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需要及对认知、成长和创造的影响（选）

（美）马斯洛 著

目  录

安全需要（选）（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二章）

认知需要与畏惧认知（选）（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第五章）

防御与成长（选）（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第四章）

创造中的情绪障碍（选）（马斯洛，《人性能达到的境界》第六章）

安全需要（选）

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纳为安全类型的需要（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上面谈到的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它们同样可能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描述为一个寻求安全的机制，感受器、效应器、智力以及其他能力则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正如在饥饿者那里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个人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其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得足够长久，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要简单、明显得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我们社会中的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我们可能在表面上看不出这一点。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高声喧闹、闪电以及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威吓，或者受到粗鲁地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食物不足，等等，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做出反应，仿佛遭遇了危险。

我们在幼儿身上还能看到他们对各式各样的身体不适的更直接的反应。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可以假设，这类痛苦的时刻，在孩子看来，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暗无天日，仿佛变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不好的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两天会感到害怕，夜里做噩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就是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最近，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儿童的安全需要还表现在他喜欢一种安稳的程序或节奏。他似乎需要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正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子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在一种至少有一种框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壮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不仅对于现在，而且对于将来，都有某种程序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师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父母在正常家庭结构的中心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打架、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有时竟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害怕失去父爱或者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的父母似乎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而纯粹是为了求得安全和保护。

让一个普通的孩子来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常常会引起威胁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的、不熟悉的或者应对不了的物体，面对疾病、死亡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雄辩地证明了父母作为保护人的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我们社会中的普通儿童以及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免于受难。

在儿童身上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些反应，这从某个方面来说，证明了我们社会中的儿童不安全的感觉极强（或者一句话：他们没被抚养好）。在“一个没有威胁的、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起因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或者幸运的成年人在安全需要方面享有很大程度的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会使自己的成员感到不受野兽、严寒酷暑、非法攻击、谋杀、动乱、暴政等的威胁。因此，从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再感到饥饿，一个身处安全之中的人不会感到危险。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或者接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穷困潦倒之辈，或者转向社会动乱、革命或者权威的崩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人们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牙医、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

在世界上寻求安全和稳定的努力还有一些范围更广的方面，这些方面见于一种极为常见的偏爱：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不熟悉的事物；或者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的、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寻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地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不然的话，只有在真正的危机状态中，才能将安全需要看做是调动机体潜能的活跃和支配因素，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体、神经症、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症的成年人在对于安全的渴望上，有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像每时每刻都会有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像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可以极为有用地将神经症患者描述为保留着童年时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症的成年人。其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害怕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己经转 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以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威胁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在这方面，特别是霍妮写了一些有关基本焦虑的很好的文章。

在一种类型的神经症中，对安全的寻求表现得最为明晰。这就是不由自主的、如痴如醉型的神经症。这类神经症的患者发疯似的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和程式将自己围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偶然事变都能应付得了，这样，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变不再发生。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接触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有板有眼、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出人意料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竟然发生了什么出人意料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有一种惊惶失措的反应，似乎这个出人意料的事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不算过分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不正常的人身上，就成了一种生死枚关的反常需要。对新奇和未知事物健康的趣味，在一般神经症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

在存在着对法律、秩序、社会权威的真实威胁的社会环境中，对安全的需要可能会变得非常急迫。混乱或极端的威胁会导致大部分人出现退化现象：从高级需要向更加急迫的安全需要退化。一个常见、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反应，是更容易接受独裁或军事统治。这一点对所有的人都是成立的，包括健康的人，因为他们在对危险做出反应时，也倾向于现实主义地向安全需要的层次退化，以备防御。但这似乎最有可能发生在生存在安全线附近的人身上。对权威、合法性、法律的象征的威胁特别能使他们感到不安。      

防御与成长（选）

自我实现、成长和自我的概念毕竞全都是高度抽象的概念，我们必须紧密地接触现实的过程、原始资料和活生生的具体事件。

自我实现、成长等是长远目标。健康成长的婴儿和儿童并不为长远目标或遥远未来而生活，他们忙于快乐的生活，并且自发地为眼前生活。他们正生活着，而不是正在准备去生活。在儿童时期，成长不是特别有意的，它仅仅是在发生而已。与其说儿童在探索，不如说他是在发现。缺失性动机和有意获取的规律并不适用于成长、自发性和创造性。

纯存在心理学的危险在于它可能倾向于成为静态的，而不说明运动、定向和成长的实情。我们倾向于把存在、自我实现的状态描绘成仿佛它们是尽善尽美的涅槃状态。一旦你达到了涅槃状态，你就会在那里停止下来，似乎你能做的一切就是止于至善而心满意足。

我发现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这就是，当再前进一步的感受和我们所熟悉的、甚至已厌烦的以前的满足相比，在主观上是更高兴、更喜爱、内心更满意时，成长就发生了，要认识什么事物对我们是适当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主观上的感受，觉察到它比任何其他选择更好。新的经验由经验自身批准，而不是由任何外部准则批准。它的正当是自身证明的，是自身批准的。

用这种方法我们就认清了，我们在什么事物上是愉快的，我们真正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们的感受、判断和自然倾向是什么。

步调和抉择的采取是出于纯粹的自发性，从内部发出的。健康的婴儿或儿童——刚刚存在，作为他的存在的一部分，就偶然而自发的意思说，是好奇的、探索的、有疑问和兴趣盎然的。甚至当他没有被日常各种缺失所激发，没有目的、没有要求、只是自发表现的时候，他也倾向于试验他的能力，伸出手脚，专心地、迷恋地、兴致勃勃地玩弄和操纵各种东西，想了解它们。探索、操作、体验，被吸引，挑挑拣拣，欢欣鼓舞，享受生活，全都可以看作是纯粹存在的特性，而且会转为形成，虽然这是以一种偶然的、无计划的、没有预期的自发方式进行的。这时自发的创造性经验，可以而且已经在没有预期、计划、预见、目的或目标的情况下产生。只有儿童享受够了，变得厌腻了的时候，他才迅速地转移到别的、或许是“更高的”乐事上去。

于是，无法规避的问题就产生了：使他倒退的东西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阻止成长呢？冲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向前成长的替代物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些人向前成长是如此艰难和痛苦呢？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地意识到没有得到满足的缺失性需要的固着力和倒退力，安全和安全感的诱惑力，针对痛苦、焦虑、损失和威胁的防御和保护机能，以及为了向前成长需要勇气。

每一个人在他内部都有两套力量。一套力量出于畏惧而坚持安全和防御，倾向于倒退，紧紧依附于过去，害怕成长会脱离同母亲的子宫和乳房的原始联系，害怕承担机遇的风险，害怕损害了他已有的东西，害怕独立、自由和分离。另一套力量推动他向前，建立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充分发挥他的一切能力，建立面对外部世界的信心，同时也认可他最深邃的、真实的、无意识的自我。

我可以把这一切纳入一个图式之中，这个图式虽然十分简单。然而，它在启发性和理论性两方面全都是强有力的。我所构想的防御力量和成长趋势之间这个基本的二难推理或冲突是存在主义的，它埋藏在人的深邃本性之中，无论是现在还是遥远的将来都是这样。如果用图表示，就是：

            安全←一< 人 >一→成长

于是，我们就能用一种并不复杂的方法，很容易地把各种成长机制划分为：

1．增强向成长方向的矢量（动力），例如，使成长更有吸引力和乐于出现。

2．充分缩减成长畏惧 。

3．充分缩减向安全方向的矢量（动力），即使它减少吸引力。

4．充分增加对安全、防御、病态和倒退的畏惧。

于是，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基本图式上增加这样四组引拒值

            增加危险           增加吸引力

        安全←一< 人 >一→成长

            缩减吸引力         缩减危险

因此，我们可以把健康成长的过程看成是永无止境的自由选择情境的系列，这种情境是每一个体在其一生的每一时刻所面临的。在这里，他必须在安全和成长、从属和独立、倒退和前进、不成熟和成熟这样两类乐事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安全具有焦虑和快乐这两个方面，而且成长也有焦虑和快乐这两个方面。当成长的快乐和安全的焦虑比成长的焦虑和安全的快乐更大的时候，我们就向前成长。

另外，我们可以认为所看到的主体的快乐体验是任何有机体都具有的某种东西，即它既适用婴儿，又适用于成人；既造用于动物，又适用于人。

当然，成长经由快乐的公式也使我们得出必然的假设：我们体验良好的事物，就成长的意义说，对于我们也是“较好的”。我们这里依据的是这种信念，即如果选择是真正自由的，选择者又不太厌恶或畏惧选择的话，那么，他通常会更多地选择有益健康和成长的方向。

我批判了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者，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任何东西都病理化（在极端情况下），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人走向健康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对任何东西都是透过黑色眼镜来看的。但是，成长学派（在极端情况下）也同样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他们倾向于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东西，而且他们总是回避病理问题、弱点问题和成长失败的问题。一个似乎是全部邪恶和罪孽的神学，另一个似乎是根本没有任何邪恶的神学。因此，二者都同样是不正确和不现实的。

安全和成长之间的另一关系应该特别地提出来。显然，向前的成长通常总是以很小的步子迈进的，而且每前进一步可能都是由于感到是安全的，感到正在从一个安全的基地进入未知世界，感到是敢于冒险的，因为后退到安全基地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把学步小孩脱离母亲的膝盖进入陌生环境作为例子，其待征是：起初他用眼睛探索屋子时，他是守住母亲的。随后，他就敢于离开母亲的一点点，母亲和免遭危险连在一起仍然使他放心。这种离开的距离越来越大。用这样的方法，儿童就能探索危险的和未知的世界。如果母亲突然消失了，儿童将陷入焦虑，中止对世界的有趣探索，这时他唯一的希望是恢复安全，甚至可能因此失掉他的能力，比如他可能用爬在地上代替大胆走动。

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用这个例子说明一般的规律。真正的安全使更高的需要和冲动出现，并且开始向掌握新的情境成长。而危及安全，意味着倒退回更基本的根据地。这就意味着，在放弃安全或者放弃成长的抉择中，安全通常会获得胜利。安全需要比成长需要占优势，这意味着我们的基本公式的一种扩展。一般来说，只有感到安全的儿童才敢于健康地成长。他的安全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他们是被推着向前进，因为未满足的安全需要会永远潜在地保留着，总是要求得到满足。安全需要满足得越多，它们对儿童的引拒值也越小，它们就越少召唤，对他的勇气也越少影响。

我们怎么能知道儿童什么时候才会觉得有了充分的安全，敢于选择向前跨出新的一步呢？最终我们能了解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他的选择，这就是说，只有他才能真正了解向前召唤的力量超过向后召唤的力量、勇气压倒畏惧的确切时间。

人，特别是儿童，最终必须自己为自己进行选择。别人不能经常为他选择，因为这样做会使他衰弱下去，会削弱他的自信心，并会使他对于自己经验中的内在快乐、对于自己的冲动、判断和情感的觉察能力发生混乱，也会使他对于什么是自身内在的东西和什么是他人准则的内化不能区分了。

如果确实如此，儿童最终必须自己通过他向前的成长做出抉择，因为只有他能够知道他自己主观的快乐体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使这个信赖个体内部的根本必要性同从环境获得帮助的必要性一致起来呢？因为他需要帮助，没有帮助，他会被面临的危险吓得魂不附体。我们怎样才能帮助他成长呢？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做就会危害他的成长呢？

就所论述的儿童来说，主体快乐体验（信赖他自己）的对立面是别人的看法（来自别人的爱、关心、赞成、赞扬、奖励等，信赖别人而不是信赖自己）。因为对于孤弱的婴儿和儿童来说，其他人是如此重要和生死攸关，担心失掉他们（他们是爱、食物、安全、关心等等的供应者）就成了主要使他们恐慌的威胁。所以，面临在他自己的快乐体验和来自别人的赞成体验之间进行困难抉择的儿童，一般来说必然选择别人的赞成。然后，通过压抑或让它消失的方法来控制他自己的快乐，或者依靠意志力不去注意它。一般来说，随着这种非难快乐体验的意志的发展，随着对快乐体验的害羞、窘迫、掩饰的发展，最后甚至都不能体验到它了。

那么，根本的选择，两个途径之间的一种选择，就是选择别人还是选择自己的自我。如果保持自我的唯一方法是抛弃别人，那么儿童通常会放弃自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理由是确实的，即安全是儿童最根本的、占优势的需要，是比独立和自我实现要重要得多的需要。如果成人强迫儿童在丧失一个较低但较强的重要需要，或者丧失一个较高但较弱的重要需要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即使是在以放弃自我和成长为代价的情况下，儿童也必定选择安全。

从原则上说，没有必要迫使儿童去做这样的选择。然而，出于人们的病态和无知，他们恰恰经常这样做。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儿童在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同时有这些好事：安全、爱、尊重等等。

从治疗情境、创造性教育情境、创造性艺术教育、而且我认为也包括创造性舞蹈教育中，我们可以学习到重要的教益。这种情境是建立各种随意的、赞许的、表扬的、认可的、安全的、满意的、放心的、支持的、没有威胁的、不评价的、不比较的场合，即人可以感到完全安全和没有威胁的场合，这时，就有可能使他表现出种种次要的快乐情绪，例如敌意，神经病式的依赖性。一旦这些次要的快乐得到了充分的发泄，他就会自发地走向其他的快乐、旁观者认为是“高级的”或向前成长的那种快乐，如爱、创造性等等。而且，这种“高级的”快乐，在他同时体验到这两种快乐的时候，他自己会优先选择。

我们知道，对患者采取强制手段，或者让患者直接面对危险或了解病情，或者使他处于一种应激情境打破他对太痛苦的真情的防御，这样的处置都会使这个患者完全垮掉。这就把我们卷入了成长的步速问题。我们又一次看到有教养的父母、治疗专家、教师的实践是这样的，仿佛他们理解有必要采取温柔、亲切、尊重的态度对待畏惧，理解防御和倒退力量的天然性。如果要使成长不被看成为极大的危险而是一种欢乐的境界，那么这样的实践就是必需的。它含有这种意思，他们理解成长只能从安全中浮现出来。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的防御是非常僵硬的，他们就有理由宁愿成为耐心的和理解的，尽管他们完全知道儿童“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从动力学的观点看，实际上一切选择最终都是明智的，要是我们假定只有两种才智——防御才智和成长才智的话。防御可能象挑战一样是明智的，这决定于具体的人，他的具体的状态，以及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的具体情境。如果选择安全能够避开大于这个人当时所能承受的痛苦，那么选择安全就是明智的。如果我们希望帮助他成长（长远地看，一贯的选择安全会给他带来大祸害，而且会剥夺他自己享受快乐的可能性，只要他有品尝这种快乐的能力），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他要求帮助时帮助他摆脱痛苦，不然就要一方面让他觉得是安全的，同时又召唤他前进尝试新体验，象母亲张开她的双臂招引婴儿试着走路一样。我们不可能强迫他成长，我们只能引导他成长。为了使他的成长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就要相信单单体验新的经验就会使他更喜欢成长。只有他自己能够选择成长，没有别人能够代替他选择成长。如果成长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那么他必定会喜欢它。如果他并不喜欢它，我们就必须通情达理地让步：成长对他来说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意味着，就关心成长过程来说，必须象尊重健康儿童那样尊重病态儿童。只有当他的畏惧受到尊重的认可时，他才能有勇气成为勇敢的。我们必须理解，黑暗的力量象成长的力量一样也是“正常的”。

这是一个棘手的任务，因为它同时包含两个意思，即一方面包含我们了解什么对他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要在我们选定的方向上召唤他），另一方面也包含只有他知道长远地看什么对他自己是最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只是提议而极少强迫。我们必须完全准备好，不仅要向前召唤，而且要尊重他的现实，如退避舔伤、恢复力量、从安全优越的地方察看情况，甚至退回到从前熟悉的或“低级的”乐事上去，以便能够重新获得成长的勇气。

而且，这又一次表明哪里是帮助者起作用的地方。人们需要帮助者，不仅由于他能使健康儿童达到可能的成长进步（使成长不超出儿童可以企及的范围），并在另一些时候使他们摆脱了他们的积习，而且紧迫得多的是，这是因为那些陷于固着、僵硬防御和切断一切成长可能性的安全措施而不能自拔的人特别需要他的帮助。神经症有自身持续的倾向，性格的结构也一样。必须在两种对待方式中进行选择：或者等待生活、即让他最终跌进神经症的苦恼来向他证明：他的体系不起作用，不然就要理解和尊重他的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来帮助他成长。

这个相当于道家“任其自然”的看法经常不起作用，因为成长中的儿童需要帮助。这一点可以表述为“有帮助的任其自然”。这是一种热爱的和尊重的道家观。这种观点不仅清楚地认识到成长和使成长在正确方向上运动的机制，而且它也清楚地承认并尊重对成长的畏惧、成长的缓慢速度、阻滞、病态以及不能成长的原因。它也清楚地认识到外界环境在成长中的地位、必要性和有益性，然而又不要控制成长。由于了解了成长的机制，它为内部成长提供手段，心甘情愿地帮助它，不仅对它抱有希望，而且也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在我看来，需要的满足理论是构成一切健康人发展基础的、最重要的、唯一的原则。这个把人的复杂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论原则，就是在低级需要自身充分满足已经实现的基础上会浮现出新的高级需要的倾向。有幸正常生长的儿童，需要获得了满足，对他充分尝到的快乐厌烦了，会热切地（没有强迫）继续寻求高级的、更复杂的快乐，只要这些快乐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可以得到而又无危险和威胁。

这个原则，不仅在儿童较深的动机动力学中可以看到范例，而且在微观上，在他的更朴素活动的任何发展上，例如在学习阅读、溜冰、绘画、跳舞上，也可以看到范例。掌握了简单词的儿童，强烈地喜爱它们，然而他们并不停止在这一点上。在适宜的气氛中，他就自发地表现出渴望继续掌握越来越多的新词、较长的词、比较复杂的句子，等等。如果强迫他停留在这个简单词的水平上，那么，他对从前使他喜爱的东西就逐渐地厌烦和不安起来。他要求前进、运动、成长。只有在下一步遇到挫折、失败、非难、嘲笑时，他才停止和倒退。这时我们就会面临错综复杂的反常动态和神经症损伤，在这里冲动可能继续存在，但不付诸实现，甚至会丧失冲动和能力。

因此，我们用来盘旋而上的东西是附加在我们种种需要的层次排布原则上的一种主体的设计，这个主体设计带领和指引个体沿着“健康的”方向成长。在任何年龄阶段上，都确实有需要层次的排布原则。恢复觉察自身快乐的能力，即使是在童年，也是重新发现已牺牲的自我的最好的方法。治疗的过程帮助成人发现那些孩子式的（受到压抑的）对他人赞许的需要，没有必要再以孩子式的形式和程度存留了，也帮助成人发现，畏惧失掉他人以及与此相联的畏惧成为软弱的、失助的、被抛弃的人，都不象它们对于儿童那样是正当的和现实的了。他人对于成人比对于儿童可能是而且应当是较少重要性的。

我们最后的程式有下列组成部分：

1．健康自发的儿童，由内部产生的、反应他自己内部存在的自发性出发，在好奇和兴致勃勃的方式中深入环境，并且表现着他具有的任何技能。

2．到了他不再被畏惧搞成无能的那种程度，就到了他觉得有了足够的安全敢于前进的程度。

3．在这个过程中，给他快乐体验的东西是偶然碰到的，或者是帮助者向他提供的。

4．他必须是充分安全和自我接受的，才能选择和偏爱这些快乐，而不被它们吓倒。

5．如果他能够选择这些由快乐批准的体验，那么他也就能回到这种体验，重复它，品尝它，直到饱享和厌烦的地步。

6．这时，他就显示出进展到更复杂、更丰富的体验上去的倾向，并且以同样的形式完成它（再说一遍，如果他觉得充分安全敢于前进的话）。

7．在确实感（“这个我确实喜欢，那个我确实不喜欢”）、能力感、熟练感 、自信感、以及自尊感中的这种体验，不仅意味着自我在前进，而且在自我上有反馈效应。

8. 在生活中包括的这个永无止境的选择系列，一般地可概括为安全（或更粗俗地说是防御）和成长间的选择。而且只有当儿童不再需要他已经有了的安全时，我们才可以期望满足了安全需要的儿童做出成长的选择。只有他才能承担起大胆行动的后果。

9．为了能够选择与儿童自己的本性协调一致，并且发展他自己的本性，就必须容许儿童保留快乐和厌烦的体验，因为这是他正确选择的标准。选择按着另一个人的希望进行这种替代标准正在形成，当这种情况发生了的时候，自我就丧失了。而且，这也会把选择只限制在安全上，因为这个儿童出于畏惧（丧失保护、爱等等）会放弃对他自身快乐体验的信赖。

10．如果选择是真正自由的，如果这个儿童不是残废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他一般地是选择向前的成长。

11．证据表明，健康儿童喜爱的东西，他感觉良好的东西，从观察者能觉察到的长远目标来看，对他也是“最好的”东西，这种相符情况一般地要多于相反情况。

 12．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父母、治疗专家、教师等）也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尽管最终选择必须由儿童做出。

（1）环境能满足他对安全、从属、爱、尊重等的基本需要，因此，他可以觉得是无威胁的、自主的、感兴趣的、自发的，从而敢于选择未知的事物。

（2）环境可以帮助他做出确实有吸引力和没有危险的成长选择，在较少吸引力和代价更高时，帮助他做出倒退选择。

13．存在心理学和形成心理学在这方面可以协调起来。儿童，不过是成为他自己，但也能向前运动和成长。

认知需要与畏惧认知（选）

认识和理解的欲望

我们对于认知冲动，对于它们的动力或病态了解甚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在由医疗传统（即旨在消除疾病）主宰的诊所里当然也是如此。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症病例中纷繁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状。认知心理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心理病态往往被解释为正常，并不迫切地需要治疗。

希勒是我所知道的在其著作中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谈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心理分析学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附带地提到过认识的需要。获取知识，使字宙系统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探究和表达的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得到了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有它们的作用，但它们并非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的促动角色作用等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有一些消极的决定因素（例如焦虑、恐惧等），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合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

（1）类似人类好奇心的东西很容易在高级动物身上观察到。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需要的存在。哈洛的实验以一种可接受的实验方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2）人类面对特大危险时也会追根寻源并做出解释，甚至对于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

（3）对于心理健康者进行的研究表明，作为这一类人的一个特征，他们着迷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未得到解释的事物。这些特点似乎正是引人入胜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往往感到索然无味。

（4）尝试从心理病态出发进行外推或许是可行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临床观察上）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显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不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使人震惊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症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

（5）当认知需要受到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的结果。下面的临床印象也是的确存在的：我见过几个实例，它们清楚地告诉我，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我这里至少有一个实例显示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有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种治疗包括恢复业余学习，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顿悟。我见过许多聪明的、富裕的、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发展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按照我的劝告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明显的现实极相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不言而喻的东西，丧失道德，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发生深刻的瓦解，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消极的方式：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

（6）了解和理解的需要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表现出来，并且可能比成年期更强烈。不仅如此，无论怎样解释，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没有必要让人去教他好奇，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构教导不要去好奇，例如戈德法布的研究所显示的。

（7）最后，满足认知冲动能够使人主观上有满意感，并且产生终极体验。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收获等，忽视洞察和理解的这一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欢快、幸福、激动的时刻，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的一个高峰时刻。对障碍的克服、遭受挫折时反常状态的出现、广泛发生的事件（跨物种、跨文化的），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满足这些需要的必要性（作为人类潜能的最充分发展的一个前提），在个人早期历史中自然出现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基本的认知需要。

但是，这种假设并不全面，即使在我们认识到了之后，我们仍在不断地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细致入微，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神学等方向发展而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者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是两者兼有。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的过程。那么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的欲望、寻找意义的欲望、创立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且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优先于理解的欲望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

畏惧知识；逃避知识；认识的痛苦和危险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弗洛伊德最重大的发现是许多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是畏惧了解自己——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能以及自己命运的知识。我们发现，畏惧了解自己与畏惧外部世界通常是极为同型的和平行的。这就是说，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倾向于极端类似，并且是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只谈一般的畏惧知识，而没有把内部畏惧和外部畏惧严格地区分开来。

一般地说，从畏惧了解自己是保护我们的自尊、保护我们对自己的爱和尊重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畏俱是防御性的。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藐视自己、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知识，都有惧怕的倾向。我们通过压抑和类似的防御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理想形象，实质上是对于不快的和危险的真实情况回避明确意识的一种技巧。在心理治疗时，我们靠这种方法不断地回避对痛苦真相的明确意识，同治疗家帮助我们看到真相的努力进行斗争，这种技巧式方法我们称之为“阻抗”。治疗家的一切技术都是揭示真相的某种方法，或者是使患者坚强的方法。以便使他能承受得起真实情况。（“完全坦率地对待自己是人能够做的最有益的努力”——弗洛伊德。）

然而我们还有另一种倾向于逃避的真相，因为这种真相也能引起另一种畏惧、敬畏、感觉到软弱和不适，这就不仅使我们深深陷入精神病状态，而且使我们回避个人的成长。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另一种阻抗，即否定我们的最优良方面，否定我们的天才，否定我们的最好冲动，否定我们的最高的潜能，否定我们的创造性。简单地说，这是反对我们自身的伟大，这是畏惧自大。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以及那一棵一定不要去碰的知识之树。这一点在许多文化中也是相同的，它们也以为终极知识是为神保留的某种东西。大多数宗教都具有反理智主义的思路（当然是和别的思路在一起）。一些偏爱信仰、信条和虔诚而不爱知识的民族，或者认为某些知识形态弄起来太危险，最好是禁止，或者认为应保留给少数几个待殊人物。在大多数文化中，那些敢于探寻神的秘密而公然反抗神的革命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象亚当和夏娃、普罗米修斯和奥狄浦斯那样。而且，不要企图成为象神那样的人，已经作为对所有其他人的告诫牢牢铭记在心。

如果我们可以以一种极精简的方式谈论这一点，那么这就是我们自己恰恰是象神一样的人。我们对此是有矛盾心理的，既迷恋它又畏惧它，既想达到它又要防御它。这是人的基本范畴的一个方面，我们既是可怜的，又是上帝。我们的任何一个伟大的创造者、象神一样的人已经证实，在长期的创造、证实某种新东西（与旧东西对立）时，勇气是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是一种果敢行为，一种独自出来面对所有的人。这是一种违抗，一种挑战。一时的恐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创造是可能的，那就一定不要被恐慌压倒。因此，在自身中发现伟大的天才肯定能产生振奋，但是，这也带来了成为领袖、成为完全孤独的人的畏惧，以及对于危脸、责任和义务的畏惧。责任可能被看成沉重的负担，成为必须尽可能长久回避的东西。考虑一下被选为总统的人向我们报告的情况，那是怎样的一种敬畏感、谦卑感、甚至恐怖感的混合状态吧。

许多文化和许多宗教都阻止妇女进行认识和研究，而且我认为这种行动的一个有力根源是让她们保持“女性”的愿望（在施虐-受虐的意义上），例如，妇女不能作牧师和教士。

胆怯的男人也可能认为，探索性好奇是以某种方式对别人的挑战，似乎通过成为聪明的人和研究出事实真相，他就莫明其妙地成了有自信心的、大胆的、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男子气概的人了。这些是不能替代的，而且这样的姿态将招致别人、老练的人和坚强的人对他的遣责。同样，儿童也可能认为好奇的探索是侵犯了他们的神、即全能成人的特权。当然，甚至在成人身上也容易找到这种互补的态度。由于他们经常发现，他们的孩子的这种永无休止的好奇至少是讨厌的，甚至有时是一种危险和威胁，特别是当这些是有关性的问题的时候。所以，赞许和喜爱他孩子好奇的父母仍然是少有的。某种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被剥削、被压制的少数民族和苦工之中看到。他们可能害怕知道得太多和自由探索，因为这可能引起他的老爷的愤怒。假装愚笨的防御态度在这样的群体中是共有的。总之，剥削者和专制统治者，由于情境的动力学，不可能鼓励他的下属的好奇、学习和认识，因为知道得太多很可能造反。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就是危险的、十分危险的了。软弱的、从属的，或缺少自尊的状态抑制了认知需要。

这种动态甚至在教室里有时也会令人不快地看到。真正聪明的学生，热情的探索者，彻底的研究者，特别是当他们比教师更聪明的时候，经常被看成是“狡猾的家伙”，是对纪律的威胁，是对教师权威的挑战。

在无意识的水平上，认识就是侵入、渗入到里边去，象某种男性的性等价物。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代对这样一组矛盾情绪的综合：儿童探视隐私，探索未知事物，一些妇女的大胆认识和女性的矛盾感，受迫害感，即认识只是主人和教会男子的特权，害怕认识会侵犯神的权限，这是危险的和会引起怨恨等等。认识，和“发生性关系”一样，可能是自我肯定的一种行动。

成长和缩减焦虑的知识

迄今为止，我已经从为认识而认识、为认识和理解本身的纯粹快乐和自然满足的角度谈论了认知需要。认识使人变得更强大、更聪明、更丰富、更发展和更成熟。这体现了人的潜能的实现，体现了由人的可能性预兆的人的命运的实现。然后，我们就具有了类似无阻碍的花的开放，鸟的歌唱。这是这样的一条道路，象没有奋斗和努力，只是由于苹果树自己遗传本能的表现就结出了苹果那样。

然而，我们也知道，好奇和探索是比安全“更高级的”需要。这就是说，感觉安全可靠、无忧无虑和不可怕的需要是占优势的，是比好奇心更强的。在人类的儿童身上，这一点可以直接观察到。年幼的儿童在陌生的环境中特别紧地抓住他的母亲，只是到了后来他才一点一点地离开母亲的大腿，探索和考察事物。如果母亲不见了，或者他害怕了，那么好奇心就消失了，直至重新获得安全时为止。他仅仅是从安全港里进行探索。

成年人的焦虑和畏惧比儿童要隐蔽和难以捉摸得多。如果畏惧不能制服他，那么他就会压抑它们，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经常的情况是，他并不“认识”他有畏惧感。

妥善处理这些焦虑有许多方法，其中一些是认知的方法。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一切不熟悉的、朦胧感觉到的、难以理解的、隐蔽的、意外的东西，全都是有威胁倾向的东西。把它们加工成为熟悉的、能断言的、易处理的、能控制的，即不可怕的和无危害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就是了解它们和理解它们。因而，知识不仅可以有向前成长的功能，而且有缩减焦虑的功能，即有一种保护内部平衡的机能。外显行为可能是非常类似的，但动机则可能是极端不同的。因而，主观的后果也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我们松了一口气，并且觉得不太紧张，比如说，担惊受怕的住户在深夜里拿着枪探查楼下使人害怕的神秘声音时，他发现没有什么问题的情景。这与年轻学生通过显微镜第一次看到肾的微细结构、或者他突然理解到交响乐的结构、或者一篇难懂的诗或政治理论的意义时，他的兴奋甚至狂喜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人觉得更强大、更机灵、更充实、更有能力、更成功、更有理解力了。假设我们的感觉器官变得更有效了，我们的眼睛突然更敏锐化，我们的耳朵顿开茅塞，那么我们的感觉就会是这个样子。在教育和心理治疗中，可能发生的——并且是充分发生过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

动机的辩证法，在最广阔的人类画面上，在伟大的哲学、宗教构成物中，在政治和法律的体系中，在种种科学中，以及在作为整体的文化中都可以看到。非常简明、过分简明地说，它们可能以不同的比例既体现了理解需要又体现了安全需要。有时，安全需要几乎完全能使认知需要屈从它们减轻焦虑的目的。没有焦虑的人可能是更为大胆和无畏的，并且能移为了知识本身进行探索和建立理论。假定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理、接近事物的真正本质，这肯定是合乎情理的。安全的哲学、宗教和科学比成长的哲学、宗教和科学，肯定是更容易成为盲目的。

回避知识——回避责任

焦虑和胆怯，不仅使好奇、认识、理解屈从它们自己的目的，象工具那样地使用它们，而且还会使活动丧失好奇心，或者只是消极地表现焦虑和畏惧。也就是说，为了缩减焦虑，我们既能寻求知识，也可以回避认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没有好奇心学习就有困难，假装的愚笨可能是防御性的，知识与行动是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在高水平的健康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似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而且是以他自如而充分的机能活动表明这一点。但是，我们在年幼儿童那里，在另一种水平上，也完全看到了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考虑一种行动可以和已经行动过一样，心理分析学家称它为“全能思维”。

认识和行动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有助于我们把认识畏惧的原因解释为对行动的深刻畏惧，解释为对来自认识的结果的畏惧，解释为对行动的危险责任的畏惧。不去认识通常是比较好的，因为如果你产生了认识，那么你就会不得不行动，行动就会给你招来麻烦。

现在已十分清楚，焦虑和认识驳斥了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若干世纪以来所持有的极端主张：所有的认知需要全都是由焦虑诱发的，而且只是缩减焦虑的努力。多年来，这种主张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动物和儿童实验驳斥了这种理论的纯粹形态。这些实验都表明：一般说来，焦虑扼杀好奇和探究，焦虑和认知是彼此不相容的，特别是在极端焦虑的时候。认知需要在安全和无焦虑的情境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

摘    要

这一点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我们对认知需要有了充分理解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同认知畏惧，同焦虑，同要求安全和可靠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紧紧缠在前进和倒退的辩证关系上，这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畏惧和勇敢之间的斗争。所有增加畏惧的心理和社会因素，都将削弱我们的认识冲动；所有容许勇敢、自由和大胆的因素，因而也都会解放我们的认知需要。

创造中的情绪障碍（选）

当我着手研究创造性这一方面的问题时，它完全是一个学院的、教授课业的问题。近几年来我被调到大工业或象美军工程设计这样的机构，这真是一件使我惊异的事。对于新部门的业务我一无所知，我颇感不安，象我的许多同事遇到这种事时一样。我不敢肯定，我所做的工作和我得出的结论以及我们今日关于创造性的认识在当代大机构的形式中有多少用处。我能提供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悖论，问题和谜，而这时，我不知道，它们将如何解决。

我想，对有创造性的人员的管理是既棘手又重要的问题。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要谈论的实质上都是一些不合群的人。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那种有创造性的人往往在一个机构中很容易和人发生摩擦，由于很怕再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一般都躲在一个角落或顶楼里独自工作。大机构中“不合群者”的地位问题，我以为，是这个机构有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这也有点象是试图调和革命和稳定的社会，因为我所研究的人本质上是革命的，他们是背对着现存的东西，不满意现状的。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我想我要做的不过仅仅是扮演研究者、医师和心理学者的角色，把我所学的知识抛出来，把我所有的看法提供出来，希望能对有关的人有点用处。

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尖端领域，那是你们都不能不非常、非常深入开发的——一个新的心理学尖端领域。假如我能预先概要说明我将要说的内容，我可以这样概括：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期间，我们已经发现，原来我们真正感兴趣的那种创造性的根源，或真正新思想的产生，是深蕴在人性的内部的。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词汇可以代表它。假如你愿意，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谈论，即谈论“无意识”。或用另一个心理学派的术语，你可以选择“真实的自我”作为话题。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它都是一个更深层的自我。它的更深是在一种操作的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如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家所看到的那样，即在你不得不挖掘它的意义上说它是更深的。它的深蕴就象矿藏的深蕴一样。它是深蕴在地下的，你不得不奋力透过表层才能得到它。

说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是就大多数人对它的无知说的，这样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含义，这个含义在历史上是从未提出过的。这是某种不仅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是我们怕知道的东西。那就是说，有对于知道它的“抗拒”存在。这就是我要试着说明的问题。我是在谈论我称之为始发创造性的东西，而不是次级创造性，始发创造性来自无意识，它是新发现之源，真正新事物之源，是离开现存东西的新思想之源。这是一种和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多产性，一位名为安娜·萝的心理学家曾在一些新近的研究中做出过证明，她在一组又一组的知名人物——有能力的、成果累累的、起作用的著名人物中发现了它。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她研究了《美国科学家全书》中所有带星号的生物学家。在另一项研究中，她又对美国的每一位古生物学家进行了研究。她能证明一个非常特别的悖论，我们都不得不涉及的问题，即，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病理学家或治疗家称之为相当刻板的人，相当拘谨的人，对他们的无意识有所惧怕的人，象我上面提到过的那样。于是，你可能达到我曾达到的一种特别的结论。我现在已习惯于两类科学的想法，两类技术的想法。假如你需要，科学能定义为一种技术，运用它，没有创造性的人也能创造和发现，只要能和许多别的人一起工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工作，等等。那就是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和次级科学的东西。

但我想，我能揭示来自无意识的始发创造性，我曾在我选出进行仔细研究的特别有创造性的人中发现了这种创造性。这种始发创造性极有可能是一种每一个人都有的遗传素质。它是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东西。在所有健康儿童中肯定都能发现它的存在。它是任何儿童都具有而大多数人长大以后又会失去的那种创造性。它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普遍的，假如你以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挖掘它，假如你探入人的无意识层，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我只要向你提供仅仅一个例子，你们自己或许也都能经验到的例子。你知道，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比在醒时的生活中有更多得多的创造性。我们能变得更聪明，更机敏，更大胆，更有独创性，等等。把盖子掀开，把控制去掉，把压抑和防御撤除，我们一般能得到比表面可见更多的创造性。我最近曾走访我的一些精神分析家朋友，想了解他们解放创造性的经验。精神分析家的普遍结论，我敢肯定那也是所有其他心理治疗家的意见，是说通常可以期望一般的心理治疗能解放出治疗前没有出现的创造性。要证明它是非常困难的，但那是他们都有的印象。假如你愿意，可以称它为专家意见。那是从事这件工作的人的印象，例如他们曾帮助那些想写作却有心理障碍的人。心理治疗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克服这种障碍，使他们重新开始写作。因此，一般的经验是：心理治疗，或深入这些通常受到压抑的深蕴层，能使一种我们大家都有的但又失去的遗传素质得到解放。

有一种形式的神经症能使我们在突破这一问题中学到许多东西，而且它是一种容易理解的事情。我想首先谈谈它。我指的是强迫症。

有这种神经症的人是刻板的、封闭的人，他们不能开怀玩乐。这是一些总想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因而看起来相当冷漠，在极端的案例中甚至是毫无表情的。他们总是很紧张，很局促。这种人在正常状态下（发展到极端，它当然是一种疾病，不能不接受精神病医师和心理治疗医师的治疗）一般是非常有秩序、非常整洁、非常准时、非常有条理、非常有节制的，能成为很有用的人才，例如，优秀的簿记员，等等。现在，用心理动力学的术语可以非常简明地把这些人说成是“尖锐分裂的”，可能比大多数其余的人都更明显地分裂，如在他们意识到的事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他们对自己隐藏的、那些无意识的、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分裂。当我们更多地理解这些人时，对压抑的原因有所理解时，我们就会懂得，这些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于是我们又一次从极端的例证中学到了某些有关较一般和较正常情况的知识。这些人必然会成为如此。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不可能走另一条道路。这是唯一能使他们达到安全、秩序、无畏惧、无焦虑的道路，即通过条理化、预见、控制、驾驭的道路。这些合意的目标都只有用这些特殊的办法才能达到。对于这样的人，“新”东西是有威胁的，而任何新东西对他都不可能出现，因为他能把它纳入他过去的经验，能使变动的世界冻结，能自以为什么都没有变。他只有依据那些过去很起作用的、“久经考验的”规律和法则、习惯、适应方式步入未来，并坚持在未来继续利用这些法则，他才会感到安全而无焦虑。

为什么他不得不这样做？他怕的是什么？动力心理学家的回答是——用非常一般的术语说——他怕自己的情绪，或最深处的本能渴望，或最深蕴的自我，那些他拼命压抑的东西。他不得不如此！不然他觉得他会发疯。这一畏惧和防御的戏剧在人体内扮演，但他使它趋向概括化，向外投射于整个世界，于是也很容易以这种方式看整个世界。他真正防范的是自己身内的危险，但此后任何使他想起这些内部危险或和这些危险相似的东西只要他一看见就会在外部世界中与之战斗。他同自己趋向混乱的冲动作战而变得特别有条不紊。外界的混乱将使他受到威胁因为混乱使他想起他内部的混乱，或怕他抑制的冲动起来革命。任何危及这种控制的东西，任何能增强那危险的潜伏的冲动或削弱那防御的壁垒的东西，都将使这样的人担惊受怕。

在这样的过程中丧失的东西很多。自然他能赢得一种平衡。这种人能终其一生不致垮掉，能掌握事态于控制之下。他的极大努力用于控制，大量精力消耗于控制中，因而仅仅控制自己也会使其疲惫不堪。控制是疲劳的根源。但他能对付下去，继续保护自己，防范他的无意识中的危险部分，或防范他的无意识自我，或他的真实自我，他曾受到教导认为那是危险的东西。他必须把一切无意识的东西驱逐出去。

我所说的这些话是要表明，我们的快乐、幻想、欢笑、游荡等等能力，成为自发的能力，和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创造的能力，都是出于这一无意识，出于这一深蕴的自我，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一般地说，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是心存戒惧因而力求加以控制的，而我们的创造能力则是一种智力的游戏，是一种能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能进行幻想，放任，并暗自着迷若狂的能力（每一真正新颖的思想起初看来都象是疯狂）。强迫症患者放弃了他的始发创造性。放弃审美的可能性。放弃他的诗意。放弃他的想象。淹没他的一切健康的稚气。而且，这也适用于我们称之为良好适应的问题，适用于曾被非常细腻地描述为严丝合缝戴笼头的本领，即善于处世，很现实，按常识办事，成熟，能干大事。恐怕这些适应的某些方面也意味着背弃那些对良好适应构成威胁的东西。这是一些与世俗妥协、与常识的需要、与物质、生物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妥协的动机和努力，它一般是以放弃我们深蕴自我的一部分为代价的。它在我们中不象在上面说明过的情况中那样显著，但恐怕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称为正常成人适应的东西也越来越意味着背离那些会威胁我们的东西。而威胁我们的东西则是温柔、幻想、情感“稚气”。有一件事我未曾谈过但最近在我对有创造性的人的研究中曾深感兴趣（对非创造性的人的研究也同样），那就是对于所谓的“女人气”、“女性”或我们直接称之为“同性恋”的任何事物的极端畏惧。假如他是在一种硬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女子气”实际上意味着一切有创造性的活动：想象、幻想、色彩、诗、音乐、温柔、感伤、浪慢，但这些一总都作为危及一个人的阳性形象而被隔离开了，一切被称为“柔弱”的东西往往会在正常男子的适应中受到压抑。而许多被称为柔弱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一点也不柔弱。

现在我想，在讨论这些无意识过程时，讨论精神分析家称之为“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的概念时，我能对于这里谈论的题目有点用处了。力求有条不紊地对待杂乱无章，以理性对待非理性，这是一项硬任务，但我们已经有办法这样做。以下是我曾写过的一些评论。

这些始发过程，这些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即感知世界和思维的无意识过程，这些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不同于常识法则的，不同于严密逻辑、不同于精神分析家称为“次级过程”的东西，在次级过程中，我们是合逻辑的，明智的，现实的。当“次级过程”和始发过程隔离开时，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双双受损。在极端情况下，把逻辑、常识和理性同人格的深蕴层隔离开或完全分割，会造成强迫症，造成强迫性理智型人，这种类型的人简直无法在感情世界中生活，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恋爱，因为爱情是不合逻辑的，他甚至不能容许自己失声大笑，因为大笑是不合逻辑，不合理和不明智的。当这样被隔离开，当这个人已经分裂时，你便得到了一种有毛病的理性，以及也有毛病的始发过程。这些次级过程，弄得分隔开和二歧化，可以被认为主要是畏惧和挫折造成的一种结构，也就是一种防御、压抑和控制的系统、一种抚慰的系统所造成的，为了能够以狡诈而隐秘的手段和一个使人受挫的、危险的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讲和，因为它们是满足我们需要的唯一源泉，使我们要得到任何满足都不能不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这样一种病态意识，或病态我，或意识我，变得越来越觉察到它所领悟的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并奉之为生活的金科玉律了。这意味着一种盲目性。强迫型人不仅失去了许多生活乐趣，而且他也变得对他自己的许多方面在认知上盲无所见，对他人的许多方面，甚至对自然的许多方面也同样看不见了。甚至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也会对自然的许多方面盲无所见。确实，这样的人也能做成某些事情，但我们必须首先问，象心理学家总要问到的：那是以怎样的代价做出的——对他自己而论？其次，我们也还要问这样做出的是哪些事情？它们是否值得去做？

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强迫症例子是我过去的一位老教授，他是一个有节约癖的怪人。他把读过的所有报纸都按周分别捆好。每周的报纸都用一根小红线捆上，然后再按月放在一起用一根黄线捆好。他的妻子告诉我，他每天的早饭也是很规律的。星期一是桔子汁，星期二是燕麦粥，星期三是梅脯，等等。如果星期一给他吃梅脯就要闹一场。他节省旧刀片，把自己所有的旧刀片都攒起来，包裹好，贴上标签。当第一次进入他的实验室时，我记得他曾给每一件东西贴上标签，正如这样的人会做的那样。每一件东西都要编组，贴上带有粘胶的小条作为标记。我记得他不惜花上几个钟头设法在一个小探针上贴标签。有一次我打开他实验室里的一架钢琴，那里也有一个标签，说明它是“钢琴”。这样的人是真的有毛病了。他自己也非常不愉快。这样的人做的这一类事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很有关系。这些人做了一些事，但他们做的是什么事啊！这些事有价值吗？有时候有价值，有时候没有价值。我们也知道，很不幸，我们许多科学家是这种类型的人。在这种工作中，这样的探察性格偶尔也会非常、非常有用。例如，这样的人能花上十二年对某一单细胞动物进行微细解剖分析。这种解剖分析需要所有人都具有的那种耐性、坚持性、顽强性和认知需要。社会也极经常地用得上这样的人。

于是，用这种二歧式防范和畏惧的眼光看始发过程——这就是疾病。但这并不一定非成为疾病不可。深深下降时，我们用希望、畏惧和满足的眼睛看世界。假如你象一个真正幼小的孩子那样看世界、看自己和看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那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在没有否定，没有矛盾，没有分裂的同一性，没有对立，没有互相排斥的意义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对于始发过程，亚里士多德并不存在。始发过程不依赖于控制、禁忌、训练、抑制、延宕、计划和对可能或不可能的计算。它和时间、空间或顺序、因果、秩序，或和物理世界的规律无关。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物理世界的世界。当我们把始发过程置于一种必需的情境中时，当始发过程必须伪装自己防范意识的觉察、使事情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时，始发过程能把几个物体浓缩为一个物体象在梦中能做到的那样。能使情绪脱离它们真正的对象移置到另外的无害对象上。能通过象征化进行掩饰。能成为全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请回忆梦。我所说的一切对梦都是适用的）。始发过程和行动没有关系，因为它能不用做什么或无须动作而只凭幻想使事情发生。对于大多数人，它是前语言的，非常具体的，和原体验更接近的，并往往是视觉的。始发过程是先于评价的，先于道德的，先于伦理的，先于文化的，先于善和恶。在大多数文明化的人中，正因为始发过程被这种二歧化挡住了，往往成为孩子般的，不成熟的，若狂的，危险的，可怕的。记住：我曾提供一个人的例子，他已完全压制了始发过程，完全隔开了无意识。这样的人就我所说明的那种特定的方式看是一个病态人。

另一种人，他的二级过程——控制、理性、秩序、逻辑过程已经完全破碎，那也会成为一个精神分裂者。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患者。

我想，你们能看出这个论断的含义。在健康人中，特别是在能创造的健康人中，我发现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和综合始发和次级两种过程，意识和无意识两者，探蕴的自我和自觉的自我两者，能高明地且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我能肯定地报告，这是可能做到的，尽管不很普遍。可以肯定，用心理治疗可能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发展。更深的和较长期的心理治疗甚至能更有效。这一融合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两者互相渗透就能在特征上都有所改变。无意识不再变得更有威胁性。这样的人能带着他的无意识生活；让我们说，他能带着他的稚气、他的幻想、他的想象、他的愿望满足、他的女子气、他的诗意、他的若狂性生活了。象一位精神分析家用一句妙语所说的，他是一个“能倒退而为自我服务的人”。这是有意的倒退。这样的人能随时利用那种我想我们都会很感兴趣的创造性。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强迫型人，在极端的例子中是不能娱乐的。他不能顺其自然。这样的人，举例说，往往避免社交聚会，因为他太敏感并设想参加聚会可能显得有点傻相。这样的人怕贪杯，因为那会使他失去控制而造成很大的危险。他必须所有时间都在控制中。这样的人很可能是一个难以催眠的被试。他很怕麻醉，或任何其他有损于充分意识的状态。这是一些力求在聚会中保持尊严、秩序、自觉、理性的人，在那里你会被认为不是那样的。当我说一个十分安于他的无意识的人能那样顺其自然时，我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在这种聚会中要有点疯狂，要有傻相，要插科打浑，并以此为乐，无论如何要有狂热的时候——一象那位精神分析家所说的“为自我服务”。这象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倒退——而不是力图显得庄重和总是有所控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就象一个被描绘为“大模大样的”人，甚至坐在椅子里也是那样。）

也许我现在能够就这种对无意识的开放态度多说几句了。心理治疗、自我治疗和自我认识全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情况都在于无意识和意识的彼此隔离。你如何能使这两个世界——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彼此相安呢？一般地说，心理治疗过程是在专家的帮助下一点一点地逐步面对最上层无意识的问题。这些上层无意识暴露在眼前，被容忍并被吸收了，原来并不危险，并不可憎。然后是再下一层，又下一层，在同样的过程中使一个人正视他十分畏惧的东西，并发现当他确实正视它时，并没有什么起初觉得可怕的东西。他曾经怕它，因为他一直是用他惯用的那种儿童的眼光看它。这是儿童的误解。儿童畏惧并因而压抑的东西，被推出了常识学习和常规体验的范围以外因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直到它再被某种特殊的过程拖出来。意识必须变得十分强大才敢于同敌人交朋友。

通观历史，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问题。男人害怕女人，因而曾统治女人，这种统治是无意识的，我相信他们这样做的理由非常象他们对自己始发过程的畏惧。请记住，动力心理学家往往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很大成分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即女人会使男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无意识，也就是想到他们自己的女性，他们自己的柔和与温存，等等。因此，同女人作战或力图控制女人，贬低她们，这已成为对于这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的无意识力量进行控制的努力的一部分。在担惊受怕的主子和满怀憎恨的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的。只有当男人变得足够坚张，足够自信，并足够整合时，他们才能容忍并最终喜爱自我实现的女子，喜爱人性丰满的女子。但是没有一个男人（在原理上说）能够在没有这样一个女子作为伴侣的情况下而实现他自己。因此，坚强的男人和坚强的女人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因为两者的存在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也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女人成长为男人，男人也成长为女人。而最后，他们也是相互报答的。假如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子，你要赢得的也是那样的女子，那样的女子也是你应得的报答。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类比上来，健康的始发过程和健康的次级过程，或健康的幻想和健康的理性，需要彼此的帮助，以便融合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在年代顺序上，我们关于始发过程的知识最初是从研究梦和幻想和神经症过程中得来的，以后又从精神病研究和对疯狂过程的研究得来。这一知识只能一点一点地从它的病理学濡染中解放出来，从非理性、从不成熟、从贬意的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是在近年，在我们对健康人的研究中，我们才逐渐意识到，充分意识到创造过程，意识到娱乐、审美感知、健康爱的意义、健康的成长和形成、健康的教育，才懂得每一个人既是诗人，又是工程师，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是孩子，又是成人，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既处在心理世界中，又处在自然世界中。我们也是逐渐地才懂得，我们如果天天都力求成为仅仅并纯粹合理，仅仅合乎科学、逻辑，仅仅明智、实际、承担责任的人，我们便会有所失。我们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确信，整合的人，充分发展的人，充分成熟的人，必然是在这两种水平上同时对自己起作用的。当然，现在已很少有人污蔑人性的这一无意识面，把它说成是病态而不是健康。弗洛伊德曾这样想过，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知道，全面的健康意味着在所有的水平上都对自己起作用。我们不再说这一方面是“恶”而不是“善”，是低级而不是高级，是自私而不是不自私，是兽性而非人性。通观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文明史，更特别是基督教史，总是不能摆脱这种二歧式。我们不再能把自己二歧化为洞穴人和文明人，恶魔和圣贤。我们现在能够把这看成一种不合理的二歧式，一种不合理的“非此即彼”，通过这种分裂和二歧化过程本身，我们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此”和一个病态的“彼”，也就是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意识和一个病态的无意识，一个病态的理性和一个病态的冲动。（理性能成为十足的病态，你在电视上的问答比赛节目中能很快看到这种病态。我听说有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古代史专家，他的收入极高，曾告诉某人他达到这一步只不过是靠熟记下全部剑桥古代史。从第一页开始直到末一页，现在他已熟知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日期和每一个名字。这个可怜的家伙！亨利曾写过一个人的故事，他想既然百科全书概括了全部知识，他就无须为进入学校发愁了，只要熟记百科全书就行了。他从A部开始，然后是B部、C部，等等。那就是一种病态的理性。）

我们一旦超越并解决了这种二歧式，一旦能把两极一起纳入它们本来就在其中的统一体，例如，在健康儿童中，在健康成人中，或在特别有创造力的人中，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二歧化或分裂本身是一个病理过程。这时也就有可能结束一个人的内战了。这正是我称为自我实现的人中所发生的事情。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他们描绘为心理上健康的人。那正是我们在这样的人中所看到的。当我们从总体中挑拣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最健康的人时，我们将发现这些人在他们一生中，有时得益于治疗，有时没有治疗，都已经能把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并在两者中都能安然地生活。我曾描述健康人好象具有一种健康的稚气。它很难用言语说明，因为“稚气”一词习惯上意味着成熟的反面。假如我说，最成熟的人的生活也是赤子般的，这听起来象是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也许我能用我说过的聚会的例子来解释。最成熟的人也是最能打趣的人。我想，这是一种更可以接受的说法。这些人也是能够随意倒退的人，他们能变得象个孩子并和孩子在一起玩，接近孩子们。我想，孩子一般会喜欢他们并愿意和他们相处的，这绝非偶然。他们能倒退到那一水平。非意愿的倒退自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自愿的倒退却显然是非常健康的人所特有的表现。

至于如何达到这种融合，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在日常促进人内部这种融合的实践中我所知的唯一真正可行的办法是心理治疗。这当然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或甚至受欢迎的建议。自然，也存在自我分析和自我治疗的可能性。任何能增进深蕴自我知识的技术在原则上应该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力，使他能够利用幻想与观念作戏的这些原动力，能够超越这个世界和地球，摆脱常识的束缚。常识意味着在今日现世中生活，但有创造性的人是那些不想要今日现世而宁愿造就另一个世界的人。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能够超越地球的表面，去想象，幻想，甚至成为疯狂的和着迷的，等等。我能提出的建议，向那些管理有创造力的人的人员提出的实际建议很简单，只能是注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因为他们是已经存在的，然后把他们选拔出来，并紧紧把握住他们。

我想我的这一推荐对于一个公司是有作用的。我试图向他们说明这些第一流的创造性人物是怎样的。他们往往正是那些在一个机构中制造麻烦的人。他们往往不遵循惯例，往往有点古怪；不现实，常被称为缺乏训练；有时不严格，“不科学”，那是就一种特定的科学定义说的。强迫性格较强的同事往往称他们为幼稚、不负责任、野性未除、发疯、爱推测、无批判、无规律、容易激动，等等。这听起来象是对浪荡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的描述。但我认为，应该强调，在创造性的早期，你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浪荡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了。有一种“脑风暴”法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个处方能成为有创造性的，因为这来自那些已经成功地成为有创造性的人，他们让自己在早期思想阶段成为这样的浪荡汉。他们让自己成为无批判的。他们任各式各样怪诞的想法进入脑海。在情绪和热忱的阵阵勃发中，他们可能潦草写出诗篇或公式或数学解答，或制定理论，或设计实验。这时，只有这时，他们才进入次级过程，变得较有理性，较有控制，并有批判了。假如你在过程的第一阶段就力求有理性，有控制，有秩序，你会永远得不到它。我所记得的“脑风暴”法正是这样的——无批判——任你自己与观念作戏——自由联想——任它们跳到桌面上来，大量地，然后，只有这时，才抛掉那些不好的想法，或无价值的想法，保留那些好的。假如你怕造成这样的狂想错误，你也就永远别想得到任何光辉的思想。

自然，这种波希米亚式的事务无须千篇一律或持续到底。我所谈论的是那样的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这样做（倒退为自我服务；自愿的倒退，自愿的发狂；自愿进入无意识）。这些同样的人后来又能戴上他们的帽子、穿上长衫，成长起来，变得理性了，明智了，有条理了，等等，并能用批判的眼光审查他们在热情迸发时和创造性炽燃时产生的一切。于是，他们有时又能说，“它在诞生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美妙，但它实际并不怎么样”，因而又把它抛弃。一个真正整合的人能够既是次级的，又是始发的；既是稚气的，又是成熟的。他能倒退，然后又回到现实中来，在他的反应中变得较有控制和批判精神。

我曾提及，这对一个公司或至少对公司中负责人事管理工作的人是有用的。因为正是这样的人他一直在考虑要解雇。他非常强调执行命令和顺从机构的安排。

我不知道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将要如何处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这对风纪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不是我的讨论范围。我不知道在一个机构的工作过程中怎样才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人物，这个机构不得不有条不紊地进行许多贯彻某一想法的工作。一个想法仅仅是完成一项任务必须经历的复杂过程的开始。这是我们将在美国而不是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推测可能还需要十几二十年时间。我们已经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巨额的经费现在正用于研究和发展。创造性人才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我毫不怀疑，那些曾在大机构中行之有效的实施准则绝对需要某种改变和修正。我们将不得不寻求某种方法让人在机构中能表现出个人特色。我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步。我想这将不得不成为一种实践的结果，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再另外试一试，最后达到某种经验的结论。我要说，如果能认准这样做不仅是发狂而且是创造性的特征，那将是有帮助的。（顺便说，我不想对任何这样做的人都给予好的评价。他们有些人确实是发狂了。）现在我们已开始学会分辨。要学会尊重这种人或至少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他们，并设法使他们与社会合拍。这样的人今天大都是孤独者。我想，你们将更有可能在学院环境中而不是在大机构或大公司中发现他们。他们在学院会觉得更安适，因为在那里容许他们爱怎么发狂就怎么发狂。人人都期待着教授们的狂想，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任何别的人都见不到他们，除非是听他们讲课。但教授有充足的时间通常在他的顶楼或地下室梦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论是否可行。在一个机构中，你会弄得精疲力竭。我最近听到一桩滑稽事。两位精神分析家在一次聚会中相遇。一位分析家走到另一位跟前打了他一记耳光。挨打的分析家毫无思想准备，愣了片刻，然后耸耸肩说，“那是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