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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的成长（9-11）（选）
第九章 建立个人中心的团体：对未来的启示（选）
前两章叙述了个体治疗的不同方面。这一章介绍我及同事关于团体治疗的最新经验以及令人兴奋的未来发展。我们近年来所做的工作坊为本章的知识与猜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小型强化团体（会心团体或特别兴趣团体）对参与者来说往往是重要的实践，但我不会专门叙述它们及其互动过程。我会在会心团体的著作中充分论述我对这一主题的思考。 在工作坊全体参与者的会谈中，一些因素起着强有力的作用。对此，我和同事越来越感兴趣。虽然我们经常把它们称作“团体会谈”，但在早期的会谈中，它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体。通常，只有在工作坊的最后阶段，参与者（包括工作人员）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团体中的一员。 有趣的是，四天的工作坊与十七天（或更长）的工作坊具有相同的互动过程。我认为，团体凭借自身的智慧，能在特定的局限性下利用可用的时间达到可能的目标。就我而言，这种团体的智慧通常是令人敬畏的。 如果一些读者对这类工作坊感兴趣，想得到更详细生动的论述，那么，他们可以在我近期的著作中找到相关论述。 团体的形成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与来自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同事一起，致力于我所认为的团体建立过程。我们曾经与小型团体一起工作，然后是50～200人的中型团体，偶尔与600～800人的大型团体一起工作。我们真正冒着个人风险。我们的学习收获改变了我们。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我们时常对自己参与的过程感到深深困惑。我们试图就所观察的内容提出不同的构想，但我们给出的只是探索性的结论。 然而，另一个中心要素更加突出。从根本意义上讲，我们能更有效地促进短期团体的形成。在这些团体中，许多成员既敏锐地感到自身的力量，又能感到与其他成员一起受到尊重的紧密联结。这一持续的过程本质上是关注心灵的，包括日趋开放的人际交流、逐渐提升的凝聚力以及和谐的团结精神。 在这些团体中，我们开始致力于提供一种氛围，使参与者能自主选择，与他人平等参与计划或实施活动，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力量；作为自身生活的缔造者，参与者更具有独立性与创造性。由于全部焦点都放在提高个体的自主性上，所以，我们开始把这种方法看成个人中心取向。 背 景 这种哲学取向是我所讲内容的基础，但不是形成团体唯一可能的基础。当我们的祖先为了狩猎（或后来是为了农耕）而团结起来的时候，团体就在史前时代出现了。美国印第安人的团体有许多基于哲学与仪式的行为模式，而今我们仍然从中受益。文明社会中最初的团体沿着河流或海湾形成，交往把人们联系起来。在美国，理想化的团体围绕魅力超凡的领导者或宗教思想形成。人们只要想到亚米希人，就会意识到这类团体具有显著的生存力量。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团体成为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在某种历史意义上，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些团体以强调集体主义而著称。整个组织（国家或民族）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个体自主性容易被忽视，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只是巨大组织架构中的一个细胞。 然而，西方文化存在不同的趋势，它更强调个体的重要性。民主与人权的理念、自主权，都是着重强调的要素。这一土壤发展出具有哲学性质的存在主义——我所提及的个人中心取向。为此，我将忽略其他可能形成团体的基础，只涉及基于并源于个人中心哲学的实践。 不同的情境下都会形成各种个人中心团体。教师能在教室中创造出这类实体。许多组织中的员工团体以个人中心的方式成长与运作。一些教会团体也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工业界在有限的范围内很成功地运用这些团体——让个体的成长目标与公司的获利目标达到了致。简言之，我们的文化中更强调个体的勤奋、能力、自我决策。作为一种文化，我们探索着团体的未来形式。 个人中心工作坊 总体来说，我和许多同事近年来组织的工作坊类似于纯粹的社会实验，谨慎地把相关哲学与理论运用于实际。在这些工作坊中，我们有机会体验与观察团体的形成，其动态过程很显著，这是由于它们较少受到实验之外因素的干扰。这类工作坊不受已有机构的束缚。它们是公益性的，不受大学、政府与基金会的赞助约束，只受自身成立条件的约束。因此，它们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观察。 基于这一原因，下列讨论将完全基于我们在这些工作坊中的实践。我希望通过讨论这些活动（同样也是社会实验），能更清晰地将团体的基本结构和过程展现出来。 幸运的是，我们有机会与性质各异、地域分散的团体一起工作。为了思考这一过程，我将借鉴不同团体的经验，既包括美国许多地区（特别是东西海岸）的团体，又包括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日本、英国和西班牙的团体（一个由22个国家的170人组成的有趣的跨文化工作坊）。 我将讨论这些团体的内部过程，但在这之前先介绍一下工作人员在团体成员聚集之前的准备过程。 工作人员的存在形式 在我与同事共同举办的个人中心取向的夏季工作坊中，我获得了关于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的生动知识。这六次工作坊位于不同的地点——三次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次在俄勒冈州，一次在阿迪伦达克山脉，还有一次在英国的诺丁汉。参与者人数为65～135不等。 这些工作坊的工作人员相对稳定，规模是5～7人；虽然小有变动，但总体上是一致的。那一年，虽然我们独立工作，但是，在每次工作坊开始之前，都会聚在一起。我们的工作方式与相互支持的方式随时间变化。 起初，我们选择较为传统的工作模式。在工作坊开始之前举办的会议中，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制定备选计划与活动设计——例如，提供小型活动及其他特殊活动。我们希望尽可能“给出”更多的选择自由（虽然这些自由是我们给出的）。我们把自己看成能提供不同兴趣点与技能的专家、教师与辅助者。我们力求做到准备充分，提供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源。 工作人员也花时间来克服人际摩擦与个体差异，我们不想把这些问题暴露给参与者。 渐渐地，我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我们的工作模式。简言之，我们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自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工作坊招募之前，我们先花了几天时间聚在一起，在我们能做到的范围内： 我们充分开放——首先是对个人，然后是对整个团体； 我们准备开拓自身生活中全新的、未知的领域； 我们真正接纳自己的不同之处； 我们开放地接纳从全新的内心旅程中获得的新知识，这都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与团体实践所激发的。 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准备好自己，较少强调计划或材料。我们重视工作流程，希望团体可获知这一点。我们发现，通过尽可能地做回自己（重视创造性、多样性、矛盾性、开放性、立足当下与分享），我们稍微调整了“音叉”，结果发现工作坊团体中所有成员的特质发生了“共振”。 在我们形成的与团体及其成员的关系中，这种影响力会共享。我们让自己“存在”；我们让他人“存在”。我们尽可能不评价或操控他人的想法或行动。我们发现，当人们受到这种方式的对待，并接纳自己的时候，他们在分析与改变生活上极具创造性和多样性。 当我们不劝说、不解释、不操控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自由无为的。相反，我们发现我们能以主动的方式分享自我、感受、潜能以及技能。我们彼此尽可能地做回自己。 存在形式有时是固有的：我们渴望去倾听。在工作人员表达质疑或深层感受时，我们专注而又接纳地倾听，偶尔表达出我们对所听内容的理解。我们特别注意那些反对的声音、微弱的声音，这是表达不受欢迎或不被采纳的观点。如果个体开放地说出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人回应他，那么，我们会有意识地回应他。因此，我们会肯定每个人的想法。 我们没有就此结束。作为工作人员，我们不断探索个人经验的新内容。最近，这意味着发现从在不同生活方式下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的新见解。这意味着开放地面对生活中的直觉与心理层面。随着深入未知的内心世界，我们能更好地帮助每个新的工作坊团体（个人层面与集体层面），更深入地探究他们隐藏的、神秘的世界。换句话说，每个工作坊都会给我们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 令人惊讶的一点是，工作坊团体本身几乎就具有感应“工作人员的意图”的能力。某一年，在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我们深入讨论了工作坊的部分内容——性暗示与性行为，开放地分享了自身类似的性经验。在接下来的工作坊中，工作人员没有做出任何暗示，参与者首先开放地谈论与思考这个话题。正如一位工作人员所说的，“让我感到神秘的是，团体以惊人的方式实践着我们在工作人员会议上产生的想法（就像是通灵事件）。” 最后，我描述一下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是完全开放的，既没有领导，也没有阶层。领导与责任是共享的。我们成为一个紧密的团队，以我们所知的个人中心方式维持着我们的关系。 我的个人收获 我发现，这种与工作人员相处的方式让我受益良多。 首先，它让我尝试了自己从来不敢单独进行的冒险。我知道，当我在大型工作坊团体中做傻事，或尝试新方法但又失败的时候，工作人员仍然会信任与接纳我。这种情境让我勇于进行新尝试与不可能的尝试。 与工作人员相处的方式也让我感受到，工作坊的责任不是都在我身上，而是完全共享的。当我感到团体中出“岔子”的时候，我的心不再揪紧。我会放松，只是处于当时的状态。而今，我从相信工作人员的集体智慧，转变到深信整个工作坊团体的集体智慧。 最后，让我感到很放松的是，我可以完全放手的人本环境。在工作坊开始之前三四天的工作人员会议里，我倾诉我的问题、我的困境、我的感受。我既能长吁短叹，也能夸夸其谈。我能感到挫败，感到绝望，也能充满创造性的想法。我能批评团体中的其他人，也能与其他人关系紧密、充满友爱。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尽可能地深入分享。这一过程是恢复性与治愈性的，它让我们感到无比的安全。在工作坊期间，这种分享仍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议中持续，并且，使我们有可能与更大的团体进行深度分享。我们给予彼此有益的反馈。我们为彼此的创造性与才华感到吃惊。我们控制人际关系与情境的方式会激怒彼此。有时，我们会批判他人；有时，我们会赞美他人。我们从他人身上学习，一起疏解感受。我们是彼此重要的支持团体。我们成为彼此的催化剂。 团体的过程 这些工作坊团体的内部过程如此复杂，以致我只能简略地提到一些内容。然而，我认为其中一些要素是重要而又独特的。 整体性源于独立性 团队意识既不产生于集体行动，也不会遵循着某一团体方向。事实上恰恰相反。每一个体会利用机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人们会体验到独立性与多样性——成为“我”的独特性。“独立意识”这一显著特征，会上升到“团队意识”的整体层面上。 我们发现，个体不仅会把工作坊当成满足个人需求的地方，也会主动地创造出满足这些需求的情境。有的人发现了解决婚姻或职业困境的新办法；有的人获得了促进内心成长的洞察力；有的人学会了建立团体的新方法；有的人获得了改善人际关系的技巧；有的人发现了重塑精神、艺术与审美的新途径。许多人朝着积极有效的方向努力，促进了社会变革。一些人体会到这些知识的联系。工作坊最有价值的一点是，让每个人能自由地保持独立性，在多样性共存的状态下朝着个人目标努力。 一位参与者用优美的诗来描述由此形成的独立性与紧密性。 生命中第一次， 我觉得自己是真正特殊的人。 生命中第一次， 我觉得我所需要的 就是我是谁。 我知道，我身处于那柔软的、暴露的中心， 无须更多。 这已足够。 作为一个人， 我从未感到如此受认可，如此受肯定， 我从不知道真正的自尊。 你……使我生活在 开放的状态中， 触及你的真实。 在这一周之前， 我从未了解过自己， 我从未了解过他人。 我从未体验到如此平静或有力。 我从未如此快速地成长， 也从未获得如此多的知识。 我从未感到如此爱自己， 以及爱你。 在工作坊结束的几个月后，另一位参与者准确地叙述了团体源于独立性的发展方式。 在这九天中，每一刻都像是在编织着一块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由参与者编织的复杂挂毯。有的人用线结实，有的人用色抢眼，有的人精雕细琢。对我来说，这是如此令人敬畏、精细复杂的艺术品；直到我站在远处，在整洁的背景下观察挂毯的全貌时，我才能完全理解或评价它。即便如此，从其整体性来看，它似乎每天都在变化，从未结束。这没完成的部分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获得的洞察力。 挂毯织线的多样性可以用参与者的多样性来解释：同一个团体中的18岁年轻人与75岁老妇人；西班牙工作坊中热切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保守的商人、专业人士；不同信仰的虔诚教徒与藐视宗教的人；运动员与依靠轮椅的残障人士。所有这些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都会在团体过程中发展独特的自我。 混乱、痛苦的方面 我想表达的是，团体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的阶段经常是混乱的。参与者往往认为，工作坊计划不是我们一起制定的。他们会质疑工作人员（在西班牙的国际工作坊中，人们表现出对美国及其帝国主义经济的厌恶——继而泛化为对美国工作人员及参与者的厌恶）。由于缺乏体系，团体会出现混乱。工作人员由于没有计划而遭到批评——对于自己权力的拥有，参与者是不情愿的。有时，人们会用沉默来表示不赞同。一些人不听别人讲话，就开始“发言”。当参与者试图控制或“领导”团体时，就会出现对抗与追逐权力的现象。人们为如何划分小组而争执不休，这几乎是每个人都想到的一步——但是，大量的分组方法被提出而又被否定。人们也会在诸如特别兴趣小组的日程安排上发生冲突。 然而，在工作人员与许多参与者形成的促进性态度下，个体就逐渐开始彼此倾听，相互理解与尊重。无论是大型团体或小型团体，当人们开始探究自我及其关系时，这种氛围就是有效的氛围。 随着团体过程的深入，它会引起巨大的个人痛苦与失望。这种痛苦通常与自我洞察力有关，或者与自我概念改变引起的恐惧有关，或者与人际关系改变的苦恼有关。在工作坊结束之时，这位女性用诗来说明她的成长，写下这一过程的感受： 紧握、匍匐、惊恐， 痛哭不止， 我伤痛流血的双手， 正从嶙峋可怖的壁垒上攀爬而下。 有点令人毛骨像然， 越来越陡峭， 追寻失去的他， 他的生命，我如此珍视， 纵身一跃，要去拯救…… 下面是从一位参与者的日记中节选的段落，反映出她逐渐费力地发现了能缓解焦虑的想法。 我感到如此仿徨。今天早晨，一方面，由于我妥善地处理了桃乐丝和保罗的问题，我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因为这件事困扰我很久，我对自己很恼火。另外，我也害怕，因为这事还没结束。我泪流满面，浑身疼痛，焦虑不堪。我冲进大厅，跑到那个举行团体会议的房间里。我打断别人的话，说明我迟到的原因，诉说自己不堪重负、精疲力竭。“我还没从昨天的事情中恢复过来，今天的事又够我受的了。我真心支持收费，这种事需要全职咨询师来处理。” 然后，乔治说，“你必须学会重视自己的需求，帕蒂。”当我听到他的话时，平静的感受涌上心头。这是多么温暖、具有治愈性！这是当时我最想听到的话。 在团体层面，人们会体验到挫折、怀疑、愤怒、嫉妒与绝望；在个体层面，人们会体验到改变的痛苦、恐惧、孤独、自我贬低，以及无法应对不明确的情况。但是，团体和个体都会把这些痛苦视为他们参与过程的一部分，视为他们所信任的团体过程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能够这么做，我们就无须对此进行理性的解释。 价值选择的基础 随着工作坊的进行，参与者进行价值选择的基础会发生变化。基于权威的价值观、源于个体外部来源的价值观逐渐减弱，个体体验到的价值观逐渐增强。人们开始质疑，由父母、教会、国家或政党所灌输的，重要的价值观。个体体验到愉悦、有意义的行为和存在形式逐渐得到强化。价值判断的标准越来越植根于个体，而不是书本、老师或教义。评价的核心取决于个体，而不是外部。 因此，个体越来越依赖那些具有个人内部基础的标准。他意识到这些标准以不断变化的经验为基础，所以，他会尝试性地、灵活地运用它们。它们不是外化于形，而是内存于心。 决策的过程 在这类大型团体实践中，令人惊讶的一点是任何决策都会产生极复杂的后果。在日常生活中，行为方式受到权威的约束。除非它引起公愤，否则，人们倾向于遵从秩序、遵守纪律。虽然人们会腹诽抱怨，但是，人们一般会接受规则。所有复杂的反应会被隐藏起来。 但是，在一个人们能够感到自我价值、可以自由表达自我的工作坊团体中，复杂性就会表现出来。工作坊中的某个人会提出分组方式：“咱们抓阉。然后，所有掷出‘1’的人分成一组，所有掷出‘2’的人分成一组，等等。”你很难想象出大家的反应会如此多样。有的人会提出支持，有的人会表示反对。有的人会稍加变化，有的人会提出异议。有的人会发现没有“1”或“2"，但是许多人认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当不止一人表示“这不适合我，我不喜欢这种方式”的时候，团体往往就处于达成共识的边缘。 这一过程被看成（通常）一种冗繁的、复杂的、心烦的、挫败的、达成共识的方式。毕竟，你能顾及每个人的愿望吗？团体的沉默，表示每个人都值得重视，每个人的观点与感受都有被考虑的权利。当你观察到这一过程奏效时，它令人惊叹的特质越来越突出。每位参与者的愿望得到重视，因此，没有人会感到自己被忽视。团体逐渐仔细地制定出顾及每个人的决策。通过考虑每个人的贡献（尊重它、评估它，把它纳入最终方案），最终找到解决办法。团体具有非凡的决策力。 这一过程进展缓慢，参与者抱怨“浪费时间”。但是，团体的智慧能够认识到过程的价值。这是由于这一过程不断把团体紧密结合起来，各种微弱声音、细微感受都具有它的价值。 超越性 正如我观察到的那样，团体形成过程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超越性或精神性。这是我以前从未使用过的词汇。但是，描述团体的首要智慧、类似心灵感应式的交流、“更强大的力量”存在的意识，似乎需要“超越性”这类词汇。 在其他情况下，一位参与者精辟地表达了这些思想。在工作坊结束之后，她写道： “我发现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体验。我在团体中感到了统一的精神力量。我们一同呼吸，一同感受，甚至为对方辩解。我感受到‘生命力’的力量，无论怎样，它鼓舞着我们。我发现它的存在不受‘我’和‘你’的限制——更像是冥想的体验，我感到自己是意识的中心，是更广阔的宇宙意识的一部分。伴随着这种统一的非凡体验，每个人的独立性都得到极大的维护。” 矛盾性：可能的解决办法 我简要地介绍了在工作中得到的一些关于团体形成的知识。我试图指出影响这一复杂过程的要素。现在，我想让大家注意到，我们的经验是以西方文化的特殊性为基础的。 我们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我们希望独立、自给自足、不受打扰。每个人、甚至每位家庭成员都想要并“需要”一辆车，这样，每个人都无须调整日程安排或顾及他人需求。这个家庭还需要洗碗机，这样，家庭成员就不用商量谁来洗碗的问题。每位家庭成员都拥有单独的房间，通常这也是目标，即使不是绝对“必须”的。当乘坐火车或汽车的时候，我们埋头看报纸或看书，这样，我们就能避免与邻座的乘客交谈。显然，人们坦言自己对私密性的追求。我们的口号是葛丽·嘉宝说过的话——“别来烦我。”正如费尔·施莱特所说，我们尽可能地追求私密性与自给自足。 然而，在我们的工作坊团体中出现了相反的倾向。陌生人毫无怨言地聚集在一起。有时，十几人共住在令人不适的宿舍里，但并不会太介意。男女共用的公共浴室通常被认为是增进沟通的好地方。在强化工作坊中，人们一天中有18～20小时与他人接触或交谈，而且他们对这种体验的态度是积极且兴奋的。正如工作坊总结的那样，人们在离开工作坊时会感到强烈的痛苦。支持性团体产生于工作坊，我们设法使团体成员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此排斥与彼此的亲密，而我们现在要尽可能维持它；在日常情境下我们竭力避免个人分享、真诚反馈与坦诚对待，而现在我们希望继续保持它。 如何解释这种矛盾性？一种易于理解的解释是，我们拒绝肤浅的交谈——闲聊、关于琐事的絮絮叨叨、鸡尾酒会上的喋喋不休、从政治到棒球的长篇大论。因此，为了避免如此“浪费时间”，我们会避免那些肤浅交谈的情境。 但是，事实不只如此。西方人盲目追求完全的自给自足，不需要他人的帮助，除了自己选择维持的少量关系之外完全不受打扰。这种生活方式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现代科技成就了这一目标。我拥有私人的房屋、私人的汽车、私人的办公室、私人的电话，从缺乏人情味的大型商场中购买食物与衣服，拥有自己的厨灶、冰箱、洗碗机、洗衣机与烘干机，我可以不与任何人亲密接触。社会上有按摩院、为男性提供的应召女郎、为女性提供的“三陪服务”、为两性提供的“单身酒吧”，甚至在不建立亲密关系的情况下，性欲也可以得到满足。你个人生活的私密性可以完全（经常）达到极致。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但是，我们付出了代价。一些与社会脱节的年轻人变成罪犯，犯下毫无意义的暴行。我们从私密的中年期逐步“过渡”到非常孤独的老年期。在现代社会中，年轻人与老人都是完全没价值的，他们深深地体验到无用感。他们没有立足之地。他们不受打扰、孤立无援、没有希望。 在我们的工作坊（参与者的年龄范围在18～75岁）中，我们在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承认人们在独立性中迷失得太深。我们发现，重视深层的亲密性，可以帮助我们成长，鼓励我们在社会上生存。有时，我们为他人感到悲伤；有时，我们为彼此感到高兴。为了在一起，我们愿意忍受不适感。我们享受彼此的激励。我们发现在形成团体的努力中失去了私密的自我；然而，我们发现这让我们形成更深层、更坚实的自我意识。 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虽然我认为我们的实践对未来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一些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这些问题简述如下： 1.我们的实践几乎完全局限在短期团体的形成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长期团体实践，诸如建立我们的治疗中心。 2.在一些团体中，人们受选区的束缚而表达“政党路线”，不能自由地以个人的方式参与团体过程。我们在这类团体上仅取得了部分成功。尽管如此，正如戴维营的团体实践在埃及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身上产生的惊人效果一样，这种困境有时会被克服。萨达特和贝京能暂时放下既有的身份，以个人的方式交谈与接纳。 3.我们还不确定是否有能力处理暴力革命者与恐怖主义者，虽然我们在由贝尔法斯特的激进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组成的团体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4.我们没有解决“重返问题”——人们在回到家后就丢掉了工作坊中的知识。我们通过在工作坊结束之前讨论潜在的问题，并形成在工作坊之后仍起作用的支持网络，力图解决这一问题。 对末来的启示 影响力的新模式 或许，我们的工作对未来产生的最深刻、最深远的意义是我们作为工作人员的行为方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忽略了形成一种“共享影响力、给予个体力量、认为团体可信并能面对问题”的氛围。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商业与公司都弥漫着“个体或团体都不值得信任”的观点。因此，人们必须受权力的支配或控制。阶层制度是我们整体文化中固有的。甚至在许多地区，人们被看成是邪恶的，因此，需要训练与引导。在心理领域中，精神分析学派持有类似的观点——个体充满无意识的冲动，如果不加控制，将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混乱。 西方文化模式的实质是人性本恶，因此，他们必须受到权威的教育、引导与控制。 然而，我们的实践，以及越来越多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实践表明，还存在另外一种对个人与社会来说更有效、更积极的模式——在合适的心理氛围下，人们值得信赖，富有积极性、创造性与影响力，能够自我激励，会释放出无法想象的潜力。 第一种模式是控制人性之恶，这把文明社会带到灾难的边缘。社会能意识到第二种模式的作用吗？这似乎是唯一的生存希望。 解决国际冲突的可能性 当我了解到九个欧洲共同体国家选举出400人组成的欧洲议会时，我对这种可能性感到兴奋。据报道，它更多起到象征性的作用，而不是立法的作用。这一事实带来更多的机会，是由于人们不再受到“整党路线”的束缚，能表现自我。我毫不怀疑，一位称职的国际促进者能够在不同的议会中实施我所描述的过程——在西班牙跨文化工作坊中所展现的、使个国家公民形成凝聚力的过程。想象这类国际议会的议员真正做到相互倾听、彼此理解与相互尊敬，形成团体合作精神，认识到人性比权力更重要。这些结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不是说这会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也并非如此。但是，在理解与彼此尊重的人本氛围下，最棘手的紧张局势与要求会变得易于解决。 这只是我们用团体实践形成的专业知识来解决与消除跨文化与国际的紧张局势的一个实例。我们制订好一个用于处理阿以关系的计划，但是对于“计划是否能够实施”还有疑问。重要的是，这一计划是可行的。无论人们相互之间多么仇视或敌对，只要还愿意聚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就有办法让他们朝着彼此尊重、最终形成团体的方向努力。 教育的重要性 在教育领域，个人中心模式的许多实验已经着手实施。我想大体谈谈，如果我们运用今天所有的知识，那么未来的教育将是怎样的： ·将形成提升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诚信氛围。 ·将使学生、教师、管理者自由地参与学习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决策。 ·将形成集体意识，恶性竞争将被合作、尊重他人、互相帮助取代。 ·将成为学生重视自我、发展自信心与自尊心的地方。 ·将形成一种情境，其中学生与教师不断发现自身价值，意识到美好的生活依赖于外部资源，但不取决于外部资源。 ·在这种教育团体中，学生将为智力与情感探索感到兴奋，而这会促使他们成为终身学习者。 这不是“空想”。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从文化角度来看，我们并不确定这些目标是否能够实现。 意识的新阶段 我已经说过，团体的超越性通常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坊中。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我感到其他学者比我更善于回答这个问题。 正如历史学家兰斯洛特·怀特指出的，在任何新发展中，存在于大众中的想法与感受中的暗流通常会逐渐增强，最终，它仿佛非常突兀地在许多地区与国家迸发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在我们的地球上，除了明显存在的破坏力之外，还存在逐渐增长的思潮，这会通向人类的新意识：人们对自然疗法产生强烈的兴趣；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未开发的通灵能力；团体中存在神秘的、心有灵犀的交流；高于一切的力量不是宇宙中最强的力量，而是爱。我无法预测理解人类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新思潮是否会出现，或何时会出现。我只指出这一事实：我们工作坊中出现的团体和谐精神增强了这一暗流涌动的思想源泉。在我看来，我们的工作坊实践与这种思潮的其他表现形式一起，都说明了人类正在进入与当前不同的意识形态。 实验模型 我确信，我们的工作坊团体，或是我们源于人本主义、个人中心哲学的类似尝试，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主流世界的事件或人们的生活。 我认为，如果社会允许，我们能发展出可应用于更大范围的实验模型。从长远来看，我们的贝尔法斯特团体对伊拉克困境只产生了微弱的影响。但是，正如一位贝尔法斯特的观察者所说的：“如果贝尔法斯特的每个街区都有一个类似的团体，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等候社会的意愿。如果我们的文化厌倦于毁灭性的宿怨，不再将武力与战争作为带来和平的手段，不满于民众的困苦生活——我们的文化真的想要找到其他可选的办法，只有当这一时机来临时，人们才会发现这非常有效。他们会发现，这是有助于解决宿怨的手段。他们会发现，许多建立团体的方法无须舍弃个人的创造性与潜力。他们会意识到，许多方法都能“促进学习，形成新的价值观，把意识提升到意想不到的水平”，而这已经在小范围内得到验证；他们会发现，许多存在方式无须控制个体或团体；他们会发现，和谐的团体可建立在互相尊重与促进个人成长的基础之上。依我看来，那是持有个人中心取向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基本贡献——我们已经在社会许可的小范围内发展出实用模型。
第十章 六篇短文（选）
我常常获益于一些细微而强烈的体验，它们一方面说明了我工作中的不同方面，另一方面生动地阐释了个人中心取向的一些抽象概念。出于保存资料或为当事人提供参考的目的，我经常把它们记录下来。在这里，我收集了六段迥异的体验。它们都说明了个人中心取向的某个或一些要点。它们都是真实经历，但也存在某些虚构的成分。每段体验对于我的个人成长或工作信心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第一篇“我开始迷失自己”是一位年轻女性描述自身治疗体验的信件。我不认识她，也不认识她的治疗师。但是整封信充满了她的体验。这是个体治疗经验中的一座宝藏。 “空洞”这一篇同样是以信件形式出现的个人叙述，描述了空虚的体验（内心空虚）在得到接纳时如何成为丰富充实的经历。这也是一对一治疗关系的叙述。 “南希的悲哀”讲述的事情令我记忆犹新。这发生于我的女儿、南希及其他人参与的一项大型个人中心工作坊，目的是为了促进个人成长与建立社会团体。 “在一起”这一篇充分证实了会心团体实践的长期效果。我最近与同事讨论了我们在个人信件以及与人接触等过程中收集到的丰富数据，甚至还包括周末团体带来的深远影响。在这个例子中，治疗效果以一系列“快照”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个例子首先介绍一位参与者的初始体验，最后以九年后她寄给我的一封信结束。 “保安”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例子。其能量从建立社会团体的实践中散发出来。我们以未知的方式影响了那些在工作坊中完全没有直接接触过的参与者。“保安”的例子清晰地说明了这种未知的影响。 “儿童工作坊”把我们带入残酷的现实。它叙述了幼儿在个人中心氛围中的回应方式的意义，清晰地呈现出当传统模式（特别是传统权利结构）受到任何存在方式的威胁时，幼儿出现的令人恐惧的阻抗。 在我看来，这一章案例丰富，内容翔实。它的内容源于本书涉及的不同领域——关系质量、改变的内在体验、强化团体实践的影响、治疗师团体、来自工作坊的思想火花，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出来。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一直乐在其中。现在我把它作为多年来的经验成果介绍给你，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 1.“我开始迷失自己” 亲爱的罗杰斯博士： 我不知该如何介绍自己以及如何解释写信的原因。我刚读了你的书《成为人》，它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恰好找到它，然后开始阅读。这或许是种巧合，因为我正需要某些东西来帮我找到自己。我认为只有找到自己，才能对别人有所帮助。 我觉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开始迷失自己。我总想做一些能够帮助他人的工作，但遭到家人的反对，而我认为他们一定是对的。在他人看来，这四五年中的事情一切顺利，然而两年前事情发生了变化。我遇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男友。然后，直到一年前，我重新审视我们的关系，我意识到我变成了他想要的样子，而不再是本来的我自己。我总是很情绪化，各种感受纷扰而至。我从未识别或梳理过它们。我的未婚夫告诉我，我喜怒无常，常常是答应了又反悔。然后，当我重新审视我们的关系，我意识到我发火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情绪。 我平静地结束了这段关系，试图找到若丢失的所有东西。在寻找了几个月之后，我发现我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无法分辨我所丢失的东西。我开始去见一位心理学家，目前仍在他那里治疗。他帮我发现我没有意识到的那部分自我。其中，一些部分违背我们的社会准则，但是我发现它对我来说是有利的。接受心理治疗以来，我感到危险与困惑，但也感到如释重负，更加确信自己。 我记得那个特别的晚上。那一天，我如期到心理学家那里治疗。回家后，我感到很生气。我生气的原因是由于我想谈论某事，但我无法理出头绪。晚上八点钟，我感到心烦、害怕。我给他打电话，他让我尽快到他的办公室。我到了那里，至少哭了一个小时，然后开始诉说。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只知道自己有如此多的痛苦与愤怒，而我从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我回到家，感到似乎有一个陌生人在控制我，我产生幻觉，才觉得自己就像是公立医院里的病人。我持续出现这种感觉，直到有一天我坐下来思考，我意识到这个陌生人就是我试图寻找的自己。 我注意到，从那天晚上之后，对我来说，人们不再那么陌生了。现在，生活似乎正在开始。我此时很孤独，但是我不害怕，我无须做什么。我喜欢与自我交流，与我的想法及感受友好共处。由此，我学会喜欢他人。特别是一个病重的老先生让我感到很有活力。他接纳任何人。有一天他告诉我，我的改变非常显著。据他说，我开始敞开心扉、喜欢他人。我告诉他，我觉得自己一直都是喜欢他人的。但是，他说：“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我觉得我在他们面前只表现出了自己的愤怒与痛苦。 此外，我发现我的自尊心不足。既然我学会真的喜欢自己我最终会与自己和谐共处。感谢你的书对我的帮助。 我来转述一下她在这封信中对感受与态度的许多关键表述。通过讨论这些表述，我试图给出关于人格成长与改变的总体解释。 我正在迷失自己。她的自身体验及其意义被否定，她发展出与真实自我不同的自我，而她渐渐无法感受到真实自我。 我的体验告诉我这是我想投入的工作，但是家人指出我的自我感受不足为信。这一说法显示出，她如何建立起错误的自我概念。因为她把父母的意图当作自身的体验，所以，她开始不相信自己身体的体验。由于她一直都认同父母的价值观，所以，她会认同父母对这件事的价值观。随着她越来越不相信自身体验，她的自我价值感逐渐下降，最后她认为自身体验或自己毫无价值。 在他人看来，事情一切顺利。这句话多么令人深思！当然，对于那些她想取悦的人来说，事情一切顺利。这种伪装的自我正是他们想要的，只是在她未知的深层意识上出现隐约的不适感。 我成了他想要的样子。她在意识层面又否定了自己的所有体验——在这一程度上，她不曾真正拥有自我，而试图成为别人希望的自我。 最终，我的机体开始拒绝，我试图重新找回自己，但是我自己无能为力。为什么她最后反抗，重新审视与未婚夫的关系？人们只能把这种反抗归因于压抑过久、但最终奏效的实现倾向。尽管如此，但是因为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信任自身体验，而她所依赖的自我与机体体验截然不同，所以，她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重建真实的自我。由于这种矛盾，她一直渴望得到帮助。 现在我发现自己的体验——在社会、父母以及男朋友的角度来看，一些是有害的；但是，在我看来，所有都是有益的。虽然以前评价的权力属于她父母、男朋友及他人，但是，现在她收回自己的权力。她能决定自身体验的价值。她是价值评估过程的中心，她的感觉为此提供佐证。社会或许认为某一体验是有害的，但是，当相信自己对它的评价时，她发现，它对她来说是重要与值得的。 当我在意识中否认的大量体验浮上心头时，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了。我感到害怕与挫败。被否认的体验到达意识层面时，随之而来的是焦虑不安。这是由于这些以前未被承认的体验具有改变自我结构的意义。自我概念的任何重大改变，往往都是一种威胁与可怕的体验。即使她尚不知道将要出现的是什么，但她隐约能够意识到这种威胁。 当被否认的体验冲破阻碍时，它们成了我从未意识到的痛苦与愤怒。除非这些体验突破到意识层面，否则，多数人意识不到它们完全被排除在意识之外。每个人都能阻断与否认那些威胁自我概念的体验。 一个陌生人在控制我，我觉得我是疯了。自我概念在发生重大变化时会完全崩塌，这是非常可怕的体验。她把这种感受描述成是“陌生人的控制”，这是非常贴切的。 我渐渐意识到这个陌生人就是真实的我。她发现曾经生活中的那个自我——顺从的，听话的，因他人的话语、态度与期望而不断调整的自我，不再是她自己。这个看似陌生的崭新自我体验到了痛苦与愤怒、疯狂的幻觉与爱恋——这些被社会认为是有害的感受。随着进一步的自我探索，她发现了一些针对她父母的愤怒。痛苦有多种来源；社会认为有害、但她认为有利的一些感受与体验或许与性有关。无论如何，她的自我越来越植根于自己的深层体验。有一个人如是描述，“我开始让自身体验告诉我它的意义，而不是试图把意义强加于它之上。”个体的自我概念越发植根于自发感受的体验意义，他越发会成为完整的人。 我喜欢与自我交流，与我的想法及感受友好共处。这表明，她一直被剥夺的自尊与自我接纳开始形成。她甚至感受到了对自己的感情。这种改变所带来的一个有趣且常见的副作用是，现在她能更自在地与他人相处，更欣赏他人，对他人更加感兴趣。 我开始敞开心扉，喜欢他人。她发现，随着自己更清晰地表达喜爱，她也能更清晰地表达她的愤怒与痛苦、喜欢与憎恶、她“荒唐”的想法与感受（这被证实是创造性的冲动）。她的状态从心理失调转变到可以与他人及现实形成更健康的关系。 我最终会与自己和谐共处。一个完整的人具有平和的和谐状态，但如果她认为这种反应是永久的，那么她就被误导了。相反，如果她真的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自身体验，她会发现她在意识层面否定的其他深层自我，每个发现都会让她感到不适与紧张，除非它能被同化到改变的自我。她发现，正在体验的机体与自我概念之间趋于一致，这是个令人兴奋、有时会带来困扰但又从未中断的冒险。 2.空洞：治疗中的体验 亲爱的罗杰斯博士: 在这封信打印成文之前，我又读了一遍，意识到自己长篇大论了一番，语气像是与朋友交谈。我首先惊讶于自己的冒失，进一步思索，我认识到它极有道理。过去三年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特别是过去一个月的许多事情，从许多不同的角度都可归因到你身上。我毫不犹豫地认为你是我的朋友——无论你听过多少次我的事情，你都会知道它对我来说非常独特。我也意识到我真的无法诉说太多自己的事——或许应该说是表面的自己。这可以先搁在一边。重要的是另一件事。 大约一个月以前，我正处于与治疗师（乔，你在芝加哥的学生）敌对的状态。我找到了你的一些著作。我的目的是收集一些抨击乔的言论——比如，“啊哈！看这里，你老师罗杰斯这么说——医生，根据我的状况，你该如何解释这一点！你的病人在你的无所不能之下应该暂时尝试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这非常像在必输的对抗中垂死挣扎——我觉得如果我不能用你攻击乔，我就会放弃——其他方式无法攻击他。 这就是我的目的。但是，罗杰斯博士，在我混乱的生活中，我从未发现一件事能如此完全地事与愿违。当我越来越了解你的哲学，我不断地感受到类似于启示的体验。在我简要阅读你的著作之后（《成为人》的第三章，“帮助关系的特征”），我发现它不是针对乔的炮火，而是对我们在三年漫长、困难的治疗时期里所有争执的解释与答案。随着我深入阅读——三本书与许多文章——我发现这种哲学对我来说是易于理解与接受的，正知我之前所说的，它几乎是上帝的启示。 在我和你分享我的感受之前，我想谈谈乔。虽然我突然得到的强烈顿悟是由你的著作所引发的，但如果没有乔为我做的努力——不，和我一起——我原本停滞的生活将是多么无趣，我也不会听说你，更不会了解你。尽管他偶然会把艾利斯式的攻击揉进他的罗杰斯主义里（这种融合有些奇怪，但显然对我有用），但是，他正确地表现出你认为在成功的治疗关系中必须存在的每种特质。他是一致的；他是共情的；他给我无条件的积极接纳。在我看来，治疗中最珍贵的时刻是5～10分钟的沉默——即使我不知道它的意义——这种实质性的平和感是因为我们一起度过。最后，他是一致的——即使在那些对他来说痛苦、沮丧的时期，他仍然是稳定一致的。 但是，我对乔的感谢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通过你的文字，第一次真正看到并理解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认为，这就像是让我长舒了一口气，因此我如此迫切地想与你交流：我突然认识到我真正想做的事，辨别出我正为之努力却尚未有清晰认识的目标。在我的治疗笔记与会谈中，我不断使用“成为人”的字眼。我对你的工作只有模糊的概念——我知道乔本质上是罗杰斯主义者——我知道他总是倾听，许多时候能够澄清我正探索却又无法言明的想法、概念与感受。但是，就“成为人”而言，我只知道我想成为统一的个体。我不知道你是否也用一生来寻找自我的方向。 你让我知道，最有价值的事情、我们在这艰难的三年中努力的目标是感受的能力——或许我有权这么做（我总想得到乔的许可）。我发现，我突然能感受到——高兴、沮丧、感动、悲伤、生气勃勃——无须否定或否认任何感受。如果它是积极感受，我承认它，不会吓退它；如果它是消极感受，我会认识到它不会一直存在。生活中没有停滞的事物——生活总在变化——我也会与它一起动态地变化。 这种感受的新能力会导致一些重要洞察力的出现。例如，当我第一次阅读你著作中的访谈节录时，我发现自己如此困惑。这是由于当人们开始体验（而非分析）的时候，能相当清晰地描述出自己内心的感觉、感受与概念。但是，当我审视自己时，我发现里面是空的：没有崩塌的壁垒，没有释放的洪流，没有剥落的表层，只有一个空洞。我突然福至心灵，不再试图理智地对待空洞——试图在那里填充原本不存在的内容。我感到“我的内心有个空洞——虚空无物，等待被体验与感受所填满——它在等着我”。随着我承认这个空洞的存在，它开始被填满。洞察力、体验与感受都是持续的。无论我走向何处，我都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想告诉你其中的两个进步——第一步以及我认为最佳的一步。 第一步是最戏剧性的——或许因为这是第一步。发现你的书时，我恰好要参加会议。之前，我对此缺乏兴趣，根本没抱什么期望，但我不得不以正式身份出席。但是，我在开会之前遇到你，我的想法立刻发生了惊人的转变。我独自一人去开会——在我的字典里，这种状态就等同于孤独。但是，突然，伴随着我新发现的自我，我并没有感到焦虑。我本不期待这次会议，但它确实给我带来了美好的体验。我不孤单，不仅遇到了像我一样盼望对方到来的老朋友，还结识了有趣的新朋友。我组织了两场成功的工作坊，这次的会议经历让我体验到如此强烈的、积极的感受，以致午夜时我在酒店的房间里兴奋地想：“成为一个人……多么美好……我多么高兴……多么和谐。” 那是巨大的第一步！真正巨大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进步。我认为，最佳的一步是当我发现无休止的鼠笼效应完全消失时。我上个星期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状态。我感到非常失落。我允许自己陷入这种感受。仅此而已。几天后，抑郁感消失了，我没有弹精竭虑地试图消除抑郁，也没有担心抑郁再次到来。 我越来越能与自我及自己的世界和谐共处，越来越确信这并非偶然。它是真实的：我处于成长的动态过程中。我还没有达到顶峰（或许，正如乔所说，我在过程量表的5分左右排徊），但是，我知道我终究会达到。空洞中充满了体验和感受——我在那里——我——一个人。 我想说谢谢你。但是，正如对乔一样，我也不知道我该感谢你什么。我会再给你写信。 你真诚的珍妮弗 你知道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所写的《腐尸安慰》中的诗句吗？ 我能；能做些什么，希冀，渴望白天来临，不愿意如此。 3.南希的悲哀 在我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想记录一下最近在大型工作坊中发生的一个事件。这是为期17天、由70人组成的工作坊，致力于认知与实验的学习。前六天，他们在会心团体中参加了六次会谈。其中还有特殊兴趣专题小组与由70人组成的日常会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团体会议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可信。这一事件发生在第八天的团体晨会上。 事 件 （这一部分是几个人的共同成果，因此采用第三人称。我先拟定草稿，然后把它拿给主要的参与者。每个人调整或修改那些描写自我感受与行为的部分，使其符合自己的真实感受。因此，我认为，这些描述就像拍出的照片一样正确。除了我和我女儿娜塔莉的名字之外， 其余都是化名。） 整个团体正在讨论问题，敏感地倾听不同的意见。一些人会把参观者带到团体会议中。南希也是其中之一，她之前曾把丈夫带到会议中，但这天早晨她并未出席。最终，大家达成共识（到此刻为止，没有批评任何人）——任何人想带人参观，都应该首先向团体提出来。团体继续讨论另一个问题。 这时，南希来了，迟到很久。拉尔夫出于好意，迅速向她说明了我们已经得到的结论。我们都没有给娜塔莉反馈的机会，虽然她显然想这么做。团体继续讨论。几分钟后，坐在南希附近的人让大家注意到，南希一边发抖，一边哭。团体立刻给她处理其感受的空间。起初，她觉得自己受到批评，但是，玛丽亚向她更详细地说明了之前发生的事情，她似乎接受了“大家没有责备或批评她”这一事实。但是，她仍在颤抖，由于她感到自己受到排斥而十分沮丧。她说，这不是第一次；她之前也曾感到受排斥。在大家的鼓励下，她转向娜塔莉（卡尔的女儿），说道：“我觉得你很冷淡，你打断了我两次。我一直叫你贝蒂（另一个参与者）——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走到你面前，告诉你我对此多么抱歉的时候，你只说这是我的问题，然后走开了。” 塔莉说道，她的感受截然不同：“我意识到你因为叫错我的名字而非常沮丧。虽然我能理解这困扰着你，但是，我完全不在意。我意识到我没有帮助你，我觉得你想与我交往，但我认为我没有拒绝你。” 对这一切，南希似乎越来越激动，她不听，也不接受娜塔莉的解释。她说，她看到娜塔莉与特瑞萨亲密交往，或许娜塔莉只和少数民族的人交往，而不是类似她这样的人——身材高挑、白肤金发、属于中产阶级的人。这惹怒了特瑞萨，她对这种刻板印象极为愤怒。团体用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才恢复了南希与特瑞萨的关系。 团体让南希重新回到她和娜塔莉的问题上。她的感受如此强烈，这显然不仅是由她所提及的事件引起的。乔伊斯说，她注意到她、南希与娜塔莉很相似——高挑苗条，白肤金发——或许南希觉得娜塔莉至少应该和像她一样的人友好相处，而不是选择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的特瑞萨。南希思考这一点，想知道它是不是意味着什么，但是这显然并不太符合她的感受。 团体谨慎地试图对她的强烈感受给出至少两个可能的理由。对于第一个理由，她说：“我试戴了那顶帽子，但是它显然不适合。”对于第二个理由，她说：“那也不对。” 卡尔坐在那里说：“……我大为不解。我试图了解困扰她的是什么，但我毫无头绪。我相信，不少人的感觉也是如此。她眼睛里含着泪水，感到的远远不只是她所想象的拒绝，但是，它是什么？” 然后，安说道：“这种说法或许不妥，但不管怎样我还是会说出来。南希，当你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娜塔莉，你们看上去如此相像。当我看到娜塔莉与她父亲之间坦诚的关系，我感到很羡慕。我曾与我父亲的关系亦是如此。我想，你、你的父亲、卡尔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就是这样！”南希啜泣，宛如突然被一道闪电击中。她崩溃了，哭着说出自己的心声。她边哭边说：“父亲去世时，我根本没有哭……在他去世之前的许多年，我有父亲就像没有父亲一样……我该怎么办?”人们回应道，父亲仍是她的一部分，她仍然可以为他哀悼。安的位置离她很近，拥抱并安慰她。过了很长时间，她平静下来，然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卡尔，她是否可以握住卡尔的手。他伸出手，南希走过去，扑倒在他的怀抱里；卡尔紧紧地抱住南希，她的整个身体随着啜泣而颤抖。她慢慢地感觉好一点，坐在卡尔和娜塔莉之间，对卡尔说道：“你也看上去很像他，但是，我从未意识到这是我的感受。 他们坐在那里，拥抱着对方。有人说到南希和娜塔莉如此相似，她们就像姐妹一样。卡尔说道：“我们在这里坐着照一张全家福吧。”南希说道：“但是，他们会说‘坐在中间的女孩为什么笑得如此开心？”，随着大家都和她一起轻松地大笑起来，这个事件圆满结束。 卡尔后来的评论 我在情感上深度卷入这个事件，我想上述文字已经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你很容易分析出这个事件的原因：南希，压抑了她丧父的痛苦，看到他人亲密的父女关系，把她的痛苦投射到娜塔莉身上。首先，她曲解一个事件，这样，她就可以对娜塔莉生气；然后，她通过对娜塔莉与另一位女性关系亲密而感到生气，从而畸形地表达出她的痛苦，等等。在我看来，这些“解释”无关紧要。尽管如此，当我试图从其他角度看待这一事件时，我发现它是人格与行为改变的存在主义动力学的典型例证。 （1）它清晰地表明人们的感受掩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个体完全无法触及。有趣的是，南希和团体都清晰地察觉，她深深地受困于“某件事”。然而，她用并非真正有意义的方式标记这种感受。机体深深地体验到承认这种感受的痛苦，如果这样做，自我概念将被显著改变。 （2）它是“体验流如何用于揭示感受意义的参照物”的极好例证。南希尝试对应了团体提供给她的多种解释与标签，发现它们并不“相符”。什么不相符？显然，是南希不断核实的机体活动。当安谈到自己的感受，并指出另一种可能性的时候，南希立刻意识到了，肯定这就是她的体验。它与南希的状况相匹配。当南希得到他人的接纳与理解，第一次完全体验这种感受时，表现为啜泣。然后，她进一步遵循自己的体验了解到，除了嫉妒之外，她还感到非常痛苦。她从未哀悼自己的父亲，是因为在父亲去世前的许多年中，她就像没有父亲一样。 （3）它是出现不可逆变化的时刻的明确例证。每一分钟发生的改变逐渐构成了人格与行为改变的整个基础。我对“改变的时刻”做出如下定义：当个体在态度与意识中充分体验并完全接纳之前被否定的感受时，不可逆的变化就出现了。后来，南希在某些情况下否定了这一时刻的意义，认为她没有嫉妒或陷入悲伤。尽管如此，她的整个机体完全体验到了那些感受，她仅能在意识中暂时否定它们。 （4）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南希自我知觉改变的实例。在她的眼中，她与父亲并不亲近，对他的去世无动于衷。或许，她也认为自己因此愧疚。现在，她那一部分的自我概念得到明显的改变——她认识到自己渴望与父亲保持亲密的关系，她既对此感到伤心，也对父亲的去世感到难过。这种自我概念的改变必然导致她行为的改变。我只能猜测这些变化是什么——或许是她对待老年男性的方式发生变化，或许当她在看到其他不幸时，会更多地感受并表达自己的悲伤。我们尚不能确定。 （5）它是“促进个体发生改变的治疗氛围”的一个实例。这个团体充满关爱——团体成员尊重她的价值，专心倾听她的话语，即便这种倾听已经打断了团体正在进行的“任务”。他们尽可能地表达出自己的理解。安表达出她的真实感受，这就是团体成员开放性与“透明性”的例证。成长与改变的所有要素都在团体里，而且南希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要素。 （6）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证据——即使在如此大规模的团体中，也能形成促进成长的氛围。如果团体可靠，如果个体能意识到这一事实——并相信他人是充满关切的、善解人意的、真诚的，那么，69个人成为治疗师，或许比单个治疗师更有效。 这件事情难能可贵——它不仅对我产生个人意义，还丰富了我的理论内涵。 4.在一起：为期九年的追踪报告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个人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受邀与圣心书院及其高中一起参与有关自我指导的教育改革项目。几个月中，我们深度参与到这两个机构的各种强化团体之中。我推动的一个小型团体是由被选人某个职权部门的高中女生以及一些高中教职工组成的。我从这个团体中获益良多，因为我较少与高中学生一起工作。 大约九年之后，我收到其中一个女孩的来信。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相处的时光。事实上，我怀疑自己是否曾经写下过这段经历。我发现我确实做过记录。下面记述了我和安在九年前的体验： “真正的我不讨人喜欢” 人们陷入孤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真实的自我——内在的自我、深藏的自我——是没有人会喜欢的。你很容易就找到这种感受的源头。孩子的自然感受、真实态度总会受到父母与他人的责备，以致孩子开始把这种态度内化，感到他的自然反应与真实自我不会被任何人喜欢。 或许，发生在由高中女生与教师所组成的团体中的一个事件揭示了孤独感是如何逐渐显现的，以及个体与团体是如何发现孤独感的。即使是那些让人喜爱的人也会感到自己不被接受，从而体验到深深的恐惧。安在这个团体中是个非常文静、真诚严肃的人。她是个好学生，在她所在的社团中是个有效的领导者。在周末会面时，她讲了一些她曾度过的困难时期。她发现，她质疑自己的宗教信仰，质疑自己的某些价值观，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心存疑虑，表现得有些绝望。她知道这些答案必须源于内心，但是迟迟找不到答案，这让她有些担忧。团体中的一些成员试图安慰她，但这无济于事。另外，她谈到其他学生找她解决他们的困难。她感到她想帮他们，每当帮助别人时，她都会感到很高兴。 第二天，她表达了一些令人同情的感受，团体沉默了许久。最后，安打破了静默，提出一些非常理性的问题——十分理智的问题，但完全不适合当时的气氛。我直觉地感到她没有说出她想说的话，也没有流露出真正的意图。我感到自己想走过去，坐在她的身边，但这似乎是疯狂的冲动，因为她并没表现出她需要帮助。这种冲动如此强烈，于是，我冒着风险，穿过房间，询问我是否可以与她一起坐在长沙发上。我觉得我很有可能遭到她的拒绝。她给我腾了点地方；我刚坐下来，她猛然扑进我的怀抱，脑袋靠着我的肩膀，突然开始啜泣。 我问她：“你哭了多久？” 她回答：“我没有哭。” “不，我的意思是你内心哭泣了多久？” “8个月。” 我只是像楼着婴儿一样楼着她，直到她的啜泣声逐渐减弱。她渐渐地说出她的困扰。她感到自己能帮助别人，但是没有人喜欢她，因此，没有人会帮助她。我建议她向周围看看，看看这个团体，她将会看到他们的脸上都充满关切。然后，一个成员（一位修女）说，她也曾有类似的经历——怀疑、绝望、感到不被喜爱。团体的其他成员也开导安。然后安说出她的父母分居了。她十分想念她的父亲，当一位男性表现出对她的关怀时，这就会有很大的帮助。显然，我凭直觉做出了明智的举动，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尽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友好可爱的女孩，但是她内心认为自己完全不被喜爱。我与其他成员的努力关怀改变了她的认识。 这一次周末团体结束之后，我收到安的几封来信。安在信中表达了这次经历对她来说多么重要。她说，她仍有许多疑惑，但是绝望感、孤独感与不被喜爱的感受消失了。 大约六个月之后，我在圣心高中校园的停车场遇到了一辆载着几名女孩的轿车。车停下来，安跳下车，和我热烈拥抱。显然，她在与我的关系中感到安心与被关怀。 现在，九年以后，我收到了这封信： 亲爱的卡尔： 几年前，在圣心高中时，我有幸参加了你在蒙特西托举办的敏感性周末训练课。就在这个夏天，为了获得教学证书，我正在参加圣何塞研究生计划；意想不到的是，在我的社会学课上，我们准备阅读你所写的《学习的自由》。我想向你求教，我必须写信告诉你，几年前与你一起的经历一直影响着我。九年前，我就清晰地认识到你的人本取向是多么的诚实、真挚、有效、正确，而今亦是如此。但是，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经历对后来的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在我成年之后，我理所当然地自由地存在、思考、行动并感受。几年前，你激发了我，使我能够自由地感受、自由地接触、自由地交往、保持诚实。我感谢你给予的鼓励，感谢你让我感受到的自由；这种自由也会表现在我所遇到的人的身上。我每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事实上，我渴望再次与你一起的会心体验——你一直在这个地区吗？献上我真挚的爱，祝你健康。祝你平安。 安 若是非要证实真实、关怀与理解对于短暂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段经历可以提供佐证。 5.保 安 我们周末全天在丹特大楼举办工作坊。大楼侧门的保安是个乐于助人的友善男人。我们打听到他的名字——赫尔曼。除非有人暂时接替他，否则他要一直坐在门边。他坐在登记处看得见的地方。伯妮斯坐在登记处接待参与者，登记他们的名字，与每个人短暂交谈。伯妮斯对人名有不寻常的记忆力，一些参与者的名字是她从去年夏天的工作坊上得知的，还有一些参与者的名字是她通过电话交谈获知的。赫尔曼看到人们星期六早晨到来，出去就餐，就餐回来，晚上离去；然后，他又看到星期日人们重复着相似的过程。他很可能看到我们在电梯旁展示的宣传册，上面写明我们的目的与伯妮斯的电话。但是，我们的工作坊在大楼的三层举办，他根本没有看到在房间中超过100人的整个团体。 令人有点惊讶的是，在第二个周五的下午六点，伯妮斯的电话响了。以下是类似的对话记录： 伯妮斯：你好（声音友好）。 赫尔曼：嗯，我是赫尔曼，丹特大楼的保安。 伯妮斯：哦，赫尔曼！非常高兴接到你的电话。 赫尔曼：你记得我？（有点难以置信） 伯妮斯：当然！我很抱歉，我本想感谢你给予的帮助，但在星期日晚上没看到你。工作人员待到很晚，直到另一位保安上班。 赫尔曼：嗯，我把工作坊的事情告诉我的妻子，我们都想参加一次你的工作坊。我只用付我能承担的费用，是吗？ 伯妮斯：是的。（在谈话中，他再三确定这一点，似乎觉得这有点难以置信）把你的名字和地址给我，我会把你列入邮件名单，这样，你会得到我们未来工作坊的信息。 赫尔曼：下一次工作坊什么时候开始? 伯妮斯：我不知道。或许是明年秋天。 赫尔曼：得等到那个时候？（他似乎非常失望。然后，停顿了一下）我能叫你伯妮斯吗？ 伯妮斯：当然可以。 赫尔曼并没有直接地接触工作坊或参与者，那么，他如何获知这么多的信息，在回家后把它讲给妻子听，还能激起妻子的好奇心，他们决定参与其中，最后他还冒险打电话？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我仔细思考时，我发现即使他从未真正看到开始实施的团体，也会看到许多迹象。 他看到，伯妮斯的温和与她对人们的热心，这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发现，人们挽着手共同进餐，彼此深入交谈。 他看到，人们在星期日的晚上离开大楼时告别的情景——他们相互拥抱，交换电话号码，渴望再次见面。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必定看到了人们的变化。星期六早晨，他看到100个人在走进这个令人生畏的大楼，带着一丝紧张与焦虑，在初次见面时都有所保留。他看到在星期日晚上离开的时候，他们成为亲密、热情、友好、健谈的朋友，表现得极为兴奋。他在丹特大楼看到过多次会议，人们的变化让他有点不可思议。 在其他工作坊中，我观察到类似的证据：我们影响了厨师、维修工、女佣。我认为工作坊能够散发出生命力，产生“共鸣”，以致许多未参与团体会议的人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但是，在我看来，赫尔曼的事尤为特别，让人十分信服。 6.针对儿童的工作坊 芭芭拉·威廉姆斯是一位非常安静的女性，从她的外表根本看不出她有决心与毅力选择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做出有争议的行为。她在并不以创新进取著称的科罗拉多地区开办了一所极具创新性的学校。从实质意义与心理学意义上看，这个学校现在“属于”学生、父母以及老师。从其深层的哲学上看，这是个人中心式的学校。 或许，有件事情可以说明它的不寻常。这所学校一开学，就要求学生选择校名。清单上排名最靠前的是“De Silly Ol' School”，这显示出这所学校的创造性与学生对它的喜爱。然后，为了让它更具有声望，名字被改为“De Sillio School”，这个名字一直保持至今。 现在，芭芭拉给我写信，告诉我她最新的想法与最初科罗拉多地区对此的排斥。 亲爱的卡尔： 我只读了你写的《个人影响力》的序言，就立刻被“慢慢度过生活”这篇吸引住了。我感觉那就是我所做的以及仍在做的事情。我因这所学校而兴奋，我考虑如何把它建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每个人都告诉我它是不会成功的（我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我什么也没有说。现在，经过七年异常艰苦的工作，它成为一个美丽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它实现了我所有的想法，甚至比我设想的更好，我对此非常满意——这个理论起作用了。 现在我想它又产生了效果。我想做个关于孩子的工作坊。我认为孩子更加真实，能做出无条件的积极关注，能直接的交流，能够共情，能通过想象与自发行为促进自我成长。这就像一个支持性团体，让孩子更清晰地意识并提升已有的能力，让他们在长大后进入抹杀这些特质的成人社会与文化中时，能够保持这些促进自我成长的特质。 我对这个想法感到非常激动，决定做个关于孩子的工作坊，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走访，把我的想法告诉每个我能想到的人，说它就像是心理保健诊所。我到处张贴告示，但是，甚至连咨询的电话都没有。我从未想过我的想法如此奇怪，别人对这些想法的惊异程度也让我很惊讶。 去年秋天，我决定向“De Sillio”学校的孩子提出举办工作坊的想法。令我惊诧的是，父母和孩子都很兴奋，父母愿意为此付费。于是，我做了一系列工作坊，他们说服我再做一次工作坊。每次我见到这些孩子，他们都恳求我再举办一次。 这些孩子的年龄范围是6～13岁（以10人为一组）。他们知道不用勉强自己，随时可以退出。我至今对工作坊的效果与意义感到震惊。总之，孩子似乎立刻理解了我的意思，认识到他们能保持真诚，直接交流，这与我们的文化与成人世界极为不同。但是我认为这些能力有可能得到提升与重视，并且随着他们的成长保持这些能力。 其中两个孩子有点过度活跃，我说这些话时他们的表情我还记忆犹新——他们突然站住不动，睁大双眼，开始点头，继而深度参与这个工作坊。所有孩子都做出类似的反应，甚至是那些对所有事情都心不在焉的孩子、在家中存在问题的孩子。我仍然无法相信。家庭中与学校中的行为问题都发生了改变。人们评论这些变化，这就像是看到我什么也没做，但奇迹出现了。我感到它触动了孩子能立刻意识并运用的深层能力，我感到这发生在所有孩子身上。当然，这引起我极大的兴奋与好奇心。我不知道它将会引向何处。 我想到其他成长中心的做法，比如为他们建立团体或者一边为孩子举办工作坊，一边为他们的家长举办工作坊。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想法，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可行或应该如何着手。 在我看来，这揭示了任何真正的创新想法在成型阶段所要经历的斗争。起初，这看上去有点荒唐，而且无法实现。当有证据表明接受新思想的氛围开始出现时，这种想法就不再是荒唐的，而是可能实现的，但是，总体而言它仍不被大众接受。我们总声称关注儿童的幸福感与提升儿童的适应力。然而，一个可达到这两个目的的项目却不为多数人所接受，这是因为它威胁到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权力关系和传统的机构。 我认为这个极有希望的项目还有一段漫长曲折的路要走。
第十一章 助人职业的新挑战（选）
这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虽然它的对象是心理学家，但是我相信，它对其他助人职业及教育工作者也同样有用。 这是对被扭曲的批评的一次宣泄，现在阅读它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言辞是过度且极端的。但我不会道歉。这些感受是非常真实的。尽管本文写于1972年，但这些问题现在仍然存在着，并且充满了争议。因此我只是把它原样呈现——作为一份情绪化的声明攻击助人界那些“不可批评的人”。 受邀来对心理学家做演讲，我深表感谢。距离我上次参加APA（美国心理学会）会议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有一种诱惑让我去回忆、去思考和谈论我参与临床心理学研究的45年，或与此相关的工作——帮助陷入麻烦的个体，进行该领域的研究，在个体和群体中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努力与诸如我们的教育系统这样的组织合作，甚至大声说出我对于我们这个极其病态的社会，以及病入膏盲的文化的担忧。 回忆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为临床心理学这个小婴儿在APA争取一席之地所必需的努力——这种努力现在看来是荒谬可笑的；努力证明心理学家在实际上和法律上都能够进行心理治疗，与包括精神病学在内的各种行业做斗争；试图开启心理治疗的详细调查和经验研究之路；努力建立理论定式，将临床工作从濒死的精神分析教条的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并促进了思维的多样化与创造性；努力拓展临床心理学家及其他心理学家的视野和眼光；最后一条也许是，努力帮助心理学家成为改变的真正原动力，而不是修修补补的心灵创可贴使用者。这些叙述中每一条背后都有一个长长的故事。 但是我并不想屈服于这一诱惑。我更喜欢向前看，去尝试描述一些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判断我们未来将会遇到的挑战。 我恐怕这些挑战几乎或完全没有逻辑上的顺序。这些是我认为最显著的困境。因此，后续的问题看来会是彼此不相干的。正如我所想的，生活相当无情地向我们呈现了许多分散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我们如果方便的话可以隐藏或回避。而这里是一些我认为没法指望它们消失的问题。 我们敢于建立一门人文科学吗？ 我想说的第一个挑战并不是特别新奇，但肯定是先前没有遇到过的。那就是：我们是否敢于发展对科学的新观念（如果我们要拥有一门心理科学，这样做是极其必要的）？或者我们将继续作为一门伪科学存在？让我用对我而言具有个人意义的措辞来解释我的意思。 心理学，它有成千上万的实验、大量的白鼠，以及包括实验室、计算机、电子设备和极其复杂的统计方法等的规划，但在我看来，作为一门重要的科学，它是倒退了。悲哀的是我们没能留心罗伯特·奥本海默对APA的警告。他指出心理学可能做出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仿效一门已经不存在了的物理学，这已经是过时的”。但是我们已经决然地把自己和老旧的牛顿式科学概念绑在一起，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在理论物理学和其他各种“硬”科学和“软”科学当中已经发生的对科学的看法的变化。我和其他人尽力去详细说明其中一些变化，我不希望在此重复那些定式。对我而言，我的朋友迈克尔·波拉尼的一段文字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变化的核心。这是一个复杂的观念： 一个说法是，科学上对客观事实的发现存在于对理性的理解中，而理性掌握着我们的敬重并唤起我们沉思的赞赏。这样的发现，尽管以我们的感官经验为线索，却超越了这一经验——通过接受对超越感官印象的现实的假想，而这一假想显然引导我们进入对现实的更深刻的理解。一般来说，这样一个对科学程序的解释将作为过时的柏拉图哲学，不被理会。然而它恰好跟我坚决主张的这个客观性概念有关…… 波拉尼的观点是关于一个人如何被他的主观视野吸引，进入更深刻和更显著的现实的。关于这一观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斯金纳对自己如何成为科学家的讲述。这是一个人性化的、个人的、内在的观点。它大量使用主观线索，如“当你遇到有趣的事物，丢下其他所有事情，研究它”。不幸的是，斯金纳现在认为漂亮的个人陈述不过是一个副现象，其本身并不重要。然而我拥有与来自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著名科学家同类型的故事——梦、假想和直觉，关于原子核或其他一些神秘事物，以及被那个有根据却隐约具有超越性的梦所引导的宝贵工作。汉斯·莱辛巴赫曾叙述他和爱因斯坦的一段对话：“当我在某个场合询问爱因斯坦教授他是如何发现相对论的，他说发现它，是因为他如此强烈地相信着宇宙的和谐性。”换句话说，他拥有主观形成的引导性假想。 我自己尝试过总结这一较新的观点： 所有这些我们（心理学家）已知的科学，变成了只是科学的一小部分。可以把它看成植入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个人化的背景，其中个人和群体对于合理性的判断变得跟统计上的显著性一样重要。一个以漂亮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精确模型和无懈可击的科学（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持有）变成了有局限的人造物，不再具有精确的完美性。对经验的开放可以被视为科学家的一个特征，并且和理解研究设计同样重要。整个科学事业可以被看成更广阔的知识领域的一部分，其中真相可以通过许多同样有意义的途径去追寻，科学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引用表明了，如果心理学家要建立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他们将要面临何种类型的挑战。它将成为一门以对内在认知过程的仔细观察为基础的科学，就像我们在皮亚杰理论中所发现的那样。它将包括对内在的、个人的、情绪化的意义的探索，我和我的同事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它将基于对人类的现象世界及其外在行为和反应的理解。在心理治疗的研究中，这一趋势已经十分明显。它也戏剧化地出现在许多调查者关于梦的日趋复杂的工作中，将个人完全主观的非理性的梦的世界和他对各种电子测量仪器的反应绑在一起。在这里，事实上，最古老的主观现实之一——梦——被与最现代化的技术联系在一起。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朝向更新的科学的趋势中，我们不再把个体推到一些人为的情境中，去调查我们强加于他的一些假设。我们开放自己的头脑和我们的全部自我，去从他那里学习。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人类就会变成一件物品。汉娜说得好： 人会利用那些他认为和他自己不相似的事物，但他会寻求与他认为和他相似的事物之间的共同理解与和谐。前一种认识导致操纵和真正的技术的产生，后一种认识则导致理解和真正的科学的发现。 我认为，在我们建立一门真正的人文科学之前，我们除了发展供计划制定者和发号施令者使用的技术之外，并不能真正地理解人类的状态。或许在我们的研究生部，那些传统主义的堡垒，阻止了我们实现这一改变。在大多数大学里，这篇博士论文已经成了对它的真正目的的一种嘲弄。跟随个人好奇心探索人类天性的某些方面的奥秘，并走出僵化的、个人的、彼此不相干的研究，来提出对知识的重要贡献——这是博士学位的真实图景，但这并不是对今天的大部分博士论文的准确描述。我们已经满足于安全的平庸，因而反对创造性。如果我们对科学的看法改变了，我们的研究部门也必须改变。如果这个变化不发生，心理学将离人类的真实越来越远。 我们敢于做设计者吗？ 在我们时代，心理学家的另一个大挑战是发展一种方法来创新，而不是修补；也就是说，去设计一个问题更少的社会，而不是治疗那些因为社会因素而产生问题的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群体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指向未来的预防方法，还是永久性地认同于指向过去的修复功能。 让我举几个例子。学校心理学家是满足于诊断和治疗由过时的教育系统及不恰当的课程造成的个体疾患；还是说他会坚持为学习创造机会，让学生的好奇心在学习中得到解放，并且让学习的喜悦代替监狱式的任务分配（我们知道监狱就是学校）？ 以这种方式工作，要求心理学家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激进。这意味着他要离开安全的办公室——我知道这经常要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学校管理者、教师及社区领导者共同计划和设计一个学习的环境。他的任务不再是试图减轻旧系统受害者的痛苦，而是从事一项更广泛的任务，即建立一个富有灵活性的组织——如果可能的话。这个组织以学生为核心，而其他人为学习者服务。作为临床工作者，我们把自己的任务看得如此之低，以至于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把观念提升到足够的高度，以满足我们需要具备的服务功能。 为什么心理学家不站在环境设计的核心——城市、学校、家庭、文化——提高而不是降低技术，利用技术而不是变成它的奴隶？值得赞扬的是，有一些心理学家是这样做的，但是数量很少。 举一个我个人知道的例子。有一个心理学家（我认为他应该被划分为咨询心理学家）为一家大公司工作，协助其建立一座巨大的新工厂。他正在为工厂里的人际关系满意度作计划，为此他跟建筑师、设计自动化机械的技术人员、工会领导者、生产线专家，以及所有这些类型的团队打交道。他的工作不只是简单地调整或缓和在这样一座工厂中被抑制的人性化影响。他将他的工作视为：将个人置于整个企业的核心，从而尝试发现一个大型现代化生产单元是否能够高度结构化、组织化，同时提升人的灵性并丰富参与者的生活。我相信他致力于建立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首先是人性化的。当整个团队都可以获得成功时，我们就不需要谈到现代工业去人性化的影响和对人类心灵的巨大破坏。诚然，他可能失败，也可能获得胜利。但是他致力于预防性的工作，去建立一个人性化的企业。更多的心理学家可以参与其中！ 如果我们考虑到从头开始发展一个新的社区，我们也可以应用同样的评价。我熟悉的一个地方是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在那里，他们给人们建立一个社区，而不管他们的种族、文化背景或经济状况如何。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实验。我知道他们已经犯了错误，而且毫无疑问还会犯更多错误，但它是一个尝试。为人们建立社区，而不仅是为开发者谋取利益。我不知道有多少社会学家参与其中，但是数量还不够。我们对于在社区内建立长期持续的关系给予了多少注意力？太少了。就我判断，这类地区，对心理学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既富于创造性又脚踏实地，如果他们能够摆脱传统主义和职业特性的影响，充满想象力地跟来自所有相关领域的其他人（医生、建筑师、水管工和教育家）一起工作来建立新社会的新单元。 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能够极大地帮助改善少数群体（黑人、墨西哥裔、印第安人、女性）和所谓的统治群体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领域，巨大的机会与风险并存。我知道，我相信你也知道，在关键的交谈场合，个体心理学家——包括黑人、白人、墨西哥裔和女性——在改善交流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有一些人与贫民区居民及警察一起工作；一些人和消费健康的穷人及医学权威一起工作；还有一些人则关注药物文化和社区。作为心理学家，有许多技术可以使用，从而促进那些痛苦的、被排斥的群体与错误对待他们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问题的解决。我们可以帮助双方找到解决之道，即悄无声息的非暴力革命。我们会这样做吗？当我们致力于这样的活动时，我们会从被自己当作根基的大学，从职业协会和服务大众的政府机构中获得任何支持吗？答案尚不明确，但进行一场同心协力的赌博正是时候。 我们敢于废除职业化吗？ 我想提出的第三个挑战，是废除我们的职业化程序，这对于临床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而言尤为挑战。我知道这个想法是异端邪说，我也知道它给那些努力成为“职业人士”的人带来了多大的恐慌。然而，我目睹了那些试图通过颁发证书和执照来将江湖郎中从多年以来的优势地位排除出去的举措，并且我在深思熟虑后判断，它们失败了，没有达到目的。1947年，我帮助APA建立ABEPP0（那时候的名称），当时我是APA的主席。那时候我对这些举措犹豫不决，现在我希望我当时能站在反对的立场上。 我并不是要质疑那些以证书为目标的人的动机、诚实性和他们的努力，以及所有随后发生的事情。我感到深深的同情。我希望有方法能够区分合格和不合格的人、称职的工作者和机会主义者、剥削者及江湖郎中。但是让我们看下面的事实。 一旦我们设立颁发证书的标准，不管是针对临床心理学家、NTL团体培训师、婚姻咨询师、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师，还是像我日前听到的心灵治愈师，其最初和最大的影响就是把这个职业固化在过去的形象中。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用什么来进行考核？显然，问题和测试都是在过去十年或二十年里使用过的。谁足够聪明，可以成为考核者？显然，这个人拥有十到二十年的经验，因此他是在十五到二十五年前开始接受训练的。我知道这些团体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去更新他们的标准，但是他们总是严重滞后。因此鉴定程序总是根植于遥远的过去，并以之定义这个职业。 我还要悲哀地指出职业化的第二条缺陷：相比没有获得证书的人，在获得证书的人当中，江湖郎中和剥削者一点都不少。如果你有个好朋友极其需要治疗帮助，我给你一个治疗师的名字，你知道他是临床心理学专科医师，但没有任何其他信息，你会让你的朋友去见他吗？当然不会。你会想知道他作为一个人或一名治疗师是什么样的，你知道有很多人在墙上挂着证书，但他们并不适合做治疗，或领导一个团体、帮助一段婚姻。证书并不等于能力。 第三条缺陷是，对于职业化的渴望造成了僵化的官僚主义。我并没有在国家层面上感受到这种官僚主义，但是在州的层面上它经常发生。官僚主义的规则代替了明智的判断。某个人是不合格的，因为他只接受了150个小时的督导，另一个人是合格的，因为他具备所要求的200个小时的督导。没人关心两个治疗师的效率，他们的工作质量，甚至是他们所获得的督导的质量。某个人可能被判定为不合格，因为他优秀的心理学论文是在没有“心理学”头衔的研究生院完成的。我不举更多的例子了。官僚主义者开始以我们极为熟悉的手段占据了支配地位，使这一职业产生了巨大的倒退。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我想到了热线工作者。近年来我得到特许去了解他们。他们通过电话处理吸毒、早期自杀、混乱的恋爱事件、家庭不和等所有类型的个人问题。绝大部分热线工作者仅仅是大学生或刚刚超过大学生的水平，只接受了极少的高强度“上班”训练。我知道在很多这样的危机场合，他们所运用的技巧和判断会让一名职业人士汗颜。如果我们使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是完全“不合格的”。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既热忱也称职。 我也想到我的团体工作经验。在团体中，那些被认为“天真”的成员，往往具有一种应对困难的人和事的内在智慧，远远胜过我自己或其他的专业引导者。这个现象令人深思。又或者，当我考虑我所知的最好的配偶团体领导者时，我想到一男一女，这两个人并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纸面资历。在资历的藩篱之外，存在着十分合格的人。 但是你可能会提出抗议，“你如何阻止江湖郎中为了获取金钱利益而从心理上剥削人们呢？”我尊重这个问题，但我要指出，如果一个人的目的就是剥削他人，那么他无须称自己为心理学家也能这样做。科学论派（我们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并减少了对资历的关心）现在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走上了无忧无虑且利益丰厚的道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判断是，严格的职亚标准并未能阻止剥削者和江湖郎中进入，哪怕只是最低程度上的。如果我们致力于发展自身和协助优秀者，那么人们会向我们靠拢，而不是向那些假艺术家靠拢。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在应对与人有关的问题时，证书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合格。如果我们不那么傲慢，那么我们可能会从“没有获得证书”的人那里获益良多，有时这些人在人类关系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 我非常清楚，自己采取的立场是不利的、有风险的。然而，颁发证书和执照的道路同样如此。并且，我已经逐渐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废除“专家”“获得证书的职业人士”“获得执照的心理学家”，我们将开放这一职业，使之获得新鲜空气的吹拂和创造力的爆发，就像它曾经默默无闻的那些年一样。 在每个领域——医学、护理、教育、砖瓦匠或者木工——证书都倾向于冻结和限制这个职业，把它跟过去绑在一起，并阻碍创新。如果我们问自己，美国医生是如何变成追求金钱的反动派形象的？是如何成为这个国家中最严密的组织的一员，反对所有的进步和改变，尤其是反对给那些最需要的人提供保健服务的？那么毫无疑问，是美国医学会缓慢甚至是无意识地在公众的头脑中建立了这样的形象。然而，美国医学会最初的和首要的目的是给合格的医生颁发证书和执照，并保护公众免遭江湖郎中的侵害。看到心理学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我感到难过。 在对此感到极度震惊和反对的人面前，我谦逊地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心理学能找到一条更好的新道路吗？是否有一些更具创造力的好方法，可以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和那些真正善于提供帮助关系的人聚集到一起？ 我不知道最终的答案。但是我会指出一条建议性质的原则。它由我的同事理查德·法森在1966年的一次私人交流中首次向我阐述：“有问题的人群拥有应对问题的最佳资源。”这条原则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真实无虚。药物成瘾者，或前药物成瘾者，在应对有这类问题的个体时是最为成功的；类似地，前酗酒者帮助酗酒者，前囚犯帮助囚犯——他们所有人可能都比职业人士更有用。但是如果我们给这些人颁发证书，或者给予他们作为助人者的优势地位，他们能提供的帮助就下降了。他们变成了“职业人士”，具有所有职业人士标志性的排外性和地域性。 因此，尽管我知道这样的说法骇人听闻，但我还是希望看到我们把所有投入认证规则、合格证书、执照颁发、书面和口头考试的精力重新用于协助临床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团体领导者，使他们变得高效并热忱于人类的福社，以至于不论他们是否拥有纸面上的资历证明，他们都会被公众的慧眼从那些实际上不合格的人中识别出来。 作为引导公众的补充手段，我们可以建立等同于消费者保护服务的机制。如果出现一个有关无效或不道德行为的抱怨，这很好解释。但是如果出现了大量的针对某一个人向公共提供的服务的抱怨，那么我们就要向公众公布他的名字，并建议“买家要当心”。 同时，让我们用新的方式完善心理学的学习过程，从而相比那些“快餐式的专家”、未经尝试的新风尚的建立者、利用公众对声称能够解答与人类有关的全部问题的人的渴求的剥削者，我们能够提供明显更多的服务。当我们自己显然能够持续提供帮助时，我们精密的运行机制将不再需要授予证书和颁发执照。 我们能够允许自己成为完整的男人或女人吗？ 现在我想谈谈一个很不一样，但并非不相关的挑战。我们大部分人都在教育机构中消耗了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那里将智力视为一切。任何有价值之物、任何重要之事，都发生在颈部以上——发生在吸收和记忆、思考和表达中。然而在生活中、在治疗中、在婚姻中、在亲子关系和其他亲密关系中、在会心团体中、在大学院系会议中，我们被迫学到，感觉是生活中同等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将这两个方面分开。我观察到，在团体中这个倾向很强烈：如果团体为一个智力上的目标聚集起来，感受就会被否认，尽管它们常常明显得令人痛苦；如果团体是为个人会心的目的聚集起来，想法常常被强烈地拒绝，似乎在这样一个团体中没有容身之地。我们看起来像是生活在一个非此即彼的基础上。我们意识到并表达出我们所想到的，或我们意识到并表达出我们的情绪反应。我们生活中的这两面几乎从未被放到一起。 临床心理学的状态有趣地呈现了这种分离的深刻程度。训练经常被分成课程（直接的智力方面的努力）和实习体验（其中个体处理他人的情绪，有时也包括自己的）两部分。如果我举一个假设性的例子，它将把这种分裂清晰地表现出来。一个学生声称，为了他的论文，在做好精密的预防措施的前提下，他想测量组A和组B的差异。他认为这会在智力上有促进作用，会是有价值的。另一个学生声称，在他的论文中，他想通过合适的形式和深思熟虑后的想法，来展示研究生期间最重要的学习成果：他在和一个难以相处的来访者的关系中的富于洞察的自我学习，其中他在和来访者的关系中实现了共同成长，引发了他自身的和来访者的行为的持续性改变。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方案毫无疑问会被接受。第二个方案不仅会被否定，还可能会被愤怒地草草否定。这个学生以为他是谁？竟然想引入他自己的感受，他对他自己和来访者在本能水平上的反应的理解，以及他对这些的想法？对一篇论文而言，这会被认为是一个荒唐的主题。 尽管这在老一辈看来只是正常的教育程序，年轻一代却越来越频繁地拒绝接受。我想到在一所充满冲突的大学里教职员和学生的一次周末对抗。它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就结束了。我想一个学生最后对教职员说的话准确地总结了这一困境：“我不知道我们两个世界能否相遇——因为我们的世界存在感觉。”对我来说就是如此。 为什么这么多我们最好的学生都离开了大学？因为他们发现完整的人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处。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发现生活令人困扰、毫无意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作为一个同时具有思想和热情、充满智慧和好奇心的人而生活，是可能的。托马斯·汉纳在他的杰出作品《身体叛乱》中，对于躯体——即鲜活的人类机体的美好统一体——在所有方面的展现，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关于很多年轻人对我们的“荒唐的”世界的感受，他说：“‘没有意义’的经历是我们的躯体在某个方面过度生长的一个活生生的指控，即有意识的关注和理性的努力。”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正是过度强调意识和理性并低估我们整个反应机制的智慧，阻碍了我们作为完善的、完整的人类个体而生活。 然而，我可以基于个人经历证实，多年来生活在分裂状态中的人们要达到这种统一并不容易。我曾开设过这样的课程，课上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同意，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想法一样，是课程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如果一个成员开始探讨他在某些高度情绪化的体验中得到的领悟时，其他成员就会对任何引入情绪反应之外的东西感到迟疑。如果一个人在课堂开始时激动地提出某个想法，与他刚开始发展的一个新近获得成功的理论有关，这堂课就会倾向于关注理性的方面。偶尔才会有一个团体，它的成员能够成为经验中的完整的个体。然而，当他们达到这个程度时，结果是令人难忘的。有些成员上交了具有高度原创性和学术性的论文；其他人表达了他们在诗或文学创作方面的最深刻的学习成果；有人给最后的会议带来木制的“建设”这个词，还刷上了油漆，试图艺术性地展示他所学到的；也有人创作了与课程密切相关的讽刺剧和表演剧。对于传统的被分数捆绑的教师来说，这种现象是混乱的。对于那些对完整和一致的个体的学问这种说法感兴趣的人而言，这是温暖人心的。 尽管存在着如此多的创新性的努力——且越来越频繁——但是分裂的个体仍然占据压倒性的大多数。我们仍然要到大学获得想法，到会心团体或治疗中发出我们被扭曲的情绪的“最初的尖叫”。 然而，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就能够听到被否认的感受的无声尖叫回荡在大学的每一间教室中和走廊上。如果我们足够敏锐，我们就能够听到公开表达感受而时常萌生的创造性的思维和想法。我们大部分人由两个分离的部分构成，并急切地试图把它们聚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躯体。头脑和身体、感受和理性的区别将会被消除。 谁能够成为完整的人？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最不可能的人就是大学教师。他们的传统主义和骄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记得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言论。当时建筑物被占领，学生中间突然爆发校园骚乱后不久——这些学生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他的言论里隐含着某种近于可怕的东西。这位教授对我说，“在哥伦比亚，不存在任何交流问题。为什么？我几乎每天都对学生们讲话。”他听起来就像一个十七世纪中期的南方奴隶主。 不，我认为，作为思想和感受相互交织的完整的躯体，当我们应对自身和其他人时，如果变化将要来临，年轻一代将是达成这一变化的人。他们正在摆脱传统的束缚。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声称身体是邪恶的、只有理性和灵魂是善的宗教教条。他们是抵抗分裂的、丧失人性的存在的强大希望，这些存在能够向越南平民投掷炸弹，并在理智层面上轻松地处理这件事。（在他的头脑中，他不是在杀人，或撕裂血肉之躯：他只是在进行“保护性还击”。）我相信，只有年轻一代能够帮助我们正视，我们的教育系统通过割裂思想和感受——思想是被认可的，而感受最初被认为是动物性的——而导致的可怕的非人化。或许年轻人能让我们再次成为完整的人。上帝知道我们需要再一次成为统一的机体，对我们自身的全部和环境的全部做出响应。 这是唯一的实相吗？ 最后，我必须提到一个挑战，我认为它对心理学家构成了最可怕的威胁。很有可能存在着不止一个“实相”，实际上可能存在着一系列实相。这不是一个新观念。威廉·詹姆斯说，“我们正常清醒的意识只是意识的一个特定类型……一层朦胧的屏障之外，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意识类型。”他的结论是他可以用这些事实来“阻止我们不成熟地拒绝对于实相的解释”。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药物诱发的多种意识扩展和现实改变，加上对超感官知觉的多年研究，对超心理现象的国际化研究，以及重要理论家，如乐善，对这类现象的阐述，我们越来越难以对另一个（或一些）实相的可能性视而不见，以及利用与众所周知的常识性的经验性实相——即大多数心理学家唯一所知的实相完全不同的规则。 我想把它表达得更私人化一些。我从未有过任何神秘的或超现实的经历，也没有任何药物诱发的状态曾让我窥到过与我们安全的“真实”世界不同的世界。然而，证据越来越明显。你可以注意不到一些不够有力的报告如《铁幕背后的精神发现》这样的书籍，但你很难无视它的一些方面。你可以将詹姆斯的思考视为一个理应伟大的心理学家的失常。你可以拒绝接受多年来在很多国家发生的神秘事件，如果它们的描述的相似性不是那么明显，并且与他们所持的宗教观念的差别不是那么大的话。你可能发现劳伦斯·乐善缜密的论证更加难以应对，其中，他从破坏其他现实的神秘性开始，逐渐发现自己建立了一个指向相反方向的理论。他展示了一个对超自然现象“敏感”的人，所有时期的神秘事件，以及与一名现代理论物理学家之间令人惊异的密切关系。一个时间和空间已经消失的现实，一个我们无法生活但可以学习和感知其法则的世界，一个不是基于我们的感官而是内在知觉的现实，所有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他继续设计一些天才的方法去验证其理论，这个事实增加了他的可信度。 我不得不说，我读过的最具说服力的资料来自卡洛斯·卡斯塔尼达他的旅途，从足以与一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类学家相匹配的彻底的怀疑主义走上了一条由一个聪明的老雅基印度人所实践的新道路，变成了一场令人激动的、惊心动魄的历险。之后，他试图将所有的这些分解成可接受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可能是为了获得博士学位），这是荒唐可笑的。显然，他被吓到了，以至于不敢像他在第二本书里那样承认，“分离的实相”是存在的。 为什么关于另一个实相的想法对心理学家来说如此危险？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是最不稳固的科学之一，我们不敢研究神秘事物。不过，我想到一位极其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对心理学所知甚多，正在考虑将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转到心理学领域，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年龄太大，已经不能对理论物理学做出更多的贡献了（他才32岁！）。他想向我咨询的主要问题与心理学中“最伟大的奥秘”有关，因为他想把自己的时间都用于这方面。我没法让自己不去想这个，我从未听到过一名心理学家将自己的事业目标定为“最伟大的奥秘”。有安全感的科学家才会这样做。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个（或一些）分离的实相存在着。我说的是，如果我们对这种可能性不存偏见，并开始调查它，就像俄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不会贬低自己。 为了确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我希望能够重复母兔及其幼崽的实验。母兔被困在岸边，大脑里插入电极。它的幼患在远处海里的潜艇中。研究者每次宰杀一只幼兔，其间的时间间隔是变化的。每一次在幼崽死去的时刻，母兔都表现出清晰的电反应。我们从这研究中知道了什么？ 一个具有洞察力的女性拿起一个她以前从未见过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块楔形文字泥板的残片），开始描述“这跟一个女孩有关”，她详尽地描述了帮助包装这个物品的秘书的形象和生活史。她的叙述如此细节化，以致在一千人里面也不会有另一个与之相符的女性。然而，她所说的话中没有一个字能与泥板扯上关系。这是一个双重的神秘事件，乐善认为他已经开始揭开谜底。然而，类似的研究和对他的理论的检验肯定是必要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预知或是同时感应到远方亲人痛苦或死亡的实例。或者如何看待心灵感应——在视线以外，隔着一定距离的催眠师，仅仅通过将精神集中在他希望传递给对方的信息上，就可以让一个受过训练的催眠对象人睡？最后，我们又如何看待卡洛斯·卡斯塔尼达奇特的超自然经历？ 或许在新一代更年轻的心理学家中——希望大学的禁令和限制没有阻碍到他们—会有一小部分人敢于研究这种可能性，即：有一个合法的实相是我们的五感无法触及的；有一个实相，其中现在、过去、未来交织在一起，空间不是阻碍，而时间已经消失；有一个实相，只有当我们被动地接受，而不是主动地下定决心去了解时，才能够感知和了解。这是心理学面临的最激动人心的挑战之一。 结 论 开始这次讨论时，我就声明，我提出的多个问题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它们只是各种不同的挑战。当我检查这些资料时，我确实看到了——当然，从我的私见出发——我提出的问题之间的特定联合。我并不确定自己已经提出了最重要的问题。我看待这些挑战的方式可能被极大地误导了。但是且让我尝试用崭新的方式重申它们，然后指出在我看来将它们捆绑在一起的线索。 我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心理学是否仍然作为科学的一个狭隘的技术片段，与它本身过时的哲学概念绑在一起，依赖于可观察的行为来获得安全感？或它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真正广泛而具创造性的科学，植根于主观所见事物，并容纳人类状态的所有方面，足以被称为成熟的科学？ 我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敢于从一门以过去导向的矫正技术转变为专注于未来导向的计划制订？我们是否敢于参与到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去建立这样一个环境——其中人们可以选择去学习，少数派可以选择通过与当权派结合去改造他们，人们可以学会合作？心理学家是会继续处在我们社会的边缘，还是说我们将冒险成为社会的重要部分？ 我已经指出，能够通过证书和执照获取的安全、特权和传统主义的礼服，可能其价值还不如它们的成本。我想知道，我们是否敢于将自信建立在我们作为人所拥有的品质和能力，而不是我们可以挂在墙上的证书上？ 我已经提出疑问——可能有点绝望：我们是否能够看到这样一天，教师、学生和心理学家总体而言可以像一个完整的人那样行事——既没有好高骛远的心智，也没有对彼此胡乱抱怨的、缺乏理性的感受？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充满智慧的、完整统一的机体吗——如果我们只能听到和意识到那个智慧？ 我迟疑地指出：我们如此确信的现实，通过我们的感官如此平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可能并不是唯一向人类开放的现实。我已经提出这个疑问，即：我们是否乐意冒着可怕的风险，不存偏见地去探索这一可能性？ 随着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思考，我相信，如果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和一门职业）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给予了清晰肯定的回答，对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它将会继续发展前进。 因此，在我提出的问题中我所看到的线索，每一条都代表了可能提高、深化、丰富我们职业的一步。简言之，每一个问题都代表了心理学走向自我实现的一步。如果我的认识大体上是正确的，那么我留给你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将是，我们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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