左右不了的因素所决定的，但我们可以有方向感，可以明白自己的生活追求，可以有自己的理想，我们朝着理想奋发努力，以理想的准绳去做有道德的决定。这种方向感在许多神经症患者中都是明显缺乏的，他们的“指引力”之所以逐渐减弱是与脱离自我的程度成正比的。这些人变幻无常，毫无计划与目的，只随自己的幻想所任意支配。无益的白日梦会取代有目的的行动；希望渺茫的机会主义会取代正当的奋斗；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会扼杀远大理想；犹豫不决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阻止任何有意义的活动！

这种隐伏的障碍不仅较为广泛而且更难于辨认。一个人可能显得紧张有序，事实上也卓有成效，这是因为他被驱使奔向“完美或胜利”的病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引导性的控制被强迫性的标准所战胜，这时生成的指令极不自然，而只有当他陷入矛盾的“应该”的重重包围中时，这种不自然性方可显露出来。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焦虑是很严重的，因为他再也没有其他指令可遵循了。他的真我可以说就好像被关在地牢里似的，他无法与真我商量。就这样，他成了那种矛盾的应该的无助牺牲品。这对其他的病态冲突也是一样，面对冲突的无助和恐惧的程度不仅指出冲突的大小，而且更加显示了他与自我脱离的情况。

缺乏精神方向也可以不以此种方式显现出来，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已纳入传统的轨道并且有可能回避个人的计划与决定。拖延可能遮掩了犹豫不决，人们也只有在必须去做只有自己才可以做的决定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犹豫不决。那么这种情况也可以是对最坏情况的一种考验。然而，即便如此，人们通常也不了解这种障碍的一般性质，而是将其归咎于“它本来就是难于决定的”。

最后，在顺从的态度背后也可能隐藏着方向感不足。于是，人们去做他们认为别人所期望他们做的事，成为他们认为别人所希望他们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他们对于别人的要求或期望产生了相当的机敏，通常他们会以一种从属的方式把这种技巧荣誉化为灵敏和体贴。当他们意识到这种“顺从”的强迫性并试图对之进行分析时，通常都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与个人关系有关的因素上，如讨好的需要或抵御他人敌意的需求。然而，在没有这些因素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表现得十分“顺从”，例如在分析的时候，他们把主动权留给分析者而想知道或猜测分析者所期望他们去解决的问题。他们这样做却违背了分析者明确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初衷。这里，“顺从”的背景变得很清楚：他们毫无察觉地被强迫将生活的方向盘交给他人而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不拉他一把他就会迷失方向的。在梦中这种征兆会体现为置身于一条无舵的小船、丢失了指南针或处于陌生危险境地却没有向导。这种缺乏精神引导力是“顺从”的主要元素，到后来当他开始奋斗以求“精神自主”时这种现象也会显得十分明显。在这种过程中所发生的焦虑是既要舍弃惯常的援助还不敢相信自己。

尽管引导力的损坏或丧失很可能是隐伏的，但另有一种缺陷却总是清晰可辨的（至少对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而言）：对自我负责的能力。“责任”这个词可以意味着三层不同含义，在这方面，我指的不是履行职责或者是信守诺言意义上的可靠性，也不是指对别人所负的责任，人们在这些方面所持的态度千姿百态很难挑出适合所有神经症的典型特征。神经症患者可能是绝对可靠的，或者他可能为别人担负了过多或过少的责任。

我们在这里也不打算着眼于道德责任的哲学纷扰。神经症中的强迫性因素是如此之占优势以至于选择的自由都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想当然地认为大体上来说，病人的发展是不由自主的，尤其是他控制不住自己做了已做过的事、感觉到了已感觉的东西、想了所想过的事。然而这种观点病人并不以为然。他那种对所有意味着规律与必要的事所表现的高傲轻视也扩及于他自身。全面地考虑来看，他只能在特定的方向发展这一事实在他看来也不屑一顾。某些驱力或态度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倒无所谓，对于他必须要奋力抵抗的不利形势无论多么难以克服，他也本应该用自己无穷的力量、勇气和镇定去对付。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就证明他没用。相反地，在自己方面他会矢口否认一切罪过，标榜自己一贯正确，而把一切困难，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统统归咎于他人。

此外，如同在其他方面的作用中一样，自负接过了责任，而当他对无法办到的事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谴责性的指控便会对他紧追不放。于是这使得他愈发无法承担这惟一重大的责任。实际上这恰恰正是他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所表现的朴实无华的诚实。它由三种方式表现出来：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自己，既不小看自己也不夸大自己；勇于承担自己行为、决定等之后果而不企图逃避或嫁祸于人；认清自己的困难要由自己来解决而不是非让别人或命运或时间替自己解决不可。这并不是排除接受帮助，而是正相反，它指的是获取尽可能的帮助。但是如果他本人不朝着建设性的改变去努力，那么即使有了最有力的外来帮助也将无济于事。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例子实际上是许多种类似情况组合而成，一位已婚男青年花钱总是入不敷出，尽管他父亲定期给他经济援助。对于这点，他对自己及对别人作了许多解释：这是他父母的错，他们从未训练过他如何管理钱财；这是他父亲的错，因为他给的津贴太少了。反过来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他被吓得不敢多要，而他需要钱则是因为太太花钱大手大脚或因为孩子需要玩具，还有税款要缴，医药费得付——况且每个人不是都有权偶尔享享福的吗？

所有这些理由对分析者来说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资料，它们显示了病人的要求和感到受虐待的癖性。而这些理由对于病人来说不但彻底、满意地解释了使他左右为难的原因，而且也直接切中问题的要点，他把这些理由用作魔杖赶跑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不管原因是什么，他的确花钱太多。这种直言不讳的事实陈述，对于那些陷入自负和自责的推拉中的神经症患者来说通常都不大可能。当然这种后果是肯定会出现的：他的存折透支，他负债累累，他对礼貌地把他在银行的账目情况通知给他的银行家大发雷霆，对不愿借钱给他的朋友们暴怒不已。当这种困境变得过于严重时，他会对父亲和朋友们如实相告这既成的事实并或多或少地强迫他们援助自己。他并没有而对这个简单的关系：困难是因为他毫无节制地花钱而引起的。他对未来作了许多决策，但这些决策都不可能会具有什么分量，因为他太急于为自己辩护而将责任转嫁他人以至于无法去履行自己的计划。目前他还未能清醒地认识到，缺乏节制是他的问题所在，这确实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麻烦，结果到头来还得由他自己去解决。

另一个例子可用以说明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固执地将自己的问题与行为引发的后果置之度外的。一个潜意识里确信自己对普通的因果效应有免疫力的人可能已觉察到自己的高傲自大与报复心理，但他却全然看不出别人对此愤恨不平的后果。如果别人也这样来对待他，他会觉得这是当头一棒，他觉得受到了凌辱，而且通常还会相当机敏地指出使得别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怨恨的病态因素（指他人身上的）。他轻率地抛弃了所有提供给他的证据，他认为这只不过是那些试图寻找借口以逃避他们自己罪行与责任的人们的一种反击而已。

这些说明尽管很典型，但还没有全部包括回避对自我负责的所有表现方式。在我们以前讨论到为抵御自恨的袭击而采用的保全面子的手段及保护措施时，已谈过了这些方式中的大部分。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地将责任转嫁于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上，也知道他是如何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公正观察自己的人，还知道他是如何清楚地区别自己和其他神经症患者。结果他的真我逐渐变得微弱或遥远。例如，如果他否认潜意识的力量是他整个人格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力量就会变成一种神秘的力量而将他吓得惊慌失措，灵魂出窍。如果通过这种回避而使他与真我的接触越差，那么他就越可能变成他潜意识力量的无助牺牲品，而他事实上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理由惧怕这些潜意识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为了对自己的一切情结负责而采取的种种步骤又使他变得明显坚强。

此外，“逃避对自我负责”又使得病人愈发难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如果在分析的一开始我们就能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分析的时间和难度则会大大减少。然而，只要病人依然是他理想化的形象，他就不会去怀疑自己的正确性，而如果自责的压力很明显，那么他对“对自我负责”的想法则会报以明显的恐惧而从中一无所获。我们还要记住，无法对自我负责仅仅是整个脱离自我中的一种表现，因此，在病人尚未找到某种自我的感觉或者“对自已”的感觉之前，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是枉费心机的。

最后，当真我被“置之事外”或被放逐时，一个人的整合力也将处于低潮之中。正常的整合是“成为自我”的结果，也只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整合。如果我们足以能让自己去拥有自发的情感、做自己的决定并为此而负责，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基础牢固的整体感。一位诗人在谈到发现她的自我时的感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此时一切融合，汇于一处，

从愿望到行动，从语言到沉默，

我的工作，我的爱情，

我的时间，我的面孔，

聚成一种强烈的姿态，

一如幼苗在发育成长。

我们通常把缺乏自发的整合性看成是病态冲突的直接结果，这固然不错，但如果我们不考虑它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就无法理解分裂势力的威力。如果由于许多因素我们丧失了自己，那么我们就会失去那种我们赖以解决内心冲突的牢固基础，受这些冲突所支配，成为它们分裂势力的无助牺牲品，而且也必然会不择手段地去解决它们。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为求解决的病态企图——从这个高度来看，神经症就是这种企图的一系列表现。然而，在这些企图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自我，而冲突所产生的分裂冲击却越来越强。因此我们需要凭借人为的方法来使自己获得整合。“应该做的事”是自负的工具，也是自恨的工具，它还产生了一种新的作用——保护自己免于混乱的工具。它们用铁拳来统治一个人，但又如同一种政治专制，他们也的确规定并维持了某种表面秩序。对意志力和推理能力的严厉控制是企图把支离破碎的人格重新整合在一起的另一种狂热手段。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对此和其他解除内心紧张的方法一起加以讨论。

这些障碍对于病人生活的普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他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起积极的决定作用因而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易变无常”的感觉，不管强迫性的严厉如何遮掩；由于他感觉不到自己的情感因而使得自己虽生犹死，不管表面上如何地快乐高兴；由于他不能负起自我的责任因而也就被剥夺了真正的内在独立。此外，真我的迟钝性对于神经症的过程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一事实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脱离自我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它本身就是病态过程的结果，又是病态过程进一步发展的原因。越脱离自我，神经症患者就越会无助地成为自负系统阴谋的受害者，而他那种用以抵抗脱离自我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少。

这种精力最活跃的源泉是否会全部枯竭还是会永远静止不变？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会产生这种令人担心的疑虑。以我的经验看，缓期宣判不失为上策。如果分析者有足够的耐心和技巧，真我则往往会从放逐中回来或“起死回生”。例如，虽然他的精力无法投入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中，但如果能投入到为别人所作的建设性的努力上，这就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不用说，具有良好整合性的人能够而且也确实作出了这种努力。但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那些人在为别人服务方面花费了似乎无限的精力而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却缺乏建设性的兴趣与关注，二者之间明显脱节。即使当他们置身于分析中，他们的亲朋好友或学生通常可以从分析中获得比实际多的好处。不过，作为治疗者，我们仍坚持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对成长的兴趣是存在的，尽管给人以僵硬的外表。然而，要想使他们的兴趣返回到自己身上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他们身上不仅存在着破坏建设性改变的难以战胜的力量，而且他们本人也不太热衷于考虑这些变化，因为他们对外部作出的努力产生了一种平衡并给予他们一种价值感。

当我们把真我与弗洛伊德的“自我”的概念相比较时，真我的作用便更为显著。虽然开始的前提完全不同，进行的途径也截然不同，但似乎殊途同归，我也得出了和弗洛伊德一样的结论：对自我柔弱的假定，不过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弗洛伊德而言，“自我”就像个雇工，会做工但没有主动性、没有实施权。就我而言，真我是情感力量、建设性的精力以及引导权和审判权的源泉。然而，就算真我具有这些潜能，而这些潜能在正常人身上也产生了实际作用，就神经症患者来说，我的立场观点与弗洛伊德的立场观点有什么大的差异呢？一方面，自我被病态过程所削弱、所麻痹、所“驱逐出境”，而另一方面，自我本来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就临床目的来说，无论哪方面还不都是一样吗？

当我们在大部分分析的初级阶段开始进行研究时，就得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在那时候，真我几乎没有明显地发生作用。我们认为某些情感或信仰的可能性是有根据的；我们猜测病人发展自我的驱力除了比较明显的做作元素外还包含了一些真正的元素；我们还推测他对自己的实际情况也很感兴趣，远远超出了他的求知需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这只是猜测而已。

然而，在分析的过程中，情况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由于自负系统渐渐受损，病人不是自动地采取防御措施，而是对自己的实际情况颇感兴趣。从下列的意义上来说他的确开始对自己有所负责：做决定、感受自己的情感，以及形成自己的信仰。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所有那些被自负系统接管过来的作用现已逐渐重新获得了自发性而回复了自我的力量，接下来出现了诸因素的再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建设力的真我证明是更强大的一方。

以后我们将讨论这种治疗过程所需的各个步骤，在此我仅表示这是所发生的事实，否则，这种脱离自我的讨论会给我们留下一种对真我过于消极的印象，它给人以一种幽灵的印象，值得重新获得但却永远难以捉摸。只有对分析的后期阶段熟悉以后我们才能认识到，关于真我潜力的争论并不是纯理论的争论。在有利条件下，比如在建设性的分析工作中，它能再度变为一种活力。

正因为这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治疗工作除了减缓解除症状以外还可以希望在人性的发展上对个人有所帮助。也只有用这种现实的可能性的观点我们才能明白，真假自我之间的关系如上一章所提到的那样，是两种敌对势力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当真我再次变得积极主动、足以让人想为此冒险时才会转化为一场公开战。而在此之前个人只有一件事可做：通过寻找假解决法来保护自己免遭冲突的破坏力。这些方法我们将在下面几章中予以讨论。

第七章 解除紧张之法（选）

迄今为止，我们所描述的一切过程已引起了一种内在的情势，这种情势充满了分裂性的冲突，无法忍受的紧张与潜在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发挥作用，甚至不能正常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也都确实进行了主动的尝试，以消除冲突、缓和紧张和防止恐惧。这就如同自我理想过程中的那样，是整合力量在起作用，而它本身就是一种最明显、最根本的病态企图：企图通过超越所有的冲突及由此带来的困难，来消除冲突和一切困难。但这种努力与我们目前所要描述的还存在着差异。我们无法精确的界定它们之间的差别，因为这并非是质的差异，而是量的不同。对荣誉的追求，虽然同样产生于强迫性内在需求，却是一种更具创造性的过程。虽然它的结果具有破坏性，但它却起源于人类最美好的愿望——扩展并超越自己狭窄的、自我局限的世界。在上次的分析中，正是它的强烈的自我中心的特性，才使它与正常的奋斗有所差异。至于这种解决方式和接下来所运用的其他方式之间的差别，并非是因想象力的枯竭而造成的。想象力仍起作用，但却对“内在情势”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这种情势在一个人最初向着荣耀而奋斗的时候就已岌岌可危了，而此时（在上文提到的与紧张的分裂震撼力作用下），心理毁灭的危险已是指日可待了。

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几种新的尝试之前，我们必须对一直以来很起作用的某些解除紧张的方法有所了解。由于这些方法在本书和以前的一些出版物里都已阐述过，并且在本书的下面几章里还将深入讨论，因而在这里就只将它们简单地列举一下。

自我的脱离，这是诸多方法中的一个，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已经对引起和增强脱离自我的原因进行过讨论，在这里再重述一遍：一方面它只是神经症患者受强迫力驱策而产生的一种结果；而另一方面，它是因主动远离真我并与之对立而造成的。这里我们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即他自己也非常明确地意欲抵制它，从而避免内心的激战，把内心的紧张削减到最低点。这儿所蕴含的原理和所有旨在解决内心冲突的尝试所采用的原理是相同的。任何内在和外在的冲突，如果它的某一方面是被压抑的，而另一方面却占主导地位时，这种冲突就会从视觉中消失，并且实际上（人为地）已被削弱了。就具有对立的需求和利益的两个人或两组人来说，只要其中一个人或一组人被征服了，那么公开的冲突就会自动消失。在一个霸道的父亲和一个顺从的孩子之间，不会存在明显的冲突。同样，内在的冲突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对他人存在着敌视，同时也需要为他人所喜欢，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但如果我们压制了对他人的仇视——或是压制了被他人喜欢的需求，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趋于合理化了。同样地，如果我们舍弃了真我，那么存在于真我与假我之间的冲突不仅会从知觉中消失，而且由于力量的分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冲突实际上已被削弱。无疑地，这种释放紧张的方式是以牺牲日益独立的自负系统而完成的。

否认真我是受人的自卫的兴趣指使的，这一事实在上一阶段的分析中就已变得非常清楚了。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当真我变得强大时，我们实际上可以观察到内心激战的猛烈性。任何人，只要他亲身体验过或从别人那里经验过内心激战的，都懂得早先从激战区退出的真我，早已被生存的需求所指使，被不愿破裂的欲望所指挥。

这种自卫的过程，本身主要表现在病人喜欢使问题变得混乱这一现象上。不管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的合作，但内心深处他是一个迷惘者。他具有惊人的把问题搞迷惑的能力，并且不会轻易地被劝阻。这一喜好所进行的方式必须和骗子在有意识层次上所采用的方式相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正如一个情报员必须隐藏他的身份，一个伪君子必须表现出一副真诚的面孔，一个罪犯需要处心积虑地制造假口供。而神经症患者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过着双重的生活，他必定同样无意识地搞混了自己的身份、愿望、感觉和信仰。他所有自欺的行为都是由此而生的。我们可以将这些变动清楚地归纳为他不仅从理解上混淆了自由、独立、爱情、善良和力量的含义，而且只要他不准备和自己作斗争，他对维持这种混乱状态有着强烈的、主观上的兴趣——接着他会用他的极为敏锐的智力中的自负来掩盖这种混乱。

下一个较重要的方法是“内在感受的外移”，它指的是（重述）心理内部的过程并非如实地被体验到，而是被理解或感觉为发生在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这是解决内在系统紧张的一个相当极端的方法，通常是以内在的损伤和日益受挫的人际关系为代价的。我最先将外移作用描述为一种通过把所有不符合自己形象的、有关自己缺点或弊病的指责统统放到别人的门槛上，以此来维持自我的理想化形象的方法。后来我把它看做是一种想要否定或掩饰自毁力之间内在斗争的企图，并且我这样区分了主动的与被动的外移作用：“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的确如此”与“我并不敌视他人，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我”。而现在，我又更进一步理解了外移作用：我所描述过的内在过程，几乎无一不被外移的。譬如，一个神经症患者，当他完全无法怜悯自己的时候，他却会同情他人。他对自己内心获救的渴望可能被强有力的拒绝了，但这种渴望却外在地表现出来了，即他能极为敏锐地观察出他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并时常竭尽全力去帮助他们。他对内心强制性命令的反抗，可能会呈现为对传统、法律或势力的蔑视。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这种过分的自负，却会憎恨或被别人的自负所吸引，他会借别人之身来蔑视自己在自负系统的霸权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畏缩。他不知道他正在掩饰自恨的残酷性，却可能会养成帕里耶纳式的生活态度，想从生活中除掉所有的严厉、残酷甚至死亡。

另一种普遍的方法是神经症患者将自己感受为支离破碎的这种心理倾向，如同我们是互不关联的各个部分的集合体。这在心理学文献上称为“分隔化”或“精神碎裂”。这似乎只是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无法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每一部分都与整体有关，而且每一部分都和其他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当然只有被疏离、被分隔的人才会缺乏这种整体感，然而我想强调的是，神经症患者对于“脱离关系”具有积极的兴趣。当向他陈述某种关系时，他能够很敏锐地把握到。但对他来说，那只是一种意外，他在这方面的洞察力是很肤浅的，且瞬间即消失。

例如，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不喜欢观察原因和结果，看不到一种心理因素产生于另一种因素，或是加强了此种因素；看不到某种态度需要维持是由于它保护了某种重要的幻觉；也看不到某种强制性的倾向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或是整个生活；他甚至可能连最简单的因果关系都看不到。他的不满实际上与他的需求有关，而他对人们的强烈需求——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病态原因——使他处处依赖别人，但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很可能在他看来，人睡晚了与上床晚了有关，这一点都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可能同样不喜欢观察那些并存于他一身的、互相对立的价值标准。相当真实地，他有可能完全觉察不到他容忍着甚至珍爱着集于他一身的两种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都是自觉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例如，他珍视高尚的品德，而同时又矛盾地看重别人对自己的阿谀奉承；他诚实，却又与之相悖地热衷于投机取巧，对此他却丝毫不感到心神不宁。甚至当他尝试反省自我时，也只能是得到一个静止的画面，宛若他看到的拼图玩具中的各个分离的部分一样，见到的只是胆怯、轻视他人、雄心、被虐幻想、被喜爱的需求等等。虽然单一的每部分都被观察得很正确，但却毫无改观，因为这样的观察并未考虑到前因后果，未感觉到相互联系、过程和动力。

虽然精神碎裂本质上是一个分裂的过程，它的作用却是要维持现状，保持病态的平衡，以免于崩溃。神经症患者拒绝为内心矛盾所困惑，借此使自己免于面对潜在的冲突，因此他能使内心的紧张维持着低潮，甚至于他对那些冲突根本就漠不关心，因而他永远无法感觉到他内心的紧张或冲突。

当然分离因果关系也可得到相同的结果。剪断因果间的链条会阻碍一个人对某些内在力量的强度和关联的知觉。举个很重要而又很普通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有时会感受到一阵报复心理的完全的冲击力，但他很难理解这一事实，即他受挫的自负与重建自负的需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动机。而且，即使这一事实被清楚地观察到了，这里的相互关系却仍旧毫无意义，并且他可能对于他自己的严厉自负有相当清晰的印象。他或许已经从众多详尽的事例中了解到了这种毁灭性的自卑是由他无法符合自负的命令所致。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却不知不觉地分裂了这种联系。于是他自负的强度，以及自负与自卑间的关系，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不明确的理论上的推理罢了——这就让他感到无需去对付他的自负。这种关联虽仍具影响力，但紧张却处于低潮，因为没有冲突发生，他也就能够维持一种虚假的和谐感。

迄今为止，我们描述了关于保持内心安宁的三种方法，这二种方法有一共同特性：即要消除那些有可能破坏病态结构的元素、消灭真我、去除各种内在感受、除却那些（一旦被意识到）可能破坏平衡的相互关系。另一种方法为自主的控制，它部分是由同样的趋势引起的，它的主要作用是控制情感。在一个处于崩溃边缘的精神结构中，情感是危险之源，因为它们就好比我们心中无法驾驭的基本力量。此处，我并非要谈及自觉的自制。如果我们选择这种自制，则可以借此来控制一些冲动的行为或突发的愤怒与狂热。而无意识的控制系统，不仅能够抑制冲动的表达和感情的抒发，而且能够控制冲动和情感本身，它的作用方式如同自动防盗铃或防火铃，当不需要的感情滋生时，能马上发出（恐惧的）警报信号。

但与其他方法不同的是，这也是一种控制系统，正如其名称所示。如果由脱离自我与精神碎裂而导致缺乏一种机体上的统一感，则需要某种人为的控制系统来聚合我们自己矛盾的各部分。

这种自主的控制系统可包含所有的冲动和情感：恐惧、受伤、愤怒、愉悦、情爱及狂热等。广泛的控制系统在身体上的表现有肌肉紧缩、便秘、步伐或姿态的变化、面部僵硬、呼吸困难等。每个人对于“控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反应都各不相同。有些人还是充分地觉察到了自己对此的焦躁不安，并且至少有时会渴望自己能够放松，能够痛快地大笑，能够恋爱，能够狂热得忘乎所以。另外一些人却用一种近乎公然的、以不同方式表达的自负来巩固这种控制。他们把这种控制视为威严、镇定、禁欲、带着面具、表露出一本正经的面孔，而他们是“现实”、“不感情用事”、“喜怒不形于色”的。

在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中，这种控制的作用方式更具选择性，某些情感不受控制甚至受到激发。于是，具有强烈自谦倾向的人容易夸大爱情或悲惨的情感。此处的抑制作用主要针对一些敌对的情感：怀疑、愤怒、鄙视和报复。

当然情感也会由于其他许多因素而被削弱或压制。其中有：自我的脱离、可怕的自负、自我挫折等。但警觉的控制系统超越了这些因素在控制着，且往往会因为可能发生的控制的削弱而表现出惊吓的反应——例如，恐惧熟睡、恐惧麻醉、恐惧醉酒、恐惧躺在睡椅上自由联想、恐惧往下坡滑雪等。穿透控制系统的情感，无论它是怜悯、恐惧还是凶残，都会激起恐慌。这种恐慌可能是由一个人畏惧或抵制那些情感而引起的，因为这些情感危及到了病态结构中的某些特有的成分，但他也可能是因为意识到了他的控制系统未起作用而变得惊恐不己。如果对这种情形加以分析，则恐慌就会消失，而只有在这时，那些特有的情感和病人对这些情感的态度，才可能正常地表现出来。

此处要讨论的最后一个普遍的方法是神经症患者的“心智至上”的信念。情感——因为难以驾驭——就如同该被管制的嫌疑犯一般，而心智——想象与理智——则可伸展自如，有如神话中来自瓶内的魔怪。可是，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另一种二元论：它不再是心智与情感，而是心智对情感；不再是心智与肉体，而是心智对肉体；不再是心智与自我，而是心智对自我。然而，如同其他分裂作用一样，这也是用来解除紧张、掩盖冲突、建立统一的外表的方法，它以三种方式起作用。

心智可以成为自我的旁观者，正如朱朱基所说：“智力毕竟是旁观者，当它起作用的时候，无论好坏，都是受吩咐行事的。”在神经症患者中，心智决不是友善的、关注的旁观者，它可能多少有些兴趣，多少有些虐待性，但它总是很超然，好像是在观察一个偶然与它凑在一块的陌生人。有时这种观察显得相当的机械和肤浅。一个病人能够做出关于一些事件、活动，或是关于一些症状的增强或减弱的相当精确的报告，但却触及不到这些事件对他来说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他个人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在分析的过程中，他可能对自己的精神过程变得很感兴趣，但这些兴趣更确切地说，是他对自己机敏的观察力，或是对这些精神过程的作用技巧感到愉悦，如同一位昆虫学家会被一种昆虫的生理作用所吸引一样。同样地，分析者也会感到欣喜，会把病人的这种热切误认为是病人对自己的真正的兴趣。稍后，他才会觉察到病人实际上对他的发现在自己生活上的意义毫无兴趣。

这种超然的兴趣也可能是公然的吹毛求疵、欢喜或具虐待性。在这些情况下，它通常是以主动的或是被动的方式外移，他可能仿若不理他自己，十分机敏地以同样超然的、无关的方式去观察他人和他人的问题。或者他会觉得，他已置身于别人的仇恨或愉悦的观察之下——一种在“妄想狂”的状态下很显著的感觉，但并非只限于这种状态下。

不管做自己的旁观者是何种性质，他已不再参与内心的斗争，并已将自己从内心的问题中脱离出来。“他”实际上就是他的“观察的头脑”，这样即有了一种统一感，于是他的头脑成为他惟一感到有活力的部分。

心智也起到一个“协调者”的作用，我们对这一作用已很熟悉。我们已经看到了想象力的作用：创造理想化的形象，使自负不停地努力去掩盖这一点，突出那一点，并把需求变成美德，将潜能转变为现实。同样地，理智在按理性行事的过程中，也可以屈从于自负。于是任何事情都可以显得或被觉得是合理的、有道理的、合乎逻辑的——这的确像是从潜意识角度出发的，而这种潜意识正是神经症赖以作用的前提。

协调作用也可用以消除任何自疑。愈是需要时，则整个结构就愈不稳固，于是就有了“盲信的逻辑”（引用一位病人的话），这种逻辑通常与对其绝对无误的深信一同存在着：“我的逻辑胜过一切，因为它是惟一的逻辑……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就是白痴。”在与他人的相处中，这种态度表现为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关于内心的问题，它摒弃了建设性的调查，但同时也通过建立毫无结果的确定性来减轻紧张的程度。而正如在其他病态情况下一样，它的对立的极端——一种普遍的自疑——也确实经常导致同样的平息紧张的结果。如果任何事情都不是它看起来的那样，何必还要烦恼自己呢？在许多病人中，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是被隐藏起来的，表面上他们似乎很诚心地接受每一件事情，但在心里却有所保留。结果他们自己的发现以及分析者们的建议都沉没于隐伏的危险中。

最后，心智是神奇的主宰者，它无所不能，如同万能的上帝一样。对内在问题的认识不再是导致变化的一个步骤，认识本身即是变化。以此为前提而行动却又不知晓的病人，往往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不安迟迟不消失而感到困惑，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对产生不安的动力过于了解所致。但即使病人看到了其他相关因素，情况却一无所变，而且病人会变得迷惘与沮丧。因此他们可能会不断探求以认识自己，这些认识本身是很有价值的，但只要病人坚持认为“认识之光”应该驱散他生活中的每一片“乌云”，而他自己却不做任何实际的改变，那么这种认识注定是要徒劳无功的。

他愈是用纯理智来管理他的生活，就愈无法承认存在于他内心的潜意识因素。如果这些因素无可避免地搅扰了他，就会引起不相称的恐惧。但有些人也会否定这些因素，或通过推理分析来消除这些干扰。这对于那些初次较为清楚地发现本身存有病态冲突的病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他在瞬间便意识到，即使靠理性和想象的力量，他也无法使矛盾变为和谐。他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因而很恐惧，于是他会集中所有精神力量以避免面对冲突。他如何能躲得过它呢？如何能对付过去呢？陷阱的什么地方有个洞可以让他逃出来呢？单纯与奸诈无法并存——喔，他能不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单纯，而在其他情况下表现得奸诈吗？或者，如果他被驱使着去报复，且以此自傲，而同时又被息事宁人的观念支配着，那么他就会受控于另一种观念：即追求一种沉稳的报复，一种平静的生活，以及希望如同他推开灌木丛那样，而去排除冒犯他的自负的那些因素。这一切“逃避”的需求就相当于一种名副其实的热情，于是所有用以削弱冲突的努力都变得徒劳无效，而内心的“宁静”却因此得以重建。

所有这些办法都以不同的方式解除了内心的紧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解决紧张的尝试”，因为在所有这些方法中，整合力量都在起作用。比如，通过“分隔化”，一个人将冲突的趋势分解，因而不再把冲突感觉为冲突。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是自身的旁观者，那他就会建立起一种统一感。但我们还不能通过说一个人是自己的旁观者，而令人满意地去描述这个人，这要依据他在“旁观”自己的时候观察到的是什么以及旁观时的心境而定。同样地，外移作用的过程也只是关系到病态结构中的某一方面而已，尽管我们知道他把什么加以外移了以及是如何将其外移的。换句话说，所有这些方法都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法而已。但除非这些方法具有第一章中我所描述过的特性，否则我不会提到它们是神经症的解决方法。它们代表了整个神经症患者人格的发展形态与方向，还决定着哪种满足是可以获得的，哪些因素是必须避免的，同时也决定着神经症患者的价值层次，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它们还决定了患者大致使用了哪些整合方法，简单地说，它们是哪一种生活的方法。

第八章 夸张型解决法——主宰一切（选）

一切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之中，核心问题都是脱离自我；在所有这些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荣誉的追求、应该、要求、自我憎恨以及各种用以消除紧张的方法。但是，至于这些因素究竟如何在个别的神经症结构中起作用，我们还并不十分清楚。这得依赖于个人为自己的心灵内冲突所找到的解决方法。然而，在对这些解决方法做细致描述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弄清自负系统能产生的内在群体以及内在群体能引起的各种冲突。我们知道，在自负系统与真我之间存在冲突，但是，正如前所阐述，主要冲突也产生于自负系统本身之中。自我美化与自卑并不会构成冲突。事实上，只要考虑到我们自己这两个极端相反的影像，我们就能认清各种相对但是互补的自我评价——但我们并不知道引起冲突的驱力。如果转换一下观察角度，上述结果就会发生改变，而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如何感受自己的呢？

内在群体对于自我存在产生一种基本的不确定感。我是谁？我是骄傲的超人——还是卑微、有罪、极其可耻的东西？除非诗人或者哲学家，其他人一般是不会有意识地提出这类问题的。但是这种对于存在的迷茫却会出现在梦境中，这种自我身份感的丧失，会在梦中直接简明地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做梦者可能是丢了护照；可能是当别人要求他证明身份时，他不知所措；可能会梦到一个故交，但样子却与记忆中的形象迥然不同；又可能梦到自己盯着一幅画像，而像框里有的却只是白布一张而已。

通常，做梦者不会明确地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感到迷茫，而用各种迥异的象征来表示自己：不同的人、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在同一个梦中，他可能既表现为圣者加拉哈德又是凶狠的怪兽；可能既是被绑架的受害者又是绑匪；既是囚徒又是狱警；既是法宫又是罪犯；既是拷问者又是被拷问者；既是受惊的小孩又是响尾蛇。这种自我戏剧化表现出作用于一个人内心中的各种不同力量。对于这些力量的认识，自我戏剧化的解释会极有帮助。譬如，如果做梦者有顺从的倾向，在梦中就可能通过一个扮演顺从者的角色表现出来；如果他自卑，便会通过厨房地板上的嶂螂表现出来。但这并非自我戏剧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种情况发生的事实（在此提及的原因）也表现了我们以不同自我来感受自己的能力。一个人在白天对自己有这样的感受方式，在梦中又有那样的感受方式，这种能力也会在两者的极端矛盾中体现出来。在他清醒的时候，他可能是大智者，是人类的救星，无所不能的人；但同时，在梦中他又可能是个畸形怪物，一个说话结巴的白痴，或躺在阴沟里的被遗弃者。最后，即使是以清醒的方式感受自己，神经症患者也可能会游移于自负、万能感与极端自卑感之间。这在酗酒者（但决非只限于此）之中特别明显。他们一会儿还感到处在云端指点江山、大许其诺，过会儿便变得卑贱可怜、畏缩不前了。

这些感受自我的各种方式，正与既存的内在形象相一致。不考虑那些更为复杂的可能性，神经症患者可以自觉到美化的自我、受鄙视的自我，有时（尽管这往往受阻）也可感觉到真我。因此，事实上他对自己的身份必会感到模糊。只要内在群体存在，“我是谁”这一问题便无法回答。而在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对自我的不同感受必会冲突。确言之，因为神经症患者完全以优越、骄傲的自我与受人唾弃的自我来鉴定自己，所以冲突不可避免会产生。当他自我感受为一个优越者时，便易于夸大自己的努力与奋斗，过分相信自己所能取得的成就。他会倾向于或多或少有点公然自负。他雄心勃勃、富于进攻性、苛求。他会自满意得、蔑视他人，要求别人的崇拜与盲从。反之，当一个人心目中存在的是驯服的自我时，他便易于觉得无助，他会显得顺从、取悦他人、依赖他人，并且渴求他人的怜爱。换言之，完全以一种或另外一种自我来鉴定自己，就会导致截然相反的自我评价，而且也会引起对他人截然相反的态度、相反的行为方式、价值关系、驱动力，以及相反的满足种类。

倘使这两种自我感受方式同时作用，这个人便会觉得自己像是被朝相反方向拉的两个人。而这正是完全以两种既存自我来鉴定身份的意义所在。不仅存在一种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具有足够的力量将其撕裂开来。假如这个人无法消除因此而产生的紧张，那么必然会产生焦虑。然后，就像他解决其他问题的方式一样，他会借酒浇愁。

但是，与任何剧烈冲突一样，寻求解决方法的各种企图、努力会自动产生。有三种主要方式可解释这种解决办法。其一就是像吉柯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故事所讲述的那样。吉柯尔医生认识到自己有双重性（大致可表现为罪人与圣者，两者都不是他本人），彼此永无休止地在作战。“我告诉自己，如果双方能各居于不同的个体中，那么生活中便再也没有那些不堪忍受之物了。”于是他合成了一种药物，藉此能将两种自我区分开来。倘若除去这故事中的荒诞外表，它便代表了一种藉“分隔化”来解决冲突的企图。许多病人在这个地方转向了。他们连续不断地自我感受为极其自谦，或极为崇高、夸张来避免这种矛盾的困扰。因为在他们心中，这两种自我是毫不相关的。

但是，正如史蒂文森的故事（吉柯尔与海德）所说，这种企图无法成功。我在上章也说了，这只是极小部分的解决方法而已。另一种企图更为彻底，它产生于许多神经症患者所具备的特点——效率化。这种企图是坚决永久地压抑一个自我，而只体现另一个自我。第三种解决冲突的方法，就是消除内心激战的兴趣，退出积极的精神生活。

因此，扼要而言，自负系统产生了两大心灵内冲突：主要的内在冲突和自负自我与受鄙自我间的冲突。然而，在受过分析的人和刚开始接受分析的病人当中，它们并不表现为两种分离的冲突。这一部分原因是在于真我还只是一种潜力，而非实际力量。然而，也在于病人倾向于轻视自己身上未被自负所覆盖的一切——包括真我。由于这些原因，这两种冲突似乎合二为一，变为夸张与自谦之间的冲突。只有经过大量的分析之后，主要的内在冲突才会表现为分离的冲突。

就目前所知，神经症患者对于心灵内冲突的主要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建立神经症分类的最佳依据。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我们想做出齐整的分类，是为了满足我们对于规则和指导的需要，而非去公正评判人生的百态。谈论人类的类型——或如在此所说的神经症类型——毕竟只是从某些有益的观点来观察人的性格而已。而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将是某种心理体系框架中的关键因素。从这种严格的角度上来说，任何建立类型的企图都必定有利亦有弊。在我的心理学理论的框架中，神经症患者的性格结构是中心。因此，我的“分类”标准并非哪种表面症状的外观或哪种个人倾向，而只能是整个神经症结构的各种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主要取决于一个人为自己的内在冲突所找到的解决方法。

虽然这一标准比其他许多分类学标准要包罗广泛，然而它的用途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必须做出许多保留和限定。首先，尽管倾向同一种主要解决方式的人具有许多性格上的共同之点，他们在人品、天赋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层次却各不相同。而且，我们所认为的“类型”，实际上只是个性的横切面。其中，神经症发展的过程导致了种种具有鲜明特征而又相当极端的发展。但是，总有一些中间结构所构成的不确定范畴无法进行任何精确的分类。而且，由于精神分裂过程，甚至一些极端情况不比有一个主要解决方法，情况便更为复杂了。威廉·詹姆士说：“大部分病例都是混合的，我们不要过分去尊重自己的分类。”只说发展的方向而不说发展的类型，可能更加准确。

记住了这些限制之后，我们便可从本书所阐述的问题中，区分三个主要解决方法：夸张法、自谦法和退却法。在夸张法中，个体主要是以夸大的自我来鉴定自己。当谈及“他自己”时，他指的是他那美化的自我。或者就如一个病人所说的：“我只要生为优越者。”伴随这种解决方法的优越感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是——不论意识与否——都会对个人整体的行为、努力与生活态度产生重大决定作用。生活的乐趣在于主宰一切。这主要会导致一个人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去克服一切（内在或外在）障碍的决心，使他相信自己能够、而且事实上也确实能够办到这一点。他应当能够克服命运的各种逆境：处境的困难、智力问题上的迷惑、他人的反抗以及自身的种种冲突。主宰一切这一需要的反面就是他对任何意味着无助之事的恐惧。这是他最为痛切的恐惧。

当我们从表面上看夸张型时，会看到他们以通过智力和意志力来主宰生活作为实现理想自我的手段，而且高效地专心致志于自我美化、野心勃勃的追求以及报复性的胜利。并且，除去前提、个别概念和术语的差异，这就是弗洛伊德与阿德勒对这些人（被自恋式自大需求或凌架于他人之上的需求所驱使）的观察方法。然而，当我们对这些病人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自谦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受到他们的压制，而且为他们所憎恨和厌恶。我们首先所看到的，只是他们的一个方面而已。他们佯装这就是自己的整体，以便创造出一种主观的统一感。他们固执地坚持夸张倾向，不仅是由于这些倾向有强迫性，而且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必须除去知觉中的一切自谦倾向、一切自责、自疑和自卑的迹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持优越一等和主宰一切的主观信念。

这一点的危险之处是对未能实现的“应该”的意识，因为这会引起罪恶感和卑鄙感。而事实上，因为无人能完全满足自己的各种“应该”，因此这种人不可避免会运用一切可能方式，向自己否认自己的“失败”。凭藉想象、强调“优点”、掩饰短处、完美的行为主义以及外移作用，他必须尽力在心目中维持一个可引以为傲的自我形象；他必须下意识地自吹自擂，假装无所不知、慷慨大方、无比正直等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决不能意识到：他与他自我美化的自我相比存在美的差距。在与别人的关系中，这两种感觉之一会占优势：意识中或潜意识中，他可能以自己愚弄他人的能力为荣——由于其自负与对他人的轻蔑，他相信他真能如此；另一方面，他极端害怕受到愚弄，觉得一旦受骗，便不啻于奇耻大辱。或者他会对做骗子有一种持续的潜在恐惧，这种恐惧比其他神经症类型都更为强烈。譬如，尽管他通过诚实劳动取得了一些成功和荣誉，他会觉得自己是通过做其他事而获得的。这样，他对于批评和失败，或对失败的可能性和被指责为虚张声势都过分敏感。

这一群体还包括许多不同类型。一个简单的调查表明，任何人都能了解病人、朋友、文学人物。在个体的种种差异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关于享受生活的能力以及对他人产生积极情感的能力、例如，培尔·金特和海达·加布勒都是将自己夸大而成的转换物，但是，他们在情感方面是多么不同！其他有关的差异取决于各类型对意识中的“缺点”认识所采取的消除方式。而他们所做的要求、他们的理由以及要求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们至少要考虑夸张型的更细分类：自恋型、完美主义型以及自负-报复型。前两者在精神医学文献中已做过详细描述，在此我仅做简单的讨论，而对最后一类我会详加论述。

使用“自恋”这个词，我不无踌躇，因为在以前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这个词被用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包括各种自我膨胀、自我中心、对个人利益的焦虑以及与从他人交往中隐退。我在此采用的是其本意：恋爱自己的理想化影像。更确切地说，一个人是他理想化的自我，而且似乎钟爱这一自我。这一基本态度便具备了其他群体的人所完全缺乏的轻松与开朗。它给予他相当充分的自信，这正为那些因为自我怀疑而烦恼的人所羡慕。在意识里，他没有什么疑：他是救世主、命运的主宰、先知、伟大的施舍者、人类的恩人。但这一切只含有一点点真实性。他往往具有超常的天赋，年幼时就能轻而易举地赢得殊荣，有时还是最受宠最招人喜欢的小孩。

他毫不怀疑自己伟大、独特，这是了解他的关键。他的愉快以及持久的青春都来自这个源泉，他那感人的魅力也是如此。但是很明显，尽管他有天赋才华，但仍处于艰危之处。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功勋或奇才，需要以崇拜和热爱的方式不断肯定对自我的评价。他的主宰一切感在于他坚信自己无所不能、无人不胜。他往往确实十分迷人，尤其是当新人进人他的生活轨迹时。不管他们对他实际重要与否，他都必须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他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爱”人们。他会慷慨大方、真情流露、诌媚奉承、乐于助人——以求他人的祟拜，或以回报所得到的热爱。他诚心诚意地援助家人和朋友，奉献自己的劳动和计划。他会极为宽容，不求他人完美无缺；他甚至能容忍别人开自己的玩笑，只要这些玩笑仅仅是表现他那些可爱的特点；但有一点，别人不能严肃地质问他。

分析表明：比起其他神经症形式来说，他的“应该”同样残酷，但他的特点是运用“魔杖”去对付它们。他忽略缺点、甚至化缺点为美德的能力似乎是无限的。清醒的旁观者会称他无耻，至少也是靠不住。他似乎并不介意违约、不忠实、负债、欺诈等行径。然而，他并不是个有计划的开发者。他觉得自己的需要或工作极其重要，人们应当让自己享受任何特权。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力，而不管自已如何践踏了他人的权力，他却期待别人“无条件”地“爱”他。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他的工作上，他都会产生困难。在亲密的关系中，他不关心他人的本质会表现出来。别人对他会有自己的意愿和观点，会批判地看待他、反对他的缺点，会希望他做点什么。所有这些简单的事实，他都会觉得是奇耻大辱，会令他郁闷产生恨意。然后，他便会大发雷霆，去找更能“理解”他的人。而且，在他与别人的大部分关系中，这一过程都会发生，因此他往往很孤独很寂寞。

他在工作中的困难是多方面的。他的计划往往过于庞大。他不认为自己有何缺陷，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他的追求会过于不同，因此很容易导致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弹性（即使不能说开朗）给予了他回弹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事业和人际关系的不断失败——排斥——也能完全压垮他。本来是被成功地搁置起来的自恨和自卑，这时便会全力作用，他便会陷入沮丧之中，产生神经症症状，甚至会自杀，或者（这更常见）通过自我毁灭的冲动，遭致一场意外或得病而死。

最后再说一下他对人生的整体感觉。表面上，他相当乐观外向，希望快乐和幸福，但却隐藏着绝望和悲观情绪。他用无限和获得虚幻的幸福为尺度来进行衡量，因此难免会感到生活中令人痛苦的矛盾。只要仍处于浪峰上，他便不可能承认自己在哪儿失败了，特别是在主宰生活方面。矛盾并不在于他，而在于生活本身。这样，他便会看到生活的悲剧性，但是这种悲剧性并非真正存在，而只是他所赋予生活而已。

第二种更细的类型以完美主义为行动方向，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标准典型。这类人因为自己的高尚道德和智力标准而觉得优人一等，也因此而鄙视他人。但是，他对别人自负式的鄙视是隐藏——甚至自己也不知道——在文雅的友善之后的，因为他的那种标准正好不允许这种“不道德”的感觉的存在。

他掩饰无法实现的“应该”的方式具有双重性。与自恋型相反，他确实十分努力，通过负责任、尽义务、温文尔雅的举止、不明显撒谎等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应该”。一说起完美主义者，我们往往只会想起这些人，他们固守规则、过于呆板，总要找适当的话说、戴适当的领带或帽子。但这些只不过是他们对获得最高度杰出的需要的表面现象而已。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细枝末节，而是整个生命行为的完美无瑕和出类拔萃。但是，因为他能达到的只是行为主义的完美，所以就需要另外一个策略：即在心目中将标准和事实等同起来——“知道”道德价值、“做”个好人。其中所包含的自我欺骗他更不知道。因为，对于他人而言，他会坚持要他们都真正地达到他的完美标准。如果做不到，他会鄙视他们。这样，他的自我谴责也就外移了。

为了肯定他对自己的意见，他需要的是别人的尊重，而不是热烈的赞美（对此他倾向于嗤之以鼻）。因此，他的要求更基于他与生活所定的“密约”，而不是基于对自己伟大之处的“天真”信念（这在第二章神经症的要求中已描述过）。因为他公正无私、负责守信，他便应当享受别人和生活对他的优厚待遇。生活中有一种绝对可靠的公正，这种信念给予了他一种主宰感。这样，他自身的完美不仅仅是获得优越地位的方式，而且也是控制生活的方式。获得飞来横财，无论好坏，他决不会有这类想法。因此，他自己的成功、财富或健康，更是一种对他的美德的证明，而不仅仅是用来享受而己。相反，任何降临到他头上的不幸——例如失去小孩、发生意外、妻子不忠、丢掉工作——都可能会使这个看来完全正常的人濒临崩溃。他不仅憎恨命运的不公，甚至还会动摇其精神生活的基础。这些不幸能使他的整个计数系统失灵，使他想起孤立无助的恐怖前景。

当论及“应该”的残暴时，我们还提到了他的其他崩溃点：认识到自己所造成的错误或失败、发现自己处于互相矛盾的应该之中。正如不幸能将他的立足之地摧毁一样，他对自己的“可犯错误”的意识也只能如此。在此之前都成功地得到遏制的自谦倾向和尚未冲淡的自恨，这时便会显著地突现出来。

第三类以“自负的报复”为发展方向，这与他的骄做是同一的。他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就是他需要报复式的胜利。就如哈罗德·克尔曼提及创伤神经症所说的，报复在此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任何追求荣誉的过程中，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是一种正常成分。因此，我们的兴趣不是在于这种需要的存在与否，而是在于它那势不可挡的强度。获胜的念头是如何得以如此牢牢地控制一个人，以至于他会穷尽一生而追求不懈呢？这一肯定是由大量有力因素促成的。但是，仅仅知道这些因素不足以解释它那不可战胜的力量。为了获得一个更充分的了解，我们还必须以另一个有利点来研究这一问题。在其他人身上，尽管这种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也很痛切，但它通常由于三个因素得以限制起来：爱、恐惧以及自卫。只有当这些抑制因素暂时或永久地不起作用，报复心理才会侵入整个人格——从而成为一股融合力，就如发生在美迪亚身上那样——并朝着报复和胜利这方向发展。在此论及的这类型的人身上，正是这两个过程——强有力的冲动和不足的抑制——的结合，导致了报复心理程度的大小。伟大的作家凭直觉捕捉到了这种结合，并将之表述出来。其表述形式比神经症学家能做的要感人多了。譬如说，《白鲸记》里的阿哈巴船长、《呼啸山庄》里的希斯克里夫以及《红与黑》中的于连等等，这些都是我一下子就能想到的。

我们首先要描述一下报复心理是如何体现于人际关系之中的。这类人有一种对胜利的强迫性需求，因此他们极富竞争性。事实上，他无法容忍有人会知道得比他多、成就比他大、权力比他多，或在任何方面威胁到他的优越性。完全是不由自主的，他必须打倒对手、击败他。即使是为了事业而低声下气，他也仍然谋划着最终的胜利。他不受忠诚感的约束，很容易变得虚伪奸诈。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但实际上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于他的天赋。但尽管他总是不停地谋划，他往往还是一事无成。这并非在于他没有效率，而是因为他具有过多的自毁心理。这一点我们马上便可发现。

这类人报复心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暴怒。报复性暴怒发作时非常可怕，他自己都会害怕失控时自己会做出什么无法弥补的事情来。例如，病人要是在酒后（即他们平常的控制力不起作用时）杀了人，他自己过后实际上也十分害怕。报复行为的冲动非常强烈，足以藐视平时管制他们行为的审慎心理。一旦处于报复性暴怒之中，他们的生命、安全、职业以及社会地位都会陷入危境。文学上有一个例子是司汤达的《红与黑》，于连看完毁谤他的信后，一下便用枪射击德瑞那夫人。稍后我们便可知道这种行为的鲁莽性。

比这更重要的是，报复性情感虽然很少爆发，但却是永久性的，它弥漫渗透于这类人对他人的态度之中。他坚信，任何人在本质上都险恶不正，友善的表示只不过是伪善而已，除非一个人己被证实是正直可靠，否则只能不信任他，这才是明智之举。但即使已经证实了，只要有一丝刺激，便马上会遭到他的怀疑。在对他人的行为中，他公然狂妄自负，往往粗暴无礼，尽管这有时会被一层薄薄的文质面纱所掩饰。以一种巧妙或粗劣的方式，他会有意无意地羞辱他人、剥削他人。他会全然不顾女人的情感，而只利用她们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他有一种表面“天真”的自我中心心理，利用别人作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仅仅是由于一些人有利于他对胜利的需求，他便不断地与他们结交，并保持联系。如那些可作为他事业上跳板的人、那些他能征服压制的颇具影响力的女人、那些盲目推崇他、增加其权力的跟随者等等。

他是个摧折他人的老手——摧折别人大大小小的希望，摧折他们对于关怀、安慰、时间、朋友以及享乐的需求。当别人抗议这种待遇时，他便觉得如此反应实在是神经过敏。

在分析过程中，当这些倾向明显减弱后，他会视之为对抗（他认为一切都在对抗之中)的正常武器。不保持警惕，不积聚全部精力来进行一场防卫战，那真是个大笨蛋。他必须时刻准备反击。在任何条件下，他都必须是环境不可战胜的主宰。

他的报复心理对别人最重要的表现在于他所做要求的类型及其宣称方式。他可能不会公开要求，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做了或正在做什么要求。但实际上，他觉得自己的神经症要求有权受到不容置疑的尊重、有权得到允许可以完全不顾他人的需要和愿望。譬如，他觉得自己有权畅谈自己不喜爱的事情、可以随意批评指责，但同样又觉得有权不受任何批评。他有权决定多久去看望某个友人，决定如何消遣在一起的时光。还有权不让别人在这点上表达什么希望或异议。.

不论这些要求的内在需要性可以如何解释，它们肯定都表现出他对别人的一种极为自负的轻视。一旦得不到满足，惩罚性的报复便会随之而来。从烦躁到愠怒，到使人产生负罪感，到公然暴怒，这种报复可能会经历整个这一过程。一方面，这些是由于他有受挫感而做出的愤慨反应。但是，这些感觉的表达并未被冲淡，并且通过威胁他人去顺从平息还可用以宣称其要求。一旦未能坚持自己的“权利”，没有惩罚别人，他便会大生自己的气，斥责自己“软化”了。在分析中，他会抱怨自己的限制或“顺从”，其意思一部分是要表达（无意识地）自己对这些技巧上的不足的不满。提高改善这些技巧，这是他私下里所希望分析所能产生的结果之一。换言之，他并不希望克服自己的敌意，而只想在表达敌意时受到的限制更少、更有技巧。这样他便会变得令人敬畏，每个人都会忙不迭地来满足其要求。这两个因素可以说诱发了他的不满感。而他确实是个总是不满的人。在心中，他有理由这样做，而且他也肯定乐于让人知晓——所有这一切，包括其不满，可能都是潜意识的。

一方面，他为自己的要求所做的辩护是：他有过人的品质。在他心中，这便是他的博学、“睿智”和远见。更确切地说，因为所受的伤害，他便提出要求作为补偿。为了巩固这些要求的理由，他必须珍藏所受的这些伤害，并且永远保持下去，不论这些伤害是很久以前受到的还是最近受到的。他会自比为永不忘却的大象。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要兴趣只是不忘却各种慢怠轻视，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这便是这个世界要支付的账单。为自己的要求做辩护的需要，以及因为要求受挫而做出的反应，这两者像一种恶性循环，不断为他的报复心理提供燃料。   

这样，普遍性的报复心理也会渗入分析关系之中，而且以多种方式体现出来。这是所谓的“逆向治疗反应”的一部分。这种反应即指发生在建设性进展后的急性损伤状况。对于人或生活中的任何行动——事实上是危及他的要求及其报复心理——所产生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在主观上不可缺少，他在分析中就必然为之辩护。这种辩护只有极小部分明确而直接。这时，病人会坦率宣布他决心绝不放弃自己的报复：“你别想从我这儿夺走它，你想让我当个好好先生？它给予我刺激，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它就是力量。”等等。而大部分的辩护都掩饰在巧妙和间接之中。分析者必须了解辩护的形式，这在临床上极为重要，因为这种辩护不仅会延长分析过程，而且可能会整个破坏这一过程。

通过两种主要方式，它可以达到上述结果。它能深深影响（即使会不是支配）分析关系。这样，击败分析者可能看起来比分析过程更为重要。另外（这鲜为人知），它能决定他所能乐于解决的问题。再讨论一下一些极端的病历。病人对任何能最终导致更大更好的报复的事物都感兴趣——这种报复既有效，执行起来又对他毫发无损，反而能使他更平静沉着。这种有选择性的过程并非有意推理而成，而是凭确定无疑决不犯错的直觉方向感形成。譬如，他会非常乐于克服自己的顺从倾向或无权感。另一方面，对于消除自负要求，消除非人污辱感，他是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会出奇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外移作用。事实上，他会完全无意分析自己的人际关系，而只强调在这方面自己只想不受打扰而已。除非分析者掌握了这一选择性过程不可超越的逻辑，否则是很容易就会被分析过程弄得晕头转向的。

这种报复心理的来源何在？它的强度由何产生？与其他神经症发展一样，这也始于童年时代——那时有极为恶劣的人生经历，但补偿性因素却缺乏或少有。粗暴的待遇、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昭然若揭的伪善，这些都会对一个高度敏感的孩子造成极大打击。在集中营里熬过多年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得以幸存，完全是靠扼制自己的温情，特别是对人对己的同情心。我认为，处于我所描述的这些情况下的的儿童，他们为了生存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艰难历程。他可能做过令人怜悯的努力去获取同情、关注和喜爱，但却毫无结果，最后便抑制了所有对温情的需要。他逐渐“断定”自己已无法获得真正的温情，而这种温情也根本就不存在。最后，他也不再渴求它了，甚至还会嗤之以鼻。然而，这一步的后果却极其严重，因为对情感、人间温情和亲密的需求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可以令那些使人可爱的品质得以发展。被爱的感觉，甚至觉得自己可爱的感觉，也许是生活中最大价值之一。与之相反，我们在下章时会论及到，不可爱感却会导致深深的苦恼。报复型的人试图用一种简便而彻底的方法来消除这种苦恼，他说服自己他就是不可爱，可他不在乎。这样，他便不再急着去取悦他人，但至少在他心中，他可以随意有满腔的痛恨。

以后我们会看到整个的发展过程，这只是个开端。报复心理的表达可能受到谨慎或权宜考虑的抑制，但很少会因同情、喜爱或感激之类的情感得以抵消。为了理解以后当他渴求友谊与爱情时这一摧毁积极情感的过程仍然存在的原因，我们必须观察一下他的第二种生存方式：他对未来的想象和幻想。他现在比“他们”强，以后也会永远如此。他会成为伟人，让别人羞惭；他会向他们显示他们大大冤枉错看了他；他将成为一位大英雄（在于连的例子中就是拿破仑）、惩罚者、领袖人物、科学家，会永垂不朽。产生于一种对报复和胜利的可以理解的需求，这些都并非胡思乱想。它们决定了他的生活道路。不论事大事小，他总是逼迫着自己去获胜。他活着就是等候“审判日”的到来。

对胜利的需要与对否定积极情感的需要，两者都源自不幸的童年生活环境，因此两者从一开始就是紧密相连的。又因为两者彼此加强，因此一直都存在着密切联系。硬化情感原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但也使这种要胜利地主宰生活的驱力得以无碍地发展起来。这种驱力伴随着一种无法满足的骄傲，会最终成为一个怪兽，慢慢吞并所有的情感。在通往一种不祥荣誉的途中，他会觉得一切人类关系——爱情、同情、体恤——都是束缚。这种人会保持冷漠超然。

在西蒙·芬尼摩尔这一人物角色中，毛姆将这种对人类欲望的故意压制行为描述为一种有意识的过程。为了在一个极权政体中成为一个独裁的“法官”，西蒙强迫自己抛弃并摧毁爱情、友谊以及一切使生活美好的事物。不管是在自己还是别人身上，没有任何人的刺激能打动他。为了报复的胜利，他牺牲了真我。这是艺术家对自负报复型人身上逐渐而无意识所发生的事情所形成的精辟见解。承认自己有人性的要求，这对他们来说是可耻、软弱的象征。进行大量的分析后，情感会流露出来，但这会令他们厌恶，使他们恐惧。他觉得自己“软化”了，要不就增强自己的虐待狂态度，要不便以一种强烈的自杀冲动做自我反抗。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观察了他（自负报复型）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通过这种方法，他的大部分报复与冷漠都可以理解了。但是我们还是有许多的问题——有关报复的主观价值与强度的问题、有关他的残忍要求的问题，等等。如果我们专注一下心灵内因素，并考虑到它们对于人际间特点的影响，我们的了解便会更加全面了。

在这方面，他的主要动力是对辩护的需要。他觉得自己像个无赖，必须向自己证明自己的价值。只有冒称自己具备超凡的品质（这种特殊品质依其特别需要而定），他才能令人满意地证明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与人隔绝又充满敌意的人，当然不需要别人。这样，他便会产生一种似神一样的自我满足的极度自负。他太骄傲了，不能要求任何东西，不能大方地接受任何东西。处于接受者的地位对他而言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便扼杀了一切感激之情。抹杀了所有积极情感之后，他便只能靠智力来主宰生活了。这样，他对自己智力的骄傲便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骄傲于自己的警觉、能以智胜人，骄傲于自己的远见和计划。并且，于他而言，生活自始便是一场反抗一切的无情斗争。因此，他觉得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和变得不可侵犯不仅可取，而且不可或缺。事实上，如同其骄傲会支配一切一样，其脆弱性也会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但他绝不允许自己“感觉”任何伤痛，因为他的骄傲不允许。这样，原本是为保护真情实感而必要的硬化过程，现在必须积聚所有的力量来保护他的骄傲。其骄傲便在于不受伤害、不去痛苦。从苍蝇到意外到任何人，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人能伤害到他。但是，这种方法有双重后果。他不会有意识地去感觉伤痛，这样他的生活中便没有永远的剧痛。除此之外，削弱对伤痛的意识，不会在事实上削弱其报复性冲动？这令人怀疑。换言之，要是没有削弱意识，难道他不会更激烈更具破坏性？肯定，对报复的知觉也会同样减轻。在其心中，这转化为对错事的正常愤怒以及对犯错者的惩罚权。然而，如果某个伤害穿透了“不易受伤害”这个保护层，这个伤害便会无法忍受。不仅仅是他的骄傲受到伤害——例如，得不到承认——他还会遭到屈辱的打击，因为他“让”某事或某人伤害了自己。即使是对一个平时高度自制的人，这也会激发一场情感危机。

他深信自己不可侵犯或不易受伤，并以此为荣。与此相似且与之相补的，便是他对自己免疫和免罚的相信和骄傲。这种完全无意识的相信，来自他的一种要求，这种要求使他有权随心所欲地对待别人，而且有权让别人不介意、不向他反击。换言之，没有人能伤害他而不受惩罚，而他却可以伤害任何人而不受惩罚。要理解这种要求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再审视一下他的待人态度。我们看到，因为他好战的心理、自负的惩罚，而且他公然利用它们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很容易便会得罪人。但他并不表现出所有的敌意。事实上，他的敌意已大大缓和了。正如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所描述的，于连要不是因为一股不可控制的报复性愤怒而失去理智的话，他是极有自制力、极为谨慎小心的。因此，我们会产生这种奇怪的印象：这种人与别人打交道时，既鲁莽又谨慎。这种印象是对其内心作用力的准确反映。确实，在让别人感觉到他的义愤与忍受这种义愤之间，他必须保持一种平衡。驱使他将之表现出来的力量，不单在于报复冲动的强度，而且在于他需要震慑住别人，让他们敬畏一个武装起来的人。这极为必要，因为他觉得毫无可能与别人和睦相处，因为这是其要求的一种宣称方式，并且，整体而言，因为在一场一切都是对抗的战争中，进攻是最佳的防卫方式。

另一方面，他之所以需要缓和自己的侵略冲动，这是由于恐惧所决定的。尽管他十分自负，不认为有人能以哪种方式震慑他或改变他，事实上他还是害怕别人。这种恐惧的产生是由许多因素结合而成的。他害怕别人会因遭到其进攻而报复他；他害怕如果他“太过分”，别人会干涉他所设计的任何与他们有关的计划。他害怕他们，因为他们确实有权刺伤他的自负。他害怕他们，因为为了使自己的敌意显得正当，他必须在头脑中夸大他人的敌意。然而，向自己否认有这些害怕，这并不足以将之消除，他需更为有力的保证。要对付这些恐惧，他必须表达自己的报复性敌意——表达时还不能意识到恐惧。对免疫的要求变成了对免疫的一种虚幻信念。这种要求似乎解决了这一难题。

最后要提及的一种自负是对他的诚实、公平与正义的自负。勿庸置言，他既不诚实，又不公平，又不正直，也不可能如此。相反，倘若有人潜意识里决心不顾真理而要终生诈骗的话，这个人便是他。但如果考虑一下他的前提，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他相信自己极具这些品质。于他而言，回击或先发制人（这更可取）是反抗周围这个扭曲而险恶的世界不可缺少的武器。这只不过是明智而合法的利己行为而已。并且，他毫不怀疑自己的要求、愤怒及其表达的正确与否。在他看来这完全正当而且“坦率”。

他之所以坚信自己是个诚实者，还有一个重大原因。这一点基于其他原因也极为重要。他看到周围有许多人装得比本来面目更富爱心、更富同情心、更为慷慨。而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很诚实。他并不伪装成一个友善的人，事实上他鄙视这种做法。如果他停留在一个“至少我不伪装……”的层次上，他的处境还很安全。但他需要为自己的冷漠辩护，这就迫使他更进一步。他倾向于否认有任何真心实意助人的希望或友善的行为。他并不在理论上争辩友善不会发生，但只要一发生到某个人头上，他便会不加分辨地视之为伪善。这一行为再度使他处于众人之上，他觉得自已并非一般的伪善之流。

比之他对自我辩护的需要，他对伪装爱心的不能容忍具有远为深刻的根源。只有在经过大量的分析之后，他才会像其他夸张型一样，出现自谦的倾向。他使自己成为获得最终胜利的一个工具，因此，掩饰这种倾向的需要便比其他夸张剧要更为严峻了。他会觉得自己既可耻又无助、想为了被爱而瓦解下来。这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明白了：对于别人，他不仅鄙视他们伪装有爱心，还有他们的顺从、自我堕落以及对爱的无助渴求。简而言之，对于他们，他所鄙视的就是他憎恨并唾弃自身所有的这种自谦倾向。

现在所显现的自恨与自卑心理已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自恨心理总是残忍无情。但其强度与效力取决于两种因素：其一是个体受自负支配的程度；其二是建设性力量抵削自恨的程度。这些建设性力量包括对生活中存在积极价值的信仰、生活中建设性目标的存在，以及对自己存在某些温情的欣赏等等。对于攻击性报复型的人，因为这些因素都是不利的，所以他的自恨比一般病例要更具恶性。即使不在分析状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自己的无情监工，而且极力挫折自己——他将挫折荣誉比为克己自律。

这种自恨需要严格的自卫措施。其外移似乎完全是一种自卫。就像所有夸张型解决方法一样，这基本上也是一种积极方式。他憎恨并鄙视别人身上具备的这些东西：自发性、生活乐趣、姑息倾向、顺从、伪善以及“愚蠢”。而这些东西也正是他自我压制并憎恨的东西。他把自已的标准强加于他人，一旦他们未能达到这些标准，他便要进行惩罚。他对别人的挫折一部分便是自挫冲动的外移。因此，他对别人的惩罚态度看上去完全出于报复，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混合现象。这一部分是报复的表达，另外也是对他自己的谴责惩罚倾向的外移。最后，它还是一种为宣称其要求而震慑他人的手段。在分析中，这三个来源都必须连续加以处理。

同其他地方一样，为了提防自恨心理，最显著的一点便是要防止这种意识：自己未能成为按照自己的自负的指示所要成为的那种人。除去其外移作用，在这方面他的主要防御就是披上一层难以穿破的“自以为正直”的厚盔甲，这往往使他不近情理。在任何可能产生的争论中，他把许多话理解为恶意的攻击，并且似乎毫不在意这些话的真相到底如何，只会机械地予以反击——就像一只被触动的刺猬一样。对于任何对其正直会产生质疑的东西，他自然是想都不会想一下的。

他保护自己不去意识到自己的任何短处的第三种办法，是在于他对别人的要求。他冒称自己拥有一切权力，却不给别人一丝权力。其中的报复性成分，我们在论及他的要求时便已强调过了。尽管他有种种报复心理，但如果他不是迫切需要保护自己、抵御其自恨心理的进攻，他对别人的要求便会更理智。这样看来，他的要求便是别人的行为不能让他产生任何负罪感或任何自疑心理。倘若他能使自己相信自己有权剥削别人、挫折别人，而他们却不会因此而埋怨、批评或憎恨自己，那么他便不会意识到自己有种剥削或挫折倾向。如果他有权让他们别想得到什么柔情、感激或体恤，那他们失望只是他们运气不好，不能怪他没有公平地对待他们。对于自己在人际关系上的失败，对于别人有理由憎恨自己的态度，只要他对此产生一丝疑惑，就会如大堤决口，自责的洪流会奔涌而来，冲走他所有假装的自信。

认清了骄傲与自恨在这类人身上所起的作用之后，我们不仅能更准确地了解他身上的作用力，而且还会改变对他的整个看法。如果我们只关注他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我们便会说他狂妄自大、冷酷无情、自私自利、虐待狂——或任何能想起的表示敌意侵犯的形容词。这每一个词都会很准确。然而，一旦认识到他已处于自负系统的牢牢控制之中，认识到他必须竭尽全力以免被自恨压垮，我们便可视之为一个为生存而挣扎的痛苦的人。这一画面与第一幅一样清晰。

这两种不同面貌来自两个不同的观察角度，那么，是不是有一种要更基本、更重要呢？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许还无法回答。但是，只有在其内心斗争中他不愿审视自己与人相处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确实还相当遥远的时候，才能对他进行分析。一方面，在这一点上也比较容易接近他，因为他的人际关系一直不稳定。这样他便迫切地要去避免与之接触。但是，在治疗中首先处理心灵内因素，这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因素以多种方式使他产生了这种显著倾向：自负报复心理。事实上，要了解他的自负程度，我们不能不考虑其骄傲心理和这种骄傲的脆弱性。或可以说，要了解其报复心理的强度，就不能不看到他防卫自恨的要求，等等。更进一步说，这些都不仅是加强因素，而且还使他的敌意攻击倾向具有强迫性。直截了当地去处理敌意不仅必定无效，而且，事实上也徒劳无功，这便是其决定性原因。只要这些强迫性因素依旧存在（简而言之，只要他对此无能为力），病人便绝不会有任何兴趣去注意这种敌意，而审视的兴趣就更少了。

譬如，他需要报复性的胜利，这肯定是一种敌意进攻性倾向。这之所以具有强迫性，就是因为他需要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这种愿望本来根本就不是什么神经症。在人类价值的梯子上，他的起点非常之低，因此他便必须为自已的存在辩护，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接着，他又必须恢复骄傲、防御潜伏的自卑。这便使他的愿望紧迫起来。同样，他对正直的需求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负要求（都既具战斗性又具攻击性），都因为要防止自疑和自责的出现而带上了强迫性。最后、他对别人的所有吹毛求疵、惩罚谴责态度——或者，无论如何，那些使这些态度具有强迫性的东西——源自他要外化自恨的可怖要求。

并且，我们在开始也说过，如果报复心理的通常抵消力不起作用，这种心理便会滋生增长。这些抑制力不起作用，主要原因又是心灵内因素。始于儿童期的扼制温情的行为被称为硬化过程。这因别人的行为及态度而成为必要，其目的是保护自己防卫他人。他的骄傲不堪一击，这大大加强了他对痛苦麻木的必要。这种必要又因他对自己不受攻击的自负而达到顶点。他对人间温暖与情爱的渴求（包括付出与接受），首先受到环境的阻挠，然后因对胜利的需要而牺牲，最后又因“自己不可爱”的自恨判决而冰冻起来了。这样，在与人为敌的过程中，他便无珍贵之物可失去了。无意之中，他采纳了罗马皇帝的斌言:cxierint dim metuant，意思是：毫无疑问，他们应当爱我，但他们却恨我，因此至少他们应当怕我。并且，良性的利己心理原本是报复心理的阻力，但由于他对自己的幸福毫不在意，也处于极度低潮之中。另外，虽然他对别人有一定程度的害怕，但也被他那“不受攻击”和“免疫”的自负而压制了。

在这种缺乏抑制力的情况下，有一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他对别人的同情即便有，也是极少极少。这种同情心的缺乏具有多种原因，但都在于他对他人的敌意以及对自身缺乏同情心。但是，他之所以对别人冷酷无情，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出于对他们的嫉妒。这种嫉妒——并非为了某件财产，而是广泛性地来自他的这种感觉：自己被摒弃在生活之外。确实，因为身处困境之中，他的确被排斥在一切令生活有价值的事物之外——喜悦、幸福、爱情、创造以及成长。遵循简单的思维方式，我们这时会说：难道不是他自己抛弃生活的吗？难道他不是以自己不希求不需要一切的克己自律为傲吗？他不是一直在抵挡任何积极情感吗？那么他为什么要嫉妒别人？但这就是事实。自然，不经过分析，其自负是不会允许他坦白承认这一点的。但是，随着分析的深入，他也许会说当然别人比他更好之类的话。或者他会意识到，自己对别人大发雷霆，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总是快快乐乐，或者对什么东西会着迷。他自己间接地做了一个解释：他觉得，这种人当着他的面炫耀自己的幸福，是想恶意地羞辱他。这样感受事物，不仅产生了要扼杀快乐的报复冲动，而且因为抑制了对他人痛苦的同情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冷酷无情（易卜生笔下的海德·加卜勒便是这种报复性无情的极好例子）。现在他的嫉妒让我们想起了如果别人能得到他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不管这东西他想不想要，都会刺伤他的骄傲。

但是，这种解释还不够深入。在分析中会逐渐显示出，虽然他已宣布生活的葡萄是酸的，但对他还是诱人的。我们不能忘记，他反抗生活并非出于自愿，而且，他对生活的取代品也并不如意。换言之，他对生活的强烈兴趣虽然受到了扼制，但并未完全熄灭。在分析之初，这还只是一种希望，但通过分析比通常认为足够的要多得多的病例，这已被证明是具有确凿理由的。治疗的成功关键就在于其有效性。如果他心中没有要更完整地生活的愿望，我们怎么能帮助他呢？

这种意识与分析者对这种病人的态度也有关系。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反应不是吓得服服帖帖，就是完全拒绝。自然，如果接受他为病人，分析者便是想帮助他。但如果分析者被吓倒了，他便不敢有效地去解决他的问题。如果分析者在内心里拒绝他，他的分析工作便毫无成果。但是，倘若分析者意识到尽管病人极力说反话，但他却是个充满痛苦、苦苦挣扎的人，他便会产生必要的同情、尊重和理解。

回顾这三种夸张型解决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目的都是要主宰生命。这是他们制服恐惧和焦虑的方式，它给予他们生活的意义和对生活的一定兴趣。他们试图以不同方式来主宰生命：自我崇拜与魅力的运用、以其高标准强制命运、做到不可战胜，并且以报复性胜利的心理去征服生命。

与此一致，其情感气氛也有显著差异：从偶发的热心和生活乐趣到冷淡，最后到刺骨的冰凉。特定气氛主要取决于他们对其积极情感的态度。在情感奔放的时候，自恋型在某些情况下友善而慷慨，尽管其产生基础一部分是虚伪的。完美主义者也会显得友善，因为他“应当”友善。而自负报复型则倾向于压制友善并鄙弃之。三者都有着强烈的敌意，但自恋型可以慷慨而压制它；而完美主义者因为“应当”没有敌意，所以也顺服了；对于自负报复型，因为讨论过的原因，敌意要更为公开、更具潜在破坏性。他们对他人的期望，一种是需求忠诚与容忍，一种是需求尊重，一种是服从。在潜意识中，他们对生活所提的要求，一种是基于对伟大的“纯真”信仰，一种是极端小心地“对付”生活，一种是有权因受伤而得到补偿的感觉。

可以预料，治疗的成功率会依等级而减少。但是我们此时还是要记住：这些分类仅仅表明神经症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成功率与许多的因素有关。在这点上，最相关的问题是：这些倾向有多深多牢？能制服这些倾向的刺激或潜在的刺激有多大？

1-2  3-4  5  9-10  11-12  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