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人的成长（1-3）（选）（1961）
（美）罗杰斯 著
目 录
推荐序（选） 自 序（选） 第一部分 个人体验和观点 第一章 关于沟通的经验（选） 第二章 人际关系及其成长的哲学（选） 第三章 46年以来（选） 第四章 变老还是变成熟（选） 第五章 我们需要一个“现实”吗？（选） 第二部分 关于个人中心取向 第六章 个人中心取向的基本理念（选） 第七章 共情：一种饱受争议的存在形式（选） 第八章 埃伦·万斯特：孤独（略） 第九章 建立个人中心的团体：对未来的启示（选） 第十章 六篇短文（选） 第十一章 助人职业的新挑战（选） 第三部分 教育过程及其未来 第十二章 学习能够涵盖观点和感受吗？（选） 第十三章 超越分水岭：现在在哪里？（选） 第十四章 大团体中的学习：它们对未来的意义（略） 第四部分 展望未来：一个自我中心的剧本 第十五章 明天的世界和明天的人（略）
推 荐 序（选）
欧文·亚龙
在卡尔·罗杰斯第一份教学工作中，他与一群心理系的学生打成一片。在他快40岁的时候，磁带刚刚出现，罗杰斯和他的学生们兴奋地听着心理治疗访谈的录音磁带。罗杰斯会时不时地按下暂停，回放某些访谈片段。他这样做一方面能够指出访谈时咨询师出现的失误，另一方面可以指出访谈中来访者表现出的显著进步。 这是罗杰斯的这本《论人的成长》中的一幕。试想，二十年以后，这又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大家讨论一位在数十年前自杀的病人艾伦·韦斯特的案例。罗杰斯表达的观点的深度和思想的强度让在场听众为之震惊：仿佛艾伦·韦斯特是他熟知的老友，仿佛她昨天才喝药自杀。罗杰斯不仅为她悲惨荒芜的一生感到悲痛，也对精神病医生通过毫无人情味和带有偏见的精确诊断，将其移情为一个物体而感到愤怒。罗杰斯问，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如果他们知道，将人看成物的疗法永远无法成功。如果他们能尊重她，将其看成一个真实的个体，体会到她的现实生活，他们就有可能化解来访者这种致命的孤独。 另外一出场景出现在十五年之后。七十岁的卡尔·罗杰斯被邀请在美国心理学大会上发表荣誉演讲。听众们放松地靠在椅子上，等着他来富有涵养地回顾大家盼望已久且备受推崇的七十年。然而，罗杰斯用一系列的挑战晃醒了他们。他督促学校心理咨询教师不要仅仅满足于治疗那些被过时的、没有意义的教育系统摧残的学生，而要努力改变这种系统，以及参与设计一个新系统，从而解放孩子的好奇心，增强其学习的乐趣。随后，他还斥责专业主义的局限。他认为，证书和执照弊大于利：赢得了大众信任的江湖骗子太多，而很多有天赋的治疗师却被拒之门外；过去美国心理学会严格的官僚主义已经将这个领域变得刻板，也扼杀了创造性。这次演讲中，没有人打瞌睡。 从这些场景，还有那些《论人的成长》这本书中提到的场景中，卡尔·罗杰斯对他人成长的贡献显而易见。罗杰斯喜欢用“个人中心”这个术语来概括他的疗法。自从在罗切斯特治疗过失足青年和贫困儿童后，罗杰斯工作中的首要一点就是关心和尊重来访者的经验世界。他在那里工作了十二年。他开始渐渐形成自己关于治疗方法的观点。他认为，咨询师必须依靠来访者勾画出治疗工作的方向——因为来访者知道自己哪里不舒服，什么样的经历需要吐露，什么样的问题是关键性的。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的一篇关于治疗儿童问题的文章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并因此被聘为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他在当地开设了咨询先锋课程。（记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我们所知的临床心理学是不存在的。）很快，随着他关于治疗的观点日益完善，他写了一本教材，《咨询和心理治疗》，但是出版商不愿意将其出版。出版商说，他们更希望看到已有的课程或领域的教材。最终，这本《咨询和心理治疗》和罗洛·梅的《咨询的艺术》注定在临床心理学的诞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决定了人本主义疗法的未来。 卡尔·罗杰斯是个坚强的战士，他参与了许多战斗——与医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战斗，因为他们阻止心理学家去“治疗”病人；与还原论者（如斯金纳）观点上的斗争，因为还原论者否定了选择、意愿和目的的中心地位；与精神分析论者程序性的斗争，精神分析论者认为来访者中心疗法太过简单和反智。 如今，半个世纪过后，通过几十年的心理疗法的研究，罗杰斯的疗法似乎非常正确、自我证实、非常确凿。这些研究很难归功于那些激烈的战斗，因为这些战斗甚至不能理解其内容。如今，有经验的治疗师赞同罗杰斯职业生涯早期就领会的观点——治疗的关键是治疗关系。当然，治疗师与病人真诚地联系在一起很有必要——治疗师越是真实，越是能避免自我防御、职业面具和角色限制，病人就越容易有回报，向着建设性的方向变化。当然，治疗师需要无评判和无条件地接受病人。同时，治疗师需要共情地进入来访者的未来世界。 然而，罗杰斯有一个新奇的想法，强迫自己将工作记录下来。他的主要工具是客观的证据。他还是提倡用实证研究说明心理疗法过程和结果的活跃分子。他的关于治疗师-来访者关系的重要方面的研究——共情、真诚和无条件积极关注——继续被社会科学家看成相关研究的典范。 在罗洛·梅的强力召唤下，罗杰斯用了毕生努力创造和发展了心理治疗的人本疗法。虽然这两位对此种疗法的目标和方法观点基本一致（而且也都是在联合神学院学习过），但他们取得成功的途径不同：卡尔·罗杰斯是从实证研究中获得成功，而罗洛·梅则从文学、哲学和神话研究中获得成功。 在职业生涯中，罗杰斯因其疗法看似过于简单而受人攻击。而且很多实操者将来访者中心疗法仅理解为咨询师需要重复来访者谈话的最后几个字。然而，那些熟知罗杰斯，那些看过他的访谈，或者仔细读过他著作的人知道，他的疗法既不简单也不死板。 事实上，罗杰斯总是从下而上，而不是从上而下深入访谈的。也就是说，他首先立足于对自己和其他治疗师治疗工作的直接观察，然后产生初级但是可验证的假设。（这是罗杰斯疗法与精神分析疗法最主要的不同点，因为精神分析是先做出高层次推断，从而建立一个没有办法验证的假设，最后再推导和规范精神分析疗法。）然而，在罗杰斯的职业生涯初期，他确实得到了几个基础的假设，而他后面的工作也都建立在这几个假设基础上。 他相信实相和人们选择的重要性；他相信，相比于知识的理解，经验式学习更有利于个人的理解和成长变化，是更强有力的方法；他还相信每个个体内在都有自我实现的趋势——一种内在的朝向成长和完善的倾向。罗杰斯经常提到他深信不疑的一种在所有有机体中都有的成长冲动（一种平衡的熵力量）。因为相信人类自我实现的趋势，他加入了人本主义思想者的队伍中，这支队伍中有尼采、克尔凯郭尔、阿德勒、戈尔茨坦、马斯洛和霍尼，他们都相信每个个体都存在一种自我理解和个人变化的巨大潜力。因此，尼采说过关于人类的完美性的第一句金句就是“成为你自己”；凯伦·霍尼，一个特立独行的心理分析学家，她认为， “就像橡树果实长大了会变成橡树一样，孩子长大后会成为成人”。从这一观点产生的治疗任务并不是一种建构、一种重建、一种操作，或者一种塑造；相反，这是一种促进，移除成长中的障碍以及帮助个体释放一些本来就存在的东西。 罗杰斯相信，“个人中心”取向可以给人们的改变带来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没有什么原因可以将其局限于心理学的诸多问题中。因此，他试图在许多非临床领域中应用此疗法。数十年中，他在教育项目中主张以下观点：教育应该既包括认识学习，也包括情感学习；教师应该关注学生这个整体，应该创造一个接受、真诚和共情的环境。教师和学校的员工应该接受“个人中心”取向的培训，应该付出努力建造学生的自尊，以及激发他们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会心小组常常被视为“正常人团体疗法”。它们徘徊在教育和治疗之间，或者没那么恭敬地说，它们是处于“头脑收缩和思维扩展”之间。在20世纪60年代，罗杰斯就懂得细腻的团体体验包含着令人改变的巨大潜力。他投身于会心小组运动中，而且在团队领导力技术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与强制的、控制的领导风格不同，他认为个人中心取向不仅适用于个人咨询，在团队体验中也同样重要。团队领导者既是领导者，也是参与者；他们可以通过自身来创造出最有利的环境。罗杰斯遵循着自己的方法，他与组员的协议也揭示了他那惊人的真诚：在他的个案工作中，他不仅公开了自己的私人问题，也揭示了其他成员的梦想——他认为这些会引导其他人进行建设性的内省。 对小团体有效的方法对大团体依然有效。在罗杰斯75岁时，他带领了几百名社区建设成员，他相信个人中心小组是解决人类冲突的强有力的工具：无论这种冲突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为了能在跨文化和种族矛盾问题中有所建树，罗杰斯在他生命中最后十年中四处游走。他在南非组建了黑人和白人的沟通小组；在巴西就个人自由与自我实现话题进行了大规模演讲；促成了十七个中美洲国家的高层行政人员的冲突解决工作坊；在苏联众多的工作坊中演示了“来访者中心”咨询。他参与了非常多的国际活动，因此还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此书首先介绍了罗杰斯关于沟通的观点，他认为对自己感觉和想法准确而真诚的沟通非常重要。他避免任何畏惧、劝说或是操纵。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介绍有点肤浅。虽然很少有人需要更多的介绍，也没人想要更少的介绍。就像读者们将要看到的，罗杰斯用极度的清晰和极大的魅力“为自己代言”。
自 序（选）
很多时候，我会惊讶于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改变。这本书，涵盖了我在过去数十年中的大部分变化（大约70%）。这本书还集合了我最近写的各种资料。书中部分观点已经在期刊上发表过，也有些观点尚未发表。在介绍本书内容之前，我想先回溯一些事件，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我的改变。 1941年，我写了一本关于咨询和心理疗法的书，第二年出版了。我意识到，自己对待个体的方式以及与个体工作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咨询师，由此，酝酿了这本书。这本书完全关注“求助者”和“一个需要救助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其他引申含义。 十年后，也就是1951年，这种观点在“来访者中心疗法”中体现得更加充分，我也更加有把握地将此观点提出。此书中普遍的观点就是，这种疗法的原则可以应用在其他领域中。在其他学者的文章中，或者其他人的经验中，也有关于团体治疗、团体领导力和管理、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法的讨论。这个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 1961年，我写了一本书，自己命名为《心理治疗师眼中的心理疗法》，因为我认为这本书中所有章节都是关于个人工作的，虽然事实上有一些章节是关于这个扩展领域的应用。不幸的是，出版社对此书名不感兴趣，他们修饰了其中一章的章节名，并建议我将其命名为《成为人》。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我原以为这本书是写给心理治疗师看的，但是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这本书是为大众写的——护士、家庭主妇、商业人士、牧师、官员、老师、年轻人——各种各样的人。这本书有英文版，还有很多其他语言的版本，在全球的销量有千百万册。这样巨大的影响力让我不得不走出自己狭隘的观点——我以为我写的东西只有治疗师感兴趣。读者的强烈回应不仅拓宽了我的生命，也拓宽了我的思维。我相信我所写的内容既然包括了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关系的真相，那么肯定也包含了婚姻、学校、管理中关系的真相，还有文化和国家关系的真相。 我想现在应该回到这本书和其内容上来。本书前五章非常个人化——其中包括在人际关系中的经历、成长的体验、人生观的起源、对自己职业的观点，以及我对于“实相”的看法。本质上说，这些章节是我为自己写的。它们是否能够打动你、触及你的经历，我无法预测。 全书的行文中，一直会遇到“他或她”问题。多亏了我女儿和其他男女平等主义者的朋友们，我对语言上的性别不平等越来越敏感。我认为女性应该得到平等对待，而且我也这么做了。但是，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清楚地认识到，只用男性的代词代表所有人也是一种性别贬低。我更倾向让文章表达它该表达的内容，而不是尽力让语言跟上现在的标准，因为这样会让文字看起来不那么真诚。我写下的话都是我说过的话。 此书的第二部分重点突出了我的专业观点和参加的各种活动。这些应用范围的变化可以用术语的变化来表示；旧术语“来访者中心疗法”已经变为“个人中心取向”。换句话说，我不再局限于讨论心理疗法，我讨论的是一种观点、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存在方式，这种方式适用于任何将成长作为目标的情境——比如个人成长、小组成长和团体成长。第二部分的其中两篇文章写于去年，其他一些文章是更早之前的作品，但是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呈现了我现今工作和各种想法的方方面面。我个人最喜欢有六个小故事的那一章——这是我经历的快照，我从中感受很深。 第三部分谈到了教育问题，这是一个我能稍感胜任的领域；我给教育机构展现了一些前景，也提供了一些想法来应对未来我们会面临的问题。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观点并非正统，可能在暂时尚属保守主义的教育环境下不会流行，在不断缩减预算和目光短浅的时代不会流行。我的这些想法是关于学习的遥远未来。 此书的主题在每章中都有所体现——存在方式，即任何国家、任何职业的人都能非常热衷的、使生命得以扩展的方式。只有你能判断，此书是否对你有用。欢迎你加入成长的旅途。
第一部分 个人的体验和观点
第一章 关于沟通的经验（选）
1964年秋天，我受邀去位于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演讲。该学院是国际科学界顶尖学府之一。其大多数演讲者来自物理科学领域。因为演讲者组成了高学术造诣的顶尖团队，所以吸引了大量的听众。演讲者无论研究的是天文、微生物还是理论物理，都希望能够在此演讲。我被请来演讲的主题是沟通。 当我开始为演讲搜集资料、整理笔记的时候，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越来越不满意。关于演讲的想法从我脑袋中慢慢褪去，最后全部消失。 最终，演讲只是演示了我为解决沟通问题所做的努力，而不是真正谈论沟通这个主题。 我了解一些关于沟通的知识，而且可以收集到更多资料来扩充。最初答应做这个演讲时，我原打算收集一些资料，组织成演讲稿。后来，我反复思量，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好。如今，在行为科学领域中，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社会上出现了明显的浪潮，寻求与人性相关的人生体验，寻求内心的真切要求。在这种知识层面上，我们不能仅仅探讨认知和智力的知识，这些几乎都可以以口头形式交流，我们需要的是体验式的、与个体相关的本能反应，情感、思想和意见。因此，我决定在情感层面跟大家沟通，而不是讲关于沟通的知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在小团体中，大家互相真诚接受彼此的时候比较适合这种形式。在大型场合进行这样的尝试，我也非常担心。确实，当我知道在场观众的确切人数时，我曾想过放弃这个念头。而当妻子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后，我又重拾信心，决定做一次尝试。 当我得知，在这里演讲通常只是演示，这更加让我下定决心。虽然大家通常认为，我做的不是一场演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这被看作一场演示，而且是大家能够接受的情感和体验层面的演示。 其实，我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我只想分享一些自己在沟通方面学习到的事情。我学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根植于自己的个人经历。我并不是想让你们学习我或者做同样的事情，我只是认为，如果我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坦诚相告，你们可以与自己的个人经历作比较，从而判断其真伪。我与他人的交流中使用的双向交流法，让我感觉开心、温暖和满足。也有时候，在某些程度上，也可能是事后，我觉得不太舒服、不太高兴，对自己不太满意。某些时候，我与他人的交流让我觉得自己得到了扩展、提升和丰富，加快了个人成长的步伐。很多时候，我也同时能感觉到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反应，他的自我也被提升，其自我发展和自我功能提升了一个层次。当然，也有时候我们双方都会觉得个人发展停止了，甚至是退步了。我很肯定，我是确切地希望沟通的双方都能够成长，而尽力避免双方停滞不前的沟通。 我想首先与大家分享的是能够真正地倾听某人。我想，这可能是自己的固有特质之一。我记得，还在小学的时候，当同学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总是会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可惜，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痛苦和愁闷一直折磨着我。我很想说的是：“你根本没听清他的问题！”当时我就感觉到，由于沟通不畅导致孩子绝望，这种现象还是很常见的。 真正的倾听给我带来快乐，我想我知道其中的原因。真正的倾听，可以让我与被倾听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我对个体、对人格以及对人际关系的了解，全部都是通过倾听获得的。在真正的倾听中，还可以得到一种特殊的满足，就好像听到天籁一般，因为你除了能获得关于个人的显而易见的信息，还能获得超越个人的、普适的信息。人际沟通中暗藏着适合于任何人的系统的心理规律、心理面向。所以，倾听不仅让你懂得别人，也让你感觉自己触及了世间的真理。 当然，当我说我钟情于倾听时，我指的是深度倾听。我听到的是思想、想法和情感基调，我能听到话语中带着个人特色的意义，甚至这些意义是说话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很多时候，话语的表面意义并不重要，我可以听到那些隐藏的、来自个人深处的内心诉求。 我学会问自己，我能够听到一个人的内部世界吗？我能了解吗？我能跟对方达到深层共鸣吗？我能够感知对方虽然有些担心，但还与我沟通的意义吗？他也能知道这些吗？ 在一次访谈中，我遇见一个青少年。起初，他与其他青少年一样，没有任何目的。当我问他来访的目的时，他更加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目的。我问：“你没有什么想做的？”他回答：“没有……呃……我想继续活下去。”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刻的感受。我对那个阶段有非常强烈的共情。他极有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很简单地告诉我，不知从何开始，是否继续生活对他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尝试从各个层面与他达到共鸣。我不确定他究竟想告诉我什么。我仅仅想知道那句话可能暗藏的意思，可能暗示他有段时间曾考虑过自杀。我愿意并且能够从各个层面倾听他，这可能会让他在访谈之前愿意告诉我，他在不久前差点把自己弄死。以上这个小片段是想举例说明，当对方尝试沟通时，什么才是你在各个层面的真正的倾听。 我再举一些简短的例子。不久前，一位友人在长途电话里向我咨询一些事情。对话结束，我挂了电话。电话中，他说话的语调真的让我为之一震。我对自己说，我们讨论的客观事情的背后有一种苦恼、挫败，甚至是一种绝望，而这些情绪对现在的事情没有任何帮助。我能明显感受到这些，所以我写了封信给这位友人：“可能我要说的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真是如此，你可以直接将我的信丢到垃圾箱里。当我挂掉你的电话的那刻，从觉得你的声音听起来痛苦和无奈，可能还很绝望。”紧接着，我尝试告诉他我自己对他以及他处境的一些感受，我希望这种方式对他有所帮助。我忐忑不安地寄出了这封信，怀疑自己是不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很快我就收到一封回信。我的这位友人非常感激我的倾听。我非常准确地听到了他的语调背后的意思。我也非常高兴我能够倾听到他，这样才能开始真正的沟通。很多时候，比如这个例子中，话语表达的是一种意思，而说话的语调可能传达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思。 我发现，不仅在治疗访谈中，而且对我来说在档期很密集的团体体验中，倾听也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当我真的倾听了某人，明白了此刻对他重要的意义（当然倾听的不仅仅是语言，而是倾听到他本人），而且当我让他明白我了解了他句子背后的意义，接下来会发生很多事情。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充满感激的眼神。接下来，他整个人都放松了。他希望告诉我更多有关他的事情。他整个人在一幅自由的画面中翻滚向前。而且，他更愿意接受变化的过程。 我还常常会注意到，我对一个人倾听得越深入，那么对其带来的影响会越大。基本上，每当个体意识到我的深层倾听，他的眼眶都会湿润。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开心的眼泪，就好像他在说：“谢天谢地，真的有人懂我了，有人体会到我的感受了。”每当此刻，我就会想象有个犯人被关在地牢里，每天发出莫尔斯电码，“有人能听懂我吗？有人在吗？”终于他听到一套微弱的电码说：“是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回复就能让他逃离孤单的牢笼，使他又成为真正的人。如今，很多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牢笼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牢笼外世界的存在，你必须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来自牢笼中的微弱讯号。 如果这听起来有点儿伤感，有些夸张，那么我想分享一段经历。我最近以负责人的身份参与一个15人的互助小组。在最初几周，组员需要写下那些自己不情愿在小组中分享的感情或情绪。此过程匿名进行。一位男士写道：“我人缘不太好，我有坚不可摧的外在屏障。外面的世界没有办法闯入其中来伤害我，当然我的内心也无法出去。我压抑了太多情绪，几乎都快情绪枯竭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开心。但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如果知道别人对我是什么态度，以及为什么对我这样，可能会有帮助。”这段话明显就是来自牢笼的讯息。也就是那个周末，小组的一位成员承认自己就是匿名话语的主人。他写出了更多关于自己孤立感受、完全冷漠的细节。他觉得生活太残酷，不仅工作上，而且在社会生活上也是如此，最悲哀的是他的家庭。渐渐地，他在这个互助小组中表达力增强了，对伤害的恐惧也减少了，而且更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这对我们所有参与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体验。 几周后，当我收到那位成员的一封信，询问我其他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有趣又高兴。他在信中写道：“当我从互助小组回来，我发现自己多多少少像一个被诱奸了的小姑娘，心情很紧张。而这恰恰就是这个姑娘一直等待和想要的！我现在还不太肯定谁应该对这个‘诱惑’负责——你，整个小组，还是你们所有人。我还怀疑是那封匿名信。总之，非常感谢你带来的那次有意义且非常有趣的体验。”我觉得他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小组里面好几个人都能真诚地倾听他，他便从牢笼中释放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走了出来，走进了美好人际关系的温暖世界。 下面是我想与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我喜欢被别人倾听。我曾经有段时间认为生活中处处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自己一直盘旋于痛苦的循环中，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处于绝望中。但是，比较幸运的是，这些时候我都找到了一些可以倾听我的人，他们从我混乱不堪的感情中拯救了我。相比于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能够了解我的内心更深层处。他们仅仅是倾听，而不会对我做出任何评价、判断、表扬，或者评估。他们仅仅是用耳朵听、对我与之沟通的各个阶段进行必要的澄清和反应。我可以证明，当你心理处于压力状态，有人真正倾听了你，并没有附带任何评价，没有尝试分散你的责任，也没有想改造你，这种感觉真的极好！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的压力纾解了，体验到的恐惧、内疚、绝望、迷惑都得以抒发。当我倾听别人或被别人倾听时，我就能够用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并继续下去。你会惊奇地发现，很多不可能解决的事情得到了解决，很多看起来不能解释的困惑变得非常清晰。我由衷地感谢那些带有体贴、同情和关怀的倾听。 当我不能倾听他人、不能理解他人的时候，如果仅仅是由于缺乏理解、没有集中注意力或者话语本身理解的困难，我会对自己有一丝不满意。但是，我真正讨厌自己的，不是因为我非常确定他将要说什么而不去倾听，而是当后来我意识到我听到的只是我确定他会说的话，我根本没有真正地倾听。更糟糕的是，当我扭曲他的信息，使之成为我希望他说的话时，我就只听到这些。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而我能将它做得天衣无缝。只要把他的话稍微改动一点，意思稍微歪曲一点，他就不仅看上去说了我希望他说的话，而且成为了我想他成为的人。只有当我意识到他的抵制，或者我自己慢慢意识到我在巧妙地操纵他时，我才开始厌恶自己。我也知道，在双向沟通的那头，当称获知别人倾听到的是你根本没有说过的话，会有多么沮丧。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是：当我努力将最深层的自己、内心最私密的地方、内心世界，吐露给别人的时候，他却根本没有理解，我有多么绝望、多么自闭。当我冒险将自己非常私密的东西与他人分享的时候，他并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也没有理解，我就觉得非常受打击，而且非常孤独。我后来慢慢明白，这样的经验会促使一些个体患上精神病。这让他们希望自己被他人理解的愿望破灭。一旦他们不抱有希望，他们的内心世界就会越来越混乱。而他们，也就只能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就再也不能活在与别人分享的体验中了。我非常同情他们，因为我知道当我试着分享自己的珍贵的、敏感的内心世界，而获得的只是评价、安慰，甚至是对我意思的扭曲时，我最大的反应就是：“这有什么用！”此时此刻，你就会深切体会到，什么才是孤独。 所以，到目前为止，在人际关系中，具有创意、活跃、敏感、精确、同情、不带评判色彩的倾听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提供这样的倾听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生命的某些时候，有这样的倾听确实帮助很大。当我倾听别人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内在成长了；当我被人倾听的时候，我又非常确信自己成长了、放松了，也更加强壮了。 再来谈谈我在其他领域的心得。 当我觉得真实，当我能够靠近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满足感。通过各种办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当下的体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我发现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这在某种程度上鼓舞了我。我相信，这是一个终身的任务，没有人能够完全接近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体验。 有些时候，我会用“一致”这个词代替“真诚”这个词。我这样做，是说我对当下的体验，刚好就在现在的意识中，而在我意识中的又恰恰是我沟通中的，这三个层次中的任何两层都是匹配和一致的。此时，我会觉得自己是个整体，我就是完整的一体。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跟其他人一样，我会表现出某些程度的不一致。我发现，真实、真诚，或者一致——无论你给的名词是什么——是达成最佳沟通的基础。 靠近正在发生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呢？我想描述作为一名治疗师会遇到的问题，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治疗师突然“冒出来”的感觉似乎对治疗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学会了接受和相信这种感觉，还尝试将这种感觉传递给我的来访者。比如，一位来访者正在对我讲话，我突然看到一幅画面，这个来访者就像个小男孩，合起双手，恳求着说：“请给我这个，请给我这个吧！”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真诚地存在于这段关系中，表达我的感受，那么就非常有可能激起他深层的共鸣，使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还有一个例子。跟其他作者一样，当我开始写作时，我不太能跟自己贴得太亲近。很容易因为写一些容易获得赞同、受同事欢迎，或者比较流行的主张而分心。我怎样才能听从于我自己正在想说、想写的呢？其实，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我甚至很有技巧地让自己听从内心的想法。我会告诉自己，我写书不是为了出版，只是为了自己得到满足。我会在一些旧的废纸上写东西，这样就不会责怪自己浪费纸。我粗略地写下自己脑袋中的想法和感觉，很杂乱地写，没有成任何连贯和组织。这样，我就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接近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在这个基础上写下来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感到愧疚，而且经常拿出来与其他人深人讨论。当我感觉与自己很亲密、与自己深藏在表面下的情感和感觉很亲密时，我会非常高兴。 当我能够与他人互相传达真实性时，我会感到一种满足。这一点非常难，一部分原因是我的体验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变化。体验和沟通之间通常会相隔一段时间，有时候隔了一小会儿，有时是片刻，也有时候是几天、几周，甚至是几个月。我有了某些体会，有了某些感受，而只有到后来，当感受好到可以冒险跟他人分享时，我才敢于沟通。如果我可以在当下用内在真实的自己去交流时，我能够感到真诚、自然和生气蓬勃。 如果我遇到了他人的真诚，我会觉得非常美好。在过去的几年中，会心小组是我人生的重要体验，在那里，经常有人会说一些话，清晰而完整。当一个人没有躲在外表后，而是诉说内心深处时，你很容易觉察到。而此时，我会飞奔过去。我希望遇到这样真诚的人。有时候，他们表达出来的感情是正向的，有时候确实又是负向的。我突然想起一位身居要职的男士，他是一位科学家，在一所大型电子公司担任研究总监。在某个会心小组中，他有一天突然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孤独。他告诉我们，在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过一个朋友——他认识很多人，但是没有人可以算作他的朋友。“事实上，”他说，“这个世界上，能跟我存在相当的沟通关系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我的两个孩子。”他说完话，落下了悲伤的泪水。我相信这些泪水他已经强忍了很多年。他将孤独感表达出来的这种诚实和真诚，让每个组员都能在某种心理学意义上跟他建立联结。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变得更加真实的勇气，使得在场的所有人在沟通中更加真诚，让大家从日常的面具下走了出来。 当我意识到，我可能太过恐惧、太过害怕而没有让我更贴近自己的体验，从而没有那么真诚和一致的时候，我会感到失望。当然，这种意识往往会比较滞后。随后，有个难以启齿的事件很快进入我的脑海。多年前，我受邀到斯坦福行为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做一名研究员。这里的研究员是一群极其聪明和博学的学者。我猜想，他们肯定有一大套展示自己知识和成就的特殊本领。每个研究员要留给别人深刻的印象，表现得更加自信，这一点似乎看起来很重要。我发现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扮演一个更加有自信、更加有竞争力的人。当我意识到我的状态时，我对自己的厌恶无法形容。我不是我自己！我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 当我长时间压抑自己的情感，然后以扭曲的、带有攻击性的，或者伤人的方式爆发后，我会感到很后悔。我有个非常喜欢的朋友，但是他有一种行为的固定模式彻底惹恼了我。因为我的常态是表现得友善、礼貌和开心，所以我将此恼怒压抑了很长时间，最后彻底爆发。这不仅充分表达了我的恼怒，也攻击了他。他非常受伤，事后，我们花了不少时间修复我们的关系。 当我有勇气允许他人表现真实的自己，或者与我不同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我认为这常常是一种具有威胁的可能性。在某些方面，我发现这是检测团队领导力和亲子关系的终极测验。我会允许我的成员或者子女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与我有不同的想法、目的和价值观吗？我想起去年有一名成员，他很有想法、很聪明，但价值观明显与我不同，而且做事方式也与我大相径庭。让他成为他自己，让他发展成与我完全不同的人，让我觉得自己只成功了一部分，这种时候确实让人很纠结。然而，这种程度的成功，让我对自己很满意，因为我认为这种允许他人与你完全不同的行为成就了他人的自由发展。 当我发现自己微妙地以自己的影像控制或者塑造他人的时候，我会感到生气。这曾是我职业经历中非常痛苦的一部分。我讨厌拥有“追随者”——这种学生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塑造成他们认为我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我对他们采取了某些措施，但是我无法避免在某些情况下，我以不知道的方式不知不觉地控制了这些人，使之成为我的翻版，而不能成为他们有权成为的、独立的专家。 当我允许自己表达真实的自己，让他人明白或者允许他人真实表达时，我感到很满意。我相信这一观点在前文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当我不能允许自己真实表达或者阻止其他人真实表达时，我会沮丧。当我能够让自己“一致”和“真诚”时，我常常能够帮助到他人。而其他人一目了然的真诚和一致，也经常能够帮助我。当一个人内心深层的真诚遇到另外一个人的真诚，在这样非常珍贵的时刻，马丁·布伯称其为“你﹣我的关系”就产生了。这种深层的双向的相遇不经常发生，但是我确信，这种情况如果从没发生，我们就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想谈谈从人际关系中学到的其他东西，那些曾经来得很慢也令我痛苦过的东西。 当触及真相，或者允许自己感受到有人关心我、羡慕我或者鼓励我，我就能够让自己感到温暖和满足。因为在我的过去，我认为这做起来非常困难。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漠视一切来自自己的正面情绪。我之前的反应是：“谁？我？你不可能关心我。你可能只是喜欢我做的事情，或者我取得的成就，而不是我本人。”在这一方面，我的疗法对我自己起到了很大帮助作用。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是总能接受别人给予的温暖和爱。但是当我发现我能做到的时候，我感觉释放了。我知道有些人称赞我是为了获得某些东西。有些人赞扬我是因为他们不想表现得有敌意。但是我现在已经意识到，有人是真正发自内心地感激我、喜欢我、爱我，我也想感受到并接受这些。由于我能够接受并吸收这些可爱的情感，我想，我没以前那么冷漠了。 当我真心赞扬或者关心其他人，以及我感受到这种情感已经传递到那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富足感。和很多人一样，我曾经担心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如果我关心他，他就能控制我。”“如果我爱她，我就要试着控制她。”我承认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降低这种担心。和来访者一样，我也慢慢地才知道，接受或者给予温柔、正向的情感都不会有危险。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的观点，我想再举一个最近会心小组的例子。一位女士自称是一个“大嗓门、易怒、亢奋的人”，她的婚姻已经触礁，觉得生命已经不值得继续下去了。她说：“我害怕人们的取笑和践踏，这种担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毫无疑问，这也将我自己和家庭拖向了地狱。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工作坊寻求帮助——这真是一片绝望汪洋中的一只信任的小船。”她在小组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说道：“对我来说，真正的转折点只是你的一个简单的动作，你用手臂搂着我的肩膀。一天下午我想挑衅说你根本不是我们组的一员，因为根本没人会抱着你哭泣。在前一天的日记上，我这样写的：‘天呀，这世界上根本没人爱我。’第二天你好像真的发觉我的孤寂，我快要被压垮了……我将你的这个举动看成对我表示接受——接受那个愚蠢的我、易怒的我。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感觉自己被需要，是可爱的、有能力的、兴奋的、激动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感觉其实仅仅是被爱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如洪水般的感激、谦逊，还有彻底的放松环绕着我。我怀着满心喜悦，写道：‘我真的感受到爱了。’我怕自己会很快忘记这种感觉。” 当然，这位女士说的那个人是我，然而，在某些程度上，她说的也是我想说的话。我也有相同的感受。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爱的体验和给予。我想起了我参与的一个小组中的一位行政人员，他是一名具有高度责任感和高超技术的工程师。在小组第一次会面的时候，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我认为他还有点冷漠、孤僻，多少还有些悲痛、愤恨和悲观。当他提到他如何办公时，就好像是通过一本书来管理大家——没有一丝温暖和情感。在之前的一次交流中，他提到了他的妻子。一位小组成员问他，“你爱你的妻子吗？”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随后那位提问的人说道：“好吧，我知道你的答案了。”这位行政人员连忙说：“等等，我没有立刻回答是因为我在思考‘我有爱过人吗？’我不认为我爱过任何人。” 几天以后，当其他小组成员分享了自己的孤独和寂寞，感觉自己好像躲在面具后面生活时，他聚精会神地听着。第二天，这位工程师说：“昨晚我仔细想了一下那位成员的话。我甚至还流下了眼泪。我不记得上次流眼泪是什么时候，这次我是真的有感而发。我想，我感受到的可能是爱。” 在我意料之中，一周还没结束，这位工程师就思考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他的儿子，之前他对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还开始由衷地感谢妻子对他的爱——他现在感觉到自己可以给予某些回报的爱。 我之前对给予和接受爱的恐惧，变得越来越少，所以我喜爱别人的能力增强了。我后来发现，这种能力其实很有限；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爱别人是为了控制他们，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所以爱他们。我所知道的最美妙的感觉——也是对别人来说最能促进成长的——来自我对别人的喜爱，就如同我喜爱日落一样。人们和日落一样美妙，只要你让他们成为那样。事实上，我们喜爱日落的原因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它。当我欣赏日落的时候，我不会说：“右下角的橘黄色再柔和一点，在云彩中再加点粉色。”我没有这么做，我没有尝试控制日落。我充满敬畏地看着日落。当我能像欣赏日落那样欣赏我的同事、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孙子们，我的自我感觉最好。我相信这是某种优秀的特质，也是最令我满意的特质。 我想简要提到自己学到的另外一些事情。我不为它感到骄傲，不过看起来它是一个事实。当我没有受到重视和表扬的时候，我不仅感觉到被贬低了，而且我的情绪也影响了我的行为。而当我被人重视时，我就变得有魅力和开放，我就是个有趣的人。在一个充满敌意和不被赏识的小组中，我就什么都不行。人们非常有理由怀疑，他是如何获得这么大声誉的。我希望自己有能力在各种小组中都表现得一致，但是实际上，在充满温暖和趣味的小组中的那个我，跟在充满敌意和冷漠的小组中的我，完全不是一个人。 因此，重视和喜爱某人或者被某人重视和喜爱是一种能促进成长的经历。一个人被充满欣赏地喜爱，而不是占有式的喜爱，就会绽放和发展那个独一无二的自我。而给予非占有式爱的那个人，也会更加充实。至少，以上是我的体会。 我可以给出一些研究来证明上面我提到的一些特质——带有同理心的倾听、一致或者真诚、接受和重视他人——出现在人际关系中，会带来更好的沟通和建设性的个性改变。但是，我也感觉到，出示研究证据在我这篇文章中好像不合时宜。 我想用从密集的小组体验中得出的两段话来收尾。那是一个为期一周的工作坊，我引用的这两段话是工作坊结束数周后，两位小组成员写的。我当时让每个人写下当下的感受，并在所有小组成员面前读出来。 第一段话是一位男士讲关于他在工作坊之后的一些非常糟糕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其与继父的相处。 继父不关心我个人，却只关心我具体所做的事。我被彻底动摇了。我就像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我又开始怀疑我的目标，还有我的能力。好几次，我都倾听小组成员的讲话，去倾听你们所说的和所做的，这让我感觉到，我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不用具体地证明我是有用的——这样可以保持情绪天平的平衡，带我走出抑郁。我得出个结论：与你们在一起的这段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我，我由衷地表示感激。这与个体治疗不同。你们中不需要有任何人对我表示关心，不需要帮助我，不需要让我知道什么可以帮助我自己，也不需要让我知道我是可以帮助大家的——但是，你们都做到了。因此，这是我目前经历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当我觉得需要退缩、打破自然的生活，无论什么原因，我都记得那十二个人说过，放手、言行一致、做回自己，而且他们会因为许多荒诞的事情而更加喜欢我。这让我很多次有勇气从混乱中走出来。我每一个举动好像也帮助了其他人去体会相似的自由。 我也更能够让其他人走进我的生活——允许他们关心我，我也能接受他们的温暖。我记得，我在会心小组中产生这种变化的那个时刻，就好像我扫除了长久以来的障碍——以至于我深切感受到了对于你们的一种开放的新体验。我不用害怕，不用挣脱或者恐惧地从这种感觉带来的自由中逃脱——我只需要待在那儿，让你们与我同在。 第二段话来自一个女士的报告。她与丈夫一起参加这个人际关系工作坊，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小组中。她非常详尽地述说了她在小组中的感受和付诸行动后的结果。 对我来说，采取果断行动是非常难的事情。我将自己受伤和孤独的感情隐藏起来，甚至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只有当我压抑住自己的情感，欢玩笑式或者随意地说话，才能说出我的痛苦。但是，这样并不能帮助我走出痛苦。你们把我支持疼痛的后墙给推翻了，与你们在一起很好，就算受伤着——只要不退缩。 另外，被人误解或者批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以至于我选择不去分享大多数我生命中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无论好的还是坏的。直到现在，我才敢于冒着受伤之险。在小组中，我直面这些恐惧，而且获得了无比的解脱，从而发现，你们的批评和误解给我带来的不是深深的伤害（非常庆幸，没有敌意），而是有一些好奇、后悔、气恼，或许还有些伤心。但是我非常感激大家帮助我看清，之前我不希望看见或者面对的那部分自己。我很确定，你们对人的关心和尊敬，我全然接受了，而且发现这很有帮助，甚至当我可能激怒和疏远你们的时候，你们依然如此。 很多次，我觉得自己有些害怕这个小组，虽然不是害怕你们中的任何一人。我时不时需要跟一个人讨论，但是在一个星期的课程中，你们大多数人有时真的能帮到我。这段经历让我更加信任他人，让我对别人更加开放了。 最好的结果是我现在可以完全放松。直到我不在压力之下，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处于长期的压力下。当我的情感和疲劳让我没有办法成为好的倾听者时，我比以前更加敏感。因为我发现自己内心的受伤和焦虑，甚至是压抑，让我不容易成为别人真正的聆听者。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比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倾听、更有益地反馈。我已经能够更好地察觉到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对自我的一种开放。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 对我来说，“一致”更像理想化的状态而非现实。平心而论，我发现“一致”体验起来有些不安，表达起来有些恐惧。这是第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我可以发现我自己曾经是什么样的人，去体验和表达自我。现在，我发现自我缺乏一致是多么痛苦。我能够开放对待我的体验，并且在我们之间保持这种开放，让我得到放松和快乐。这是一种多么全新的体验，令人振奋。你让我们能够如此开放地面对彼此，对此我深表感激。 我相信，在这些经历中，你会看见一些促进人际沟通成长的要素，这些要素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细心倾听的能力，有人倾听所带来的深度喜悦，做更真实的自己的能力（这也会吸引出其他人的真诚），最后，还有更加自由地给予和接受爱——这些，在我的经历中，是促成人际关系扩大和增强的重要因素。
第二章 人际关系及其成长的哲学（选）
这是一篇带有很强个人传记色彩的文章。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线索，来展现我的信念系统是如何发展和改变的，直到现在，它几乎与我年轻时候所接受的教育和信念，是完全相反的。我尽最大的努力指出那些使我观点不断改变的因素，其中有外部因素，也有一些内部因素，还有一些因素来自于“关系”。这篇文章，最早出现在1972年8月人本主义心理学会在夏威夷檀香山举办的大会上，而且它好像真正打动了在场听众。我希望这对你们也同有意义。 在这里，我想探讨自己对他人的态度以及方法的变化和发展。虽然我的专业方法在这几年中改变很多，但是，在这里我不仅会涉及我的专业方法，也会涉及我个人的方法。 让我先讲讲我的童年。我出生在一个严格的原教旨主义家庭中，我将父母的价值观投射在其他人身上。我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些。我只知道我按照这样的价值观行动。我相信，对待我们大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的态度可以概括成这样的话，“其他人的行为怪异，这在我们家是不允许的。许多人玩扑克、看电影、抽烟、跳舞、喝酒或者参加其他活动，有些难以启齿。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更好的方法，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忍受他们，不与这些人近距离接触，在自己的家庭中生活。‘出淤泥而不染’是一条值得遵守的法则。” 如果我没有记错，整个小学阶段，我行为的特点就是这种无意识的傲慢独立。因此，我当时没有亲密的朋友。那个时候，有成群的与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女孩在我家后面的街上骑车，但是我从来没去过他们家，他们也从来没有来过我家。 在所有家庭成员中，我最喜欢和弟弟们在一起玩耍，我非常嫉妒隔壁的大哥哥，并且非常崇拜我最大的哥哥，虽然我们的年龄差异太大，无法交流。我知道我的父母爱我，但是我从来没有与他们分享过我的想法和感受，因为我知道，这些想法会被他们评价，发现不足。我的想法、幻想和一些在意的感受，都不与人分享。 总结起来，在我的少年时代，可以说我完全缺乏现在所重视的与他人的亲密关系和沟通。我对待家人以外的人的态度是疏离和冷漠，这一点是从我父母那里获得的。 我在同一所小学待了七年。从这以后，一直到我毕业工作，我从来没有在同一所学校待过两年以上，毫无疑问，这也对我造成了影响。 中学的时候，我认为我开始有点意识到自己渴望陪伴。但是我的这种渴望的满足，首先被父母的态度阻碍，其次被环境阻碍。我换了三所不同的中学，没有在一所学校待过两年以上。每一所学校之间距离都很远。所以我从来没有建立社会根源，也从来没有和其他同学参加过课外活动和晚会。我尊重和喜爱一些同学，而且有一些同学也尊重，或许喜欢我——可能大部分因为我的好成绩——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一段友谊，我也没有任何亲密的人际关系。我在高中的唯一一次约会，是参加高年级的聚餐。 因此，在成年的关键几年中，我没有亲密朋友，只有非常浅表的人际接触。当我有非常体贴的老师时，我在那两学期的英文作文中表达过我的情感。在家，我感觉与隔壁的哥哥更加亲密，但是因为五岁的年龄差距，我们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当时，在任何事情上，包括在人际关系上，我更像一个完全的局外人和旁观者。我认为，我搜集和饲养夜间飞行的飞蛾的强烈的科学兴趣，毫无疑问，是对缺乏亲密分享的补偿。到现在，我意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特别的、独来独往的人，在内心给其他人只留下了一丁点儿的空间。我缺乏社交能力，与他人只有表面的接触。在这个阶段我的幻想非常匪夷所思，差不多可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但幸运的是，我没有见过心理学家。 在我孤独的经历中，大学生活代表了第一次突破。我进入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农学院，随后就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上遇到的一伙人中。虽然开始大家只是以这单纯的兴趣聚在一起，但是后来发展出各种各样自主的活动。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拥有朋友很重要。这里关于道德和伦理话题的想法和态度的讨论生动、愉悦和有趣。特别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还有人分享私人问题。在这个群体中的两年，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后来我转到文理学院学习历史，就慢慢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在此期间，我可以说，自己开始了对职业生涯的摸索。我担任了少年俱乐部的负责人，而且很享受这段经历。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活动只局限于我们可以参加的—徒步旅行、野餐、游泳，等等。我不记得我曾经鼓励或者组织过关于男生兴趣爱好的讨论。当我的同辈们开始关心沟通的时候，我也明显地被这种沟通的可能性所吸引。但是我怀疑，我是否梦想过这对12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暑假，我还是贫困少年夏令营的营地辅导员。这个夏令营还有其他九个辅导员，而我带领了100个男生。我们兼职采草莓以及随后的体育活动，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适宜的计划。在这里，我第一次有了对“帮助”关系毫无把握的尝试。当时我们宿舍有些物品和钱财不翼而飞，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男生。我和其他几个辅导员将他带走，想让他承认错误。当时，“洗脑”这个术语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真的擅长此道。我们引诱他，和他争论，劝说他，我们有时很友善，有时很严肃——还有人为他祈祷——但是，令我们失望的是，所有这些尝试都对他无效。当我现在回想起这个令人尴尬的场面时，我推测我当时认为，帮助他就是让他认罪，这样就能为他指一条明路。 另一方面，我变得越来越社会化。我开始和女生约会，虽然当时肯定心存害怕，但却是一个开始。我发现我可以更自由地与稍成熟的女生交流。作为一名大一新生，我还与几个大二的学姐约会。这个时候，我也开始与海伦约会，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我们之间的深度交流内容包括希望、理想，还有一步步实现的目标。我当时发现，个人的想法和对未来的梦想确实可以在相互的基础上与他人分享。这是一种成长的经历。 大学两年后，我与海伦分隔两地，但这场恋爱持续了两年，在这之间我们交流很频繁。两年后，我们结婚了。现在回头看来，我意识到，我和她的沟通是我经历过的第一次包含真正关心、亲近和分享的关系。这段关系对我来说，意味着全部。在结婚的头两年中，我们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通过一些巧合，我们认识到，那些关系中看起来不能分享的东西——那些烦人、令人不高兴的秘密——其实是最值得分享的。这一课学起来有些困难、冒险、令人害怕。我们也学了好多次。这是令我们夫妻二人丰富和发展的一段经历。 同时，在纽约联合神学院的研究生院中，我和妻子不仅有自己的学术方向，还会共同参加一些课程——她越来越像一名艺术家，直到我需要继续学习，而她需要在家照顾孩子。虽然因为学术课程，我在宗教上转变方向，但是我的两段经历，使得我形成了与其他人相连结的方式。第一段经历是自我组织、自我指导的无领导学生研讨会。在那里，我们分享了我们思考的话题的职责，以及我们开展课程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分享我们的疑虑和工作中的个人问题。我们逐渐变成了互信小组，讨论一些深度问题，最后能互相体谅，这些改变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生活。第二段经历是古德温·沃森博士讲授的一堂名为“与年轻人一起工作”的课程。古德温·沃森博士生前是一位著名的、活跃的国家训练实验室培训师，同时，在教育中，他又是一位激进的领导。参加这个课程时，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与个体亲密的工作可能会成为一种职业。这种可能性让我走出了宗教工作。这两段经历让我“跨过马路”，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古德温·沃森成为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我也开始从事临床心理学工作。同时，我也通过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接触到约翰·杜威的思想。 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在理解与他人的关系上进行了实验性的尝试。我学到的东西对我后来的成长很重要。我已经知道，与他人的深层次的分享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可以让人得到充实。我也认识到，在亲密关系中，那些“不能”分享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的、最值得分享的。我也发现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团队会朝着显著的、有意义的个人成长的方向发展。我甚至开始意识到，每个学校的负责人可以只带着大家成长，信任他们监管下的学生。我还发现，我们可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但是如何给予帮助，大家的想法有很大差异。 在我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培训中，我学到了两种方法来对待寻求帮助的个体。我在师范学院学到的方法是通过测验、测量、诊断性访谈，以及治疗的描述性建议等来了解一个人。然而，莉塔·霍林沃思博士的人格让这种冷冰冰的方法有了一些温暖。她更像是教我们如何做人，而不是如何上课。后来，当我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新建的儿童指导中心实习时，我接触到的环境与之前的大不相同。因为精神分析师掌管着这个中心，我对个体的了解更加深入。我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七十多页的冗长的案例史，没有祖父母、父母、叔叔阿姨，以及病人自己的人格动力学分析——出生创伤、断奶的方式、独立程度、兄弟姐妹关系等——这个人是无法被了解的。接下来就是大量的测试，包括最新的罗夏（墨迹）测验，最后要对孩子进行很多访谈，才能决定他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最终的结果都比较相似：孩子们进行精神分析，妈妈们被送去社工处同样对待，有些情况下，会要求心理学家辅导孩子。然而，我在这里进行了第一个治疗案例。这个案例是以辅导开始，后来发展成为私人访谈。观察到一个人的改变，让我非常激动。但是我无法说清楚，这种改变是因为我的热情，还是因为我的技巧。 当我回头想，我意识到自己对访谈和治疗的兴趣肯定有部分源自我早年的孤独。从这兴趣里，我与其他人的关系更加亲密，能满足我持有的某种渴望。这种治疗访谈也提供了一个与人亲密，但又不用像与熟人那样经过一段又长又痛苦的、逐步了解和沟通的机会。 当我完成了在纽约的工作，因为刚受过培训，我知道如何专业地对待人们。尽管师范学院与工作中心的理念差距很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得知相同的准则：“要搜集这个个体的大量数据：过去经历、智商、特殊能力和人格。从这些资料中我可以形成详细的诊断说明，比如个体当前行为的原因、处理这个问题的个人的和社会的资源，还有对其未来的预测。我会努力地将这些翻译成简单的语言，讲给负责的机构、父母，以及儿童（如果孩子能听懂的话）。我会给予很好的建议，还会通过反复回访来加强这些建议的效果。在上述方法中，我保持彻底的客观、专业，以及与受帮助的人保持人际疏远，除非必须用人际关怀来建立一个满意的关系。” 现在这个对我来说有点不太可信，不过它确实是真实的事情，因为我还可以回想起那种鄙视：一位精神病医师，不是分析师，他只是简单地表现出喜欢孩子的样子，来治疗这些问题儿童。他甚至将这些孩子带回自己的家里。很明显，他根本不知道“专业性”的重要性。 因此，当我去纽约的罗切斯特加入儿童研究院——主要为少年犯和在社会机构监护下的贫困家庭儿童提供指导的诊所——我知道该做什么。我当时非常肯定，我（痛苦地）记得，我告诉PTA和社会团体，我们的诊所与汽车修理厂非常相似：你有一个问题，获得专业的诊断，我们给予建议，告诉你如何改正这些问题。 但是，我的看法慢慢改变了。因为一直待在这个社区，我发现，我得接受我自己给出建议所带来的结果——不是所有建议都有效果。我帮助过的很多孩子都住在隔壁，所以我可以每天看见他们。有时候，我会惊奇地发现，在经过一场“良好”的访谈之后（访谈中我给这个男孩解释了他所有不良行为的原因），他拒绝与我见面。所以我必须赢得他的心，让他回来，好让我知道我错在哪里。我开始学习，纯经验式地学习。 后来，作为新建的独立的罗切斯特指导中心的主任（该中心用于替代原来的儿童研究中心），我接触到更多自我寻诊的病人。我们没有凌驾于儿童和父母之上的权力，为了能给予病人帮助，我们需要建立关系。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治疗方法：我先讲述一个在脑海中极其清晰的事件。一位聪慧的母亲将其行为极其不良的儿子带到诊所来。我听取了她的经历。另一位心理学家给孩子做测试。在讨论会上，我们认为母亲对儿子的拒绝是关键问题。我将和她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心理学家给她儿子进行游戏治疗。在一次次的访谈中，我尝试——因为经验丰富了，我现在会更加轻柔和温和——帮助母亲发现自己对儿子的拒绝，以及这种拒绝对儿子的影响。但是这些都不起一点儿作用。十几次的访谈后，我告诉她，我认为我们都努力了，但是没有任何成效，所以可能要停止治疗了。她同意了。然后，她准备离开时，突然转身问：“你们这里也为成人进行咨询吗？”我很迷惑，回答说，有时会做。于是她坐回椅子上，开始将她与丈夫之间的棘手问题一吐而出，她急需一些帮助。我被击垮了。她的这些故事与我刚从她那里听到的经历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是在倾听。最终，几次访谈过后，不仅她和丈夫的关系得到了改善，由于她变得更加自由和真诚，她儿子的问题行为也消失了。她是我后来不时会保持联系数年的第一位来访者，一直到她儿子上了大学。 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课。我更像是跟随她的指引，而不是我自己的。我只是倾听，而不是尝试劝说她理解我已经理解的诊断。这更像是人际关系，而不是那么“专业”。然而，结果说明了一切。 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参加了奥托·冉克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我发现在他的治疗中（不是理论中）他强调的一些事情恰恰是我刚刚学到的。我备受鼓舞和肯定。我雇用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她在社工费城学区学过朗氏“关系疗法”，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所以我的观念变化得越来越多。我的一本书《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就体现了这种观念的变化。这本书写于1937年至1938年，其中有很长一章内容是关于关系疗法，虽然此书大部分是关于诊断——描述疗法。 我在1940年加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当我将自己的临床工作观点呈现给聪明的、爱提问的研究生时，我变得更加充实。在那里，我开始意识到，我说的关于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内容是很新颖的，甚至是原创的，我还写了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我想记录下治疗访谈的梦想也实现了，让我的兴趣集中在访谈中不同反应产生的效果。这使得我们更加重视技术——被称为非指导性技术。 但是我发现，这种对来访者本人以及其探索和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的信任，已经触及其他领域。如果我信任来访者，为什么不能信任我的学生呢？如果这种方法适用于陷入困境的个体，那为什么不能适用于面对困难的小组？我发现我从事的不是一种新的疗法，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哲学和关系哲学。 在俄亥俄州，我攻克了几个议题，当我有机会在芝加哥大学开设新的咨询中心时，我可以设置自己的规则，挑选自己的员工。我也准备好形成和执行自己人际关系的新方法。我认为我能再一次用简短的话陈述这种方法： “我想冒险尝试对小组成员报以信任，努力形成一种氛围，让每个小组成员都对整个小组的行动负责，小组也对每个成员的行为负责。我有小组的领导权，但我打算完全将其交还给这个小组。” “我打算将这种信任应用在学生身上，以及课程小组上，让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向以及评估自己的学习进程。” 我在芝加哥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有大量的机会来验证我前文陈述的假设。我做了大量的实证来验证我们的治疗方法假设，虽然我从很早就已经开始验证了。1957年，我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治疗理论和治疗关系理论，我提出了“治疗学人格改变的必须和必要条件”，所有这些都是个人态度，而不是职业训练。这只是我大胆的想法，但它提供了可供验证的假设，而且在接下来的15年中，引出了大量的研究。那些条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验证。 当时，在学生的催促下，我与马丁·布伯和索伦·克尔凯郭尔熟悉起来。我感觉新方法受到了极大的支持。我还惊奇地发现，这种新方法是家庭成长版的存在哲学。 这还是我个人生活得以快速成长的阶段。一个非常失败的治疗关系让我陷入了深层的内心危机中，最后让我的同事给予治疗。有一天，全新的洞察席卷而来，然后又在接下来的绝望的浪潮中完全失去，我现在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不过我慢慢地从其间走出来，最后我领悟到了其他人首先领悟的道理。我明白，我不仅要相信我的来访者、员工和学生，我也要相信自己。慢慢地，我学会相信自己的感觉、想法，还有脑袋里不断出现的目标。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却是最值得学习和保持的。我发现自己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真诚、更能深入了解，不仅体现在与来访者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我与其他人的关系上。 上述所有我所提到的内容都迅速推广到团体关系中——首先，早在1946年就应用于我在芝加哥开设的工作坊中，后来是最近我投入比较多的团体中。在术语没形成之前，这些都是会心小组。 我将快速地回顾自己在威斯康星大学和拉由拉市的那些年。在威斯康星，我再次发现自己在芝加哥就学习到的东西——大体来说，大部分心理学家不接受新观点。我可能也是这样，虽然我挣扎着对抗自卫的倾向。但是学生们总是做出最积极的反应。 在威斯康星的一次实验中，我违反了我辛苦学习到的某点知识，后来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为了研究适用于精神分裂者的疗法，我聚集起了一组大型研究团队，并将权力和责任授予了这个团队。但是我没有再进一步，为他们建立一种亲密、开放的人际沟通的氛围。这种氛围是团队担当其职责的基础。接下来，当产生严重的危机时，我还犯了致命的错误：我打算收回我给予团队的权力。反抗和混乱是必然的结果。这是我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一课——如何实施公司参与性管理的一课。 我在拉由拉市的经历更加愉快一些。一群意气相投的人最终开设了人类研究中心，这是个非常少见的研究，令人兴奋。我将会描述这个研究中人际间的内容，但我无法描述我们中心成员参与的所有的活动，因为其活动范围从肯尼亚到罗马到爱尔兰，从新泽西州到科罗拉多州到西雅图，从心理疗法到写作，再到深奥的研究，从组织咨询到带领各种团队，从学习团队促进到引发教育方法的改革。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我们是一个亲密的共同体，互相支持，也开放性地批评彼此。虽然我们的主管肩负常规的职责，但是大家的权力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提供支持。当时，我们只有一笔来自私人基金会的拨款，数目很小。我们不喜欢被约束——虽然这种约束常常是无形的——这种约束常常来自于大笔的拨款或政府的拨款。让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因素，纯粹是对人类的尊严与能力的共同兴趣，以及互相之间深层次的、真实的沟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实验：它完全基于人际分享的强度建立了一个功能小组，而且是绝对非组织性的。 我特别容易太过狂热。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提及。这个想法首先来自于李奥·泰勒，她在私人信件中指出，我的一些想法和行为看来起来像是连接东西方思想的桥梁。这是个令人惊奇的观点，但是我发现，最近我很欣赏一些佛学和禅宗的内容，特别是老子的一些话。老子是约2500年前中国的一名智者。让我引用几行他的话，这些话引起了我的高度共鸣：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 一句话将我最喜欢的两个思想家结合了起来。马丁·布伯努力解释道家的“无为”思想，无为是整体的行动，但是最有效的是顺其自然的状态，所以经常被称为“ 无为”，听起来有点让人误解。布伯这样解释这个概念： 对生命中的事物施加干预，意味着同时伤害它们和自己……突出自己的人拥有微小且显著的力量，不突出自己的人拥有强大且神秘的…… 完美的人……不会干涉生命中的个体，他不会将自己强加于其上，但是他会“帮助所有生命获得自由”。通过他的合一，他也带领大家达到合一，他解放了万事万物的本性和命运，也将其中的“道”解放。 我想，我对人们所做的努力，也是越来越朝向解放“他们的本性和命运”这个目标。 如果有人寻找一个高效的团体促进者，那么他需要进一步看看老子的思想： 最好的领导， 是人们很少知道他的存在， 人们服从和称赞的领导次之， 人们鄙视的领导更次…… 好的领导，说得很少， 当工作做完，目标就实现了， 他们总会说：“这事儿我们自己做。” 但是我最喜欢的句子，总结了我深层的理念，出自老子： 如果我不干预他人，他们会关心自己， 如果我不指挥他人，他们会自己行动， 如果我不教育他人，他们会自己进步， 如果我不强求他人，他们会成为自己。 我承认，上述引句过于简化，但是对我来说，它包含了一些真理，而这些真理却是我们西方文化还没有给予重视的。 结 论 我相信，我已经清楚地讲述了这些年来自己信念变化的漫长道路。早些时候，我认为：这个人是个彻底的坏人；专业上看，这个人最好被看成物品；只有通过专业知识才能给予帮助；专家可以建议、操作和改变个体，使其产生期望的结果。 相反地，让我总结一下我现在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我想一直引以为生的。就如我已经说明的，我经常不能从这些学到的信念中汲取经验教训，很多时候是小的方面，有时候也会犯大错。我会将学到的观点一一列出，不是按照我学习的顺序，而是以一种更加自然的顺序来呈现。 我开始珍惜自己经历所展现的方方面面。我珍惜生气、温柔、羞愧、受伤、爱、焦虑、给予和害怕等各种情感——各种突然出现的正面的或者负面的反应。我会珍惜涌现的各种想法——愚蠢的、有创意的、怪异的、明智的、琐碎的。我喜欢各种行为冲动——恰当的、疯狂的、成就取向的、性欲的、凶残的。我希望接受所有这些情感、想法和冲动作为自我丰富的一部分。我不期望按照所有这些行事，但是当我全部接受它们，我能变得更加真实；因此，我的行为会在当下的环境下更加合适。 基于我的经验，我已经发现，如果我能够引发一种真诚、珍视以及理解的氛围，那么就会发生令人兴奋的事情。在这种氛围中的个体和团体，会由刻板变得更加灵活，远离静止的生活而朝向流动的生活，远离依赖而朝向自主，远离防御而朝向自我接受，远离可预测而朝向出乎意料的创造性。他们是自我实现倾向的活生生的证据。 我已经明白，在任何有意义的或者持续的关系中，持续的感情应该被表达出来。如果它们作为属于我自己的感情被表达出来，那么结果可能会有短暂的失望，不过最终会比拒绝感情或者隐藏起来更加有益。 我发现对我来说，人际关系最好以一种节奏存在：开放和表达，然后同化；流动和变化，然后得到暂时的安静；冒险和焦虑，然后得到暂时的安全感。我不会留在一个持续的会心小组中。 对我来说，彻底的开放比防御受益更多。但这一点很难实现，即使是部分实现也很难，不过对一段关系来说，是巨大的充实。 对我来说，与真实经验的质朴保持亲近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不能生活在抽象中。所以，与人们的真实关系、插入土壤中的脏手、对花朵的观察，或是欣赏日落，是我生活的必需品。至少，有一只脚需要站在现实的土壤中。 我喜欢生活的人部分时间朝向外部世界。我珍惜那些自我内省的时光——探索自己、冥想和思考。不过这必须通过其他事情来平衡——与人交流、创造（无论是种一朵花，或是写一本书，甚至是制造一件木器）。 最后，我有一个观点，虽然只是个假设：此书中写到的、我参与形成的这个关于人际关系的哲学，可以应用于任何关于人的领域中。我相信它可以用于治疗、婚姻，适用于父母和儿童、老师和学生，适用于地位高的人，也适用于地位低的人，适用于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的关系。我甚至很大胆地认为，这在原始力量掌控的条件下也同样有效——比如在政治中，特别是在与其他种族的关系上。我用尽全力挑战当今的美国信念，“强权就是公理”——这一点在我们的对外政策中展露无遗，在我们不明智的战争中表达得更是淋漓尽致。按照我的估计，这是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我赞同马丁·布伯，还有古老的东方智者所说的:“对生命中的事物施加干预意味着同时伤害它们和自己，突出自己的人拥有微小且显著的力量，不突出自己的人拥有强大且神秘的力量。”
第三章 46年以来（选）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条意义深远的真理就是我写这一章的目的。我曾非常荣幸地获得APA（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专业贡献奖，还有一笔巨额奖金。但是随之而来的责任是为一场会议发表一篇文章，这个会议于1973年8月在蒙特利尔举行。我还记得自己当时为论文主题感到苦恼。我想起来写过另外一篇文章，后来因为觉得不合适就放弃了。我选择回顾自己职业生涯的几条路线，回顾46年前在纽约儿童指导中心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确切地说，应该是“实习生”）时羽翼未丰的经验。这个中心由私人出资、纽约联邦基金慷慨资助，其目的是培训儿童指导诊所的工作人员，后来迅速普及起来。（塞缪尔·贝克和我都在那一年学习了罗夏墨迹测验，这个测验当时由精神病医师戴维·列维博士从欧洲引进过来。）这年年末，实习快结束的时候，我在纽约的罗切斯特找了一份工作，年薪2900美元。这个职位本章后面会提到。 接下来我会讲到我已经影响到的一些国家。这些年，自从这篇文字写完，我应该增加更多的内容，包括最近在波兰90人参与的令人着迷的工作坊，这是我第一次在“铁幕”后面的经验。 这一章内容非常主观，这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的职业生涯。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呈现。我相信，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看法肯定与此大不相同。 从1927年至今，我一直是一名执业心理学家。我做过儿童诊断研究，也给儿童问题的治疗提过建议；我在1928年开发的儿童内心世界详细目录现在还有售（天哪！）。我给父母、学生和其他成人做过咨询；我给陷入危机的个体做过集中的心理治疗——正常的、神经质的、精神病的；我参与和发起了关于心理疗法和人格改变的研究；我形成了一套严谨的治疗理论。我有四十年的教师经验，促使我从认知和实验两个途径学习。我通过大量的团体经验来促进人的发展；我尝试过用磁带、演示和胶卷来说清楚个人疗法和团体经历的过程；我尝试过用现在看起来数不过来的文字、磁带和录像带与大家交流我的经验。我曾在心理学家的专业联盟里工作过；我的职业生涯是连续的、多样化的、有争议的，但是也是高回报的。 所以，我想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比较有趣：我这样的一个心理学家，当他回看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作和学习时，会有何感想？对于这个问题，我会陈述我的观点。考虑到我的职业生涯以及其各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我现在是如何看待那些年的呢？ 惊人的影响力 当回顾自己的工作和其被接受程度时，我最大的反应就是惊讶。如果35年前或者40年前，有人告诉我，这个工作将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我完全不会相信。我和同事做过的工作已经改变了各种各样的公司，下文我会提到一些公司。我的工作完全颠覆了咨询领域。它将心理疗法敞开面对公众监督和研究调查，并使高度主观的现象得以进行实证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它还给教育方法带来了改变。它是改变工业（甚至是军队）领导力概念、社工实践概念、护理实践概念以及宗教工作概念的因素之一。它推动了会心小组运动中的一股重要浪潮。至少在某些地方，它还影响了哲学学科。它开始影响人种间和文化间的关系，它甚至还影响了神学和哲学的学生。 据我所知，我的工作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方向和目标，这些人身居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在美国以外的12个国家，可以找到我的作品的译本；如果有人想读到我所有的作品，那么他可以在日本买到。我看着这个长长清单的时候，被彻底震惊了。 假设性的解释 为什么我的工作有如此普遍的影响？我肯定不会将此归因于自己的特殊基因，也不会归因于我的眼光远大。我将所有的功劳归于我的年轻同事们多年来对我的想法和工作的扩展和深化，但是即使他们的努力也不足以引起这么深远的影响。在我提过的很多领域中，除了写文章，我和同事都没有在其中工作过，或者某种程度地参与过。 对我来说，当我尝试理解这种现象时，我还没意识到我已经表达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流行起来了。就好像一个非常平静的池塘，一块鹅卵石就激起了波浪，波浪越传越远，以至于你都不相信是一块鹅卵石造成这么大的动静。或者用化学来比喻，就像溶液己经过饱和，那么一块非常小的晶体就能带出大量的晶体析出。 我的那个观点是什么？或者说那块鹅卵石、那个小晶体是什么？这是一个逐渐形成和验证的假设，假设认为个体的内在存在大量的资源用于自我认知，改变自我概念、态度以及自我导向行为——只有提供清晰的氛围，促进心理上的态度，这种资源才能被发掘出来。 这个假设既新颖，在某种程度上也如此古老，但绝非纯理论。它是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出来的理论。 首先，我从艰难和挫败的经历中学到，仅仅理解性的倾听来访者，并尝试传递这种理解，就可以给个体治疗带来强有力的改变。 其次，我和同事们意识到，在各种复杂的迷雾中，这种移情性的倾听提供了一个通向人类心智运行的最清楚的窗口。 第三，我们只对我们的观察进行最低程度的推断，形成可验证的假设。我们可能也进行过高层次的推断，来开发抽象的、不可验证的、高层次的理论，不过我们认为，自己接地气的农业背景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弗洛伊德派的思想者会选择后者，以我的推断，这就是他们的疗法与来访者中心疗法之间最根本的不同。） 第四，在验证我们的假设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关于人类和人类关系的研究结果。当新的发现产生，这些结果和理论就一直在更新，而且这种更新一直持续到今天。 第五，因为我们的发现以涉及释放人们自我改变能力的方法为基础，这些方法中，关系可以促进或毁灭这种自我导向式的改变。所以，这些发现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第六，人们、人们行为的改变，以及不同质量的人陈关系的影响等各种情况，几乎存在于人类每种活动中。因此，有人开始意识到，这种疗法可验证的假设可能有最广泛的应用，或者重新验证、重新规划它，以用于无限种社会生活中。 这就是我想解释清楚，这个震撼的、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散的想法，其实是以非常简单的问题开始：我可以小心观察和评估我与来访者的经历，来学着更加有效地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个人悲痛、自我防御、破坏性的人际关系等问题吗？谁能想到，这个试验性和探索性的答案会流传至今？ 心理学的矛盾 你可能注意到，我列出工作的影响领域有所遗漏。我没有说，我和同事的工作影响了学院派心理学，或者说科学心理学。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疏忽。我相信，比较精确的说法是，我们在学术心理学、讲堂上、教材上或者实验室中，有一些小影响。这些地方只是简略地提到我的思想、我的理论或者我的疗法。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我是学院派心理学家中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我不太适合学院派心理学。我现在越来越同意这种评估。让我细细道来。 我相信，科学心理学和专业心理学对我和我的工作感到矛盾。我被看成——大部分根据传闻——无主见的、不科学的、狂热的、对学生太宽容、对短暂的东西有奇怪和令人苦恼的热情（比如自我、治疗态度和会心小组）。我中伤了学术界最神圣的奥秘——专业课程和整个评估系统——从基础课程的评分到博士学位的颁发。我最多被大部分的心理学教科书的作者在某一段中写为一名技术开发者——非指导性技术。我肯定不是心理学学术界的一分子。 然而，矛盾的另外一边更加引人注目。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和专业的，一起赋予我荣誉称号——我认为，这比我应该得到的荣誉多得多。令我惊奇的是，我被授予前三大科学贡献奖之一，是在1956年，当时我比现在更加有争议。我被选为美国应用心理学会主席。我还被任命或者选举为一些重要委员会和部门的主席，这些荣誉经常触动我。然而，获得科学贡献奖以及随之而来的褒扬，给我带来的情绪影响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当我被选为某部门的领导时，可能部分源于我的野心，因为我一心想在职业中走在前面。但是，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收到的最“纯粹的”赞誉。数年来，我一直努力将看起来没有其他人关心的领域具体化。我前进的动力并不是获得奖励的野心或者希望。实证研究本身，不止是想向人证明一些东西——当然不是科学的目标。但是在工作的基础阶段——仔细观察、记录下的访谈、对假设的直觉、对原始理论的发展——我最像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就像我曾经希望的那样。但是我以为，显然易见的是，只有我和同事们是唯一知道和关心此事的。所以，当我在1956年APA大会上被召唤来领取第一个心理学科学贡献奖（获奖的还有科勒和斯宾塞）时，我哽咽了，眼泪流了出来。这是一个生动的证明，证明我不仅让心理学家感到为难，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我骄傲。对我来说，这比任何其他随后奖项都更有个人意义，包括去年获得的第一个职业贡献奖。 我特别喜欢去年获得的荣誉，特别是非常坦白的表述，说我是这个行业中“讨厌的人”——只是现在这句话把我提高到了“值得尊敬的讨厌的人”。我喜欢这种矛盾的表达。 两场斗争 回顾这些年，我发现我曾参与了行业中非常重要的两场斗争。 与精神病学的斗争 第一场斗争与很多精神病学专业的成员的决定有关。他们认为不应该允许心理学家进行心理疗法，也不能担任“精神卫生”工作的行政职责，特别是当工作中涉及精神病医师时。我在纽约的罗切斯特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敌对。当时我们非常成功的儿童研究中心（一个社会机构的分支）在1939年重组为新的、独立的罗切斯特指导中心。一场精力充沛的战斗，部分在台面上，部分在台下进行。他们想撤掉我的主管职位，并用一名精神病医师代替。我的工作质量好像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所以争论只是基于心理学家不能领导一个精神卫生机构——仅仅是“不恰当”。虽然数年来，儿童研究中心用兼职的方式雇佣过精神病医师，现在，精神病医师下决心再也不让心理学家有权力雇佣他们。我无法指出任何重要的先例，也不能寻求任何行业团体的帮助。这是一场孤军奋战。我非常感激董事会，虽然他们大多数是非专业人士。他们最终决定站在我这边。这对我来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因为这件事我做得很好而且我非常想继续做下去。 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平静地度过五年后，于1945年来到芝加哥大学。在这里，这场战争重新开始，甚至更加激烈。没有一任精神病学院院长想与非传统的、无经验的咨询中心合作。最后，一任院长要求大学管理层关闭咨询中心，因为咨询中心的成员无照行医（即实用心理治疗）。我们还是没有获得任何支持，无论是从APA，还是从其他任何心理学组织。我用所有能找到的证据予以猛烈的反击。我又一次充满感激，这一次感谢大学校长，因为他的公平考量，以及建议精神病学院放弃他们的要求。他们也照做了。这是我参与的公开与精神病医师的两次战斗。大部分时间，我采取两种战略。一方面，我努力在大家共同的目标下调和这两个行业。另一方面，我也尝试快速往前追击。目前，心理学家在此领域的执业权利无人能挑战。在这个领域中，心理学家在研究中表现卓越，而且在实操和理论研究中也完全相当。 当被推向角落，就像在上面这两种情况下，我可以用尽力气拼搏，就像在六个孩子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一样。只知道我的观点和我温柔一面的人，都被我在全力以赴战斗状态下的态度和行为吓到了。我应该为了警告，树起一块早期殖民地的牌子，上面画一条响尾蛇，写上座右铭： “不要践踏我！” 1957年我来到威斯康星大学。我很高兴地说，在那里，这些斗争最终以我组织的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联合会谈愉快结束。实际上，我发起成立了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师的小组，他们渐渐地平息了在这个州让两个行业决裂的初期的官司和立法之战。 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斗争 我职业生涯中另外一场斗争，是在关于人类的研究中站在人本主义疗法的立场上。1956年的“罗杰斯-斯金纳讨论”是心理学界最值得重印的作品之一。对我来说，在任何深度上试图回顾这种持续存在的不同，都是很可笑的。我会简单扼要地陈述我回顾这些年的看法。 为了避免误解，让我先说明，我很同意这种观点：操作性条件作用理论的发展和实现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成就。在促进某些种类的学习中，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具。我没有否认这个理论所做的贡献。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观点分歧的基础。 我还想说明，我对斯金纳抱有很大的个人尊敬。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希望根据自己的想法引导出符合逻辑的推论。因此，虽然我们存在巨大差异，但却丝毫没有降低我对他的尊重。我被几家期刊邀请对《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做出回应，我婉言拒绝了，因为我觉得作者有权利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对斯金纳比较失望的一方面是他拒绝将我们在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的长达九个小时的对质内容发表。这些内容全部被录音，而且是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的最深层的探讨。参加此次对质会的其他成员都理解，录音带、文字记录都是可以发表的。会议结束后，斯金纳拒绝批准发表。我感觉，整个行业都被欺骗了。 我慢慢发觉，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取向的根本不同在于哲学的选择。这种选择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没有办法用证据来解决。如果某人在数年前接受了斯金纳的观点——而且我相信现在依然持有这种观点——那么环境会是此人行为的唯一影响因素，然而这又是牢不可破的因果关系。我和斯金纳做的所有工作，仅仅是在我们自己的条件作用下必然产生的结果。就如他指出的，人们被迫做出行动，但是表现得又好像是自由选择式的行动。就如同约翰·卡尔文早期推断的，根据这样的逻辑结果，大学就像一个巨大的时钟，在某一刻上紧发条，此后便上锁，无法改变。因此，我们的决定、选择和价值观等想法，全部是幻觉。斯金纳发表著作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指出自己重视的社会性质，而仅仅因为他在条件作用下需要在纸上做出评论。令我惊奇的是，他在书中写了我们共同参与的一场会议内容。 我所持有的治疗和团体的经验，让我不能否认人们具有自主选择这一事实和其重要作用。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人类是自己的建筑师。我已经给出了证据来证明，自我理解的程度可能是预测一个人行为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对我来说，人本取向是最可行的取向。然而，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会选择与他性格最一致的道路——行为取向或者人本取向。 个体选择不同的道路并不等于说选择任何一条路都一样。比如，选择了人本哲学，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研究主题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时选择这种取向也意味着认为社会改变是基于人类改变的欲望和潜力，而不是基于条件作用。它通向民主的政治哲学，而不是精英的管理。所以，个人的选择确实会影响其选择的结果。 对我来说，一个技术取向的社会，倾心于行为主义取向，这一点非常符合逻辑。同样地，学术心理学——他们坚信“智力是一切”——更喜欢行为主义取向。如果大学的心理学家接受了后者的取向，他就会承认，作为一个主观的客体，他参与到自己的研究客体的选择、对数据的评估、与学生的关系中以及专业工作中。这种情况下，“客观”的舒适的庇护衣必然会被脱下，呈现出一个易受影响的、不完整的、主观的个体，同时理智地和情感地、主观地和客观地，彻底地投入其所有的活动中。可以理解，这听起来太具威胁性。 简单地说，这两个悖论的对抗是真正的分歧。如果极端的行为主义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做的所有事情本质上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只是无缝因果链条上的一个原子。另一方面，如果彻底的人本主义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个体的选择参与进来，这个主观的选择会对因果链条产生影响。那么，基于坚韧不破的因果关系的科学研究，必须从根本上修正。我，还有其他人，都一直努力偏袒性地解释这个悖论——“自由和承诺”这篇文章就是我做的努力——但是我相信，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给这些悖论一个完整的解释。 坦白地说，我相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本主义观点会占据优先地位。我也相信，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开始拒绝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占领。我们的文化，越来越依靠与自然的斗争以及对人类的控制，这种文化处于衰退之中。而在这衰败中应运而生的是一种新个体，有高度的自我意识，是自我指导的、内心世界的探索者，可能比外部世界和太空探索更多，对机构的一致性和权威的教条嗤之以鼻。他不相信自己的行为是被塑造出的，也不相信可以塑造别人的行为。他肯定是个人本主义者，而非技术者。依我的判断，他有很强的生命力。 然而，我的这个信念存在一种例外。如果我们允许一人掌权，或者军队接管政府——很显然，我们一直很接近这种情况——那么就会发生另外一种情景。一个政府-军队-警察-工业复合体会很乐意在军队和工业竞争中使用科学技术，以及心理技术，来控制人们的行为。我并不夸张地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因为强调个体独一无二的本质的自由和尊严，以及自我决定的能力，会被这样的政府首先禁止。 这个话题就谈到这里。我已经扯到未来了。我还是继续回顾，谈一些不那么严肃的问题。 两个困惑 有两种彼此迥异的话题困扰我：一个比较次要，另外一个是更深层次的担忧。 关于理论 到1950年，我越来越困惑，我的想法是否能形成一个连贯的理论形式。就在此时，西格蒙德·科赫邀请我参与他不朽的文集《心理学：一项科学研究》。这刚刚好是我需要的小小的动力，接下来的三四年中，我在这个理论构想上的努力，比我之前写任何东西付出的努力都要多。我估计，这是当时关于人格和行为变化的最严格陈述的理论。一位有数学背景的年轻的心理学家最近跟我说：“此理论如此精确，我可以翻译成数学术语。”我必须承认，我和他的想法差不多。 这个理论会出现在科赫的系列文集中，我当时非常高兴。因为我当时很肯定，这些文集会被后来的研究生和心理学家学习。我现在没有精确的数据，不过我怀疑，事实上没那么多人使用此书。当然，我写的那一章“以来访者为中心结构下的治疗、人格和人际关系理论”是我写过的作品中最被忽视的一篇。这一点没有特别打击到我，因为我相信，理论常常是教条式的，但是，这足足让我困惑了数年。 关于创造性领导力 第二个困惑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我不是一个个人崇拜者，但是鉴于我处于不被接受的边缘，我还是仰望一些我认为的“真正的心理学家”。我记得1936年伦纳德·卡迈克尔来到罗切斯特大学担任心理学系主任，我们整个队伍和专业人员都沸腾了：按照他的要求配备了特殊实验室，为他的学生准备了大量奖学金、优厚的薪水。我可能有些许的嫉妒，因为我的实验室在一所社会儿童研究中心旁边，这所中心是为了防止虐待儿童而建立的。但是我更多是充满了羡慕和期望。我对几个其他同事也有这样的感觉——他们都比我受到更好的心理学训练，在我看来，他们更聪明，而且有值得称赞的著作和研究。这些人应该在心理学界创造出伟大的观点，应该像杰出的化学家、物理学家或者天文学家那样，发挥出同等力量的智力和领导力。毫无疑问，我当时选择了那些在我们领域，未来会有杰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的领导。 但是，我次次都错了。前文提到的卡迈克尔，后来成了一名令人尊敬的行政人员，负责机构的高层工作。我选择的其他人也都有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有些在心理学圈里，有些在圈外。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年轻时候的光辉前景。由于某种原因，这一点让我深深困扰，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已经对心理学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创造兴趣。为什么？当他们年龄变大时，他们的兴趣太狭窄、不容易满足？他们缺少能指导工作的基本信念或人生观？他们的努力与更大的社会活动不相关？他们的贡献没有价值了？他们开始工作主要是为了让同事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动机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降低了？他们努力支持和保卫自己早期的工作，因此阻碍了他们达到更有创造力的未知？我不知道答案。这些彻底让我不知所措，使我选择有创造性想法的未来领导时，更加小心翼翼。 我的学习资源 当我回顾自己思想和经验的所有丰富源泉时——这些源泉曾经滋养和正在滋养我的职业生涯——我可以举出几个最重要的资源。 来访者和小组参与者 首先以及最重要的资源是我治疗中的来访者，以及小组中的成员。访谈中和小组会议中金矿般的资料震惊了我。首先，直觉经验吸收了口头表述、感觉、姿势，提供了一种复杂的学习类型，很难形容。接着，我听取磁带上的相互交流。这里的顺序是经验流动里丢失的。声调细微的变化、半成型的句子、停顿和叹息，也部分地丢失了。如果手稿是费力写出来的，那么我有一架显微镜，从中我可以看出，所谓的“人格改变的分子”。除了我提到的三种方法，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方法，能够将最深层次的经验学习与最抽象的认知、理论学习结合起来。这三种方法包括：在总的基础上依靠经验、在实验-认知的基础上再次听取这些经验、再一次学习经验中的每一个知识线索。就像我之前说的，这种访谈可能是通往人们陌生的内在世界和各种关系的最有价值和最透明的窗户。我想，如果我的工作没有从来访者和小组参与者的深层关系学习来的东西，我会一无是处。 年轻的同事 对我来说，第二重要的激励来源就是我与年轻人的共生关系。我不明白这种互相吸引，我只是依靠这种关系。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确实从前辈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有时候我甚至会从同龄的同事那里学习。但是，最近的35年中，任何真正的专业资源都是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学习到的。我对所有的研究生、年轻的同事，以及那些教育过我，还有一直在教育我的好问的年轻听众，表示深深的感激。我知道，许多年来，让我选择帮助同龄的专业同事，或者是帮助更年轻的团队，我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们看起来更不会乏味、更少自我防御、对批评更加开放、建议更加有创造力。我从他们身上收获得太多了。我曾开始写下案例感谢他们，但又怕对数百位年轻人不公平。在我们的关系中，这些年轻人无私地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贡献出来，这些关系点燃了我的创造力。他们让我激动过，我也让他们激动过。我希望，这是一个公平的互换，虽然我感觉我所获得的远远多于我所付出的。对那些岁数渐渐变大，但是却没有被年轻的想法、年轻的生活方式激励的人，我深表遗憾。 学术阅读 在最后，我会讲到常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学习资源——文章。我担心，阅读对支持我的观点很重要。我意识到我不是一名学者，不是从别人的作品中获得自己的想法。然而，有时一本书不仅证实了我的探索性思考，还会引发我的更多思考。比如，索伦·克尔凯郭尔、马丁·布伯和迈克尔·波兰尼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但是我必须承认，当我想变得学术，运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运气，就是“偶然地创造出机会和意外发现的能力”。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让我举个最近的例子。我在准备一篇名为“新新人类：一个新的革命”的文章时，发现有一些作者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就在这时，弗雷德和安妮·理查兹送了一本新书《新贵》给我。这本书来得非常及时。约翰·洛克菲勒三世也送了他的一本《第二次美国革命》给我，这本书与我的题目也非常相关。后来，我与一位来自北加州的朋友讨论我对自己APA文章的想法时，他说：“你读过乔伊斯·卡罗·奥兹发表在《周六评论》中的文章吗？”我必须承认，我既没有关注这篇文章，也没有关注过这个作者。他给的这篇文章的复印本不仅支持了我的观点，而且还开阔了我对现代小说的新思路。因此，虽然文章的一部分内容可能看起来像是我在实验室里没日没夜研究出的结果，但是其中至少一半成果是源自运气。在我人生中，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我对沟通的关注 继续往回看——虽然这个姿势已经让我的脖子僵硬——我可以发现什么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主题。这就是我对沟通的关注。由于某种原因，从早期开始，这就是我热情关注的主题。以前我看到他人沟通，我会很痛苦。我一直希望与自己交流，这样我就不会被人误解。我一直希望能够理解其他人传达的信息，无论是来访者、朋友或者是家庭成员，理解得越深刻越好。我也一直希望能够被人了解。我已经尝试将与持有完全不同观点的个体的沟通变得更加透明化。为了让持有对立观点和经验的小组更好地沟通，我也做了工作，比如陌生人之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为了说明我工作的全程，我会举出合适的例子。这里有一个例子。这段录下来的小组体验包括吸毒行业，有“直接的”个体，例如毒品代理人，也有“精神恍惚的”个体，包括已经判刑的毒贩。这些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有来自贫民区的，也有中产阶级的。通过小组推进，沟通和亲近成为这个多样化小组有生命的部分。这个小组推进过程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不幸的是，这个片段的名字“因为这就是我的路”，并没有充分表达小组中发生的生动的互动。 对沟通的沉迷有其不可预期的回报。我对葛罗瑞亚这位年轻的女士进行了半小时的访谈（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看了这部影片），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入的沟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和我保持联系长达8年，这主要得感谢我们达成的亲密感。我与兰迪——毒品公司中已经判罪的毒贩——保持了一年多的经常接触。瓦克先生，是我们复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治疗的研究中的一位来访者，8年以后找到我，说：“医生，你好！”让我知道他做得很好，从来没有返回医院，即使是只有一天。这些年过去后，我想，这样的回报更有味道。 小 结 所以，非正式地看待我过去的职业生涯，我可以这祥总结： 我对工作带来的影响感到震惊； 我模糊地理解为，时间加速了这一切； 我带着娱乐和喜爱看待自己在心理学领域创造的矛盾； 我带着满意看待与精神病学的战争结束； 在行为主义对抗人本主义哲学的持续的戏剧性事件中，我很高兴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当我认为的严谨理论被人忽略时，我感到迷惑和被贬低； 真正杰出人物的后期职业发展，让我感到困惑； 我非常感激自己的学习天赋，从那些我努力促进其发展和成长的个体身上学习的天赋； 我对年轻人非常有信心，我一直从他们身上学习； 我能更好地辨别出生活的主旋律是围绕着清楚的沟通，以及其所有分支结果。 现在与未来 我应该在此处停笔了，但是我停不下来。对我来说，回顾过去总有一种压力。我最关注的还是现在和未来。我需要快速地概述我现在的兴趣和活动，才能结束这一章。 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活跃地参与个人治疗和实证研究了。我发现，当一个人年过七十时，有些事情就力不从心了。我还继续参加会心小组，因为我相信这可能有显著的社会影响。例如，我参加了一个医学教育人性化的项目。到目前为止，两百多名高层医学教育家参与了这种集中小组体验。结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成功地促进了变化。这个项目可能会产生更加人性化敏感的医生。这样的小组体验无疑呈现了可能产生影响的一个新领域。 我也帮助发起、参加一部分跨种族、跨文化的小组，相信多元化群体之间更好的相互理解是我们地球得以存在的根本。最困难的小组包含贝尔法斯特人、北爱尔兰人。小组中的代表有激进的和不太激进的天主教徒、激进的和不太激进的新教徒，以及英格兰人。这个小组的录像展示了参与者为了达成更好的沟通所遇到的困难和部分进展——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将这个小组看成一次实验，其结果可能有更深和更广的应用。 当我关于人们以及其关系的整个方法进展缓慢的时候（其根本几乎没变），我对其应用的兴趣就明显地转移了。我的主要兴趣不再关注个体治疗学习，而是关注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脑袋中有一个疑问，之前这个疑问也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会不会同时干很多事，但是一样也干不好？”只有他人根据将来数据的评判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我开始从事园艺。如果我早晨没有时间照看我的花朵，给移植的小芽浇水，撒下种子，杀死一些害虫，给一些出芽植物施肥的时候，我就有受骗的感觉。我的花园出现的有趣的问题，与我职业生涯中一直想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什么才是成长的有利条件？但是在我的花园中，虽然挫折是即时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结果也会很快呈现。当我通过给予耐心的、聪明的，以及体谅的关心，并看到在这种环境下所产生的或稀有或繁茂的花朵时，这种满足感与我促进个人或者小组中的个体成长所获得的满足感，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