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人的成长（4-7）（选）
第四章 变老还是变成熟（选）
这一章是自传三部曲中的第三篇。在第二章中，我呈现了自我成长和思想发展的一些内容。第三章回顾了我的职业生涯。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我最近十年的生活，从65岁到75岁。我写这篇文章时已经78岁，所以我写了一部分“更新”内容，放在这一章的最后。 这一章内容我几次才写完。早在1977年为一个巴西大型工作坊写过第一个版本。然后我在圣地亚哥小范围地给一群听众介绍过修改版本。1977年7月，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我在拉荷亚提交了名为“活在当下：生命的阶段工作坊”的文章。 我被邀请去做关于老年生活的演讲。然而，我意识到，我对一般的衰老知之甚少，我真正认识的、上了年纪的人也就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只能谈论自己。 人到了75岁会是什么样子？这与55岁、35岁都不同，对我来说，它们之间差距没有你想得那么大。我不肯定我的故事对其他人是否有用、是否重要，因为我一直非常幸运。我将要写下的一些理解和反思几乎都是为了自己。我将年龄段限制在65岁到75岁，因为65岁对很多人来说，代表创造性生活的结束，以及退休期的开始，无论那意味着什么。 身体方面 我确实感觉到了体力的衰退，这在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来。十年前，我特别喜爱扔飞碟。现在，我的右肩膀患有非常严重的关节炎，以至于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这种活动。在花园中，五年前还能非常轻松完成的工作，去年我做起来就有些困难，现在更加困难，只好留给每周来一次的园丁来完成。这种缓慢的衰退（还有各种视力的、心脏的小紊乱，等等）提醒我，我的身体部分是不会万古长青的。 然而，我仍然享受在海滩上长达四英里的散步。我能够提起重物，而且当我老婆生病的时候，购物、做饭、洗碗我都能完成，我还能轻松地拖起自己的行李箱。对我来说，女性形象是宇宙创造的最可爱的生物之一，我非常感激它。我现在还是性活跃的，这一点我很高兴，虽然我同情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在80岁离开脱衣舞俱乐部的时候的评论：“让七十岁再来一次吧！”是的，六十五岁也行！六十岁也行！ 所以，我充分意识到了，自己明显上了年纪。然而，从内心世界来说，在很多方面我还是一样的，无论年轻还是年老。这就是我将要讨论的那个人。 活 动 新的事业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从事了很多新冒险，包括心理上的，甚至身体上的冒险。让我迷惑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加入到这些事业中是源于别人的建议。这一点让我相信，我内心常常是准备就绪的状态，我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而当其他人触动合适的按钮后，就马上活跃起来。让我详细解释。 1968年，我的同事比尔·库尔森和其他人对我说过：“我们团队应该形成一个新的、独立的机构。”出于这个建议，人类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了——最滑稽的、最不大可能的，以及可以想象的最有影响力的非组织。当这个提议给出时，我在小组中非常积极地促进其实现；在前面几年艰苦的日子里，我帮助建设这个中心——还有培训我们自己。 我的一个侄女，露丝·康奈尔，一名小学教师，问我：“为什么在我们的教育推荐书单上没有一本你写的书？”这句话引发了我《自由学习》这本书的初步设想。 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影响地位意识很强的医学行业，直到我的同事奥瑞安丽·斯特罗德梦想着通过集中的小组体验让医生们更加人性化。充满怀疑但是也充满希望地，我将精力投入到这个项目的启动当中去。我们冒着很大的失败的风险。然而，这个项目现在越来越有影响力。900多名医学教育者参与了会心小组，还有一些配偶和实习医生，他们带来了一幅对医疗教育的“仰视图”。这是个令人兴奋和收获颇丰的发展，现在除了我的一些小小的帮助外，不需要任何其他帮助。 这个夏天，我们讲行了第五次为期16天的以人为中心取向的集中工作坊。我从这些工作坊学到的东西比过去十年中任何一次活动学到的都要多。我学会了存在的新方式，并将其付诸实践。在认知上和直觉上，我学会了团队作用程序和促进团队成为共同体的方法。这是个令人惊奇的经历，其中一名强壮的员工，现在已成为一名亲近的职业大家族的一员。当我们尝试各种新办法和团队在一起时，我们越来越冒险。那么我是怎么参与到这一大型的、耗时的事业中的呢？四年前，我的女儿纳塔利跟我说:“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开一个人本主义取向工作坊？”我们俩没人会想到，这句话会成为现实。 我的书《卡尔·罗杰斯论个人的力量》，同样也是谈话促发了其最初的构想。艾伦·尼尔森，当时是一名研究生，挑战我的观点，认为在来访者中心疗法中没有任何“政治观点”。这一点让我必须时时刻刻准备追赶，因为一部分书稿呼之欲出。 蛮干还是聪明？ 最近我干的最冒险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与其他四名CSP成员去巴西旅行。在那种情况下，爱德华多·班德拉在组织上的努力、憧憬，以及说服力是我同意这次旅行的因素。有人认为，对我这个年纪来说，这次旅行旅途太长，对我来说太过困难。而对我自己来说，长达14小时的飞行也让我有些疑虑。一些人觉得，我们努力想以任何方式影响一个大的国家都是骄傲自大的。但是，这次训练巴西的促进者的目的是为了他们可以开设自己的集中工作坊，这些促进者都曾参加过我们在美国的工作坊。这样的机会确实很有吸引力。 然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机会。我们打算在巴西的前三大城市去见600～800名听众。这是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在此期间，我们在一起总共要待12小时。在离开美国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这样大型的会议、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只能依靠讲解来完成。然而，当时间慢慢逼近，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不让听众参与掌控课程的节奏和方向，不给参与者机会来表达他们自己和体验自己的力量，就不符合我们一贯的原则。 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冒险方式。非常短的演讲过后，我们尝试了无领导的小组、特殊兴趣小组、示范会心小组、与听众的对话。但是最大胆的事情是我们让八百人形成一个巨大的圆，让大家表达感激和态度。想说话的人会拿到麦克风。参与者与工作人员一起参与，平等对待。没有任何形式的个人领导或者小组领导。开始的时候有些混乱，但是后来人们开始倾听他人。有人对工作人员和小组进程进行批评——有时候还是比较猛烈的。也有人觉得他们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学习到这么多。大家也存在巨大的分歧。当一个人狠狠地责备工作人员没有回答问题、没有控制局面，也没有举例说明时，接下来一个人说：“但是，如果他那么做的话，我们还能这么自由地批评、自由地表达自己吗？”最终，大家建设性地讨论了回家后用这些学到的东西应该做些什么。 在圣保罗过了一夜之后，当这场活动变得极端混乱，我也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还需要与这个团队待上六个小时。我记得，我拒绝与任何人谈论这次会议。我当时正在经历极度困惑。我既要开始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极为愚蠢的实验，还要帮助想出一个新办法，让800个人明白自己的潜力，参与形成自己的学习体验。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预测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风险越大，满意度可能就会越高。在圣保罗的第二个晚上，他们就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人们都在体验自己的巨大改变。在这之后，数周和数月后的非正式的跟踪证实了，在那三个城市中，数百人的工作体验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从来没有认为长途旅行会如此有价值。我收获颇丰，而且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创造出促进的氛围，让所有创造性的事物发生——无论是个体层面、人际层面，还是团体层面。我相信我们在巴西留下了印记。当然，巴西让我们所有人有了变化。我们也拓宽了事业，知道自己在非常大的团队中能做什么。 以上就是在这期间我参与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益处。 冒 险 在上述的活动中，每一次互动都包含一个要素——冒险。确实，对我来说，最近的生活中我最珍惜的经历都会包含相当程度的冒险。所以我想停顿一下，推测一下自己冒险背后的原因。 当我可以非常满意地工作，用自己的经验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时，是什么吸引我去尝试未知，为新事物下赌注？我不确定这个问题自己是否想得很透彻，但是我发现了几个影响因素。 我想到的第一个相关因素是我的支持团队——松散的朋友圈和亲密的伙伴。他们大部分人都和我一起努力工作过。在这个团队的互动中，毫无疑问我们确实或者含蓄地鼓励过彼此去尝试新的或者大胆的东西。例如，我很肯定，对于个人而已，我们巴西的团队没有成员可以体验到我们五年前一起工作所体验的那么多。我们之所以冒那么大风险是因为，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有同事还信任自己，还可以把各种碎片重新拼凑起来。我们互相鼓励对方。 第二个因素是我与年轻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年轻人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份亲密，但是我知道这确实存在。我有写过“新人类”的明天，而且我自己也被这个新的成长和生活方式所吸引。我很怀疑我是否可能只是以美好的想象来描述这样一类人。但是，现在我确定了，因为我发现斯坦福研究中心完成一项实验，实验估计有4.5千万的美国人承认生活方式反映了这些内心信念：首先，人性化的事物更好；其次，节俭地生活、节省、回收、不浪费更好；第三，内在生活是核心，而不是外在生活。我属于这个团队，而且尝试用这种新方法生活，当然这存在冒险性和不确定性。 另外一个因素：我对安全感和确定性很厌倦。我知道有时候，我准备的一篇演讲或者一篇文章，深受听众的喜爱。这告诉我，我可以对20批不同的听众讲20遍相同的演讲，这样就能保证很好的听众接受度。但是这个我做不来。如果相同的演讲我讲了三四遍，我就开始厌烦了。没有办法再做一次了。我可以赚钱，我可以获得正向的反馈，但是我就是做不了这个事。我厌烦，是因为我知道这次演讲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讨厌自己重复说相同的东西。对我的生命来说，必须尝试新东西。 但是可能我乐意冒险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经发现这样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学到了东西。学习，特别是从经验中学习，是让我的生活更加有价值的主要因素。这样的学习可以扩展我的生命，因此，我一直在冒险。 写 作 在构思这篇演讲稿的时候，我问自己：“过去这十年中我写过什么？”我完全惊讶于我的发现。我的秘书一直在更新我出版物的清单，并告诉我自从65岁到现在，一共写了四本书，四十篇短文，以及制作了几部胶卷。我相信，这比我之前的任何十年的产量都要多！我完全无法相信。 而且，每一本书都写的是完全不同的主题，虽然它们都由相同的哲学联系在一起。1969年的《学习的自由》主要涉及我的非传统教育方法。1970年出版的关于会心小组的书，展现了我在这个激动的发展上不断学习的成果。1972年《成为伴侣》出版，这本书展示了男女之间关系的许多新模式。现在《卡尔·罗杰斯论个人的力量》探索人本中心取向应用于很多领域所展现出来的政治。 有四篇文章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用二分法来看——两篇文章是展望式的，另外两篇是回顾式的（这四篇文章都在这一本书中）。共情的一篇文章（“共情——存在的一种形式”）巩固了我学到的非常重要的存在形式，而且我认为这篇文章很好。我也喜欢自己在“我们需要一个实相吗？”那篇文章中的新观点。另外两篇文章反映了我在人际关系哲学上的发展（“人际关系及其成长的哲学”），以及心理学家的职业（“46年以来”）。 我很迷惑地看着这些激增的作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晚年，不同的人会为不同的理由写作。80岁的时候，阿诺德·汤因比问自己：“我为什么工作？”他自己回答：“良心。我对工作的态度，不是澳大利亚人式的思维，而是美国人式的思维。一直在工作，但是还一直倾尽全力，这使得我需要将良心作为一项职责。我想，为了工作而被工作奴役是不理性的，但是，这样的想法不会解放我自己。如果我偷懒，或者仅仅是松懈了，我就会良心不安，从而心神不宁和不快乐，所以这一点好像一直激励着我，就好像一直有工作动力在我身后。”过这样一种被驱赶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很遗憾的。这与我的动机好像没什么相似之处。 我知道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他去世的前几年有一个不一样的推动力。他体验到了内心的压力，因为他感觉到自己有很多要说，但是还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样的动力让他一直写到最后。 我却有不同的观点。我的精神分析学家朋友，保罗·伯格曼，写道：在一生中，没有人会产生两个及以上的启发性念头；那个人所有的作品仅仅是一个主题的进一步说明。我同意他的观点，我也认为我的作品也是这样。 当然，我写作的一个原因是我有一颗好奇心。我喜欢发现和探索自己和其他人想法的含义。我喜欢符合逻辑、追寻思维的衍生物。我极大地卷入到了情感、直觉、非语言的世界，同时也卷入了语言沟通的世界，但是我也享受思考和写作的世界。将世界概念化为我阐明了其意义。 然而，我相信，我写作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在我的内心中，我还是那个害羞的小男孩，觉得与人沟通非常困难：写情书比直接表达爱意更加有说服力，那个男孩能在整个高中自由演讲，但是在班级讲相同的话却感觉奇怪。这个小男孩还是自我的一部分。写作是我与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而真正意义上说，我不觉得我属于这个世界。我非常希望能被了解，但是我没有期望其发生。写作，就是我密封在瓶子里并扔向大海中想要传递的信息。我惊讶于那么多在海滩上的人们——心理上和地理上的——发现了这些瓶子，看见了我想要跟他们说的话。因此我一直在写作。 学 习 照顾自己 相比于照顾自己，我一直更善于关心和照顾别人。但是，在最近的这些年中，我有了一些进步。 我一直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如果有其他人没有留心公司或者个人的细节，我一定会留心到。但是，我已经改变了。1976年在俄勒冈州的阿什兰举行的工作坊中，我感觉不太好。1977年在巴西的阿尔科泽卢举办的工作坊中，我摆脱了管理所有工作的责任，完全交给其他人管理。我需要照顾自己。所以我放下了所有的责任，除了照顾自己。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不寻常的感觉：舒服地不负责任，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这是个更加有效的方法。 在身体的各个方面，我已经把自己照顾得更好了。我也学会尊重自己的心理需要。三年前，工作坊小组帮助我意识到，由于外部的需求，我感到多么烦扰和被动——有人说过“一点点地被鸭子啃死”，这句话充分表达了我的感觉。所以我做了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我用了十天独自待在之前提供给我的海滨小屋里，极大程度上地进行自我恢复。我发现我非常享受独自一个人呆着。我喜欢自己。 我现在越来越会寻求别人的帮助。我让别人帮我带东西、做事情，而不是去证明我自己也能做到这些事情。我也能够寻求个人帮助。当海伦——我的妻子——生病的时候，作为一名全天候护士、管家，非常受欢迎的专业人士、作家，我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因此我寻求一位治疗师朋友的帮助，并且得到了帮助。我摸索和尝试满足自己的需要。我考察了这段时间的经历给我们的婚姻带来的压力。我意识到，我必须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这是首要的事情，虽然海伦病得很重。我没有立刻向别人求助，但是我更加意识到，我没有办法处理所有的事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我能更好地做值得称赞的工作，更好地照顾自尽。 宁 静？ 人们常说，或者假设，老年充满了平静和安宁。我发现，这个看法是有误导性的。我相信，我确实对外在事物有更长远的视角，因此我现在比以前更像个客观的观察者。然而，与数年前相比，现在能打动我的事件往往会激起我更大的反应。当我兴奋起来，我就很过瘾。当我忧虑时，我会更加心烦意乱。伤痛更加剧烈、痛苦更加深切、流泪更加容易、笑话更加有趣，甚至是生气——这是我经常遇到的麻烦事儿——也更加强烈。从情感上讲，我比之前更加变化无常。我从沮丧到心花怒放的范围更大，而且任何一种状态都更容易促发。 这种变化无常或许是源于我爱冒险的生活方式；或许来自于会心小组获得的更强的敏感性；或许是老年生活被忽略的特点。我也不确定。我只知道我的情感更加容易被激发，强度也更大。我现在对这些也越来越熟悉。 接受新观点 我觉得，这些年中，我越来越能接受新的观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与内在空间有关——人类心理力量和精神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依照我的估计，这个领域构成了知识的前沿、发现的前沿。十年前，我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是阅读、体验和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的对话，改变了我的观点。人类存在着潜在的、可利用的、巨大的直觉力量。我们确实比我们显示的智力要聪明。有很多证据证明这一点。当我们知道，我们忽略了非理性的能力——创造性的“隐喻思维”的时候，我们有多么难过。生理反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更少用意识控制自己的，更多放松，那么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学会控制体温、心率和其他各种器官功能。我们发现，对于癌症晚期患者，当给予其针对战胜肿瘤的高强度冥想和幻想训练时，病状会得到惊人的缓解。 我也开放地接受更加不可思议的现象——预知、传心术、千里眼、人类光环、克里安照相术，甚至是灵魂出窍体验。这些现象可能不符合现存的科学定律，不过有可能在我们发现的新型的合法规则的边缘。我认为自己在新的领域学到了很多。而且发现了很多令人愉快和兴奋的经历。 亲 密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发现自己可以敞开胸怀对待关系中的亲密。我将这种进步看成工作坊经验的结果。我的身体比之前更加准备好与别人接触。我会更多地去拥抱和亲吻他人。我更加注意自己生活的感性方面。我也意识到我是多么向往与他人心理上的亲密接触。我认识到，我是多么需要深入地关心他人，以及获得别人同等程度的关心作为回报。我可以公开地说那些我模糊意识到的东西：我深度介入心理疗法，是满足自己亲密的需求，但不用冒很大风险的谨慎的方法。现在我更加愿意在其他关系中与别人更加亲密，投入更多的自己。我感觉，在自己内部，好像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深度的亲密能力。这种能力给我带来了不少伤害，但是，带来的喜悦更多。 这些改变是如何影响我的行为的？我与男性的关系更加深厚，也更加亲密；我可以毫无保留地与人分享，相信朋友间的保密性。只有在我大学期间——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后——我有一群可以信任的、亲密的男性朋友。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性的、大胆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似乎是非常值得的。我与女性也有了更多亲密的沟通。现在我与很多女性有柏拉图式的、心理层面上的亲密关系，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与这些密友在一起——无论男女，我都可以分享自己的任何一面——痛苦的、开心的、害怕的、疯狂的、不安全的、任性的、自我贬低的心情。我可以分享自己的梦想和愿望。同样地，朋友们与我分享的也很多。我发现，这些经历也非常的充实。 在这么多年的婚姻中，在这些友谊中，我一直在亲密的领域中学习。我越来越敏感地注意到我体验到的痛苦、生气、沮丧、被拒绝，以及分享产生的亲密感、被理解和接受所产生的满足感。我已经明白，带着负面情绪去面对一个我在乎的人，是多么困难。我也明白了，在一段关系中，期望是如何轻易地变成要求的。在我的经验中，我发现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无论在关系中他/她是什么样，我都去关心他/她。因为他们是我认为的样子，或者是我希望的样子，而去关心这些人，这一点很容易做到。对一段满意的亲密关系来说，我关心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我放弃我自己的期望，放弃了我想改变他们来迎合自己的需求，这是最难的，却又是最有效的方法。 上述所有这些是近十年来我生命有所改变的部分。我觉得自己对亲密和爱更加开放。 个人的快乐和困难 这段时间，我既有一些痛苦的经历，也有许多快乐的经历。最大的压力是围绕着照顾生病的海伦，在过去的五年中，她的病情很严重。她用最大的勇气来面对痛苦和这种受拘束的生活。她的身体残疾给我们两人都带来了新的问题，既有身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克服。这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努力将失望转变为希望，而现在，更多的是希望。 她在恢复更加正常的生活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进步，而这经常是靠其绝对的意志力。这一点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她首先得选择是否还想继续生活，生活是否还有目标。然后我自己的独立生活的现实阻碍和伤害了她。她病得那么重，我感觉，我们两个近距离的相处变成了我沉重的包袱，她的需要照顾又加重了这个包袱。所以，我决定，为了我自己的生存，我要过自己的生活。她经常被这个决定深深伤害，也被我价值观的改变伤害。而她那边，她放弃了作为支持性的家庭主妇的旧模式。这个改变使她接触到对我，以及对社会的愤怒。这愤怒是来自于我们赋予她的社会认可的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我会对任何将我们两人带回近距离接触的举动表示愤怒；我固执地抵制任何看起来像是控制的东西。因此，这段时间，我们关系中出现的紧张和困难比任何时候都要多。我们尝试解决更多的情感问题。然而，当我们努力去建立在一起的新方式时，我们也有更多的诚实。 这段时间虽然充满了挣扎和压力，但也存在很多积极的体验。三年前，我们举行了金婚纪念庆典——与两个孩子、儿媳和六个孙辈一起在度假酒店度过了几天欢乐的时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的儿子和女儿现在不仅是我们的孩子，而且是可以分享我们内心世界的两个最亲密的、最好的朋友。我们常常会分开地看望他们，也会去其他城市看望亲密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的朋友圈一直保持亲密，甚至越来越亲密。而且他们所有人都挺年轻。 对我来说，在花园里工作和长距离的散步是一种乐趣。我从中获得了各种荣誉和奖励，远远超过我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莱顿大学在其400年校庆期间授予我的名誉学位。它由一位来自这所荷兰古老高等学府的使者交到我手中。我收到过许多给予我高度赞扬的私人来信，写信的人都是在生活中因我的作品而感到触动或改变的。我一直都为这些感到惊奇。 无论怎么说，在改变南非一位男士或者澳洲内陆一位女士的生命中，我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一点非常神奇。 我也意识到，对于我所拥有的健康、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令人兴奋的年轻朋友，我是多么幸运。所以，我自己并没有代表性。 但是对我来说，过去的十年是非常美好的——充满了冒险的事情。我能够更开放地对待新的观点、新的感觉、新的体验和新的挑战。渐渐地，我发现活着的含义包括把握机会、做一些不确定的事情，以及应对生活。 所有这些都带来了改变，而对我来说，这种改变的过程就是生命。我意识到，如果我很稳定、保持不变、静止不动，那么对我来说就是生不如死。所以我接受生命中的迷惑、不确定、恐惧、情绪的高低起伏，因为这些是流动的、复杂和兴奋生活的代价。当我回顾自己所经历的数个十年，只有一个十年——在芝加哥大学咨询中心的那段时间可以与这段时间相提并论。它同样也充满了挑战、知识、个人成长和充实。同时，这还是充满个人不安全感和痛苦的专业奋斗时期，比之前任何时期都要困难。所以我相信，我很诚恳地说，总体来讲，这是我生命中最满意的十年。我越来越能够成为自己，而且享受这个过程。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体弱多病。父母告诉我，这预示着我活不长。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预示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却是十分正确的。我认为它正确是因为我永远不会变老。所以我同意那个预示：我死去的时候还年轻。 更新——1979 我想将这一部分的内容集中在一整年中——1979年——在这一年中，痛苦、哀悼、变化、满足和挑战都非常显著地呈现。 通往死亡的过程 在我妻子去世前（1979年3月）的18个月中，我、海伦，还有很多朋友参加了一系烈的体验，这些体验彻底地改变了我对死亡和人类精神的延续的想法和感觉。这些体验都是强烈的个人感受，等某一天我可能会完整地将它们记录下来。目前我只能稍微提及一下。下面的故事大部分是关于海伦，但是我会集中在自己的体验上。 海伦对心理现象和灵魂不朽抱有很大的怀疑。然而，我和她受邀拜访一位十分坦诚的灵媒，她不收一分钱。在那儿，我看到海伦跟她的已故的姐姐“联系”上了，沟通的信息中有一些灵媒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信息超乎寻常地令人信服，而且都来自坚固的桌边敲打出的字母。后来，当灵媒来到我们家，我们自己的桌子在客厅中显示出信息。我只能开放对待这种不可相信的、非欺骗性的经验。 海伦也会梦到她的家人，这让她更加确定，她在另外一个世界会受到欢迎。当死亡临近时，她“看见”死神和魔鬼站在她的病床边。但是，当有个朋友说，这可能是她脑袋里造出来的形象，她听完后就将他们驱散了。她还对魔鬼说，他来错了地方，她是不会跟他走的。从此后，恶魔就没出现过。 在这最后几天中，海伦看见了激动人心的白光慢慢接近她，将她从病床上举起，最后将她放在床上。 在这一章中，我提到过在最后这些年中，我们两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了。我想照顾她，但是我不确定我还爱着她。某一天，在她濒临死亡时，我的内心非常抓狂，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抓狂的原因。当我像往常一样去医院给她喂晚饭时，我对她说出有多么爱她，她对我的生命有多么重要，她给我们的长期关系带来了多大的正面影响。我觉得我曾经告诉她这些话，但是那天晚上的话最有影响力，也最真诚。我告诉她，她不需要带着义务地活着，跟她家人在一起也挺好，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是否离去。我还说，我希望白光今天晚上还可以显现。 显然，她必须为别人活着的想法被我释放了。后来我知道，当我离开后，她把这一楼的护士全部叫到身边，感谢她们为她所做的一切，而且告诉她们，她快要离去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她就处于昏迷，第三天早晨，她就安静地离去了，当时女儿正握住她的手，我和几个朋友在她身边。 那天晚上，我的几个朋友与之前提过的灵媒见了一次面，他们与这个灵媒有长期的接触和沟通。他们很快就与海伦联系上了，海伦还回答了很多问题：她体验到了白光和灵魂向她而来；她与她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她有一副年轻女人的模样；她在非常平和、毫无痛苦的状态下离去。 我简单带过、没有详述的所有这些体验，都使得我对个体灵魂的延续的可能性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这些是我从来没有相信的东西。这些体验让我对所有类型的超常现象都非常感兴趣。它们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死亡过程的理解。我现在认为，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连续而永恒的，偶尔会投胎成人。 很显然，这些思想与两年前所写的章节结尾部分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活动和冒险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海伦的离去，我比平时接受了更多的邀请和同事们一起去参加国内或者国外的工作坊。这些工作坊包括：在委内瑞拉以教育工作者为对象的工作坊；在靠近罗马的地方，与国际友人共同参加的一个大型的混乱的工作坊；在巴黎为促进者进行的项目简短但是深度的体验；在长岛举行的非常有价值的区域性以人为中心的工作坊；许多外国人参加的在普林斯顿举行的以人为中心的工作坊；在靠近波兰华沙的度假村中举办的绝好的工作坊；在纽约举行的为期四天的“生命转变”工作坊。除此之外，我还写了一些文章，包括这本书的一些章节。 我想评价一下上述的两个项目。普林斯顿工作坊有90人参加，这可能对我来说是我参与过的最难的工作坊。然而，至少有一位工作人员认为这是我们运行得最好的项目。对我来说，这个过程非常痛苦，而且我感觉这个团队只接近达到共同体的边缘。 当我将工作坊变成痛苦的经历时，我能发觉到很多因素。工作人员决定，这个第七年以人为中心的工作坊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我们彼此非常亲近，但是我们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而且我们不希望这些以人为中心的工作坊变成一种“常规”的体验。这些工作人员，对于参加工作坊的成员互相之间，或者对工作人员表达出的负面、敌对、批判性情绪这些工作人员的接受度可能比任何时候都高。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他们对于美国或是美国参与者的鄙视、轻蔑和愤怒，都能够自由地表达。其中有两个人清楚地知道工作坊是如何操作的。（这两个人的观点非常不同，但是他们都强烈地反对我们这种非结构式的方法，而且每种观点都有一些追随者，虽然这些不足以改变工作坊的大体方向。）而且还有几位参与者表现出了深层的个人混乱。 大型团体开发自己的项目、寻找自己的方法时都会有固有的混乱，而当所有上述因素都加到这个混乱之上时，结果就极其可怕，经常充斥着沮丧和愤怒。当一些成员努力朝向创造性和正向的方向发展时，他们会被其他人阻碍。真诚合理地说，不确定这些个体是否能感受到他人所给予的信任，是否能够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我们都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直到最后十天，分歧中才慢慢形成微弱的一致，在差异上才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后来许多参与者说，从这些痛苦、混乱和亲密中，他们都学到了很多，而且朝着积极的方向变化。我也学到了很多，虽然过程很痛苦。 因为很多原因，波兰工作坊不同寻常。我很难相信我对工作感兴趣的程度，使得90人聚集在一起，这些人既有专业人士，也有非专业人士。波兰的工作人员觉得不可靠，所以大部分是到场的四个美国人促使其进行。当时我很失望，因为我希望波兰人能够起到更多的领导作用。在为期一周的课程中间，当个人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开始使用的时候，很多人，尤其是专业人士，开始用其来攻击他人。具有伤害性的标签和诊断，带有技巧性的压制，变得非常突出。对我来说，这个工作坊与普林斯顿的工作坊非常像。“不！不要再来一次！”但是主要因为一位工作人员，诚实的波兰美女，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后果，这种行为就慢慢消失了。一个星期后，我们成了一个亲密的、充满爱的共同体。 我没有充分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数月后我收到一位参与者的来信。信上说：在这里，大家讨论着在波兰发生的“历史事件”——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人，那么多专业人士、精神病医师和心理学家（每个人都掌握促进关系的终极真理），在日常生活中互相讨厌和压制对方——现在所有人都融合在一起了，而且没有丢掉个人的人格、没有欺骗。我很高兴我当时没有事先知道这种行业的敌对和背后的诽谤。 我发现这个小组整体上更加成熟、聪明，而且比美国小组更加有学者风度。虽然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的问题、感觉、应对方式和他们对开放性和完整性的渴望和我在其他地方看见的是一样的。 个人问题 当岁月所剩无几时，我越来越能够发现自己爱的能力、感受性和性欲。我发现自己很幸运，能够发现和建立关系来表达这些需要。虽然这过程有痛苦和伤害，但是也充满快乐和刻骨铭心。 1980年1月8日，一大群朋友来到我家，带来了食物、饮料，还表演了唱歌，来庆祝我的70岁生日。那是个非常疯狂的、精彩的、欢闹的派对——充满爱、关心、友谊和幸福——这些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一直认为自己符合这一章的标题，我觉得自己变老了，也变成熟了。
第五章 我们需要一个“现实”吗？（选）
下笔写本章内容时，我很享受。这让我回忆起1974年秋，和一位朋友在海滨小屋的短暂美好时光。在那珍贵的十天中，我是完全与世隔绝的——除了去过几次当地的杂货店，没有跟其他人有任何接触，也没有打过电话。我没有指望自己在那段时间能有什么收获，只是随身带了几本想读的书。我沿着沙滩散步，看见一只巨大的蓝色苍鹭，然后写写日记、写下自己的梦境，或者读书，让我的思绪随处游荡。 一天晚上，我坐在小屋的露台上，心里萌生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这篇文章与当时我写的其他文章完全不同，具有某种我喜爱的梦幻般的色彩。文章内容没有新意，但是如果认真对待这些内容，那么你会惊讶于其背后的含义。 和前文不同，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章内容不是纯个人的感受，但还是反映了我崭新的、不同的一面，我还是将其归入这一部分。 大部分的教育者会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帮助个体获得知识、信息和个人成长，使其能够更加建设性地与“现实”打交道。这也经常是毕业演说的主题，对应届生如何面对和应付“现实”表达自己的希望和担心。在长期团体咨询的最后时刻，每个人已经更加了解自己和人际关系，大家考虑到在外面的“现实”生活应该如何表现时，这一话题也常常出现。 什么是“现实”？这是我想探索的问题。我思考的方向可以用一些个人的、简单的例子很好地描绘出来。 几周前的深夜，我独自一人坐在加州北部的海滨小屋露台上。我坐了几个小时，一颗闪亮的恒星从地平线上升起，映入眼帘。一颗闪耀的行星也慢慢移动，从头顶上移到我的右边。这颗行星和恒星一起移动着，伴随着银河和其他星座。显然，我是宇宙的中心，天空慢慢地绕着我旋转。这是一个既谦卑（我是多么得渺小！）又令人振奋（自己成为焦点是多么奇妙！）的体验。我看到的是一个实相。 然而，在我脑袋的某个角落，我知道，我自己和我脚下的土地，还有我周围的空气都在高速向东边移动——比新式喷气式飞机还要快，而相对于地球来说，恒星和行星是静止的。虽然刚刚描述的现象我并不能“看见”，我知道这（而不是更明显的知觉）就是真正的实相。 从另一个层次来说，我意识到自己是宇宙中一个小星系（这样的星系有千百万个）中微不足道的星球上的、无穷小的微粒。我也知道，每个星系常常以惊人的速度爆炸，远离其他星系。这也是实相吗？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有一个实相我是确定的：我坐的硬木椅子、搭建露台的坚硬土地、我手中的不锈钢钢笔。我们不仅能够看见这些实相，还能够感受和触摸到。这些物体可以承受重力和压力，它们是固体。 但是，我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挑战上述说法。椅子是由曾经的生物细胞构成的，这些细胞结构复杂，此结构中空隙多于细胞。而土地是一个缓慢移动的流体的集合，当收缩、开裂和起皱时，它就会颤动。我昨天开车经过的道路就发生过颤动，那是在1906年的一天，地面稍微抖动了一下，马路裂开。裂口的西侧一直向北延续了6米长。这就是固态的地球。 那我的金属钢笔呢？我听说它是由看不见的原子组成，这些原子都在高速运动。每个原子都有原子核，原子核里的粒子逐渐被人们发现。每个粒子都有难以置信的特点，它们以近似随机的形式，在每个原子的最内部以自己特定的轨迹移动。我的钢笔不是我感受和触碰的那般稳固静止的物体。“现实世界”似乎破灭了。 听了著名物理学家詹姆斯·琼斯的话之后，虽然我还有些困惑，但是安心了。他说：“人类的知识河流不偏不倚地流向非机械化的真相：天地万物越来越像一种伟大的思维，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机器。”在你的朋友、水管工，或者股票经纪人身上试试这句话，告诉他们，“现实是一种思维。”总之，显而易见的是，现实世界这个概念快速变换，我完全抓不住。 但是，至少在人际世界中，我了解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这些了解无疑是实实在在的，我根据这些了解采取行动。不过后来，我的记忆让我摔了跟头。一个人只需要有机会参加温和地促进成长的会心小组，在这个小组中，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从而发现自己有关人际关系的知识有多么不靠谱。小组的每个人都能发现亲密的朋友和家人隐藏的感受。这些感受包括恐惧、自卑、压抑的愤怒和怨恨、奇特的性欲和性幻想，以及大量的希望和理想、快乐和害怕、创造的冲动和自发的爱。这样的真相，充满了很多未知，看起来也是不确定的。 因此我们会被迫将目光转向自己：“至少我知道我是谁。我决定自己将要做什么，然后去执行。这些都是真相。”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问一个行为学家这样的问题，他会这样回答：“你只是一系列刺激输入和条件反射的总和，其他的都是假象。”看来我们终于有真相了：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个机器人。难道就只是这些吗？那我的理想从哪里来的？这或许也是可以解释的。我又想到了简，她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她的双胞胎妹妹像平常一样开车回家。突然她从某种恐慌中惊醒。她立刻打电话给公路巡警，说：“在某某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是一个女士开着一辆白色的小车。”电话那头先是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巡警就以非常困惑和怀疑的语气问：“女士，你是怎么知道这起事故的？我们刚在两分钟前获知这起事故。”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真相？ 这个小片段打开了一条关于内在世界和“解离的实相”的思路。我们如何理解卡尔·荣格三岁时的梦境？他看见一个大而神秘的地洞，地洞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肉柱子被安置在皇室的座椅上，柱子顶上好像有个帽子样的东西。五十年后，当他在一些原始部落的生殖慕崇拜的仪式中再次发现相同景象时，他才完全理解这段体验。这样的景象为什么会出现在荣格三岁时的梦境？这种现象存在于什么样的实相中？ 在罗伯特·门罗的故事中，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工程师。在他有过一些困惑的体验后，有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漂浮在房间的屋顶上，看着自己和妻子的身体。他记下了这些体验：一开始有些害怕，后来他就越来越想脱离身体到处游走。他记录下的这些体验很令人吃惊，但是非常有说服力。我们禁不住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真相”能解释这样的体验，又能解释我知道的“真实的”体验？ 唐望，这位不老的印第安雅基族人是如何为顽固的心存怀疑的人类学家卡洛斯·卡斯塔尼达开启了新世界的？这个世界充满神奇的事件，可以在空中飞行，而且存在一个不寻常的实相——死和生并没有什么不同；“有智慧的人”有灵魂的国度，在这里可以体验到不可能的事情。对此，你会说“胡说八道”？卡斯塔尼达自己的亲身经历足够迫使他自己意识到，确实存在解离的实相；而且现代科学化的思想对这种实相是完全陌生的。 我还想到了约翰·李立，他是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位科学家，研究解剖学、医学和精神病学。他最著名的研究是与海豚一起十二年的工作。他尝试着与海豚沟通，他相信，海豚至少和人一样聪明。开始，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只相信机械模型表达的实相，而现在，他相信意识有很多种且处于不同的层次。他自己可以达到不同的意识层次，而且他也能帮助其他人达到。这种彻底的转变令人难以置信。在这场转变中，他坚信海豚可以读懂他的思想。李立在感觉剥夺箱中的体验十分奇妙，他漂浮在温水中，只能感觉到动物所能感受的光线、声音、触碰和味道。他发现，如果没有任何内部刺激，自己的内在世界是异常丰富的，有时候还很惊人。他尝试用LSD来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结果既充满启发又有些吓人。从而引发他去冥想、无边界的思维发散和深入到越来越高的意识状态。在这种意识状态中，他体验到了宇宙的统一，一种基于爱的统一（很多在李立之前的人，被称为神秘主义者）。这种体验与他在加州理工接受的训练差距多大！ 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用嘲笑和鄙视来忽视这些事件。事件的当事人都非常真诚。这些事件表明，一个浩大和奇幻的宇宙——可能是内在实相，或者我们都不知道的精神世界——似乎是存在的。我们有个令人舒适的信仰：我们知道什么是现实世界。这样的一个宇宙却给我们的信仰一次最后的致命性的打击。 有关真实的客体世界，我的思想要将我引向哪里？ 很显然，它不存在于我们可以看见、感觉和掌控的物体中。 它不存在于我们如此赞叹的技术中。在泥土中、闪烁的星星中找不到它。 它不存在于那些围绕着我们的坚实的知识中。 在任何文化的团体、习俗或者仪式中也找不到它。 它甚至不在我们所熟知的个人世界中。 它可以算作神秘的或者现在还深不可测的“解离的实相”，与客观世界完全不同。 我和其他人，达成一个新的共识：我可能知晓的唯一“实相”是当下我所感知和体验的世界。你可能知晓的唯一“实相”是当下你所感知和体验的世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被感知到的实相是不同的。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真实世界”！如此，创造出了最恼人的两难困境：在历史上，人类不会先于体验存在。 从远古开始，部落、团体或者民族、文化，对真实世界的组成有一致的意见。但肯定的是，不同部落、不同文化可能拥有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至少，存在一个巨大、相对统一的群体，他们觉得自己对世界和宇宙的知识是正确的。所以，这个群体的成员不悦、谴责、迫害，甚至杀害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那些以不同方式感知“实相”的人。哥白尼，虽然将自己的发现隐藏了很多年，但最终还是被视为异教徒。伽利略证实了哥白尼的观点，但当他七十岁时，他被迫放弃教学。焦尔达诺·布鲁诺在1600年被烧死，只是因为他告诉学生在宇宙中还有很多世界。 那些在宗教世界有不同感知的个体被折磨、被杀害。在十九世纪中期，撒美尔威斯，一位充满激情的匈牙利物理科学家，只因为他做了当时认为很荒谬的陈述：产褥热，产房的一种可怕的痛苦，是通过医生手上和仪器上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从一个女人身上传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以今天的所知真相看来，这显然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在美国殖民地上，那些被怀疑有超能力的人甚至被看作女巫，被吊死或用大石头压死。这些感知到与一般人不同实相的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历史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虽然社会经常最终会同意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就如上面我讲的例子，但是毫无疑问，对已知和确定的宇宙的坚持，是让一种文化维持的黏合剂。 如今，我们面临着不同的情景。世界范围内沟通的便捷和快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许多“实相”；即使我们可能认为其中有些是荒谬的（比如重生），或者是危险的，我们情不自禁地关注这些。我们再也不能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巢穴中，认为我们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 由于这种变化，我想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奢侈地拥有“实相”吗？我们可以一直保持着信仰，认为在我们都承认的定义的基础之上有一个“实相”吗？我确信，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拥有的“奢侈”，我们不敢保持的“神话”。在最近的历史中，只有一次完全成功地达到了上述状态。数百万人完全同意社会本质和文化实相——希特勒的强大影响力带来的一致认同。这种对实相的认同几乎标志着西方文化的毁灭。我没有将其看成可以效仿的对象。 在这个世纪，西方文化中——尤其在美国——也存在大家都同意的价值观实相。这个信条可以简单地称述为：“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越快越好，而现代技术会达到上述三个非常令人向往的巨标。”但是现在，这个信条是摇摇欲坠的灾难，而我们很少有人相信了它毁灭在污染的浓烟中，人口过剩的饥荒中，核炸弹的“达摩克利斯剑”中。我们已经成功取得了“赚很多钱”的目标，以至于我们处于消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危险中。 以我的观点来看，我们想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努力，让我们走到了物种灭绝的边缘。我斗胆建议另一种可行方案。 依我看来，未来的道路必须基于我们的生命和教育之上，以及一个假设之上：即存在很多实相，就像存在很多人一样。我们必须首先接受这个假设，然后从这里继续前进。从哪里开始？我们每个人都以开放的思想开始探寻存在的许许多多对实相的感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充实自己的人生。我们也会变得更加能够应对我们每个人各自存在的实相。这很可能是一个充满困惑和艰难选择的一生，渴望更加成熟，但这也会是一个激动和充满冒险的一生。 然而，问题可能随之而来：基于这个多重实相的假设，我们是否会有共同体或者社会？这样的社会会不会是个完全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我不这祥认为。假如我从勉强容忍你的解离的世界的观点，变成完全接受你，并认为你有权利持有这样的观点。假如我不会将其他实相看成是荒诞的、危险的，或者异端的、愚蠢的而拒之门外，我愿意探索和学习这些实相。假如你也愿意这样做，那么这个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将不会建立在盲目地信奉一种实相的根源、信条或者观点之上，而是建立在共同承认彼此是合法的个体，有各自的实相之上。人类彼此关心的自然本性将不会是“我关心你因为你和我是一样的人”，而会是“我珍视和珍爱你因为你跟我不同”。 你认为这太过理想主义？确实如此。我怎么会如此天真和“不现实”，以至于希望这样巨大的改变可以发生？我的希望部分是基于查尔斯·贝尔德对其世界历史观的得体陈述：“当天空变黑，星星就开始闪耀了。”所以我们可能会看见领先者的出现，他们朝着这个新方向前进。 我的希望，甚至更坚固地基于兰斯洛特·怀特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本书中的观点（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在他的理论中，人类历史中的巨大进步都是在预料之中的，而且可能是在变化之前的一段时间，由数百万个体无意识思想的变化引起的。然后，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中；一个新想法、一个新观点，好像是突然来到世界舞台上，变化就产生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在1914年之前，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种无可争议的美德。后来，开始了模糊的无意识的审问，建立了一个无意识惯例，完全改变了思考的整个模式。这个新观点在1950年至1970年期间公开爆发。“不问对不对，祖国就是祖国”不再是大家生活的信条。民族主义战争过时了，不流行了，而且即使战争继续，世界舆论也大力反对。怀特指出，“在整合情绪、思想和系统的任何时候，无意识水平都在意识之前！” 对我来说，这种想法与我完全意气相投。我已经说过，我们比智力更聪明，我们的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有其智慧和目的，而且在我们的意识之外运行得很好。我认为，男人和女人，无论个体还是集体，都从内心深处有组织地拒绝单独的、文化认同的实相。我也认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慢慢接受数百万分离的、挑战的、激动的、有益的、个体对实相的观点。我认为，这个观点——像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独立地、突然发现的量子力学一样——可能突然在世界各地立刻成为有效的存在。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与历史上存在过的时代完全不同。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变化发生吗？ 这里存在着对教育者的挑战——可能是这些行业中最没有安全感和最容易受到惊吓的——被公众压力折磨、被法律条例限制，他们在行动上基本保守。他们可能支持我描述的这种多重实相观吗？他们能够改变成这样一个世界观需要的态度、行为和价值观吗？当然，仅靠他们自己办不到。但是随着怀特称之为“无意识的惯例”，以及新新人类（我和其他人在我们的文化中看见他们的出现）的帮助，他们的成功是可以想象的。 我推断，如果民族按照他们以前的方式，那么，因为世界沟通解离的观点的速度，每个社会将需要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在真实世界的组成成分和价值上达成一致。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这些被迫的一致会不同。这些被迫会毁掉个体的自由。我们将会自我毁灭，而这种毁灭是通过由不同世界观引发的冲突带来的。 但是我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如果我们接受作为所有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我们活在各自的实相中；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实相看成可供在所有世界历史中学习的潜在资源；如果我们可以一起生活来毫无畏惧地彼此学习；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所有这些，那么一个新时代就将来临。可能，仅仅是可能——人类的深度有机感知就在为这样的变化铺平道路。
第二部分 关于个人中心取向
第六章 个人中心取向的基本理念（选）
这一章非常基础，既植根于过去，又立足于现在。写作之时，我引用了自己以前的一篇论文（1963），它着重阐明我当时的思想。第二个思想源泉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一次人本主义心理学讨论会上迸发的思想火花，而且最终积累成一篇关于“形成倾向”的论文（1978）。我受益于英国历史学家兰斯洛特·怀特的思想，但令我惊讶的是，简·克瑞斯蒂·斯马茨的著作（1926）里早就出现过几乎相同的观点。他是南非具有传奇色彩的勇士、学者、总理。在他政治失败并结束第一任总理任期之后，他写了一本书，主题是“整合、整体趋势……在存在的各个阶段都可以看到……是宇宙中的基本定律”。之后，阿尔佛雷德·阿德勒借用斯马茨关于整合趋势的概念，支持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我们称之为躯体的所有东西，都力图变成一个整体。”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思想家在很久以前就了解整合的力量，而这几乎被科学家忽视。 第三个思想源泉来自我对三位处在当今科学最前沿的科学家的理解，他们是理论物理学家弗里特乔夫·卡普拉、科学哲学家曼古汗·穆拉亚玛，以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 因此，这篇文章吸收诸多思想，把新旧思想整合到个人中心取向的存在方式之中。我尝试用浅显的语言解释深奥的概念，我十分感激这些概念的提出者们，其开创性的思想源于过去，也源于当下。 我在撰写本章之时感到十分愉悦，很高兴能为大家呈现这一章。 我想指出两种相关的倾向。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在我的思想中日趋重要：一是实现倾向——生物所具有的特质；二是在宇宙中趋于整体的形成倾向。总之，它们是个人中心取向的基石。 个人中心取向的特征 个人中心取向的含义是什么？它表达的是贯穿我整个职业生涯的核心理念。通过我的经验、与他人的互动以及研究，其含义逐渐变得清晰。我曾给它不同的命名——“非指导性咨询”“来访者中心的治疗”“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以团体为中心的指导”。每当想起这些多样的名称，我都禁不住微笑。由于应用的领域多种多样，所以，“个人中心取向”这一名称更具有概括性。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这种取向的核心假设。个体内部拥有许多用于认识自己，改变自我概念、基本态度与自我定向行为的资源。只要营造出富有支持性的心理氛围，这些资源都会被调动起来。 营造促进成长的氛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这些条件可用于我们谈到的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关系、亲子关系、领导者与团体的关系、师生关系、上级与下属的关系。事实上，它们适用于以个人发展为目的的任何情境。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已论述过这些条件，在此仅从心理治疗视角进行简要的总结，但它可用于上述的所有关系。 第一要素是真诚、真实或一致性。治疗师在治疗关系中的投入越多，越不以专业的姿态或外表出现，那么，来访者发生积极变化或成长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意味着治疗师对这种感受和态度不加掩饰。“透明”这一术语反映的是一种状态：治疗师对来访者是透明的，来访者能洞察治疗师在其治疗关系中的角色；来访者感到治疗师没有隐瞒。对于治疗师而言，在适当的情况下，他所经历的感受是可被意识与沟通的，可存在于治疗关系中。因此，内心深处的体验、意识到的内容以及对来访者的表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在营造促进改变的氛围时，第二个重要的态度是接纳、关心或重视，即我所说的“无条件的积极接纳”。无论来访者出现何种状态，治疗师都持有积极的接纳态度，那么治疗行动或改变越有可能发生。治疗师愿意让来访者表现出直接的感受一一困惑、怨恨、害怕、愤怒、勇气、爱或骄傲。治疗师给予的关心是非占有性的。治疗师从整体上评价来访者，而不是有条件的。 治疗关系中的第三促进性的要素是移情性理解，即治疗师能准确地感知来访者的感受和个人意义，并把这种理解传达给莱访者。如果进展顺利，治疗师会深入他人的内心世界，不仅能弄清来访者认识到的意义，甚至能发现其意识之下的潜在意义。这种积极的体察式倾听在我们的生活中极为罕见。我们认为自己在倾听，但很少带着真正的理解与真诚的移情去倾听。然而，这种特殊类型的倾听是我所知的最有力的改变力量之一。 我所描述的氛围如何带来变化？简而言之，当得到别人的接纳和重视时，个体往往会对自己更关注。当人们得到移情式的倾听时，他们能更准确地聆听丰富的内在体验。当一个人理解与重视自己，自我与其体验会更加一致。个体由此变得更真实与真诚。这些倾向（作为对治疗师态度的回报）会使个体成为促进自我成长的有效强化者。他们将会更自主地成为真正的人、完整的人。 生命中的定向过程 实践、理论及研究表明，个人中心取向是基于对人类及其他生物的基本信任。来自许多学科的证据支持更广义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何种水平的生物，都会有积极实现自己固有潜力的大量内部运动。人类也具有向更复杂、更完善方向发展的天然趋势。常用于形容这种趋势的术语是“实现倾向”，它存在于所有活的生物中。 无论是花朵或橡树，蚯蚓或漂亮的鸟儿，猿或人，我们都要意识到它们的生命是主动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过程。无论刺激源于内部或外部，环境有利或不利，生物的行为都朝着维持、加强、繁衍的方向发展。这是生命过程的本质。这一倾向贯穿生命的始终。事实上，这一整体的定向过程存在与否，能让我们分辨一个已知的生物活着还是死亡。 当然，这种实现倾向可能受挫或是扭曲，但是，在不消灭生物的情况下，它不会消失。我记得童年时代，我们把冬天要吃的土豆放在地下室的储物箱里，地下室上方不远处有个小窗户。这种环境不利于土豆生长，但是，土豆总会发芽——淡白的幼芽，与春天播种在土壤里抽出的健壮的绿芽完全不同。但是，这些细长的芽儿会伸向窗外远处的光线。这些幼芽的发育是异常的、徒劳的，是我所说的定向倾向的极端表现。它们永远不会长成植物，也不会成熟，更不会实现其真正的潜力。但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它们依然尽力去实现自己。即使生命无法繁茂，也不会放弃。在对待生命被扭曲的来访者时，在面对重返医院的人们时，我时常会想起那些土豆芽。他们的生存环境如此恶劣，他们看来好像是反常的、心理扭曲的、异乎常人的。然而，他们也具有定向倾向——他们按照自己认为能获得的唯一途径朝着成长与实现不断发展。这一点，是理解他们行为的重要线索。从健康者的角度来看，其结果是离奇而又徒劳的，但这是生命为实现自我而不顾一切的努力。这种潜在的积极倾向是个人中心取向的深层基础。 一些证明定向过程的实例 认为实现倾向是“机体运转的动力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终极答案的人，不是只有我一人。戈尔茨坦、马斯洛、安葛亚、森特-哲尔吉等人持有相似的观点，而且他们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我曾指出，这种倾向包括器官与功能分化的发展过程，包括通过繁殖的促进过程。森特-哲尔吉说，“只有在假定生命体具有完善自我的内在‘驱动力’的前提下”，他才能解释生物发展的奥秘。在正常状态下，机体会向自我实现、自发调节的方向发展，不受外部控制的约束。 但是，这种观点能得到其他证据的证实吗？让我介绍一些支持实现倾向的生物学成果。一个实例是许多年前汉斯·德里施对海胆的研究，这一点在许多不同物种中都得到验证。德里施知道，在受精卵第一次分裂后，如何把分裂形成的两个细胞进行分离。在正常发育的条件下，每个细胞将发育成一部分海胆组织，同时形成完整的海胆幼虫。那么，如果两个细胞被分离后，它们发育后应该只能形成一部分海胆组织。但是，这一假设忽视了所有有机生长的定向与实现倾向。结果发现，在保持存活状态的情况下，每个细胞将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海胆幼虫——体型上小于正常幼虫，但功能健全。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实例，是因为它类似于我在一对一治疗关系中、在促进强化治疗小组中、为在校学生提供“学习自由”的过程中的经历。在这些情境下，我深刻地感到每个人都有向整体发展、实现自己潜能的定向倾向。当我试图在他人身上创造出本不存在的特质时，我发现心理治疗或小组实践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我发现如果提供促进成长的环境，这种积极的定向倾向会带来建设性的结果。那位分离海胆受精卵的科学家也处于相同的情况。他无法使细胞按照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育，但当他想方设法提供促进细胞存活及生长的条件时，海胆细胞就会表现出生物内部的成长倾向与方向性。同样，如果我能提供心理上的“羊水”，建设性的成长就会出现。就治疗或团体实践而言，我想不出比这更恰当的比喻了。 我再补充一下，使其更清晰。有时，一些人似乎认为这种成长倾向包含生物所有潜力的发展。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我的一位同事指出，生物不会倾向于发展其呕吐的能力，也不会实现自毁灭的潜能，更不会发展耐痛性。只有在异常或反常的环境下，生物才会实现这些潜能。显然，实现倾向具有选择性与方向性——建设性的倾向。 来自现代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支持 潘东尼强有力地指出，赞成实现倾向的人们“无须受缚于‘实现倾向与现代科学或知识理论互相矛盾’的看法”。他描绘了不同的现代认识论，特别是村山的认识论。在这一理论中，“遗传密码”不能包括成熟机体所需的所有信息。相反，它包括一系列决定分裂细胞相互作用的规则。编制规则所需的信息远少于操纵成熟发展中的每个部分所需的信息。由此可见，德里施的海胆细胞无疑遵循所编制的规则，因此，能以独特的（而非之前特定严格的）方式发育。 这违背了目前的（与过时的）社会科学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原因”在单向上产生“结果”。相反，村山及其他研究者认为原因-结果的相互作用会扩大偏离，导致新信息与新形式的出现。“形成发生认识论”似乎是理解所有生命系统的基础，包括生物的所有发育过程。村山（1977）认为生物学的理解“基于生物过程是互为因果的过程，而不是单独的过程”。另一方面，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提出的那样，生物学的理解不只基于单向的因果系统。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多数社会科学所依据的刺激-反应、原因-结果的基础。 感觉剥夺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生物具有增加多样性和创造新信息与新形式的倾向。当然，紧张减弱或撤销刺激，都与生物的预期状态相去甚远。弗洛伊德假设，“如果可能，神经系统是……在无刺激条件下维持自身的装置”，这是极为错误的。相反，当剥夺外部刺激时，人类机体会产生大量的内部刺激。李立首次提及自己吊在隔音水箱里的失重经历。他谈到恍惚的状态、奇妙的感觉、转到自然意识状态下无法企及的沟通网络时的感受，甚至只能称为幻觉的体验。显然，当个体接收的外部刺激削减到最低限度，他将深入体验到日常生活所无法企及的状态。当然，他不会达到自我平衡的状态，而是陷入被动平衡的状态。而被动平衡只发生在病态的生物身上。 可信服的基础 因此，在我看来，“所有动机的基础是生物的实现倾向”这种说法是有意义的。这种倾向体现在最广泛的行为之中，是各种需求的反应。的确，某些基本需要只有在一些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能得到部分满足。因此，生物的自我实现倾向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导向于寻找食物或性满足的行为。然而，除非这些需要压倒一切，否则，生物会以提升自尊（而非削弱）的方式寻求满足。而且，生物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寻求其他实现。探索与改变环境的需要、游戏与自我探索的需要——这些需要以及许多其他行为是实现倾向的基本体现。 简而言之，生物总在寻找，总在开拓，总是“有所企图”。这是人类生物的一个集中能源。这一能量源是整个生物的功能，而不是某一部分的功能，它可被简单概括为实现与完善的倾向，不仅有维持作用，还有提升作用。 人类意识的功能 我们的意识如何参与形成倾向？我认为意识的作用虽然微小，但非常重要。集中有意注意的能力似乎是人类最近的进化发展之一。这一能力被描述为意识、象征能力的顶峰，处于“无意次的生物功能’，这一巨大金字塔的顶端。或许，更形象的比喻是把这个金字塔看成一座与之形状相同的大山，反映出不断持续的变化过程。闪烁的意识之光忽明忽暗地照着大山的顶端，而生活之流不断以意识或非意识的方式陷入黑暗。人类意识向更完善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水平上，新的形式出现，或许是人类物种的新方向。互为因果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做出选择，由此产生新的方式。我们看到人类功能的最高形式。 我的一些同事认为物种选择——存在形式的、非语言的、潜意识的选择——受到进化过程的指引。我承认我的看法更甚之。我曾指出，我们在心理治疗中获得关于心理状况的信息，有益于提升极为重要的自我意识。在更强烈的自我意识下，个体会出现更具洞察力的选择。这一选择不受内投作用的约束，是与进化流更相符的有意选择。这样的个体不仅能更清晰地感受外部刺激，还能感受到观点与梦想，更能体验到身体内部的感受、情绪和生理反应流。这种意识越强烈，个体越能朝着定向的进化流迈进。 当个体以这种方式起作用时，并不意味着自我能意识到所有的内在过程，就像蜈蚣在觉知到每条腿时反而陷入瘫痪。相反,他更自由地依靠主观体验，也意识到它。他或许会体验到爱、伤痛、害怕或只是主观地生活在这些体验中。或者他从这种主观性中抽离自我，并在意识层面觉察到“我很痛苦”“我害怕”“我恋爱了”。关键在于当个体充分起作用时，这就不存在阻止个体充分觉知目前体验的障碍与壁垒。个体会朝着完整、整合、统一的人生方向发展。意识参与了这种更广泛的、创造性的形成倾向。 意识改变状态 一些学者的观点更为激进。诸如格罗夫兄弟与李立等研究者认为，人们能超越一般意识水平。他们的研究似乎揭示，笋在意识改变状态下，人们感到自己了解或把握进化过程的意义。这些研究者认为这是超越统一性的体验。他们从更高层次的价值观角度看待个体自我，特别是美好、和谐与爱。个体会体验到与宇宙合一的感受。客观的研究似乎证实了神秘主义者与宇宙统一的体验。 对我来说，最近我治疗来访者的许多体验（尤其是对待强化团体）都证实了这种观点。我之前描述了促进成长的关系所具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受到研究的证实与支持。但是，最近我转向更宽泛的、尚未得到实证支持的新领域。 当我作为团体促进者或治疗师，处于我的最佳状态时，我发现了另一个特征。当我接近内心、本能的自我，接触未知的我，进入意识改变状态时，我发现自己的行为充满了治愈的力量。我的存在对他人来说是放松且有益的。我无法强迫自己出现这种体验，但当我放松，接近自己超越性的内在，我就会以奇怪的、冲动的方式在关系中表现行为，这种方式不能说是理智的，这与我的思维过程无关。但是这些奇怪的行为却以奇怪的方式被证明是正确的：我的内在精神触及他人的内在精神。我们的关系超越了关系本身，变得更强大。因此，深刻的成长与治愈以及能量都显现出来。 有时，在我的工作坊中，参与者会经验到这种超越现象。这种现象改变了参与者的生活。一位工作坊的参与者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发现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体验。我在团体中感到了统一的精神力量。我们一同呼吸，一同感受，甚至为对方辩解。我感受到‘生命力’的力量，无论怎样，它鼓舞着我们。我发现它的存在不受‘我’和‘你’的限制——更像是冥想的体验，我感到自己是意识的中心，是更广阔的宇宙意识的一部分。伴随着这种统一的非凡体验，每个人的独立性得到极大的维护。” 关于未来的假设 考虑到我所说的各个主题范围，以及可获得的支持证据，我形成了一个更宽泛的假设。在我看来，这种假设是尝试性的。但是，为了使这个假设清晰一些，我再更确切地陈述一遍。 我假设全宇宙中都存在定向的形成倾向，在恒星、晶体、无机物、更复杂的有机体，以及人类中，都可以追溯和观察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向更有序、更复杂、更关联的方向进化的趋势。就人类而言，这种倾向表现为个体从单细胞到复杂的生命功能，到对潜意识的感知，再到对机体与外部世界的意识觉知，最后到对宇宙和谐与统一的超然认识（包括人类自己）。 在我看来，这个假设很可能是我们开始建立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的基石。它无疑是构成个人中心取向的基础。 结 论 我所说的是，作为人本主义治疗师与促进者，我们发现态度的质量在促进个体人格与行为发生建设性与成长性的变化上显然是很有效的。当处于充满这类态度的环境时，人们会更加理解自己，更加充满信心，能更好地选择自己的行为。他们会学得更多，更自主地生存与实现。 处于这种滋养氛围的个体能自主地选择任何方向，但事实上会选择建设性的积极方式。实现倾向在人类身上也是奏效的。 更令人信服的是，生命系统不只存在一种倾向，而是整个宇宙蕴含的更强的形成倾向的一部分，这在任何水平中都会存在。 因此，当我们提供允许个体成长的心理氛围时，无论此个体是病人、学生、工人或团体中的一员，我们都不能寄希望于偶然。我们要利用渗透所有生命体的倾向——机体完整性的倾向。就更宽泛的范围来说，我认为，我们会形成潜在的创造性倾向，形成我们整体——小到雪花，大到银河系，从低等动物变形虫到最敏锐、最有天赋的人类。或许，我们能触及最强的能力，从而超越自我，引领人类进化新的精神方向。 在我看来，这种构想是个人中心取向的哲学基础。它说明我正致力于积极向上的存在方式。
第七章 共情：一种饱受争议的存在形式（选）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共情”，它是一种与他人共处的特殊方式，我们应重新审视与评估它。我认为人们极少考虑这一要素，而它对理解人格动力、有效改变人格与行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我们使用自我的最熟练有力的方式之一。尽管研究者经常提及与叙述这一主题，但我发现这种存在方式在关系中并未充分展开。我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对共情的艰难探索。 我的探索 在我刚刚担任治疗师时，我发现仅对来访者全神贯注的倾听，就是一种重要而又有效的方式。因此，只要我拿不准该主动做什么，我就选择倾听。令人惊讶的是，这一被动的互动方式也会如此有用。 后来，一位具有兰克学派背景的社会工作者让我了解到最有效的方式是倾听来访者的感受与情绪，通过来访者的言语来辨别其模式。我认为她的言下之意是，最好的回应是把这些感受“反映”给来访者——“反映”这一词语让我感到敬畏。然而，那时它改善了我作为治疗师的工作状况，这让我非常感激。 随后，我到俄亥俄州立大学担任专职教师；在学生的帮助下，我终于找到一些能记录我和学生访谈过程的设备。我毫不夸张地说，当围在能听到自己声音的机器旁边（它不断回放出访谈中明显错误的疑点或来访者发生显著进步的时刻），我们极为兴奋。（仍然认为这是提高治疗师能力的一种最佳方式。）通过这些录音获得的许多经验教训，我们逐渐认识到倾听并“反映”感受，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精准地指出治疗师的哪些回应会使来访者的许多重要有用的话语变得肤浅和无效。同样，我们也能指出治疗师的哪些话语能使来访者沉闷杂乱的陈述转变成目标明确的自我探索。 在这种学习情境中，我们自然会更强调治疗师回应的内容，而不是倾听的共情质量。这样，我们更注重咨询师或治疗师使用的技术。我们擅长从细枝末节中分析每次访谈的波动过程，并且从这种微观分析中获取大量资料。 但是，这种关注治疗师回应的趋势会导致可怕的后果。虽然我曾遭到他人的反对，但这些反响更糟。几年之后，整个方法被看成一种技术。“非指导性治疗”被认为“是一种反映来访者感受的技术”。更糟糕的讽刺是，“在非指导性治疗中，你只要重复来访者话语中的最后几个单词”。令我震惊的是，我们的方法被完全曲解，以至于我多年来很少谈及共情地倾听；而且，当我谈及共情时，我强调的是共情的态度，并没有提及如何在关系中实施共情。我更愿意讨论积极关注和治疗师一致性的特质，我假设它们会与共情一起促进治疗过程。虽然它们也常被误解，但至少这些误解不是讽刺性的。 目前的需要 然而，多年以来，研究证据不断累积，并有力地指向“关系中的高度共情可能是引起改变和学习的最有效的因素”这一结论。因此，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忘记过去的讽刺和误解、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共情的时候了。 这还有另一个原因。在美国，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许多新的治疗方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著名的疗法有格式塔治疗、心理剧、原始治疗、生物能量学、理性情绪疗法、交互分析；此外，其他疗法不胜枚举。它们的吸引力部分源于这一事实——在多数情况下，治疗师显然是专家，为了来访者的利益，经常以戏剧性的方式主动操控情境。如果对这种预兆的解读正确，我认为人们对这类专业指导的迷恋会下降。至于另一种基于专业技术的方法——行为治疗，我认为人们对它的兴趣和着迷仍然呈增加趋势。技术社会乐于发现一种能朝着治疗师或社会选定的目标塑造个体行为（甚至无须经由他们的许可）的技术。不过，即便在这种情形下，随着哲学和政治对“行为模式”的影响越来越清晰可见，有识之士的质疑也在不断涌现。因此，我看到许多人想要从另一种视角（着眼于个体，而不是专家）看待人们的存在；这让我再次审视“共情”的含义以及我们对它的认识程度。现在或许到了重视共情的价值的时候。 早期的定义 许多学者对共情这一词下过定义，我本人也提出过一些定义。20多年前，我试图提出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作为我提出的正式概念和理论的一部分。这个定义是这样的： 共情或共情状态，是指准确地、带有情绪色彩地觉察另一个人的内在参照系，就好像你就是他，但又永远不失去“好像”状态。因此，这意味着你就像他感受的那样去感受他的痛苦或快乐，并像他觉察的那样去察觉其中的原因，但是永远认识到：“好像”我是痛苦或快乐的，等等。如果失去“好像”的特征，那么这种状态就是一种认同。 一个有用的概念——体验 为了系统阐述我目前的观点，我借用简德林提出的一个概念——“体验”。正如你将在本文中看到的那样，这个概念以各种方式丰富了我的思想。简言之，他认为，在人体机体中，大量体验不断出现，个体反复把它视为参照物，以发现这些体验的意义。共情的治疗师敏感地指向来访者在特定时刻体验到的“感知意义”，以帮助来访者聚焦于那个意义，并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完整的、不受限制的体验。 下面的例子或许会阐明这个概念及它与共情的关系。一位男士在会心团体中含糊地表达出对他父亲的负面感受。引导者说：“这听起来仿佛是你对你父亲很生气。”他回答道：“不，我不这么认为。”“也许是对他感到不满？”“嗯，是的，也许。”（回答仍然很含糊）。“你也许是对他感到失望。”这位男士很快回应：“确实如此！令我失望的是，他不是个坚强的人。我觉得我总是对他失望，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是如此。” 这个男人在核实这些词语的对错时的依据是什么？简德林的观点是，他通过内部持续的“心理-生理流”来检查它们是否匹配。我与他的看法一致。“心理-生理流”非常真实， 人们用它作为参照物。在这种情况下，“生气”与感知意义不匹配；“不满”更接近，但不完全正确；“失望”完全匹配，而且就如通常情况那样，它促进体验的进一步流动。 现在的定义 根据这个概念背景，我试图给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共情”定义。我不再把它定义为一种“共情的状态”，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也许我能抓住其特质。 与他人共情的方式涉及几个方面。这意味着进入他人私密的感知世界，并且感到无拘无束；它包括对他人心中变化的感知意义时刻保持敏感，同时对他人正在体验的恐惧、愤怒、脆弱、困惑等感受时刻保持敏感；它意味着暂时进入他人的生活，在其中游移而不做任何评价；它涉及感受他人很少察觉的感受，但不要揭开他完全不曾察觉的感受——因为这太有胁迫性；这包括当你用淡定的新视角去审视他所害怕的事件时，你与他交流你对其世界的感受。这意味着需要经常与他人核实你对他的感受，并从回应中得到引导。你是他内心世界中一名自信的同伴。通过指出他人的体验可能具有的意义，你帮助他关注这一有效的参照物、更充分地体验这些意义，在体验的过程中继续前进。 以这种方式与他人接触，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为了无偏见地进入他人的世界，你要抛开自己的看法和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你要抛开自己。想要做到这一点，治疗师必须具备如下特质：他极具安全感，以至于他知道自己不会迷失于他人有点陌生或奇怪的世界；如果他愿意，能自然回到自己的世界。 这一描述或许阐明了，共情是一种复杂的、苛刻的、强烈的却又微妙温和的存在方式。 操作性定义 上述内容不是操作性定义，也不适用于研究。然而，其操作性定义早已形成并被广泛运用。例如，巴瑞特-伦纳德关系问卷要求关系中的各方进行填写，通过所使用的题目对共情进行操作性定义。这个问卷中的一些题目表明从共情至无共情的范围： 他能像我一样领会我所体验到的感受。 他从一种分离的、客观的立场来理解我的话。 他能理解我的话，但不理解我的感受。 巴瑞特-伦纳德的题目是基于对共情所设定的详细的概念性构想。尽管这一定义与之前给出的定义有所重叠，但它也具有充分的差异性来证明下列引述： 定性地说，它（共情理解）是一种主动过程，包括想要知道他人完整的、当前的和变化的意识，努力接收他的沟通信息和含义，并把他的言语和姿势转换成他所体验到的意义（至少与当下对他最重要的意识部分相匹配）。这是一种对他人外部交流“背后”所蕴含的意识的体验，但是不断意识到这一意识在他人身上产生并持续。 特鲁瓦克斯等人设计了一个由评定者使用的准确共情量表。这一量表甚至能可信地测定会谈记录的片段。这个量表可以由第一阶段到第八阶段的定义来确定：第一阶段是共情理解的最低水平，第八阶段是共情的较高水平（尽管不是最高）。以下是第一阶段： 治疗师完全没有意识到来访者最明显的感受。他的回应不适用于来访者陈述的心境和内容，而且不具有任何可测定的共情特质，因此，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位治疗师可能是厌烦且冷漠的，也可能在积极提供建议，但是他并没有表达出自己对来访者当前感受的觉察。 第八阶段的定义如下： 治疗师准确地解读来访者当前可知的所有感受。他也会揭开来访者隐藏最深的感受领域，说出来访者体验中自己很少觉察的意义。他敏锐而准确地进入来访者仅仅是暗示的那些感受和体验。复述的内容是崭新而不陌生的。尽管第八阶段的治疗师也会犯错，但这错误不是不和谐的音符，可以被谨慎的回应所掩饰。治疗师也会对错误很敏感，在中途很快地调整或改变其回应，表明他更清楚地了解所谈论的内容，以及来访者自己探索的内容。治疗师在谨慎的试误探索过程中反映与来访者在一起的感受。他的语调反映出共情控制力的严肃性和深度。 我曾希望通过这些例子说明，我们可以从理论的、概念性的、主观的、操作性的方式给共情过程下定义。即使这样，我们也未曾达到其本质的极限。 当代人的定义 尤金·简德林等人最近参与了一个被称为“改变”的互助团体计划，它在帮助“混乱”的城市生活中受到疏远的非主流文化人群上有许多启示。令人尤其感兴趣的是“交谈手册”，这是用来帮助普通人学习“如何协助他人的改变”。 这本手册第一章节的内容是“纯粹的聆听”。一些摘录显示其待点： 这不是把方法强加给他人。你只是聆听并反馈他人所说的事，一步步地，就像你是此刻体验它的当事人。你绝不能掺杂任何自己的事情或观点，绝不将那个人未表达的任何东西加给他……为了表明你的准确理解，用一两句话对那个人想要说明的个人意义进行澄清。这可以是用你自己的话，但对于敏感的重要事件，用那个人自己的话来表达。 其行文风格一致，有许多具体的建议，包括“如何知道你做的是否正确” 因此，尽管共情的存在方式在概念上十分微妙，但它也能以当代的年轻人或市民可理解的方式来描述。这是个广义的概念。 总体研究结果 基于上述或其他工具所做的研究，我们对共情有多少了解？我们获益良多，我将呈现其中一些经验，首先会给出一些有趣的研究成果，随后分析一下共情氛围对受惠者行为的动态过程所产生的影响。这里是一些非常确定的总体陈述： 理想的治疗师首先是共情的。当许多不同取向的心理治疗师描述自己对理想治疗师的定义（想成为怎样的治疗师）时，大家一致认为，在十二个变量中共情应该列在第一位。这一看法的基础是拉斯金对至少八个不同治疗取向的83名执业治疗师的研究。这个研究中共情特质的定义类似于我在这篇文章中的定义。拉斯金的研究契合并验证了费德勒早期的一项研究。因此，我们总结出，治疗师意识到成为治疗师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尽可能敏锐准确地从来访者的角度理解他”。 共情与自我探索、治疗进展相关。我们已知，治疗关系中的高度共情与治疗进展中的许多方面相关。这一氛围显然与来访者高度的自我探索也有关联。 关系中早期出现的共情可以预测治疗是否会成功。关系中现存与将要出现的共情程度很早就能确定，第五次甚至是第二次访谈就可确定。这类早期测量能够预测之后治疗的成功与否。因此，这些研究结果说明，通过早期测量咨询师的共情水平，我们可以避免大量失败的治疗。 在成功的案例中，来访者会感到更多的共情。在成功的案例中，来访者在关系中感知的共情随着时间逐渐增多，虽然这种增长并不十分明显；客观的评定发现，治疗师与来访者具有同样的感知。 共情理解是由治疗师自由提供的，而不是向治疗师索取的。共情是治疗师提供的特质，而不是由于某类特定的来访者引发的。其他研究者有与之相反的看法：一位有魅力的来访者可能是获得治疗师理解的原因。但是，这方面的证据不足。关系中的共情程度的确能通过倾听治疗师的反馈精确地推测出来，无须获知来访者的陈述。所以，如果共情氛围存在于咨询关系中，这很可能是由于咨询师有共情特质。 治疗师越有经验，越有可能具有共情特质。相较于经验不足的治疗师，经验丰富的治疗师会给来访者提供更高的共情水平，不管这一特质是通过来访者的感知，还是通过合格的评判者来评估的。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治疗师会越来越接近其理想治疗师的标准，也会更加善解人意。 共情是治疗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品质，治疗师提供的共情甚至要远多于来访者的好友。这是令人欣慰的。 一位治疗师的内部整合得越好，其共情水平也越高。治疗师的人格混乱往往伴随着低水平的共情理解。一旦他摆脱不适感并在人际关系中感到自信，他将提供更多的共情理解。根据我对这个观点的思考以及培训治疗师时的个人经验，我得出一些让人有些不爽的结论：治疗师的心理越成熟、内部整合程度越高，那么他的治疗关系越有效。这就对治疗师的个人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 经验丰富的治疗师经常缺乏共情。虽然一些治疗师被称为“经验丰富的”，但他们所提供的共情水平差异很大。拉斯金曾说明，当6名经验丰富的治疗师的访谈记录被其他83名经验丰富的治疗师评估时，12个变量的差异（理想与实际）在0.001水平上达到显著，其中共情排在第二位。来访者中心疗法的治疗师的显著特点是共情。其他疗法的显著特点是认知品质、治疗师指导等类似特征。因此，虽然治疗师把共情倾听看成最重要的理想要素，但是在真正的实践中，他们往往远达不到这一目标。事实上，由其他治疗师对6名专家治疗师的访谈记录的评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专家的工作和理想治疗师的描述仅在2个案例中有正相关；在4个案例中这一相关值是负的，最小值达到-0.66。治疗实践暂且谈到这里。 就共情程度来看，来访者可能是比治疗师更好的评判者。由此，令人不太会惊讶的是，在评估自己在关系中的共情水平时，有证据证明，治疗师的评估是很不准确的。来访者对共情的感知与不听取录音的客观评定者非常一致，但是，来访者与治疗师、评定者与治疗师之间的一致性很低。或许，假如想成为更好的治疗师，应让来访者告诉我们：我们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他们。 聪明、诊断性洞察力和共情无关。重要的是，你要了解治疗师所创造的共情氛围与他的学术成就或智力才能无关。同样，共情与他对个体的知觉准确性或他的诊断能力不相关。事实上，它与后者可能存在负相关。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发现。如果学术才华或诊断能力都不重要，那么显然共情特质应归入一个与临床思维不同的讨论领域——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领域。我认为治疗师不愿接受这一暗示。 你可以从具有共情特质的人身上习得共情的存在方式。或许，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准确共情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得到发展，可以帮助治疗师、教师和父母变得具有共情特质。如果他们的老师和督导是善于理解他人的人，这种转变更可能出现。令人振奋的是，这个在治疗中最重要的、微妙隐蔽的特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可以习得的，可以在共情的氛围中快速习得。或许，只有两种关于疗效的基本要素是从认知和经验的训练中得到的：共情和一致。 共情氛围的影响 关于共情的知识就介绍到这里。但是，一系列深度共情的反应会对接受者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里给出有力的证据。共情显然与积极的疗效相关。从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到普通教室里的学生，从咨询中心的来访者到受训的教师，从德国的精神病人到美国的精神病人，证据都是一致的：这表明治疗师或教师越能敏感地理解他人，他人就越可能发生建设性的学习和改变。正如博金和斯特普所讲的，许多研究表明“治疗师的共情、病人的自我探索与病人变化的客观标准之间存在正相关”。 然而，我认为人们极少关注这些研究结果。看似简单的共情互动有许多深刻的影响。我将详细论述一下这些内容。 首先，共情消除疏离感。至少接受者暂时发觉自己有与人类相连的部分。尽管这一关联并不清晰，但接受者会有如下体验：“我正在谈论一些隐秘的事，甚至我自己对这些事情也不清楚，发觉它们是陌生的，甚至是不寻常的感受；这是我既没有与他人沟通的感受，又没有与自己清晰沟通的感受。然而，另一个人理解了，甚至比我更清楚地理解它们。如果他知道我正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不会太怪异、格格不入或是与众不同。我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与他人接触，甚至保持关联。我不再是个孤立的人。” 这或许解释了我们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治疗研究的主要发现。我们发现，那些从治疗师那里获得高度准确共情的病人，显示出其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急剧减少。这暗示，另一人给予的敏感理解可能是让精神分裂症患者远离疏离、走入相互关联的世界的最有效的元素。卡尔·荣格说，当精神分裂症患者遇到能理解他的人，他的精神分裂症状就停止了。我们的研究为这一陈述提供了实证证据。 就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心理咨询中心的来访者而言，其他研究都显示出低共情与其适应轻度不良或病症轻度恶化相关。这些发现也很有意义。这似乎是个体会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人理解我，如果没有人能领会这是怎样的体验，那么我的确会变得很糟——比我所想的更加异常。”莱恩的一个病人在描述自己与精神病医生的早期接触时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感受： 你感到医生无法发现真正的你，也不能理解你的感受，并且他只按照自己的思路，这真让人感到恐惧。我开始觉得他是隐形的，似乎根本不在那里。 共情理解的第二个影响是：接受者认为自己得到重视与关心，觉得治疗师接纳本来的自己。我们似乎踏入另一个领域，我们提及的不再是共情。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只有你重视他人及其个人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关心他，你才可能准确地感知他人的感知世界。因此，传递给接受者的信息是“这个人信任我，认为我值得交往。或许我是值得重视的，或许我该重视自己，或许我该关心自己”。 下面是一位年轻男性的生动实例，他得到治疗师的敏感理解，目前处于治疗后期阶段： 来访者：我甚至设想我也许能温柔地关心自己。但是，当它们成为一体时，我如何才能温柔地关心自己？不过我仍然能清晰地感到——你知道，像照顾小孩一样。你想给他这个，给他那个。我有点明白照顾他人的目的，但是我从未理解照顾自己的目的，你知道我应该这样对自己。我真的想照顾自己，把它作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这可能吗？这意味着我必须应对这整个世界，因为我是那最珍贵和最重要的财富的守卫者。我夹在两者之间：一边是我想要照顾好的真贵自我，一边是整个世界。这就像我爱自己；你明白这很奇怪，却又很真实。 治疗师：它似乎是你意识到的一个奇怪的念头。它意味着我要面对这个世界，仿佛我最主要的一部分责任就是照顾好“我”这个珍贵的个体——我所爱的人。 来访者：我所关心的人——我感觉如此亲近的人。噢！那是另一个奇怪的念头。 治疗师：它似乎有些怪。 来访者：是的。它很接近我的想法，——我爱自己、照顾自己的想法。（他的眼睛里禽着泪水。）这是个很不错的想法，很不错。 我认为这是治疗师的关怀式理解——在这段引文与之前的片段中所展现的——它允许这位来访者体验到对自己的高度关注，甚至是对自己的爱。 敏感理解的第三个影响作用是客观的特质。最佳的共情表达方式是接纳的与客观的同情。这种观点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如果你对他人形成了评判性的看法，你就无法准确地感知他人的内心世界。如果你对这种说法心存怀疑，就选择一个你非常不认可的人——你认为明显不对或错误的人。现在，你尽量准确地陈述他的观点、信念与感受，直至达到他会赞同你的陈述，认为你敏感、正确地描述出他的立场。我预计你十次有九次都会失败，因为你对其观点的判断无形中影响到你对它们的描述。 所以，真正的共情没有任何评判或诊断。接受者或许会对此感到讶异，“如果对我不加评判，或许我不如自己认为的那样糟糕或者异常，或许我无须苛责自己”。由此，他逐渐接纳自己。 这让我想起一位心理学家，他对心理治疗的兴趣源于他对视知觉研究的结果。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与许多学生进行访谈，询问他们过去的视知觉情况，涉及是否有阅读困难、佩戴眼镜的反应等。这位心理学家只是饶有兴趣地倾听，对他听到的内容不加评判，完成数据收集过程。然而，令他惊讶的是，许多学生主动回去感谢他给予的帮助。在他看来，他根本没有给予学生任何帮助。但是，这迫使他认识到，即使是针对生活小事，即使本身不带有帮助的目的，带有兴趣的非评判式倾听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 或许另一种说法是，他人给予的最佳理解让接受者获得人格和同一性的感受。莱恩曾说：“同一性的感受需要有理解他的人。”布贝尔也曾谈及，我们需要他人来认可我们的存在。共情就提供了人们所需的认可，认可一个人是具有同一性和价值的独立个体。 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项更具体的共情互动结果，其中个人感觉自己得到了理解。人们开始揭示一些自己从未交流过的东西，而且，他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身以前未知的要素，诸如“我从来不知道我对父亲感到愤怒”或者“我从没意识到我害怕成功”。这些发现令人不安但感到兴奋。察觉自己的新面貌是改变自我概念的第一步。在得到理解的气氛下，个体会承认这一新要素，并把它同化到现在发生变化的自我概念中。我认为这是行为改变的基础，而行为改变是作为心理治疗的结果出现的。一旦自我概念发生改变，行为也会发生改变，与这一感知的全新自我相匹配。 然而，倘若我们认为共情只有在一对一的“心理治疗”关系中才有效，这就大错特错了。甚至在教室中，它也会导致重要的差异。当老师表现出自己理解学生学校生活的感受，学生的学习效果就会得到改善。在阿斯帕及其同事所做的一项研究中，他们发现，相较于在老师没有表现出高度理解的教室里，当老师表现出高度理解时，孩子们的阅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这一结果在许多教室都得到验证。正如心理治疗的来访者发现，共情提供更多了解自我的氛围，同样，当教室中的学生遇到一位通情达理的老师，那么他会发现自己处于了解知识的氛围中。 到目前为止，我谈到共情所具有的、更明显的、产生改变的效果。我想转向一个与人格动态系统相关的方面。 当人们得到他人敏锐的理解时，他们会发现自己与自身的各种体验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宽泛的、用于了解自己和指导行为的指示物。如果共情既准确又深入，他们也许就能够揭示体验流，并让它任意流动。 上述内容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节选一段欧克夫人的访谈记录，我想，上述内容的含义将更加清晰。欧克夫人是一位处于治疗后期的中年女性。她正在探索一些困扰她的复杂感受。 来访者：我有这种感受，但它不是愧疚。（停顿，哭泣。）当然，我是说，这有点词不达意。（然后，涌上一阵情绪。）这真是太痛苦了。 治疗师：嗯。它不是愧疚，可能是感觉有点受到深深的伤害。 来访者（哭泣）：你知道，我经常对此感到愧疚，但是，多年后我听到家长对孩子说“不许哭”，我就会觉得有点受伤，为什么他们不让小孩哭？孩子为自己难过，谁能比他自己更感到难过呢？嗯，我想说的是，我认为他们应该让小孩哭。而且……或许他们也应该为孩子感到难过。这是一种相当客观的方式。嗯，这就是……是我正体验到的。我是说，现在——就在此刻。而且，在——在—— 治疗师：我好像能了解你的感受，你似乎是在为自己难过。 来访者：是的。你知道，这里有矛盾心理。我想说，我们的文化是那种……一个人不该沉溺于自怜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想说，它也许没有这样的言外之意。它可能有。 治疗师：你有些认为文化会排斥你的自怜感受。然而，你又觉得你所体验的感受也不是文化全然排斥的。 来访者：后来当然我开始……意识到或感到越过它——我掩饰它。（哭泣）但是掩饰得非常痛苦，我不得不反过来掩饰我的痛苦。（哭泣）这就是我要摆脱的东西！我不在意自己是否会因此受伤。 治疗师：（轻轻地以共情的温和方式对待她正体验到的痛苦。）当你体验到这种感觉时，你感到最根本的还是你为自己难过。但是，你不能表现出来，也不得表现出来，这样，它被你不喜欢、想要摆脱的痛苦所掩盖。你感到你宁愿忍受这一伤害，也不愿感受这种痛苦。（停顿）你似乎想说的是，“我很痛苦，而且我试图掩饰它。” 来访者：我也不知道。 治疗师：嗯，真的就像个新发现。 来访者：（同时说道）我真的从未发现。但是，你知道它的确存在。它——它有点像我审视自己身体里面所有——神经末梢和小碎片都搅和在一起。（哭泣） 治疖师：好像你身体里一些最纤弱的东西被压碎或受伤。 来访者：是的。你知道，我就是这种感觉，“哦，你真可怜。” 这个例子清晰地显示，共情的治疗师的回答是如何鼓励她更广泛地探索、更深入地认识内在体验的。她正在学习倾听自己的内心感受（使用粗浅的词语）。她拓展了自己对内在体验流的认识。 同样，我们看到，非言语化的内在流动是如何作为参照物的。她如何知道“内疚”不是描述她感受的恰当词语？她了解到，通过审视，从另一种方式看待这一现实，这一可感知的、正在发生的过程，这一体验。她由此考察“痛苦”这一词语，发现它更贴近自己的实际感受。当她试图使用“哦，你真可怜”，它才真正符合内心感到的比较意义以及自我怜悯。我认为，她不仅用这一部分的自我体验作为参照，还学会审视自身的整体生理状态——这是一种她可以不断使用的知识。共情有助于促进这个过程的发生。 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治疗片段中发现，治疗师如何让体验过程顺其自然。这显然不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她以前也会经常有这类感受，但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它受到某种方式的阻碍。我对随后疏导过程的真实性与生动性非常清楚，这是因为我曾多次参与这一过程，但我还不能找到恰当的描述方式。在我看来，只有内心体验完全被接纳，并在意识中准确标识出来，这个过程才得以完成。然后，此个体才能超越它。敏感的共情氛围有助于个体从体验中学习，在这一例子中，这是指怜悯自己的放纵体验。 结 论 我现在想回溯一下，从极为不同的视角考察共情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当人们感到自己得到别人敏感而又准确的理解时，他们也会形成一系列促进自我成长或者治疗的态度。让我解释一下： 1.正如我们所见，共情氛围中非评判与接纳性的特质使人们对自己采取珍视而又关心的态度。 2.获得理解者的倾听，使他可能带着对自身内心体验（以及自身隐约感受到的意义）的更多共情，从而更准确地倾听自己。 3.他对自己的更多理解与珍视，为他打开了体验的新方面，这成为个体一部分更加准确性、基础性的自我概念。 现在，自我与体验更加一致。因此，就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而言，他们变得更加关心与接纳，更加共情与理解，更加真实与一致。但是，正如实验与研究显示的那样，这三个要素确是有效的治疗师所应具备的态度。所以，他人给予的共情理解能使一个人成为更有效的成长促进者、更有效的自我治疗师，这种说法并非是夸夸其谈。 因此，我们是否能以治疗师、会心团体带领者、老师或父母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事实上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采取共情的态度，使用强有力的驱动力量来促使个体发生改变与成长，就可以达到这一点。这须要我们引起重视。 最后，我想把我涉及的所有内容置于更广泛的情境中。由于我仅论述了共情的过程，或许有人会认为，我将共情视为成长关系中唯一重要的因素。我不希望给你留下这个印象。我希望简要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在人际关系中有三个重要的促进成长的态度要素。 在日常的生活互动中——夫妻和性伴侣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同事或朋友之间，一致性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一致性或真诚，包括让他人知道在情绪上“你在何地”，这可能包括面对、直接表达个人感受——积极的和消极的。因此，一致性是在真实氛围中一起生活的基础。 但是，在早些其他的特定情形下，关心或赞扬可能被证实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样的情形包括非言语的关系——父母与婴儿、治疗师和不会说话的精神病患者、医生和重症病人之间的非语言关系。关心是一种能够培养创造力的态度——会产生微妙的实践性的新思想与创造性过程的滋养性氛围。 然后，就我的经验来看，在有些情况下，共情的存在形式是最先考虑的事情。当个体感到痛苦、困惑、混乱、焦虑、冷漠、惊恐时，或者当他怀疑自我价值、身份认同混乱时，我们就要呼唤理解。共情个体给予的温柔而敏感的陪伴，（当然，要具有其他两种态度）提供了阐释和治愈。我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深度理解是给予他人最珍贵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