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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罗杰斯著作精粹（5-7）（选）
五、埃伦·韦斯特——以及孤独感（选）
我愿意就现代人所感到的基本疏离感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我会表明自己是如何将埃伦·韦斯特视为由这种孤独感发展到悲剧性程度的一个例子的： 看待孤独的方式有许多，但是我将关注经常在当事人和其他人身上可以看到的这种孤独感的两个要素。首先是个体与自我及其经验着的机体的疏远。在这种根本性的分裂中，经验着的机体在经验中感受到了一种意义，但是意识自我却牢牢地抓住另一种不放，因为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爱和接纳。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种潜在的致命分裂，大多数行为受意识感知的意义控制，但是由于个体缺乏与自我进行自由沟通的能力，生理机体所感觉到的其他意义却被否认和忽视了。 我们孤独感中的第二个要素是缺乏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将自己的真实经验——进而是我们的真我——与他人进行沟通。如果没有一种关系使我们能够沟通分裂自我的两个方面——我们意识中的虚假外表和我们经验中的更深层水平——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没有与其他任何人类直正接触的孤独感。 这种孤独感只是现代人才有的吗？可能是的。在现代社会以前，个体为了获得重要他人的关爱同样也会忽视自身经验。但是他接受的虚假外表，他现在感觉到的在自身经验中发现的意义，成为一套统一的、拥有强大支持的信仰和意义系统。他所处的整个社会组织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感知生活和经验。因此当无意间放弃了最深层的自我时，至少他还有一个连贯的、受尊敬的、被赞许的自我并根据这个自我来生活。例如，一个早期清教徒在否定自己机体经验的巨大领域时一定会经验到许多内部压力。然而，他是否经验着与我们今天的当事人一样强烈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就值得怀疑了。 与早期更类似团体的成员一样，现代人抛弃了自身经验而采纳了会带来爱的生存方式，但是他接受的虚假外表只是来自于父母或少数他人，而他又不断地认识到虽然有些人赞同这种虚假外表，但是其他人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生活。没有一个虚假外表是所有人都认可的。这样，在某种前所未知的程度上，现代人经验着孤独、封闭和疏远，而这些源于其自身的更深层存在和他人两方面。 在本文的余下部分我将讨论这种非常根本的疏远感的现代类型，其中会以资料十分丰富的年轻女士埃伦·韦斯特的个案为例。 我很高兴选择该个案作为此次讨论的基础。首先，埃伦·韦斯特的日记和信件使叙述增添了许多个人色彩，其中还包括医生、心理治疗师和诊断师的观察和报告，这更增加了其完整性。其次，德文和英文都有对此个案的完整描述。最后，此个案说明了一些最著名的前一辈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师们思考和工作的方式。 我不可能给出埃伦·韦斯特的整个不幸历史——它在出版时占了30多页而且排版紧凑——但是我会选择她生活的几个关键事件并加以评论。 首先，她的青少年时期。我认为她在20岁以前是一个统一的、整合的正常人。医生们很容易在个体发展史中看出病理学征兆，特别是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态度，但是在这里我却看不到任何病理学的迹象。埃伦是一个活泼、坚强、敏感、叛逆、爱提问、好胜、情绪化、表达力强、多变的女孩——简而言之，一个活生生的人。她非常热爱自己的父亲，十分希望自己是个男孩——直到她遇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男孩。她思考着人生的目标。她对自已获得巨大成就有着理想主义的梦想。这些特点中没有任何一项预示着她会有一个黑暗的未来。恰恰相反，她似乎是一个非常善变而敏感的青春期女孩，有着大好前途。 “她的20岁充满了快乐、憧憬和希望。”她渴望找到一个充满活力、严谨稳重的爱人。她从饮食中享受到快乐。但是这一年她与自我发生了一次意义重大的疏远。“她爱上了一个浪漫的外国人，但却按照父亲的意愿结束了这段感情。”这方面的资料比较缺乏，但是从她没有提出任何抗议这点，我猜测，她采纳了父亲的感受就像它们是自己的一样。如果我们将此片段大致描述出来，她的认识可能是这样的：“我想我的感受是自己在恋爱。我感到自己做的这件事是积极而有意义的。但是我的经验并不可靠。我并不是在恋爱。我的投入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我不能受自身经验的引导，否则会犯错，会失去父亲的爱。” 在这段时期的几个星期内她暴饮暴食并长胖了——形成主要症状的最初表现。只有受到同伴的嘲笑后她才开始节食，这可能表明她开始对自我缺乏信任。她逐渐感到自己需要按照他人的期望来生活，因为自身冲动是不可信赖的。 不难看出为何这之后不久她就开始蔑视自己，甚至将死亡视为“一位美丽的女士”。总而言之，她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机体，其经验会使人误入歧途，理应遭到蔑视。她的日记中写着“怀疑和畏惧的阴影”，随后它被解释为害怕长胖。同样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她害怕自己内心的“邪恶精神”——追逐着她的那些不被接受的、遭到否认的情感。 我相信这并不是她的自我和隐藏情感间的第一次真正疏远，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次疏远意义深远。它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她对自我能够自治的信心。尽管她的精神好了起来，又开始了一段幸福生活，但是她已经抛弃了自我的一部分，并将父亲的情感内化成了自己的。 在这段时间里她的情感起伏波动。她想成就一番伟业；她希望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她学习很刻苦；她为孩子们建立了阅览室。但有时她却是“一个胆怯的、尘世间的蠕虫”；她渴望死亡并且让家庭教师重读“好人命不长”这句话。偶尔，“生命再次胜利了”。她“与一位马术老师闹得很不愉快”。她“感情失控”。她过分关心自己的体重。 在她24岁时，另一件事使她更完全地丧失了自我信任。尽管她自己仍然不很肯定是否需要女家庭教师。但她在学习中是愉快的。“日记中散发着生活和感官上的快乐”。她爱上了一名学生。显然她很投入，从这段感情的持久性和无处不在可以看出这一点。她坠入了爱河，但是父母再次坚持认为她的经验是错误的。他们要求两人暂时分开。所以在她看来这种关系一定是不真实、不明智的，最好放弃。再次地，她不信任和忽视了自己的体验并内化了父母的情感。她放弃了这段感情，并且，一起放弃的还有对自己能够进行明智的自我引导的信任。只有他人的经验才是可以信任的。这次，她向医生寻求帮助。 如果这次她进行了反抗，如果她有力量为自身世界的自身体验而抗争，那么她就会忠实于自己更深层的情感，就会很有可能挽救回潜在的、自治的自我。然而反抗没有出现，只有可怕的消沉和对自己身体的憎恶。显而易见，它是应对生活时的一个完全不值得信任的有机体。她放弃自我的程度可以通过其极度节食表现出来。正如她后来所说：“我体内的某种东西抗议我变胖。抗议我变得健康、双颊丰满红润，成为一个纯真、充满活力的女人，与我的真止本性相符。” 换而言之，如果她信任了自已的情感、欲望和体验，那么她就会成为一个充满活力、丰满的年轻女人并嫁给自己爱的那个学生。但是她的情感已经被证明是完全不可信的，她的欲望和体验全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引导。因此她不仅必须否认自己对爱人的感情，而且还必须节食以迫使自己的体形符合他人期望，但这却完全与她自已的内心趋势相反。她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自身经验的信任，不再将它作为生活的基础。 我将对另一段插曲作简短评价。她发现自己的表兄是个可能的伴侣，而这一选择得到了家庭的赞同。他们打算结婚。但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直到28岁了，她还在表兄和自己爱的那个学生间犹豫不定。她去看望那个学生并与他决裂，用她的话说，带着“公开的伤痛”离开了。我们对这次最关键互动的内容一无所知，但是我猜测这时她的心理生命是安危未卜的。她应该相信自身体验选择所爱的人还是应该选择表兄呢？她自己的感情对表兄更冷淡些，但是选择表兄她就会获得预料中的被赞同感。我想她模糊地认识到了如果选择那个学生，那么她就选择了一条未知的、自治的道路。如果选择表兄，那么她就会按照他人的期望生活下去。但这样做安全而且受到他人赞同。她选择了表兄并嫁给了他，这样更加抛弃了对自我的信任。 32岁时，经常在她脑海里萦绕的念头是自己必须变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实行了节食，并每天服用60颗泻药！毫不奇怪，她没有多少力量。她尝试过精神分析但帮助不大。她说：“我分析了自己的心理，但是一切只停留在理论上”；“分析师能给予我洞察力，但不是治疗效果”。然而，当由于环境因素而中断分析后，她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在这段时间里，她谈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爱人——那位学生。她在信中对丈夫说：“那时你是我准备接受的生活，我准备为了你放弃自己的理想。但它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解决方法。”她孤注一掷地试图接受他人期望她具有的情感，但是她不得不强迫自己。 自此以后，她自我内部的疏远导致了更多疏远和越来越强烈的远离他人的疏离感。当第二个分析师在她接受治疗的医院里使用她所熟悉的模式再次对她进行精神分析时，她首次企图自杀，这毫不令人惊讶。她的丈夫希望在医院里陪伴她——她也希望他和自己在一起。但是分析师，这个父亲形象的代表，知道得更多并让她的丈夫离开了。他进一步摧毁了她对自我引导能力仅存的任何信任。 在那以后、疏离感更严重了，悲剧也临近了。她去看更多的医生，找更多的精神病师，在那些治疗她的人眼里，她逐渐成为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物体。最后她被安置到了宾斯万格博士的疗养院里，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对她的诊断仍然还是各不相同。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拉帕林在她沮丧时进行诊断，认为是抑郁症。第二个分析师的诊断是一种“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并伴有间歇性沮丧狂”。一位咨询医生说她的问题是一种“渐进展开式心理变态”。他认为她不属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并没有出现智力障碍。然而布鲁勒和宾斯万格博士都一致认为她属于“渐进式精神分裂症”。他们认为她康复的希望非常渺茫并说：“很显然，从这种状况中解脱出来意味着某种自杀。” 既然埃伦已经知道了这些评价，她一定开始不再把自己看做一个人，而是某种陌生的、异常的机械，完全不受自己控制，正在走向毁灭。在所有这些“诊断”中我们竟然找不到一丝痕迹表明医生认识到了他面对的是一个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埃伦的话了：“我对着自己就像是面对陌生人一样。我害怕我自己。”或者，在某些时刻：“此刻我是清醒的——我在与自己本性的抗争中痛苦地煎熬。命运希望我肥胖、强壮，但我自己却想苗条、纤弱。”的确，她在与自己本性的抗争中痛苦煎熬。她的机体希望变得健康、强壮，但是内化了的“我”——她为了取悦他人而接受了的虚假自我——就像有一次她所说的，希望变得苗条和“理智”。 英明的医生们丝毫不顾自杀风险，得出了以下结论：“没有任何确定可靠的治疗方法能解决她的问题。因此我们决定接受患者提出的离院要求。”她离开了医院。三天后，她看上去不错而且很快乐，数年来第一次饮食正常。然后她服用了剂量足以致命的毒药。她才33岁。她自己的话就是最好的墓志铭：“在两种敌对力量彼此互相倾轧的舞台上，我感到自己十分消极被动。” 在埃伦·韦斯特的生活中,是什么导致了如此致命的错误呢？我希望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导致错误出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她的身上却被夸大了。婴儿时期，我们生活在自己的经验里；我们信任它。婴儿饥饿时，他不会怀疑自己的饥饿感，也不会质疑自己是否应该想方设法获得食物。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是一个信任自我的机体。但是实际上，有时父母或他人会对他说：“如果你有那种感受。我就不爱你了。”于是他感受着自已应该有的情感，而不是他真正的情感。在这种程度上，他建立起了一个感受着应有情感的自我，只是偶尔会恐惧地瞥见包括了自我的自身机体的实际经验是什么。在埃伦的个案中，这种过程以一种极端方式进行着。在生活中大多数最重要的时刻，他人使她相信自己的经验是无效、错误、不真实、不健全的，而且她应该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对她而言不幸的是，她对父母的爱。尤其是对父亲的爱太强烈了，以至于她放弃了相信自身经验的能力，而代之以他们的或者他的经验。她放弃了成为她自己。毫不奇怪，一位医生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做出了以下评论：“虽然在儿童时期她完全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现在她却彻底地依赖他人意见。”她不再知道自己的感受是什么，自己的态度是什么。这是最孤独的一种状态——几乎完全与个体的自治机体分离开来。 她的治疗出了什么问题呢？她是一位聪慧而敏感的、前来求助的年轻女性。以现代标准来看，对病状的诊断似乎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但是为何会导致治疗彻底失败呢？我敢肯定各人看法不一，但我想谈谈自己的观点。 治疗的最大弱点在于接收她的医生中没有一个似乎把她当做一个人来看待——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一个能够进行自治选择的人、其内心经验不仅值得信任而且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她更多地似乎是被视为一个物体。第一个分析师帮助她看清了自己的情感但没有去体验它们。这只是使她更将自己视为一个物体，使她与自身体验更加疏远。她很明智地说出了“治疗师能给予我洞察力。但不是治疗效果”。分析师告诉她，她是一个具有这样那样动力的个体。她赞同他的意见，尽管肯定不是在体验了这些动力情感的基础上。她只不过是跟随着早已将她孤立起来的模式罢了——不信任自己的体验，而试图相信和感受自己应有的情感，专家告诉她的情感。 然后就是在她的诊断上令人啼笑皆非的争论，显然她自己也知道这些。医生们对她属于哪种类型的患者各执己见：她是沮丧狂患者，她是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她是抑郁症患者，她可以被治愈，她不能被治愈。随后就是最终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她是有自杀倾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治愈的希望，因此我们要让她走，任她自杀。这至少是一个实现了的预言。 “我尖叫着但是他们听不到。”埃伦的话在我耳边响起。没有人曾经将她当做一个人而倾听她的声音。儿童时期以后——也许甚至在此之前——她的父母、两位分析师、各位医生都未曾给予她足够的尊重，倾听她的内心深处。他们没有把她视为一个能够应对生活的人，一个其自身体验值得信任的人，一个内心情感值得接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她怎么能倾听自我、尊重自己内部的体验呢？ “我感到孤立无助。我坐在一个玻璃球里。我透过一堵玻璃墙看着人们。我尖叫着，但是他们听不到。”多么绝望地渴求一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她从未体验过布伯所说的“在接触中治疗”。没有人能够接触到本来的她，接纳本来的她。 看到这个悲惨的个案使我愤怒（这很显然），但它同样也鼓舞了我。我对可悲地浪费了一个人类生命而感到愤怒，受到了鼓舞则是因为我感到在多年的治疗中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如果埃伦·韦斯特今天能到我的办公室来。或者到许多我所认识的治疗师的办公室去，她会得到帮助的。让我来描述这种可能性吧。为了使描述最生动逼真，我假设她在24岁时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是她确实到医生那儿寻求帮助的时间，所以假定如果在今天她会寻求心理帮助是合理的。这是她在父母的坚持下，与所爱的学生刚刚分手后不久。 尽管只是在阅读这一个案，我敢肯定自己会毫无阻碍地接纳这位沮丧、不快乐、瘦弱、自我节食的年轻女士。我会感觉到她是怎样的人以及她的潜能是什么，并且我会希望她成为自己、发挥潜能。或者做到两者中任何一点。 我敢肯定我们的接触会在诸如下列主题中开始：“我很沮丧，但它没有原因。”“我不能忍受孤独，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恨自己变胖，我不得不苗条，但我同样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真的爱这个学生，但我不相信它会是一个明智选择。我的父母认为他不适合我。”当我理解了这些情感并接纳了她有权感受到这些情感时，其他态度会尝试性地、令人害怕地出现：与未婚夫分手使她感到失望；她曾经深爱过他，现在仍然如此；她对父亲的憎恨（一种令她非常恐惧的情感）。慢慢地，逐渐地，她就会发现自己能够体验，能够对父亲既爱又恨，对我既爱又恨，既害怕又渴望独立生活，既渴望是个男人又渴望是个女人，既渴望成为一个丰满、充满活力、令人满意的妻子又渴望成为一个苗条、聪颖、积极进取的社会改革家。她不仅能体验到饥饿感和美美进餐让自己丰满起来的渴望，还能体验到害怕自己变胖、变丑，被朋友嘲笑。她会说、而她也的确说过：“我害怕自己。害怕每时每刻会毫无防备出现的那些感受，”渐渐地，她能够坦然体验这些情感了，它们都是她自我的组成部分。 她会发现其中一些情感的确是非常令人害怕的。令人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发现和体验在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和令人兴奋的事。另一个人，我的一名当事人，在一段话中表达出了这种认识，埃伦很可能也会这样说。她说： 我经历了所有的恐惧感……似乎真的就像是我被四分五裂、不堪一击……不过，我仍然还有一种力量感……我现在是从内心感受到了它，一种波涛汹涌感，或者是力量……真正巨大而强壮的某种东西。不过最初它几乎就是一种身体上的单独感。类似于从一个自己一直依附其上的支撑物上割离开来……（停顿。）我感到现在自己打算开始去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例子说明了我所说的在安全的关系中充分而接受性地经验一种情感是什么意思。根据我的判断，它代表了一种改变的时刻——可能是生理上的、不可逆转的改变。如果埃伦以一种类似方式经验了自我的这些不同隐秘方面。那么她就会发现自我正在改变。这一次，浮现出的改变了的自我会建立在她的机体反应和内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他人的价值观和期望为基础。 她会发现不必再与自己的本性和情感抗争了。此外，她会发现当自己能以开放性的态度对待所有经验时——不仅包括自身内部经验，还包括对他人的要求和态度的经验——她就有了一个赖以生活的基础。她会发现，如果能开放地对待自身经验并敏感地倾听它的意义，那么这些经验就会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指导。 这并不是说治疗过程会是一帆风顺的。作为一个人——有时要反对她的父母，有时要顶住社会压力，并经常要在后果尚未明确时做出选择——它会是痛苦的、代价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但它会是非常珍贵的：成为自已值得付出巨大代价。它还会有其他许多珍贵的方面。 在治疗关系中，当自我完全被接纳后，她会发现与自我进行更完全的沟通是安全的。她会发现自己不再有孤独和疏离感，另一个人能够理解和分享其体验所具有的意义。她同样还会发现，在该过程中她与自我成为了朋友——自己的身体、情感和渴望不是敌人而是自我中友好而积极的部分。她不必再说出那些绝望的话：“我在与自己本性的抗争中痛苦地煎熬。”她的两种根本疏离感也会消解。她会与自我形成一种良好的沟通关系。她同样还会发现在一种关系中完全成为自我是安全的。结果就是，她会发现自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更多地保持了自我，并且再次发现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保持真我并不是危险而不安全的，而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根据我的判断，通过这种过程玻璃墙就会瓦解。她会发现生话是其有冒险性的，而且常常令人痛苦。她会发现自己如何做才能最好地调和那些复杂而相互矛盾的情感将使她永远困惑。但是她会充满活力而真实，并与自我和他人保持接触。她会自己解决现代人最大的孤独感。 我自信而乐观地描述了如果埃伦有机会接受以人为中心治疗，可能会有什么结果，我不会为此而感到抱歉。我的经验使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敢肯定她是否会获得我所指出的那样大的进展，但是如果我能创造出一种人与人的治疗关系，那么她会朝向该方向发展的，对此我毫不怀疑。 就我自已而言，我从埃伦的案例中也有所收获。首先，我们把人当做物体对待的各个方面——无沦是诊断、分折，还是理解——我们都是从我们的治疗目标上来考虑的。这种把人物化的做法对于生理疾病是有帮助的，但并不能成功地治疗心理疾病。只有当我们作为个体与他们有联系，在关系中以个人身份出现，并站在他们的立场去体验，才可能会取得成功。只有这种深层次的接触才能消除当事人与治疗师之间的陌生感。
六、迈向现代价值之路：成熟个体的价值判断过程（选）
价值观问题在今天备受关注。几乎在每个国家，年轻人都对其价值导向深感困惑；与宗教相关的价值观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影响；每种文化中阅历丰富的个体似乎都对自己所尊敬的目标感到不确定和困惑。要找到原因并不难。世界文化，在所有方面，似乎都在逐渐变得科学化、相对化，我们过去所接受的那种严格的、绝对的价值观显得不合时宜了。也许更重要的是，实际上现代个体从每个角度都受到了分歧的、互相矛盾的价值观的冲击。人们已经不再可能像不太遥远的过去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祖先们或所属团体的价值体系，并且不对该体系的本质和假设进行考察而过完自己的一生。 在这种情况下。旧的价值导向似乎处于一种分裂或崩溃的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质疑是否存在，或者能否有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人们时常感到，在现代世界中，我们也许已经不再可能具有任何普遍的或跨文化的价值观基础。这种不确定和困惑所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人们逐渐关注、感兴趣并寻找一种能在当今世界站得住脚的、健全或有意义的价值观方法。我也关心这个问题。我还在自己的领域——心理治疗中体验到了更具体的价值观问题。在治疗中当事人的价值观情感和信仰经常发生改变。他或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他们是否朝着一种健康的方向改变呢？或者如有些人所宣称的他只不过是接受治疗师的价值体系呢？心理治疗仅仅只是治疗师不自觉地将自己未被承认的、未被考察的价值观传递给深信不疑的当事人的工具吗？或者这种价值观的传递应该是治疗师公开的目的吗？他应该成为维持和传授一种适合当今社会的价值体系的现代牧师吗？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应该是怎样的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已经有许许多多，从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如格莱德所提出的观点到更具思辨性的争论。整个文化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常在被称为治疗关系的文化小系统中痛苦而又具体地明显表现出来，事实常常就是如此。 我愿意尝试去寻找一种适当的方法来解决这整个问题。我观察到随着个体从婴儿成长为成人，他的价值观方法发生了改变。我观察到，如果他很幸运地继续朝向真正的心理成熟发展，进一步的改变会发生。许多这种观察都源自于我作为一名治疗师的经验，它使我有大量机会看到个体如何走向一种更丰富的生活。根据这些观察，我相信自己看到了些指导性线索，它可能提供一种价值判断过程的新概念，在现代社会更站得住脚。 需要强调的是，我进行这些观察的观点角度并不是一种学者或哲学家的：我说这些话依据的是我对运转着的人的经验，我与他共同度过了治疗的亲密经验，并且与他共同度过了成长、改变和发展等其他情境。 一些界定 在给出这些观察前。也许我应该说明我所指的价值观是何含义。已经使用的界定有很多，但是我发现查尔斯·莫里斯所做的一些区分是很有用的。他指出价值观是一个应用于不同方面的术语。我们用它来指代任何生物在其行为中所表现出的对某种事物更偏好的趋向性。他将这种偏好行为称为操作价值观。它不必涉及任何认知的或概念性的思考。它只是当机体选择某物而拒绝另一物时在行为上所表现出的价值选择。当放置在一个简单的Y形迷官里的蚯蚓选择光滑的一侧分支而不是铺着砂纸的一侧分支前进时，它表现出的就是一种操作价值观。 该术语的第二种用法可以称为构想价值观。这是指个体优先考虑一种象征化了的事物。在这种优先选择中，通常会对导向该象征化事物的行为后果有所期望或预见。例如选择“诚实是最佳之道”就是这样一种构想价值观。 该术语的最后一种用法可以称为外界价值观。当人们希望自己所说的话受到外界赞同，而不管自已是否的确有此感受时，使用的就是此含义。我要说的几乎根本不涉及最后一种界定。我关注的是操作价值观和构想价值观。 婴儿的价值评判方式 让我首先来说说婴儿。活生生的人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清晰的价值评判方式，他偏好某些东西和经验，而拒绝另外一些。我们从研究他的行为中就能够推断出，他偏好那些维持、促进或实现其机体的经验，并拒绝那些不能达到这些目的的经验。观察他一会儿： 对饥饿的评价是消极的。他常常大声而清楚地将这一点表达出来。 对食物的评价是积极的。但获得满足后，他对食物的评价就变成消极的了，刚才他还如此渴望的相同的牛奶现在则会被吐出来，或者刚才还让他满意的乳房现在则会遭到拒绝，他把头从乳头移开，脸上带着一种有趣的讨厌和嫌恶的表情。 他喜欢安全感，以及与安全感有关的拥抱和呵护。 他因为新经验本身而喜欢它，我们可以从他很高兴发现自己的脚趾、到处摸抓探索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中发现这一点。 他明显不喜欢疼痛、苦味和突然发出的巨大声响。 所有这些都很平常，但是让我们看看这些事实都告诉了我们哪些与婴儿的价值评判方式有关的东西。首先它是一种灵活的、不断改变的价值评判过程，而不是一种固定的体系。他喜欢并讨厌同一种食物。他喜欢安全感，但又喜欢新经验。这些最好被描述为一种机体价值评判过程，在该过程中他所经验的每个成分，每个时刻被权衡、选择或拒绝，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此刻它是否使机体得以实现这一标准。这种复杂的经验权衡明显是一种机体性的而不是意识的或象征性的功能。这些是操作价值观而不是构想价值观。不过该过程却能够处理复杂的价值问题。我想你们可能还记得这样一个实验，即在婴儿面前放有20种或者更多的天然食物。一段时间后，他们明显地倾向于喜欢那些有助于自身的生存、成长和发展的食物。如果一个小孩在一段时间内专门进食了淀粉食物，那么这种状况便会为蛋白质的大量吸收而得到平衡。如果有时他选择的食物中缺乏某种维生素，那么他随后会选择那些富含这种维生素的食物。他在价值选择中运用了身体智慧，也许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其身体的生理智慧指导着他的行为，结果导致我们可能会认为是客观健全的价值选择。 婴儿进行价值评判的另一方面是，评价过程的根源或地点明确地在于他自身内部。与我们许多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并且这些价值选择的根源严格地存在于他自己内部。他就是价值评判过程的中心，他自己的感觉为选择提供了依据。这时他不受父母认为他应该选择什么的影响，不受牧师的影响，不受该领域最新“专家”观点的影响，也不受广告公司花言巧语的影响。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其机体用非语言的方式在说：“这对我有益”，“那对我有害”，“我喜欢这个”，“我很讨厌那个”。他会嘲笑我们对价值观的关注，如果他能理解的话。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什么对自已有益、什么对自己有害呢？ 价值评判过程的改变 这种高效而基础健全的价值评判过程发生了什么呢？是什么事情导致我们将它代之以大多数成人所采用的更僵硬、不确定、无效率的价值评判方法呢？我将力求简洁地叙述我认为它发生的主要方式之一。 婴儿需要爱，渴望它，趋向于做出那些会使这种期待中的体验再次出现的行为。然而这就使问题复杂了。他扯小妹妹的头发，听到她的尖叫和抗议让他感到很满意。随后他就会听说自己是“一个淘气的坏孩子”，而且这还会被打手所强化。他没有得到关爱。如果这种经验一再重复，许许多多其他人都这样，那么他就逐渐学会了“感觉良好”的东西在其他人眼里常常是“坏的”。随后下一步发生了，他会如同其他人一样对自已采取相同的态度。现在，当他再扯妹妹的头发时，他会严肃地对自己说：“坏孩子。”他正在内化他人的价值判断，将它转化为自己的。他已经抛弃了自身机体的智慧，放弃了评价的根源，试图在行动上遵照他人设定的价值评判标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继续获得爱。 再以一个较大年龄水平为例。一个男孩尽管可能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却感觉到，如果自己想成为一名医生而不是艺术家，就会得到父母更多的爱和称赞。逐渐地他将成为一名医生更好的价值观内化了。他从根本上开始希望成为一名医生。随后在大学里尽管指导老师相信他有能力通过化学课，但他却为自己化学考试总不及格而苦恼，而要想成为一名医生化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咨询会谈中他才开始认识到自已完全与自身的机体反应、与自身的价值评价过程失去了接触。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它来自于我教的一个班——一群未来的老师。我在课程开始前要求她们：“请列出两三条你最希望传递给自己将要接手的孩子们的价值观。”她们列出了许多价值观目标，但其中一些让我感到惊讶。有一些如“正确地说话”，“用规范英语，不要用ain’t之类的词”。其他人提到了整洁——“根据指示办事”；一位老师解释她的希望是“我告诉他们将名字写在右上角而将日期写在名字下时，我希望他们就那样做，而不写成其他形式”。 我承认自己感到有些恐惧的是，在这些女孩中有些人竟然认为将要传递给学生的最重要价值观是避免语法错误，或者认真听从老师的指示。对此我感到困惑不解。当然这些行为在她们自己的生活中未曾作为最令人满意和有意义的成分而被经验过。她们列出了这种价值观只能由一个事实来解释，即这些行为获得过赞许——并由此内化为自身极其重要的价值观。 也许这些事例表明了个体为了获得或维持爱、赞许和尊重，放弃了婴儿时代自己内部的评价标准，转而依赖他人的标准。他学会了基本不信任自身经验可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从他人身上学到了大量的构想价值观，并采纳了它们，尽管它们可能与自身经验存在巨大差异。由于这些概念没有建立在他自己的价值评判基础上，因此它们更倾向于僵化、刻板，而不是灵活机动。 一些内化模式 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正是以这种方式，积累起了我们赖以生活的内化了的价值模式。在当今这个极其复杂的文化里，我们内化为希望的或不希望的模式来自于各种根源并且在意义上常常十分矛盾。我将列举出一些人们普遍接受了的内化模式。 性欲和性行为多半都是不好的。形成这种内化的根源有许多——父毋、教堂、教师。 不服从是不好的。父母、教师与军队共同强调了这一观念。服从是好的。毫无疑问的服从甚至更好。 赚钱是最好的。这种构想价值观的根源要说起来简直是大多了。 不断学习书本知识是很好的。 为了娱乐而浏览或漫无目的的翻阅是不好的。这两种观念的根源在于学校和教育体系。 抽象艺术，或“时髦”艺术是好的。被我们称为行家的那些人是这种价值观的发动者。 共产主义是绝对不好的。这里政府是主要根源。 爱你的邻居是很好的。这一观念来自于教堂，也许来自于父母。 合作和小组工作好于独自单干。这里同伴是重要根源。 欺骗是聪明的表现，是期许的。同伴再一次是根源。 喝可口可乐、嚼口香糖、电冰箱和汽车是完全期许的。这种观念不仅来自广告，而且也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强化。从牙买加到日本，从哥本哈根到九龙。“可口可乐文化”已经被认为是最期许的。 这只是无数构想价值观中的一个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样本，个体常常将这些价值观内化，并将它们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却从未思考过自身内部机体对这些模式和事物的反应。 成人价值评判的一般特点 我相信从以上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般成人——我感到自己在说我们大多数人一一的价值观方法都具有以下特点： 其大多数价值观都是从其他重要个体或群体内化而来的，却被当做了自己的。 大多数事件的评价标准在于他自己之外。 其价值观的设定标准在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使自己获得爱或被接受。 这些构想价值观与其自身的经验过程要么根本毫无联系，要么联系模糊。 通常在其自身经验和这些构想价值观之间存在广泛的、未被认识到的矛盾。 由于这些观念不能在经验中获得检验，因此他必须以一种僵化刻板的方式遵从它们。其他选择会导致其价值观的崩溃。由此其价值观是“正确的”——就像永不变更的莫迪斯法典和波斯法典。 由于它们是无法检验的，因此也就没有解决矛盾的现成办法。如果他从团体中获得观念认为金钱最重要，而从教堂中获得观念认为爱自己的邻居是最高价值观，那么他会无法发现哪个对自己更有价值。因此，现代生活的一个普遍方面就是生活在完全矛盾的价值观中。我们平静地讨论着向俄国投掷一枚氢弹的可能性，但随后却发现自己看到一个小孩受苦的头条新闻时双眼已噙满了泪水。 由于他已经将评价标准从自己转到他人身上，并且与自己的价值评判过程失去了接触，因此他对自己的价值观深深缺乏安全感，并且这种价值观也很容易受到威胁。如果某些这样的观念遭到了破坏。什么来取而代之呢？这种威胁的可能性使他更加僵化或困惑地，或者既僵化又困惑地固守着这些观念。 基本的差异 我相信这里所描述的个体代表着我们大多数人，他的大多数价值观都是内化而来的，被他作为固有观念而遵守着，很少进行检验或测试。我们将他人的观念转化为自己的，而与自身功能的潜在智慧失去了联系，失去了对自我的信心。由于这些价值观的构成常常与我们的自身经验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我们在某种非常根本的方式上与自我分离开来，而这是造成许多现代人感到紧张和不安全的原因。个体观念与其实际经验之间、个体价值观知性结构与其内部未被认识到的价值评判过程之间的这种根本差异——这是现代人与其自身的根本疏离的一部分。这是治疗师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恢复与经验的接触 一些个体幸运地超越了我刚刚描述的那种情况，在心理成熟上获得了更好的发展。在心理治疗中我们努力提供一种有利于个体心理发展的氛围。在生活中我们同样也能看到这种心理成熟的发展，不论生活是否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治疗氛围。我将集中探讨自己在治疗中所看到的这种价值观取向的进一步成熟。 首先让我附带说明一下冶疗关系并不是与价值观无关的。事实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当它最有效时，它具有一个基本价值观：即此人，这个当事人，是有价值的。作为一个人他具有独立性和独特性。只有当他感觉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时，他才能逐渐开始看重自已与众不同的方面。最重要的是，尽管最初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他能够开始感觉自已内心正在发生着什么，自己此刻的感觉，自己的体验，以及自己如何反应。他运用自身经验来直接指导自己形成准确观念并指导自己的行为。根德林曾经精彩地描述过它发生的方式。随着他的经验对他越来越开放，随着他能够在自己的感觉过程中越来越自由地生活，他的价值评判方法就会发生显著的改变。它开始具有许多婴儿时期的特征。 与经验有关的内化了的价值观 通过回顾我所给出的一些内化了的价值观的简单例子，并且指出当个体接近自己内部经验时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我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治疗中的个体回顾过去并认识到：“但是我喜欢扯妹妹的头发这并不就让我变成坏人。” 当他更接近自已的体验后，化学总不及格的学生认识到“我并不看重当一名医生，尽管我父母这样；我不喜欢化学；我不喜欢为成为一名医生而步步前进；有这些感觉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个失败者。” 成人认识到性欲和性行为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并令人回味无穷，也可以是肤浅、短暂、令人不满意的。他跟随自己的体验，而它常常与社会规范不相符。 他用一种崭新的价值观方法来看待艺术。他说：“这幅画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感触颇深。一幅抽象派作品也会如此，但是我看重它并非因为它是抽象派作品。” 他认识到有时自己的合作经验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而有时则希望独自一人单独行动。 成熟个体的价值评判 更成熟的个体发展出的价值评判过程在某些方面与婴儿期非常类似，而在某些方面则大不相同。根据特定时刻以及对该时刻所经验到的有益和可能实现的程度，它做出灵活而变通的反应。价值观不是被僵化地遵从，而是在不断变化。去年还有意义的图画现在已不再有趣，与他人共同工作的方式以前感觉还不错而现在似乎不再合适了，那时看来正确的信念现在只有部分是对的或者可能错了。 这种人对经验进行价值评判的另一个特征是高度区别性，或用语意学家的话说，具有延展性。如同我的未来教师班中的成员所学到的那样，一般原则不如敏感的区别反应有效。一个成员说：“面对这个小男孩，我就是感到自己应该非常严厉，而他似乎也欢迎那样，我对自己那样做感觉良好。但是在人多数时间里面对其他孩子时，我根本就不那样。”她根据自己与每个孩子的关系经验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我在举例时就已经指出过，这种人的反应与先前相当僵化单一的、内化了的价值观相比，具有大得多的区别性。 另一方面成熟个体的方法类似于婴儿的方法。评价标准再次牢固地建立在个体内部。提供价值评判信息或反馈的正是他自已的经验。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接受可以从其他途径获得的所有证据，但是这意味着会以它本身面目接受——在证据之外——并且它不如其自身反应有意义。这样，可能有位朋友告诉他某本新书很令人失望，他看了两篇对该书的消极评论。由此他初步假设自己不会高度评价这本书。然而如果他看了这本书，他的判断将会以自己的感受为基础，而不是其他人的话。 该价值评判过程还涉及让自己立即进入当前经验中，努力去感受和澄清其中所有的复杂意义。我想起了一位当事人，当他在治疗快要结束了却被某个问题难住时，就会把头埋在手里说：“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我想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安静而耐心地等待，倾听自己，直到他能够分辨出自己此刻经验的确切滋味是什么。与其他人一样，他正在试图接近自己。 在接近自我内部经验时，该过程比婴儿时期要复杂得多。对于成熟的人，它所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因为在此刻经验中要回忆起过去的所有相关知识。此刻不仅仅只有当前的感觉，还有过去类似经验的意义。其中蕴涵着新旧两种经验。所以当我经验一幅画或一个人时，我的经验中包括了我过去面对图画或人时所积累下来的知识，以及这次特定的经历带给我的新影响。同样，对于成熟的人，经验还包含了对结果的假设。“我现在感到自己很想再痛饮一杯，但是过去经验表明我会在早上后悔的。”直接表达出我对这个人的消极情感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过去经验表明在一种持续关系中这样做从长远来说是有益的。”过去与未来共存于这一时刻并进入到价值评判中。 我发现在我谈及的这种人身上（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与婴儿的相似性），价值评判过程的标准是经验的物体在多大程度上使个体获得自我实现。它使他更丰富、更完整、发展更完全吗？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种自私的或非社会化的标准，但事实却证明并非如此。因为与他人的深层帮助关系被经验为实现自我。 与婴儿一样，心理成熟的人相信并使用其机体智慧，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有意识地这样做。他认识到如果自己能相信自我的一切，那么其感受和直觉会比意识更明智，而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也会比仅仅运用思想更敏锐和准确。因此他会毫不畏惧地说——“我感到这种经验（或这件事，这个方向）是好的。也许以后我会知道为什么我感到它是好的。”他信任自我的全部。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成熟个体的这种价值评判过程并不容易或简单。该过程是复杂的，做出选择常常是十分困难和令人迷惑的，而且也不能保证所做的选择就一定会促进自我实现。但是由于个体能够接受任何存在的证据，由于他对自身经验是开放的，因此错误是可以更正的。如果选择的一种行动无益于促进自我，那么他就会感觉到，并能够做出调整或修正。他能够进行最大限度的反馈交流，因此就像船上回转仪的罗盘一样，他能够不断调整方向，朝着更能成为自己的方向发展。 与价值评判过程有关的一些命题 我将通过叙述包括了该观点基本要素的三个命题，来进一步说明以上论述部分的含义。虽然不可能设计实验研究来全部考察这三个命题，但是通过科学方法对每个命题进行一定程度的考察还是可能的。还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在论述这些命题时语气是肯定的，但这只是为了表达清晰，实际上它们显然只是尝试性的假设。 1.人类个体内部存在一种实现有组织的价值评价过程的机体基础。 假设这种基础是人类与动物世界中的其他物种所共有的。它是任何健康机体的生命功能中的一部分。它是接收反馈信息的能力，它使机体能够不断调节自己的行动和反应，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提高。 2.如果个体对自身内部经验持开放态度，那么人类的这种价值评判过程会有效地促进自我提高。 我已经尝试着举出了两个例子来说明接近自身经验的个体：尚未学会有意识地否认自身内部过程的婴儿；新发现了这种开放状态优点的心理成熟者。 3.帮助个体对经验形成开放态度的一种方法是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称赞，在这种关系中他的内部经验获得了同感理解并受到了重视，在这种关系中他能够自由地经验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并丝毫没有威胁感。 该命题显而易见来自治疗经验。它简洁地描述了治疗关系的基本特征。 与价值评判过程结果有关的命题 现在到了任何价值观理论的关键部分。其后果是什么？对于这个新领域，我想就该价值评判过程所导致的行为特征开门见山地提出两个命题。然后我会从自己作为治疗师的经验中提供一些证据来支持这些命题。 4.在那些对自身经验正在形成更开放态度的个体身上，存在一种价值导向的有机共同性。 5.这些共同的价值导向是为了促进个体自身的发展。促进其所在团体中他人的发展，并且有利于其种类的生存和进化。 在我的经验中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如果在治疗中尊重个体，让他有更多的自由去感觉和发展，那么就会出现某些价值导向。这些价值导向不是杂乱无章的，相反却具有令人惊讶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与治疗师的人格无关，因为我曾经在人格迥异的治疗师所接待的当事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似乎也不是任何一种文化影响所造成的，因为我曾经在各种下同的文化中看到这种导向性，如美国、荷兰、法国和日本。我认为这种价值导向的共同性原因在于我们都属于同一种类——就如同某个人类婴儿个体倾向于选择与其他人类婴儿和类似的食物，治疗中的某个当事人个体会选择与其他当事人相类似的价值导向。作为一个种类，可能某些经验成分能促进个体的内部发展，并且个体在真正自由选择情况下都会选择这些经验成分。 我将指出这样一些价值异向，它们是我在当事人朝向个人成长和成熟的发展过程中所看到的。 他们倾向于抛弃虚假外表。伪装、防御、面具倾向于被消极地评价。 他们倾向于抛弃“应该”。消极地评价“我应该做或应该这样那样”这种强迫性情感。当事人抛弃了自己“应该怎样”的想法，不论是谁发出了这个命令。 他们倾向于不再迎合他人期望。消极地评价为了取悦他人而取悦他人。 积极地评价做到真实。当事人倾向于成为他自己，体验自己的真实感受，成为本来的我。这是被极其偏好的。 积极地评价自我导向。当事人发现自己在做选择、指导自已的生活方向时变得更加自豪、更有信心了。 开始积极地评价个体的自我，个体自己的感觉。最初当事人轻视和绝望地看待自我，而现在则开始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反应都是值得尊重的。 积极地评价过程。最初当事人渴望达到某种固定目标，而现在则开始喜欢发展潜力的过程所带来的兴奋感。 也许最重要的是，当事人开始对自己所有的内部和外部经验持一种开放态度。以一种开放、敏感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内部反应和情感，他人的反应和情感，以及客观世界的现实——这是他明显喜欢的一种导向。这种开放性成为了当事人最有价值的资源。 积极地评价对他人的敏感性和接纳性。当事人开始欣赏他人的真实自我，就如同他开始欣赏自已的真实自我一样。 最后，积极地评价深层关系。与他人建立一种亲密、真实、完全沟通的关系是每个个体的一种深层需要，它被高度地评价。 这些是我在朝向人格成熟发展的个体身上观察到的一些被偏好的导向。尽管我敢肯定以上所列内容是不恰当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不准确，但是令我感到兴奋的是它们很可能存在。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我发现有意义的是，当个体被作为人而受到珍视时，他所选择的价值观并不包括所有可能性。在这种自由氛围中，我没有发现有人重视欺骗、谋杀和偷窃，有人重视自我牺牲，而有人却只重视金钱。与此相反，似乎存在一种深层的、隐藏着的共同性。我敢相信，当人类完全有自由选择自己深为珍视的东西时，他会选择那些能够促进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成长和发展的事物、经验和目标。我假设，当人类机体处于一种促进成长的氛围中时，其特点就是选择这种自我实现和社会化的目标。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在任何文化中，如果使个体处于一种作为人而被重视和尊重的自由氛围中，那么成熟个体就会选择和偏好这些相同的价值导向。这是一个能被检验的极有意义的假设。它意味着尽管我所谈到的个体可能没有一个连贯的或者稳定的构想价值观，他内部的价值评判过程中也会出现具有跨文化、跨时间的连续性的价值导向。 我发现的另一个含义是，出现了我所描述的灵活价值评判过程，并且价值导向一般符合以上我所列出的那些个体，他们在人类进化的持续过程中是高度有效的。如果人类要想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他就必须更好地适应新问题、新情况，就必须从全新而复杂的情况中选择出哪些对发展和生存有价值，就必须在选择时对现实有着准确认识。我相信，心理成熟的个体就如同我所描述的那样，具有一些品质，而这些品质能使他重视那些可能促进人类生存和提高的经验。他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会是一个有价值的参与者和引导者。 最后，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价值观的普遍性这个问题上，但是路线却不同。并没有一种普遍价值观“就在那儿”，也不是某个团体——哲学家、统治者或牧师——所强加的一种普遍价值系统，而是从人类机体经验中可能产生出普遍的人类价值导向。治疗中的证据表明，当个体接近自身机体的价值评判过程时，个人的和社会的价值观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并被经验。我的观点是，尽管现代人已经不再相信宗教、科学、哲学或任何信仰系统能给予他价值观，但是他在自己内部可以发现一种机体价值评判基础，如果他能重新学会与这种基础进行接触，那么事实会证明这种基础是解决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的复杂的价值观问题的一种有组织的、可采纳的社会性方法。 总 结 以上我试图呈现出自己在心理治疗经验中所进行的一些观察，它们与人类寻找一些令人满意的价值评判方法的基础有关。 我描述了婴儿是如何直接进入一种与其世界的评价互动，欣赏或拒绝那些对其自我实现有意义的经验，并且运用他那虽然弱小但却复杂的机体所具有的智慧。 我认为，我们似乎丧失了这种直接评价的能力，而我们的行为方式或行动所依据的价值观是它会给我们带来社会赞许、关爱和尊取。为了获得爱，我们放弃了价值评判过程。由于现在我们生活的中心在于他人，因此我们感到恐惧和不安，而且必须严格依附于我们已经内化了的价值观。 但是如果生活或治疗为我们提供了条件来促进持续的心理成长，我们就会朝着某种精神性前进，发展出一种既具婴儿的直接性和灵活性、又在内涵的丰富性上远远超出的价值观方法。在我们与经验的交互作用中，我们再次成为了价值评判的根源。我们偏好那些从长远来看会使自己获得提高的经验，我们充分利用认知学习和功能的丰富资源，但同时也相信自己的机体智慧。 我指出这些观察导致了某些基本论断。人类自身内部具有一种进行价值评判的机体基础。如果他能自由地与自己内部的这种价值评判过程进行接触，那么其行为方式就会有利于自我提高。我们甚至知道有此条件能使他与自身经验过程进行接触。 在治疗中，这种对经验的开放性会导致一种似乎跨个体甚至也许是跨文化的价值导向出现。用更老套的话说，与自身经验保持接触的个体开始重视一些价值导向，如真诚、独立、自我导向、自我了解，社会责任感、热爱人际关系。 我的结论是，当个体朝向心理成熟发展时，或更准确地说，当个体对自身经验变得更加开放时，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新的普遍价值导向。这种价值观基础似乎会有助于自我和他人的提高，并且会促进一种积极的进化过程。
七、我在两项研究中的收获（选）
我想说一个故事，它与我个人和我的职业生涯密切相关，而且我想它也与心理学领域有关。这个故事涉及一种设备的使用，我发展出这种工具来评估一个孩子的背景和当前状况，并帮助他规划未来。这种评估以过去为基础，却着眼于未来。因此，这个故事涉及使用该工具来看它是否能预测青少年未来的犯罪行为。它涉及了一些发现。而这些发现曾令我如此惊讶，以至于我无法相信它们。因此这项研究曾有一段时间被我束之高阁。所以它涉及两年后对该研究的重复——而重复研究验证了所有主要发现。直到那时，我才准备相信这些发现。这些发现具有一种特性，如果认真对待这种特性的话，那么它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社会政策。并且，最后，这些发现使我将自己的毕生事业投入到心理治疗领域。因此这些是我为何要讲述这个故事的部分原因。 方法：发展和早期应用 一定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我发展出了一套儿童状况评估系统，我称之为“成分因素法”，其目的在于为儿童行为诊断提供一种更好的方法，而不是在我看来徒劳无用地给儿童行为贴上各种标鉴。它以个案史研究和8个因素的分级为基础。分级是为了显示出个体因素是否有损于儿童健康，或者它是否有助于儿童健康正常的调整和行为。 一些相关因素有：家庭生活质量和影响；儿童健康史或身心状况；经济文化背景和影响；儿童的智力发展；少年的社会经验；遗传因素；教育影响。 我那时认识到，自己的观点是相当决定论的。在我看来，这7个因素的确解释了行为。然而，我的确将另一个内部因素也包括在了其中——儿童自我理解、自我洞察的程度；对自我的现实接受和对身处其中的状况的现实评价；对自我责任感的接受。所有这些都包括在那第8个因素中。 “成分因素法”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能评估儿童的状况，而且还能进一步指出哪些因素是可改变的而哪些是不可改变的，从而有助于制定一项治疗计划。尽管我们对儿童的遗传有些无能为力，但我们可以干预儿童的社会经验；我们可以干预家庭环境；我们有希望干预自我理解。所以在个案中，我们可以决定，哦，显而易见，这个因素确实是无法改变的，但另一个因素却可以改变。我现在仍然认为它是分析个体可能性的一种非常敏锐的方法。我从未对它进行太多整理。我不敢肯定我们是否曾大量使用过它，即使是在发展出它的罗切斯特儿童研究所。噢，对该工具本身的发展已经谈得够多了。1937年我曾将它相当透彻地写了出来。1939年它发表在我的著作《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中。 不过，也许在结束工具这个话题之前，我应该对它进行一点描述。例如，我记得等级是从-3到于+3，即0是平均数。对不同等级会给出一些举例，以帮助等级评定者使自已的评估标准化。例如，在遗传上，等级-3的例子是，“父母都是低能的”。在社会经验上，等级-3的例子是，“与兄弟姐妹或同学相处不好；爱争吵；虐待其他儿童并对小孩和动物很残酷；在尝试性社会调适机会中失败”。我假定最后一项指的是促进家庭安置——我不敢肯定。另一方面，社会经验为等级+2给出的例子可能是：“参与小组游戏；朋友们不是少年犯；与他人相处良好；受到邻居和老师同学们的喜欢；收集了一些不错的邮票；有三个很要好的朋友。”我不敢很肯定收集邮票与这有何关系，但是也许这使人感到这些分级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粗糙的，不过它们是对状况的整体评估。 以下是对自我洞察因素进行分级的一些实际例子。-3：“拒绝讨论其不法行为；不愿或不能讨论由家庭冲突导致的一些问题；否认自己应负的责任，即使在事实面前。”自我洞察的+2等级：“爽快地承认其不法行为；认识并接受父母间的对抗和拒绝；有计划并乐意合作；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坦白地说出事实；认识并理解母亲的变化无常以及她本人对个人责任感的需要；在行为和制定未来计划上积极回应并合作。”也许这能使人们对分级的资料基础有一些了解。现在，下一步就是该工具在研究中的使用。 最初研究 当比尔·凯尔决定将成分因素法运用于其导师的研究中时，那一定是我在俄亥俄州最初的日子里。他决定看看该工具是否能预测少年犯的未来行为。他有大量的资料来源：哥伦布斯少年研究处。该处保存有多年来对少年犯的研究资料以及后来的缓刑报告。凯尔没有翻阅后续资料，而是考察了对155个少年犯的最初研究，并且根据成分因素法对其进行了分级。然后他翻阅了后续资料。这些个案中超过一半的后续资料不充分，但有7个个案具有最初研究和充分的后续资料。 通过运用这些后续资料，他对最初研究后个案在二三年内的调适进行了等级评定。我想，在这方面各等级是显而易见的。-3等级指那些违法行为还在继续并且加剧了的少年。+3指那些社会调适、教育调适令人满意、甚至也许非常不错的少年。然后他把两者放在一起。我可以说，整体而言，成分因素分析的总得分与后续资料之间存在很高的正相关，这表明它的确有某种优点。 毫无疑问，我们两人在研究开始前都对结果有一些想法。我十分确信，家庭环境在预测未来行为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想比尔也是这样认为的，或者社会经验可能是决定性因素。然而，结果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对自我洞察的相当粗糙的等级评定却最能预侧未来行为。它与未来行为的相关竟然是令人震惊的0.84，显著性水平为0.01。社会经验排列第二。相关为0.55，而家庭影响与未来行为的相关为0.64。 当时，我完全没有准备好相信这一发现。这也让我感到困惑。它表明20世纪40年代早期，虽然我已经涉足“治疗会谈”很深了，但一定还是认为决定儿童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外部的、外界力量决定个体将会出现何种行为。我简单地认为一定是研究存在漏洞。 值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这些等级评定的信度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研究——我想六位心理学家对这些个案的评定都是相同的——对于大多数因素，信度是合理的。它并不非常高，但却合理。自我洞察因素的信度最低，这再次使我认为它不会具有高预测性。于是，像以前的其他研究者一样，我把这些发现搁置一旁而简单地拒绝接受它们。我想一定是研究存在某种漏洞。我将它束之高阁。当然我并没有忘记它。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证 实 1942年比尔完成了导师的研究。两年以后，当时正在寻找研究题目的海伦·麦克内尔决定重复他的研究。她同样来到了哥伦布斯少年研究处。她挑选了一组新个案，完全与比尔的不同。在对背景进行等级评定、收集资料和评定后续行为方面，她完全遵循了相同步骤。附带提一下，我想我没有说这些都是违法的男孩和女孩，尽管男孩占绝对多数，少年犯通常都如此。她的样本与比尔的样本在年龄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平均年龄在14岁到15岁之间，年龄范围从8岁到17岁。其他因素也都相似。 她的研究在所有主要方面证实了比尔的研究。她得出的相关要低得多，这当时让我深感困惑。我不敢贸然地说我认为真正原因在于她不是一个感觉敏锐的等级评定者。她所有的等级评定倾向于聚集在一起，因此她没有得出高相关。但是，同样地，自我洞察出现在第一位，随后是社会经验；后面的排列就有些不同了。 我猜想，那时，弗吉尼娅·埃克斯兰正在进行游戏疗法，她所取得的成就中显示出的才华和天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已经做了更多的咨询工作，对其有效性也更信服。无论如何，我那时准备好了去相信这些发现。不过，有趣的是我并没有立即对这两项相关研究进行整理，我不记得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了。它发表于1948年；那是在我去了芝加哥之后。因此，现在我有两项研究都表明自我理解程度，自我接受程度，儿童能够接受其现实状态的程度，儿童对自我负责的程度——这些因素预测了未来行为。 然而，由于我如此强烈地相信家庭环境是决定性因素——这些孩子中有许多来自极端贫困家庭，正因为如此，他们许多人被安置到较好的家庭中——我想，“啊，这就是原因。让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来自贫困家庭而在后续时间里仍然留在那些家庭中的孩子们。”令我震惊而又无法相信的是，即使在这些个案中，自我理解仍然比家庭环境更具有预测性。 我为该研究而感到自豪。因为它是真正的研究。它的发现不是我所期望的。它的确教给了我某种极其重要的东西，尽管在一段时间里我不能相信这些发现。 意 义 我想强调一下当时的整个情况对我显得如此重要的一些原因。它对我个人很重要，因为一生中我不相信自己的研究发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而它就是其中之一。它在科学上也是一个重要事件、一位科学家发现了某种十分出乎意料的结果而导致他或她当时并不相信这些发现。它给我上了重要一课，使我认识到有时结果本身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当然，它如此重要，因为它是使我继续从事心理治疗事业的因素之一，该因素在预测未来行为上似乎最具意义。因此，我对当时的情况印象深刻，因为我感到它在社会性上非常重要——实际上，在其社会意义上具有某种革命性。 我想，大多数改变行为的努力——儿童和成人的行为——都倾向于集中在改变环境上。我的著作《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主要也是关于这些你如何改变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娱乐状况——通过特殊班级、特别辅导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的确都很重要。不过我想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用于治疗儿童和成人的经费使用情况，就会发现大量经费都用于了改变环境。而相对较少部分被用于改变个体自我概念。我们没有真正接纳这一事实，即个体看待自我的方式是预测其未来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因为伴随现实自我概念的是个体对发现自己身处其中的外界现实和情境的现实知觉。因此，直言不伟地说，如果这些发现被证实（尽管我并不相信，对这一关键性的稟性作过其他任何研究），我们就会极大地改变对待那些困境中的个体、问题儿童、少年犯、罪犯和各类偏离社会者的方式。 另一个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方面是：已有许多研究都是针对少年犯、惯犯等，这些研究人多数都让人很沮丧。它们表明来自恶劣居住环境和破裂家庭的儿童倾向于重蹈覆辙。这些令人沮丧的事实似乎表明未来希望渺茫。而另一方面，这些发现则在社会意义上十分具有希望。尽管我们承认对大量外界因素无法改变许多，但仍然有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通过我们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方法。通过小组治疗，通过个体治疗，通过老师在教室中持更好的态度。对于如何改变自我概念、自信、信任自己和自尊，我们知道许多方法，所以我们有一种颇具社会希望的方法来看待和处理越轨和违法行为。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从已发表的发现中画出了一些我想我会读的段落。谈到惯犯研究和少年犯们令人痛心的故事时（我应该补充的是当前研究并不完全与该结论相矛盾）。我们写道：“的确，不良遗传、有害的机体因素以及未受教育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调适不良。但意义重大的事实是，比其它所有因素都容易导致自然改变或有计划改变的因素——个体对自我和现实的接纳性——同样也对决定其未来行为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个体并非被塑造了他的、不可改变的力量所左右，该研究表明在其未来行为中最潜在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的，而不需要改变其身体或社会遗传、或其当前环境。最有力的决定因素就在于个体自身的态度中。” “该研究传达的最后一个含义是，如果个体对自我和现实的看法如此重要——其防御程度、自我接受程度、对现实的评价、独立性和计划性程度、客观进行自我批评的程度——那么该领域还需要大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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