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会心团体（3-4）（选）
第三章 我能成为团体促动员吗？（选）
哲学的背景与态度 没有人能够在进入一个团体之前，纯洁得像一张白纸，我也不例外，所以我首先要谈一谈我自己的态度及信念。 我相信任何一个团体，只要给它一个有促动气氛的环境，它的团员及团体本身就有自我发展的潜力。对我而言，这种团体的发展能力，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可能是我这种推论的关系，致使我对团体过程的进展有很大的信赖，相似的，这种信赖也是我对个人心理辅导的一个信念。我并不指导，而是促动，团体就像一个有机体，它有自己的方向，虽然这个方向无法用“大脑”来定义。我曾经看过一个医学的动画片，给我印象很深。它描述的是在显微镜下的白血球，它们在血管中无规律地、随意地游走着，一直到它们碰到细菌，然后就会有目的地游向细菌，首先包围它们，然后吞噬、摧毁它们。相似地，团体也是如此，当团体发现在其进展的过程中，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出现时，它也会注意清除它们，以使团体更健康。用细胞与团体的类比，可以说明我在它们身上看到的“有机体的智慧”的表现。 当然，这也并不能说明，每个团体都是成功的，或是它们的进展也都是一样的。在一个团体中，或许它开始发展得很迅速，但在并不太明显的层次上，慢慢地走向较大的自由；而另一个团体则有可能一开始时起步于自然的感受层次，而在漫长的过程中，才将潜力发展出来，走向圆满。这两种团体的进展方式，对我而言都是团体的发展过程，我相信它们都有功效。虽然我个人对它们的喜好非常不同。 另一个是我对“目标”的态度。一般而言，我对任何团体都没有特定的目标，而是衷心地希望它能发展出自己的方向。但有时候，由于个人的偏见及焦虑，我对某团体是有一个特定的目标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或者团体会打击这个目标，或者团员会花许多时间来“帮助”我，使我对自己的“目标”感到后悔而自动放弃。我特别强调“目标”的负向性，因为一方面，我希望能尽量避免目标的预设，但我同时也希望团体中有些过程“动态”的出现，我甚至能预测一些它发展的大概方向，虽然它不是任何特定的方向。对我而言，这两者具有很重要的不同。团体是会动的——我对这一点非常有信心——但是如果我认为我可以或应该“指导”这个发展动态，使其走向一个特定目的地，这种态度则是傲慢的。 依我之见，在没有任何哲学基础的支持下，我看不出这种团体和多年以来的个人心理治疗有何区别。然而，我在一对一情形下的行为表现，却与在团体中有很大的不同，我将这种不同归功于团体所带来的个人成长。 问题其实不在于别人如何看待我促动团体的方式。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通常我对自己的能力是相当自信与自在的。但另一方面，从我的经验来说，有时候我的确对那个共同带领团体的另一领袖，暂时地产生了些许嫉妒，因为我认为他比我更能促动团体。 我的理想，是要逐渐地使自己成为另一个更像团体参与者的促动员。如果我不对自己刻意扮演的两个角色多做说明，是很难叙述清楚的。在团体中，如果一个团员诚实地做自己，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他表达自己的感受、态度及思想时，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使另一个团员的成长；在另一个时候，用同样的开放与诚实，则是为了使自己有更大的成长。我也是如此，只是我更知道自己是第二者，会在团体的后期，更冒险地来促进自己的成长。在团体中的每一个阶段，我都是真实地表现自我，而不是角色扮演。 用另一个类比来谈此经验，也许更能帮助你了解。假如我对一个5岁的小孩解释一种科学现象，我所用的态度及用词遣句，一定会与对一个聪明的16岁的人不同。这难道说，我就是在扮演两个角色吗？当然不是——这只能说是真实的我的两个侧面展现出来罢了！同理，在团体中，我在一个时间里会特别地要促动某个人，但在另一个时刻则冒险地暴露自己新的一面，这两者都是真实的我。 我相信，当我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时，对团体是有特别意义的。不过，团体的进展过程却比我所说的、所做的更为重要，只要我不阻碍它，它的进展总是会发生的。当然，我总觉得我对团员们负有责任，但是却不能为他们负起责任。 对任何团体，我都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对所谓的用会心团体的形式开展的一个学习课程。我非常希望团员们不仅仅是头脑的投入，或仅仅是感情的投入，而是能够全身心地参与。但我发现这并不容易达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是用脑用得比较多，或是感情放得比较多。而我自己，则不断地努力想促使这两方面的同时成长。在带领团体时亦是如此，我尝试着使每一个人的全人——思想与感受——理念内渗透着情感，情感中渗透着理念——完全地投入。在最近的一个讲习班中，出乎我意料的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全人的层面上，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 气氛设置的功能 我在团体一开始的时候，往往非常没有组织性，充其量，我会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做开场白：“我想，到了团体结束的时候，我们彼此的熟识度会比现在大大提高。”或者是：“现在我们都在这儿，我们可以将团体的经验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去进行。”或者是：“我现在有些不自在，但是当我环视你们后，我再次地确定，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现在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在与一群团体领袖在一起时，由于我们的讨论有录音，我就将我们的一些谈话内容记录如下： 通常因为信任这个团体，所以我一开始就很放松。当然，这个说辞是有点夸张，因为每次在团体开始时，我都有点焦虑，但总的来说，一般我都“没有任何特别的概念，而我也觉得无论团体发生什么，其实都无所谓”。而且我会用一种非语言的沟通来传递一种讯息：“既然我们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那就没有什么可令我们担心的。”我相信我这种轻松的态度及无意“带领”的方式，可能对大家有些“自由自在”的影响。 每当有人分享自己的时候，我都尽己所能地听得仔细、精确、敏感，无论他们所说的是有意义的还是表象的，我都“听”。对我而言，每个人所说的，都是有价值的，值得去理解；他值得表达自己任何想要表达的。同事们说，这种态度就能使人觉得受到重视。 但无疑的，我的“听”也是有选择性的。故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人也可以批评我是“指导”性的。但是我听的方式是以说话人为中心，而不太在意“他与太太吵架”的细节，或是他在工作上的困难，或是我对他刚才所说的观点的反对意见。我在意的是这一切经验对现在的他有何“意义”，以及它们在他内心所触动的感受，针对这些意义及感受，我才会试着去回应。 我非常注意去营造一个能产生心理安全的环境，使每一个人觉得放心。我希望当一个人开口说话时，他不是冒着风险来分享高度的、个人的或听起来荒谬的或是充满敌意的话语，甚至带有讽刺口气的东西。在这个团体中，他可以感觉得到至少有一个人尊敬他、愿意聆听他，而不认为他是不真实的。 在另外一种稍为不同的情况下，我也想要使团员感到安全，那就是，我注意到当一个正在挣扎于成长或有新洞见的痛苦中，或是面临来自于其他团员诚实反馈而带来的难受中的人，是很难感受到安全的。但无论如何，我仍然希望无论发生了什么，该团员能感觉到在那痛苦或是快乐的时刻，或是二者皆有的情况下（这都是成长的记号），在心理上，我与他们是在一起的。我想在一般情况下，我多半能感觉到团员的害怕、惊恐，或是正在受苦。在那时，我通常会用语言或非语言的表达来告诉他，我是一直陪伴着他的。 对团体的接受 我对团体及其内的每一个人，都有极大的耐心。近些年来，我不断地学习到，接受团体的各个发展阶段，最终会是多么的值得。无论这个团体是想停留在理智方面，或是只讨论一些很表象的问题，或是在情感上非常接近，或是很害怕有个人的沟通，这些现象对其他的促动员都有很大的干扰，但是对我却无关痛痒。我也知道某些特定的活动常常为其他的促动员所用，为的是要使团员们进入“感受”层次，或是到达“此时此地”的沟通。许多领袖非常有技巧地引导这些活动，事实上，在活动的当时也的确产生了很好的功效，但从一个临床科学家的跟踪研究角度来讲，我发现通常其最终的效果，并不如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令人满意。并且这种引导会造成一种师徒情结（我不喜欢这种关系）：“我本来没有任何意思要开放自我，但是这个带领团体的促动员却能‘使’我心灵敞开，他真的好棒啊！”相反的，他也可能带来一个完全相反的经验：“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他要我做的可笑的活动？”更糟糕的是，有些团员会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犯，对以后的任何暴露自己的情况就会更加小心。依我的经验，我知道当我想要“催促”团体进入一个深的层次时，从长远的发展来讲，它是不成功的。 对我而言，我发现团体促动要与团体自身的进展同步，如此，这种团体促动才会有效。我曾经带领过一群非常重视自我隐私的科学家，他们多半是物理学家。团员们很少展露分享自己的感受，与别人在较深层次上的“交心”也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但很有意思的是，在团体的尾声，他们却有许多积极的变化——变得更自由，更能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更有创新的精神。 我曾经带领过一群职位高的教育管理者。在我生活的文化圈子里，他们可能是最为严肃、僵硬，以及自我保护意识强的一群人。他们的团体到最后也发展得与前个族群一样正向与积极。当然，这并不表示我的工作就很轻松容易。我记得曾经带领过一个全部由教育家所组成的团体，一开始他们停留在非常表象与肤浅的交谈上。在团体的互动中，渐渐地，他们进入了较深的层次。但是到了晚上，他们所说的内容却变得越来越无聊了。有一个人问：“我们现在所做的，到底是不是我们‘想’做的？”回答几乎是一致性的“不”。但在不久，谈话又回到了令我索然无味的社交辞令上，我整个人当时感到进退维谷。因为在团体第一次聚会时，为了减少团体的焦虑，我曾经强调，团员可以使这个团体成为他们所希望的样子。而此时，他们似乎在很强势地告诉我：“我们就愿意花这么多的钱来谈谈这些无聊的事。”如果我当时告诉他们我觉得很无聊，也很懊恼，这似乎又违背了我一开始所承诺的自由。在挣扎了好一会儿之后，我觉得他们有权利去谈那些无聊的事，而我也有权利不忍受它，于是我决定静静地离开回房睡觉。在我离开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学员们对我的行动反应很不一样。有一个人觉得是受到了责怪及处罚；另一个人觉得我对他们耍了把戏；第三个人则自责，为他们的浪费时间而羞愧；其他的人，对这种无聊的交谈如同我一样，都感到厌烦。我告诉他们说，在我的自我觉察中，我仅仅想要使我的行为与感受表达一致，至于他们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抉择。有意思的是，至此，他们彼此的互动就变得比较有意义了。 对个人的接纳 对团体是否投入，我觉得团员们是有其自由的。如果有人愿意在心理上站在团体的外围，我也是默许的。或许团体不希望他持有这种距离的态度，但我个人却不反对。有一个大学的领导曾说过，在团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就是他了解了他可以很舒服的、自在的不参与团体，而不会受到强迫。“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我认为有了这种不被“强迫”的经验，此人在下一次的任何情况中，参与的机会就大得多。据报告，在参加团体一年后，这位大学领导的立场已从不参与转为参与了。 我对个人的安静和沉寂是接受的，我很确定这种行为不代表痛苦或抗拒。 我这个人很容易接受别人告诉我的讯息。对一个团体促动员而言（我平常是个心理治疗师），我很轻信他们所说的，我相信人们所说的就是他们的实情。如果不是如此，一个人以后可以随时更正他所说的，而且多半他会如此去做。我不想将时间浪费在猜疑上，那不值得。 每当有人询问我过去的经验，我的回答是较多感受的分享而较少事件的陈述。但是，在沟通中，我觉得二者同等重要。我不太喜欢“我们只谈此时此地”这条规矩。 我试着清晰地传递一个讯息，那就是，任何团体所发生的，应该是出自于团体的抉择——无论它是清楚的还是不确定的，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在团体的进展中，我渐渐地成为团体的一个参加者，我也愿意对团体尽一份力，但我对所发生的一切皆不控制。 8小时完成8小时的工作，40小时完成40小时应完成的，它们均呈现出价值，甚至只有1小时的团体聚会也会有1小时的价值。对于这种“事实”，我是很自在、舒服的。 同理心的理解 在团体中我所展现的最频繁也最重要的一个行为，就是希望了解每个人在沟通中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 对我而言，当我通过对谈话复杂性的探索，以及此人对他所说的有“意义”的回馈，我视为“理解”的一部分。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与一个做丈夫的前后不一致且非常复杂的谈话中，我是如此回应的： “原来如此，渐渐地，你把原先与妻子沟通的事情就此打住，不再与她交流了，是这样吗？” “是的。” 我相信这就是所谓的促动，同时也澄清了说话人所说的，并帮助团体理解其所传递的讯息，而不会将时间浪费在了解烦琐细节的问与答上。 当谈话变得一般化或理性化时，我会在整个谈话内容中，挑选出有个人意义的部分来回应。我或许会说： “当你用这个一般性的形容词来述说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都会做的行为，我在想，你大概说的是你自己吧，是不是这样？” 或者，“当你说我们都是这样做，也如此感受，你是不是说你会做这些事，也会如此感受？” 有一个团体在一开始，团员艾尔说了一些有意思的话，而另一个团员约翰就开始不断地针对艾尔所说的内容提出问题，但是我所听到的却不仅是问题。终于我问约翰：“约翰，你不断地问艾尔问题，你想要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以及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想，你大概是想对艾尔说些什么，而我并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约翰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开始表达出他真正想说的。事实上，到此时，他对艾尔所说的一切，为的是找出自己的感受。他不断地向艾尔提问题，因为这样他就不必直接面对自己的感受。这种方式似乎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模式。 我很希望自己能够理解双方所表示的不同感受。在一个讨论婚姻关系的团体中，有两个人所持的意见非常不同。我回应如下：“在你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为瑞杰说‘我喜欢两人的交往是和谐的、平静的及愉快的’，而温尼说‘我不喜欢你说的，我要的是沟通’。”我的这个陈述帮助他们澄清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用我的感受来运作 我越来越能够自由地运用我产生于“当下”的感受，来洞察自己与团体或与个人、甚至是与自己的关系，我几乎可以感觉到自己与团体的整体或是与每一个成员的互动，是如此的真实与真诚地表达着我的关怀。这很难用任何理由来解释，因为它是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有价值，但是这个价值却不能对“永恒的友谊”做出任何保证，它是一种存在于“当下”的关怀与感受。我想我对它的感受是如此的清晰，因为我从来不认为它会是永恒的。 当我做同理心的回应时，或许会很容易受伤。我这种想要理解他人的心，并且愿意在他承受痛苦时在心理上陪伴他，或许是从我的治疗经验而来。 在任何互动中，无论是有意义的或是继续性的，我都很努力地表达我“一直”有的感受。但很显然，在互动的开始，它并不会很快速地被表示出来，因为许多感受尚未持续地发生。举个例子来说吧！当一个团体开始时，我如果不喜欢某人的行为，我并不会立刻说出来，但如果这种感受一直存在的话，我就会表达出来。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团体促动员曾说：“我一直试图根据第11条戒令行事，那就是‘你要表达你现在所体验到的感受’。” 但另外一个人却说： “你要知道我的看法吗？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我们的选择。当我选择表达我的感受时，我就表达；当我在其他时间或情况下不想说出感受，那么就不要说吧！” 我比较赞同第二个人所说的，因为如果一个人非常“自我觉察”，能意识到他任何时间的所有感受及其复杂性，并且很仔细地聆听了它们——那么，他有可能在最合适的状态及时间来“选择”表达它们还是不表达，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时机未成熟就表达某些感受，那就是不明智的。 我对我内在所出现的想像、冲动、字句及感受有很大的信任，如此我可以运用整体的我，而不仅是我“意识”到的我来认识一切。例如，“我有时候会突然想像你是一位公主，而我们都是你的子民”，或许“我察觉到你既是审判官又是被控诉者，而你严厉地对自己说‘你在各方面都是有罪的’！” 或许，有时候这种直觉是更复杂的。譬如说，有一个很负责、很能干的老板在说话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察到在他内心有一个小男孩——一个过去的他，一个害羞、没信心、害怕的男孩——这个他，是这个老板所要逃避的、否定的、内在的我。而我多么希望他能够关爱与滋养这个男孩，所以我也许会说出我的感受——并不是说出这个“事实”，而是说出我的直觉，往往这种分享会意想不到地带来一个人的开放与反应。 不但要说出我的积极与关爱的感受，也同时要表达我的怒气、挣扎或是不舒服的感受，或许它带着一点冒险。一方面，在团体的初期，我想我对某些团员所表达的那些温暖的、美好的感受，可能会对团体造成伤害，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其他团员不敢说出自己的怒气或不高兴的感受。如果等到团体的尾声才表达出来，就会造成不愉快的结束。 我也发现要快速地或轻松地意识到我内在的愤怒情绪，是有些困难的。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有些遗憾，现在正在一点一点地慢慢学习。对于那些我在不自觉中表达的“当下”感受，我觉得蛮好。这里有一个会心团体，它的团体过程全都有录音，它是一个发展得很大的团体，两年之后，我才听到了他们的录音内容。在听的时候，我很惊讶我对一些团员所表达的感受。如果有些团员在两年之后，在我尚未听录音时告诉我，“你曾经对我表示出某些感受”，我想我一定会完全否认。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证据，这证据显示我无需字字斟酌或考虑每一个后果。我，一个团体成员，能在未自我意识的情况下，说出当下的感受，我觉得很好。 对抗与回馈 对于某些人的行为，我的倾向是去挑战他。“我不喜欢你说这话的方式，你似乎讲一件事要说上三四遍，我希望你在说第一遍之后就别再说了。”“对我而言，你是一个牛皮糖似的人。当有人刺你一下时，当时你好像有点反应，但不久，你又反弹了回来，好像没事发生一样。” 我想挑战另一个人的大前提，往往是想要明白到底在我内心发生了什么，我想了解我内在真正的感受，为何在当时是如此强烈。我会说：“在我有生之年所参加过的任何团体，没有一个像现在这样令人生气。”或者我会对一个人说：“今天早上我起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对一个人的自我保护提出“攻击”，我以为是太过批评性的。如果有一个人说，“你隐藏了许多内心的愤怒，或是你用脑太多了，或许你很害怕你的感受”，我认为这类语言，对团体的促动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如果对某人的冷漠感受到挣扎，或是他的理性令我生气，或是他对别人的残酷让我愤怒，我就会用存在于我内心的挣扎、生气、愤怒来挑战他。对我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挑战某人的时候，我会引用很明确的材料。例如：“现在，对我而言，你又变成了那个你形容的、不计一切代价想要得到别人同意的男孩子!” 如果一个人面对我或他人的挑战时，觉得很焦虑、痛苦，如果他愿意，我会帮助他，“放他一马”。我会说：“你看起来已经受够了我们，你要不要我们暂时放松一点？”一个人只能随着别人的回应，来学习自己需不需要大家的回馈与挑战，因为这虽然很痛苦，但有时却对他有帮助。 自我问题的表达 我是一个很愿意与人分享自己问题的人。如果我现在觉得很悲痛，我会在团体中说出来。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人，我很在意如何兼顾我的专业伦理。如果我是团体的促动员，带领的团体是付工资的，那么，纵使我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出现，我也只能去见我的心理治疗师，而不会把它们拿出来在团体中解决。因为那样的话，就占用了团体的时间。但或许我在这一点上太小心了些。譬如说，我参加了一个教授团体，每星期一次。由于我上述的理由，我并未分享自己的问题，我内心觉得似乎欺骗了他们。现在回头看，如果当时我更真实地分享我的不舒服及沮丧的情绪，我相信他们会分享得更多一些。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真实的分享自己的感受，更能促动团体的进展了。 我认为，在团体中如果没有自由表达自己的问题，会产生两个不幸的后果。第一，我无法好好地倾听他人；第二，根据我的经验，团体会感受到我所表现出的沮丧的讯息，团员们会因此而以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做错了什么。 避免计划及做“活动” 我对“虚假”是非常不以为然的，我不会用任何已经“计划”好的方案来带领团体。如果有任何团体在“试验”某些进行的方法，我认为团员及促动员应一起参与讨论，然后再作决定，是否要在团体中推行这种方法。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形下，当“挣扎”太大，或是团体进入“高原”状态时，我尝试过一些小策略。但是，很少有任何帮助。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任何计划的策略都没有信心的原因。 我认为如果有任何事先的计划，可以提出来交给团员们做参考，而要不要采纳，仍是由他们来定夺。我曾经带领过一个非常被动、漠不关心的团体，为了要将他们带出这种忧闷的气氛，我建议大家围成两个圈，外圈的人代表内圈的人说出后者内心的话，这种方法别的团体曾用过。但是，这个团体仍然无动于衷，在一个小时内，大家依然如故。只有一个人突破了这个僵局，站起来对团体说：“我要为约翰说话。我想我要说出他真正的感受。”之后，许许多多的人也如法炮制。自此，团体就开始进展。他们是用了方法，但不是死板的，而是自然而真实的态度。 对我而言，只要是自然发生的，没有什么东西叫作噱头。所以，任何方法，例如，角色扮演、身体接触、心理剧或我所提过的活动等，只要它们能帮助一个人表达当时的感受，人们都可以用它们。 这使我想说，“自然”是我所知道最为珍贵与难捉摸的要素。有时我在这一个团体内做某些事非常自然，功效很大，但在下一个团体内我试图再“自然地”做一次，不能理解的是，它却不成功。显然的，这个“自然地”还是不够“自然”。 避免对团体进展过程评论或解释 我对团体进展过程的任何评论都非常谨慎，这些评论会使团体太在意自己，会使它的过程放慢，会给团体的学员一种被审查的感觉，也会使团员觉得我对待他们不是从“人”的角度，而是视他们为一个块状物或聚集物。如果真的有任何对团体发展的看法，那么这种看法最好是来自团员自然地流露。 至于对团员个人进展的评论，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譬如，有关竞争，我以为公开地去经验它，比团体促动员标签某个人的行为要重要得多。然而，如果评论来自团员本身，同为某些理由，我却不反对。例如，曾经有一个身为教师的学员对于他的学生老是向他提问题而且希望获得解答而提出抱怨。他认为学生们不能自立，他一方面抱怨这些学生的行为，一方面却一直问我他该怎么办，他一直在问。有一个学员最后说了一句：“你看你，你自己不就像那些你所抱怨的学生吗？你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例子很有价值。 我对于一个人行为的背后所蕴涵的内容不太做探究或是给予任何评论。对我而言，对于一个人行为的发生原因来做解释，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高度猜测，这种解释或是评论只有在“权威”以其经验做后盾而提出来，才有其分量，但是，我却不喜欢这种“权威性”。“你之所以会有这种恫吓人的行为发生，是因为你感觉到自卑懦弱。”类似这种权威的声明，不是我所能做的。 团体的治疗潜力 当一个人在团体中显现出精神异常的行为，或是出现奇怪的举动时，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渐渐学习并相信，团体的成员比我更有治疗能力。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有时候会掉进“标签”的陷阱中。例如，我们会判断说，“这是偏执狂的行为”，结果是，有人会以对待物品的态度对待此人。但是，在一个很单纯的团体中，团员们仍然用的是对“人”的态度来面对此种有“行为偏差”之人。从我的经验来说，这更具有治疗效果。因此，在这种情形出现时，我往往相信团员比我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来帮助此人。事实上，我总是很惊讶团员们的治疗能力。这个现象是令人谦虚与振奋的，它使我了解未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只要他能“自由”地发挥它，他就有令人想像不到的助人能力。 肢体运动与接触 在团体中，我尽可能自然地用肢体来表达自己。我并不是一个在这方面特别自在的人。但是当我坐不住时，我会站起来伸展一下肢体并且走一走；如果我想要和某人换位置，我会征求他的同意。如果一个人有需要，他可以坐在或躺在地板上。虽然有些团体促动员能够有效地鼓励大家做一些肢体活动，但这却不是我的风格。 慢慢地，我学着在适当的时间，真实地、自然地，用身体的接触来回应他人。有一次，有一个年轻女士分享说她做了一个梦，梦中没有一个人爱她，她很难过地哭了。我拥抱、轻吻她以示安慰。当一个人感觉痛苦时，我觉得我要过去用手臂环绕着他，仅此而已。我要再次申明，在意识层面我并不鼓励这种行为，但对那些能放松、自由地用肢体表达的年轻人，我却很羡慕。 三代人的看法 当我写完上文之后，有一个机会与我的女儿娜塔莉·罗杰斯和孙女安妮·罗杰斯——她是一个大学生——来讨论这种非语言沟通及肢体的接触。娜塔莉常常带领团体，是一个团体促动员，而安妮也才参加过一个会心团体，而且觉得它非常有价值。她们对于我并不太强调这些肢体接触以及非语言行为的重要性有些失望。而我也觉察到，如果要将每个人所洞察到和注意到的进行交流，就会看出一个家庭中三代人对非语言沟通与肢体接触这件事，有不同看法。接下来的表述，并不是我们的谈话记录，而是谈话精要，对话内容以第一人称进行，以便清楚地表示出这是她们自己的看法。第一个是娜塔莉： 在我所参加的团体中，身为一个团员，我从非语言和肢体接触中得到了许多。故而，在我所带领的团体中，我觉得我能比较自由地运用它们。我发现团员们觉得这种新式的沟通方式很好，而且他们也在经验中总结出这是一种可以采用的新方式。 我总是在我所参加的团体开始时用这种方式，我发现我很难告诉人们如何做，甚至建议他们该怎么做。但是任何团员在任何情形下用此方法时，我却能给予支持，给予机会。如果我仅是团员的话，我就希望有选择的自由——对所建议的方式去冒险采用或不用。我不喜欢别人命令我，所以我也不命令别人。 我想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对触摸有很大的障碍，认为它只代表一个意义，那就是与“性”有关，无论是对异性还是同性。当我们如此理解肢体触摸时，我们剥夺了我们应有的温暖与支持。而团体却提供了一个保护的环境，让一个人可以冒险用这些方法，并从中去弄清楚自己对触摸的感受。一位女士也许发现自己渴望一个小她一半年纪的人，给她一个父亲式的拥抱；在她可能对另一个女人有同性之间的爱恋之情时，却同时发现自己被另一个特殊的男人所吸引。这些感受都是可以接受的。基于这些新发现，她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而不必害怕它们。 对我而言，非语言的活动，要与团体的需要与状态，以及个人的需要与状态相呼应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任何团体在建立互信互赖的初期，做一些可以帮助个人表露较深层的自我的活动是合宜的。 譬如说，一般人通常在团体的初期，会用参加鸡尾酒会的态度来介绍自己：“我是一个母亲，一个社工。”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每个人用粉笔画一个抽象的自我或自画像，他们可以在加上文字的解释之后，用图钉钉在墙上。“这一团乱七八糟的红块，代表着我生气的一部分，它大多数的时间是被压抑与封闭的，但是，它却会不时地在不同的情况下发作。” 当团员开始对图画提出问题时，我总是会防止他们做出任何的解释。这个活动的目的是显露自己。 偶尔，我会说一些话，来帮助大家快速地熟识起来：“我们似乎对一些超过一般社会所接受的认识方法，有些难以适应。对那些想要用新方法的人，我建议我们在团体中用握手、双目对视及称呼名字的方式来彼此介绍。（几分钟之后）现在，停止握手，用另外一个方法向对方说你好！” 人们从这种方式中，可以让自己也让他人得到很多有用的讯息，这些讯息在以后的聚会中有可能用得到。 另外，我觉得瞎子走路——一个人带着另一个蒙着眼的人走路——是帮助一个人面对自立的态度的有效方法。还有许多称为“信任”的活动皆可采用。对我而言，这些游戏不仅仅是聚会的活动而已，而且要在恰当的时间应用，以探索一个人的感受。 我曾经与别人联合带领过一个称为感官知觉的觉察团体，参加的团员是一些有疏离感的青少年。我用了厄斯冷机构所研发的许多方式，同时，我也是他们每星期一次的团体治疗师。这个治疗团体大多数是处理过去在家庭、社会等不太好的关系中所形成的经验。感官知觉的觉察体验似乎补足了治疗的不足。它们强调在生活中的积极经验——对另一个人所产生的嗅觉的愉悦、触摸及意识感的体察以及当下的真实感，这些都可以体现出这些青少年的关爱之心。 有一天，有一个男孩似乎被孤立于团体之外，我问他我们要如何做才能使他参与到团体中。他回答说：“这个星期，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其他地方，我都觉得很辛苦，很困难。我需要的是身体按摩。”说完之后，他趴了下来，团员们都围绕着他，很关爱地、很彻底地为他按摩，他似乎深深体会到这份关爱。 通常，任何团体领袖若是允许这种行动的话，非语言的行为往往会自然发生。 在一个成人的团体中，有一位男士要求大家分享一下对他的看法，其他团员就很诚实地说出了对他的印象。对我而言，他似乎很孤独，很害怕，也很被动，因为从他以前的表现、姿势以及他所坐的角落，可以看出这些。轮到我的时候，我要求他从他所坐的角落中移出来，坐到我的面前，以便能直接地回应他。我轻轻地在他肩膀上推了一下，他向后仰了一下，我又推了他一下，他往后仰得更多。我开始觉得生气，因此在他的肩膀上用力地推他，我们看着对方，但一言未发。他终于反击了。我们彼此挣扎着，较量着，而我发现我无法将他推倒。在我们的分享中，我们都觉得从这个经验中学到很多。我暂时相信，他在此活动中，更像个男人。 我们总是花时间来谈我们从非语言及肢体接触中所得到的意义。我觉得有几点是我重复所学习到的。其中有一点最为重要的，就是降低“性”方面的迷思。这并不表示，男女的接触再没有“性”的内涵，只是这种接触不再那么令人害怕，而接触也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意义，它也为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能够真实地与人接近？”由于在生活中，用说话来反对他人或是自己比较容易，而非语言的经验则会要求我们问自己：“我是否真诚？我所说的是否都出自于我的本意？或是只有在行动中我才最为真实？”这些都是我在非语言与肢体接触的团体经验中，所发现的事实。 以上是我女儿娜塔莉从一个团体促动员的角度所分享的她的个人体验。 现在是安妮。我的孙女在一个周末的会心团体中，第一次有足够的信心来用肢体接触同伴。下面的叙述，也是我们谈话内容的重点。 约翰是我们的团员，他在以前的团体中有心理剧及肢体运动的经验。一开始，他用那似乎比我们高一等的态度，来与我们对抗。但是，在第一次聚会结束前，或许是由他开始，我们每个人都移至房间的中心，彼此勾肩搭背的紧紧地围成一个圈，闭上眼睛，左右摇摆。这种感觉真棒。第二天再相聚时，我们都觉得能更自由地运用我们的肢体来碰触他人。 我很难将我们所有的肢体接触的方法说清楚。有时候我们坐在地板上紧紧地靠在一起；有时候我们就只是握着对方的手；有时候有的人对其他人生气时，就会很用力地彼此推挤，在此时，我们就会围着他们，保护他们。当然，我们也有很温和的举动——彼此拥抱，或是一起去散步。有一次，我们对团体的促动员表达我们的感受时，我们轻柔地将他的身体前后摇晃。有一个晚上，我们有点神经兮兮，就像猿猴一样地跳起舞来。当我们很自在地接受“该发生时就发生”的状态时，我们都觉得很好玩。 在温暖的团体内，有两个男士很害怕“碰触”，其中一个男的已经结过婚，他认为如果对异性有肢体的接触，或是表达温柔的感受，就是对妻子的不忠。他在团体的互动与发展中，慢慢地改变了。另外一位是一个年轻而态度紧绷的小伙子，他觉得一旦他不好好地控制他的感受，特别是愤怒及性感受，他就会完全失控。 这个年轻男士在一个场合中，叙述他在家里的一个问题时非常激动，而这个问题与我在家中所碰到的很相似。我开始哭泣，并走到他的身边将我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我觉得这个行为似乎帮助他明白了，与一个女孩子的肢体接触并不必是有任何“性”意义的。之后，我们便能够讨论他的“沉重”是如何吓坏女孩子的。 安妮对我说： “我将肢体接触对我有何意义全部写了下来，它们都是很粗浅的。如果你要用它的话，你可以用。”（由于篇幅的关系，我无法全部引用，我摘要了一些，以下的描述就是这些内容。） 语言沟通是非常需要的，但是语言也会成为障碍，它可以用来防御我们，以避免与他人接触。我如果想要用其他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我能做什么？我能够与你接触吗？我可以用我的眼睛、我的微笑或肢体触摸来与你接触吗？ 我们走来走去，试图不要碰到别人；我浪费了许多精力去“避免”，去“躲避”，但是没有任何事物比人类的相互拥抱、关爱、碰触更美好的了。去体验一个人的安全感与温暖，并报以温馨及支持的力量。一个人的语言常常可以骗人，但是一个拥抱却可以传递无言之声的真实。 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碰触？因为碰触代表了——性。 你难道没有看到这一点吗？这无所谓黑白分明的事实，而是横跨黑与白之间所有领域的一项事实。是的，触摸、拥抱、相扶持，都带着“性”的色彩，最冷漠而有距离的握手，甚至情绪的否定，也都与性有关系。其实，要处理有关“碰触”、“触摸”这些事，不是去“非”性，而是去了解、承认感觉与感官的存在并且接受它。也许我们会发现，它在我们内心中所引发的“回应”并不是害怕或厌恶，而是拥抱所带来的内涵——喜悦、温暖与爱。 当我在一个团体内，或是与某个人相交时，有对肢体碰触是否被接受的不确定感时，或是当我想去握住某个人的手，告诉他我了解但却有些犹豫时，我会觉得内心有个结，或是觉得堵得慌，就好似坐在一座火山上但却不能爆发一样，那种感受真的很糟糕！我的大脑会这样告诉自己：“别那么傻了，你会被拒绝的，别人会觉得不舒服，觉得你很怪异，每个人都会怀疑你的动机，别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样我就会乖乖地坐着，但是内心却觉得紧缩，很焦虑并且觉得害怕，那时我多么希望自由！ 当一个人觉得真实与温暖时，一切都是自然与可爱的，他就会自在地感受到生命，并感谢与分享它。 在前面，我说了太多的题外话，但我希望指出，这不仅是在会心团体内的一个现象，也是在我们文化中的一个现象。从前面的分享，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的女儿娜塔莉在带领她的团体时，比我更自由地运用肢体与活动来促进团体。而更明显的是，从一个大学生的立场来说，若是我，就无法像我的孙女安妮那样感性，或是能写下这些动人的记录。 以上所述，是我从三个层面来探索这种肢体活动与接触，是可以在团体中被鼓励运用的工具。现在，我要谈谈在团体中的其他事情，而这些事情都与我在团体内的带领方式有关。 我所意识到的一些失误 比起一个无动于衷的团体，我觉得自己更适应一个表达感受——任何感受的团体。对于激发一个“关系”的产生，并不是我所擅长的，我往往很羡慕那些能够激发团体间产生真实而有意义的“关系”的团体促动者。因此，我常常选择这些特质的人，作为合作者来带领同一团体。 前面我曾简单地提过，对于“生气”的知觉与表达，我通常是比较缓慢的。往往是事后我才觉察并表达它。在最近的一个会心团体中，我对两个学员的态度非常生气，当时我对其中一人并未察觉到这种感受，直到半夜时刻。因此，我只有在第二天的早上表示出我的生气。对另外一个人，我当时就觉察到，并且也适时地对他表达了。在这两种情况下，表达感受都带来了真正的沟通——加强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并渐渐地喜欢上对方。在这方面，我真是一个学习迟缓的人。到后来，对于那些能够不再固守自己的自卫心，并能放松地在当下就觉察自己并且表示出感受的人，我真的是很欣赏。 一个特殊的问题 在最近的几年，我碰到了一个与成名有关的问题，那就是，由于写作与教书，我渐渐地为许多人所知道，因此，参加会心团体的人对我有所期待——在我头上加了光环，或是认为我脑门上长了角。我试着在最短的时间内从这些“渴望”或“害怕”中脱离出来，用穿着、态度甚至用语言传递出我只是一个人而已的讯息——我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声、一本书或是一个理论——在团体中，对团员们，我试着去“成为”一个人。这总是新鲜而有意思的——在一群人中，在高中女生中，或是在生意人中——我必须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名声。我会在团体的开始亲吻一位用挑战的口气对我说“我不明白你有何种特殊条件来带领这个团体，这似乎是一件很冒险的事”的女孩，并回答她说，“我曾经带领过一些团体，并且希望这些经验使我够资格来做这件事”。当时，我可以理解她的担心，因为他们肯定会对我有自己的判断。 一些没有促动作用的行为 虽然在这一章的开始，我曾经说过有许多方式能促动团体，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方式我不很推荐，因为它或是没功效，或是会对其他团员造成伤害。为了诚实地表示出我的这个观点，我得列举出一些这种行为。由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正处于婴儿阶段，下面所列举的行为并非有“研究成果”的充分支持，而仅是从我的经验中产生的看法与意见。 （1）我对那些剥夺团体兴趣的促动员有很大的怀疑。有一些促动员的口号就是“快速引起公众的注意”，或是“跳上快乐花车”。如果我与他们相处的话，我会觉得像被侵犯似的难受。 （2）当一个促动员要操纵或催促一个团体的进展，或是为它定规矩，直到他达到自己的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目标时，我认为他就是一个不太有效的促动员。只要他有一点点的这种意图，就可以摧毁或降低团员对他的信任——甚至更糟糕的——使这些团员成为他的崇拜者。如果促动员有任何“目标”的话，他最好能说明白，讲清楚。 （3）另外，当一个团体促动员用多少人哭、或是被刺激、或是有某些行为发作，来计算团体的成功与否，我认为这是一种假象的评估方式。 （4）我并不认为那个只用一种方法来带领团体进展的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促动员。对一个人而言，“攻击性的自卫”是唯一的方式。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将一个人内心的愤怒给诱发出来才是唯一的。我很敬重心纳农团体与它在药物成瘾上的治疗效果。但对于他们把似真还假的感受所引发的攻击性，作为团体成功与否的标准，我不敢苟同。当一个人有愤怒或敌视的感受时，我主张要将它表达出来。当然不仅仅是这种感受是值得重视的，在团体中，我们还有其他的感受，也是值得公平对待的。 （5）还有一种团体促动员我也不会推荐，那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将自己的问题带入团体成为大家的焦点，而忽略了其他团员。这类人不适合做促动员，但却适合成为一个团员。 （6）我也不太喜欢那种经常给团员的行为动机或原因做解释的人，因为万一这些解释不正确，它们起不了任何作用。假如正确了，它们又可引起成员内心深处的自卫性，或其他更严重的反应。例如，剥夺了他的自我保护性，而使之处于脆弱的状态。更甚者，会伤害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团体聚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像“你有许多潜藏的愤怒呀”、“我想你是在补偿你那根本缺乏的男子气概”这些说法，可以在一个人内心造成长期的腐蚀，而使他的自我理解能力受到严重的威胁。 （7）“现在我们大家都……”，我对使用这种语词来带领团员们做活动的促动员很不喜欢，因为这是一种操纵行为，使得团员们无法拒绝。我认为任何活动被带进团体中，每个团员都可以选择参加或不参加，他们应该有这种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8）我不喜欢那种在情绪上与团体保持距离的促动员——就好像他自己是个专家，可以用高超的、比别人棒的丰富知识，来分析团员们及团体的进展过程。这种现象出现在那些靠带领团体为职业的人身上，他们内心缺乏对团员的尊敬，也充满了自卫心。这类人否定自己的自然感受，而且给团体立了一个榜样——冷静而分析型的人永不卷入其中——这完全与我的理念相背驰。而每个团员会很自然地学到完全与我所期待的相反的东西。 我期待的是无自我防卫与自然流露——我个人希望它们能在团体中出现。 让我再说清楚一点我的立场，上面我所提到的具有那些特质的人，如操纵性的，过度解析性的，攻击性的，或是情绪冷漠性的，我认为他们很适合作为团体的参加者，团体自然会处理他们。团员们不会允许这些行为继续下去。但是当团体促动员出现了这些行为时，他倾向于在团员们意识到并去挑战他之前，就先设定一些规范来束缚他们。 结 论 我尝试着将我喜欢的促动员的行为与态度叙述了一下，但我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使团体达到我所希望的目标。如此，团体经验对我本人或团员来说，就不是这么令人满意了。我也同样讲了一些我所不喜欢的，我认为对团体进展无益的行为。在这儿我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借此鼓励其他的团体促动员，说出他们带领团体的不同方式。
第四章 会心团体后的改变：个人、关系、组织（选）
对于强化团体是否能促使人产生有意义的改变，尤其是行为上永久性的改变，引起了许多人的辩论。我在这儿想谈一谈这种团体经验对个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其所属组织方面在政策、结构上的变化。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是如此之少，所以对于这个主题的探讨，都是从我个人的经验而来。 因为某个原因，我发现我想要先强调“结论”，这本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之后，我会给大家再说一说我对这些被引用的个人或事件等资料的感受。 首先，我要跟各位说的是，我所说的这些，大部分是我及同事们在带领团体中所得到的经验。我相信我们所强调的重点，与今天普遍所接受的原则有些不同。在前一章中，我已经说过，我们认为接纳与理解比操纵更重要；我们信赖团体及团体进展，超过信任那些有特殊才能的团体领袖；我们希望有语言与非语言的交流，而非只有一种方式而已；我们希望团员在过程中发展出自己的目标，而不是早早地就预设诸如幸福、喜悦、有效的组织性行为等；我们预料到，如果能带来成长，这个团体的进展过程肯定会是痛苦的——事实上，我相信所有的成长都会有困扰、紊乱以及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也不相信，无论任何令人振奋的团体，它会在团体结束的时候一切也都结束了，因为它的影响，会很明显地反映在团员离开之后他们的行为上。因此，我们只是在这儿呈现出非常广泛的特殊理论、方法、活动、实践及重点的一小部分而已，主要是表达出这种团体运动的特点罢了。现在，我要从我的角度问一个问题：在会心团体结束后，我在个人身上看到了什么变化？ 个人改变 当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时，许多的记忆与印象都涌上我的心头。现在我要说的东西，就是这些涌出的思想。在这种接纳的环境中，在一个接受强硬、也接受温柔的团体中，一个人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在对自己的观念、对自己感受的探索上，都有可以衡量的改变。我看到许多人渐渐地意识到，无论在团体过程中还是团体结束之后，他们可以更真实地展现自己的潜力或表达更多的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我看到许多人在哲学上、职业上及知识上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方向，而这个选择，都是因为参加了会心团体的结果。但也有一些人，参加过这种团体之后，却一点儿变化也没有。有些人似乎在团体中一点都未投入，但是在离开之后其行为却发生了很有意思的改变。在我所带领过的数百人的团体中，有两个人的改变，我认为是负向的——一个在团体结束后，有暂时性的精神疾病发作，另外一个（在参加团体之前就出现过许多的精神病症状）在团体之后精神病复发。这两个人的情况，都是在20年以前发生的。我想，在今天的团体中，大概比较少有这种情况的重演。有许多人在会心团体结束后，开始寻求个别心理咨询或团体辅导的帮助。从某些例子看来，能够从个别或团体的心理治疗得到帮助，是很好的一步，它是一种成长导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问一个很合理的问题，那就是，或许是团体的经验带来的如此快速而痛苦的改变，使得个人“被迫”要去寻求更多的帮助。如果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这实在是太不幸了。 关系改变 我现在提出第二个问题，并且再次给一个重点性的答复。在参加过会心团体的人身上，我到底看到了个人在关系上有什么改变？就我所知道的某些个人，在他们与另一半及孩子的沟通深度上，有着奇迹般的变化。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往往发生在第一次分享自己真实感受并且每晚都回家的团员，或是参加夫妻或家庭团体的团员身上，因为他们可以分享自己成长的体验，或冒险表达他们的真实感受。无论是关爱的或是负面的，只要他们能觉察到并分享出来，虽然在交流过程中，他们牺牲了许多睡眠时间，但是在彼此的关系上都成长了不少。我看过许多父亲及母亲回到家中，多年以来第一次与孩子们沟通；我也看过做老师的，能将课堂内的集体转化成为对个人信任、关爱及学习的团体，学生们在那样的氛围中全程、全心、全人地参与学习，他们不仅仅对学校提供的课程开放自己，甚至在教育的各方面，他们都非常投入；有一些在竞争激烈的大企业工作的主管表示，参加团体之后，原本看似无望的企业关系，没想到却转变成建设性的关系；从一些学生的经验来看，未参加团体之前，大家嘴里说着爱与希望，而事实上的行为却表达出孤独与疏离感，只有在加入团体之后，大家才开始进入真正的交流与关爱的关系上。 有些情形则是，丈夫/妻子在参加过会心团体之后，由于他们的“自然”表达与开放态度，使得与另一半的沟通暂时、有时、甚至永远地造成了鸿沟；但是有时候，夫妻在生活中面临着被埋藏的不同性，他们也能达成协调；也有时候，他们会觉察到有些鸿沟是无法跨越的。我认为，如果我说团体经验所带给人们的关系改变是积极性的、建设性的，这也不尽然正确，因为有时候如果不从个人角度而从社会角度来看，也许有些负面的结果。 组织改变 在会心团体之后，一个组织的政策及结构会有什么改变呢？有关这一方面，在这儿我要谨慎地说一说。我曾经看过一些人本身有很大改变，但是在组织内的表现却没有太大的改变；有些老师个人有所成长，但是在参加教师会议时，却依然故我。但在另一方面，我也见过有些老师在参加了团体之后，回到教育岗位上，抛掉了打分系统，让学生参加所有的学校委员会，并且打通了行政人员、教师及学生的沟通渠道，校长、副校长及院长将他们的行政系统及流程改变得更人性化。 在企业领袖方面，有的将以往那种“定期属下评估”——令人焦虑而充满“判断”的系统——改成人性化的相互性与建设性的反馈系统；还有的人将彼此的沟通变为企业的中心与灵魂——此时他已了解了会心团体的价值，它使人更独立、更开放与更整合，而并非只是对企业的愚忠与听命。有许多企业领袖离开了他们的工作，神父、修女、牧师及教授们，挥别了他们的教会、修会及学校，因为他们在会心团体中得回了勇气，而决定在原属团体之外而非之内，为改变而努力。在教育机构，有一些参加过会心团体的人，当他们回到其原属团体中时，因为有所改变，反而引起了一些“分裂”。主张改变的成为一派，而反对改变的则成为另一派。简短地说，由于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获得了成长，他们通常也会将其带来的冲击引入其服务的机构内——往往会对传统的行政体系造成威胁。 这些尝试性结论的基础 我似乎是将写书的顺序倒了过来，但是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发展规律造成的，以上所说的，都是我从个人的经验里所学习到的及得到的一种暂时性的结果。 什么是经验？与咨询活动联系在一起，我试着将会心团体的范畴扩大，如此可以增加我所学习研究的领域。我曾经有过3年的对加州科技大学的行政人员、老师及学生们的咨询经验（此非心理，而是一般的咨询），从中我学到了许多。另一个主要的经验，来自于在无原罪圣心修会所办的大学、中学及小学的工作关系，也是3年的时间。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比较短时间的团体经验，如与6个克拉蒙学院的行政人员及老师们，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行政人员、老师及学生们，13所中专学校的教师及学生们，几所大学的心理辅导人员，大公司企业的老总们，不同层次的企业经理与护士们，不同的宗教团体，贫穷地区的健康服务人员，医疗服务群体，以及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医护人员们——时间皆是从2天到5天——最后在大学中用会心团体的方式来讲课。这种授课的形式所产生的团体，有不同的名称——会心团体、个人发展团体、工作导向团体及咨询团体。我曾经带领过“陌生人”团体、同事团体，也带领过青少年团体及夫妻团体，举办过这种团体聚会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尚有澳大利亚、日本及法国，参加的成员有家庭成员、小学生及成年人。非常幸运的是，我能与领域非常宽泛的个人群体接触，也在不同的状态、形式下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也尽量做到开放观察。而上面我已经提到过的规律，都来自于我的所有经验。 个人改变的案例 在前面我已提到过许多个人改变的事例，有人或许会想用这些事例来推论其他人的经验，但其真正的功效却无法具有很真实的说服力，就像一个售货员想要用简短的语言来诱导他人来购买他的货物，是达不到目的的。我现在要用一个例子具体的说明。乔在离开了会心团体几乎是5年之后，对他在团体内的经验及结束后其行为的改变、生活的目标及人格上的变化，都有很清楚的描述。下面就是他写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卡尔： 我将向你描述一下在我离开会心团体近5年后所发生的一些改变。我尽可能清晰与准确地表达出我的分享。这些改变在不断发生，而且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方向。先发生的似乎是为下一个改变做准备。 当我去追忆与捕捉那个由你带领的一星期的会心团体的时光时，我觉得我又再次地兴奋起来。而且我可以精确地感受到当时的感受。我那时很高兴能够报上名去参加这个团体，但是心里却没有一点底，因为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什么是会心团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我很喜欢你的心理与哲学理念，它们也很符合我的理念。我非常兴奋自己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向“大师”学习。毋庸置疑，这些“神授的特质”事后被取消了。 星期一，我们开始了团体聚会，到了星期三我觉得很困惑，若从我的生活经验来分析，我不知道这个团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一直保持安静。有一次，有一个团员用很直接而批评的语气，对坐在我身边的男士说话，这引起了我的震惊。对遭遇的一切，我觉得害怕、迷惘，但当我经历了这个冲击之后，我对我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开始觉得刺激与兴奋。这种好似新的、触动性的、使人迷醉而又害怕的东西，开始使我产生了真实感。我开始问自己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只是游戏，并仍记得我说的第一句真实的话：“我们是真实的吗？或者这只是我们为有趣而玩的游戏？”这大约是星期三，我依稀记得我对大家说：“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想要认识大家，也不太肯定是否愿意让别人认识我。” 在我说这些话（或是在参与这个团体）的同时，奇妙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最后两天，就像是一个新的存在体美好地诞生了，就好像我们梦想的一切美好都成真了。我非常难以形容这种经验，我并没有觉察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也没有明白它对其他人的价值，直到我分享我那从内心深处、从心灵的中心所呈现的真实感时，看到同伴们眼中所含着的泪水，我才真切地、深深地感到我是人类的一部分，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经历过的。原本对那个虚假的我是如此敏感的团体，现在能接纳并确实地爱我，对我无疑是一份从来未梦想过的礼物。因为在那一刻之前，我从来不相信它是存在的。 我发现，当我分享自己这个深层的感受的我、这个一向隐藏的我时，我对团体中的某些成员提出了一份真实的、特别的、美好的且富有生命力的贡献。我真的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我也不能否认它，因为它是如此的清楚与强烈。我犹记得当时的感受是如此的强烈，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存在于世界上的人，而我也可以成为真正的我，可以不再在意那些让我害怕的事，或是我所不喜欢的某些人，我仍然可以仅仅只是爱他们，或是被他们所爱。 虽然在我的生命中，曾经历过一些痛苦的成长，我总是带着对现实的积极希望。这种希望来自于我在第一个会心团体中深奥的经验——经验这种“人性”。这种“人性”是属于我个人的，也是属于其他人的，无论其他人是多么封闭。 那么，到底这第一个会心团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在职业上，我完全没有变化。参加团体的时候，我还是个修士，而现在，我已经是神父了。但在一个神父的身上，我却内在、外在皆有变化。内在，我从一个男孩长成了一个男人；外在，我对于与一般人及权威人士的交往更自由了。内在，我对自己更具有意识感和觉察力，对他人亦是如此。身为一个心理辅导与治疗师，我的工作效率是百分之百，我非常努力地想要做一个有效率的心理辅导师——更真实、更能理解他人，也更能给予他人关注，在心理辅导员与咨询人的会谈中，它似乎没有什么局限了。 在团体聚会期间，我曾经做过一次心理辅导的实习。有意思的是，在我参加过会心团体之后，我再做心理辅导的时候，其发生的变化让我非常的惊讶。在突然间，所有我所学的理论都成为事实，没有人工凿刻的痕迹。 虽然，我不是一直维持着同样的高昂状态，有时候我觉得好些，有时又觉得差些，但无论如何，我与第一天踏进会心团体的我，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离开了第一个会心团体之后，我一直在接受培训，以便成为一名心理辅导员与治疗师；之后，也参加了不少的会心团体。而今，我自己也已是一名团体的促动者。 本来我被预定为一所高中的校长，但我却改变了我的跑道，而进入了心理辅导学的领域，现在我在攻读“人类行为”专业的博士学位。对我的领导及我自己而言，我们都清楚，我比较适合留在与人有关系的专业领域工作，而不适合做行政事务。如果我那时没有学做心理辅导与治疗，而去做行政管理人员，我大概会是一个很不称职的校长。现在，当我将在会心团体所学的经验，继续运用到生活中，我才发现自己的许多个人缺点会使我成为一名很坏的管理者，而今，我正在努力调整这些缺点。 如果要我说明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化，我必须要说的是，我开始更像一个“人”了。我开始对自己有了一个比较清楚与明确的“定位”。我看到自己有某些实在不令我高兴的地方，但它们是我整体的一部分，是可以被我及他人接受的。我开始“有”了自己，这个自己，在这个成人世界中，有时感觉像个小男孩，他有许多的害怕，这些害怕阻碍了他活得自在与充满活力，他不敢与别人真正的交往。当我开始为这个小男孩承担起责任时，这个孩子开始长大，而且变得强壮，或许他也不能再依附着我了，所以远离了我，我从此成为自己。 这是我唯一对我的变化所能说的，在此过程中，我必须放弃做一个小男孩的一些舒适感，并且越来越多地承担一名成年男子的责任。我觉得，成为一名成年男子是多么愉悦的事呀！ 在第一次会心团体中，我学得了一些实际的经验，我对人们有了更多的信任，我知道其他人内心是喜欢我的，我知道我与他们分享了真实、美好，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存在。我对未来的人们有更多的希望，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像在会心团体内那样“碰触”彼此，那么“救赎”就会在我们中发生，将我们从孤独的、死气沉沉的存在状态中，转移到人类活力泉涌的道路上。我可以真实地对人们说“是的”，因为我可以深深地感受与觉察到世界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丰富的爱之泉源，只要我愿意投入，去叩开它的大门，使之向我敞开，并对他人呈现。我知道，就一般而言，它常常会因为我们的自卫与害怕而隐藏起来，但我也知道它已经在对我们开放，而且会对我们继续开放，这，就会让所有的一切不再一样。 尊敬你、爱你的乔 这个人的经验，几乎是非常积极的，虽然他并没有提到在这5年中为了成长所经历的痛苦。对某些人而言，他们的成长经历过更多的痛苦，关于这一点我会在第五章中加以说明。 从这些人的经验中，我更能有发自内心深处的确信，确信经过会心团体的人们，的确可以在团体中及团体外产生深度性的个人及行为的改变。当然，这种深度的改变，并非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更有意思的是，虽然非常有限的资料研究结果，似乎与此不一致，但是从在个人的自我观念的改变上而言，我们的确可以公正地说，改变是很明显的。虽然在有些人的身上，这种改变并不太大，但是只要有2人、3人或5人在会心团体之后，显示出戏剧性及永久性的改变，变得更能自觉自己人性的存在，并真切地活出其生命的话，纵然它并不深奥，但我会继续地对此事实加以肯定。 在“关系”上改变的案例 这里有3个案例，显示出在会心团体之后人们不同的状况。第一个案例讲的是孩子们对于一个人的态度及感受的变化是如此的敏感，纵然我们从外在来看一个人的行为改变是很不明显的。有一个母亲曾参加过会心团体，在团体结束后写给同一期的团友、也是我的同事的一封短信。信上写着：“我和我的先生彼得关系挺好的，但是我却从未提过我的孩子们，我对两个孩子玛利亚及艾利斯的争吵，感到很烦心。对于玛利亚尿床的事，我也很受干扰，至于自己无法给他们足够的爱，我也很困扰。我更觉得难受的是，他们根本不和我说话。有时我和彼得对他们说了一些伤他们的话，我也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当我星期六以这个新而真实的我回家的时候，我曾预测会有一些回应，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回应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强烈。”在她回到家后不久，是小女儿玛利亚上床睡觉的时候，她问玛利亚她是否可以帮她擦澡，“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我们谈了女性的经期、上帝、天堂、魔鬼、地狱、憎恨的人、从厨房内偷糖果的噩梦及窗外的怪物，当然，以前我们也谈过这些事情，但是却从来没有如此全面。艾利斯，长玛利亚15个月的姐姐，也进入了浴室与我们分享她的经验。到了最后，她也加入了洗澡的阵营，这真让我很惊讶，因为她现在是青春期，非常在意自己的一切，尤其是身体，而她竟然能容许我替她洗澡。玛利亚说：‘你在你的会议中学了什么？是不是学习如何好好地对待子女们？’我说：‘不是，我学习的是如何成为自己，我觉得真的很好。’” 第二个案例是写给比尔及奥黛丽·麦高的信，他们是一个订婚与结婚伴侣团体的带领人。这封信是在团体结束后一年写的，内容如下： 这封信我已经开头一百次了，它是关于团体之后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或继续在发生什么的说明，这封信充满了爱、眼泪与喜悦。 当我坐在这儿写这封信时，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我被情绪所淹没。这就是我想说的，我想表达对你们的感谢，让你们知道当我参加这个团体的时机是正当其时的，而我也学习了许多，并且不会再失去它们。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负起了你们的责任，而我会将所得的一切分享给他人。 爱玲和我结婚了，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我们吵架、我们咒骂彼此，但是我们深爱着对方。如果我们没有遇见你们，我们不会是今天的我们，好在我们遇见你们，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我们一起突破困境，虽然它不是完美的经验，但是它发生在“刚好”该发生的时间，幸运的是又碰到了你们这些“最合适”的人，我们又都准备好了。你们改变了我们生活的道路，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可以发生的，可以成就的。由于这个稳固的基础，为我们婚姻中的情绪安全感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开放的视野，开放、涌现、倾出……文字无法叙述出我真实的感受与体验。你知道是什么，我不用多说了。我拥有了它，它真的很棒！ 现在我知道为何我等了这么久才提笔，因为我现在才确定。一年之后，我的害怕已离我而去。我永远不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我了解到我现在要承受更大的责任，现在我了解你们了，了解了比尔及奥黛丽为何要在每一个团体中经历你们所经验的一切。 在此，我要再加上另一个老团员及她的学生的故事。这个团员是个小学老师，她接到一封信，信中要调查在她的会心团体结束后的几个月，她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以及是什么变化。她回信道： 你们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简单而单纯的回答是，我的内在我改变了。我现在不仅是用耳听，我用聆听、用心听，我会听到以前所听不到的东西……我非常喜欢它。结果是什么？我觉得一切有趣极了。我聆听到了我的“学生”。我问他们，过去的我是否曾经关闭我的耳朵并没有听到他们，即使我看起来好像在听。全班最让人棘手的同学，都举起了他们的手。学生们也是最为敏感的……自从我开始教书以来，这几个月是我经历最快乐、兴奋、满足、有趣、忙碌及精力旺盛的日子，而它还继续着。 她对这些问题学生的观察，用她的话就是指那些棘手的学生，特别有趣。从一般的事实来说，那些制造麻烦的年轻人，往往对人际关系比其他人更为敏感。她的看法，也让我们要去面对一下这个有关因果关系的有意思的问题，是因为这些“棘手”的学生造成了这位老师的不愿听、不值得听？还是由于这些学生没有被聆听，才会成为“棘手”的孩子？这个因果关系的探讨，使我们对教室里所谓问题学生，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这个老师的说辞也告诉我们，当师生之间开始“真实”的交流沟通时，他们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学习的！ 上面所举的例子，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以为它发生在每一个母亲、夫妻或老师身上，但由于它常常发生，就使得会心团体成为一个令人兴奋而有强力的人际经验，它可以帮助一个人在生活中更自由地生气、关爱、敏感，使人更自然。简言之，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成为真实的自己、自然流露人性的机会与空间。 组织改变的一个案例 对于组织机构的政策、态度及结构上的重大改变，我们亦有许多的例子可以举出。从其中我选出一个，它会导引出一个混合性的结论，但愿我能对它的发生过程描述清楚。 在一个中产及高产阶级居住的地区，原有一所由天主教会所办的男子高中，它们的校风严格，并且要求很高。但是在近十年中，它的变化很大。现在的学生，有75%是墨西哥美国人，还有20%黑人及500的白人与东方人，它变成了一个坐落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少数族裔学校，校风败坏，道德标准很低，学生们疏离又无感情，毒品已成了该校很重要的一部分。学校中几乎没有学生的参与与投入，不仅如此，教师们与修会所关心的焦点是，只要主办的修会能强加规范来要求学生，学生不出问题，维持一个和平良好的假象，就万事大吉了。 这表面上的和谐，却由一个事件给挑破了。在学校所举办的一次舞会上，有一些学生，特别是那些学生领袖，大胆地将酒精及毒品带到会场上分发给同学们使用，全体学生形成联合阵线，对老师们隐藏事实。学生与教师的鸿沟，就在这时全面浮显。 这个学校的改变，始于校长的行动。有一天，他暂停所有的课程，将全校师生集合在一起，并且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让我们来谈一谈吧！”他及一些教师的开放，鼓励了大家的交谈与讨论。一开始，就有“好”学生发难，批评那些“坏”学生的不良行为，但是渐渐地，他们开始冒险进一步讨论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厌倦了他们的生活，因此毒品有了很大的吸引力。课堂内非常无聊，学习的内容与他们的生活没关系；老师们也没兴趣教书；校规是压抑人的；对学生穿着的要求，一点都不符合学生的需要；同时，学校也忽视了强调少数民族的历史与认同。这些问题都被热烈地讨论着，没有人受到任何压制，虽然教师们有时候觉得震惊与伤痛，但是他们仍保持着开放而不自卫的态度。在大会结束的时候，全校都弥漫着“希望”的气氛。 在学期剩下的时间及暑假，这个改变达到了高潮，老师与学生一起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此时，该校受到特别冲击的四位辅导老师，带着些许的沮丧情绪来到拉和拉镇，参加由“学习人性中心”为团体促动员举办的训练班。在这个团体中，他们受到了鼓舞，并且愿意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及信赖，并鼓励学生们积极地参与到学校教育及行政系统中来。他们将会心团体的气氛带进学校，也带入人际间的交流与政策的制定上，甚至带到教室内。 这四位学校辅导老师，无论是在会心团体前或会心团体后的行为，同样都是令人吃惊的。在会心团体之后，教师们表示，他们相信学生们能为他们的态度、行为、上课出席率、拖拉、毒品、穿着及修饰负责任。学生们被要求能在朋伴关系上学习并相互接纳，如果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能为学校所接受，他们就要自己负责任。学校在全体人员中选了70名学生、教师甚至学校的维修人员，在学校出费用的情况下，用3天时间聚在一个名胜地，共同商量与计划来年的学校事宜。这证明了学校的教师团非常认真与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们说得到就做得到。 秋季的时候，这个学校的开学仪式，与附近的学校那种严厉而僵硬的气氛决然不同。在公立学校内，警察与保安人员被雇用来保护学校，害怕与敌视的气息充斥校区。在行政地区的学校，学校领导则会在开学仪式中告诉学生们他们所制定的严厉规矩，以及破坏此规矩的处罚原则。然而，在这所学校中气氛却不一样，学校的老师及行政管理人员告诉学生们他们的信任，也告诉学生们他们犯错误是很正常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后果是什么呢？ 一些争论性的问题产生了。有一些学校的运动比赛不愿与该校一同进行，因为该校有些运动员留长发、并蓄短腮胡须及上唇胡须（学生们认为这在他们的文化中，是很自然的表现）。“族群之义”的团体也形成了（黑人学生及墨西哥裔学生），他们戴上臂章及斜帽，甚至示威游行。这些行为为当地社区带来了恐惧与批评。但是当这些学生的这种具有创意的思维及展现的强力与影响，被学校所接纳时，他们的极端行为渐渐地减少了。 在这一学年期间，许多教师不能接受这项新政策，因此到了学年即将结束时，他们产生了分裂。许多人离开了，这使一个原本合一的学校产生了很深的痛苦。分裂造成了新政策始创者的失败感，觉得令人丧气。 但是，这些怀疑并未在学生中产生影响。有意思的是，由于学生上课的出席率并未被校方要求，学生们上课的情况反而更有进步；他们拖拉的现象也不再是个严重问题；毒品在校区内也大大减少；原来死气沉沉的上课气氛，也因为教师与那些“差生”的尖锐“交锋”而变得生动活泼。更令人惊讶而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学生被许多四年制大学接受并授予奖学金——这个现象在这种学校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以往很少有人能上大学。 我并不想淡化这个问题。有一些教师想要学校恢复过去的一些权威方式，并且达到了一些决定性的成果。但是，很清楚明白的事实是，“自由”是无法被撤销的。有些教师害怕新而不可知的改变方向，有许多白人学生对这新兴的变化充满了敌意和冷硬，很多家长对新的发展及其背后的原因很难理解，也无法接受学校与他们沟通的理念。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年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混乱及无系统。 对我而言，我所学到的是，这就是机构的自我导向改变，这是机构内的一种会心团体的经验，一个会心碰撞的气氛。在带来高度有建设性变化的同时，它也可以带来成员的分裂、团体的沮丧，尤其对那些固守传统的人，更会伴随深深的威胁感。这些都会令人对它的改变到底是建设性的还是灾难性的提出质疑。 至于学生们，这群被学校所服务的对象，大多数则发现它是一个自由的、解放的、活力的、投入的以及负责任的学习经验。从这些改变来看，思想与感受的开放与诚实的交流，已经被学生、教师及管理人员认识到是人的基本素质，只有在它存在的情形下，人们对组织事件上的真实碰撞，才会产生不会变质的变化。 上面所展现的例子，是一个激烈而有争议性的组织性的改变，主要是想借此说明在会心团体内所产生的信任力量是多么的大。其他较温和的例子，也是很容易列举的。 我希望我所提出的材料，足以说明我前面所说的不是虚幻的。会心团体的经验可以为个人、个人行为，在多种人际关系上以及在组织政策和结构上带来很深刻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