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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形成论（19-21）（选） ——我的心理治疗观
第十九章 关于创造性的理论（选）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对富有创造力的人的创造性行为总是有着极其强烈的需求，正是这一需求决定了应该提出一种初步的创造性理论，系统地讨论创造性行为的本质、创造性行为产生的条件、建设性地培养创造性行为的方法。这样一种理论可能会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激励和引导的作用。 杜会需要 对我们的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的许多严厉批评，其实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我们缺乏创造力。让我们简要地看看其中的一些批评： 在教育领域，我们倾向于培养亦步亦趋、墨守成规的人，我们培养的大多是一些“完成了”学业的人，而不是具有原初性创造力的思想家。 在我们的业余休闲领域，被动的消遣和受到严格约束的群体行为占去了活动的绝对多数，而创造性的活动则少得可怜。 在科学界，我们拥有为数众多的技术操作员，但是能够创造性地提出富有成果的假设和理论的人却有如凤毛麟角。 在产业界，创造活动只是少数人——经理、设计者、研究部门的领导者——的专利，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生活中根本缺乏任何创新和创造的努力。 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中，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吃的食品、我们阅读的书、我们坚持的观念，都有着强烈的趋同倾向、千篇一律的倾向。表达原创性和标新立异会被看成是“危险的”举动。 为什么我们要对此感到忧虑呢？作为一个民族，如果我们耽于从众，而不去追求创造，难道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选择吗？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罩在我们头上的一个巨大阴影，这也似乎完全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知识——不论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激增，人类已经跃进到不可思议的原子能时代，大概只有创造性的适应的能力才会让我们可以适应千变万化的世界。据说，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递增。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被动的、受文化束缚的民族通常不可能应付迅速增多的难题与考验。面对这些复杂的变化，除非个人、团体和国家能够想象出、创建出和创造性地改进应付复杂变化的新方法，否则人类的希望之光将会熄灭；除非个人能赶上科学改变环境那样的速度，对其环境做出新的创造性的适应，否则我们的文化就会衰亡。这是因为，缺乏创造力，不仅会导致个人的适应不良和团体关系的紧张，而且，世界的毁灭将成为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以，在我看来，针对创造过程及其发生的条件以及促进这一过程的方法展开研究，似乎是至关重要的。 下面我提出一个概念框架，希望能够对这类研究产生某种促进作用。 创造的过程 对创造力的界定有不同的方法。为了使下面要谈的意义更明白，我想先介绍一些要素，然后再试着下一个定义。我把这些要素看作是创造过程的一部分。 首先，作为一个科学家。对我来说，它必须包含有某种看得见的东西或某种创造成果。尽管我的想象极其新颖，但这还不足以把它们界定为有创造性，除非它们最终变成某种可以看得见的成果——除非它们被用语言符号表示出来，或者写成一首诗，或者转化成一部艺术作品，或者表现为一种发明。 这些成果必须有新颖的结构。这种新颖性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原因在于个人与他的经验材料发生了独特的相互作用。创造力总是会在其成果上打上个人的印记，但成果既不是个人，也不是他所用的材料，而是体现了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 据我个人判断，创造力并不局限于某些特殊的内容。我认为，创造过程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创造性可以表现在绘画、作交响曲、设计杀人的武器、提出科学理论、发现人际关系的新程序或者在心理治疗中创建出人格建构的新形式等许多方面。（其实正是我在最后这个领域里不是艺术领域中的经验，使我对创造力及如何促进创造力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一个人能凭借创造力和有效的技能在治疗关系中重新塑造自己，对这一点如果有直接了解的话，会使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具有创造的潜能。） 于是，我把创造过程界定为：创造过程体现为具有某种关联性的新颖成果的生产活动，它一方面源于个人的独创性，另一方面源于个人生活中有关的材料、事件、他人或者环境。 我还想对这个定义做些否定的解释。该定义没有对创造力做“好”、“坏”之分。有的人可能会发现一种减轻疼痛的方法，而有的人则可能设计出一种新的更精巧的酷刑来折磨政治犯。在我看来，这两种行为似乎都具有创造性，尽管它们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虽然我在后面还要对这些社会评价进行论述，但是由于这些评价标准极不恒定，所以我没有把它们纳入我的定义之中。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创造性发现，在当时被看作是亵渎神灵和大逆不道的，在今天它们也同样被当作是基础性的和建设性的。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定义因为用词的主观色彩而模糊不清。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同一个问题，需要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成果要想被看作创造力的体现，那么这个成果必须在某一时代得到某一组织的认可。然而这一事实也无益于我们的定义，这既有已经提到的评价标准变动不居的原因，也因为有许多创造性成果无疑从未受到社会的注意，而它们往往在未曾得到评定的情况下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种关于组织认可的观念在我们的定义中也被省略了。 另外，我们的定义没有对创造性的程度高低作区分，因为这也是一个本性变化不定的价值评判的问题。小孩子发明一种新颖的团伙游戏；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家庭主妇发明一种烤肉的新调料；年轻的作家写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所有这一切活动，根据我们的定义，都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不想依据创造性的大小来为它们排出某种顺序。 创造的动机 创造的主要动机，似乎就是我们在心理治疗中深刻发现并被看作是治疗力量的那个倾向——人的自我实现倾向，实现其潜在可能性的倾向。就这一倾向来说，我指的是那种在所有机体和人的生活中都显而易见的定向趋势——那种要求扩展、延伸、发展、成熟的强烈欲望——那种展示和发挥有机体或自我能力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被深深地埋于心理防御的层层包裹之中；可能隐藏于否认其存在的精致的面具之后。然而根据我的经验，我相信它存在于每一个个体身上，并等待着在适当的条件下予以释放和表现出来。当机体努力成为它自己，并与环境构建新的关系时，这一倾向才是创造的最主要的动力。 现在让我们来直接探讨一下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创造性行为的社会价值问题。大概我们很少有人会对培养危害社会的创造力感兴趣。我们不希望自己故意致力于培养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创造天才用于设计新的更高级的抢劫、剥削、拷打、杀人的方法，或者建立那种能把人类引向从肉体和精神上进行自我毁灭的政治组织制度或艺术形式。然而，怎样才能做出这种必要的区分，从而使我们能够鼓励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创造呢？ 我们不能通过检查产品或者成果来进行这种区分。创造的根本要素是其新颖性，而对此我们却缺乏判断的标准。其实历史早已表明了这样一个严酷事实：一种成果越具有创新性，其影响越广泛，就越有可能被同时代的人们判定为邪恶的东西。真正具有重要影响的创造，不论是一种观点，一部艺术作品，还是一个科学的发现，最初往往都容易被人看作是错误的、有害的或者愚蠢的，然后有可能被公认为显而易见、无需证明的东西，不知多少年以后才最终被评价为创造性的贡献。显然，同时代的任何人都不能在某一创造性成果形成的当时就对该成果做出令人满意的评价，而且创造的产品越是新颖奇特，这种情形就越普遍。 对于参与创造过程的个人的目的进行考察也不会有什么帮助。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已被证明具有伟大的社会价值的创造和发现，更多的是受到了个人兴趣的指引，而不是因为社会价值的激励；而从另一方面看，有很多创造（各种社会改良的乌托邦、禁酒令等等），虽然声称以造福社会为目的，但其结果留下的历史记录却让人只能感到遗憾。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个人之所以进行创造，主要是因为创造让他感到满足，是因为这种行为被体验为一种自我实现；对创造的目的做出“好”“坏”之分，对我们来说不会有任何帮助。 难道我们必须放弃对创造做出“潜在建设性的”和“潜在破坏性的”的区分吗？我认为这个悲观的结论并不正确。最近从心理治疗中获得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据发现，当一个人对他的所有体验保持“开放”时，那么，他的行为就会是创造性的，而且可以相信他的创造从本质上说是有益的。 我们不妨做如下简单的区别。一个人如果不允许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大部分体验（或称为压抑），那么，他的创造过程就可能是病态的，或是对社会有害的，或者既病态又有害。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各方面的体验都保持开放，并使其机体内部的各种情感和认知被即时地意识到，那么，他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新颖成果，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将是建设性的。譬如一个具有妄想倾向的人可能会针对他与其环境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一种非常新奇的理论，他能够从各种细微的线索中为他的理论找到证据。他的理论很少具有社会价值，原因可能在于大量的体验在他的意识中没有办法找到容身之地。苏格拉底与此相反，尽管他也被他同时代的人看作是“疯子”，但他所提出的新颖思想却被证明是对社会有益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自我防御，他对自己的体验保持开放性。 我的主要论点是基于心理治疗中的发现，当一个人能越来越开放地面对自己的各种体验，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它们时，他就越有可能以我们所说的社会化的方式来行动。如果他不仅能意识到自己充满敌意的冲动，也能意识到自己对友谊和接纳的渴望；不仅能意识到社会文化的期待，也能意识到自己的目的；不仅能意识到自己自私自利的欲望，也能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热心、敏感、关怀，那么，他的行为将会是和谐、统一和建设性的。他越是对自己的经验保持开放，他的行为就越会表明，人的本质就是倾向于过一种建设性的社会生活。 建设性创造力的内在条件 人自身的哪些条件与潜在建设性的创造行为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呢？我觉得可能有这样一些条件。 （1）对经验保持开放，即不设边界。这一点与心理防御正好相反。在心理防御中，为了保护自我的结构，某些体验不是以被歪曲的形式进入意识就是被直接挡在意识之外。而在一个对经验保持开放的人身上，每一个刺激都能通过神经系统而自由传递，不会遭到任何防御过程的扭曲。不管这个刺激是源于环境，源于形状、颜色、声音对感觉神经的影响，还是源于内脏，或者是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记忆痕迹，它都是能够被意识到的。这意味着，一个人不是在预先设定好的范畴中（“树是绿的”，“大学教育是好的”，“现代艺术是愚蠢的”）进行认知，而是能意识到本真的当下存在，因而他就能够意识到许多超出通常范畴的经验（这棵树是淡紫色的；这种大学教育是有害的；这件雕塑品对我产生了强烈影响）。 最后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对经验的开放性。它意味着概念、信念、认知和假设都不是僵化的，其界限是可以逾越的；它意味着，当真正存在模糊不清的意义时，个人能够容忍其存在；它意味着个人有能力接受非常矛盾的信息，而不是强迫自己对这种情形拒之于门外；它意味着普通语义学家所谓的“外延扩展的取向”。 我坚信，保持意识对于当下存在的经验的完全开放，是进行建设性创造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所有的创造活动中，无疑都会出现这样的程度强烈但其范围可能有局限的开放意识。一个心理严重失调的画家，虽然找不出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心理痛苦的根源，但他仍然能对自己所体验到的形状和颜色具有清晰敏锐的意识。一个暴君（不管他权力管辖的范围有多大），虽然不能正视自身的弱点，但对于他要对付的那些人，他却完全能够发现和处理他们心灵盔甲的微小缝隙。由于他对经验的某个方面能够保持开放，因此创造也是有可能的；由于这种开放仅仅是针对经验的某一个侧面，因此这一创造性成果的社会价值可能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一个人越是允许自己所有方面的体验都被敏感地意识到，我们就越能够相信，他的创造力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2）内源性评价。评判的根源或场所居于自身内部，这或许就是进行创造的最基本条件。对于创造者本人来说，其成果的价值不是由别人的表扬或批评来决定的，而是由自已决定的。我创造出了令我自己满意的东西了吗？它表达了我的某个方面——我的情感或我的思想，我的痛苦或我的狂喜吗？这仅仅是一些真正与创造者有关的问题，或与任何一个正在进行创造的个人有关的问题。 但这不意味着他不注意或不愿意关注他人的评判。这仅仅意味着，评判的依据就存在于个人自我内部，就存在于他自己对自己创造成果的机体反应和机体评价。对个人来说，如果在他自我内部有一种“我自己在行动”的“感受”，有一种潜能实现的“感受”，而这些感受此前从未出现过，而现在却真实地出现了，那么，这就会使他感到满意，感到自己富有创造性，任何外在的评价都不能改变这个基本事实。 （3）把玩基本要素和概念的能力，尽管这一点可能没有（1）或（2）重要，但它似乎也是从事创造的一个条件。与（1）中所描述的开放和非僵化性有联系的是自然地把玩各种观点、颜色、形状、关系的能力——例如，把基本要素做成似乎不可能的排列形式，设想出近乎疯狂的假设，使已经确定的东西成为问题，表达荒唐可笑的内容，把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把一个事物转化成另一个似乎不可能的等值物，等等。正是从这种自然的把玩和探索中产生了直觉，促使当事人用一种新鲜的有意义的方式去创造性地看待生活。在浪费了无数次可能无用的尝试之后，似乎总会出现一两个进化的、具有持久价值的成果。 与创造行为相伴随的状况 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建设性的创造行为就会产生。但我们不要期望对这种创造性行为进行准确的描述，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不可描述的。我们必须视之为不可知的未知的事物，直到它出现为止，这就是在不可能之中蕴涵着可能。我们只能概括地说，创造行为就是机体的自然行为；并且当一个机体能对其内在和外在的体验都保持开放，能自由而灵活地尝试各种各样的联系时，这种行为就容易产生。在这样众多的成败难卜的尝试中，机体会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做出选择，去选择能有效地满足内在需要的尝试，选择能与环境形成更有效关系的尝试，或者选择另外一个能够发现感受生活的更简洁更令人满意的定律。 不过，创造性行为有一个特点是可以描述的。在几乎所有的创造性成果中我们都会看到一种精心选择，一种重点的强调，一种训练有素的修养，即创造者对于事物本质的追求。艺术家会以简化的形式勾画出事物的外观或结构，而忽略其现实的细节。科学家在阐述一种关系的基本原理时，会忽略所有可能会掩盖其本性之美的具体事件或情形。作家选择那些能够使他的表达保持完整性的词汇或语句。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受到了一个特定的人——“我”的影响。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纷繁复杂的事实，但是“我”能够为我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赋予一种结构；对于现实的认知，我有“我自己的”独特方式，正是这种有意识地自我规范的个人选择性或抽象性，把自己的审美特点赋予创造的成果。 虽然我们对创造性行为只能描述到这种程度，但是在个人身上确实还有一些与创造性行为相伴随的情况可以提示一下。 首先是我们称之为“我发现了”的感受——“就是它！”“我发现它了！”“这正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还有一种情况是所谓孤独的焦虑。我相信，在很多重要的创造性成果的形成过程中一定会包含这样一种感受：“我很孤独。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我是在无人区独自冒险。我是愚蠢的、错乱的、迷失了方向的、病态的。” 另外一种通常会与创造相伴随的体验是与人交流的欲望。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一个人根本不想同别人分享自己的创造产品，创造过程是否可能出现？减轻当事人孤独的焦虑并使自己感到安心的惟一方法，就是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吐露到个人日记中，可以把自己的发现变成某种不为人知的密码，可以把自己的诗作锁在抽屉里，还可以把自己的画作束之高阁。然而他仍然渴望与一个能够理解他的群体进行交流，哪怕这是一个纯粹是他想象出来的群体。他不是为了交流而创造，但一旦创造出了产品，他又渴望与别人分享，分享自己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新成果。 培养建设性创造力的条件 到现在为止，我已尝试描述了创造的本质，说明了能够使创造力成为建设性创造力的当事人体验的特点，提出了创造性行为所依赖的必要条件，还谈到了与创造性行为相伴随的一些情况。但是，如果想使开始提到的社会需要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必须了解能否培养建设性的创造力；如果能，应该怎样培养。 从创造力的内在条件的本质来看，很显然，它们不应是被强迫的，但它们又必须被允许显现出来。农民不能强迫胚芽从种子中发芽，他惟一能做的，就是为种子提供发展自身潜能所需的营养条件。创造力也是这样。那么，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外部条件来培养和增强上面提到的内在条件呢？我的心理治疗经验使我相信，通过建立能带来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的条件，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建设性创造力产生的可能性。我想详细地谈谈这些条件。 心理安全感。这个条件可通过三个相关联的过程建立起来。 （１）把人作为具有无条件的价值的人予以接纳。不论在什么时候，如果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教师、父母、治疗师或者其他什么人，能从某个个体自己的权利和表现出发，基本上感到该个体是个有价值的人，而不管他现在的状况或行为是什么样子，那么，他就是在培养创造力。只有教师、父母等人意识到该个体的潜能，并且能够无条件地相信他，而不管他现在的情况，这种态度才可能是真诚的。 当个体在理解这种态度的时候，对他所产生的作用就是他体验到了一种安全的气氛。他逐渐地认识到，既然不管做什么，他似乎都能被看作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因而，不管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成为真实的自我，而不需要伪装或某个虚假的外表。这样一来，他的僵化表现就会减少，他就能够发现成为真实自我有什么意义，就能够试着以一种新鲜自然的方式来实现自我。换言之，他开始步入了创造之路。 （２）提供一种没有外部评价的气氛。当我们不再从我们自己的立场来对其他个体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培养创造力。对一个人来说，如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会受到评价、不会受到外在标准评估的气氛之中，那将是极大的解脱。评价总是一种威胁，总会引起防御的需要，始终意味着某些体验必定会遭到意识的抑制。如果某个成果按照外在标准被评价为是好的，那么，我一定不会承认我对它感到反感。反过来，如果我现在的所作所为依据外在标准被看作是不好的，那么，我一定不会意识到那似乎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不存在按照外在标准所做的评价，那么，我就会对我的体验更加开放，能更深刻更敏感地认识到我自己的好恶，认清这些材料的本质以及我对它们所做反应的本质。我会开始认识到评价的着眼点就在我自已内部。于是，我开始步入创造之路。 为了减少读者可能产生的怀疑和担心，可能应当指出，对他人不做评价并不是说不做反应。事实上，它反而可以使一个人自由地做出反应。“我不喜欢你的观点（或者画作、发明、作品）”，这不是一个评价，而是一个反应。它与评判性的说法有着细致而明显的区别，如，“你现在做得不好（好），这是依据外部标准对你得出的结论”。第一个说法允许当事人坚守自己的评价源，它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我不会欣赏你的作品，但是实际上它可能是很好的东西。而第二种说法，不管它是表扬还是责备，它倾向于把当事人置于外力的控制之下。我们在告诉他，不能仅仅问自已，是否这个成果是对自已的一种有效表达，他必须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他在被引导着远离创造的过程。 （３）共情理解。如果在前两个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最终提供心理的安全感。如果我说我“接纳”你，而我对你却什么也不了解，那么这其实是很肤浅的接纳。你会认识到如果我最终确实了解你，这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能共情地理解你，能从你的立场来看待你以及你的感受和行为，能进入你的私人世界，能按照它显现给你的那个样子来看待它——而且仍然接纳你——那么这才是真正的安全。在这种气氛中，你能允许你真实的自我显露出来，并允许它以变化和新颖的方式展示出来。这是培养创造力的基本方法。 心理的自由。当教师、父母、治疗师或者别的促进者允许一个人拥有象征性表达的完全自由时，那么创造力也就得到了培养。这种允许使人有了充分的自由去思考、感受、成为自身内在的真实；它促进了开放，促进人充满乐趣地自发地把玩知觉对象、概念和意义，而这正是创造力的构成成分。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象征性表达的完全自由。大概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人们都有用行动来表达所有的情感、冲动和欲望的自由。在有些情况下，人的行为可能会受到社会的约束，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象征性的表达却不必受到限制。 这里所描述的这种允许并不是软弱、放纵或者鼓励作恶。它是对自由的允许，同时自由也就意味着责任。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渴望新的冒险，同样也可以自由地对它感到畏俱；可以自由地享受自己成功的果实，同样也可以自由地忍受自己行为的恶果。正是这种负责任的生成自己的自由促进了自身内部那个可靠的评价源的发展，并进而使建设性创造的内在条件得以形成。 结 语 今天自然科学的发展向我们——作为个人，作为一种文化——提出了严峻的要求：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必须依靠创造性的行为来适应我们的新世界。
第二十章 行为科学的力量扩张（选）
关于行为的科学现在尚属幼年期。就这一个学科群来说，尽管有时候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和政治学也被包括进去，作为工具性学科的数学和统计学也被深深地牵涉于其中，不过它通常被认为包括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生物学。虽然它们都致力于理解人与动物的行为，这些领域的研究也在跳跃式地增加，然而，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个领域现在还处于疑惑多于确切知识的时代。这些领域中比较有思想的人倾向于强调我们的科学对行为是多么无知，已经发现的普遍规律又是如何之少。他们喜欢把行为科学领域的研究与物理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总是看到后者测量精确、预测准确、所发现的定律优美简洁，因而就会很明确地意识到行为科学的原始、幼稚和不成熟。 对于这类描述，我们一点也不否认其真实性，但我认为这种强调有时候会导致一般公众看不到事情的另外一面。行为科学，即使在它的幼年期，已经朝着成为一门“因果解释”的科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的意思是，行为科学已经在识别和发现规律性的关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所谓关系是指：如果存在某些条件，那么就可以预测将会发生某些行为。我相信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行为科学在最近几十年进展的广度和深度，似乎更少有人意识到由这种进展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教育、政治、经济、道德和哲学等方面的问题。 我希望这次以及以后的演讲能达到这样几个目的。首先，我想凭着印象概括描绘出行为科学在理解、预测和控制行为方面的进展。其次，我想指出由这些进步给我们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严重问题和困难。然后，我希望针对这些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的问题提出初步的解决办法。 行为科学的技术程序 让我们通过探寻浏览具体的研究及其意义来获得有关行为科学知识之影响的一些印象。我想用挑选出来的例子来尽量表明已完成工作的宽广范围。由于受到自己知识范围的局限，我不敢说这些例子是对整个行为科学领域的随机抽样。我确信，我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的事实，必然意味着我倾向于在心理学领域抽取更多的例证。我还喜欢选择那些重视行为的预测和潜在控制的例子，而不是那些仅仅关注对行为的理解的例子。我很清醒地知道，从长远来看，这后一类研究可能更适合于做出预测和控制，但是它们的影响却不是立竿见影的。 在介绍我们抽取的这些科学知识时，我会用一些比较浅显的词语进行陈述，会省掉各种各样的限定性成分，尽管这些成分对严密性、准确性来说非常重要。对我所陈述的每一个概括性观点，我都将用相当充分的研究例证来说明。当然，就像所有的科学发现一样，每一个观点表达的仅仅是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并非什么绝对真理。而且，每个观点都要开放地经受更精确、更富想象力的研究的修改、纠正甚至反驳。 对行为的预测 带着这些选择性因素和条件，让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行为科学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具有非常突出的预测效果。这些成果都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示：“如果一个人具有量化特征a、b和c，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测他极有可能会出现行为x、y和z。” 于是，我们就知道如何相当准确地预测哪些人会成为成功的大学生、成功的实业家、成功的保险推销员，等等。我不打算用什么资料来证明这一说法，因为这种证据确实太多了，能力测试、职业测试、人员选拔等领域都属此类。虽然这些领域的专家对他们所做预测的不准确性表示出了公正的担心，然而事实却是，行为科学的工作仍然广泛地受到了众多精明企业、大学及其他组织的认可。我们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从一个陌生的团体里面，行为科学家可以选出（有一定误差）哪些人能成为成功的打字员、教学实习生、档案管理员或物理学家。 这个领域还在继续扩大。譬如说，行为科学现在正设法界定哪些特征能表明一个化学家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化学家而不只是一个成功的化学家；另外，尽管还没有取得巨大成功，但已经并正在投入大量的工作来确定某些特征，以便能据此来鉴别哪些人可能成为成功的精神病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对于你是否拥有与某种职业活动有关的显著特征，科学在这方面的判断能力正在稳步增长。 我们知道如何对军校的军官候选人及其战斗表现进行预测。我们来选择该领域的一个研究。威廉姆斯和李维特发现，凭借其战友对某个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评分，他们能够对该士兵是否有可能成为军官候选人及其以后的战斗表现做出令人满意的预测。他们还发现，与他们所用的那些客观测验相比，熟悉这个士兵的战友是一种更好的心理测试工具。这说明，不仅是利用某种测试方法来预测行为，而且还包括使用这种测试方法——不论是常规的还是非常规的方法——的意图，都可以证明具有预测的效力。 我们能够预测一个潜在的业务经理激进或保守的程度。测试经常在公司得到运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怀特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就引用了其中的一个研究。在一批有待提升的年轻管理者中间，最高管理者选中的那些人的保守或激进程度（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最符合公司的最大利益。他们还会将每个人对社会潜在的敌视程度、潜在的同性恋或精神病倾向作为选择的依据。能够提供（或声称能提供）此类测量指标的测试现在已在许多公司使用，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选拔新的管理人员，另一方面是为了对已有的管理人员进行评定，从而选出那些可以委以重任的人。 我们知道如何预测哪些组织成员可能会制造麻烦或渎职违法。年轻有为的心理学家设计出了一种简便易行、准确性很高的纸笔测验，它能预测百货商店中哪些雇员是不可靠、不诚实或者难以管理的。他说，在任何有组织的群体中，把潜在的麻烦制造者相当准确地识别出来，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其实就技术而言，这种能把有问题的人识别出来的本领，只不过是我们在其他领域所拥有的预测性知识的一种延伸。从科学的角度看，它与预测谁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打字员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一位称职的职员可以根据测验分数和对照表来准确地预测人格与行为，他甚至比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做得还好。保罗·米尔指出，在开发人格测验以及通过这些侧验积累信息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要准确描绘人格的特征，直觉能力、渊博的知识、经验、培训等都是根本不必要的。他指出，在许多从事人格诊断的场所，如心理保健诊所、退伍军人医院、精神病院，等等，让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通过测验、会谈等诸如此类的形式来对人格进行诊断，其实是一种浪费。他说，一个办事员只需与患者进行最低限度并且不带感情的接触，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首先可以进行大样本施测，得出分数，然后再根据大量案例所制定的对照表中查找测验得分，立即就得到了关于人格的一份准确的预测描述，只需要一个办事员把一系列特征组合词语抄下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特征组合从统计学角度看是与测验得分的结构相关的。 米尔在这里只是把这样两个方面合乎逻辑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的一个方面是用来测量、鉴定、评价人的特征的测量工具的开发，另一方面是依据那些测量对某种行为模式所进行的预测。其实，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米尔的那个办事员也排除掉；有了适当的编码指令，电子计算机就能够给测验打分、对测验分数进行分析，而且完全能够对人格和行为做出比一个办事员更准确的描述和预测。 我们能够筛选出哪些人容易被说服，哪些人会顺从群体压力，哪些人不容易屈服。有两项不约而同的研究表明，在回答主题统觉测验图片时表现出依赖性主题的那些人，或者在另一个测试中表现出社会不胜任感、对攻击性进行抑制和有抑郁倾向的那些人，都容易被说服，或者容易屈服于群体的压力。这些小型的研究虽然得出的远不是什么权威性的结论，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它们的基本假设是正确的，这些或其他更完善的测量将能准确地预测哪些成员容易被说服，哪些成员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也不会屈服。 根据人在暗室中对光点移动的观察，我们能够预测他们是否容易产生偏见。民族优越感表现为一个人对所属团体和非所属团体具有截然不同的弥散性的态度倾向，对非所属团体会表现出敌对态度，对所属团体则表现出服从的态度，并坚信其正确。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其中的一种理论认为，民族优越感较强的人不能容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针对这一理论的实验中，杰克·布洛克和詹妮·布洛克要求被试把他们在暗室中所观察到的一个微弱光点的移动程度报告出来。（其实光点根本没有发生移动，但几乎所有的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产生了光点移动的知觉）他们还测试了这些被试的民族优越感。结果正如预测的那样，那些连续接受实验的被试很快为自己所知觉的移动量建立了一个常模；与那些对移动量的估计值做出灵活变化的被试相比，他们往往具有更强的民族优越感。 这一研究在稍作修改之后在澳大利亚又做了重复研究，先前的结论不但得到了证实，而且还进一步得到了扩充。结果表明，民族优越感越强的人，越不能容忍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且会比没有偏见的人看到较少的移动变化；他们对别人的依赖性也更强，当在另外一个人的陪同下进行估计时，他们倾向于与那个人保持态度一致。 因此可以说，通过对一个人在暗室中观察微弱光点移动的研究，对于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僵化的、有偏见的、有民族优越感的人，我们是具有发言权的。 行为科学能够对行为进行预测并进而能选出展示了某种行为的人。这里所列举的有关这方面的各种例子，可以仅仅看作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科学领域的初步应用。不过这些例证所包含的内容也会令人产生心灰意冷的理解。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不会意识不到，我所描述的这些发展仅仅是一个开始；他不会看不到，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拥有更为先进的工具，并同时拥有使用它们的权利，那么其社会和哲学的影响是十分可怕的。他会开始明白，为什么像伯特兰菲这样的科学家会警告我们：“不仅是物理学技术的威胁，心理学技术的危险也常常被人忽视。” 团体内引起特定行为的条件 在分析这个社会问题之前，请让我们去看看行为科学的另外一个领域，对此我们同样要抽取一些研究来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些研究，能显示出对团体实施控制的潜在可能性。我们在这一领域中所感兴趣的研究，其结论符合这样一种模式：“如果在一个团体中存在或建立起a、b、c等条件，那么，伴随这些条件很可能会出现行为x、y、z。” 无论是在产业界还是教育界的团体中，我们都知道如何为它提供一些条件，以便能提高生产率、创造力和士气。研究表明，通常，当工人能参与企业的计划和决策时，当监管者能敏感地注意工人的态度时，当监管者不失信于人、不专制时，生产率和士气就会提高。反之，既然相反的条件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因此我们也知道如何提供某些条件来降低生产率和士气。 为了引起团体成员人格的发展，促进生产率和创造力的提高，促进团体精神的改善，我们知道如何在团体内部形成领导作用的条件。在各种团体中，譬如大学的短期研讨班和生产铸件的工厂，戈登和理查德的研究表明，如果领导者拥有我们通常所说的治疗性态度，那么就会有好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领导者不仅能接纳团体成员的情感，同时也能接纳自己的情感；如果他能敏感而共情地理解他人；如果他能允许和鼓励自由讨论；如果他能对团体负责；那么，就会出现团体成员人格成长的迹象，团体功能的发挥就会更有效，更有创造性，士气也更高涨。 我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些条件来增强团体成员的僵化心理。在一项非常认真的研究中，贝伊尔抽取了两个配对的学生班级，对他们几个方面的能力尤其是抽象推理能力进行了测量，还依据罗夏测验对其中一个班的所有学生进行了人格分类。然后，让这两个班重新接受能力测试。结果显示，已经接受过人格评定的那个班灵活性降低了，其中抽象推理能力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与控制组相比，他们的思维显得更僵化，更焦虑，更缺乏条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定——被那个团体体验为具有一定威胁性的评定——似乎与现行教育状态下我们各类学校所做的许多评价是非常相似的，不过此刻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我们确实知道如何创造某些条件，从而使人在面对复杂智力任务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我们非常清楚如何创造条件来影响消费者的反应或公众的意见。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引用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一点。我建议你们随便找一本杂志，看看其中的广告；去审查一下电视娱乐节目以及它们的收视率；去了解一下公关公司的运行情况；随便找一家推出精心设计的系列广告的公司，去关注一下它们的销售上升势头。 我们知道如何通过创建一些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条件来影响他们的购买行为。对于他们的那些需要，他们自己是意识不到的，但我们却能测出来。已有研究表明，那些由于不喜欢某种味道因而不买速溶咖啡的妇女，其实从潜意识的水平看，她们不喜欢它的原因乃是因为买速溶咖啡往往与一个拙劣的持家者——好吃懒做、挥霍浪费的名声联系在一起。这种利用投射技巧和“深度”会谈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导致了一场购买运动，这一运动重视的是满足当事人的无意识动机——他未知的性欲望、攻击欲望、依赖欲望，或者在本例中想得到赞许的欲望。 这些研究例证说明了我们有影响和控制团体行为的潜在能力。如果我们拥有建立这些必要条件的势力或权力，那么被预测的行为就会发生。毫无疑问，不论这些研究还是这些方法，目前看来都是比较粗糙的，但是，更完善的研究和方法一定会出现。 对个人产生特定影响的条件 在行为科学领域，与我们关于团体的知识相比，或许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那些正在积累的关于在个人身上能够引起特定行为的条件的知识。正是对个人行为进行科学预测和控制的可能性才最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一些零零散散的知识。 我们知道如何建立一些条件使人们对与自己的感官证据相反的判断信以为真。比如，他们报告说图形A比图形B的面积大，而他们的感官证据却明明白白显示着相反的信息。由阿希所做的、后来被克拉奇菲尔德加工改进了的实验表明，当一个人受到诱导而相信团体中所有其他成员都看到图形A的面积比B大时，那么，他就会有与此判断保持一致的强烈倾向，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对错误的报告信以为真。 我们不仅能预测出在这种情况下有百分之几的人会屈服，会不相信自己的感官，而且，克拉奇菲尔德已经确定出了那些会这样做的人的人格特征，并且通过一些挑选程序他还能够选出这样一个团体——为了团体的统一，所有的团体成员几乎会一齐向这些压力做出妥协。 我们知道怎样按照指定的方向来改变一个人的看法，而与此同时该人对改变他观点的这个刺激却浑然不觉。史密斯、斯宾塞和克莱因曾在屏幕上闪现一幅呆板的而无表情的人物肖像画，他们要求被试注意这幅画的表情是如何变化的。然后，他们就在屏幕上反复闪现“生气”这个词，由于呈现的时间非常短暂，因此，被试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看见了这个词，然而他们一般会看到，那张脸似乎变得越来越愤怒。同样，如果在屏幕上反复闪现的是“愉快”这个词，观察者往往会看到那张脸变得越来越快乐。所以，他们明显受到了那个登录在下意识水平的刺激词的影响，而这是个人意识不到、也不可能意识到的刺激。 我们知道如何通过药物来影响人的心境、态度和行为。现在要介绍的这个例子，将使我们进入一个正在得到快速发展的界于化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边缘领域。从维持驾驶或学习时头脑清醒的药物，到据说能削弱个人心理防御的“真话注射液”，再到现在精神病院里所使用的化学疗法，这个领域的知识范围与复杂程度都在显著增加。现在正投入越来越多的力量来发现具有更确定疗效的药物——使抑郁者变活泼的药物、使亢奋者平静下来的药物，等等。据报道，为了解除士兵的恐惧心理，在战斗之前会让他们服用某些药物。像“眠而通”之类的安定药物的商标，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甚至卡通画里面了。虽然该领域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但是哈佛大学的斯金纳博士说：“在不久的将来，通过使用药物可能会对正常生活所需的动机条件和情感状态随心所欲地进行控制。”尽管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夸张，但他的预测可能会部分地应验。 我们知道怎样提供心理条件，以便使处于清醒状态的完全正常的人出现生动的幻觉和其他变态反应。这一认识是在麦克吉尔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研究结果。据发现，如果一个人所有的感觉通道都被切断或阻断，那么，他就会出现异常的反应。如果让健康的被试一动不动地躺着，以减少动觉刺激；把他的眼睛用不透明眼罩蒙住，以防止出现视知觉；用泡沫橡胶枕头把头包起来，并把他关在一个清音室里，来尽可能抑制他的听觉；铐住他的手来减少其触觉，这样，大多数被试在48小时以内就会出现幻觉和荒诞思维，很像是精神病患者的症状。如果感觉剥夺持续时间更长，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因为这种体验似乎存在非常大的潜在危险，所以研究者不愿把这个实验继续做下去。 我们知道怎样利用一个人自己的话来把他体验中所有存在麻烦的地方展现出来。卡梅伦和他的同事曾从与一个患者的会谈记录中抽出一些由患者本人所做的简短陈述，这些陈述似乎与患者的深层动力机制有重要关系。为了能反复播放，这一简短的陈述被反复录制到一盘录音带上。当患者听到自己的关键性话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时，其影响是非常强烈的。当放到第20次或30次的时候，患者常常会请求停止播放。它似乎很明显地揭穿了他的防御，并把与此陈述有关联的精神领域展现了出来。譬如有一位妇女，她非常缺乏胜任感，现在正遇到婚姻方面的麻烦。在一次谈话中她谈起了她的母亲，在其他一些事情中也谈到了她，“那是我所无法理解的——那个人竟能那样打一个小孩子”。这个被录下来的句子被反复地放给她听，这使她感到非常不自在和害怕。这把她对她母亲的所有感受向她展现了出来，使她看到了“我不相信母亲不会伤害我，这使得我对所有的人都产生怀疑”。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这种方法所具有的潜在效果。这种方法不仅可能有助益，而且，如果它对防御机制的揭露过于深刻和迅速，它也具有造成心理紊乱的危险。 我们知道，由咨询师或治疗师所提供的态度会不出所料地引起当事人发生人格和行为的建设性变化。我们近几年在心理治疗领域所做的一些研究证明了这一看法。从这些研究中所获得的发现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如果治疗师提供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是：（1）真诚的，内在一致的；（2）接纳的，把当事人珍视为一个有价值的人；（3）共情理解当事人情感与态度的私人世界；那么，当事人就会因此而出现某些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是：（1）其自我认知更现实；（2）更有信心和更能自我导向；（3）具有更积极的自我评价；（4）压抑自己体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5）其行为更成熟、更社会化、更具适应性；（6）越来越不会对压力感到心烦意乱，并且能更快地从中恢复过来；（7）就其人格结构看更像一个健康的、整合的、功能充分发挥的人。这些变化在控制组里并没有出现，它们好像一定与当事人所处的某种治疗关系有关。 我们知道如何分裂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如何瓦解他的自信，如何摧毁他的自我概念，并让他对别人产生依赖。亨克尔和沃尔弗曾经很严谨地研究过某些国家审讯犯人的方法，该研究对这一俗称为“洗脑”的审讯过程做了相当准确的描述。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这种审讯过程中既没有用什么神奇的方法，也没有用什么全新的方法，而主要是把一些凭经验想出来的方法结合起来而已。其实他们的审讯主要是把前面曾简要提到的心理治疗条件令人恐怖地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受到怀疑的人长期遭到抵制和孤立，那么他对人际关系的需要会非常强烈。审讯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而与他建立一种主要是不接纳的关系，并竭尽全力地使他感到内疚、冲突和焦虑。只有在犯人愿意合作，愿意按照审讯者的立场看问题时，他才会对犯人表示出接纳的态度。他完全否定了犯人的内在参照框架以及对事情的个人理解。渐渐地，出于得到更多接纳的需要，犯人开始把半真半假的观点接受为真的，最终他会一点一点地放弃对自己的自我和行为的看法，并接受审讯者的观点。他成了一个极度消沉和无法统合的人，基本上成了审讯者的傀儡。于是他愿意承认他是国家的敌人，犯下了各种各样的叛国罪，然而实际上，要么他根本就未曾犯过这些罪行，要么这些罪行完全具有不同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看，把这些方法说成是行为科学的成果，其实属于一种误解。它们实际上是由警察而不是科学家创造出来的。不过，我在这里还是把它吸收了进来，因为很明显，依靠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学知识，这些残酷的方法无疑会变得更为有效。简单地说，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如何改变人格和行为的知识，能够用来建设性地滋养一个人，也可以破坏性地摧毁一个人。 对动物发生特定影晌的条件 这个年轻的科学领域有着重大并且常常是令人恐惧的威力，或许我已经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不过，在转向论述总的含义之前，我还想进一步谈几点有关动物行为的知识。这方面的知识已经浩如烟海，但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却十分有限。尽管如此，我仍然想谈一谈三个有启发性的研究及其结果。 我们知道如何创建一些条件来使幼鸭对某物——譬如一只旧鞋——产生持久的忠诚。赫斯已完成了一些关于“印刻”现象的研究，其中最早的研究是在欧洲做的。研究表明，从小野鸭孵化出来后的第13个小时到第17个小时属于一个关键期——此时，小鸭子会对它接触到的任何一个对象形成依恋。它跟随这个对象的时间越长，其依恋关系就越密切。当然，通常情况下它产生的是对母鸭的依恋，但是它能同样轻易地对任何对象——假鸭、人或我已提到的一只旧鞋产生矢志不渝的忠诚。婴儿是否也有同样的倾向？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推测。 我们知道如何通过对老鼠实施电休克来解除它的某种强烈的恐俱心理。汉特和布莱迪首先对口渴的老鼠实施通过按压杠杆获得水的训练。经过训练，老鼠在被放到实验箱之后，能自如而频繁地做出这些行为。当这个习惯得到巩固之后，在每次对老鼠实施略有痛苦的电击之前先让它听到一阵响声，由此建立起一个恐俱条件反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不论什么时间听到这种响声，哪怕这种响声不伴随任何痛苦的刺激，老鼠都会做出强烈的恐惧反应，并停止一切按压杠杆的行为。然而通过对老鼠实施一系列的电击，这一恐俱条件反射却又几乎能彻底解除。经过这一系列电击治疗，这些动物显得不再害怕，能自由地按压杠杆，再听到那种响声似乎也不会受影响。研究者对他们的研究结果所做的解释非常谨慎，但显而易见，它与对人所实施的电击疗法大体是相似的。 我们知道怎样训练鸽子以使它能把导弹导向预定目标。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对于这个战争时期的研究进展风趣好玩的描述，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用鸽子做实验。每当鸽子恰好沿着他预定的目标啄食或啄到目标时，就对它们予以强化，以此来塑造它们的啄食行为。而后，他拿来一幅外国城市地图，训练鸽子只在地图上有重要工业——如飞机厂——的部位啄食，或训练它们只啄代表海上船只的地方。接下来把它们的啄食行为转换成对导弹的导航行为，这看起来虽然很复杂，但只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在模拟的导弹弹头装进两三只鸽子，斯金纳会做到，不论导弹飞行方向如何出现偏离，鸽子依靠啄食行为总能让导弹紧紧“盯住目标”。 为了回答我觉得你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我必须要说，不，这还从来没用于战争，其原因在于电子装备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快速发展。不过如果真要这样做，其有效性似乎不会有什么问题。 再譬如，斯金纳还曾训练鸽子打过乒乓球，他和他的合作者在动物身上培养出了许多似乎具有“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复杂行为。其实所有这些例子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当动物的行为完全符合研究者的目的时，它就会受到积极强化——某种小小的奖赏。最初的可能只是一些很原始的行为，仅仅是大体上朝向研究者要求的方向，经过一步一步的塑造，最终变成了简练、准确、符合要求的行为系列。在机体库存的众多行为中，那些恰好符合研究者目的的行为由于受到强化而变得精确化。 以人类为被试的实验效果不那么明显，但已经有证据显示，通过操作性条件作用（诸如研究者的点头赞许），我们能够使谈话对方所使用的名词复数或个人意见的表达数量增加，而根本不需要这个人意识到他自己行为变化的原因。按照斯金纳的观点，我们的很多行为都是条件作用的结果，而相互作用的双方往往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他非常想使这种条件作用成为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活动，从而能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 我们知道如何完全利用电刺激来为动物提供一种极其愉快的体验。奥尔兹发现，可以把微电极植人实验鼠的脑膜，当其中的一只动物按压笼子的门闩时，就会有细小的电流经过它身上的这些电极。这好像是一种非常愉悦的体验，因为这只动物会不停顿地按压门闩，直到累得筋疲力尽。且不论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主观体验，由于它如此令人满意，小动物愿意选择这种活动而不顾其他。至于这一程序是否可以用在人的身上，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又会如何，我不想做任何推测。 总的描述及其含义 我希望这大量的具体例子能够清晰地说明，行为科学在理解、预测和控制行为方面正在阔步前进。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如何把展示了某种行为的人挑选出来；知道如何在团体中建立某些条件以使各种预期的团体行为得以发生；知道如何为个人建立某些条件以便使他产生特定的行为结果；而对动物，我们了解、预测和控制其行为的能力则更高，这可能预示着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会应用于人类自己。 如果你的反应和我的一样，那么，你会发现我已经做过的描述还含有非常可怕的一面。由于这门年轻科学的浅薄和鲁莽，因此即使它现有的知识就已经包含着令人恐怖的可能性。假如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既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又有权运用这些知识去实现某种目的，那么这将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会被选为领导者，而其他的人则会被定为服从者。个人可能得到发展、提高和促进，也可能被削弱和肢解。麻烦制造者在制造麻烦之前就已经被发现并受到了处理。士气能够得到提高或者削弱。行为会受到人所意识不到的动机操纵的影响。这可能是一场操纵的噩梦。应当承认我这是胡思乱想，但这并非没有可能。这一点或许会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我们最具天才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罗伯特·奥朋海默超出他所从事的物理学领域，并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发出了警告。他说，物理学和心理学有一些相似之处，其中的一个相似点是：“我们的进步会在社会领域带来深刻的选择问题。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物理学家对他们的贡献一直争吵不休。这一时刻很快就会降临到心理学领域——当心理学拥有了相当可观的关于人的行为和情感的知识体系时——这种控制力一旦被利用，将会引起远远超过物理学家造成的危害的更加严重的问题。” 你们有些人或许会觉得我夸大其词。你们可能会说，我所提到的这些科学发现其实只有几项得到利用，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大多数研究而言，虽然在行为科学家看来很重要，但对我们文化的实际影响非常小。 我非常赞同这最后一个观点。行为科学现在所处的阶段与几代之前的物理科学是一样的。可以用相当近的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譬如在1900年左右出现的那场关于一台比空气重的机器能否飞起来的争论。由于当时航空科学还不够发达或准确，因而虽然有一些发现能提供肯定的答案，但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尤其重要的是，公众根本不相信这种科学会有什么有效性，或对文化会产生什么重要影响。他们更愿意运用他们的常识，这些常识告诉他们，人不可能乘着比空气重的设备飞起来。 可以把那时公众对待航空学的态度和今天的态度做一个比较。几年前我们被告知，科学预测我们将向太空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一项绝对荒唐的规划。然而，由于公众对自然科学如此深信不疑，人们从未对这项规划发出任何怀疑的声音。公众要问的惟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科学领域将出现同样的结果。首先，公众会对它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信任它；然后，会发现某一门科学的发现比常识更可靠，会开始利用它；某一门科学知识的广泛利用引起了巨大的需求，于是，人力、财力和精力被集中投入到该领域；最后，这门科学的发展会以持续增长的速度不断攀升。这种结果似乎将极有可能在行为科学领域内出现。因此，尽管这些科学发现在今天还没有得到广泛利用，但是在明天是完全有可能的。 问题所在 目前我们正在从事创造出一门具有巨大的潜在能量的科学，正在建造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其社会影响力能使原子能都显得相形见绌。毫无疑问，由这一进展所带来的问题，不论对当代，还是对未来的几代人，都将是极其重要的。现在让我们来罗列一下有关的几个问题： 我们将怎样运用这门新兴科学的力量？ 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中，个人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 谁将拥有运用这种新知识的权利？ 这种新知识将会用于一些什么样的目标、目的或价值？ 我将在下次演讲中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考察。
第二十一章 行为科学的新世界与个人的位置（选）
在前一次演讲中，我力图粗略地罗列出行为科学在行为的预测和控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试图说明，我们正在快速迈进一个新世界。今天，我想考察的问题是，我们——无论作为个人、团体或一种文化——将如何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生活，如何对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做出反应，如何适应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面对行为科学的新进展我们将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我将描述对这个问题的两种已有的答案，然后我想提出一些进一步的思考，从而引出第三种答案。 否认和忽视的立场 我们可以采取的一种态度是否认这些正在发生的科学进展，并干脆认为根本就没有针对人类行为的真正科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坚持认为，人这种动物不可能对自己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行为科学。我们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永远是一个自由的主体，因此不可能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进行科学的研究。不久前在一次关于社会科学的会议上，我听到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坚持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让我惊诧不已。另外，我们国家一位很有名望的神学家也写道：“无论如何，对过去行为的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成为预测未来行为的基础。” 普通大众的态度也与此类似。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人不必否认行为科学的可能性，他只要对于正在发生的进展视而不见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他还可能会对有些著作的内容感到厌烦，例如怀特曾经详细描写了现代工业公司如何利用行为科学的研究发现来大肆操纵工人的行为。但总起来看，大众对于行为科学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似乎一无所知，就像当初大家对原子分裂的理论不曾有过任何担心一样。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同大众一样来忽视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就像我提到的那些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说到行为科学的时候可以公然宣称“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些反应似乎算不上特别明智，所以，我想暂时撤开这些，来描述一种更复杂、更流行的观点。 科学对于人类生活的描述 行为科学家大多都想当然地认为，这门科学的发现将会被用于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和控制。然而，多数心理学家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很少考虑到这将意味着什么。而哈佛大学的斯金纳博士倒是一个例外。他一直在非常公开地催促心理学家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控制力，以便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几年前斯金纳博士还写了一本书——《沃尔登二世》。他在书中虚构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在这里行为科学的知识被充分运用到了生活的所有领域——婚姻、孩子的抚育、道德行为、工作、游戏和艺术追求。我将会多次摘录其作品。 有一些小说家也看到了行为科学将会发生的影响。奥尔德斯·赫胥黎曾在其《美丽新世界》一书中，对一个依据科学进行管理的世界做了令人恐怖的描述，这个世界虽然拥有幸福甜蜜，然而人们却最终对它做出了反抗。乔治·奥维尔曾在《1984》一书里描述了一个由专治政权建立的社会，在那里行为科学被用作对人进行绝对控制的工具，不仅行为而且连思想都要受到绝对严密的控制。 科幻作家也功不可没，他们向我们生动描绘了世界发展的一些可能性，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行为和人格就像化合物和电子脉冲一样都成了科学的主题。 如果我们要努力按照行为科学来塑造人类的生活，那么，我也想尽力尝试对这个即将出现的文化模式做一个简单的描绘。 第一点认识——这差不多是一个假设；科学知识是一种控制力量。斯金纳博士说：“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人类事务进行某种控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不参与设计和创造那些影响人们行为的环境条件，那么，我们就不会在人类事务中利用理智。环境的改变一直是文化模式进步的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在更宏大的范围做出改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运用更有效的科学方法……以前科学曾经导致危险的过程和结果。很难设想，我们要最充分地利用人的科学所包含的事实和方法，却不犯重大错误；这样思考问题显然也是很危险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自欺欺人、沉耽情感，迷恋于毫无用处的陈旧过时的假设了。” 第二个假设是，这种控制力必定会得到利用。斯金纳认为这种控制力会被善意地利用，但他也认识到了它有被滥用的危险。赫胥黎认为它会得到善意的利用，但也会创造出令人恐怖的结果。奥维尔的描述是，如果这种力量受到恶意的利用，其结果必将导致专制政府增强统治的力度。 控制过程的步骤 在行为科学看来，控制人类的行为必然涉及一些基本要素。请让我们了解一下其中的一些要素。为了依照人的科学来设计人的生活，一个社会需要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步骤来组织自己呢？ 首先是目标的选择。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斯金纳博士提到，行为技术大概可以被赋予这样一个目标：“让人幸福快乐、见多识广、技术娴熟、行为得体、具有生产力。”在那本他借助虚构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沃尔登二世》一书中，他说得更为具体。他的男主人公说：“嘿，你对这种人格特征的设计有什么要说的？你对此有兴趣吗？是对气质的控制吗？你给我提出具体的规格和要求，我就能给你提供这种人！对于能促使人特别具有生产力和特别能够得到成功的动机控制、兴趣培养，你又有什么要说呢？你认为那些都是幻想吗？然而，有些技术确实得到了利用，而且可以通过试验发现更多的技术。想想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吧！……让我们来控制孩子们的生活吧，看看我们能把他们塑造成什么样子的人。” 斯金纳在这里谈到的基本观点是：行为科学目前已有的知识再加上它未来产生的知识，将能够使我们非常明确地塑造出我们希望的那种行为和人格。这在今天看来似乎还是难以置信的。显然，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副重担。 对于这一过程的第二个要素，在这一应用科学领域中工作过的每一个科学家都很熟悉。假设有了一定的目的和目标，我们将会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有控制的实验法——来发现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譬如，有些条件能够促进人的生产力。如果说我们目前关于这些条件的知识还是有限的，那么，进一步的研究和实验一定会使我们获得该领域的新知识。而且，进一步的工作将会为我们提供更有效的方法。科学方法的改进会使我们能够选取越来越有效的方法，从而实现我们已经确定的目标。 用行为科学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过程涉及第三个要素，即权力的问题。当那些能够实现我们目标的条件或方法被发现时，某个人或某个组织就会攫取创造这类条件或运用这些方法的权力。有关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非常浅薄。我们或许希望，由行为科学所带来的这种力量会被科学家或仁慈的组织所利用，但是在我看来，从古到今的历史事实，对这样一种希望似乎从来没有提供任何支持。如果行为科学家继续坚持他们目前的态度，那么他们极有可能会取代那些研制导弹的德国火箭专家的位置。他们会忠心耿耿地为希特勒工作，以打败苏联和美国。现在的问题在于谁能俘获他们：他们可以为苏联效劳，以打败美国；他们也可以为美国效劳，打败苏联。如果行为科学家关心的仅仅是促进科学的进步，那么，他们似乎非常有可能为任何有权力的个人或组织服务。 不过，我觉得这似乎有点离题了。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会拥有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来使那些已发现的方法发挥作用，以实现自己渴求的目标。 一个社会依据行为科学来规划自身生活的第四步，是个人要接触到前面己经提及的方法和条件。当个人浸染于那些条件时，极有可能会导致那些渴求的行为得以发生。于是，人们会变得具有生产力，或者变得顺从听话，或者成为任何一种样式的人，只要他符合事先确定的目标，一切万事大吉。 为了能让你像这个观点的倡导者那样对这个立场有所体验，我想再次引用《沃尔登二世》一书中主人公的话。他在评价他所倡导的方法时说：“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正强化如何起作用，以及负强化为什么不起作用，我们在设计我们的文化时就能够更周密严谨，因而也更容易取得成功。我们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控制力：受控制者要比在旧制度控制下更为小心翼翼地服从某种规则，但他们却同时感到自由。他们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强迫做这些事情。这正是正强化巨大威力的源泉——根本不需要任何管制，也就不会有任何抵抗。通过精心的设计，我们不是控制最终的行为，而是导致行为的倾向——动机、欲望、愿望。最令人称奇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行为科学的图景及其含义 让我看看我能否简要而概括地把行为科学对个人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做一总结性的描绘；而且看看我的描绘是否如同斯金纳博士明确看到的影响一样，是否如同在很多——或许是大多数——行为科学家的态度和工作中所暗含的那种影响一样。行为科学显然正在阔步进展；它产生的日益增长的控制力将会被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所拥有；这个人或组织一定会确定自己要实现的目的或目标；接下来，我们大多数人会越来越受到这种精妙工具的控制，然而我们对此竟毫无觉察。于是，不论是英明的心理学家组成的理事会（假如这个说法不算是自相矛盾），还是某个斯大林一类的人物，或者别的任何一个权威领袖，最终攫取了这种控制力；不论确定的目标是幸福感、生产力、俄狄浦斯情结的化解，还是对权威领袖的热爱与服从，我们都会确定无疑地向着由别人规定的某个目标阔步前行，而且可能还会认为那就是我们自己渴望的目标。如果这一系列的推理是正确的，某种完全控制化的社会——如《沃尔登二世》或《1984》中描述的那样——似乎就一定会诞生。尽管这种全控社会一定会是逐渐累积而成，而不会在某一个早上突然间出现，但根本问题的实质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个人及其行为将成为科学化社会的计划产品。 你可能要问：“可是个人自由的命运会怎样？个人权力的民主观念又会怎样？”斯金纳博士对此已经有特别明确的观点，而且说得非常坦率：“要利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必不可少的假设就是：个人是不自由的。科学分析的进程已经发现行为的各种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源于个体的外部。用一个自由的内在的个人来解释外部生物机体的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前科学的赝品。” 在另外一处资料中他对此作了更详细的解释：“随着科学应用的推广，我们不得不接受科学用来表述事实的理论架构。而困难在于，这一架构显然有悖于关于人的传统民主观念。每当我们发现某个事件对塑造个人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个人自身的自主作用似乎就所剩无几；而且随着科学的解释越来越广泛，原来会被个人看作是属于自己的贡献，这时似乎趋向于零。个人引以自豪的创造能力，个人在艺术、科学和道德领域的原创性成就，他的选择能力，以及我们认定他所具有的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的权利——所有这些，在这幅新的人类自画像中都变得黯然失色。我们从前曾经相信，个人能够通过艺术、音乐、文学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探究事物的本质，以自已的方式找到自我拯救的道路；个人能够主动行动，还能自发地和频繁地改变自已行为的进程；在最极端的威胁之下，他仍会做出某种选择；他可能会抵制任何一种想要控制他的努力，尽管这可能会耗费他毕生的精力。然而科学却坚持认定；行动都是由施加到个人身上的外部力量引起的；那些难以解释和预测的行为，其所以难以解释和预侧，仅仅是由于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它的原因。” 斯金纳认为，关于人性和政治的民主哲学，曾经一度发挥过有益的作用。“在号召人们反抗暴政时，有必要为个人增添斗争的力量；有必要通过教育让人们知道，他有权进行自我管理并能够自我管理。向普通老百姓灌输一种关于他的价值、尊严以及自我拯救的力量的新观念，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往往都是革命家使用的惟一策略。”不过，他认为这种哲学现在已经过时，而且确实会成为一种障碍，“假如它阻碍我们把人的科学应用于人类事务”。 一种个人的反应 直到此刻，我一直在努力客观地描述行为科学的进展，以及伴随这些进展而出现的社会情形。然而，对于我描述的这样一个世界，即斯金纳公开（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家暗中）期待并满心希望在未来会出现的世界，我确实具有一些很强烈的个人反应。在我看来，这种世界将会毁灭个人，毁灭我在治疗最深入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个人。在这种治疗的时刻，与我相处的那个人自发而率真，自由而负责任，也就是说，他意识到了他具有某种选择自我实现的自由，意识到了自己的选择会产生的后果。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像斯金纳那样，认定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幻觉，认定主动性、自由、责任、选择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我觉得，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促进行为科学的进展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如果我和他人努力的结果竟会使人变成机器人，成为一个由人自已所创造的科学来塑造和控制的傀儡，我的确会感到十分悲哀。如果未来的美好生活归结于通过对个人环境以及个人奖赏的控制，最终使大家毫无例外地成为具有生产力、适应良好甚至感觉幸福的人，那么，我不想与此有任何瓜葛。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美好生活的赝品，它似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了能使生活变得美好的真正要素。 因此，我反问自己，科学发展的逻辑存在什么根本的缺点吗？关于行为科学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是否还有另外的观点呢？我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缺点，并且持有另外一种观点。在此我愿意介绍给大家。 目的和价值与科学的关系 在我看来，我提到的这种观点是针对科学事业的目标和价值关系的不完善认识而提出来的。关于科学事业之目的的重要意义，我认为，是被严重低估了。我想提出一个涉及两方面问题的论点，在我看来，这个论点是值得认真思考的。然后我再详细分析这两个方面的意义。 在任何科学努力之中——不论是“纯”科学还是应用科学——个人预先总会对科学的目的或价值做出一个主观的选择，科学工作总是被认为服务于这些目的或价值的。 主观的价值选择能促使科学的追求变为现实活动，但主观的价值选择必定始终存在于这一追求之外，而且它永远不会成为科学追求的组成部分。 让我依据斯金纳博士的著作来说明第一个观点。在他提到行为科学的任务就是使人多产、行为适应等时，很显然他是在做主观选择。他还可能会确定使人顺从、依赖、合群。然而根据他自己在另外一部分文字中的说法，人的“决定能力”、选择行动进程和启动行动的自由——在人的科学图景之中根本找不到这些权利。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或者说是自相矛盾。让我尽可能更清楚地对此作出分析。 很明显，科学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行为总是有其原因的——一个特定事件引起一个特定结果。所以，一切都是被决定了的，不存在个人自由，主观选择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想到，科学自身以及任何具体的科学追求，科学研究过程的每一次改变，对一个科学发现的意义所做的任何解释，针对如何应用这个发现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依赖于当事人的主观选择。因此，科学总体上存在着和斯金纳博士一样的自相矛盾。由人所做的个人主观选择促使科学工作投入运作，而它反过来又及时地宣布根本不存在什么个人主观选择之类的事情。在后面的观点中我还要对这个持续存在的自相矛盾做出一些评论。 我要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选择都引起或推动了科学的冒险，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科学家研究甲而非乙，那是因为他觉得甲研究对他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为自己的研究选择A方法而不是B方法，那是因为他觉得A方法价值更高。他用方法1而不是方法2解释自己的发现，那是因为他相信方法1更接近真理或更为有效——换句话说，更接近他所看重的标准。这些价值选择现在绝不是科学追求本身的组成部分。与科学活动有关的价值选择始终而且必然存在于那一活动之外。 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说价值不能被吸收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科学只处理某些种类的“事实”，并认为这些种类的事实不包含价值，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这样说有点复杂，举一两个简单的例子可能就清楚了。 如果我重视把“读、写、算”三种知识作为教育的目标，那么，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科学的方法能为我提供越来越准确的信息。如果我重视把“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教育的目标，科学的方法也能为我提供同样的帮助。 现在，如果我想断定问题解决的能力是否比“读、写、算”的知识更好，那么，科学方法同样也能够研究这两种价值，但是只有——这非常重要——依据我已经主观选定的另外的某种价值才能进行比较。我也可能看重大学的学业成就，然后我就能够决定到底是问题解决能力还是“读、写、算”知识与这种价值关系更密切。我也可能看重个人的人格完善、职业成就或者公民责任感，这样我就能够决定是问题解决能力还是“读、写、算”知识更有助于获得其中的任何一种价值。但是决定某一科学追求之意义的目的或价值，必然始终存在于科学活动之外。 尽管我的演讲关注的主要是应用科学，但是我所谈到的这些看法似乎同样适用于“纯粹”科学。在“纯粹”科学当中，主观预设的重点通常是为了发现真理。不过这同样是一个主观的选择，科学本身绝不可能判定它是否就是最好的一种选择，除非我们依据另外的某种价值标准。比如说苏联的遗传学家，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主观选择，即到底是追求真理还是去发现能够维护政府教条的事实。哪个选择“更好”？我们可以对这两个选择项进行科学研究，但依据的只能是另外一种主观选定的价值标准。再比如，如果我们看重的是文化延续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会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到底是追求真理还是维护政府的教条与文化的延续关系更密切。 我的看法是，任何一种科学追求，不管是“纯粹”的还是应用的，都是在追求某种人们主观选定的目的或价值中得以实施。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应该公开做出，因为我们追求的某种价值，永远不能由被它引出并赋予意义的科学活动本身所检验、评价、证实或否定。最初确定的目的或价值始终而且必然存在于它所引起的科学活动之外。 这至少意味着，如果我们为人们选定了某一个或一系列目标，并且接着开始在很大范围内控制人们的行为直到最终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我们最初的狭隘选择就会让我们作茧自缚，因为科学活动绝不可能超越其自身而重新选择目标，只有主观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把幸福状态确定为人类的目标（这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嘲笑的一个目标)，而且为了能使人变得幸福，如果我们还把整个社会都置于成功的科学规划之中，那么，我们就会陷于严重的封闭状态，于是乎没有任何人会自动地对这一目标提出疑问。这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操作不可能超越自身而对其指导性目标提出质疑。毋庸赘述，我仅仅要指出，严重的僵化，无论对于恐龙还是对于独裁政治的生存进化，恐怕都没有什么适应的价值。 假如我们的计划是让一些“计划者”得到自由——他们不必成为感觉幸福的人，他们可以不受控制，因而能自由选择另外的价值，那么，这又会有几层意义。首先这意味着，我们认定的那个最终目标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具有根本性的缺陷，必须得到修补。这还意味着，如果说有必要建立一个充分享有自由的精英集团来负责确定人类的目标，那么，不管我们用什么冠冕堂皇的名字来称呼这伙人，最明白不过的事情就是：绝大多数人都只能算是他们的奴隶。 或许还有人会这样想：持续的科学追求本身将会使其目标得到演进；最初的研究结果会改变此后科学进展的方向，随后的研究结果则会使之进一步改变，于是科学就会产生自己的目的。似乎有许多科学家私下持有这种观点。这一描述的确有些道理，但它忽略了这一连续发展过程的一个要素，即个人的主观选择会介入任何一种科学方向的改变。科学的发现和实验的结果绝不会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告诉我们科学要追求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哪怕是在最纯粹的科学之中，科学家也必须断定发现结果有何意义，而且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他必须主观地决定后面的哪一步最有价值。如果谈及科学知识的应用，那么，让人感到失望的是，在原子结构方面日益增多的科学知识本身，并没有对这些知识的应用目的做出必要的选择。这是一个必须由人做出的主观的个人选择。 现在我要返回到本节开头的那个命题，不过我要换一种表述。科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的活动，而它追求的是被某个人或某一群人主观确定的目的。这一目的或价值能够启动一个具体的科学实验或研究，并赋予它意义，但反过来，这一科学活动本身却不可能对这个目的或价值进行研究。因此，要讨论关于对人进行控制的行为科学，首先而且要非常深入地关注利用科学来实施的主观确定的目的。 另一种价值标准 如果我已经阐述的这一系列推理是合理的，那么，它就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新的门户。如果我们能坦诚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学发端于一套主观选定的价值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想要追求的价值，而不会被束缚于某种严密控制的幸福状态以及生产力之类的愚蠢目标。我想介绍一种取向根本不同的价值。 假设我们首先提出一套与我们刚才讨论的那类目标完全不同的目标、价值、目的；假设我们公开地提出这些目标，让大家把它们作为可接受也可拒绝的价值选择；假设我们选择的价值强调过程的流动要素而非静态属性；那么，我们就可能会看重： 把人看作是一个形成的过程，一个通过自身潜能发展而获得价值和尊严的过程； 把个人看作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不断实现更具有挑战性和更丰富多彩的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致力于创造性地适应不断更新与不断变化的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可以超越其自身，例如相对论超越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而相对论有朝一日也会被某种新的观念所超越。 如果我们选择了上述这样一些价值，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行为科学与技术提出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将会探索下列的一些问题： 科学能否帮助我们发现新颖的报偿丰富的生活方式？能否帮助我们发现更富有意义、更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的模式？ 科学能否提示我们，人类如何才能更富有智慧地参与到自己的进化过程——参与人类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的进化过程？ 科学能否提示我们以何种方式来极大地解放人们的创造能力？在这个飞速扩张的原子能时代，如果我们还想生存下去，发挥个人的创造能力显得非常必要。奥朋海默博士曾指出，知识量的翻番在过去需要几千年、几百年，而现在只需一代人的时间或1年即可做到。我们如果想要有效地适应环境，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的能力。 简而言之，科学能否发现这样一些方法，使人类能够通过其行为、思想、知识顺利地变成一个持续发展和自我超越的过程？科学能否预测和解放似乎“不可预测的”人的自由？ 作为一种方法，科学当然也可以服务于让人变得博闻强记、感觉良好、顺从听话等一类静态的价值目标，但其功能之一的确可以用来促进和实施我刚才陈述的另一类价值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一些实际的证据。 一个小小的例证 我想证明这方面的某些可能性，不过我要转向我特别熟悉的心理治疗领域，希望各位谅解。 正如迈耶鲁等人所指出的，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控制来说，心理治疗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十分精巧的工具。治疗师能够仿照自己的样子巧妙地塑造他人，能够使一个人变得唯唯诺诺、循规蹈矩。当某些治疗原则被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时，我们可以称之为“洗脑”。例如，控制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解离一个人的人格，然后再重新塑造这个人。所以，心理治疗可以成为一件从外部对个人的人格和行为进行控制的极为有效的工具。心理治疗是否还能成为别的某种东西呢？ 针对这个问题，我在当事人中心的心理治疗目前的进展中看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迹象，显示了行为科学在实现我提出的那类价值时可以发挥的作用。这些进展使心理治疗具有了一些新颖的取向，而且对于行为科学和人类行为控制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应用含义。我想描述一些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有一定联系的实际经验。 在当事人中心治疗过程中，我们身心投入地从事对行为的预测和影响。作为治疗师，我们会建立某些态度性的条件，而对此当事人相对而言极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简单地说，我们发现治疗师会特别具有影响力，如果他能做到：（1）在双方关系中真诚、整合一致、真实透明；（2）把当事人接纳为一个独立自主、与众不同的人；能如实地接纳他起伏变化的每一个表现；（3）能敏感地共情理解，能通过当事人的视角看世界。我们的研究结论容许我们做出这样的预言：如果这些态度性条件得以满足或确立，那么，某些行为结果就会随之发生。这样一种描述听起来似乎我们又回到了那套熟悉的预测行为并进而控制行为的架构之中。但准确地说，这里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区别。 我们确定要建立的那些条件可以预测到这样一些行为结果：当事人将会变得更自我导向，僵化性减少，对自己感知的证据更为开放，更具有组织性和整合性，更接近他自己确定的理想自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预测到，我们通过外部控制所建立起来的条件会使当事人为了追求内在选定的目标而进行内部控制。我们确立的那些条件能预测到各种类型的行为——自我引导的行为、对内部和外部现实的敏感性、灵活的适应性——当然就其本质来说，当事人的具体行为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建立的这些条件能预测到的基本上都是“自由”的行为。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而我们对科学方法的信念使我们相信，可以找到更为有效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 在其他领域——产业界、教育界、团体动力学——进行的研究似乎也支持我们的发现。我觉得可以保守地说，在确认人际关系的条件方面科学已经取得了进步。譬如有甲、乙两人，如果乙具有了那些条件，就会在甲身上引起更成熟的行为，使他更少依赖他人，提升个人自发的表达，增强适应行为的多样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促进自我负责和自我引导的行为，等等。我们还发现，与一些人的担心形成鲜明对比，自我引导的表达的多样性带来的创造性适应行为并不会导致思想混乱或者情绪易变。恰恰相反，对经验保持开放和自我引导的个人能够做到协调一致而不是杂乱无章，机变灵活而不是难以捉摸，能够富有想象力地规范自己的反应以实现确定的目的。他的创造性举动并不是毫无秩序的意外事件，甚至可以与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的创造过程相媲美。 所以我们基本上同意杜威的说法：“科学获得的发展是解放而不是压制个人的多样性、发明和创新、新颖的创造等等要素。”我们已然确信，个人生活和团体生活的进步同样是通过解放多样性、自由和创造性才能取得。 一种可能的控制人类行为的观念 我现在表达的这种观点，显然与流行的关于行为科学与人类行为控制的关系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为了使这一对比更为确凿，我要仿照前面所描述的步骤的样式来阐明这样一种可能性：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即把人看作一种自我实现的生成过程；高度珍视创造性，重视知识的自我超越。 我们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人的生成过程的先行条件，并通过反复不辍的实验，发现实现这些目的的更有效的途径。 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凭借最少的权力或控制来确立实现上述目标的条件。根据现有的知识来判断，我们必须行使的权力仅限于使人际关系具有若干品质。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个人生存于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会变得更加自我负责，致力于自我实现，变得更加灵活、更独特、更丰富多样，更具有创造性的适应能力。 这样一种起始性的选择可以开创一个新型的社会系统或亚系统。在这样的社会系统中，价值、知识、适应的技能甚至科学的概念本身，都会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不断地超越其自身。这样的社会强调把人作为生成的过程来对待。 我认为，很显然，我所阐述的这种观点不会导致任何一种可以明确定义的乌托邦，也不可能对其最终结局做出任何一种预测。这必然是一种渐进式的稳步发展，发展的基础是持续不断的主观目的的选择，而目的的实现可以由行为科学来实施。它的发展方向是指向“开放的社会”——这是波普尔所界定的一个术语，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人决定负起责任。与此对立的是波普尔所谓“封闭的社会”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沃尔登二世》就是一个封闭社会的例子。 我认为，同样显而易见，此处强调的整个重点都在于过程，而不是存在的终结状态。我想要挑明，只有自觉选择珍重人的生成过程的某些品质，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一条道路，通向未来的开放社会。 真正的抉择 我希望上面的分析有助于澄清，对于我们及我们的后辈，行为科学有何种可供选择的空间。我们可以这样抉择：利用我们日益增长的知识，通过我们的前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方法来奴役人民，使人失去个性，并借助精心选择的工具来控制他们，使他们在懵懵懂懂之中将自己的人格丧失殆尽。我们可以这样抉择：如同斯金纳博士所倡导的那样，利用我们的科学知识使人得到必要的快乐感受，行为适应良好，具有生产力。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还可以这样抉择；让人们变得循规蹈矩、从众乐群、温顺听话。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出相反方向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以适当的方式利用行为科学，要解放人，而不是控制人；要促进建设性的变化而不是服从；要促进创造而不是满足于现状；要推动每个人能主导自己的生成过程；要帮助个人、团体甚至科学理论本身实现自我超越，以便能以新颖的适应方式来应对生活及其问题。抉择必须由我们自己做出；而根据人类目前的现状来判断，我们很可能会踌躇仿徨，跌跌撞撞，时而做出几乎是灾难性的价值选择，时而做出建设性的价值选择。 如果我们下定决心，要利用科学知识让人们获得自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公开而坦诚地在生活中始终面对行为科学自身的大悖论。我们将认识到，从科学的角度来考察人的行为，可以肯定无疑地说，行为是由某种先行的原因所决定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的事实。但是，负责任的个人选择，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要素，是心理治疗的核心体验，它的存在先于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而这也是一个伟大的生活的事实。我们必须认识到，否认负责任的个人选择的体验，就如同否认行为科学的可能性一样，都是执迷不悟的愚蠢行为。我们经验中的这两个要素似乎是对立的，就如同关于光的波理论和粒子理论之间的矛盾，尽管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但又都可以被证明是真实的。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对主观生活的客观描述；同样，如果我们否认主观生活本身，那同样是有害无益的。 总而言之，我的观点是：脱离了我们所希望实现的个人价值的选择，科学本身就无法存在。而我们决定要实现的这些价值，永远存在于科学的范围之外，同时又要依靠科学来实施；我们选择的目标、我们追求的目的，必然始终存在于作为实施工具的科学之外。我觉得这一点具有令人鼓舞的意义。这意味着，具有主观选择能力的人能够而且将始终独立于他的任何一种科学追求，能够而且将始终先于他的任何一种科学工作而存在。作为个人和团体，除非我们下定决心要放弃我们的主观选择能力，我们将会永远保留自由人的地位，而不至于成为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行为科学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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