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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形成论（1-3）（选）（1961） ——我的心理治疗观
（美）罗杰斯 著
目 录
第一编 从个人的角度说话 第一章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专业思想和个人历史的发展（选） 第二编 助益性的人际关系 第二章 关于促进个人成长的若干假设（选） 第三章 助益性关系的特点（选） 第四章 关于心理治疗的知识——客观与主观（选） 第三编 个人形成的过程 第五章 心理治疗显示的指向（选） 第六章 个人形成意味着什么？（选） 第七章 心理治疗的过程构想（选） 第四编 一种关于人的哲学 第八章 “成为真实的自我”——一个心理治疗师的人生目的观（选） 第九章 一个心理治疗师对美好生活的见解——充分发挥人的机能（选） 第五编 让事实说话：研究在心理治疗中的位置 第十章 要人，还是要科学？——一个哲学问题（选） 第十一章 心理治疗中的人格变化（略） 第十二章 关于当事人中心治疗的研究思路（选） 第六编 生活的实践应用 第十三章 关于教和学的思考（选） 第十四章 心理治疗和教育中有意义的学习（选） 第十五章 学生中心的教育——一个参与者的体验（选） 第十六章 当事人中心疗法应用于家庭生活（选） 第十七章 个人和团体交流障碍的干预（选） 第十八章 试论人际关系的一个普遍定律（选） 第十九章 关于创造性的理论（选） 第七编 行为科学与个人 第二十章 行为科学的力量扩张（选） 第二十一章 行为科学的新世界与个人的位置（选）
第一章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选） ——我的专业思想和个人历史的发展
我今天与大家所谈的话题确定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有许多种感受，我只想说，从个人的意义上讲，无论什么人想要对我有所了解，我都感到非常荣幸。这是一次独特且富有挑战性的邀请，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努力对这个真诚的问题做出一个真诚的回答。 那么，我是谁呢？我是一个心理学家，多年来，我的主要兴趣一直是心理治疗。而那又意味着什么？我不打算对我的工作做一个冗长的说明来烦扰你们，但是我想从我的《当事人中心疗法》这本书的序言中摘取一些段落，以一种主观的方式，简要地说明心理治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这本书的论题，我一直试图给读者一些直观感受，我写道：“这本书的主旨是什么？但愿我尝试做出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现出这本书想要传达的一种鲜活的人生体验。” 本书要说的是痛苦和希望、焦虑和满足；每一个治疗者的咨询室里都弥漫着这些感受。它要讲述每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的独特性；还有在这类人际关系中，我们所发现的普遍性的要素。这本书要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的高度个人化的经验。它要说的是来访的当事人，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坐在我咨询室的桌子的另一边，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他这个自己而苦苦挣扎，同时又极其害怕成为自己——他在努力体认他的经验的实质，努力想参透那种体验本身的意义，但是又对这种期待充满强烈的恐惧。这本书是写我自已的，我作为一个咨询师，与一个来访者坐在那里，面面相对，尽我所有的能力，试图深刻地、敏感地参与到他的自我挣扎之中。它是写我的，写我试图感知他的经验，以及这种经验对他来说所包含的意义、感受、体验、滋味。它写的是我自己，写我的一种无奈和慨叹，即在理解当事人时人类容易犯错误的倾向，慨叹仅仅因为一次偶尔的失败，当事人就会把生活理解成它现在似乎一成不变的样子；慨叹失败就像沉重的物体，穿过错综复杂的、微妙生成的成长之网落下来。它写的是我自己，写我像助产士迎接新生命那样为一个崭新人格的诞生而欢欣鼓舞；写我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注视着一个他人，一个他人的自我，显现成形；写我亲眼目绪一个我参与其中而且起着重要促进作用的个人的诞生过程。它写的是当事人和我自己，我们惊奇地把那显然贯穿所有经验的强健而有秩序的力量，把那看起来深深地植根于宇宙中的力量视为一个整体。我相信，这本书写的是生活，在治疗过程中生动展示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在治疗过程中为个人的成长提供契机，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盲目而巨大的、有时是破坏性的能量，可以由于其趋向成长的冲动而展示出来。 关于我的工作以及我的职业感受，上面这段话或许会给你们留下一些印象。我想你们还会有兴趣了解我为何进入这个职业，以及怎样做出自己的许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决定和取舍。我接下来试着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心理学自传中与我的职业生涯有关的若干片断。 我的童年生活 我在一个人际关系密切的家庭中长大，我的家庭有着非常严格的、毫不妥协的宗教和道德氛围，即对艰苦劳动这种美德的崇拜。我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我的父母非常关心我们，几乎时刻牵挂着我们的幸福和安宁。他们也用许多微妙而慈爱的方式控制着我们的所作所为。他们认定（当时我自己也是那样想），我们家和别人家是不一样的。我们家不喝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不开舞会，不玩纸牌，也不去戏院，很少参加社交生活——我们只是卖力地干活。我记得我喝第一瓶汽水时内心油然而生的罪疚感。后来我自己做了父亲，还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我的孩子们，说碳酸饮料有着某种似乎亵渎神灵的气味。我们大多数时间呆在自己家里，不跟邻居交往。所以我是一个相当孤独的少年，专注于阅读，一直到高中毕业，我只有过两次约会。 我12岁时，父母买下了一个农场，我们就把家搬到农场去。原因有两个。父亲的生意已经相当成功，于是想把农场作为休闲的地方。我相信更重要的一点是，我父母肯定觉得孩子们正在长大，应该远离城市生活的“诱惑”。 在农场，我养成了两个兴趣，它们可能和我后来的工作有真正的关系。我对一种在夜间飞行的蛾子着了迷。对于那些美丽的天蚕及在我们家附近树林里的蛾子，我变成了研究它们的权威。我很能干，让蛾进行繁殖，饲养幼虫，整个冬天我都保留着那些茧，而且我大致上体会到了那些一心想观察自然的科学家的快乐和苦恼。 我父亲决定依据科学开发他的新农场，所以他买了许多有关农业科学的书籍。他鼓励他的男孩子们有自己的独立的和有益的冒险事业，所以我和我的兄弟们养了一大群鸡，也曾经养过羊羔、猪仔和牛犊。在做这些事情时，我变成了一个农业科学方面的学者，并且只有在最近这些年我才意识到，我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是一种对科学的基本的感受。没有人告诉我，一个14岁孩子一定读不懂莫里森的《饲养科学》。我耕耘在几百页厚的字里行间，学习如何进行实验——控制组和实验组怎样匹配，如何通过随机方法保持试验条件的等值性，以便能够确定某种饲料对肉产量和奶产量的影响。我体会到验证某种假设是多么的困难。在实践探究中，我掌握了科学实验的知识，并树立了对于科学方法的尊重态度。 大学和研究生教育 我最初上大学是在威斯康星学习农业。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农业学教授谈到了解并运用事实时言辞非常激烈。他强调指出，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积累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他的结论是：“不要做一辆该死的弹药车，要做一支来复枪!” 大学前两年期间，因为几次激动人心的学生宗教集会，我改变了我的专业目标，不要做一个农业科学家，而是要做一个牧师——一个不算太大的方向转换！我从农业转向历史，相信这是一个更好的对个人未来的准备。 大学三年级时，我被选为12名学生代表之一，去中国参加一个国际基督教学生联谊会。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最为重大的经历。那是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4年之后。我看到，法国人和德国人仍然十分强烈地互相仇视，尽管他们单独看上去显得相当可爱。这迫使我努力超越已有的思维模式，认识到同样真诚和正直的人们却能够信奉截然不同的死板教义。我第一次以成年人的方式把自己从父母的宗教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且意识到，我不再赞同他们的观点。这种思想上的独立给我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带来很大的痛苦和压力，但是回过头去看这件事，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当然，那段时间，我具有相当多的对抗和叛逆心态，但是根本的分裂是在我去东方的六个月旅程中出现的，可以说这是我彻底地从家庭的影响中脱离出来的关键时期。 尽管下面所说的不是我的个人成长，而是要说明影响我职业发展的某些因素，我还是想简要地提及在我个人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去中国的旅程中，我爱上了一个可爱的、童年时就已经认识的姑娘。为了能够一起去读研究生，我一完成学业，我们就结了婚，尽管我们的父母并不是很赞同我们在一起。我不能很客观地谈论这件事，但是此后这么多年以来，她坚韧而持久的爱情和友谊，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一个最重要的、历久弥鲜的意义源泉。 我选择了去联合神学院，为从事宗教工作做准备。当时（1924年），联合神学院在国内是一个最开明的地方。我在那儿呆了两年，我从未为这两年后悔过。我接触了一些大学者和教师，如著名的麦可吉福，他虔诚地信奉思想探求的自由，全心全意地投身真理，无论真理引领他走到哪里，他都会毅然前行，义无反顾。 后来我开始真正了解了大学和研究生院——他们的那些规则和刻板的教条——我现在对于自己在联合神学院的那段意义深长的经历的确感到很惊讶。我们一伙人感到我们被灌输进一些思想，然而我们的初衷是希望自由探索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和疑惑，并独立发现它们会导向何方。我们向学校行政部门请愿，要求允许我们成立一个可以得到学分的研讨班，不需要教师作指导，课程根据我们自身的问题来设置。可想而知，学院被我们的请愿搞得不知所措，但是他们竟然同意了我们的要求！惟一的条件是出于公共机构的利益，一个年轻的讲师将会在研讨班旁听，但是他不会参与我们的讨论，除非我们希望他积极参加。 我想，毋庸赘言，研讨班非常令人满意，极具思想启发的价值。我感觉它把我推向了一条长长的、通向我自己的生命哲学的道路。通过自己所提的问题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从宗教性的工作中得到了具有自我意义的思想结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感到，生命的意义，以及个人生活的建设性改进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大概会一直吸引着我，但是我不能在一个需要信奉确定的宗教教义的领域内工作。我的信仰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并且有可能继续改变。对我来说，为了保住一份职业而不得不表明信奉一套信仰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我在寻找一个确信对自己的思想自由不加约束和限制的领域。 成为心理学家 但那是什么领域呢？在联合神学院，我被当时刚刚兴起的有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课程和演讲所吸引，古德文·华生、海瑞森·伊利亚特、马里安·肯沃德等名教授都是吸引我的明星。我开始从联合神学院穿过大街，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攻读更多的课程。我师从威廉·克伯屈学习教育哲学，发现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我在豪令沃斯的指导下开始儿童临床实习，他是一个善解人意而且能干务实的人。我发现自己被儿童辅导工作强烈吸引住了。没费什么力气，我就轻松地转到了儿童辅导专业，开始把自己的未来与临床心理学连在了一起。我无意中迈出的这一步，没有经过什么条理分明的有意识抉择，而只是遵循了对于活动的兴趣的指引。 在师范学院时，我申请并得到了奖学金，在当时新设立的儿童辅导研究所担任见习医师，这个机构得到了公共福利基金的赞助。回想起来，我常常庆幸自己是在研究所设立的第一年去那儿工作的。机构处于初建时的混乱状态，但这也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我努力汲取当时的工作人员普遍持有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观，这些人包括大卫·勒维和拉森·劳瑞，我发现他们与当时在师范学院广为流行的那些严格的、科学的、冷静客观的、统计学的观点存在激烈冲突。回顾过去，我相信解决我自身冲突的必要性是一种最有价值的学习体验。当时我感觉到自己是徘徊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冲突无法弥合。 在实习期末，实习医生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已非常重要。虽然还没拿到博士学位，但我需要得到一份工作来维持人口增长的家庭。当时的职位不是很多，我到现在仍然记得当我谋到工作时的那种欣慰和喜悦。在纽约的罗彻斯特，我被聘为心理学家，就职于预防虐待儿童协会的儿童研究部。当时在这个部有三位心理学家，我每年的薪水是2 900美元。 我记得我是带着喜悦和些许诧异之情接受这个职位的。我感到欣喜的理由是。它是一个机会，能让我去做我感兴趣的工作。按照合乎情理的标准来看，这份工作是一条专业上的死胡同，会使我脱离专业上的联系；即使按那个年代的标准，薪水也很低；但是据我的回忆，我当时几乎好像完全不曾想到这一切。我猜想，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只要给我机会让我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其他别的事情似乎都会水到渠成。 在罗彻斯特的岁月 后来在罗彻斯特的1年对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时光。至少在前八年间，我完全沉浸在从事实际的心理学服务，为那些被法庭和代理机构送来的犯有过失的或者生活水平低下的儿童进行诊断并做出安置；在许多场合进行“访谈会晤”。那是一段与学术圈子相对隔离的时期，我所关注的只是试图更有效地帮助当事人。我们有自己的成功，也有自己的失败，所以惟一的出路是不断地学习。关于与这些孩子及他们的父母打交道的方法，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它行得通吗？它有效果吗？”我发现，通过日常的工作经验，我开始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我想起三件意味深长的事，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当时对我来说，却相当重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这三件事都涉及我的幻想破灭的过程——我对权威，对教材，对我自己，都开始提出质疑。 我在上学的时候曾经着迷于威廉·希利博士的著作。他认为，犯罪行为常常是基于性的心理冲突，如果这种冲突被发掘出来，犯罪行为就会终止。在罗彻斯特的前两年，我非常辛苦地与一个年轻的纵火狂打交道，他有着一种无法解释的纵火冲动。我日复一日地与他在拘留所里见面，逐渐追查到他的与手淫有关的性冲动口找到了！这个案子解决了！然而，当安排对他缓刑时，他的老毛病却重新发作了。 我现在仍然记得，当时我所感受到的震惊是怎样的强烈。也许希利博士是错的，也许我正在了解希利所不知道的东西？总之，这次偶然的事件让我深深感到，权威的教导也会有错误，仍然有新的知识等待我们去探索。 初出茅庐的第二个发现属于另一种情形。到罗彻斯特不久，我主持了一个关于面谈技术的讨论小组。我找到了一份已经发表的对一个家长的几乎是逐字逐句的访谈记录。在这次访谈中，个案工作者显得头脑敏锐、富有洞察力，而且聪明机警，能够使访谈很快进入问题的核心。我很乐意把它作为例证来说明良好访谈的技术。 几年之后，我有一项类似的工作，因为仍然记得那个出色的记录，我又把它搜寻出来，重新阅读。但我感到的是震惊。这时，在我看来，这个访谈好像是一个狡猾的法官在审问犯人，咨询师最终说服那位家长相信自己具有某些无意识的动机，并使她似乎心甘情愿地坦白认罪。此时，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种访谈无论对这位母亲，还是对她的孩子，都没有任何可以持久的帮助作用。这件事使我意识到，我正避免在临床关系中运用那些带有强制性的、急功近利的方法。这倒不是因为某些哲学上的理由，而是因为这些方法所产生的效果永远都是肤浅的。 第三件事发生在几年之后。在向来访者解释他的行为时，我已经学会更加敏感，有耐心，总是尝试用一种温和的、容易得到认可的方式来把握解释的机会。我那时正在接受一位智力很高的家长的咨询，她的儿子行为怪诞，难以管理。问题似乎在于她早年对孩子的排斥，但是经过多次访谈，我却不能帮她领悟到这一点。我使尽全身解数，引导她说话，然后小心地把她提供的证据归纳起来，企图帮她看到一种模式，但是我们毫无进展。最终我只好放弃努力。我告诉她，我们都已经尽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失败，以后我们最好不要再联系。她同意了。这样我们结束了访谈，彼此握手，她就向诊所的门口走去。然后，她转过身来问道：“你这儿是否为成年人做咨询？”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她说，“那么好吧，我需要一些帮助。”于是她坐回到原来那张椅子上，开始诉说她对自已婚姻的绝望，她与丈夫之间的困难关系，她的失败感和困惑感；所有这些感受，与她先前谈过的枯燥无味的“病例”全然两样。真正的治疗这时才得以开始，而且最终的结果非常成功。 这一件以及类似的一些事情帮助我体验到一个事实——只是在后来我才充分意识到——那就是：只有当事人知道伤痛在哪里，该往何处走，关键问题是什么，哪些经验被深深埋藏着。这时我开始领悟，除非我的目的是要证明自己才智过人，学识不凡，否则，我最好是依靠当事人作为治疗过程的向导。 我是一个心理学家吗？ 这期间，我开始怀疑我是否是一个心理学家。罗彻斯特大学让我清楚地知道，我在那里所做的工作不是心理学，他们没有兴趣让我在心理系教课。我去参加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会议，发现充斥于文章中的都是关于老鼠的习得过程，以及看起来和我所做的工作毫无关系的实验室里的实验。然而，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看来与我有着共同的语言，所以，我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变得活跃起来，晋升到地方性的以至全国性的学会的领导职务。直到美国应用心理学协会成立以后，我才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真正活跃起来。 我开始在大学里的社会学系讲授如何理解和处理儿童问题的课程。不久教育系也把它们列为教育系的课程。（在我离开罗彻斯特之前，心理系最终也请求我允许给他们开设这些课程，这样，终于承认我是一个心理学家。）对这些经历所作的简单描述使我认识到，我是多么倔强地只顾走自己的路，而不去关心我与我的群体是否一致的问题。 有限的时间不允许我讲述在罗彻斯特成立独立的辅导中心的工作，包括与精神病学界某些同行们的专业论争。这些大都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斗争，与我的思想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的子女 在罗彻斯特那些年，我的儿子和女儿渡过了婴儿、孩童时期，慢慢长大成人。他们教给我的关于个人、关于人的成长、关于人际关系的知识，远比我从专业领域中学到的更多。我觉得，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但庆幸的是，我的妻子是个好母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相信我正在逐渐成为比较合格的而且更富有理解力的父亲。当然，这些年来，与这两个优秀而机敏的年轻人交往，陪伴着他们走过孩童时代全部的快乐和痛苦；走过少年时代所有的自信和困惑，进入到他们的成人时期，并看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无价的体验。我想，我妻子和我认为，有我们一部分贡献的、最令人满意的成就之一，就是我们与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以及他们的配偶，都能够以一种深层的方式进行相互的沟通和交流。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光 1940年，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接受了一个职位。我确信，他们接受我的惟一理由就是我的《问题儿童临床治疗》这本书，它是我挤出假期和简短的休假写就的。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竟然给我提供了一个正教授职位。我衷心建议学术界人士都从正教授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大学的教员在一步一步的职称晋升过程中，往往只学会一门功课，就是不要出头犯忌而招惹是非。我没有经受那种常常是有辱人格的升级竞争，对此，我心头常存感恩之情。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给研究生讲授我的治疗和咨询课程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或许从我的经验出发，我已经形成了一种个人的独特观点。我试着把一些想法确立下来，并把它们整理成一篇文章，于1年1月在明尼苏达大学发表演讲，结果却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对声浪。我第一次体验到这样一个事实：我自己的一个新的观念，在自己看来显得光华四射，潜能巨大，可是对他人却似乎是某种极大的威胁。我发现自己成了学术批评的焦点，成了正反两方辩论的源头，这使我感觉心中不安，并产生了困惑和疑问。然而，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写出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手稿，明确阐述了我认为有效的治疗方法的取向。 在这里我再一次颇为自嘲地认识到，我这个人一直没有学会“讲求实际”。当我提交书稿的时候，出版者认为它有趣而新颖，但是同时质问我，什么地方会用它作为教材，我回答说，我只知道两个地方：一个是我正在讲授的课，第二个是在另外一所大学。出版者认为我不去为普遍开设的课程写一本合适的教科书，真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非常怀疑是否能够卖出两千册来保住出版的本钱。于是我说我可以另找一家出版社，这时他才下决心冒险一赌。到现在这本书的销量已经达到7万册，而且数目还在继续上升，我不知道我们两个谁更会感到惊讶。 最近这些年 我相信从那时到目前，我的著作清楚地记录了我的职业生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5年，在芝加哥大学1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4年。我将很简短地强调两三点对我很有意义的东西。 我已经学会与范围越来越广的当事人一起，在越来越深刻的治疗关系之中生活。这种关系可能而且的确会带来极为优厚的回报。这种关系也可能而且的确会令人惊惧不安，因为有时候某个极为困顿的当事人似乎要求我必须超出我自己很多。确实，从事心理治疗要求治疗师个人不断成长，这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会使人获益匪浅，但的确也是一件使人时时感到痛苦的事情。 我也想说，科学研究对于我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心理治疗是一种我个人可以主观体证的经验；而在科学研究的经验之中，我可以做局外旁观，试图客观地去观察这种丰富的主观经验，运用所有那些条理规范的科学方法，来考察我是否在蒙蔽自己。我越来越深信，我们将会发现人格和行为的规律，这些对于人类进步或人类理解力意义重大，决不亚于地心引力或热力学的重要性。 在最近的20年中，我已经变得习惯于不为外界争论所动，但是我的观点所引起的反响仍然让我吃惊。在我看来，我觉得，我总是以一种尝试的方式提出我的想法，读者或学生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是在许多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我的观点激起了心理学家、咨询师和教育家极大的愤怒、蔑视和批判。当狂怒的波澜在这些领域逐渐平息下来，近年来在精神病学领域中再度引起波澜。有些精神病学家感到，我的工作方式对他们最为珍视而且毫不怀疑的许多原理造成了一种深度的威胁。或许，比起狂风暴雨般袭来的严厉批评，毫无批判精神的、囫囵吞枣的“信徒们”造成的损失更加让我痛心。这些“信徒”自己以为有了某种新观点，却把我个人和我的工作理解（不管理解得是否准确）为一种武器，勇往直前地与所有的人喋喋不休地论战。有时，我觉得很难说清楚，给我造成重创的究竟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 也许是因为终于摆脱了令人烦扰不堪的争论，我现在非常珍视与世无争、独自静处的机会。对我来说，能够彻底摆脱别人对我的品评，摆脱专业上的期待，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沉思自己正在做的实际工作，这将是我工作上最有收获的时期。我和妻子已经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找到了与外界隔绝的居处，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我是心理学家。画画，游泳，潜水，拍摄五彩缤纷的风景照片，是我在那里的主要活动。在这些地方，我每天用于专业工作的时间不超过二到四个小时，然而，我在专业领域的主要成就大都是最近几年来取得的进展。能够清静独处，我感到身心愉悦。 若干重要体会 以上非常简洁地描述了我的职业生涯的外貌。但我还想与各位分享我的内心世界，我想告诉大家，通过数千个小时的临床经历，在与那些陷入巨大痛苦的当事人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我个人所学到的东西。 坦率地说，这是一些对我意义重大的体会。我不知道这些对你们是否也适用。我无意把它们作为一个指南或忠告呈现给别人。然而我发现，当别人真心诚意地告诉我他的内心动向时，我会受到很好的教益；至少这可以让我更敏锐地觉察到我自己的内心动向是如何与他人不同。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所获得的个人体会。我相信，在每个案例中，早在我有意识地了解这些体会之前，它们已经变成了我的行为和内在信念的一部分。这些都是零散的、不完善的知识。我只能说它们对我个人曾经、而且现在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断地反复温习这些体会。我有时不能将它们付诸行动，但是事后我会感到很遗憾。我有时遇到一种新的情境，也会错误预测，而未能将这些体会落实于应用。 这些体会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仍在不断变化。其中有些似乎需要特别强调，其他的或许在某一时期对我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它们都很有意义。 我将用一个多少含有个人意义的短语或句子，来概述每一个体会。然后我会较为详细地阐述它们。除了关于人际关系的前几个体会之外，我要讲的没有多少系统性，后面要说的涉及个人价值和信念的领域。 我要用一个否定的说法来描述这些富有含义的体会。在我与他人的交往中，我发现，从长远来看，自己表里不一的行为是没有益处的。在我生气和不满时，做出一副平静和友善的样子，这是没有用的；不懂装懂，是没有用的；在某一时刻实际上充满敌意，却装作一个仁慈的人，是没有用的；如果实际上既害怕又缺乏信心，却做出非常有把握的样子，是没有用的。即使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层面上，这个说法也确凿无疑。当我感到不舒服时，却装出一切都好的样子，那毫无益处。 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我发现，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试图以一种带着面具的方式行事，维持一种与内心体验不同的表面的东西，毫无帮助，毫无效果。我认为，当我试图与他人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时，这种面具不能使我对人有所帮助。我想进一步说清楚一点：虽然我感觉我已经了解到这一事实的确凿性，但是我绝对没有充分得到它的全部益处。实际上，我在个人关系上所犯的大多数错误，我对于别人无所助益的大多数情况，都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即出于某种自我防御的原因，我的表面行为与自己的实际感受背道而驰。 第二个体会可以用下面的话说明——我感到，当我以接纳的心态聆听自己时，当我能够成为我自己时，我感觉自己会更有效力。多年来，我觉着自己已经学会变得更真切地聆听我自己，以至于我比过去能够更真切地知道在特定时刻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意识到我在生气，或者的确感到我在排斥某当事人；或者感到对某个人充满了热诚和友爱；或者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致，厌烦不己；或者我急于理解某个人；或者我渴望或害怕与某个人建立关系。我认为，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态度都是我能够聆听到的。换一种表述方式，就是说，我感到，如果我能够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真实自我，我会变得更加真切充实。我自己肯定是一个不完美的人，肯定没有完全达到自己所设想的机能状态，而接受这一点对我来说现在已经变得比较容易。 有些人也许会说这有点像是一个奇怪的发展趋向。对我来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当我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时，我就会发生变化。我相信我已经从我的来访者那儿以及从我自身的体验中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只有彻底地接受自己的真实存在，我们才能够有所变化，才能够超越自己的现有存在样式。那时，变化在不经意间就会发生。 实现真正自我的过程会导致另一个结果，那就是人际关系会随之变得真实。真实的人际关系充满活力，富有意义，因而令人神往。假如我现在对某个当事人或学生感到不耐烦，或者厌倦，如果我能接受这个事实，那么我就更有可能接纳他的情感反应。双方都有可能出现情感的变化，而且我也能够接受变化了的经验和情感。真实的人际关系趋向于变化而不是保持停滞不变的固定状态。 所以，我感到，在我的态度中使自己成为真实的自己，会有实际的效果；知道何时自己达到了耐心和容忍的极限，而且把它作为事实接受下来；知道何时我急切地想塑造他人，左右他人，而且把它作为我内心的事实接受下来。我愿意接纳这些感受，如同接纳温情、兴趣、宽厚、友好、理解等感受一样，因为这些负面感受也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只有当我把这些态度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作为自我的一部分接受下来，我与他人的关系才会变得真实自然，才能不断成长，才能流畅地变化。 我现在已谈到了一个对我来说极富意义的核心性的体会。我用下面这句话陈述这个心得：我发现，容许自己去理解他人，具有极大的价值。我的这种措词方式对你们来说似乎很奇怪。有必要容许自己去理解另一个人吗？我认为有必要。对于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大多数陈述，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此做出直接的评价或判断，而不是去理解它。当一个人表达了某种感受、态度、信念，我们倾向于不假思索地认为：“那是对的”，“那是愚蠢的”，“那是不正常的”，“那是不合理的”，“那是错误的”，“那是不友好的”。我们很少容许自己去细致地理解他人的陈述对他本人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这是因为理解会带来风险。如果我让自己真正去理解另一个人，我或许会被那种理解所改变。我们都害怕变化。正如我所说的，容许自己去理解另一个人，去透彻地完全地共情地进入他人的参照框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也是十分罕见的事。 理解是在以一种双重的方式丰富自己。我发现，当我与那些陷入痛苦的来访者一起工作时，我进入并努力去理解精神病患者的稀奇古怪的世界，去理解并认识那个感到生活过于悲惨而无法忍受的当事人的态度，理解一个觉得自己卑微无用的人——每一种理解都以某种方式丰富了我自己。我从这些体验中以各种方式学到的东西使我发生改变，使我与众不同，并且使我成为一个更能与他人共鸣的人。也许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我对这些当事人的理解使得他们也发生变化。这种理解使他们接纳自己的恐惧和稀奇古怪的想法，接纳不幸和沮丧的感受，接纳他们充满勇气、善良、爱和敏锐感受的那些重要时刻。很多当事人的经验以及我自己的经验都说明，对于这类情感的理解使人能够如实地接受自己内心的这些情感。于是，人们会发现，他们的情感和他们的自我都会发生变化。有一个女人真实地感到在她的脑袋里有一个钩子，别人拉着这个钩子，在牵着她走；一个男人，他感到没有人像他那样孤独，没有人像他那样与人疏离。理解这样的女人或男人，对我来说是有价值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得到理解对这些当事人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下面是另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体会。敞开心灵的渠道，使他人可以借此把他们的感受、他们私密的知觉世界传达给我，我感到很有意义。理解会带来丰厚的回报。因此我希望减少我和他人之间的隔阂，以便他人能够——如果他们愿意——更充分地展现自己。 在治疗关系中有许多方法，借助于它们我可以使来访者更从容地表达自己。通过我自己的态度，我能够在人际关系中创造一种安全的氛围，使得交流更容易成为可能。理解的敏感性也有帮助，它使我能够像当事人看自己一样来看他，并如实地接受他所有的知觉和情感。 但是作为一个教师，我还感到，如果我敞开心扉，使他人能够同我分享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也会因此而充实自己。所以，我试图——通常不是特别成功——在教室里创造一种氛围，以便让大家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感受，可以表现自己的独特性——同学之间可以彼此不同，也可以与老师不同。我也经常要求学生填写意见反馈单，表达他们个人对课程的特殊看法。他们可以说出哪种方式满足了或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可以表达对教师的感受，或者可以讲述他们现在与课程有关的个人困难。这些反馈单绝对不会影响他们的成绩评定。有时候，对于同一个学期的同一门课程，学生们的体验会完全相反。一个学生说：“对这堂课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另一个外籍学生在谈到同一堂课时说：“我们的课使用了最好的、富有成效的、科学的学习方法。但是对那些和我们一样，被演讲式的、权威式的方法教了很长时间的人来说，这种新措施完全是不可理喻的。我们这样的人已经习惯了服从老师，为了考试被动地记笔记，做作业。当然，人们要花很长时间来摆脱他们的习惯，尽管这可能是些老掉牙的、毫无效果和益处的习惯。”把我自己完全敞开，面对学生们这些截然不向的感受，得确使我觉得受益匪浅。 在一些团体中，我被看作是一名管理者或领导者。在这里我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我希望减少恐惧或自我防御，以便大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最令人激动的，它让我对管理者能怎样做有了一个整体的全新的看法。但这里我不再展开谈了。 在我的咨询工作中还有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体会，我可以简单地谈谈心得。如果我能接受他人，我发现自己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我发现，理解他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接受他人及其感受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能真正允许某个人对我充满敌意吗？我能够把他的愤怒作为他自身真实而合理的一部分接纳下来吗？当他用一种不同于我的眼光看待生活及其问题时，我能接纳他吗？当他非常肯定我、钦佩我并想模仿我时，我能接纳他吗？所有这些都牵扯到接纳，但接纳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倾向，即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他人的所感、所思和所信都和我自己的一样。”我相信，我们很难容许我们的孩子、父母、配偶对特定问题的看法跟我们自己有差异；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当事人或学生跟我们有差异，不容许以他们个人独特的方式利用他们的经验。就民族的层面来说，我们不能容许另一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和我们有差异。但是按照我个人现在的认识，个人之间的分离性，每个个体以他自己的方式利用经验并从中发现自己的意义的权利，乃是生活所具有的最高价值的潜能之一。在一种十分真实的意义上说，每个人自己都是一个海岛；只有他首先乐意成为自己并得到容许成为他自己，他才能够同其他的海岛搭起桥梁。所以，我发现，当我能够接纳另一当事人，即把他的感受、态度和信念作为他真实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如实接纳下来，我才是在协助他变成一位个人；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我想陈述的另一个体会或许很难表达清楚。也许可以这样说：我越向我自己的真实以及他人的真实开放，我就越不可能有一种要去“安排一切”的冲动。当我尝试着聆听自己，聆听发生在我身上的经验时，当我尝试把这同样的聆听态度更多地传达给另一个人时，我就越发地尊重复杂的生活过程。所以我逐渐变得不再匆匆忙忙地到处安排布局、设定目标、塑造他人、操控他人，并试图把他们推上我给他们规定了的某条道路。我只是更加满足于做我自己，同时让他人做他自己。我很清楚，这看起来肯定像一个奇异的甚至是一种东方的观点。如果我们不去对他人做些什么事情，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按照我们的目标塑造他人，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教给他人我们认为他应该学会的东西，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迫使他人像我们一样地思考和感受，那么生活还会剩下什么呢？无论是谁，怎样会持有像我现在表达的这样一个如此消极的观点呢？我相信，这类的态度肯定是在座诸位许多人的反应。 然而，我的体验中有一个悖论式的层面，即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我越是单纯地希望成为我自己，越是希望能够理解和接受我自已以及他人内在的真实，也就越有可能激发较多的变化。这是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真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真实的自己，与这个愿望的程度相等，他会发现不仅仅是他自己在变化，而且与他有关系的人也在发生变化。至少这是我的体验中非常生动的一部分，是我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所明白的最深奥的道理之一。 现在让我转到一些其他较少涉及（人际）关系的体会，它更多地和我个人的行为和价值有关。其中第一点非常简短：我能够信任我的经验。 长时间以来，我深有体会并且现在仍然在学习的基本的事情之一就是：只要某项活动感觉好像是值得去做，那么它就是值得去做的。换句话说，我体会到，我对某种情景的总体上的机体感觉比我的理智更加值得信赖。 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是沿着别人认为是愚蠢的方向前行，对这个方向我自己也曾怀有许多疑问。我“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从来不曾为自己的人生方向而后悔，虽然当时我也曾经常常感到孤独无依，或者感觉自己傻得可以。 我觉得，当我信任一些内在的非理性的直觉时，我已在行动中发现了智慧。事实上，我发现，当我感觉到某一条无人问津的小路是正确或真实的选择，并毅然冒险前行，然后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就有许多同事加入探险的队伍，于是我不会再感到独行的寂寞。 我逐渐更加深刻地信任我的整体反应，我感到我能够用它们指导我的思想。我已经越来越尊重这些不时发生在我内心的、朦胧的思想，我感到它们似乎意味深长。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朦胧的想法或直觉的猜测将会引领我走向一些重要的领域。我想这牵涉到对于自己的整体经验的信赖，我现在觉得自己宁可相信，这种直觉比我的理智更有智慧。我敢肯定，它难免会出错，但是比起仅仅依靠我的意识心灵，我相信整体的经验会更为可靠。我的这种态度由艺术家麦克思·韦伯做了很好的表达，他说：“当我进行我的微不足道的创造性努力时，我极大地依赖于我至今不知道的事情，以及我至今还没有做过的事情。” 与这个体会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推论是，别人做出的评价对我来说不是行动的指南。别人的看法，虽然应该倾听，应该就它们的本来面貌加以思考，但这对我来说永远不会成为一种指南。它是一件很难学会的事情。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遇到一个博学而且富有思想的男人，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比我更有能力、更在行的心理学家。那时他告诉我，我对心理治疗感兴趣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记得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告诉我，做心理治疗的人根本没有出路，而且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甚至可能没有任何机会去从事心理治疗的实践。 后来我相当震惊地得知，在有些人眼中，我是一个骗子，一个没有执照的行医者，一种非常肤浅的、具有破坏性的疗法的始作俑者，一个权力攫取者，一个神秘主义者，等等。并且我也曾因为同样极端化的赞誉而大为烦恼。但是我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我逐渐认识到，如果说在我的一生中（或许是永远）有一个惟一能够了解我的人，了解我所做的事情是否诚实、认真、开放、合乎情理；是否虚伪、自我防御、不合情理，那么，那个人就是我自己。对于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很高兴得到各种各样的验证，对我的批评（无论是友好的还是充满敌意的）和赞扬（无论是诚挚的还是奉承的）也是这种验证的一部分。但是，衡量这些验证的真伪，确定它的意义和用处，那只能是我自已的责任，是一项我不能让渡给任何他人的义务。 比之以上我说的这些内容，下面一个体会大概不会让你们感到惊奇。对我来说，体验就是最高的权威。我自身的体验就是确定性的试金石。别人的思想、我自己的思想，都不能和我的体验一样具有权威性。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体验中，去发现一个接近真理的东西，因为它就存在于成为我自己的过程之中。 居于优先地位的不是《圣经》，也不是先知；不是弗洛伊德，也不是科学研究；不是上帝的启示，也不是人类的教训，而是我自身的直接体验。 用语义学家的术语说，我的体验越是原初，就越具权威性。因此，处于最基层水平的经验是最有权威的。我阅读了一种心理治疗理论；在我与来访者打交道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心理治疗理论；我对来访者有一种心理治疗的直接体验；在上述三个层面的经验中，最直接的第三种经验具有最高的权威性。 我们的个人经验之所以具有权威性，并不在于它永远不犯错误。它是权威的基础，因为它总是能够以一种新的、基本的方式得到检验。通过这种方式，它常见的错误或谬误总是可以得到自我修正的机会。 下面是另一项个人体会。我在体验中享受着发现规律的乐趣。在广阔的体验中，我寻求意义或者规律性或合法性，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种好奇心——我发现，遵循这种好奇心的指引，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指引我提出了我的每一项重要的理论表述；它引导我在临床心理学家大量的儿童研究中寻求规律，并由此写出了我的《问题儿童临床治疗》；它引导我系统地概括出了在心理治疗中似乎具有普遍作用的原则，引导我写了若于著作和大量的文章；它引导我对自己体验到的各种秩序性和规律性做出了理论的建构，并且将这些规律投放于尚未探索的新领域，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因此，我认为，科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目标，是对意义重大的经验进行内在的组织整理。科学研究是一种程序严谨的不懈努力，其目的是为了弄清楚主观经验的现象界的意义与秩序。它的合理性在于它令人满意地解释了世界的规则性，而且一旦我们理解了自然呈现的规则性的关系时，有益的结果亦常常随之而出现。 所以，我承认，我献身于科学研究、献身于理论建构的原因是出于一种追求规律和意义的需要，一种存在于我个人内部的主观需要。有时，我也可能会因为别的理由而进行科学研究：例如满足他人的需要，要让我的对手和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信服我，在专业水平上领先，赢得个人的声望，以及其他许多不怎么高尚的理由。在个人判断和活动中出现的这类谬误，只是让我更深刻地确信，从事科学研究只有一个合理的原因，那就是满足我内心对意义的需要。 另一个曾经让我付出过不少代价才得来的体会，可以用以下几个字概括：事实是友好的。 大多数心理学家，特别是精神分析师总是拒绝对他们的治疗做科学的研究，或者拒绝让别人来做研究，这件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能理解这种反应，因为我对此亦有感受。特别是在我们早期的研究中，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等待研究结果时的那种焦急心情。要是我们的假设被证明不能成立，那可怎么办！要是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那可怎么办！要是我们的见解是不合理的，那可怎么办！现在每当我回顾过去，我才觉得我那时似乎是把事实当作了潜在的敌人，当作了灾难的信使。或许我是逐渐地意识到，事实总是友好的。在任何一个领域，你所能得到的每一点证据，都会引导你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接近真实永远不会是一个有害的、危险的、令人不高兴的事情。所以，尽管直到现在我仍然会讨厌调整我的思想，讨厌不得不放弃自己陈旧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意识到，这种令人痛苦的改造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学习。尽管令人经历痛苦，学习能让我们以更为真实因而也更加令人满意的方式看待生活。因此，目前对我的思想和探究最有诱惑力的领域，是我自己深感兴趣的一些观念所涉及而尚未得到支持和证明的领域。我感到，假如我能够在探究过程中解决这些难题，我就会更加满意地接近真理。我确信，事实将永远是我的朋友。 在这里，我还想提及另一个十分有价值的体会，因为它使我如此深刻地感到我和他人的相似性。我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达这个意思：最个人化的东西就是最普遍的东西。我与学生或职员交谈时，或者在我的著作中，我已多次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表达了我的这个见解。我认为我正在表达一种别人可能不会理解的态度，因为它是我自己独有的。对此有两篇文章可以作为例子，一是《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序言（出版者认为它非常不合时宜），一是在《人与科学》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在这两个例子中，我几乎总是发现这样一种对我而言似乎是非常私密、非常个人、因此别人很难理解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它却成为一种在很多人中间得到共鸣的表达方式。因此，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最个人化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如果得到了分享或表达，就可能深入他人的内心世界。这个体会曾经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艺术家和诗人，理解那些敢于表达他们内在独特性的人们。 我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它对我迄今所说的全部话题可能是最基本的东西。25年以来帮助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当事人的经验促使我得出一个结论，简单地说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上积极的取向，这已成为我的经验。在做当事入治疗的深层接触中，我总是发现，即使那些麻烦很大的人，行为上已经非常反社会的人，情绪看起来极不正常的人，这个积极取向在他们身上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能敏锐地理解他们表达的体验，能够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接纳他们的独立人格，那么我会发现，他们往往是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改变。他们趋向于改变的方向是什么？我相信，我可以用一些言辞来说明：积极的、建设性的、朝向自我实现的、朝向成熟成长的、朝向社会化发展的，等等。我感觉，个体越被充分地理解和接纳，他就越容易摒弃那些他一直用来应付生活的假面具，就越容易朝着面向未来的方向改变。 我不想大家对此有任何误解，我对人性的看法不是波莉娅娜式的盲目乐观。我清楚地意识到，出于防御和内在的恐惧，个体能够而且确实会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行为、可怕的破坏行为、幼稚行为、倒退行为、反社会行为，等等。然而，在我的体验中，最令人振奋和鼓舞的一部分，就是在最深的层次上与这些个体打交道，并发现他们身上具有的我们大家都有的强烈的积极倾向。 让我用最后一个可以简明陈述的体会，来结束这串长长的罗列。生活，在其最佳状态中，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其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在我的来访者和我自己身上，我发现，当生活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体验这个过程既令人感到陶醉，也让人感到些许的害怕。我感觉，如果我能够让经验之流带动我朝向未来，朝向我仅仅朦胧意识到的目标前行，我就会处于最佳的状态。这样，在随着我错综复杂的经验之流一起漂浮的过程中，在试图对它永远变化复杂整体所作的理解中，显然不会有什么固定不动的点。如果我能这样处在变化的过程之中，很显然，我就不会持有什么封闭的信念体系，持有一套毫无变化的规则。对我的经验不断变化的理解和解释会指引着我的生活方向。生活总是处在变化形成的过程之中。 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清楚，为什么我不鼓励或者劝说他人拥有或坚持某种哲学体系，或者某个信念，或者某套原则。我只是试图通过我对自己的经验的当下意义的解释去生活，而且容许他人自由地发展他们自己内在的自由，以及他们对自己经验的有意义的解释。 如果世界上确实有一个叫做真理的东西，那么我相信，这个自由的、个人探求的过程应当是趋向于这个真理的。这一点是我以有限的个人方式所获得的体验。
第二章 关于促进个人成长的若干假设（选）
面对着一个遇到困难、内心冲突、正在寻求和期望他人帮助的人，对我来说总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有知识、有资源、有心理上的力量和技巧吗？——我自己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才能对这个人有真正的帮助？ 25年来，我一直试图迎接这种挑战。它使得我利用了我的专业知识的每一个因素：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所学的严谨的人格测量方法；我作为实习医师在儿童辅导研究所工作时所学到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洞察力和方法；在我投身其中的临床心理学领域的继续深造；奥托，兰克的研究；我对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的短暂接触；以及其他太多而无法提及的各种资源。但最有感触的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从我自己的以及咨询中心同事的经验中学习，我们才找到了帮助经历痛苦的人们的有效方法。我逐渐养成的这种工作方式来自于经验，并通过更深一层的体验和研究得到了检验、提炼和改造。 一个普遍的假设 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描述我自己的变化，可以这样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经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如何治疗、治愈或者改变当事人？而现在我开始用下面这种方式来提出问题：我怎样为此当事人的个人成长提供一种有用的人际关系？ 在我这样用第二种方式提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学到的所有的东西，都要用于我的各种人际关系，并不只是用来处理来访者的个人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感到，既然我们所有的人都处在某些人际关系之中，那么完全可能，在我的经验中对我有意义的知识，也可以在你们的经验中对你们有意义。 也许我应该从一个负面的体会开始说起。我现在已经逐渐体会到，如果借助于某种理智的程序或训练的程序，那我对这个遇到了麻烦的当事人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不可能依赖某种方法、某种知识、某种训练或接受某种教学而达到实际有效的帮助。这些方法是如此的诱人，而且直截了当，以至于在过去我曾经尝试过无数次。我向当事人作出各种解释，给他列出今后的行动步骤。教给他更加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的知识，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但是，在我的经验中，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徒劳无益的。它们至多达到的是一些临时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久就会消失，而留给个体的是比以前更多的挫败感。 所有的理性方法的失败，迫使我不得不承认，人的变化看来是通过人际关系的经验发生的。所以我要简短而随意地陈述一些有关助益性关系的基本假设，这些似乎在实践经验和研究中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实。 我可用一句话来陈述这个总体的假设：如果我能提供某种类型的人际关系，那么对方就会在他自己身上发现运用这种关系来促进成长的能力，同时也就会产生个人的变化和发展。 助益性的人际关系 这些术语到底有什么意义？让我把这个句子分成三个主要的短句，并指出它们对我来说所含有的意义。首先，我所提供的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关系？ 我发现，在人际关系中我越能够真诚透明，我就越有帮助作用。这意味着，在可能的程度内我需要意识到我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表面上呈现一种态度，但实际上在深层或无意识中却持有另一种态度。真诚透明也包括用我的话和我的行为欣然表达存在于我内心的各种各样的感受和态度。只有用这种方式，关系才会拥有真实性，真实作为一个首要条件看来是十分重要的。只有通过提供存在于我内心的真诚的事实，另一当事人才能成功地寻求到存在于他内心的真实。即使当我感受到的态度不是我为之感觉愉悦的态度，或者不是看起来有益于一个良好关系的态度，我感到这个原则也是确实可靠的。真实性是极其重要的。 作为第二个条件，我发现越是接纳和欣赏当事人，我就越有可能创造一种他可以利用的关系。我所说的接纳，就是一种对于当事人的热情关注，无条件地认为他是一个具有自我价值的人——不论他的状态、他的行为或者他的感受是什么样子。这意味着对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尊重和欣赏，意味着愿意看到他用自己的方式拥有自己的感受。这意味着此刻对他的态度的接纳和尊重，无论他的态度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无论他过去所持的态度同别人是多么的抵触。这种对当事人经验变化的方方面面的接纳态度，会形成一种人际关系，使得他感到温暖和安全；而作为当事人，受到他人喜爱和珍视的这种安全感在助益性关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我还发现，我不断地渴望去理解当事人的当下感受，理解他的各种情感和表达的个人意义，即达到一种敏感的共情。在这方面，治疗关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并不是说仅仅有接纳就足够了；需要有理解，接纳才会有作用。只有当我理解了你觉得是那么可怕、那么脆弱、那么伤感或那么荒唐怪诞的情感和想法——只有当我看到这些情感和想法如同你所见，并且接受这些情感、想法，接受你这个人——只有这时你才会真正感到能够自由地去探索内心所有隐秘的角落，探索令人恐惧的缝隙，探索通常被深埋于地下的经验。自由是良好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这里的自由是指个人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上探索自身，敢于从事这种危险的冒险、追问和探究。这是摆脱了任何类型的道德判断或疾病诊断式的评价（我相信，所有这样的评判和诊断总是具有威胁性的）而得到的一种完全的自由。 因此，我认为，就我来说，助益性关系的特征是真诚透明，在这种关系中我的真实感受可以得到透明的表现；是接纳，即把对方作为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的、独一无二的独特当事人来接纳；是深入的共情理解，这种共情理解能使我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他私人的世界。达到了这些条件后，我就成了当事人的同行者，我陪伴他在曾经令他害怕、现在他能够自如承担的自我探求之路上一道前行。 我与他人绝非总是能够达到这种关系，有时，甚至当我感到在我这方面达到了，而他可能因为过于恐惧而不能感受到我所提供的东西。但是我要说，当我内心持有我已描述过的这种态度而另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又能够体验到这种态度时，那么我相信，建设性的个人发展和变化就会合乎规律地出现——我是经过长时间和谨慎的考虑之后才使用了“合乎规律”这个词。 追求变化的动机 对于关系我就先说这些。在我的总体假没中，第二个句子的意思是说当事人将会在他自身中发现为了成长而使用这种关系的能力。我将要试着说明这个短句对我来说所含有的一些意义。我的经验逐渐使我得出结论，即在个体自身中具有走向成熟的能力和倾向，如果这种能力和倾向是不明显的，至少它也是潜在的。在一种适当的心理氛围中，这种倾向会释放出来，变成实际的而不再是潜在的东西。事实说明，个体有一种先天的能力来理解他生活中和他自身引起他痛苦和失意的方方面面的经验。这样一种理解会探查那些由于具有威胁性而使他对自己遮蔽起来的、深藏于自我意识之下的经验。这种能力表现为一种倾向，即当事人能够用更加成熟的方式重新组织他的人格，组织自我与生活的关系。不管我们说它是一种成长的倾向，一种趋向自我实现的驱动力，还是前进的趋向，它都是当事人生活的主要推动力，并且，归根结底，它是所有的心理治疗所必须依赖的倾向。在所有有机体和人类的生活中，显然它是一种迫切的要求——扩展，延伸，自主，发展，成熟——表现并激活有机体的所有能力、增强有机体或者自我力量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深埋在心理防御的一层又一层的硬壳之下；它可能隐藏在精致的面具之后，这种面具是对自我实现倾向的否定和拒绝；但是，我相信它存在于每个个体之中，并且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才会得到释放和表现。 结 果 我已经尝试描述了对于建设性的人格改变来说最为紧要的关系。我已经试图用语言表达了当事人进入人际关系时所带有的那种先天能力。我的总体陈述中的第三层意思是，人格改变以及当事人发展就会出现。我假设，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个体将会在意识的以及更深的人格层面上，用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更为理智的应对生活的风格以及一种更社会化的、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重新组织他的自我。 这里我先撇开思辨推理而求助于正在积累的、不断增加的大量可靠的研究成果。我们已经知道，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度过了有限的几个小时的当事人，能够在人格、态度以及行为方面显示出深刻的、有意义的变化；而在控制组中不会出现这种变化。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当事人变得更加整合，更有效能。他很少显示通常被称作神经症或精神病的特征，而更多地显示出健康、功能良好的人格特征。他改变了自身的观念，他对自我的看法变得更加现实，他变得更接近他自己的理想人格。他给予自己更高的评价。他更为自信，也能更好地自我引导。他对自己有了较好的理解，他变得对自己的经验更加开放，较少地拒绝或压抑他的体验。在他的态度中，他变得更加接纳并欣赏自己，而且能够像接纳自己一样更多地接纳和欣赏他人。 他的行为同样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屡屡因为压力而感到挫败，并且能够更快地从压力中恢复过来。周围的朋友观察到，他每天每时的行为变得更加成熟。他较少防御，有更好的适应性，能够更有创造性地应付各种复杂情况。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变化发生在完成咨询访谈的当事人身上，咨询访谈中的心理氛围接近于我所描述的人际关系。我的以上陈述建立在客观根据的基础上。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但是关于这样一种引起人格改变的关系的有效性，不会再有任何疑问。 关于人类关系的一个更广泛的假设 对我来说，这些研究发现之所以令人兴奋，不仅仅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提供了关于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具有效能的重要证据。我感到兴奋，是因为这些发现证实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关于人类关系的假设。似乎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认定：心理治疗关系只是人际关系的一个特例，并且同样的规律制约着所有的人际关系。因此，似乎有理由假定，如果父母与孩子之间创造了一种像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心理气氛，那么这个孩子将会变得更能自我导向，更为社会化，更加成熟。就教师而言，如果他在班上创造这样一种关系，学生就会成为自发的学习者，更有独创性，更加自律，较少焦虑，较少需要他人的指导。如果管理者、军队或工业组织的领导人，能在自己的组织内创造这样一种气氛，那么职员将会变得更加有自我责任感，更有创造性，能更好地适应新的难题，有更好的根本性的合作。我们可能看到，一个人类关系的新领域正在形成，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个领域中如果存在某些态度性的条件，那么就会产生明确可辨的变化。 结 论 让我通过个人的陈述做一下总结。在尝试帮助那些遇到麻烦的、痛苦的、适应不良的人时，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试图和你们分享这些体会。我已经阐明了现在对我很有意义的假设——这种假设不仅仅适用于我与当事人的关系，而且适用于我与所有人的关系。我已经指出了支持这个假设的已有研究结果，当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现在我希望能用一句话陈述这个普遍假设的条件，以及可以确定的效果： 如果我能主动创造这样一种关系： 表达一种对我的真实体验的真诚与透明； 表达我对于他人的热情接纳以及他的独立个性的欣赏； 表达我如同他自己一样感知他的世界的一种敏锐能力； 那么，关系中的对方将会： 体验并理解他自身中先前被压抑的东西； 发现他自已变得更完整，更有效地发挥机能； 变得更像那个他希望成为的个人； 具有更好的自我导向，更为自信； 变得更具有个人特性，更加独特，更会自我表达； 更善解人意，更能接纳别人； 能够更自如轻松地处理生活的问题。 我相信，我现在谈论的这种关系，不论对于一个当事人，还是对于一群学生，公司的职员，一个家庭或者一群孩子，都是同样适用的。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普遍的假设，它为具有创造性、适应性、自主性的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振奋的可能性。
第三章 助益性关系的特点（选）
长时间以来，我就有一个强烈的信念——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一种偏见——即治疗关系只是一般人际关系的一个特例，而且所有的这样的关系都是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当我被邀请参加1958年在圣·路易斯召开的美国人事暨辅导联合会年会时，我选择这个作为发言的主题。 这篇论文明显地运用了客观和主观的二分法，而最近这些年来这种二分法已成为我的个人经验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我发现很难写出一篇完全主观或者完全客观的论文。在此我希望能将它们紧密连接起来，尽管我不能做到完全消除二者的时立。 我在心理治疗方面的兴趣引起了我对各种助益性关系的兴趣。我想用助益性关系这个术语表明，在这样一种关系中至少有一方有明确的意向，促进对方的成长、发展、成熟、机能改善和提高生活适应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另一方可能是一个个体或一个团体。换言之，助益性关系可以定义为：某个参与者意欲使另一方或者双方发生某种变化，使个体的潜力更多地得到欣赏，更多地得到表达，更好地发挥作用。 显然，这个定义覆盖了一个宽广的范围，包括所有通常用来促进成长的关系，比如母子关系、父子关系、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涵盖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虽然有些教师并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促进学生的成长。它几乎包括所有的咨询关系，不管我们谈及的是教育咨询、职业咨询还是个人咨询。在个人咨询这个领域内，它涵盖的范围也很宽泛，包括心理治疗师与前来就医的精神病患者之间的关系，咨询师与感到困惑的或神经质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还有咨询师与越来越多的所谓“正常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人来做咨询是为了改进自己的机能或者促进个人的成长。 这些大多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大量的个人与团体的互动之中的助益性关系。尽管其他的管理者没有这个想法，但有些管理者想让自己与职员之间形成一种促进成长的关系。团体治疗的领导者和他的团体之间的互动就属于此类。社区顾问对一个社区小组的关系亦是如此。业界咨询顾问与他的管理者小组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助益性的关系。也许我所开列的这个清单可以指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与他人加入其中的大量的人际关系，都是为了促进发展、成熟以及充分发挥机能的一类人际互动。 问题的提出 但是这种确实对人有所帮助、确实能促进个人成长的关系有什么特点呢？相反的，即使有一方十分真诚地想要促进对方的成长和发展，却可能实际上毫无帮助，那我们又如何去识别这类无效关系的特征呢？带着这些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请跟我一起审视我曾经走过的探索道路，以及我现在的观点。 研究提供的答案 我们自然会提问，对这些问题是否有什么实证的研究，可以给我们一个客观的答案。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为数不多，但是有关的一些研究却富于激励性和启发性。我不可能介绍所有这些研究，但是我希望对已有的研究能够作一个较为广泛的取样，并简短地陈述一些重要发现。我这样做，肯定会过于简化，而且我非常清楚，对我提及的研究我做不到完全公正；但是我想给读者传递研究的实质性进展的信息，以激发各位的好奇心，自己开始去考察这些研究。 关于态度 大多数研究发现，助人者的态度在助益性关系中作用重大，它可以使一种关系促进成长，也可以使一种关系阻抑成长。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些证据。 几年前由鲍德文等人在非尔斯研究所对亲子关系所作的细致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证据。在各种各样父母对孩子的态度中，“接纳-民主型”似乎最有助于促进成长。如果父母的态度是温和而又平等的，孩子在智力上就显出加速发展，智商提高、更有独创性、更有安全感和自控力，比起其他类型家庭的孩子，他们较少冲动性。尽管开始的时候发展似乎慢一些，但是等到上学的年龄，他们就会成为受欢迎的、友好的和非攻击型的小小领袖人物。 如果父母的态度是拒绝型的，儿童智力的发展显示出一种轻微的减速，运用已有能力相对较差，缺少独创性。他们情绪不稳定，逆反，攻击性强，爱吵架。有着其他态度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趋向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我相信，当提及儿童发展时，这些研究结果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他们或许应该应用于其他的人际关系。有些心理咨询师、医生、管理者，他们有着情感丰富、善于表达、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个性，能很好地共情理解，能够像这些父母一样，有能力促进他人的自我实现。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内另一项细致的研究。怀特洪和柏兹调查了在精神病房内与精神分裂症病人打交道的年轻医生取得成功的程度。为了这个特殊的研究，他们挑选了七位对病人有明显帮助的医生，还有七位其病人未显示出很大改善的医生。每一组已治疗了大约50个病人。为了找出A组（成功组）在哪些方面与B组有所差别，研究者仔细查看了所有得到的证据。他们发现了一些显著的不同。A组的医生倾向于根据各种行为对病人所含有的意义来看待精神分裂症，而不是把他看作是一段病例的记录或一种描述性的诊断。他们也趋向于把自己的治疗目标定位在病人的人格改变上，而不是诸如减少症状或治愈疾病这样的目标上。研究发现，具有帮助能力的医生在他们每日的交往中，主要利用了积极的个人参与——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较少使用各种被认为是“放任自流的”方式。他们也较少给予解释、指导或者建议，较少强调对病人的实际照顾。最根本的是，A组比B组更有可能跟病人建立一种充满信赖的关系。 尽管作者慎重地强调这些发现只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有关，但我有点异议。我猜想，在对几乎任何种类的助益性关系的研究中都会发现与此相似的事实。 另一个有趣的研究把焦点放在被帮助的人对这种助益性关系的看法上。海涅研究了分别到精神分析疗法、当事人中心疗法和阿德勒疗法三个学派的治疗师这里寻求心理帮助的个体。在这三种类型的治疗中，当事人都报告在他们身上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但是在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对治疗关系的理解。当被问到如何说明已发生变化时，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明显反映出治疗师取向的影响。但是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帮助的主要因素是一致的，这一点对我们的讨论特别有意义。他们指出，可以解释他们身上发生变化的态度因素有：对治疗师的信任；得到治疗师的理解；能够独立做出个人的选择和决定。他们认为治疗师最具助益性的做法是澄清并诚恳坦率地说出当事人朦胧而模糊的感受。 在治疗关系中，哪些因素是没有帮助作用的呢？无论对于哪种取向的治疗师，当事人的看法高度一致。治疗师的态度，例如缺乏对人的兴趣、表现出疏远或距离感以及表现出过度的同情，都被看作是无益的。关于治疗的方式方法，这些当事人认为，治疗师对他们的个人决策给予具体的建议，或者过分强调过去经历而不是眼前的问题，都是毫无益处的。他们还认为，治疗师温和适度的原则性指导意见，可以说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既没有明显的助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害处。 费德勒在一项被人反复引用的研究中发现，有着不同取向然而经验丰富的治疗专家都与他们的当事人形成了相类似的关系。形成这种助益性关系的因素却并非广为人知，而恰恰是这些因素将专家与非专家区别开来。这些因素主要是：能够理解当事人的意思和感受；敏于感受当事人的心态；不导致过多感情卷入的热情和兴趣。 奎因的研究揭示了在理解当事人的意义和感受时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研究显示，对当事人意思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渴望去理解他们的态度。奎因只是呈现了治疗师在晤谈中的话语录音，研究的评价者在做出判断时并不知道治疗师是在对什么做回应，也不知道当事人又是如何回应。但是这项研究却发现，仅仅根据这些片断的材料，就可以很好地判断治疗师的理解程度，就像聆听完整的对话记录一样准确。这似乎是一项明确的证据，表明渴望理解对方的态度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治疗因素。 至于治疗关系的情感特质，希曼发现心理治疗的成功与当事人和治疗师之间强烈而不断增强的彼此喜爱和尊重密切相关。 迪茨所作的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了这种关系是多么微妙。用一个生理学的指标——皮肤电反射——来测量当事人在焦虑、受到威胁或高度警觉时的反应，并让评判者对治疗师接纳和赞许当事人的程度做出等级判断，然后对生理指标和评分作相关分析。迪茨发现，治疗师的接纳态度哪怕只有轻微的降低，皮肤电反射增高的偏差就会显著增多。证据表明，当治疗关系被体验为较低的接纳时，有机体就会产生对抗威胁的反应，即使在生理的水平上，也明显可见。 虽然没有完全地尝试从各种各样的研究中统整这些发现结果，但是至少可以注意到几件令人注目的事情。其中一个事实是，真正重要的是治疗师的态度和情感，而不是他的理论取向。他的方法和技巧并不比他的态度更重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治疗师的态度和情感的看法对当事人影响重大，当事人的感受才是关键所在。 “人造的”关系 来看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你会觉得其中一些很是令人讨厌，但它们却与助益性关系的本质有联系。这些研究与我们可能想到的“人工”或“人造”的关系有一些关联。 范布兰克和格林斯潘等人的研究显示，可以在治疗关系中对言语行为进行操作性条件反射。简单地说，如果实验者在某类话语之后说“嗯”、“好”或者频频点头，那么，这类话语因为得到了强化会趋向于增多。这说明，使用强化程序可以使当事人更多地使用名词复数、充满敌意的言语、意见的陈述等等。而此人完全意识不到他正在以某种方式受到这些强化方法的影响。通过这样的选择性强化，我们可以使对方按照我们的设计使用某类语句或者做出某类陈述。 遵循斯金纳及其团队所开发的操作性条件制约的原理，林斯利的研究发现，我们可以在一个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个机器之间建立一种“助益性关系”。这个机器有点像自动售货机，能够对各种各样的行为做出奖赏。起初对病人按压杠杆的行为只提供一些简单的奖赏，像糖果、烟，或者在屏幕上展示一幅图画。但也可以设计成对多次按压杠杆的行为提供复杂的奖赏，比如为一只单独关在一个看得见的围栏里的饥饿的猫提供一杯牛奶。在这个例子中，病人得到的满足感是利他型的。还可以设计一种情境，让病人对隔壁房间里的另一个病人做出同样的社会性的或利他的行为，并对此进行奖赏。只要实验者的装置足够灵活，可以奖赏的行为就可能有很多种。 林斯里的研究报告说，有一些病人有显著的临床症状的改善。有一个病人已经摆脱了日益恶化的慢性病状态，而得到了到处走动的自由。有关这个病人的描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然，这个变化与病人和机器的互动有关。然后，实验者决定进行消退实验。用不那么专业的话来讲，就是不论病人按压杠杆多少次，都不会再出现任何奖赏。这时，病人又逐渐退化，变得不讲卫生，不愿与他人交流，因而他自由走动的特权不得不再次被取消。这件令人难过的事情似乎显示，即使是在与一台机器的关系中，信赖感也是很重要的，否则这个关系就不会具有助益性。 关于人工关系，还有另一项有趣的研究是由哈洛和他的同事用猴子进行的。在实验的一个阶段，将出生后不久就被从母猴那里抱走的幼猴与两个物体放在一起。其中一个可称之为“硬的母亲”，它是一个用金属网围成的倾斜的圆柱体，有一个橡皮奶嘴可供小猴子吸吮奶汁。另一个是“软的母亲”，同样是一个圆柱体，不过是由泡沫橡胶制成的，外面穿着毛茸茸的衣服。幼猴所有的食物都是从“硬的母亲”那儿得来的，但显然他还是越来越喜欢“软的母亲”。电影纪录片显示，他无疑与这个布的母亲“关系处得很好”，与它玩耍，喜欢依赖它，当附近有陌生的东西出现时，他就紧紧地依偎着它，在它那里寻找安全感；当他要到令人恐惧的世界冒险时，会把它作为安全的避风港。这项研究有许多有趣的和富有挑战性的含义。其中有一个看来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直接的食物奖励再多，也不能代替幼猴明显需要和渴望得到的某些知觉品质。 新近的两个研究 为了把内容宽泛的——或许是令人迷惑的——研究成果的回顾做一个总结，让我把最近的两项研究报告做一个简要讨论。第一个是由恩兹和佩吉进行的一个实验。为了治疗一些在州立医院至少住过两个月的顽固不化的长期住院治疗的酗酒者，他们尝试使用了三种不同的团体治疗方法。按照他们的假设来推测，最有效的方法是基于两因素（即刺激与反应——译者注）的学习理论的治疗；其次是当事人中心疗法；而精神分析取向的方法可能有效性最小。可是研究的结果显示，基于学习理论的治疗不但没有帮助，而且还有一些害处。比起那些没有治疗的控制组，结果更加糟糕。精神分析的方法有一些积极的收获。当事人中心的团体治疗则带来了最大的积极变化。一年到一年半以上的追踪数据进一步证实了住院治疗时的发现，当事人中心疗法的持续改善最显著，其次是精神分析，再其次是控制组，收益最少的是那些接受学习理论的方法治疗的人。 起初，我对这项研究感到有些困惑，研究者所热衷的治疗方式，竟会被结果证明最没有效果。在以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治疗方法的描述中，我发现了一些线索。本质上它由下列几个要点组成：（1）指出并标明确实不能令人满意的行为；（2）与当事人客观地探讨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3）通过再教育确立更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习惯。但是，正像他们所阐明的那样，在所有这些互动中，目标都是非个人性的。治疗师“尽量排除了自己的人格对于治疗过程的影响”。这个“治疗师强调在他的活动中隐去自己，例如，他必须有意避免使自己独特的人格特征给当事人留下任何深刻印象”。当我试图根据其他的研究结果来解释这些事实时，我看到这一点最有可能是这种治疗方法失败的原因。尽一切可能抑制作为个人的自我的作用，而且把另一个人也作为一个客体来对待，这样怎么可能形成一种助益性的人际关系呢？ 我要讨论的最后一项研究，是由郝尔凯兹刚刚完成的。她把我关于治疗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作为理论阐述的前提。她假设，当事人的建设性人格变化的程度与四个咨询者变量之间存在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关系：（1）咨询师显示出的对当事人共情理解的程度；（2）咨询师对当事人所显示的积极的情感态度（无条件积极关注）的程度；（3）咨询师的真诚度，他说的话和他的内在感受相一致的程度；（4）在情感表达上，咨询师的回应与当事人的表达相一致的程度。 为了证实这些假设，郝尔凯兹首先按照多重客观标准选择了十个最成功的案例和十个最不成功的案例。然后，她从每个案例中分别拿出了一个初期和后期的晤谈记录。从每次晤谈中随机抽取9个当事人与咨询师的互动单元，互动单元是指当事人的一句陈述和咨询师的回应，这样她在每一个案例中获得了9个初期记录和9个后期记录。这些上百个的记录单元都是随机排列的，每一个不成功的案例的初期记录后面可能有一个成功案例的后期记录。 让三位评定者在四个不同的时间段里听这些材料，他们不了解案例或它们的成功程度，也不知道每个单元的出处。他们把每个单元分成七个评价等级，首先是关于共情的程度，其次是咨询师对当事人的积极态度，第三是咨询师的真诚一致，第四是咨询师的回应与当事人情感表达的一致性程度。 我想我们所有了解这项研究的人都把此举看作是大胆的冒险。仅仅听取这些互动单元的评分者们，对我所提及的这些微妙的特性，有可能做出可靠的等级评定吗？即使能够得到恰当的可靠性，每个案例中咨询师与当事人的转换——每个案例中出现的成百上千次这种转换的细小取样——可能与治疗结果存在任何关系吗？这个可能性太渺茫了。 结果是令人吃惊的。研究显示，评分者之间有可能达到很高的一致性，最后一个变量除外，大多数评定者之间的相关都在0.80～0.90之间。这个研究发现，高度的共情理解与更成功的案例的相关在0.00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同样，高度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在0.001的水平上与更成功的案例有相关。甚至连治疗师的真诚透明的等级——他的话和他的感受相一致的程度——也和成功的案例结果有相关，并且达到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只是在情感表达的强度上，对一致性的研究结果不是很明确。 这些变量与后期的晤谈单元的相关，并不比与初期晤谈单元的相关更显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这意味着在整个晤谈过程中，治疗师的态度是相当稳定的。如果他是高度的共情，那么从头到尾他都会这样。如果他缺乏真诚，那么在初期和后来的晤谈中他也都是这样。 和任何研究一样，这项研究也有它的局限。它牵涉到某一类助益性关系和心理治疗。它的研究中只有四个变量被认为效果是显著的。也许还有其他更多的变量。然而，在对助益性关系的研究方面，它体现了一个重大的进展。让我以最简单的方式试着说明这个发现的结果。它似乎指明，治疗师和当事人互动的质量，能够以他行为的一个非常小的样本为基础而做出令人满意的评定。这也意味着，如果治疗师是内外和谐或者真诚透明的，那么，他说的话与他的感受是一致的，而不是互相矛盾的；假若治疗师无条件地欣赏当事人，并且在当事人看来，治疗师理解了当事人的基本感受—一那么这就极有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助益性关系。 若干评论 以上对于这些研究的讨论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助益性关系的本质。他们从不同的理论背景研究了这个问题的不同侧面。他们运用了不同的方法，但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然而助益性关系的特征不同于非助益性关系，这一点却是很清楚的。这些区分性的特征一方面主要涉及帮助者的态度，另一方面涉及“被帮助者”对关系的感受。迄今为止所做的研究，对于什么是助益性关系，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仍然没有给我们提供最终的答案。 如何创造一种助益性的关系？ 我想我们这些在人际关系领域工作的人，都关心如何使用这些研究的结果。我们不能用一种机械的方式毫无创造性地追随这样的研究结果，否则我们毁坏了的恰恰是这些研究所具有的人性的价值。在我看来，我们必须使用这些研究，参照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检验它们，并且形成新的、更深层的个人假设，并在我们自己今后的人际关系中去使用和检验它们。 所以，与其告诉你们应该如何使用我呈现的这些研究结果，我更乐意与大家分享我从这些研究以及我自己的临床经验中所想到的问题，以及在我与学生、职员、家庭或来访者的助益性关系中指导我行动的一些不确定的、尝试性的假设。下面让我列举我的这些问题以及若干想法。 （1）在某种深层意义上说，我能否以某种方式成为在他人看来是诚实可靠、可以信任、始终如一的一个人？研究结果和我个人的经验都表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而我深信多年来我已经发现回答这个问题的更深刻和更优异的方式。过去我曾经考虑自己是否具备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外在条件，比如守约、尊重晤谈的保密性等等，而且在晤谈中只要我的行为始终如一，那么这个条件将会得到满足。但是实际的治疗经验最终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举例来说，如果事实上我对当事人心生厌倦，或者满腹怀疑，或者正体会到其他一些非接纳性的感受，而我又表现得似乎是始终如一地接纳他，那么最终必然会被当事人看作是个心口不一、难以信赖的人。我已经认识到，要做到值得信赖，这并非要求我应该是严格地前后一致，而是必须做到可靠地真实。我一直用“透明”这个术语来描述我所希望的做人方式。我的意思是，不管我正在体验的情感或态度是什么，我的意识态度都应和它相匹配。如果真正做到了这一条，那么在那一时刻我就是一个统一、完整的人，而且我可以深刻地实现真正的自我。我发现，这样一种现实会被别人体验为值得信任的。 （2）这里有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当事人，我是否能够将我的真实存在的信息清晰无误地传达给他人？我认为，我在形成助益性关系上的大多数的失败，都可以归咎于我对上述两个问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当我感到厌烦而我自己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传达给对方的内容就会包含相互矛盾的信息。我的话传达了一种信息，但同时我又用一些微妙的方式传达了我的厌烦，这就会使对方感到疑惑，并使他对我无法信任，尽管他也没有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困境。作为一名家长、一个治疗师、一名教师或者一个管理者，如果因为防御自己的真实情感而不能真正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我就会经常陷入这种失败的困境。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建立助益性关系的人，最基本的知识是：真诚透明是安全的。在一个特定的关系中，如果我大致做到了真诚透明，在关系中重要的真实情感对双方都没有任何隐藏，那我几乎可以断言，双方就会建成一种助益性的关系。 换一种大家可能觉得奇怪的说法，那就是：如果我能够与我自己形成助益性关系，使我能够敏锐地觉察并接纳我自己的情感，那么我就十分可能与他人形成助益性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接纳真实的自我，并能够透明地向别人表现这样的自我，是我所知道的世上最难的任务，而且是我永远不能全部完成的任务。但是，意识到这的确是我的任务，我就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因为它使我能在纠缠不清的人际关系中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使我能重新把关系拉回建设性的轨道。它的启示意义在于：如果我想要促进与我相关的他人的成长，我自己必须不断成长；成长的确常常会令人感到痛苦，但也令人变得更丰富更充实。 （3）第三个问题：我是否能够体验一种对他人的积极态度，如热情、关怀、喜欢、欣赏、尊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发现，在我自己内心，而且常常感到他人的内心，都有对于这类积极态度的恐惧心理。我们常常担心，如果让自己自由地去体验对另一个人的积极情感，我们也许会陷入他人的圈套。这类情感可能会对我们提出很高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因为信任他人而大失所望，这些后果会使我们心存恐惧。所以，我们倾向于跟他人保持距离——逃避于一种事不关己的疏离感，一种“职业化”的态度，一种非个人性的关系。 我强烈地感到，每个领域都得到了职业化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职业化有助于人们保持这样一种距离。在临床领域中，我们建立复杂而详尽的诊断程序，把当事人当作客体来对待。在教育和管理等领域，我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评估程序，这样一来，同样把当事人当作客体。我认为，运用这些方式，能够使我们避免人与人的关系所要求的真切关心的体验。所以，在人际关系中，至少在某个阶段或时间，假如我们能够学会不带防御面具地关心他人，积极投入情感而感到安全地与他人真正建立当事人化的联系，那的确是一种真正了不起的成就。 （4）我从自身经历认识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作为个人，我是否能做到足够坚强而可以独立于他人？我能否持之以恒地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和需要？如果有必要，我是否能够主动认同并且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清楚地区分我的情感与他人的情感？我是否能够做到足够独立自主，因而不会因为他人的抑郁而气馁，不会因为他人的恐惧而害怕，也不会因为他人对我的依赖而感觉会有灭顶之灾？我的内在自我是否足够坚强，从而不会被他人的愤怒所摧毁，不会被他人的依赖所控制，亦不会被他人的爱恋所束缚，而能自觉体验个人独立于他人存在，具有属于自己的情感和权利？只有我能够自由自觉地感受个人独立自主的力量之时，我才会发现自己有能力更深刻地理解和接纳他人，因为这时我已经不再担心会失去自我。 （5）与此密切相关的下一个问题：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我是否足够安全，从而允许他人独立于我而存在？我是否能允许他人成为他的真正自我？无论他诚实或奸诈，幼稚或成熟，悲观绝望或傲慢自大，我都能够给他生存的自由吗？也许，我觉得他应该听从我的建议，保持对我的依赖状态，或照我的样子塑造他自己？在这里我不由地想到了法尔森的一个有趣的小型研究。他发现，自我调节较差、不太胜任的咨询师往往会诱导当事人与他保持一致，而他的当事人也倾向于模仿他的样子来行事。作为明显的对照，自我调节较好而能力优异的咨询师能够耐心地与当事人通过多次晤谈进行互动，而不去干涉当事人发展独立自主的人格的自由。作为一名家长、管理者或咨询师，我个人乐意加入后者的行列。 （6）我还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能够让自己完全进入他人的情感和个人意义的世界，而且做到设身处地、见其所见？我是否能够完全进入他人的私人世界，而丝毫都不想进行评价和判断？我是否能够做到十分敏感，在他的世界里行动自如，而不会践踏在他看来非常珍贵的意义？我是否能够准确地意识并捕捉他的经验的意义，不仅是当事人已经明白意识到的，还有那些隐含不显、朦胧隐晦甚至以为是混乱无序的经验的意义？我是否能够无限制地扩展我的理解的范围？现在我想起一个个人的话：“只要我发现有人只是理解了我的一部分，我就确切地知道，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限度，他们再也不会进一步理解我了……为了求得别人的理解，我已经找得太苦了。” 我自己的发现是，在当事人治疗中获得这样一种理解，并把它传达给当事人，比起一个班的学生或工作中的同事，要容易一些。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要“纠正”学生的“毛病”，或者指出工作人员想法的错误。但是当我在这类情景中努力理解他人时，我发现双方都会获益。在治疗中，我常常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共情理解——捕捉其含混的个人意义的努力，一点也不高明甚至笨拙的尝试——也会对当事人有所帮助。当然，毫无疑问，如果我能够清晰地阐发当事人经验中模糊不清的意义，那我对当事人的帮助会更加明显。 （7）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否能接纳他人呈现给我的方方面面？我是否能够真切感受他的自我？我是否能够传达这种真切感受的态度？也许，我只能有条件地感受他，接纳他的情感的一部分，而暗中或者公开地拒绝他情感的另一部分？经验已经告诉我，如果我的态度是有条件的，凡是我不能充分接受的经验领域，他就不能有所变化和成长。此时——往往是事后反思，有时已经事过境迁——我努力想要弄明白，我为什么不能在各个方面接纳他。我通常会发现，原因在于我自己被他的某些情感吓倒了，因为某些威胁而感到恐惧。如果我要更好地帮助别人，那我自己就必须不断成长，必须学会在这些经验领域中接纳自己。 （8）下一个问题会引出一个非常实际的论题：在关系中我是否能够足够敏感，从而使对方不会把我的行为当成一种威胁？在研究心理治疗所伴随的生理表现时，我们正在开始进行的工作显示，在生理层面上个体是多么容易受到威胁，这也证实了迪茨的研究。当治疗师用一些仅比当事人的情感稍微强硬一些的语词做回应时，当事人的皮肤导电性就呈现一种明显的下降；而对一些短语诸如“啊，你看上去确实不高兴”，指针几乎会滑到测量纸的边缘。我想要尽量避免哪怕是一丁点的威胁，并非是因为当事人过于敏感，而是基于我的经验中形成的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我能完全使他免于外部的威胁，那么他就能够开始体验并处理他自己具有威胁性的内心情感和冲突。 （9）上述问题的一个含义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是否能够使他完全避免外在评价的威胁？几乎在我们生活的每一种状态中——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工作中——我们都发现自己处于外在评判的奖励或惩罚的压力之中。“那样很好”，“那是不妥当的”，“那个可以得到满分”，“那是一个全盘的失败”，“那是一次成功的咨询”，“那是一次差劲的咨询”，等等。这种外部评判一直伴随我们从幼年走向老年，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我认为，对于学校、专门行业之类的机构和组织来说，这种评判具有某些社会作用。像每个当事人一样，我发现自己就经常做出这种评价。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外部评判无法促进个人的成长，因此我认为它们不是助益性关系的要素。令人惊奇的是，从长远观点来看，一个积极的评价与一个消极的评价一样，都具有威胁性。你告诉一个人他是好样的，同时也就暗示着你也有权利评判他是糟糕的。所以，我现在已经明确认识到，如果我能使人际关系尽量远离判断和评价，我就越能使对方达到一种境界，即了解到评价的焦点和责任的核心都在于他自己。归根结底，他的经验的意义和价值最终要由他自己来负起责任，无论多少外在的评价都不能改变这一点。所以我愿意致力于发展一种非评价的关系；我不评价对方，即使在我自己的情感中，我也不作评价。我相信，这样可以使他获得自由，去成为一个自我负责的人。 （10）最后一个问题：我能够真正与一个他人平等对话吗？——他正处在成为一个人的过程中，而我也可能会束缚于他的过去或我的过去；正在“对话”的究竟是哪两个人？假如在我与他的对话中，我把他当作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个无知的学生、一个具有神经质人格的人或一个精神变态者来对待，那么在两人的关系中，我的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会限制他成为可能的那个人。耶路撒冷大学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有一句格言：“肯定别人！”这句话在我看来特别意味深长。他说：“肯定意味着……接纳另一个人的全部人格……确认他，理解他，尊重他……促其变化……我在内心确认他，那么在他内心，关于这种人格……现在就能得到完善，能够发展。”如果我把另一个人当作固定不变的，已经被诊断和分类的、已经被他的过去塑造成型的客体来接受，那我就是在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种狭隘的假设。如果我把他作为一个当事人形成的过程来接受，那么我正在做我能做的来确认他，或者说使他的潜能得以实现。 正是在这点上，我看到沃尔普兰克、林斯利以及斯金纳等人关于操作性制约作用的研究工作，可以与马丁·布伯这个哲学家或神秘主义者走到一起。至少在原理上他们可以相互照应。假如我只把人际关系看作是一种机会，利用它来强化对方对于某类话语或观念的认同，那我就会倾向于把他确认为一个客体——一个从根本上说是可操控的、机械的对象。而如果我认为这就是他的潜能，那他的行为表现就会倾向于支持这种假设。另一方面，如果我把人际关系看作一个机会，是为了“强化”他的全部存在，即他作为个人所具有的存在的一切可能性，那么他的行为就会倾向于支持这种假设。所以，这样我就是——用布伯的术语来说——在确认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确认他有能力创造自己内心的完善。从个人的角度，我更喜欢这第二个假设。 结 论 在这篇论文前面的部分，我回顾了有关研究所提供的关于人际关系的知识。我把这些知识记在心里，然后提出了一些从内在、主观的观点所看到的问题，这是我作为一个处于人际关系中的个人自然产生的问题。如果我能够，在我内心深处，对我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相信，我所涉入的任何关系都将是助益性的关系，都会促进成长。但是对大多数问题，我不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我只能朝着肯定的方向努力探求答案。 我心中有一个强烈的疑问：最理想的助益性关系只能由心理成熟的人来创造吗？换个方式说，我是否能够创造一种促进他人独立成长的关系，取决于我自己的个人成长的程度。这个想法或许令人感到不安，但也使人充满希望，并且富有挑战性。它表明，如果我对创造助益性的人际关系感兴趣，我的面前就是一份充满魅力的终生职业，它会不断扩展我的成长空间，并永远激发我的成长潜能。 我自己还有一点忐忑不安，就是担心我在这篇论文中为自己设定和力图解决的问题，与诸位的兴趣和工作或许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感到十分遗憾。但是，我们所有致力于人际关系领域并努力理解那个领域的基本规律的人，都在从事着最为紧要的事业，至少这个事实让我感到欣慰。作为管理者、教师、教育顾问、职业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如果我们深思熟虑地努力理解我们的任务，那么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将会决定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因为我们的未来不是依靠物理科学。它依靠我们这些努力理解并与人类互动打交道的人——努力创造助益性关系的人。所以，当诸位以自己的方式在你们所处的人际关系中为促进人的成长努力工作时，我希望，我提出的问题对各位增长理解力和洞察力，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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