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最基本的科学之道（摘编）

杜威 著  张军 摘编

在古代科学中科学的精蕴就是证明，现代科学的生命根源便是发明。在前者中，反省的探究是为了求得一种稳定的题材而存在着的；在后者中，系统的知识在实践中是为了刺激、指导和考核进一步的探究而存在着的。在古代科学中，“学习”是属于低级存在的领域，属于转化、变易的领域的，它是变动的，而且在最后的和固定的对象的实现中它就不再存在了。有人用师徒关系的类比来考虑它，老师已经占有了真理，而学生只是去取得老师仓库里已有的东西。在现代科学中，学习是寻求前人所未知的东西。它乃是一种交易，其中自然界是老师，而且只有通过这个探究的学生的学习才能使这位老师接近知识和真理。

因此，伴随着在逻辑中所特有的差别而来的便是那种以最后的事情为题材的“知识”转变成为对付具有工具性的对象的知识。当知识的对象被当做是自然界之最后的、完善的、完全的、在形而上学上的满足时，适当的方法便包括界说和归类，学习的结局就是证明界说和归类在理性上的必然性。证明就是把对象所具有的永久的、普遍的、最后的和固定的本性揭露出来。考察仅仅指材料的积累而言，这种材料是用来填补在一个先在的现成的种属等级中所存在的裂缝。发现仅仅就是感知到某些在以前尚未为学者所归类的特殊材料已被列入已知的某一个普遍的形式之下。普遍的共相之所以已被认知，这是因为它是直接给予思想的；而特殊的殊相之所以已被认知，这是因为它是直接给予知觉的。学习只是把两个所给予的形式结合起来，因而所“发现”的东西就是把特殊的东西归类在它的普遍形式之下。

意见作为是一种冒险的事情，作为“在我看来似乎大致如此”乃是从事于新视察的一个机会，从事于研究的一个刺激，在审慎的发现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按照这样的理解，意见乃是新历史的源泉，获得新结论的操作活动的开端。它的价值既不在它本身，也不在它能为我们所运用的一个特殊的对象领域，而是在于它所推动的这个探究的方向。它是一个出发点，而且和任何历史的任何开始一样，在由它开端的历史中它被改变着和移置着。

把知识和美感的静观等同起来，而把尝试、工作、对事物的操纵和管理都排除在科学之外就构成了一个完全的循环。

现代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直接对象一样，乃是一系列关系的一个体系 。

（以上选自杜威的《自然、手段和知识》）

科学的态度是一种对于变化发生兴趣而不是对于隔绝的和完备的固定物发生兴趣的态度；这种态度必然对于问题是十分敏感的；每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进一步引起实验探究的一个机会，就是产生有指导的变化的一个机会。一个科学家最感觉到遗憾的就是他达到了一个不能再产生问题的情景。这种状态会是科学的灭亡而不是科学生命的完善。为了懂得已经产生的这种差别，我们只要把这种态度和流行于道德和政治中的那种态度作一对比就够了，而且我们可以体会到后者的发展仍然是多么有限。因为在较高级的实践事务方面，我们仍然生活在变化和疑难的恐惧之中。就像过去的人们（对待自然现象那样），我们宁愿接受和忍受或欣赏现前所发生的事物以及我们在这个领域内所占有的东西，至少从概念上把它们加以整理，因而使它具有理性的形式。

科学的目的不在于界说常住不变的对象，而在于发现变化之间的恒常关系。它所注意的是事情变化过程的结构而不是最后的目的因。知识所涉及的既是当前的事变而不是最后的事因，所以知识是要探索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所经验的世界，而不是企图通过理智逃避到一个高级的境界之中去。实验知识是一种行动的方式，而且像一切行动一样，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和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与一定的问题联系着的。

科学只要能够层出不穷地发现新的问题和有着新的发现，就心满意足了。

（以上选自杜威的《哥白尼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