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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形成论（15-18）（选） ——我的心理治疗观
第十五章 学生中心的教育（选） ——一个参与者的体验
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已表明，我不满足于仅仅提出自己的心理治疗观：我认为，把当事人对自己体验的理解也呈现出来，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的观点其实也是从这些原初材料中概括出来的。同样，对于以从心理治疗中所汲取的经验为基础的教育来说，我觉得我也不能满足于仅仅阐述自己的看法：我还想把学生对这种教育的见解呈现出来。 为此，我把我这些年收集到的学生在不同课程中的各种报告和“意见反馈表”都仔细看了一遍，并把那些满意的篇目选了出来。不过，我最终决定只用萨缪尔·迪南伯姆博士所写的两篇材料，第一篇是他在听了我的一门课程之后立即写的，第二篇是一年后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我很高兴在一年后收到了他的一封长信，信中报告了他自己在教学方面的经验。这进一步证实了我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得到的认识，即不只是某个教师的个性使之成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学习经验，而是还要依赖于某些基本原则的实施，而任何一位拥有正确态度的“促进者”都可以利用这些原则。 我相信迪南伯姆博士的这两篇报告将会澄清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那些经历过我所描述的这种团体学习的教师，永远也不会再回到那种老一套的教育方式上去。尽管可能会遭遇挫折和偶尔的失败，然而面对每个新团体，一个人总要坚忍不拔地努力去发现那些条件，以解放这种充满活力的学习经验。
卡尔·R·罗杰斯与非指导性教学 萨缪尔·迪南伯姆哲学博士 作为一个对教育感兴趣的人，我有幸聆听了一门关于课堂教学方法的课程，这门课如此独特和别具一格，以至于我感到不能不与人分享这一体验。在我看来，这种方法与传统的、公认的那一套似乎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对那套陈旧的方法如此具有颠覆性，因此，它应该得到更广泛的了解。我料想，对这种学习过程做了精彩描述的罗杰斯，作为一个授课人，他自己就会倾向于运用“非指导性教学”。 我对这个术语的意思已有了一些了解，但坦率地说，我对这个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事情却毫无思想准备。这并不是说，我是个墨守陈规的人。我所受到的最有影响的教育源于威廉·克伯屈和约翰·杜威，任何人——哪怕是对他们的思想略知一二——都知道，我并非在暗示说他们的思想狭窄。但是，在布兰蒂斯大学的课堂上，我看到，罗杰斯博士所运用的方法的确是异乎寻常；如非亲身经历，简直难以置信。我希望我能尽力描述好这一方法，以便让大家大体了解这种方法所引起的感受、情感、温暖和激情。 确切地说，这个课程是完全没有结构的。在任何时候，任何人甚至指导者本人。都不知道在下一时刻课堂上会发生什么。各种各样的主题将会被提出来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将会被提出，各种各样的个人需要、感情、激动都会呈现出来。这种没有结构的自由气氛——人们尽最大可能地允许相互自由——是由罗杰斯自己构建出来的。在一种友好轻松的状态下，他和学生（大约25个）一起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周围，并表示说，如果我们能谈谈我们的意图并做个自我介绍。那或许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不过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阵令人紧张的沉默；没有一个人出声。终于，为了打破沉默，有人不好意思地举手了，匆匆地说上几句。接着又是令人不安的沉默，然后又有人举手。此后，学生们的手举得越来越快。在整个过程中，指导者从未敦促任何一个学生发言。 无结构的方法 此后，罗杰斯告诉整个班级他随身带来了大量的材料——复印材料、小册子、文章、书；还拿出了一套推荐阅读的参考书目。他任何时候都没有表现出希望学生阅读或做别的什么事情的意思。据我回忆，他只提出一个请求——是否有学生愿意把这些材料放到特意为参加这门课的学生保留的房间里？立即有两个学生表示愿意。他还说他带了一些心理治疗方面的录音带，还有一些电影片。这引起了一阵兴奋，学生们问是否可以听一听、看一看，罗杰斯博士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全班就定下了付诸实施的最佳安排。学生都自愿去放录音，找放映机；这在极大程度上都是学生自我发动、自我安排的。 其后的四次课是艰难而又令人灰心的。在这期间，全班似乎未取得任何进展。学生说话很随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切似乎都是毫无秩序、漫无目的的，好像完全是在浪费光阴。有一个学生提到了罗杰斯哲学的某些方面；下一个学生则对此全然不顾，他又把全班引到另外一个方向；而第三个，则又彻底撇开前两个，开始转到别的什么新鲜事上。有时候，大家或多或少地会努力讨论同一内容。但在很大程度上，课堂的进程似乎缺乏连贯性和方向性。指导者聚精会神地关注并接收课堂里每一个人的发言，而任何一个学生的表现是否适当，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整个班级对这样一种完全没有结构的方法毫无思想准备，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下去。陷于困惑和沮丧的学生们要求教师继续扮演那个习惯和传统分配给他的角色；要求他用权威式的语言向我们阐明对与错、好与坏。难道他们千里迢迢而来不是为了向哲人本人求教吗？难道他们不够幸运吗？难道按照正确的仪式和惯例他们不能得到这位伟人——以他的名字冠名的这场运动的创立者——本人的真传？笔记本在静静地等待着记下这位智者的真知灼见，然而它们却基本上没有被碰过。 足以令人称奇的是，从一开始，甚至是在他们感到恼火的时候，这个团体的成员就觉得他们相互联结在了一起；而在课堂之外，他们会感到兴奋和激动，因为他们一直在进行交流，哪怕是在他们感到沮丧的时候。这样的交流在以前任何课堂都不曾有过，而且以前可能从未以这种形式交流过。这个班级被一种共同而独特的体验联结到了一起。在这种罗杰斯式的课堂上，他们说出了自已的想法；而这些话既不是出自课本，也不是指导者思想的反映，亦非来自什么别的权威。这些想法、情感和感受发自他们内心；这是一个放松的而又令人激动的过程。 在这种自由的气氛中，他们说出了平常很少说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他们过去却不曾料想过，也没有准备过。在这期间，指导者曾多次受到打击；我觉得他好像有很多次发生了动摇；虽然他是我们愤怒的根源，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好像对他非常有感情，因为对这样一个富有同情心、能对他人的感情和想法保持敏感的人发脾气似乎是不对的。我们都感到其中存在着一点点误解，一旦它们被理解和纠正，一切都将重新变好。但是，我们这位表面看起来十分温和的老师，有着“钢铁一样牢固的怪念头”。他似乎不理解我们，而在充分理解了我们的想法之后，他则倔强而顽固地拒绝改变自己的主意。双方的激烈竞争就这样持续着。我们在看着罗杰斯，而罗杰斯则在看着我们。大家普遍赞同一个学生的看法：“我们是以罗杰斯为中心，哪里是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原来是在向罗杰斯学习啊。” 鼓励思考 另有一个学生认为，罗杰斯曾受到过克伯屈和杜威的影响。以此看法为出发点，他说，他觉得他察觉到了罗杰斯的用意。他认为，罗杰斯想让学生独立地、创造性地思考；想让他们与他们自己的个人和他们的自我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希望这能够促使人的“重新建构”——从杜威角度看——这涉及人的看法、态度、价值、行为。这是真实体验的重构；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当然，他不想让这门课以这种形式来结束——即以教材和讲课为基础，然后进行考试，然后再像传统做法那样给个期末成绩，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完成和遗忘。几乎从这门课的一开始，罗杰斯就申明任何人都不能把任何事物教给其他任何人。但是，这个学生坚持认为，思考，就发生于这样的十字路口，这个著名的两难困境的论断是由杜威提出来的。当我们到达一个十字路口时，虽然我们想到达目的地，但我们并不知道应该选择哪条道路；于是，我们就要审查整个形势，而思考就从这里开始。 克伯屈也在探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他也拒绝那种反刍式的教材学习，但他会提出至关重要的问题以供讨论，而这些问题会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会使其产生巨大的变化。为什么学生会或者学生个人不能组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呢？罗杰斯很同情地听着并说：“我是否了解了你的这种强烈渴望？”这个问题就这样化解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下一个学生发言时完全没有在意刚被提及的话题，而是重新开始了一个话题，这完全符合这个班所建立的习惯。 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于好心，学生会时不时地向罗杰斯提出前面提到的那个建议，并更一致地要求他担任传统的教师角色。在这期间，罗杰斯会频频地遭受相当强烈的攻击，我觉得他对他们多少有点屈服。在一次课上，有一个学生建议罗杰斯讲一小时，然后再进行课堂讨论。这个建议似乎正合他意。他说他随身携带了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到此文，自己去看一看。但是，这个学生说这样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作者本人不亲自参与进去，那么，重音、音调、感情等这些细微的变化会影响到句子的价值和意义。然后罗杰斯问学生这是否就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说“是的”。他读了一个多小时。在这番我们已习以为常的生动而刻薄的交流之后，当然是失望，乏味至极，令人昏昏欲睡。这一体验把我们所有对讲课的进一步要求镇压下去了。有一次，在他为这件事道歉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求我讲课，我的确是一个资源，可是，我的讲课又有何意义呢？我已经带来了大量的材料，很多讲稿的复印件、文章、书、录音带、电影。” 在第五次课上，有一些积极的事情发生了，再也没有那种误解了。学生相互交谈，他们绕开了罗杰斯。学生们要求他人倾听，想被人倾听；以前那个蹒跚的、结结巴巴的、忸忸怩怩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能够相互作用的团体，一个崭新的团结的整体，它以独特的方式运作着；产生在他们之中的讨论和思考，除了这个团体外其他任何团体都无法重复和复制。指导者也加入其中，但是他的作用比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重要，他以某种方式与团体融合在了一起；团体才是重要的，是中心，是运作的基础，而不是指导者本人。 这都是由什么促成的呢？对于其中原因我只能进行推测。我认为发生的是这样一些事情：在头四次课中，学生不相信指导者会拒绝承担传统的角色。他们仍然相信他会给学生指定任务；他们相信不论发生什么，他都是团体的核心，他总会控制这个团体。然而他们耗费了四次课的时间才认识到，是他们自己错了；他来到他们面前时，除了他自己和他这个人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如果他们真正需要什么事情发生，那么，他们不得不提供一定的内容——一种真正令人不安的、具有挑战性的情境，他们不得不冒着承担所有风险的可能而主动发言。作为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他们共享，他们愤怒，他们赞成，他们反对。无论如何，他们自己、他们最深层的自我融入其中；而且在这种情形下，这个特别的、独特的团体——这个新的创造物诞生了。 接纳的重要性 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罗杰斯相信，如果一个人被接纳，被充分接纳，并且在接纳中没有评判，只有同理心和共情理解，那么，这个人就能够认真地对待自己，就能够逐渐产生放弃自我防御和面对真实自我的勇气。我看见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团体早期所进行的沟通尝试以及寻找某种暂时性的合作状态的努力之中，大家已经有了情感、情绪和观念方面的初步的互动交流。但是在第四次课之后，在这个偶然拼凑而成的团体中，其成员相互间逐渐变得亲近起来，他们的真实自我也逐渐显现出来。当他们相互作用时，不时地出现令人吃惊的顿悟、启示与理解的时刻；我相信这就是罗杰斯所描述的“治疗的时刻”，在此孕育成果的时刻，你会惊诧地看到一个人的灵魂展现在你的面前；接下来，几乎是出于一种敬畏，全班变得安静下来。课堂里的每一个人都被近乎神秘的温暖和关爱所包围。作为其中的一员，我相信其他人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过如此的一种体验。这就是学习和治疗；就治疗而言，我不是指治病，而是把它描绘成：人的健康变化、流动性的增加，开放，倾听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感受到了提高，感受到了更多的自由，感到更能接纳我们自己和他人，能更开放地面对新观点，尽力理解和接纳。 当然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里也有像成员间的意见分歧这样的敌对表现。但不知何故，在这种环境中，所有的攻击都变得柔和起来，其锋利的边缘好像已被磨掉；如果某件事情不值得做，学生就会转而去追求别的事情；攻击则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甚至对那些最初激怒我的人，随着对他们的熟悉，我也开始接纳和尊敬他们了；而且当我尽力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你一旦去接近一个人，去理解他的思想、情感、感受，那么，他不仅会变得可以理解，而且会变得更和善，变得受人欢迎。有些极具攻击性的成员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超出其本分的话，但是团体最终是依靠其自身的存在，而不是依靠制定规章制度，来使自己的权威受到尊重；除非一个人有病或者感觉迟钝，否则，成员或多或少都会顺应别人对自己的期望。这样一些问题——敌对问题、控制问题、神经质问题——都不是太严重的问题；不过如果用正统的方式——例如用一块秒表——来衡量，那么，每一次课似乎都是在说些废话和浪费大好光阴。然而，当我观察这个过程时，我却要坚持这样的观点，即这种浪费时间或许是必要的，它可能恰恰是人们学习的最好方式；当然，当我回顾这整个体验时，我非常相信，这种学习不可能像传统的课堂环境那样学得那么多，学得那么好，学得那么彻底。如果我们接受杜威所说把教育定义为经验的重构，那么，就个人融入他整个的自我、他这个人、他的根本驱力、情感、态度和价值来看，一个人还能学到比这更好的方法吗？任何系列的事实或论据，不管它们被设计得多么符合逻辑，多么精彩，也不足以与此相比。 在这个过程中，短短几周的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那些冷酷无情、缺乏流动性、教条古板的人发生了变化，变得富有同情心、能够理解别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不做评判。我还看到那些神经过敏、有强迫症状的人变得放松了，变得更加接纳他们自己和其他人。曾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学生由于他的变化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提起这事时，他告诉我：“真的，我觉得现在不那么僵化了，对世界变得更加开放了。我更喜欢我自己，我相信，不管是在哪里我从来都没学到这么多的东西。”我还看到那些害羞的人变得开朗起来，攻击性强的人变得越来越敏感、温和。 有人可能会说这似乎主要是一个情感过程，但是我认为这样描述它是完全不准确的。其中有大量的智力内容，而这些智力内容对一个人是富有意义和至关重要的，对个人来说意味着诸多的意义。事实上，曾有个学生提出过这个问题，他问：“我们应该只关心情感吗？难道知识不重要吗？”当轮到我时，我是这样问的：“是否有任何一个学生曾为任何别的课程阅读了这么多、思考了这么多？”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来进行阅读；专供我们用的那个房间直到晚上十点还有人呆在里面，只因大学保安人员要关楼门，很多人才不得不离开。在罗杰斯的课堂上，学生们听录音，看电影；但其中他们做的最好的则是交谈，交谈，反复交谈。在传统的教学中，指导者要讲课并指定读什么、学什么；学生则忠实地把这些内容记在笔记本上，然后考试，而感觉是好还是坏就取决于考试结果。但是，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这只是一种完成了的体验，一种到了终点的感受；而遗忘规律会立即开始无情地发挥作用。在罗杰斯的课上，不论在课堂内还是在课堂外，学生都在阅读和思考；不是由教师，而是由他们自己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中选择什么对自己是富有意义的。 应当指出，这种非指导性教学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有三四个学生觉得这整个的观念令人生厌。甚至在这个课程结束时，尽管绝大多数的人都热情洋溢，但据我所知，有一个学生的情绪却极其低落，还有一个学生也持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这些人想让指导者提供完整的智力内容，然后记住它，接受考试，这样他们会明确地知道自己学到了哪些该学的内容。正如一个学生所说的：“如果我必须汇报一下我在这门课上学了些什么，我有什么可说呢？”应当承认，要回答这个问题比在传统的课程中会困难得多，甚至是不可能的。 这种罗杰斯式的方法其特点是自由、流动、开放、包容。由一个学生发起的一个有趣的讨论，可能会被另一个学生继续下去，但第三个学生则有可能提出一个全班并不感兴趣的私人事情，从而把我们的讨论带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去；于是大家都会感到沮丧。然而，这就如同生活，它像一条河一样向前流动着，表面上看似庸碌琐碎，其实留在那儿的永远不是同样的水；它流动着，谁也不知道下一时刻将发生什么。但这其中，却存在着期望、警觉、活力；在我看来，就像生活总有瑕疵一样，在一个课堂上也能找到不足之处。对于那些热衷于把事实处理得整齐划一的专制者来说，我相信这种方法可能具有威胁性，因为在这里他得到的不是安慰和封闭，而是开放和流动。 一种新的方法论 我认为，这个班之所以会产生大量的激动和骚动，其原因在于不封闭。罗杰斯的学生讨论起问题生气勃勃，他们渴望汇聚在一起，所以在餐厅吃午饭时，他们很容易就被辨认出来。有时候，由于没有足够大的餐桌，他们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坐着，干脆把盘子放在腿上吃饭。正如罗杰斯自己所指出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没有定局。他自己从不做总结（这违背了所有传统的教学原则）。争议被放在一边听之任之；课堂上所提的问题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进展状态。当需要知道、需要达成一致意见时，学生就会自动聚集起来，以求得到一种理解并寻求解决方案。甚至在分数的问题上，也不是封闭的。分数意味着结束；但罗杰斯本人不给学生打分，由学生自己建议一个分数；既然他这样做了，那么，甚至这个意味着完成的符号也被置之不理，没有终点，没有结局。而且，由于这个课程是无结构的，因而每个人都全身地投入其中；与那些组成常规课程的非个人题材相反，学生不是以教材为标准来说话，而是以他个人为标准，因此是作为自我的个人在与他人进行交流，而且惟其如此，才产生了亲密和温暖的氛围。 把班里成员的那些让人感到亲切的所作所为描述一下，也许会让人对这种亲密感留下一些印象。有一个学生曾邀请全班到他家为野餐准备食品。另一个学生，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牧师，被这个团体深深地吸引，因此，他谈到要发起一个出版活动，以便在这个团体解散之后能了解到每个成员的情况。还有一个对学生咨询感兴趣的小组，他们自发地集会。有个成员曾安排全班去参观儿童及成人精神病院；他还组织我们去观看由林斯利博士和他的精神病人一起做的实验。班里的成员还为图书馆引进一些录音、印刷材料，以供我们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那种罕有发生的、在个别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善意和友好态度，现在以各种方式随处可见。在我所选的诸多课程中，还从来没见过类似的情况。应当指出的是，在这种成员之间的关联中，组成一个团体的成员是偶然凑到一起的；他们各自的背景不同，年龄差别也很大。 我相信，上述方法的确具有创造性，它充实了课堂教学方法论。但它与陈旧的那一套东西又有着根本的不同。它能够使人感动，能够使人更自由，思想更开放、更流动，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亲眼目睹了它的影响力。我相信非指导性教学有着深刻的含义，尽管那些接受了这种观点的人目前还没能够充分领会它。我认为，它的重要性超出了课堂之外，遍及每一个需要人与人相互交流、尽力共同相处的领域。 更明确的是，作为一种课堂教学方法论，它能够保证最广泛的讨论、质询和试验。它有可能展开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这是一个清新而富有创造性的维度，因为其取向、实践、哲学理念与陈旧的那一套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我看来，这种方法似乎应该在所有的学习领域进行试验——小学、中学、大学，在任何人们需要聚集在—起进行学习并对旧有的东西加以改进的领域。由于这种方法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精雕细琢，而且我们对它的了解也远远不够，所以，目前我们不应该过分关注它的局限和不足。作为一种新方法，最初会面临许多不利条件。我们不愿意放弃过去，旧有的一套受到了传统、权威、名望的支持，而且我们自己就是它们的产物。然而，如果我们把教育看作是经验的重构，那么，这不就是假设了人必须自己去重构自己吗？他必须通过重新组织他的深层自我、价值、态度以及他这个人来重构自己。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法能吸引一个人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法能把他、他的观点、他的情感带入与别人的交流之中呢？当为了自己的精神安全和健康，身处某社会中的人不得不学习以便成为人类的一员时，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法能摧毁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疏离的障碍呢？
一次个人的教学经历 （一年后向罗杰斯博士所做的汇报） 萨缪尔·迪南伯姆哲学博士 我觉得我不得不把自己接受了你的思想和影响之后的第一次教学经验写给你。我对教学存有恐惧症，对此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自从和你一起工作以来，我才比较清楚地察觉到了问题之所在，这主要在于我对自已必须要扮演的教师角色的看法上，即我要扮演一个激励者、一个指导者、一场演出的负责人。我总是害怕在课堂上“被架空”——我相信你曾表达过这种看法，而我也开始喜欢这一看法了——全班情绪低落、缺乏兴趣、没有反应，我则抱怨来、抱怨去，直到有些失态，语不成句，词不达意，时间过得很慢很慢，甚至从来没这么慢过。这就是我所想象的恐惧。我认为每个教师都多多少少会遇到这种情况，而我则会遇到所有这些情况，而且在走近课堂时总有不祥之兆，感到不自在，觉得不是真实的自我。 现在来谈谈我的经历吧。耶西瓦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请我去为他们讲授两门暑期课程，但我本来对此有一个非常好的托辞，那就是我打算到欧洲去，所以不能接受这个课。难道我就不能在6月份临时给他们集中讲授这共计14课时的课程吗？何况这又不耽误我的旅行？我再也找不到借口，就接受了这个请求—一因为我不想再对这种情形躲躲闪闪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决定最后一次去应对这种情况。如果我不喜欢教学（我已差不多有10年没教学了），我会学到点儿什么。如果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学到点儿什么。既然这是集中授课，而且时间也很短，那么如果我不得不忍受痛苦，这也算是最好的方式了。 你知道，我对教育的看法深受克柏屈和杜威的影响，现在则又增加了另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你。当我第一次面对我的班级时，我做了一些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我坦诚地对待自己的感受。我承认自己的不足、疑问、困境和无知，而不是觉得教师就应该无所不知，学生就应该坐在那儿接受教育。由于我卸掉了教师的角色，因此，我的那个更加自然的自我就更加自由地显现出来了，我发现自己能很容易地甚至创造性地进行交谈。就“创造性”而言，我是指，我一边说一边就有新的想法产生，我感觉这些崭新的想法很好。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区别是：既然我确实受过克伯屈方法论的影响，因此我总是欢迎最广泛的讨论，但我现在才知道，其实我仍然需要、仍然希望我的学生去熟悉为他们准备的课本和要讲授的材料。更糟糕的是，我现在才知道，尽管我欢迎讨论，但我最想要的却是在一切都说过和做过之后，要根据我的思考方式得出全班的结论。因此，从开放、自由和探究的意义上看，这些讨论没有一次是真正的讨论；从试图激发思考的意义上看，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问题；我非常自信我的答案就是好答案、有时是正确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灌输。因此，我把有关的授课材料带到班里，学生其实就成了一种工具，通过他们再控制各种情况，就能够生产出我认为是令人满意的授课资料。 在这最后一门课中，我没敢舍弃所有的授课资料，但这一次我真正倾听了学生的心声，给予他们理解和共情。尽管我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准备每一堂课，但我发现，我没有一次查看根据我带进课堂的大量授课资料所做的教学笔记。我对学生实施放任式管理，不把任何人限制在任何固定的课程上，允许他们最大范围地进行转换，不论学生引领到什么地方，我都紧随其后。 我记得曾与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讨论过这一点，他以一种在我看来是失望和反对的口气说；“你当然坚持认为这是好的思想。”我援引了威廉·詹姆斯的话，大意是说，“人只不过是情感的大海之中小小的一粒理性”。我告诉他，我更感兴趣的是学生的情感——我称之为第三维度。 罗杰斯博士，我不能说我一路都在追随你，因为在课堂上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且遗憾的是，有时候还讲讲课；我相信这样做很糟糕，因为一旦表达出权威的看法，学生往往就不再思考，而是尽力揣测指导者的心思，并投其所好，以便从他的眼睛里找到他喜欢的东西。如果我不得不把这个工作再做一遍，我就会避免出现这些情况。但是，我确实尽力——而且我认为我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给了学生一种尊严。给了学生受尊重和被接纳的感觉；我绝不想对他们进行检查、评估和打分。 这个结果一一这也正是我给你写信的原因——对我来说是一次空前的体验，这种体验用通常的词语难以描述。除了感激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切，我自己对此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我在你的课程中体验到的一些品质，我发现在这次课上我也把它呈现出来了。我从未喜欢过其他任何团体，但我觉得自己喜欢这些特别的学生，我还发现——而且他们在最后的报告中也表达了——他们自己已开始感受到温暖、亲切以及相互接纳。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他们的文章中，他们都谈到自己是多么受感动，学得多么多，感觉多么好。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崭新的经历，我被它所征服，因它而变得谦逊。我相信我有许多尊敬和仰慕我的学生，但从没有过能产生如此温暖和亲密气氛的课堂体验。顺便说一下，依照你的先例，在阅读或课堂准备方面我也尽力避免向他们提出固定不变的要求。 以上所述并非偏见，它能够从我在课堂外所获得的报告中得到佐证。这些学生给了我那么多的赞美之辞，以至于教员们都想听听我的课。尤其在这次课程结束时，学生们给本杰明·范恩院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更是对我百般称道，而院长又给我写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 需要指出的是，我被这一切征服，这只是大致上反映了我的感受。我已从教多年，但还从未经历过这样极其罕见的事情。对我来说，还从未在课堂上见过一个人有如此多的人格侧面呈现出来，如此深入地融入其中，并得到如此深切的激励。此外，当一个拥有深层次丰富需要的、“日益变化着、形成着”的个人努力发展自己时，我怀疑在强调学科知识、考试、分数的传统体制中是否有或者是否能有他的位置。不过，这有点扯远了。我只能向你汇报所发生的事情，同时说明我心存感激，我也因这一经历而变得谦虚。我非常想让你知道这些情况，因为你再一次充实和丰富了我的生活与存在。
第十六章 当事人中心疗法应用于家庭生活（选）
由于有越来越多的治疗师和咨询师来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个人和团体，因而大家已产生了一种共识，即我们的经验与每一个人际关系领域都是有关系的，是有意义的。我们已经尝试着阐述了它在某些领域的意义——如教育领域、团体领导领域、团体之间关系的领域——但我们还从未去尝试解释它在家庭生活中有什么含义。这就是我现在很想讨论的一个领域，我想尝试尽可能清晰地阐明当事人中心的治疗观对于家庭——在所有的人际圈中最亲密的一种关系——的含义。 我不想从抽象的或者理论的层面上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想介绍我们的当事人在与治疗师的接触过程中，当他们努力追求更满意的生活时，他们在家庭关系中所体验到的变化。我想主要引用这些人自己一字一句的陈述来进行介绍，以便你们能获得他们原汁原味的体验，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尽管我们当事人的某些体验似乎背离了目前有关建设性家庭生活的观念，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去争论这些差别。我也无意建立家庭生活的一般模式，或者提出在家庭环境中你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只想把生活在真实的而且常常是问题家庭中的那些很真实的人的体验描述出来。他们为了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而做出的努力，或许会对大家有些意义。 那么，作为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结果，在家庭生活中当事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更充分地表达情感 我们的第一点经验是，我们的当事人开始逐渐地更加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不仅向他人也向自已的家庭成员表达这些情感，既表达那些有可能被认为是消极的情感——怨恨、愤怒、羞耻、嫉妒、厌恶、烦恼，也表达那些有可能被认为是积极的情感——温柔、羡慕、喜欢、爱。在治疗过程中当事人发现他们似乎能够扔掉他们一直带着的面具，成为更真诚的自己。有一位丈夫发现自己对妻子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于是就把这种愤怒表达了出来，而在这以前，他却对她的行为保持着——或者他认为保持着——一种镇静的、客观的态度。这意味着，情感表达的地图与真实情感体验的疆域好像开始越来越吻合了。父母和孩子、丈夫与妻子开始能够越来越来越真实地表达他们之间的情感，而不是向对方，或者是向对方以及自身隐瞒他们的真实感受。 也许用一两个例子就能把这一点说明得更清楚一些。曾有一位年轻的妻子M夫人来咨询。她抱怨丈夫比尔对她过于正经和冷淡；他不跟她谈话或者交流思想，也不够体贴；他们的性生活不和谐并很快产生了隔阂。当她说出她的这些态度时，整个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她说出了对自己婚前生活深深的内疚感，因为婚前她曾与许多男人发生过关系，其中多数是已婚男人。她意识到，尽管在许多人面前她是个放荡冲动的人，可是在丈夫面前她却拘谨、克制、缺乏冲动。她还发现自己要求他成为她所希望的那种人。恰在此时，这个咨询由于咨询师要离开这个城市而中断。后来她又继续通过写信向咨询师倾诉她的感受，她说：“如果我能把这些事情说给他（丈夫）听听，那么，我想我在家里会成为真实的自己。可是，要让他相信一个人，这能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你是我的丈夫，知道了这个事实，你不觉得我令人厌恶吗？我希望自己是个‘好女人’，而不是一个‘妞’。我把事情搞得太糟了。” 接着她又来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大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她提到她是多么容易被激怒——有一天晚上朋友来访，她的表现非常不友善，朋友离开后，她感到非常沮丧一一 由于我的行为表现是如此糟糕，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卑鄙的人……我对自己和比尔的关系仍感到生气、内疚、愤怒——就像他们来访时一样的沮丧。 于是，我决定做自己想做而又一直拖着没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与其寄希望于其他任何人，不如直接告诉比尔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表现得那么糟糕。这要比告诉你难多了——真够难的。我不能告诉他这个事情的细节，但我的确尽力说出了自己对父母尤其是对那些“该死的”男人们的一些肮脏的感受。每当谈及我父母的时候，我听他说过的最好的话就是“嗅，或许我能帮你”。对我做过的事情，他表现得很宽容。我告诉他，在很多情况下我是多么缺乏胜任感——因为那么多事情我是从来不被允许做的——我甚至连怎么打牌都不知道。我们谈论着、讨论着，的确深入到了我们感情的深处。关于那些男人——他们的名字我没有清楚地告诉他，但我把数量告诉他了。呀，他竟那么理解我！事情竟然如此顺利，于是我开始信任他了。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愚蠢得有点不合逻辑的情感，现在我再也不怕告诉他了。而如果我不怕了，或许过不了多久那些愚蠢的事情就再也不会闯入我的脑海里来了。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给你写信的时候，我几乎都准备好了离家出走——我想干脆离开这座小城（完全逃避这件事情）。但我又认识到，我那也只不过是逃避而已，如果不去面对它，我是无法快乐起来的。我们还讨论起了孩子，尽管我们决定一直等到比尔临近完成学业再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对这个安排还是很高兴的。对于我们要为孩子做哪些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想为他们做哪些事情，比尔和我的想法一样。所以，如果你以后再收不到看上去很绝望的信，那就说明事情正如希望的那样进展顺利。 现在，我有点纳闷——你是否一直就知道，要想改进比尔和我的关系，那是我帷一能做的事情？我反复告诫自己那是一件对比尔很不公平的事情，我想它会粉碎他对我以及所有人的信任。在比尔和我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障碍，以至于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个陌生人。促使自己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在于我认识到，如果我根本就不去试一试他对那些令我心烦的事情的反应，那对他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给他机会来证明他是可以信赖的。结果，从他身上得到证明的东西多得竟超乎了我的想象——他已经敞开了他内心的感受——关于他父母和很多人的感受。 我相信没有必要再对这封信进行评论。对我来说这只意味着，当她在治疗中体验到成为自己以及说出自己心声的满足感时，她在丈夫面前不可能仍然举止异常。她觉得自己必须表现和表达自己最深层的情感，哪怕要经历婚姻危机也在所不惜。 在我们当事人的经验中还有一个多少有点儿微妙的因素。比如在这个例子中，当事人发现，表达情感是一件非常令人满足的事情，但这件事在以前却让人觉得似乎总是具有破坏性和灾难性。其差别似乎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即，当一人戴着面具生活时，他那些没有得到表达的情感会逐渐积累到足以发作的程度，而且极易被某些具体事件引爆。但是这个遭受着某种情感冲击的人，如果此时以暴跳如雷、极度抑郁、过度自怜等这些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那么，这往往会对所有相关的事情带来不利影响，其原因在于它们与这种具体情形极不相称，显得极不理智。对家庭关系中的某件烦心事大动肝火实际上可能是由以前被压抑或被否认的情感造成的，而这些情感恰恰是由这些情形引起的。但它在这种情况下发作出来，却是不理智的，因而也是不可理解的。 心理治疗正是要在这一点上帮助消除恶性循环。当当事人能够宣泄自己一直在体验着的情感，包括所有那些累积起来的苦恼、狂怒或绝望，而且能够把它们接纳为自己的情感时，那它们也就失去了发作的威力。此后，不论在何种具体的家庭关系中，他都更加能够表达由此所引发的感受。由于他们没有把过去的这些多余的问题带到现在来，所以，他们的言行举止显得更得体，更有可能被理解。这个人会逐渐发现，自己会在感受一出现时就把它们表达出来，而不是等到它们已经在他身上燃烧、溃烂之后。 生活在以真实为基础的关系中 咨询似乎还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当事人如何感受其家庭关系。常常令当事人大为吃惊的是，他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可以以真实情感为基础。而不是以防御性的伪装为基础。正如我们在M夫人这个例子中所看到的，这会产生深刻的、令人舒适的意义。如果发现在表达出羞耻、愤怒和烦恼等情感后，双方关系仍能够存续，那么这会让人感到心安。一个人如果感到可以不加歪曲地表达自己的脆弱、敏感和担心，就会力量倍增。这样之所以能够产生建设性的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在治疗中当事人学会了把他的情感当作自己的情感来予以承认和表达，而不是把它当作别人的一个事实来陈述。所以，如果对自己的配偶说“你做得都不对”，那可能只会引起争辩；但是，如果这样说：“我对你做的事情感到非常生气”，那么说话者只是陈述了一个自己内心感受到的事实，一个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这时它不再是对别人的指责，而只是存在于自身的一种感受。“你应该因不能满足我而受到谴责”是一种争辩的说法，但“当你这样那样做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不满足”则只是说出了关于双方关系的一个真实事实。 但这不只是说说而己。一个从内心接纳了自己情感的人，会发现家庭关系是能够存在于这些情感基础之上的。现在让我从与S夫人的对话录音中选取几段来加以说明。 S夫人与自己10岁的女儿和70岁的母亲住在一起。她母亲体弱多病，因此仅她母亲就够人忙活的。她受制于自己的母亲，但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女儿卡罗尔。她怨恨自己的母亲，却又不能表达出来，这是因为“我一生都觉得有罪恶感，我长大了，感到内疚，因为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会多多少少影响我母亲的健康……其实，几年以前，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当时我晚上做了个梦，是关于……晃动着我的母亲，还……我……我的感觉是我只想把她推出去。还……我能理解卡罗尔的感受可能是怎样的。她不敢……我也不敢。” 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她离开母亲，境况就会好得多。S夫人知道这一点，但她不能这样做。“我清楚，即使我真的离开了她，我也不可能快乐的，我会很担心她。抛弃一位孤独老弱的人，我会感到羞愧难当。” 当抱怨自己受到如此的支配和控制时，她开始审视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一个胆小鬼的角色。“我有一种双手被缚的感觉。也许我错了……比母亲的错误还多。事实上，我知道我是这样的。但我变成一个胆小鬼，这与我母亲是有关系的。当她对鸡毛蒜皮的小事喋喋不休时，我就要尽一切努力避开她。” 当她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时，她在心里决定要尽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按照她母亲的愿望来生活。有次晤谈一开始，她就说出了这件事情。 嗯，我有一个惊人发现，就是我完全是在过度补偿我的母亲，这可能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换句话说，是在宠她。所以，就像每天早晨都要下决心一样，我又下定了决心。不过，我认为这次会奏效的，我会设法……对，要沉着和从容，还有……如果她真是中了什么邪，为了吸引注意而像小孩子似的大耍脾气，那就不理她这一套。于是我就试了。结果，她对某件小事很生气.并从桌子边跳了起来，进了自己的房间。还好，我没有跟着冲进去说“哦，对不起”，没有乞求她出来，我惟一做的就是不理睬她。这样过了几分钟，她回来了，还坐下了，只是有点闷闷不乐，但她毕竟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此我要再试一段时间，并且…… S夫人很清楚地认识到，她的新行为的基础就在于她终于能够真正接纳自己对母亲的感受。她说：“哦，为什么不去面对它呢？你知道，我一直觉得这非常可怕，一直认为如果我惹自己的母亲生气，那我该是一个多么令人讨厌的人！唔，我们仅仅说，是的，我恨她；对不起；不过我们要面对它，我要把它处理得更完美一些。” 她越能够接纳自己，就越能够像满足自己母亲的需要那样来满足自已的需要。“多少年来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现在我就要去做了。现在，母亲能一直单独呆到晚上十点。她的床边有部电话……如果失火了或发生什么事情，还有邻居，或者如果她病了……这样，我就可以选学一些夜间课程来完成公立学校的学业，并且可以去做很多我一生都想做的事情，我过去差不多成天呆在家里，怨天尤人，简直成了个殉道者……我必须，想一想，噢，好的，没有做它。好的，我现在就要做。我想在我去了第一次以后，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的新发现不久就在她与母亲的关系中得到了检验。“前几天我母亲说她得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我说，那最好到医院看看呀……你确实需要住院治疗。我逼着她到了医生那里，医生说她心脏很好，说她应该到外面多走走看看，找点乐趣。于是，她打算用一周的时间去看一位朋友，还要看演出，想过得开心一点。这个……其实，为了到医院，我当时当着卡罗尔的面竟做出了顶撞她这一类的事情，我对她多么残忍呀！当时她竟也让步了，当她面对这个事实……她的心脏完全像牛的一样强健时，嗯，她觉得倒不如好好发挥它的作用，过得开心一点。一切就是这么好，非常有效。” 此时，对S夫人来说双方关系似乎改善了，但对她母亲来说并非如此。这幅场景还有另外的一面。稍后，S夫人说：“我仍然觉得非常非常对不起我母亲。我不愿成为她那样的人。还有一点，你知道，我也仅仅是恨我母亲；不愿去碰她，或者……我指的是……触摸她或者什么的。我不想，那仅仅是在我生气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不过……我也感到自己，嗯，有点深爱着她；有两三次我甚至连想都没想就进去吻了她，祝她晚安，而过去我常常是从门那儿向她大声叫喊的。还有……我一直觉得对她比较和善。随着她对我的控制而引起的我对她的反感，现在也正在消失，你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个……我注意到昨天，我去帮她做了些事情；我给她整理头发，这是我没有碰她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我帮着把她的头发用别针卷起来，等等；我还……我突然觉得，嗯，现在这些不太让我心烦了，其实这似乎也挺有趣。” 在我看来，这些摘录描绘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家庭关系的一种变化模式。S夫人觉得自己恨自己的母亲，尽管她几乎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还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利。让这些感受在家庭关系中公开表现出来似乎难上加难。然而当她尝试性地允许它们表现出来时，她发现自己表现地更加自信更加整合，家庭关系也得到了改善而不是恶化。最令人吃惊的是，当这种关系以真实的情感为基础时，她发现怨愤和仇恨不再是她对母亲的惟一感受，喜欢、热爱和乐趣也是在双方关系中能够体验到的感受。显然，两人之间似乎有时还会产生不和、厌恶和愤怒，但同样也有尊重、理解和喜爱。他们仿佛学到了其他许多当事人也已经学到的一个观念，那就是，一种关系并非必须存在于伪装的基础之上，而是能够建立在实际存在的那些变化不定的情感基础之上。 从我选的这个例子看，似乎只有消极的情感才难以表达或存在，这完全是不对的。一位年轻的专业人士K先生认为，发现存在于面具背后的积极情感如同发现消极情感一样困难。下面这段简短的摘录将会显示他与三岁的女儿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K先生说： 当我骑车来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件事——我对我们小女儿的看法多么不同呀——今天早晨我和她一起玩——还有——我们不过，啊，嗯——我现在怎么这么难把它表述出来呢？那的确是一种美妙的体验——非常温馨，是一件令人愉快的好事情，好像我看到而且也感觉到她和我是那么亲密。这正是我觉得有意义的地方——以前，我谈过朱迪。关于她我能说些正面的事情，还有一些她做过的有趣的小事，只是这么谈论她，仿佛我是一个快乐的父亲，而且感觉像一个快乐的父亲。但这里面有些不真实的成分……好像我说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应该正在体验到这些内容，并且父亲谈论自己女儿的方式就应该是这样。但是从某种方式看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对她确实有一些负面的以及难以说清的感受。现在我确实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 治疗师：“以前，你似乎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快乐的父亲’——你今天早晨就是一个快乐的父亲……” 今天早晨当然是这种感觉。她在床上到处打滚……接着她问我是否还要睡，我说“是的”，然后她说；“好吧，我去拿我的毯子。”……接着她给我讲了个故事……大概是三个故事，有一个……都乱套了……感觉这似乎就是我真正想要的……我想拥有这种体验。感觉我是……我觉得长大成人了，我想。我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现在听起来这有点不可思议，但我确实感觉自己好像是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充满爱心的父亲，他是那么伟大、那么严肃，又那么高兴做这个孩子的父亲。而此前，我的确觉得自己弱小，觉得可能不配或没有资格承担这么重要的角色，因为做父亲是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他发现，接纳自己作为一个好父亲的积极情感，而且充分接纳对他的小女儿的这种温暖的爱，这些都是可能的。他再不必假装爱她，不用担心有些不同的情感可能潜藏于下面。 我想你们不会感到吃惊，就在此后不久他告诉我，他是怎样更加自如地表达对小女儿的生气和恼怒的。他正在了解，那些存在着的情感是足以值得体验的，根本就没必要为它们披上一层外衣。 双向交流的改善 治疗中的体验似乎给我们的当事人带来了另外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他们在家庭关系中的生活方式上。他们学会了如何启动并维持真正的双向交流。彻底理解他人的思想和感受，还有这些思想和感受对他而言所具有的意义，反过来再彻底地被这个人所理解——这是人最有价值的体验之一，极其难得。当来我们这里寻求治疗的人发现能够与家庭成员进行真诚的交流时，他们常常会向我们报告他们的喜悦之情。 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应直接归因于他们与咨询师的交流体验。一个人发现自己得到了别人的理解，那么正是这种解脱感，这种令人愉快的解除防御的松弛感，使得个体也愿意为别人创造这种氛围。在治疗性关系中，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极其可怕的思想、古怪异常的情感、荒唐可笑的梦想与希望、非常邪恶的行为等都能得到别人的理解，那么他就会产生一种惊人的放松体验。而且，他会开始把它当作一种能够延伸到他人那儿的资源。 不过，为什么这些当事人能够理解家庭成员，对此似乎还有更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戴着面具生活，背离自己的真实感受去行动，那么，我们就不敢自如地倾听他人。我们肯定会一直保持警惕，以免被他人看穿我们的虚假外表。但是，当一个当事人以我描述过的方式生活，当他在自己的真实感受发生的情境中倾向于把它们表达出来时，当他的家庭关系是建立在实际存在的情感基础上时，那么，他就不会再有防御，而是能够真正地倾听、理解他家庭的其他成员。他能让自己看到对另一个人来说，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说的这些可用前面引用过的S夫人的体验来予以说明。在结束晤谈之后的一次接触中，S夫人被请求讲讲她对自已的体验有些什么反应。她说： 起初我并没有觉得那就是咨询。你知道吗？我想，嗯，我只是在说，但是……稍加考虑，我意识到那就是咨询，而且是最好的一种，因为我已经从医生、家庭、朋友……那里得到了很多建议，非常好的建议……然而它们却一点也不起作用。我想，要与别人沟通，你就不能设置各种障碍，不然你就得不到真实的反应……不过对此我已经想了很多，我现在正试着一点点儿地把它用在卡罗尔身上，（笑）或者想试一试，这你是知道的。嗯……她姥姥对她说，你怎么能对你老弱多病的姥姥如此不近人情呢？这你是知道的。其实我刚好能理解卡罗尔是如何感受的，她就是想教训她的姥姥，因为她如此可恶！但是我并没有对她说太多什么或者想法子管教她。不过我一直在设法把她拉出来……想让她感到不论她做什么，我都和她在一起，做她的后盾；还要让她告诉我她的感受，她对事情点点滴滴的反应。这个事情我处理得非常有成效。她告诉我，哦，姥姥老弱多病的时间太久了，妈妈。我说，是的。我既没有谴责她也没表扬她。就这样，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她开始……哦，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抛到九霄云外了，而……我并没有打探或者设法……所以这对她还是起了点作用。而且对我母亲似乎也产生了点作用。 对于S夫人，我认为我们可以这么说她，她接纳了自己的感受，更乐意表达这些感受并且生活在这些感受之中，现在，她发现自己更愿意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她的女儿和母亲，共情地感受她们自身对生活的反应。她充分解除了自我防御，从而能够以接纳的姿态去倾听，去体验她们对生活的感受。这种发展过程似乎就是当事人在家庭生活中所发生变化的特点。 容许他人保持独立性的愿望 我们还注意到了另一个决定性的倾向，我想对此加以阐述。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当事人倾向于让每个家庭成员拥有自己的情感，做一个独立的人。这似乎有点像奇谈怪论，但它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我们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倾向于给我们的妻子、丈夫、孩子施加巨大的压力，以便让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情感。这就像我们常说的：“你如果想让我爱你，那你就必须有我一样的感受。如果我觉得你的行为不好，那你也应该认为它不对。如果我觉得某个目标是值得追求的，那你必须也是这样看的。”现在在我们的当事人这里看到的倾向正好与此相反。他们愿意让他人拥有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目标，简言之，就是愿意让他做一个独立的人。 我相信，这一倾向的产生是由于一个人觉得可以相信自己的感受和反应——他自己强烈的冲动不具破坏性或灾难性，那他自己就不必保持防御，而是可以真实地面对生活。这样当他学会可以信任自己，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时，他就更加能够信任自己的妻子或孩子，能够接纳他人所拥有的独特情感和价值观念。 我的这些想法在一位妇女及其丈夫的来信中得到了体现。他们是我的朋友，由于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兴趣，因此还得到了我写的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好像产生了与治疗相似的影响。这位妻子给我写了封信，其中有这么一段讲了她的一些反应。“为了不让你认为我们很肤浅，我们一直在读《当事人中心疗法》，我快要读完了。你对于书籍的大多数通常的看法并不适用，至少对我是这样。事实上，它更像是一次咨询体验。它使我开始考虑存在于我们家庭中的一些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关系，尤其是我对菲利普（她的14岁的儿子）的态度。我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向他表达真诚的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竟然对我一向认为很重要的任何标准都漠然视之，因而我非常恼火。自从我不再包办控制他的目标，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对他做出反应，就像对待南希那样，他的态度竟然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这个变化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不过倒也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开始。我们不再追问他的学业，而前几天他竟主动告诉我们他在数学考试中得了一个S——满意的成绩。这可是今年头一遭。” 几个月以后，我又收到了她丈夫的来信。“你会认不出菲利普了……他几乎不再多嘴多舌，不再是过去那个谜一般的人了，学业也好多了，虽然我们并没指望他成为一个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你应该为他的进步感到无上的荣耀，因为当我最终相信他会成为他自己，当我不再按照我那般年龄时的光辉形象来塑造他时，他已经开始进步了。噢，再也不要犯我们过去的错误了！” 相信一个人会成为他自己，这个观点对我来说已经具有非常丰富的意义。有时候我想，如果一个孩子从一开始就被以这种方式来对待，那意味着什么呢？假设一个孩子被允许拥有自己独特的情感——假设为了获得爱他从来都不必否认自己的情感；假设他的父母总是能自由地拥有和表达他们自己独特的情感，这些情感和他的是不一样的，而且父母自己之间的往往也是不同的，我很想想象出这种体验所能拥有的全部含义。这将意味着，这个孩子将会在一个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特的人来尊重的过程中长大成人。这将意味着，即使他的行为肯定会遭到阻挠，他仍然能够公开保留自己的情感。这将意味着，他的行为是基于现实的一种平衡，他会重视他自己的情感以及别人已公开的并为大家所知道的情感。我相信，他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自我主导的人，他将永远不必对自己隐瞒情感，永远不必戴着一个面具生活。比较而言，在他身上不会出现发生在我们许多人身上的那种适应不良的现象。 总 结 如果我对当事人体验的认识是正确的，那么当事人中心疗法似乎对家庭生活有着丰富的含义。我想对此做一个更概括的陈述。 个人似乎会发现，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把自己任何一种强烈的或持久的情感态度，向有关的他人直接并且发自肺腑地表达出来，终究是件令人满意的事情。这比拒绝承认这些情感的存在、任凭其累积到足以爆发的程度，或者在事过境迁的其他情境中表现出来，会更加令人满意。 这个人似乎会发现，生活在一种特定的以真实的人际间情感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中，而不是生活在以伪装为基础的家庭关系中，终究更令人满意。此外他还会发现，如果真实的情感得到接纳，尤其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情感来表达，而不是把它作为别人的什么事情来谈论，那么，通常就不会有那种担心家庭关系会遭到破坏的恐惧。 我们的当事人发现，当他们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时，当家庭关系的表面特点与其之下的起伏不定的态度变化更接近于一致时，他们就会解除心理防御，并真实地倾听他人。这往往是他们第一次开始理解别人是如何感受的，以及为什么是那样感受的。于是相互理解就开始渗透到人际互动之中。 最后一点是，人会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他人都成为本真的自己。当我更愿意成为我自己时，我发现我也更乐意允许你成为你自己，包括一切方面。这意味着，所有家庭成员都倾向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和独特的人，成为一个拥有自己个人目标和价值观的人，而与此同时他们又能够依靠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真实情感凝聚在一起，不论这种情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能够依靠令人满意的相互理解联系在一起，哪怕仅仅是关于对方私人世界的一丁点理解。 我相信，正是通过这些方式，治疗才使得一个人更充分更彻底地变成了他自己，才使得他从现实的家庭关系中感受到了更大的满足，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同样的结果——促进每个家庭成员不断去发现自己并成为自己。
第十七章 个人和团体交流障碍的干预（选）
看起来似乎让人感到很奇怪，一个把所有的专业努力都放在心理治疗上的人竟然对交流问题大感兴趣。为情感失调的人提供治疗帮助与这次会议对交流障碍的关注，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关系的确很密切。心理治疗的总体任务就是解决交流失败的问题。情感失调的人，“神经症患者”之所以会陷于困境，首先是因为他自己的内部交流被摧毁了，受此影响，他与别人的交流也就遭到了破坏。在这个“神经症患者”的内心，称为无意识的、被压抑的或被意识否认的那部分自我变成闭塞的，因而无法使自己与那部分被称为意识的或管理者的自我进行交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的自我在与别人进行交流时，就会出现歪曲，因此，他要遭受来自自我内部和人际关系的双重痛苦。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要借助与治疗师的特殊关系，帮助这个人在其自我内部实现良好的沟通。这一目标一旦实现，那么，他就能更加自由更加有效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因此我们可以说，心理治疗就是在个人内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交流。反之亦然，良好的沟通、自由的交流，不论是在个人内部还是在人与人之间，总是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从咨询和心理治疗中的沟通体验这一背景出发，我想谈两点。我想根据自己的认识谈谈阻塞或妨碍交流的主要因素，然后根据我们的经验介绍一下改善或促进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我想申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主要障碍，在于我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对他人或其他团体的说法进行评判、评价、赞成或反对的自然倾向。这是我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假设。让我用一些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你今晚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听到有人说：“我不喜欢那个人的演讲。”现在你对此会做何反应呢？你的回答几乎不外乎是表达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你或者说：“我也不喜欢，我觉得太槽糕了。”要不就是：“哦，我觉得它非常好。”换句话说，你的主要反应就是去评价那人刚才对你说过的话，并且是根据你的观点、你自己的参照框架评价它。 尽管在几乎所有的语言交流中普遍存在着做出评价的倾向，然而这种倾向在那些情绪和情感卷入的情境中会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情感越强烈，那么在交流中就越有可能没有共同语言，有的只是两种观点、两种情感、两种判断在心理空间中的错位。我确信你们对此也深有体会。在听过一个热烈的讨论后，如果你自己的感情没有卷入其中，你往往在离开时想：“哦，实际上他们谈的不是同一个东西。”确实是这样。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参照框架做出判断，做出评价。从任何真正的意义上看，这的确称不上是交流，根据自己的观点对任何富有感情富有意义的陈述做出评价，这种反应倾向是——我要再重复一次——人际交流的主要障碍。 那么，是否存在解决这个问题、避开这个障碍的方法呢？我觉得我们朝向这个目标的努力正在取得令入振奋的进步，我想对此做一简要介绍。当我们能够做到聆听式的理解时，真正的交流就出现了，评价的倾向也就避免了。此话怎讲？这意味着要从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所表达的观点和态度，去体会他的感受，去发现他的言论所依据的他自己的参照框架。 说得如此简要，听起来有点幼稚可笑，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简单。它是我们在心理治疗领域中发现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对于改变一个人的基本人格结构、改善他与别人的关系与交流来说，它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效的方法。如果我能聆听对方所讲的任何内容，能理解事情在他看来是什么样子的，能明白它对于他有什么个人意义，能够体验他包含于其中的情感，那么，我将会把他改变自己的强大动力释放出来。如果我能真正理解他对他父亲的讨厌、对大学的厌烦——如果我能体验到他对精神错乱的担心、对原子弹或苏联的恐惧——那么，这对于改变他的那些憎恨和恐惧，对于他与那些他感到憎恨和恐惧的人和情境之间建立现实而和谐的关系，都将是极大的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研究中得知，这种共情理解——是理解一个人而不是仅仅去了解他——是这样一种能引起人格发生重要变化的极为有效的方法。 你们有些人可能会感觉自己在聆听别人方面做得很好，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结果。其实你的聆听极有可能不是我所描述的那种类型。幸好我可以为你们提供一个小试验，你们可以用此检验一下你们的理解到底怎么样。等下次你与你妻子、你的一个或者一群朋友发生争论时，一定要暂停讨论，去做下面这个试验，不过要建立这样一个试验规则：“每个人只有在准确地令其满意地复述前一说话者的观点之后，才能坦率地说出他自己的感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仅仅意味着在你表明你自已的看法之前，你非常有必要去真正获得另外一个说话者的参照框架——对他的想法和感受理解得非常充分，以至于你都能替他对此做一总结。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是吗？然而，如果你去试一试，你就会发现这是你曾经做过的最难的事情之一了。不管怎样，一旦你能够看到别人的观点，你自己的评价将不得不发生明显的改变。你还会发现，讨论摆脱了情感的干扰，观点分歧减少了，而那些剩下的分歧也是合乎情理和可以理解的。 如果这种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你们能想象出来这会意味着什么吗？在处理劳资双方的争执时，如果在不必赞成资方观点的情况下，劳方能准确地陈述出资方的观点，而且这一陈述得到了资方的肯定；反过来，在不必赞成劳方立场的前提下，资方也能以达到劳方认可的程度陈述出劳方的理由，这种处理方法对解决双方的争执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意味着真正的沟通建立起来了，并且能实实在在地保证达成某些合理的解决方案。 如果这样一种方法是建立良好交流和良好关系的有效途径——如果你们做一做我说过的这个试验，我深信你们会同意这一观点的——既然如此，那它为什么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尝试和应用呢？我想列举一下阻碍它得到应用的困难之处。 首先需要勇气，但是勇气恰恰不是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品质。我很感激语义学家海亚卡沃博士，因为他曾经指出，以这种方式进行心理治疗是一种真正的冒险，它非常需要勇气。如果你是通过这种方式真正理解另外一个人，你如果愿意进入他的私人世界，去看看他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且对此不做任何评价性的判断，那你就是在冒着自己被改变的风险。你可能以他的眼光去看待它，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态度和人格受到了影响。被改变的风险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要面对的最可怕的情况之一。如果我尽可能充分地进入一个神经症患者或精神病患者的私人世界之中，我是否有在那个世界中迷失自我的危险？我们多数人都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如果今晚做演讲的是个苏联共产党员或者是约瑟夫·麦卡锡议员，我们有多少人敢试一试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绝大多数人不会倾听；我们会发现自己总是强迫性地对人进行评判，因为倾听似乎是一件太危险的事情。所以，首先需要的是勇气，而我们却并非总是拥有它。 不过，还有第二个障碍。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感情越强烈，学会用他人或其他团体的参照框架看事物就变得越困难。然而要实现交流，现在是一个特别需要表明自己态度的时代。我们自己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扮演一个能把自己的情感和评价搁置在一边的第三者，通过倾听来理解每个人或者每个团体，弄清他们各自持有的观点和态度，这样做对于克服这一障碍极有帮助。我们发现，在那些存在着矛盾或对抗态度的小型团体中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当争论的各方意识到他们正在被对方理解，意识到对方正在感受他们所感受到的情形，那么他们言论的夸张性和自我防御成分就会变得越来越少，就会认识到不必再坚持“我完全是对的，你完全错了”的态度。理解是一种催化剂，在它的作用下，团体成员能越来越接近包含于他们相互关系中的客观事实。通过这种方法，相互交流得以建立，而且更加可能达成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强烈的情感使我们在理解对方时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的经验清楚地表明，那种能够坚持中立立场、能够体谅他人、催化剂型的领导者或治疗师能够克服小团体中的这一障碍。 不过，“小团体”这个短语又提出了运用我所描述的那种方法时要遇到的另外一个障碍。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都只是涉及小型的面对面的团体和治疗性的团体。产业界、宗教界、民族之间等方面的紧张关系都涉及很大的人群，而治疗性的团体中往往只存在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目前有限的研究显示，在这些小团体中，倾听和共情的方法会促进人际交流的改善，会导致更多的接纳和被接纳，会促进更积极的、更利于解决问题的态度的形成；防御、夸张的言论、评价性的和批评性的行为也会减少。但这些发现都是来自小团体的。在那些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大团体之间怎样才能实现理解呢？或者在那些虽然是面对面的团体，但他们代表的不是自己而仅仅是作为别人的代表，譬如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在这样的团体之间又会怎样呢？坦率地讲，我们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我觉得可能需要对这一种情况做出说明。对于交流障碍问题的解决，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目前拥有的只是尝试性的管中窥豹式的解决方案，而要想证实这种解决方法的效度，要想使它适于解决存在于阶级、组织、国家之间的大量的交流障碍问题，还必须有额外的资金、更多的研究和更具创造性的思想。 即使根据目前有限的知识，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些可以用来增加倾听而减少评判的措施，哪怕是在很大的团体中也可以做到。设想一下，假设有一个带有心理治疗倾向的国际组织去拜会苏联领导人，并说：“我们想真诚地理解你们对美国的立场，尤其是态度和情感。等你们讲完后，我们将对你们的这些看法和情感进行总结，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反复总结，直到你们同意我们的陈述代表了你们的本意为止。”再假设他们也同样拜会了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接下来，如果他们用双方已清晰表达出的情感而不是相互间的漫骂来理解各自的立场，难道这不会产生很大影响吗？它虽然不能保证会出现我描述过的那种类型的理解，但它却增加了实现这种理解的可能性。对于憎恨我们的人，在他的态度被坚持中立的第三方准确地描述出来——而不是在他愤怒地向我们挥动着拳头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容易理解他的情感。 然而，对这第一个措施的描述却又把这种理解方法的另一个障碍引出来了。对于社会科学能否利用自己的发现，我们的文明仍缺乏足够的信任。相反，它对自然科学却深信不疑。在战争时期，当解决合成橡胶问题的实验室方法被发现时，无数的金钱和大批的人才被投入到对这一发现的利用上。只要合成橡胶能一克一克地制造出来，那么它就完全能成千吨地制造出来。结果的确是这样。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果在小团体中发现一种能增进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方法，却无法保证这一发现会得到利用。当那个发现被投入金钱和智力进行开发时，恐怕早已经过了不知是几代人的时间了。 在即将结束时，我想把这种解决交流障碍问题的小型方案总结一下，并指出它的一些特点。 我已经说过，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和经验表明，交流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评价的倾向——是能够避免的。方法是创造这种情境，让存在分歧的每一方都要从他人的立场来理解他人。在具体实施时，可以让一个愿意共情理解各方立场的第三者参与进来。对于进一步促进相互理解而言，他可以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这尤其适合于解决双方存在严重对立情绪的沟通问题。 这一程序有一些重要特点。它可以由一方开始，而不需等待另一方准备好。它甚至可以由中立的第三方发起，倘若他能从其中的一方得到哪怕很少的配合。 这一程序能够用于处理无诚意、防御性夸张、撒谎以及“假面具”等问题，几乎所有的沟通失败都存在着这些问题。当人们发现惟一的目的是理解而非作出评判时，防御性的歪曲会令人吃惊地减少。 这种方法能稳定而快速地导向对真相的发现，引导人们对交流的客观障碍做出现实的评价。一方防御的减少会导致另一方的防御进一步地减少，因而双方会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这一过程会逐渐实现相互之间的交流。彼此间的交流是指向解决问题而非攻击他人或团体。它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境的形成：我能看清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也明白了你对问题的看法；你能明白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也能明白我对问题的看法。由此，问题就得到了比较准确和比较现实的界定，这样差不多就一定会经受住理智的考验，或者即使部分问题得不到解决，它也会被如实而坦然地接纳下来。 这大概就是用以解决小团体中交流障碍的实验室式的解决方案。我们能接受这个小型的方案吗？能进一步研究它、改进它、发展这个方案吗？能把它应用于解决威胁着我们现代世界生存的那些不幸的、几乎致命的交流失败的问题吗？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去探索的一种可能性，一种真正的挑战。
第十八章 试论人际关系的一个普遍定律（选）
近年来有整整一个夏天，我都在思考自己感到亟待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人际关系中有哪些要素使之起促进成长的作用，哪些要素起着相反的作用？对这样一些因素，我们是否可能用一个假设来概括？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并在一个研讨班以及与我进行研讨的一些企业管理人员中进行了尝试性的运用。似乎大家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产业界的人士似乎更兴奋，他们结合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劳资关系、管理者培训、高层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等问题，从正反两方面对文章进行了讨论。 我认为此文仅仅是一次非常初步的探索，还很不成熟。我之所以把它收集进来，是因为很多读过它的人觉得它具有刺激性，还有一个原因是，它的出版可能会促成更多的研究来检验它的确凿性。 我曾多次问自己，我们在心理治疗领域中的学问如何才能普遍地应用于各种人际关系？最近几年，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试图把它概括为一种人际关系理论，并把它纳入到当事人中心治疗理论这个大的结构体系中。现在这篇文章就是想换一种方式从另一个侧面来论述这个理论。它要努力考察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人类关系中的一种内在的定律，这个定律决定了一种关系是否有利于双方个人的成长、提升、开放和发展，是否会导致关系双方心理成长的抑制、防御和封闭。 真诚透明的概念 我想说的一个基本内容是“真诚透明”这个概念。这个词语已经演化成为涵盖对治疗以及各种人际互动都非常重要的一类现象的理论概括。我极力想为它明确定义。 “真诚透明”表示我们的体验与意识之间保持准确的相互符合。它的含义或许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体验、意识与表达三者的高度一致。在这方面，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婴儿。如果他在生理与内脏层面上体验到了饥饿，那么，他的意识似乎就会反映出饥饿的体验，而他的表达也与他的体验一致。他感到饥饿，感到不满足，这就是他各个层面上一致的真实。就此时的饥饿状态来说，他是整合统一的。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假如他吃得很饱，需求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同样会在内脏、意识、表达等各个层面上保持统合一致。不论我们是从内脏层面、意识层面还是表达层面上来看待他的体验，前前后后他都是一个统合一致的人。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对婴儿做出亲切的反应，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婴儿是非常真诚透明、整合一致的。如果一个婴儿表现出了喜爱、愤怒、满意或恐惧，毫无疑问我们会认为他就是这种体验，而且他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子。他的恐惧、喜爱、饥饿乃至他的一切，都是通体透明的。 如果要举出“非真诚透明”方面的例子，那么我们必须转向已经度过了婴儿期的那些人了。为了便于识别，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在小组讨论时，有一个人变得有点生气，他的脸涨得通红，他说话的声调也传达出了他的愤怒，他的手指着对方的眼睛鼻子比画过来比画过去。然而，一个朋友说“好了，我们不要为此生气了”，这时他却满脸真诚而惊讶地回答：“我没有生气呀！我根本就没有生气的感受！我只是在陈述合乎逻辑的事实而已!”其他人听了，立即爆发出哄堂大笑。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很明显，他在生理层面上体验着愤怒，但他的意识却与此并不一致，他在意识上没有体验到愤怒，他也没有表达他的愤怒（他的清醒意识这样告诉自己）。在体验和意识之间、体验和表达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 此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他的表达其实是含糊不清的。从其字面内容看，他是在谈论逻辑和事实；但从其语调和伴随的动作来看，却明显地传递着另外的信息——“我对你感到愤怒。”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时刻不想真诚地交流，那么这种表达上的含糊不清或矛盾总是会出现的。 “非真诚透明”的概念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含义，这在此例中也得到了说明。就对自身真诚透明程度的判断而言，一个人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裁判。小组成员的哄笑就说明了一个很明显的感性的判断，即他体验到了愤怒，不管他自己是否承认这一点。不过在他自己的意识中，情况却显得不是这样。换言之，真诚一致的程度在当时似乎不应由他自己来评判。在学习按照外部参照系来衡量真诚透明程度方面，我们可能已经取得了进步。从一个人过去识别自身非真诚透明的能力中，我们对于他现在的非真诚透明也会有很多了解。如果上述例子中的这个人去接受治疗，那么，在充满接纳的安全的治疗气氛中，他可能会重新回顾这个事件，并说：“我现在认识到，我那时对他确实感到很愤怒，尽管我当时并不这么认为。”我们说，他终于认识到他当时的心理防御阻碍了他对自己愤怒体验的意识。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非真诚透明的另一方面含义。布朗夫人，她在几个小时里一直在抑制自己打呵欠，并不停地看手表，临走时她对女主人说：“我今晚过得太愉快了，这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聚会。”此处，非真诚透明不是存在于体验和意识之间。布朗夫人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早就感到了厌烦。非真诚透明存在于她的体验和表达之间。因此特别要注意，在体验和意识之间存在不一致时，我们通常把它定义为自我防御或对意识的否认；在意识和表达之间存在不一致时，我们通常是把它定义为虚伪或欺骗。 从真诚透明概念会得出一个很重要但并非显而易见的必然结论。或许可以这样来阐述它。如果一个人此刻是完全真诚透明的，他真实的生理体验在其意识中得到了准确的反映，他的表达恰恰也与其意识是一致的，那么，他的表达永远不会包含关于外在事实的表达。如果他是真诚透明的，那么他就不会说“那块岩石是硬的”、“他很笨”、“你真坏”或者“她非常聪明伶俐”，其原因在于我们从未体验到这些“事实”。对体验的准确意识将始终以内在参照系为依据，并以情感、知觉、意义的形式表达出来。我绝对不知道他是笨的，或你是坏的，我只是感觉到在我面前显得是这样。同样，严格说来，我也不知道那块岩石是坚硬的，即使我非常确信，如果我摔倒在它上面，那么我会体验到它是坚硬的。（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也允许物理学家把它感受为一堆具有浸透性的高速运动的原子和分子。）如果一个人是完全真诚透明的，那么，很显然，他的所有表达都必定是依据他个人的认知。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顺便说一下，既然任何一种表达都可以用作自我防御，一个依据自己的知觉来说话的人也未必一定是真诚透明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是真诚透明的，那么，他必定是在表达自己本真的知觉和情感，而不是在表达关于他人或外部世界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说，凡是表达自己的知觉和情感的，一定都是真诚透明的人。 我所说的可能已经足以表明，真诚透明这个概念是一个复杂的、具有许多特征和含义的概念。已经有一些完成了的以及正进行着的研究，提供了体验研究的一些初步指标，而体验与我们对体验的意识是可以清晰地辨别开的，所以，要想对真诚透明这个概念作操作性的界定并非易事。但可以相信，对于这类研究作进一步的改进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想用比较常识性的做法对这个概念做出界定，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倾向于从我们面对的具体人身上来识别他是否真诚透明。面对某个人时，我们会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不仅清醒准确地说出了自己想表达的意识内容，而且它最深层的体验和他的表达之间也是相符的，不论它是愤怒、竞争，还是爱与合作。我们感觉“我们能准确地知道他的立场”。而在面对另一个人时，我们会发现他所说的话几乎毫无疑问地只是代表了他的外表或面具。我们不明白他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我们甚至怀疑他是否知道自己有什么感受。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一般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显然，不同的人真诚透明的程度不同；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其真诚透明的程度也不一样，这取决于他的体验是什么，以及他是否能在意识中接纳这一体验，或者他是否不得不对它进行心理防御。 真诚透明与交流在人际关系中的融合 真诚透明这个概念对于人际互动有什么意义呢？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对假设中的史密斯和琼斯两人做一番分析而识别出来。 （1）史密斯向琼斯所做的任何交流，其效果取决于史密斯自己真诚透明的程度。这一点上面的分析已经说得很清楚。 （2）史密斯的体验、意识和表达三者之间越一致，琼斯就越有可能感觉到他的表达是清晰的。这一点已经充分讨论过了。如果，由于史密斯自身的真诚透明和统一，他的所有的言词、语调和体态所显示的信息都是统合一致的，那么，琼斯就不太可能觉得这些信息存在含糊不清的意义。 （3）相应地，史密斯的表达越清楚，琼斯的反应也就越明确。这就是说，即使琼斯对目前讨论的话题的体验不是真诚透明的，如果他觉得史密斯的表达不是含糊不清的，他的反应仍然会更明确、更真诚透明。 （4）在他们讨论的话题中，史密斯越真诚透明，他就越没有必要在这一领域进行自我防御，他就越能够准确地聆听琼斯的回答。换句话说，史密斯已经表达出了他的真实感受，因而他能更自由地倾听。他的自我防御表现得越少，他就越能准确地倾听琼斯的表达。 （5）只要能做到这样，那么琼斯就会感受到共情的理解。他会感到对于他自己的表达（不论这一表达是防御性的还是真诚透明的），史密斯已经理解得很到位，甚至达到了设身处地一样的准确程度。 （6）对琼斯来说，感受到自己被理解，就是体验到来自史密斯的积极关注。一个人感受到被人理解，就是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对于他人的体验发生了某种积极的影响。 （7）如果琼斯感受到史密斯在双方关系中是真诚透明和整合一致的，感受到他的积极关注，感受到他的共情理解，那么治疗关系所需要的条件就建立起来了。对于这些条件，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试着做了描述。经验使我们相信，对于治疗来说，这些条件是充分而必要的。在此不再重复。 （8）当琼斯足以能体验到治疗关系的这些特点时，他就会发现自己几乎体验不到交流的障碍。于是，他倾向于更本真、更真诚透明地表达自己，而他的防御同时也会一点一点地减少。 （9）由于已能更自由、更少防御式地表达自己，琼斯现在能够更准确地倾听史密斯的进一步交流，而不需进行防御式的歪曲。这是对第4步的重复，不过主角换成了琼斯。 （10）当琼斯能这样去倾听时，史密斯现在就会感受到共情的理解（就像第5步中的琼斯）；会体验到琼斯的积极关注（类似于第6步）；会发现自己体验到这种关系所具有的治疗作用（类似于第7步）。于是，在某种程度上史密斯和琼斯变得具有相互的治疗作用。 （11）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得到了治疗，都会产生一定的疗效；人格变化趋向于更统一、更整合；冲突会减少，能够用于有效生活的能量增多；行为变化趋向于更加成熟。 （12）在这一连串事件中可能会出现局限性的因素，这就是威胁性材料的卷入。如果在第3步时，琼斯在自己相当真诚的反应中包含了一些新的材料，而史密斯对这些材料又做不到真诚，即触及一个史密斯不是真诚透明的领域，那么，史密斯可能就做不到准确地倾听，而会动用防御机制去应对琼斯的表达，他会用含糊不清的表达进行回应，于是原来所描述的那一系列过程就会开始发生逆转。 对一个普遍定律的尝试性陈述 综合考虑上述内容，我们大概可以把它们简练地概括为一个普遍性的定律。下面就是我的尝试。 假设：（a）两个人具有最起码的要互相接触的意愿；（b）两个人都具有从对方接受信息的能力和最起码的交流愿望；（c）假设这种接触能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就可以假定会出现下面这样一种关系： 一个人的体验、意识和表达三者越真诚透明，那么，接下来的双方关系就越可能包含：双方的相互交流呈现出真诚透明日益增多的倾向；彼此对交流的理解越来越准确的倾向；双方的心理适应和功能发挥得到改善；在双方关系中彼此体验到满意感。 反之，对体验和意识的表达越不真诚透明，那么，接下来的关系就越可能包含：以后的交流仍会保持相同的特点；准确的理解将遭到破坏，双方的心理适应能力和功能发挥更不充分；在双方关系中彼此都不会感到满意。 如果更严谨一些，那么，阐述这一定律时或许应把交流接受者的知觉感受作为关键的要素。这样，假设其先决条件和先前一样保持不变，如愿意接触，并有能力交流等等，那么，这一假定的规则又可以阐述为： Y越是感觉到X的体验、意识和表达是真诚透明的，积极的关系就越有可能出现（具体特征如上所述）。 经过这样一番概括，这一“定律”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检验的假设，因为测量Y对X表达的知觉不应该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生存性的选择 我确实很想对这整个事情的另外一个较深入的方面做初步的探讨，这在治疗关系中常常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其他关系中也是这样，尽管它可能没有受到高度注意。 在实际的人际关系中，不论当事人或者治疗师常常都要面临这样的存在选择：“我是否敢于完全真诚透明地进行交流？我是否敢于让我的体验以及我对这一体验的意识与我的表达保持一致？我是否敢于如实地表达自己？或者说我一定不能这样如实表达而必须要换一种表达方式？”在真切地预见到有可能受到威胁而被他人拒绝时，这种尖锐的问题就往往容易出现。一个人把自己对相关体验的充分意识表达出来，就是在人际关系中进行冒险。在我看来，是否要冒这个险，似乎就决定了某种人际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具有相互的治疗作用，还是会使关系走向破裂。 再从另一方面来谈谈。我无法决定我的意识是否与我的体验保持一致，这要由我的自我防御的需要来回答，而对此我是意识不到的。不过接着还要面对另一个存在性的选择，即我的表达是否会与我对自己体验的真实意识保持一致。这个假定的规则到底朝这个方向还是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其答案可能就存在于人际关系中这种持续不断的选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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