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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能达到的境界（1-4）（选）（1969）
（美）马斯洛 著 林方 译
目 录
第一章 人本主义生物学探索（选） 第二章 神经症——个人成长的一种失败（选） 第三章 自我实现（选） 第四章 创造态度（选） 第五章 创造性——整体论的研究（选） 第六章 创造中的情绪障碍（选） 第七章 我们需要创造性人物（选） 第八章 事实和价值的融合（选） 第九章 存在心理学简说（选） 第十章 一次人类价值讨论会的评论（选） 第十一章 知者和所知（选） 第十二章 教育（选） 第十三章 人本主义教育的目标和内涵（选） 第十四章 社会中和个人中的协同作用（选） 第十五章 辛那侬和优美心灵（原第十六章）（选）
第一章 人本主义生物学探索（选）
我在心理学中的探险已经引导我走遍了各条道路，其中有些己经超越了传统心理学的领域——至少就我曾在其中受过训练的意义说是如此。 在三十年代，我逐渐对某些心理学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发现，那时的经典科学体系（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科学的”、脱离价值观的、机械形态的心理学）不能解答或有效处理这些问题。我提出合理的疑问并不得不设想另一种研究心理学问题的方法来解除我的疑问。这种研究逐渐变成一种总括的哲学，它属于心理学，属于一般科学，属于宗教、工作、管理以及现在也属于生物学。事实上，它已变成了一种世界观。 心理学今天已被扯得四分五裂，实际上可以说已经成为三个（或更多）分离的、互不交流的科学或科学家集团。第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第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第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或“第三种力量”，如现在这一集团己被称为的那样，这是由心理学中许多分散的小组织合并成的一种统一的体系。我想谈论的正是这第三种心理学。我理解这第三种心理学包括第一和第二种心理学，并曾创造“在行为主义之上”和“在弗洛伊德学说之上”等词来描述它。这也有助于避免那种半吊子的、和价值对立的、二歧式的倾向，例如，不是赞成弗洛伊德学说就是反对弗洛伊德学说。我是弗洛伊德派的，我是行为主义派的，我是人本主义派的，而且实际上我还正在发展一种可以被称为第四种心理学的超越心理学。 我相信经验只是知识的开端（必要但非充分），我也相信知识的进步，即，更广阔的科学是我们唯一的终极希望。 我个人选择的任务是“自由地思索”，是建立理论，是运用预感、直觉，并试图一般地推断未来。这是一种需要深思熟虑和全神贯注的开拓、侦察和创新活动，而不是应用、证实、核对和检验活动。自然，后者才是科学的脊梁骨。但我觉得，科学家如果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验证者，那将是极大的错误。 开拓者、创造者、探险者往往是孤单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他是怀着内心的冲突、畏惧、对骄横与傲慢甚至对妄想的防御在孤军奋战。他必须是一个勇气十足的人，不怕出头，甚至也不怕犯错误，清醒地意识到，他在缺少事实的情况下达到试探性的结论，然后再用几年时间力求弄清他的预感是否正确。假如他有任何一点辨别力，他自然会被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轻率吓倒，并清醒地意识到他是在肯定他所不能证明的东西。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提出了个人的预感、直觉和断言。 我认为一门规范生物学的问题是不能逃避或回避的，即使这会引起对全部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怀疑。我确信，我们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承袭的那种摆脱价值的、价值中性的、价值回避的科学模式，虽然在这些领域内要保持论据的纯净并排除教会对科学事业的干扰是必要的和合乎需要的，却完全不适合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摆脱价值的科学哲学对于人类的问题甚至更显然是不适合的，在这里，个人的价值观念、目的和目标、意图和计划对于理解任何人，甚至对于科学、预测和控制的人文目标，都是极为重要的。 优良样品和“成长尖端统计学” 我建议要讨论并最终研究如何利用选出的优秀样品（高级样品）作为生物学的试金，这样来研究人种所具有的最佳能力。举几个例子：如有一次在探索调查中，我曾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上“优越”的人，是较好的认识者和知觉者：甚至在感觉水平上也可能是如此。 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享乐主义价值论和伦理学说的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哲学家们牢牢地把病态动机的快乐和健康动机的快乐拴在一起，并得出一个平均数，等于疾病与健康的混淆，优良样品与腐败样品、善于选择者与不会选择者、生物学上健全的样品与生物学上不健全的样品等等的混淆。 假如我们要回答人类能生长到多高，那么，很明显，最好是挑选出已经长得最高的人并研究他们。假如我们要知道人能跑多快，那么，计算出总体“样本”的平均速度是没有用的；远为适当的办法是搜集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的资料，看他们能够达到的成绩。假如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仍要坚持，只有研究我们最有德性、最懂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才能有最好的收获。 我认为这样说大体上是公平的：在人类历史的记载中，人性的一面一直是论述不足的。人性的最高可能实际上总是被低估。甚至当“优良样品”——那些圣贤和历史的伟大领袖人物能够作为研究对象时，也有太经常的诱惑认为他们不是人而是超自然的天才。 人本主义生物学和良好社会 现在已经很清楚，人的最高潜能只有在“良好条件”下才有可能（在较大规模上）实现。或者说得更直接些，优秀的人一般将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作为成长的环境。反过来说，应该清楚地看到，一门规范的、生物学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强调“良好社会要促进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促进人性的充分发展。” 良好样品是代表全种的选择者 经过探索性研究，我体验到，最健康的人（或最富有创造力，或最坚强，或最聪明，或最圣洁的人）能够作为生物学的试金。或者我能说，他们作为前哨的侦察员，或更敏锐的观察员，能够告诉我们这些较不敏锐者什么是值得我们珍贵的价值。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很容易就能选择出，例如，那些在审美上对颜色、形式敏感的人，然后学会让我们自己顺从或听从他们对色彩、形式、纺织品、家俱等等的判断。我的经验是，假如我放手不问，不干扰优越的观察家，我将能肯定地预期，他们立即喜欢的东西我也会慢慢地或许在一两个月中变得喜欢起来。那就好象他们是我，不过更敏感些，或者好象他们是我，但较少怀疑，迷惑和犹豫。我能利用他们，姑且这样说，作为我的专家，正如艺术品收藏家雇用艺术专家帮助他们收购珍品一样。我并设想，这样的敏感不象一般人那样容易受时尚的影响。 就这样现在我已发现，假如我选择心理上健康的人，那么他们所喜欢的也就是人们将会喜欢的。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已说过中肯的话：“优秀的人认为是好的，那就真正是好的。” 例如，经验证明自我实现者的特征是在是非问题上比一般人较少怀疑。他们不会只因为有95％的人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就迷惑起来。我可以说，至少在我研究的被试组中，他们往往有趋向一致的是非概念，就好象他们在观察某一真实的身外之物一样，而不是在对那些可能会因人而异的好恶进行比较。一句话，我曾利用他们作为价值的试金者，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从他们那里学习什么是可能的终极价值。或用另一种方式说，我已学知，伟大人物所珍贵的价值就是我最终会同意的价值，就是我也会珍贵的，也会视为值得追求的，就象在个人身外的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一样，也就是“论据”最终将会支持的价值。 我的超越性动机论在根本上是以这样的操作为依据的，即，选取优越的人，他们也是优越的观察者，不仅对事实的观察而且对价值的观察都是优越的，然后利用他们对终极价值的选择作为整个人种的终极价值标准。 人是一种正在选择着、决定着、追求着的动物的话，那么，进行抉择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包含在任何给人类下定义的努力中。但进行抉择是一个程度问题，一个关于智慧、有效性和效率的问题。问题接着提出：谁是善择者？他从哪里来？他有怎样的生活史？我们能传授这种技巧吗？什么东西会损害这种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这种抉择？ 我应该再说一次，我们在生物学的历史中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现在要对我们自己的演化负责任。我们已经变成自我演化者。演化意味着选择，因此也意味着做出抉择，这也就是进行评价。 心身相关关系 我们十分认真地看待心理学和生物学中有关选择、偏爱、强化、奖赏等等问题研究的新发展。 我们已经学会不要去打扰和控制，而且对于人，它也意味着更信赖孩子自己趋向成长和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更强调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我们描述为健康的人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宁愿感到自由并成为自由的。 传统的科学概念是由这样的人制定的，他控制着，他掌管着一切，他对人，对动物，对有些问题发号施令，进行工作。他是他审视的对象的主人。这一画面在观察“医师的形象”时尤其清楚。在半意识或无意识水平上观察，他一般被视为是一位主人，一个控制者，一个持刀者，和痛苦打交道的人，等等。他显然是老板，是权威，是专家，是一个管事者，告诉人应该做什么。我想，这个“形象”现在对于心理学家是最坏不过了，大学生现在认为心理学家极普遍地是操纵者，说谎者，隐藏真象者和控制者。 假如有机体被看作是具有“生物智慧”的又如何呢？假如我们学会给予它更大的信赖，认为它是自主的、自我管理的和自我选择的，那么很明显，我们作为科学家，且不说作为医师、教师或甚至父母，就必须把我们的形象转换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多种因素。“道家的”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它意味着不打扰，不控制。它强调非干预的观察而不是控制的操纵。它是承受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它好象在说，假如你想了解鸭子，你最好是向鸭子提问，而不是告诉鸭子什么。对于人类儿童也同理。在规定“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时，似乎最好的是找出一些办法能使他们告诉我们什么对于他们是最好的。 事实上，我们在优秀的心理医师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榜样。这就是他的工作方法的大致情况。他的有意识的努力不是把他的意愿强加于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发现他（患者）内部的东西。心理医师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想要的或希求的是什么，发现什么对于他这位患者是有益的，而不是对于医师是有益的。这是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教导的对立面。它确定无疑地是以我已经提及的意义和设想为基础，虽然我应该说，这些想法很少能达到这样的涵义，如对大多数人朝向健康运动的信赖，期待他们选择健康而不是疾病；相信主观幸福状态是一个颇为良好的向导，使人能达到“对于他本人是最佳的境界”。这种态度意味着宁愿选择自发而不是控制，对有机体的信赖而不是怀疑。它设想，人总是想成为人性丰满的，而不是想成为有病的，痛苦的，或想死亡。在我们作为心理医师确实发现死亡愿望、受虐狂、自我挫败行为、自寻痛苦也存在时，我们已学会把这种状态设想为“疾病”，意思是说，这个人自己假如曾体验过另一种较健康的事态，就会宁愿选取那种较健康的状态而抛弃他的痛苦。事实是，我们某些人已进一步认识到，受虐狂、自杀冲动、自我惩罚等等是愚蠢的、无效的，是向健康的笨拙摸索。 有些非常类似的情况也适合具有道家意味的教师、父母、朋友、爱侣的新模式，最后也适合更有道家风度的科学家。 道家的客观和传统的客观 传统的客观概念来自早期科学对物、对无生命研究对象的处理。我们是客观的，这时我们自己的愿望、畏惧和希冀已从观察中排除，这时超自然的上帝的意愿和安排也已排除。这自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并使近代科学成为可能。当然，我们不应忽视，在和非人的对象或事物打交道时，这样做是正确的。在这里，这一类的客观和超脱有很好的作用。甚至同低等生物打交道时也有好作用。在这里我们也很超脱，无牵连，足以使我们能成为相对无干扰的观察家。但这种超脱当我们沿着种系阶梯上升时变得越来越困难。当我们研究人时，我们理所当然可以认为，我们几乎不可能成为冷淡的、平静的、超脱的、无牵连的、不干预的观察者。心理学的论据已经堆积如山，难以想象有什么人还能捍卫这一立场。 任何稍有阅历的社会科学家都知道，他在研究任何社会或亚文化群体之前必须审查他自己的偏见和先入的概念。这是一种规避预先判断——研究前的先入之见——的方法。 但我建议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通过对我们自己身外、观察者身外的现实更清楚、更准确的感知达到客观。这种方法是从观察爱的领悟得来的，爱的领悟，不论是在相爱者之间或在父母与子女之间，都能产生某种类型的知识，那是非相爱者所不能得到的。 但“爱的知识”，如果我能这样称呼，还有其他有利因素。对一个人的爱能使他表露、公开、放弃防御，让他自己不仅在躯体而且也在心灵和精神上袒露出来。一句话，他让自己暴露无余而不是躲躲闪闪。在通常的人际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彼此难以理解的。在爱的关系上，我们变得“可以理解”了。 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种方法，一条通向某些类型的真理的特殊道路。我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道路，或所有的真理都能用这种方法得到。我们也正是从同样的情境很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喜爱、兴趣、迷恋、专注也有可能歪曲有关对象的另一些真相。我要坚持的仅仅是说，在科学方法的全套设备中，爱的知识或“道家的客观”在特定情境中对于特定目的有其特殊的优点。假如我们能现实地意识到，对于研究对象的爱既能产生某些类型的领悟又能造成某些类型的盲目，那么我们便有了足够的警惕。 大问题的问题 第一个和冠盖一切的大问题是造就好人。好人能同等地被称为自我演化的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演化负责的人，充分启蒙的或觉醒的或领悟的人、充满人性的人、自我实现的人等等。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任何社会改革，任何美好宪法或完美计划或法律都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人很健康、很进步、很坚强、很善良，足以理解这些计划和法典，并想以正确的方式把它们纳入实施的轨道。 同等重大的问题是造就良好社会这一问题。在良好社会和好人之间有一种反馈。它们是互相需要的，它们彼此是绝对必需的条件。它们同时发展，协同动作，串联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下实现另一个目标。讨论自律性社会的安排即非心理安排的可能性。说得更明白些，现在已经清楚，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有可能做出某些社会安排，迫使这些人或者趋向恶行或者趋向善行。主要之点在于社会制度的安排必须作为不同于内心健康的问题来看待，而且一个人的好或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和安排。 社会协同作用的关键概念是说，在某些原始文化中，在某些大的、工业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社会潮流，它超越了自私和不自私之间的分歧。那就是说，某些社会安排使人有必要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安排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反过来说，追求利他主义并帮助他人的人又必然会赢得私利。 我应尽我所能地严肃认真地强调，这些是终极的大问题，应先于任何其他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工业技术和生物学的改进交付在好人手中，否则这些改进就是无用的或危险的。在这里我甚至包括了对疾病的征服、寿命的延长、痛苦、悲伤和一般苦难的减轻等等内容。 我们技术进步的一个副产品是：今天恶人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成为更危险的，更有威胁的，比人类有史以来他们曾经造成的威胁更大的人，因为先进的技术给于他们的力量更大。 因此，我劝所有的生物学家以及一切有善良意愿的人，运用他们的天才来为这两个大问题服务。 以上考虑曾强有力地支持了我的想法，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上中立、价值上中立、脱离价值的哲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它可能把我们置于极危险的境地。因此，我要再一次强调，科学自身来自人和人的激情与利益。科学自身应该是一部伦理学法规，因为，假如你承认真理的固有价值，那么，所有各种后果都能由于我们自己为这一固有价值服务而产生。我要再附加一条作为第三个论点：科学能寻求价值，并能在人性自身中揭示这些价值。实际上，我要宣告说，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已达到一定水平，使这一说法似乎有了一些道理，尽管还没有适当的和最后的证实。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技术找出什么东西是对人种有益的，即什么是人的内在价值。几种不同的操作曾被用来指明这些在人性内部建成的价值是什么。我再重复一次，这既是就生存价值的意义说的，也是就成长价值的意义说的。成长价值指能使人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德性、更幸福、更完满实现自身潜能的那些价值。 这说明我或许可以称之为生物学家未来研究工作的战略方案是什么。其中之一是指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之间有一种协同作用的反馈。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现在己经开始设想几乎所有疾病，甚至无一例外，都能称为心身疾病或机体疾病。那就是说，假如一个人追索任何躯体病的起因达到足够的深远程度，他将不可免地发现心理内部的、个人内部的和社会性的变量也成为有关的决定因素。所有这些都是说，甚至传统的生物学家或医师或医学研究者，在力求减轻人类痛苦、苦难、疾病时，最好也能对他所研究的疾患采取更多的整体论看法，比他以前更注意心理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例如，今天已有足够的论据指出，进攻癌症的富有成果的广阔系谱也应该包括所说的“心身因素”。 不仅低级需要的剥夺可能引起疾病——在传统意义上称为“缺失病”的疾病，这里指的是已被称之为精神的、哲学的、或存在主义的那些不适或失调。这些也可能不得不称为缺失病。 简括地说，安全和保障、从属关系、爱、尊敬、自尊、同一性和自我实现等基本需要的不能满足会引起人们的某些疾患和缺失病。总起来看，这可以称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然而，基本需要满足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具有真、善、美、公正、秩序、法律观念、统一性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可能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受到剥夺。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或缺乏这些价值，能引起我描述为一般的和特殊的超越性病态。 预测未来 近几年来曾有大量的会议、书籍、专题座谈，更不用说报纸文章和星期天杂志专栏了，它们都突然讨论起我们的世界在2000年或在下一个世纪将成为什么样子的问题。我曾浏览这些“文献”（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词），但更多的是深感惊恐而不是受到启发。足有95％的文章在讨论纯技术的变化，完全撇开了善和恶、正确与错误的问题。有时全部的事业似乎完全是非道义的。有大量关于新机器、修补器官、新品种汽车、火车、或飞机——以及更大、更好的冰箱、冷库、洗衣机之类的讨论。自然，这些文献也偶尔谈到大规模杀伤能力的不断升级，甚至提及整个人类被扫除掉的可能性，以此来恐吓读者。 这本身就是对真正问题所在的盲目性表现，几乎所有参与这些会议的人都不是研究人的科学家。很大比例的与会者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生物学家中很大比例是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即与其说是描述型的不如说是还原型的生物学工作者。偶尔应邀谈论这一问题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特长也在于专业技术方面，信奉一种无价值观念的科学。 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很明显，所谓的“改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与目的无关的手段改进问题，也不涉及一个显然的真理：更强大的武器在愚蠢或邪恶的人手中只能造成更强大的愚蠢或更强大的邪恶。即，这些技术的“改进”事实上可能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另一种表达我的不安的方式是指出，这些有关2000年的谈论大都限于物质方面的问题，例如，工业化、现代化、增进富裕、占有更多的物资、靠开发海洋增强食品生产能力、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城市管理来控制人口爆炸，等等。 或者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描绘许多预测的半瓶子浅薄性质：它的很大部分仅仅是从今天存在的事实出发作出无用推断，是从我们的现状出发简单投射出曲线。如照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计算，据说到2000年会有更多得多的人；照现在的城市增长速度计算，到2000年会有如此这般的一种都市环境，等等。好象我们在掌握或计划我们自己的未来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好象我们不能扭转现在的趋向，即使我们不赞成这些趋向。例如，我坚持认为，对未来的计划必须减少现在的世界人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理由，或至少没有生物学的理由，为什么这一点做不到，假如人类愿意这样做。对于城市的结构也可以这样说，还有汽车的结构，或空中交通工具等等也一样。我觉得，这一类从今天的情况进行的预测本身就是那种没有价值观念的、纯描述的科学概念的一种副产品。
第二章 神经症——个人成长的一种失败（选）
神经症，从一个方面看，是一种可以描述的病理状态，它是现在存在着的、医学模型上的一种疾患或病症。但我们已经学会也用辩证的方式看它，认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向前的运动，一种趋向健康和丰满人性的向前的笨拙摸索，胆怯而软弱地，在畏惧而不是在勇气的庇护下前进，而这时既包含着现在也包含着未来。 我们得到的一切证据（大都是临床证据，也有某些其他研究的证据）都表明，理应设想在几乎每一个人中，也几乎在每一个新生儿中，都有一种趋向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趋向成长或趋向人的潜能的实现的冲动。但我们立即又面临着非常令人悲伤的现实认识——只有很少的人这样做。在人类总体中只有很小的比例达到了同一性、个性、丰满人性、自我实现等等。既然我们有趋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那么，为什么它不能更经常地发生？是什么阻碍了它？这是我们研究人性问题的新方法，即，估计到它的高度可能性，同时深感失望的是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又如此罕见。这种态度和“现实主义的”不论何种现状都接受的态度是对立的，后者认为现状是常规。于是我们往往陷入一种情境，这时，从描述观点看的常态，从没有价值观念的科学观看的常态，这一常态或一般状态是我们能够期望的最佳态，因此，我们应该满足于这种状态。从我上文勾画的观点看，常态宁可说是一种疾病或残废或瘫痪，那是我们和其他每一个人所共有的，因而未加注意。 我还应提及，我一直在进行的一部分工作是关于研究工作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是为研究工作进行准备，是试图说明所有临床经验和个人主观经验，力求我们能够在一种科学的方式中更好地理解这些经验，即，核对、检验、弄得更精确，并观察它是否真是如此，直觉是否正确，等等。为了这样的目的，也为了那些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我愿简短地提出几个和下文有关的理论观点。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是事实和价值之间、是和应该之间、描述和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哲学家们深感棘手的问题，自有哲学家以来他们就在讨论着这个问题，但现在仍然进展很小。我愿提供某些思考，在解答这一古老的哲学难题中这些思考对我是有帮助的，你或许要说，是突破两难困境的第三只角。 熔接词 我在此想到的是一个一般的结论，部分来自格式塔心理学家，部分来自临床和心理治疗经验。在某种苏格拉底的方式中，事实往往有一定的指向，或者说，它们是有矢量的。事实并不是躺在那里，象一块锅饼，什么事也不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路标，能告诉你该怎么办，向你提出建议，引导你向某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前进。它们“呼唤着”，它们具有需求性。我常有这样的感受，只要我们有了足够的认识，我们便知道该怎么办，或更清楚得多地知道该怎么办；充分的知识常常能解决问题，当我们必须决定是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时，它常常能帮助我们做出道德和伦理的选择。例如，我们在治疗中有共同的经验，当人们的“认知”越来越有意识时，他们的解决、他们的抉择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自主。 我是说明，有些事实和词汇它们自身兼有规范和描述两种作用。我暂且称它们为“熔接词”，表示事实与价值的一种熔化和连接，除此以外我不得不说的一切应该被理解为是我力求解决“是”和“应该”这一问题的尝试的一部分。 我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健康？我先前的哲学教授，他仍然象长辈那样非常亲切地对待我，我也象晚辈那样尊敬他。有一次他偶尔写给我一封担忧的信，温和地责备我不该以傲慢的方式处理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信中有这一类的话：“你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吗？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有两千年的思想，而你却在这层薄冰上那么轻松和漫不经心地滑行。”我记得我曾回信解释说，这一类的事正是一个科学家的作用方式，这也是他的研究战略的一部分，即滑过哲学的难题越快越好。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他的信写道，我从战略考虑，在推进知识中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要涉及哲学问题，就应该是“坚决的天真”。我认为那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取的态度。我曾觉得，谈论正常与健康，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是有启发的，因此完全正确，我并常常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专断。在研究健康人、自我实现者等等时，一直有一种稳定的运动，从公开规范的和坦率个人的，一步一步趋向越来越描述性的、客观的词汇，直到今天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自我实现测验。现在对自我实现已能在操作上做出界说，象智力通常的界说一样，即，自我实现也是可以用测验测试的。它和各种外部变量密切相关，并继续积累着相关的意义。作为一种结果，我受到启发，觉得从我的“坚决的天真”出发是正确的。我用直觉的、直接的、个人的方式所看到的，现在大都正在由数字、表格和曲线进行证实。 丰满人性 我们希望从直觉的启发式的开端逐步向越来越高的确定性、越来越大的可靠性、越来越客观的外部证实运动，这又意味着这一概念越来越具有科学的和理论的效用。或许可以为了研究的目的把人性概念理解为一种数量的概念。例如，丰满人性可以用分类的方式说明，即，丰满人性是抽象的能力，运用合乎文法的语言的能力，爱的能力，有一种特定的价值观，能超越自己，等等。假如我们需要，甚至还可以把这种全面分类的规定列为一种清单。对于这种想法我们可能有点吃惊，但它非常有用，只要能向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在理论上阐明就行，这个概念能成为描述性的和定量的——但也是规范的。 假如你曾研究过心理健康概念——或任何它种健康，或正常——你将会发现，有多么大的诱惑使你不禁要投射你自己的价值观念，并使这个概念弄成一种自我描述或也许是一种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子或你认为人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描述，等等。你会不得不长时间向这种倾向作战，并且你将发现，虽然在这样的工作中有可能成为客观的，但肯定很难做到。即使这时，你也不能确信无疑。你陷入过选样错误吧？归根结底，假如你选择研究对象是以你个人的判断和诊断为基础，这样的选样错误就会比假如你依据某种非个人的标准进行选样时更有可能出现。 熔接词是高于较纯规范词的一种科学的进展，同时也避开了更坏的陷阱——认为科学只能是无价值观念和非规范的，或非人的。熔接概念和熔接词使我们有可能参与科学和知识的正常发展，从它的现象学的和经验的开端向更可靠、更有效、更确信、更准确、更能与他人分享和取得一致的目标前进。 其他明显的熔接词有：成熟的、演化的、发展的、发育受阻的、残缺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优美的、笨拙的、愚蠢的，等等。还有许多许多词是不太明显的规范与描述相熔接的词。我们可能终有一天不得不认为熔接词是可以作为范例的，是正常的、通常的和核心的。那时，较纯描述词和较纯规范词会被认为是边缘词和例外词，我相信，这将成为人本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一世界观现在正迅速晶化为一种有结构的形态。 从理论的精致和研究的战略的观点看，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不如一张构成人性概念的能力的清单那么客观和可以定量。 人性萎缩 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人的能力和可能性的丧失或尚未实现，显然这也是一个程度和数量的问题。 它们是人的可能性的丧失，是曾有的和也许还会有的可能的丧失。物理和化学的卫生术和预防法在这一心理病源学的领域内肯定也会有点用处，但和远为强有力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哲学的、价值论的、和家庭的决定因素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主体的生物学 从这一趋向心理-哲学-教育-精神方面的转移中还能赢得其他重要的益处。在我看来并非无关紧要的是这一转移鼓励了对生物基础和体质基础的正确理解。在任何有关同一性或真实自我、成长、揭示疗法、丰满人性或人性萎缩、自我超越或任何其他这一类问题的讨论中，都不能不涉及潜在的生物因素和体质因素。简短地说，我相信，要帮助一个人向丰满人性运动，必不可免地要通过他对自身同一性等等的认识。这一工作极重要的一部分是要意识到自已是什么，在生物学上、气质上、体质上，作为人类的一员是怎样的，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愿望、需要，也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适合做什么，什么是自己的命运。 一个人这种自我觉知的绝对必需的方面是关于个人自己内部的生物学的现象学认识，关于我称为“似本能”的本性、关于个人动物本性和种性的认识。这当然是精神分析力图去做的事情，即帮助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动物冲动、需要、紧张、抑郁、爱好、焦虑。这不正是个人对于自己真正是什么的一种主体的分辨吗？而如果一个人不首先是个人自己的身体、个人自己的体质、个人自己的机能、个人自己的种性，他又能真正是什么呢？ 我相信有可能把这一范式一直推演到个人发展的甚至最高的水平，到个人超越自己个性的水平。我相信我已证明很有理由接受一个人的最高价值的似本能特性，或可称为精神生活或哲学生活的似本能特性。甚至这种个人发现的价值论我觉得也能纳入“个人自己似本能本性的现象学”范畴，或纳入“主体的生物学”或“体验的生物学”等一类说法的范畴。 想一想这一人性程度或量度的单一连续系统在理论上和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吧！这一连续系统不仅包括精神病学家和医师谈论的各种疾病，而且也包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所操心的一切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能把我们所知的各种健康和各种程度的健康也纳入这同一个单一的连续系统，甚至加上自我超越的、神秘融合的“健康以外的健康”，以及未来可能揭示的任何更高的人性可能性。 内部信号 这样的思考对于我至少有一个特殊的好处，能使我的注意力敏锐地转向“内部信号”（或内部暗示或刺激）的东西。恢复自我必须，（作为绝对必需的条件）包括恢复拥有和认知这些内部信号的能力，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喜欢谁，不喜欢谁，知道什么是愉快的和什么不是，什么时候应该吃、睡、解手、休息等等。 在体验上空虚的人，由于缺乏发自内部的指示或真实自我的呼声而不得不转向外部线索求得指引，例如，吃饭要看钟点而不是顺从他的食欲（他没有食欲）。他靠时钟指引自己，靠常规、日历、日程表、议程表、靠来自他人的提示和暗示生活。 神经症是个人成长的一种失败。它是未能达到的但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一个人本来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标，即，他在未受阻挠的方式中成长和发展就能达到的目标。人的和个人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世界被弄得很狭窄，意识变得很局促，能力受到抑制。 冲突本身自然也是比较健康的标志，假如你曾遇到过真正冷漠的人，真正绝望的人，已经放弃希望、奋斗和抗争的人，你就会得出这样的认识。神经症对照地看是一种非常有希望的事态。它表示，一个受到惊吓的人，不信赖自己、轻视自己的人，仍然力争达到人类的传统和每一个人只凭是人都有权利得到的基本满足。你也许会说，这是一种胆怯的和无效的、趋向自我实现、趋向丰满人性的努力。 萎缩自然也可能是可逆的。常见的情况是，只要满足了需要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儿童中。对于一个不曾得到足够的爱的儿童，显然最好的办法是极度抚爱他，把爱洒遍他全身。临床的和一般的经验都表明这是起作用的。同样，尊重对于抵制无价值感也是一副有奇效的药剂。于是这使我们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假如我们认为医学模式上的“健康与疾病”（在这里）是过时的，那么医学的“治疗”和“治愈”概念和权威医师的概念也必须废除和被取代。 成长的防御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改善自身的冲动，一种趋向更多实现自身潜能、趋向自我实现或丰满人性或人的实现（或你喜欢用的任何名称）的冲动。假定如此，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停顿，什么阻碍了我们呢？ 就我们大多数的情况说，肯定我们有可能比我们的实际表现更杰出。我们都有尚未运用的潜能或尚未充分发展的潜能。我们许多人都在逃避我们体质上提示的天职（事业、命运、生命的任务，使命）。我们常常逃避责任，那是自然、命运、有时甚至是偶然事件命令（或宁可说是提示）的。 我们害怕我们最高的可能性（正如害怕最低的一样）。我们一般怕变成我们在最完美的时刻、在最完善的条件下、以最大的勇气所能设想的样子。我们对于在这种高峰时刻在我们自身中看到的神一般的可能性感到愉快甚至激动。但我们同时又带着软弱、敬畏和恐惧的心情在这些可能性面前颤抖。 我们肯定爱慕那些体现了真、善、美、公正、完善、最终取得成功的人。但他们也使我们不安、焦虑、困惑，也许还有点妒忌和羡慕，有点自卑、自惭。他们往往使我们失去自信、自制和自重。 自觉的意识、洞察和“彻底的作用”，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我认为也是这里的答案。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道路，通向对我们最高能力的接受，通向我们可能已经掩藏起来或避开的不论任何伟大或善良或智慧或天才的因素。 还有另一方面的心理过程我曾在探索自我实现何以失败时碰到过。对成长的逃避也能由对妄想的畏惧发动。 就某些人说，这一对自身成长的逃避，只树立低水平的抱负，怕做自己所能做的事，自愿的自残，假装的愚蠢，骗人的谦卑，实际上是对自以为是、对骄矜、对有罪的傲慢和自大的防御。有些人不能掌握谦逊和自豪之间的优美整合，而这对于创造性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要发明或创造，你必须拥有“创造的傲慢”，许多研究者曾指出过这一点。但是，自然，假如你只有傲慢而无谦逊，那么你实际上是在妄想。你必须不仅意识到身内的神一般的可能性，而且也意识到人的存在的限度。你必须能够同时嘲笑你自己和人的一切矫饰。 最好的对待办法是通过有意识的洞察和彻底的研究，把妒忌、猜疑、不祥的预感和缝凝的想法转化为谦恭的钦慕、感激、欣赏、崇敬甚至崇拜。 我又认为，理解这一基本的存在性问题应该能帮助我们不仅欢迎他人中的存在价值，而且也欢迎我们自身中的存在价值。
第三章 自我实现（选）
存在价值 自我实现者无一例外都是献身于一项身外的事业，某种他们自身以外的东西。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某项工作，某项他们非常珍视的事业——按旧的说法或宗教的说法即天命或天职。他们从事于命运以某种方式安排他们去做的事，他们做这件事也喜爱这件事，因此，工作与欢乐的分歧在他们身上已消失了。一个人献身于法律，另一个人献身于正义，又一个人献身于美或真理。所有这些人都以某种方式献身于寻求我称之为“存在”价值的东西，那种固有的终极的价值，不能再还原到任何更终极的东西。这些存在价值大约有十四种，包括古人的真、善、美，还有圆满、单纯、全面等等。 引向自我实现的行为 当一个人趋向自我实现时，他在做些什么呢？下面谈一谈一个人趋向自我实现的途径。 第一，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地、活跃地、无我地体验生活，全神贯注，忘怀一切。它意味着不带有青春期自我意识的那种体验。在这一体验的时刻，个人完完全全成为一个人。这就是自我实现的时刻。这就是自我在实现自我时的一刹那。作为个人，我们都偶尔体验过这样的时刻。 第二，让我们把生活设想为一系列选择过程，一次接着一次的选择。每次选择都有前进与倒退之分。可能有趋向防御、趋向安全、趋向畏缩的运动，但在另一面，也有成长的选择。做出成长的选择而不是畏缩的选择就是趋向自我实现的运动。一天做出多少次这样的选择也就有多少次趋向自我实现的运动。自我实现是一个连续进行的过程。它意味着每一次都要在说谎或诚实之间、在偷窃或不偷窃之间进行选择，意味着使每一次选择都成为成长的选择。这就是趋向自我实现的运动。 第三，谈论自我实现的意思是设想有一个自我要被实现出来。这里有一个自我，我过去曾说过“要倾听内在冲动的呼唤”，意思就是要让自我显现出来。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这特别适用于儿童和青年）不是倾听我们自己的呼声，而是倾听妈妈的、爸爸的教训，或教会的、长老的、权威的或传统的声音。 第四，当有怀疑时，要诚实地说出来而不要隐瞒。往往，当我们有怀疑时，我们是不诚实的。来咨询的人往往是不诚实的。他们在做戏，装模作样。他们并不是很容易就听从“要诚实”的劝告的。在许多问题上反躬自问都意味着承担责任。这本身就是迈向自我实现的大步。这是重要的步骤之一。每次承担责任就是一次自我的实现。 第五，我们迄今所说的都是不带自我意识的体验，是做出成长选择而不是畏惧选择，是倾听冲动的声音，是成为诚实的和承担责任的人。所有这些都是迈向自我实现的步骤，都确保着美好生活的选择，当每次选择时刻到来时能一一做到这些小事的人，将会发现这些经验合起来就能达到更好的选择，在素质上对他是正确的选择。他开始懂得他的命运是什么，谁将是他的妻子或她的丈夫，他一生的使命是什么。除非一个人敢于倾听他自己，他自己的自我，而且时时刻刻都能如此，并镇静自若地说“不，我不喜欢如此这般”，他就不能为自己的一生做出聪明的抉择。 艺术世界在我看来已被一小群舆论操纵者和风尚制造者所把持，对于这些人我是有疑虑的。这是我个人的判断，但它对于这样的一些人似乎是十分公平的，因为他们自认为有资格说：“你们要喜欢我所喜欢的，不然你们就是傻瓜。”而我们却告诉人们要倾听自己的志趣爱好。多数人不是这样的。要有勇气而不要怕这怕那，这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说法。 第六，自我实现不只是一种结局状态，而且是在任何时刻在任何程度上实现个人潜能的过程。例如，倘若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自我实现就是通过学习变得更聪明。自我实现就是运用你的聪明才智。这并不是说要做一些遥远而不可企及的事，而是说要实现一个人的可能性往往需要经历勤奋的、付出精力的准备阶段。自我实现可以是钢琴键盘上的手指锻炼。自我实现可以是努力做好你想要做的事。 知道自己不善于做什么，知道自己的潜能是什么——这些也是构成你实际上是什么的发现的一部分。 第七，自我实现不是某一伟大时刻的问题。自我实现是一个程度问题，是许多次微小进展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能选为自我实现榜样的人，能符合自我实现标准的人，不过是从这些小路上走过来的：他们倾听自己的声音，他们承担责任，他们是忠诚的，而且，他们工作勤奋。他们深知他们是何许人，他们是什么，这不仅是依据他们一生的使命说的，而且也是依据他们日常的经验说的。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生物学本性，先天的本性。 治疗的态度 我们希望咨询家是一位帮助促进人的自我实现的人，而不是一位帮助治好一种疾患的人。 帮助的模型也必须放弃，它也不那么合适。它使我们把咨询家设想为一位专家，他懂得一切并从他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走到下界可怜的蠢人丛中，这些蠢人什么也不懂而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接受帮助。咨询家也不可能是一位教师，一位通常意义上的教师，因为教师的训练和擅长是“外在的学习”。而进入一个可能达到的最佳境界的成长过程却是“内在的学习”。 咨询关心的不是训练，也不是塑造或普通意义上的教导，不是告诉人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也不从事宣传。它是一种“道家的”启示和启示后的帮助。“道家的”意味着不干预，“任其自然”。道学不是一种放任哲学或疏忽哲学，不是拒绝给予帮助或关怀。作为这一过程的一种模型，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位医师，如果他是一位不错的医师并且也是一个不错的人，他决不会梦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患者或以任何方式进行宣传，或试图使一位患者模仿医师自己。 好的临床医师所做的是帮助求助者弄清并破除那些针对他自己的自我认识的防御机制，恢复他自己，理解他自己。理想的情况是，医师的那一相当抽象的参照系统，他曾读过的教科书，他曾上过的学校，他对世界的信念——这些都绝不要让患者觉察到。尊重这个“小弟弟”的内在本性、本质和精华所在，他会认识到，让他达到美好生活的最佳途径就是更充分地成为他自己。我们称为“有病”的人是那些尚未成为他们自己的人，是针对人性树立起各式各样神经质的防御机制的人。 这些基本概念包容着、蕴含着、而且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和其他心理动力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是弗洛伊德的一项原理说明，自我的无意识面受到压抑而真实自我的发现就在于揭露这些无意识的方面。隐含的意思是相信真理能治病。学会破除自己的压抑、理解自己、倾听冲动的声音，揭示胜利的本性，达到真知、灼见和真理——这些就是所需要的一切。 特别是对于成人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开始；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能力和才能，有了方向、使命和职业。现在的任务，假如我们认真看待这一模型，就在于帮助他们使他们已经具有的更完善，使他们处在潜势的东西成为在事实上更充分、更真实、更现实的东西。
第四章 创造态度（选）
一 我觉得，创造性概念和健康、自我实现、丰满人性等概念似乎越来越接近，最终也许会证明是一回事。 我对艺术教育、创造性、心理健康等等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感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变化。我觉得我们正处在历史上和以往任何时刻都不相似的一点。现在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得多地运转着。请想一想，例如，各种事实、知识、技术、发明、工艺进步在发展速度方面的急剧增长吧。显然，这需要我们在对人的看法上、在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上有一个改变。说得更直截了当些，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人。我觉得我必须比二十年前远为认真地看待赫拉克利特、怀特海德、柏格森的那种观点，他们强调世界是一种流动，一种运动，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假如是如此，今天显然要比1900或甚至1930年远更如此——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不同的人才能在一个永远不断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动的世界上生活。对于教育事业我可以更进一步说：教授事实有什么用？事实多么快就变得过时啦！教授技术有什么用？技术也很快就过时啦！甚至工科学校也由于有这样的认识而弄得四分五裂。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已不再把工程学仅仅作为一系列技艺来教授了，因为工程学教授过去所学的几乎一切技艺现在都已经过时了。今天学习怎样制造马车鞭子是毫无价值的。我了解到，麻省理工学院某些教授所做的是放弃念过去的真经，宁愿尝试去创造一种崭新的人，他能随遇而安，能以变化为乐，能即席创造，能满怀自信、力量和勇气对付他毫无思想准备时面临的情境。 我所谈的是如何使我们自己转变为一种新人，他们不需要静化世界，不需要冻结它，使它稳定，他们不需要做他们前辈所做的事，他们能满怀信心地面对明天，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将要降临，什么将会发生，但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在从未出现过的情境中即席演出自己的节目。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赫拉克利特型，你也许会这样说。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生存下来；不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灭亡。 你会注意到我十分强调即席演出和灵感，而不是从已完成的艺术活动和伟大的创造活动这种有利地位出发去探讨创造性问题。实际上，我今天甚至不想从任何已完成的产物出发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因为我们现在依据我们对创造过程和创造性个体的心理分析已经相当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原发创造性和次级创造性之间进行区分。原发创造性或创造性的灵感阶段应该和灵感的发挥和发展区分开。这是因为后一阶段不仅强调创造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单纯的艰苦作业，依赖艺术家的日常训练，他或许要花费半生的时间学习使用工具，学习技巧，熟悉素材，直到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准备，能够充分表达他的所见。我敢肯定，许多许多人曾在夜半醒来时有灵感的闪现，这灵感告诉他们有某一小说他们想写，或有某一剧本，一首诗词，或不论什么他们想做的事等待着他们去做，而这些灵感的大多数从未达到过任何成就。灵感是多得很的。在灵感和最终产品之间的差别，例如，在灵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差别，是极庞大的艰苦作业，极大量的训练，极大量的修养，极大量的指功、实践和重复，以及第一稿的推倒了重来等等。那么，第二类创造性所需要的美德，和产生实际成品、伟大绘画、伟大小说、桥梁、新发明等等相连结的美德，这些美德对于其他德性——顽强、耐性和艰苦作业等等——的依赖程度也象对于人格的创造性的依赖一样。因此，为了保持论述范围的纯净，你也许会说，我必须集中注意于这一最初灵感闪现时的即席创作，并暂时不去考虑它会变成什么，尽管我们承认它们当中很多都会夭折。部分地因为这个原故，要研究创造性的这一灵感阶段，需要以幼童作为一部分最好的被试，他们的发明才能和创造性大都不能依据产品做出说明。当一个小男孩自己发现十进位制时，这可能是一个灵感的高峰，一个创造的高峰，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一先验的定义说创造性应该有社会效用，或它应该是新颖的，或应该是前人从未想到过的，等等，就把它——这一创造的高峰撤在一边。 因为同样的原故，我已决定不再把科学的创造性当作一种范式，而宁愿利用别的例子。现在进行的许多研究都是有关科学家的创造的，他们已证明自己是有创造力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发明家，等等。难题在于，假如你熟悉很多科学家，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个标准有些不对头，因为科学家作为一群人通常并不如你期望的那样有创造力。这也包括那些曾经做出过发现和确实有过创造的人，那些发表过著述、促进了人类知识发展的人。实际上，这并不很难理解。这一发现与其说能使我们对创造的性质有所认识，不如说它仅仅说明了一些有关科学性质的问题。假如我想说得俏皮些，我甚至要说科学是一种技术，利用它，没有创造力的人也能创造。这绝不是取笑科学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妙的事物，能迫使缺乏创见的人为伟大的事业服务，尽管他们自己不是大人物。科学是一种技术，是社会化和制度化的，以致并不聪明的人掌握了它也能在知识的进步中起点作用。这是我对它所说的尽可能极端和激烈的评语。由于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脱离历史的怀抱，都只能站在很多前人的肩膀上，成为一个大型篮球队的一员，成为一大群人中的一员，因此他自己的缺陷可能显露不出来了。他变得值得尊崇，值得大受敬重了，因为他参与了一项伟大而值得敬重的事业。因此，当他发现了什么的时候，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一种协作的产物。即使他没有发现它，某一别人也会很快做出这一发现。因此，我觉得，选择我们的科学家，尽管他们有过创造，仍不能作为研究创造理论的最好办法。 我还相信，除非我们认识到几乎所有我们一直在使用的创造性定义和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数创造性例证基本上都是男子的或男性的定义和男子的或男性的产品，我们就不能说是在彻底地研究创造性。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妇女的创造性，仅仅因为那种简单语义学的方法只把男子的产品说成是有创造性的而完全忽视了妇女的创造性。我近来已经懂得（通过我对高峰体验的研究）应该注意把妇女和女性创造性作为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因为它较少涉及产品，较少涉及成就，较多涉及过程本身，涉及进行中的过程而不是明显胜利和成功的峰巅。 这是我要谈论的问题的背景。 二 我现在想解开的谜是我的观察提出的：为什么有创造力的人，在创造激情的灵感阶段，会丢掉过去，不思未来，而仅仅生活在现时之中？他付出了一切，深深迷恋并全神贯注于现在，沉酒于当前，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眼下的问题。或者让我引用阿什顿-沃尔纳的《老处女》中一句完美的话来形容这种情境。那位教师倾心于教授她的学童阅读的新方法，说：“我完全沉迷于现在了。” 变得“沉迷于现在”的这种能力，对于任何一种创造性似乎都是一种绝对必要的条件。但创造性——不论在任何领域——中的某些先决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这种变得无时间，无自我，置身于空间、社会、历史之外的能力有关系。 事情开始变得非常明显了，这种现象已成为神秘经验的一种冲淡的、世俗化的、常见的变式，它那么经常地被描绘过，已变成赫胥黎所说的常存的哲学。在各种文化中，在各个时代，它染上了多少不同的颜色，而它的实质总是能认出的——那是同样的。 它总是被描绘为自我的丧失，或有时，自我的超越。有一种和被观察的“实在”的融合（和眼前的问题的融合，我应说得更中性些），在两重性存在的地方成为浑一性，一种自我和非我的结合。普遍的说法是有一种对隐蔽真理的察见，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启示，一种面纱的脱落，而最后，几乎总是如此——全部的经历被体验为幸福，心醉，欣喜若狂，兴奋昂扬。 这一震撼人心的体验会经常被认为是超越人的，超越自然的，比任何可以设想是人间事物要伟大得多以至它只能归因于超越人类的来源，那是不奇怪的。这样的“启示”往往用来作为各式各样的“天启”宗教的基础，有时是唯一的基础。 但现在，甚至这一在所有体验中最非凡的体验也已经被列入人类经验和认识的范围。我对我称为高峰体验的研究，和拉斯基对她称为心醉神迷状态的研究，完全是不谋而合地做出的，都证明这些体验是十分自然的，很容易调查的，而且，和我这里所说的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它们能向我们说明许多有关创造性的问题，正如也能说明人在充分发挥作用时的其他方面一样，例如，当他们在最充分地认识自己时，最成熟和最展开时，最健康时，总之一句话，人性最丰满时。 高峰体验的一个主要特征正是这种对眼前问题的完全着迷，这种沉湎于现在，超脱于时空。我现在又觉得，这些高峰体验研究使我们懂得的道理也能十分直接地迁移到对此时此地的经验、对创造态度的丰富理解。 我们不必把我们自己限制在这些不平常而又相当极端的体验中，尽管现在似乎已很清楚，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报告出现过狂喜的时刻，只要他们进行了足够的深刻回忆而我们访谈的情况又很适当。我们还能提及高峰体验最简单的变式——入迷，集中注意，或沉酒于任何事物只要它十分有意思足以完全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不仅是指伟大的交响乐或悲剧；这样的效果也能由一场扣人心弦的电影或侦探故事或仅仅变得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来完成。从我们都有过的这样普遍和熟悉的体验开始谈起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我们能得到一种直接的感受或直觉或移情，也就是能得到一种直接经验的知识，关于思想家“高级”体验的朴素变式的知识。起码我们能避免那种时髦的、飘浮在高空的，含有隐喻而极端晦涩的词汇，那在这一领域是很常见的。 那么，什么是这些时刻中发生的事情呢？ 放弃过去。观察当前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你得到的一切都摊开，研究它和它的性质，认识它的内部所固有的相互关系，发现（而不是发明）问题自身内部对问题的答案。这也是鉴赏一幅画或在治疗中倾听一位患者的最好方法。 另一种办法仅仅限于翻腾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习惯，过去的知识，找出当前情境在那些方面和过去某种情境类似，即，对问题进行归类，然后把一度对于过去类似问题有效的解决办法用于现在。这就象一位档案文书的工作。我曾称之为“陈规化”。只要现在是象过去，这种办法也确实有效。 但显然，只要眼前的问题和过去不同，这种办法就不起作用。这时档案文书法不灵了。他面对一幅不熟悉的画，匆匆回溯他的艺术史知识，想忆起他的假想反应是怎样的。这时他自然很少注视那幅画。他所需要的只是名称或风格或内容以便他能做出迅速的推算。于是他欣赏它，如果他假想过去也欣赏，或他不欣赏它，如果他假想过去不欣赏。 在这样的人中，过去是一个无生气的、未经消化的异物，是一个他随身携带着的东西。但它还不是他本身。 更准确地说，只有当过去已经再造了人，已经被现在的人吸收时，它才是积极的、活跃的。它不是或不应该是他身外的什么东西，和他相异的某物。它现在已经变成人（已经失去它自身作为另一种不同物的特性），正如过去我吃的牛排现在是我而不是牛排一样。消化了的过去（经过吸收而同化）和未经消化的过去是不同的。那是莱温所说的“无历史的过去”。 放弃未来。往往我们利用现在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准备应付未来。请想一想，我们在一次谈话中多么经常地假装倾听对方的样子而实际上在暗中准备我们自己要说的话，排练着，计划着也许是一场反击。请想一想，就在现在假如你得知你要在五分钟内对我的意见做出评论，你的态度会是怎样的不同。要成为一个好的、充分的谛听者将是多么困难啊！ 假如我们是在充分地谛听，充分地观察，我们就会放弃这种“为未来进行准备”。我们不会把现在仅仅作为达到未来某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样做就贬低了现在）。很明显，这种忘记未来的态度是充分关注现在的先决条件。同样明显的是，“忘记”未来的一个好办法是不担心未来。 自然，这只是“未来”概念的一种含义。我们自身内部的未来，我们现在自我的一部分，完全是另一回事。 单纯。这也就是一种认识和行动的“单纯”。这一类的品质常被认为只有很高创造性的人才有。他们被描绘为裸露在情境中，无矫饰的，没有先验的期望，没有“应该”或“必须”，没有风尚、时尚、教条、习惯、或其他先入的画面认为什么是正当的、正常的、“正确的”等等，随时准备接受发生的任何情况而毫不惊讶，震动，毫不恼怒或拒绝。 儿童更有能力以这种无所求的方式承受一切。聪明的老年人也如此。现在，当我们变成“此时此地”时，我们所有的人也都能在这样的方式中成为更单纯的。 意识的收缩。我们现在变得很少意识到除（较少可能分心的）眼前问题以外的任何事物。这里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减少了对他人的觉察，对他人对我们的约束和我们对他人的约束的觉察，对义务、责任、恐惧、希望等等的觉察。我们变得更多地脱离了他人，这又意味着我们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真实的自我〔霍尼的用语），成为我们真诚的自我，我们真正的本性。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脱离我们真实自我的根源在于我们和他人的神经症牵连，那是来自童年期的历史遗留物，是荒谬的移情。在这种牵连中，过去和现在混淆不清，成年人仍象孩子般地动作。（顺便地说，孩子象孩子般地动作是完全正确的。他对他人的依赖可以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毕竟他会长大而不再需要依赖他人。害怕爸爸要说什么或做什么肯定是不必要了，因为爸爸早已入土了。） 一句话，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变得更能摆脱他人的影响。因此，虽然这些影响曾经波及我们的行为，它们现在已不再起作用了。 这意味着摘除面具，中止我们影响他人的努力，中止引人注意，讨好他人，成为可爱的，赢得赞许。可以这样说：假如我们没有观众，我们就不再当演员。没有必要去表演，我们将能忘我地献身于解决问题。 我的丧失：忘我，自我意识的丧失。当你完全沉湎于非我中时，你会变得较少意识到你自己，较少自我觉知。你较少可能象一位旁观者或一位批评家那样观察你自己。用心理动力学的语言说，你变得比平常较少分裂了，不是分裂为一个自我观察的我和一个体验的我，而是更接近于成为全身心体验的我。（你会失去少年的羞怯和忸怩，不再有被人观察的难堪意识，等等。）这又意味着更一致，更浑一，和人的更高整合。 它还表示对体验少批评，少编删，少评价，少选择和排斥，少判断和衡量，少分割和分析。 这种忘我是发现一个人的真正本性的途径之一，是发现他的真实自我，他的真诚性质，他的深刻性质的途径之一。它几乎总是给人以愉快和合意的感受。我们无须走得太远，象佛教徒和东方思想家那样谈论“万恶的我”，但在他们的说法中确实有某些道理。 （自我的）意识的抑制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在某些时候能以某种方式起抑制作用。它有时是怀疑、冲突、恐惧等等的所在地。它有时是自发性和表现性的抑制者（但观察的我对于治疗是必需的）。 但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即某种自我觉察、自我观察、自我批评——即自我观察的我——对于“次级创造”也是必需的。用心理治疗为例，自我改善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个人曾容许进入意识的体验进行批评的结果。精神分裂的人有许多顿悟体验，但不能在治疗上利用这些体验，因为他们太多“总体体验”而缺少“自我观察和批评”。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同样，需要训练有素的建设劳动接替“灵感”的阶段。 畏惧消失。这表示我们的畏惧和焦虑也会消失。我们的抑郁、冲突、矛盾心理，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问题，甚至我们肉体的痛苦也一样。甚至——暂时地——我们的精神病和神经症也会消失（假如它们不那么严重，不妨碍我们对眼前问题变得深感兴趣并沉酒其间）。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是勇敢而自信的，无畏惧，无焦虑，无神经症，无疾病的。 防御和抑制的减轻。我们的抑制也会消失。我们的戒备，我们的（弗洛伊德所说的）防御，和对我们冲动的控制（刹车）以及对危险和威胁的防御也一样。 力量和勇气。创造态度既需要勇气又需要力量。大多数对有创造性的人的研究曾报告有一种或另一种勇气的变式：顽强，独立，自足，一种傲气，性格的力量，自我的力量，等等，受欢迎变成较次要的考虑。畏惧和软弱逐出创造性或至少使它较少可能出现。 我觉得创造性的这一方面似乎变得有些更好理解了，只要我们把它看作此时此地忘记自己和忘记他人这一综合特征的一部分。这样一种状态在本质上意味着较少畏惧，较少抑制，不需要防御和自我保护，较少戒备，不需要矫饰，不怕嘲笑、羞辱和失败。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忘记自己和忘记观众的一部分。“专心”逐出畏惧。 或者我们能以一种更肯定的方式说，变得更有勇气使一个人自己更容易受到神秘、不熟悉、新颖、分歧与矛盾、不寻常与出乎意料等等事物的吸引，而不是变得多疑，顾虑重重，戒备森严，或不得不使用减轻焦虑和防御的手段。 接受：肯定的态度。在沉浸于此时此地和忘我的时刻，我们又很容易在另一种方式中变得较多“肯定”而较少否定，即，我们倾向于放弃批评（编删，挑拣和选择，改正，怀疑态度，改善，质疑，拒绝，判断，评价）。这似乎是说，我们接受了。我们不拒绝，或不非难，或不进行有选择地挑挑拣拣。 不阻拦眼前问题也就是让它流进来冲击我们。让它显露出它的意愿。让它走自己的路。让它成为它自己。也许我们甚至能赞同它的本来面目。 这样做，更容易在谦虚、不干预，承受的意义上成为道家式的人。 信赖同考验、控制、力争相对立。以上所说的一切包含一种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赖态度，它容许暂时放弃紧张和努力，意志力和控制，有意识的对付和尝试。容许自己被眼前问题的固有性质所决定，此时此地必然含有松弛、等待和接纳。试图统治、支配和控制的通常努力和一种与材料的真正妥协或真正领悟材料（或问题，或人，等等）是对立的。特别是涉及未来的问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信赖我们面对未来新事物时即席应对的能力。这样说，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信赖包含自信、勇气、对世界无所畏惧。也很清楚的是，这种对我们自己面对未知未来的信赖是一个条件，使我们能完全地、赤裸裸地、全心全意地转向现在。 道家的承受。道家的学说和承受两者的含义都很丰富，这些含义都很重要，但也相当复杂，除非用修辞手段很难说清楚。道家对于随之出现的创造态度有过一些精微的说明，许多讨论创造性的作者曾一再转述过，有时这样解释，有时又那样说。但每一个人都同意，在创造性的始发或灵感阶段，某种程度的承受或不干预或“任其自然”在叙述上是有特征可寻的，在理论上和动力学上也是必要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承受或“任随事物发生”和此时此地的沉酒与忘我有怎样的关联？ 首先，用艺术家对他的材料的尊重作为一个范式，我们可以说这种对眼前问题的尊重态度是一种谦恭和敬意（没有任何进行控制的想法侵扰），类似于“认真地对待它”。这等于把它作为一种目的，作为某物自身看待，承认它有自身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达到它以外的某种目的的手段，作为达到某一外部的目标的工具。我们对于它的存在的这种尊重态度含有它是值得尊重的意思。 这种谦恭或敬意也可以同等地用于对待问题，对待材料，对待情境，或对待人。这种态度有一位作者曾称之为遵从（顺从，服从）事实的权威，遵从情境的规律。我能更进一步，从仅仅容许“它”作为它自己到一种亲爱的、关怀的、赞许的、欢欣的渴望，就象对自己的孩子或爱人或树木或诗词或玩赏动物那样，渴望它作为它自己那样的存在。 这样的态度对于观察或理解眼前问题的全部具体的丰富内容是先定的需要，有助于理解它自己的性质和它自己的样式，无须我们的帮助。无须把我们自己强加于它，就象我们要倾听另一个人低声耳语时必须默不作声安静下来一样。 存在认知者的整合（与分裂相对）。创造活动倾向于成为整个人的活动（通常如此），他这时是最整合的，统一的，一体化的，一个指向的，全部组织在为迷人的眼前问题的服务中。创造性因此是系统化；是整个人的整体（或格式塔）质；它不是象一层油彩那样涂在机体上或象细菌的侵入那样。它是分裂的对立面。此时此地的完整是较少分裂而较多一致的。 容许探究始发过程。人的整合过程的一部分是无意识、前意识、特别是始发过程的恢复（或诗的、隐喻的、神秘的、原始的、古代的、儿童般的东西的再现）。 我们有意识的理智是太极端地分析性的了，太理性，太数量化，太原子论，太概念化了，因此，它丢掉了大量的现实，特别是不能领会我们自身内部的现实。 美的观察而不是抽象。抽象活动是较主动和较多干预的（较少道学的）；比审美态度较多选择和拒绝。审美是品味、享受、欣赏、关切，它的方式是不干预、不侵扰、不控制。 抽象的终端产物是数学方程，化学公式，地图，图解，蓝图，草图，概念，抽取的轮廓，模式，理论体系，所有这些都离开原始的现实越来越远（“地图不是领土”）。审美观察的、非抽象观察的终端产物是知觉的总存货清单，其中的每一件东西都很容易受到同等的品味，其中重要性高低的评价是不受重视的。在这里寻求的是知觉印象的更加丰富多采，而不是更多的简化和节略化。 对于许多糊涂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方程式、概念、或蓝图已经变得比现象学的现实自身更真实了。幸亏现在我们已能理解，具体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不再有必要贬低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就当前的情况说，我们这些西方的知识界人士最好纠正一下现在的天平，强调一下具体的、审美的、现象学的、非抽象的方面，认识到现象的一切方面和细节，现实的全部丰富内容，包括它的无用部分，因为我们在我们对现实的描绘中曾过于着重了抽象的方面。 最丰满的自发。假如我们完全集中注意眼前的问题，由于它本身的原故而对它入迷，心中不再有其他的目标或目的，我们便更容易成为充分自发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任我们的能量从内部自如地流出，自动地流出，无须努力，无须自觉的意志或控制，就象一种本能一样，自动地、无思想地作用着；即，达到最丰满的、最少障碍的、最有组织的活动。 它们的有组织状态和对眼前问题的适合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很有可能就是眼前问题的固有性质。我们的能力于是最完善、最迅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情绪，当情境改变时能灵活地改变，就象一位画家继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他的发展着的绘画的要求，象一位摔交运动员使自己适应他的对手，象一对舞伴娴熟地相互配合；象水流入缝隙和洼地。 （对独特性）最充分的表达。充分自发是忠实表现自由活动的机体及其独特性与风格的一个保证。两个词——自发和表现，都含有忠实、自然、真实、无矫饰、非模拟等等的意思，因为它们也含有非工具性行为的意思，没有有意的“尝试”，没有费力的争取或紧张，对于冲动之流和深刻人格的自由“幅射”表现为不加干预。 现在仅有的决定因素只剩下眼前问题的固有性质和人的固有性质，以及两者之间起伏波动相互适应的根本需要，需要形成一种融合，一个单元，例如，一支优秀的篮球队，一场弦乐四重奏。这一融合情境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无关的。这不是一种达到任何外部目的的手段；它自身即目的。 人与世界的融合。我们已盘旋上升到人与世界融合的高度，它常常是创造性中一个可观察的事实，而现在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我想，这一我曾拆开并讨论的相互关系网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融合是一个自然的事件，而不是什么神奇奥秘的东西。我想，假如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同型现象，一种相互影响的铸型，一种越来越密切的相合或互补，一种融化为一体，它甚至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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