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 著  张军 摘编

智  慧

如果我们依照古典术语的用法，哲学是对于智慧的爱，而形而上学是对于存在之普遍特性的认识。按照形而上学的这个意义讲来，不完全的状况和动荡的状况乃是一种特性，它必须赋予和已经完成了的和固定的东西同等的地位。爱智是关于寻求它对于生活行为的含义，专门致力于寻求善果。在认识方面，问题主要是在生活的各种情境中彼此之间的比例、衡量的问题。在实践方面，它是关于如何利用在不完全的和已完成的、动荡的和稳定的东西二者中的每一个东西，如何使每一个东西得到最好的利用的问题。人是天生具有哲学精神的，而不是倾向于形而上学的，或者说，不是具有冷静的科学头脑以从事于观察和描述的。至于明智，如果不谈被尊称为智慧的东西的话，人类之所以天然赞赏知识，只是因为知识在我们追求善果和避免恶果时它对于成功和失败都有影响的缘故。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机体结构的事实，而把它奉为一个理想的真理，这没有什么好处，把理智视为对纯真理本身或纯事实本身的一种内在的关系，这同样也没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方法鼓励武断，而第二个方法是表达一种神话。为知识而爱知识是道德上的一种理想，它是正确地理解善果和有效地追求善果的智慧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针对结果而言，智慧依赖于对条件和手段的熟悉，而且假使这种熟悉是不适当的和不正确的话，那么智慧就会变成自欺的一种——经过了升华的愚昧了。

在智慧这一方面，由于人类乃是从事物对人类行为的联系中去注意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的，因此，思想家们关心于如何减少生活中的不稳定状况，提倡中庸、节制和经济，而当遭遇到最坏的事情时就提出安慰和补偿的方法。他们考虑如何使好的事物更稳定一些，坏的事物更不稳定一些；他们留意如何可以把变易在它们所达到的后果中变成有用的事情。这个不畅通的不完善的和模糊地充满了可能性的世界中的种种事实给予追求绝对体和最后体的行动以尖锐的讽刺。于是当哲学家们在思考中偶然见到一个在品质上稳定良好，所以也值得永久继续被选的事物时，他们便裹足不前，并从这个选择所要求的努力奋斗中退回去，就是说：不去努力使这个事物当它被思及时，它在品质上所具有的那种稳定性在被观察到的存在中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具有。因此，它就变成了一个避难所，一个适宜于从事玄想的养老院，或者变成了一个理论阐发的主题，而不是激励和指导行为的一个理想。

人类之所以热爱智慧而建立哲学乃是由于在存在中这种稳定的和动荡的东西、固定的和无法预测地新奇的东西、确定的和不定的东西的这个复杂混合的状态所致。

（以上选自杜威的《存在是动荡的和稳定的》）

从既往经验发出的提示参照着现在的需要和缺乏等事实而发展起来，成熟起来，可以用作特殊改造的目标和手段，并可以用这个调整功夫的成败来检验，也就够了。对于以建设形式备充新目的的这种经验的提示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智慧”。

智慧并不是一旦得到就可以永久保用的东西。它常常处于形成的进程中，要保存它就要随时戒备着，观察它的结果，而且要存着虚心学习的意志和从新调整的勇气。

（以上选自杜威的《关于经验和理性的已变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这些在指导之下的操作称为智慧。运用了智慧一词，我们就可以说：任何自命为知识对象的对象是否有价值，这要看我们运用智慧去达到这个对象的情况如何。当我们这样说时，我们要记住：智慧即指我们实际用以改变环境的操作而言（其中也包括有运用直接的和符号化的观念所进行的一切指导）。

任何认识上的结论的价值都依赖于达到此结论时所运用的方法，因而方法之改进、智慧之完善，乃成为具有最高价值的事情了。如果当一位科学研究者谈论到他的工作时（当他按照他的习惯用传统的概念来谈论时），我们是根据他所做的而不是根据他所说的去判断他的工作，我想我们就会不难接受这样一个见解：科学研究者是根据达到事物的方法来决定当前所呈现的事物是否具有认识上的意义的。

在操作中的智慧（即方法）已成为最值得我们去争取的东西了。

因此，如果我们说新的科学发展把理性调换为智慧，这不仅是一种文字上的变换。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理性”一词在古典的哲学传统中是具有专门意义的，即希腊人的所谓“理”和经院学派的所谓“理智”。按照这种专门的意义讲来，“理性”一词既指超经验的、内在不变的自然秩序，也指掌握这个普遍秩序的心灵器官而言。从这两方面讲来，相对于变迁的事物而言，理性就是最后固定的标准，就是物理现象所必须服从的法则、人类行为所应该服从的模式。因为按照这个字眼的传统意义讲来，标志着理性的特征是必然性、普遍性，它优越于变化，统治着变化的发生和对变化的理解。

在另一方面，智慧是和“判断”联系着的；那就是说，智慧有关于我们选择和安排达到后果的手段和有关于我们对于目的的抉择。一个人之所以是有智慧的，并不是因为他有理性，可以掌握一些关于固定原理的根本而不可证明的真理并根据这些真理演绎出它们所控制的特殊事物，而是因为他能够估计情境的可能性并能根据这种估计来采取行动。从这个名词的广义讲来，智慧是实际的，而理性是理论的。每当智慧活动着的时候，我们总是根据某些事物能够成为提示其他事物的记号的情况来判断这些事物的。如果科学的知识使我们能够比较正确地估计事物作为记号的价值，那么我们宁愿以在实际判断中的所获得的结果去易换在理论确定性方面所受到的损失。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把判断一些事情当作是预示另一些事情的征兆，我们便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准备着我们所预期的事情的到来。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先下手预行促使某一事情的发生；即当我们宁愿某一事情发生而不愿另一事情发生时，我们便可以有意地安排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我们根据我们最好的知识认识到与我们所追求的结果相联系着的。

虽然我们已经丧失了在理论上具有确切知识和从事确切预测的可能性，但是发生于自然以内的认知活动却有可能帮助我们去指导变化，因而这就使我们得到补偿而有余了。这个结论使得智慧在自然以内有了立足之点，而且在自然以内发生着它的作用，而这是“理性”所没有的。凡行动于自然之外而仅是自然的旁观者从定义上讲来，根本就不是自然变化的参与者。所以，在指导这些变化中他是没有份的。随着也可能发生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外在附着于认知的而不是认知中所固有的一个因素。它既然是一个机械的附加物，这种行动便低于认知了。而且行动一定是机械地产生于知识的，否则，就必有一种“意志”活动插入其中以产生行动。无论如何，这种行动既是外在的，它对于智慧或知识是无所助益的。它只能在慎重地操纵条件时增进个人的机警性。

现在我们明白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于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于是知与行的这种区别便消逝了。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和必要来建立一种理论把知行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使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在自然中运用智慧。智慧是自然本身不断交互作用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交互作用总是在进行着的并且产生着变化。离开了智慧，这些变化就是不在指导之下的。这些变化只是效应而不是后果，因为产生后果意味着我们要审慎地运用手段。当有一种交互作用干预进来，指导着变化的进程时自然交互作用的情景便具有了一种新的性质和度。这种附加的交互作用就是智慧。人的智慧活动并不是什么外在地附加在自然之上的东西；它就是自然，这时自然为了更丰富地产生事件而实现着它自己的潜能。在自然以外的理性意味着固定和限制，而在自然以内的智慧则意味着解放和扩展。

生争执了。经常发生争执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可能发展一种方法足以应付这些问题。物理知识的结论的确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从事知识的榜样。但是这种说法之所以是真实的，这只是因为这些物理知识的结论发展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而不是因为它们的物理题材更为真实一些。一切经验材料都同样是真实的；这就是说，都是存在的；每一种材料都有权要求根据它自己特殊的特点和它自己特有的问题来加以处理。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每一类型的题材都有权按照它所提出的问题和解答这些问题时所必须进行的操作来具有它自己所特有的范畴。

由于我们认识了智慧乃是在这个世界之内发生作用的一种方法，我们便确定了物理知识与他种认知的关系。没有一种探究能独占知识这个光荣的称号。工程师、艺术家、历史家以及事业家，当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能够解决他们所研究的题材中所发生的问题时，便获得了知识。建筑在实验性探究这种模型上的哲学便排除了一切笼统的怀疑论，因而它也消除了科学观念的一切可厌的垄断权。凭着它们的产物，我们就可以认知它们。

（以上选自杜威的《智慧的自然化》）

控制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我们能够通过各种变化间明确的或已经测量到的互相关系把这些变化互相联系起来，以其中之一作为其他变化的记号或证据，它本身并不提供直接的控制。晴雨表上指针所示的数字是有雨将临的记号，但这却不能使我们阻止下雨，但是这能使我们改变我们和下雨的关系：耕耘园地、带伞出门、指示海上的航道等等。这个示数使我们能采取一些准备行动，以减少价值的不安全性。纵然这还不能使我们管制将要发生的事情，但它总可以使我们注意到某些方面，有助于稳定我们的目的和结果。在另一些情况之下，如在艺术本身方面，我们不仅改变我们自己的态度为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好准备，而且我们还能够改变所发生的事情本身。这样利用一种变化或可感知的发生事故，作为其他变化的记号和作为使我们自己作好准备的手段的情况并不是在近代科学发展以后才有的。有人类本身，就有这种情况，它是一切智慧的核心。

（以上选自杜威的《观念在工作中》）

智慧与知识

在知识和理解之间也经常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对立状态，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存在着这种对立状态。有一派人坚持主张必须把获取学识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在掌握实际教材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智慧的作用。另一派人则认为，发展思维能力才是主要的事情，只有专家和研究生才把掌握知识本身作为最好的目的。其实，我们真正急需的是在获得学识或技能的同时，也得到了思维的锻炼。知识与智慧的区分，是多年来存在的老问题，然而还需要不断地重新提出来。知识仅仅是已经获得并储存起来的学问；而智慧则是运用学问去指导改善生活的各种能力。知识，如果只是作为单纯的知识，它不包括特殊的理智能力的训练；而智慧则是理智训练的最好的成果。在学校中，当注意积累知识时，却时常疏忽了发展智慧的观念或良好的判断力。学校的目标似乎经常是让学生成为所谓的“无用知识的百科全书”。他们认为让学生掌握“无所不包的原理”，才是当务之急，而培养心智乃是低劣的次等的事。当然，思维不能在真空中进行；暗示和推论只能在头脑里发生，而头脑里必须具有知识，把知识作为暗示和推论的材料。

但是，把获得知识本身当作是目的，或者把获得知识当作思维训练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两者是全然不同的。假使认为积累起来的知识即使不应用于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后也可以由思维来随意地自由运用，这是十分错误的。通过智慧获得的技能，才是可由智慧随意支配的技能，另外，只有在思维过程中获得的知识，而不是偶然得到的知识，才能具有逻辑的使用价值。有些人，几乎没有什么书本知识，他们的知识是同在特殊情况下的需要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时常能够有效地运用他们所具有的那些知识；而一些博学多识的人，却时常陷入在大堆知识中而不能自拔，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是靠记忆得来的，而不是靠思维的作用得来的。 

（以上选自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第四章《学校情境与思维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