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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与人的成长（3-4）（选）
第三章 应该之暴行（选）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实现有关外部世界的理想化自我：获得多种成就，获取巨大的成功、权力或胜利。病态要求所涉及的也主要是外部世界方面：试图坚持额外的权利；随时随地具有特权。他感到有权超越必然性和法则，允许他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仿佛他能超越这些必然性和法则似的。而且，每当他显然实现不了他的理想化的自我时，他的那些病态要求能使他将那些外在的因素归结为“失败”的原因。 现在我们将要讨论的是实现自我方面的问题，在第一章中我们简要地提到过这些问题。但是，在那里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本身之内。匹格马琳试图将另一个人变成美丽观念的造物。与匹格马琳不同的是，神经症患者开始工作，将自己塑造成他自己制造的至高无上的人物。在他的灵魂面前，他坚持其完美的形象，并且在潜意识中告诉自己：“忘掉你实际上是一个可耻的造物，这才是你应该做的；成为这种理想化的自我，这才是首要的事情。你应该能够忍受一切事情，理解一切事情，喜欢每个人，总能富有成就。”——这里提到的是这些内心指令的少数几个而已。由于这些指令坚决不变，因此我们称之为“应该之暴行”。 内心指令包含了神经症患者应该能做的、能存在的、能感到的、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以及一切他不应该如何做、不应该做些什么等方面的禁忌。我先超出上下文的关联列举“应该之暴行”中的一些暴行，以便作一简要的概述（更为详细的例子将按照我们对应该之特征的讨论进程随时列举）。 他应该是最诚实的、最宽宏大量的、最体贴入微的、最有正义感的、最有自尊的、最勇敢的、最大公无私的人。他应该是完美的情侣、丈夫、教师。他应该能够忍受一切事情，应该喜欢每个人，应该爱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国家；或者，他不应该依附任何人、任何物，他应该对一切无所谓，他决不应该感到受他人伤害，他应该总是安详而平静。他应该总在享受生活；或者他应该超越快乐和享乐。他应该随心所欲；他应该总是控制他的情感。他应该知道、理解、并预见到一切事情。他应该能立刻解决他自己的和他人的每一个问题。当他一遇到困难时，他应该能够立即克服它们。他应该永不疲倦、永不生病。他应该随时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他应该能够在一个小时内做完需两三个小时才能做完的事情。 这一概述大致表示了内心指令的范围，留下了自我需求的印象，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都太过于艰难和严厉。如果我们告诉一个病人，他对自己企望太多，他常常会立即认识到这一点；他甚至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它。他通常会或明或暗地加以补充说，对自己企望多一点总比企望少一点要好。但是谈论他对自己的过高要求并不能揭示内在指令的特殊特征。这一点在进一步的考察之后就会清楚地加以解决。它们都是重复的，因为它们都是来源于病人感到有必要变成他理想的自我，来源于他确信他一定能实现理想的自我这些内在的指令的。 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不顾其可行性，这一点渗透在他实现自我的全部冲力上。这些要求都是无人能实现的。它们十足是荒诞的，尽管病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一旦他的企望受到他人的明确无误的批评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认识到它们的荒诞性。然而，这种理性的认识通常是无济于事的，即使能改变一些情况。举例说来，一个医生可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除了9小时的业务和广泛的社交生活之外，他难以进行精深的科研；然而，当他试图减少一两种活动而不能成功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他的要求是在他那里不应该有时间和精力上的限制，这种要求比理智强烈得多。举个更微妙的例子吧，在一次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有位病人感到非常沮丧，她曾经与她的一位朋友交谈，论及这位朋友的婚姻问题。其婚姻问题极为复杂。我的病人是在社交场合上认识其丈夫的。然而，尽管她经过了好几年的心理分析，并且对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心理复杂性认识得更为清楚了，但是，她还是感到应该能够在过去的时日告诉她的朋友，她的婚姻是否稳固。 我告诉她，她在期望自己做一件不可能的事，并且指出，在一个人能够开始了解在具体情景下起作用的各种因素之前，要分清问题的方方面面。结果，我向她指出的那些困境她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了。但是她仍然感到，她应该具有一种可以深入一切问题的第六感。 另外的一些对自我的需求其本身可能不那么荒诞，但是，却表明了其更为复杂的无视其得以实现的那些客观条件的特征。因此，很多病人希望立即完成他们的心理分析，因为，他们太聪明了。但是心理分析的进步与聪明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这些病人所具有的理性的力量只会阻止分析的进步。在病人身上起作用的是情感方面的力量，是他们的行为的率直与替自我负责的能力。 这种希望轻易成功的企望不只是在整个分析的进程中起作用。而且同样在所获得的个体的洞见中起作用。例如，认识他们的病态要求对他们来说就仿佛是要革除他们一样。因此需要耐心的工作；只要拥有病态要求的情感需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其病态的要求就会持续下去——这一点正好被他们忽视了。他们相信，他们的聪明是至高无上的驱动力量，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望和沮丧。同样，一个老师可能会指望，由于她具有长期的教学经验，她应该很容易就写出一篇有关教育方面的论文来。如果她才思枯竭，那么，她就会对自己感到极度的嫌恶，她无视或抛弃了与此相关的下述问题：她有没有什么事可写？她的教学经验是否可以浓缩成某种有用的思想？而且即使她的回答是坚定的，要想写出一篇论文来，也还有一个构思和表述思想的问题。 内心的指令，正如极权国家的政治暴行一样，极度无视个人自已的心理状况，无视他之所感和目前所做的一切。例如，常见的那些“应该”之中，典型之一就是不应该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作为一种绝对的情况（它意味着“从来不”），任何人都会发现，这是根本达不到的。有多少人曾经或者说现在如此地保证其本人能够如此地安详以至于从不感到受到了伤害？这当然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要严格地实施这一计划，必定意味着积极而又有耐心地研究我们潜意识里对防卫的病态要求，研究我们虚伪的骄傲——或者，简言之，研究那些促使我们脆弱的人格中的每种因素。但是，那些感到自己决不应该感到受到伤害的人的心目中从来就没有如此具体的计划。他只是简单地向自己发出这样的一个绝对命令：否认或忽视其所具有的脆弱性。 让我们考虑一下另外的一个需求：我应该总能够理解他人、同情他人、对他人有所帮助。我应该能够感化罪犯的心肠。而且，这也不完全是荒诞的。极个别人，诸如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那位主教大人就获得过这种精神力量。我曾有一个病人，对于她来说，主教这一个人物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她觉得她应该像主教一样。但是在这种时刻，她并没有像主教那样做。她有时候慷慨仁慈，是因为她觉得她应该慷慨仁慈，但是她并没有感到仁慈。事实上，她所感受到的并不比任何其他的人多。她总是担心，万一他人表现得比自己优秀怎么办。每当她找不到一篇文章时，她总是想，一定是被人偷走了。而没有意识到，她的病态已经使她形成了自我中心主义，并且专注于一己之利——所有这一切都被一层强迫性的谦卑与善良所掩盖。此时，她愿意看到她自身的这些困扰并研究它们吗？当然不会。这也是一个盲目发布命令的问题，它只能导致自欺或不公平的自我批评。 在力求解释应该的惊人盲目性时，我们还不得不留下一些较不重要的目的。然而，其大多数目的我们可以从对荣誉的探求的根源以及将自己改造成为理想化的自我的各种功能中加以理解：它们运作的前提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若如此，则无需考察现存的条件。 这一倾向在应用针对过去的要求时最为明显。关于神经症患者的儿童时期，不仅仅对解释神经症进程所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认识他当前对过去的不利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与他人对待他是善是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他当前的需求决定的。例如，如果他形成了追求甜美和光明的一般需求，他就会使他的孩提时代布满金色的云雾。如果他迫使他的情感受到限制，那么，他可能就会感到，他的确热爱他的父母，因为他应该爱他们。如果他根本上拒绝替他的生活负责，他就会将所有的对困难的责难加诸在父母的身上。随之而来的是报复性，这种报复性也许会因此而公然地表现出来，或者被压抑下去。 最后，他可能会走向极端，表面上为自己担当一些荒谬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开始意识到威逼性的和挤压性的早期影响的全部冲突。他的有意识的态度极为客观而且相当合理。例如，他可能会指出，他的父母不能帮助他这样做。病人有时候奇怪自已为什么没感到任何的怨恨。没有感到愤怒的理由之一就是一种回顾性的应该，这种回顾性的应该正是我们在此的兴趣所在。尽管他意识到，困扰他们的这些问题足以压垮任何人，但是他觉得他应该毫无受害地去克服它们。他应该有内在的力量和坚韧的精神，不让这些因素影响他。因此，既然这些因素影响了他，那么这说明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做好，换言之，他真的能胜任这一点；他会说：“的确，这就是那伪善与残酷的污池。”但是，他的洞察力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尽管我无助地面临这种环境，但是我应该能够克服它们，就像从污池中长出的百合花一样。” 如果他能为他的生活承担其实际的责任而不是虚假的责任，那么他的想法就完全不同。他就会承认，他早年的影响真能以不利的方式改变他。他就会看到，不管这些困扰的起源是什么，它们的确打搅了他现在和将来的生活。因此之故，他最好集中他的一切力量来克服它们。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使整个的事情处在荒诞的状态和无益的水平上，而一味地要求他不应该受到这些困难的打扰。同一病人如果在后期能反转他的处境、进而确信自己并未被早期的环境所完全压垮，那么这就是一种进步的信号。 对孩提时的态度不只是具有回顾性的应该起作用的领域，这种应该带来了虚伪的责任，以致徒劳无用。有人可能会坚持认为，他应该通过坦言的批评来帮助他的朋友；有人也许会觉得，他应该好好地抚育他的孩子，不要让他得了神经症。自然，我们都很后悔，在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没有做好。但是我们可以考察我们为什么失败了，并且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鉴于在失败时所存在的病态的困境，在当时我们的确可以做得更好些。但是，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将这些事情做好还远远不够。他认为应该具有某种奇迹出现，他应该将事情做得更好。 同样，认识目前的任何缺点，对于所有受专横的应该所困扰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困扰，都必须尽快加以除去。这种“除去”的影响如何，则因人而异。一个人越是生活在想象之中，他就越能容易地摆脱这些困扰。所以，有一个病人，她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追求超乎王权的权力的巨大驱力，并且认识到这种驱力是在其生活中如何起作用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她却相信这种驱力完全是过去的事情，她不应该被权力所奴役；因此她也就不再渴求这种权力。通过这些经常发生的“改善”，我们认识到，追求现实控制和影响的驱力只不过是萦绕在她想象中的魔力的表现而已。 其他的一些人则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来除去他们意识到的那些困扰，在这方面，人们可能会竭尽全力。例如，有两个小姑娘，她们感到自己决不应该害怕任何事情。有一个女孩害怕盗贼，于是强迫自己睡在空旷的房子里，直到不再害怕为止；另一个女孩不敢在清澈见底的水中游泳，因为她害怕蛇或鱼咬伤她，因此，她强迫自己游过一鲨鱼群集的海湾。这两个女孩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消除她们的恐惧的。这两种事例看起来对于那些认为精神分析只不过是种新鲜时髦的废话的人来说是有力的佐证。难道它们不正是显示了自我协调的必要性吗？但是事实上，对盗贼和蛇的恐惧只不过是那种一般的、更为隐蔽的恐惧的一种最为明显的表现而已。这种普通的、潜藏的焦虑是难以用接受特殊的“挑战”这种方式所触及的。这种恐惧只是被掩盖起来了，而且，由于没有触及到真正的病根，这种对症状的处理，更加压抑了这种潜藏的恐惧。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病人意识到其缺点时，意志力的机器是如何以某种方式开动着的。他们下定决心并试图去维持预算，试图与人们相处、试图更具自信力或更宽容。如果他们对理解其困扰的含义与来源表现出同样的兴趣，那么这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他们对此都表现不出任何兴趣。第一步，了解特殊困扰的整个程度，就会使他们大为不快。这与他们的消除困扰的狂热激情完全相反，而且，由于他们感到他们应该有足够的力量用意识的控制来征服这些困扰，所以，其细心消除困扰的过程就等于是承认了他们的软弱和失败。当然，这种人为的努力迟早必然会消除的；因此，这种困扰是很难控制的。我们能够确信的是，这些困扰一直是在暗中驱策前行的，而且是以一种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起作用。自然，精神分析者不应该这样做，而应该分析它们的根源。 大部分病态的困扰都会反抗人为的控制，即便是最坚强的努力也无济于事。意识上的努力对忧郁、工作上根深蒂固的禁忌或耗费性的白日梦的抗拒，简直是无能为力。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一点对于那些在分析过程中获得某些心理理解的人来说，是相当清楚的。然而，尽管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却无法影响“我应当能克服它”的看法。结果，他会遭受更为强烈的忧郁，因为，除了他原有的痛苦之外，很显然，他缺乏了万能的感觉。有时候，精神分析医生一开始就能抓住这一过程，而防患于未然。所以，一个已显露出其白日梦的病人，当她详细地暴露出这一症状是如何具体而微妙地渗透到大部分活动中时，她会开始认识到它的无害性——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了解到它是如何耗费其精力的。下一次，她会因为白日梦继续存在而感到有些罪责感与歉疚，认识到她对自己的要求后，我认为，要人为地中止这些需求，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可以确信，这些需求在其生活中也具有重要的功能——这一点我们应该慢慢地加以领会。她感到非常放松，并告诉我说，现在她已经决定不再做白日梦了。但是，由于她不能够停止白日梦，所以，她感到在我面前无脸见人。她已经将对自我的期望投射到我的身上。 在分析过程中发生的失望、暴躁或恐惧，很多这样的反应并不是由于病人认识到了自身的困扰问题（像精神分析医生倾向于假设的那样）而产生的，而是由于病人感到不能立即除去这些困扰而产生的。 所以，内心的指令对于维持理想化的自我而言，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比起其他的方法来更为根本，但是，像其他的方法一样，它针对的不是真正的改变，而是立即而绝对的完美，其目的是想消除这种不完美性，或者想使这种不完美性像他所达到的完美性一样出现。正如在前面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如果病人的内心指令外在化了，那么，这一点就变得特别地明显了，从而，一个人实际上是什么，甚至他遭受了什么就变得毫不相干了。只有那些让他人能够看到的东西才能产生强烈的担忧：在社交场合中手的发抖、脸红、尴尬。 所以，“应该”缺乏了对真正理想的道德的严肃性。例如，受“应该”控制的人们无法去追求更大程度的忠诚，而只能被迫追求抽象的忠诚——他们总是在围绕着忠诚打转，或者在想象中获得忠诚。 他们充其量只能达到行为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完美，就像皮尔·巴克在《女人阁》一书中所描述的吴太太这个人物那样。在这本书中，这个女人的形象看起来似乎总是在行动、在感受、在思考正确的事情。不用说，这种人的外表是最具欺骗性的。当他们在户外发作了恐惧症或功能性心脏病时，就会感到茫然失措，他们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总是在完美地控制生活，在学校里做班干部，在工作上做组织者，在家里做模范夫妻、做好家长。最后，他们不能以通常的方式控制的情景必然会发生。而且，由于没有其他的方法处理它，他们的心理就会发生不平衡。精神分析医生在逐渐熟悉病人与病人的极度的精神紧张后，会相当惊异病人在没有遭受重大的困扰时仍然能够维持正常的举止。 我们对应该的性质感受得越深刻，就越能清楚地看到，应该与真正的道德标准或理想之间的不同，不是量上的不同，而是质上的不同。弗洛伊德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认为内心的指令（他所看到的并描述为超我的某些特征）是一般的道德组成元素。开始的时候，“应该”与道德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太紧密。道德完美的命令在“应该”中的确占有一个显著的地位，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是，道德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特殊的“应该”与其他的“应该”区别开来，正如我们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其他的“应该”很显然是由潜意识的自大决定的，诸如“我应该避开星期天下午的那场塞车”，或“我应该不经艰苦的训练和工作就能绘画”等等。我们还必须记住，很多“要求”很明显地缺乏道德的借口，这些“要求”包括：“我应该逃避一切事情”，“我应该总是比他人好”，“我应该永远有能力向他人报仇”。只有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的现象上，我们才能对道德完美性的要求获得适当的看法。正如其他的要求那样，“应该”也充满了自大的精神，其目的在于加强其病态的荣耀，并使自己像神一样万能。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是一般道德驱力的病态赝品。如果人们还能发现这种赝品潜意识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是使污点消失所必需的），那么，他就会将这种赝品看做是不道德的现象，而不会将它看成是道德的现象。为寻求病人从信念的世界形成真正的理想这一最后的再定向，我们有必要弄清这些区别。 还有一种应该的特性可以将“应该”与真正的道德标准区别开来。这一特性在前面的组成部分中已提到过，但是由于它太过重要，我们不得不单独、明确地加以阐述。这就是“应该”的强制性特征。理想也具有一种支配我们生活的义务性力量。例如，如果我们完成这种“应该”是我们的义务，那么，不管这种“应该”多么艰苦，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去完成。实现这种“应该”变成了我们的最后需求，或者说，变成了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其希望、判断、决定都是我们的事情。由于我们能因此克尽己任，所以，这种努力能带给我们自由和力量。另一方面，在遵循“应该”时，大约也有像“自愿奉献”或在独裁体制下喝彩的那种自由。在这两个例子中，如果我们达到它们的期望，就会同样快地得到报应。在内心指令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对不能实现的强烈的情感反应——一种贯穿焦虑、失望、自责与自毁冲动的整个范围的反应。对于局外人来说，这些反应看起来与激怒的原因毫不相干，但是却与个人的感受完个一致。 让我再引用内心指令的强制性特征来对比加以说明。有一个女人，她那坚决不变的“应该”中，有一项“应该”是应该必须预测一切偶发的事故。她认为她有预测的天赋，能够凭其预知与沉思而保护家人免于危险，对此她感到极为骄傲。有一次，她设计了一个精巧的计划劝说她的儿子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然而她儿子的一个朋友反对精神分析，她想对他这位朋友也施加影响，却没有得到成功。当她认识到她儿子的朋友已超乎她的算计之外时，她的身体有一种休克的反应，感到整个大地陷塌了一般。事实上，她儿子的这位朋友是否具有她所想象的那种影响力，这一点更值得怀疑，而且她是否真能帮助他也难以置信。这种身体休克和大地陷塌的反应完全是由于她认识到她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同样还有一个例子，一个女人开车开得极好，但是由于轻轻地碰撞了前面的汽车而被警察叫出车外。她突然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尽管事故极具轻微，而且如果她认为自己没错的话，她也用不着害怕警察。 焦虑的反应常常不为人所注意，因为通常人们是不由自主地反抗焦虑的。所以，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圣徒似的朋友的人会认识到，当他给人帮了很多忙而又曾粗暴地对待过这个人时，他会变得无法控制地开怀痛饮。又如，有一个女人感到，她应该是永远快乐而又讨人喜爱的，可是，有一个朋友曾轻微地批评她没有邀请另外一个朋友来参加她们的集会，于是她感到极为焦虑，有一阵子身体几乎昏厥过去，有一种强烈需求爱的感觉——这是她用来抑制焦虑的方法。一个在未完成“应该”束缚下的男人，会产生一种想与女人睡觉的强烈愿望。对于他来说，性欲是一种用来感到需求和重建已经丧失自尊的手段。 鉴于这样的一些反应，对“应该”具有的这样一种强制的力量我们也就不用奇怪了。一个人只按照他的内心指令来生活，他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他夹在两种矛盾的“应该”之间，他的生活就会失去控制。例如，有一个人感觉他应该是一位极好的医生，并且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病人身上。但是他同时也“应该”是一位理想的丈夫，将同样多的时间用在妻子的身上，使她快乐幸福。但他认识到不能完美地做这两件事时，轻度的焦虑就产生了。但是，他的焦虑没有加剧，因为他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决定在乡下定居。这意味着放弃了进一步在大民院实践受训的机会，并冒着毁掉整个前途的危险。 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最后通过精神分析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是，它表明，大量的绝望是可以通过内心指令的冲突来产生的。有一个女人差不多快精神崩溃了，因为她不能既做一个理想的母亲又做一个理想的妻子，因为她丈夫是一个酒鬼，她难以忍受。 自然，这种矛盾的“应该”使得人们极难——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在这二者之间进行理性的抉择，因为这种对立的要求同样是强制性的。有一个病人彻夜失眠，因为他不能决定他是应该与他的妻子外出度假还是呆在办公室里工作。他应该满足妻子的期望还是满足老板的期望？至于他自己希望做什么，这个问题他丝毫没有进行考虑。因此，在“应该”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有人既不了解内在专制的整个影响，也不了解内在专制的性质，但是对于这种专制的态度以及经验它的方式则因人而异。人们要么反抗它，要么顺从它，形成对立的两极。尽管这些不同态度的各种因素在每个人那里都不相同，通常要么是前者占优势，要么是后者占优势。例如，我们可以预测后者的特征，后者对于内心指令所持的态度和经验内心指令的方式主要是由生活对个人具有的吸引力而决定的，即由征服、爱情或自由来决定的。由于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讨论到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我简要地指明它们是如何在“应该”和禁忌中起作用的。 对于夸张型的人来说，征服生活是极其首要的。这些人倾向于认同内在的指令，而且有意无意地夸耀他的标准。他不管在现实中是否可行，总是力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实现它。他可能会用实际行动来迎合这些指令。如他应该对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他应该比其他的人知道得更多；他应该永不犯错；他应该在他试图做的事情上从不失败——总而言之，实现他那些特殊“应该”要求的一切事情。而且，在他的心目中，他迎合他的最高的标准。他的自大极为严重，他从不考虑任何失败，如果失败出现了，他就会鄙视它。他的一切都是对的，因此，在他的内心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叫做过错。 他越是陷于想象之中，则越是不进行实际的努力。无论他在现实中多么被恐惧所惊扰，他在实际的行动上多么不诚实，可是在他的心目中，他自认为是最无畏的人，是最诚实的人。这些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对于他来说，“我应该”与“我实际上是”之间没有什么界限——对我们中的任何人来说，也可能不大清楚这种界限。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腾在他的一首诗中曾准确地表述了这一点。一个人被一辆卡车轧断了一条腿，躺在医院里治疗。他了解到事故发生的那条街是一条特殊的街，它不准许卡车通行。因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的被轧断腿的整个经历只不过是一个梦。因为他肯定地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是决不会发生的。一个人的想象越是超过了他的理性，二者之间的界限就越模糊。只要他想象得到，他就会做得到：他是模范丈夫、父亲、公民或一切他应该是的身份。 对于自谦的人来说，爱情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他们同样感到应该建构法则，而不要有所疑虑。但是当他们焦虑地试图迎合它们时，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感觉到，他们根本实现不了它们。因此，在他的意识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自我批评，对因不能成为最高尚的人而感到负有罪责。 当内心的两种指令的冲突达到极限时，他们很难对自我进行清楚的分析。由于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因此，阻止着他认清自己身上的缺点。当他们倾向于相反的极端时——此时他们易于形成罪责感——就会有过于专注于那些具有压服性的缺点，而不注意那些具有诱发作用的缺点的危险。 最后，是关于退却型的人。对于这种类型的人而言，“自由”的观念比起一切事情来更具吸引力。在这三种类型的人中，这种人最能反抗他内心的指令。由于自由——或自由的概念——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对任何强制极为敏感。他可能用一种被动的方式来反抗它。那么，他所感到应该做的一切事情，无论是做一项工作、读一本书或与他的妻子做一次爱，在他的心目中都会转变成一种强制，引发有意无意的憎恨，结果使他变得冷漠。如果应该做的事情都做了，那么也是在内心反抗所产生的压力下完成的。 他可能会用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来反抗这些“应该”。他可能力图将这些“应该”抛诸脑后，有时会走向完全相反的极端，坚持随心所欲，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这种反抗也可能采取强烈的形式，并常常是一种绝望的反抗。如果他不能是最虔诚、优雅、诚实的人，那么就会彻头彻尾地是“坏蛋”、胡作非为、撒谎以及海辱他人的人。 有时候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抗之后，这种类型的人也属从于“应该”。这些反抗通常是针对外在的限制而采取的行为。马昆德以一种熟练的方式已经描述过这种暂时性的反抗。他向我们显示了这些反抗是如何容易被压制的，因为，限制外在的标准在内心的指令中造成了强大的联盟。而在压服之后，个体就会变得迟钝而冷漠。 最后，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在自责的“美德”与狂乱地反对任何标准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在善于观察的朋友看来，这种人看来具有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这些人对于性和金钱上的事情，有时候表现出无礼而又不负责任，其他的时候，他又表现出高度发展的道德感。因此，这位正为他们所具有的任何庄重感而绝望的朋友又重新相信，他们毕竟是好人，可是不久又对他们感到深深的怀疑。 另外的一些人则在“我应该”与“不，我不要”之间摇摆不定。例如，他们常常会想：“我应该还钱吗？不，我为什么要还钱？”“我应该节食吗？不，我不要节食。”这些人常给人摇摆不定的印象，而错以为他们对待“应该”自由的态度充满了矛盾。 不管哪种态度占有优势，它们的大量过程都会外在地表现出来；它们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游移。在这方面，它们之所以游移不定，主要是因为其外在化的特殊方面和它表现出来的方式之不同。大致说来，一个人可能会主要将自己的标准加诸他人，而且锲而不舍地要求他们完美。他越是感到自己是万物的尺度，就越会坚持——不是以一般的完美性，而是以他自己的特殊的标准来要求他人。他人若是达不到他的要求，就会引起他的蔑视和恼怒。更不可理喻的是，在任何时候，在所有条件下，如果自己也达不到要求，他也会生自己的气，而将他自己的“应该”转移到他人的身上。例如，如果他不是一个完美的情人，或遭受了欺骗，他就会愤怒地反对那些使他失败的人，并将这种反对牢记在心。 此外，他还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不论他人实际上希望什么事，也不论他只是想他人这样做，他都会将这些期望转变成对他人的需求，并要求他人实现。在心理分析过程中，他会感到，心理医生在期望他做不到的事，他将这样的一些感受归之于心理医生。他应该总有成就，应该总有梦向医生报告，应该总是在谈论他认为心理医生要他讨论的那些事情，应该总是感激医生的帮助，并且表现出他的精神变得越来越好等等。 如果他用这种方法认为他人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也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他会试图预测或猜想他人的期望。而且极想去实现那些期望。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也预测，如果他失败的话，他们一定会责备他或贬低他，或者，如果他对强制性过于敏感，他就会感到，他人在强加于他，在扰乱他的事情，在逼迫他或强制他，那么他会痛苦地记恨他人，甚至会公开地反抗他人。他可能会拒绝送给他人圣诞礼物，因为他认为他人希望得到这些礼物。他会要迟点上班或迟点赴约，因为他要使他人的期望落空。他会忘却周年纪念，忘记写信，或任何要求他的帮助。他可能会忘记拜访他的亲戚，因为他的母亲要求他去拜访，尽管他喜欢这些亲戚，并且本来想拜访他们。对于任何对他的要求，他都会有过激的反应:他不担心他人的批评，而且憎恨他人的批评。他那严格而不公平的自我批评也要固执地表达出来。他感到，在对他的判断上，他人缺乏公正，他觉得他人总在猜测他的隐秘的动机。或者，如果要他的反抗过于具有进攻性，他就会炫耀他的违抗行为，并且认为，至少他不用在乎他人是怎么看他的。 对被请求的过分反应乃是认识内在要求的最好线索。那些我们认为是过激的反应，可能最能帮助他们进行自我分析，下面举的例子就是自我分析的一个部分，也许对于显示我们在自我观察中所导致的错误结论很有用处。这个例子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忙碌的行政官员，我时不常的还能与他见面。有一次，有人打电话问他，可否到码头去与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作家见面。他对这位作家向来很赞赏，并且，在访问欧洲时的社交活动上见过这位作家。由于他的工作日程排满了各种会议和其他的工作，因此事实上难以答应这一请求，尤其是还要在码头上等上几个小时。事实上，正如稍后他认识到的那样，他当时有两种可行的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是明确的，他既可以回答说他将就此请求进行认真考虑，看看能否可行，也可以回答说他很遗憾不能去，并询问是否有另外的方式来为这位作家做点事。结果他的反应是极为恼怒地、唐突地回答说他太忙了，不愿到码头去迎接任何人。 过后不久，他就为他的反应感到后悔，随后，他费尽周折去寻找这位作家住在何处，以便必要时对这位作家进行帮助。他既后悔他的唐突，也对他的行为感到茫然。难道他以为那位作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重要吗？不，事实上，他的确感到这位作家是重要的。难道他自己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友好与乐于助人吗？如果他真是伪善的，那么，他会因为在需要友善和帮助的时候发生吗？ 此时，他正在进行良好的自我分析。能否怀疑他宽宏慷慨的真实性这一事实，对于他来说，就是朝自我分析迈进了正确的第一步——因为，在理想化的形象中，他自认为是位慷慨大度的人。然而，在紧要的关头，他并没有表现出他的慷慨大度。可是，随后的急于提供帮助的做法又说明他并不是个不慷慨大度的人。正当他思考这些问题时，他的脑海里又闪现出另外的想法。他的帮助从来都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可是这次却是别人请求他帮忙。后来，他认识到，他感到请求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如果他知道这位作家要到美国来，他一定会考虑到码头上去接他，可是一旦被人请他去接，他就不乐意了。至此，他联想到很多同类的事情，每当他被要求做某种事时，他就会感到恼怒，并且认识到，他觉得要求和建议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和强制。对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他也感到恼怒。至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是一位欺凌弱小的人，并想支配他人的人。我之所以在这里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行为反应容易被错当成支配他人的倾向，而他自己明白，这是对强迫和批评的过敏反应。他不能忍受强迫，因为，他对此感到缩手缩脚。他不能容忍批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糟糕的批评者。至此，我们可以循着他怀疑自己的友善时所采取的方法进行探究。就多数情况而言，他乐于助人，因为他应该乐于助人，而不是因为他对人的抽象的爱。他对每个具体的个人的态度完全不同，这一点超乎他的认识。所以任何要求都迫使他发生内心的冲突：我应该妥协还是宽宏大量，或者不应该允许任何人强迫他。这种暴躁是他陷入矛盾的情感的一种表现，而在当时是无法解决的。 “应该”加诸人格和生活上的作用因人们对它的反应和体验的方法不同而各异。但是有些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经常出现，尽管其程度或大或小。应该总是产生一种强迫的情绪，一个人在实际的行为中越是想实现这些应该，这种强迫感也就越大。他会感到始终用脚尖站着似的，并且感到周期性的精疲力竭。他也许会感到莫名的障碍、紧张或困扰。或者，如果应该与他所受教育的期望一致，他也许会感到这种紧张是微乎其微的。这种应该有时极为强烈，使得一个积极进取的人感到颓废。 而且，由于这些“应该”的外在影响，它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扰乱人们的人际关系。其中最一般的扰乱是对批评的敏感。由于他残忍地对待自已，所以他难以忍受来自他人的任何批评——无论这种批评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是友善的还是恶意的——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责难。当我们认识到他由于不能达到自定的标准而感到何等地憎恨自己时，我们就会更能理解这种敏感的强度了。此外，这种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使其外在化所占优势的程度不同而各异。这些困扰可能会使他对他人过于吹毛求疵或过于严厉不讲情面，或过于忧郁、过于反抗，或过于屈从于他人。 最重要的是，这些“应该”会进一步损害情感、愿望、思想和信仰的自发性——如感觉自己的情感并将这些情感表达出来的能力等等。因而充其量，这种人的行为只具有“自发的强迫性”（引用一个病人的例子来说），并“自由地”表达他“应该”感到、希望、思想或相信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情感，而只能控制我们的行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我们可以强迫他人劳动，但是我们却不能强迫他人热爱这些劳动。同样，我们通常认为，我们能够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行动，而不能强迫我们相信这些行动。从根本上说来，这是对的，而且，如果我们还要进一步证明这一点的话，精神分析能够提供论据。但是，如果“应该”为情感设置一种规则，那么，想象力就会挥舞它的魔杖，抹去“我应该感到”与“我真实感到”之间的界限，那么我们就会像我应该感到或相信那样地去有意识地感到和相信一切事情。 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当假装相信这些虚假的情感发生动摇时，病人就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迷惘的不信任期，这一时期虽然痛苦，但是对治疗却具有建设性。例如，有一个人相信她是因为“应该”喜欢每一个人而后才喜欢每一个人的，而不是发于内心地自发地喜欢一个人的，因此她可能会问：我真的喜欢我的丈夫、我的学生、我的病人吗？或者，我真的喜欢任何人吗？每当她这样反躬自省时，她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只有一切阻碍真实情感得到抒发的恐惧、怀疑与忿恨（这些还被“应该”掩盖着）显现在目前时才能得到解决，我之所以说这个时期具有建设性，是因为，它代表求真的开始。 内心的指令压制自发愿望的程度是相当惊人的。有一个病人在发现了她的“应该”的暴行时写了一封信给我，现摘引如下： 我知道我简直无法需求任何事物，甚至连需求去死都不可能！更不用说需求“生活”了。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我的困扰在于我不能做事情，不能放弃我的梦想，不能料理我自己的事务，无法接受或控制我的暴躁，不能使我自己更具有人情味，无论是纯粹的意志力、耐心还是忧伤，我都难以控制。 现在，我第一次明白——我实在是无法感觉任何事情（是的，原因出在我那著名的神经过敏！）。对于这种痛苦我最清楚不过——六年来，我的每一个毛孔一次又一次地被内在的愤怒、自怜、自卑和绝望所堵塞住了！然而，现在我明白了——一切都是消极的、反动的、强迫的；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强制，我的内心完全空无一物。 虚构“相信”的情感，对于那些将善良、爱情和神圣作为自己的理想情感的人来说，是最为明显的一种方式。他们应该是体贴人的、受欢迎的、富有同情心的、慷慨的、钟情的。因此，在他们的心目中具有所有这些特质。他们的谈吐和动作姿态就像他们真的是善良与钟情的一样。而且，由于他们相信这些特质，从而甚至于他们能够使他人也暂时地相信它们。但是，的确这些虚构的“相信”的情感是肤浅的，没有持久力。在适当的情景下，它们可能会是相当的一致，因此自然不会被人怀疑。《女人阁》一书中的吴夫人，只有当家庭的纠纷产生之时和当她遇到一位感情生活相当正直且诚实的男人之时，她才开始怀疑她的情感的真实性。 这些“定做的情感”之肤浅常常以另外的一些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可能会很快便消失了。当骄傲和虚荣受到伤害的时候，爱情易于变成冷漠或变成怨恨和轻视。当此之时，人们通常不会反躬自省：“我的情感或意见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发生变化？”他们只是感到，他人使他们对人性的信仰发生了动摇，或者他们认为自己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人。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他们也许没有容纳强烈且活跃的情感的雅量，但是出现在他意识中的常常是大量的借口，很少有真实的东西。他们长久给人以某种虚幻、难以捉摸的印象，或者——用一个专门的术语来说——给人一种骗子的印象。突然爆发的愤怒常常是惟一真实的情感。 在另一种极端行为中，无情与残忍的感觉也会被过分地夸大。在有些神经症患者那里对温柔、同情和信任的禁忌就像另外一些病人对敌视、报复的禁忌一样大。这些人认为，他们应该在生活中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他们相信，他们不需要他人。他们不享受任何事物，因此他们认为对一切都无所谓。因而，他们的情感生活虽然非常贫乏但很少扭曲。 当然，由内心命令所产生的这些情感现象并不像上面这两种极端群体那样合理。由内心命令所发布的各种命令可能都是矛盾的。如，你应该具有同情心，从而无法逃避任何责任，但是你也应该残忍，这样才能实施任何复仇的行动。结果，一个人有时被认为是非常无情的，而另外一些时候则被认为是仁慈的。另外有些人则压制住自己的情感和希望，因此，造成一种普遍的情感死亡。例如，他们希望在某些事情上加上一些禁忌，这些禁忌可盖住所有活跃的愿望，而且对他们之独立行事也会产生普遍的禁忌。从而，部分地由于这些禁止，他们形成了普遍的要求，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权使生命中的每件事情都呈献在银制的大盘上。而因这些要求遭受挫折所产生的怨恨会被“我们应该忍受生活”这种指令所中止。 我们很少意识到由这些普遍的“应该”所产生的害处，而更多地意识到的是由它们的冲突所造成的损害。然而，事实上，为寻求完善，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情感是我们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如果它们处于独裁的统治下，那么，我们的基本生活就会产生极深的不稳定性，从而不利于我们与内心和与外界之间的关系。 我们几乎难以估计内心指令的影响的强度。实现理想自我的驱力在个人内心越占优势，则“应该”越会成为转变他、驱使他、鞭策他付诸行动的惟一动力。当一个远离真实的自我的病人发现了他的“应该”中的某些阻碍作用时，他可能仍然不会完全考虑放弃它们，因为，没有这些应该——正如他所感到的那样——他就不会或者不能做任何事情。有时候，他会以如下的说法来表明这种关系，他认为，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就不会使他人做“正确”的事情，这就是他内心体验的外在表现。对于病人来说，这些“应该”于是便获得了一种主观的价值，从而，只有当他体验到他自身之内的其他自发力量的存在时，他才能用这种价值来抗拒它。 当我们认识到“应该”的这种巨大的强制力量后，我们就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病人发现他不能达到内心指令的标准时，他会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在第五章中予以讨论。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简要预测一下答案，这就是：他开始怨恨和自贱。事实上我们难以全面地理解“应该”的一切影响，除非我们认清它与自恨交织在一起的程度。正是由于潜伏在“应该”背后的惩罚性的自恨的威胁，使得“应该”成为一种真正的恐怖“政权”。
第四章 病态自负（选）
尽管神经症患者努力追求完美，相信自己能达到完美，但是他却没能得到自己最需要的：自信和自尊。尽管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像天神一样完美，但在世俗中他连普通牧羊人的自信都没有。也许他有地位、有名望，但这些却只能使他自傲而不会带给他内心的安全感。内心深处，他仍会觉得没人需要自己，感情很容易受伤，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只要他有权有势，为别人的赞扬和尊重所支持，就会觉得自己很强大，很重要。但是，一旦到了陌生的环境中，或他不幸失败，或他一人独处时，这些洋洋自得的感觉很容易就崩溃了。天国并非来自外在的表示。 让我们来考查病态发展过程中自信出了什么问题。很显然，孩子要发展自信需得到外来的帮助。他需要温暖，需要感觉到受欢迎、关心、保护，他需活动在有信心、有鼓励的氛围中，还需有建设性的纪律。有了这些因素，他才会发展“基本信心”，这里我们引用玛丽·I·拉西精心选择的术语，它包括对别人及对自己都有信心。 但是，有害的影响合并在一起会妨碍孩子的健康发展。这些因索及其大致的影响我们已在第一章讨论过。在此，我想加几条原因，使他极难得出恰当自我评价的原因。盲目的崇拜会使他自我膨胀。他会觉得人们需要他、喜欢他、欣赏他，不是因为他是他自己，而是因为他满足了父母对崇拜、名望或权力的需要。这种僵化的完美主义标准的体制会使他因无法满足这些要求而产生自卑感。他在学校调皮捣蛋或成绩不好会受到严惩，但他表现好或成绩好却不受重视。他想要独立自主的行为会受到嘲弄。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大概缺乏真正的温暖和兴趣，使他觉得没人爱自已、自己没价值——或者除非他成为不是自己的人，否则无论如何他都是一文不值。 而且，由早期不利因素引发的病态发展削弱他作为人的核心。他会疏远自己、分裂自己。他把自我理想化，试图弥补他在心中提高自己以超脱自己和别人的严酷现实所造成的损失。就像魔鬼契约的故事一样，在想象中，有时在现实中，他得到所有的荣耀。但他得到的并非自信，而是价值最可疑的灿烂夺目的礼物：病态自负。自信和病态自负看起来、感觉起来很相像，因此大部分人心中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很容易理解。比如，韦氏词典的旧版本中这样定义道，自负就是在真正的或想象的优点基础上产生的自尊，真实的和想象的优点之间有所区别。但它们都被称为“自尊”，好像它们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似的。 这种混淆也因为大部分病人认为自信很神秘，不知从哪儿生成，但他们最渴望自己有自信。他们希望分析者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把自信灌输给自己，也就符合逻辑了。这使我想起一部动画片，片中一只兔子和一只老鼠都被注射了勇气，而后他们长到通常大小的5倍，大胆而充满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病人不知道的——以及因焦虑不安而意识不到的——是个人所具有的天赋和自信感之间有填密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就像一个人的财政地位取决于他的财产、积蓄及赚钱能力一样明确。如果这几种因素得到满足，一个人就会得到经济上的安全感。或者，另举一个例子，渔夫的信心取决于以下的具体因素，如船只状况良好，渔网经过修补，了解天气及水域状况，自身体力良好等。 个人天赋如何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因我们生活的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西方文明中，个人天赋包括以下品质或特征，如，有自主的信念并依此行事，有开发自身资源而产生的自立，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天赋、义务和局限性有现实的评价，有力量，感情率直，有能力建立并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因素正常发挥作用，主观上就会表现出自信的感觉。如果这些因素受损，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自信就会动摇。 同样，健康自负也以坚实的特征为基础。它也许是对特殊成就的正当景仰，比如以一件需要道德勇气完成的事或者以一件干得漂亮的工作而自豪。或者，它是对自身价值比较全面的感受，一种暗暗的尊严感。 考虑到病态自负对伤害极端敏感，我们认为它是健康自负的负面发展。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正如我们以前常常发现的真理，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区别，相比之下，病态自负不坚实，完全以不同的因素为基础，这些因素全部属于或支持自我荣耀的说法。这些因素可能是外在的资质——名望价值——或者可能包括个人所独有的特征和才能。 病态自负多种多样，其中，名望价值中的病态自负看起来最正常。在我们的文明中，因为拥有迷人的女孩，出身于体面的家庭，土生土长，是南方人或新英格人，属于有名望的政治团体，或职业团体，渴见重要人物，享有声望。拥有好车或好的头衔等而骄傲是很正常的反应。 名望价值中的自负是神经症中最不典型的。这些事情对于许多精神困扰较严重的人来说和对于相对正常的人一样意义重大，但对其他病人，这些事情如果真有意义，那意义也要小得多。然而有些人却把病态自负大量投入到这些名望价值之上，这些价值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因此他们的生活就围着这些价值转，他们的精力都消耗在受这些价值的奴役上。对于这些人而言，参加有名望的团体或著名的机构绝对必要。当然，用真正感兴趣或人往高处走是合理要求来解释他们的狂热行为也能说得通。任何事，只要能增加其声望，就会激起他的狂喜；只要团体不能增加其个人的声望或他所在团体的声望有所下降，就会使他产生自负受伤的反应。这一点我们下面将加以讨论。例如，某人家中有人不“成器”或智力有缺陷，会沉重打击这个人的自负，这种打击大部分为对亲友表面上的关心所掩盖。再如，有许多妇女宁愿不去饭店或剧院，也不能没有男性护卫而独自出门。 所有这些和人类学家说的某些所谓原始人的行为类似，这些原始人基本上是而且也自认为是团体的一分子。他们的自负不是投入到个人事情中，而是投入到机构和团体活动中。虽然原始人和神经症患者看起来相似，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于神经症患者内心深处与团体毫不相干。他不认为自己是团体的一分子，没有归属感，只是利用团体来求得自身的名望。 尽管一个人会因想念声望、追求声望而殚精竭虑，尽管在他心目中，他随声望而浮沉，但常常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精神问题。因为这种现象很普遍或因为它看来像一种文化模式，或因为分析者本人也没能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这是一种病，能毁掉一个人，因为这种病使人变成投机分子，因而破坏了人的完整性。这种病绝非正常，相反，它揭示出严重的障碍。事实上，这种病只发生在那些严重远离自我而把自负投注于自身之外的人身上。 此外，病态自负取决于个人在想象中归功给自己的特质，也取决于所有属于他理想化形象的特性。在此，病态自负的特性尽露无遗。神经症患者不因为他实际上是那个人而骄傲。我们了解到他对自己有错误看法后，就不会因为他的自负掩盖了他的困难与局限性而感到惊奇了。但事情不限于此。多数情况下他甚至不以自己现有的天赋为傲。他也许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自身的天赋，他也许否认其实际存在。即使他认识到自身的天赋，但在他心中这些天赋也不占什么分量。比如，如果分析者让他注意自己卓越的工作能力或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或指出——虽然困难重重——他确实写出一本好书，病人会真的或做作地耸耸肩，明显漠不关心地将赞扬忽略不计。他尤其不欣赏所有“仅仅是”努力而非成就的作法。比如，他宁愿放弃能找出自己病根的诚实努力，虽然他曾认真地努力过，一次一次试图接受分析或自我分析。 培尔·金特也许是文学中较著名的实例。他并不过分强调自己现有的天赋：高超的智慧、冒险精神及活力。但他却以一件自己没有的事——“做真正的自己”而骄傲。事实上，在他心目中，他不是自己而是理想化的自我，有着无限“自由”和无限权力（他用自己的格言“做自己才真实”——正如易卡生所指出的，这格言实际上是“做自己才充实”的美化说法——把无限的自我为中心上升到生活哲理的高度。）。 我们的病人中有许多培尔·金特。他们渴望保留自己是圣人、天才，有绝对的镇定等幻想；他们如果把对自己的评价降低一英寸，就会以为失去了“个性”。想象无论应用在何处，本身已具有最高价值，因为想象能令它的载体（善想象的人）轻视那些关心真实状况的无聊又缺乏想象力的人们。病人当然不会论及“真实”，而只会含糊地说起“现实”。比如，有个病人要求相当高，竟希望整个世界为他效命。最初，他对自己的要求立场明确，称之为荒谬甚至卑鄙。但第二天他又找回了自负，现在，这要求又成了“宏伟的精神创造”。不合理要求的真正含义已沉没，想象中的自负获得胜利。 更常见的是，自负并非专门附属于想象，而是附属于所有的精神过程：智力、理性及意志力。神经症患者认为自己具有无限力量，毕竟，这只是思维的力量而已。他为此着迷并以此为傲也就不足为奇。理想化的形象是他想象的结果，但并非一夜之间创造出来的。智力和想象，绝大部分是无意识地，不停地努力，通过合理化、正当说明、外化维持个人虚构的世界，简而言之，通过找到方法使事物看起来与原来不同来调和不能调和的矛盾。一个人越远离自己，他的思维就越会变成无上的现实（“一个人离开我的思想就不存在，我离开我的思想也不存在。”)。像沙洛特夫人一样，除非透过镜子，否则他不能直接看到现实。更确切地说，他在镜中看到的只是他关于世界及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智力上的自负或者无上思维的自负并非只局限于那些从事智力工作的人，而常会发生在所有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原因。 自负也投注在神经症患者自觉有权得到的才能和特权之上。因此，他也许会为虚幻的坚强而骄傲，在身体方面，坚强意味着从不生病或从不受伤，在精神方面，坚强意味着感情从不受伤。另一个人也许会以运气好或是“神的宠儿”为傲。在疟疾横行地区未染上病，赌博赢了或远足时有好天气都是值得自负的事。 在所有神经症病例中，坚信自己的要求能实现也是件值得自负的事。那些觉得有权不劳而获的人如果能怂恿别人借钱给自己、给自己跑腿、给自己治病而不收费，会觉得很骄傲。其他人认为自己有权支配别人的生活，如果被保护人不立即听从他们的忠告，或者没征求他们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行事，那么他们会认为自负受到了打击。还有些人认为只要他们表明自己处境困难，就有权不受责难。然后，如果他们能引起别人同情和得到别人的宽恕，会觉得骄傲。如果别人仍对他们吹毛求疵，他们会有被冒犯的感觉。 神经症患者以服从内心的命令而自负，表面上这种自负比较坚实，实际上，它和其他种类的自负一样摇摇欲坠。因为病态自负必定与装腔作势交织在一起。有一位母亲自以为是一位完美的母亲，并以此自傲，其实她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完美。一位以自己独有的诚实而自傲的人也许不会明显地撒谎，但他常会无意识或半意识地不诚实。那些以无私为傲的人也许不会公然提出什么要求，但他们会用自己的无助和苦难欺骗别人，此外，他们忌讳正常的坚持己见会被误认为谦逊的美德。而且，他们自认为应该做的仅是主观上有好处，只为病态目的服务，而客观上不具有什么价值。比如，一个神经症患者会因不求人帮助也不接受别人帮助而骄傲，即使这样做比较明智——这个问题在社会工作中比较突出。有些人会为能大幅度杀价而骄傲，但另一些人却为从不杀价而骄傲——这取决于他们必须总是赢家，还是从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拼命。 最后，也许只是自负所具有的强制标准是高尚而严肃的。能辨“善”与“恶”令他们自觉如同上帝一样，就像蛇向亚当和夏娃保证的一样。神经症患者的标准极高，让他觉得自己是道德奇迹，值得自豪，而不去考虑自己的真实情况与所作所为。在分析中他也许承认自己对名望极其渴望，对真理认识力很差，报复心很强；但这些丝毫不能让他更加谦恭，也不能把他自认为是优秀道德人物的感觉稍减一点。对他而言，这些实际存在的缺点并不算数。他的自负不在于已具有道德，而在于知道自己应该具有。尽管他能暂时了解自责是无益的，或者有时会为自责的错误而诧异，但他对自我的要求却不会宽容。如果他受苦，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痛苦难道不是他的道德认识优秀的又一证明吗？因此，为维护自负而付出代价看起来很值得。 我们从这些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发展到个别神经症患者的特性时，乍一看，情况很混乱。简直没有一件事不能带来自负。对一个人来说是闪光的优点，而对另一人来说却成为可耻的缺点。一个人以粗暴对人为傲，另一个却以粗暴无礼为耻，而以体贴在意别人为傲。一个人以能够虚张声势地生活而骄傲，另一个却连表现出一丝吹牛的迹象都感到可耻。有人以信任别人为傲，同样也有人以不信任别人为傲——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只有我们离开人的个性这一大环境来看待自负的特殊种类时，自负的多样性才会令人迷惑。只要我们从个人性格的总体结构角度看待每一种自负的表现，就会出现一种井然有序的原则。他需要以自已为傲，这种需要很强烈，以致他不能容忍自己有被盲目的需要所控制的想法，于是，他运用想象把盲目的需要变为美德，转变为他能引以为荣的优点。不过他只转变那些难以抑制的、对实现理想化的自我这一活动有用的需要。相反，他会压制、否认、蔑视那些阻碍这一活动的需要。 他这种无意识把价值颠倒的能力真是让人吃惊。最能表现这种能力的手段是动画片。片中可生动地表现出为不称心的特征而苦恼的人们如何拿着刷子给这些特征刷上漂亮的颜色，然后，骄傲地把这幅美化自己的画展示给别人。这样一来，前后矛盾反倒变成无限的自由，盲目反叛现存的道德规范反倒变成超越了一般偏见，忌讳自己做事变成圣人般的无私，需要镇静变成纯粹的温柔，依赖变成爱，剥削利用别人变成精明。坚持以自我为中心的要求的能力似乎变成力量，报复心强变成有正义感，挫败别人的技巧成为最聪明的武器，反对工作成为“成功地抵制致命的工作恶习”，等等。 这些无意识的过程常会让我回想起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中的巨人们，对他们而言，“黑看来是白，丑是美，大看来是小，肮脏是干净”。最有趣的是，易卜生用和我们相似的方法来说明这种价值观的颠倒。易卜生说，只要你像培尔·金特一样生活在自足的梦幻世界里，就不能做真实的自己。梦幻和真实之间没有桥梁，原则上，二者相差甚远，不容有任何妥协。如果你对自己不真实，生活在想象的伟大的自我为中心中，那么你就会挥霍掉自己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尺度会像巨人们的一样颠倒。这也正是这一章我们所讨论的要旨。一旦我们开始寻求荣耀就不再关心真实的自我。病态自负，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错误的自负。 一旦分析者懂得只有那些带有自负的倾向才是用来实现理想化的自我这一原理，就要注意从自负牢牢附着的地方找出隐藏的自负来。在一个特点的主观价值和藏身于其中的病态自负之间似乎有着一定联系。分析者只要知道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就可以稳妥地推断出另一个也在于此。有时是这种因素，有时是另一种会首先受到注意。因此，在分析工作之初，病人常会以讥诮或挫败他人的力量表达出自己的自负。虽然分析者这时不明白已知因素对病人有什么意义，但他有理由肯定这一因素在这个病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治疗，分析者有必要逐渐明了作用于每一个病人的特殊自负。只要病人无意识地或有意识地为某种动力、态度或反应感到骄傲，那么自然他不可能将之看做应该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个病人能意识到自己有以机智胜过他人的需要。分析者认为这个问题倾向应被解决，从而最终被克服，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分析者考虑的是病人真我的利益。分析者认识到这种倾向具有强制性，能干扰人际关系，又浪费精力，这些精力本可以用在更具建设性的目的上。另一方面，病人意识不到这些，也许会认为正是这种以机智胜过他人的能力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他悄悄地为此感到骄傲。因此，病人的兴趣不在分析以机智胜过别人的倾向上，而在妨碍他把以智胜人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因素上。只要病人和分析者之间这种评价上的差异未被发现，他们就会沿着不同的水准运动，互相矛盾地进行分析。 病态自负所依赖的基础就像纸牌屋子一样不坚实，也像纸牌屋子一样，最轻微的风都可吹倒它。从主观经历来讲，病态自负使人脆弱，当病人为自负所困扰时，尤其如此。无论从里从外病态自负都极易受伤。自负受伤后两种典型的反应是羞耻与屈辱。如果我们所为、所想、所感的事违背了我们的自负，我们就会觉得羞耻。如果他人做了伤害我们自负的事，或者没能达到我们的自负对他们的要求，我们会觉得屈辱。对于看来不得其所或不成比例的羞耻或屈辱作出反应，我们必须回答下面两个问题：这一特殊情况下什么引起了这种反应？哪种特别的隐藏的自负受到了伤害？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任何一个都不能很快得到答案。比如，分析者也许知道，虽然一个人总体上对手淫这个问题持理性、明智的态度，不反对别人手淫，但他自己手淫却会使他过度羞耻。至少，引发羞耻的因素看来是清楚的。但果真如此吗？对不同的人而言，手淫的意义也不同，分析者不可能马上就知道可能与手淫有关的因素中哪种因素引发了羞耻。因为手淫与爱情不相连，所以对某个病人而言它意味着一种降格的性行为？是否从其中得到的满足比从性交中得到的满足还大，便破坏了满足只适应于爱情的形象？它是伴随幻想而产生的问题？它是否意味着承认自己有需要？对于禁欲主义的人而言，它是否过于自我放纵？它意味着失去自控能力？分析者只有了解到这些和病人相关的因素，才能提出第二个问题，即哪一种自负受到手淫的伤害？ 我还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有必要准确查明引起羞耻及屈辱的因素。许多未婚女性因为有恋人而深感羞耻，尽管在她们有意识的思维中自己相当不因循守旧。遇到这种病例，重要的是要先确定她的自负是否受到了某个恋人的伤害。如果是，那么羞耻是否和他不够迷人或他用情不够专一有关？或是和允许他待她不好有关？和她依赖他有关？或者，羞耻就和有恋人这件事有关，无论他的地位和个性如何？果真如此，结婚对她纯粹是有关声望的事情？有恋人但不结婚证明自己可卑、不迷人？或者她应该超越性欲，就像贞洁的处女一样？ 通常同一事件可以引出羞耻或屈辱两者中的任一反应，总有一种反应占上风。一个男人被一个女孩拒绝，他也许会感到屈辱而反应道：“她以为她是谁？”也许他因为自己的魅力或男性气概似乎并非绝对让她动心而觉得羞耻。讨论中他的讲话毫无效果，他可能感到屈辱，因为“那些大笨蛋根本不了解我”，或者，他为自已的尴尬而感到羞耻。有人利用他，或者他觉得被利用他的人所屈辱，或者因为没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感到羞耻。他的孩子不聪明或不招人喜欢，他可能为此感到屈辱，拿孩子们出气；也可能为在某些方面没能教导好他们而感到羞耻。 这些观察指出我们有必要再次调整思路。我们一般过多强调实际情况，认为是实际情况决定了我们的反应。比如，一个人说谎时被发现，他的反应是羞耻，我们一般以为这反应很“自然”。但是另一个人却一点不觉得羞耻，相反，他会觉得屈辱，因为有人发现他说谎而提出抗议。因此我们的反应不仅仅由实际情况决定，而更常见的是由我们自身的病态需要所决定。 更确切地说，羞耻或屈辱的反应产生的原理与价值观转变的原理相同。对于武断又富进攻性的类型而言，羞耻的反应很难在他们身上出现。即使是分析的探照灯作最细微的调查，刚开始也不会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种人要么过分生活在想象中，以至于在他们心目中自己毫无瑕疵，要么他们用好战、公正的保护层把自己掩蔽得太深，以至于自认为所做的一切，本来就是对的。任何对他们自负的伤害只能来自外界。对他们的动机提出任何质疑，暴露他们的任何不足之处，都会被他们看做侮辱。他们会怀疑任何如此对待他们的人心存恶意。 对于不喜欢出风头的类型而言，屈辱的反应被羞耻的感觉深深遮蔽。表面上看，一种对是否能做到自己应做的事的忧虑关心压抑着、控制着他们。但是因为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原因，他们只愿关注自己没能达到最终的完美，从而很容易感到羞耻。因此，分析者能根据是这种反应还是另一种反应占上风，而就基本结构中的相关倾向暂时得出结论。 至此，自负及自负受伤后引起的反应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简单而又直接。由于这些联系比较典型，因此，对于分析者或分析自我的人而言，从这两者中的一个推论出另一个看起来很容易。他认出病态自负的某一特殊商标后，就能注意到哪一种原因容易引起羞耻或屈辱。反之亦然，出现这些反应也会刺激他去发现基本自负，去考察其特性。一些因素会遮住这些反应，使事情复杂化。个人的自负极其脆弱，但他有意识地不表达出任何受伤的感觉。正如我们前面提过的，自认为公正能阻止羞耻的感觉出现。而且，为自己坚强而自负也会阻止他承认自己受了伤害。自命不凡的人对于芸芸众生的缺点可以表现出愤怒，但他就是不会受到老板或出租车司机的伤害；他应该强大得足以忽视这种伤害，坚强得足以轻易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侮辱”双重地伤害了他，感到被别人所屈辱，及为自己受到伤害而感到羞耻。这种人几乎总是陷于进退两难，他脆弱得已到了荒谬的程度，但他的自负根本不容许他脆弱。这种内在的矛盾状况使他脾气极其暴躁。 因为自负受伤后的直接反应能自动转化为羞耻或屈辱以外的其他感觉，这个问题会被弄得更加模糊不清。如果丈夫或恋人对另一个女人感兴趣，忘记了我们的需求，或者一心迷上工作或业余爱好，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自负。但是我们意识中只会感到单恋的悲伤。轻视只会被当作失望。在我们的意识中，羞耻感也许会表现为模糊的不安、尴尬，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为内疚感。最后这种转化特别重要，因为这种转化让我们能很快理解某些内疚感。比如，一个无意识中充满虚伪的人，会因为一个相对无害且无伤大雅的谎言而感到内疚不安，这时，我们可以肯定他更在意的是外表的诚实而非内心的诚实。他的自负受到伤害，是因为他没能维持那种虚伪又绝对的无上的减实。或者，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不体贴别人而内疚，这时，我们必须先问清楚他的内疚感是否不是因为玷污了善良的光环而引起的羞耻，而是因为他没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样体贴别人而真诚地懊悔。 此外，这些反应无论是直接的还是已经转化的，也许都不会为意识所感觉到，我们也许只能意识到我们对这些反应的反应。在这类“次要”反应中最突出的有愤怒和恐惧。众所周知，任何对我们自负的伤害都会激起报复的敌意。这种敌意有各种表现，从不喜欢到憎恨，从易怒到生气，甚至到盲目凶狠的愤怒。对观察者而言，愤怒和自负之间的联系有时侯很容易确定。比如，一个人对老板感到愤怒，因为他觉得老板傲慢地对待自已，或者对出租车司机感到愤怒，因为司机欺骗了他，这些事充其量是只会引起烦恼的小事。这个人自己只意识到一种对他人的恶劣行径产生的义愤。观察者，如分析者，却可发现他的自负受到这些事件的伤害，他感到屈辱，从而作出愤怒的反应。病人也许会承认这种解释最有可能说明他的反应为什么会过度，或者，他也许坚持认为自己的反应并不过度，自己的愤怒是对他人的邪恶或愚蠢的正当反应。 当然，失去理性的敌意并非全都因为自负受伤而产生，但它所起的作用却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分析者应该一直注意这种可能性，尤其是要关注病人对他、对解释以及对整个分析情况的反应。如果敌意中有毁损、轻蔑或屈辱的意图，那么敌意和自负受到伤害之间的联系就较容易分辨。这里起作用的是直截了当的报复法则。病人如不知道这一法则，就会觉得受到屈辱从而以牙还牙。这样一来，谈论病人的敌意纯粹是浪费时间。分析者必须就什么作为屈辱存在于病人心中提问，从而直截了当、一语中的。有时在分析刚开始，分析者还没有触及病人痛处之前，病人会有屈辱分析者的冲动或想法，虽然不会有效果，但确实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很可能在无意识中觉得被分析就是被屈辱，分析者应该把敌意和自负受到伤害之间的联系向病人解释清楚。 很自然，分析中发生的事在分析之外也会发生。如果我们更常想到无礼的行为可能是来自于自负受到伤害，那么我们就不再被许多痛苦甚至伤心的麻烦事所困扰。因此，当我们大方地帮助过朋友或亲戚后，如果这位朋友或亲戚行事仍很讨厌，这时，我们不应为他的忘恩负义而伤心，而应考虑到他因为接受了我们的帮助，他的自负已受到伤害。根据情况，我们要么和他谈论这事，要么尽力以能保住他脸面的方法去帮助他。同样，当一个人对人们持蔑视态度时，仅仅对他的傲慢不满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把他看做因为自负而相当脆弱以致浑身伤痕累累地生活的人。 相对而言不很显著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冒犯了自己的自负，这种敌意、仇恨或蔑视同样也会针对我们自己。强烈的自责并不是对自我感到愤怒所采取的惟一形式。报复性的自恨有很多种含义，影响也很广泛，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自负受伤后的反应中讨论，会失去条理。因此，我们将把它放到下一章讨论。 恐惧、焦虑及恐慌都是对于预期会出现的屈辱或已经出现的屈辱的反应。预期的恐惧可能与考试、公演、社交聚会或约会有关，在这些例子中，预期的恐惧常被称为“怯场”。如果我们用这个比喻来指代任何公开或私下表演前所出现的不合理恐惧。这还是个相当不错的描述性术语。该词所包括的场合有：我们想给别人——比如，新亲戚，著名人士，或饭店领班——留下好印象时，或者，我们开始一些新活动时，诸如开始新工作、开始作画或上公众演讲课等。为这些恐惧而苦恼的人常常将它们称为对失败、丢脸、嘲弄的恐惧。这似乎正是他们所害怕的事。然而，这种说法会使人误解，因为这样说暗示出这是对实际失败的合理恐惧。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构成某个人失败的事情都是主观的。这也许包含所有没能达到荣耀或完美的一切，预期有可能达不到荣耀或完美，确切地说，在本质上是轻度的怯场。一个人害怕自己无法表现得像自己应该做到的那样完美，因此他为自负有可能受伤而感到恐惧。怯场还有更为有害的形式，以后我们自会了解。这时，无意识的力量会作用于一个人，使他的表演能力无法正常发挥，这时怯场是一种恐惧，因为他有自毁倾向，害怕自己会滑稽地忸怩不安，忘记台词，“紧张地说不出话”来，因此使自己蒙羞，而失去荣耀与胜利。 另一类顶期的恐惧与一个人的表演能力并不相干，而是与他希望做的又有可能伤害到他某种自负的事有关——比如要求升职或请人帮忙，提出申请，与女人亲近等，因为这些事情都含有被拒绝的可能性。如果是性行为对他来说意味着受到屈辱，那么在性行为之前也可能出现这种预期的恐惧。 “侮辱”也可能引起恐惧反应。许多人的反应是战栗、颤抖、出汗，或其他因为别人对自己缺乏敬意，或因为别人行为无礼而产生的恐惧表现。这些反应是愤怒和恐惧的混合物，这种恐惧一部分是对自身暴力的恐惧。同样的恐惧反应会出现于羞耻感之后，尽管羞耻本身不会被感觉到。如果一个人忸怩不安、胆怯或者不礼貌，他会突然感到被一种无常甚至恐慌的感觉击垮。比如，有一个病例是一个妇女沿着山路往上开车，路的尽头有一条小径通往山顶。小径相当陡峭，不过要不是泥泞湿滑还是不难走的。而且，她穿的衣服不太合适：新套装、高跟鞋，又没拿手杖。尽管如此，她仍试着走了走，滑倒几次后，她放弃了。休息时，她望见下面有只大狗正对着行人狂叫，她开始害怕这只狗。这种恐惧令她很吃惊，因为她平常并不怕狗，而且她也意识到狗旁边有人，显然是狗的主人，她根本没理由害怕的。于是，她开始思考这件事，她想起少年时代曾经发生过一件让她感到非常羞耻的事。这时她认识到由于目前自己“不能”到达山顶，所以和少年时代一样感到羞耻。她心里想，“不过，勉强做这事是不明智的”。她接着又想，“可是，我应该能做成这事”。这样，她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她认识到这是一种正如她所说的“愚蠢的自负”受到了伤害，使她面对可能受到的攻击而茫然无助。正如我们后面将要了解到的，她无助地被自己所攻击，并将这种危险外化了。这个自我分析虽然不完善，但很见效：她的恐惧消失了。 我们对愤怒的反应比对恐惧的反应有更直接的了解。但在上面最后的分析中，它们交织在一起，没有其中的一种反应我们就无法了解另一种反应。两种反应都是因为自负受伤所造成的令人恐惧的危险而出现。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自负取代了自信，以前已讨论过，不过，这答案并不全面。正如我们后面将会看到的，神经症患者生活在自负和自卑的相互交替中，因此，自负受伤使他贸然陷入自卑的深渊。这是最重要的联系，应牢记在心，以便理解焦虑的 一次次发作。 尽管在我们心中愤怒的反应和恐惧的反应可能和自负没什么关系，但这两种反应却可充当指往自负方向的路标。如果这些次要的反应本身不出现，因为它们可能由于不管什么原因而受到压制，那么整个问题就更混乱了。这种情况下，这些反应也许会导致或引发某些症状，如精神失常、抑郁、酬酒、身心失凋等。或者坚持生气和恐惧的感情需要会成为导致激情平息的因索之一。不仅生气和恐惧，而且所有感情都有可能不如平常那么丰富、那么强烈。 病态自负的有害性在于它兼有两种特性：既对个人极其重要，同时又使他极端脆弱。这种情况产生紧张情绪，因为紧张情绪出现频率高，强度大，让人很难承受，所以需要治疗：当自负受伤时，自动设法去恢复它，当自负有可能受伤时，自动设法避免伤害。 保全面子的需要很迫切，有不只一种方法可以满足这种需要。事实上，方法太多，粗劣的也有，精巧的也有，因此，我必须将我的陈述限于最常见也最重要的方法上。最有效，看起来几乎无所不在的方法是和因为屈辱而去报复的冲动密切相关的。我们把这种方法作为对自负受伤所引起的痛苦和危险的敌意反应而讨论过。报复也许是获得自我辩白的手段。报复包含了一种信念，即只有报复冒犯自己的人，才能恢复自己的自负。这种信念因一种感觉而产生：我们觉得冒犯自己的人用伤害我们自负的力量凌驾于我们之上，打败了我们。我们只有采取报复，伤害他比他伤害我们还要多些，局面才会扭转。我们将获胜，将会打败他。病态报复的目的不是和对方“打成平手”，而是还击得更猛烈以获得胜利。不获胜利就不能恢复满是自负的想象中的伟大。正是这种恢复自负的能力使得病态报复极其顽固，也说明为什么病态报复具有强迫性。 由于报复将在后面详细讨论，现在我只是大概列出几个基本因素。因为报复力对恢复自负很有用，所以报复力本身也带有自负的性质。在某些类型的神经症患者心中，报复力就是力量，而且常常是他们所知道的惟一力量。相反，无力还击通常意味着软弱，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因素阻止了他采取报复手段。因此，如果这种人感到被屈辱，但形势或他心中某些东西不允许他采取报复时，他就会受到双重伤害：本来的“侮辱”，及因无法获得报复性胜利而感到的“吃败仗”。 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需要报复性胜利肯定会在寻求荣耀的过程中出现。如果这种需要成为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动力，就会形成最难解决的恶性循环。以各种可能的方法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决心非常坚定，加强了对荣耀的需要，从而加剧了病态自负。膨胀后的自负又增加了报复心，因此，更加强了对胜利的需要。 恢复自负的方法中，第二重要的方法是对以某种方式伤害过自己自负的所有人或物失去兴趣。许多人不再对体育、政治、脑力工作等感兴趣，因为他们有胜过别人或做一件完美工作的迫切需要，却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对他们来说，形势变得难以承受，于是他们就放弃了。他们并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他们只是失去兴趣，转而从事一种实际上低于他们自身潜力的活动。一个人本可以是名好教师，但他被派去做他不能立刻精通或他觉得降格的工作，他对教书的兴趣就会大减。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也和学习过程有关。一个有天分的人会热情地开始学习戏剧或绘画。他的老师或朋友发现他很有前途，就会鼓励他。但尽管他有天分，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巴里莫尔或雷诺阿。他发现自己不是班上惟一有天分的学生，自然他会为最初的努力而尴尬。这些都伤害了他的自负，他会突然“认识到”绘画或戏剧不是自已的专长，他从未“真正”对这种追求感兴趣。于是他失去兴趣，逃课，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转而开始学习别的，但不过是在重复这种循环。常常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或因为他有隋性，他会坚持从事某项活动，但他从事这一活动时很不起劲，因此不会获得如果他专心从事这一活动而获得的成功。 在同人们相处时也会出现同样的过程。当然我们会有很好的理由不再去喜欢一个人，我们可能最初过高估计了他，或者，我们和他的发展方向有了分歧。但无论如何，为什么我们的喜欢会变为漠不关心，而不是简单归咎于没时间或者认为当初就是个错误，这些原因是值得研究的。也许在和他交往中确实发生过什么事，伤害了我们的自负。也许是相比较之下，那个家伙占了优势，也许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尊敬我们。我们认识到我们辜负了他，因此，对着他我们觉得羞耻。所有这些在婚姻或恋爱关系中都可能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于是我们习惯于把这当作“我不再爱他了”。 所有这些退缩都浪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常常使我们很悲苦，但其最具破坏性的方面是因为我们不再以真我为傲，从而对真我失去兴趣——这个话题我们将留到后面讨论。 恢复自负的方法还有很多种，虽然这些方法很出名，但在这种环境下却很少为人所理解。比如，我们也许说过一些话，后来觉得这些话很蠢——离题、不体谅别人、过分傲慢或过分抱歉——这样我们会忘记这些话，否认自己说过这些话，或者争辩说说这些话当时另有别的意思。与这种否认类似的还有对事件的歪曲——把自己的责任减至最小，忽略一些因素，强调其他因素，从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解释这些因素——这样，最后自己的过错得到掩饰，自己的自负毫发无损。令人尴尬的事件会未作变动留在我们心中，但被我们用借口或托辞抹掉了。某人承认自己讨厌地大吵大闹过，但这是因为他已经三夜没睡或者因为别人激怒了他的缘故。他伤害了他人的感情，很鲁莽或者不体谅他人，但他的本意是好的。他令需要他的朋友失望了，但这是因为他没时间。所有这些借口都部分或全部都是真的，但在此人心目中，它们并非是作为自身失误的借口而是要从记忆中消除这一切。同样，许多人觉得只要说声抱歉就可以使一切恢复正常。 所有这些方法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拒绝为自我承担责任。无论是忘记我们不引以为傲的事，还是美化它，或是指责别人，我们都不承认自己的缺点从而希望保全自己的面子。拒绝为自我负责也可隐藏在虚假的客观性后面。一个病人会对自我观察得相当敏锐，能相当准确地说出对自身不满意之处。表面上，他似乎观察敏锐，而且对自己很坦诚。但“他”也许只是个聪明的观察者，正在观察一个被抑制、很害怕或者傲慢无礼过分要求的家伙。因为他不对他所观察到的家伙负责，就减轻了他自负受的伤——因为他的自负闪光灯聚焦于他那敏锐而客观的观察力上，所以更减轻了他的自负所受的伤害。 其他人并不喜欢公正或真实地对待自己。尽管这种态度引起普遍的逃避行为，但当这种病人确实意识到自己有某种病态倾向时，他也许会清楚地区分开“他”和他的“神经症”或他的“无意识”。他的“神经症”很神秘，无论如何与“他”毫不相干。这听起来很令人吃惊。但事实上，这对他而言，已不仅是保全面子，而是保全性命，甚至保全神经正常的方法。他的自负很脆弱，带有如此极端的成分，因此，他如果承认自己受到干扰，定会四分五裂。 在此要提到保全面子的最后一种手段是利用幽默。很自然，当病人能直率地认识自己的困难，用些许幽默去接受困难时，这是一种内在解放的标志。有些病人在分析开始时不停地拿自己开玩笑，或戏剧性地夸大自己的困难。以至于显得很滑稽，可与此同时，他们对任何批评都敏感到了荒唐的地步。在这些例子中，幽默被用来转移羞耻的痛苦，否则这种羞耻会让病人无法承受的。 自负受伤时所采用的恢复自负的手法就讲这么多。自负既脆弱又珍贵以至于在将来也必须受到保护。神经症患者会建立一个精巧的“回避系统”，希望能避免将来受到伤害这个过程也是自动进行的。他并没意识到因为某一活动会伤害自己的自负，所以要避开它。他就是在回避，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在回避。这个过程附属于各种活动及和人的交往上，会妨碍病人进行现实的奋斗及努力。如果这一过程得到普及，实际上能影响人的正常生活。他不会从事与自身能力相称的任何严肃事业，唯恐不能取得显赫的成功。他很想写作或绘画，但不敢着手去做。他不敢亲近女孩唯恐遭到拒绝。他甚至不敢出门旅行唯恐在旅店经理或门童面前笨手笨脚。或者他只去人们都认识自己的地方，因为他觉得在陌生人面前自己并不足取。他在社交活动中退缩不前唯恐自己会害臊。于是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他要么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事，要么固守住一份平庸的工作，严格限制自己的花销。他以不只一种方式过着与自己收入不相称的生活。长此以往，他不得不离别人越来越远，因为他不能面对自己已落后于同龄人的事实，从而只能避免和别人比较或避免让别人问起自己的工作。为了忍受生活，他必须更坚定地守住自己的阵地——秘密的幻想世界。但所有这些措施对他的自负而言，与其说是治疗手段，不如说是掩饰手段，因此他开始培养神经症，因为带有大写字母N的神经症已成为他缺乏成就的宝贵借口。 这些是极端的发展，无须赘言，自负虽然是在其中起作用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更常见的是，回避常被局限在某些方面。一个人在那些他受到压抑最少又能帮他得到荣耀的工作中会相当活跃、相当引人注目。比如，他也许在自己的领域中勤奋工作并取得成功，但却避开社交生活。反之，他会觉得在社交活动中，或扮演唐瑛式角色时，很安全，但却不敢冒险去从事任何严肃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会对他的潜力加以检测。他也许觉得做个组织者很安全，却避免和任何人有私人交往，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人际关系中很脆弱。唯恐和别人产生感情上的纠葛的恐惧（病态分离）有很多种，其中唯恐自负受伤的恐惧起的作用较明显。一个人有许多原因而特别害怕不能成功地和异性相处。如果是个男人，他会无意识地预期到如果和女人亲近或和她们发生性关系，他的自负就会受到伤害。因此，女人对他（对他的自负）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这种恐惧可能强大得足以挫伤甚至粉碎女人对他的吸引力，从而使他避免和异性接触。这样产生的自我抑制虽然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转为同性恋，但确实是构成他偏爱同性的原因之一。以各种形式出现的自负是爱情的敌人。 这种回避会和许多具体事情相关。一个人会回避在公众面前讲话，或者回避参加体育活动，或者回避打电话。如果有别人在旁边打电话，作决定或和房东交易，他会把事情丢给别人不再过问。在这些具体活动中，他很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回避着什么，但在更大一些的场合里，这个问题常被“我不能”或“我不在乎”的态度弄得更混乱。 我们研究这些回避行为，会发现有两条原则在起作用，决定着它们的性质。简而言之，一是通过限制个人生活以获得安全。抛弃、退缩或者放弃比冒险让自己的自负暴露于伤害面前更安全。在许多例子中，也许没有什么比心甘情愿为了自负而将自己的生活限制到受束缚的程度更能表现出自负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点令人印象深刻。第二条原则是不去尝试比尝试之后又失败更安全。这第二条座右铭给回避留下终结的烙印，因为它剥夺了个人的机会使他无法逐渐克服困难，无论什么困难都不能克服以神经症患者的前提为基础，这一原则很不现实。因为他不仅要付出过分限制自己生活的代价，而且从长远看正是他的退缩会更深地损害他的自负。当然他并没长远打算，他只关心目前的尝试和错误所带来的危险。如果他根本不尝试，就不会受到伤害。他能找到某种借口。至少在他心中会有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要是他曾经尝试过，他可能早已考试及格，保证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或赢得一位女人了。常常他有更荒唐的想法，“要是我专心从事作曲或写作的话，那么我会比肖邦或巴尔扎克更伟大”。 在许多例子中，回避都扩展、延伸到我们对待所渴求的事物的感情上，简言之，回避会包围住我们的愿望。我提到过那些认为得不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是可耻的失败的人。仅仅希望就蕴含了很大风险。如此压抑我们的愿望却意味着我们的活力被束缚。有时人们不得不回避任何会伤害自己自负的想法。因此，最有意思的回避是避讳想到死亡，因为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变老、死去的想法是令人无法承受的。奥斯卡·王尔德的《多里尔，格雷》正是在艺术上表现出对永恒青春的自负。 自负的发展是由追求荣耀所引发的上述过程的必然结果、高潮及巩固。最初，个人也许只有些相对无害的幻想，在幻想中他将自己刻画为很有魅力的人物。接着，他在心目中创造出他“实际上”是、可能是或应该是的理想化形象。然后是最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他的真我渐渐消失，用来自我实现的能量被转移到理想化自我的实现上。这种要求表明他试图确保自己在这世界上的位置，这个位置很适合有意思的理想化自我，同时也支持这种自我。通过做他应该做的事，他促使自己去实现这种完美的自我。最后，他必须建立起一个私人价值观体系，这个体系像《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中的“真理部”一样，决定他在自己身上喜欢什么，接受什么，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傲。不过这种价值观体系也必须决定拒绝什么，痛恨什么，以什么为羞耻，轻视什么，憎恨什么。这个体系缺少这两者中的哪一个都无法运转。自负和自恨密不可分，它们是同一过程的两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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