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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与人格（6-9）（选）
第六章 非动机的行为（选）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努力（即应对、取得成就、尝试、有目的）和存在-成为（即存在、表现、成长、自我实现）之间的具有科学实用性的区别。当然，在东方文化和宗教中，例如在道家中，这一区别是常见的。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些哲学家、神学家、美学家、神秘体验研究者和越来越多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等也这样认为。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是立足于犹太-基督教神学之上的。特别是美国文化，更为清教徒和实用主义的精神所主导。这种精神强调工作、努力、奋斗、冷静、认真，特别是强调使命感。就像其他社会活动一样，一般来说，科学，特别是心理学，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美国心理学由于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过分实用化，过分清教化，具有太多的目的性。这一点不仅明确地体现于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和公开宣称的目的中，也体现在它的研究视野的疏漏和取舍之中。在教科书中，没有什么章节是涉及嬉戏和欢乐、闲暇和沉思、闲逛和游荡以及非目标、非用处、非目的的活动，也涉及不到对美的创造与体验或非动机性活动。这就是说，美国心理学忙于从事仅仅是生活的其中一半的研究，却忽视了生活的其他领域——也许是更重要的一半的领域! 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也许可以被描述为是专注于手段而不顾目的。这种哲学，几乎包含于整个美国心理学中（包括正统的和修正的心理分析）。美国心理学一贯根本忽视能动性以及终极体验（这种体验是无为的），而关心那些能完成某些有用的事情的应对、改变、有效、有目的的活动。 当代心理学因为过于实用主义，所以放弃了一些本来对它关系重大的领域。众所周知，由于心理学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而对于美、艺术、娱乐、嬉戏、惊异、敬畏、高兴、爱、偷快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很少有发言权，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人道主义者、鉴赏家、价值论者、神学研究者，或其他追求乐趣或终极目的的人来说，心理学绝少有用，或者根本无用。这等于指责心理学对现代人贡献甚少，现代人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个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目的或价值体系。 行为的表达性部分（非工具性）和应对性部分（工具性、适应性、机能性、目的性）之间的区别一直没有被当作价值心理学的根据而加以适当的利用。通过探索和付诸实用表达性和应对性之间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合乎需要的方向扩大管辖权。 这一章的前一部分讨论表现和应对之间的差别。后一部分分析几个表现性而非应对性行为的例子，它们可被看作非动机性行为。 一、应对与表达 以下是应对性行为和表达性行为的差别的要点概述。 （1）目的或非目的 根据定义，应对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而表达则常常是没有目的和动机的。 （2）尝试不去尝试的悖论 应对需要作出努力，而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无须费力。艺术表达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例子，因为在此，人通过学习而变得具有表达力（如果成功了的话）。人可以尝试放松。 （3）外在与内在决定性因素 应对更多地是由外界环境和文化变量决定的，表达则主要取决于机体本身的状态。由此可以推出，在表达和深层性格结构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所谓的投射试验可以被更确切地称为“表达性”试验。 （4）习得或非习得 应对通常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而表达通常不会是学习、释放、解除抑制的结果。 （5）控制的可能性 应对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受压抑、约束、阻止、文化移入的影响），表达则往往是不受控制甚至是不可控制的。 （6）对环境的影响 应对通常是意在改变环境，并且，常常能如愿，表达则没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环境变化，那是无意的。 （7）手段与目的 应对在特性上是手段性行为，其目的是满足需要或消除威胁。表达则往往本身就是目的。 （8）有意识与无意识 典型的情况下，行为中的应对成分是有意识的（虽然它可能变得无意识），表达则更可能是无意识的。 1．目的性或非目的性行为 在应对行为的决定性冲动中，总是包括需要、目标、意图、功能或目的。这种行为的出现是为了完成某件事情。应对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努力去解决或至少应付一个问题。因此，它涉及与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一种联系，它不是自足的。它或与直接需要有联系，或与基本需要有联系，它既与手段也与目的相联系，既与挫折引发的行为相关联，也与追求目标的行为相关联。 心理学家迄今所讨论的表达行为的类型虽然是有起因的，但一般都是无动机的（即虽然表达性行为有许多决定因素，但需要的满足不必是其中之一）。表达性行为只不过表现、反映或者表达了机体的某种状态。的确，它往往就是那种状态的一部分。它们没有目标，它们不是为满足需要而做出来的，它们只是一种从属现象。 2．似非而是的“试图无试图” 以上尽管是事实，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即有动机的自我表达的概念，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性格复杂的人能够设法做得诚实、优雅、仁慈甚至天真质朴。搞过心理分析和处于最高级动机水平的人了解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 的确，这是他们唯一最根本的问题。自我接纳和自发性属于最容易获得的成就（例如，在健康的孩子那里就是这样），自我接纳和自发性也属于最难获得的成就（例如，处于自我怀疑、自我改进中的成年人，特别是表现在曾经是或现在仍旧是神经质的人的身上）。的确，对于某些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这类患者就像个演员，根本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只有一堆可以挑选的角色。 对于自我实现的本质的检验提出了更为棘手的问题。处于动机的这个发展水平的人的行为和创造可以说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开放性，无所掩饰，不行修饰，自我暴露，因而也具有很高程度的表达性。并且，它们的动机在质量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与安全、爱或自尊的一般需要如此不同，我们甚至不应该同样用需要来称呼这些动机。我已建议用“超越性动机”来描述自我实现者的动机。 如果把对爱的渴望称为一种需要，那么自我实现的内驱力就不应该也叫做需要，因为它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其中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最为贴切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爱和尊重等可以看成是机体因缺乏而需要的外在的特性，自我实现并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缺乏或缺陷。它不是机体为自身健康而需要的外界的某些东西，例如像树需要水一样。自我实现是机体内原有存在物的一种内在的增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机体本身的增长。正如树向外界环境索取养料、阳光和水，人也向社会环境索取安全、爱和地位。但无论是对树还是对人，这只是真正的发展（即个性发展）的开始。树都需要阳光，人都需要爱，并且一旦这些基本要素得到满足，让这些普遍性的要素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每一棵树、每一个人就开始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发展了。一句话，发展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进行的。似非而可能成立的是，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达性行为。换言之，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的动机，而不是匾乏性的动机。 一个人可以通过满足层次更低的优先的动机努力向自我实现接近。这样他就是在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寻求自发性。因此，在人发展的最高的水平上，像其他许多心理学上的二元对立一样，应对性与表达性的对立被解决了、超越了，努力变成了通向非努力的道路。 3．内在与外在的决定因素 应对性行为比表达性行为更多地受相对来说较外在的决定因素的控制。它往往是一个对于紧急情况、问题或需要的机能反应，这些问题和需要的解决与满足来自于物质世界或者文化世界。归根到底，正如我们看到的，它是以外界的满足物来补偿内在匮乏的一种努力。 表达性行为更多地受性格因素的制约，这一点与应对性行为形成对比。可以说，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性格与非精神世界的相互作用，它们靠共同努力相互适应，表达性实质上是性格结构本质的附带现象。因此，在前者中可以发现物质世界和内在性格二者的规律同时起作用，而在后者中，人们主要发现的是心理学或性格学的规律。 下面是一些推论：（1）可以肯定，如果有人希望了解性格结构，可供研究的最好行为是表达性行为，而不是应对性行为。目前对于投射（表达性）测验的广泛经验证实了这一点。（2）说到什么是心理学以及什么是心理学的最好方法的长期争论，很明显，适应性的、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应对性行为并不是唯一存在的一种行为。（3）我们的这种区分也许同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连续性或间断性这一问题有关系。原则上，对自然界的研究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应对性行为，但是，对表达性行为却可能并非如此。后者似乎属于更为纯粹的心理学范畴，它可能有自己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最好直接研究，而不需要以自然科学为桥梁。 4．习得性行为与非习得性行为 理想的应对性行为是学习的结果，而理想的表达性行为则是天然的。感到绝望、气色好、愚笨或者发怒是不必经过学习的，但是做书架、骑车、穿衣则一般必须经过学习。在对成就测验和对罗夏测验的反应的决定因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另外，如果没有奖励，应对性行为就会趋向于消失，但表达性行为的延续不一定需要奖励或强化来维持。前者为满足所驱使，后者则不然。 5．控制的可能性 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不同的决定作用，也在对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禁止、压抑、抑制）的不同敏感性中表现出来。对于自发的表现很难驾驭、改变、隐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影响。实际上，控制和表现在定义上就是对立的。这种情况甚至包括上面讨论的有动机的自我表现。因为那正是学习怎样不去控制的一系列努力的最终结果。 对于书法、跳舞、唱歌、讲话、情感反应的风格的控制，最多只可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对一个人的反应的监视和校正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这种控制或早或迟会由于疲劳、分心、注意力转移或者注意集中的减弱等而停止，更深层次、意识性更弱、更机械和更性格化的决定性因素会取而代之。在完整的意义上，表达不是自愿的行为。表达与应对的区别还体现为前者不需要费力，而后者在原则上需要作出努力（艺术家仍是特例）。 在这里需要有一点警惕性。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以为自发性和表达性总是有益的，而任何一种控制总是有害的和不可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确实，在大部分时间里，表达同自我控制相比，给人的感觉更好、更有意思、更为实在、无须任何努力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就对本人而言，还是在同他人的关系上，都是可取的。然而，自我控制（或抑制）有好几种意义，其中有的意义其本身就非常健康、非常理想，即使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所必需的因素之外也是这样。控制并不一定意味着阻挠或放弃对基本需要的满足。有一种控制被我称为“协调化的控制”，它根本就与对需要的满足不相矛盾，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人们享受到更大而不是较小的满足。 而且需要反复强调的是，一个健康的人并不是只会表达。他必须在想进行表达时能够进行表达。他必须能够使自己无拘无束。当他认为必要时，必须有能力抛开一切控制、抑制和防御。但他同样也必须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延迟享乐、彬彬有礼、缄默不语的能力，有驾驭自己的冲动、避免伤害别人的能力。他既能表达，又能应对。他既能克制，又能放任。他既能自我暴露，又能自我隐瞒。他既能寻欢作乐，又能放弃欢乐。他既能考虑现在，也能考虑未来。健康的人或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多才多艺的，他所丧失的人类聪明才智比常人少得多。他们的反应更加丰富完整，并且趋向于达到完备人性的极限。也就是说，他具备人类所有的聪明才智。 6．对环境的作用 应对性行为在特性上是作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并且在这方面多少会取得些成功。相反，表达性行为通常对环境是没有影响的。即使它确实产生了这种影响，那也并不是预谋、主观意愿的或有目的的，而是无意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正在进行谈话的人为例。谈话是有目的的。例如，一个推销员正在试图争取一份订货，谈话就是为此而进行的，大家彼此都很清楚。但是，推销员讲话的风格也许无意识地表现出敌意、势利或傲慢，他可能因此而失去这个订货机会。这样，他的行为的表达性方面就可能具有环境效果了。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讲话者并不希望有这些效果，他并非有意识地表现出傲慢、敌意，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会给人以这种印象。表达性的环境效果，如果存在的话，也是非动机性的、无目的的，属于从属的现象。 7．手段和目的 应对性行为总是工具性的，始终是一个达到动机目标的手段。反之，任何手段-目的性行为一定是应对性行为。 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表达性行为，或者与手段及目的无关，或者自身就是近似于目的的行为。 8．意识性与非意识性行为 表达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上是无意识的，或至少不是充分有意识的。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走路、站立、微笑或者大笑的风格，的确，电影、唱片、漫画或者模仿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它们，但是，这往往只是特例或者至少并不典型。有意识的表达性动作——如选择衣服、家具、发型——被认为是特殊、异常或者居间的例子。但是，应对可以是而且其特点就是充分有意识的。一旦它成为无意识的，也会被看作例外或者被看作是一种异常的情况。 二、表达性行为 表达必须被看做是相对来说非动机、非目的的，有别于具有动机和目标的应对。有许多相对非动机行为的实例，现在我们就要简单地讨论其中的一些。应当看到，它们都是心理学中相对来说被忽略了的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依靠现存的无动机一词的各种定义列举了几大类必须被视为或多或少无动机的现象。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许多这类现象。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都属于心理学中相对被忽视的领域：对于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它们很好地说明了一个狭隘的生活观是怎样创造一个狭隘的世界的。在木匠看来，全世界是由木头构成的。 1．存在 当人们是自在的自己时，往往会出现表达性行为：发展、成长、成熟，不是要达到什么目的（例如，在沿着社会等级向上爬的意义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努力与尝试以达到一个新的状态。作为一个仅仅思考存在的出发点，等待这一概念是有用的。等待意味着浪费掉不适宜的时间，这段时间对机体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是太绝对化了的把生活看做手段的态度的副产品。它最可能是一种愚蠢的、无效的、浪费的反应，因为（1）甚至于从效率的角度来说，急躁通常也是无益的，并且（2）甚至对手段的体验和手段性的行为本身也可以被享用、品味、欣赏，而无须任何额外的付出。 这里，还有浪费掉的时间这一概念的另一个版本。对于实用性指向、有目的、缩减需要的一类人来说，那段时间是被浪费掉了：没完成任何事情、没达到任何目的。虽然完全可以这样利用时间，我们或许还可以提出，一个同等合理的利用方法或许就是，认定那段时间是被浪费掉了，它不含有终极体验，即它最终没有得到享用。“在荒废中得到了享受的时间并不是浪费掉的时间”。“不是必需品的东西可能反而是基本的东西”。 2．艺术 当艺术是在寻求交流、力图激起感情、表现和影响他人时，艺术创造就是相对有动机的，艺术还可以是相对无动机的，这时，它是表达性的而不是交流性的，是个人内部的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 对于高级而复杂的人，审美体验的问题也同样重要。许多人的审美体验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因此，他们会蔑视或者嘲笑任何一种否认或者忽视审美体验的心理学理论，无论这种忽视可能具有什么科学根据。科学必须解释所有的现实，而不仅只是现实中贫乏、苍白的部分。审美反应的无实用性和无目标性，我们对它的动机一无所知的现状（假如在一般意义上说它真具有什么动机的话），这些事实只应该向我们显示了我们的正统心理学的贫乏。 从认识的角度说，甚至审美的感知与普通的认识相比也可以被看做是相对无动机的。道家风范，即对一个现象的多面性的非功利性感知（特别是涉及产生标的体验的效率而非实用性时），是审美感知的一个特点。 3．欣赏 机体被动地接受和享受的不仅是审美体验，还有许多其他体验。几乎不能说这种享受本身是有动机的。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它只是有动机活动的终极或者目标，是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附带现象。 神秘、敬畏、愉快、惊异、赞赏等体验也都属于这一类被动的丰富的主观审美体验，这些体验涌向机体，像音乐的效果一样，使机体沉浸其中。它们是终极体验，是最终的，而不是手段性的，完全不改变外部世界。 4．游戏 游戏可以是应对性的，也可以是表达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有关游戏疗法和游戏诊断的文献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很可能将取代过去提出的关于游戏的各种机能性、目的性、动机性的理论。既然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我们对动物使用“应对-表达”两分法，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对动物游戏的更有价值、更接近实际的解释。为了开辟这一研究的新领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认游戏可能是无实用价值和无动机的，是一种存在而非奋斗的现象，是目的而非手段。 5．智力表现 智力表现——意识形态、哲学、神学、认识也是一个正统心理学工具一直难以对付的领域。我认为，情况之所以这样，部分地是由于自从达尔文和杜威以来，思维总的来说一直是被自动地被看成是用以解决问题的，即机能性和有动机的。在健康人的健全生活中，思维，如同感知一样，可以是自发的和被动的接受或者生产，它们是机体的本性和存在的无动机、不费力、快乐的表现，是让事情自然发生而不是人为地致使它们发生，就如同花香或者树上的苹果的存在一样。
第七章 心理病理的起源（选）
前面已经对动机概念的要点进行了阐述。这一概念包含着理解心理病理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等的实质的重要启示。 几乎所有旨在解释心理病理是如何起源、持续的理论，都极为依赖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挫折和冲突两个概念。某些挫折的确导致病态，另一些却并非如此。某些冲突也导致病态，另一些也并非如此。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要想解开这个谜，必须求助于基本需要理论。 一、剥夺和威胁 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犯将人分割开的错误。也就是说，现在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者一种受挫折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人的一个部分。 记住这一点，便会明显地看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别。挫折的通常定义只不过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一个愿望或一种满足受到妨碍等。这样一个定义未能区分开两种不同的剥夺：一种对于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种则同时也是对人格，也就是说，是对这个个体的生活目标、防御系统、自尊心、自我实现以及基本需要的一种威胁。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具有通常归因于一般性挫折的许多后果（通常是令人不快的后果）。 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间接的、象征性的价值。这样，某个被剥夺了他想要的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卷。另一个被剥夺了冰淇淋卷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而且还会觉得被剥夺了母亲的爱，因为她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卷。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冰淇淋卷不光有着内在的价值，而且还是心理价值的承载物。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只是被剥夺了作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是否可以用“挫折”来称呼它都值得怀疑，“挫折”是对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的描述。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他基本需要时，对它的剥夺通常才会产生一般称为挫拆的不好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般人的反应都是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勃然大怒。但如果他确信这只是批评而不是一种攻击或者排斥，那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甚至可能会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 从这个观点出发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威胁性挫折这个现象同其他威胁性情况的联系，要比同单纯剥夺的联系紧密得多。也可以看到，挫折的典型后果经常是由其他类型的威胁所引起的——创伤、冲突、大脑皮质损伤、严重疾病、现实的人身威胁、死亡的临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这将我们引向了我们的最终假设：也许挫折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如将它剖析开的那两个概念有用：（1）对于非基本需要的剥夺，和（2）对于人格，即对于基本需要或同这些需要有关的各种应对系统的威胁。剥夺的含义比挫折这一概念的通常含义要少得多，威胁的意味则多得多。剥夺并不是精神病病因，威胁则是。 二、冲突和威胁 冲突这一个概念可以像我们对挫折所做的那样，用威胁的概念剖析。我们将要考虑几种冲突。 单纯的选择是在最简单意义上的冲突。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充满着无数这样的选择。我想，这种选择和将要讨论的下一种选择之间的区别会是如下所述的。第一种涉及在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这一目标相对来说对机体并不重要。对于这样一种选择情况的心理反应几乎从来也不是病理性的。事实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冲突的感觉。 另一种选择是这样一种情况：目标本身是重要的，但有两种到达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供选择。目标本身并没有受到威胁。当然，目标重要与否取决于具体每一个机体的情况。对一个机体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个就可能不重要。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位妇女试图决定是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是穿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到一个社交场合去，这一社交场合恰好对她来说是重要的，所以她希望能留下一个好印象。在做出决定后，明显的冲突感觉通常就会消失。然而，当目的非常重要时，在通向它的两个或更多道路之间的选择冲突就可能变得非常激烈。当一位妇女不是在两件衣服中进行选择进，而是在两个可能成为丈夫的人之中进行选择时，这种冲突就确实可能变得极其激烈。 威胁性的冲突同前面描述过的两种类型的冲突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仍然是一个选择的情形，但现在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两个目标都是至关紧要的。在这里，做出一个选择的反应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中者一样必需的东西。放弃一个必需的目标或对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即使在做出选择之后，威胁性后果也依然存在。总之，这种选择最终只会导致对于一种基本需要的长期妨碍。这是致病的。 就精神病理学的观点来说，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同我们分析了挫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一般说来，有两种冲突的情况或冲突的反应，一种是无威胁性的，另一种是有威胁性的。无威胁性的冲突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是不致病的；带有威胁性的类型的冲突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致病的。同样，如果我们将一种冲突的感觉作为病症的来源来谈论，我们似乎最好还是来谈一下威胁或威胁性冲突，因为某些种类的冲突并不能引起症状。有一些实际上还会强化机体。 然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对精神病病因这一综合领域的各种概念进行重新分类。我们可以首先讨论剥夺，其次则是选择；可以认为这两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不重要的概念。重要的那个概念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而是两者的基本致病特征，即对机体的基本需要和自我实现加以阻碍的威胁，或实际存在的阻碍。 三、威胁的个体化定义 一般动力学理论以及各种具体的实验结果都表明，有必要个别地界定威胁。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界定一种情况或威胁时，不仅要着眼于整个种类都有的基本需要，还要着眼于面临着自己的独特问题的个别机体。这样，挫折和冲突二者的定义常常都是只依据外部的情况，而不是依照机体对这些外部情况的内在反应和感知而下的。又一次必须指出，心理创伤的境况不同于对创伤的感受；一个创伤性的境况可以具有心理威胁性，但不一定非要如此。如果处理得当，它的确可能具有教育和强化功能。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某一特定情况是被机体理解成了一种威胁呢？对于人类来说，这可以很容易地由足以描述整体人格的方法做出判断，如心理分析法。这些方法可以使我们知道一个人需要什么，缺乏什么，什么在威胁他。与普通大众或神经质的成人相比，健康的成人总体来说更少受外在境遇的威胁。我们仍必须记住，虽然这种成年人的健康是幼年时代的免受威胁或成功地克服威胁所带来的，随着年月的推移，它变得对威胁越来越有免疫力。 动力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必须永远把威胁感看做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其他反应的动力性刺激。如果我们不同时知道这种威胁感会导致什么，会使个体做什么，机体会如何对威胁做出反应，那么对于任何机体内的威胁，也不可能进行完整的描述。当然，在神经症理论中，绝对是既有必要了解威胁感的实质，又有必要了解机体对这种感觉的反应。 四、作为威胁的精神创伤和疾病 有必要指出，威胁这一概念中包括一些既不属于冲突，也不属于挫拆的现象（在这些名词通常的意义上）。某些类型的严重疾病可能会导致心理疾患。 我们还可以把非常基本的和严重的精神创伤加入我们的非冲突、非挫折性威胁影响的名单中。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的濒临死亡都可能会（但也不一定）使我们置身于一个受威胁的状态，其原因是，在此，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基本的自信。当我们再也不能控制局面，当我们难以忍受这世界，当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命运的主宰，当我们再也无法控制世界或控制我们自己时，我们当然可能会谈及受威胁的感受。其他“我们无能为力”的境遇有时也会令人感到具有威胁性，或许剧痛应属于此类。对此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的。 通常是属于一个不同类别的现象或许也可能被归于这个概念之下。例如，我们可能谈及突然而强烈的刺激，无预感的突然坠落、失足、任何无法解释或不熟悉的事情、生活常规或节奏被打乱，这些对于儿童来说是威胁性的，而不仅仅是产生情感反应。 当然，我们也必须谈到威胁最核心的方面，即直接的剥夺、阻碍，或危及基本需要（羞辱、排斥、孤立、失去威望、失去力量）；这些都是具有直接的威胁性的。另外，对能力的误用或弃用直接地威胁着自我实现。最后，对于非常成熟的人来说，指向超越性需要或存在的价值的危险可能是具有威胁性的。 五、作为威胁的对自我实现的抑制 我们可以把对威胁的大部分个人体验理解成为是一种境遇，一种抑制或威胁终极自我实现的发展的境遇。这种对未来和对现实破坏的强调有着许多严重的后果。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把威胁等同于抑制成长这一做法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现在是主观无威胁性的境遇，在将来却是威胁性的或抑制成长的。孩子们或许现在希望得到满足，这种满足会使他们高兴、平静下来、感激，却也会是抑制成长的。一个例子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纵容，导致孩子恣意妄为。 六、病理症状的根源 把神经症的起源等同于最终是有缺陷的发展，由于这种思想的一元化的性质，从中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我们是说，所有的或大部分的疾患来源于单一的源泉；神经症状的病源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那么疾患的不同症候群是来自哪里呢？或许不仅致病原因和心理病理学是一元的，或许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医学模式中不同的疾病类型，实际上是肤浅的分类，它们是对一个更深层次的同一疾患的不同的特殊反应。针对安全感-非安全感的S-I测验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的，并且迄今为止，它似乎相当成功，可以分辨出具有一般性心理疾患的大众，而不是仅能分辨歇斯底里、优郁症或焦虑性神经症。 因为在这里，唯一的目的是要指出，重要的问题和假设是由这种心理病理学理论所产生出来的，所以现在不再进一步地探究这些假设。只需要强调它的统一的、简化的可能性。 七、总结 总的来说，下面的这一些都在我们的感觉中被感受为威胁：对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以及它们的前提条件的可能或现实的阻碍，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机体总体完整性的威胁，对机体整合性的威胁，机体对世界的基本把握所受到的威胁，以及对终极价值的威胁。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威胁，确实有一个方面是我们所永远不能忽视的。一个终极的定义，无论它还包括着什么，肯定必须是有关于机体基本的目标、价值或需要的。这意味着，反过来，任何心理病理学理论必须直接地建立在动机理论之上。
第八章 破坏性是本能的吗？（选）
从表面上来看，基本需要（动机、冲动、驱力）并不是邪恶或有罪的。一个人需要食物、安全、归属、爱、社会认可、自我认可和自我实现，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绝大多数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虽然具体观点随地域而有所不同——这些是他们渴望得到满足的、值得赞颂的愿望。即使采取最谨慎的科学态度，我们也必须说，这些愿望是中性的而不是邪恶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甚或全部的人类能力（进行抽象活动的能力、使用合乎语法的语言的能力、创立哲学的能力，等等），适用于人在素质上的差异（主动性或被动性、天生的体质的强弱、精力充沛与否，等等）。至于渴求卓越、真、美、公正、质朴之美的那些超越性需要，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文化中，把它们说成本质上是坏的、邪恶的或有罪的，这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因此，人性和人类种族的那些原始特性本身并不能解释在我们的世界中、在人类的历史上和在我们自己的个人性格中显而易见的大量邪恶。诚然，我们有足够的事实把大量所谓的邪恶归咎于身体上的疾病和人格上的缺陷，归咎于人的无知和愚蠢，归咎于人的不成熟，归咎于糟糕的社会和社会组织机制。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肯定到底有多少邪恶可以归因到这些因素上去。我们知道，邪恶可以通过健康和治疗、知识和智慧、年龄上和心理上的成熟、良好的政治与经济以及其他健全的社会习俗和体制而逐步减少。但到底减少了多少呢？这些措施能把邪恶减少到零吗？现在我们确实可以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拒绝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人的本性就其本质而言，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主要地和根本上是邪恶、有罪、刻毒、残忍、暴虐、凶残的。但我们却不敢声称在人的本性中没有一丝一毫趋向邪恶行为的类本能倾向。 一、动物 通过研究类人猿，人们发现进攻很少是原发性的，而更多是派生性、反应性和功能性的，是针对一种动机整体、社会力量整体和直接的情境决定因素所做出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反应。在黑猩猩这种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身上，我们一点也没有发现它的某一行为是为进攻而进攻的，这样的行为绝不存在。特别是在幼小的时候，这些动物是如此地可爱，如此地富于合作精神，如此地友好，以至于在某些群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形式的、不管是为什么原因而采取的凶残的进攻性行为。大猩猩也有类似的地方。 至此，我可以说，这个从动物争论到人的整个争论确是值得怀疑的。但假如我们为了论述起见接受这样的论据的话，如果我们从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出发，开始推理，我们就必须做出如下结论：这些动物的行为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恰好相反。如果说人有来自动物方面的遗传因素的话，那多半都是来自类人猿的，而类人猿与其说是富于进攻性的，还不如说是更富于合作精神的。 这一错误是一般伪科学思维的一个例证，这种伪科学思维可以十分恰当地被描绘成不合逻辑的动物中心主义。人们犯这种错误的步骤通常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建立一套理论，或者树立一种偏见，然后再从整个物种进化史中选取那种最能说明这一论点的动物；其次，他们故意对所有不适宜于这一理论的动物行为置若周闻，例如某人想要证明本能的破坏性，他就千方百计要选取狼，而将兔子置于脑后；最后，他们应当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一个人对从低级到高级的整个等级进行研究，而不是去选取某些他所喜爱的动物种类，那么他就能够发现明显的发展趋势。例如，动物越是向着高等发展，食欲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纯粹的饥饿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且，动物的可变性也越来越强烈，从受精到成年这段时间也越来越长（当然不排除某些例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反射、荷尔蒙和本能变成越来越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越来越被智力、学习和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取代。 从动物那里获得的证据可以总结如下：第一，从动物到人的讨论从来都是一项细致入微的工作，因此在讨论时必须十分地小心谨慎；第二，原发性的和由遗传得来的趋于破坏性或凶残进攻的倾向在某些动物种类那里的确可以见到，但这类动物可能比大多数人所相信的要少一些，在某些动物种类那里，这种倾向完全不存在；第三，如果我们对动物表现出来的某些特殊的进攻行为进行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行为更经常地都是对各种刺激物所作的继发性的和派生性的反应，而不仅仅是某种为攻击而攻击的本能的表现；第四，动物越是往高等发展，越接近于人类，它的纯粹原发性的攻击本能就变得越来越微弱，到了猿人那里，有关于这种本能的证据似乎根本就找不到；第五，如果人们仔细地研究猿猴这一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那么，在这里，有关原发性的恶意攻击的证据几乎完全找不到，相反，我们却能找到大量有关于友爱、合作精神甚至于利他主义的证据。最后一个重要观点来自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倾向，即当我们除行为以外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设想出一些动机来。现在，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们都普遍同意，多数食肉动物杀死它们的猎物都纯粹是为了获取食物，而并不是为了施虐，如同我们取得牛排是为了食物而不是出于戕杀的欲望一样。所有这一切最终意味着，从今以后任何认为人的动物性驱使他为进攻而进攻、为破坏而破坏的进化观点都应该被加以怀疑或拒绝。 二、儿童 对儿童的观察、实验研究及其他发现有时似乎类似于一种投射方法，就像罗夏测试的墨迹，成年人的敌对都可以投射到上面去。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大谈儿童天生的自私和破坏性。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家们经常把小孩看成是“小魔鬼”，天生就带着原罪，内心深藏着仇恨。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天真的描绘是虚假的。我的论点只是建立在少数几个出色的研究（特别是墨菲对儿童同情心的研究）、我自己与儿童相处的经验，最后还有某些理论考虑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即便是这些不充足的证据在我看来也足以使人对下面的结论产生怀疑，即儿童主要是些充满破坏性、进攻性和敌意的小动物，人们必须用纪律和惩罚来约束他们，这样在他们身上才会出现少许的善性。 实验的和观察到的事实似乎表明，正常的儿童事实上正如人们所说，经常都是怀着原始的敌意，具有破坏性和自私的。但是在别的时候，也许同样经常，他们也是慷慨的、富有合作精神的和无私的。决定这两类行为出现的相对频率的主要原则似乎是，当儿童感到不安全的时候，当他在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归属需要和自尊需要方面受到根本性阻碍和威胁的时候，他就会更多地表现出自私、仇恨、攻击性和破坏性来。在那些基本上得到父母的爱和尊重的儿童身上，破坏性则要少一些。而且在我看来，现有的一切证据都表明破坏性事实上确实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儿童的敌意都是反应性、手段性或防御性的，而不是本能性的。 如果我们观察一个一岁或者更大一些的健康的、得到了爱和关心的儿童，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任何可被称为邪恶、原罪、施虐狂、从伤害他人中取乐、破坏性、为敌对而敌对或者故意实施暴行的情况。恰恰相反，细致和持久的观察往往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在自我实现者身上看到的每一种人格特征，所有可爱的、令人钦佩和羡慕的品质都可以在这样的婴儿身上见到——当然要除掉知识、经验和智慧。人们之所以如此喜爱、需要儿童，一个原因就是，儿童在他们生活的头一两年中完全没有明显的邪恶、仇恨或恶意。 至于破坏性，我十分怀疑它会作为一种简单破坏性驱力直接的原始表达出现在正常儿童的身上。一个又一个看似明显的破坏性经受不住更详尽的考察，在动力学的分析中被否定了。在一个把钟拆散了的儿童的心目中，他并不是要毁坏钟，他只是想对钟进行一番检查。如果在此我们硬要用原发性驱力来解释儿童的行为，那么好奇心是比破坏性远为明智的选择。其他许多在不安的母亲看来是破坏性的行为，实际上不仅表现出了儿童的好奇心，而且还是一种活动、游戏，儿童是在运用他日益成熟的能力和技巧，甚至是在进行实际的创造。人们常常认为儿童纯粹是为了从邪恶的破坏中取得乐趣而去进行破坏的，对此我表示怀疑。 同胞敌对是一种特殊的、时常令人迷惑不解的情况。一个两岁的儿童对他刚出生的弟弟会做出某种危险的进攻行为。有时他的敌意还表现得十分天真和直率。对此，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两岁的儿童不能想象他的母亲能够同时爱两个小孩。他不纯粹是为了伤害而伤害，而是为了继续占有他母亲的爱。 最后，在我们看来，这里还牵涉到某些相当重要的语义方面的考虑。说得尽可能简明扼要一些，那就是，进攻性、敌意和破坏性都是成人世界中的语汇。这些词语意味着的一些东西是仅对成人而言的，不适用于儿童，因而不应该在不加改造的情况下就加以使用。 大多数这类行为，如果放到儿童的参照系中从动力学观点来加以理解的话，可能都必须被当成反应性的行为来加以接受。这就是说，这些行为都极有可能是出于失望、遭到拒绝、孤独以及那种害怕失去尊重和保护性的心理，即出于对基本需要的阻碍，或者出于产生这种阻碍的威胁，而不是由于他们生来就有一种仇恨或伤害的冲动。 三、临床经验 心理治疗的文献中所记载的通常的经验就是，暴力、愤怒、仇恨、破坏欲、复仇冲动等实际上大量地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即使不是明显可见的，也是掩藏在表面底下的。或许有人会声称自己从来没有感到过仇恨，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病理学家对此都不会严肃对待的。他会毫不迟疑地断言这个人只是抑制或压抑了他的仇恨。他会期待着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现这种仇恨的情感。 但是，自由地谈论一个人的暴力冲动（而非把这些冲动实施出来）往往能够起到一种净化的作用，能够减低这些冲动的频率，清除掉其中的神经症的、不现实的因素，这也是心理治疗中常有的经验。成功的疗法（或者成功的成长与成熟）的一般效果总是大致相当于我们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种情形：（1）他们远不像一般人那样经常地体验到敌对、仇恨、暴力、恶意和破坏性攻击；（2）他们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愤怒或攻击性，但这种愤怒或攻击的性质却常常转化成了义愤、自我肯定、对被剥削利用的抵抗和对非正义的愤怒，也就是说从不健康的攻击转化成了健康的攻击；（3）比较健康的人似乎都远远不是那么害怕自己的愤怒和攻击性，因此当他们表现自己的愤怒和攻击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暴力有着对立的两极，而不仅仅具有一个方面。暴力的反面可以是不那么强烈的暴力，或者是对暴力的控制，或者是努力不做暴力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暴力中存在着健康与不健康的两极对立。 四、来自内分泌学、遗传学等的材料 有证据表明，雄性激素与自我肯定、搏斗的意愿和能力等有关。另外，还有些证据表明，不同的个体分泌出不同比例的肾上腺和非肾上腺素，这些化学物质与个体搏斗而不是与临阵逃脱的趋向有关。关于这一问题，心理内分泌学这一交叉学科毫无疑问会告诉我们大量的东西。 来自遗传学的材料，来自染色体和基因的材料明显地与这一问题有着特殊的关联。例如，最近有人发现，具有双重男性染色体（双重男性遗传基因）的男子差不多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暴烈。这一发现本身就使得纯粹的环境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了。在最和平的社会里，在最完善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有些人仅仅因为自身的遗传构成而十分暴烈。 五、一些理论上的考虑 人们有一个普遍性的看法，这就是，破坏或伤害是一种继发性的或派生性的行为，而并不是一种原发性动机。这意味着，人的那些敌对行为或破坏行为实际上总是有一定原因的，都是对另一事态的反应，都是某种产物而非初始的源泉。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破坏行为整个地或部分地是某种破坏性本能的直接的和最初的产物。 在任何这类讨论中，我们可以做出的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本能与行为之间的区别。行为是由许多力量共同决定的，内部动机只是其中一种。可以简略地说，任何有关于行为决定的理论都必须包括至少以下三方面决定性因素的研究：（1）性格结构，（2）文化压力，（3）直接的情境或领域。换一句话来说，对内部动机的研究只是任何对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研究所涉及的三个领域中的一部分。所有可能的动机的整体，都不能决定进攻或破坏的发生，更不用说某种特殊的本能了。必须把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牵涉进去，行为发生于其间的直接的情境或领域也必须加以考虑。 我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人的破坏行为有如此多的来源，以至于谈论某种单一的破坏驱力都是荒谬的。这一点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某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扫除道路上的障碍时，也有可能附带着发生破坏性行为。婴儿在努力拿到远处的玩具时往往不会注意到他正踩着别的玩具。 破坏行为可以作为对基本威胁的一个伴随反应而发生。因而任何使基本需要受挫的威胁，任何对防御或应付系统的威胁，任何对一般生活方式的威胁都容易引起焦虑-敌对性的反应，这意味着，在这类反应中经常都会发生敌对、进攻性的或破坏性的行为。这归根结底是防御性行为，是某种反击，而不是为进攻而进攻。 对机体的任何损害、对机体退化的任何察觉都有可能在不安全的人心中引起类似于受到威胁的情绪，因此都有可能引起破坏性行为，例如在病人大脑受损的许多病例中就是如此，在这些病例中，病人疯狂地努力通过多种多样孤注一掷的措施来支持他那摇摆不定的自尊的需要。 有一个造成破坏性行为的原因通常都被忽略了，或者即使没有被忽略，也往往被表述得很不准确。这就是对生活采取的独裁主义的态度，如果一个人非生活在丛林之中不可，而在这丛林中动物都分成两群，其中一群动物能够吃掉他，另一群动物则又能够被他吃掉，那么攻击就成了明智和合乎逻辑的事情。那些被描绘为独裁者的人肯定都经常地在无意识中倾向于把世界看成是这样一个丛林。基于“最好的防御就是淋漓尽致的进攻”这一原则，这些人易于无缘无故地大打出手、攻击、破坏，而这整个反应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直到人们意识到这一切只是为了预防他人的进攻时，整个反应的意义才会显露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众所周知的防御性敌意的形式。 施虐-受虐的动力学现在已经被分析得相当透彻了。人们普遍认为，某个看上去十分简单的攻击行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动力因素。这些动力因素使得那种诉诸某种纯粹的敌对本能的做法看起来过于简单化了。这种情况同样也适台于那种想要支配他人的势不可挡的冲动。 破坏行为常常是一种现象，是一种源于许多因素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持一种动力学观点，他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这些行为源于不同的因素，但在表面上看起来却有可能是一样的。动力心理学家不仅想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还想知道事情为什么发生。 六、破坏性：本能还是习得？ 无论如何，上面这一随意取来的材料标本已经告诉我们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观点，告诉我们不要把破坏性要么完全归之于本能、遗传和生物命运，要么就完全归之于环境、社会力量和学习。遗传论和环境论之间的争端早就应该结束了，但至今尚未平息下来。决定破坏性的因素显然是多元的，在这些决定因素中我们必须把文化、学习和环境都包括进去，这即使在今天也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另外，我们也必须承认，暴力之所以不可避免，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的本质，即便人的基本需要不时地会受挫，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并且我们知道，由于人类的构造方式，这种挫折很易于导致暴力、愤怒和报复。 最后，我们没有必要在全能的本能和全能的文化之间进行选择。本章阐述的论点已经超越了这种两分法，并使之成为不必要的了。遗传或其他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就人来说，绝大多数证据都表明，确实存在一些生物或遗传方面的决定性因素，但在多数人身上，这种决定因素却是十分柔弱的，易于被后天的文化力所淹没。它们不仅是弱势的，而且还是零星片断的，是一些残余和碎片，而不是在低等动物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完整的本能。人是没有本能的，但看上去却的确有着本能的残余、类本能的需要、内在的能力和潜力。而且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这些微弱的类本能倾向是好的、值得人们期望的，是健康的而不是邪恶的。人们把它们从灭绝殆尽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巨大努力是可行的和有价值的，而且这的确是一种健全的文化的一项主要功能。
第九章 作为良好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选）
令人惊奇的是，实验心理学家们迄今仍未转向心理治疗研究这一未被开采的金矿。作为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结果，当事人的感知、思维、理解不再与过去相同，他们的情感和动机也发生了变化。要揭示与人的表层人格恰成对照的人的最深刻的本质，最好的技术莫过于心理治疗。当事人的人际关系及他们对待社会的态度被改造了。他们的性格无论在表面上或者在深层次上都有所变化。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貌变了，身体更健康了。在某些病例中，甚至连智商也提高了。然而，甚至于就是在有关学习、感知、思维、动机、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之类的大部分书籍的索引中，竟然也不包含“心理治疗”这一名词。 简单举一个例子，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学习理论至少会从对婚姻、友谊、自由交往、阻抗分析、职业成功这类心理治疗力量的学习效果的研究中获得裨益，这还没有涉及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 把心理治疗关系仅仅作为社会或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具体个案（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会使另一个未得到解决的同等重要的问题浮现出来。现在，我们可以给出至少三种患者和心理治疗师间的互动关系：独裁型、民主型、放任型的互动关系，每一种在适当的时候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不过，准确一点说，这三种类型的关系是被发现于儿童俱乐部催眠式的社会氛围中、在种种的政治理论中、在母子关系中，以及在类人猿的一些社会组织中。 对于治疗目标与目的的任何彻底的研究一定会很快暴露出当今人格理论发展的不充分性，对科学中没有价值席位的基本正统科学信条产生疑问，暴露出医学中有关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的观念的局限性，清晰地揭示出我们的文化依然缺少一个适用的价值体系。难怪人们对此问题心怀恐惧。还可以援引许多其他的例子来证明心理治疗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门类。 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的进行有七种主要方式：（1）通过表达（动作的完成、释放、宣泄）；（2）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给予支持、担保、保护、爱、尊重）；（3）通过去除威胁（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4）通过洞察力、知识和理解的改善；（5）通过建议或权威；（6）通过直接攻其病症，像在不同的行为治疗中那样；（7）通过积极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在人格理论更一般的意图层面上，这也是人格沿着文化和精神病学允许的方向变化的一系列可能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特别有兴趣去追踪一下在治疗记录和本书中已给出的动机理论之间的一些相互关系。我们将会看到，基本需要的满足是在通向全部治疗的最终正面目标，即自我实现之路上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还应该指出，只有通过他人，这些基本需要的大部分才可以得到满足，大部分的治疗都必须在一种人际基础上进行。安全、归属、爱和尊重等一系列基本需要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满足。基本需要的满足构成了基本的治疗手段。 我本人的经验几乎全部局限于较为简单的治疗方面。那些经验主要在心理分析（深层次）疗法方面的人更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要的治疗是顿悟而不是需要满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重病患者在他们放弃对于自我以及他人的幼稚可笑的解释、能够按其真相感知和接受个人与人际间的现实之前，他们没有能力接受或同化基本需要的满足。 顿悟疗法的目的，就是使得接受良好人际关系以及与之相随的需要满足成为可能。我们知道，只有当这些动机的变化付诸实施之时，顿悟才是富于成效的。然而，现在先把简单、快速的需要满足疗法和深层次、更加艰难的顿悟疗法之间大体的分歧接受下来，会有很大的启发性价值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诸如婚姻、友谊、协作、教育这些众多的非技术性情境之中，需要的满足是可能的。这向所有类型的业余治疗师们打开了一条通向更广阔的治疗技术的理论通路。在目前，顿悟疗法确实需要技术，掌握它需要进行大量的训练。对非专业治疗和技术性治疗两分法所导致的理论上的后果的不懈追寻将显示其多种多样的有用性。 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也可能有些冒险：尽管比较深奥的顿悟治疗含有若干附加的原则，但我们如果把对抑制或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后果的研究选择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话，它们还是可以被人透彻理解的。这与现有的、从一种或另一种心理分析（或其他顿悟疗法）的研究中推导出对于短期治疗的解释这一实际情况直接对立。后一种方法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在心理学理论中把心理治疗及人格成长的研究画地为牢，使其或多或少自给自足，为特定的或原生的只适用于这一领域的法则所支配。本章明确摒弃这一推断，一开始就坚信心理治疗中绝没有特定法则。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仿佛的确存在着这些法则，这种情况不仅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职业治疗师所接受的是医学训练而不是心理学训练，还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验心理学家们对于影响其描述人的本质这一心理治疗现象的东西莫名其妙地漠视。简而言之，我们不仅可以主张心理治疗最终必须坚实地立足于健全的普通心理学理论之上，而且还可以主张心理学理论必须拓展自身以适应这一任务。 一、心理治疗与需要满足 我们知道许多事实，把它们集合起来会使任何一种纯粹认知的心理治疗理论或一种纯粹的非人格心理治疗理论成为不可能，但是，它们却与需要满足理论，与治疗和成长的人际方法十分相容。 1．巫术治疗 只要有社会存在的地方就永远有心理治疗的存在。巫师、术士、巫婆、社区中的老年智慧女性、僧侣、宗教导师以及较近代出现于西方文明中的医生，他们在一些情况下总是能够完成我们今天所谓的心理治疗。的确，一些伟大的宗教领袖和组织已经认可了总体性、戏剧性的心理病理的治愈，以及更为微妙的性格和价值紊乱的治愈。这些人为这些成就提供的解释彼此千差万别，不必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尽管这些奇迹能够被付诸实践，但是实践者并不知道他们完成它们的原因与方式。 2．理论与结果的脱节 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今天依然存在。不同的心理治疗的流派各执己见，有时分歧颇为激烈。然而，在从事临床工作足够长的一段时期以后，一位心理学家会遇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接受过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继承者的治疗而得到了痊愈。这样，这些病人就将成为一种或另一种理论的感激涕零的忠实支持者。但收集每一思想流派失败的例子也易如反掌。使这一问题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我见到过这样一些病人，他们是由医生或者精神病学家治愈的，而就我所知，这些医生（更不要提学校教师、教堂牧师，以及护士、牙医和社会工作者等了）从未受到过任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称为心理治疗方面的训练。 的确，我们可以基于经验与科学诘难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并且依照相对有效性的大致等级排列它们。而且我们可以期待将来我们能够收集到合适的统计资料，以表明一种理论上的训练比另一种产生的治愈或成长的百分比更高，虽然没有一种理论上的训练会完全失败或全部成功。 然而在此刻，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治疗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出现，就此而言，它们还可以在完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出现。 3．技术多样化所获得的好结果 众所周知，即使是在一个思想流派的领域之内，例如古典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心理分析师们也普遍承认心理分析师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这不仅表现在通常意义上的能力方面，还表现在治疗的纯粹效能上。有些天才的心理分析师们在教学与著述方面贡献卓著，他们渊博的学识有口皆碑，作为教师或讲课人他们深受人们的欢迎，被视为训练有素的心理分析师，可他们就是常常无法治愈他们的病人。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从不撰写什么东西，即便有所发现也屈指可数，可他们几乎总是能治愈他们的病人。当然十分清楚的是，在成为才华横溢之士与治愈病人的这些能力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确定的相互联系，然而那些例外也有待于解释。 4．心理治疗师的人格 在历史上，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实例，在这些实例中，某一疗法思想流派的大师尽管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治疗师，但在向其学生传授这一能力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是失败的。如果这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内容问题、一个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师的人格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如果学生与老师同样聪明、同样勤奋的话，最终学生们应会干得和老师一样出色或者超过他们的老师。 5．无须“治疗”的好转 对任何类型的治疗师来说，这一经历是很常见的：第一次见到病人，同他谈论一些表面的细节，如步骤、治疗时间等，第二次接触的时候叫他汇报或说明一下进展情况。从公开的言行这一角度看，这一结果是绝对不可思议的。有时用不着治疗师开口治疗，结果便会出现。在一个例子中，一位女大学生希望得到有关个人问题的指导。在这一个小时之中，她喋喋不休地说话，我则保持沉默，一个小时之后，她感到已经心满意足地解决了问题，对我的指导深表谢意然后离去。 6．生活体验的治疗作用 对于足够年轻的人或是并不太严重的病例，普通的主要生活体验就会起治疗作用，而且是在完全意义上的治疗。良好的婚姻、工作的舒心成功、培养良好的友情、有了孩子、面对紧急情况克服困难——我曾经偶然发现，所有这一切在没有职业治疗师帮助的情况下竟产生了深刻的性格变化，根除了病症等。事实上，有理由这样认为：基本的治疗力量中包括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专业心理治疗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使个体能够利用它们。许多心理分析师注意到，他们的病人在他们分析的间歇以及分析完成之后都有所进展。 7．未经培训的治疗师们的成功治疗 也许最富于挑战意味的倒是今天存在着的特殊情形，即绝大多数的病例是由那些从未受到过治疗师专门训练或是训练不足的人实施或引导的。 8．总结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在我看来，只有求助于关于动机的、人际关系的理论，我们才能理解它们。显然，有必要强调一下无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领悟，而不是强调有意识的言行。列举的所有病例中，治疗师的兴趣集中于患者，他关心他，试图帮助他，由此向他证明至少在一个人的心中他自己是有价值的。由于在所有病例中，治疗师都被理解成一个更聪明、更年长、更强壮或者更健康的人，病人也就能感到更安全，感到有所保护，从而也就变得不那么脆弱、焦虑了。乐于倾听，减少（免于）训斥，鼓励坦率，甚至在罪恶披露后接受与认可，温柔慈祥，使病人感觉到身边有人可依，所有这些再加上上面列举的因素，有助于在患者内心产生一种被人关爱、被人保护、被人尊重的无意识认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看来很显然，如果我们让基本需要的满足充当更重要的角色从而对人所熟知的治疗的决定因素（建议、宣泄、顿悟以及近来的行为疗法等）有所补充的话，那么，比起单单借助于这些已知过程进行解释，我们还能够解释得更多。有些治疗现象的出现以这些满足为唯一的解释——这也许是较轻的病例。另一些较重的病例仅仅通过更为复杂的治疗技术就可得到充分的解释，如果再加上自然而然地出自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需要满足这一决定因素，那么它也就会得到更加充分的理解了。 二、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于友谊、婚姻等的人际关系的最终分析都将表明：（1）基本需要只能在人际关系之中得到满足，（2）这些需要的满足物准确地说就是那些我们已经称作基本的治疗医术的东西，即给予安全、爱、归属关系、价值感与自尊。 在分析人的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会无法避免地发现，我们自己面临着区分良好关系与不良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可以根据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基本需要满足的程度富有成果地达到区分的目的。一种关系，例如友谊、婚姻、亲子关系，只要它扶持或增进了归属、安全、自尊乃至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就按照十分有限的方式被界定为心理学意义上的良好关系。如果这些关系不能够扶持或增进归属、安全、自尊乃至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则将被界定为不良关系。 只有从他人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令人满意的尊敬、保护与爱。也只有面对他人，我们才能毫无保留地奉献这一切。我们发现，这一切恰恰是好朋友、好情侣、好父母与子女、好师生之间所彼此给予的。这些正是我们从任何类型的良好人类关系中所追求的满足。恰恰是这些需要的满足成为产生优秀人类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它反过来又是全部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 那么，我们的定义系统的全面性的结论将会是：（1）在其根本上，心理治疗不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系，因为它的一些基本特质也被发现于所有“良好”的人类关系之中；（2）如果以上说法成立，那么从它作为一个好的或坏的人类人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心理治疗的这一方面必须受到比它通常所接受的更彻底的评判。正像一个良好关系的主要价值可能完全没有被意识到，而这又没有怎么削弱它们的价值，心理治疗关系中的同样的特质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而这也不会取消它们的影响。当然，这并不与下面无可怀疑的情况矛盾：充分地觉察这些特质以及有意识地、自愿地应用它们，会极大地提升它们的价值。 1．友谊：爱与被爱 把良好的友谊（无论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作为我们良好人际关系的范例，对其稍加仔细的剖析，会发现它们比起我们所说的那些东西能够提供更多的满足。相互间的坦率、信任、诚实、友善都可以看成是在其表面价值之外，还有附带的表达性、宣泄性的释放价值。一种健全的友谊也允许表现出适当程度的服从、松懈、幼稚和愚蠢，因为如果不存在任何危险，并且他人所爱所尊敬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面具与角色，我们就能返还我们的本来面目，感到软弱时就是软弱，感到迷惘时就想得到保护，希望卸下成人义务时变得天真幼稚。此外，即便是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意义上，一种真正良好的关系也能促进顿悟，因为一位好友或者配偶会十分慷慨地为我们所考虑的问题提供分析解释。 对于可以被宽泛地称作良好人类关系的教育价值的东西，我们所谈的还远远不够。我们的欲望不仅在于求得安全、被人所爱，还在于不断地求知，满足好奇心，解开一个个的谜，发现每一种可能性。此外，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世界，使世界具有意义的基本哲学冲动，我们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良好的友谊或者亲子关系应当在这方面提供出相当多的东西，这些满足也必须或应该在某种特定程度上在良好的治疗关系中实现。 最后，我们可以就这一明显事实说几句，即爱与被爱都是巨大的快乐。在我们的文化中，公开的爱的冲动就像性冲动、敌意冲动一样是被严厉禁止的。我们被允许只在极少数的几种关系中公开表达感情，也许只有三种——父-母与子女间、祖父母与孙子孙女之间、婚姻及情人关系中——我们知道，即便是在这些关系中，它们也会轻易地变得令人窒息，并且混杂进尴尬、罪恶、防御、角色扮演、对支配权的争夺等。 2．关系：心理治疗的前提条件 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性质的人类关系：支配-从属、平等相待、淡漠或放任。这些关系已在不同的场合中（包括治疗者-患者关系）得到了展示。 治疗师可以把自己看成是患者主动的、决定性的、掌管一切的上司，他也可以作为一项共同任务的参与者与患者联系在一起，或者他把自己变为患者面前的一面冷静的、毫无感情的镜子，永不卷入，永不主动地接近，永远保待分离。 如果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患者必须获得的治疗媒介——正如水是鱼类在其中寻找到其所需之物的媒介一样——那么就必须从什么样的媒介最适用于什么样的患者这一角度而不是从性质上对它加以考虑。我们必须防止仅仅选择一种媒介作为忠实的后盾，而排斥其他媒介的做法。在优秀治疗师的治疗方法中要说发现不了所有这三类媒介以及其他尚未发现的媒介，那简直是不可思议。 虽然一般的患者会在一种温暖、友爱、民主的伙伴关系中最好地成长，但是，对于太多的患者而言，它并非最佳的气氛，因而不允许我们把它变为规则。对于较为严重的慢性的稳定的神经症来说，这一点尤为真实。 某些有较多权威主义的性格将仁慈看成是弱点，绝不允许对治疗师的轻视任意滋长。严格地控制、明确地限制随意性对于患者最终的获益，也许是有必要的。 另一些人将情感看成是圈套和陷阱，他们会退缩，会离群索居，对一切都感到焦虑。其深藏的罪恶感“要求”惩罚。轻率、自我破坏的东西需要正面的命令以使其免遭无法弥补的自我伤害。 但是，治疗师应对他与患者之间形成的关系保持尽可能清醒的认识，对于这一法则，是不可能有任何例外的。当然，由于治疗师自己的性格的缘故，他会自然地倾向于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不过考虑到患者的利益，他应该能够控制自己。 在任何病例中，无论是从总体看还是从个别病人的角度看，如果这种关系是糟糕的话，那么也就很令人怀疑心理治疗的其他任何资源是否还会产生什么效力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易于永远无法进入或很快被破坏掉。即使患者与他（她）内心里不喜欢、憎恨或对其感到不安的人呆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也很容易产生自我防御、挑战心理，患者试图把使心理治疗师不高兴当成主要目的。 总之，虽然形成一种令人满意的人类关系本身也许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它仍然必须被看做是心理治疗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常就是酝酿所有人类所需的终极心理治疗药方的最佳媒介。 3．治疗：人际关系的培训 这一观点尚有另外一些有趣的含义。如果心理治疗就其最终本质而言是由这一内容构成的，即为病人提供那些他本来应该是从其他的良好人类关系中得到的特质，那么这也就等于把心理学上的病人界定为一个与他人从未建立起过足够良好的关系的人。这与我们前面把病人界定为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尊敬等的人的定义并不相悖，因为他只能从他人那里得到这一切。这么一来，尽管这些定义似乎成了同义反复，但是每一个定义都把我们向不同的方向引导开去，使我们得以领略治疗的不同侧面。 心理疾患的第二个定义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它为心理治疗关系提供了另一个解释。心理治疗关系被大部分人看成是令人绝望的措施、最后的援兵，因为大体说来，只有病人才进入这种关系之中。心理治疗也就逐渐被人（甚至包括治疗师）认为，它不过是像外科手术那样诡秘的、变态的、令人厌恶的、反常的、一种不幸的必需之物。 这确实不是人们进入诸如婚姻、友谊或伙伴关系等其他有益关系之中的时候所持的态度。但至少从理论上讲，心理治疗类似于友谊，正如它类似于外科手术一样。那么心理治疗就应当被看做是一种健康的、值得向往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以及某些方面上，它应当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理想的关系。从理论上说，人们应当期盼它，急切地进入它。这就是从前面的考虑中应该得到的推断。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常情。当然，这一矛盾被很好地意识到了，但是，神经症患者执著于病患的需要，并不能全面地解释它的存在。还必须从对心理治疗关系的根本性实质的误解（不仅是患者的，还有许多治疗师的误解）这一方面来理解这个矛盾。我们发现，当像上面那样，而不是按更常见的方式向即将进入心理治疗过程的患者进行解释时，患者更容易进入治疗状态之中。 治疗的人际关系定义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它使把治疗的某一个方面看成是技巧训练成为可能。例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慢性神经症患者在没有特殊帮助的情况下做不到这一点）的训练，可以尝试去证明这是可能的、尝试发现它是多么的令人享受和富有成果。这样，也就可以期待通过一种训练转化，患者能够与他人形成深厚的友谊。可以推测，他（她）就会像我们大家一样，从我们的友谊、孩子、配偶以及同事中得到所有必要的心理理疗。从这一观点看，心理治疗还可以以另一方式来界定，即它帮助患者准备好，以便独自建立人们所向往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对健康的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许多心理治疗。 从前述观点得出的另一推论是，患者与心理治疗师最好应当双向选择，进一步讲，这一选择不应仅仅建立在名誉、金钱、技巧训练、技能等之上，还应建立在普遍的人类好感之上。这一点很容易在逻辑上得到阐明：它至少会缩短治疗的必要时间，使它对患者和治疗师来说更为容易，更有可能达到理想的治愈，使整个体验对双方更有裨益。这一结论的其他必然的结果将是，从理想上说，两者的背景、智力水平、经验、宗教、政治、价值观等应当较为接近。 现在更加清楚了，心理治疗师的人格或性格结构即使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也至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治疗师必须是这样一个人：他能够轻松地进入到心理治疗的理想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之中；而且，他必须能够与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甚至与所有的人做到这一点；他必须热情，充满同情心，他必须能够自信地给予他人以尊敬；就心理学意义而言，他应该在本质上是一个平等待人的人，即他之所以用尊敬的态度看待他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一句话，他在感情上应该是可靠的，他应当具有健康的自尊。此外，他的生活状况应理想地足够好，这样他可以不为自己的问题所累。他应当婚姻幸福、手头宽裕、广交良友、热爱生活，一般说来能够过得舒畅。 4．起治疗作用的日常生活 我们已经拓展并概括地描述了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以及产生这些最终效果的特定药方，因而从逻辑上讲我们已经承诺要拆除那些把心理治疗与其他人类关系、生活事件隔离开的樊篱了。存在于普通个人的生活之中、帮助他向着技术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前进的那些事件与关系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是心理治疗，即使它们发生在治疗师的办公室以外，而且并不是受益于职业治疗师。可见心理治疗所研究的一个完全正当的部分是探究良好的婚姻、友情、父母、工作、教师等所带来的日常奇迹。从这种看法中可以直接产生出一些原则，例如，当患者能够稳定地接受治疗关系时，技术疗法应该比它迄今所做的多得多地依赖引导患者进入这些关系。 确实，作为专业工作者，我们无须担心把保护、爱与对他人的尊敬这样一些重要的治疗工具交到业余者手中。虽然它们确实是强大的工具，但并不因此是危险的工具。我们可以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对某人的爱和尊敬不可能伤害他（除非偶遇的神经症患者，其本身情况已很糟糕了）。如此期待是正当的，关心、爱与尊敬这些力量几乎永远只会带来好处，而不会带来害处。 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明确地确信，不仅每一个正常的人是潜在的不自觉的治疗者，而且我们还必须接受这一推论，即我们应该认可它、鼓励它、普及它。至少这些可以被我们称为业余心理治疗的基本要素的东西是任何人都能掌握的。大众心理治疗（类似于公共医疗与私人诊治之间的对比）的一个清楚的任务就是传授这些事实，将其广为传布，让每一位教师、每一位父母、理想中最好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理解它们、运用它们。人们总是到他们所尊敬、所爱的人那里寻求忠告与帮助。心理学家们、宗教家们也就没有理由不使这一历史现象程式化、诉诸语言，并弘扬到普遍性的程度。让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每当他们没有必要地恫吓他人或侮辱伤害他人或者摆布、排斥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心理疾患的制造者，即使他们微不足道。希望人们也都意识到每一个善良、有益、正派、心理学意义上的民主、慈爱以及温和的人都是心理治疗的力量，即使它们是微不足道的。 5．自我治疗 这里所描述的理论的一个含义是，自我治疗同时具有比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更大的可行性和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理解自己缺少了什么，知道自己的基本欲望是什么，大体了解缺少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的症状，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着手尝试着补偿这些匮乏。我们完全可以说，按照这一理论，大多数人在自己的力量范围之内比起他们所意识到的更有可能自我治愈在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轻微失调。爱、安全、归属关系、尊重他人几乎成了对付情境紊乱甚至是对付某些轻微性格紊乱的灵丹妙药。如果一个人明白他应该拥有爱、尊敬、自尊等，他就能够有意识地把它们寻觅到。确实，谁都会同意：有意识地寻觅到它们会比试图无意识地补偿它们的匮乏来得更好、更富于成效。 但当这一希望被提供给了许多个人，他们比起一般所认为的被给予了更大的自我治疗的可能性的同时，对他们来说，还有若于问题非常有必要求助于专业人员。首先，在严重的性格紊乱或存在性神经症方面，清晰地理解产生、诱发或维持这一紊乱的动力力量是绝对必要的，此后对于病人的治疗才能不仅仅具有改善的效果。正是在这里，造成有意识顿悟所必需的全部工具必须得到运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换这些工具，而且目前，只有受到过职业训练的心理治疗师才能运用它们。就永远治愈而言，一旦一个病例被认为是严重的了，那么来自于外行、来自于老年女巫的帮助十之八九会变得毫无用处。这是自我疗法的基本局限性所在。 6．小组治疗 我们的心理治疗方法最终意味着更加尊重团体治疗以及训练小组等。我们十分强调这一事实，即心理治疗与人格完善是一种人际关系。基于前面的原因，我们应当感觉到把两个人扩充为一个更大的组群可能会是有益的，如果普通疗法可以被理解成二人理想社会的缩影，那么团体治疗就可以被想象成十人理想社会的缩影。我们已经有强烈的动机去尝试团体治疗，既可以节省金钱与时间，也使得更多的患者获得心理治疗。除此以外，我们目前的经验材料表明团体治疗与训练小组可以做到个体心理治疗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当患者发现团体的其他成员也有这些疾患时，发现他的目标、他的冲突、他的满足与不满、他的潜在冲动与思想在社会中可能几乎是十分普遍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抛弃单一感、孤独感、犯罪感或者罪恶感。这就削弱了这些潜在的冲突与冲动具有的精神疾患诱导性。 对于治疗的另一个期待也诞生于实际实践中。在个体心理治疗中，患者学会同至少一个人一一治疗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们希望他能够将这一能力移植到他的一般社会生活中去。他常常可以做到，但有时也不能。在团体治疗中，他不仅学习如何同至少一个人建立这种良好关系，而且在治疗师的监督下，开始同整整一组其他的人一起实践这一能力。总的来说，已有的实验结果虽然不会令人吃惊，却也确实是令人鼓舞的。 正是由于这种经验材料以及来自于理论的推理，我们应当鼓励更多的小组心理治疗的研究，这不仅仅因为它是技术心理治疗颇有前途的先导者，而且还因为它无疑会教给我们许多普通心理学理论方面的知识，甚至是有关广义社会理论方面的知识。 训练小组、会心小组、敏感训练小组以及那些可以划入个人成长小组或有效教育研究班、学习班的其他所有小组也是这样。尽管操作过程不同，但可以认为它们都具有所有心理治疗师相同的远景目标，即自我实现、完满人性、种属与个人潜力的更充分地发挥等。像任何一种心理治疗一样，在称职者手里，它们就会创造出奇迹来。然而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知道，在处理不当时，它们会无济于事，或者带来危害。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这一结论自然不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完全同样的结论对于外科医生以及其他所有的职业者说来同样真实。我们尚未解决这一问题：一个外行或非职业者如何能够选择颇具能力的治疗者（或内科医生、牙医、宗教师、启蒙者、教师），避免选择能力平庸的人。 三、良好杜会 l．什么是良好社会？ 与前面讨论过的良好人际关系的定义相并行，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良好社会的定义。这种社会是把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给社会成员。反过来，这就意味着，良好社会是依照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上的契约安排的一个社会：它扶植、鼓励、奖励、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类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类关系。从前面的定义与说明导出的必然结论是，良好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健康社会是同义的，而不良社会与心理学上的病态社会是同义的，反过来也就分别意味着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基本需求满足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情感、保护、尊敬、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蔑与驾驭）。 我们已懂得足够多，不会像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不敢期望全人类仅仅靠社会改良就能够变得幸福、健康与聪慧。 就我们的社会而一言，我们能够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对不同的意图均是有用的。例如，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他社会找到一个标准，把它称作十分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然而，对我们来说更为有用的将是测量与平衡病态促进力量与健康促进力量。随着控制时而转向一种力量，时而又转向另一种力量，我们的社会明显地在不稳定平衡中摇摆不定。对这些力量不进行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离开这种一般看法，转向个体心理学的问题，我们首先就会碰到对文化的主观解释这一事实。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社会是病态的，因为他们在其中领略了占压倒优势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也可以理解当他的邻居审视同一种文化、同一个人群时，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些结论在心理学上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并存。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是主观地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的。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面关于心理治疗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心理治疗可以被描述成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即使在社会的多数成员看来这个社会是病态的时候，同一描述也是适用的。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太主观化。对病态的患者来说病态的社会在更客观的意义上（甚至对健康人而言）也是不良的，这可以仅仅是因为它能够产生神经症的人。 2．社会是怎样影响人性的？ 那么，从理论上讲，心理治疗从社会层面看也就意味着同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与倾向背道而驰。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社会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社会中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可以这么说，在最终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进行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个心理治疗师也就是正在或应该在小范围内而不是大范围内与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如果这些力量是举足轻重的话，他实际上是在与他的社会作斗争。 显然，如果心理治疗能够得到极大的推广，如果心理治疗师每年不是处理若干个患者，而是千百万个病人，那么这些与我们社会的性质相抵触的小力量就将变得有目共睹。那么社会将发生变化也就毋庸置疑了。首先，变化将不时地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类关系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必将产生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影响。或许训练小组、交友小组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个人成长”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可观的影响。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排除病态，如果威胁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是会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死亡、来自于疾病甚至来自于这个单一的事实——群居于社会之中，尽管因而对我们自己大有好处，但也使我们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的欲望的形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性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 我个人的判断是，完善的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人类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更大的可以改造的特性。至于完善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长-幼关系也几乎没有可能。如果纯洁的爱恋在两人中间、家庭成员间、人群中间都难以得到，那么对于20亿人说来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伴侣、群体和社会尽管无法完善，但它们是可以改进的，有好坏程度之分。 此外，对于改进伴侣、群体与社会以抵御变化无常的可能性这方面，我感觉我们已经了解不少了。改进一个单一的个人可以是一种数年的心理治疗工作的问题，即使到那时，“改进”的主要方面也只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短暂的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极其罕见，不能指望。心理分析师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利用和运用顿悟。在东方，灵性的导师和引导者通常也会持同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训练小组、基础交友小组、个人成长小组、情感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更富于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些人现在正置身于放弃自我实现“大爆炸”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自然，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必将不断深化，例如：（1）大众社会越是健康，病态的人就越少，个体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2）大众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情况下通过良好的生活体验得到帮助或者得以治愈。（3）大众社会越是健康，治疗者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来说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更可能被接受的。（4）大众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也就越是有效，因为有众多支持性的生活体验、良好的友谊等，以及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病理诱发因素的相对消失。显而易见，这是一些易于验证的定理。 四、专业的心理治疗 1．技术 随着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从需求满足中获得裨益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在这个连续体中存在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1）患者不再希冀和追求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把它放弃，以让位于神经症需要的满足；（2）即使它们被提供出来，患者也无法利用它们。为患者提供友爱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害怕它、不相信它、误解它，最终拒绝它。 恰是在这一点上，专业技术（顿悟）疗法变得不仅必要而且无可替代。别的疗法都不顶用，建议不行，宣泄不行，症状治疗不行，基本满足也不行。因此，越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步入了另一个天地，那是一个被其自身法则所统辖的地方，在这里，本章前面所讨论的全部原理如果不经修改或限定便不再适用了。 专业技术疗法与业余疗法之间的区别是巨大和重要的。从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革命性发现开始，本世纪的心理学发展正将心理治疗从一种无意识的技巧转变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应用科学。现在存在着一些适用的心理治疗工具，但它们并不是自动地适用于良好的个人，它们仅仅适用于那些智力超群再加上接受过如何使用这些新技巧的严格训练的人。它们是人为的技巧，不是天然的或无意识的技巧。它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心理治疗师的性格结构而被传授。 这里，我们想只谈一谈这些技巧当中最为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即，使患者产生顿悟，也就是说，使他的无意识的欲望、冲动、禁锢、思想对他说来成为可以有意识地利用的（基因分析、性格分析、阻抗分析、移情分析）。主要是这一工具使得具备良好人格的职业心理治疗师比只具备良好人格却没有职业技术的人具有更大的优势。 这一顿悟是如何造成的呢？迄今为止，造成顿悟的技巧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并没有太多地逾越弗洛伊德详加阐发过的东西。自由联想、梦境解析、日常行为意义阐释是治疗师帮助患者获得对自己的有意识顿悟的主要途径。还可以举一些其他可能的方法作为例子，但它们不太重要。导致某种形式的分离并利用这一分离的放松技巧以及其他各种技巧并不比所谓的弗洛伊德技巧更加重要，虽然它们在今天比后者更好地得到了运用。 在一定范围之内，任何一个智力不错的人只要他愿意经受精神病学与心理分析学院以及临床心理学研究生院所提供的适当训练课程，他就会获得这些技巧。不错，正像我们预料到的那样，在使用它们的功效方面存在着个人的差异。从事顿悟疗法的一些学者比起另一些学者具有更好的直觉。我们似乎感觉到，被我们归为具备良好人格的那类人，比起不具备这类人格的人，将会更为有效地运用它们，所有的心理分析学院都包括对学生的人格要求。 弗洛伊德给予我们的另一个伟大的新发现是，他意识到了心理治疗师自我理解的必要性。当治疗师的这种顿悟的必要性被心理分析家承认的时候，持另一种见解的心理治疗师尚未正式承认它。这是一个错误。从这里描述的理论中得出：使得治疗师的人格变得更好的任何力量因而也会把他变成一个更好的治疗师。心理分析或治疗师其他深刻的疗法能够有助于这点。如果有时它没能完全治愈，那它至少可以使治疗者意识到那些可能会威胁他们的东西，意识到他们内部冲突与挫折的主要场合。结果，当他与患者打交道的时候，他就能够忽略自己的这些力量，并且调整它们。由于总是意识到它们，他就能够使得它们屈从于他的理智。 正如我们已经谈及，在过去，治疗师的性格结构比起他所持有的任何理论观点都更重要，甚至比他所运用的意识技巧都来得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小，因为技术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好的心理治疗师的完整形象中，性格结构的重要性渐渐减弱，未来还会继续减弱，而他的训练、才智、技巧、理论已经逐步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直到有一天它们会变得举足轻重，我们可以确信这一点。我们曾称赞智慧年长的女性的心理治疗技巧，这是出于这些简单的原因：过去这些技巧只有心理治疗师可以获得，其次是因为现在以至将来，在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治疗的领域里它们始终是重要的。但是靠抛掷硬币来决定是去找牧师还是找心理分析师不再是理智的和正当的了。高明的专业心理治疗师把直觉手段远远抛在了后面。 我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特别是如果社会状况改善了，职业心理治疗师将不会被利用来服务于消除担忧、给予支持及其他需求满足的意图，因为我们将从非职业的业余治疗师中得到这一切。一个人将为了治疗那些为简单满足疗法或宜泄疗法所力不能及的疾病而来，而对于这些疾病，只有那些未被外行所掌握的职业技巧才能处理。 自相矛盾的是，从前述理论中也可能演绎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相对健康的人们更容易受到心理治疗的影响，那么很有可能，更多的技术疗法时间将专门留给最健康的人而不是最不健康的人，其明显理由在于，一年之内改善十个人比只改善一个人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当少数的人处于关键的非职业治疗地位时（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生）。这已经在很可观的程度上发生了，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者以及存在分析者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占用来训练、教育以及分析年轻的治疗者。现在，心理治疗师向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牧师和教师开堂授课的情况也是极为普遍的。 2．顿悟和需要满足 在离开顿悟疗法这一主题之前，我认为处理一下顿悟与需要满足之间迄今暗示的二分法是恰当的，纯粹的认知或理性主义的顿悟（冷静的、不带情感的认识）是一回事，机体的顿悟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学派有时谈到的彻悟就是承认这一事实：仅仅对于病症的认识，甚至再加上对于病源以及它们在当今心理秩序中动力角色的认识，常常是不具疗效的。同时还应该有情感的体验、体验的真实重现、宣泄以及反作用。也就是说，彻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 这种同时是认知的、情感的和意动上的丰富体验，我们可以称之为机体顿悟。但我们不是主要地致力于研究情感体验吗？我们还应该必须不断地扩展这一体验以便容纳意动的成分。我们最终应当发现，我们是在谈论机体的或者整体论的情感等。对于认知体验来说也是如此，它也将拓展到整个机体的非机能体验。最后一步将是意识到，除了研究方法的角度不同外，机体顿悟、机体情感和机体意动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并且最初的二分法显然会被看做是处理这一主题时所用的过分的原子论方法所导致的人为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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