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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人性（6-8）（选）
第六章 生活的准备（选）
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所有的精神现象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一确定目标的准备。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精神生活的构形中，我们可以看到为将来所做的不断的准备。在将来，个体的所有愿望似乎都能得到实现。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我们都必须经历这一过程。所有提到理想的未来状态的神话、传说和英雄传奇都与此有关。人们对曾经有一个天堂的坚定信仰，以及对这一进程的进一步的共鸣——人类将克服未来所有困难的愿望，都可以在所有的宗教中找到。灵魂不灭的信条，或灵魂的轮回转世，都是信仰灵魂能够达到一个新构形的明确证据。所有神话都是人们对幸福未来的希望从未放弃这一事实的见证人。 一、游 戏 在儿童的生活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它非常清楚地显示了为未来做准备的过程。这就是游戏。游戏不应被看作是父母或教育者们随意想出的主意，它们应被看作是教育的辅助，刺激儿童的精神、幻想、生活技能的培养。为未来而做的准备可见于所有的游戏中。儿童对待游戏的态度、他做出的选择以及他对游戏的重视程度，标示着他对其环境的态度、关系以及他将与同伴如何产生关联。他是否满怀敌意或是否友好，特别是他是否有成为支配者的趋向，在他的游戏中都表现得很明显。在观察正在做游戏的儿童时，我们能够看到他对生活的整体态度。游戏对所有的儿童都极其重要。儿童的游戏应被看成是对未来的准备。这些事实的发现应归功于教育学教授格罗斯，他在动物的玩耍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倾向。 但是，我们对于游戏的本质，用“准备”这一概念还没能穷尽我们所有的观点。最重要的是，游戏是一种社会练习，它能使儿童满足并实现其社会感。回避游戏和玩耍的儿童总令人怀疑他们是否能很好地适应生活。这些儿童高兴地避开所有的游戏，当他们被强行拉到儿童游戏的场所时，通常会破坏其他儿童的高兴情绪。骄傲、自尊不足以及对扮演不好自己的角色的害怕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一般地，通过对游戏中的儿童的观察，我们能非常肯定地确定他的社会感的总量。 企图优越于别人的目标，是游戏中另一明显的因素。它暴露了儿童想当指挥者和统治者的倾向。通过观察儿童怎样推使自己出人头地以及他多大程度上喜欢那些能为他提供机会、满足他想成为主角的愿望的游戏，我们就能发现这一倾向。几乎所有的游戏都至少含有下列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为生活做准备、社会感、对出人头地的奋力追求。 然而，在游戏中还有另一个因素，这就是儿童在游戏中表现自己的可能性。在游戏中儿童或多或少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表现受到他与游戏中其他儿童关系的刺激。有一些游戏特别突出这种创造性倾向。在为未来职业做准备方面，那些可能让儿童的创造精神得到锻炼的游戏特别重要。在许多人的生活经历中，他们童年时都给玩具娃娃做过衣服，后来他们长大了，便给成人做衣服。 游戏与灵魂密不可分。它可以说是一种职业，也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职业。因此，打扰正在做游戏的儿童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游戏决不应被看成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法。在为将来做准备这个目标方面，每个儿童多少都有点像个成人。因此，当我们了解了某一个体的童年，然后在对他做出评价时，就能更容易地得出结论了。 二、注意力和注意力分散 注意力是心灵的特征之一，而心灵位于人成就的最重要位置。当我们用自己的感官去考察我们身外或身内的某一特别事件时，我们会有一种特殊的紧张感，它并不延伸至全身，而是局限在某个感官，比如眼睛。我们已感到某些事物正在被准备着。以眼睛为例，视轴的方向就给了我们这种特殊的紧张感。 如果注意力引起我们心灵或运动组织某一部分的特殊紧张感，那么与此同时，其他部分的紧张感就会被排除在外。因此，一旦我们希望专注于某一事物，我们会希望排除所有别的干扰。就心灵而言，注意力意味着一种愿意在我们自己和确定的事实之间构架一座特别桥梁的态度，或意味着为进攻而做的准备，这进攻是出于我们的必需或是出于某种不寻常的情形——要求我们的全部力量都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 如果我们排除掉病人和弱智的人，每个人都有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但是不集中注意力的人也时常能发现。原因有几个。首先，疲劳和疾病是影响集中注意力能力的因素。其次，另一些人的注意力不集中是由于他们不想集中注意力，因为他们应注意的对象不适合他们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当他们考察某种与其生活方式适合的事时，注意力立即就苏醒了。注意力不集中的进一步原因可见于一种关于对抗的倾向之中。儿童很容易卷入这种对抗倾向当中，对于提供给他们的每一种刺激，他们往往回答“不”。因而，有必要把这种对抗变为不带偏见。教育者和教育手段的职责是将他必须学会的东西与他的行为模式联结起来，并使之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从而将这样的儿童争取教育过来。 有些人能看见、听见和感知到每一种变化。有些人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待生活；有些人则完全用他们的听觉器官；有些人则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注意不到，对可视的事物毫无兴趣。我们可能发现某一个体在其境遇会保证他获得最大的兴趣时仍旧显得注意力不集中，那是因为他较为敏感的感受器官没有得到刺激。 使注意力苏醒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种真正的、深深植根于世界的兴趣。兴趣所在的精神层面比注意力要深得多。如果我们有了兴趣，那么不言而喻我们也能集中注意力。只要兴趣存在，教育者就无须担忧注意力的问题。兴趣成了人们为明确的目标而掌握某个领域知识的一个简单工具。所有人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犯过错误，因此，当某种错误的态度在某一个体身上固定下来，注意力也同样会牵涉进去，从而会使注意力指向那些对生活的准备不重要的事情上去。当兴趣指向人自己的身体，或指向人自己的权力时，只要牵涉到这些兴趣，或只要有能赢得的东西，或只要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他都会注意力集中。只要某一新的兴趣没有取代对权力的兴趣，注意力就决不可能与体外的事物联结起来。我们能观察到，当儿童的被承认与否和重要与否受到怀疑时，他们会立刻集中起注意力。另一方面，当他们感到某事对他们“没有关联”时，他们的注意力会很容易消失。 注意力不够实际上意味着某人更愿意从某种要求他集中注意力的境遇中退出来。因此，说某人不能专心致志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很容易证明他很专心致志，只是他总是专注在别的事情上了。意志力和活力的欠缺与不能专心致志很相似。在这些病例中，我们常常发现倔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活力在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治疗并不简单，只有改变个体的全部生活方式才有可能成功。在这样的病例中，我们可以确信注意力不足只是由于他追求的是另外一个目标。 注意力不集中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性格特征是经常可见的。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个体，他们被派去做他们曾拒绝去做的工作.他们要么完成了其中一部分工作，要么完全逃避，结果他们总是成为他人的负担。他们这种持续的注意力不集中成了一个固定的性格特征，一旦他们必须去做某件要求他们做的事时，这个特征就会表现出来。 三、过失犯罪与健忘 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失犯罪指的是由于我们的疏忽，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导致个体的安全或健康受到了威胁。过失犯罪是注意力极不集中的一种现象。这种注意力不集中是建立在对自己同伴缺乏兴趣的基础之上的。通过观察儿童在游戏中过失的特征，我们可以断定儿童是否只考虑自己，还是也考虑到他人的权利。这类现象是衡量一个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感的明确标准。当社会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时，个体就极难对其同伴发生同样的兴趣，即使在惩罚的威胁下也如此；而一旦有了发展得很好的社会意识，这种兴趣就很明显了。 因此，过失犯罪等于有缺陷的社会感。然而我们不能太偏狭，免忘了去调查个体为什么对其伙伴不具有我们所期望的兴趣。 限定我们的注意力时，就会出现健忘，正如我们能够安排有价值的记忆的遗失。尽管有可能产生较大的紧张——即是说，兴趣——这种兴趣可能会由于心情不悦而被抑制，这时会开始记忆的丧失或减退，或至少由此得到影响。比如儿童丢失课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总是可以很容易证明，这是由于他们还没有习惯于学校的环境。时常丢失钥匙或把钥匙放错地方的家庭主妇，通常是那些还没有对家庭主妇这个职业变得“友好”的妇女。健忘的人通常都不愿公开反抗，然而他们对工作缺乏兴趣还是通过其健忘暴露了出来。 四、无意识 我们所描述的个体经常是那些没有意识到其精神生活现象的意义的人。注意力集中的人也很少能立即告诉你，为什么他能够即刻看清事物的全貌。某些精神机能在意识领域寻找不到；虽然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强迫注意力达到某种程度，但对注意力的刺激却不在意识之中，而存在于我们的兴趣当中，进一步说，存在于无意识的大部分领域当中。从其最大范围而言，这既是精神生活的一个方面，也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在一个人的无意识中寻求并找到他的行为模式。而在他的意识生活中，我们只能处理他的一个影像，一张底片。一个虚荣的女人通常对其在许多场合表现出的这种虚荣心毫不知觉，相反，她的行为只会使人明显地感到她的朴素。我们没有必要知道某人是虚荣的并且会继续虚荣下去。确实，试图让这个妇女知道自己的虚荣是相当徒劳的。因为，她要是能知道自己是虚荣的，就不会再继续虚荣下去了。我们通过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一些不重要的或毫不相关的事物，来获得某种夸张的安全感，从而看不见自己的任何虚荣。这整个过程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如果你试图和一个虚荣的人谈论他的虚荣，你将会发现很难就此话题谈论下去。他可能表现出避而不谈的倾向，转弯抹角，以免使自己烦恼。而这却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观点。他想玩弄小伎俩，而当有人漫不经心地试图揭穿他的小伎俩时，他立即采取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态度。 人们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了解自己的无意识生活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另一类是低于平均水平的人。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意识范围所达到的程度来区分这两类人。在许多病例中，我们将很巧合地发现第二类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活动的很小范围，而第一类人则注意活动的多层范围，他们对人、事物、事件和观念都有很大的兴趣。那些感到自己被推入绝境的个体自然只满足于生活的一块小断面，因为他们对生活是陌生的，他们无法像那些遵守规则进行比赛的人，清楚地看到生活的问题。他们交不到好的队友。他们不能理解生活中较为美好的东西，因为他们对生活兴趣有限，他们只感知到生活问题中毫无意义的部分，他们害怕广阔的视野，因为这意味着个人权力的丧失。就个体生活中的事情而言，我们常能发现某一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能力一无所知，因为他低估了自已。我们还发现他也不熟悉自己的缺点。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而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只考虑自己利益的；反之亦然，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自私自利者，而进一步的分析则表明他实际上是个好人。你如何看待自己或别人如何看待你，实际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人类社会的总的态度。因为这决定着个体的所有愿望、所有兴趣和所有活动。 我们下面要探讨的还是两类人。第一类人过着一种更有意识的生活，他们用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生活问题，眼前没有什么障眼物。第二类人用一种具有偏见的态度看待生活，他们只能看到生活的小部分。这类人的行为和语言总是在无意识的方式中受到指引。两个这样的人同处，会发现生活中困难重重，因为他们总是互相对立的。这并非不同寻常。他们不对立才显得非比寻常。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对立面一无所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且摆出理由表明自己是保卫和平与和谐的战士。然而事实与此相违背。实际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带着对立的评论，从侧面攻击他的同伴，尽管他的攻击从表面看来并不令人注目。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他的整个一生都令自己沉溺在一种敌对和好战的态度中。 人类自身当中存在着某种一直起作用的力量，尽管他们对其一无所知。这些机能隐藏在无意识中，影响他们的生活，有时能造成痛苦的后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白痴》中己对这种病例作过精彩的描述，这成了后来的心理学家所举的奇特事例。在一次社交聚会上，一位贵妇人用嘲弄的口吻警告公爵（小说中的男主角）不要碰翻他身边那个昂贵的中国花瓶。公爵向她保证他会小心在意的。但是几分钟以后，花瓶倒在了地上，摔得粉碎。在场的没有人认为看到的只是一场意外的事故，他们都认为这是个必然的行动，相当符合公爵的整个性格，他认为贵妇人的话侮辱了他。 判断一个人时，我们不能仅被他有意识的行为和表现牵着鼻子走。他没有意识到的思想和行为的小细节常会给我们提供揭示他真实本质的更好线索。 例如，那些常做一些令人不悦的动作，诸如咬指甲或挖鼻孔的人不知道，这些动作暴露出他们是顽固的人，因为他们不理解将他们引向这些癖好的原因。然而，我们完全清楚有这类坏习惯的儿童一定常常受人训斥；如果他受到斥责还不改掉这些坏习惯，那他一定是个顽固的人！如果我们在观察中经验更为丰富，那么通过观察这类能反映整体存在的无关紧要的细节，我们就能得出关于任何人的非常深远的结论。 下面两个病例将向我们表明，无意识的事件保持在无意识当中对于精神系统是多么重要。人的灵魂有指导意识的能力，也就是说，从某种精神运动的出发将必要的东西保留在意识当中。反之亦然，它也使一些东西保留在无意识当中或使它变成无意识，只要这有助于个体行为模式的维持。 第一个病例是一个年轻人，母亲头胎出生的儿子，和他妹妹一起长大。他10岁时，母亲去世。从那以后，他的父亲，一个非常聪颖、善良、合乎道德的人，成了他们的教育者。这位父亲努力培养儿子的雄心壮志，激励他干一番伟大的事业。儿子成为班上的尖子生，发展得非比寻常的优秀。就他的道德品质和科学素质而言，总是名列前茅，这令父亲非常高兴，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期望儿子在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这段时间，这位年轻人也形成了一些令他父亲担忧并竭力想改变的性格特征。与此同时，男孩的妹妹也长大了，并成为他顽固的竞争对手。她也发展得很好，虽然她喜欢用自己的柔弱为武器去获取成功，从而以哥哥的牺牲为代价来提高她的重要性。在家务方面，她相当能干，这使她哥哥很难与她竞争。作为一个男孩，他发现很难在家务事上获得承认和显示其重要性，而这一切在其他领域能轻易获得。他父亲很快注意到儿子过着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这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变得愈加明显。实际上，他没有社会生活。他对所有的新相识都怀着敌意。这些相识中如有姑娘，他只会逃离。一开始，他父亲并没看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迹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儿子的社会反应已达到了几乎闭门不出的地步，甚至随意地散步也令他不愉快，除非是在黄昏将过时分。他变得如此封闭，以至于到最后他甚至拒绝与熟人们会面，虽然他在学校的表现以及对他父亲的态度仍是无可指责的。 当这种情形发展到没人能使他离家出门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他去看医生。几次诊断就发现了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这个男孩认为他的耳朵太小，因此所有人都会认为他很丑。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的观点被否决，医生告诉他，他的耳朵与其他男孩的耳朵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医生还向他说明，他是想利用这个借口从人群中抽身而退。这时，他又补充说他的牙齿和头发也使他显得丑。这显然也不是事实。 另一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他非比寻常地雄心勃勃。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雄心并相信是他的父亲培养了他的这个性格特征。父亲总是不断地激励他向前，使他能在生活中获得高位。他的未来计划的顶点，就是想要在科学领域扮演英雄角色。如果这个愿望不兼有逃避对人类、对其同伴承担义务的倾向，那么它不会这么值得注意。为什么这个男孩会用这类非常幼稚的理由作借口呢？如果这些理由是对的，就会证明他用警惕、焦虑的态度对待生活是合理的。因为毫无疑问，一个丑陋的人在我们的文明中会遭遇无数的困难。 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个男孩带着他的勃勃雄心追随着一个恃定的目标。以前他总是班上的第一名，因而他想一直保持这个第一。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一个人必须具有专心致志、勤奋刻苦这类素质。对他来说，这一切还不够。他试图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他可能会这样表达自已的观点：“既然我要出名，既然我将完全献身于科学事业，那么我必须排除一切不必要的社会关系。”但他既没这么说，也没这么想。相反，他找到他所谓的长得丑这类无关紧要的借口，并利用这个借口来达到他的目标。对这个无关紧要的事实的重视使它在他的计划中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它能保证他真正想做的一切变得合情合理。现在他所需要做的就是鼓起勇气为自己进行错误地辩解，夸大自已的丑陋，从而能够追求自己秘密的目标。如果他说自己希望像一个苦行的隐士那样生活，以实现他保持第一的目标，那么他的心思将被人一览无余，虽然在无意识里，他已决定献身扮演英雄角色的理想，但在意识层面，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目标。 他希望冒险牺牲生活中的一切，从而在某一时刻获得这个目标。如果他有意识地想到了这一点，公然拿生命中的一切作冒险，以使自己成为科学领域的英雄，那么他无法确信自己能否做到这一切。而借口说自己是个丑陋的人，不敢与人交往则仿佛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此外，任何人公然说自己想永远保持第一，永远最为出色，并乐于为此目标牺牲社交关系的人，都会使自己在同伴的眼中显得荒唐可笑。这将是一个太可怕的想法，一个人们想都不敢想的想法。有一些想法，人们是不能把它太公开的，这既是为了他人的缘故，也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男孩生活中的指导思想不得不保持在他的无意识当中。 如果我们现在确定无疑地指出他生活中的主要动机，并且向他指明他不敢正视存在于自身的一些倾向，是由于害怕失去他的行为模式，那么我们当然扰乱了他整个的精神机制。他曾不惜一切代价要阻止的事，现在发生了！他的无意识的思想过程变得清晰而透明！那些以前没有想到的想法、以前不敢保留的思想以及那些一旦意识到就会扰乱整体行为的倾向，现在赤裸裸地摆在眼前。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人们总是紧紧抓住那些使其态度合情合理的想法，拒绝所有可能阻止他继续前进的思想。人们只敢接受那些在自己看来对其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对我们有益，我们就会保留在意识当中；凡是扰乱我们的，就推到无意识深处。 第二个病例是一个很能干的男孩，他父亲是位教师，时常激励儿子要在班上力争第一。在此病例中，这个男孩的早期生涯充满了一系列的胜利，他总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形象出现。他是其所在的社会圈子里一个最有魅力的成员之一，并且有几个亲密朋友。 在他18岁那年，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失去了生活中所有的乐趣，心情抑郁沮丧，心烦意乱，极力想从社会中抽身而退。他和他人建立友谊，马上就会破裂。人人都发现在自己的行为中存在着绊脚的障碍物。然而，他的父亲却希望儿子的封闭生活能使他更认真地投身于学业之中。 在治疗期间，这个男孩不断抱怨是他的父母把他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剥夺了，他没有自信也没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而且他现在一无所有，只能在孤独中痛苦地打发余生。他的学习进度已经变慢，并且在大学的考试也不及格。他解释说他生活中的这一切变化开始于一次社交聚会，那时由于他对现代文学的无知，使他成了朋友们嘲笑的对象。这类似经历的重复出现使他开始与人隔离，并给他提供了在社会之外找寻一个位置的机会。他顽固地认为他的父亲该为他的不幸受到指责。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日渐糟糕。 这两个病例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在第一个病例中，我们的病人由于受到妹妹的阻力而失败；而在第二个病例中，是由于我们的病人对其有过错的父亲的好战态度。两个病人都受着我们所熟悉的称之为“英雄的理想”的思想的指导。他们俩对这个“英雄的理想”是如此陶醉，以至于使他们丧失了与生括的一切联系。他们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宁愿完全从生活的斗争中抽身而退。但我们不会相信第二个男孩将会对自己说：“既然我不能继续这种英雄生涯，那么我将退出生活，在痛苦中打发余生。” 确实，他父亲是错的，他的教育也不好。但相当明显的是，这男孩的眼睛只盯着自己所受的不好的教育，不断地抱怨它，因为他想为自己对社会的冷漠找到正当的理由。通过臆断自己所受的教育是如此不好，因而从社会抽身而退是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通过这个方法，他获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他再也不会遭受更多的失败了，因为他把对于自己不幸的一切责备都归到父亲头上。只有这样，他才能为自己挽回一点自尊，并且满足他努力追求的出人头地的理想。他认为自己曾经有一个光荣的过去，他现在的成功之所以受到阻碍是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因为他所受的不好的教育阻止他进一步发展和获得辉煌的成就。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保留在他无意识中的是像这样的思想线索：“既然现在我正近距离地站在人生的前沿，既然我已意识到不会总是像以往那样轻易获得第一，那么我应该尽一切努力从生活的战场中完全撤离下来。”但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但却可以这样做，就仿佛他已把这种想法植入了心中。这一切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辩解才能完成，例如这男孩通过不断地责备父亲教育上的错误而成功地逃避了这个社会，逃避了生活中一切必须作出的决定。如果这条思想线索上升到了他的意识层面，那么他的秘密行为就必然会受到扰乱，因此它总是驻留在无意识当中。他有如此荣耀的过去，谁能说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呢？确实，如果他现在不再成功地取得新的胜利，没有人能责备他了，因为他父亲那种教育的坏影响是不能搁置一边的。这个儿子本人同时是法官、原告和被告。难道他现在要放弃这个有利位置吗？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只要他愿意，只要他挥动自己手中握着的控制杆，他的父亲就一定会受到责备。 五、梦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可以从个体的梦中得出关于他整体人格的结论。与歌德同时代的利奇坦伯格曾说过，从一个人的梦中比从他的行为和言辞中更能猜出其性格和本质。这就有些言过其实了。我们的观点是，人们必然极其谨慎小心地看待精神生活的单一现象，并且要和其他现象联系起来。因此只有当我们在其他特征中找到另外的有为证据来证实我们对梦的解释时，我们才能从梦中得出关于个体性格的结论。 对梦的解释可以上溯到史前期。对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期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在神话和英雄传奇中得到证明的时期的研究，会指导我们得出结论：在已逝的年代里，人们对梦的解释远比我们现在关注得多。我们还发现，过去的普通民众比我们现在的普通人对梦更为理解。我们只需回忆梦在古希腊生活中扮演着的重要角色，只需回忆一下西塞罗所写的那本关于梦的书以及想想《圣经》中提到的那许多梦，就能证实这一点。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子。《圣经》中的梦，要么得到了聪慧的解析；要么只是从实叙述，好像它不言自明，每个人都能正确理解并解释它们。例如约瑟告诉其兄弟们他的梦中的麦束，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起源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明中的尼贝龙根英雄传奇中，我们发现梦被用作证据。 如果我们把梦当作接近和了解人类灵魂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就和那些在梦与梦的解释中寻求奇异的、超自然影响的观察者的立场一样，几乎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只有当我们通过另外的深入观察来证实和加强我们的主张，才能依赖梦所提供的证据。 相信梦对未来有特别意义的倾向，甚至在今天还存在。一些唯心主义者竟然发展到让梦影响自己的地步。我们的一个病人就是如此。他自欺欺人地逃避所有体面的职业，沉溺在股票交易的投机冒险上。他总是根据自己的梦去孤注一掷。他用以往的事实证明，如果他不按照自己的梦行事，就总是倒运。确实，他夜里梦见的总是他白天醒着时全神贯注做的事。他因此庆贺自己的胜利。可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宣称自已在梦的影响下赚了很多。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宣称他也不认为自己的梦有什么价值了。说这话时，他似乎把钱全赔光了。既然这一切对于股票交易市场的投机商们来说时常发生，甚至没有梦的指引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就看不出有什么奇迹在起作用。对某种特殊工作有着强烈兴趣的人，即使在晚上也思考着白天想解决的问题。有些人夜不能寐，时常在醒着时思考问题，另一些人则在睡梦中忙着考虑自己的计划。 这种在我们的睡眠中占据我们思想的特殊现象，其实不过是架在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一座桥梁。如果我们了解了某一个体对生活的总体态度，知道他如何架设从“现在”到“那时”的桥梁，一般地我们也会理解他梦中这座桥梁结构的特性，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换言之，对生活的总体态度是所有梦的基础。 一位年轻的妇人做了下面的这个梦：她梦见丈夫忘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她为此责备了他。这个梦可能有几种含义。如果这个问题真出现了，我们立刻会知道他们的婚姻陷入了某种困境，妻子认为自己被忽视了。然而她解释说她也忘掉了结婚纪念日，但是她最终想了起来，而她的丈夫必须经她提醒才想起来，因而她是“更好的一半”。在进一步的询问下，她说丈失其实总是能想起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因此在这个梦中，我们看出她担优未来的倾向：这类事可能会发生。我们还能进一步得出结论，她总爱指责别人，并且就可能发生的事对自己的丈夫抱怨不停。 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另外的证据来强化我们的结论，那么我们对这个梦的解释仍不会有把握。当我们问及她最早的童年记忆时，她叙述了一件一直留存在她记忆中的事。当她3岁时，她的婶婶送给她一个木雕的调羹，这使她引以为荣。但有一次在她玩耍时，这个调羹掉进小河里，随着水流漂走了，为此她痛苦了好多天。她表现得如此难过，以至于使她周围的人都很关心这件事。 她的梦可以使我们假定，她现在想到了她的婚姻也可能从她身边漂走。如果她丈夫真的忘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该怎么办呢？ 还有上次，她梦见她丈夫带她爬上了一座高楼，楼梯越来越陡。一想到她可能爬得太高了，她立刻感到非常眩晕。一阵焦虑向她袭来，她晕了过去。人们在醒着的时候也可能体验到这种类似的感觉，尤其是在高处感到眩晕时。人们在高处时高度的害怕程度比对深度要小。如果将第二个梦和第一个梦联系起来，并使其融为一体，那么这两个梦的想法、感觉和内容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位妇女担心自己会摔下去，害怕遭遇不幸或痛苦。我们可以想象，她丈夫对她的感情日益减弱或类似的事就可能造成这样的不幸。如果她丈夫因为某种原因使她无法再忍受，将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他们的婚姻生活被扰乱了，又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可能吵闹，可能打架，最后妻子可能晕倒，好像死过去一样而告结束。这样的事确实在某次争吵中发生过一次！ 现在我们更接近了这个梦的涵义。这是件相当不同的事情，梦的思想和情感的内容在其中得到了表达，或者说只要思想和情感的内容在任何方面都有用并且某种表达已确定下来，那么为了这种表达就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在梦中，个人的生活问题是以明喻的修辞手段得到表达的，就好像她说：“不要爬得太高，这样才不能摔得太惨：”回想一下歌德在《婚姻之歌》中对一个梦的再现，可能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一个骑士从乡村返回家园，发现他的城堡荒无一人。他疲惫地倒在床上，梦见从他床底下走出来一些小矮人，并且发现这些小矮人在举行一个婚礼。这个梦使他相当愉悦，好像他想证实他心中需要一个女人的念头。我们在小矮人身上看见的这一切后来真实地发生在他身上：他庆祝了自己的婚礼。 我们在这个梦中发现了许多众所周知的东西。首先，诗人对自己婚姻的神往隐藏在这个梦中。然后，我们进一步看到这个做梦的骑士，他的绝对需要引起他对自己生活的现实处境的一种态度。这种处境要求婚姻。他在梦中关注的正是婚姻问题，第二天，他就决定，如果他也结婚，处境会变得更好。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一个28岁男人做的梦。这个梦的运动轨迹像发烧时从上升到下降的温度曲线，很清晰地表明了充滋于男人生活中的精神运动。我们很容易从中识别由于自卑感而产生的各种倾向以及对权利支配的奋力争取。他讲述道：“我和一大群人出去远足。我们必须去一个小站，因为我们去远足所乘的那艘船太小，而且我们还必须在这个小镇过夜。在夜里，消息传来说我们的船正在下沉，因此号召所有参加远足的人都到船上的水泵那儿去抽水，以阻止船的下沉。我想起我的行李中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便迅速冲上了船。所有的人已经在水泵边干开了。我试图逃避这个活计，就到处寻找行李舱。我成功地从窗口掏出了我的背包，同时我发现背包旁放着一把我非常喜欢的铅笔刀。我把这把刀放进了我的背包。这时船越来越往下沉，我和一个熟人一起跳下了船。我们跳入海中，又登陆上岸。由于码头太高，我们只好信步往前走，最后来到一个陡峭的悬崖上，而我却必须沿着悬崖往下走。我从悬崖上滑了下来。自从离开船后，我就没有见到过我的同伴。我滑得越来越快，害怕自己会摔死。最后，我终于滑到山脚，正好落在一个熟人面前，但他也许是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年轻男人。他正在罢工，和罢工者们一起非常平静地站着，他对我很殷勤。他用带着责备的话冲我打招呼，好像他知道我在沉船的时候弃同伴们于危难之中而不顾。‘你在这儿干什么？’他问。我试图逃离的这个深渊，它的四面都是陡峭的悬崖，悬崖边挂着一些绳子。我不敢用这些绳子爬上去，因为它们太细了。我试图竭尽全力爬出那个深渊，我又一次滑回去。最后我到了悬崖顶上。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好像我故意不想梦见这一部分梦境，好像我不耐烦地跳过了这一部分。在深渊的边上，也就是顶上，有一条用篱笆保护起来的路。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用一种友好的方式和我打招呼。” 如果我们返回去考察这个男人的童年生活，我们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在5岁前一直不断地生重病，并且5岁以后也时常生病。由于他一直体弱多病，所以得到了父母小心、焦虑地看护。他与其他孩子交往很少。当他想和成人交往时，他父母总告诉他，小孩子应该在大人看得见的地方安静地玩，不要多说话，因为小孩子不是大人。因此，他很早就丧失了寻找对于社会生活必须的交往的位置，而只与他父母保持联系。这进一步的后果就是他一直落在他的同龄人后边，而且怎么也赶不上。我们毫不惊讶地听说，他也被认为是其同龄人中最愚笨的人，并立即成了他们嘲弄的对象。这件事再一次阻碍他找到朋友。 由于这些事情，他的非比寻常的自卑感被强化到了最高的程度。他的教育直接由他的好心肠的但性情暴躁、专制的父亲以及软弱的、不善解人意、专横的母亲全权负责。虽然他的父母不断地重申他们的良苦用心，但他所受的教育一定是非常严格的。他的灰心泄气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一直保留在他最早的童年记忆中。那时他才3岁，他母亲让他在一堆豌豆上跪了半小时，其原因是由于他不听话，而他母亲很清楚地知道他不听话的原因，因为他已告诉过她：他一直害怕一个马夫，因此他拒绝为他母亲跑腿。实际上，他很少挨打。但真要挨打时，就要用一条编着许多辫子的打狗鞭打，而且被打以后，还必须恳求宽恕，讲述他之所以挨打的原因。“这孩子应该知道，”他父亲说，“他的行为是多么不端。”有一次，他无故挨打，打完后说不出自已为什么挨打的原因，结果就又被打了一顿，直到他承认了一些不端行为为止。 童年伊始，他对父母就怀着一种好战的态度。他的自卑感发展到了从未相信自己能出人头地的地步。他的学校生活与家庭生活一样，是由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失败构成的。在他看来，他没有获得过哪怕是最小的胜利。在学校，在他18岁之前，他总是别人取笑的对象。有一次他甚至被他的老师取笑，老师大声在班上朗读了他的一篇写得很差的作文，一边读一边嘲笑地评论。 这些事件中的每个人都迫使他越来越与人隔离，或迟或早他总会开始主动地从这个世界抽身而退。他在与其父母的战斗中，偶然发现了一种行之有效然而代价昂贵的进攻方法：他拒绝开口讲话。由于这种沉默的姿态，他等于松开了那个能紧紧钩住外部世界，使他与外部世界紧密系在一起的挂钩。既然他不和任何人讲话，他便完全陷入了孤独。他被所有人误解，也不与任何人说话，尤其不和自己的父母交谈，最后就没有人和他说话了。所有想使他进入社会的企图都遭到失致，正如在以后的生活中他想建立爱的关系的企图都遭到失败一样，这一切令他倍感痛苦。这就是他28岁以前的生活经历。在他的整体精神中弥漫着的深刻的自卑情结的后果，是引发他一种毫无理性的野心以及对出人头地和优越感的不可遏止的奋力追求。他说的越少，精神生活中所充满的东西就越多。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所梦想的都是在各方面获得成功和胜利。 由此，有一天晚上他做了我们上文讲述过的梦，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了与他的精神生活发展相一致的运动和模式。在下结论前，让我们先回忆西塞罗曾讲述过的一个梦，这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预言性的梦之一。 诗人西摩尼得斯有一次在街上发现了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就体面地把他埋葬了。有一次在他准备出海旅行前，得到了这个已死男人的幽灵的警告，说他如果要参加这次旅行，将会和船一起葬身海底。西摩尼得斯就放弃了出海旅行，而其他出海的人全都遇难。 据说，这件与梦有关的沉船事件对于以后几百年间的所有人都留下了非比寻常的深刻印象。 如果我们想解释这件事，就必须明白那年代海船是经常容易失事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在出海旅行前夕都可能梦见船只失事。在这许多梦中，这个特殊的梦显示了梦境与现实的特殊巧合，这巧合是如此非比寻常，因而使这个梦一直流传后世。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那些倾向于从梦中搜寻出神秘关系的人，对这一类故事有一种特别的爱好，而我们则非常平静、清醒地将这个梦解释如下：由于相当注意自己身体的安乐，我们的诗人可能从来没有对这次旅行表现出强烈的愿望。而当要决定是否成行的时刻临近时，他仍难以作出决定，只得为自己犹豫不决的态度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为了这个理由，他让那个死人在需要时来表达自己得到体面安葬的感激之情，并以一个预言者的角色出现。因此，他之不出海就不言而喻了。如果没有失事，世人就决不可能知道这个梦或这个故事了。当我们经历那些让我们的大脑动荡不宁的事情时，这些事情也向我们显示出，天地之中隐藏着我们能梦想到的智慧。只要知道梦境和现实两者都包含着某一个体表现出来的对生活同样的态度，我们就能理解梦的预言性质。 我们必须考虑的另一件事是，所有的梦都不是轻易能理解的，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梦能被人理解。梦刚刚留下其特殊的印迹，我们立即就把它忘了，而且我们也不会理解它背后隐藏的意义，除非我们精通于梦的解释。然而，这些梦也是某一个体的行动和行为模式的一个象征和比喻的反映。比喻的意义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我们急于想发现自己身处何境的入口。如果我们全神贯注于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果我们的人格指向方法的某一特定方向，那么我们只需寻求一个富有活力的推动力，就能推动我们进入这一处境。梦极其适合强化某一情感，或产生解决某一特定情形所必需的热情。做梦者对这种联系毫不了解的事实，并不会改变一切情形。他能找到资料和某种方式的推动就足够了。梦本身会为做梦者思想过程中表达自我的方式提供证据，正如它会向我们指明做梦者的行为模式一样。梦就像一个烟柱，表明某处在燃烧。有经验的伐木人能够观察烟以后说出是哪种树在燃烧，正像精神病医生通过释梦而对某一个体的本性得出结论一样。 概括而言，我们可以说梦不但表明做梦者忙于找到其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且也表明了他是如何接近这些问题的。尤其要指出的是，社会感和对权力的奋争这两个影响着做梦者与世界和现实关系的因素，将在梦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六、天 资 在那些能使我们判断某一个体的精神现象中，还有一个关于人的智力的现象，我们尚未考察过。我们往往对某一个体对自己的说法和想法评价很低，我们确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不知怎地误入歧途，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在同伴面前修饰自己精神形象的需要，这一修饰是通过各种复杂的利己主义道德的或另外的花招来实现的。然而我们可以做一件事，从特定的思想过程以及在语言的表达中得出某些结论，虽然这只是在一个有限的程度内才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希望正确地判断个体，就不能把思想和语言排除在我们的考察之外。 我们所谓的天资，也就是作出判断的特殊能力，它一直是无数现察、分析和测验的对象，其中对儿童和成人的智力测验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所谓的天资的测验。迄今为止，这些测验都是不成功的。每当一些学生接受测验时，测验结果往往表明，他们的老师不用测验也能轻易地得出这些结论。一开始时，实验心理学家对此非常骄傲，虽然他们同时也明显地认识到这些测验在一定程度上是多余的。对智力测验的另一反对意见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儿童的思维、判断过程与能力的发展过程是不规则的，因而许多在测验中成绩不好的儿童在几年以后会突然表现出非凡的发展和天资。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生活在大城市或某些社会圈子里的儿童，由于他们相对较为广阔的生活面，对这些测验有更好的准备。他们表现出来的相对较高的智力带有欺骗性，而把另一些没有这种准备的儿童置于一个相对不为人注意的地位。众所周知，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8-10岁的儿童，比起同龄的贫穷儿童头脑要敏捷得多。这并不意味着富裕家庭出身的儿童有更好的天资，只能说这种区别的原因完全在于他们先前的生活环境。 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天资的测验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正如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以下令人遗憾的结果：在柏林和汉堡的测验中，那些在测验中显示出最高天资的儿童，在以后的学习中成绩却不好的占着很明显的百分比。这种现象似乎证明，我们并不能拿儿童智力测验的结果来担保他未来的健康发展。相反，个休心理学的实验已更好地经受住了检验，因为它们并不直接指向发展的某一特定程度的确定，而是去促进对这种发展潜在的积极因素的理解。这些观察研究在必要时还能将适当的纠正方法交到儿童手里。个体心理学的原则从来不是将儿童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从儿童的精神生活结构中分离出来，而是联系儿童的其他精神过程，对这些思维和判断能力进行观察。
第七章 性 别（选）
一、两性差异和劳动分工 从先前的考察中我们已知道，有两种大的倾向支配着所有的精神现象。这两种倾向，包括社会感和个体对权力以及支配权的奋争，影响着每个人的活动，影响着每个人奋力争取安全感的态度以及对人生三大挑战——爱情、工作和社会的态度。如果我们想理解人的灵魂，那么在判断精神现象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研究两个因素的量的关系和质的关系。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逻辑，并因此决定着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服从由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的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是维持人类社会所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每个人在某时或某地都必须完成他的定额量。不完成定额量的人或否认社会生活价值的人，就成为一个反社会的存在并放弃了他在人类中的同伴关系。这种情形的简单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己主义、恶作剧、自我中心和讨厌鬼。较为复杂的例子是我们所看到的怪僻的人、流浪汉以及犯人。公众对这些性格特征的谴责来自于对其本源的理解，来自于对其与社会生活的要求不能协调的一种直觉。因此任何人的价值，是由他对其同伴的态度决定的，也是由他参与社会生活所要求的劳动分工的程度决定的。他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肯定会使自己对于他人变得重要，会使他成为维系社会的巨大链条中的一环。这一链条决不可能被搅乱，除非我们扰乱了人类社会。一个人的能力决定其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中的位置。许多的迷惑笼罩了这个简单的真理，因为对权力的奋争以及对支配权的渴望已把错误的价值观引到正常的劳动分工中来了。这种对支配权的奋争已经扰乱并且阻挠了整个生产，并给了我们一个对人类价值判断的错误基础。 由于人们拒绝使自已适应他们必须适应的位置，因而扰乱了劳动分工。此外，个体错误的野心和权力欲已经妨碍了社会生活以及为了自我利益的社会工作。同样地，在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差异已经引起了纠纷。通过把一些较好的位置专门留给某些阶级的个体，即那些更有权力的人，而把其他阶级的个体排除在外——个人权力和经济利益已经影响了劳动分工。对社会结构中这许多因素的认识，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劳动分工从来不能顺利进行。这种不断扰乱劳动分工的力量，产生了一些人的特权和另一些人的被奴役。 人类的两性差异决定着另一种劳动分工。由于身体素质的不同，女人被排除在一些活动之外；而另一方面，某些劳动又没被分配给男人，因为男人可以更好地做其他工作。这种劳动分工应该根据一个不带偏见的标准来制定，而且所有为了妇女解放的运动只要在冲突的白热阶段没有越过可推想而知的地步，就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的逻辑。劳动分工决不是要剥夺女人的女性气质，或扰乱男女间的自然关系。每个人都想获得那些最适合自已的劳动机会。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劳动分工逐渐成形，女人接管了这个世界某一部分的工作（在其他情形中，也可能是男人），作为交换，男人占据了能使自己的能力发挥更大作用的位置。只要工作能力没有使用不当，只要体力和脑力没有最终转向不良的结果，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劳动分工没有意义。 二、男性在现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文化朝个人权力方向发展的结果，尤其通过那些希望获得特权的社会个体和社会阶级的努力，劳动分工已经流入了独特的航道，影响了我们的整个文明。作为结果，男性在当代文化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地强调。劳动分工使得男性这个拥有特权的群体在某些利益上得到了保证，而这也是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支配女性的结果。这样，拥有支配权的男性获得了种种利益，他们安排着女性的活动，目的是使更为愉悦的生活方式总是属于他们，而那些分配给女性的活动，他们能有利地躲过。 目前的情形是，男人一直不断地努力要支配女人，而女人也相应地不满于男人的支配权。由于两性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因而很容易想象这种持续的紧张会导致精神的不和谐以及严重的心神不安，会对双方都造成异常的痛苦。 我们所有的制度、我们的传统态度、我们的法律、我们的道德以及我们的习俗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享有特权的男性为了男性支配地位的荣耀，决定和维持着它们。这些惯例已经延伸到了托儿所，对儿童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儿童并不需要对这些关系有太多的理解，但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情感生活受着这些关系的很大影响。这些态度很容易觉察到，比如，我们看到一个男孩对要求他穿上女孩衣服的反应是大发脾气。一旦让儿童对权力的渴望达到某一程度，我们就会发现他对作为一个男人的特权表现出了偏爱，他认识到男人的特权会保证他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我们在前文已提到过，当今家庭教育对权力的追求估价过高，因而维持和夸大特权的倾向自然就接着产生了，因为作为家庭权力象征的通常是父亲。父亲神秘的来来去去比起母亲一直在身边的存在，更能激起儿童的兴趣。儿童很快就认识到了父亲所扮演的突出角色，而且注意到父亲如何调整家庭的步伐，如何安排家中的一切以及如何在任何场合以家长的身份出现。他还看到家里的所有成员都服从父亲的命令，他的母亲总是征询父亲的意见。从各个角度看，父亲似乎都是强大有力的。有的儿童将父亲当作标准，以至于他们坚信父亲所说的一切都是神圣的，在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时，他们总说他们的父亲曾这样说过。即使在那些父亲的影响并不明显的情形中，儿童也会有父亲支配一切的思想，因为家庭的整个担子似乎都落在父亲肩上。而事实上，正是劳动分工使父亲在家庭中能更好地发挥力量。 就男性支配权起源的历史来说，我们必须使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现象并不是自然产生的。无数的法律合法地保证男人的这种支配权就表明了这一点。它也表明在男性的支配权没有得到法律强制执行之前，必然还存在过男性的特权不那么确定的时期。历史证明这种时期在母系氏族时确实存在过，那时是母亲、是女人扮演着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对儿童而言。在那时，氏族中的每个男人都责无旁贷地尊重母亲荣耀的地位。某些习俗和习语仍然带着这种古老制度的色彩。比如，将陌生男人介绍给儿童时，都将他们称呼为“叔叔”或“堂兄”。从母系氏族到男性支配一切的转换，一定经历过一场恶战。相信自己的特权和优势是由自然决定的男人会惊奇地发现，男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这些优势，而必须是通过斗争得到的。男人胜利的同时就是女人的服从，这一点在法律的建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法律提供了这个漫长的征服过程的证据。 男性占支配地位并非天生，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原始部落不断打仗的结果。在持续不断的征战过程中，作为斗士的男人扮演着更为突出的角色，最后他会用他新获得的这种优势来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达到自己的目的。与这种发展同时并进的是财产和继承权的建立，它们构成了男性占据支配地位的基础，男性成了财产的占有者和财产的所有者。 然而，一个成长中的儿童无需阅读书籍就能知道这点。尽管他对这些考古学资料一无所知，但他能感觉到男性是家庭中的享有特权的成员。即使具有相当洞察力的父母有意忽略这些从古老年代继承下来的特权，偏向于更大的平等，儿童还是有这种感觉。我们很难使儿童清楚地明白，承担家务责任的母亲是和父亲同等重要的。 人生伊始，小男孩就已亲眼看到了男性占优势地位的特权。想一想，这一切会对他意味着什么。从诞生之日开始，男孩就比女孩受到人们更大的欢迎。父母更喜欢生男孩是众所周知、经常发生的情形。作为酷似父亲的男性，男孩会时刻感觉到自己享有特权和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旁人随意对他说的话或者他偶尔听到的话，时常召唤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男性角色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男性的支配地位也在雇佣女仆干家庭粗活这一习俗上给他留下印象，最终强化他对如下事实的感觉：他环境中的女人并不确信自己与男人平等。在结婚前，所有女人都应对其未婚夫提出下面这个重要的问题：“你对男性占有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支配一切持什么态度？”这个问题通常从来没有得到过回答。我们发现一些女人表现出对平等的奋力追求，另一些女人则表现出对平等的不同程度的放弃。相反，我们看到父亲从童年时代起就坚信：作为一个男人，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从而，他只会对那些有利于男性特权的生活和社会的挑战作出反应。 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一切情形都被儿童经历过了。他从中得到的是许多关于女人本性的形象，其中的大部分女人都扮演着一个可悲的角色。由此，男孩的发展具有了一种鲜明的男性色彩。在他奋力追求权力时，他认为值得奋斗的目标完全是具有男性性质和男性态度的。从这些权力关系中产生的一种典型的男性美德，明显地向我们表明了它的起源。某些性格特征被认为是男性的性格特征，另一些则被认为是女性的性格特征，尽管没有任何根据证明这种分类的合理性。如果比较一下男孩和女孩的心理状态，我们似乎找到了支持这种分类的证据。但事实上我们不是在论述自然的现象，而是在描述那些已经被引导到一个特定渠道的表现：这些个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由于特定的权力概念受到局限。这些权力概念带着强迫的力量，指示他们去寻求发展的位置。区分“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两种相异的性格特征是毫无理由的。我们将看到，这两种性格特征都怎样可以被用来完成对权力的奋力追求。换言之，具有诸如顺从和逆来顺受等所谓“女性”特征的人也能表现其权力。一个顺从的儿童享有的好处有时能使他较一个不顺从的儿童更为引人注目，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虽然两者都奋力追求权力。由于对权力的追求常以最复杂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我们对精神生活的洞察经常会变得更为困难。 当男孩渐渐长大，他的男性身份成了一种重要的职责。他的雄心，他对权力和出人头地的渴求，会不容置疑地与成为具有男性气概的男人的职责联系和等同起来。因为对许多渴求权力的男孩来说，仅仅意识到自己的男性身份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显示出他们是男人的证据，由此他们必须享有特权。为了实现这一点，一方面，他们通过努力力求胜过他人，出类拔萃来测度自己的男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尽一切可能通过在女性的环境里横行霸道来展示自己的男性特征。根据他们所遇到的抵抗的程度，这些男孩要么用顽固和粗野的反抗行为，要么用诡计和狡诈，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既然每个人都根据享有特权的男性的标准受到衡量，那么毫不奇怪，人们总会将此标准放在一个男孩面前。最后，他也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观察和询间自己的活动是否有足够地“男子气概”，是否成了“完全的男人”。我们所认为的“男子气概”在今天已成了一种共识。事实上它是某种纯粹自私自利的东西，某种满足自恋的东西，凭借表面上看似“积极”的性格特征诸如勇气、力量、职责、赢得所有的胜利（尤其是对女人的胜利），获得交往、荣誉、头衔、使自己变得冷酷以对抗所谓“女性”倾向的渴望等等，而给人以优越于他人或支配他人的感觉。为了获得个人的优势，人们进行着一场持续的战斗，因为获得支配地位被认为是一种男性美德。 这样，每个男孩都会形成他从成年男人身上，尤其是从他父亲身上见到的性格特征。我们可以在我们社会的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上，看到这种被人为滋养的关于地位显赫的妄想的后果。从很早开始，男孩就受到激励，去为自己获得权力和特权。这就是所谓的“男子气概”。这种气概在坏的情形下会堕落成众所周知的粗鲁和野蛮的表现。 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为一个男人所能得到的种种好处将非常具有诱惑力。因而，当我们看到许多女孩坚持把“有男子气的理想”当作一种无法实现的愿望，或当作判断她们行为的标准，就不必惊奇了。这种理想可以表现为言行举止的一种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每个女人都想成为男人！我们发现这类想成为男人的女孩尤其具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愿望，她们想在更适于男孩（由于男孩的体格与女孩不同）的游戏和活动中引人注目。她们爬树、更愿意和男孩一块玩、逃避一切令人羞耻的“女人气”的活动，她们只在男性的活动中得到满足。当我们明白对优越感的奋力追求更多地与事物的象征而不是与生活的活动有关，我们就能理解这些偏爱男子气概的现象了。 三、女人所谓的低劣 男人习惯于通过断言自己的位置是天生的，自己的支配地位是女人的低劣造成的来为自己支配地位的合理性找到理由。女人低劣这个概念传播的如此之广，以至于它似乎成了所有民族的共同财产了。与这种偏见相联系的是男人的某种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起源于反对母系氏族的战争年代，那时女人是男人真实焦虑的根源。我们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中时常见到这类表述。一位拉丁作家写过：“女人使男人困惑迷茫”。在神学会诊书卷中，女人是否有灵魂是经常被争辩的问题。而关于一女人是否确实是人的问题也在其中的学术性论文中得到讨论。长达一个世纪的对女巫的迫害和焚烧，就是这些错误的一个令人遗憾的见证。在那被人遗忘的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和困惑。 女人常被认为是罪恶之源，这在《圣经》的原罪概念或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海伦的故事表明，一个女人能使整个民族陷入不幸。所有时代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都包含着对女人道德水平低下以及她的邪恶、她的虚情假义、她的变节、她的三心二意的描述。“女人般的愚蠢”甚至在法律诉讼中当作辩论词使用。与这些偏见相一致的是对女人的才能、勤奋和能力的贬低。在所有文学和所有民族中的比喻、趣闻轶事、警句和笑话中都充满了对于女人贬低的评论。女人被指责为心怀恶意、心胸狭窄和愚蠢乏味等等。 为了证明女人低劣，这些证言有时候带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尖刻，一些男性像斯特林堡、莫比乌斯、叔本华和魏宁格就都持这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的队伍由于一批为数不少的认同女人低劣的顺从女性的加入得以不断壮大。她们是女人必须谦恭柔顺的拥护者。对女人和女人的劳动贬低，进一步通过女人的报酬比男人要低，而男人和女人的工作却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一事实表现出来。 对智力和天资测验的结果作一番比较后，我们确实发现，在一些特定的科目，比如数学，男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天分。而在另一些诸如语言这样的科目上，女孩子表现出了更多的天分。男孩子确实在那些能够训练他们从事其男性职业的学科中表现出了更大的天分，但这更大的天分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如果我们对女孩子的情形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关于女人能力较差的说法显然是无中生有。 女孩子每天都会听到女孩不如男孩有才能，只适合做一些不重要的事之类的议论。因此毫不奇怪，女孩会渐渐坚信女人不可改变的悲苦命运，并由于在童年时代缺乏训练的原因，迟早会真地相信自己的无能。这样，她会变得灰心丧气。如果“男性”的职业出现在她面前，她对待这一机会时就会带着一个先入为主的结论，即她将不会对这职业有足够的兴趣。即使她具有这样的兴趣，她也会立刻失去兴趣，从而她等于放弃了外在和内在的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女人无能的证明似乎是令人信服的。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对一个人的价值常常从纯粹事业的观点来判断或根据片面的纯粹自私的依据来判断，因而就使这一错误变得更为严重。带着这种偏见，我们几乎无法期望去理解人的表现和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与精神的发展一致。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关于女人低能的谬论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一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是：女孩一来到这个世界，耳朵里就被灌进了这种对女性的偏见，这种偏见是要剥夺她对自我价值的信仰，粉碎她的自信心，并破坏她做点值得一做的事情的希望。如果这种偏见不断得到强化，如果一个女孩不断地看到女人是如何在扮演卑躬屈膝的角色，那么不难理解，她将会失去勇气，不能面对自己的责任，不能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这样她真的变成无用和无能的人！然而，如果我们在对待一个人时，摧毁就他与社会关系而言的自尊，使他放弃成就任何事情的希望，打击他的勇气，然后我们发现他确实不会有出息，那么我们不敢坚持说自己是对的，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正是我们导致了他的一切痛苦！ 在我们的文明中，女孩很容易丧失勇气和自信。但实际上，某些智力测验证明过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一组参加测验的女孩，年龄从14-18岁，她们表现出的天分和才能比另外几组参加测验的人（包括男孩）都要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女孩都来自这样的家庭：她们的母亲要么是家中惟一养家糊门的人，要么至少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负担。这意味着这些女孩处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中：关于女人不如男人能干的偏见要么不存在，要么很小。她们能够亲眼见到母亲的勤劳是如何得到回报的，从而她们得到了更为自由和更为独立的发展，与女人低能的信念联系紧密的阻力完全没有影响到她们。 进一步反驳这一偏见的证据是，有为数不少的女人在许多领域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工艺和医学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完全可与男人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就相媲美。而且，还有那么多的男人不但一事无成而且能力低下，以至于我们能轻易找到同样多的证据（当然是牵强的），来证明男人是低劣的性别。 关于女人低劣的偏见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根据一种图式对各种观念进行清晰的划分和归类，从而“男性”就代表着有真实价值的、有力的、成功的和有才能的，而“女性”就等同于顺从、卑躬屈膝和附属于他人。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文明中一切值得赞美的事都具有了“男性”的色彩，而一切较不具有价值的或实际上卑劣的东西被指定成“女性”的专有。我们都知道，对男人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说他们女性化；而如果我们说一个女孩男性化，却不一定是种侮辱。从人们语气的重音上，你可以觉察到一切令人联想起女人的事物总显得低下。 通过更为深入地观察我们发现，那些似乎能证明女人低劣的性格特征，其实只是女人被抑制的精神发展的一种表现。我们并不坚持认为，我们定能使每一个儿童变成所谓有“天资”的儿童。但我们却认为，我们总能把一个成人变成“没有天资”的人。所幸的是，我们从未这样做过，但我们却知道其他人在这方面做得太成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女孩比男孩更经常地被这种命运击倒，就很容易理解了。但我们经常有机会看见那些“没有天资”的儿童突然变得天资超群，因而人们说这是个奇迹! 四、逃离女性特征 作为一个男人的明显优势已经在女人的精神发展中引起严重的滋扰，结果是女人几乎普遍不满于自己的女性身份。女人的精神生活与那些处于被压迫境地而有着强烈自卑感的人有着很相似的运动渠道和运动规则。所谓女人低劣的偏见意味着一种更加恶化的复杂性。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女孩找到了某种补偿，她们会将其归功于自己性格的发展，自己的智力，有时也归功于某种已经获得的特权。这仅仅表明一个错误如何导致其他错误的产生。这些特权免除人的义务、责任，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给人一种处于优势的假象，它在表面上似乎显出在很大程度上尊重女人。这里面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但最终这种理想主义总是由男人来改造，以适合其处于优势的口味。乔治·桑对此有过非常有力的描述，她说：“女人的美德是男人的一个完美的发明。” 一般地说，在反抗女性角色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女人。一种类型我们已经描述过：朝着积极的、“男性”方向发展的女孩。她们精力极其充沛、雄心勃勃、一直为生活中值得追求的东西而奋斗。她们试图要超过自己的兄弟和男同胞们，选择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男人特权的活动。她们通常逃避爱和婚姻关系。如果她们跨入了婚姻，就可能会由于想奋力超越自己的丈夫而破坏婚姻的和谐！她们可能对家务事有着极大的厌恶，可能会直接抱怨自己对家务事的厌恶，也可能会间接地否认自己有做家务的能力，并且不断地拿出证据，试图证明自己永远不会具有做家务的能力。 这类女性通过一种“男性”的反应方式，寻求男性态度给她们带来的不幸的补偿。这种关于女性特征的保护态度是她们整个存在的基础。她们被称为“假小子”、“男人气”的女人等等。然而，这种称谓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点之上。有许多人认为，在这些女孩身上有种先天的因素，某种“男性”的物质或分泌物导致了她们“男性”的态度。然而，整个文明的历史向我们表明，施加于女人身上的压力以及当今女人必须忍受的压制，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它们总会引起反抗。如果这种反抗以我们所谓的“男性”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原因仅仅在于只有两种可能的性别。人们必须在这两种性别中选择一种，要么做一个理想的女人，要么就做一个理想的男人。因此，逃离女性角色只能表现为有“男子气”的，反之亦然。这种事的发生并非某种神秘分泌物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能忽略女孩在精神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只要我们无法保证每个女人和男人的绝对平等，我们就不能要求她与生活、与我们文明的现实以及与我们社会生活的方式完全保持一致。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女人终其一生都带着与世无争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适应度、顺从和谦恭。表面上看来她们能适应一切地方，在哪儿都能生根，但事实上她们却表现出极度的笨拙和无助，以致最终一事无成！她们可能产生神经性的症状，这能使她们显得更为柔弱，从而帮助她们求得他人的照顾；她们还借此清楚地表明她们所受的训练以及她们生活的错误，是如何经常地伴随着神经性疾病的困扰，从而使她们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她们属于世界上最好的人，但不幸的是她们体弱多病，不能令人满意地去迎接生存的挑战。她们一直都不能令周围的人满意。她们的柔顺、她们的谦恭以及她们的自我压抑和她们第一种类型的姊妹一样，建立在相同的反抗基础之上。这种反抗的意思已说得很清楚了：“这是没有任何幸福的生活！” 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女人。她们并不保护自己，并不拒绝扮演女性角色，但却痛苦地意识到她们注定是低劣的存在，注定要在生活中扮演从属于他人的角色。她们完全相信女人的低劣性，正如她们相信只有男人才有责任去做生活中值得一做的事情一样。结果，她们认可了男人的特权地位。这样，她们加入了赞美男性的合唱中，使合唱声更为响亮——高声赞美男人是实干家、成功者，要求给他们特殊的地位。她们清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柔弱感，仿佛希望获得承认，并且由此要求得到更多的安慰；但这种态度是一种长期酝酿的反抗的开端。作为报复，她们随便地用一句大意是“只有男人才能做这些事情”的口头禅把婚姻的责任推到丈夫身上。 虽然女人被认为是低劣的人，但教育的任务却大部分委派给了她们。现在让我们就这个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来描述这三类女人。这时，我们能更清楚地区分这三类女人。第一类女人，也就是具有“男子气”态度的女人，她们将专横对待儿童，喜欢处罚儿童，从而对儿童施加一种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儿童当然会试图逃避。当这种教育方式生效时，最好的可能的结果是一种毫无价值的军事训练。儿童通常会认为这样的母亲是非常坏的教育者。她们的高声训斥，她们的极大忙乱，总是没有效果，而且还产生了危险：女孩子将受到怂恿去模仿她们，而男孩子则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想起来就害怕。我们将发现那些在这样的母亲教导下成长的男人，其中的大部分都会尽可能地避开女人，仿佛痛苦已植根心中，而且他们对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有信任感。结果是两性间明确的分界和分隔，我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异常，尽管一些大谈“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的错误比例”的研究者仍然存在着。 另外两类女人作为教育者也同样是无益的。她们可能习惯于怀疑自己的能力，因而儿童很快就能发现她们缺乏自信心，并且发现自己能超过她们。在这种情形下，母亲重新努力，唠叨训斥，并威胁要告诉父亲。但她求助于一个男性教育者的事实再次暴露了自己自信心的不足，并表明她不相信自己能在教育工作上获得成功。她逃离教育的前线，仿佛她的责任就是要证明她的观点，即只有男人能够从事教育，因而教育离不开男人。这类女人可能逃避所有教育上的努力，把教育的责任推给丈夫和保姆。她们毫不后悔这样做，因为她们感到自己不可能获得成功。 对女性角色的不满在一些用所谓“更高层次”的理由逃避生活的女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修女或从事独身职业的女性是恰当的例子。她们已用自己的姿态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无法与女性角色保持一致。许多女孩很早就进入商界，因为与这职业关联的独立性似乎对她们是一种保护，使她们免受必须结婚的威胁。在这里，选择职业的动力仍是对担任女性角色的厌恶。 在婚姻中，我们是否相信女性已经自愿地承担了女性角色了呢？我们知道，婚姻并不必然是女人与她的女性角色保持一致的象征。一位36岁的女人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她来看医生，抱怨自己有各种神经性的疾病。她是家里的老大，父亲是个年纪大的老人，母亲则是一个非常爱支配一切的年轻女人。她的母亲年轻美丽，却嫁给一个老头的事实，使我们猜想在她父母的婚姻中，对女性角色的厌恶一定在起着一些作用。她父母的婚姻结果并不幸福。母亲整天吵吵闹闹地治家，不惜一切代价要让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不管家里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老父亲在任何时刻都陷于困境。这位女儿还提到她的母亲甚至不让自己的父亲躺在沙发上休息。她母亲的整个活动在于坚持实施某种她认为有好处的“家庭组织原则”，它是这个家庭的绝对法律。 我们的病人渐渐成长为一个能干的孩子，他父亲非常溺爱她。另一方面她母亲从来没有对她满意过，总是成为她的敌人。后来，她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并且非常喜爱这个弟弟，于是母女关系开始变得无法忍受。小姑娘意识到在父亲那儿，她能得到支持。不管父亲在别的事情上是多么地谦恭和退让，当女儿的利益面临危险时，他会奋起维护。这样，她开始从心里痛恨她的母亲。 在这种母女之间难以克服的冲突中，母亲的洁癖成了女儿有利的攻击点。母亲的洁癖是如此迁腐，以致命令女仆碰了门把手后也必须将它擦干净。这小姑娘却故意穿得又脏又不整齐地在家里到处乱走，并且只要有机会就把家里弄得又脏又乱，她从这些行为中得到一种特殊的愉悦。 她所形成的性格特征，正好与她母亲期待的相反。这个事实能非常清楚地反驳性格来自遗传的观点。如果一个孩子只形成那些必然能使她母亲气得要死的性格，那么在这些性格背后一定潜藏着一个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计划。母女之间的仇恨一直持续到现在，那种更为激烈的交战状态简直难以想象。 当小姑娘8岁时，家里的情形是：父亲永远站在女儿这一边；母亲则整天板着尖酸刻薄的脸在家里晃来晃去，说一些尖刻的话，强制实施她的“法则”，并且训斥她的女儿。心怀怨恨而好战的小姑娘则用讽刺挖苦的话破坏母亲的活动。使事情更加复杂起来的因素是她弟弟的心脏瓣膜病。弟弟是母亲最宠爱的，是一个备受娇纵的孩子，他的病使母亲对他的注意和关心到了一种极其强烈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父母亲对待孩子的行为一直是对立的。这个小姑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接着，她突然觉得自己得了谁也不能解释的疾病。她的病其实在于她被自己直接反抗母亲的罪恶念头折磨着，结果感到自己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了阻碍。最后她突然深深地沉迷于宗教，但这并没有使她好受一点。过了些时候，这些罪恶的念头消失了。这被人归功于某些药的作用，虽然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她母亲已被迫转为守势。但这种神经性不安的疾病的后遗症是，她一直害怕打雷和闪电。 这个小姑娘相信，打雷和闪电的出现是由于她问心有愧，因为她对母亲有如此罪恶的念头，她总有一天会受到雷轰电击。我们能看出这个小姑娘在那时努力想摆脱对母亲的仇恨。她继续长大，一个光明的未来似乎正在召唤她。一位老师曾说过：“这小姑娘能做任何她想做的事。”这句话对她有着很 大的影响。话的本身并不重要，也许只是顺口而言，对她却意味着，“如果我愿意，我能做成任何事情”。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反抗母亲的斗争就更为强烈了。 青春期来临了，她出落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到了她婚嫁的年龄，有了许多求婚者。然而由于她说话特别尖刻，许多建立关系的机会都被她破坏了。她感到自己只被一个男人吸引，一个住在邻近的比她年长的男人。大家都害怕有一天她会嫁给他。但过一段时间，这个男子搬走了，这女孩仍旧住在那儿，直到26岁，也没有一个求婚者。这件事在她的圈子里是非常引人注意的，没人能对此作出解释，因为没人了解她的历史。由于从童年时代开始，她就一直处在反抗母亲的激烈战争中，因而她变得无法抑制地喜欢争吵，挑起战争就是她的胜利。母亲的行为不断地激怒她，使她不断寻求新的胜利。激烈的唇枪舌战成了她最大的快乐，她从中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她的“男子气”态度表现在她渴望唇枪舌战，只有在唇枪舌战中她才能战胜对手。 她26岁时，结识了一个非常诚实的男人。他没有被她的好战性格吓退，非常热切地追求她，向她求婚。他和她相处时，显得非常谦恭和顺从。亲戚们向她施加压力，要她嫁给这个男人。她不得不一再向他们解释，他令她很不愉快，她不可能考虑要嫁给他。当我们了解了她的性格特征后，这一切就不难理解了。但经过两年的抵抗后，她最终接受了他的求婚，因为这时她坚信，她已使他成了自己的奴隶，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这个男人。她一直暗中希望能在他身上看到她父亲的翻版，随时向她让步。 她马上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结婚后几天，她丈夫已吸着烟斗，舒服地坐在房间里读报纸了。早上他离家去办公室，下班准时地回家吃饭。如果饭没准备好，就嘟哝几句。他要求她干净、温柔、准时，还有各种各样她心理上不想完成的不合理要求。这种关系与她和父亲之间的那种关系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她的梦想破灭了。她要求的越多，她丈失就越少答应她的要求，当然也越少地看见她做家务活动。她每天一有机会就提醒他，实际上他没有权力向她提出这些要求，同时她明确地告诉他，她不喜欢他。这完全没有对她丈夫造成什么影响，他继续无动于衷地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使她觉得自己的未来毫无幸福可言。在过去的极度兴奋中，这个正直、有责任感的男人曾央求过她，但他一旦拥有了她，这种兴奋就烟消云散了。 她成为母亲后，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和谐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作为母亲，她被迫承担一些新的职责。同时，她与自己的母亲的关系，也由于她母亲一直精力充沛地维护女婿的利益而变得越来越坏。在她家里，不断发生的战争已带上浓重的火药味，因为他丈夫有时行为粗暴，对她缺乏关爱，所以她有时的抱怨也是正确的。她丈夫的行为是她这人难以接近导致的直接后果，而她的难以接近又是由于她无法与自己的女性角色保持一致。起初她一直相信自己能永远扮演女皇的角色，悠闲地生活，身边跟着一个能满足自己所有愿望的奴隶。只有在这种情形一下，生活对她才是可能的。 现在她能做些什么呢？难道要她和丈夫离婚，回到母亲身边并宣布自己的失败吗？她不能过一种没有依靠的生活，因为她对此一直没有心理准备。离婚将是对她的骄傲和虚荣的一种侮辱。生活对她来说是痛苦的，一边是丈夫的批评，而另一边是手持武器的母亲，喋喋不休地告诫她要讲卫生、讲秩序。 突然，她也变得讲卫生、讲秩序了！她整天又洗又擦，打扫卫生。表面上看来，仿佛她最终看见了光明，接受了这么多年来她母亲一直反复强调的教导。一开始，看到她倒垃圾，擦写字台、陈列柜和壁橱，她母亲一定喜笑颜开，她丈夫也一定为事情的变化感到高兴。但她把这些事做得太过分了。她一直洗啊擦啊，直到家里没有一件末擦过的东西。她的热情表现得如此明显，因而她不愿意自己的努力受到任何人的干扰，而反过来她的这种热情却打扰了所有的人。如果她洗过的东西别人碰了，她会再洗一遍，并且只有她才能洗。 在这种持续的洗刷、清扫中表现出来的病态，是存在于女性中的一种非同寻常的、时常发生的情形。这类女人好战地反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们试图表明自己爱清洁的完美的美德，以此方式来抬高自己，使自己优越于那些不这么频繁打扫、洗刷的人。她们的这一切努力仅仅是无意识地想使整个家庭“爆炸”。几乎没有比这类女人的家庭更无秩序的了。她们的目标不是整洁，而是整个家庭的“崩溃”。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实例，在这些实例中，与女性角色保持一致只是在表面上如此。我们的病人没有女性朋友，和谁也处不好，也不知道体谅他人，这一切与我们所预料的她生活中可能的模式正好吻合。 今后，我们有必要逐步发展更好的教育女孩的方法，使她们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备与生活保持一致。当然这个病例中，即使在很好的条件下，有时也不可能实现这种与生活保持的一致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女人的低能被法律和传统维护着，尽管有真正心理洞察力的人都否认这一点。由此，我们必须时刻提防着，从而识别和制止这方面的社会错误行为的整体手段。我们必须加入这场斗争，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女人有某种病理方面的夸大的尊重，而是由于现存的这种错误态度否定了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逻辑。 让我们借此机会来讨论被用来贬低女人的另一种关系：所谓的“危险年龄”，即女人大约50岁左右这段时期，伴随着出现了某些性格特征的突出。生理的变化向处在绝经期的女人暗示着痛苦的日子已来临，她将永远失去她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辛勤建立起来的那点意义。在这样的情形下，她将用加倍的努力去寻求任何有用的、能维持她地位的手段，因为她现在的地位已逐渐比从前不稳定了。我们的文明受一种原则的支配，即只有目前进行的一切是价值的源泉。所有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日渐衰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都会遇到障碍。这种对上了年纪的女人的伤害（完全否定其价值）也影响到每个人，因为在壮年时期，我们毕竟不能日复一日计算自己的价值。一个人在生命高峰所成就的一切，仍然必须在他的力量和活动减退的时期归功于他。仅仅因为一个人老了，就他完全排除在社会的精神和物质关系之外，是不对的。对于一个女人，这等于是实质上的贬低和奴役。想象一位正处青春期的少女想起她未来生活的这个时期的心情吧。50岁左右的女人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一个人的荣誉和价值必须超越这一年纪，保持不变。这一点必须得到保证。 五、两性间的紧张状态 所有这些不幸现象的基础建立在我们文明的错误之上。如果我们的文明带上了偏见，那么这种偏见会延伸开来并触及文明的每个方面，并会在每个地方表现出来。关于女人低劣的谬见以及其必然的推论——男人优越的谬论，不断干扰着两性间的和谐。结果，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张状态被带入了所有的性爱关系中，因而威胁着，并且常常是完全毁灭了两性间每一个幸福的机会。我们的整个爱情生活被这种紧张状态毒化、歪曲和腐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能见到和谐美满婚姻的原因，这就是那么多儿童在成长中一直觉得婚姻极其困难、极其危险的原因。 上述偏见在极大程度上阻碍儿童充分地理解生活。想想许多年轻姑娘只把婚姻当作一个生活的紧急出口，想想那些只把婚姻看作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不幸的男人和女人吧！从两性间的这种紧张状态中产生的障碍，到今天已具有庞大的范围。女人越清楚地表现出逃避社会强迫她承担的性别角色的倾向，男人越想扮演他的特权角色（尽管在这样的行为中存在着所有错误的逻辑），那么这些障碍就会越来越大。同伴关系是与性别角色真正保持一致以及两性间真正保持平衡的独特标志。在两性关系中，一方附属于另一方有如一个国家隶属于另一个国家，是无法忍受的。由于错误的态度而可能产生的障碍对每一方都是相当大的，因此每个人都应该非常注意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它四处蔓延又无比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在其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变得更为复杂，因为每个儿童都被迫形成一个轻视和否定异性的行为模式。 当然一种从容的教育能够克服这些障碍。但是我们现今生活的匆促忙乱，真正经过证明和检验的教育方法的欠缺，尤其是我们整体生活的竞争性（这种竞争性甚至已扩展到了托儿所），已过分生硬地决定了以后生活的倾向，使那么多人有畏缩着不敢承担爱情关系的害怕情绪，大部分是由于那毫无作用的压力造成的，它迫使每个男子在任何情形下去证明自己的男性气概，尽管这种证明必须靠背信、恶意和暴力来完成。 不言而喻，这破坏了爱情关系中的一切坦诚和信任。唐责就是这样的人，他怀疑自己的男性气概，因而靠征服来不断地寻求额外的证明。两性之间普遍存在的不信任阻碍了所有的坦诚，结果整个人类受到了损失。被夸张的男性气概的理想意味着不断的挑战，不断的激励和焦躁不安，其结果自然只是虚荣、自我修养和对特权态度的坚持。这一切当然与健康的社会生活背道而驰。我们的责任是支持他们为获得自由和平等而付出的努力，因为最终整个人类的幸福都依赖于实现这样的先决前提：女人都将与其女性角色保持一致。男人与女人关系的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也同样要依赖于这个先决条件。 六、改善和尝试 在为改善两性关系而形成的所有制度中，男女同校制是最重要的。这种制度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支持者认为他们最有力的证据是，通过男女同校制，两性就有机会从很早开始就互相了解，这种相互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错误和偏见及其不幸的后果。反对者通常反驳说，男孩和女孩在进校时就已经有差异了，因而男女同校的结果只会强化这种差异性，因为这时候女孩的精神发展比男孩要快得多，因而男孩会感到压力重重。这些男孩，他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特权，必须提供自己更为能干的证据，这时可能会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特权只是一个肥皂泡，极易在现实中破裂。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在男女同校制中，男孩在女孩面前会变得焦虑不安并丧失自尊。 毫无疑问，这些证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但只有当我们从两性竞争的意义上去考虑男女同校制时，这些论据才对更大的天资和能力的追求有效。如果男女同校制对老师和学生仅意味着这点，那它就是个有害的学说。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对男女同校制有更好见解的老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老师认识到，这种制度意味着对未来社会工作中两性间协作的训练和准备，那么在男女同校制中所做的一切尝试必然会失败。它的反对者只会从它的失败中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我们需要一个富于创造力的诗人，对整个情形做出一种适当的描述。我们只要表明了主要观点，就应该满足了。一个青春期女孩的举止总表现出她仿佛是低劣的，我们前面提到对器官缺陷补偿的倾向，也同样在她身上存在。区别在于：她对自己低劣的坚信是由环境强迫造成的。她不可改变地被引入了这样一个行为渠道，甚至极富洞察力的研究者也时常会陷入相信她是低劣的谬误中。这种谬误的普遍结果是，两性最终都陷入了追求显赫权术的泥泞道路中，都竭力要扮演并不适合他们的角色。结果又怎样呢？双方的生活都变复杂了，双方的关系都丧失了所有的坦诚，过度沉溺于谬误和偏见之中，所有幸福的希望都化作泡影。 第八章 家庭格局（选）
我们时常都在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在了解了一个人所生长的环境后，才能对一个人作出判断。一个重要的环境就是儿童在家庭格局中的位置。根据这个观点，我们时常可以在掌握了足够的专门知识后对人进行分类，我们能识别出某人是家中的老大、独生子，还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等等。 人们似乎早就知道，家中最小的孩子通常属于特殊的一类。这在无数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圣经》故事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这些故事中，最小的孩子看上去都很相似。确实，他在一个相当区别于他人的境遇中成长。对于父母来说，他是独特的；而作为最小的孩子，他总受到一种特别注意的对待。他不但年龄最小，而且通常个子也最小，因而也最需要帮助。他的兄弟姊妹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并且在他还柔弱时已渐渐长大。由于这个原因，他通常是在一种比他人更温暖的气氛中长大的。 因此，他自然形成了一些对他的生活态度具有明显影响的性格特征，使他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有一种与我们的理论似乎矛盾的情形必须强调一下，即儿童都不愿意做最小的一个，不愿意做不受人信赖的一个，不愿意做一直没有自信心的一个。这种意识刺激儿童去证明他什么都能做，他对权力的奋争变得显著地突出，而且我们会发现最小的孩子通常有一种想要战胜所有人的愿望。只有成为最好的一个，他们才能满意。 这种类型的人并不少见。据观察，有一组最小的孩子，他们胜过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成为家中最能干的人。但相比而言，另一组最小的孩子则不太幸运。他们也有胜过他人的愿望，但却由于与哥哥姐姐的关系而缺乏必要的行动和自信心。如果没有胜过哥哥姐姐，最小的孩子通常会躲开自己的责任，变得胆小怯懦，像一个永远在寻找借口来逃避职责的积习难改的原告。他的欲望并没有变小，但他采取了一种使他从现有处境中挣脱出来的欲望的方式，从而在生活必要问题之外的活动中满足自己的欲望。最终，他最大可能地避免了对他能力的真正检验。 毫无疑问，许多读者一定会想到，这个最小孩子的行为表现好像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因而心里有一种自卑感。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确实总能发现这种自卑感，总能从他现在痛苦的感觉中推断出其精神发展的性质和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最小的孩子就像一个带着器官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儿童。他感觉到什么并不真正重要，真正发生了什么，个体是否真的低劣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境遇的解释。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人在童年时代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在那个时候儿童面临着许多问题、许多可能性以及众多的结果。 教育者该做些什么呢？他应该激励儿童的虚荣心，把儿童推向人们注意的中心，使他总是名列第一吗？这将是对生活挑战的一种无效的回应。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否名列第一并不重要。反而多强调名列第一或成为最好的学生并不重要，可能会更好。我们已真正厌倦了仅仅是名列第一或最好的人。历史和经验都表明，幸福并不在于名列第一或成为最好的人。只教给儿童这样的原则会使他变得片面，首先会剥夺他成为一个好同伴的机会。 这种教导的第一个后果是，儿童只想到自己，整天想知道别人是否会超过他。妒嫉和憎恨自己的同伴以及对自己地位的焦虑，已经显现在他的灵魂中。他在生活中的位置就像一个调速器，迫使他去超过所有的对手（都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灵魂中的那个参赛者，那个马拉松赛跑者，会通过他的整体行为表现出来，尤其通过一些小动作表现出来。这些小动作对于那些还没有学会根据人的所有关系来判断人的精神生活的人来说，并不明显。例如，这些儿童总爱快步走在队伍的前头，不能忍受任何人在他的前面。这种想跑在前头的竞赛态度是多数儿童的性格。 我们发现，这种类型的最小的孩子有时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尽管我们发现其变动也是寻常的。在最小的孩子中，我们发现有一些积极和能干的孩子，他们远远超过别的孩子，甚至成了全家的救星。想想《圣经》故事中的约瑟！这是最小孩子的境遇的一个精彩的阐述。这就好像过去的历史有意要告诉我们一切，因而一种清晰性产生在我们今天辛勤获得的充足证据中。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有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被遗失了，我们必须设法再次找到它们。 另一类儿童也很常见，他们从第一类儿童发展而来。考虑一下我们的马拉松赛跑者突然遇到了一个他认为自己无法跨越的障碍时的情形吧。他会试图绕过障碍，躲开困难。当这种类型的最小的孩子丧失了勇气时，他会变成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彻头彻尾的懦夫。我们发现他远离生活的前沿，一切生活的努力对于他来说，似乎都无法承受，因而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借口艺术家”，不愿去尝试任何有用的事，把自己的精力用在浪费时间上。在任何实际的冲突中，他总是失败。我们发现，他通常小心地寻求一块所有竞争的机会都被排除在外的活动领域，他总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他可能声称自己太软弱或太受宠爱，或声称自己的哥哥和姐姐不让他有所发展。如果他真有生理缺陷，那他的命运会更痛苦。在这种情形下，他肯定会利用自己的软弱来为自己对生活的逃离辩解。 这两类人都很难成为别人的同伴。在这个看重竞争的世界上，第一类人会生活得更好些，这类人将只是以他人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精神平衡；而第二类人一直生活在自卑感的压力下，并由于缺乏与生活保持一致性而在活着时深受痛苦。 家中最大的孩子也有极明显的性格特征。首先，他的优越地位所赋予他的好处，使他的精神生活得到发展。历史一直公认，长子拥有特别有利的位置。在许多民族、许多阶级中，这种有利的地位已成为传统。例如，对欧洲的农夫来说，长子无疑从很小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意识到某一天他会接管农场。因此，他发现自己比家中其他孩子的位置更好，因为其他孩子知道自己必须在一定的时候离开父亲的农场。在社会的其他阶层，普遍认为长子会成为一家之主。甚至在这一传统没有具体成形的阶层，比如在一般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家庭，长子通常被认为具有足够的权力和常识成为父母的助手或支配弟弟妹妹的人。我们可以想象，不断得到环境委以责任的信任，对一个儿童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思想过程有点类似于这样：“你更高大、更强壮、更年长，因此你必须比他们更聪明。” 如果他在这方面的发展没有受到阻碍，那么我们会看到他将具有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特点。这类人对权力特别看重，这不但包括他们自己的个人权力，而且一般来说也会影响他们对权力概念的评价。权力对于长子来说，是相当不言自明的东西。毫不奇怪，这类人明显地保守。 家中的老二在对权力的奋争方面也有着特殊之处。他们一直不断地想靠自己的力量在压力下获得优势，决定着他们生活活动的竞争态度在他的行为中表现得很明显。家中有一个在他之前获得权力的人这一事实，对第二个孩子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如果他能够发展自己的权力，参加与老大的竞争，那么他通常会以极大的热忱迈步前进。这时拥有权力，一直感到自己相对安全的老大，也会感到有被老二超过的威胁。 这种情形在《圣经》关于以扫和雅各的传说中，也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在这个故事中，兄弟之间的斗争残酷地进行着，并不全为着实际的权力，而是为着权力的象征。在相似的事例中，斗争在某种强制力中持续着，直到目标达到，长子被推翻；或者斗争失败，撤退开始，而撤退常以神经性疾病的方式显露出来。第二个孩子的态度与类似于贫穷阶级的嫉妒很像，这其中主要的特征是被轻看，被忽视。第二个孩子可能把目标立得太高，因而他一辈子都受到折磨，打破了自己内心的和谐，因为他追求的不是名副其实的生活，而是一种瞬息的想象和无价值的幻象。 独生子女当然会发现自己处在特殊的境遇中。他完全受其环境中的教育方法的摆布，也就是说他父母在这件事上也是别无选择。他们把自己全部的教育热情都贯注在这个惟一的孩子身上。他变得高度依赖别人，时常等着别人给他指明路途，随时需要扶持。他一生都被人娇惯，不习惯面对任何困难，因为他人生道路上的障碍都已被人清除干净。由于一直是注意的中心，他很容易获得这样的感觉，即他真的很有价值。他的位置是如此不利，以至于错误的态度也几乎不可避免。如果父母亲能理解他处境的危险，那么就一定会有避开许多危险的可能，但这总是一大难题。 独生子女的父母经常是异常地小心谨慎，他们自己经历的生活险境重重，因而对待自己的孩子总是过分关心。而孩子则把他们的关注和告诫理解为额外的压力的源头。父母对他的健康和安乐的关注，最终会促使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他内心会变得害怕生活中的困难，他处理这些困难用的是一种毫无经验的、笨拙的方式，因为他一直只经历生活中愉悦的事物。这类儿童在所有的独立活动上都会遇到困难，他们迟早会成为生活的无用之人。他们的生活活动最终会失败。他们像是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只等着享受生活而别人却要时时关心他们的需要。 在各种不同的组合中，比如同性别的兄弟或姐妹之间，或不同性别的兄弟和姐妹之间，也时常互相竟争。对每种情形作出评价是相当困难的，与本文有关的适当的例子是处于姐妹之间的“独子”的境遇。在这种家庭中，一种女性的影响占支配地位，因而这男孩被推到了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他如果是最小的孩子就尤其是这样，他会发现自己受到一群把他紧紧包围其中的女人的反抗。他奋力争取承认的努力会遇到极大的障碍。他各方面都受到威胁，从未确实感受到我们这个发展迟缓的男性文明赋予每个男性的特权。持续的不安全感，没有能力评价作为一个人的自己，是他最明显的性格特征。他受到家里众多女人的威胁，因而会感到，作为一个男人，他其实只占据了一个更少荣耀的位置。一方面，他的勇气和自信心可能很容易消失；另一方面，他受到的刺激可能很大，迫使他去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两种情形都来自于同一种境遇。这类儿童最终发展如何，决定于其他伴随情况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象。 因此，我们看到儿童在家庭中的位置可能会影响他与生俱来的所有本能、定向和天赋等等。这个结论使性格特征和天资来自遗传的理论不再有价值，而这种理论对于所有教育的努力都是很有害的。毫无疑问，在有的情形中，遗传影响的结果可以明显地显示出来。例如，在一个完全远离其父母长大的儿童身上，可能会形成某些相似的“家族成员特有的”特征。如果我们还记得儿童的某些错误发展类型是如何地与身体的遗传缺陷密切相关，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好理解了。假设一个儿童带着虚弱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其结果则是他对于生活与环境的要求更大的紧张。如果他的父亲也是生来带着类似的器官缺陷，而且在接近这个世界时也有类似的紧张，那么毫不奇怪，其结果将是类似的错误和性格特征。从这个观点看，这种性格从遗传而来的理论似乎是建立在很不充分的证据之上的。 从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断定，无论儿童在其发展中暴露出什么错误，其最严重的后果来自于他的这样一种欲望：把自己高高凌驾于同伴之上。在我们的文化中，他实际上被迫根据一种固定的模式发展。如果我们想阻止这种恶性发展，那么我们必须知道他必然要遇到的障碍并且理解这些障碍。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能够帮助我们克服所有这些障碍，这就是社会感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成功了，障碍就无足轻重了。但这种发展的机会在我们的文化中相对稀少。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奇怪我们所看到的：有许多人终其一生为生活而战；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生活是悲哀的深渊。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是一种错误发展的牺牲品，这种错误发展的不幸后果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在评价我们的同伴时，我们应该非常谦逊，我们尤其不能允许自己作任何道德的评价，关于一个人道德价值的任何评价！相反，我们必须使我们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具有社会价值。我们必须充满同情地对待一个陷入错误的、被引入歧途的人，因为我们比他更了解在他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的一切。这就产生了关于教育问题的一些重要的新观点。对于错误源头的正确认识，使我们掌握了许多促进改善、提高的有力工具。通过分析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发展，我们不但能了解他的过去，而且还能进一步推断他的未来。这样，我们的科学使我们了解了真正的人是什么。人对我们来说已成为活生生的个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扁平的轮廓。由此，我们对他作为一个“同胞”的价值，会比同时代的通常理解更为丰富、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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