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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与人格（16）（选）
第十六章 心理学的整体论方法（选）
一、整体动力学方法 1．心理学的基础资料 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基础资料究竟是什么并不容易，但要说出它不是什么，却也不难。很多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还原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我们知道，基础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不是能被观察到的一点外部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整体单元。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认为，它至少是一个同适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样大的整体单元。它必然要包括一个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 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即心理学的基础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还原成各种成分或基本单元的那种原本的复合状态。如果我们非要基础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一种单一结构，而是一种复合体，不是一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 如果仔细思考这一矛盾，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种对基础资料的寻求本身所反映的正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在这个世界里，复杂的事物都是由简单的元素所构成的。那么，持这种世界观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杂简化为所谓的简单。这要靠分析来完成，依赖于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以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性的努力在根本上所具有的理论性实质。但必须明白，还原性的努力与一般科学的根本性实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牵涉，而对于这种世界观，现在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那么，非难这种还原性努力并不就是非难一般科学，而只不过是在非难对科学所可能采取的一种态度。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在开始时所提出的难题。现在，让我们重新表达一下，不是问“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基础资料？”而是问“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心理学资料的实质是什么？”和“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 2．整体分析的方法论 不把个体还原成它们的“简单部分”，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 首先必须明白，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而只是我们称之为还原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根本就没有必要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我们只是需要重新界定这些概念，使得我们更为行之有效、成效卓著地进行工作。 如果举例说明，如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些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孤立、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其本身独立自在并可被独立地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它作为整个机体的一种表达形式来研究，试图从它与机体整体以及与机体其他的表达形式之间丰富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我们可以用一个类比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研究像胃这样的一个器官：（l）可以把它从人体内取出，放在解剖台上进行研究；（2）可以让它处于自然状态，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机体内部对它进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这一点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第二种途径所得到的认识比用试管方法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和有用得多。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把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贬得一无是处，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在一个广阔的知识背景中来使用，包括关于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的认识，关于可供解剖的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并不是一样的认识等。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正在做的事过去都已做过，但是（1）他们做时的态度有所不同；（2）他们现在做的比过去要多——他们使用了以往所不曾用过的技术手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所研究的是一个分立的实体，也可以设想所研究的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一分析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一分析法。在实际运用中，对人格的整体分析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必须对整个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整体的那个部分在整个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在作为本章基础的那两组研究（对自尊症候群和安全感症候群的研究）中，这种整体一分析法得到了运用。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用方法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作者发现，必须首先把每一个研究对象理解为是具有整体性、功能性、适应性的个体，然后才可以试图去具体了解作为被研究对象的自尊心的情况。于是，在具体涉及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他的家庭、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他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他对于前途的希望，他的理想、挫折、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作者觉得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是在那时，他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义。 我们可以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对于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是多么有必要。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对宗教更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很多别的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其他的一些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一个体所受的宗教熏陶，在个体身上起作用的各种亲宗教和反宗教的外在强制性因素，他的宗教情感是肤浅还是深沉、是表面的还是真诚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于一个作为个体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一个人虽然定期去教堂，但可能把他评价为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还少虔诚之心，这也许是因为：（1）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2）他去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或（3）宗教对他来说标志的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4）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5）以至于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这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所以我必须顺应时代”。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他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也许毫无虔敬之心，但仍然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作为一个个体的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验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纯属行为性的做礼拜在实际上可以意味着任何事情，因此对我们来说也就近乎于毫无意义。 另外一个例子也许更为引人注目，因为这同一种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这就是政治、经济上的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而使它分立出来，和上下文脱离，那么在我们研究它和安全感的关系时，只会得到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极有安全感，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极其缺乏安全感。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了这种激进主义的整个来龙去脉，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生活不甚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未曾得到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对于这类人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一般来说，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往往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人一样地投票，一样地行动，一样地讲话，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个体类型。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动机或含义。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而觉得非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不可，非要向不义宣战，即使不义并未直接涉及自己。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宗教规劝、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行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波动、个人不幸之类因素的影响。 总之，激进主义这一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相反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地是来源于对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源于对同类的爱。如果对激进主义的研究仅囿于其本身，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里所要阐述的一般性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分类性的，是能动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因果式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我发现，以动力学的方式思维着的人们发觉，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式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维要便利和自然得多。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 同这一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条理化、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身。原子论思想家们发觉，静态的思维而不是动力的思维、机械的思维而不是有目的的思维要自然得多。对于这类一般性的观点，我将其称为武断的一般原子论观点。我毫不怀疑，不但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走向一致。 3．因果理论的局限性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谈一下因果概念的问题，因为一般原子论的这一观点在我们看来举足轻重，但它却被心理学领域中的作者搞得含糊不清甚或完全忽略。这一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的自然甚至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把世界看做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性事实有待解释，即在这些实体之间无论如何也还是有关系的。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分离的物体对另一个分离的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坚持这种观点并不困难，事实上，只要我们的世界观是基于旧物理学之上的，这种观点便会显得无可置疑。但物理学和化学的进展却使这种观点有必要得到修正。例如，今天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密的描述所使用的都是复合因果律的观点。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却只是对原先那种看法的复杂化，而并不是对它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有很多原因，而不只是一个，但它们都被设想成是在以同样的方式行动一一相互分离、独立地进行。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分离的实体相加成韦特海默所说的“算术和”。并未感到有任何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看法。不管现象多么复杂，也没有发生实质上的新事情。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要，直到有时它似乎与那一旧有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不再有其他关系。但在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继续反映着同一种世界观。 特别是，一旦涉及人格资料，因果理论便会彻底破产。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有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得不用因果律的词汇，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综合症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其他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此外，我们还应该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的整体的因和果。如果我们只使用因果律的概念，便只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使我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应付这种情况，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同整体的种种关系。 这还不止是我们必须涉及的因果论术语的唯一缺点。描述一个完整的症候群与所有从“外界”影响着它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同样也是一个难题。例如，自尊症候群已被证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张三的口吃，并专门致力于仅此一件事，十有八九我们会发现：（l）什么都没有得到纠正，或者（2）不光改变了张三的口吃现象，还改变了他的整个自尊心，甚至他的全部个性。外部影响通常趋于改变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一小块或一小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无法用普通因果论术语来描述的其他特征。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十分难于描述。最接近于将它表达出来的说法是：好像一个机体（或任何其他症候群）“将原因吞下、消化，然后排出了后果”。当一个有效的刺激物，比如说一种创伤性的经历，作用于人格，这种经历便会产生某种后果。但这些后果几乎从来也不会同最初作为原因的那种经历构成一对一或直线的关系。所发生的事情是：那种经历一旦产生效果，便会改变整个人格。这一人格既然已经不同于过去，便要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行动和表现自己。 自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任何一个重要的表达，例如写作一篇自己深感兴趣的论文，并不是由某一特别的事物引起的，而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达或创造，这整个人格反过来又是几乎所有它所经历过的事情的结果。在心理学家的设想中，刺激物或原因被人格通过再调整而摄入，就如同想象它撞击、推动机体同样的自然。这里的最后结果将是：不再是保持分离的因和果，而就是一个新的人格（不管新的程度有多么小）。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证明传统的因果观点不能适应心理学的需要，那种方法就是，去证明机体并不是一个原因和刺激物对其产生某种影响的被动的活动者，而是积极主动的活动者，能同原因建立起复杂的双边关系，并对原因产生某种影响。对读过心理分析学论著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所以仅有必要提醒读者一下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有可能对刺激物视而不见，我们可能曲解刺激物，而它们一旦被曲解，则又有可能被我们所重新构造和定型。我们既可以找出它们，又可以回避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筛选出来并从中进行选择。或者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创造刺激物。 因果论的观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世界是原子论式的，其中的实体间即使有相互作用，它们也仍然彼此分立。但是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达、效果或作用于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因）分割开来，所以至少对心理学资料来说，它应该被另一概念所取代。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无法被简单地陈述出来，因为它涉及对基本观念的根本性改组，而必须被按部就班地详加阐释。 二、人格症候群的概念 假设能有一种更为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清楚，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被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要问的是：人格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这一概念。 1．医学用法 在试图描述人格的各种相互关联的性质时，我们借用了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在本领域中，它被用来指代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通常同时发生，因此被予以统一的命名。由于这一意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在任何这类的特殊意义上使用它，而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与某种组织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组织的“价值”。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在一种单纯相加的意义上得到使用，作为一连串的症状，而不是有组织、有结构、相互依存的一组症状。我们当然要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它。最后，在医学上，它是被使用在因果关系之中的。任何一种多种症状的症候群都被设想为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之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心满意足，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一来，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举几个这类问题的例子：（l）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2）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3）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4）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轻微或严重程度，等等。总之，我们所应要求的是探讨生成肺结核的所有因素，而不仅仅是最富戏剧性、最为重要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个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明显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知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是如果仔细、有效地研究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达、“风味”、功能或目的。 2．动力性可交换部分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样的根源或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的心理学同义词（都“指的是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尿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遇到一组在行为上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情感或行为，但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被称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这样，我们既可以把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把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标识这一寓于多样性之中的统一体呢？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3．人格风味 我们可以引入“心理风味”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例子：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构成，但有它自己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却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或者，我们能轻易地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睛、一对大耳朵，但仍然十分英俊。在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加起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有一种“风味”的整体，这种风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由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风味的多种多样的因素所构成。 4．心理意义 解决定义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从心理意义着手，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么其含义便是：它们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不受欢迎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做是被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那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互换、风味、意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却有某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这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等的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但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达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5．对一个困难的反应 从功能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统一的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被机体的天性、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些难题。这样，功能心理学家们是从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的主要原则和中心所在的。换一种说法就是：必须从它所面临的难题以及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正在做出什么努力这一角度来理解人格组织。这样，大部分有机的行为肯定是在就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在讨论人格症候群时，如果两个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围绕着同一件事情做着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条理的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简单的最终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对于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机体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6．内在于部分的整体意义 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出来的部分相加之和。但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性地而是被整体性地理解，则可以在它的任何一个部分中观察到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意义、风味或宗旨）。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操作上的困难。在大部分时间里，仅仅通过理解一个特殊行为所在的整体，我们应该就能够发现这一特殊行为的风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风味不仅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感到不安全，再如，我们仅仅从人们对服饰的选择，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自尊心的大体情况。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一个从整体得来的判断更令人信服。 7．关注人类机体 有最高的组织形式、内部相互依赖性最强的正是人类机体本身。机体看来是证明组织和结构规律的最好场所。对资料的这种选择还有另一个好处，即这使动机、目的、宗旨、表达、方向等基本现象在机体内清楚地显示出来。从应对目标的角度来界定症候群立刻就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以把功能主义、格式塔心理学、意图论 （并非目的论）、心理分析学家和阿德勒派心理分析学家等所倡导的那种伪动力学，以及戈尔茨坦的有机整体论等本来是各自孤立的理论统一起来。这就是说，得到正确的界定的症候群概念可以作为一种统一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我们称这种世界观为整体动力学观点并用这种世界观同一般原子论观点相对照。 三、人格症候群的特征 1．互换性 在行为上不同的两个症候群部分或两个症状，因为有着相同的目的，而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完成同样的任务，有着相同的出现的可能性，或具有相同的可预测性概率或把握。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个症候群的各个部分是可交换或等效的。 对于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达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他的所有行为表达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性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在一宗不详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患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非常肯定地断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关注的表现，但无法对确切的表现形式进行预测。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达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2．循环决定 霍妮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妮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持续的动力性相互作用之流变，每一个部分总是在以某种方式影响着每一个其他的部分，并反过来被所有其他的部分所影响着，整个行为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着。 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保持自己的安全感。他如果不是感到被排斥、被嫌弃（不安全），便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指出某些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开脱自己的仇恨，但被厌恶人群的这些性格却几乎都部分地是这种仇恨和遗弃的产物。 如果我们想用比较熟悉的因果词汇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互补变量。 3．对变化的抗拒 不管安全感处于什么水平，要想将它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阻抗的那种东西，但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这样，在健康及不健康的人身上，我们都能发现某种拒绝放弃既定生活方式的趋势。趋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水平所遇到的困难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人格症候群有时在外界发生最惊人的变化时，也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仍然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中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一位德国流亡者，曾经极为富有，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后来到了美国。然而，他却被诊断为一个具有安全感人格的人。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根本性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觉得，如果能给它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不快可以被各种方式解释为一个由外部原因引起的现象。在德国时就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失去自己的财富之前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 在病人对心理治疗的抵抗中也可以见到许多其他的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根据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顽固不化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4．变化后的复原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人们常常可以注意到这种变化仅仅是暂时的。例如，一种创伤性的经历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就可能会自发地调整回以前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他症候群趋势。 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这也说明这种趋势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任何其他此类的基本性创伤经历可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通常几乎是完全恢复过来。能够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变化的，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或人际状况。 5．变化的整体 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有同向的其他伴生性变化。很经常的是，这种伴生性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及的所有其他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不是一种必然。1935年进行了一次结果没有公开的试验，内容是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一位女性得到指示她要在大约二十个特定的、相当普通的情境中以一种挑衅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应当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杂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 些指示。三个月之后，对她进行了一次更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 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购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露出身体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更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其重要性她自己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 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女性，在得到了极为成功的婚姻之后，显得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性的提升。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在她结婚前），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一一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一一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她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值得别人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性憎恶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在我首次见到她时，她很少具备这些品质。某些特别的症状减轻了或消失了——其中包括经常出现的噩梦、对晚会和其他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虑、对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力量的特定恐惧，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 6．内部的一致性 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他也可以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受。这样，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感的人往往会做噩梦、做焦虑不安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这种人中的一大都分却通常并没有不太愉快的梦生活。不过，相对说来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分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与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 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害羞。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极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的还是一件较为暴露的泳衣。后来，从一系列的交谈中得知，她认为自已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女性来说，是极不寻常的。然而她的叙述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别人对她的大胆的注视就会把她从浴场中赶走。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是有吸引力的，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有所表现，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但她的性格结构却使它十分困难。 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是无所畏惧的，但他们身上却常有特殊的恐惧。这些恐惧的原因往往可以归结为过去特殊的经历。我发觉，这种人身上的恐惧是非常易于摆脱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理智的解释，以及其他此类的表面化的心理治疗措施常常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著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难于根除。 换言之，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始终如一地缺乏安全感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始终强的人。 7．走向极端的趋势 同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保存性趋势相并行的，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原动力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助于持久不变。这是这样一种趋势：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有相当安全感的人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作用于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来被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摸很可能被看做厌恶，温和的喜爱则成了冷漠。这样，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多而安全的影响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他来讲，迹象的重心是在不安全的一边。他就这样（即使是轻微地）被一直拉向越来越极端的不安全感。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这样，由于自身内在的原动力，他势必导致他所最害怕的事情发生。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它起源于不安全感并实际上总是带来进一步的排斥和更深的不安全感。一个男人是这样解释他的妒忌的：“我非常爱我的妻子，我担心如果她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就会垮掉。很自然，她同我兄弟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挠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兄弟两人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冲动和猜疑。这一恶性循环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被打破了。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来消除总的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 8．源于外在压力的变化 专注于症候群的内部原动力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理所当然地是要对外部情况做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完整起见，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 9．症候群的变量：水平和特点 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层次这一变量。一个人的安全感或高或低，自尊心或强或弱，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义。在讨论症候群的品质时，主要是着眼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低于人类的不同灵长类动物物种中，都可以看到支配现象，但它在每一种类中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分辨出至少两种品质的高度自尊，我们把其中的一种命名为力量，另一种命名为权利。具有高度的自尊，同时也具有安全感的人，会以仁慈、合作、友善的形式显示出对自尊心强度的这种感受。高自尊同时无安全感的人与其说是对帮助弱者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对支配和伤害他们感兴趣。两类人都有高度的自尊，但由于机体的其他特征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出来。在极端无安全感的人身上，这种不安全感有许多可以表达自己的方式。例如，它可以具有隐退和畏缩的特点（如果自尊心低），也可以具有敌意、攻击性、卑鄙的特点（如果自尊心高）。 10．文化决定因素 确实，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完整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原因，我们必须指出：总的说来，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各种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自尊得以表达以及获得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完全地，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允许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情感。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身份地位也是部分地由文化来决定的，这一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具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公开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交行为、活跃性等）。这一事实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 四、研究人格症候群 1．标准的关联方式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症候群的各个部分说成了仿佛是均质的，就像雾中的微粒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症候群的组织里，我们发现存在着不同重要性的程度等级，以及聚集现象。对于自尊症候群，这一事实已以最简单的可能方式得到了论证，即以关联的方法。如果症候群内部是没有分化的话，它的每一个部分与整体的关联程度都应当像所有其他部分一样。然而在实际上，自尊（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同各个部分发生的关联并不相同。 对这些资料的临床验证还表明，有一种各个部分自然地聚集起来、成为似乎有内在密切联系的群体的趋势。例如，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尊重规则等似乎可以很自然地划归或属于一类，与另外一组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品质，如自信、沉着、无窘迫感、不胆怯和羞怯等，恰成对照。 这种聚集的趋势使我们从一并始就有可能在症候群内部进行分类，但当我们实际开始着手于这项工作时，却会遇到各种困难。首先，我们遇到了所有分类都面临着的共同难题，即分类应是基于什么原则之上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全部资料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情就会很简单。然而，如果像我们这样，是在部分的无知当中向前摸索，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我们想对材料的内在本质有多么敏感，有时也不得不武断。这种内在的聚集状态使我们有了一条可以入手的线索，给我们指明了大体的方向。但我们只能依靠这种自发的聚集，一旦我们最终再也感知不到它们，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推测而摸索前进。 另外一个明显的困难是，在分析症候群的材料时，我们很快就会发觉，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格症候群随心所欲地分为十几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主要的群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想要多高的概括程度。我们怀疑，通常的分类尝试只不过是原子论、连续论观点的另一种表现。自然，运用原子论的工具来处理相互依赖的资料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大帮助。通常的分类如果不是各个部分、独立项目的分离，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资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和分离，我们又该怎样分类呢？也许我们应该抛弃原子论的分类，转而去寻找某种整体论的分类原则，正如我们发现必须抛弃还原性分析、接受整体分析一样。我们提供下面的类比，以便指明一个方向，我们很可能必须沿着这一方向来寻找这样的整体分类方法。 2．放大倍数 我们可以把材料当成是已被分类的，但分类的方式，不是一种可以被随意安排、分离和独立部分间的直线系列性分类，而是“被包含在内”意义上的分类，就像是套在一起的一些盒子。如果我们把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看作一个盒子，那么14个亚症候群就是容于它其中的14个小盒子。在这14个小盒子的每一个之中，还藏有其他更小的盒子一一或许一个里面有4个，另二个里面有10个，再一个里面有6个，等等。 总之，这样一种分类方法，即基于“包含在内”而不是“分离出来”这一根本概念之上的分类方法，向我们提供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它使我们有可能对细节和整体都有充分的了解，但不至于陷入毫无意义的细节中或含糊其辞、毫无用处的共性之中。它既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而且最后，它使我们可以有效地同时研究特性和共性两者。它拒绝接受二分法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A和非A式的划分，但依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令人满意的分类和分析原则。 3．根据意义集结 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试验性的标准来区分症候群和亚症候群，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在密集度概念中找到这一标准。自尊症候群中的各个自然群体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可以看到，因循守旧、道德感、拘谨和尊重规则等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而这一群体可以同另一个由自信、冷静、泰然自若、大胆等特征所构成的群体区别开来。这些群体或亚症候群当然是相互之间以及和自尊这一整体之间都有关联。而且在每一个群体中，各种成分也相互关联。也许我们对于聚集的理解，对各种成分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的主观感觉，将被反映在各种相互关系之中，而我们一旦测量这些成分就会看到这种相互关系。随着我们从亚一亚症候群推进到亚症候群再推进到症候群，可以预料，相互之间关系的平均值将下降。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称之为症候群密集度的变化，而且即使仅仅是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检验临床观察的结果，我们也颇有理由强调这一概念。 动力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必然产生这样的结论：能够并且应该互相联系的行为不是作为行为本身的行为，而是行为的意义，例如，并不是谦虚行为，而是在它与机体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完整的谦虚这一品质。另外，必须认识到，甚至连原动力中的变量也未必沿着一条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发生变化，而是可能在某一点突然剧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对爱的渴望所引起的后果中，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将年幼的孩子排列成从被完全接受到被完全遗弃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就会发觉，随着我们逐渐走向系列的低端，孩子们就会越来越热切地渴望爱，但当我们接近于系列的最低端时——从一出生就被完全抛弃的孩子一一我们发现的不是对爱的巨大渴望，而是完全的冷漠，毫无得到爱的渴望。 最后，我们当然必须运用整体论的资料，而不是原子论的资料，就是说，要运用整体分析的产物，而不是运用还原性分析的产物。这样，单个的变量或部分就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但不会造成对机体统一性的破坏。如果我们对要联系起来的各种资料适当地谨慎从事，如果使所有的统计资料都得到临床和实验知识的检验，那么关联技术就没有理由不成为整体方法论中极为有用的方法。 4．机体内相关联的症候群 一定很明显，当我们处理有机结构的资料时，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同的情况。的确，在机体的内部几乎没有封闭的系统。在机体内，每一件事都的确与另外的每一件事有着联系，即使有时只是以极其微妙、极其遥远的方式发生联系，此外，已经证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同文化、其他人的近距离出现、特定的情境、自然和地理因素等发生关联并从根本上相互依赖。 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关系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个部分同任何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用一个语域的说法，而不是所有语域作为整体的说法，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例如，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普遍的联系性发生了断裂，因为世界的某些部分并没有同宇宙的其他部分发生心理学上的关联，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有着化学、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关联。而且，世界的内在联系性也完全可能被生物学家或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割断。在我看来，目前最好的说法是，存在着相对封闭的系统，但这些封闭系统部分地是观察角度的产物。目前是（或者目前看来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年之后就可能不是，因为一年之后的科学手段有可能被改善得足以证明其存在着某种关系。如果有人回答说，我们应该加以证明的是掌握世界所有部分的实际物质过程，而不是它们之间更带理论性的关系，那么，回答就肯定是这样的：一元论哲学家们虽然谈论过许多其他类型的联系性，但却从来没有声称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物质的联系性。然而，由于这并非我们阐述中的要点，所以不必详论。将机体内部的（理论上的）普遍联系性这一现象指出来也就足够了。 五、人格症候群和行为 每一个行为都趋于成为整体人格的一种表现形式。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意味着每一个行为都趋于受每一个症候群的决定。随着张三哈哈一笑对一个笑话做出反应，从理论上讲我们就可以从这单一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中“逗弄出”他的安全感水平、他的自尊、他的精力、他的智力等各种情况。这样一种观点同早己过时的特质理论恰成对照，在那种理论中，典型的例证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动作被一个单独的特征所完全决定。 由于理论上的需要，整体理论必须从这样一种陈述出发，而原子论的方法则必须从选择出的孤立、游离的行为出发，这种行为同机体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在这里，只是一个“集中”的问题。对原子理论来说，最简单的基础资料是通过还原分析所获得的一个行为片断，即从它与机体其他部分的所有关系中被割离出来的行为。 也许更为中肯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第一种症候群一行为关系更为重要。孤立的行为往往都处于人生最关切问题的边缘。它们之所以孤立，仅仅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同机体的主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或是主要目标毫无关系。 虽然机体的内在本质的确是行为的一个决定因素，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机体在其中行动并辅助确定了机体的内在本质的文化背景也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最后，另外一组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统统划到“直接情境”的名下。行为的目标和宗旨是由机体的性质来决定的，通向目标的途径是由文化来决定的，而直接情境却决定着现实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哪一种行为是明智的，哪一种不明智，哪一个局部的目标可以达到，哪一个无法达到，什么提供的是威胁，什么提供的是有可能被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 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来设想一下，就很容易理解，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分同受性格决定的成分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大可能是它们心中任何一个的完美的指标物。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性的陈述。实际上，通过某些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抑制掉”或消除掉文化和情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运用中，行为有时可以是性格的有效指标。 据发现，性格和行为冲动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得多的相互关联。的确，这种关系紧密得足以把各种行为冲动本身看作是症候群的一个部分。这些冲动所受的外界和文化的制约要比外部行为活动所受的少得多。甚至可以说，我们只不过是把行为当作行为冲动的一个指标来研究。它如果是一个有效指标，就值得研究，如果不是，就不值得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性格的话。 六、症候群资料的逻辑和数学表达 据我所知，现有的数学和逻辑并不适合于以符号的形式来表达和处理各种症候群资料。这样一个符号体系绝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建立数学和逻辑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然而就目前来讲，各种可供利用的逻辑学和数学体系都是建于我们已批评过的一般原子论世界观之上的，并且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形式。 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显区别，已经被现代逻辑学继承下来，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假设已被抛弃。我们在朗杰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对她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不需要被证明，但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补足物，类别及其补足物相互排斥，处于它们之间的任何类别都归于其一。” 现在一定很明显了，对于症候群资料来说，把任何部分的资料从整体中决然地切割出来，或任何单个数据与症候群其余部分之间的这一类决然的区别，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当我们把A从整体上割离下来，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把A和非A简单地合在一起当然也并不会还原给我们开始时所有的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他部分相互交错。将一个部分切割下来是不可能的。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在关联之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与外界的联系，这种两分法就是极不可能的了。例如，甚至无法去想象我们能够把自尊性的行为从所有其他行为上割离下来，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实际上不存在仅仅是自尊而不是其他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个逻辑，而且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的世界，是由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聚拢而成的，就像是一堆苹果。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他苹果分开既不会改变这个苹果的特征，也不会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但对机体来说，就大不相同了。割下一个器官改变了整个机体，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加、减、乘、除的基本算术运算中，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明显地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性质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人，他们都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我们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加”安全感），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位倾向于乐于同人合作的人和另外一位倾向于暴虐的人。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增加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不仅仅是一个。他不仅是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一仅仅是因为同高安全感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例子，然而也是能设想得出的最接近于人格相加运算的例子。 显然，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似乎在实际上只是为一种原子论、机械论世界观服务的侍女。 似乎甚至可以这样说，在接受动力学、整体论方面，数学落在了现代实验科学的后面。实验科学理论的性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并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耍了花招，由于尽量地使它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在微积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微积分学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这种研究只是通过将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来得以实现的。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系列的长方形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这一事实证明：它一直是一个正当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正当的是忘记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有一连串的假设——回避或花招式的假设，不涉及现象世界的“似乎”假设。而心理学中的假设是涉及现象世界的。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种要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独立的脸红（一个分解成分），也可以是有上下文的脸红（一个整体性成分），前者涉及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科学的某些领域中可以很有用处。无论如何，只要记得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害处。只有当数学家、逻辑学家或科学家在谈论独立的微笑时忘记了他是在做一件人为构想的非自然事件时，才会出毛病：因为他当然得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脸红之类的事情不是人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脸红不是有原因的。这种人为的抽象习惯或处理分解成分的人为习惯，一直是行之有效并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以至于如果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或现象上的有效性，抽象和分解者往往会感到惊奇。他们渐渐地使自己确信，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同时，他们发觉，可以很容易地忘记这么一点，即尽管它是有用的，但仍然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假设性的——一句话，它是一个被强加于一个处于流动状态、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的人造系统。这些有关于这个世界的特殊假设只有为了论证方便起见，才有权公然蔑视常识。如果它们不再有什么方便可言，或者如果它们变成了累赘，则必须被抛弃。在世界中看到我们放进去的而不是原先就在那儿的东西，是危险的。让我们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论，对于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拒绝。很清楚，方法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立一些同现代科学观念中的世界本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和数学体系。 可以将这些谈论扩展到英语语言本身。这也势必反映出我们文化的原子论世界观。不足为怪，在描述症候群资料和症候群规律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最稀奇古怪的类比、比喻和各种其他的歪曲和拐弯抹角的说法。我们用“与”这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分立实体的连接，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并不分立、一旦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单位而不是一种二元性的实体的连接。对于这个基本的连接词，我能想出来的唯一替代物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有结构的与”。有的语言同一种整体动力世界观更为和谐。在我看来，胶合语言比英语更适于反映一个整体的世界。另一点是，我们的语言同大多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把世界组织成各种成分和关系，以及物质和对物质发生的事情。对待名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一样，对待动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对物质采取的行动一样。形容词更准确地描述物质的类别，副词更准确地描述行动的类别。整体动力观点不会如此鲜明地一分为二。无论如何，单词即使在试图描述症候群资料时，也要被直线性地串起来。
走向积极的心理学（选）
一、狭隘的偏见 所有的人类关系、所有的人类制度以及整个人类文化，都是以人性为依据的。由于我们对人性所知甚少，通常是一些不正确的人性理论就代替了有条理、有根据的论据以及业已证实的规律在发生作用。这些关于人性的理论，不管正确与否，一直都是各种神学、政治和经济哲学以及人类据以生存的社会信仰的根基。 我确信，过去曾尝试过的各种价值体系，包括极权政治、战争、宗教、民族主义、各种经济体系、某些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工艺学和工程学等，它们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建立在错误的人性和社会的概念之上的。并且，无论听上去如何荒谬，我担心，有相当数量的心理学家恐怕也是使用这些关于人性以及社会的错误的偏见和无意的假定进行工作的。因为这些偏见和假定是暗含的和无意识的，它们也就可以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不受实验的限制，维护和巩固自己。 我希望讨论这些心理学家的这样一些主要的错误，即他们对人类所能达到的高度持悲观、消极、狭溢的概念，对人类生活的抱负估计不充分，将人类的心理境界定得太低。从目前心理学的现状来看，这门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在褊狭的概念和词汇的指引下，正以有限的手段过分地追求狭隘或琐碎的目标。 心理科学在表现人类消极方面获取的成功一直比它表现人类积极方面大得多。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大量的缺点、疾病、罪恶，但很少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可能的抱负或者可能达到的心理高度。心理学似乎自愿放弃其合法管辖区域的一半，而仅局限于另一半，即黑暗、平庸的一半。这种态度绝不是非主流的、表面的，相反，它深入了整个文化，是主流的、本质的。 总之，我坚持认为，心理学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并且，我将探索这种悲观主义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为何至今尚未纠正，以及应怎样纠正。我们不仅必须了解心理学的现状，还必须了解它的天职和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愿心理学能摆脱它对人性的可笑而悲观、狭隘而目光短浅的偏见。 二、心理学的消极方面 1．心理学的这种压抑和闭锁是从何而来的呢？依我看，任何特定的或原子论的解释都是行不通的。我们面对的不是健康人身上仅有的一个表面的瑕疵，而显然是全身的疾病。尽管还有一些次要的决定因素，但这种疾病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文化以及这个文化所特有的精神。 一般科学，尤其是心理学，表达了与正统宗教、经济学或社会结构同样的观念或世界观。例如，这种心理学太实用主义和机能主义，过于着重实利和成功的结果，以致很少对获取这些成果所使用的手段加以批评。它过分注重技术和技术的种种长处而忽视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目的以及价值，结果整个说来陷入了非道德与混乱。它过于单方面强调行为，而忽视了内在的主观生活清教徒化，过于焦虑、认真、冷酷，很少注意感官享受、肉欲、异教徒的快乐、嬉戏、悠闲，并远离鉴赏家的生活观。它很紧张而不松弛，无论从审美方面还是感情方面看都很贫乏。 2．过去，由于历史上的偶然，形成关心意动和情感的，是精神病学而不是实验心理学。这样，动力心理学就注定成了消极的派生物。我们关于人格和动机的绝大部分知识来自对神经症患者以及其他病人的研究。 3．人类的性格结构，尤其我们文化中具体的心理学家的性格结构也是造成心理学的这种人为片面的因素，因为，是心理学家最初造成了这种片面性，后来的心理学又一直维持了这种片面性。要充分理解这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就应仔细研究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心理学，研究有创造性的发现者和他的模仿者之间本质上无法避免的对立。我们还要研究发现者与这个发现的组织者以及有关的行政官员之间同样无法避免的冲突。 我们必须透彻地研究科学的本质，研究它在人性和人的需要当中的起源，研究它的截然相反的作用：一方面产生安全和秩序，一方面破坏安全和秩序。 换言之，我认为造成心理学闭锁的根源与其说是在心理学中，不如说是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的综合影响之中。 三、低上限心理学 有哪些因素维持、巩固了心理学的这种压抑并使其不能自我纠正呢？既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大多数因素，如压抑、选择性知觉、各种防御途径，为增强安全和稳定而使任何变化趋向停滞等，已为人所共知，在这里，我只想讨论以下几个因素。 1．使人故步自封的使用最广泛而且历史悠久的方法是语义性的方法。它很简单，只需严格地按照过去和已知的东西来限定科学。于是，每一个激进的新问题，每一个新方法都被攻击为不科学。新鞋子穿起来没有旧鞋子舒服，人们往往用增添设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进自己的家，同样，大多数科学家也更喜欢舒适、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们的确也是人，觉得在一个具有熟悉的技术、概念以及问题的牢固的参照系中工作毕竟更容易些，令人震惊的谬论就是由此产生的。 2．由于将现状与理想混为一谈这个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状而非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怎样或者可能是怎样。所谓人性，似乎通常就是现状的这种平均水平以及对于这种水平的承认。 3．默顿关于自我实现预言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坚信一个信念就会使这个信念更有可能实现。默顿指出，有时情况和现象显得过于杂乱无章，因而旁观者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例如，假如人们相当强烈地认为黑人根本就是游手好闲、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那么，这个强烈的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往往导致这个观点的实现。一旦人们认为黑人是不可教育的，并且顽固地坚持这个观点，那么，自然就无须为他们修建学校了，假如没有学校，黑人得不到教育，他们就会表现出由于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产生的全部恶果。而迷言、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过来又被当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证据。害怕战争的现象也是如此。对战争的恐惧本身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我们所熟悉的另一个例子是贵族政治综合病症：认为一些人是羊群，另一些人则是牧羊人，认为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举止彬彬有礼，有自治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并且易受影响的，他们只配接受领导，接受照顾。然而，事实上，当人们受领导并且由别人为他们作决定时，他们就逐渐变得越来越缺乏自主性，越发不能领导自己，自作主张了。换句话说，这种信念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4．几年前苛勒对行为主义的实验方法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当时对于动物是永远靠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还是有可能通过顿悟来学习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苛勒指责说永远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因为用来证明动物学习的主要工具——动物迷宫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绝不可能证实顿悟。他指出，在那种情况下，甚至一个天才的人也只能用同白鼠一样的方法来学习，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这就是说，苛勒声称，这个迷宫为动物显示其智能的可能性设立了一个限度。假如一个人在一个低顶棚的房间里为人们测量身高而这个房间只有四英尺高，那么没有人身高会超过四英尺。我们当然明白，这一个条件在当时情境的作用。这是一种方法上的悲剧性错误，它测量的是顶棚的高度，不是人的高度。我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言之，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使用这些方法将只能证明，一个人像实验者们事先设想的那样是个跛足人。这样的自我限制的方式只衡量出他们自身的局限。 5．汉密尔顿、弗洛伊德、霍布斯以及叔本华根据对人类最坏状况的研究提出了人性理论。这就好比我们研究被迫乘木筏在大洋上漂流、没有水和食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并以此作为研究人性的主要途径。以这种方法，当然我们所获得的更多的是关于绝望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普遍人性的知识，汉密尔顿是从贫穷、未受教育的人当中进行抽象、概括的；弗洛伊德则过多地从神经症患者中概括出一般；霍布斯和其他哲学家观察的对象是处于极为恶劣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状况下的民众，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应该延伸到处于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状况中的人们。我们可以称此为低限度心理学或者残废心理学或者贫穷心理学，但绝不是普通心理学。 6．心理学的自我贬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上文提到的普遍的文化倾向，心理学家们更钦慕的往往不是心理学，而是技术先进的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尽管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心理学显然是新的尖端，是当今最为重要的科学。 这样，就出现了模仿其他科学的倾向。流行的做法是，首先将我们的研究对象——人——完全当作一个物体或者一架机器来处理，然后，假如第一步失败了，再把他完全归于低等动物之列，如果第二步再次失败，这才勉强地，很不舒服地将他看成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较其他任何生物种类都更为复杂的种类的一个成员。然而他很少被当作一个不同于任何人的个人来研究。 正是这些不可能在物体、机器、老鼠、狗或者猴子身上发现的复杂性和独有的特性，正是这个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而只有心理学家才有资格来处理的主题，竟一直被固执地忽略了。 7．严格地说，只能衡量现状，不可能衡量潜力（除非重新解释它们，正如本书已作的那样）。并且有些现状是永远也不能像潜力所允许的那样充分发展的。测量法是太无能了。我们不能测量一个人将会有多高，只能测量他现在有多高；不能测量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他可能表现的智慧，而只能测量目前条件下他现有的智慧。 8．如果一个人专注于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症患者、精神变态者、罪犯、违法者、意志薄弱者，他对于人类的希望必然会越来越有限制，越来越目光短浅，越来越退缩。他对人的期待会越来越少。 我们毕生的志向从梦想和平、慈爱、兄弟情谊退到致力于使可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活得更舒适些，或者每年再多培养一百个心理学家，或者在联邦监狱中建立更好的职业指导系统。单纯研究我们的失败和毛病，几乎不会使任何门外汉或者科学家感到鼓舞、振奋，产生希望和乐观的雄心。 四、提出改进措施 我至少可以提出一个能够被立即采用的措施，它能够防止、避免许多局限性。这一措施很简单，就是淘汰精神病人、精神变态者、神经症患者、适应病态文化却不适应健康文化的人、不善于使用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能力或者自己独特能力的人、基本需要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满足的人，而只选择相对完善的人类代表作为试验对象。总之，如果我们对关于人类的心理学感兴趣，我们就应该注意采用自我实现的人、心理健康的人、成熟的人和基本需要已经满足的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比通常符合一般标准或者正常的人更能够真实地代表人类。与目前的消极心理学，即由研究病人或普通人而产生的心理学相比，通过研究健康人而产生的心理学完全可以被称为“积极心理学”。 许多历史悠久的人性的“规律”也许实际上是温和的、普遍的心理病理学的现象。我确信，假如我们有系统地重复所有仅以健康人为对象而做的实验，就会发现遍及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 我也对这种措施所产生的方法论上和概念上的副产品抱乐观态度。多少重要的新问题将因此向研究敞开大门，多少价值不大而又表面化的问题会被自然地放弃。心理学家们很有可能会自动发展更高水平的志向，并且更加无法容忍人为的方法上的局限性、低限度的技术以及作茧自缚的研究观念。 作为提高心理学研究境界的后果，至少可期望有下列类型的改变： 1．为我们的实验选择不同的内容和主题。 2．使用有区别的词汇。 3．心理学的新的中心概念，例如，成长、自发性、自我选择、接受、自主、潜力的实现等。 4．心理统计、理论研究、实验设计的不同方法。 5．许多传统的对立和两极分化的消除。 6．心理学在我们文化中的不同作用。这几乎可说是心理学对传统的宗教管辖范围的入侵。 7．减少对技术的强调，增加对性格发展的强调。 8．对于一般水平人的不满，对于调节、适应的概念的不满，对于是什么的不满。 9．对心理学的任务和范围的重新解释，将体现在大多数心理学教科书目录的变化以及研究生训练的变化之上。
第二版 前 言（选）
本书的初版诞生于1954年。当时，它实质上是试图在已有的传统心理学派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未想要摒弃这些学派或者建立另一个与之抗衡的心理学流派。它试图通过深入探索人性的“高级”层次，来扩展我们对于人格的理解。如果我必须把本书的主题浓缩为一句话，那么我就会这样说，在当时的各种心理学派对人性所做的描述之外，人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本性，它的性质是类本能的，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如果我还可以再多说一句，那我要强调人性深刻的整体论的性质，而这种性质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解析的、分解的、原子论的、牛顿式的理解是冲突的。 本书代表着一种不同的人性哲学、一种人的崭新象形。 我当时认为，这只不过是心理学内部的一场争论。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这原来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局部表现，这种时代精神是一种新型的、普遍的、全面的人生观。这种新型的“人本主义的”世界观，似乎是在用一种全新的、远远更有希望的、令人振奋的方式来构思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全部行业（包括法律界、政界、医学界等）和全部社会职能机构（包括家庭、教育、宗教等）。这是一种视野更广的世界观和更具有包容性的人生哲学的一个侧面，它已经初步成形，已经可以自圆其说，因此，必须予以认真对待。 令人兴奋的是，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它关系到人、社会、自然、科学、终极价值、哲学等的新的形象，但它却几乎被知识界的大部分人完全忽略，特别是被控制着传播媒介、从而能影响有文化的大众和青年的那部分人所完全忽略（由于这一原因，我已经习惯于将它称为“不被关注的革命”）。 这一社会中有不少人提出了一种以极度的绝望和愤世嫉俗为特征的观点，这种极度的绝望和玩世不恭有时甚至倒退为具有腐蚀性的怨恨和冷酷。事实上，他们否认改善人性以及社会的可能性，否认能够发现人的内在价值，否认能够对生活产生一种普遍的热爱。 尽管仍需要对肯定人性中“善”的前提十分谨慎，但现在已经有可能坚决地反驳认为人性在根本上是堕落和邪恶的那种绝望的观点。这样一种观点已经不再单纯是个人感受和偏好的问题了。要想继续坚持这种观点，则必须死抱着盲目和愚昧的态度不放，必须拒不考虑事实。因此，必须将其看做一种个人观念的问题，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哲学或科学态度。 在本书中，阐述了人本主义和整体论的科学观，这种科学观得到了过去十几年中多项发展的有力确证，特别是得到了迈克尔·波兰尼的巨著《个人的知识》的有力佐证。拙著《科学心理学》也阐发了与此类似的主题。这些著作同仍在广为流传的古典、传统的科学哲学分歧极大，它们为与人有关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完善得多的科学哲学替代物。 本书自始至终运用的都是整体论方法，并对整体论方法进行了更为深入、也许是更为费力的论述。整体论显然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宇宙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个社会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每一个人总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的联系，等等——然而，整体论观点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一旦实施起来，一旦要被正确地运用，却远远不是一帆风顺的。近来，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原子论的思维方式是某种形式的轻微的心理变态，或者至少也是认识不成熟症候群的一种症状。整体论的观察和思维方式似乎会自然、自动地为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所接受；对那些不怎么开化、不怎么成熟、不怎么健康的人来说，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我从这里以及从生活的其他领域所提供的确证中，得到了以下教益：当我们谈到人类的需要时，我们所谈到的是他们生活的本质。我又怎么能够设想可以把这种本质放在某个动物实验室中或者某种试管式的状态中进行检验呢？显然，它需要的是完整的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情况。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证实或者否定。 如果不考虑人生的最高渴望，便永远不会理解人生本身。成长、自我实现、追求健康、寻找自我和独立、渴望达到尽善尽美（以及对“向上”奋争的其他说法），这一切现在都应该被当作一种广泛的、也许还是普遍性的人类趋势而毫无疑问地接受下来。 然而，其他退化、恐惧、自我萎缩的趋势也并非不存在，只是当我们（特别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陶醉在“个性的成长”之中时，很容易将它们忘记了。我认为，预防这种幻觉的一个必要措施，是全面地了解一下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分析学。我们必须懂得：很多人做出的选择不但不明智，而且简直糟糕得很；成长往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而有人会逃避成长，我们不光会热爱自己最好的机会，同时也会对这些机会感到恐惧，我们都毫无例外地对真理、美、美德怀有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对它们既爱又怕。 在我看来构成了一个人类内在价值系统和利益系统的基础，这些价值和利益本身就是自身意义的明证，无须进一步证实。它们从本质上来说是美好的和理想的。这是一个分层次的价值系统，是存在于人性的本质之中的。它们不仅是全人类都需要和渴望的，从必须用它们来避免一般疾病和心理病变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用另外一些词汇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也可以说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同时也是内在的强化因素和无条件的刺激因素，可以用来作为基础将各种工具性学习和适应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些内在的利益，动物和人类都愿意学习几乎所有能使其得到这些终极利益的东西。 将类本能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不光看作是需要，同时也看作是权利，这既合情合理又颇有益处。既然承认人有权成为人，就如同猫有权成为猫一样，那么这一点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要想具有完整的人性，这些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必须得到满足，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天赋权利。 我发觉，人们今天往往都会选择悲观的动机。这种情况发生得太频繁了，我都觉得有必要将这种现象称为“对动机的贬低”。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在解释中宁肯选择低级需要也不愿选择中级需要、宁肯选择中级需要也不愿选择高级需要的倾向。宁肯选择纯粹物质主义的动机，也不选择社会性的动机或者超越性动机，也不选三者的混合物。它是一种妄想狂似的猜疑，是一种对人性的贬低。这种情况我常常见到，但据我所知，对此还没有较为充分的描述。我认为，任何完整的动机理论都必须包括这一额外的变量。 在目前，我们文化中的倾向显然是普遍性地贬低。为了达到解释的目的，低级需要被严重地滥用，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则很少有人问津。在我看来，这种倾向的根据是先入之见，而绝不是经验性的事实。我发现，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决定性作用比我的病人自己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比当代的知识界人士所敢于承认的也要大得多。很明显，这是一个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同样也很明显，这一问题极为重要，所以绝不能让某个派系或内部集团来自行解决。 人们在达到了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之后，自然会以为能带来幸福，但随之而来的竟可能是病态的结果，必须警惕我们自己的愿望——因为我们的愿望得到满足时往往会发生悲剧。看来这种事在任何一个动机层次上都会发生，无论是在物质的、人际的或者超验的层次上。 我们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中得知，对于基本需要的满足，其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带来一个可以寄托信仰、可以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来。恰恰相反，我们发现，基本需要满足之后，倒是有可能产生厌倦、无目标、混乱之类的后果。我们显然只有在为我们所缺乏的事物而奋斗时、在希望得到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时、在我们将自己的力量积蓄起来以便为满足这种愿望而奋斗时，我们的机能才能达到最佳状态。结果证明，满足的状态并不一定能确保一种幸福愉快、称心如意的状态。它是一种未决状态，既能解决问题又会产生问题。 这个发现的含义是，对于有意义的生活，许多人能想象得出的唯一定义就是“缺乏某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并为之努力奋斗”。但我们知道，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即使他们的所有基本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他们也会觉得生活甚至更为丰富、更有意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生活在存在的王国中。因此，那种对于有意义生活的流传甚广的普通看法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或者至少也是一种不成熟的看法。 对于我所说的牢骚理论，人们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这对我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简而言之，我所观察到的需要的满足只能产生短暂的幸福，这种幸福又会趋于被另一种（幸运的是）更高级的不满所接替。人类想得到永久幸福的希望看来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当然，幸福的确降临过，是实实在在、可以得到的。但是，看来我们不得不接受它内在的变幻无常，特别是当我们着眼于它的比较强烈的形式时。高峰体验不会持续，也无法持续很久。强烈的幸福是偶发性的，而不是持续性的。 但是，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对统治我们达三千年之久的幸福理论进行修正，这种理论决定着我们的各种概念，如天国、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完善的人等概念。我们期待着改良，这完全合情合理，但我们如果还期待着什么十全十美，什么永久的幸福，那就再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了。 有一个事实尽管现在看来已经十分明显，但几乎是被普遍地忽略了。对此，我也必须唤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我们已经获得的福祉，慢慢地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会被忘记，会从意识中消失，最后甚至会不再被珍惜——至少在它们没有被剥夺前是这样。 强烈地希望牢牢抓住所有已经占有的东西不放，然后再像工联分子一样，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对心怀不满的妇女所做的最好写照。也就是说，她一般会希望保留所有的既得利益，然后再同时得到额外的利益。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也并未吸取这个永久的教训：无论她渴求的是什么，无论是一种职业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旦它被得到，整个过程就会再重复一遍。幸福、激动、满足的几天一过，就开始不可避免地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便会再一次陷入不安、不满，便会要求得“更多”！ 我要提出一种这样的实际可能性以供大家思考：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认识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能够放弃对于永久、持续幸福的梦想，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只有转瞬即逝的欣悦、然后免不了又要发牢骚、又要愤愤不平地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使广大民众都懂得自我实现的人会自动地做些什么，即能够一一列举自己得到的幸福并为它们而感到庆幸，能够避开非此即彼这种选择的陷阱。 目前，关于遗传和环境的作用的争论，几乎还像在过去的50年中那样的简单化。一边倒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不是倒向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动物的那种总体本能，就是倒向全面的环境论，完全否认整个本能观点。这两种立场都不难驳倒，在我看来.，它们根本就站不住脚，可以说是愚蠢透顶。同这两种两极分化的理论恰成对比，本书采取第三种立场的理论，即在人身上，只残存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下来的本能和类本能倾向极为微弱，文化和教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挫败，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和教育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心理分析学说和其他揭露疗法的治疗方法（更不用说“对自我的寻找”），都可以被认为是一项困难而微妙的工作，其目的是透过教育、习惯、文化的表层来发现我们残存的本能和类本能倾向，发现我们只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的本性到底可能是什么。总之，人有一种生物的本性，但这种本性的确定却非常微妙和棘手，需要特殊的追寻手段才能将它发现；因此，我们必须个别地、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物种属性。 文化和环境虽然不能创造，甚至也不能增强遗传性潜能，但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或者削弱这种潜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就社会来说，我看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论点，证明每一个刚出世的婴儿都有着绝对平等的机会。既然人的潜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很容易丧失或者毁灭，那么这种论点在倡导一个健全的社会方面也就特别有力。这同曾被提出过的下述论点相距甚远：人是人类的一员，仅仅根据这一事实本身，个体也足以得到做一个完整人的权利，即实现人类可能有的全部潜能。做人，在生而为人意义上的做人，同时也必须在成长为人的意义上进行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婴儿只不过是一个潜在的人，它必须在社会、文化、家庭中成长为人。 这一观点最终将迫使我们不但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同类的身份，而且还要远比现在更为严肃地对待个体的差异。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想象它们，相信它们：1．极富可塑性、极为表面化、易被改变、易于消灭，但会由此产生各种各样微妙的病变，这就需要完成下述微妙的任务，即2．努力揭示出每个个人的性情、素质、藏而不露的个性，以便使他可以不受阻碍地、以他自己独立的风格成长起来。否认自己的真实性格会造成微妙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能被认识到，并不容易从外表看出，但上述态度却要求心理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极大关注来对待这种代价和痛苦。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要对每一个年龄阶段上的“健康成长”的实用意义给予更为细心的关注。 在第十章“行为的表现部分”中，我引进了协调化控制这一概念，这是一种不但不会威胁满足，而且还会增强满足的理想控制。我认为这个概念对理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都有着高度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使我得以区别（病态的）冲动性和（健康的）自发性，这种区别在今天尤为需要，特别是对青年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认为任何控制都必定是压抑和邪恶的那些人来说尤为需要。我希望这一认识对别人同对我一样有益。 根据我所用的标准，自我实现不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的个性或者独立性尚不完备，他们还未曾有足够的时间来体验一种持久的、忠贞不渝的、超越了罗曼蒂克阶段的爱情关系，他们一般也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神圣使命，一个可以将自己奉献上去的祭坛；他们也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没有足够的经历（对他人的责任、悲剧、失败、成就、成功）能使自已抛弃凡事要尽善尽美的幻想，从而变得现实起来；他们一般也不能平心静气地对待死亡；他们不懂得怎样才能有忍耐精神；他们在自己和别人身上所见的邪恶甚少，还不足以使他们学会怜悯；他们所经历的短暂岁月还无法使他们超越自己对父母和长辈、对权力和权威的矛盾心理；他们一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以具备获得智慧的可能性；他们一般也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不随大流，对坚守道德不感到羞羞答答，等等。 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富有灵活性的，他们可以很现实地使自已适应于任何人、任何环境。我认为，他们随时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来同好人打交道，同时又能以适当的方式来对付坏人。 我对“牢骚”、贬低已达到的需要满足，甚或低毁与抛弃这种满足的普遍倾向进行了研究，从中得出了对自我实现者的另一点补充性描述。相对来说，自我实现的人可以幸免于人类不幸的这一大根源。总之，他们有“感恩”的能力。在他们的意识中，一直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庆幸。奇迹即使一再发生也仍然是奇迹。他们意识到，对天恩并不能受之无愧，对好运绝不可认为是理所当然；这种意识确保他们一直珍惜生活，永不厌倦生活。 我坚信这些研究将会改变我们对科学、伦理、价值、宗教、工作、管理、人际关系、社会及其他一些观念的根本性看法。此外，一旦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青年放弃他们不切实际的尽善尽美的愿望，使他们不再要求有尽善尽美的人、社会、教师、父母、政治家、婚姻、朋友、组织等——它们不存在，而且根本不可能存在—一我是说除了高峰体验和完美融合的短暂片刻之外，那么我想巨大的社会和教育变革也几乎会立刻发生。即使我们所知甚少，也非常明白上述尽善尽美的期望只不过是幻想，因而它会不可避免地、严酷无情地产生幻灭，并随之带来厌恶、愤怒、压抑和报复。我现在逐渐发觉，“现在就来一个极乐世界”的要求本身就是邪恶的一大根源。如果你要求有一位完美无缺的领袖或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你就会由此而放弃在较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将不完善界定为恶，那么就没有不邪恶的东西了，因为事物总是不完善的。 在积极的方面，我也相信，这个新开辟的伟大研究领域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知识源泉，使我们了解人性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似乎全人类都需要、都渴求的价值体系、宗教替代物、理想主义的满足物和标准的人生观，没有它们，人类就会变得丑陋、卑鄙、粗俗、琐碎。 心理健康不仅从主观上给人一种良好的感觉，同时也是正当、真实、实在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比病态“好”，比病态优越。它还不光是正当和真实的，而且还有更高的洞察力，既能观察到更多的真理，又能观察到更高一层的真理。也就是说，缺少健康不仅给人以可怕的感觉，它还是某种形式的盲目、认识上的病态，以及道德和感情上的缺失。此外，它还是某种形式的残疾，是能力的丧失，是行动和成就能力的降低。 健康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终归是存在的。既然健康及其所有的价值——真理、善良、美等，已经被证明是有可能存在的，那么，从原则上来说，它也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现实。对于那些向往明眸而不愿瞎眼的人，喜欢感觉良好而不希望感到难受的人，追求完整而不愿残缺的人，则可以建议他们去寻求心理上的健康。 传统的不涉及价值的科学，或者不如说是那种想得到一种不涉及价值的科学的徒劳努力，已经受到了日益坚决的拒绝。本书正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它比过去更为坦白地格守规范，更有信心地确认科学是寻求价值的、科学家们是在价值的激励下进行探索的。我断言，这些科学家能够在人性本身的结构中揭示出内在的、终极的、属于整个种类的价值。 对一些人来说，这看来像是对他们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其实也是我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的一种攻击。我承认他们的担心有时是很有道理的。有许多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界有许多人认为，完全地投靠于政治立场（所谓的“政治立场”根据的只是情况不明时所下的定义）是对无价值科学的唯一可以想象得到的替代物，并且两者是相互排斥的。对他们来说，接受一方必然意味着要放弃另一方面。 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种截然划分的浅薄无知：即使你是在同敌人搏斗，即使你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位属于某个党派的政客，也最好是能够掌握正确的情况。 然而，如果能够站到这种弄巧成拙的愚蠢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果能够在可能达到的最高层次上致力于解决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么我相信，可以证明规范性的热情（做好事、为人类造福、改善世界的热情）同科学的客观性并不矛盾，的确，它甚至可以使一种更为完善、更为有力的科学成为可能，这种科学的领域极为广阔，那种到现在还企图对价值保持中立（把价值留给非科学家，让他们不以事实为根据地武断地确定）的科学只能望洋兴叹。要想证明这一点，只不过需要将客观性的概念扩大一些，使它不光包括“旁观者的认识”（放任的、涉及不到自身的认识，有关外界、来自外界的认识），而且还包括经验性认识和我之所谓爱的认识或道家的认识。 道家客观性的这种简单模式来源于一种现象学，一种对他人的存在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爱和欣赏（存在爱）。例如，对自己的孩子、朋友、职业甚至于自己的“问题”或者科学领域的热爱都会带有如此的彻底性和接受性，以至于这种爱绝不会起干涉和妨碍作用；也就是说，喜欢的是它原来的样子和将来的样子，并没有改变它或者改善它的冲动。对任何事物都需要极大的爱才能够听其自然，让它保持原样，任其随意发展。一个人可以极其纯真地热爱自己的孩子，从而允许他按照自身的内在倾向性发展。然而——这也正是我这一番议论的要点——一个人也可以同样地热爱事实。一个人可以对事实极其热爱，从而也相信它的发展。一个人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孩子降生之前就热爱他，屏住呼吸，以极大的幸福期待着能看到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了人，并且现在就热爱那个将来的人。 预先给孩子订好计划，对他抱有奢望，给他规定好该担负起什么责任，甚至希望他成为这样或成为那样——这一切同道家思想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意味着要求孩子做父母决心让他做的那种人。这样的孩子生来就穿着一件无形的紧身衣。 同样，也不是没有可能热爱和信赖还没有发生的事实，当它的本性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感到欣悦和惊喜。我们可以相信，一种没有受到损害、没有受到摆布、未被强制、不受强求的事实是非常美好、纯洁、真正的事实，相比之下，同一个事实，一旦我们强迫它顺应一种预先的期望或希望或计划或现实政治的需要，就难免相形见绌了。事实也可以生来就穿着紧身衣。 规范性的热情可能被错误地理解，可能会用预先的要求来歪曲将会出现的事实，某些科学家恐怕就会做这种事，实际上是为了政治而放弃了科学。但对那些有更多道家思想的科学家来说，这绝非一种必然。他们对于即将诞生的事实的热爱，已经足以使他们设想它将会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这个原因，可以对它放任自流，而这正是由于科学家的规范性热情。 我也相信这一点：事实越纯粹，越少受有先入之见的教条主义者的感染，就越有利于人类的未来。我相信，将会使世界得益更多的不是我今天所奉行的政治信念，而是将来的事实。我对将来的认识比对我的认识更为信赖。 这是“服从的是上帝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意愿”的一种人本主义科学的翻版。我对于人类的担心和希望，我对于行善的渴望，我需求安宁和友情的愿望，我的规范性的热情——我觉得这一切的利益都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只要我对事实保持一种虚怀若谷的态度，只要我在道家的拒绝对事实先入为主、任意摆弄的意义上保持客观、不掺杂任何个人色彩，只要我一直坚信所知越多裨益越大。 科学家当然会抗拒这些截然划分、乱贴标签的不全则无的倾向，将会继续分层次、按等级地思考问题，整体地把握许许多多同时起作用的决定因素。他将尽全力接受各种资料，并将它们尽可能清楚地同自己的愿望、希望、担心区别开。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些问题——什么样的人是健全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是健全的社会——完全属于经验科学的领域，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在这些领域内促进认识的发展。 最后，我想就本书作为一种向人本心理学（它已经被称为“第三势力”）的过渡说几句话。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还不甚成熟，人本主义心理学却已经打开了研究所有这些被称为超越的和后人本的心理现象的大门，而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内在的哲学局限性则从原则上将这些资料封闭起来。在这类现象中，我所包括的不光有意识和人格的各种高级和积极的状态，即对物质主义、身穿紧身衣的自我、对“原子-分割-割裂-敌对”观点的超越，还包括价值（永恒的真理）是大大扩充了的自我的组成部分这样一种认识。 现在，已经有可能就超人类进行思索，这是一种超越人类本身的心理学和哲学。它尚未出现，但即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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