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问题与哲学的现状（选）（1946）

（美）杜威 著  张军 选编

以从事于哲学的教学和写作者为会员的一个组织（美国哲学会）的一个委员会近来刊出一本报告书。该哲学会被邀请“担任检讨哲学的现状并研究其在战后世界中可能担负的任务。”这个邀请来自一个非专业的团体——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为其所资助。这个事实即可证明上述主题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一般民众所关心的问题。这个暗示在关于交给该委员会的任务的明文规定中已表达出来了。该委员会被邀请去研究“哲学在社会的一个自由的和思惟的生活的发展上之功用。”它又被邀请去探讨“哲学在自由教育中的功用。”该报告书的名称是“哲学在美国教育中”。

这个书名表示该委员会曾局限其研究工作于交给它的两种任务中的更狭小的一种。除掉少数几处例外。该报告书的全文给人以这种印象。报告书的序言在提出“我们试图做什么，我们试想我们走向哪里去?”等问题以后，接着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无由权威承认的并可由适当代言人予以宣扬的一套学说叫做‘哲学’。我们有各色各样的哲学和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正是在交给我们讨论的那些论点上，有不同的哲学意见。】”该委员会在这种坦白的承认上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在哲学家圈子外面的人看起来，我相信我方括号的那句话比较全部报告书中所说的其余的话都更能显示哲学的现状和任务。

这是一句很强调的话。说这句很强调的话的理由是：使委员会不能研究交给它的两种任务中的更重要的一种的内部分歧，是使民众分歧的纷乱和冲突的在理智形式上的反映。我们在谴责哲学家们未能获致共同意见以前，应回忆：在世界的现状中，他们的获致共同意见将积极证明哲学是如此专门的，以致与实际生活的问题和论点完全脱节。

所以我建议从人生关系上去讨论哲学的现状。在专业哲学家的圈子里，在学术机关的哲学的教学中，构成种种思想体系和主义的结论上的那些差异自有其地位。但在民众看起来，这些差异比较哲学家们正试图做什么并能够做什么等问题，是更不重要的。民众的兴趣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例如哲学的特殊目标和职务是什么？哲学和构成今日人的问题的那些事务和论点是怎样联系着的？

一

在讨论的开始，可指出一个事实：目前确有一种哲学自称有“由权威承认的一套学说”并有“适当的可信任的代言人”去宣扬其内容。在报告书中，这派哲学的代表没有占得地位的这一事实即表明在目前生活中有很深的裂痕。因为那种哲学是自称有神圣的起源、支持和指导的一种制度之哲学。它的学说是被认为有权威的，因为它渊源于超自然的启示。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明白提出一个观点。依照这个观点，哲学的学说应以脱离超自然的启示而独立的根据陈述之，并且它们不需要任何特殊制度，作为其机关。超自然的和神学的哲学是在中世纪形成的。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是在脱离或反抗那些支配旧哲学的陈述的种种态度和兴趣的方式中形成的。

在大体上说，在哲学内部的这个分歧代表着现在生活中新旧因素间的分裂，代表超自然的和所谓世俗的二者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所表现的种种状况，于一个多世代以前，曾导致马修•安诺德说那时代的人正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不过在陈述哲学的现状时必须注意到：关于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在神学的哲学和有些世俗的哲学之间，基本上没有相同的意见。但是在报告书中被代表着的各种哲学的学说，主要地、虽然不是绝对地坚持这种意见：哲学的首要目标主要地被认为在于获得关于存在或“实在”的知识，这种知识比较“个别的”科学所用的工具和方法得来的知识是更广泛、更基本、更终极的。依照这种见解，科学（除掉其中的数学）是研究现世的、变化的、偶然的事物；而哲学的目标则在获得关于永恒的、内在的、必然的事物之知识，这种知识是如此首要的和如此终极的，只有它能给予更低形式的认识对于真理所作出的要求以可靠的支持。

在这里的重要之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深沉的分裂之事实。由“近代的”对旧实践和旧学说的脱离和反抗所引起的生活上的分裂是如此广泛的，以致没有事物不受其影响。在政治上，它表现在一切国家内导致政教分离的种种运动之中。工商业的发展使变动性代替了为过去一度风行的习俗所控制的比较静止的状况。工商业的发展引进了种种兴趣和享乐，去和中世纪宗教控制时期所认为至高无上的那些兴趣和享乐进行竞争。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知识，新研究方法的兴起，猛烈地摇撼了神学的哲学所赞同的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基础。在神学和科学、人间和天堂、世俗兴趣和永恒兴趣之间的分裂曾引起种种特殊的区分，这些区分在“二元论”的形式之下，决定了所谓“近代的”哲学的主要问题。

不过，关于这些近代的哲学的最可惊异的事实是：在一方面它们表现曾深受中世纪后的政治上、工业上和科学上种种运动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陈旧的、古典的见解，仍认为哲学的主要职务在追求比科学所揭露的事实更基本的和更终极的一种实在。其结果发生关于认识器官的种种争论，而形成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哲学上的种种主义。因为有些哲学家认为哲学的目标和职务在于研究那在种种构成科学的正确认识的题材的背后的和更高的实在，所以“知识的可能性”，在认识活动发生前所建立的认识条件等，便成为哲学的主要“问题”。实际知识越增加，互相冲突的种种哲学越忙于供给“知识的基础”，而并不利用已知的东西去指导哲学，以发现和完成自己的任务。哲学在最初因以获得其名称的追求智慧的工作，逐渐退居幕后。因为智慧与知识不同；智慧是应用已知的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务之能力。哲学现在所处的困境之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其与人生无关的任务。

目前有些实际问题对于人生的关系是如此深切的，以致成为道德的论点。这些问题在范围上扩大了，在强度上加深了。它们在实际上涵盖着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涵盖着家庭的、工业的、政治的生活。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哲学多半使这些问题退居于比较所谓知识问题更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同时，实际知识和发明上与技术上的科学的应用又增进得如此迅速，以致所谓知识的基础和可能性的问题变为遥远的专业性的事务。忽略迫切的论点和过分重视对人生事务无关系的论点的结果是：哲学逐渐为一般民众所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过来又成为规定哲学在世界中的任务的一个决定因素。

如果哲学不管科学和重要人生事务上的变化情况，继续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问题而忽略条件的后果这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哲学能做什么呢？其实，哲学应有系统地研究科学的结果，应研究哲学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应研究科学方法为什么只能通过那些不容许科学研究应用于其上的社会制度去影响生活情况，应研究若容许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制度的研究之上，科学的效果可能是什么。这种研究才可能希望在社会中的自由的、经过考验的、有事实基础的种种态度的培养上，起着某种作用，完成某种任务。

二

在目前情况下，科学方法有效地决定大众生活的具体的经济状况。但科学方法并未被利用去自由地和有系统地决定实际状况所服务的道德的、人道的目标，决定目标和价值的实况。于是把更重要的事物让给习惯、成见、阶级利益和体现在制度中的传统等去决定，其结果则多半为那些掌握和运用更高权力者所规定。在这些情况之下，哲学中一个新近的运动值得特别注意。这个运动保存哲学职务在追求实在的看法，认为追求的线索是主要地依靠数学或类似的数学符号，但完全拒绝哲学的追求智慧的那一方面的任务。它从近代哲学的忽视政治的和道德的题旨，一变而为有系统否认研究这些题旨的可能性。它认为最重要的人生实际事务是价值和估价作用的事务，所以它们在本质上不可能受理智的裁判；不可能用理性的根据予以辩明或谴责。这个运动在最强调的形式下保存古希腊的概念，根据这个概念，“理论，在本质上是高于实际事务的任何形式的，与实在的永恒性相反，实际事务是变动起伏的事务。但是这个运动比较古典学说更进一步。古典学说认为实际事务是更低级的知识之材料。现在的运动则认为那些牵涉到“内在的”价值或“目标本身”的道德事务是完全在任何知识的范围之外的。

现代思潮的这个学派的一个卓越的哲学家曾说过：“人们的行动，在无数重要方面，依赖于其关于世界和人生，关于善和恶的理论”但他也说，人们关于“什么是善恶”的看法是完全地单纯的好恶之事务。好恶是如此完全地私有的和个人的，或用哲学的词语来说，是如此“主观的”，以致不可能用“客观的”根据予以判断。因为好恶存在于不能接近的私密性中，好恶不能为知识所改变。“外在的”或“工具的”价值，可由理性予以估价。因为它们仅是工具，不是真正的目标。作为工具，它们的效能可为那些经得起科学检查的方法所决定。但其所服务的“目标”（真正的目标）仅是团体、阶级、派别、种族的非理性的好恶之事务。

依照这种看法，关于全世界人们的种种机会和其比较不利的地位，关于其幸福和灾祸，关于其参预“无数方面的善恶”的种类和程度等之实际的或具体的状况，现在是为单纯的工具事务所决定的。并且这些事务对于其最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地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虽然全人类都珍视这些结果。如果人们生活的具体状况的控制按照现在的速度继续增进，而其产生的后果则让个人的好恶去决定，而个人的好恶则让非理性的习惯、制度，与强弱悬殊的阶级权力的分配去决定，那末，地球上人类的可能的命运是什么呢？不管这个学派关于最后的实在之“理论的”见解是如何专门深奥的，其学说的这一部分的或真或假，确是为一般民众所关心的。

如果大家接受这种哲学，“使科学延期执行其职务”的运动将大大地增强。因为依照这种哲学的看法，从科学得来的价值是“工具”，仅仅是工具而已。依照这种哲学的看法。原子分裂时发出的能力用于毁灭人类和用于发展使生活更安全和更富裕的和平工业，毫无可供理智运用和考验的差别。这个事实不能证明这种学说是错误的。但它确使我们有理由去严肃考虑这种学说所依据的论证。无论如何，价值和估价问题近来已是突出在前列的问题。在未来的若干时期中，这里提出的挑战将使它成为中心的论点。

同时，这种哲学既可能日渐风行，它将机械地促进超自然的神学的哲学之发展。因为神学的哲学也认为终极的目标是在人类的发现和判断的范围之外的。但它又主张上苍的启示已给予完全充足的补救。在目前纷扰的时代中，否认有足以决定善恶判断的自然的和人类的方法的一种哲学，将有利于某些人。这些再自称有准确地达到终极目标的超人的和超自然的方法，并自称有实际的工具，足以保证那些接受其所宣扬的其理的人们获得最后的善。

三

哲学的现状的另一方面亦值得注意。这种哲学否定上述运动所肯定的，而肯定后者所否定的。它完全反对哲学传统的那一部分学说，这个传统认为追求更高的实在决定哲学应研究的工作。它肯定哲学的目标和任务跟古代哲学传统的所谓追求智慧的职务是完全相同的；所谓追求智慧，即是追求那些能指导我们集体活动的目标和价值。它认为进行这种追求的手段，不是掌握永恒的和普遍的实在，而是应用科学方法和最好的科学知识之结论。它主张关于这种应用上的现存的种种限制应予以废除，其方法是把那些应用在物理和生物现象上的科学的考验知识的方法推广应用到社会的和人生的事务上去。这种运动，在其各种情况下，常被称为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工具主义。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名称，而是其关于哲学研究的特殊目标和任务与其完成方法等所持有的观念。

有人批评这种哲学对于科学予以儿童般的信任，殊不知它认为科学本身的发展即仍然在婴儿时期。它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未开始达到其成熟时期。它认为只有当科学方法的应用被推广到一切人生事务的一切方面上的时候，它才能达到成熟时期。它认为现时许多可补救的祸害，都由于科学的研究和考验方法的不平衡的和片面的应用。它认为哲学的现在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由上述情况引起的种种论点和问题，并提供关于实现社会改革的方法的种种广泛的假说。

上述的关于参考时地的话应能说明关于哲学目标和任务的这种看法，根本改变了哲学工作上常用的字眼如广泛性和终极性等之意义。这些字眼失去其当哲学被认为是获得比科学知识更高的关于“实在”的知识之努力时所有的意义。在足以产生幸福与灾祸的人生事务的处理中，有些论点，于某一特定时地内，在地位上是如此中心的，如此富有战略性的，以致其急迫性在实践上配称为终极的和广泛的。这些论点要求能给予的最有系统的思辨的注意。把这种注意称之为哲学或给予其它名称，这是比较不重要的。对于人生最重要的，是给予这些论点以注意，并借助于研究现有的最好的、经过考验的种种资源去予以注意。

关于哲学任务的这种看法并不同于以哲学问题是“永恒的”的看法。相反的，它认为以哲学问题是永恒的那种看法是会起阻碍作用的，其主要功用在于推护那不断重提旧论点的习惯；这些论点在其原来的社会情况中是合时宜的，但现在已不是急迫的论点，而只有历史研究的观点上之价值。历史研究的观点在哲学上，如同在其他人生范围内，是重要的。但若让它独占哲学的活动，它将窒息哲学的生命。把永恒性作为逃避人生所经过的时代之避难所，这可能提供一种安慰。但不应把情感和安慰与理解和识见等同起来，亦不应把前者和后者所能提供的指导等同起来。

还有人批评这种运动促进“相对主义”，意即否定标准而促进纷乱。的确，这个运动认为：因为哲学的问题和论点不是永恒的，所以它们应联系于当时当地的急迫的事务。如果“哲学的状况”是指现在的状况，它当然牵涉到现在的论点。如同用草人吓走禽鸟一样，人们用“相对性”这个词去吓走哲学家，使其不敢攻击“绝对主义”。在全部历史中，每一阶级利益常自称拥有绝对性，以维护其自身，使免于受检讨。社会的狂热主义，不管是左派的或是右派的，都逃避在绝对的、不容许怀疑与研讨的原则的堡垒之中。绝对的东西是被隔离的东西，被隔离的东西不能根据其可能考查的种种关系去加以判断。这个运动所特有的“相对性”是一切科学研究所特有的相对性。因为科学研究亦认为其有功效的“标准”是由事物的实际关系提供的；当这些关系被概括化时，则给它们以“时空”的名称。

对时空关系的依赖性是科学研究所赢得的一切胜利之特征。假定这些胜利只导向特殊事实，那是一种愚蠢的想法。相反的，它们不断走向普遍原则，如果这些概括化牵涉到日见广泛的种种关系而并不沉没在文字的空虚性中。那个把正确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作为工具去考查那些控制人类习惯、制度和努力的价值之哲学亦是如此的。只要时空关系对于此时此地的急迫论点是有关联的，时空关系的范围不管如何广泛或悠久，都应予以研究。隔离和局限事物的，不是“相对性”而是绝对主义。绝对主义攻击和讽刺相对性的基本原因在于：寻求事变的关系是摧毁各种绝对主义在各处获得的免于受考查的特权地位之最可靠的方法。

四

上面所说的话需要说明。这个哲学的运动提出些什么特殊问题和论点去代替那些目前无关宏旨的、足以阻止哲学完成其在现在世界中可能完成的任务之问题和论点呢？如果我说，哲学至少应清除其自己的园地，我好象是从人生问题和论点退避到专业哲学的技术事务中去。情形确是如此的，如果在哲学的学说中，需要被清除的事物在人生情况中不是会起阻碍作用的和歪曲的。这里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心物区分论，把所谓观念的和精神的抬高到存在的顶点，而把所谓物质的和世俗的东西则降压到最低的地位，这种理论是阶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区分之反映。奴隶和工匠（他们比较奴隶并无更多的政治自由）从事于物质的生产，即良好生活的资料之生产，但他们却不能分享这良好生活。自由的公民不需要从事于这些卑贱的活动。于是把理性的、理论的知识和低级的、卑贱的、例行的实际知识区分开来，把观念的和物质的区分开来，这是当然的结果。

我们已摆脱了完全的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但目前的生活情况仍保存着低级的、卑贱的活动和自由的、观念的活动之区分。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当他们坚持着所谓自由的学科和所谓机械的、实用的学科之内在区别时，他们完成了一个任务。从这种区别发展出来的，有伟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常被用以证明把经济的、商业的、财政的事务和政治的、道德的事务隔离开来是正当的办法。关心现状的哲学所要完成一个艰难的任务，就是要清除那些证明这种区分是正当的理论；要清除那些阻碍我们形成使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应用）能完成比现在更人道的和更自由的任务的措施和政策之理论。

现在哲学可能研究的论点和问题的这个例证复暗示着另一个问题，它是如此密切联系着的，其实即是同一问题的另一形式。在专业哲学家圈子内外流行着的，关于内在的终极的价值和外在的工具的价值的区别论，是工具和目标的分离的理智上的陈述。哲学的“二元论”的这个形式是科学、技术、民主主义发展前的社会情况投射在现代哲学中的暗影，它是如此阻碍进步的，自应全部予以清除。如果哲学家们要起着积极作用，使我们有的科学和技术的潜在资源能完成人生中真正自由的任务，他们在这里又有一个艰难的和细致的任务。

因此，关于和所谓工具的目标截然不同的本身的目标之整个观念，代表着更早期的社会情况之残余。在理论方面，这是在科学于处处以关联性代替了绝对性以后，而仍然保持绝对性的一个显著的事例。这个观念仍然保有其残留的力量，因此有许多自命为特殊现代的和被解放了的哲学——例如在上面描述过的那种哲学——都全部保留这个观念，认为确有种种是目标而不是工具的事物。只要放弃这个观念，便没有任何理由再视道德的目标异于技术的目标，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用“客观的”事实来决定的。根据民主精神去打破“更高的”和“更低的”确定区别之运动，在哲学中仍应取得其进展。

关于价值事物的讨论导引到那希望在现在世界中起作用的哲学所应做的工作之另一事例。使价值完全超越有根据的判断的理由之一是：价值确有其主观性。学哲学者都知道主观的和客观的二元论在近代哲学中占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当近代科学最初发展的时候，这种二元论确有点用处。科学要和许多敌人作战。它采取一种策略，把一个认识的心灵求自我的“内在的”权威树立起来，去对抗习惯和制度的“外在的”权威。当科学的实际发展已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并非与自然对抗的时候，而仍然保持主观和客观的分离，这确是关于一切社会事务的明智讨论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哲学上全心全意地承认现在无理由把事变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一事实，是哲学要在促进社会事务的研究上起一定作用的先决条件。

上面讨论的事物是哲学现在应该做的一个艰难的和对于我们中间许多人都不愉快的工作之若干例证。这个工作是要通过最正确的和批判的思想去清除那些过时的态度，这些态度阻碍那些从事于哲学思考者抓住现有的机会。这是在哲学现状中应承担的工作的批判的或消极的方面。但它不仅仅是消极的。它亦是哲学能够做和应该做的工作的积极的和建设的一方面。哲学本身不能独自解决现在世界中的冲突或消除其混乱。

只有全世界联合起来的成员，在合作的行动中，才能做这个工作——建立和平条件的工作便是显著的例证。但是需要理智的工具去提供行动的主导观念或计划。做这个工作所用的理智的工具应是经过消毒的和锐利的。与那个工作有密切关系的一点是：当更好的工具形成时，应赶快予以利用。积极利用这些工具去处理人的现在问题，是使这些工具不生锈的唯一方法。在工作中的和通过工作的试验与考验，是使这些工具免于和传染病的黑点相接触的方法。所能提供的计划、措施、政策等仅是种种假说的这一事实，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哲学和在其园地内已获得科学胜利的研究态度和精神是一贯的。

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在今日看起来，只有历史上的兴趣——当时的自然科学和我们现在所谓“科学”在方法上和题材上的距离是很大的。在当时，新方法的发明和应用之障碍并非仅仅理论上的障碍。旧信仰和旧认识方法是如此紧密联系于传统习惯和制度的，以致对前者的攻击亦被视为对后者的攻击。虽然如此，仍有少数人有勇气去不仅有系统地批判被接受的结论，而且有系统地批判许多世纪来沿用的立场和方法。并且，他们提供种种新的假说，以指导自那时以后的自然研究的工作。在这些假说中，有些假说在范围上是如此广泛的，以致它们在今日将被认为“哲学的”而并非“科学的”。但最后，这些假说如同上述的清除工作一样，在引导研究到正确的路线上曾起一定的作用，循着这些路线，曾获得可靠的、经过考验的结果。

就研究中的有效的处理上来说，今日社会科学发展情况和三百年前的自然科学发展情况大抵相同。现在的需要是：应有系统地和广泛地批判流行的方法和习惯，并应提供如数百年前推动自然知识的革命的那样的假说。不仅有这需要，而且有良好的机会。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障碍比中世纪研究的障碍还要大些。第一步应使大家承认：所谓认识，其中包括科学知识，不是在社会活动的外面，而是其本身是社会行为的一个形式，因为认识是如同农业或运输是社会行为的一个形式一样。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如同他们耕地和驶船一样。在批判的或“清除的”方面，应有系统地否定一切把认识联系于“心灵”和个人的自我、把认识看成为隔离的和自我关闭的东西之学说。在积极方面，首先应有系统地观察认识的实际进行中所凭借的自然的、生物的和社会的条件。

这个工作是准备性的。在大体上说，哲学应打扫其房屋并重新予以装备。重要的工作是使大家明白那些限制物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的社会情况——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情况；这些情况把研究活动圈围起来，使那些对人生最有关系的广大园地都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应为具体的考察工作所玷污。把经济事务、工业、贸易、营业等都看成为与道德的“终极的”目标毫无内在关系的仅仅工具而已的这一根深蒂固的习惯，说明有一种筑圈围的理论，并使这种理论在实践上长久持续下去。

结果是：在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的种种形式中，通常所谓道德的理想都是如此“理想的”，以致都成为空想的。道德的理想被看成为对个人的劝告的事务，有时则辅以实际应用或威胁要用的惩奖的力量。把“物质的”和“理想的”隔离开来的结果是：剥夺后者的杠杆作用和动力，而阻止前者从事于其可能从事的人生服务。生理学与其应用在公共卫生上已取得的成就虽然仍是有限的，但这一范例足以说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果可能在人类福利的一切方面有所贡献。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曾首先协助打破在教育范围内“实用的”和“自由的”隔离，因为这种隔离局限二者的作用。认为“职业的”教育不可能有人文教育的意义的这种信仰是可笑的，假如它在结果上不是如此有害的话。

政治理论和实践提供另一例证。自由主义在过去曾完成一个解放的任务。但它受绝对主义的遗毒的影响是如此深刻的，致使它发明一种神话，把“个人”隔离起来，以对抗所谓“社会”。这个神话隐蔽了一个事实：这些名词是具体的人们的性质和能力之名称。它把名称所指示的东西变为独自的存在。因此，它隐蔽了并阻碍了人们认识一个事实：这些性质和能力的实现是依赖于人们生长的真实情况的。在这种影响之下，个人和社会变为现成的内在的事物之名称——这和从前自然知识的新运动在能够工作以前，必须攻击和清除的对于神秘本质的信仰，在基本上并无差别。

五

在上面我曾用举例的方式，提出有系统的概括化的研究所要做的某些工作。凡从事于这种批判的和建设的思维之任何研究，不管给予任何名称，将不会对于其在世界中所起的作用而感到忧虑。在作结束语时，我将对于进行工作所应有的气氛说几句话。从一个卓越的美国思想家于一个世代以前所写的作品中，可引用一段话，说明一个对比。乔西亚·罗依斯说：“当你批判地思考你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时，你便在从事于哲学思维。当然，你所做的事情首先是过生活。过生活牵涉到情绪、信仰、怀疑和勇敢。批判地研究这些东西的意义和涵义，这便是哲学。”

如果情绪、怀疑、信仰、勇敢所联系着的习惯、安排、制度等亦包括在哲学的任务内，这种见解和我所说的见解并无很大的差别。但罗依斯的论调又有点改变。他接着税：“我们感觉自己是在一个有规律和有意义的世界中。但是我们为什么认为对于世界的实在和价值的舒适的感觉仍是要批判的一件事物呢？关于生活的这样一个精密的和彻底的批判，便是哲学。”在这段话中，他假定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如此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致使我们不能不感觉其舒适如家庭般的性质。所以给予哲学的任务仅限于用有系统的和彻底的思考去证明哲学有权姑作的一个事实。

自罗依斯写这些话以后，时代已改变了。这些话也许表达过去最大多数的古典哲学体系的一个共同的假定和目的。但是在他写这些话时，大家都有一种特殊的有希望的感觉，所以很容易作出关于价值、意义和统一秩序的假定。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中，世界对于我们好象是生疏的，不是舒适如家庭般的；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科学知识的趋势改变着我们从前的对于“控制一切的法则”的信仰。在最大多数的实际事务上，不安全的感觉是最普遍的了。有一派哲学企图证明我们所处的世界，与其一切“表面现象”相反，在“实际上”和基本上是一个有确定秩序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世界，这种哲学的态度颇象神学宣教的态度。

哲学仍然有一个要做的工作。它可能有一个任务，要考虑人现在为什么如此与人疏远。它可能提供伟大慷慨的假定；这些假定，如果被用作行动计划，将给人们以明智的指导，去寻求种种方法，使现在世界实际上成为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更舒适如家庭般的世界。关于教育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种种生活的研究都能协助马修·安路德所称的尚未诞生的新世界之产生。今日哲学所能要求的最好的工作是从事于苏格拉底在二千五百年前指定给哲学的产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