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式的革命（选）（1929）

（美）杜威 著  张军 选编

康德自称他在哲学中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他是从认知的主体去对待世界以及对待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事实上，康德的所谓革命不过是使得早已隐藏在古典传统思想中的东西明显化罢了。用文字表达出来，这种古典的思想断言说：知识是受宇宙的客观组织所决定的。但是只有在它首先假定了宇宙本身是按照理性的模型而组织成功的这种主张之后才这样断言的。哲学家们首先构成了一个理性的自然体系，然而借用其中的一些特点来指明他们对于自然的认识的特点。事实上，康德乃是唤起人们来注意这种借用的情况，而且他坚持这种借用的材料之所以可信不是由于神灵而是由于人类的理性。他的“革命”是从神权走向人权的过渡，除了这一点以外，他只是明白地承认哲学家们在他以前从古典哲学一脉相承之下所无意地主张过的东西。因为这种传统思想的根本假设是：理智和自然结构是内在地相符的。在康德的时代，这种理性主义中所隐藏的困难便已经十分明显了。康德想要维持这个根本的观念而把理智的中心转放在认知主体的人的身上，从而来补救这个根本观念所隐藏着的困难。这种举动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所引起的激动是由于这种转变而不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组织中理性的功能有什么怀疑。

康德也曾偶然论及伽利略的实验方法，用以说明思想如何在实际上起着指导作用，因而对象之所以被认知，实由于它符合于一个先在的概念，即符合于先在概念所详细规定的东西。实验性质的认识方法是正好和这种情况相反的，我们若把这两种情况加以对比，便可以弄清楚康德论及伽利略实验法的情况了。不错，实验过程乃是根据一种指导观念进行的。但是在决定所知对象时观念所起的作用和康德理论中所赋予观念的功能是大有差别的。因为在实验中的观念是试验性质的，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具有严密的决定性的。它对于所要采取的行动是具有控制作用的，而操作的后果却又决定着这个指导观念的价值，指导观念并不固定对象的性质。

而且，在实验中一切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和公开进行的。每一步骤都是外表的，都是可以观察得到的。总是事先有一种特定的事物状态，有一种特定的运用物理工具和符号工具的操作而这种操作是公开地陈列着和报道着的。当我们结论说：关于对象的某一判断是有效的时候，我们达到这一结论的整个过程都是外表的。任何人都可以一步一步地重复这个过程。因此，任何人都能自己判断关于这个对象所得到的结论是否算是正确的知识，其中是否还有什么漏洞和歪曲的地方。而且整个的过程和其他存在的过程是同时并进着的。其中有一个时间顺序，正如任何艺术中所具有的时间顺序那样明确，例如由棉花原料纺织成为棉布的过程是由梳棉、纺纱以至于织布机上的操作所组成。系列可以公开观察，可以公开报道的明确操作使得科学的认知不同于在内心过程中所进行的认知，后者只能是由内省得到的或由假定的前提加以辩证法的推论得到的。

因此，康德以思想去决定对象的想法和实验中以思想去决定对象的情况不仅不相符合而且是相反对的。康德的知觉和概念的形式都不是假设性质的，或有条件的。它们是一致地和成功地工作着，它们不需要用后果去对它们加以区别性的验证。康德设定这些概念形式的理由是为了保证获得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不是为了获得假设性和盖然性。在康德的机构中没有任何外表的、可以观察得到的和有时间性或历史性的东西。这个机构是在幕后进行工作的。只有结果是观察得到的而且只有一个严密辩证推理的过程使他可以断言有他那一套形式和范畴的存在。这些形式和范畴都是不能够观察得到的东西，正如近代科学发展所必须事先拒绝的那些神秘的形式和本质是我们所不能观察得到的一样。

这番申述并非专对康德而言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他只是对于旧的关于心灵的理论以及关于认知中心灵活动的旧见解作了一番新的解释，而没有提出一个崭新的理论来。但是既然碰巧他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一词的首倡者，那么他的哲学便成了一个适宜的出发点，从而去考虑如何真正地把关于心灵、理性、概念和心理过程的传统观念颠倒过来。我们在以前各讲当中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革命的各个方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在科学探究的实际事业中已经怎样废弃了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立状况，人们怎样借助于动作来进行认知。我们已经知道了，靠纯心理的方法在认识上去寻求绝对的确定性的办法业己被废弃了，代之而起的是靠主动调节条件的方法来寻求具有高度概率的安全性。我们己经考虑过了一些明确的步骤，用以调节变化，获得安全而不是从不可变化的东西中去求得绝对的确定性。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转变的结果也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于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

如果这样颠倒过来的变化，从其意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还不能与哥白尼的革命相比拟，我就不知道我们将在什么地方再会找到这样一种变化或这种变化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旧的中心是心灵，它是用一套本身完善的力量去进行认知的，而且它也只是作用于一种本身同样完善的事先存在的外在材料上的。新的中心是自然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不定的交互作用，而这个自然进程并不是固定的和完善的而是可以通过有意操作的中介导致各种不同的新的结果的。正如地球或太阳并不是一个普遍而必然的参考系的绝对中心一样，自我或世界，灵魂或自然（即当作孤立而本身完善的东西理解的自然）都不是这个中心。在交互作用着的许多部分之间有一个运动着的整体。每当努力向着某一个特殊的方向改变这些交互作用着的各个部分时，就会有一个中心浮现出来。

这种颠倒过来的转变有许多的方面，而这些方面都是互相联系着的。我们不能说某一方面比别一方面更重要些。但是有一种变化特别突出。心灵不再是从外边静观世界和在自足观照的快乐中得到至上满足的旁观者。心灵是自然以内，成为自然本身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了。心灵之所以是心灵，是因为变化已经是在指导的方式之下发生的而且还产生了一种从疑难混乱转为清晰、解决和安定这样指向一个明确方向的运动。从外边旁观式的认知到前进不息的世界活剧中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个历史的转变，这个历史转变我们业已追溯过它的沿革。

就哲学方面而言，这样从影响知者而不影响世界的认知转变为使世界发生有指导的变化的认知所引起的第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完全废弃了所谓主知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于它认为知识是衡量实在的尺度，它是普遍存在的。关于在实验性认知有任何重要进展之前所形成的哲学，我们可以说，它们明确地区分了两个世界：在一个世界中人类思考着和认知着而在另一个世界中人类生活着和行动着。就人类的需要以及需要所产生的动作而言，人曾是世界的一部分，无论他情愿或不情愿，他总是和这个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他冒着世界荣枯之险，受着不规则的和不可预见的变化的支配。他在这个世界中对这个世界采取动作，因而过着其尘世的生活，有时遭到失败，有时又得到成功。他也受着世界的影响，有时被导致预料之外的光荣，有时又因为失去其恩宠而受到压抑。

人类既不能对抗这个他所生活其中的世界，便想出某种方法来和整个宇宙寻求妥协。从宗教的起源看来，宗教就是这种寻求妥协的表现。后来，有少数安闲富有，得免于世界磨难的人们发现了思考与探究的乐趣。他们乃断定说：他们以及他们的身体和与身体相联系着的心理过程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内的，而有理性的思想却可以把人们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当人们与自然的险恶作斗争、受到自然的蹂躏、夺取自然资源以求生存的时候，他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在认识方面，真正的知识是理性的，它的对象是具有普遍性和常住性的，人们是不受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所威胁的。人们便超出了这个人欲横流，必需劳作的境界。人们既超出了这个感觉和时限的世界，便与神灵（即清静完善的心灵）发生了理性的感通。人们成了最后实在境界的真正参与者。由于他们有了知识，人们便超出于机会和变化的世界之外，而优游于完善不变实有的境界之内了。

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离开和超出行动的生活而对认知的生活加以赞颂。，而这种赞颂若无外在的援助，能够影响平常人至如何程度，现在还说不上来。但是外援却来临了。基督教会的神学家们用适应于他们的宗教目的的方式，采纳了这种看法。完善而最后的实在是上帝，认知上帝便是永恒的快乐。人所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世界乃是一个折磨人类、试探人类，为他获得较高的命运求验证和作准备的世界。这些传统哲学的要素便借助于故事、仪式等千千万万的方式并以引起情绪与想象的符号渗入了平常人的心目之中。

如果有人认为以上所说已完全说明了把认知及其对象从实践行动及其对象中提升出来的全部情况，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最有力的原因，还是因为行动世界里有困苦、残酷和悲惨的挫折。如果行动世界里没有残忍和失败的情况，就不会有在较高的知识境界中去寻求庇护的动机。我们容易和比较“自然地”从困苦、残酷和悲惨的挫折等罪恶联想到我们行动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有变化的领域。变化，这样一般的事实，被人们绝对化了而且被认为是我们直接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烦恼和缺陷的根源。至其极，善良和优美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也是不安定的，只有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领域中善才能是安全可靠的。当人们断言罪恶的根源在于变化领域的内在缺陷时，人类的愚昧无能和麻木不仁便不负产生这些罪恶的责任了。所剩下的唯一的一条路就只有改变我们自己的态度和性向，使我们的灵魂从这个可以消逝的世界转向永恒实有的境界。从这一观点看来，宗教所言和伟大的传统哲学所言显然是同一个意思。

这还不是全部的故事。十分奇怪，提升知识，使之超乎行动之上，还有确定的在实际方面的理由。每当人们实际上获得了知识的时候，随着他们有了控制的能力而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把价值作为衡量实在性的尺度，是一种自然的倾向。既然知识是一种经验方式，它使我们掌握了控制我们以别种方式和经验对象打交道的关键，知识便具有了一种中心地位。如果有人说：一件事物即离开知识而被经验到的东西，这种说法并没有使我们得到任何实践上的指示。如果一个人得了伤寒病，他就得了伤寒病，他无需乎去寻索或打听它。但是要去认识伤寒病，就要去加以寻索一一从思想上或从理智上看来，这个伤寒病就是我们所认知它的那个样子。因为当人们认知它的时候，那些具有它时的各种现象（直接的经验）就有了条理，我们至少有了所谓悟性这样一种控制力，而且由于我们有了悟性，我们也就有了比较主动控制的可能性。其他的经验既然也各自有它们自己的表现，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追问它们是什么东西了。只有当一个存在物的性质发生了疑问而我们又必须去追问它时，我们对于实在的观念才有意识地呈现出来。所以只有我们关于存在的思想才是和认知关联着的了。至于其他经验事物的方式十分明显地存在着，因而我们就没有把存在和这些经验方式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了。

总之，不管怎样解释，那种把认识当作是衡量其他经验方式中所发现的实在的尺度的看法，乃是哲学中传布最广的一个前提。这种把实在和被认知等同起来的情况在唯心主义的理论中得到了明白的陈述。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草木在春风中摆动以及水波在阳光下闪烁的景致，我们就会想到：在科学家对于这些事物的思想中他们把在知觉和直接享受中有意义的性质都删除了，仅剩下用数学公式加以说明的某些物理常数了。于是通过有贡献的思维或意识动作，用心灵把科学所提出的这个可怕的骷髅，重新装饰起来，不是很自然的吗？于是除非我们能够指出：数学关系本身也是一种逻辑的思维结构，否则，能知的心便被视为全部架构的组织创造者了。实在论派的理论反对把能知的心当作所知事物之根源的这种主张。但是他们主张实在和被知的东西是局部相等的；不过他们是从对象方面而不是从主观方面来看这个等式的。知识是把握或观看实在“本身”，而情绪和情感则是对付那种由有感情和有欲望的主体所提供的外来因素所感染了的实在。在认识论方面，唯心主义者和实在论者同样都假定：在所经验到的事物中只有知识才是和实在关联着的。

一个哥白尼式的变革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但是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在它的原始状态上并不是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而且从理智上讲来，并不是融贯而可靠的。认知活动包含有许多的操作手续，而这些操作手续使所经验的对象具有了形式，从而使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经验到事物前进时所依赖的各种关系。认知标志着实在已经有了一番过渡性的改变和重新安排。认知是具有媒介性和工具性的，它是处于对存在的一种比较偶然的经验和一种比较确定的经验之间的。认知者是在存在世界以内的，他的有实验性质的认知活动标志着一种存在和另一种存在正在交互作用着。不过，这种交互作用和其他存在的交互作用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在自然以内，作为自然之一部分的东西和另一些发生于自然以外的东西之间的差别，而是在一种受控制的变化进程和不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之间的差别。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认知的对象是经过实验思维之火所锻炼出来的，正如精炼的金属是从矿物原料中所提炼出来的一样。它是同一个对象，不过是起了变化的同一个对象，正如一个人在他的脾气经过了一番磨炼之后，既是同一个人，也是不同的一个人了。

于是知识并没有包括世界的全部。知识的范围和所经验到的存在的范围并不是等同的，而这一事实既不能说是知识的缺陷，也不能说是知识的失败。这只是表明知识严格地从事于它自己的职务——把紊乱不定的情境转变成为更加在控制之下和更加有意义的情境。并不是所有一切的存在都要求被人类所认知，当然也不要得到思维的允许才能存在。但是当有些存在被经验到的时候，这些存在便要求思维在它们的进程中去指导它们，使它们成为有条理的和美好的东西，从而引起人们的崇拜、赞许和欣赏。知识为达到这样新的安排而提供了唯一的手段。经验世界的各个部分一经重新安排以后，便具有了更明朗和更整饬的意义，而它们的意义可以久经时间的蚀啮而变得更加可靠。认识的问题就是发明如何从事于这种重新安排的方法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永无止境，永远向前的，一个有问题的情境解决了，另一个有问题的情境又起而代之了。经常的收获并不是接近于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解决，而只是渐次改进了方法和丰富了所经验的对象。

人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他和动物一样地生活着，有饮食、斗争、恐惧和繁殖。当他生活着的时候，在他的行动中有些行动产生了理解而有些事物发生了意义，因为这些东西成为互相间的记号了，成为期望和回想的手段、对于未来的准备和对于已经过去的东西的赞美了。活动具有了理想的性质。引力和斥力变成了对于优美东西的爱好和对于丑恶东西的憎恶。这种活动寻求着和创造着一个人们可以在里面安全生活的世界。希望与恐惧、欲望与厌恶和认知与思维一样，都是对事物的真正反应。我们的感情，通过理解加以启发以后，便和认知一样是我们真正深入了解自然意义的器官，而且还会更加充实些和更加亲切些。这种和事物深刻而丰富的沟通只能是思想以及思想所获得的知识所产生的结果，实现自然的潜在意义的艺术还要求有超然和抽象这样一种中间的和过渡的状态。认知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比较冷酷而不亲切的交互作用，把我们的感情和享受所迷恋的那种性质和价值暂时搁置不论。但是如果我们要想把欲望和好尚都变成稳妥的、有条理的、可靠的、具有意义的事情，知识便是我们的希望与恐惧、爱与憎的不可缺少的中介。

赞颂知识，认为知识是通往实在唯一的途径，这种想法既未立即受到摧折，也未一劳永逸地受到排除。但是它难以无限制地被保留下去。智慧思想的习惯传播愈广，则依靠避免智慧的检查而享有权力的那种既定利益和社会制度愈不足以为敌，简言之，智慧思想的习惯愈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就似乎愈没有必要给予知识以那种唯一垄断的地位了。知识将因其成果而受人重视，而不因知识当它还是一种新兴事业时为人们所赋予的那种特性而受人重视。物以稀为贵的这个平常的道理与我们唯独尊重知识的这件事情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明智的欲望和冲动太多了，墨守成规的行动太多了，为别人武断的权力所专横独断的事情太多了，总之，未经知识所启示的事情太多了，因而，无怪乎人们在思想中把行动和知识彼此分隔开了，无怪乎人们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对付实在的存在的东西了。知识在社会生活中什么时候才会自然化，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当知识已经为人们所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知识在研究自然与社会事物中的工具作用而不是它的垄断地位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无需乎我上面所提出的那些论证了。不过在目前，实验方法的发展还只是预示着这样一个哥白尼式革命有成功的可能性。

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只要一谈到知识（尤其是科学）跟我们的道德的、艺术的和宗教的兴趣的关系，便会遭遇到两个危险。一方面是努力利用科学知识去证明道德与宗教的信仰，或者在它们流行的某些特别形式中这样做，或者在人们觉得具有启发性与安慰性的某种模模糊糊的方式中这样做。另一方面，哲学家们降低知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道德和宗教的教义得有不可争辩的权势。先入为主的思想会使人们从以上两种意义中的一种意义来解释我们的主张。如果如此，我们便可以声明说，我们从未有一句话是轻视科学的，我们所批评的乃是一种关于心灵的哲学与习惯，人们曾经根据这样的哲学和习惯从一些错误的理由上去珍视知识。这样消极的陈述还没有说明我们全部的立场。知识是具有工具性的。但是我们讨论的主旨却在于颂扬器具、工具、手段使这些东西和目的与后果具有同等的价值，因为没有工具和手段，目的与后果就是偶然性的、杂乱的和不稳定的。因为所知的对象乃是知识的对象，所以把它称为是一种手段，不是轻视这些对象而是欣赏它们。

只要人继续是一个人，情感、欲望、意向和选择就总是有的，所以只要人继续是一个人，就总是要有关于价值的观念、判断和信仰的。如果有人企图一般地去证明价值的存在，这是最笨不过的事了，价值总是继续存在着的。凡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就无需乎去证明其存在。但是我们本性的这些表现却需要人们的指导，而只有通过知识人们才有可能进行指导。当我们本性的这些表现受到了知识的影响时，这些表现本身（在它们的有指导的活动中）便构成了作用着的智慧。因此，就某些特殊的价值信仰、某些特殊的道德与宗教的观念与信念而言，我们主张的要点就在于指明：这些信仰、观念与信念都需要用我们手头最好的知识去加以验证和修正。

被认知的对象和具有价值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乃是现实与可能之间的关系。所谓“现实”包括着既有的条件，所谓“可能”是指一种现在尚不存在但可因现实条件的应用而使其存在的目的或后果。因此，“可能”就其对任何既有的情境而言，乃是寻求这个情境的一种理想。从操作论的定义（即用行动去说明思维）的立场出发，理想和可能是意义相同的两个观念。观念与理想有共同的内容。一个观念，就其理智的内容而言，就是设想某些存在的东西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当我站在火的面前，我就说这火是多烫，这是用一个命题来报道一个已经为我所感觉到的性质。当我在远处看见某一事物而没有感知的接触时，我判断说它一定是烫的，“烫”在这里是表达一个后果，即我在推论说：如果我走近它的旁边，我就会经验到烫这样一个后果，它表明一种实际在经验中存在的东西所具有的一种可能性。这个事例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却表明了任何宾词（不管是性质或关系）表达一个观念而不是表达一个所感知的特征时的情况。这并不是一种所谓感觉和另一种所谓影像的心理状态之间的差别。这是一种为我们所已经经验到的东西和可能为我们所经验到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都同意把“理想”一词中的赞美意味撇开不要，而把它当作是现实的反面，那么观念所指的可能性即为存在的理想方面。

现实和理想之间有无联系的问题乃是哲学上形而上学方面的中心问题，正像存在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乃是哲学上认识论方面的中心问题一样。这两方面问题的汇合处就是现实和可能的关系问题。这两方面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要用智慧去调节行为而有采取行动之必要。陈述一个真正的观念或理想，就是主张我们可以改变现有的状况，使它获得一种具有特殊特性的形式。这一句话，就其涉及到一个观念，涉及到认识方面而言，使我们回想到上面我们把观念当作是指示操作及其后果的东西的那种说法。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它对“理想”所发生的影响。

在现实与理想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古典哲学总是企图证明：理想已是而且永远是实在所具有的一种性质。寻求认识上的绝对确定性乃进而成为寻求与最后实有合而为一的一种理想。人们既未能信赖世界，又未能信赖他们自己来实现作为自然之可能性的价值和性质。拙劣无能的感觉和规避责任的欲念两相结合，使人们渴望有一种理想的或理性的东西，把它当作是我们事前就占有了现实，并把它当作是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可以在情绪上依赖的东西。

有人认为：现实和理想事先本来就是等同的，但这个假定产生了许多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个假定是产生罪恶问题的根源。这种罪恶不仅是从道德的意义而言，而且也指缺陷与错乱、不定与错误以及一切乖离完善的情况而言。如果这个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理想的宇宙，那么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宇宙又为什么会有这么许多完全不理想的东西呢？为了要想解答这个问题，人们总是迫不得已地谈到有背离完善实有的情况——谈到有某种堕落的情况，而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区别、实在与表现的区别就是由于这种堕落。这种主张有许多的解释。最简单而不一定最为哲学家们所赞赏的一个说法就是“人类的堕落”这个观念，按纽门主教的说法，这种堕落意味着万物是在天地开辟之初的灾难中所创成的。我并不想讨论这些说法，评论其长短是非。我只想指明：在唯心主义名义下的各派哲学，都想要运用各种方法从宇宙论、本体论或认识论各方面来证明实在与理想是同一的，同时又引入一些有限制性的说明，解释为什么两者最后又不是一回事。

把世界理想化有三种方法。有一种理想化的方法是通过纯理智的和逻辑的过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企图单用推论来证明这个世界具有满足我们最高愿望的特性。人们还有一种情绪上强烈欣赏的刹那，这时候，由于自我与周围世界互相愉快地结合在一起而对于存在有一种美感与和谐的经验，直接满足了我们想望的一切。然后还有一种理想化的方法是通过思想指导下的行动进行的，譬如在美术作品中以及一切贯串着爱的关怀的人类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第一种方法是各派哲学所采用的。第二种方法，当那一刹那延续的时候，是最为引人注意的。它树立了一种标准，帮助我们去衡量我们关于可能性的那些观念，而这种可能性是通过智慧的努力才实现的。但是它的对象却依赖于未来的运气，因而是靠不住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审慎寻求价值安全的方法，这种价值是我们在怡然自得时自然享受到的。

在幸运的时候人们会完全地和确切地享受到对象，这一事实证明自然是可以产生那种被我们当作理想的对象的。因此，自然为体现理想提供了可能的材料。如果我可以用一句老话来说，那么自然是可以理想化的。自然是可以通过操作来加以改善的。这个过程并不是被动的。自然为人们提供了手段和材料，使我们判断为具有最高性质的价值可以在存在中具体体现出来，不过，这并非总是自然如此的，而是由于人们探索自然所引起的反应。人类是否运用自然所供应的材料以及他为了什么目的而运用它，这些都要依靠人类的选择。

我们的理想主义并不满足于运用辩证的方法来证明实有是完善的和常住不变的，是某种高尚力量所具有的特性或者是一种本质。人类这样在情绪上所得到的满足和鼓励并不足以代替为了指导我们的行动而设计出来的理想。在愉快的一刹那间虽然我们得到了我们所崇拜、赞许和尊重的对象，但是真、美、善形容这个世界的可靠性和范围则要看我们自己由于爱好和想望那样一个世界而从事活动的方式如何而定的。我们所喜爱、所赞赏、所尊重的事物，唯心主义哲学家们视为最高实有特征的事物，都是真正的自然因素。但是如果没有基于了解条件的审慎行动来进行帮助和支持，这些事物便都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而且享受这些事物的人数是少量而有限制的。

有些哲学派别曾经试图证明现实和理想在最后实有中是固定统一的。有些宗教信仰便是深受这种哲学所影响的。这些宗教信仰的兴趣在于劝人去过着一种忠于所谓善的东西的生活，而宗教的这种兴趣是和一种关于历史起源的信念联系着的。宗教也被牵涉在研究实体的形而上学之中，注定地接受了某种开天辟地的说法。宗教也曾被认为是一种说明自然世界结构的学说而与科学敌对起来，从而参加了一场与科学的战斗，并终于为科学所战败。宗教也在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方面作过一些主张，也在人类学、文学批评和历史方面作过一些主张。随着科学在这些领域方面的进展，结果宗教乃发觉它自己陷入一系列的冲突、调和、适应和溃退之中了。

把宗教态度当作是人们对存在的可能性的一种感觉并把宗教态度当作是献身于实现这种可能性的事业的一种态度，而不是接受当前既定的现实，这样便使得宗教逐渐从这些不必要的学术上的纠纷中摆脱出来。但是宗教诚信者们很少注意到宗教之所以一再与科学发现发生冲突的理由不在于某一特殊的教条而在于它和有些哲学体系联合在一起，主张优越而值得我们献身的东西是不是实在的和有多大的力量，这要看我们能否证明它是事先存在的，因而如果我们不能像证明日月星辰是存在的那样，证明完善的理想是存在的，那么这种完善的理想便不能对我们提出任何要求。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根本的假设，科学与宗教之间就不能有任何冲突。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人们便企图把科学结论和特别的宗教主张调和起来，而在这样的企图流传开来以后，不幸有人会认为他们可以提出一个万灵的调和药方。但是这决不是我说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宗教态度对于任何事实方面的信仰（无论是物理方面的、社会方面的或形而上学方面的信仰）都应该不作任何主张。宗教态度应把这一类的事情留给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们去研究。宗教态度也不要用一些关于价值的固定信仰去代替上述那些关于事实方面的信仰，而只相信现实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努力才是有价值的。实际存在方面的发现会改变人类对于目的、意向和善的信仰内容。但是这种发现不会，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感情和忠诚指向寓于所发现的现实中的可能性。致力于创造未来而不再死抓住关于过去的命题不放，作孤注一掷的这样一种力行的理想主义便成为不可战胜的了。当我们申说美丽的东西是值得赞赏和珍爱的时候，这种申说并不依靠我们能够证明那些对于过去艺术史的陈述。正义是值得尊重的，这并不依靠我们能够证明有一个正义的实有事先存在着。

如果宗教和这种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宗教将具有何种形式，或者说，如果宗教不再在衰弱危难之际去寻求确定性（而这是一直决定着宗教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生活的），这对宗教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是不可能确切而完备地表白出来的。但是这种变化的精神中的某些特点是可以指出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使宗教摆脱了那种防守辩解的立场，而这种立场是宗教信仰为了要去辩护它们关于历史和物理自然的主张而在实际上所不得不采取的，因为宗教，由于纠缠在这些问题之中，而势必遇到经常与科学发生冲突的危险。由于辩护这个迟早必须废弃的立场，人们花费了不少精力，而现在这种精力将会被解放出来，用来进行积极的活动，以求实现现实生活中所潜在的可能性。更重要的变化是人们将会从一切在不同于现在生活条件的条件下所构成的教条中解放出来而倾向于把知识的结果用于建设方面。

如果科学对于实践行动所给与的刺激和支持不再限于工商业以及仅仅所谓“世俗”的事务中，那么科学所将产生的那种改善的状况是不可能估计的。只要科学进展的实际重要性仍然还限于这些活动，那么在宗教所表示的价值和日常生活所关心的迫切事务之间的二元论将会继续保持下去。这一道鸿沟将会继续不断地扩大，而这样扩大的结果，从过去的历史看来，不至于牺牲凡人俗事所占领的领土。反之，理想的兴趣将会被迫后退到一个越来越有限制的阵地之内。

主张本质的境界乃是一个独立潜存的实有境界的这一派哲学也强调说，这是一个包括有许多可能性的境界，它提出这个境界，以备作为宗教景仰的真正对象。但是从定义上讲来，这些可能性都是抽象的和渺茫的。它们和我们所具体经验到的自然对象和社会对象是没有任何关系或交往的。这不免会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关于这样一个境界的见解不过只是把现实存在自有其可能性的这一事实用一种笼统的方式加以实体化罢了。但是无论如何，献身于这样一种渺茫而不可摸触的可能性只是保留着宗教传统中的“来世”而已，不过这个“来世”又不是被认为存在的一个世界。这种来世之想乃是一个避难之所而不是一个资源之地。只有当我们取消了本质和存在之间的分离情况的时候，只有当我们把本质当作是要在具体经验对象中借行动来体现的可能性的时候，这种来世之想才能在指导生活的关系中发生效力。想用绕圈子的办法去求得具体经验对象，将是一无所得的。

如果宗教信仰是和自然和生活的可能性联系着的，那么当宗教信仰在专心追求理想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它对现实的虔诚。它不会因为现实中有缺点和艰苦而发牢骚。它会重视和尊重实现可能性的手段和具体体现理想的事物（如果理想要有所体现的话）。愿望和努力本身并不是目的，愿望和努力本身分隔开来也没有价值，而只有把它们当作重新改组存在物以求获得公认的意义的手段时它们才有价值。自然和社会本身以内就包含有理想可能性的设计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操作手续。人们可以不像斯宾诺莎的所谓理智之爱那样把自然界崇拜为神灵。但是自然界（包括人类在内）虽有缺点和不完满之处，但是可以成为理想、可能性以及为了理想、可能性而产生的愿望的源泉和一切既得善良的最后的寄托之所，从而可以激起人们真心诚意的虔诚。

我并不想涉及宗教心理学的领域，即不想涉及宗教经验中所包含的个人态度。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否认，例如施莱尔马赫所坚持的那种依赖感已十分接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这种依赖感由于不同的文化状态的关系，有着许多不同的形式。这种依赖感曾经表现为一种卑怯的恐惧。也曾经表现在极端残忍的行动以冀取悦于我们所依靠的神力之中，也曾经在那些自以为特别接近神权而具有代表这种神权采取行动的权威的人们身上表现为激烈狂热的一种不容异端的态度。这种依赖感也曾经表现在高贵的谦逊和不可压抑的热忱之中。历史表明这种依赖感并没有一条预定的表现它自己的道路。

理想的善就是有待实现的存在的可能性，而我们的宗教态度就是和接受这种理想的善联系着的。关于这种宗教态度，我们有一句话是可以有把握说的。我们的努力至多是瞻望着未来而永远不会达到确定性的。概率的教导既适用于科学的实验操作，也适用于一切的活动形式，而且情况甚至于更为悲惨一些。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不少关于控制和调节的话，但是控制和调节绝不意味着结果是确定的，虽然除非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去试用实验的方法，否则，我们就不会知道这种控制和调节将会给我们多大的安全。在其它实践活动的形式方面，较之在认知方面，我们的未知范围还更加广阔些，因为这些其它的实践活动更为深入未来，其意义更为重大而更加不可控制。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寻求安全和变化的而不是寻求与固定物相联系的确定性的，因而它就更加激起人们的依赖感。

而且这种宗教态度也会改变它的主要性质。在道德传统中最深远的一种传统就是认为道德上的罪恶（不同于可以挽回的错误）起源于骄傲而骄傲就是孤僻。这种骄傲的态度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有些人自命为具有最完满的依赖感，在这些人之中，有时显著地在这些人之中，有这种骄傲的态度。热诚虔信的骄傲是最危险的一种骄傲形式。还有学者相轻的骄傲，也有以财产和权势而骄傲的。还有一些人自以为懂得了上帝明显表达的意志，这也是一种骄傲，这种骄傲是最富于排他性的了。这种骄傲心便产生了一种排他性的团体而这种团体又由于它与一种自命为具有精神垄断权的制度发生联系而得到了发展和维持。凡是有这种骄傲心的人们便自以为是神灵的特别代表，而且在神灵的名义之下成为统治别人的权威。

这种骄傲的结果乃使得教会在历史上孤立于其他社会制度之外。这种孤立分隔的情况，好像否认一切的交互作用和互相依赖的情况一样，把那些自命为与理想和精神具有特别联系的人们的权力仅限于一些特别的方面。由于其他的人类结合方式都被贬低到了一个低下的地位和作用，这就使得人类的这些结合的团体不担负起它们自己应负的责任来。这就是自然与精神分隔从而把现实和可能两相孤立的二元论的许多结果中最严重的一个后果了。如果我们承认人的意图和努力都不是最后的，而是顺从着未定未来不确定状态的，于是养成了这种依赖感，而这种依赖感使人们普遍地和共同地要有所依赖。这样人们就不会再有那种根据人生活动来区别人的骄傲精神和孤僻态度的那种最腐败的形式了。如果人们感觉到他们都要共同参与在存在的这种不可避免的不确定状态之中，这就会使他们具有一种同命运共努力的感觉。人们是不会爱他们的敌人的，除非他们之间不再是敌对的了。现实和理想的对立，精神和自然之间的对立，是一切敌对中最深刻和最有害的敌对状态的根源。

以上所述，既好像忽视了那些深入人心的传统的力量，又好像忽视了体现这种传统的既定制度的力量。然而，我所要指出的，只是有一种变化的可能性。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认识到实现这种变化的实际困难。在这些困难中有一个方面是适合于在这里来讨论一下的。我们最好研究一下：这些困难对于哲学未来的任务将发生什么影响。有一派哲学要用理性的方法去证明，理想是固定的和事先确定的，并把知识与高级的活动同一切形式的实践活动严格区分开来，而这种哲学便继续地阻碍着我们去实现我们所指出的那种可能性。要缩小哲学理论的实际效果或要夸大它们的实际效果，都是很容易的。直接地讲来，哲学理论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论当作是人类己有的习惯和态度在理智上的陈述和辩护，那么它的影响便是巨大的。习惯的惰性是很大的，而且当这种惰性被一种具体体现在制度中的哲学加以强化的时候，这种惰性就会大到成为维持当前各种权威之间以及从属关系之间所产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状态的一个因素。

于是最后谈一谈哲学，是适时的了。好像宗教一样，哲学曾经和自然科学发生过冲突，至少从十七世纪以后，哲学就逐渐和自然科学分道扬镳了。它们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哲学担负起了认知实在的功能。这样便使得哲学成为科学的竞争者而不是补充者了。这就迫使哲学要求获得一种比自然科学更为根本的知识。因此，哲学（至少在其比较有系统的形式之下）就感觉得有责任来修改科学结论，证明科学所言非其真意，甚或证明这些科学结论只能应用于现象世界而不能应用哲学所指向的最后实在。唯心主义哲学企图从考察知识的条件方面来证明只有心灵才是唯一的实体。唯心主义哲学实际上是说，既然物质本身就是心理的，那么如果物理知识只承认物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唯心主义一经证明了理想总是真实的以后，便推卸了它企图去解释现实的任务（这个任务如果是低贱些但却有用些的），借这种解释便可以使价值的范围变得更为广泛和更为可靠一些。

在科学本身，一般的观念、假设是必要的。它们有着必不可少的用处。观念、假设启发人的新的观点，习惯使我们闭塞，使我们看不清现实状况和未来的变化，而观念、假设却使我们从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观念、假设指导着我们的操作，揭示新的真理和新的可能性。它们使我们不受直接环境和狭隘范围的限制。当我们不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或在想象中不敢利用观念、假设的时候，我们的知识也就发生动摇了。科学每一巨大的进步无不由于新的大胆想象而来。有些概念经过了实验的考验并已经获得成功，因而，被我们视为当然之理而加以运用。这些运用有效的概念在从前却是一种思辨的假设。

假设的广度和深度是没有限制的。有些假设的范围是狭隘而专门的，但有些假设却和经验一样的广泛。哲学总是认为它本身是具有普遍性的。如果哲学把这种普遍性和构成有指导作用的假设联系在一起，而不笼统地装作认识了普遍的实有，哲学对于普遍性的这个要求是可以完满做到的。当假设是由实际的需要所提出，由既得的知识所防护，并由这些假设所引起的操作所产生的后果所验证时，这种假设就是有结果的。否则，想象便化为幻想，成为空中楼阁了。

现代生活的特征就是在语言、信仰和意向方面的混乱，因而最迫切需要的乃是比较广泛而概括的观念，用来指导人生。现在人类关于存在的实际结构和过程的知识已经发达到一个阶段使要想利用知识的哲学获得了指导和支持。在哲学解除了它保护实在、价值和理想的责任之后，它是会找到一个新的生命的。就科学去说明科学的意义，亦即就现实的知识去说明科学的意义，这可以留给科学去做了。就科学广泛地为人类所利用的这一点来说明科学的意义，就科学在为可靠价值的可能性服务的这一点来说明科学的意义，这还是一片荒地，函待开发。废弃对绝对而永恒的实在与价值的寻求看来似乎是一种牺牲。但是废弃这一寻求乃是从事于更富于生命力的事业的先决条件。当哲学寻求以社会生活为基础，为大家所共享的价值时它只会有好心善意者的帮助而不会有对手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哲学和科学便不是反对的了。哲学乃是科学结论和社会以及个人行动方式之间的联络官，筹划和努力实现一切可以达到的可能性。哲学也跟宗教一样，既然要在实现中去鼓舞培植理想可能性的感觉，那么它就要不断地为科学可能的发现所校正。每一新的发现总是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这样一种哲学在它的面前就会有一个广阔的批评天地。但是哲学的这种批评的心灵却须排除偏见、私利、习俗以及来自反乎人类目的的制度的权威对人类所施行的统治。人类的想象力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它能指出现实知识所揭露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和设计在人类日常经验中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方法。上述哲学的这个消极功能只是人类想象力的这种创造性工作的反面工作而已。

哲学时常抱着有这样一个理想，想把知识完全统一起来。但是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分析性的和鉴别性的。不过知识已经达到了广大的综合性，达到了笼统的概括。但是这种综合、概括启发了新的研究问题，开辟了新的探究领域，过渡到比较详尽的和各种各样的知识。在知识的进步中所包含有多方面的发现，启发了新的观点和方法。这个事实就驳斥了那种认为可以在理智的基础上完全把知识综合起来的想法。专门知识单纯的增进永远不会创造出一个构成理智整体的奇迹。不过，把科学的专门结果统一起来的需要是仍然存在的，而哲学在满足这个需要方面应该做出它自己的贡献。

然而，这种需要不是科学内在所固有的而是实践上的和人本的，科学只要能够层出不穷地发现新的问题和有着新的发现，就心满意足了。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中人类的行动需要指导，而这就真正要求把科学的结论统一起来。当科学结论对于指导人生的意义被揭示出来时，这些科学结论便被组织起来了。而科学探究丰富多彩的结果之所以是无组织的、散漫的和杂乱的原因，也就在这一点上了。人类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一堆五花八门的知识，而且对于他的知识的意义、他的知识所将引起的行动和后果，在过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困惑不定过。

这种情境说明了当代哲学的重要职责。这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寻找和揭露障碍的所在，要批判阻塞通道的心理习惯，要专心思考合乎现代生活的各种需要，要就科学结论对于人生各方面的目的和价值的信仰所发生的后果，来解释科学的这些结论。要想发展一个思想体系，能以担当起这个职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能慢慢地，依靠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做到这一点。

（本文自杜威《确定性的寻求》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