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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与人格（13-15）（选）
第十三章 科学的心理学研究（选）
对科学的心理学解释起源于这样一种敏锐的认识，即科学是人类的创造物，而不是自动发生的、与人无关的或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事物”。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维持的。它的规律、组织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性的性质。心理学家，特别是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会很自然和本能地亲自接触病人，他们是以个人的方式通过研究人，而不是通过研究人所制造的抽象物来进行的，科学家与科学的关系也是这样。 有的人错误地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坚持主张科学完全是自主的，能够自我调节，并将科学视作一场与人类利益无关的，有其固有的、类似于棋类游戏般不变的规则。然而，心理学家必须将这些企图看成是不切实际的、错误的甚至是违反经验实证的精神的。 科学首先是一种人类的创造，必须得到心理学上的检验。在这一章中，我希望能给出上述认识的一些更重要的含义和结果。 一、科学家的心理 1．科学家的动机 像人类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科学家也是被多种需要所促动的。这些需要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对食物、安全、保护、关心、群居、感情、爱、尊重、地位、身份、自尊、自我实现或发挥个人所特有的和人类所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要。这些需要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最为熟悉的，原因很简单，它们受到挫折就会引起病态。 研究较少，但通过共同的观察仍然可知的是对于纯粹知识的认识性需要（好奇），以及对于理解的需要（哲学的、神学的、建立价值系统解释的需要）。 最后，最不为人所知的是对于美、对称，也许还包括对于简洁、完满、秩序等的冲动，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审美的需要，以及表达、表现的需要，还有也许与这些审美需要有联系的使某事趋向完满的需要。 到目前为止，似乎所有其他需要、欲望或驱力不是上面所列举的基本目的的手段，就.是神经症的或某些学习过程的产物。 很明显，认识的需要是科学哲学家最关心的。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人的持久的好奇心。在更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水平上，科学则产生于人的同样持久的理解、解释以及系统化的欲望。然而，对于科学特别不可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的冲动，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那里也很常见。 当然，在科学发展的整个阶段，确实也包括其他动机。一些人投身于科学，就像他们同样也会投身于社会工作或者医学一样，都是为了帮助人们。 最后，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他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者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也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一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者任何神经症需要的满足。 就大多数人而言，更常见的是所有同时发生作用的动机的各种程度不同的联合，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始的最重要的动机。最有把握的设想是：任何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都不仅是由爱，也是由单纯的好奇所促动的；不仅是由威望，也是为了挣钱的需要促动的，等等。 2．理智和冲动的协作性质 总之，现在很清楚，把理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的两分法是已经过时了。理性和进食一样完全是动物性的，至少是人类的动物性。冲动并不一定同智力判断相对，因为智力本身就是一种冲动。总之，在健康者身上，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理智和冲动是协作的，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镰。非理性不一定是反理性的，而常常是亲理性的。意动和认知之间的长期差异和对抗，通常本身就是社会或个人病态的产物。 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比“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并不更多，也不更少。人性同时支配着两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科学可以给人带来乐趣，同时又能给人带来益处。希腊人对于理性的尊崇并没有错，而只是过分排他。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到，爱和理性完全一样，都是人性的。 在认识需要的满足和情感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着暂时的冲突。这种偶然的情况，向我们提出的是整合、协调以及并行的问题，而不是冲突以及对立的问题。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不偏不倚的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对其他同样重要的人类动机的满足造成威胁，为科学而科学正如为艺术而艺术一样，都是病态的。 二、科学的多元性 正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在职业中、在婚姻中那样，人们在科学工作中也寻求多种不同的满足。科学对于所有人都能投其所好，无论对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勇敢的、还是胆怯的，富有责任感的、还是寻找欢乐的都是这样。一些人直接在科学中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另一些人则明确地喜欢科学的非个人、非人类方面的性质。一些人主要是寻求条理的清晰和规则的井然，另一些人则强调内容，想知道更多“重要的”事情，尽管它们可能不够精细、准确。一些人想开辟和开创新路，另一些人宁肯做整理者的工作：整顿、清理、管辖已经赢得的阵地。一些人在科学中寻求保险，另一些人则寻求冒险和兴奋。我们不可能描绘出唯一理想的妻子，同样也不可能描绘出唯一理想的科学、科学家、方法、问题或研究活动。正如我们可以赞成一般的婚姻，同时仍保留个人趣味的选择一样，我们在科学中也可以是多元的。 对于科学，我们至少可以分辨出以下功能： 1．它的寻求问题、提出问题、鼓励预感、提出假设的作用。 2．它的试验、检测、证明、反驳的作用；它的重复和检验实验的作用，它的积累事实的作用；使事实更为可靠的作用。 3．它的条理化、理论化以及构建的作用，它进行范围越来越大的概括的作用。 4．它的收集历史、博学的作用。 5．它的工艺方面的作用；作为工具、方法、技术的作用。 6．它的管理、经营和组织方面的作用。 7．它的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8．它的为人类服务的作用。 9．它提供给人以欣赏、享受和欢庆的偷快，以及它带给人以荣誉的作用。 这些繁多的作用必然意味着劳动的分工，因为很少有人能集所有这些技巧于一身，劳动的分工需要不同种类的人，以及不同的兴趣、能力和技巧。 兴趣反映并表现了性格和人格。科学家对于学科的选择就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选择物理学而不是人类学。在学科内部各个领域的选择上也是这样，例如研究鸟类学而不是主攻遗传学。在某个具体领域中对某一具体研究课题的选择仍然体现了这一点，不过程度较低罢了，例如研究倒摄抑制而不是顿悟；另外，这一点还可用于解释对于方法、材料、精确度、适用性以及可行性与当前人类利益的密切程度等的选择。 在科学中我们大家互相补充和需要。假如每个人都喜欢物理学而不喜欢生物学，科学的进展将无从说起。很幸运，在科学的追求上，我们各有不同的趣味。这就像我们并非都爱同样的气候、相同的乐器一样。因为一些人喜欢小提琴，另一些人喜欢单簧管或鼓，乐队才可能演奏得成。科学也是这样，由于不同的趣味，在最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才成为可能。既然每个人都能提出不同的问题，熟悉不同的领域，正如在艺术、哲学、政治中一样，科学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而不是能够容忍各种各样的人），甚至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有特殊用处，因为他的疾病使他在某些特殊方面特别敏感。 由于一个人“关于人类的知识”常常仅仅意指“关于他自身的知识”这一事实，在科学中，一元论的压力是一种真正的危险。我们非常容易将自己的趣味、偏见以及希望投射到整个宇宙上去。例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表明，由于他们所选择领域的不同，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根本区别。由于这种在趣味上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希望他们对科学、方法、目标以及科学的价值有着各不相同的定义。很清楚，正如我们在人类其他领域里所做的那样，在科学家之间，我们也同样需要容忍和接受个体的差异。 三、对科学家的研究 对科学家的研究显然是对科学进行研究的一个基本的甚至是必须的方面。因为科学作为一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的一些方面的扩大了的投影，这些方面的知识的任何增长都会自动地在科学上扩大许多倍。例如，每一门科学以及每一门科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将受到以下知识增长的影响：l、偏见和客观性的实质；2、抽象过程的实质；3、创造力的实质；4、文化适应以及科学家对文化适应的抵制的实质；5、意愿、希望、忧虑、期盼等对感知的干扰；6、科学家的角色或地位的实质；7、我们文化中的反理智论；8、信仰、信念、信心、确定等的实质。 四、科学和人类价值 科学是建立在人类价值观基础上的，并且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系统。科学的产生以及目标的确定来自于人类感情的需要、认知的需要、表达的需要以及审美的需要。任何这样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对真理或确定性的追求是这样，对安全的追求也是这样。简洁明了、用语精练、优美雅致、朴素率真、精确无误、匀称美观，这类审美需要的满足不但对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是价值，对于数学家和科学家也同样有价值。 这些情况还没有涉及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科学家，我们分享着我们文化的基本价值，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不得不永远如此。这类价值包括诚实、博爱、尊重个人、社会服务、即使是被人误解了也仍然民主地尊重个人做出自己的决定的权利、维持生命与健康、消除痛苦、尊重他人应得的荣誉、讲究信用、讲体育道德、“公正”等。 很清楚，“客观性”和“客观的观察”是需要重新解释的术语。“排除价值”最初意指排除神学的以及独裁主义者的教义，因为它们预先判定事实。这种排除在今天，就像在文艺复兴时代一样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我们的事实尽可能地不受干扰。即使在我们国家中，虽然当前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于科学只是一种微弱的威胁，但我们仍然要与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的信条相抗衡。 五、理解的价值观 然而，我们现在已知的防止人类的价值观干扰我们对自然、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感知的唯一途径，是始终对这些价值观有非常清醒的意识，理解它们对感知的影响，并借助这种理解做出必要的修正（所谓干扰，指的是精神决定因素与现实决定因素间的混淆，而我们试图理解的是后者）。对价值、需要、愿望、癖好、忧虑、兴趣以及神经症的研究，必须成为所有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这个论点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对全人类来说是最普遍性的倾向：抽象、分类、发现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大体上有选择性地注意现实并依据人的兴趣、需要、愿望和忧虑来改变和重新安排现实。以这种方式，在各种各样的类别下组织我们的感知，在某些方面是有利的和有用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不利的和有害的，因为，它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异常突出鲜明，同时又使现实的另一些方面不引人注目。必须清楚，尽管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分类的线索，而且有时还有“天然的”分界线，然而这些线索常常只是最低限度的或模棱两可的。我们往往必须创造一种分类或把某种分类强加于自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依据自然的启示，还要依据我们自己的人性，我们自己的无意识的价值、偏见和兴趣。假如科学的理想就是将理论中人的决定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只有通过很好地了解这些人为因素，而不是通过否认它们的影响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关于价值观的所有这些搅扰人心的论点的宗旨，是要更有效地达到科学的目标，即改进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研究掌握知识的人来清除我们现有知识中的杂质。 六、人类和自然界的规律 人类的心理学规律和非人类的自然的规律在某些方面是相同的，但在某些方面又完全不同。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法则和规律都需要与自然界的相同。人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当然不得不对现实让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不能够拥有与自然不同的内在规律。愿望、恐惧、梦想、希望，它们的规律完全不同于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建构哲学的结构绝不同于建筑桥梁。一个家庭或一块水晶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研究。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论述，并没有要使非人类的自然界主体化或心理化的意思，但我们当然必须使人性心理学化。 非人类的实在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它们既不慈善、也无恶意，它们没有意图、目的、目标或职责（只有生物才有意图）。它们没有意动的和情感倾向。即使整个人类消失了，这个实在仍然存在一一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按实在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按我们对它的喜好去认识实在，无论是从“纯粹的”无利害关系的好奇心角度看，还是从为了当前人类的直接目的而预测和控制实在的角度看，都是妥当的。 七、科学社会学 对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家社会学的研究应获得更多的注意。假如科学家部分地是由文化变量决定的，那么，这些科学家的产物也是如此。科学在什么程度上需要其他文化中的人的贡献，科学家也就必须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他所属文化的限度，以做到更合理地感知，在什么程度上科学家必须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仅是一个美国人，在什么程度上科学家的产物决定于他们的阶级或阶层——要全面地理解文化对感知自然的“污染”情况，人类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 八、认识实在的各种方法 科学仅仅是认识有关于自然、社会以及心理实在的一种手段。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甚至就是挖渠道的工人也可以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他们也应像科学家那样备受鼓励。这些人不应该被看成是彼此排斥甚至是必须相互分离的。一个科学家同时也可以是一个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他们几乎肯定比其狭隘的同事更进了一步。 如果这种心理学的多元论致使我们把科学当成是多种多样的才能、动机、兴趣的管弦乐曲，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也就变得模糊了。忙于批判和分析科学概念的科学哲学家与对纯理论感兴趣的科学家之间的差别，肯定要小于后者与纯技术科学家之间的差别。提出较系统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和诗人当然更接近于心理学家，其程度胜过后者与工程师的相似度。科学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科学家，哪一个都行。对小说情节个案做仔细研究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生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收益，可能比从事着实验及抽象研究的同事那里得到的收益更多。 我没有发现能够绝对地区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方法。人们甚至不能把从事实验性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吃科学家这碗饭的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做一个真正的实验。一个在大学里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只是读化学杂志、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化学家。这个人比起一个聪明的对地下室发生了系统探索的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来，也许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更远一些。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些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于搞行政和组织工作。然而，他却乐意称自己为科学家。 如果一个理想的科学家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检查实验者、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历史学者、工艺学家、组织家、教育家、作家、宣传家、应用者以及鉴赏者于一身，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理想的科学小组也许应该由至少九个独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专家组成，其中不需要全能的科学家！ 但是，当我们指出科学家一非科学家的两分法过分简单时，我们也必须重视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发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这样，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比一般化的残缺人，能够把大多数事情做得更好；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的冲动与感情来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话，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有一点艺术细胞的科学家，比起一点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 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的兴趣，确实不是狭隘的技术专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多面手，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 我们应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中的心理多元论使我们懂得，有许多道路通向知识和真理，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干侧面，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九、心理健康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愉快的、无优无虑的、平静的以及健康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员），比起他在不愉快的、忧虑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时候，是更好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员）。神经质的人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把过早的概念化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的、新奇的东西，他们过多地被他的人际需要所决定，而不是一个对现实的好的报告者，他们太容易受惊恐，他们太渴望他人的赞同，等等。 这一事实至少有三个含义：首先，科学家（或更恰当地讲是一般的真理追求者）要做得好，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第二，也许可以认为，当一种文化改进了，它所有人民的健康也随之改进之时，对真理的追求也就改进了。第三，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使科学家在个人机能方面得到改进。 我们已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较好的社会条件往往会通过我们施加争取学术自由、终生教职、提高薪水等方面的压力来帮助真理的探索者。
第十四章 方法中心与问题中心（选）
数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官方”科学的缺陷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分析以外，人们几乎一直忽视了对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陷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解释科学。 我用方法中心一词指代这样一种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问、问题、功能或者目的。在其简单的形式上，方法中心将科学家混同于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机器操作工等。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方法中心体现为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而一谈。 一、过分强调技术 一味地强调优美、完善，强调技术和设备，常常造成这样的后果：在总体上减弱了重要性和深远价值，减弱了问题的意义和创造性的意义。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会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无论一个实验实际上多么无足轻重，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的、开创性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到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因此，逐渐增强的倾向是，学位论文的课题本身无关紧要，只要表达得好即可。一句话，论文无须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现成的积累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就是，显然是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在较低的层次上一一在高中和大学的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生被鼓励去把科学等同于直接地操纵装置，而且是按照从操作手册中学来的死板程序来进行的——一句话，遵循他人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从来没有人告诉学生说科学家是不同于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的。 这些论点是很容易被误解的，我无意贬低方法，我只是想指出，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相混淆。使科学获得尊敬和有效性的只能是科学本身的目标或目的。有作为的科学家当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即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忘记这个，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眼镜但不使用眼镜的人。 方法中心论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而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即使不想制造一个极端和不真实的分裂，也仍然可能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前者人数众多，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成为学术界中的一个术士阶层，以及仪式、程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一直不过就是令人讨厌的角色，但现在，由于科学事关国家和国际政策，他们就可能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由于外行理解操作者比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更容易，这就使上述倾向加倍危险。 方法中心的一个强烈倾向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为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不是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他们往往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攻克哪些课题呢？而不是像通常应该的那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是如此又怎样来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平庸的科学家将毕生精力耗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来划定，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别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最终会使我们想起那个有名的醉汉，他不是在钱包丢失的地方，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医生，他使自己的所有病人都大为光火，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方法中心论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将科学分成等级。这样做是非常有害的。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只有基于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才可能设想这样一个等级。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没有谁会认为在某种本质上，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方法中心论往往过于刻板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部门，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它们分属彼此分离的疆域。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心理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解决问题。”较通常的答案的确应当是这样的，假如科学界中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一种哲学上的明确的抵制和干扰：这种哲学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追求真理的人，即成为懂得什么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们将自己看做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向最新的科学前沿，转向那些我们了解最少但最需要了解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涉足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一千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是更好的青霉素吧），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科学中的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在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的各种不同方法之间制造了巨大的分裂。如果我们把科学定义为对真理、顿悟和理解的寻求，那么要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作个区分一定很困难。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最终还是要承认在它们之间有语义学上的区别，并且必须承认，这种区别一定主要是基于用以预防失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界限不像当今这样不可逾越，显然这将有利于科学的进步。方法中心论仅仅将他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则将他们考虑为互助的协作者。多数伟大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许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帮助，不亚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里获得的帮助。 二、方法中心与科学上的正统 方法中心通常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科学上的正统，科学的正统随后又制造出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不可能用公式来表达，不可能将其分类或者归入档案系统。过去的问题不再是问题，而是答案。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但是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则是可能的。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且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因而也往往成为对于今天的束缚（而不是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胆怯的人的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前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尤其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这道命令通常是被解释为：要使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这样，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这样的倾向：不去发明创造新技术，而是模仿旧的技术。然而，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与自然科学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在科学中，惯例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实则是绝对危险的。 科学正统观念的一个主要危险是：它倾向于阻止新技术的发展。假如科学方法的原则已经公式化，那么剩下的事就只是应用它们了。新的方式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们常常受到敌视，如心理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等就是如此。遇到这样的敌意，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同时并存、相互关联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尚未发明出来。 一般说来，科学的发展是协作的结果。否则，有局限性的个人怎能做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一旦没有了协作，发展易于完全停滞不前，直到出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巨人。正统观点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中都很少有天才，这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够持续地、平缓地发展。我们可以想到，异端观点在长期的令人厌倦的忽视或反对中受到阻碍，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如它们是正确的），继而变成正统观点。 正统观点中还有一种为方法中心论所滋养的也许更为严重的危险性，它对于科学的权限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正统观念不仅阻挡新技术的发展，它往往还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根据是，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用现有技术不能解决（例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以及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根据导致了那种没必要的认输，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那个“非科学问题”的概念，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敢于提问和回答。的确，任何读过并且懂得科学历史的人，不敢谈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只会谈论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照后一种说法，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明确的动力。它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独创性和创造力。用当前科学正统观念的说法一一我们用（我们了解的）科学方法能干一些什么？——我们被鼓励走向反面——自愿作茧自缚，退出人类兴趣的广阔领域。这种倾向会走向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的极端。最近，国会试图设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中，竟有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假如不是由于单纯尊重成功的高精尖技术，完全忽视科学的提问的本质，以及它来源于人类价值观和动机这个事实，那么，还会有什么理由来提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应该怎样解释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的这种以及其他类似的嘲弄呢？我应该使用他们的技术吗？但它们对于我的问题毫无用处，它们怎么能解决心理问题？或许这些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要不，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把它还给神学家？或者，也许存在某种从个人偏见出发的嘲笑吧？那么，它是否暗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本身并无理由存在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印象吗？那么，我必须谈谈我的印象，哪个科学团体中都有蠢人，谁也不比谁多，不比谁少。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暗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也许是唯一的位置，否则，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释。 以方法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而不是“大胆勇敢”；它使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的路上一寸一寸向前移动，而不是在未知领域中开辟新径。它使人对于未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进取的态度。它往往使科学家成为定居者，而不是开拓者。 科学家的恰当位置（至少间或）是处于未知、混沌、朦胧之中，面对难以应付的神秘且尚未被表达清楚的事物。一个问题导向的科学会根据需要，可以随时进入这种状态，并且正是在这里，他们被强调手段的科学方法所阻碍。 过分强调方法和技术促使科学家认为：1、他们比自己的实际状况更具有客观性，更少有主观性；2、他们不关心价值。方法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难和问题则未必如此，因为它们迟早会招来关于价值的所有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强调科学的目标，而强调科学的技术。的确，科学方法中心倾向的一个主要根源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客观（价值中立）。 但是，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努力做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这一点也很值得讨论。本章中列举的所有错误证明了忽视人性的缺点的各种危险。神经症患者不仅为其徒劳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主观上的代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同时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差。 由于这种想象中的相对于价值的独立，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假如方法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实际上它们很少如此），假如它们完全始终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它们害怕得出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有办法区别重要试验与不重要的试验，而只可能有技术上成功和技术上糟糕的试验。如果只使用方法标准，最无价值的研究就能要求受到与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样的重视。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极端，这只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方法中心的尺度与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形式出现，但是它的确经常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存在。在科学的历史中充满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实例：不值得做的事情也不值得把它做好。 假如科学不过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国际象棋、炼丹术、牙科医生的行业以及防护学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十五章 陈规化的认知与真正的认知（选）
即使在它（理性）承认不认识呈现给自己的对象的时候，它也相信自己的无知仅在于不知道在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范畴中，哪一个适合于这一新的对象。在准备打开的抽屉中，我们把这一对象放进哪一个呢？在已经制作好的外套中，我们让它穿哪一件呢？是这一件，还是那一件，还是其他的？而“这一件”、“那一件”和“其他的”是早就已被构想好了的，是已经知道了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必须给每一个新的对象都造出一个新的概念来，或许还要给它造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这种观点对我们来说是极其讨厌的。但是哲学史已向我们显示出各种体系之间的永恒的冲突，我们不可能令人满意地将现实的东西套入我们现成概念的现成外套中，这也显示了量体裁衣的必要性。 ——柏格森：《创造性的进化》 对于心理学的各个领域来说，在没有偏见、期待、意愿、希望、恐惧或焦虑侵扰的情况下，在对具体的、特异的、独特的、单纯的认知的两个类型：陈规化的认知和清新的、谦逊的、接纳的、道家式的认知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同。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大多数的认知行为是对陈规的陈旧的、心不在焉的确认和分类。这种在已经存在了的类型目录之中所进行的懒散的分类，与全神贯注地对独特现象的多面性所进行真实的、具体的感知有着深刻的不同。对任何体验的全面评价和品味，都只能来自于这样的认知。 对于所有经验、行为和个体，心理学家都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可以研究一种经验或行为本身，把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自具特征的，也就是说，把它们看成是与整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经验、人或行为迥然不同的。或者，在对经验作出反应的时候，他也可以不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将它们看成是典型的，亦即将它们看成是这一或那一经验类别、范畴或标题中的一个例证或代表。这就是说，他并不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检查、注意、感受或体验某一事件的。一位档案员只消查看几页档案，便可将它归入甲类或者乙类。上面提到的那种心理学家的反应就与这位档案员的反应相似。我们可以用“标签化”一词来表示这种活动。 这种区别是随着对作为心理学基础的基本理论进行严肃研究而自然出现的副产品。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理活动都是这样进行的，即现实好像是固定不变而不是发展的（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过程），好像它是分离的、附加的，而不是互相联系、形成格局的。这种对现实的动力学方面和整体论方面的盲目无知造成了学院派心理学的诸多弱点和失败。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制造一个相互对立的二分法，或者选择一个制高点来作战。在这里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整体-动力论”也有可能像“原子-静态论”一样片面而不切实际。如果说我们强调一方面牺牲另一方面的话，那是因为，要把这幅图画圆，恢复平衡，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许多被当做认知的东西实际上只是认知的替代物，都只是一些经过了两道手的戏法。人都是生活在流动变化的现实中的，但人又往往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由此造成的那些生活的迫切需要就使得这样一些戏法成为不可缺少的了。由于现实是动态的，又由于当代西方人只能较好地认知静止不动的东西，这样，我们大量的注意、感觉、学习、记忆和思维所处理的，实际上不过是来自于现实的静态抽象物或者理论建构，而不是现实本身。 离开了概念、概括和抽象化，我们将无法生存。但问题在于，它们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能空洞无物。它们必须植根于具体现实之中，与具体现实联系在一起，它们必须要具备有意义的内容，而不能只是一些词句、标签和单纯的抽象概念。本章所要论述的是那种病态的抽象活动，那种“把具体事物简化归结为抽象概念的活动”，以及抽象活动的各种危险性。 一、注 意 注意的概念与感觉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相对而言，注意的概念更侧重于那种选择性的、准备性的、具有组织功能和动员性的行动。这些行动不一定是完全由人所注意的现实的本质来决定的，不一定都是纯粹的和新鲜的反应。注意也要由个体机体、人的兴趣、动机、偏见以及过去的经验等来决定，这是人所共知的。 在注意反应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新鲜的、独具特色的注意与陈规化的、标签化的注意（通过这种注意，一个人可以在外部世界中辨认出一套业已存在于他的头脑中的范畴）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说，注意完全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在世界上辨认出或发现那些我们自己放在那里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经验发生之前预先对它进行判断。换句话说，注意有可能只是对过去的合理化，或只是为了努力保持现状，而不是对变化的、新奇的和流动的东西的真正的识别。我们只要注意那些已知的东西，或者将那些新奇的东西改换成已熟悉的东西的形式。 这种陈规化的注意对机体的好处和坏处都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很明显，如果我们仅仅是要把一种经验贴上标签或者归入某一类，这就可以节省我们的许多精力，我们根本不需要竭尽全力，进行充分的注意。毫无疑问，贴标签没有专心致志的注意那样劳神费心。而且，贴标签并不要求注意力高度集中，不需要机体调动全部资源。注意力高度集中对于感觉或理解一个重要、新奇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都知道，这是极其耗费精神的，因此相对来说没有标签化那么常见。公众一般都比较喜欢流行的读物、简短的小说，文摘杂志、千篇一律的电影和充满陈词滥调的谈话。总的说来，他们都力求避免真正的问题，或者至少是强烈地偏爱那些千篇一律的虚假的解决办法。所有这些也都证明了上述结论。 标签化或类型化是一种部分的、象征性的、有名无实的反应，而不是一种完整的反应。 这里涉及一个悖论，因为以下两种情况都同样是真实的：1．我们倾向于不去注意那些不能贴上我们已经准备好的标签的东西（即某些陌生的东西）；2．正是那些异乎寻常的、陌生的、危险的和咄咄逼人的东西最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一个新奇陌生的刺激有可能是危险的（例如黑暗中的声响），也有可能是不危险的（例如窗户上挂起的新窗帘）。我们将最充分的注意力给予那些陌生而危险的事物，而对那些熟悉和安全的事物，我们所给予的注意力则十分微弱；此外，对那些新奇而安全的事物，我们往往给予不多不少的注意力，否则它就会转化为熟悉而安全的事物，即会被贴上标签。 有一种有趣的思考是从这样一个奇怪的倾向出发的，即新奇陌生的东西要么根本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要么就势不可挡地夺走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那么健康的人）似乎都只对那些威胁性的体验做出反应。好像必须把注意看成是对危险做出的反应，似乎是在警告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应急反应。这些人将那些非威胁性、没有危险的体验置于一旁，不予理睬，这些体验似乎根本就不值得注意，人们也没有必要对它们做出任何其他认知上或情感上的反应。对他们来说，生活要么是遭遇一场危险，要么就是解除危险。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事情却并非如此。这些人并不仅仅对危险的情况做出反应。或许是因为感到更安全和更自信，他们有闲心去对那些不但没有危险、相反地还使人愉快激动的体验做出反应，能够去注意这些体验，甚至为此而如醉如狂。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积极的反应，不管是柔和的还是强烈的，不管是一种轻微的愉快还是一种势不可挡的狂喜，都与紧急反应毫无二致，都是自主神经系统以及机体的五脏六腑的总动员。这两种经验的主要差异就是，人们从内省中感到一种经验是令人愉快的，而另一种经验则是令人不快的。这一观察使我们看到，人不仅被动地适应世界，而且还积极地从世界中获得享受，甚至还主动地将自己强加到世界上去。大多数这类差异都可以用精神健康（姑且这样称呼）这一因素的变化来加以解释。对于那些相对说来焦虑不安的人来说，注意都毫无例外是一种应急机制，世界或多或少被简单地划分为危险的和安全的两种类型。 如果我们容许自己去构想“真正的科学家”和“真正的艺术家”这样的抽象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科学家基本上是力求把体验加以分类，将某一体验与其他体验联系起来，将它置于其在关于世界的一元哲学中应有的位置上，探寻这一体验在哪些方面与所有其他体验相同或相异。科学家倾向于赋予这一体验一个名称，为它贴上一个标签，把它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一言以蔽之，把它进行分类。而一个艺术家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体验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他必须把体验视为一个个别的对象。每一个苹果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与别的苹果毫无共同之处，每一位模特、每一株树、每一个脑袋都是独特的——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与别的东西完全相同的。有一位批评家在评论一位艺术家时说道：“他看见了别人视而不见的东西。”他对于把体验加以分类，或把它们归入到头脑中的卡片目录中去的工作丝毫不感兴趣。他的任务是要看到经验的新鲜之处，然后，如果他有这种才能的话，再采取某种方式把这种经验凝固起来，让那些不那么善于感觉的人也能看到经验的新鲜之处。齐美尔说得好：“科学家看见某物是因为他了解它，而艺术家了解某物则是因为他看见了它。” 像所有的陈规一样，这样一些陈规也是危险的。科学家的直觉和艺术气质也完全可以变得更强，他也可以更加欣赏和尊重未经加工的、直接的经验。同样，在科学家眼中的对现实的研究和理解中，除了要使艺术家的反应更加合理和成熟之外，还应该加深这种反应。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必须执行同一道命令：“必须认识整个现实”。 二、感 知 陈规化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对偏见的社会心理学分析，而且还适用于感知这一基本心理过程。感知也许并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内在本质的吸收和记录。对经验进行分类，为它贴上标签，而不是对它进行检查。这种活动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感知。我们在这种千篇一律的感知中所做的一切，恰好类似于我们在言谈中不断地使用陈词滥调。例如，当我们被介绍给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对他感到新鲜，并且力求把他当作一个与生活中其他人不甚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来加以理解和感觉。但是，我们却往往给他贴上标签，或者把他归到某一类型的人当中去。我们将他置于某一范畴中，而不是把他看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往往把他看成是某一概念中的一个例证，或者某一范畴中的一个代表。换言之，一个进行陈规化感知的人应当更类似于档案管理员而不是照相机。 在标签化感知的许多例证中，我们可以列举人们对以下各种东西进行感知时的那种倾向： 1．那些熟悉、陈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陌生、新鲜的东西； 2．那些系统化和抽象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实际的东西； 3．那些有组织、有结构和单一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混乱的、没有组织的和模棱两可的东西； 4．那些已经命名的或可以命名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没有命名的和不能命名的东西； 5．那些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无意义的东西； 6．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异乎寻常的东西； 7．那些人们期待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出乎意外的东西。 而且，每当某一事件是陌生的、具体的、模棱两可的、没有命名的、没有意义的、异乎寻常的或者出乎意料的时候，我们还强烈地倾向于把这一事件加以扭曲，削足适履地将它塑造成一个更为常见、更为抽象、更有组织的形式。我们往往把事件当作某些范畴的代表，而不是根据这些事件本身将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和独具特色的。 显然，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将某一刺激物归类到一个业己构造起来的范畴系统中去，那么他对这一刺激物就无须了解很多；但是，如果他是想去理解和正确评价这一刺激物，那就没有这么容易了。真正的感知，应将刺激物当成独一无二的，必须整个包容它，完全吸收它、理解它，因而也就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相比之下贴标签、编目录是转瞬之间即可完成的。 很有可能，标签化远远没有新鲜的感知那样有效，这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这一转瞬之间即可完成的特点。在标签化感知中，只有那些最为突出的特征才能用来决定反应，而这些特征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因此标签化往往使人犯错误。 这些错误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性，因为标签化感知同样也使得人们不大可能去改正原先的错误。一个被纳入标签中的人强烈地倾向于保持原来的状态，任何与陈规老套不相符合的行为都只能算作例外，无须认真对待。 关于标签化或陈规化的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答下面这一古老的问题，即人们怎么会在真理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还要顽固地坚信谬误。关于这一点，再没有人比威廉·詹姆士表述得更好的了。他说：“理智在处理对象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它同别的东西一并归类。但是任何对我们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能够唤起我们的献身精神的对象都使我们感觉到它好像必定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假如一只螃蟹知道我们如此干脆利落、毫无歉意地将它归到甲壳纲动物中去，并以此对它进行处置的话，它也许会怒不可遏的。它会说，‘我不是这样的东西，我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 三、学 习 习惯的意思往往是企图通过使用以前某一成功的解决办法来解决眼前的某一问题。这意味着：l．必须把眼前的问题置入某一问题范畴中去；2．必须选择对这一特殊范畴中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这里就必然要牵涉到归类亦即标签化。 习惯现象再好不过地描述了一个同样适用于标签化注意、感知、思维、表达等的现象，即一切标签化的结果都是“要把世界冻结起来”。但实际上，世界在永恒地流动变化着，宇宙万物都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之中。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不动的（虽然对于实际的目的而言，许多东西确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必须十分严肃地看待理论的话，那么，每一经验、每一事件、每一行为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管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有别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或者将来还要再发生的一切别的经验、行为，等等。 这样一来，把我们有关科学与常识的各种理论和哲学都建筑在这一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基础之上，似乎就是合情合理的了。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并不是这样做的。虽然我们已经而且必须接受一个变化发展的世界，但我们却很少是怀着情感与热情这么做的。我们都仍然是牛顿的信徒。 这样，对所有可列为标签化的反应，都可以做这样一个重新界定，它们都企图冻结或阻止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世界的运动，使之静止不动，以便能够处理这个世界，我们好像只有在这个世界不动时才能处理它。那些头脑静止的人都倾向于把一个过程世界凝固起来，使之暂时静止不动，因为他们不能处理和对付一个处于流变中的世界。我认为，所有习惯，当然还有各种复制性学习，都无一不是这种倾向的例证。 这种倾向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归类是对结论的过早的固化，因为这个人害怕未知，减弱和避免焦虑的期望促成了固化。因而，泰然自若于未知事物或与此类似的事物的人，能够容忍模糊，在他们的感知中较少地受到促动。最好是把动机和感知间的密切关系认作是心理病态现象，而非健康的表现。非常坦率地说，这个关系是一个稍有病态的机体的征兆。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它很少存在；在神经质和精神病的人身上它大量存在，正如在妄想和幻觉中所体现的。描述这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是说，认知在健康人那里相对来说是非动机性的；在病态人那里相对来说是动机性的。 正如詹姆士很久以前指出的，习惯是保守性的机制。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因为任何习得性的反应，仅仅由于其存在便足以阻止对同一问题的其他习得性反应的形成。但是另外还有一重要原因，虽然也同样重要，通常却被学习理论家们忽视了，这就是，学习不仅仅事关肌肉反应，还事关情感偏爱。我们不仅仅学说英语，我们还学习去喜爱和偏向于它。这样一来，学习就不完全是一个中立的过程了。我们不能说，“如果这一反应是错误的话，我们就把它抛弃掉，或者用一个正确的反应来代替它，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通过学习，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束缚住了自己，献上了自己的忠诚。我们不能同意科学领域中那些不切实际地对待假设和理论的人的观点。他们说：“即便是错误的理论也好于没有理论。”如果我们前面的考虑还有某些道理的话，那么真正的情况绝没有这么简单。正如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的：“习惯起初如蛛丝，最后如钢缆。” 这些批评绝不适用于一切学习，它们只适用于原子式的和复制性的学习，亦即对彼此孤立的特定反应的识别和回忆。许多心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把这种复制性学习看成好像是过去对现在发生影响的唯一方式，看成好像是过去的经验教训能够有效地被用于解决现在的问题的唯一方式。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习得的许多东西（亦即过去那些最为重要的影响）都既不是原子式的，也不是复制性的。过去最为重要的影响、最有影响的学习类型，是我们所谓的特征或内在学习，即对我们所有经验在性质上的一切影响。因而经验并不像拣硬币一样是机体一个一个地习得的；如果这些经验有某些深刻影响的话，它们就会改变整个人。这样，某一悲剧性的经验就会使他由一个不成熟的人变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人，能够使他变得更加明智、更加宽容、更加谦卑，使他能够更好地解决成年人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与此相反的理论则会认为，这样一个人只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获得了处理或解决如此这般的一个特殊问题（例如他母亲的死）的技巧。他除了在这方面有所变化而外，并无任何别的变化。这样一个例子实际上比通常那些把一个错误的音节同另一错误音节胡乱联系起来的例子远为重要、远为有用，更可以用来作为典范，而后者在我看来除了与其他错误音节有关系外，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无关。 如果世界是处于一个过程之中的，那么每个瞬间就都是新的和独一无二的。从理论上说，所有问题都必然是新的。根据过程理论，任何一个典型的问题都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都是根本不同于任何其他问题的。根据这一理论，一个与过去的问题十分相似的问题必须被理解成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不是一种典型的情况。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凭借过去以寻找一个特定的解决办法就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有可能是危险的了。我相信，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是真实的，而且在实际上也是真实的。无论如何，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理论偏见，都会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有些生活问题是新的，因而必须有新的解决办法。从生物学观点来看，习惯在人的适应方面起着双重的作用，因为它们既是必要的，同时又是危险的。它们必然意味着存在某种不真实的东西，即一个固定不变、静止不动的世界。但它们通常又被当做人最有效的适应工具之一，而这又意味着有一个变化的、动态的世界。习惯是一种业已形成的对某一情况的反应或对某一问题的解答。因为它是已经形成了的，它就会发展成一种惰性，抗拒变化。但是当某一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它的反应就也应该随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者做好迅速变化的准备。因此，习惯的存在有可能比毫无反应更加糟糕，因为习惯阻止我们并使我们不能及时对某一新的情况做出必要的新的反应。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描述这一悖论，也许有助于使这一点更清楚一些。可以说，我们建立起习惯是为了在处理反复出现的情况时节省时间、努力和思考。如果一个问题以同样的形式一再出现，而我们有着会自动出现的某种习惯性的应答方案，我们当然能够节省大量的思考，不管这一问题何时出现，我们都能自如地处理。这样看来，习惯无非就是对某一反复出现的、不变的和熟悉的问题的反应。之所以可以说习惯是一种“好像”反应——“好像世界是静止的，常住不变的”，原因就在于此。许多心理学家都注意到作为适应性机制的习惯的基本的重要性，因而都一致强调重复现象。上面那种解释毫无疑问就是由此而出现的。 在许多时候，这种情况都是按它应该的那个样子出现的，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重复性的、熟悉的，相对说来是不变的。一个从事所谓比较高级的活动、思想、发明和创造的人会发现，作为先决条件，这些活动需要无数精细的习惯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以便创造者能够自由地把他的精力投入到所谓更高级的问题中去。但这里却又牵涉到一个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悖论。实际上，世界并不是静止的、熟悉的和重复不变的，相反，它常常处在一个流变的过程中，是常新的，总是要发展成为某一别的东西，变化不居、流变不止。不管习惯对于处理世界的那些恒常不变的方面是多么地有用，当机体必须处理世界上那些变化不居、起伏不定的方面时，当机体必须解决那些独一无二的、新的、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时，习惯却肯定会起某种阻碍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悖论，习惯同时既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既是有用的又是有害的。毫无疑问，习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努力和思维，但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们是适应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但它们却又对适应起着阻碍的作用。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归根结底却又与新的非标签化思维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它们对新问题是束手无策的。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习惯尽管有用，但它们却常常阻碍我们的发明能力和创造性，也就是说，它们常常阻碍着我们去使世界适应我们自己。最后，它们常常以一种懒惰的方式代替了真实的和新鲜的注意、感知、学习和思维。 四、思 想 在这个领域内，标签化包含以下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含义：l．人们仅有陈规化的问题，以及/或者2．人们仅仅使用那些陈规化的和机械的习惯和技巧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或者3、在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出现之前，人们已经有了一系列现成的、简捷的和枯燥乏味的解决办法与答案。这三种倾向加在一起，就几乎完全可以窒息人的创造性。 1．陈规化的问题 一个强烈地倾向于进行贴标签的人做出的第一项努力通常就是要避免或忽视任何种类的问题。那些患有强迫症的病人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极有系统地管理和安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任何一个没有现成答案而需要有自信、勇气和安全作为保证才能加以处理的问题都会给这样的人造成严重的威胁。 如果这种人必须去感知问题的话，那么他首先做出的努力也不过是把这一问题纳入某一范畴中去，把它看成是一个熟悉的范畴中的一个代表（因为熟悉的东西不会使人感到焦虑）。他们试图去发现，“这一特殊问题能够放入以前曾经经历过的哪一类问题中去吗？”或者“这一问题适合于哪一个问题范畴呢？它能够被塞进去吗？”这样一种“置入”反应当然只有在人们感知到相似性时才有可能。这种对相似性的感知并不一定就是对被感知的现实的内在本质所进行的谦逊的、被动的记录。不同的人是根据不同的、适合他们个人癖好的标签来进行分类的，但他们却都能成功地把经验标签化。这一事实也证明了上述结论。这样的人不愿意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中去，他们要把所有不能忽视的经验统统加以分类，即使他们感到有必要把这种经验加以裁剪、挤压甚至扭曲。 2．陈规化技巧 一般说来，标签化的一个主要的有利之处就是，只要能够把问题成功地纳入某一范畴之中，随之就会自动出现一套处理这一问题的技巧。这还不是标签化的唯一理由。一位医生在处理一种虽然治不好但是已知的疾病时比在处理疑难病症时常常感到更为轻松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把问题置入某一范畴中的倾向的背后潜藏着很深的动机。 如果一个人以前曾经多次处理过同一问题，那么适当的机制就会运转良好，随时可以发挥作用。当然，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强烈地倾向于按以前的方式来处理同样的事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问题的习惯性解决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实施上的轻松自如、节省精力、自动性、情感性选择、无焦虑，等等，是它的一些好处。而主要的坏处则在于失去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就是说，习惯通常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即人们以为这个动态的世界能够被当成静止的世界来加以对待。 3．陈规化结论 这一过程的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大概就是合理化。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起见，对这一或类似的过程可以做如下界定，即人们事先就有一个现成的观念或不可逃避的结论，然后再进行大量的思维活动来支持这一结论，或为它找出证据来。这种活动其实不过徒有思维的外表而已。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维，因为它不顾问题的本质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凝重的表情、激烈的讨论，对证据的搜寻，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烟幕，其实思考还没有开始，结论就已经命中注定了。人们还常常连这种思考的外表都不要，他们甚至懒得去做这种好像是在思考的姿态，光是相信就够了。这比合理化还省事。 一个人完全有可能按照在他生命的头十年中所获得的一套完整观念来生活，这套观念也许从未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哪怕是细微的改变。的确，这样一个人也许智商很高，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思维活动，从这个世界中选取哪怕是零星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现成观念。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活动偶尔也会对这个世界有些用处，但人们似乎都明显地愿意把生产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与最熟练的合理化活动在字面上做出区分。合理化活动常常使人对真实世界熟视无睹，对新的证据无动于衷，使人在感知和记忆时发生扭曲，丧失掉对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的适应能力。与这样一些更加引人注目的现象相比，与思想停止发展的其他一些迹象相比，合理化活动偶尔具有的一些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合理化活动并不是我们所能举出的唯一的例子。当一个问题仅仅刺激了我们的各种联想，使我们从中挑选出那些最切合这一特殊场合的联想时，这同样也是标签化。 标签化思维看上去好像与复制性学习有一种特殊的相似性或关系。我们上面所举的三种类型的过程可以十分容易地被当成习惯活动的特殊形式来加以处理。这里明显地牵涉到与过去的某种关系。问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不过是从过去经验的角度来对新的问题进行分类和解决的技巧而已。这种类型的思维经常都等于是在漫不经心地处理和重新安排以前获得的复制性习惯和记忆。 整体动力性的思维更明显地是与感知过程相联系的，而不是与记忆过程相联系。明白了这一点，它与标签化思维之间的区别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了。整体思维所作的主要努力就是尽可能清楚地感知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的内在本质，“在问题中感知其解决办法”。每一问题都是以其自身的情况和形式而被仔细考察的，简直就好像人们以前从未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一样。这种努力是为了搜寻出问题的内在的本质，而在联想思维中却是为了发现这一问题是怎样与人们以前曾经经验过的问题相联系和相类似的。 从一个实际的意义来看，就行为来说，这一原则可以简化成这样：“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看。”这就是说，每当一个人面对着一个新的情景，他并不是毫不犹豫地用以前已经明确决定好了的方式来对它进行反应。这一情景实际上在许多方面都与以前的情景有区别。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 ，让我们来看看”的时候，他应该对所有这些不同方面抱着一种敏感，并且根据情况随时做出适当的反应来。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整体思维中不利用过去的经验。人们当然要利用过去的经验，关键在于，人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经验的。整体动力学家们的论点是，思维活动，如果它具有什么意义的话，应该具有发明创造性、独特性和天才性这样的意义。思维是一种技巧，凭借着它，人类能够创造出某种新的东西，而这又意味着，思维必须不时地与已经得出的结论发生冲突，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如果它与一种思维的现状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它就成为习惯、记忆或我们业己习得的东西的对立面了，这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从定义上说就必须与我们业已习得的东西发生冲突。如果我们过去习得的东西和我们的习惯运转得很好的话，我们就可以以一种自动的、习惯性的和熟悉的方式来进行反应。那就是说，我们用不着进行思考。从这一观点来看，思维可被看成是学习的对立面，而绝不是一种学习类型。夸张一点说，思维几乎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突破我们的习惯、忽略我们的过去经验的能力。 人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成就所代表的那种真正的创造性思维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动力学方面。这就是它那特征性的冒险精神和勇气。如果这些词语在这里不是十分贴切的话，那么，当我们想到一个胆怯的小孩与一个勇敢的小孩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胆怯的小孩必须紧紧地倚靠着他的母亲，因为母亲代表着安全、熟悉和保护，而较为大胆的小孩则不然，他们往往更加自由地去冒险，能够远远地走出家门。那种与胆怯地紧抱着母亲相似的思维过程就是胆怯地抱住习惯不放。一个大胆的思想家在冒险离开安全熟悉的港口时必须能够摆脱过去，摆脱习惯、期待、学识、惯例和习俗，摆脱焦虑不安的情绪。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人的观点是通过模仿或依靠权威人士的建议而形成的。这类实例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陈规化结论。它们一般都被看成是健康人性中的基本倾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是体现了某种轻微的心理病症，或者某种与之非常接近的东西，这也许更为确切一些。当牵涉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时，这一类观点主要表现为一些过分焦虑不安、过分传统化的和过于懒惰的人（一些没有主见的、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什么的人，不相信自己观点的人）对一种没有组织结构的情景的反应，而这种情景没有固定的参照系。 在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中，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多半都属于这种类型。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也注意看别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以便我们自己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显而易见，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这种结论并不是由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而是一些从别人那里拣来的陈规化结论，我们相信别人胜过了相信自己。 这样一种认识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教育何以远远不能达到其预定目的。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几乎从不努力去让人学会直接观察现实。相反，却让人戴上一副预先造好的完整的眼镜，借此去观察世界的每一个方面，如应该相信什么，应该喜欢什么，应该赞同什么，应该感到什么有罪。一个人的个性很少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很少有人鼓励他鼓起勇气，以自己的方式去看待现实，破除迷信，勇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在高等教育中，各种陈规化倾向也触目皆是，我们可以在大学的课程表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在这些课程表中，不管一门课涉及怎样变化不定、难以言说和神秘莫测的现实，都被一视同仁地安排为3个学分，而且，更为蹊跷的是，这些课都不多不少正好上15周。它们就像橘子一样被整齐地划分为彼此不同、互相排斥的门类。这类标签不是从现实中得来的，相反，它们是被强加到现实上去的。 所有这些都再明显不过了，但对此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不那么清楚了。许多人在考察了标签化思维之后都极力推荐这样一个措施，即让学生逐渐摆脱标签的束缚，学会去关心那些新鲜的经验和那些特殊具体的现实，在这点上，怀特海说得很对： 我个人对传统的教育方法的批评就是，它们过分关心思维的分析活动以及公式化信息的获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本应去加强那种对个别事实进行具体评价的习惯，但我们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完全注意不到这些个别事实中出现的各种价值之间充分的相互作用，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各种抽象的陈述，而这些抽象的陈述却忽略了不同价值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 目前我们的教育把以下两者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对少数凡个抽象概念进行透彻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其余大量的抽象概念的研究则相对减少了一些。我们的教育程序过于迂腐了。学校的普通训练应该以引导年轻人对事物进行具体把握为目的，应该满足他们活动的热望。在这里当然也离不开分析，但这种分析只要描述出各个不同领域中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在伊甸园里，亚当是先看见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命名的，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却与此相反，儿童先给动物命名，然后才看见它们。 这样的专业训练只能触及教育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的重心在智力上，其主要工具是书籍。但专业训练显然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的重心应该落在直觉上，应该避免与整体环境的分离，其目标是尽可能少地对整体进行分割，而去对整体进行直接把握。现在我们最需要的那种一般性，就是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直接评价。 五、语 言 语言主要是一种体验和传达普遍规律性信息的绝好手段，亦即一种标签化的手段。当然，语言也企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常常因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告失败。它在处理某一特殊事物时最多就是赋予它一个名称，但名称毕竟不能描述或传达出这一事物，不过是给它贴上一个标签罢了。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体验命名也会给它罩上一层屏障，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 例如，一天，有一位教授与他的艺术家妻子漫步在一条乡间小道上。当他第一次看见一朵可爱的花时，他就问他的妻子这朵花的名称是什么，谁知刚一出口，就遭到他妻子的一顿斥责：“知道这朵花的名称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称就会感到心满意足，就不会再去欣赏这朵花了。” 语言强行把经验塞进标签中，就这一点来看，它无疑是横亘在现实与人之间的一道屏蔽。一句话，语言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代价。 语言给人的理论思维带来很大的好处，但即便如此，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们完全放弃了语言所能勉强达到的那一点特殊性，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种千篇一律的老套、平凡陈腐的话语、标语、口号和形容词的话，那么情况比这还要坏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语言就地地道道地变成了一种消除思维的手段，就会使人感觉迟钝，阻碍人的精神的发展，把人弄成一钱不值的废物。这样，“语言的功用实际上与其说是传达思想，不如说是隐藏思想”。 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语言，但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却必须时刻意识到它的缺点。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科学家应该学着尊敬诗人。科学家通常都认为他自己的语言是精确的，而所有其他语言则都是不精确的。但是诗人的语言如果说不是更精确一些的话，起码也是更真实一些。有时候这种语言甚至比科学家的语言还更精确一些。例如，一个人如果具有足够的才能，他就能够在很短的篇幅内说出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需要十页纸的篇幅才能说出的东西。下面这一来自林肯·斯蒂芬的故事就描绘出这一点。 蒂梯芬说：“有一天我和萨坦正漫步在第五大道上，就在此刻，我们看见一个人突然停下，从空气中抓下一片真理来。他确确实实是从空气中取下了一片活生生的真理。” 我问萨坦：“你看见了吗?” “你难道不为它感到担忧？你难道不知道它足以毁灭你吗？” “我当然知道，但我并不担忧。我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这片真理现在还是一个美丽的活生生的东西，但这个人将会首先给它命名，然后再把它加以组织，到那时它就死掉了。如果他让它活着并且去体验它的话，它就会把我毁灭。但我并不担忧。” 六、理 论 建立在标签化基础上的理论几乎向来都是吸引人的，因为它强调了现象的某些性质，认为这些性质比别的性质更为重要，或者至少是更值得注意。这样，所有这类理论，以及其他一些抽象概念都容易去除掉或忽略掉现象的某些性质，也就是说，容易遗漏掉部分真理。由于有这样一些拒斥和选择的原则，所有理论就难免对世界仅仅持一种部分的、独断的和偏颇的看法。这一切理论即使都结合在一起，也不能使我们对现象和世界得出一个完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些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体会不到一种经验的全部主观丰富性，相反，那些在艺术和情感方面十分敏感的人则常常能够体会到。很有可能我们所谓的神秘经验正是这种对特殊现象的所有特征进行充分掌握的绝好的和极端的表现。 通过对比，我们上面的这些考虑就揭示出了特殊化的个别经验的另外一个特点，这就是它的非抽象的特点。我们把抽象活动定义为一种选择性注意，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注意到某一事件的无数特征中的一些而不及其余。 如此看来，把体验进行归类与具体评价体验，利用体验与欣赏体验，以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认知与以另一种方式对它们进行认知，在所有这些活动之间显然都存在着某种差异。在那些专业心理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相反，那些研究神秘体验与宗教体验的学者们都众口一词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阿尔道斯·赫胥黎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认识在形式上日益发展成概念性的，日益变得有系统起来，认识中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功利的内容也骤然大增。但是人们原来的那种对事物进行直接把握的能力却会出现某种退化，人的直觉能力也会变得迟钝起来，甚至会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他所取得的那些收获就被抵消了。” 但是，直接的欣赏评价并不是我们同自然的唯一关系，事实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它在我们与自然的所有关系中是最不紧迫的，因此我们不要因为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危险就对它们进行百般非难，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理论和抽象概念所提供的好处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的，特别从交流、从对世界的实际控制方面来看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有责任向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出规劝的话，我们或许要这样来提出我们的规劝：知识分子、科学家等人通常进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他们的武器库中的唯一武器，如果他们牢牢记住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的认知活动无疑就会变得更加有力。的确，研究工作者的武器库中还有别的武器。如果说这些武器通常都被交给了诗人和艺术家的话，那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些遭到忽视的认知形式能够通向另一部分真实世界，而这一部分世界是那些一味地进行抽象活动的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 在整体论的理论活动中，事物并不是互相分离、彼此独立的。它们是完整的，都作为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彼此关联，无一例外地包容在同一整体之中，如同大地上的影子，或处于不同的放大级别上，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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