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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人性（1-5）（选）（1918,1957）
（奥） 阿德勒 著 陈太胜 陈文颖 译
目 录
导 论（选） 第一部 人的行为 第一章 精 神（选） 第二章 精神生活的社会性方面（选） 第三章 儿童与社会（选） 第四章 我们生活的世界（选） 第五章 自卑感与力求获得承认（选） 第六章 生活的准备（选） 第七章 性 别（选） 第八章 家庭格局（选） 第二部 性格的科学 第 九章 总 论（选） 第 十章 攻击性性格特征（选） 第 十一章 非玫击性性格特征（选） 第 十二章 其他性格表现（选） 第 十三章 情感和情绪（选） 附 录（选） 教育总评 结 论
导 论（选）
过分地自以为是和骄傲自大不可能探讨人性的科学。相反，对它的理解要求人们使用某种谦虚的态度。人性问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任务，对它的解决是自古以来我们人类文化追求的目标。造就即时性的专家不是从事这门科学的惟一目的。只有让每个人都理解人性，才是它真正的目的。这对于那些认为自己的研究专属于一个科学团体的学术研究人员来说，无疑是令人难堪的话题 。 由于我们相互隔离的生活，我们当中没有人深刻地理解人性。在以前的时代里，人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相互隔离地生活。我们从童年伊始就很少与人性发生联系。家庭隔离了我们。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也抑制了我们与同伴之间那种必需的、亲密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对发展人性的科学和艺术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我们与同伴之间缺乏足够的接触，我们就变成了同伴的敌人。我们对待他们的行为常常是错误的，我们的判断也往往是错误的，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能充分地理解人性。一个反复被人们提到的事实是：人们天天碰见、天天说话，彼此之间却没有交流，因为他们都视对方形同陌生人。这个事实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在家庭这个狭窄的圈子里存在。我们常听见父母抱怨他们不理解自己的孩子，而孩子们则抱怨自己受到父母的误解。我们对待同伴的整体态度取决于我们对同伴的理解，因此，理解同伴是绝对必要的，它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人们拥有更为令人满意的人性知识，那么他们将相处得更为容易。这样，令人不安的社会关系就可能得到排除。因为我们知道，不幸的社会关系只有在我们相互不理解时才可能发生，由此我们会陷入被表面的装腔作势所欺骗的危险之中。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要阐释：为什么探讨这一问题的尝试要从医学科学的立场出发，并且其目标是要为这一巨大的领域内一门严格的科学奠定基础；而且我们还要确定，这门人性科学的前提是什么，它必须解决什么问题以及我们可望从它那儿获得什么结果。 首先，精神病学已成为一门要求大量人性知识的科学。精神病医生必须尽可能迅速而准确地洞悉神经症患者的灵魂。在这个特殊的医学领域，精神病医生必须对病人灵魂深处发生的一切有相当的了解，才能有效地做出判断、进行治疗和开出药方。肤浅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在这里，错误的理解会很快得到惩罚，而对疾病的正确理解则会获得治疗的成功。换言之，我们的人性知识会在这里得到有效的检验。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的错误判断不一定会造成巨大的后果，因为这些后果可能会在错误发生很久之后才显示出来，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我们时常会惊讶地发现，对同伴发生误解后所产生的巨大的不幸后果常常在几十年之后才显现出来。这种令人优虑的情形教导我们：人人都有必要和有责任掌握关于人性的有效知识。 我们对于神经症的考察证明：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的心理异常、心理情结、心理失调在结构上与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基本上没什么差异。我们所见到的是同样的构成要素、同样的前提条件和同样的运动变化。惟一的差异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它们表现得更为明显，更易于识别。这一发现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在变态的心理案例中学习，从而可以使我们的眼光更为敏锐地发现正常的心理生活中相关的运动变化及其性格特征。在这里所要求的仅仅是任何职业都需要的训练、热情和耐心。 最初的伟大发现是这样的：精神生活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产生于童年早期。这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发现，所有时代的伟大学者都有过相同的发现。这一发现的新奇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把童年经验、童年印象和童年态度与往后精神生活的种种现象联结在一个不容置疑的、前后关联的模式中。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把个体童年早期的经验、态度与成年后的经验、态度作一比较；在这种联系中，我们有了重要发现，即精神生活的个别表现从来不能被看作是自足的实体。只有当我们把它们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特定方面，我们才能理解这些个别的表现；而且，只有当我们能够判定它们在精神活动的总趋势和总的行为模式中所处的位置时，只有当我们发现个体完整的生活方式，并且真正弄清他童年态度的隐秘目标是等同于他成年期的态度时，我们才能评估这些个别的表现。总之，它清楚地表明：从心理运动的观点看，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发生。某种心理现象的外在形式及其具体化、符号化的形式可能会变化，但其最基本的原理、目标、动力以及所有那些引导心理生活通向其最终目标的所有东西，则保持不变。一个有着焦虑性格的成年患者，他的心里充满着怀疑和不信任，他努力使自己与世隔绝，显示出了他在三四岁时便具有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但由于它们所表现的孩子气的单纯，它们没能得到更为清楚的解释。因此，把我们的大部分研究引向所有病人的童年时代，就成了指导我们研究的一个规则。由此，我们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技艺，即常常能在知道一个成人的童年之后和还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形之前，便能揭示出他的性格特征。我们把从他身上观察到的成年人的那些性格特征，看作是他童年经验的直接投射。 当我们知晓病人童年最为生动的记忆，并知道怎样正确地解释这些记忆时，我们就能极为精确地重建病人现在的性格。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体很难偏离他童年形成的行为方式。几乎没有人能改变他们童年的行为方式，虽然在成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置身完全不同的境遇当中。成年生活中态度的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行为模式的改变。精神生活的基础并没有改变。一个人在童年和成年保持着相同的活动路线。这种现象使我们推断出，他的人生目标也没改变。如果我们期望改变行为模式，那么还有另一种理由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经验上。我们是否改变一个人在成年后的无数经验和印象是无关紧要的，真正必要的是发现我们病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一旦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他的基本性格，并且正确解释他的疾病。 这样，对儿童精神生活的考察就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的支点，许多研究都致力于对生命最初几年的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有这么多从未被触及被探索过的材料，因而任何人都可能发现·新的有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将会对人性研究具有巨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发展起了一种可以预防不良性格的方法，因为我们的研究自身并不是目的，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与以前的思想不同，我们的研究已进入教育学领域，我们献身于教育学多年。教育学对任何希望在其中进行探索，并把他在人性.科学研究中发现的有价值的东西应用到其中的人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无主人的宝藏。因为教育学的知识就像人性科学一样，并非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实践。 我们必须使自己和精神生活的每种表现认同，使自己设身处地，与人们共同欢乐和悲伤，这很像优秀的画家把感受到的人物性格特征都画进肖像中去一样。人性科学应该被认为是一门有许多工具可供使用的艺术，这是一门与所有其他艺术紧密相关并且对它们有用的艺术。特别在文学和诗歌领域，它更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它的首要目的是必须拓展我们关于人的知识，也就是说，它必须使我们大家获得一种使我们形成一种更好、更成熟的心理发展的可能性。 我们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我们常常发现人们恰恰是在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上格外敏感。很少有人不认为自己是精通这门科学的，尽管事实上他们对此几乎没什么必备的研究；而如果有人要求他们把他们人性的知识付诸检验，凡乎没有人不会觉得自己受到冒犯而生气。那些真正希望了解人性知识的人只是那些通过同情体验到了人的价值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经历过心理危机，因而也能在他人身上完全识别这些危机。 由此，我们便有必要在运用我们的知识时使用正确的策略和技巧。因为当我们粗鲁地把从一个人灵魂深处探寻来的赤裸裸的事实摆在他面前时，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事会比这更可恶，也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事会比这遇到更挑剔的目光了。我们最好是劝告那些不想招致仇恨的人在这一点上要谨慎小心。达至臭名昭著的最佳方法是滥用和误用从人性知识中获得的种种事实，就好像一个人急于在饭桌上显示的那样，他对邻座的性格特征知道得很多或已猜测得八九不离十。仅仅引用这门科学的基本原理来作为最后的结论，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那些人的教导并没有从整体上理解这门科学。在这样的过程中，即使是那些真正理解这门科学的人也会觉得受了侮辱。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已经说过的话：人性科学迫使我们谦虚。我们不能没必要地和草率地宣布我们的实验结果。这种做法就像一个小孩，他急于夸耀自己并且把自己所能做的一切都展示出来。对成人来说，这很难被认为是一种合适的行为。 我们建议那些了解人的灵魂的人首先测试自己。他不该把他在为他人服务中获得的实验结果，掷在不情愿的牺牲者面前。他只会给一门仍在发展的科学带来新的困难，并在实际上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这样，我们不得不忍受那些由年轻探索者的轻率热情所带来的错误负担。我们最好保持谨慎小心，并记住：在作出局部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对事物有完整全面的观点。此外，只有在确信对某人有利的时候，我们才能发表这些结论。以错误的方式对他人性格作出断言或在不适当的时候对他人性格作出正确结论，都只会给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在继续我们的种种思考之前，现在，我们肯定会遇到许多读者已经产生的某种反对意见。我们在前面曾经宣称的个体的生活方式是固定不变的观点，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个体终其一生会有那么多的经验改变他的生活态度。我们必须记住，任何经验都可能有许多解释。我们会发现，不可能有两个人会从同一经验中得出同一结论。这说明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经验并不总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的确，人们可以学会避免一些困难，并且可以获得对待他人的一种哲学态度，但他据以行事的行为模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考察过程中发现，一个人总是运用他的经验达到相同的目的。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他所有的经验都必须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与他的生活模式丝丝入扣。众所周知，是我们自己形成了我们自己的经验。每个人都决定了他如何去经脸以及经验到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人们总是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出他们渴望得到的结论。有这样一个男人，他总是不断地犯某种错误。如果你成功地使他相信他错了，他的反应将会变化。事实上，他会总结说，他以前就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但这是一个极为少见的结论。他更可能会反对，说他犯这个错误的时间是这么长，以至于现在也很难改变这种习性；他也可能会为自己的错误谴责父母和教育；他也可能会抱怨，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关心过他，说他自小就被宠坏了，说他曾受到粗暴的对待，他会找到借口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无论他找到什么借口，他暴露了一件事，即他期望推脱自己的责任。用这种方式，他看起来是正当的，逃避了自我批评。他自己永不受谴责。他为什么不能心想事成的原因总是别人的过错。这类人忽略的事实是，他们很少努力去避免自己的错误。他们更急于维护自己的错误，从而以某种热诚去谴责他们自己所受的不良教育。只要他们希望如此，这便会是一种有效的申辩。对一种经验的许多可能的解释以及从一种经验中可能得出的多种结论，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去改变他的行为模式，而是去转变、扭曲和歪曲自己的经验，直到经验适合于他的行为模式。对人类来说，最难的是认识自己和改变自己。 任何一个没有精通人性科学的理论和技巧的人，很难把人教育成为更好的人。他会完全是在做表面文章，并且会错误地深信，由于事情的外在方面已经发生改变，他完成了某些有意义的事情。实际的情形向我们表明，只要行为模式本身没有改变，这种技巧对个体的改变是多么微小，所有表面的变化又仅仅是多么外在的变化和多么无价值。 改变一个人并不是简单的过程。它需要某种乐观和耐心，首先是要消除所有个人的虚荣心，因为，从责任的联系上讲，那被改变的个人并不是他人虚荣心的对象。此外，改变的过程必须在以下这种方式指导下进行，即对被改变的人来说必须看起来是合乎情理的。我们易于理解，人们会拒绝享用一顿他本来非常爱吃的佳肴，如果这顿佳肴不是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烹调和端上桌来的话。 人性的科学还有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的方面。如果人类能够更好地彼此理解，那么，人类无疑会更好地相处，更好地接触。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可能互相欺骗，也不可能感到失望。对社会来说，巨大的危险就在于这种欺骗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同事展示这种危险，我们正在把这种研究介绍给他们。他们必须能够使他们正在其身上进行科学实践的对象理解在我们身上起作用的未知的和无意识的力量的价值；并帮助他们的对象通晓所有人类行为中隐蔽的、扭曲的、伪装的伎俩和把戏。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通晓人性科学，并且有意识地带着社会目的付诸于实践。 谁最适于搜集这门科学的材料并且运用它？我们已经指出，不能仅从理论上运用这门科学。仅仅知道所有的规则和资料是不够的。必须把我们的研究付诸实践，并使研究和实践相互关联，这样，我们的眼光会变得比以前更为敏锐深刻。这正是人性科学理论方面的真正目的。但是，只有当我们走进生活本身并且在生活中检验和运用我们所获的理论时，我们才能使这门科学充满活力。我们这样做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人性知识太少——而且我们所学到又大多不正确，因为现代教育仍然不适于为我们提供人类灵魂的正确知识。所有儿童放任自流，完全凭他自己去评估他自己的经验，完全是在课堂作业之外发展他自己。我们还没有获得人类灵魂的真正知识的传统。人性科学在今天所处的位置就像化学在炼金术时代所占据的位置一样。 我们发现，那些还没有被复杂混乱的教育体制从他们的社会关系中分裂出去的人，最适于从事人性的这些研究。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所讨论的男男女女，不是乐观主义者，就是还没有完全屈服于自身的悲观主义的战斗的悲观主义者。但仅仅与人性接触是不够的，也必须有亲身的体验。鉴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极不充分的事实，只有一类人能对人类灵魂获得真正的理解。他们或者是侮悟的罪人；或者是那些曾经卷入过精神生活的旋涡，纠缠于其中所有的错误中而最终自救的人；或者是那些曾经靠近这一旋祸并且感觉到其中的激流拍打自己的人。另一些人自然也可以掌握人性，尤其是那些具有认同、移情能力的人。对人的灵魂洞悉最深的人是亲身经历了种种激情的人。悔悟思过的罪人就像在各大宗教开始形成的时代一样，是有价值的一种人。他比成千上万的正派人站得更高。这如何可能？因为这种个体曾越过人生的重重困难，曾经从生活的泥泞中挣脱出来，他们从人生的这些堕落经历中获益匪浅，获得力量，升华了自己，理解人生好的一面，也理解人生坏的一面。对于人生的这种理解力，没有人能和他们相媲美，正派人当然也不能。 当我们发现个体的行为模式使他不能拥有幸福人生时，从我们人性的知识中，便会升起一种绝对的责任感去帮助他重新调整其错误的人生观。我们必须提供给他更好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更适应共同体，更适于获得现实存在的幸福。我们必须提供给他一套新的思想体系，指引给他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社会感和公共意识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我们并不打算构建人的精神生活的理想结构。新的观点对困惑的人来说，本身便具有重大的价值，因为他会从这里明白他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铸成错误的。根据我们的观点，严格的决定论者离错误只有一步之遥，他们把所有人类活动看作是原因和结果的序列。只要自我认识和自我批评仍然具有活力，并且仍然是生活的主旨，因果律就会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因果律，经验的结果也会获得全新的价值。只要一个人能决定他行动的源泉和灵魂的动力，他自我认识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一旦他理解这一点，他就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他就会不再逃避来自于他自身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第一部 人的行为
第一章 精 神（选）
一、精神生活的概念与前提 我们认为，精神仅仅是能自由运动的、有生命的生物的属性。精神与自由运动的关系是固有的。那些牢牢扎根于大地的生物没有必要具有精神。如果根系深入大地的植物具有情感和思想，那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们怎能设想植物也许能够接受那无从逃避的痛苦，或是预感那无法避免的痛苦呢？我们又怎能在认定植物必然不能运用意志的同时，又认为它具有理性和自由呢？在这些情形下，植物的意志和理性必然不能结出果实。 在运动和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这形成了植物与动物相互之间的不同。因此，在精神生活的演进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一切都与运动相联系。与环境变化相联系的所有困难都要求精神能预知未来、积累经验和发展记忆，以使生物更适于生存。这样，我们一开始便可以断言，精神生活的发展与运动密不可分。精神获得的一切发展和进步都以生物的自由运动性为前提条件。这种运动性刺激、提高着精神生活的强度，并且要求精神生活永远具有更大的强度。假设我们已经对个体的所有运动了如指掌，那么我们能想象得出他的精神生活已经停滞了。“惟有自由造就伟人，强制只能扼杀和毁掉他们”。 二、精神器官的功能 如果我们从上述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精神器官的功能，我们就能意识到我们是在考虑生物遗传能力的演进，有生命的生物正是依靠这个可攻可守的器官对其置身的环境作出反应。精神生活是既积极进攻又寻求安全的综合活动，它的最终目的是保证人这种生物在地球上的连绵繁衍，并使他安全地获得发展。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前提，那么进一步的考虑就会由此产生，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精神概念所必需的。我们无法想象一种与世隔绝的精神生活。我们惟一能想象的精神生活是与其环境紧密联系的，它从外界接受刺激并以某种方式对这些刺激作出反应，它放弃那些不适于保护自己以抵御外界灾难的能力和力量，或者以某种方式依附于这些力量以保存自己的生命。 上述这种关系十分多见。它们与生物自身有关：人的特点，他的肉体的天性，以及他的优点和缺陷。这是些完全相对的概念，因为我们认为某种本领或某种器官是优是劣只能是完全相对而言的。这些价值只有在个体所处的情境中才能得到确定。众所周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脚是退化的手。对需要爬行的动物而言，这是个决定性的不利条件。但对于必须在平地上行走的人来说，这却是个有利条件，以至于没有人宁愿要那“正常”的手，而不愿要“退化”的脚。事实上，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正如在所有人的生活中一样，自卑不应被认为是全部罪恶之源。只有一定的情境才能决定它是优是劣。当我们想起宇宙中的关系是那么杂多斑驳，有白天和黑夜，有太阳的普照，有原子的运动以及人的精神生活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对于我们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三、精神生活的目的 我们在精神倾向中能够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些运动都直接指向一个目标。因此，我们不能将人的精神想象为一个静止的整体。我们只能将它想象为一个运动力量的综合体。但是，这些运动的力量是个别原因的结果，是为圆满地完成一个单一的目标而斗争的。这个目的，这种为达到目标而作的斗争，是“适应”这个概念中固有的。我们只能想象一种具有一定目标的精神生活，存在于精神生活的运动都指向着这一目标。 人的精神生活决定于他的目标。如果这些活动没有朝着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来决定、延续、变更和指引，那么人就不可能思考、感受、希望和梦想。这结果本身是必然的，因为生物需要使自己适应环境，并对环境作出反应。人类生命的这些身体和精神的现象建立在我们已经证明过的那些基本原理之上。假如没有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一个本身由生命的动力决定的目标，我们就不能设想精神的演进。对于这个目标本身，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变化的，或是静止的。 在这个基础上，精神生活的所有现象都可以被认为是对未来某种情境的准备。在心灵这一精神器官中，除了发现一种趋向目标运动的力量，我们几乎不可能发现任何东西，因此个体心理学认为人类精神的所有外在表现是指向同一个目标的。 了解了一个人的目标，并且对世界也有所了解之后，我们还必须理解这个人的生命运动及其表现有着什么意义，理解他们作为其实现目标的准备，有着什么价值。我们还必须理解这个人为达到目标采取什么类型的运动，就如我们从空中投一块石头落地时，知道它必然要走的路线。当然精神不服从自然的法则，因为那始终存在的目标一直处于变化当中。但是，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那么他的每一种心理倾向都带着某种强迫性去追随这个1目标，就好像存在着一种他必须遵守的自然法则一样。制约精神生活的法则无疑存在，但它事实上是一种人造的法则。如果有人觉得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心理法则的存在，那么他是被表面现象欺骗了，因为当他相信自己已经证明了环境不可改变的本性以及它的决定作用时，他已经暗中做了手脚。如果一位画家想画一幅画，人们便把适合一个具有目标的个体的所有态度加到他头上。他将做所有必需的动作，这些动作将达到必然的结果，就好像有一种起着作用的自然法则一样。但是他真的非画这幅画不可吗？ 自然界中的运动与人类精神生活中的运动是互不相同的。自由意志的所有问题都取决于这重要的一点。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确实，一旦人的意志纠缠或束缚于某个目标，它就受到了约束。而且由于人与宇宙、动物和社会的关系时常决定着这个目标。那么精神生活往往显得受制于一些不可改变的法则就不奇怪了。但是，举个例子，假如一个人否认他与社会的关系并反抗它们，或拒绝使自己适应生活的现实，那么这些所谓的法则都将被抛开，而被新目标所决定的新法则将代替它。同样，当个体对生活感到困惑并企图断绝他对同胞的感情时，社会生活的法则就约束不了他。从而，我们必须断言，只有在恰当的目标确立以后，精神生活的运动才必然发生。 另一方面，我们完全可能从个体现在的种种活动推断出他的目标。这样做很重要，因为很少有人能确切知道他们的目标。在实际的实践中，这是我们为了获得关于人的知识而必须遵守的一项程序。但由于运动可能有许多意义，所以这件事并不总是这么简单。但我们可以记下个体的许多运动，进行比较，并用图表将它们表现出来。我们连接其中表示精神生活明确态度的两点，得到的曲线记录了时间上的差异，从而达到对人的理解。这种方法的运用是为了获得对某一整体生活的统一的印象。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怎样从一个成人身上重新发现具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儿童思维模式。 一位30岁的男人在情绪极其抑郁的情形下去看精神病医生。他有着特别富于攻击性的性格，虽然在发展上有困难，但还是获得了成功和荣誉。他抱怨自己没有欲望工作，也没有欲望生活。并解释说他正准备订婚，但却以极不信任的态度看待未来。他受着一种强烈妒嫉心的拆磨，他的婚约危机四伏，面临破裂。他在这件事情上所举出的用以证明自己观点的事实，并不令人信服，因为那位年轻的未婚妻是无可指责的。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不信任使自己遭到怀疑。他属于那许多男人中的一个，他们感到自己受到吸引，从而去接近别人，但立刻对对方表现出一种攻击的态度，从而破坏了他们想试图建立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照上文提过的方法来绘制这个男人生活方式的图表：先找出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并试图将其与他目前的态度联接起来。照我们的经验，通常要求找到最早的童年记忆，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总是客观地测出这一记忆的价值。他最早的童年记忆是这样的：他与他母亲、弟弟曾经在一个市场里，因为市场混乱而拥挤，他母亲把他抱在了怀里，当她发现抱错时，就将他放下，抱起了他弟弟。他在人群中被挤来挤去，感到非常茫然。从这个回忆的叙述中，我们证实了我们从他对目前情形抱怨的描述中推测出的完全相同的特征。他不能确信他是否较受宠爱，又不能忍受别人得宠。这种逻辑关系一旦对他讲清楚，我们的病人大为震惊，立即明白了这一关系。 每个人的行为都指向特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由环境给予儿童的那些影响与印象决定的。每个人的理想状态，也就是他的目标，可能在他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就形成了。甚至在这时，某些感觉也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或者在孩子身上激起愉悦的反应，或者带来不适的反应。这时人生哲学的最初迹象出现了，虽然是通过最原始的方式得到表现。当人还是婴儿时，影响灵魂生活的基本要素就已成形。在此基础上，一个上层结构形成了，它可能受到更改、影响或改善。繁多的影响会立刻迫使儿童形成一种对于生活的明确态度，并且调整他对于生活提出的问题的特定反应方式。 那些相信成人的性格特征在其婴儿期就显而易见的研究人员，并无多大的错误。这也可以对人们常认为性格是遗传的这一事实，作出解释。但认为人的性格和个性是从其父母遗传下来的观点是普遍有害的，因为它妨碍了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并降低了他的信心。事实上，臆断性格来自遗传的真正原因在别处。这个借口使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采取一种简单的方式，即把学生在学习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遗传，从而逃避自己的责任。这当然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 我们的文明为目标的确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它清除了儿童将要遭遇到的障碍，直到他终于找到一条实现其愿望的途径，保证他既有安全感又能适应生活。儿童在其生命早期就可能明白，为了适应我们的文化现实，他需要多大的安全感。我们并不认为它只是远离危险的安全感，它还包括更进一步的安全系数，保证人这种生物在最佳条件下持续生存，这很像我们在提起一台精心设计的机器的运转时所说的“安全系数”一样。一个儿童通过要求得到一种“额外”的安全因子而获得这种安全系数，这种安全因子超过仅仅为满足他的本能以及平稳发展所必需的量。这样，在他的精神生活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运动。这种新的运动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支配他人、优越于他人的趋向。与成人一样，儿童也想将所有的对手抛在后面。他竭力想获得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将使他获得安全感和适应力，这也正是他的目标。于是，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涌现出某种不安，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安日渐强烈。现在我们假设世界需要一种更加强烈的反应。假如在这个危急关头，儿童不相信自己有克服困难的能力，我们将会发现他竭力逃避，编造种种借口，而这一切只会使潜在的对荣耀的渴求更为明显。 在此情形下，他的当前目标常常是为了逃避更大的困难。这种人畏惧困难，或竭力摆脱困难，以暂时逃避生活对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必须理解人类灵魂的反应不是最终的或绝对的，每种反应只是一种局部的反应，是暂时正确的，而决不可认为是对一个问题的最终解决。特别是在儿童灵魂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正谈论的目标概念只是暂时的形态。我们不能用测度成人精神的同样标准来测度儿童的灵魂。就儿童而言，我们必须观察得更深入，并质疑在他的生活中，能力和行动发展自身时最终将要引导他所通向的目标。如果我们能进入他的灵魂，我们就能理解他的努力的种种表现是如何适合他的理想，而这个理想是他为了最终适应生活而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想知道儿童为什么会有现有的行为，我们就必须站在他的观点上看问题。此外，与他的观点相联系的情感倾向特性也在多方面指引着他。这其中有乐观主义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儿童自信能轻易解决他所遇到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他将成长为拥有这样一个性格的个体，即认为人生任务的解决全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从这儿我们看到的是勇气、豁达、坦诚、责任感、勤奋等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与此相反的就是悲观主义倾向的形成发展。想象一个没有自信解决问题的儿童的目标吧！整个世界对于这样一个儿童来说显得多么阴暗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怯懦、耽于自省、不信任，以及所有那些弱者用以保护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和特性，他的目标总是位于能力可以获得的界线以外，但却远远落在战斗的人生前线的后面。
第二章 精神生活的社会性方面（选）
为了了解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我们还必须考察他与同伴的关系。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宇宙的本质决定的，因而容易变化。另一方面，它又由一个社会或国家诸如政治传统之类的固有制度决定着。不同时了解这些社会关系，我们是不能理解这些精神活动的。 一、绝对真理 人的精神不可能自由行动，因为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的必要性，决定了精神的行动路线。这些问题与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影响着个体，而它自己却很少受到个体影响，即使有影响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但是，我们社会生活的现存状况也不能被认为是终极的，它们多得不可胜数，易发生变化和转变。 我们远不能完全照亮精神生活问题这一黑暗的深处，远不能透彻理解它的本质，因为我们无法逃出由我们自己的种种关系所织就的那张罗网。 为摆脱这一窘境，我们的惟一办法是假定我们社会生活的逻辑是存在于这颗行星之上的一个最终的绝对真理，在我们克服由于不健全的组织和作为人的有限能力而产生的错误之后，就能逐步接近这个绝对真理。 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社会的物质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此作过描述。根据他们的学说，经济基础，即人生活于其中的技术形式，决定着“理想的、逻辑上的上层建筑”，即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我们的“人类社会生活的逻辑”，“绝对真理”的概念与这些观点是部分一致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个体生活的洞察（也就是我们的个体心理学）却教会我们，个体对于某种经济状况的要求作出的错误反应偶尔也会对他有利。为了逃避其经济处境，他可能纠缠于由自己的错误反应所织就的罗网之中，难以摆脱。我们通向绝对真理的方法将引导我们越过无数的此类错误。 二、对社会生活的需要 社会生活的法则确实像气候的法则一样是显面易见的。气候的法则迫使人们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抵御寒冷，比如修建房屋等等。社会和社会生活的约束力存在于制度中，对这些制度的种种形式我们无须完全理解，比如宗教就是这样。在宗教中，社会规范的神圣化成了社会成员间的一种契约。如果我们的生活状况首先要决定于宇宙的支配力，那么它还进一步要受到人类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制约，以及从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法则和规律的制约。社会需要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人的社会生活先于其个人生活，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找不到一种不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没有人曾经离开人类社会生活单独生存过。这很容易解释清楚。整个动物王国都显示出一个基本法则，即物种的个体如果没有能力为保存自身而进行斗争，那么它们就会通过群居生活而获得新的力量。 群居本能最终帮助人类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在与严酷的环境作斗争时不断发展演化的最值得注意的是灵魂，灵魂的本质遍布社会生活的必要性当中。达尔文很久以前就曾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从未发现过单独生存的弱小动物，我们不得不认为人属于弱小动物，因为他同样不足以强大到能单独生存。他对自然只能做出微弱的抵抗。为了能继续在这颗行星上生存，他必须借助于许多人造的机器来补充他弱小的身体。想象一下孤身一人，没有任何文明的工具生活在一片原始森林中的情景吧！他将比任何别的生物更为力不从心。他没有别的动物的速度和力量，没有肉食动物的尖利牙齿，没有灵敏的听觉和敏锐的视觉，而这一切都是生存斗争所必需的。因而人需要大量的工具来保证他的生存。他的营养、他的特征以及他的生活方式，都要求得到广泛的保护。 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人只有在置于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才能持续生存的道理。社会生活为他提供了这些有利条件。社会生活成为必需，因为通过社会和劳动分工，每一个体都使自己从属于群体，这样物种才能继续生存下来。劳动分工（从本质而言，意味着文明）本身能使人类获得进攻和防御的工具，这些工具能使人占有一切必需的东西。人只有在学会了劳动分工以后，才学会如何显示自己的威力。想想生孩子的艰难和孩子出生后的最初阶段要养活他所必需的种种特别的照料吧！只有在劳动分工中，这种照料才能得到实现。再想想那许多人类世代要得的疾病，特别是在其婴儿期。想想这一切，你就会对人生所需要的非同寻常照料有个大致印象，就会对社会生活的必需性有所理解。社会是人类继续生存的最佳保障！ 三、安全与适应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从自然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低等生物。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时常出现在他的意识之中，并时常刺激他去发现一种更好的方法和手段以使自己适应自然。这一刺激迫使他寻求一个能将生活的不利状况排除掉或减到最小的环境。在这时，就出现了对于能够影响适应和安全感获得过程的精神器官的需要。通过增加身体结构本身的防御武器如坚角、利爪或利齿，很难使人脱离原始的半人半兽变成一种新的生物（半人半兽将在与自然的战斗中停滞不前）。只有精神器官能迅速救急，并补偿人机体上的缺陷。对于自身缺陷的连绵不断的感觉，激励人逐渐获得预见和防患于未然的能力，并使他的灵魂演化成为现在这样一种能思维、感觉和行动的器官。既然社会在适应的过程中起着根本的作用，那么精神器官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到社会生活的条件。精神器官的所有能力都是在社会生括的逻辑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逻辑的起源中（它具有对普遍适用性的内在需要），我们无疑会发现人类灵魂发展的下一阶段。只有普遍适用的才是逻辑的。社会生活的另一手段是发音清晰的话语。这一奇迹使人区别于其它动物。话语现象的形式清楚地表明它的社会的起源，并且同样不能从普遍适用的概念中脱离出来。语言对于离群索居的生物体是绝对没有必要的。只有在社会里语言才被证明是合理的。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各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可以在一些个体身上得到证明。这些个体生活在很难或根本不可能与他人接触的环境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由于个人原因而逃避与社会的所有联系，另一些人则是环境的受害者，在每一种情形中，他们都受害于语言交流的缺陷或障碍，并永远不会获得学习外语的能力。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受阻碍，语言的这种纽带作用才能形成和持续下去。 语言在人类灵魂的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逻辑思维只有在具备语言这个前提下，才成为可能。而且语言使我们有了建立概念并且理解价值的差异性的可能；概念的形成并非私人之事，它关系到整个社会。只有在普遍适用的前提下，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才成为可能；我们对于美的愉悦建立在对美的认知、理解和感受的普遍适用性上。因而思想和概念，就像理性、知性、逻辑、道德和审美一样，具有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同时它们又是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其目的是阻止文明的解体。 欲望和愿望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境遇的一个方面。愿望只不过是服务于欠缺感的一种倾向，是获得满足的适应感的一种手段。“愿望”意味着感觉到这种倾向，并且进入到其运动中去。每一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都始于一种欠缺感，其结果都走向一种满足、安静和整体的状态。 四、社会感 现在我们就可能理解任何确保人类生存的规则，诸如法规、图腾和禁忌，迷信或教育，都必须受制于社会的概念并适合它。我们已经在宗教中考察了这个观点，并且发现对社会的适应是精神器官最重要的功能，在个体和社会中也都是如此。我们所谓的公正和正直，以及我们认为人的性格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本质上是对人类社会要求中产生的条件的实现。这些条件使灵魂具体化，并指导着它的活动；责任感、忠诚、坦率、对真理的热爱等美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普遍有效的原则才能形成并保留下去。我们只能从社会的观点出发去判断性格的好坏。人的性格与科学、政治和艺术所取得的任何成就一样，只有在证明了具有普遍价值后才值得引人注意。一般说来我们用以测度个体的标准决定于他之于大多数人的价值。我们总是把某个人与一个理想的人作比较，这个理想的人能以一种基本上对社会有用的方式，克服他面临的重重困难，是一个将社会感觉发展到某种高度的人。根据福特墨勒的表述，他是一个“根据社会法则遵守生活规则的人”。在我们以后的阐述中，这一点将越来越明显，即不培养一种深刻的与他人的伙伴关系，以及不训练成为人的本领，就不会有健全的人的成长。
第三章 儿童与社会（选）
社会要求我们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些责任除了影响我们生活的准则和方式外，也影响我们精神的发展。社会具有一个有机的基础。个体与社会的相切点可以在人的两性倾向的事实中找到。生活冲动的满足、安全感的获得以及幸福的保证并不存在于互相孤立的男女之间，而是存在于夫妻的共有共享之中。当我们观察儿童的缓慢发展时，我们就能确信，没有社会的保护，人类生命就不可能进化。生命的种种责任使劳动分工成为必须，劳动分工不仅没有使人互相隔离，反而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每个人都必须帮助他的邻人。每个人都必须感觉到他与其同伴的相依相连。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关系就这样产生了。现在找们必须更细致地讨论婴儿出生后所面临的一些关系。 一、婴儿的处境 尽管每个儿童都依赖社会的帮助，他仍然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既给予又索取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期待你去适应，又给予你的生命以满足。他的本能因为遇到障碍而感到困惑，因为被征服而感到痛苦。他很小就意识到，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能够更彻底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并对生活有更充分的准备。我们可以这么说，由于童年时的这些境遇，他要求拥有一个综合的器官，它的功能是要使正常的生活成为可能。这样，他的灵魂就诞生了。通过评估每一种境遇，灵魂达到了这个目的，并且指引他以本能的最大满足和最小摩擦迈向另一种境遇。他开始过高估计打开一扇门所需的能力，搬动重物所需的力量，或者别人命令他、让他俯首听命的权力。在他的灵魂中产生了要长大，要长得和别人一样强壮或者更强壮的愿望。支配那些聚集在他周围的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因为他的长辈由于他的软弱而对其负有义务，虽然他们的行为似乎也显出看低他的样子。于是两种行动的可能摆在他面前。一方面，他继续自己已经学会的、认为是成人使用的那些活动和方法；另一方面，他可以表现自己的软弱，让成人感到他的软弱从而帮助他。我们不断地在儿童身上发现这种精神倾向的不同。 在生命的早期，不同的性格类型开始形成。一些孩子的发展方向是获得权力和勇气，其结果是获得承认；另一些孩子则利用自己的弱小来投机，并试图用最多样的方式来表现这种弱小。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个别孩子的态度、表情和举止，就能发现他属于哪种性格类型。只有当我们理解每种性格类型与环境的关系时，才能说每种类型都有其意义。对环境的反应，通常可以在任何一个儿童的行为中看到。 可塑性的基础在于儿童努力想补偿他的软弱。数以千计的天才和潜力都产生于欠缺感的刺激。现在儿童的境遇却截然不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使儿童感到敌对的环境，这环境给他留下整个世界是一片敌人的国土的印象。儿童思维过程中不彻底的想法是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如果他所受的教育没有预先阻止这一谬见的产生，那么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的灵魂就可能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好像他置身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一旦他在生活中遇到更大的困难，这种敌对的印象就会日渐加强。这种情形常发生在有器宫缺陷的儿童身上。这些儿童对待环境的态度与那些有相对正常的器官的儿童迥然不同。器官缺陷可能表现为运动困难、单个器官的不健全、或者整个机体抵抗力的微弱（其后果是经常患病）等方面。 难以正视世界不一定是儿童机体上的缺陷引起的。荒谬的环境对儿童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或提出这些要求时所采用的不恰当的方式）类似于环境中的实际困难。一个渴望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儿童突然发现了横在他面前的重重困难，尤其是当他对成长的环境已经失去了勇气，充满了悲观主义并迅速地影响了他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二、障碍的影响 由于障碍从四面八方逼近儿童，那么他的反应并非一贯恰当就不令人奇怪了。他的精神气质只有短暂的培养时间，同时他发现自己必需去适应不可改变的现实条件，然而这时他的适应技能却未成熟。每当我们考虑我们对环境任何错误的反应时，我们会发现自已就像不断地做实验一样，在灵魂的某一部分会不断地作出发展的尝试，从而作出正确的反应，并在生活中取得进步。我们在儿童行为模式的表现中特别觉察到的是，他在成熟过程中面对确定的境遇所作的反应方式。他的反应态度使我们能洞察他的灵魂。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个体的反应与社会的反应一样，不能依据某种模式进行判断。 儿童在其灵魂发展中遇到的障碍通常会阻碍和歪曲他的社会感，这些障碍有的可能来自他物质环境的欠缺，比如源于他的经济、社会、种族或家庭境况的不正常关系；有的可能来自他身体器官的缺陷。我们的文明建立在人具有健全发育的器官的健康体质的基础之上。因而，重要身体器官有缺陷的儿童在解决生活问题时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很晚才学会走路的儿童，各种运动有困难的儿童，或学会说话很晚的儿童（他们由于大脑的发育缓于正常的儿童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笨拙）都属于这一类型。我们都知道这些儿童时常东碰西撞、手脚笨拙、行动迟缓，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成了他们的负担。这个世界显然没有温情地对待他们，它并不是为了适合他们才形成的。从这些欠缺的发展中必然产生许许多多障碍。当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总有可能得到补偿，不再有任何创伤。在此期间，如果精神需要的痛苦没有形成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感受到的绝望，那么，再加上经济拮据，事情会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很容易理解，有缺陷的儿童对于成人社会既定法规的了解极其有限。他们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在他们身边出现的机会，并倾向于将自己孤立起来，逃避自己该完成的任务。他们对于生活中的敌意尤其敏感，并且无意识地夸大这种敌意。他们对于生活痛苦的一面比对于生活光明的一面兴趣更大。大体而言，他们对两者都估计过高，因而他们终其一生都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他们要求别人对自己特别注意，当然他们考虑自己远多于考虑别人。他们设想中的生活的必要责任与其说是刺激，倒不如说是障碍。由于他们对其同伴怀着敌意，他们与环境之间的鸿沟不断拓宽。现在他们带着夸大的谨慎小心对待每一次经历，而每一次接触使他们离真理和现实越来越远，从而不断地给自己带来新的障碍。 如果父母对孩子平常的温情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表露，那么相似的障碍就会产生。每当这种情形出现，在儿童成长中的严重后果就接踵而来。孩子的态度变得固执，以至于不能识别爱，也不能恰当地运用爱，因为他追求温情的本能没有得到发展。在温情感没有得到适当发展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身上，很难激发出任何温情的表示。他的整个生活态度是一种逃避的姿态，是一种对所有的爱和温情的逃避。如果考虑不周的父母、教育者或其他成人教育儿童爱与温情是不合时宜的、荒唐的、或者是没有男子汉气概的，并给他灌输一些有害的格言，也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教育儿童温情是荒唐可笑的，这情形在生活中并不少见。那些经常受到嘲弄的儿童尤其如此。这类儿童深恐显露出情感或温情，因为他们觉得，对别人表现出爱的倾向是荒唐的，是缺乏男子汉气概的。他们抵抗正常的温情，仿佛这温情会奴役他们并使他们丢脸。于是，在童年早期，阻隔爱的生活的界限就设定好了。通过这种阻止和压抑所有温情的野蛮的教育，儿童逐渐从其周围的环境中退缩出来，逐渐丧失了与环境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对他的灵魂是极其重要的。有时，身边的某一个人为他提供了一个和谐的机会，这时他会与这个朋友建立极其深厚的关系。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长大以后，他的社会关系仅指向某一个人，他的社会倾向永不能扩展从而包容更多的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男孩便是这样的例子。当他注意到他的母亲只对他的弟弟表现出温情，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因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始终四处徘徊，试图找到他童年早期未能得到的温情和爱。这个例子证明了这类人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障碍。不用说，这类儿童的教育是在强制下进行的。 伴有太多温情的教育与没有温情的教育同样是有害的。被娇惯的儿童与被严格教育的儿童一样在困难重重中艰难前进。从一开始，对温情的渴望就产生了，渐渐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其结果是这个倍受宠爱的儿童依恋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拒绝与他们分离。温情的价值由于错误的经验而得到强调，以至于儿童得出结论，他的爱可以迫使成人为他的成长承担某种绝对的责任。这个目的很容易达到，儿童对其父母说：“因为我爱你们，所以你们必须这样做或那样做。”这种社会教条的模式常常在家庭这个圈子内滋长。一旦儿童在别人身上发现这种倾向时，他会表现出更多的温情，从而使别人更加依从他。对家庭中某一特定成员的这种温情的爆发必定会留在记忆中。毫无疑问，儿童的未来将受到这种教育的有害影响。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他将忙于为获取别人的温情而奋斗。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敢于使用一切现成的方法，他可能试图征服他的对手，比如兄弟或姐妹，或者热衷散布流言来打败他们。这类儿童实际上可能怂恿其兄弟去干一些违法之事，使自己显得相对荣耀而正直，从而得到父母的宠爱。他对父母施加一定的社会压力，从而使父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竭尽全力，直到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比任何人都显得重要。他有时懒惰，或干坏事，惟一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的父母更为他而忙碌；他有时又成为模范儿童，因为他认为别人的注意是对他的一种奖赏。 在对这些办法进行讨论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旦精神活动的模式确定，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达到目标，儿童可能会朝邪恶的方向发展；为了同一目标，他也可能变为模范儿童。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些儿童通过不守规矩，寻求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而另一些更精明的儿童则靠美德达到相同的目标。 我们也可以把倍受宠爱的儿童与这样一些儿童归为一类：他们路途上的一切障碍已经被扫除，他们的能力已在友好的方式中被贬低。他们从没有机会去面对责任，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生活准备的机会，这些准备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是必需的。对于那些乐于与他们交往的人，他们没有与之接触的准备，当然也不可能与另外一些人接触，这些人由于其童年时代的困境与错误，总为人们之间的联系交往设置障碍。这些儿童对生活完全没有准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克服困难的机会。一旦他们离开家庭这个小小王国像温室一样的氛围，几乎注定要遭受失败，因为他们再也找不到像宠爱他们的父母那样乐于承担责任的人了，再也找不到他们习惯的氛围了。 所有这类现象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或多或少倾向于儿童的孤立。肠胃有毛病的儿童对营养持有一种特别的看法，结果他们与肠胃正常的儿童相比有着不同的发展过程。器官有缺陷的儿童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括方式可能最终迫使他们陷入孤立。还有一些儿童则不太清楚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实际上试图回避这种关系。他们找不到一个忠实的朋友，他们玩的游戏与其同伴们所玩的游戏也大相径庭。他们要么羡慕其同伴，要么讨厌其同龄人所玩的游戏，而关在屋子里专心致志玩自己的游戏。在极其严格的教育的压力下长大的孩子也面临与社会隔离的危险。生活在他们看来并非令人愉悦的亮色，因为他们总是对各方面都留下阴暗的印象。要么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忍受生活的一切，并低三下四地接受生活的悲苦；要么他们觉得自己像个战士，准备投入与其敌对环境的战斗。这类儿童感到生活及其职责过于艰难。不难理解，这样的儿童大都会忙于保卫自己个人的边界以免使自己的人格遭到失败。我们可以猜想，在他眼里，外部世界总是不友好的。夸大的警觉使他背上了包袱，使他倾向于回避更大的困难，而不是使自己面对可能失败的危险。 这些被娇惯的儿童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是他们社会感发展得不完全的标志），那就是他们更多考虑自己，而非考虑别人。这一特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朝着一种悲观主义世界观发展的全过程。除非他们找到纠正其错误行为模式的方法，否则他们不会幸福。 三、人作为社会存在 前面我们已详尽地阐明：只有当我们把儿童放在相关的环境里，我们才能了解他的人格，才能判断他在世界上的特定境遇。我们所谓的境遇，是指他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他对环境和生活中的问题的态度，比如职业的挑战、与人的交往以及与其伙伴的和谐融洽这些人性中固有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能断定，那些在生命伊始就暴风雨般地给他留下的印象将影响他整整一生的态度。在儿童出生后几个月，我们就能断定他将与生活保持怎样的关系。这时，我们完全不可能将两个婴儿的行为方式混淆，因为他们已表现出了相当确定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随着儿童的成长，会日渐清晰，不会再发生变化。儿童的精神活动会越来越受到其社会关系的影响。与生俱来的社会感的最初迹象显露出了他对温情的寻求，这导致他寻求与成人的亲近。儿童的热爱生活总是指向他人，而非像弗洛伊德所说，总指向自己的身体。这些强烈地受性欲影响的努力在强度和表现方式上因人而异。在两岁以上的儿童身上，这些区别可能表现在其语言上。只有在最严重的精神机能退化的重压下，这种牢牢植根于每个儿童灵魂深处的社会感才会离他而去。这种社会感将伴随终生，它在某些情形中会发生变化、歪曲和受到约束；而在另一些情形中则会扩大、拓宽，直到它不但涉及他自己的家庭成员，还涉及到他的家族、他的国家乃至全人类。它还可能跨越这些界线，而朝着动物、植物、无生命的物体乃至朝向整个宇宙而表现出来。我们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必须把人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一旦掌握这点，我们就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行为。
第四章 我们生活的世界（选）
一、我们宇宙的结构 由于每个人都必须适应其环境，他的精神机制便具有从外部世界接纳印象的能力。此外，精神机制还根据对世界一定的了解，沿着从人生之初就形成的理想行为模式的路线去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我们无法用清楚准确的术语来表达对宇宙的理解，表达这个目标，但我们仍然能把它作为一种现存的氛围来描述，并且总与欠缺感作对比。只有在确立了固定的目标以后，才能有精神活动的产生。正如我们所知，目标的建立必须以能力的变化以及一定程度的运动自由为前提。由运动自由引起的精神充实不应被低估。一个第一次从地上站立起来的儿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时他总会感受到一种敌意的氛围。在他最初的运动企图中，尤其是抬脚学习走路时，他经历了种种不同程度的困难，这些困难可能强化也可能摧毁他对于未来的希望。那些被认为微不足道或寻常的印象可能对儿童的灵魂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完整地形成他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印象。因而，曾在运动方而遭遇过困难的儿童为自己树立的理想可能是剧烈、迅速的运动；只要问问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或问问他们长大以后最想干什么，就能发现这样的理想。通常，这类儿童会回答，他们渴望成为汽车司机、火车司机等，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想克服妨碍自己运动自由的所有困难。他们生活的目标是用完美的运动自由扫除自卑感和障碍感。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障碍感很容易出现在发育缓慢或身体多病的儿童的灵魂之中。同样，眼睛有缺陷的儿童企图把整个世界变得更为直观，听觉有缺陷的儿童会对那些听起来更加令人愉悦的特定音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总之，他们变得“爱好音乐”。 在儿童用以征服世界的所有器官中，感觉器官在决定他与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基本关系时，显得最为重要。通过感觉器官，人们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观。首先接近环境的是眼睛，可视的世界强制性地吸引每个人的注意，为他的生活经验提供主要的资料。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视觉画面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它有不变的、持久的基础，不像耳、鼻、舌、皮肤这些感觉器官，只能感受短暂的刺激。但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耳朵是主要的感觉器官，他们信息的精神储备主要来自听觉。在此情形中，灵魂可以说具有显著的听觉能力。我们也偶尔发现一些人，在他们身上肌肉活动占主导地位。还有一类人，对嗅觉或味觉的刺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对气味特别敏感的那类人，在我们的文明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另外，对于一些儿童，他们的肌肉系统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类儿童进入这个世界是以极度的焦躁不安为特征的，这使他们在童年时期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之中，成年以后则更加活跃。这类人只对运动肌肉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活动感兴趣。他们甚至在睡眠中都显示出活动的迹象，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他们在床上焦躁不安地翻来覆去证实这一点。我们必须把那些“坐立不安”的儿童（他们的烦躁不安常被认为是一种恶习）归入这一类。一般地，我们可以说一个儿童如果不是通过强化某个器官组织（不管是感觉器官还是运动器官）来接近这个世界，那么他几乎是无法生存下去的。通过较为敏感的器官从外部世界搜集来的印象，儿童形成了其所处世界的形象。由此，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用什么感觉器官系统在接近这个世界，我们才能理解这个人，因为他所有的关系都受这个事实的影响。他的行动和反应从外界的影响中获得益处，他的器官的缺陷影响着他童年时代的宇宙观并进而影响他以后的发展。 二、宇宙观形成的要素 决定我们所有行动的目标也影响着那些心理机能的选择、强度和活动，这些心理机能赋予宇宙观以形式和意义。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每个人只能经历生活的特定环节，或者体验一个特定的事件，或者确实体验到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我们每个人只看重适合于自己目标的东西。然而不清楚了解人们内心暗中追求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行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全部活动都受到这个目标的影响，那么就不能对他行为的各个方面作出评价。 A．知 觉 外部世界产生的印象和刺激通过感觉器官传送到大脑，并在大脑中留下某些痕迹。这些痕迹构成了想象和记忆的世界。但是知觉不能与摄制的逼真形象相比，因为知觉与知觉者某种特别的、个性的品质有密切的关系。人不能感知所见的一切。没有两个人会对同一景色作出相同的反应；如果问他们感知到了什么，他们会作出相异的回答。一个儿童感知到的只是那些环境中与他的行为模式相适合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原因早已确定了这个行为模式。视觉欲望发展甚好的儿童的感知具有占优势的视觉特征。大部分人可能是视觉意识强的，另外一些人则主要用听觉为自己编造这个世界镶嵌画般的形象。这些知觉不一定要与现实一致。每个人都能把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重新布局、安排，使之适合于他的生活模式。一个人的独特性和不寻常性在于他感知到什么以及如何去感知。知觉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它还是一种精神机能，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出关于内心生活的最为探远的结论。 B．记 忆 灵魂发展以感知为基础，并与活动的必要性密切相关。灵魂与人这个生物体的运动性具有天然的联系，并且灵魂的活动决定于运动性的目标与目的。人必须对其生活的世界的刺激和关系加以搜集和整理。作为适应器官的灵魂，必须发展所有这些机能，因为这些机能在保护自身与维持生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显然，灵魂对于生活问题的独特反应将在灵魂中留下痕迹。记忆和评估的功能受适应的必要性的支配。没有记忆，就不可能对未来有所警惕。我们可以推断，所有的记忆都有一个隐蔽在自身之内的无意识目的。记忆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有着鼓励和警告的作用。决不存在无关紧要或无意义的记忆。只有确实了解记忆推动的目标和目的，才能对记忆作出评估。知道人为什么记住了一些事情而忘记了另一些事情并不重要。我们记住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的记忆对某种特定的精神倾向极其重要，因为这些记忆推进了某种重要的潜在的运动。同样，我们也忘掉那些有损于计划完成的事件。由此我们发现，记忆也从属于有目标的适应，每种记忆都受着目标观念的支配，这种目标观念指导着整体的人格。一种持久的记忆，哪怕是一种错误的记忆，就像童年时代那些经常充满偏见的记忆一样，可能超越意识到的领域，表现为一种态度，或表现为一种情调，甚至表现为一种哲学观点，只要为了达到希望达到的目标必须这样。 C.想 象 幻想和想象的产物能够最清楚地表现出个体的独一无二。我们所说的想象是在引起感知的对象不在场的情形下知觉的再现；换句话说，想象是被复制的知觉，是灵魂的创造性机能的又一证明。想象的产物不但是知觉的重复（知觉本身就是灵魂的创造力的产物），而且是建立在知觉基础之上的一种全新、独特的产物，正如知觉是在身体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一样。 在焦点的清晰明显方面远远胜过惯常想象的是幻想。这类幻想是如此的轮廓鲜明，以至于它们不但具有想象的产物的价值，而且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就好像原本不在的刺激物实际存在一样。当幻想显得好像是实际存在的刺激的产物时，我们称之为幻觉。幻觉出现的条件与幻想的白日梦产生的条件完全相同。每一种幻觉都是灵魂的艺术创作，根据特定个体的目标和目的设计和成形。让我们举个例子来对此进行说明。 有一个聪颖的年轻姑娘违背父母的意愿结了婚。她的父母对于她的婚姻非常恼怒，因而和她断绝了所有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开始相信她父母待她不好。由于双方的骄傲与固执，许多重归于好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位年轻姑娘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富有家庭，由于她的婚姻，却陷入了相当穷困的处境。从外表上看，没有人能从她的婚姻关系上看出什么不幸福的迹象。如果不是在她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人们早就认为她已很好地适应了生活。 这姑娘一直是她父亲宠爱的孩子，父女关系十分亲密，因而现在的决裂就更为引人注目。由于她的婚姻，她父亲对她很不好，父女之间的裂痕很深。甚至在她的孩子出生时，她的父母也没有动心，没有去探望她或去看看她的孩子。父母的无情对待，使她一直不能释怀，因为在强烈的欲望的驱使下，尤其是在她正需要安慰照料的时候，父母的态度刺伤了她的心。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年轻姑娘的情绪完全受其欲望的控制。正是这个性格特征使我们得以洞察为什么她与其父母的决裂对她的影响如此之深。她母亲是个严格、正直的人，有许多优良的品质，虽然她用严厉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女儿。她知道如何服从她的丈夫（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而不真正降低自己的身份。确实，她骄傲地使人们注意到她的服从，并把这种服从视为一种荣耀。在这个家庭中还有一个儿子，被认为酷似他的父亲，是家族姓氏未来的继承者。他比这个年轻姑娘在家庭中更受重视的事实，足以激发那姑娘的欲望。这个相对受到其父母庇护的姑娘，在她的婚姻中经历了艰难穷困，这使她经常带着日渐增长的不悦想起父母对她的虐待。一天夜里，在她入睡之前，她发现门被打开，圣母玛利亚走到她床前，说：“因为我这样爱你，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你将在12月中旬死去。我不愿让你毫无准备。” 她并不害怕这个幻影，但她叫醒了她丈夫，一一告诉了他。第二天，她去看医生，把这事告诉了医生。这应是个幻觉。但她坚持说她的所闻所见相当清楚。初看起来，这似乎不可能，但当我们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分析，就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切。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具有强烈欲望的年轻姑娘，同时，如我们的观察所表明的，她还具有支配所有人的倾向，她与其父母决裂后，发现自己陷入了穷困。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个人如果竭力想征服她生活中的一切，那么她可能接近上帝并与之交谈。如果圣母玛利亚只是出现在想象中（比如在祈祷中），那么谁也不会觉得这事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之处，但这位姑娘的情形还需进一步说明。 当我们明白灵魂可能玩弄的诡计之后，这件事就完全失去了其神秘性。在相似的情形中，不是很多人都做过梦吗？其真正的区别只在于：这位年轻姑娘可以醒着做梦。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她的抑郁感使她的欲望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现在我们意识到，实际上另一位母亲来到了她身边，这位母亲在大众心目中是所有母亲中最伟大的。圣母的出现是因为她的母亲没有来。这幻影的出现是对她母亲对女儿缺乏关爱的谴责。 这年轻姑娘现在正试图找到某种方法证明她父母是错误的。12月中旬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更倾向于考虑自己更为深层的关系，大多数人带着更多的温情彼此亲近，互相赠送礼物等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言归于好的可能性变得更为迫切，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特殊的时间与她发现自己处于无所适从的窘境密切相关。 这个幻觉中惟只奇怪的事似乎是：圣母的友好到来，是要告诉这个年轻姑娘，她即将死去的坏消息。她告诉丈夫这一幻影时所用的是幸福的语调的这一事实，也是极重要的。圣母的这个预言很快传播并来，越出她的家庭这个狭小的圈子，医生在次日也知道了这事，这就很容易使她母亲来看望了她。 几天以后，圣母玛利亚再次出现，说了同样的话。当询问这位年轻姑娘与其母亲的会面结果如何时，她回答她母亲不承认做错了事。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旧主题的再次出现。她想要支配她母亲的愿望还没有得到实现。 这时，我们曾力图让她的父母理解其女儿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一切，因而在她与父亲间安排了一次非常令人满意的会面。场面很感人，但她仍不满意，因为她说自己的父亲的举止很不自然。她还抱怨父亲让她等得太久了！可见，即使赢得了胜利，她也仍然不能摆脱这样的倾向，即认为人人都错，只有自己是成功的胜利者。由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幻觉出现于精神压力最大及人们害怕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情形中。毫无疑问，在发展稍微落后的地区以及在遥远的从前，幻觉对人有相当大的影响。 游记中对于幻觉的描述是众所周知的。在沙漠中迷了路的人，又饥又渴又累，忽然看见了海市蜃楼，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们能够理解生命一旦危在旦夕，从中产生的压力将迫使人们的想象为自己创造一个清澈的、使人精神一振的情境，从而逃避环境的不愉快压力。这里的海市蜃楼象征着一种新的情境，它能鼓励疲惫不堪的人们，使其下定决心，变得更为坚强；或者从另一方面，它能使人们变得更为敏感，它像是一种安慰剂或麻醉剂，使人忘却恐惧所带来的痛苦。 因为我们已经从知觉、记忆机制以及想象中看到过类似的现象，所以幻觉对于我们来说毫不新奇。当我们关注梦境时，还将看到这些同样的过程。想象力的强化以及高级神经中枢判断功能的排除，可以很容易产生幻觉现象。在必要的情形下或是在危险的境遇中，或是在人的能力受到威胁的压力下，人可能通过这一机制消除或克服自己的软弱感。压力越大，就越少去关注极为重要的理性。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全力自救”的座右铭的激励下，在其所有的精神能量的协助下，他的想象会被迫转化成幻觉。 错觉与幻觉有紧密的关系，惟一的区别在于它保留着一些外部的联系，只是被曲解了，就像歌德《魔王》中的情形一样。它们潜在的情形以及其心灵的危机感，则是相同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在需要产生时，灵魂的创造力如何能够产生错觉或幻觉。一个杰出家庭出身的男人，由于学业不佳而没有出息，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他已放弃了所有能有所出息的希望。而这种无望加重了他的负担。此外，朋友的责备，也使他的精神负担日渐沉重。在此情形下，他开始酗酒，这立刻带给他一种甜蜜的忘却以及对失败的借口。不久，他因震颤性谵妄被送进医院。谵妄与妄觉有很密切的关系，在因酒精中毒引起的谵妄中，患者眼前时常出现一些老鼠、昆虫或蛇之类的小动物。与患者的职业有关的一些幻觉也会出现。 我们的病人被送到坚持反对喝酒的医生面前。他们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治疗，使他彻底戒掉了酒，病愈出院，3年滴酒不沾。最近他又回到了医院。他坚持说他时常看见一个斜着眼睛、呲牙咧嘴冲他而笑的人在一旁监视他的工作。有一次，他特别愤怒，因为那人嘲笑他，他就举起铁镐掷向他，想看看他是真人还是幽灵。那幽灵却闪身躲开了，然后冲向他，狠狠揍了他一顿。 在这个病例中，我们再也不能说是什么幽灵了，因为那所谓的幽灵有真正的拳头。答案不难找到，他有产生幻觉的习惯，但这次把真人当作了幻影。这向我们清楚表明：虽然他已摆脱了酗酒的愿望，但是他出院后，更为沉沦。他失去了工作，被赶出了家，现在不得不靠做临时工谋生，这在他和朋友眼里是最低贱的工作。因而他生活中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少。除了病愈带来的巨大益处，他虽然戒了酒，却由于失去了酒的安慰变得更为不幸。由于酒的助力，他还能干他原来的工作，因为当家里人大声指责时，他还有借口说自己是个酒鬼。这借口比起自己无能保住工作总光彩一点。他病愈后，又必须面对面地正视现实，这情形与从前相比同样充满压力。假如他现在失败了，他已没什么可安慰自己的了，也没有什么好责怪的，甚至包括酒。 在这种精神危机的情形中，幻觉重又出现。他认为自己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并且仍像个酒鬼一样看待这个世界，并清醒地告诉自己，他整整一生都因为酗酒而毁了，现在已毫无挽回的余地。他希望因为生病摆脱他的有失体面的、令人不快的挖沟工作，不再为此而不得不做决定。上述幻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他再次被送进医院。现在他可以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如果不是酗酒毁了他的生活，他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方法使他对自己的人格评价一直很高。对他来说，保持人格评价不下降，比保住工作更重要。他所有的努力一直都是要让自己确信，如果不是因为不幸运，他可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是这种证据使他能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并使他感到其他人并不比他强，只是他的道路上横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这种竭力为自己寻找安慰借口的心情下，就产生了那个睨视他的男人的幻觉，这幽灵成了他自尊心的救星。 三、幻 想 幻想是灵魂的另一种创造性机能。在我们已描述过的种种现象中，可以找到这种活动的痕迹。正像那些能进入意识的清晰的焦点的记忆，或那些想象的异乎寻常的上层结构的建立，幻想和白日梦也被看作是灵魂的创造性活动的一部分。预见和判断是任何运动的生物体都具有的一种基本机能，它构成了幻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幻想与人这个生物体的运动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实际上就是一种预见和预知的方法。儿童和成人的幻想，有时又称作白日梦，总是关注未来，他们活动的目标是建造“空中楼阁”，把虚构的形式作为真实的现实的榜样。对儿童幻想的考察清楚地表明，对权力的追求在儿童的幻想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儿童在其白日梦中总是同自己的勃勃野心打交道。他们的幻想大部分以“我长大以后”之类的话开始。有许多成人在生活中显现出未成年人的倾向。竭力取得权力是他们生活中明显的重心，这再次向我们表明，只有确定了某个目标，灵魂生活才能得到发展。在我们的文明中，这个目标就是获得社会承认和社会地位。个体决不长久持续地追求某个中庸的目标，因为人类的日常生活总是伴随着不断的自我评价，这自然导致产生高人一等的愿望，以及在竞争中胜利的希望。在儿童幻想中很明显的预见形式几乎全是让儿童的权力得到表现的情境。 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给幻想的程度或想象的范围规定一个尺度是不可能的。我们以前说的对许多情形是有效的，但可能对某些情形并不适用。那些以好战的眼光对待生活的儿童，他们的幻想力将得到很大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态度使其在极大的压力下小心谨慎。至于那些认为生活总是令人不快的儿童，其想象力也将得到很大的发展，并具有一种特别沉迷于幻想的倾向。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他们的想象力可能成为逃避生活现实的一种方法。在此情形下，它变成了一种权力的陶醉，个体可以通过其想象的虚构杠杆，升华自己，使自己超越生活的平庸。 社会感以及为获得权力所做的努力，也在幻想生活中担任重要角色。在童年时期的幻想中，获得权力的努力很少不表现为要将这权力运用于某些社会目的。这种特征可以在以下这些幻想中清楚地看到：儿童幻想自己成为救世主、好骑士、一个战胜邪恶势力或魔鬼的胜利者等等。儿童时常幻想自己不属于原来的家庭，有朝一日，他们真正的父亲，一个大人物，会来把他们带走。这种幻想常在有很深自卑感的儿童身上出现，他们经受着被生活剥夺一切的烦扰，或者不引人注目，或者不满意自己在家庭圈子里得到的爱与温情。那些总是表现得好像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儿童，他们的外在态度显露出他们渴求显赫的愿望。有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幻想几乎以病态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有的儿童只戴硬挺的礼帽，或到处拣雪茄的烟蒂，以使自己显得像个男人；有的决心使自己像个男人的年轻姑娘，她们的举止打扮都更像男孩子。 说有些儿童没有想象，显然是个错误。这些儿童要么是不愿表现自己、要么是有别的原因使他们不让自己的幻想表露出来。通过压制自己的想象，儿童可能设法得到一种权力感。由于受到要使自己竭力适应现实的压制，这些儿童往往相信幻想是有失男子汉气概的或显得孩子气，因而他们不愿参与其中；在一些情形下，这种厌恶会发展到极点，以致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完全缺乏想象。 四、对梦的一般考察 除了前面我们已描述过的白日梦以外，我们还必须讨论我们睡眠中产生的重要而有意义的活动，即夜梦。一般而言，夜梦被认为是白日梦的重演，老一辈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曾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性格很容易从梦中了解到。实际上，从历史的曙光初现以来，梦在很大的程度上占据了人类的思想。与在白日梦中一样，人在睡梦中也还在筹划、安排，使自己未来的生活通向一个安全的目标。二者之间明显的区别是白日梦相对易于理解，而睡梦很少有人能理解。睡梦很难被人理解并不令人奇怪，我们很容易认同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睡梦是多余而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先暂时这样说，渴望征服困难、保持自己未来地位的个体，他对权力的努力争取，可以在其睡梦中传来回声，睡梦帮助我们理解精神生活的问题。 五、移情与认同 灵魂不但能感知现实中的实际存在物，而且还能对将要发生的事进行感知、推测。这种能力对任何自由运动的生物体所必需的预见功能，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把这种能力称作认同或移情。这种能力在人类身上发展得特别好。它的活动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能在精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找见它。对预见的必需乃是它存在的主要条件。如果我们被迫去预见、预断或预测在某一情境下我们该如何去做，我们就必须学会如何运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知觉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仍未发生的情形做出正确的判断。获得一个视点很重要，这样，我们可以用更大的努力去接近新的情境，或以加倍的小心避免它。 移情出现在人们相互交谈的时刻。如果不能在交谈的同时认同于对方，就不可能理解对方。戏剧是移情的艺术表现。关于移情的另外的例子还可见于当某人注意到别人身处险境时，所产生的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这种移情作用可能会很强烈，使他无意识地做出保护的动作，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危险。我们都知道当某人摔坏杯子时，在场的人所做出的姿势！在保龄球场，我们可以看到某些运动员随着球的滚动路线而移动他们的身体，就好像他们想靠自己的运动去影响球的滚动路线!同样的情形在足球比赛时也能看到。看台上的观众随着他们所喜欢的球队的进攻方向，做出用力向前推进的动作，或在对方球队得球时，做出抵御的动作。一个常见的表现是，汽车上的乘客在面临危险时，会在无意间做出踩刹车的动作。如果人们从一座高楼上经过，看到楼上有人在擦玻璃，大都会做出某种退缩和保护的动作。当演讲者失去镇定，讲不下去时，听众就会感到压抑和不安。尤其是在剧院里，我们很难使自己不去认同于演员，很难不在内心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的整个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认同能力。如果我们要追溯这种在行动和感觉上好像是另一人的能力的起源，我们可能会在与生俱来的社会感的存在中找到它。这实际上是一种宇宙感，是对我们自身在内的整个宇宙的相互联系的反映；它是人之为人所不可避免的特征。它赋予我们认同于那些外在于我们自身的事物的机能。 正如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感一样，移情也存在着不同的程度，这甚至可以在儿童身上观察到。有些儿童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玩具娃娃，就好像这些玩具娃娃是真人一样；而另一些儿童则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更感兴趣。如果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关注于那些不太有价值或无生命的东西，那么个体的发展就可能完全停止。如果不是完全缺乏社会感，如果具有使自己认同于别的有生命的生物的能力，那么我们常见的儿童对动物的虐待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缺陷的结果是导致儿童在与其同伴建立关系时，只对其中几乎无价值或毫无意义的东西感兴趣。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毫无兴趣。这些表现与缺乏移情能力密切相关。把自己认同于别人的能力的欠缺发展到一定程度，个体就会彻底拒绝与其同伴的合作。 六、催眠与暗示 一个个体是如何可能对另一个体的行为发生影响的呢？对这个问题，个体心理学的回答是，这种现象是我们精神生活伴随的表现之一。除非一个个体能影响另一个个体，否则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将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相互影响在某些情形中变得尤其明显，比如教师和学生、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在社会感的影响下，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乐于受其环境的影响。这种乐意接受影响的程度，依赖于施影响者对受影响者的权利的考虑程度。施影响者如果伤害受影响者，就不可能保持长久的影响。某个个体要最好地影响另一个个体，就要使他感觉到他的权利得到了保证。这是教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也许甚至有可能构想出实施某种别的形式的教育，但对此观点予以考虑的教育体制将是能胜任的，因为它与人最原始的本能即人与人、人与宇宙的关系相关联。 只有在对付某个有意要使自己远离社会影响的人时，它才会失败。这种远离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此之前，一定发生过持久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逐步瓦解，以致现在他公然站在社会感的对立面上。这时，对他施加任何一种形式的影响都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戏剧性场面：他对任何影响他的尝试，都报之以反击。 我们可能看到那些感到自己受环境压迫的儿童，会对其教育所施的影响表现出的敌意。但在某些例子中，外部压力是如此之强，它扫除了所有的障碍，从而权威的影响得以维持和服从。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服从毫无社会价值。这种服从有时表现得非常奇怪，它使服从者不能适应生活。由于这种卑躬屈膝的服从，没有别人的命令，他们就无法行动或思想。这些范围极广的服从之所以极其危险，是因为这样的儿童长大成人以后，会服从任何人的命令，甚至服从要他去犯罪的命令。 在犯罪团伙中常可见到有趣的例子。那些执行团伙命令的人就属于这一类人，而团伙头头常常远离作案现场。几乎在所有处理团伙犯罪的重大案子中，都有这类惟命是从，充当爪牙的人。这种影响甚大的盲目影响有时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致使我们有时能发现一些人为自己卑躬屈膝的服从感到骄傲，认为是使其野心得到满足的途径。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相互影响的正常情形，就会发现最容易受到影响的是那些较为通情达理、具有判断力的人；他们的社会感也很少受到歪曲。相反，那些渴望高人一等、支配他人的人很难受到影响。观察的结果每天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当父母抱怨孩子时，很少是由于他们的盲目服从。最常见的抱怨是由于孩子的不听话。研究表明，这些儿童被禁锢在一种要求他们高于环境中其他人的趋向中。他们拼力想撞倒这束缚他们生活的围墙。由于在家里得到错误对待，教育的影响很难施及到他们。 力争权力的程度与人受教育的程度成反比。虽然这样，我们的家庭教育大都关注于激发孩子的野心，唤醒其思想，教他去寻求辉煌的理想。这并非由于父母缺少考虑，而是由于我们的整个文明充满着这种相同的夸大的妄想。在家庭中强调的重心是个体应比其环境中的所有其他人更卓越、更好、更荣耀。在关于虚荣的章节里，我们还将有机会论述这种激励野心的教育方法是怎样地不适应社会生活，以及心智的发展怎样受到野心所带来困难的阻碍。 个人无条件服从的结果，是使自己深受环境的影响，被催眠者与他们相似。想象一下服从别人所有异想天开的念头，即使是短时间的，会是怎样的情形！催眠术就建立在这种相类似的基础之上。任何人都可以说或者可以相信他愿意接受催眠，但却可能缺乏服从于他人的精神准备。另一种人可能有意识地拒绝，实际上却天生渴望服从。在催眠术中，决定被催眠者行为的惟一因素是他的心理态度。他所说和所相信的一切，都是不重要的。由于辨不清这一事实，对催眠术产生了许多误解。在催眠术中，人们时常注意到被催眠者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在抗拒着催眠，而实际上却愿意服从催眠者的命令。这种愿意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程度，以至于催眠的结果也是各不相同。对催眠的愿意程度完全不依赖于催眠者的意志，而完全取决于被催眠者的心理态度。 从本质而言，催眠与睡眠颇像。它之所以神秘只是因为这种睡眠可以通过另一个人的命令而产生。这个命令只对乐于服从它的人才有效。决定性的因素通常是被催眠者的禀性和性格。只有乐意听从别人命令，不使用判断机能的人才能进入催眠状态。催眠之所以不同于普通的睡眠，在于它对运动机能的排除达到了连运动中枢都受催眠者命令调动的程度。在这种状态下，被催眠者处于某种和平常睡眠一样的朦胧睡意之中，只记得起催眠者允许他记忆的事情。催眠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判断机能——灵魂最精致的产物——在催眠过程中完全陷于瘫痪。可以说，被催眠者已经变成了催眠者的一只延伸的手，一个服从他命令的器官。 大部分具有影响他人行为能力的人，将这一能力归属为他们某种神秘的能力，这导致了巨大的危害，尤其是在通灵术和催眠术的有害活动中。这些人对人类犯下了臭名昭著的罪行，为了达到其险恶目的，他们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所有表现都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不幸的是，人这种动物很易于服从，在任何装出自己有特异神力的人面前，他们都会成为牺牲品。很多人都有不经验证即承认某一权威的习性。人们想被人愚弄，想被人的虚张声势吓住，而不对此进行理性的审视。这种活动不会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任何秩序，只会接二连三地导致被欺骗者的反抗。通灵术者和催眠术者不可能长期为所欲为，他们时常会遇上一个所谓的被催眠者，并被他愚弄。这有时候是那些试图在被催眠者身上显示其力量的科学家的经历。 在另一些情形中，真理与谬误奇怪地混合着：被催眠者可以说是个被骗的骗子，他在某种程度上愚弄了催眠者，但又使自己服从于他的意志。在这儿，起明显作用的不是催眠者的力量，而总是被催眠者的乐意服从。没有什么魔力能够影响被催眠者，除非是催眠者虚张声势的能力。任何习惯于理性生活的人，任何习惯自己作决定的人，任何批判地接受他人话语的人，自然都不会被催眠，也永远不会被通灵术迷惑。催眠术和通灵术只是奴隶般服从的表现。 到这儿，我们也必须考察一下暗示。将暗示归于印象和刺激的范畴最容易被人理解。不言而喻，没有人只是偶尔受到刺激。我们都不断地受到外部世界不可胜数的印象的影响，因而只对一种刺激有感知是不可能的。某个印象一旦被感觉到，就会持续不断地对我们施加影响。当这些印象以另一个人的要求和请求的形式出现时（他的目的是说服对方），我们称之为暗示。这种情形是对被暗示者心中已经存在的观点的改变或强化。真正较为困难的问题在于，每个人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反应各自不同。他受到影响的程度与其独立性密切相关。有两种人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种人总是过高估计别人的观点，因而轻视自己的见解，不管其正确与否。他们高估别人的重要性，并且乐于依从他们的见解。这种人特别易受暗示或催眠的影响。另一种人把每种刺激或暗示都当作是侮辱。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对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毫不关心。他们漠视其他人的观点。这两种人都有弱点，第二种人的弱点在于不会接受他人的观点，属于这一范畴的人通常是非常好斗的人，虽然他们可能为自己能接受暗示而感到自豪。然而他们宣称的这种开放性和通情达理只会强化他们的孤立状态。实际上，他们不易接近，并且很难和他们共事。
第五章 自卑感与力求获得承认（选）
一、童年早期的情形 现在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天生有缺陷的儿童与那些自小就享有生之快乐的儿童相比，在对待生活及其伙伴的态度上，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可以陈述这样一个基本法则，带着器官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儿童自小就被卷入了令人痛苦的生存斗争之中，结果常常使其社会感陷入窒息。他们对适应自己的同伴毫无兴趣，却全神贯注于自己以及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上。对器官缺陷继续起作用的东西，同样对任何社会或经济的负担起作用。这种负担可能表现为多余的重荷，可能导致对世界的敌对态度。从很早开始，这种决定性的趋势就得到了确定。这类儿童常常在两岁时感到，他们在竞争中的准备不如其同伴充分；他们在普通的游戏和娱乐中也不敢相信自己。过去种种缺陷的结果使他们有了一种被忽视的感觉，这感觉又表现为他们焦急期待的态度。我们必须记住，每个儿童在生活中都有自卑的一面；家庭不给他提供一定量的社会感，他将很难独立生存。当我们看到儿童的软弱和无助时，就能意识到，在每个人的生命之初，都或多或少伴随着一种自卑感。每个儿童迟早都会意识到自己无法单枪匹马应付生活的挑战。这种自卑感是儿童努力奋斗的驱力和起点。它决定儿童将如何获得安宁与安全，也决定他生存的目标，并为这一目标准备前进的道路。 儿童可塑性的基础与器官的潜能密切相关。可塑性可能受到两种因素的破坏。一种因素是夸大的、强化的、未消除的自卑感；另一种因素是其目标不但要求安全、安宁与社会平衡，还要求尽力获得影响环境的权力，达到支配其同伴的目标。有这目标的儿童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因为他们往往认为所有的经历都是失败的，而且总认为自己受到自然与他人的忽视与歧视，所以他们成了“问题”儿童（我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因素，认同在儿童生活中产生的曲折、不充分、充满错误发展的强制的必要性)）。每个儿童都会陷入错误发展的危险，迟早都会发现自己陷入某种危险的境地。 因为每个儿童都必须在成人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容易认为自己是软弱、渺小、无法独立生活的；他不相信自己能不出错误地或得体地做完那些别人认为他能做的简单工作。我们在教育上的许多错误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要求儿童做力不能及的事，使儿童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因而感到极其惭愧。一些成人甚至有意识地要让儿童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还有一些儿童被看作是玩具、活动玩偶，或者被看成是必须小心看护的贵重财产；而另一些儿童则被看成是无用的废物。父母和成人的这些态度常会使儿童相信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讨成人欢喜，要么就是令成人不快。因父母而产生的这种自卑感，可能会由于我们文明的某些特别的特征而进一步得到强化。不认真地看待儿童的习性就属于这一范畴。儿童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是个无名小卒，没有权利；他是生活的装饰品，没有发言权；他必须谦恭有礼、安安静静，等等。 许多儿童在被人嘲笑的持续恐惧中长大，对儿童的嘲弄近乎犯罪。它将持续地在儿童的灵魂上发挥作用，并转化为他成人时期的习惯和行动。一个小时候常被人嘲弄的成人很容易识别，他无法摆脱再次被嘲弄的恐惧。不认真看待儿童的另一面是习惯于对他们说谎，说明显的谎言，结果是儿童不但开始怀疑他的周围环境，而且还开始怀疑生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 我们的病例中曾记载过这样的儿童，他们在学校里不断发笑，表面上看来似乎毫无理由，但当追问原因时，他们承认说，他们认为学校是他们父母所开的一个玩笑，不值得认真对待。 二、自卑感的补偿：力求获得承认和优越感 自卑感、欠缺感和不安全感决定个人存在的目标。争取引人注目，迫使父母注意自己的倾向在生命伊始就己表现出来。在此，我们发现，在自卑感的伴随影响下，渐渐苏醒的要求获得承认的愿望的最初迹象，其目的是要实现目标，使个体从表面上看来优越于他的环境。 杜会感的程度和质量都有助于确定这出人头地的目标。不将个体出人头地的目标与其社会感的总量作一比较，我们就无法判断这一个体，不管他是儿童还是成人。他的目标已确定，目标的实现能保证优越感的获得或者提高自我人格的评价，从而使生活显得有价值。正是这个目标赋予我们的感觉以价值，联系和协调着我们的感情，形成着我们的想象，引导着我们的创造力，决定着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和必须忘掉什么。我们能够意识到，感觉、感情、情绪和想象的价值是怎样的具有相对性，即使它们不是绝对的量；我们精神活动的这些基本要素受着力求获得一确定目标的影响，我们的知觉受着它的先入之见的支配和选择，可以这样说，带着不为人知的细微迹象，指向人格力求获得的最终的目标。 我们通过一个确定的点给自己定向，这个点是我们人为创造出来的，并不真实存在，只是一种虚构。这种假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欠缺。这与其他科学所使用的虚构很相似，比如用并不存在但却非常有用的子午线来划分地球。在所有精神虚构的案例中，我们不得不先假定一个固定的点，哪怕进一步的观察会迫使我们承认这个点并不存在。这种假定的目标只是使我们在紊乱的生存中确定自己的方向，以便对相对价值有所认识。这样做的优点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一旦被假定下来的固定的点，对我们的所有感觉和感情进行分类。 因此，个体心理学为自己创立了一套启发式的体系和方法：它把人的行为认定和理解为一个仿佛说明目的的关系群，它在力求实现确定目标的影响下形成，而这个目标建立在人这种生物体的基本遗传潜能上。然而，我们的经验表明，为一目标奋斗这一假定不只是一种合适的虚构，而且与实际事实在许多根本点上相一致，不管这些事实是在意识生活中还是在无意识生活之中。为一目标奋斗和精神生活的有目的性不但是一种哲学假定，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当我们探讨如何才能最有利地阻止为权力而奋斗的发展这个我们文明中最大的恶果时，我们发现自己面临重重困难，因为这种奋斗始于儿童不易接近的时候。人们只能在儿童以后的生活中试图对其加以改善或消除。然而在这时，与儿童生活在一起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机会去发展他们的社会感，因而为个人权力所做的奋斗变成了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 进一步的困难还在于儿童不公开表现他们为权力而作的奋斗，而是隐藏在宽容、温情的外表之下，他们在面纱之后开展其活动。他们谦恭地期待能借此方法避免泄露自己的心思。对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的奋争，会导致儿童精神发展的退化。追求安全和权力的过分夸大的驱力，可以变勇气为厚颜无耻，变服从为懦弱，变温情为统治世界的诡秘的背叛。所有自然的感情或表达最终将伴随着，一种伪善的添油加醋，其最终目的是要征服周围的一切。 教育借助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补偿儿童不安全感的愿望去影响儿童，同时也通过教会他生活技能，通过赋予他一种受过训练的理解力以及使他具备对待其伙伴的社会感去影响他。所有这些措施，无论它们源自何处，都是帮助成长中的儿童摆脱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方法。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根据儿童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来判断儿童灵魂中发生的事，因为这些性格特征是照见灵魂活动的一面镜子。儿童实际上的自卑情绪虽然对于他的心理状况极其重要，但绝不是衡量其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尺度，因为这主要取决于他如何理解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我们不能期待儿童在任何特殊的境遇中都能对自己作出正确的估价，即使成人也做不到这点！正是在这时，困难并驾齐驱地产生了。在复杂的境遇中成长的儿童，对于其自卑感程度的错误估计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而另一个儿童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他的处境。但大体上，儿童对其自卑感的理解随着时间而变化，直到最后固定下来并作为明确的自我估价表现出来；这成为儿童在他所有的行为中保持自我估计的“估量”，儿童创造出来使自己摆脱自卑感的补偿趋向将指向这个或那个目标。 灵魂尝试通过奋力追求补偿机制来平衡令人痛苦的自卑感，这在有机界有类似的现象。众所周知我们身体的那些对生活来说必需的器官，当因为受到损害而使其生产能力减少到正常状态下时，就会产生增生或功能强化。因此，心脏在循环不畅时，似乎从整个身体吸收来新的能量，它可能变大直到它比正常的心脏更有力。同样，灵魂在自卑感的压力下或在个体认为自己渺小、无助的痛苦想法的折磨下，灵魂会竭尽全力去超越“自卑情结”，成为自己的主人。 当自卑感被强化到一定程度，儿童会害怕自己无法补偿自己的软弱，于是，在儿童力求补偿时，危险出现了。他将不会满足于力量平衡的简单恢复；他将要求一种过度补偿，寻求一种衡量标准的超值。 对权力的奋争可能会夸大和强化，以至于可以称之为病态，这时，普通的生活关系就不再令人满意了，在此情形下的运动都表现出某种夸张的姿态。他们能很好地适应其目标。在研究病态的权力驱力时，我们发现那些用超乎寻常的努力，寻求生活安全处境的个体，更迫不及待，更缺乏耐心，更有强烈的冲动，更不考虑他人。这些儿童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为出人头地的目标所做的夸张的运动；他们对他人生活的攻击，使他们必须保卫自己的生活。他们和这个世界彼此对抗。 从最坏的意义上说，这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有些儿童在表达其对于权力的奋争时，并不是蓄意要和社会直接发生冲突，并且他们的野心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特征。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其活动和成功时，就会发现社会并没有从他们的成功中获益，因为他们的野心是那种自私的野心，因而总会使他们成为他人道路上的扰乱分子。渐渐地，其他特征也将会出现。如果我们从整个人类关系来考察，这些特征将日渐呈现出反社会的色彩。 在这些表现中最重要的是骄傲、虚荣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征服他人的渴望。后者可能会由于个体对地位的提高，由于他轻视所有与他接触的人而得以暗中实现。在后一种情形中，最重要的是使他与其同伴分隔开来的“距离”。他的态度不但令环境不悦，而且也令置身于环境中的个体不悦，因为这会不断地导致他与生活的阴暗面触接，妨碍他享受任何生活的乐趣。 一些儿童希望用夸大了的追求权力的驱力，来保证自己对环境的影响力。这种驱力很快迫使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普通工作和职责采取一种抗拒的态度。将这种渴求权力的个体与理想的社会人作一比较，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少量的经验而指定他的社会指数，也就是他使自己远离其同伴的程度。一个对人性判断敏锐的人也关注着生理缺陷和自卑情绪的重要性，不过他知道在灵魂的演进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些事先的困难，就不可能形成这样的性格特征。 在承认灵魂固有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困难的重要性的基础之上，我们在这时已经获得了关于人性的正确知识，只要我们彻底地发展自己的社会感，这知识就永远不会变成一种害人的工具。我们反而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的同伴。我们不该贵备有着生理缺陷的人以及有着令人不悦的性格特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愤怒，这不是他的责任。我们确实应该承认他有表示自己的愤怒的权利，而且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我们对他的处境负有一部分的责任。受责备的应是我们，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警惕来阻止产生这种社会悲剧的事发生。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我们就会最终改善这一状况。我们不应把这样一类人看作是落泊的、毫无价值的废物，而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同胞；我们应给他创造一种气氛，使他能发现自己有可能与环境中的其他人一样，相互平等。设想一个一望便知有器官或生理缺陷的人站在你面前，这一切会使你感到多么地不愉快！这是衡量你需要多少教育的一个良好的尺度，以使你获得一种绝对公正的社会价值感，并且使你与社会感的真理完全和谐。而且，我们也可以借此判断我们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个体。 不言而喻，那些带着器官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个体，从生之开始就感到了一种多余的生存负担，因而，他们发现自己在看待整个人生时显得极为悲观。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自卑感变得强烈的儿童，虽然他们的器官缺陷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也发现自己处在同样的境况之中。自卑感可能会由于人为的原因而变得非常强烈，因而导致相同的结果，就好像这个儿童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有严重的缺陷一样。在这个关键时期，非常苛刻的教育就可能导致这样的不幸后果。在儿童生命早期留下的创伤，就永远不可能消失。他们所遭受的冷遇也阻止他们接近环境中的其他人。从而，他们相信自己就生活在一个缺乏爱意仁慈的世界里，他们与这个世界没有共同的接触点。 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人，他很引人注目，因为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他所有行动的重要性。他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关系已坏到不可能再坏的地步。他和妻子是这样的两个个体，他们把对任何事件价值的评估都当作征服对方的一种手段，甚至对头发的粗细也是如此。互相争吵、责怪和侮辱，最后导致他们完全地彼此疏远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丈夫仅存的那一点点对其同伴的社会感，至少对他的妻子和朋友是如此，已经窒息在他对优越感的渴求中了。 我们从他对自己生活的叙述中得知以下事实：在17岁以前，他的身体发育不全。他的声音是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他没有体毛，也没有胡子，而且是学校里最矮小的学生之一。现在他36岁，从外表看来，看不出他缺乏男性特征，大自然似乎已追上来，完成了在他17岁时没有做的一切。但是整整8年，他受着自己发育不全的痛苦折磨。那时候，他对大自然将会补偿他的生理异常没有任何保证，他一直受着自己将永远滞留在“儿童”状态这个想法的折磨。 早在那时候我们已能发现他现在性格特征的发端了。他装出一副好像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样子，好像他所有的行为都极具分量。他的一举一动都想使自己成为他人注意的中心。随着时光的流逝，他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从他身上看到的那些性格特征。结婚以后，他也一直不断地忙于给妻子施加这样的印象，即他实际上比她想象中更伟大、更重要。而妻子却总是急于向他表明他对自己一贯的评价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的婚姻，甚至在订婚时就已显示了破裂的迹象，不能很好地得到发展，最终在一次社会的暴动中结束。这时，他来找医生，因为婚姻的破裂使他原本就受过打击的自尊心变得伤痕累累。为了得到治愈，他必须先要从医生那儿学会如何理解人性，学会如何评价他在生活中所犯的错误，并认识到他对自己低下地位的错误评价，已经影响了整个生活。 三、人生的曲线图和宇宙观 我们在说明这些病例时，时常需要表明童年印象与病人现在提供的实际情形之间的关系。用类似数学公式的曲线图能最好地完成这个任务。连接两点的一条线就代表着这个方程式。我们将成功地在许多病例中绘制出这种生活的曲线图，这是随着个体的整体运动绘制的精神曲线。这条曲线的方程式就是个体从童年最早期就开始遵循的行为模式。也许一些读者会得出这样的印象，即我们试图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小看人的命运，或者认为我们有否认人是自己生活的主人的倾向，因而认为我们在否认人的自由意志和判断力。就自由意志而言，这一谴责是对的。事实上我们确实认为这种行为模式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虽然它的最终结构会有微小的变化，但是它的实质内容、它的能量和意义从童年早期开始一直保持不变，虽然紧接于童年境遇之后的与成人环境的关系，可能会在某些情形下使其有所更改。在我们的观察中，我们必须搜索出童年时期最早的个人经历，因为婴幼儿早期的印象标示着儿童发展的方向，也标示着他对未来的生存挑战必然作出的反应。儿童对生存挑战作出反应时会用上所有他在以往生活中形成的心理可能性；他在婴幼儿最早期感受到的特殊压力影响他对生活的态度，并且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就不曾改变过，虽然在以后的生活中他的表现方式会与最初时大不相同，得知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此，重要的是把儿童放进一种关系之中，使他很难形成关于生活的错误概念。他的力量和抵抗力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社会地位以及那些教育他的人的性格特征也几乎同样重要。虽然在生命初期，对生活的反应是自动性的、反射性的，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典型反应却由于某种目的性而有所变更。一开始，个人需要的因素决定其痛苦和欢乐，但后来他却获得了躲避和战胜这些原始需求的压力的能力。这一现象出现在自我发现的时候，大致在他开始学会称为“我”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儿童已经意识到他置身在与其环境的固定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决非是中性的，因为它强迫儿童根据其世界观和他的幸福和完美的观念所提出的要求，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来调整他的关系。 如果我们重申我们在论及人类精神生活的目的时所说的一切，我们会日渐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不可毁灭的统一体是这一行为模式的特别标志。将人只看作统一人格的必要性在那些病例中变得日渐明显，但病人表面上看来与已经发现的精神趋向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些儿童在学校与在家里的行为完全对立，正如有一些成人，他们的性格特征与真实性格相反，使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真实性格。同样，两个人的运动和表现在外表上可能完全一致，然而检查他们基本的行为模式，就证实他们截然不同。当两个个体表面上看来似乎在做同一件事，实际上每一个都在做着独特而不同的事，而当两个个体表面上看来好像在做不同的事时，实际上他们可能在做同一件事！ 由于可能存在的诸多意义，我们决不能判定精神生活的表现是简单的孤立现象。相反，我们必须根据指引它们的那个统一的目标，来评估它们。只有当我们了解一种现象在个人生活的全部背景中所具有的价值，才能知道它的本质含义；只有当我们再次确认个人生活的每一种表现都是他统一的行为模式的一个方面这一法则时，我们才可能理解他的精神生活。 当我们最终理解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建立在奋力追求一个目标的基础之上，理解它自始至终都受着条件的限制，那么我们也就能理解最大错误的可能性到底存在在哪儿。这些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根据自己的特定模式以及在自己个体生活模式的强化意义上，运用自己的成功和精神资源的。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从不检验任何事情而只是接受、转换和吸收自己意识到的阴暗面和无意识深处的所有感知。只有科学能够照亮这一进程并使它被人理解，也只有科学能够更改它。我们将用一个例子来总结我们对这个观点的阐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运用我们所学的个体心理学的概念来分析和解释每一种现象。 一位年轻的妇女来看医生，抱怨自己对生活难以抑制的不满，而且她相信这种不满来自于她整天被大量各种各样的职责占据得满满的。从外表上看来，我们发现她是个性急的人，眼睛不安地转动。她抱怨说每当自己必须做一件简单的工作时，总有一种巨大的不安控制着她。从她的家人和朋友那儿我们得知，她把一切都看得很重，而且她似乎就要被自己的劳动负担压垮了。我们得出的总印象是，她是个把一切都看得很重的人，这是许多人共有的一个特征。她家的一位成员说的话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她总是在一切事情上大惊小怪，小题大作。” 让我们力图想象一下这样的行为将对一群人或将在婚姻关系中给人以什么样的印象，我们就能分析这种将简单的工作看得特别艰难、重要的倾向。我们会觉得，这样一种倾向好像扮演着一个恳求者，恳求环境不要再强加给她更多的工作，因为她再也胜任不了最基本的工作。 我们对这位妇女人格的了解还不充分。我们必须激励她进一步说说自己。在这种考察中，我们必须旁敲侧击，体贴周到，不能有支配病人的企图，因为这只会激起她的好战性。一旦她树立了信心，并给她谈话的机会，我们就能逐步得出结论，即她整整一生都在关心、担忧着一个单一的目标。她的行为表明，她在试图向某个人（可能是她丈夫）证明她再也不能承受任何义务或责任了，她应该得到细心对待和脉脉温情。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和想象，这一切在过去的某个时候一定已经开始了，那时她就提过这样的要求。我们成功地使她确认，许多年以前，她曾有一段时间特别渴望脉脉的温情。现在，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行为了，这是她渴望体贴关心的愿望的强化。过去她对温暖和仁爱的渴望可能一直没有得到满足，因而她现在试图阻止这样的事再发生。 我们的发现在她对自己过去的回忆中进一步得到证明。她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在许多方面都与她截然不同的朋友，这位朋友有不幸的婚姻，她渴望从中逃离出来。有一次，她去见她的朋友，只见她的朋友站着，手里拿着一本书，用一种厌烦的声调告诉丈夫，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否准备午餐。这惹恼了她的丈夫，他用严厉的措词批评了妻子的整个人格。对这件事，我们的病人补充道：“当我提起这件事时，我想我的方法要好得多。没有人会用这样的方式指责我，因为我从早到晚一直做着超负荷的工作。如果在我家，午饭没有准时准备好，没有人会对我说什么，因为我的时间被那么多匆忙重复的事填得满满的。难道我现在要放弃这种方法吗？” 我们可以明白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用一种相对不冒犯别人的方式，她试图获得某种优越感，但同时仍然通过不断恳求别人温情的对待而免受别人的责备。既然这方法是成功的，那么要求她放弃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是她行为的含义不止这些。她对温情的恳求（这同时也是支配他人的一种企图）永远不会停止。由此，各种自相矛盾的事产生了。如果家里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必然引起“无事生非”的结果；接下来她要做太多的事必然时常犯头疼病；而且她夜里永远不会睡安稳，因为她必需把一切事做得井井有条；接到请柬对于她来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她必须为此做许多准备。既然最简单的事对她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大事，那么到别人家做客更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了，她得夜以继日地做准备。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她要么会因不能前往向别人表示歉意，要么她至少会迟到。这种人生活中的社会感决不会超过某种限度。 在婚姻生活中存在着的一些关系，会由于这种对温情的恳求而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重要性。比如可以想象到，丈夫因为忙于公务而不能在家，或要单独出去拜访别人，或必须出席他所属的协会的会议。如果在这些时候他留妻子单独在家，难道不会破坏夫妻间的温情和关爱吗？首先，我们也许会说，这常常也是事实，婚姻关系有很好的理由尽可能地将丈夫留在家中。从部分看来，这一义务似乎是令人愉快的，但实际上对于任何有职业的男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和谐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这个病例中，它出现得很快。丈夫有时试图很晚才上床睡觉，以免打扰他妻子，只是他吃惊地发现她仍旧醒着，向他投来责备的眼神。 我们在这儿用不着想象所有这类众所周知的情形。我们也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正讨论的不只是女人的小伎俩，因为许多男人也有类似的态度。我们是要表明，对关爱的要求有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病例中会出现下列情形：有时候，丈夫不得不在外面过夜，她就会告诉他，既然他很少出入社交场合，那么他不必回来得太早。虽然她用打趣的语调说这番话，但这番话的用意是认真的。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否定了我们前面所得的印象。但当我们进一步观察后，就会看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做妻子的很聪明，没在行动上表现出对丈夫管束过严。从外表看来，她娇媚可爱，性格上也没有什么缺点，只是她的思维方式令我们感兴趣。她对丈夫讲的那番话，真正的含义在于：这是妻子发出的最后通碟。现在既然她已经允许他可以在外面呆得很晚，然而如果他为了自己的原因老是这样，她将会感到自己受到极度的伤害和冷落。她的话给整个情形披上了一层面纱。她成了夫妻关系中发号施令的一方，她丈夫，虽然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社会义务，也得服从妻子的愿望和意志。 现在让我们把她对温情的揭望与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即只有在她能发出命令时，她才能忍受任何一种情形）相联系。我们突然意识到，整整一生中，她都受着决不要屈居第二这一冲动的驱使，永远要保持支配地位，决不让任何责备将她挤出安全的位置，永远维持在她的小生活环境中的中心地位。我们将在我们所发现的任何一种情形中找到这种运动。比如，在不得不找一新仆人时，她变得高度兴奋。很显然，她急于想知道她是否能继续统治这个新仆人，就像她以前统治那个旧仆人一样。同样，当她打算离家出去散步时，她离开了这个无条件接受她统治的安全地带，融入了这个世界，走上了大街，突然没有东西能让她支配了，她必须避开一切汽车，实际上她在这扮演了一个非常顺从的角色。当我们理解她在家实施的专制统治，那么她现在紧张的原因和意义就变得很清楚了。 这些性格特征可能常常会以令人愉悦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我们决不会想到这个人正在经受折磨。另一方面，这种折磨可能会达到极高的程度。试想一下这种紧张被夸大、扩展的情形吧。有些人害伯坐公共汽车，因为在公共汽车上，他们不再是自已意志的主人。这情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到最后根本不想离开自己的家。 对病例的进一步考察，还能使我们看到童年时代的印象对个体生活发生影响的一个富于启发性的例子。我们无法否认，这位妇女从她自己的观点看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人的态度和他的整整一生都以从未听说过的强度指向温暖、尊重、荣誉和温情的获得，那么做出一副仿佛总是负担过重和疲惫不堪的样子，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种并不坏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能总是避开批评，同时迫使环境对她温柔有加，并且可以避免一切可能破坏正摇摆不定的精神平衡的东西。 如果再往回考察我们的病人的生活历程，我们会发现她甚至在学校念书时已有了这种倾向。每当她做不了家庭作业，她会变得异乎寻常地兴奋，并用这方式迫使老师非常温和地对待她。对这点她补充说，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时常和她弟弟闹矛盾，因为他看来总是更多地得到父母的宠爱。她尤其恼恨的是，人们对弟弟的成绩总是关注更多，而对她的好成绩（开始她是个好学生），人们无动于衷。最后，她几乎再也不能忍受了，因而整天抱怨不停，她想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好成绩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位小姑娘正在奋力争取平等，从童年时代的最早期开始，她已经有了自卑感，她一直试图要克服它。她在学校的好成绩没能给她带来补偿，因而她变成了一个坏学生。她试图用坏的学习成绩来超过她弟弟！这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但是她幼稚地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她父母的注意力会更多地转移到她身上。她的一些小伎俩一定是有意识的，因为她清楚地断言，她那时想做一个坏学生！ 然而，她的父母一点也不为她的成绩差而烦恼。这时，一件有趣的事发生了！她突然在学习上有了明显的成功，因为现在她妹妹作为一个新角色上场了！这个妹妹在学校的成绩也很差，但她母亲对此所表现的担忧几乎与对她弟弟成绩不好所表现出来的同样强烈，这其中的特殊原因在于我们的病人只是学习成绩不好，而她妹妹却是品行成绩不好。这样，她自然很容易引起母亲的注意了，因为品行成绩很差与只是学习成绩差，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效果。父母特别着急，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到妹妹身上了。 这样，争取平等的战斗就暂时失败了。但争取平等之战的失利并不导致永久的和平。没人能忍受这样的境遇。从此，我们不断发现形成她性格的新趋向和新活动。我们现在就能更好地理解她的小题大作，她的紧张的匆忙以及她表明自己无法忍受重压的愿望等等的含义了。这最初是做给她母亲看的，其意图是要迫使父母能像对她弟弟、妹妹一样注意她！同时，这也是对父母待自己不好的一种责备。那时所产生的这种基本态度，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我们还可以再往回走，深入她更早的生活。她记起她童年时发生的一件特别鲜明生动的事。当时她想用一块木头去打她刚刚出生的弟弟，由于她母亲的谨慎，避免了大的伤害。那时，她才3岁，这小姑娘已经发现（甚至在那时）她之所以受到忽视，评价不高，只是因为她是个女孩。她清晰地记得，她曾无数次地表达自己想成为一个男孩的愿望。她弟弟的诞生不但将她赶出了温暖的安乐窝，而且尤其令她感受到了侮辱。因为作为一个男孩，弟弟得到的待遇比她曾经得到的好得多。在她为这缺陷奋力争取补偿时，她偶然发现了一种方法，就是总装出自己在工作上负荷过重。 现在让我们来阐释一个梦，以表明这种行为模式已深深植根在她的灵魂之中，她梦见自已在家中和丈夫谈话，但她的丈夫不像个男人，反而像个女人。这个细节是她用以处理自己的一切经验和关系的模式的象征。这个梦意味着在她丈夫那儿，她得到了平衡；他不再是像她弟弟那样支配一切的男性，而已经像个女人了。他们之间没有地位上的不同。在她的梦里，她获得了自童年时代开始就一直期望的一切。 用这种方式，我们已成功地把一个人灵魂生活中的两点连结了起来。我们发现了她的生活方式，她的生活曲线以及她的行为模式。从这里，我们能够获得一个统一的印象，现总结如下：我们正在探讨的是一个用和蔼可亲的手段，奋力争取扮演支配别人角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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