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与人格(1-2)(选)(1954,1987)

 

(美)马斯洛 著  许金生等译

 

 

 

第一章 动机理论引言(选)

第二章 人类动机理论(选)

第三章 基本需要的满足(选)

第四章 重新考察本能理论(选)

第五章 需要的层次(选)

第六章 非动机的行为(选)

第七章 心理病理的起源(选)

第八章 破坏性是本能的吗?(选)

第九章 作为良好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选)

第十章 达到正常与健康的方法(选)

第十一章 自我实现的人(选)

第十二章 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选)(原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关于科学的心理学的研究(选)(原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方法中心与问题中心(选)(原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陈规化的认知与真正的认知(选)(原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心理学的整体论方法(选)(原第十八章)

走向积极的心理学(选)

第二版 前言(选)

   

第一章  动机理论引言(选)

 

这一章介绍关于动机的17个命题,任何一个合理的动机理论都应该把它们包括进去。在这些命题中,有一些真实得近乎平庸,但我感到有必要重新强调它们。

一、作为一个整体的个人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声明:个人是一个一体化的、有组织的整体。一些心理学家常常非常虔诚地同意这个理论上的声明,然后又平静地开始在实际的实验中忽视它。只有认识到它是实验上和理论上的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在动机理论中,这个命题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点。例如,受到促动的是一个完整的个人而不是个人的某个部分。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而不是他的肚子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肚子的饥饿感。

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仅仅当作他的肠胃系统的功能来对待,使实验者们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或许甚至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知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的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改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一道代数题)。这些现象可以扩展到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所有其他的官能、能力和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感到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时刻的人。

二、作为动机状态典型的饥饿

选择饥饿作为所有其他动机状态的典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明智、不合理的。通过更严密的分析可以看到,饥饿驱力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动机的实例。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其他动机比它更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少有的。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过程的反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掠过意识的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交际、赞扬、名誉以及类似事物的欲望。习惯上,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力,并且被视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或原始的驱力(即生理需要)各属不同等级。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更重要,也更常见。因此,用它们其中之一而不是饥饿冲动来做典型才更恰当。

一般的设想一直是:所有驱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力。现在可以公正地断言,这将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绝大多数驱力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它们部位化,也不能将其看成是当时机体内所发生的唯一的事情。典型的驱力、需要或欲望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也不会与一个具体的、孤立的、部位化的躯体基础有关系。典型的欲望更加明显地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冲动作为研究的范例会好得多,例如,选择对金钱的欲望,或者选择更基本的,像对爱的欲望,而不是选择单纯的饥饿驱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从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于饥饿冲动有多么多的知识都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爱的需要。的确,一个更强有力的断言有可能成立,即透彻研究饥饿冲动与全面了解爱的需要相比,我们能够通过后者更多地了解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力本身)。

在这一点上我们联想起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比爱的驱力似乎要简单的饥饿驱力长远来看其实并不那么简单。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的事例活动,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个重要的活动几乎与个人身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具有普遍性的活动呢?仅仅是因为用通常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分离、还原的实验技术更容易对付它,或者它独立于其他活动,我们就选出这种活动并加以特别注意吗?假如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1)解决实验上简单然而价值甚微或者意义不大的问题,(2)解决实验上极为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三、手段和目的

如果我们仔细审察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欲望,就会发现它们至少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我们需要钱,目的是买一辆汽车。因为邻居有汽车而我们又不愿意感到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辆,这样我们就可以维护自尊心并且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当分析一个人有意识的欲望时,我们往往发现可以追溯其根源,即追溯该人其他更基本的目的。换句话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在于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研究症状本身价值不大,但是研究症状的动力意义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成效甚多。例如,它使心理治疗成为可能。至于一天中数十次地在我们的意识中闪过的特定的欲望,比它们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以及我们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所了解到的它们的最终意义。

这种更深入的分析有个特点,它最终总是会导致一些我们不能再追究的目标或者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似乎本身就是目的,不必再进一步地证明或者辨析。在一般人身上,这些需要有个特点:通常不能直接看到,但通常是繁杂的有意识的特定欲望的一种概念的引申。也就是说,动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欲望或需要的研究。

四、无意识动机

这些事实意味着合理的动机理论的又一个必要性。既然这些目的在意识中不易直接见到,我们就不得不立即解决无意识动机的问题。仅仅仔细研究有意识动机的生活常常会遗漏许多与意识中看到的东西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方面。心理分析学反复论证过,一个有意识的欲望与它下面潜藏的最终的无意识目标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必是直接的。的确,就像在反应形成中所表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可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合理的动机理论不能够忽视无意识生活。

五、欲望与文化

现在,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全人类的基本或最终欲望并不完全像他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那样各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可能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某一特定的欲望。让我们以自尊心为例。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靠成为好猎手来满足自尊心,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要靠当一个伟大的医生、勇猛的武士或者一个十足铁石心肠的人等来满足。因此,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个人想要成为好猎手的欲望与那个人想要成为好医生的欲望有着同样的原动力和根本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把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有意识欲望归于同一范畴而不是以单纯的行为为根据将它们分为不同的范畴将会有益于心理学家。很明显,目标本身远比通向这些目标的条条道路更具有普遍性,因为这些道路是由特定的局部性文化所决定的。

六、复杂多样的动机

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或者一个有动机的行为具有与我们刚才讨论的特性同出一源的另一个特性,即这个欲望或行为可能起到一种渠道的作用,通过这个渠道,其他意欲得以表现自己。可以从几个方面证明这一点。例如,众所周知,性行为与有意识的性欲所暗含的无意识的目的可能是极为复杂的。甲的性欲可能实际上是确立自己男子自信的欲望的表现,而其他人的性欲则可能根本上代表了吸引注意力的欲望,或者对于亲密感、友谊、安全、爱的欲望,或者这些欲望的任何一种组合。在意识里,所有这些人的性欲可能有着相同的内容,而且他们可能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追求的仅仅是性满足。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并不正确。我们也懂得,认真对待这个性欲和性行为从根本上所代表的东西、而不是该人在意识中认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对于理解这些人是有益的(这既适用于预备性的行为也适用于完成性的行为)。

另一类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人们发现,一个单一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可以同时代表几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欲望。一只患瘾症麻痹的胳膊可能象征着同时存在的报复、怜悯、爱和尊重等愿望的满足。单纯根据行为方式来考虑第一例中的有意识愿望或第二例中的表面症状,意味着我们武断地拒绝了完整地理解个人行为和动机状态的可能性。让我们这样强调:如果一个行动或者有意识的愿望只有一个动机,那么它就是不同寻常的,而不是普遍性的。

七、促动状态

在一定意义上,几乎机体的任何一个事态本身都是一个促动状态。动机现在的定义似乎是在假设促动状态是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显著地有别于其他机体事件。与此相反,好的动机理论应该假设动机是持续的、永不终结的、变动的、复杂的,并且,它几乎实际上就是各种机体事件状态的普遍性特征。

目前流行的关于动机的概念一般是或至少似乎是出自于这样的假设:动机状态是一个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与机体内发生的其他情况界线分明。相反,合理的动机理论应该这样设想:动机是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起伏的和复杂的。实际上这几乎是一切机体状态的普遍特点。

八、满足产生新的动机

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又会有一个站到突出位置上来。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所有动机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如果我们要使研究取得广泛的成果,就必须放弃孤立的动机单位。内驱力或欲望的出现、它激起的行动以及因目的物的获得而引起的满足,统统加在一起,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撷自动机构成单位的总体复合物的人为的、孤立的、单一的例子。这种动机的出现实际上总是取决于整个机体所可能具有的其他所有动机的满足或非满足状态,即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优势欲望已经达到相对满足的状态。对于某种东西的需求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有其他需要的满足。动机理论的创立者们对于以下两个事实从未给予过适当的尊重:第一,人类只能以相对或者递进的方式得到满足;第二,需求似乎按某种优势等级、层次自动排列。

九、不可能列出内驱力一览表

我们应该彻底放弃为内驰力或需要制作分解式表格的企图。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这样的表格在理论上是不合理的。

第一,它们意味着表内各种内驭力的均等,即在力量的强度以及出现的可能性上的均等。然而这并不正确,因为,任何一种欲望浮现于意识中的或然性,取决于其他更具优势的欲望的满足或者不满足状态。各种特定的内驱力出现的或然性有极大的区别。

第二,这样的列表意味着这些内驱力中的每一种都与其余的内驱力不相干。而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以任何一种这类的形式相互孤立的。

第三,既然这样的一览表通常是以行为为基础制定的,它就完全忽视了我们所了解的内驱力的全部动力性质。例如,它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两方面可能是不同的;一种特定的内驱力实际上可能是其他几种欲望表达自己的途径,等等。这样列表的荒谬还在于,表中内驱力并非以孤立分散的数字的算术之和这样的形式排列的,相反,它们是按具体特征排列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在表内列上多少个内驱力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些内驱力进行分析的具体性程度。实际的图景并非很多木棒依次排列,而犹如一套木箱,一个大木箱内装3个小木箱,这3个木箱子又各自装有10个木箱,这10箱子又分别装有50个更小的木箱,如此类推。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内驱力一览表,它包括从11 000 000的任何一个数量的内驱力,其多少完全取决于分析的具体性程度。应当认识到,如果我们试图讨论基本的欲望,就应该将它们清楚地理解为分属不同系列、不同的基本类型或者基本范畴。换言之,这样一种基本目标的列举应是抽象的分类而不是编成目录的一览表。

而且,所有已公布的内驱力的一览表似乎都显示出各种内驱力之间的相互排斥。然而事实上不但没有相互的排斥,它们的相互重叠甚至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清楚和严格地把一种内驱力同其他内驱力分开。在对内驱力理论的任何评论中也都应指出,内驱力概念本身多半出自对生理需要的过分关注。在对待这些需要时,区别刺激物、有动机的行为和目的物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谈到爱的欲望时,要区分内驱力和目的物却不容易。在这里,内驱力、欲望、目的、主动性似乎都是一回事。

十、按照基本目标为动机分类

现在已有的证据似乎大都表明,任何动机生活分类所能依据的唯一可靠和根本性的基础是基本的目标或需要,而不是任何一般的刺激物意义上的内驱力罗列(是“吸引”而不是“推动”)。动力原则在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中强调不断变化,而只有基本的目的才在这种不断变化中保持不变。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有动机的行为可以表示很多东西,它自然就不是分类的一个良好基础。同理,特殊的目的物也不是分类的良好基础。一个对食物有欲望的人,以适当方式来获取食物,然后吃和咀嚼食物,这实际上可能是在寻求安全而不是食物。一个正在经历性欲、求爱、完成性行为的全部过程的人,也许实际上是在寻求尊重,而不是性的满足。内省地出现在意识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被明确追求的目的物或结果,它们没有一个可作为人类动机生活的动力分类的坚实基础。仅靠逻辑的排除过程,最后就给我们留下主要为无意识的基本目的或需要,以作为动机理论分类的坚实基础。

十一、动物资料不足以说明问题

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在动机领域的研究里主要依靠动物实验。不言而喻,白鼠不是人,然而,不幸还需将此再强调一遍,因为动物实验的结果经常被我们作为人性的理论研究所必须依据的基本材料。动物资料当然是可以大有用处的,但必须要用得谨慎和明智。

我的论点主张动机理论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下面一些进一步的考虑与这个论点相关联。首先让我们讨论本能的概念。本能可以确定地解释为一个动机单位,在这个动机单位里,内驱力、有动机的行为以及目的物、目标效果,都明显地由遗传所决定。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我们所解释的本能有一种逐步消失的倾向。

最后,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本能逐渐减退,对作为适应工具的文化的依赖将越来越大。

十二、环境

至今,我们只说到机体本身的性质。现在有必要至少简单讨论一下机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任何动机理论当然必须重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机体本身,而且应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

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机体或性格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属物,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这些障碍物和对象必须部分地由情境中的机体所规定的方式来界定。我不曾领略过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在泛泛地确定或者描述一个情境时抛开在其中活动的特定的机体。事实是,当一个孩子试图得到于他有价值的对象但却受到某种阻力时,他不仅决定了这个对象有价值,而且决定了这个障碍成其为障碍。在心理学中没有障碍这种东西,只有试图达到某种目的的具体的人的障碍。

一个强调恒定的基本需要的理论证明,这些需要是相对长久的,并且独立于机体所处的特殊情境。因为,以最有效的可行的方式并且带有极大的变动性,需要不仅组织自己的活动前景,而且组织甚至创造外界现实。换言之,理解一个地理环境怎样变成一个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去理解这个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就是处于这个特殊环境中的机体的现有目标。

因此,合理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情境,但绝不可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除非我们为了理解机体所生活的世界,明确愿意放弃探索机体恒常的性质。为了避免无谓的争执,我要强调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动机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行为由几类因素决定,动机是其中一种,环境力量是另一种。动机的研究并不取消或否定对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反,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它们各有自己的位置。

十三、整合作用

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到:机体通常表现为一个整体,但有时则不然。这是因为,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的孤立的条件作用和习惯,以及各种局部的反应、我们所了解的分裂和欠整合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正如我们有时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机体甚至也可能以非一元化的方式做出反应。

很明显,当机体成功地面临一次极大的欢乐、一个创造性的时刻或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威胁或一个紧急情况时,它在整合作用方面是最为步调一致的。但是,当威胁具有压倒优势而机体太虚弱或孤立无助、不能控制这个威胁时,机体就会趋于分裂。总的说来,当生活轻松顺利时,机体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向许多方向发展。

我相信,相当一部分看来特殊、孤立的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往往有可能证实,这些现象在整个结构中占据一个有意义的位置。我们眼中的表面的欠整合,有时也许仅仅反映了我们对此并不了解。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可以肯定孤立的、局部的、分裂的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并且,我们越来越清楚,这类现象不一定是虚弱的、病态的或者不好的,相反,它们经常被看作是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的证明,即机体是以部分的、特定的或者分散的方式对付不重要的、熟悉的事情或易于解决的问题,这样,机体的主要能力就可以用于解决更重要或者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十四、无动机的行为

并非所有行为或者反应都是有动机的,至少并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需要满足的追求,即寻求需要的东西或匮乏的东西。成熟、表现、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现象都违背了普遍的动机理论的法则。最好将这些现象看成是表达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

大多数神经症或倾向都是基本需要满足的扭曲。这些冲动不知因何缘故,或受到阻碍,或找错了出口,或用错了手段,或与其他需要混淆。其他的症状则相反,它们不再寻求满足,而仅仅是保护性的或防御性的。它们的目的就是防止进一步的伤害、威胁或者挫折。两类症状的区别犹如两个斗士,其中一个仍旧希望获得最后胜利,另一个不抱丝毫获胜的希望,只是尽可能使自己不至于失败得太惨。

由于认输和绝望肯定与治疗中的预后、学习的前景甚至可能与长寿有相当的联系,任何明确的动机理论都必须讨论这种区分。

十五、达到目的的可能性

杜威和桑代克强调了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可能性。大多数心理学家完全忽视了这个方面。总的说来,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

重视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对于理解我们文化中各个阶级等级之间的动机差别,理解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在动机上的不同是至关重要的。

十六、现实和无意识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现实对于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在弗洛伊德,一个本我冲动是一种分离的存在,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其他本我冲动也没有联系。

我们可以用意象来近似地说明本我,我们称它为一种混乱的状况,就像一口充满了沸腾着兴奋物的大锅……这些本能给本我以能量。但本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遵循快乐原则的追求本能需要的满足的冲动。逻辑规律——首先是矛盾律一一不适合本我的进程。相互矛盾的冲动并列存在,并不相互抵消或者分离,最多它们只是在强大的经济法则下折中地联合起来,释放它们的能量。绝不能将本我比作虚无,并且我们惊异地发现,本我还违背了哲学家们的断言,即,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

很自然,本我不懂得价值、善恶、道德。与快乐原则非常紧密相连的经济或数量的因素控制了本我的全部进程。本能的精力投入寻求发泄一一按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我的全部内涵。

只要现实条件控制、减弱了这些冲动,或者阻止了它们的发泄,它们就成为自我而不是本我的一部分了。

可以说,自我是本我的某一部分,它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减弱。它接纳外界刺激并保护机体不受其伤害,犹如包住微小的生命物质的外皮层。与外界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本我。它担负着为本我传达外部世界,从而保护本我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全然不顾外界的强大力量而盲目追求本能满足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感知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真实图画,它必须通过现实检验来排除这幅外界图画中来自兴奋的内部源泉的因素。作为本我的代表,自我为本我控制了通向自动力的道路,它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个延迟因素,在思考过程中,自我利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点滴经验。就这样,自我废除了对本我的进程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的快乐原则,并且代之以现实原则。现实原则提供了更大的保障和成功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冲动是否存在。任何一个心理分析学家都会证明,不顾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不顾个人利益的幻想冲动都可能出现。问题在于,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显现?在生命的历程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对现实的感知所塑造?这个时间对于神经症患者和健康人是否都一样?功能健全的人是否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而保持其动机生活的某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者假如大家的确都具有这类完全源于机体内部的冲动,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它们何时出现?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一定会像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制造麻烦吗?它们一定与现实对立吗?

十七、健康人的动机

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大部分知识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来自治疗病人的心理治疗师。这些病人既是有用资料的来源也是引起误解的来源,因为他们显然代表了人口中质量较低的部分。甚至在原则上,也应该拒绝让神经症患者的动机生活成为健康动机的范例。健康并不仅仅是没有疾病。任何值得关注的动机理论,除讨论有缺陷者的防御手段外,还必须讨论健康、强健的人的最高能力。同时,还必须解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人物全部最重要的考虑。

仅仅从患者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这种认识。我们还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人。动机理论必须具有更积极的研究方向。

 

第二章  人类动机理论(选)

 

一、基本需要的层次

1.生理需要

似乎不可能也没必要罗列出基本的生理需要。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它们的数字可以任意地增大或缩小,完全取决于描述的专门性程度。

应当再次指出的是,任何生理需要同时起着疏导其他种种需要的作用。例如,一个认为自己饿了的人也许实际上更多的是正在寻求安慰或依赖,而不是在寻求蛋白质或维生素。反之,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活动,如喝水、抽烟等来部分地解除饥饿感。也就是说,这些生理需要是相对独立的,但并非彻底独立。

毋庸置疑,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具体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是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渴望可能最为强烈。

如果所有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并且机体因此而受生理需要的主宰,那么,其他需要可能变得似乎全然消失,或者退居幕后。这时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机体的特点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控制。此时,全部能力都被投入到解决饥饿的活动中去。这些能力的状态几乎完全为解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现在可能仅限于是解决饥饿的工具。那些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能力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隐蔽起来。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写诗的冲动、买汽车的欲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需求等,都被忘记,或者变得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对于一个饥饿已经达到危险程度的人,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了。他的梦境里是食物,记忆里是食物,思想活动的中心是食物,感情的对象是食物。他只感知到食物,只想获得食物。在组织平稳地进食、饮水或性行为的过程中,通常与生理驱力融合在一起的更为微妙的决定因素现在可以被吞没得如此干净彻底,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此时(但仅仅是在此时)带着解除痛苦这一绝对目的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力和行为。

当人的机体被某种需要主宰时,还会显示出另一个奇异的特性:人关于未来的人生观也有变化的趋势。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鸟托邦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对他来说,生活本身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不重要。自由、爱、公众感情、尊重、哲学,都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放在一旁,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此时仅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显然,遮掩高级动机,对人的能力和本性持片面观点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使机体长期处于极度饥饿和干渴状态。如果有人试图使危急情形典型化,使用人在极度的生理匾乏时期的行为来衡量人的全部目标和欲望,那么他一定对许多事实视而不见。“人只靠面包活着”并不是谬论,但这只有在没有面包时才是事实,那么当面包充足,并且人们腹中长期有食物时,欲望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需要层次的动力学

在这种情况一下,其他(更高级的)的需要会立即出现,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得到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依此类推。我们说人类的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优势的层次,就是指这个意思。

这句话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在动机理论中,满足成为与匮乏同样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将机体从一个相对来说更强的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允许更加社会化的目标出现。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的活跃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它们只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即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然而,已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再是要求。机体的控制者和行为的组织者只能是未满足的需要。如果饥饿得到满足,它在人们目前的原动力中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正是那些某种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的人最能忍受将来这种需要的匾乏,而过去一直被剥夺了这种对需要的满足的人对于目前需要的满足情况的反应则将与他们不同。

3.安全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纳为安全类型的需要(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上面谈到的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它们同样可能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描述为一个寻求安全的机制,感受器、效应器、智力以及其他能力则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正如在饥饿者那里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个人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其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得足够长久,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要简单、明显得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我们社会中的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我们可能在表面上看不出这一点。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高声喧闹、闪电以及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威吓,或者受到粗鲁地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食物不足,等等,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做出反应,仿佛遭遇了危险。

我们在幼儿身上还能看到他们对各式各样的身体不适的更直接的反应。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可以假设,这类痛苦的时刻,在孩子看来,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暗无天日,仿佛变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不好的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两天会感到害怕,夜里做噩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就是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最近,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儿童的安全需要还表现在他喜欢一种安稳的程序或节奏。他似乎需要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正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子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在一种至少有一种框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壮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不仅对于现在,而且对于将来,都有某种程序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师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父母在正常家庭结构的中心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打架、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有时竟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害怕失去父爱或者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的父母似乎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而纯粹是为了求得安全和保护。

让一个普通的孩子来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常常会引起威胁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的、不熟悉的或者应对不了的物体,面对疾病、死亡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雄辩地证明了父母作为保护人的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我们社会中的普通儿童以及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免于受难。

在儿童身上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些反应,这从某个方面来说,证明了我们社会中的儿童不安全的感觉极强(或者一句话:他们没被抚养好)。在“一个没有威胁的、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起因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或者幸运的成年人在安全需要方面享有很大程度的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会使自己的成员感到不受野兽、严寒酷暑、非法攻击、谋杀、动乱、暴政等的威胁。因此,从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再感到饥饿,一个身处安全之中的人不会感到危险。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或者接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穷困潦倒之辈,或者转向社会动乱、革命或者权威的崩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人们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牙医、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

在世界上寻求安全和稳定的努力还有一些范围更广的方面,这些方面见于一种极为常见的偏爱: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不熟悉的事物;或者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的、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寻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地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不然的话,只有在真正的危机状态中,才能将安全需要看做是调动机体潜能的活跃和支配因素,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体、神经症、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症的成年人在对于安全的渴望上,有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像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像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可以极为有用地将神经症患者描述为保留着童年时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症的成年人。其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害怕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己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以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威胁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在这方面,特别是霍妮写了一些有关基本焦虑的很好的文章。

在一种类型的神经症中,对安全的寻求表现得最为明晰。这就是不由自主的、如痴如醉型的神经症。这类神经症的患者发疯似的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和程式将自己围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偶然事变都能应付得了,这样,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变不再发生。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接触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有板有眼、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出人意料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竟然发生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有一种惊惶失措的反应,似乎这个出人意料的事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不算过分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不正常的人身上,就成了一种生死枚关的反常需要。对新奇和未知事物健康的趣味,在一般神经症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

在存在着对法律、秩序、社会权威的真实威胁的社会环境中,对安全的需要可能会变得非常急迫。混乱或极端的威胁会导致大部分人出现退化现象:从高级需要向更加急迫的安全需要退化。一个常见、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反应,是更容易接受独裁或军事统治。这一点对所有的人都是成立的,包括健康的人,因为他们在对危险做出反应时,也倾向于现实主义地向安全需要的层次退化,以备防御。但这似乎最有可能发生在生存在安全线附近的人身上。对权威、合法性、法律的象征的威胁特别能使他们感到不安。

4.归属和爱的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并且以此为中心,重复着已描述过的整个环节。对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付出和接受。如果这不能得到满足,个人会空前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心爱的人、配偶或孩子。这样的一个人会渴望同人们建立一种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出努力。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他甚至可以忘记:当他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把爱看得不现实、不必需和不重要了。此时,他强烈地感到孤独,感到在遭受抛弃、遭受拒绝,举目无亲,尝到浪迹人间的痛苦。

关于归属需要我们掌握的科学资料很少,尽管在小说、自传、诗歌、戏剧以及新兴起的社会问题文学中,它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借助文学作品我们大致了解了工业化社会引起的频繁迁徙、漫无目标、流动性过大给儿童身心带来的损害;儿童们变得没有根基或蔑视自己的根基,蔑视自己的出身及自己所在的团体,他们被迫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分离、同父母姐弟分离,体会到作为一名过客、一名新来乍到者而不是作为一名本地人的滋味。我们还低估了邻里、乡土、族系、同类、同阶层、同伙、熟人、同事等种种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我们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忘记了我们要结群、加入集体、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

我相信,训练小组、个人成长组织、专门性社群的大规模和迅速的增加,也许部分地是由于受到了这种没有得到满足的对接触、亲密、归属的需要的推动。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可能是为了抵消广泛存在的疏离感、陌生感、孤独感等,这些感受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强、传统社群的瓦解、家庭活动的分散化、代沟和持续的城市化而变得更加恶化。我还强烈地感到,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有多少或在什么程度上——是起因于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对群体感、对接触、对真实的归属感的深刻渴望。无论这种共同的敌人是什么,它仅仅通过设置一个外来的威胁,就能够形成一个亲善的组织。类似的情形曾发生在士兵之间,他们被共同的外来危险推入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的兄弟关系,结果往往是整个一生他们都会紧密相依。如果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们的这一渴望。

在我们的社会中,从适应不良和更严格的病理学的案例来看,这些需要的挫折是这类案例的最普遍的、基本的核心。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方面的表达,一般是被暖昧看待的,并且习惯性地受到许多限制和禁忌。实际上,所有精神病理学家都强调,对于爱的需要的阻挠是造成适应不良情况的根本性所在。因此,在临床研究方面,有许多关于爱的研究,除了生理需要外,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许比对其他需要的了解更多。苏蒂对我们的“温柔禁忌”有非常精彩的分析。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需要决定,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

5.自尊需要

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获得对自己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即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对实力、成就、权能、优势、胜任以及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的欲望。第二,对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这些需要相对来说更被阿德勒及其拥护者们强调,而被弗洛伊德所忽视。然而,今天在心理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之中,对于它们的突出的重要性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感情,使人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症倾向。

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自己真实的能力、潜力和对工作的胜任的自尊的危险性。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于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的真正的内在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分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是很有帮助的。

6.自我实现的需要

即使所有这些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仍然可以(如果并非总是)预期:新的不满足和不安往往又将迅速地发展起来,除非个人正在从事着自己所适合干的事情。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指的是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在满足这一需要所采取的方式上,人与人是大不相同的。有的人可能想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的人可能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还有的人可能想通过绘画或创造发明。在这一层次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自我实现需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明显的出现,通常要依赖于前面所说的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

 7.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

基本需要的满足有一些直接的先决条件,包括在无损于他人的前提下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表达自由、调查研究的自由、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御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显然本身就是唯一的目的。对它们的威胁会导致应激反应,似乎存在着对基本需要的直接威胁。之所以要捍卫这些条件,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是很不可能的,至少也会是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认知能力(感性和理性学习)是一整套适应性工具,它们除了其他功能之外,还有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的作用。很明显,它们所遭遇的任何威胁,对其自由运用的任何剥夺或阻碍,一定也会直接地威胁基本需要本身。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以及解释宇宙之谜的顽强的欲望。保密、新闻审查、不诚实、对交流的阻碍威胁着所有这些基本需要。

二、基本的认知需要

1.认识和理解的欲望

我们对于认知冲动,对于它们的动力或病态了解甚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在由医疗传统(即旨在消除疾病)主宰的诊所里当然也是如此。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症病例中纷繁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状。认知心理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心理病态往往被解释为正常,并不迫切地需要治疗。

希勒是我所知道的在其著作中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谈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心理分析学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附带地提到过认识的需要。获取知识,使字宙系统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探究和表达的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得到了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有它们的作用,但它们并非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的促动角色作用等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有一些消极的决定因素(例如焦虑、恐惧等),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合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

1)类似人类好奇心的东西很容易在高级动物身上观察到。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需要的存在。哈洛的实验以一种可接受的实验方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2)人类面对特大危险时也会追根寻源并做出解释,甚至对于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

3)对于心理健康者进行的研究表明,作为这一类人的一个特征,他们着迷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未得到解释的事物。这些特点似乎正是引人入胜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往往感到索然无味。

4)尝试从心理病态出发进行外推或许是可行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临床观察上)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显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不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使人震惊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症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

5)当认知需要受到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的结果。下面的临床印象也是的确存在的:我见过几个实例,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我这里至少有一个实例显示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有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种治疗包括恢复业余学习,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顿悟。我见过许多聪明的、富裕的、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发展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按照我的劝告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明显的现实极相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不言而喻的东西,丧失道德,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发生深刻的瓦解,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消极的方式: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

6)了解和理解的需要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表现出来,并且可能比成年期更强烈。不仅如此,无论怎样解释,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没有必要让人去教他好奇,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构教导不要去好奇,例如戈德法布的研究所显示的。

7)最后,满足认知冲动能够使人主观上有满意感,并且产生终极体验。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收获等,忽视洞察和理解的这一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欢快、幸福、激动的时刻,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的一个高峰时刻。对障碍的克服、遭受挫折时反常状态的出现、广泛发生的事件(跨物种、跨文化的),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满足这些需要的必要性(作为人类潜能的最充分发展的一个前提),在个人早期历史中自然出现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基本的认知需要。

但是,这种假设并不全面,即使在我们认识到了之后,我们仍在不断地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细致入微,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神学等方向发展而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者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是两者兼有。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的过程。那么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的欲望、寻找意义的欲望、创立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且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优先于理解的欲望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

我们必须提防那种极易发生的将这些欲望与前面论及的基本需要分离的倾向,即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采取绝对的两分法。了解和理解的欲望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再者,正如我们所知,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关联而不是截然分离的,并且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它们是彼此协作而又相互对抗的。有关这一部分中的论点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我的另一部著作《存在心理学探索》。

2.审美需要

我们对审美需要的了解比其他需要少,但历史、人性和美学的证据不允许我们回避这个(对于科学家来说)似乎令人不快的领域。我曾以经过选择的人为对象,在临床一人格学的基础上努力尝试研究这种现象并且至少使我自己确信,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基本的审美需要。丑会使他们表现出某种病态,美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热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热望。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健康儿童身上都有体现。关于这种冲动的证据在任何文化的所有时期都可以找到,甚至可追溯到洞穴人时代。

审美需要与意动、认知需要的重叠之大使我们不可能将它们截然分离。秩序的需要、对称性的需要、闭合性的需要、行动完美的需要、规律性的需要以及结构的需要,可以统统归因于认知的需要、意动的需要或者审美的需要,甚至可归于神经症的需要。

三、基本需要的特点

1.需要层次中的例外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这个层次集团说成仿佛是一个固定的等级集团,然而实际上它并不完全像我们可能已描述的那样刻板。的确,我们研究的大多数人的这些基本需要似乎都是按照已经说明过的等级次序排列的,但也一直有许多例外。

例如:

1)对于有些人来说,自尊似乎就比爱更重要。层次序列中的这种最普通的等级颠倒通常起因于这样一种观念的发展:最有可能获得爱的人是一些意志坚定的人或者有权威的人,他们令人尊敬或者敬畏,他们充满自信或者敢作敢为。因此,缺乏爱并且寻求爱的人可能竭力表现得具有进攻性和自信心。然而实质上,他们寻求高度的自尊以及自尊在行为上的表现方式,与其说是为了自尊本身,不如说是将它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他们的自我表现是为了爱,而不是自尊本身。

2另有一些显然是天生具有创造性的人,他们的创造驱力似乎比其他任何一种反向决定因素都重要。他们的创造性的出现不是作为由于基本需要的满足释放出的自我实现,而是作为不顾基本需要满足的匮乏的自我实现。

3)有一些人的志向水平可能永远处于压低或者压抑状态,也就是说,在层次序列中占劣势的目标可能干脆被丢失,并且可能永远消失,结果,这个在一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度日(如长期失业)的人,可能在余生中继续仅仅满足于获取足够的食物。

4)所谓心理变态人格是永久丧失爱的需要的另一个例证。根据掌握的很多材料来看,这些人从生命的头几个月开始就缺乏爱的哺育,现在已经永远丧失了爱的需要和给予爱的能力以及接受感情的能力(就像动物因出生后并末立即锻炼而丧失了吸吮或者啄食的反应能力一样)。

5)等级颠倒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一种需要长期得到满足后,这种需要的价值就可能被低估。从未体验过长期饥饿的人很容易低估饥俄的影响,将食物看成无足轻重的东西。如果他们为高级需要所控制,这个高级需要的重要性似乎压倒一切,那么很有可能,并且确有其事,他们可能为了这个高级需要而使自己陷入不能满足某种更基本的需要的困境。我们可以预料,在这种更基本的需要长期匮乏之后,会出现重新估价这两种需要的倾向,这样,优势需要将会在曾经将它轻易放弃的人的意识中真正占据优势地位。例如,一个为保其自尊而宁愿失去工作的人,在经历了六个月左右的饥饿后,可能愿意找回工作,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

6)对于表面的等级颠倒还有一个不完整的解释:我们一直是从意识中感觉到的需要或欲望的角度而不是从行为的角度来讨论层次优势的。观看行为本身可能给我们带来错误的印象。我们的观点是,当一个人同时缺乏两种需要时,他会想满足其中更基本的一个,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让我们再次强调,除了需要和欲望,行为还有许多的决定因素。

7)也许比这些例外都重要的是那些涉及理想的高尚的社会准则、价值观等的例外。具有这类价值观的人会成为殉道者,他们为追求某个理想或价值可以放弃一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基本概念(或者假设)来理解这些人。这个概念可以称为由于早期的满足而增强的“挫折承受力”。在生活中基本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特别是在早年得到满足的人似乎发展了一种经受这些需要在目前或将来遭到挫折的罕有力量,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具有作为基本满足的结果的坚固健康的性格结构。他们是坚强的人,对于不同意见或者对立观点能够泰然处之,他们能够抗拒公众舆论的潮流,能够为坚持真理而付出个人的巨大代价,正是那些给予了爱并且获得了充分的爱、与许多人有着深厚友谊的人能够面对仇恨、孤立、迫害而岿然不动。

以上所述抽掉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所有关于挫折容忍力的全面讨论中还包括一定数量的习惯问题。例如,那些习惯于长期忍受某种程度饥饿的人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忍受食物的匮乏。在忍耐缺乏产生的适应力和以往的满足产生的挫折承受力之间,必须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平衡?这仍旧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我们可以假设两种倾向都在起作用,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它们并不互相冲突。说到增强的挫折容忍力这种现象,最重要的满足似乎很有可能是在生命的头两年中提供的。这就是说,在早年就被培养成坚强的有信心的人往往后来面对任何威胁仍旧能保持这样的性格特征。

2.满足的不同程度

到此为止,我们的理论上的讨论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即这五个层次的需要似乎是按下面的关系排列的:如果一个需要得到满足,则另一个需要相继产生。这个说法可能会造成这样的虚假印象:一个需要必须100%地得到满足,下面的需要才会出现。事实上,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未得到满足。要想更加真实地描述这个层次序列,就应该在这个优势层次序列中逐级减小满足的百分比。例如,为了说明情况,我可以任意假定一些数字,也许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要、70%的安全需要、50%的爱的需要、40%的自尊需要、10%的自我实现需要。

至于说到一个新的需要在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这一观念,这种出现并不是一种突然的、跳跃的现象,而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到有。例如,如果优势需要A仅满足了10%,那么需要B可能还杳无踪影。然而,当需要A得到25%的满足时,需要B可能显露出5%,当需要A满足了75%时,需要B也许显露出50%,等等。

3.无意识的需要

这些需要既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也不一定是无意识的。然而从整体来看,在一般人身上,它们通常是无意识的。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查找一大堆证据来表明无意识动机的绝对重要性。我们称之为基本需要的东西,通常大部分是无意识的,虽然对于某些富有经验的人,借助于恰当的方法,它们可能变为有意识的。

4.需要的文化特性

基本需要的分类还试图重视具体的欲望在不同文化中的表面差异背后的相对统一性。当然,任何具体文化中的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通常会与另一个社会中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极为不同。然而,人类学家的共同经验是,在人与人之间,甚至是不同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相近程度远比我们首次与他们接触时产生的印象要大得多,并且随着我们对他们了解的加深,我们似乎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于是我们认识到,最惊人的差异不过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文化与文化之间表面的多样性后面的这种统一性。但是,我们并不想强调这种统一性对于所有文化都是绝对的。我们的观点仅仅是,它比表面的有意识的欲望相对来说更加重要、更普遍、更根本,并且更加接近人类共同的特性。基本需要比表面的欲望或行为更为人类所共有。

5.行为的多种动机

这些需要绝不能被理解为某种行为的唯一的或者单一的决定者。例如,任何看来是由生理需要促动的行为都可能有多种动机,如吃东西、性享乐等。很久以来,临床心理学家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多种冲动发泄的渠道。或者换句话说,大多数行为都是由多种动机促成的。在动机决定因素的范围内,任何行为都往往由几个或者全部基本需要同时决定,而不是只由其中的一个决定。由一种动机决定的情况往往是例外。吃东西可以部分地是为了填饱肚子,而部分地是为了安抚其他需要,改善其他需要的状况。一个人进行性行为,可能不仅出于性欲发泄的目的,而且还要确立自己男性的自信,或者是为了一次征服,获得强者的感觉,或者是为了赢得更基本的感情。作为说明,我想指出,如果不是在实践上,也至少是在理论上,对某人的一个单一的行为也可以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表达。这一点与特质心理学中更幼稚的一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用一种品质或者一个动机来解释一种行为,即一个进攻性行为的根源仅仅是一种进攻性的特质。

6.非动机的行为

表达性行为与应对性行为(机能性的努力与目的性的追求)之间具有根本的区别。表达性行为并不试图做什么,它只是人格的反映。愚笨者言行愚笨,并不是他想要或者试图这样愚笨,不是他有这样的动机,而完全是由于他就是那样。一个人言谈举止的风格,无论有无动机,几乎总是表达性的。

行为的表达性和行为的目的性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范畴,一般的行为通常兼容两者。

7.“以动物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

这个理论是以人类,而不是以任何低级的、并且可能是更简单的动物为出发点的。在动物身上所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发现被证明只适于动物而不适于人。研究人的动机要先从研究动物开始是毫无道理的。对于隐藏在这种貌似简单、普遍的谬误后面的逻辑,或更确切地说,对逻辑的背离,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科学家在各自的多种领域内都已给予了足够的揭露。就像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者生理学不必先研究数学一样,研究人也不必先研究动物。

8.动机和病理学

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动机的内容,根据其与基本目的的接近程度,有着各自不同的重要性。一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可能实际上是一种对爱的欲望的间接的表达。如果情况是如此,这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就成了极为重要的动机。但如果冰淇淋只被当作爽口之物,或它仅仅引起偶然的食欲,这种欲望则相对来说不重要了。日常的有意识的欲望应该被看作是征兆,是更基本的需要的表面指示物,假如我们只承认这些表面的欲望的表面价值,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完全的混乱状态。这种状态永远不可能解除,因为我们忙于认真处理的是征兆而不是潜伏在征兆后面的东西。

挫伤不重要的欲望不会导致心理病理后果,但挫伤根本上重要的需要却肯定会导致这种后果。因此,任何一种心理病理理论都必须以一种合理的动机理论为基础。冲突或者挫折不一定会致病,只有当它们威胁或者伤及基本需要或者与基本需要紧密相关的局部需要时,才会致病。

9.满足的作用

我们的一般需要通常是在优势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出现。因此满足问题在动机理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某种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起积极的决定作用或者组织作用。

在任何一种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时,很可能表现出病态,或者至少不如健康的人。这相当于我们把缺乏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的人称为病人。谁能说爱的缺乏不如维生素的匮乏重要呢?既然我们了解爱的匮乏有导致病态的作用,谁能说我们求助于价值问题的方式比医生诊断和治疗糙皮病或坏血病的方式不科学、不符合逻辑呢?

如果允许这么做,我干脆说健康人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充分发展和实现自己潜能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活跃的、长期的意义上具有任何其他的基本需要,那么可以说他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就像一个人突然特别缺盐或者缺钙就一定有病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病态”一词,那么就应该面对人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下一个清晰的定义:既然一个基本需要满足匮乏的人应该被看做病人,既然这种基本需要的满足的匮乏是个人之外的力量造成的,那么个人的疾病完全来源于社会。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良好的社会或健康的社会:所谓良好社会或健康社会,就是通过满足其成员的所有基本需要来促使他们最高目的出现的社会。

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之时,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

10.功能自主

高级基本需要经过长期的满足后,可能变得既独立于它们的更强有力的先决条件,又独立于它们本身的满足。例如,一个爱的需要在其生命早期得到满足的成年人,在安全、归属以及爱的满足方面,比一般人更加独立。正是那些坚强、健康、自主的人最能经受住爱和声望的损失。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坚强和健康通常是由于安全、爱、归属和自尊的需要在早年长期得到满足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类人的这些方面在功能上已经具有自主性,即独立于曾产生这些方面的满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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