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  根  传(7-10)（选）

七

《新工具》第一卷仅仅是《逻辑学》本身的一个绪论。其中大部分篇幅专门批评以前的各种体系。培根本人把这部分叫做他的著作的“破坏部分”。建设的部分，即真正的方法，归纳法的一些精确的规则，却有待于产生。它已经以某种形态在培根的思想中存在了，不过《新工具》的第二卷却只是介绍给我们他的全部计划的一部分而已。培根举出了他的方法的九个部分，而只讨论了九分之一。此后培根虽又活了6年并且写了大量的著作，却从未把其他八个部分写出来，甚至也没有以大纲的形式举出它们的要旨。于是《新逻辑学》也像《伟大的复兴》的大部分一样，就只好是一个片断的东西了。

《逻辑学》的片段性，需要加以特别的研究。许多人认为培根把归纳法的一些新规则看做是他对科学复兴的主要贡献。本着这个信念，他们就专门注意到这些规则，而且趋向于把它们从培根的其他著作中抽出来。《新工具》曾经屡次以单行本出版，因而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培根曾经用这个书名出过一本专书。其实并不是这样。培根所出版的书是《伟大的复兴》；《新工具》不过是原计划的六部分之中的第二部分而己。这样说决不是意在贬低《新工具》的重要性，无论就它的本身而言还是就培根对它的评价而论。要澄清一点，就是他所试行的“逻辑学”的改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属于为改造生活的一个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一点是必须坚持的。否则，在《逻辑学》发展的那个初步阶段他就放弃了它，岂不是不可理解吗？可是，事实上，他本人在第一卷最后的箴言里曾告诉我们，他是要故意半途而废的，因为“逻辑学”与他的计划的另一部分相比，是属于次要的地位的。

我们必须廓清另外一种误解，然后才能有益地讨论《逻辑学》的细节，因为这种误解是关联到拟定那些研究规则的目的的。人们常常这样断定，而这是对作为一个科学方法改造者的培根最有损害的批评之一——以为培根自认为他曾在其《逻辑学》中创立了一种发现的方法，这种方法能机械地应用于解释自然上，从而使较高的聪明才智成为不必要，而每一个苦干的庸材都会变成自然界新法则的揭示者。这种臆造的否定思想上的主动性和特殊智力的必要性的说法，是人们用以破坏培根的体系的。在我们研究培根按照传统的说法称之为“逻辑的机械”那个东西之前，我们可以先研究一下，看他是否确实认为这套东西是具有这种机械的性质的。

培根在《新工具》第一卷的第六十一条箴言里用了一些言语，这些言语引起了上述的误解。他说：“我所提议的科学发现的方法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它给才智的敏锐性和力量留下了很少的用武之地，而把一切才智和理解力都放在几乎是同一水平上的。因为正像在画一条直线或一个圆圈时，假如只是用手来画，那么画得好坏，就主要地决定于那只手的稳定和熟练的程度。可是如果画的时候借用尺子和圆规，那就很少或者根本无须依靠手的稳定和熟练程度来决定了；我的计划也正就是这样。”

这些话，如果把它从它的上下文中抽出来，确实会使人想到培根是自己以为曾经发明了一些归纳法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会使一切才智没有高下之分，并使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科学的发现者的。然而从培根的著述中的许多章节里都可以看出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三部分摘录了培根的那一段自传式的话，其中培根大胆地列举了他自己在心智和精神方面的一些特殊之处，这些特性他认为是使他适合于做一个科学发现的开路先锋的。这段文字已经作为科学思想和科学气质的经典描写而被选入文学选集了。

对这一点，人们可以提出异议说：培根认为他的一些特殊的能力是发明那个方法所必需的，这个方法一经发明之后，就几乎能够独自进行工作。这当然有一些道理。不过，这一点仍然很清楚：就是纵然有了这个方法，培根还是承认在科学研究中需要较高的能力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请看一下他的《新阿特兰迪斯》。在这里，科学的乌托邦“班撒冷”是由一个仅仅36位科学家所组成的科学院来管理的。他们都是一些智力与品格俱为高尚的人物，并且他们的特殊才能是适于在一个复杂的科学研究过程中担负各种职务的。但是即使在这些院士中间，发明也决不是机械的，所以，“每有一个有价值的发明时，我们就为发明者立一个像，并且发给他一笔丰富而光荣的报酬。”培根对不假人力的自动进步所抱的希望是很少的，所以我们在他的私人笔记中发现他当时曾经研究一个与此正相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能把那些在一个合理期间内工作毫无成绩的科学家们去掉。由此可见，他怎能会相信他的方法能自动地生效呢？人们对他的攻击，正是对他了解不够的一种表现。

可是，也许有人会说，不管你怎么说，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培根确曾说过他的方法是这样一种方法，他“给才智的敏锐性和力量留下了很少的用武之地，而把一切才智和理解力放在几乎是同一水平上”。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研究，他说这话的意思何在。这是不难回答的。从上下文可以看得清楚的，在这段文字里，培根是在把科学进步的情况和在思辨哲学中的主要的与此很不同的情况作一对比。培根认为哲学史是一系列个人光辉智力表现所组成的，而这些表现对于改善人类的处境或对自然界真正理解都没有作出什么成绩来。因此他提议用一种极不同的活动来代替它，就是以许多人有组织的分工合作对自然现象进行一次广泛的清点。他深知要计划这样的清点并且在做成以后加以解释，是必需要有较高的智力的人，即有天才的人来做才可以。他并没有期望许多人能够担任这样崇高的工作。但是甚至这些人也不需要那种文学天才，就是用以作出培根斥为许多戏剧的思辨哲学各种体系的文学天才。而且，正如《新阿特兰迪斯》里的“所罗门宫”中的研究机关所表明的，科学工作也需要各种比较低等的智力。最后还需要一队一队的搜集情报的人。这些人，只要他们肯严格遵守计划，那就无需有特殊的智力，还是可以做有用的工作。培根曾经说过，什么都没有计算过，什么都没有量过，什么都没有称过。计算员、度量员、衡量员并不一定要特别敏锐或非常聪明的人。

那么，培根认为科学上做出发现的人并不需要思想的主动性和较高的智力，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了，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已经看出来一旦把科学纳入正轨的时候，就是具有中等能力的人也能对知识作出很多的贡献。他对这件事看得那么清楚，倒是值得我们惊异的。他的这种看法当然是由这个信念得来的；除非以过去从未尝试过，甚至也不曾梦想过的那一种异常丰富的事实为基础，不可能建立任何健全的自然哲学。现在让我们来对他所拟定的那些指导人们怎样搜集和解释事实的规则加以研究。

在他的《逻辑学》第二卷的书名页上，培根提醒我们说，他的目的不仅要了解自然而且要使人能够驾御自然。因此在发现他在开宗明义时对他的哲学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知识和能力加以独具风格的强调时，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在他的第一条箴言中，他这样说明了他的目的：“在某种物体上产生和添加一种或多种新性质，这是人类的能力的工作和目的。发现某一种性质的形式，或真正的种属差异，或产生性质的性质，或放射的源泉，是人类知识的工作。”

培根所说的“在某一物体上产生或添加一种新性质”是什么意思呢？他意思是指的是一种十分实际的东西。他现存的各种著作对他心目中的那种事业提供了充足的材料。例如我们在其中会找到这种种的计划：一种是制造各种用途的合金的；一种是制造透光更好的玻璃、有色玻璃、不破玻璃、抗热玻璃的；一种是培养豌豆、樱桃和草毒并促其早熟的；还有一种是储存橘子、柠檬、香橼和石榴使其过夏不腐的。这一切都是在某一物体上添加一种新性质的例子。

再详细一点说，他的计划之一是要把铁和隧石或某种别的石头混合起来而制成我们所谓的钢。他希望能制成一种比铁轻而抗锈性较好的金属。他提示这种金属的一些可能的用途是：“先用以造厨房的工具，如烤肉的叉子、炉灶、烤肉的叉了架、锅等，然后用于战争，如做大炮、城门吊阐、栅门和索链等。”关于人类的能力就谈到这里。

培根所说的“形式，或真正的种属差异，或产生性质的性质，或放射的源泉”究竟指的是什么，前人已经觉得是不容易理解的；也许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抱着这种容易理解的希望。因为培根的用意，并不是以解释这些观念来开始他的科学的革命，而是要拿它来结束他的科学革命的。尽管如此，培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想得到一个大致的概念还是并不困难的。培根曾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发现关于四重原因的学说。亚里士多德曾谈到物质原因、效能原因、形式原因和终极原因是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对它的了解所必需的四个先决条件。比如在一个雕像中，物质原因就是大理石；效能原因就是雕刻家；形式原因就是他使大理石所成的形状；终极原因就是它雕刻这个像的理由。培根在自然哲学中摈弃了终极原因。他认为追问事物的现有状态或情况是为了什么目的，这是并没有什么好处的。不过他保留了其他的那三个原因，并且不出人们的意料，他对它们加以很能表现他本人的性格的改变。

培根的目的，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使某一物体添加一些新性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具有关于各种原因的知识。不过他说可能在两种水平上来掌握这个知识和能力。例如，你要是会使玻璃不破或铁不生锈，那么你就是在这两件事情上知道物质原因和效能原因。物质原因是玻璃和铁，效能原因就是使玻璃不破或铁不生锈的技术程序。这是在较低一级的水平上的知识。培根说：“一个知道效能原因和物质原因的人，能够把已经发现的东西结合或分开，或者重新排列或者加以改良。他甚至能在一个同样的和准备好的材料中，作出一些新的发现。不过他不能转移事物间幽深的界限。”这个知识的低一级的水平是书中第六部分中所解释过的“通文的经验”的领域。

不过培根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知道，他的大志是要求人类的能力和知识能有一种更为具有革命性的扩张的。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现有的各种发明的改良，不如说是崭新的发现。他认为对自然界作更深入的观察会让人们达到这个目的。比如不仅使玻璃不破而且使任何东西不破应当是可能的。不仅使铁不生锈并且使每一种物质暴露在空气中都可以免于腐朽，这也应当是可能的。这就不仅需要知道物质原因和效能原因，而且还需要知道形式原因。在如上所述的情形下，本质性的永恒这种形式，将为人们所知道了。我们再引他一段话：“一个懂得各种形式的人将能发现和造成一些从未产生过的效果，就是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和机会以及人类的劳动的经验，都未曾造成的效果，也就是除了用这种方法，人类决不会想到的一些效果。     

在这些话里既有对人类将来成就的一种最深刻的预见，也有一大部分幻想。培根认为，如果按照他所提议的那些方针大力地去研究科学，人们就会很快地对自然界的奥秘有很深的了解，以至于他们驾御自然的能力就会差不多是无限的。他认为自然的终极的秘密与那些变化万端的现象比起来不会是很多的。他以语言和字母的关系作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一种语言里的词，会表现出那些多种多样使人迷乱的语音来，这些语音是很难分析的。不过，一旦做好分析工作，则声音的组成部分母音和子音是很少的。自然界的现象也是如此。事物的多至无限的外貌，是自然界的词。如果我们能深入它们背后而找出那些隐秘的原理，就是产生这些事物的形式，那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少而简单，就像字母一样。一旦我们掌握了它们，那我们就不仅能更容易地拼出自然界的词来，甚至还能自己造出一些新的词。

当他讨论在某一物体上添加一些新性质的问题时。培根立即提出了两个新鲜而又有启发性的观念。他谈到在每一种发生或运动中的“潜在的过程”，也谈到每种物体在静止时“潜在的位形”。他用这两个名词着重指出，自然界的一些真正的过程是在感宫所不能直接达到的水平上进行的。在他看来，一直到他那时代，在自然界中所划的大部分界线只与事物的表面现象符合而已。纵有新的工具的助力，也不能使人的感官对付自然界的精微之处。只有精密设计的科学试验，才能使科学家进到比较正确的剖析。他进一步说，我们对自然的了解愈深入，我们学会了的用以驾御自然的力量就会愈大。这些教训并没有白说。只有培根的语词常被人们采用就可见他的影响。化学家约瑟·布拉克曾用“潜热”为他所发现的那个现象定名就是一个例子。

培根本人也曾进行过一次对于热的性质的研究，他的程序和结果都记在《新工具》中了。把这些程序和结果研究一下，对我们了解他的归纳法的特色是有帮助的。为了了解它们，我们必须记住，当时现代的科学还不存在，培根是从希腊人停止工作的地方开始的。他所不满的是，自然哲学中当时流行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古代的人根据他们对各种事实的肤浅的认识而得出来的。他把他们的归纳法叫作“简单的罗列”。我们可以用希腊人关于热和冷的说法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希腊人把存在的事物分为四种元素：土、水、空气和火。他们说，这四种元素里有两个天然是热的，就是空气和火；有两个天然是冷的，就是土和水；于是他们就把每一种东西强行归入这个肤浅的分类中。这个古代的关于元素的学说在当时的亚里士多德学派中还是存在着的。必须承认，它给人们关于热或其他任何东西的知识少得让人失望。虽然如此，关于热的模糊影响的概括和一些同样的观念，不仅构成了古代哲学中缥缈的思辨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以旧方法构成的当代哲学中飘渺的思辩的基础。培根的问题是怎样冲破而达到更基本的东西。他坚持新的归纳法必须概括范围更广的事实，并且必须用他称为“排除法”的一种新方法来对所得的情报加以拣选。

在开始他的研究时，培根首先把他搜集来的那些以有热存在而彼此类似的大量实例，几乎随意地汇集在一起。他一共搜集了27种实例，包括从太阳和火焰的热到例如摩擦的热和动物身上的热。他把这个叫做“本质与存在表”。他相信他观察的数目和种类可能是有助益的。这已经是一大进步了。因为这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罗列”，它的范围却是很广的。他所说的“本质”与“存在”是指在每一种实例中都有热的潜在的原因和可以看见的热的现象。

第二步他就进行拣选他的实例。在这里主要的意图是抽出研究的主体，其方法是找一些实例，它们和已经发现有热存在的一些实例相像，但又因本身没有热而与它们有别。这并不是一个很精确的观念，不过像以后一些例子将表明的，它可以对进行研究的方法提供一个线索。他提出日光作为热的第一种例子。月光也是从天上来的，这一点它与日光相同，但是它似乎没有热。这也许是很重要的。培根把它叫做一个“否定的实例”，并且继续搜集这类否定的实例。他没有找到火焰不热的确实的例子，不过他提出了“鬼火”和“圣爱摩的火”（海里的磷火），并建议应该对它们进行更多的研究。他也没有找到一个物质磨擦不生热或是动物身上不热的任何例子。总之，他完成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于一些自然现象作了新的研究，这种研究是由那些发现有热存在的27种肯定的实例“启发”的，而研究的目的则是寻找无热存在而类似的情况。研究的结果最后发表在《接近中的缺乏》和《偏差表》中。

然后，他就进行制一个热的程度的“变异表”。这“热”可能是同一物体内在不同时间的或是某一物体与另一物体相比时的热。这个方法（它的基本观念较上段所说的那个观念更欠精确），导致一个结果，称为“度数表”或“比较表”。凭借这些表，培根就开始用“排除法”进行归纳法的工作。对“排除法”如何运用，我们可以得一个粗略的概念。他所谓的“排除法”是摈弃错误的学说的意思。如我们可以问，热只是一种天空的现象吗？不是的；地上的火是热的，那么只是一个地上的现象吗？不是的；太阳是热的。所有的天体都是热的吗？不是的；月球就是冷的。热是由于在热的物体里存在着某种构成因素，像古人所说的“火”那样的元素一类的东西吗？不是的；任何物质都可以由磨擦而生热。热是有赖于物体的构造吗？不是的；任何构造的物体都能变热，如此等等。

这个在我们看来有些古怪的方法至少有一个消极的结果就是扫除残存的希腊人关于元素的学说。不过，它似乎不可能很快地导致任何有决定性的结果。培根可以回答说，只有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都有了进步时，才有希望得到确定的结果。但同时他又试图通过假设对于他的问题作暂时的解决。他从前曾对这种方法斥之为对“自然界的预测”，但是现在他承认这种办法暂时还是必要的。本着他一贯的名目繁多的作风，他把这个方法叫做“智力的放纵”，或者“解释的初步”，或者“第一次的葡萄收获”。在这件工作上，他进行得十分顺利，得到了这个值得注意的结论：“热是各种物体的许多较小的分子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许多分子各自飞散的倾向是被控制着的。”这个结论当然是在古希腊学说的基础上的一个革命性的进步。

事实上，在培根容许他的思想比证据前进一步的时候，他对于我们今天的科学上的假设的方法是作出了良好的示范的。不过的确值得提一下的是：这个现在被认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法，培根当时认为只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因此作一些解释是必要的。他那种对更为完美的“排除法”的向往大概是建筑在一个幻想之上的。他心目中的宇宙是一个比现在大家所知道的宇宙小得多的东西。假设他真能把宇宙间一切重要的现象都搜集到一个比普利尼的《自然史》大六倍的著作中去，那么也许可能很完善地编出他所推荐的那些“表”来，并用“排除法”有条理的来进行研究。不过，这是一个极大的“假设”。它表明，培根虽然对科学的将来的进程看得很清楚，但是他还是有些看不到的地方的。

培根在作出了他的“表”，给他的“排除法”作了例证并且收获了他的“第一次的葡萄”以后，他又举出他想对智力提供的九项助力的名单。“于是我想首先讨论‘优先的实例’；第二，讨论‘归纳法的支柱’；第三，讨论‘归纳法的修正’；第四，讨论‘根据主体性质改变研究方法’；第五，讨论‘优先的物性”，也就是什么应该最先研究，什么应该最后研究；第六，讨论‘研究的极限’，也就是‘宇宙间一切物性的总纲’；第七，讨论‘实际应用’；第八，讨沦‘研究的准备工作’；最后，讨论‘定理升降的阶梯’。”关于这九项补充助力，他只说明了第一项，这是我们马上就要讨论的。其余八项，由于培根这时决定要放弃“逻辑学”而集中精力于《伟大的复兴》一书的下一部分，也就被他放弃了。

那么我们对这个没有实现的庞大计划应该是什么看法呢？有两点意见是马上可以想到的。首先，当他想要讨论“研究的极限”并把它解释为“宇宙间一切物性的总纲”时，他是在一种错觉之下来研究宇宙的大小和它的复杂性的，我想我们对他的这种错觉是有明显的证据的。他在达到这个限度以前就停止了这件工作，那是很聪明的。他放弃全部计划的一个真正的科学理由是可以从第四项：“根据主体的性质改变研究方法”看出来的。当他考虑到这一点时，他一定已经看到，不能预先订出规则，只有那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才能决定如何改变研究方法。他是看到了试图为科学的进展，预先详细的划出途径，等于追逐鬼火。

虽然他对“逻辑学”的放弃又有承认“逻辑学”一部分原是建立在错觉的基础上的意思，但是这绝不能否定他决定写成的那部分的价值。我们现在必须研究一下“优先的实例”的学说，这是第二卷的主题，占据着该书的其他篇幅。

“优先”一词需要解释。在古罗马时代，人民以部落为单位进行选举。有权先投票的部落叫做“优先投票部落”。由于第一个部落的投票，一般是具有决定性的，所以这个字也就具有这个意思。因此，培根所说的“优先的实例”的意思，是指那些应当首先挑选出来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如何才应当首先挑出来呢，要看它们对于任何研究的题目是否给予决定性的说明。培根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的总目标在于提出一个向自然界进攻的良好的战略。他是要大家注意自然的“可乘之隙”，他指出人们可以怎样乘其不备向它袭击。他一共讨论了二十七种“实例”，在它们奇怪的名称下，隐藏着许多有用而中肯的东西。如果说培根未能时常给人以他自己在他所提的研究中会得到成功的印象，但是，他确实鼓舞了人们的信心，使大家相信：对自然界的解释并不像以前的哲学家们所说成的那样，是一件无望的事业。在这里我们又可以说培根对我们用语上的影响是可以作为一种证据，证明他的学说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像“孤立的实例”，“昭著的实例”，“决定性的实例”这一类用语我们现在还在使用，虽然在用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是什么人首先使这些用语通行的。

“孤立的实例”的意思是指摆脱了其他现象的纠缠而出现的一种现象。这就好比我们所要研究的主体被我们把它单独的捉住了一样。假如我们是在研究颜色的性质；自然界充满了带颜色的东西，但是颜色是和一切其他的性质组合在一起的，这就使研究工作困难起来了。如果我们能够把颜色孤立，那该是多么方便！现在，用一个三棱镜就能把一道光线分解为彩虹的各种颜色。这件事给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研究颜色的本身，并且观察它是怎样产生的。三棱镜把这个现象孤立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孤立的实例”。

“决定性的实例”是使我们能在对抗的学说中作出决定的一些观察。在对这些实例进行讨论当中，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培根对吉尔伯的颂扬，当然不是由于他对宇宙的推测，而是由于他对磁针的一些观察。

“昭著的实例”把我们所研究的现象以最高的强度表现出来。这种实例对于研究者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不过培根说，研究者也应当找寻同一性质的最微弱、最隐蔽现象，这样做才可算是聪明。这些表现他称之为“隐密的实例”。他希望这两种实例的对比可以帮助说明我们所研究的性质或形式的发生。比如我们对于“抗张强度”发生兴趣。在某些金属和其他一些固体中抗张强度是很大的！不过难道说在液体中就找不出来吗？培根对液体的内聚力（我们现在称之为表面张力）作过很有趣的讨论。这种讨论其实就是一种尝试，目的是想发现张力性这种形式的“潜在位形”。我认为这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这种讨论使培根实践了他要更深入研究像液体和固体之间的那种肤浅区别的诺言。为了说明石墨和金钢石这两种东西都是碳的物质的抗张强度的不同，我们有关于这两种物质的分子构造的学说。培根的讨论，对于这种分子构造的知识也很间接地打下了基础。

在“契合的实例”这个题目下，讨论了自然的事物和人造的事物中间的类比，如眼睛和镜子，或耳朵的形状和能发生很大的回声的地方之间的类比。“极限的实例”是涉及一些“跨界”的或“双关”的事例的，如鱼和动物之间的生物，或者有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东西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切在今天的科学中仍然是很重要的。滤过性病原体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他具有生物的某些性质，但却又成为结晶体。培根要人们注意各种类之间的边界，这是很对的。

在“门户的实例”这个古怪的题目之下，讨论了帮助感官的工具——眼镜、放大镜、望远镜。这里我们发现他对伽利略大加赞扬。此外还有一段很生动的议论，培根说，如果德谟克里特当时能得到一个放大镜，他会由于有可能看到他所谓的不可见之物的原子而高兴得跳起来的。另外的一节，“传呼的实例”讨论了实验在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工具只是扩大我们感觉的范围，而实验，它是对于研究的一种更有力的助力。能抓住我们的研究对象而把它们传到我们的判断力的面前。

以上所说，很足以表明《新工具》第二卷的多样而生动的内容。现在只须再补充说明的是，这一卷一定是在第一卷定稿以前写成的。第一卷在其最后的箴言中，宣布了要中止“逻辑学”的意思。第二卷结尾时，作了要把它完成的一个满怀信心的诺言。“但是现在我必须进而讨论归纳法的论据和修正，然后讨论具体的事物，‘潜在过程’，‘潜在位形’等等，——如箴言21中所依次列举的：这样做的结果我就可以像一个忠诚老实的监护人一样，把人们的财富交给他们，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得到解放了，变得好像成熟了；从这种解放及成熟而来的只能是人类生活的改善和人类驾御自然的力量的增长。因为人类在失掉乐园的时候，同时也失掉了天真和对宇宙万物的控制。不过这两项损失，就是在现世还是可能得到一部分补偿的；天真的丧失可以通过宗教与信仰来恢复，驾御自然的能力的丧失则可以通过艺术和科学来恢复。因为宇宙万物并没有因为受了上帝的诅咒而完全是和永久地成为一个叛徒；相反地，由于‘你要脸上流汗，才能吃面包’这句诺言，现在它终于多少被各种的劳动所征服而供给人类以面包了。就是说，为人类生活的需要而服务了。”

八

1620年版的《伟大的复兴》一书以本章标题所列的两篇文章为其结尾。现在看来似乎有些神秘的《节日前夕》一词纯系“犹太人的安息日的准备日”的拉丁文同义语。培根选定用这篇短文来说明他要编的“自然与学术的百科全书”。大概他选这个题目是为了要暗示当《伟大的复兴》的著作完成之日，人类也就会完成了他的6天的创造性的工作，而可以坐下来享受安息日的休息了。这篇文章之后很自然地就是计划中的百科全书的篇章的标题。

正是为了计划这个《百科全书》，指示它的编篡方针，提出篇章的标题，并力图使调查工作顺利进行，培根才放弃了完成他的《逻辑学》的努力的。我们刚刚看到，在《逻辑学》第二卷的最后的箴言里透露了他要完成归纳法规则的意向。但第一卷的最后的箴言则宣布了放弃《逻辑学》而致力于《百科全书》的决定，并且举出了这个决定的理由。如此说来，这个箴言就是《节日前夕》的合宜的序言，因此我们把它保留在这里来讨论。

这条箴言的每一个字对于了解培根计划的概念都是重要的。因此，我们要把它全部引录下来：“向读者介绍我的解释自然的一些规则的时候已经来临了。我认为我的规则是正确的，有用的。但是，我并不说它们是完美无缺的或者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并不暗示说，没有它们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反之，我想如果人们有一套良好的《自然与学术百科全书》并辛勤地钻研它，只要记住我的规则中的两条：第一条，放弃所有先入为主的概念而重新开始；第二条，暂时不要企图上升到一般的结论或接近它们。那么人们就不需要任何其他归纳法的规则，而以他们自己的智慧的帮助就会自然而然地实行我的解释方法的。解释，归根到底是人的心智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的自然工作。我只是自称我的一些规则将使这个过程更快一些，更可靠一些而已。我并不是说，这些规则是不能加以改善的。这样说是与我的思想方法大相径庭的。在研究人的心智时，我的习惯是不仅就它的本身的能力而研究它，同时也就其与事物的密切关系而研究它的。根据这一点，我就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就是，随着发现的进展，发现之学的本身也在进步的。”

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这段宣言的谦虚、坦白和富于常识；不过最引我们注意的是它给我们的消息，就是培根现在已经认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百科全书》比《逻辑学》更为重要了。

这部《百科全书》培根会主张把它定名为“基本历史”或“母史”，因为它是建立真正的自然哲学的唯一的基础。培根对这部书的重要性的强烈的感觉，表现在《节日前夕》的开头的几段里，其文字的有力，即使在这位笔下最有力的作者的著作中也还是最突出的。“我一定要在这里把我时常说过的话着重再说一遍。如果各个时代的所有的聪明人己经或者以后要遇到一处；如果整个人类已经研究过或将要研究哲学；如果全世界都成为或者要成为学者的研究院、大学校等等的所在。如果这一切都实现了，而仍然没有我所要规划的那种自然和实验的历史，那么在哲学和各种科学方面就不会已经得到或行将得到与人类的尊严相称的进步。反之，一旦有了这样的历史而且编写得很好，再假如这部历史还附有在解释过程中行将呈现的或一定被发现的那些辅助性的或有说明性的实验；那么对于自然界和一切科学的调查研究将是一件几年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了。因此，这件事情必须办到，否则，解释自然的工作就必须放弃。因为用这种方法，而且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把一个真正的和积极的哲学的基础树立起来；那时人们将如大梦方醒，并会立刻认识到专会说漂亮话的人的教条和无稽之谈与一个真正的积极哲学之间该有多么大的区别，并且认识到在自然界的问题上向自然本身求教是怎么一回事。”

《节日前夕》这篇东西只包括一个序言和十条箴言。以上我们只是从序言中摘录的。当我们进而研究箴言时，我们发现培根所要着重指出的不仅是他的计划的重要，而且也要指出这种计划的新奇。他的第一条箴言提出自然存在于三种状态中。或者它是自由自在的并且是在它自有的平常的轨道中呈现的；或者，它被一 些特殊的自然情况所迫而离开了它的日常的轨道；或者它是被人加以束缚和赋以某种形态的。“在人为的事物上，自然界听命于人。没有人则这样的事物是决不会有的。由于人的作用，万事万物的新方面，一个新的宇宙出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这种互相渗入是培根思想中的新要素。他提议要对于自然的三重性格加以研究，以便使他的这种解释能得到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发展。这种工作，他坚持说，是第一次进行着。“因为亚里士多德、赛欧弗瑞斯塔斯、迪欧斯柯瑞德斯、凯阿斯、普力纽斯都未曾把这件事看作自然史的目的。”

箴言3坚持了他意想中的新的内行的“百科全书”与半文学性质的古代作品间的区别。“古事古物、古书章句、纷争、辩论……一句话，一切文学性的东西，让它们都滚开！凡是有关词藻、譬喻、辩才的珍宝这一类的空虚的玩意儿，都给打扫干净！一个为了造船或类似的工作而搜集并储存材料的人，不会想到要把这些东西像在商店里那样陈列起来，或者为了供人欣赏而把它们展览出去的。这个人所最关心的是那些材料要结实、良好，并且在把它们安放的时侯要放得尽量少占仓库的地方。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也正是这样。”

培根接着警告我们，所要搜集的情报必须范围广泛，必须适应宇宙的规模，而不是人的规模。“因为世界是不可能被缩小到可以收入我们的理解的程度的，相反地，人的理解必须要延伸和扩大，以便把所发现的世界的形象取进来。”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像鬼迷了的人一般只在狭窄的圈子里跳来跳去，而是要在整个的世界区域内随意遨游了。

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记住，“学术的历史用处最大。它揭示在运动中的事物并且更直接地导致实践。它从自然界事物的脸上取下了面具和面幕。普罗梯亚斯是被人捉住并束缚了双手以后才作出他的种种变化的。自然界也像普罗梯亚斯一样，在学术的强迫之下，它才能拿出最后的力量，尽它最后的努力。自然界的物体不愿意被毁掉，被消灭，它们宁愿变成某种别的东西。由此我们必须把一切的精巧讲究都放到一边，而专心一意地研究学术史，虽然它似乎有点机械，有点粗俗。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必须首先重视那暴露、改变与作成自然物体和物质的那些学术，如农业、烹调、化学、染色术，以及玻璃、搪瓷、糖、火药、烟火、纸张的制造术等等。至于那些基本上依赖人的手或工具的巧妙动作的技术，则无大用处，如纺织、木工、建筑、打磨、造钟表之类等。但这些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来因为在这些技术之中有许多与改变自然物有关的事情发生，二来因为他们提供关于局部运动的正确的消息，这是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

这个从技术中学习的建议，皇家学会初期的会员们以及18世纪著名的《百科全书》的计划者狄德罗和达朗拜都十分重视。这个建议也可以由于执行得极端过火而变得愚蠢。罗伯特·胡克博士一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胡克是一个信仰培根的人。他所著的《自然哲学的现状的大纲或概念》一书是在他死后发表的。柯律已在他著的《朋友》一书的第二卷第八篇论文中，曾对胡克的这个主意大开玩笑。胡克认为下列的初步研究，对于一个自然哲学家来说将是必要而且有益的：“陶工、烟袋匠、釉工、磨玻璃工、做镜子的工人、眼镜匠、做假珍珠和假宝石的匠人、做喇叭的、吹灯罩的、做颜料的、磨颜料的、染玻璃的、搪瓷工人、油漆匠、卖颜料的、油画家、画师、素描者、造石弹者、粗棉布纺织者、金属线制造者及金属箍装配工人、学校教师、作文教师、印刷工人、装订工人、演员、跳舞教师、药剂师、外科医生、裁缝、屠夫、理发师、洗衣女工人等等的历史。”不过任何良好的主意都很可能被执行得过火的。

培根本人在他所著的《个别研究目录》中（这篇东西是为了替计划中的“百科全书”草拟章节题目而写的），就不曾把自己陷于对无穷的细节予以不加区别的研究的错误中。他举出130种不同的标题。其中之一为：“尚未成为一种学术的普通实验的杂史。”在这个题目之下，培根的愿意就是要包括许多微细的技术和职业，它们的教训无疑地会对人类知识的总汇有一定的意义的，可是它们在后来却被胡克的盲目的热诚和柯律已的滑稽的天才把它们的重要性夸大了。

事实上，培根所做的《百科全书》的计划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同他的其余的哲学著作一样，它是我们借以从古代转到近代的枢纽之一。在古代的著作中，与它最接近的应是普林尼的《自然史》。它的近代的化身，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狄德罗和达朗拜的“百科全书”。培根的书中，首先令人钦佩的是它的主要的分类。头40个题目是关于人类以外的自然界的。然后有18个关于人本身的题目，其余一共72个题目是关于人对自然的行动，人的学术、技艺和科学等等。

第一部分的主要的小类为：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其次是他所谓的“较大的质量”的，意思是指火、空气、水、土，亦即古代的四种原素，但应以新式的培根的方法来加以研究；最后是各类的事物，即矿物、植物和动物。

第二个大类是：要用解剖学和生理学来研究人。要研究他的构造和他的能力，他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清醒时的和睡眠时的行为，他的概念和他的成长，他的生和他的死。从他的别的著作中我们知道，培根对于医治疾病、减轻痛苦，延长寿命和减少死亡的痛苦都是很有信心的。

还有72个题目是把人的种种活动同人的环境联系起来而加以研究的。对这些就不容易做摘要了。这里他敦促我们要研究医药、外科医术、化学；视力及与之有关系的学术，如绘画与雕刻等；听觉与声音以及音乐之学；嗅觉及各种气味；味觉及各种滋味；触觉和接触的对象，连肉体之爱也包括进去了，作为触觉的一种；欢乐与痛苦；情感上的和智力上的能力。以次及于饮食及与之有关的技术；身体的爱护；衣服、建筑、运输；印刷、书籍、文字、农业、航海和其他和平技术；然后是军事学。机械的历史也包括在这72个题目之内，然后，作为一种附带想起来的事情，把算术和几何也包括进去了。

最后有一篇“附记”或是称为“跋”，是关于搜集情报和搜集来了以后处理情报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的。作者提出，如果在搜集材料时以各种学术为标准，而在安排材料时则以各种“物体”为标准，这个办法可能是较为便利的。全部的《节日前夕》和《伟大的复兴》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位辛勤备至的事业家已经竭力在一本书中，把他认为可以教导世人的提醒和指示的话都装进去了。这些提醒和指示的话是要人们以更多的智力和仁心去考虑他们本身和他们所处的世界的。“人是自然的仆人，又是它的主人”——意思就是“人服从自然，为的是可以了解并控制它。”为了说明并推荐这个伟大的思想，培根把他所能想到的一切论据都给了它，作为武装。至于这个思想的后果，那就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人类的前途了。

九

一提到培根，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的领域中了。这个领域，当我们分析它时，我们发现它的内容与其说是科学的进步，不如说是一种很有根据的、认为科学可以改变人生的信念。培根并不是像其他一些科学家那样，在一个很长的传统的指导之下在某一个专门的科学领域内从事工作的。他是自命为人类生活中一次革命的先驱者的，这个革命他称为时代的产儿。

这种对于人生即将有所改变的信念同时还带着一种愈益增加的历史感。这种改变并不是一种正要发生的事情，而是要由人来实现的事情。人一定得实现它，否则它就不会实现。培根和一些其他人一样，也幻想了一个乌托邦，不过这是一个与别的不同的乌托邦。它并不单纯是或许在过去存在过的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一种要由新的知识促成的社会。培根在此处感到一个历史的问题。使知识本身软弱无力的缺点是什么呢？他的高深的学问让他以历史观点来研究人类的知识和人类幸福之间的关系。他拒绝仅凭内部的标准来判断知识。就是说，知识如果只有逻辑上的一致是不够的。他所要提的问题是，它做了些什么。对有史以来人类的祸福有什么影响。根据这个历史观点，培根提出了借以判断科学的可靠性的一个新标准。“科学，像宗教一样，必须依照它的效果来判断。”

这个思想有许多的后果。培根在《Valerius Terminus》一书中写道：“有些人是为知识而追求知识的，不是为了利益或者为了炫饰，也不是为了在生活过程中会从知识得到什么实惠。我发现就连这样的人们也都曾经为自己提出一个错误的目标”——就是“自得”而不是“运用”。“人们称之为真理的自得”——这是一个眼光锐利的说法。培根的用意是要对旧的“知识的确实性”表示怀疑。因为旧的说法是知识之所以确实就因为它在逻辑上不矛盾——能自圆其说。培根的意思是，这个问题还是要提出来的，即：“这种知识是不是真的呢？”为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方法是求之于运用，要让知识受到实践的考验。

由于他诉诸实践，培根把那个通常的先决问题抛开了。这个问题就是：人能不能认识真理呢？培根认为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并且是怀疑主义和束手无策的温床。他建议人们不要再对这个问题争辩，而要去试一试。他的态度并不是一种回避，而是一种新的和大有用处的看法。这种看法对真理问题提出了一个历史的而非逻辑的答案。我们必须记住他的“人是自然的仆人和主人”这个公式。人如果要了解自然，除了就其与自然合作的程度来了解它以外，是没有别的法子的。知识并不是单纯地从思考中产生的，而是由于所思考的是当我们行动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样才产生了的。这是和我们对科学的最近的看法相符合的，这种看法是把科学当作“观察”的记录而不当作“事实”的记录的。观察一词总是含有视察者干涉其事之意的。而观察的范围则总要受观察者所持的理论和工具条件的限制的。这样，科学的进步是与社会的总进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请研究一下，比如说，人对于树的知识。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关于树的知识，它是原始时代的食物采集者所特有的，也足以适应他的需要。有另一种关于树的知识是新石器时代的木匠所特有的。他了解木头也懂得树。但今天的化学家和植物学家则不仅懂得木头，他还懂得它的构成和生长的方式。食物采集者的知识大约有十万年之久。新石器时代木匠的知识，大约是一万年前的，而化学家的知识大约只有一百年。这里说明知识是进步了。不过，这一种知识的进步，是不能由那辩论人的头脑能否晓得树的真理的这个抽象问题的形而上学家预测出来的。相反地，这种知识的增长，看来是和社会的总发展分不开的。培根是就他那个时代所能见到的事物而认识了这个关系的。培根一方面重视前人的实用知识，一方面还是希望向科学知识作一个飞跃。当他说到“潜在的构造”和“潜在的过程”时，他是正在探求化学家和植物学家今日所掌握的那种知识。

培根坚持说，知识的进步只是广义的进步的一个方面。“人的心智的改善和他的生活的改善是一回事。”我们决不能把这句话理解为，培根认为人为了他的幸福除了对自然的更多的控制以外，便什么也不需要了。他深知并且再三坚持，如果没有仁爱这种高尚的德性的控制，则物质的进步根本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幸福的。不过，他也坚待说，如果没有权力则仁爱的作用也是很少的。在研究人的物质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他看到了发明是推动文化前进的杠杆。一件成功的发明能立即保证科学真理和效用。因此，我们应该和那种甚至以自己的无效为得意的旧知识分手。我们应该根据实用的标准，对人类的成就作出一件新的清单。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刷新我们的科学，并以新增的能力和仁爱前进，以增加人类的安乐而解除人类的痛苦。

这种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已经提过，它是来源于如下的一些事件的：发现新大陆的航行，西欧的各种发明速度的增加，英国工业革命的进展，还有当时的宗教空气。对于最后一点。还须加以论列。

在培根的时代，若干世纪以来的对圣经的学习和研究结下了一个果：产生了“钦定圣经译本”。除了做这个翻译工作的一群有学问的教会长老而外，还有一位英国当时最伟大的东方学者约翰·赛尔登（1584～1654年）。这种关于圣经的学问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运动的美丽之花。这个运动在14世纪在威克里夫的领导下已蓬勃发展。通过这个运动而得到了以他们自己语言写成的“圣书”的英国人民，也养成了以“圣书”的精神来解释他们的经验的习惯。在圣经里他们找到了表达他们理想的词汇；从这本书里他们得到了在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中支持他们的勇气；在这本书里他们找到了神的许可与帮助的保证。圣经的研究使英国人民有了民族的自觉。

约翰·密尔顿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出版时年方11岁。在他的一生中对这部著作的主旨他总是热烈宣传的。像他这个人就可以对当时圣经在英国人的意识中所占的地位作一个很好的例子。谈到宗教改革时，他热情地说：“那时神圣的圣经才被人从褒读的虚伪和轻视把它所投入的那满积灰尘的角落里找了出来。学校开设了，神学的和人间的学问才从已被遗忘的语言的灰烬里耙了出来。”他时常强调英语在促成宗教改革上所占的首要地位。他把这点和威克里夫的名字和英语圣书的流传联系在一起。这种对于圣经的虔诚，产生了一种信念，自以为对于神的目的自己也有一分知识。这种信念也是有它的幼稚的一面的。“上帝正在降旨，要在他的教会中开始一个伟大的与崭新的时期，就是要对宗教改革的本身进行改革；那么怎么办呢？还不是向他的仆人显示神灵，并且依照上帝的习惯首先显示给英国人吗？”严肃的培根从来没有这样大放厥词过；但是连他也有这么一种心理（这是从圣经中得来的），确信他本人是上帝选定的实现这个伟大的改革的工具。他的著作的一些难解之处，其关键就在这里。

培根一般被认为是科学界的一个勇敢的革新家。他的这种盛名有时掩盖了他对圣经的依赖。不过事实是，他一向是把他的拯救人类的“圣战”纳入基督教的神学的体系中的。“复兴”一词的选择，正是反映了这一点，尤其是他的很清楚的提到创世纪和他的引用但以理书中的预言，更足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我们从《新工具》第二卷结尾所引的那一类的片段，上述的这些引用圣经之处只能说是有些肤浅的意义而已。在那些片段里我们看见了他的信念的正式的说明：人类的堕落的结果至少可以被科学克服一部分。这种基督教的象征继续表现在《节日前夕》一书的书名上，并且在《新阿特兰迪斯》里边也还继续着。在后一本书中，那块土地叫“班撒冷”，而指导它的命运的那些圣贤般的科学家所组成的集团叫做“六日工作学院”或“所罗门宫”。

如果我们能这样剖析培根的观点，则有些为人所不解的东西就很明白了。我指的是培根对亚里士多德的特别的敌意，他的较次一等的是对柏拉图的敌意，以及在某种程度内对所有希腊的哲学家的敌意（德谟克里特和几位苏格拉底以前的哲人除外）。前面已经说过，培根和这些人的争论似乎不在于他们的智力的立场而在于他们的道德立场，不过争论的理由一向没有表达清楚。在称为《时代的阳性产儿》的奇怪的著作中，这本著作必须承认是激烈的、过火的，他谈到他如何认为希腊哲学是一种不洁之物。

他是指什么说的呢？当他谈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他说，任何公开的斥责都赶不上他们的可怕的罪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很简单的。培根认为他们所持的哲学对于为上帝所应许的人类生活中的革命是一个大的障碍。他们阻止了上帝要降给世人的幸福，就是作为培根的热烈的祈祷文里的主题的那种幸福。下面这几句话是在他的著作里发现的。“谨向圣父、圣言、圣灵倾吐我们的卑微的和热心的祈祷，愿他们不要忘记人类的苦难和我们这一段人生的旅途，在这段旅途中我们消磨掉又短又不幸的日子。愿他们为了解脱我们的痛苦再度开放他们的使人苏醒的慈悲的泉源。”培根认为，如果要取得接受这种幸福的资格，首先必须摈弃希腊人的错误的哲学。

因为不管是如何地不公平，培根确曾认为亚里士多德和其余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罪的。在《各家哲学批判》及《广学论》（拉丁文本）里他甚至把亚里上多德比作“基督之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有罪的，而其惩罚就是在实践上无效。不同的片段说明了这种罪恶的性质。在《广学沦》（拉丁文本）里，培根举出所罗门和圣保罗都曾说过，凡是不怀着仁爱的知识都是腐败的，而在哲学中，仁爱的考验就看这种哲学是为了什么目的的，是为了心智上的满足呢，还是为了要产生种种的实践呢？

同一论题是他的《圣灵的冥想》的第二个主题。在这篇文章里，他的论点是，耶稣的教义虽然是为了人类灵魂的，而他的一切奇迹却是为了人类的身体的。“他使跛者恢复行动，盲者复明，哑者能言，患病者复原，麻疯者恢复清洁，被鬼迷者恢复清醒，死者复生。并没有一件奇迹是判罪的奇迹，而都是慈悲的奇迹，并且都是以人的身体为对象的。”

那么，确实说来，使亚里士多德派和希腊哲学的其他一大部分毫无效果的罪恶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以智力自傲的罪恶，这种罪恶表现于这种狂妄的意图，不肯耐心地到“大自然的书”中去寻求关于物性的知识，而想从自己的头脑中变出这种知识来。在差不多是培根所发表的最后的著作——《风的历史》的序言中（1623年），他详细地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无疑地，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始祖所犯的罪恶付出代价并且还在模仿这种罪恶。他们希望像诸神一样；我们——他们的后代，似乎还要胜过他们。我们创造各种世界。我们替自然界制定规律并以自然的主宰自命。我们要一切事物来适应我们的愚昧，而不是要他们适于神圣的智慧，就是说不要事物顺其天性。我们把我们的概念的图记强加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上，而并不勤勤恳恳地去发现上帝在一切事物上的标记，因此，我们非常可惜地又一次丧失了对宇宙万物的支配；同时，虽然在人类始祖被谪以后仍然对不逊的自然界保待着一定的支配权威，其程度至少是它可以用真实坚固的学术来制服与控制自然，连这点也由于我们的骄傲而大部分丧失了，因为我们想和诸神相比，要遵循我们自己理性的决断。”

他的意思很清楚。错误的哲学是一种自负聪明的罪恶，这种自负是从我们的始祖那里学来的，是世代相传的，并且迄今仍然在受着丧失对事物的支配权的惩罚的。不过，我们并没有完成我们的引证。下面这段话是培根在一生的末日，优心忡忡，本着要不遗余力地完成他自信是天降于他的那个“大任”而写出来的，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对于文字和感情都己纯熟。这回他在他的著作中又一次倾吐了在《时代的阳性产儿》一本书中激励他的那一种信念。

“所以，人如果对造物主有一点点的谦逊，如果对神的创造有一点恭敬和赞扬；如果人对人有一点慈悲心以及要减轻人类的贫乏与痛苦的热诚；如果对自然的事物中所含的真理有一点的爱，对黑间有一点的憎恨；如果还有一点想澄清理解力的愿望，我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奉劝人们，要把那些飘忽的、荒谬的哲学暂时放弃或至少摆在一旁，因为这些哲学宁要命题而不要假设的，会使经验成了俘虏，并且自诩为胜过了上帝的创造；我要奉劝人们应当谦逊地并且虔诚地走向宇宙之书；他们应该坚持此书，对它的内容多加深思，如此，把自己洗涤于净以后他们就应当以纯真、正直摆脱自负。这个道理就是那传到地极的言语，而且是没有遭受到那筑而未成的通天塔所引起的混乱的言语；人们必须把这种言语学会，然后返回到他们的幼年，他们必须又变为像小小的儿童，老老实实地把这种真理的字母再拿在手中。”

研究了这些片段之后，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对培根来说，把他的科学改革老老实实地作为自己对基督教的解释而提出来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刚刚读过的他那段说明自己在科学上的目的的文章，其主要的观念都是从基督教的宇宙观中借用的，而所用的语言又往往是令人想起诗篇的。正如他把他的神学带到他的科学中去一样，他也曾把他的科学带到他的祈祷中去。《风的历史》的序言是以这个祈祷为结尾的：“祈求上帝，宇宙的创造者、保护者与恢复者，依他对人类的慈悲和仁爱，经由他的唯一的儿子，我们之间的真主，保佑和指引这篇文字，在它向上而达到主的光荣的时候，一如它下降而为人类服务的时候。”所谓“向上而达到主的光荣”，就是达到最高的定理的归纳法；“下降而为人类服务”就是演绎法，利用此法科学可以付诸实践。这二者是培根式的科学程序中的两个主要的时辰。

培根这一种把他的科学改革和基督教信仰联为一体的看法，是从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的实际情况而来的。培根是新的英国的捍卫者，这个新的英国是以没收寺院土地开始而以他那时代的工业革命完成的。约在詹姆士登极之际，培根写了《布列颠的真正伟大之处》。在这篇没有写完的文章里，他描写了他所希望的英国。它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财富都掌握在商人、市民、工业家、不动产所有者、乡村农民以及类似的人的手中；我们的邻邦荷兰，便是这样一种国家的最明显的最现代的例子。荷兰的财富也是分散在许多人手里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而且那些分享财富的人并不是什么贵族，而一般都是属十较低的阶层的。他们如果不是这样做了，那他们不论怎样用他们天然的节约或他们的机械工业也决不能承担并继续忍受那种难以估计、难以支持的负担的。”封建主义的存在是对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英国的障碍；而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就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的哲学。因此，在培根的心里为工业中的科学的斗争便是与哲学的改革以及宗教的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斗争的尖锐性由培根在描写他所反对的哲学倾向时所用的字眼儿和语气上可以看得出来。“如对这种哲学加以仔细地研究，人们便可以发现，它是主张某种意在阻挠事业的观点的。这种观点认为太阳的热与火的热是不同之物；或者说人只能把事物并列，只有自然才能让它们彼此互相作用——像这一类的看法，就是上述的观点。这些论点的作用和目的，就是要使人相信，从人类的学术和劳动中不能期待真正伟大的事物和能用以制服自然的东西。这种说法，如果我们予以公平的估价，我们会发现那简直是一种恶毒的企图，要剥夺人类驾御自然的权力而造成一种有意的和人为的绝望。这种绝望的心情将转而破坏希望的刺激，斩断生产事业的活力和精力，使人不愿在任何事情上去冒险尝试。”

在斗争的热情中，培根有时不免低估了他所要做的工作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在《节日前夕》一书中，在呼吁有人能帮助他搜集《百科全书》的材料时，他似乎认为他独自完成解释工作并不是不可能的。“若是只就智力的工作来说，我也许用自己的力量可以顺利地完成，不过供智力工作的材料是这样广泛地散在各处，用一个商业的隐语来说，必须有牙子和商人在各处把它们搜助并输入进来。”可是几年以后，在他的《风的历史》的序言中，在智力的工作上他也在寻求帮忙的人了。“同样地，我有时想到，无疑地一定有许多聪明才智之士散居欧陆，他们是豁达、坦白、高尚、敏妙、充实、坚定的。”如果把新的《百科全书》送给他们，“他们一定会建立起远胜于陈旧思辨学派的成就的不知坚固多少倍的建筑物的。”

不过，无论有没有助手，培根所要求的是一条掀动世界的杠杆，而这就决定了他的工作的性质以及他的从事科学的同代人对它所持的冷漠的态度。虽然培根缺乏对各门科学的充分知识（因为这是超乎任何个人的能力的），他却准备逐一亲自试验钻研。他脑中有数以百计的研究计划并曾作了几十次的调查研究。我们虽然明了他的总的方向的价值，钦佩他对那为人类服务的科学的热情的关怀；虽然我们注意到在某些研究工作（例如关于热）上他的相当大的成功，并发现甚至荷尔曼·布尔哈弗都推崇他对医药的贡献；可是我们不得不时常感觉到，他在某些方面是极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当我们看到他利用风箱来吹动他以纸做的风车而同时十分缺乏机械的知识时；或看到他没有赶上阿基米德在二千年前已经获得的关于地心引力的知识，而竟以决心忙于去决定比重时，我们不禁要笑了。

一个伟大人物的弱点往往是最容易引起他的同代人的注意的。他的伟大处往往为他们所看不见。所以，维廉·哈威——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对培根就是如此。他是培根在詹姆士宫廷的同事，也是詹姆上的御医。他对于《伟大的复兴》一书与詹姆士抱同样轻视的见解。詹姆士发表他的意见说，培根的哲学“像上帝的和平一样，是根本无法理解的。”据说哈威也曾以嘲笑的口吻说过，“他是以一个大法官的手笔来写哲学著作的。”哈威是有权抱他这样的见解的，因为他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的严格传统的忠实信徒，这种研究从希坡克里特一派的医生们及亚历山大城的学院，经过盖楞传到维萨里亚斯并在他的巴丢亚学校中一直继续着的。哈威是在这个学校受业的。哈威既忠于上述的传统，又精于适合于他的专业的技术。以这样的条件，经过多年耐心研究，他获得了他那点儿真理。可是他所用的方法不是用“智力的发挥”或“第一次的葡萄收获”，而是非常严格的论证。而这事实上是大多数科学家从来用以取得他们的成绩的方法。哈威反对培根是有道理的。

不过，人间是由形形色色的人凑起来的。培根也有理由来反对哈威。对于在青绿可爱的英国建立乐土“班撤冷”之举哈威是不关心的。在培根的私人笔记里，他把他认为能够了解他的计划的宗旨的一些宫廷医生的名字记了下来。他认为最可能是维廉·派迪爵士及约翰·海蒙德。他并没有提到哈威。

十

弗兰西斯·培根于1618年1月被任命为大法官，同年7月受封为外如兰男爵。《伟大的复兴》是在1620年出版的。次年1月，他受封为圣阿尔本斯子爵。以前他时时悔恨不该把政治家和哲学家的双重任务集于一身，但是在这个时期，恐怕他有时也感觉他毕竟还是对了。他在朝中的事业是相当成功的，而他所要对人类的命运进行的革命，其计划总算是写在一本书里而且公开出版与世人见面了——不管这本书是如何地不完备。不过他的屈辱之日就在眼前。这以前他是尝到了成功的滋味，现在却要尝尝耻辱的味道了。

1622年春，有人向上议院的司法部门告发大法官贪污案多款。关于这些告发早已有传闻，而且风声颇大。培根在最初对此颇不重视，大有付之一笑的意思。他在致巴金汉侯爵的信中写道：“我晓得我有两只干净的手和一颗纯洁的心，同时我敢说我有一所可供朋友或仆人居住的干净的住宅。不过约伯本人或任何人作最公平的法官，如果遇到有人对他们搜求罪状一如人们对我的时候，那他们也会暂时显得十分丑恶的，特别是在一个予头指向高位，控诉成为时髦的时代为甚。”

这好像是一个无辜而负屈的人的呼声。然而培根知道，他并不是没有罪的，而且不久也就承认了。他身为法官，却曾接受过诉讼人的馈赠，有点习以为常。诉讼人的馈赠可能是没有什么的，这点任何人也不会否认。不过什么时候一件礼物才算贿赂呢？如果依照社会习惯按时送礼，以之表示崇敬之意，这种礼物或许可以算作没有什么别的其它意思的，并且也许是难以谢绝的。如果在一个案子判决之后，胜诉者送礼，那就大可怀疑了。那是对于审判公允的一种受之无愧的感谢的表示呢，还是作为对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的报酬呢？一个谨严的人是不会让自己处于这样的嫌疑之中的。可是，如果礼物是在等待判决的时间送的，那就无论是道德上或法律上都是无法为之辩护的了。做法官的也许仍然可以辩白说，他的判决并未因接受了礼物而受到影响。他这话也可能是对的，不过，他仍然是处在一种无法辩解的地位。培根接受馈赠时，上述的一切情况都有过，甚至包括最后的那一种情况。

我们知道培根是有一个庞大的“家”的，而培根，由于他的数不清的“兴趣”，对于家务是管得很松的。礼物可能是由他的仆人接受而他并不知道，这似乎也确有其事的。但是就连这种可以宽恕的“疏于防范”也还是有限度的。培根是缺钱的。他那时虽然说是摆脱了困窘，但并不等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他每增加一次财产，都是为新借款提供了保证。他需要钱，而他也不曾细查钱的来源。当他看清告他的人一定要把案子进行到底，上议院很可能对他判罪时，培根比在致巴金汉的私信中为自己辩护时更深刻地考虑了自己的行为，最后他写了一篇坦白书。“因此，现在我只有毫无掩饰地承认，我在了解了对我的控诉的详情以后（这些详情不是从上院正式领来的，而是通过其它渠道知道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足以激发我的天良，促醒我的记忆的），我发现有足够的材料，使我放弃辩护，并请求各位贵族对我定罪并加申斥。”在这封坦白书中，他也认为应该提出当时的贪污之风，以稍减自己的咎决。他说，“各位也不会忘记，不仅有个人的罪恶，也还有时代的罪恶。”

他自认有罪。国会也判了他的罪。在他们的议程中，正式公报如下：

“本高级法庭曾首先传他出庭，嗣接到他的请求说他由于疾病不能出庭，并恳切声言该项理由决非捏造，如不然者，他是极愿出庭的。本法庭仍认为应当进行审判，因此本高级法庭判决如下：

1.圣阿尔本斯子爵、英国大法官须付罚金及赎金四万镑。

2.圣阿尔本斯子爵应监禁于伦敦塔内以候王命。

3.在国家或联盟中永不雇用，不得担任任何官职。

4.不得任国会议员或进入宫庭地区范围以内。

在伦敦塔内的幽禁只实行了几天，罚款也在最后为英王豁免。这些特许意味着他仍可以从事去追求私人的志向。不过他的垮台是肯定了的。我们在记载中发现这位前大法官想活动伊吞学校校长的职位，竟未能如愿。

在等待审讯和判决期中，培根身染疾病。他在此时所写的文件也证明了他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痛苦。他作了一个最后的遗瞩和遗言。在这些文件中，他嘱咐将“灵魂交与上帝”，“遗体要不事铺张地埋葬”，他的名字则“留给后代和外国”。这充分说明了他的一个信念：他的政治生涯是一个错误，可能被他的国人所遗忘，而他写的书却会永垂不朽。他在此时所写的一篇祷文，阿迪生曾说这篇祷文简直是代表一个天使的虔诚而不是一个凡人的虔诚的。这篇祷文收尾也是同样的情调。“除了我的无数的罪恶之外，我在你面前承认，我感谢你恩赐给我的才能，这个才能我既没有埋没，也没有付诸可能使它得到最大的利用的交易者，但却把它误用在与我最不适宜的事物之上，所以我可以诚实地说，我的灵魂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是一个陌生人。”

恢复健康和工作能力以后，培根鼓起生活的勇气并对他的失败作了一些典型性的公平的判断。他一面承认曾受过不正当的馈赠，但他也否认他曾有过任何枉法的行为，而我们也确实没听说过在他下台以后他所判的案子有翻案的事情发生。他说，他是“50年来英国最公平的法官”；不过他说这话的意思只是为自己要取得一个相对的廉洁的名声而已，因为他也承认他的时代的贪污风气以及改革这种风气的必要：“这是近二百年来在国会中最公平的谴责。”

这时培根可算是在道义方面还清了积欠。他的健康也恢复了，他并且终于摆脱了公务之劳。于是他就投身于他的本分事业——著作之中了。在几个月之内，他就写完了《亨利第七本纪》（1622年）。这是他的第一篇关于政治历史的尝试，也是他能够有时间来完成的这种体裁的唯一的一部作品；同时这本东西也成为近代史学著作的里程碑。它写得很出色。著者完全掌握了他的材料。他还能深入到事实中所隐藏的原因里去。看了他的书，我们好像跨过许多世纪而回到史学发源的第五世纪的希腊去了。

继此之后，在同年11月又出版了《风的历史》，这是被认为是《百科全书》按月出版的第一分册。这里他又是过分乐观了。按照第一期的质和量，要每年出版十二卷是不可能的。当然，第二分册《生与死的历史》的出版，仅延期了一个月。不过那本书就是注定培根最后所能完成的一册书了。

阻碍他的并不是死亡。当时他正在努力于进行《伟大的复兴》的各主要部分的写作。1623年全年，他的主要的力量是用在该书的第一部分的。他的意图是把这部分作为一项关于“科学分类”的著作，一种知识的世界的地图。以前他想以《广学论》来担当这一部分的任务。现在他因为感觉到完成这个题目的新著作已无希望，他就决心修改《广学论》以补空隙。他把全部译成了拉丁文；他删去了可能触怒欧洲大陆上信天主教的读者的词句；他增加了许多新材料，以致原来的两卷现在变为九卷了。于是出现了《广学论》（拉丁文本）。这是一本气象万千的书。它的范围极广。书中的新材料丰富而且重要。译成拉丁文的工作有些部分是他亲自动手的。他自己没有著的部分也是亲自监督的。有些地方可以看出这部书是“速成”的。不过，它能这样快地著成是令人惊异的。它于1623年1月出版。

这部书的总目的是要对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作一番普查并带回一个关于它的成就与限制的报告来。在书的结尾处培根拟就了一个表，列举他所发现的尚付阅如的知识部门。表中共列了五十顶，下面是从其中选的较为重要的几项：

1.“逾越天产”或自然界的怪异。

2.机械史，或发明史。

3.作为实践哲学的基础而编成的自然史。

4.学术史。

5.古代寓言的哲理。

6.基本哲学或关于科学的普遍定理的专论。

7.活的天文学，这种天文学将超越传统地只对于星辰动转的关心，将忽视所谓“月上的”和“月下的”事物之间的幻想的差别，而通过对熟悉的地球上的事物的研究，力求得到关于天体本质的知识。

8.清醒的占星学，或对其他天体施之于我们星球的影响的科学研究。

9.苏格拉底以前哲人的残稿的搜集。

10.形而上学或对于受物的决定的“形式”的寻求。

11.自然的魔术，或关于“形式”的知识之实际应用。

12.人类财富的清册，其目的是指导和鼓舞人类追求更好的东西。

13.人的胜利，或人的智力和体力的最高成就的记录，以抵制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大量述说人的“痛苦”。

14.比较解剖学，不是把人与动物作比较，而是对不同的人的身体各种不同部分和器官的形状与情况的种种不同的研究，以此作为医疗的根据。

15.论不治之症的治疗方法。

16.论人死时身体少受痛苦的方法。

17.论生命的延长。

18.论能知觉的灵魂的本质，或理智、幻想、记忆、嗜好、意志这各种官能的自然史。

19.论感觉与认识的不同，所谓“认识”意指某一个体对另一个体的一切作用，而这个作用发生时与知觉无关，如磁性和两个水泡的结合。

20.学术的经验，或不能上升为定理的试验。

21.新逻辑学，或追求定理的试验科学。

22.哲学性的文法，这种文法将超出那便于语言学习的简单文法，而讨论各种语言的特征，指出每种语言的优缺点的所在。

23.精神的农艺学，或称道德的修养。

24.普通正义的理想，内举出一例，表明培根将如何为法学的基本定理进行摘要的工作。

这部奇书也许比培根的其他任何著作都能更清楚地表明他的眼光并不限于人生的物质改善而已。在这里也像在别处一样，他本人十分相信并渴望别人也相信，如果对已经失去的对自然界的控制没有决定性的征服，那么人类的恋慕的其他事情，都将水远是一些梦想。不过，他也有许多关于改进生活的文化方面的提议。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要求有一本普通学术史，这样的一本书到那时还是不存在的。他说：“没有这本书，世界史在我们看来就好像波里非玛斯雕像而没有那只眼睛，就是说把最足以标志那个人的精神与生命的唯一的特色给丢掉了。”他极力主张搜集古希腊哲学家的残稿，以为这样的学术史的一章。他并且指出这种材料的可能的来源以及可据以编辑这些材料的原则。

他对诗的赞美含有非常深刻的哲理。“一如可知的世界不如运用理智的灵魂的尊贵，诗似乎把历史所不肯施于人类的那些东西给了人类。从诗里可以得出合理的论点，表明合乎人类的精神的有一种更壮阔的伟大。一种更完整的秩序，一种更美丽的变化，而这些东西是自从人类堕落以来，在自然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因此，诗不仅导致欢欣而且也有助于培养雅度和道德。因此，大可以认为诗具有相当部分的神圣的性质；因为它提高人的心智把它带到高尚的境界，让事物的形象合乎人心的愿望，而不像理性和历史那样，使人心向物性卑躬屈节。”这段文章我们略有节删。凡对诗的意义和功用有兴趣的人应阅读原著。

附属于文学的一些学术也受到了注意。他的主张应有“哲学的文法”，表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培根也说过，词汇的重音虽然处理得很好，但“句子”的重音却完全被忽视了。这句偶然的话也可以证明他的见识。他拒绝了一个按照语音拼字的提议，理由是发音总是在变化着的。

对于研究培根的自然哲学的学者来说，《广学论》的最重要的部分是第3卷，第4、5、6章。培根说，他由于尊重古代，宁愿坚持传统的词汇，但我们必须认识，这些词所含的意义是新的，而这种种意义可由上下文了解清楚。当他说这句话时，他给我们提供了解释他的著作的一个必要的线索。不过，他在这里是过分乐观了。因为他用传统的词汇代表新的意义的办法，产生一些关于解释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在这部概论性的书里不能予以充分的叙述。不过在一个最重要之点上，培根是说得很明确的，就是他用“形而上学”这个名词的时候并不是以柏拉图的意义来用的。而是用它来描述”自然哲学”的一部分的。他说，柏拉图企图理解由物中抽出来的“形式”，“因此，他就转到一旁去作神学的思辨去了，他的全部自然哲学也就受到这种神学气味的传染和玷污。”如果说，由于他喜欢传统的词汇的原故，培根把他自己的哲学也描述成是为了研究“形式”的话，他却指明了“形式”必须在物中发现，而人们已经发现这些形式的证明就是那能够产生物质作用的力量。在《新工具》（第2卷）中，他已经发出了有力的警告，说他不是按人所熟悉的意义来使用“形式”一词的。“我从来不许自己被引到脱离事物本身和脱离对它们的积极支配的地步的。因此，如果我说‘稀薄并不属于热的形式’时，我的意思只是说，密度高的物体也可能受热。”

我们将以关于伦理学的一节作为结束（第7卷，第l章），这段话对于了解培根这个人是最关重要的。在这一节里，他把个人利益的要求和共同的利益的要求作了一个对比。他首先努力证明，甚至于在无机自然界也有一个使个体事物服从集体的要求的法则。不过，我们将放过这个新奇的想法而把我们的注意集中于人类的社会上。为了证明社会的要求重于个人一节，他首先从非基督教的古代选了一个实例。这就是有一次，为了一件公事需要庞培做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航行时，他说了这样的壮语：“目前需要的是我去，不是要我活着。”其次，他就以基督徒的忠于这个原则为证，并且引了一些圣徒们的实例，这些人“由于慈悲的高度热情和具有无限的同一信仰的集体感情”，都宁愿把他们自己从“生活的书”上除去，而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同教的兄弟丧失得救的机会。然后很合乎他的风格的，他用这个公共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来谴责亚里士多德。“这个原则解决了冥想的生活与积极的生活孰优的问题，并且解决的结果对亚里士多德不利。因为他为了推崇冥想哲学而所举的一切理由都是尊重私人的利益和一个人本身的快乐和尊严的。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冥想的生活是占上风的。……不过人们必须懂得，在人生这个舞台上，只有上帝和天使们才有权做旁观者的。”

培根之所以没有写更多的书，我们认为是由于这种对公共义务的解释。在余下的二年半的时间里他所发表的其他著作就只有《论说文集》的第三版（修正并增订很多）。其余的时间他忙于从间接的来源无选择地搜集《百科全书》或《自然与实验历史》的材料。我们刚刚引证了的《广学论》（拉丁文本）第四卷的开头，在呈给国王的一段话中，他就提到这一点。“至于我，我的最伟大的国王，我可以忠诚地说，不论在本书中或在我以后要发表的著作中，为了努力增进人类的利益，我将清醒地和有意地把我的名字和才思都抛在一旁；我或许更宜于做一个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建造者，但是我不惜作一个普通工人、挑夫、任何为大家需要的人；把许多非作不可的而别人由于天生的骄傲因而规避或拒绝做的事情亲自负担起来，亲自去执行。”

这时的培根可以说是为了建造科学知识大厦而自任小工。也就是在他忙于这件工作时他得了那致命的疾病。那时他又住在葛莱公会的老地方。他自己说，那是“为了安静，并且更能坚守，”意思是指的他的出丑蒙羞而变为比较贫穷一事。“热”与“冷”的问题，不论是从理论上或从电的实际应用上，都是他最入迷的。他曾把冷在防腐上的效果列为他要研究的问题的一个项目。在1626年3月底的一个冷天，他坐车经过积雪覆盖的海革特地区。他就决定不失这个良机。于是这位老头就下了车，从一位乡下妇女那里买了一只母鸡宰了，并亲自帮忙把雪填满鸡的肚子。他马上就感到是着了凉，于是就投奔阿伦德尔爵士，因为他在附近有一所住宅。主人不在家，但他的仆人们接待了培根。看来他们对来客的尊敬使他们作了一个糊涂的决定。他们非让客人睡宅中最好的一张床不可，可是这床既没有弄热，又没有好好地透过气。培根起初还十分清醒能够给不在家的主人写一封很有礼貌而且很活泼的感谢信，在信里没有露出对他的病情严重的感觉。他描写了他对母鸡的试验，并且愉快地把他为了科学真理而冒风寒的举动和老普林尼要在维苏威火山附近看它爆发的决心相比——这个决心要了老普林尼的命。然而，也许是床太潮湿，也许是原来的风寒较他所想的更为严重，与普林尼相比证明是太巧合了。培根是得了支气管炎，在1626年4月9日复活节礼拜日的早晨逝世了。

他与普林尼相似之处除二人致死之由外，尚可推广到其他事情上去。普林尼也像培根一样，曾企图使知识对人类有用处。正因为这样，培根曾在他的《广学论》（拉丁文本），（第2卷）中把他描写为唯一的曾“依自然史的可尊重之处而治自然史的人物。”培根谈到自己的时候，往往比后来为他作传记的人谈的精彩。这可算是他的一种幸运。他的自比于普林尼也是这种情形的一例。如果有人把他与那位罗马人并提，说他是看见了科学在致用上的真正尊严的人物，这个说法作为培根的墓志铭，还能有比它更好的吗？一个剑桥大学本科学生，还不到15岁就因为流行的哲学无助于为人生谋福利的实践而以厌恶的心情转向别处。对于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什么样的死处比培根的死处更适宜于他的为人呢？培根在15岁以后，在他余下的50年中曾以各种方式为他的信念而斗争。甚至在三百年后的今天，如果他的名字仍然被记忆着的话，那也是因为这一点，就是他曾以他的光辉的感情与智力努力奋斗，要使大家都了解并接受这个意见——科学真理的追求是与我们人类命运的改善分不开的。

培根死时年65岁。但他的智力并没有衰退的迹象，而且那时他刚刚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摆脱仕宦生涯的自由生活。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他死得太早，还未作出他的最好的成绩呢？我想我们可以确信，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如果再有什么作为，对他已经做成的东西不见得会有什么更重要的增益了。他对实验科学的任何一门大概是不会再有什么新的贡献了。他的一生已足以表明他的天才不在这个领域，而这种工作大可交给一些较为年轻的和比较能干的人们去做了。

但对于他的关于自然和人的世界的学说的一般理论基础，大概也不可能作出什么大的改进。人类的知识是一种长的很慢的东西，甚至于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们，也只能把一线光明，一点秩序带入那围绕在我们四周的黑暗与混乱之中。当他们初次举起他们的火炬时，我们觉得光辉照耀使人目炫。过了些时候，他们就看到光明的圈子不过稍为扩大了一点点罢了。

培根的哲学其实是充满了矛盾的。我们将只提出三个矛盾。第一，他在神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之间作了一个绝对的划分。他对于推进自然的知识作了令人赞美的鼓励和指示，但他却又教导我们说，关于神的真理应当不加批判地从圣经那里接受过来。他没有看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对于在“神的真理”这一名词之下应该包括什么东西是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的，而且培根并没有提出来对这种真理的理性的标准是什么，也没有提出来一个权威可以决定这种真理并强制实施这种真理的。他的弟子，托玛斯·霍布士看出了这种困难之后，就主张应由国家来规定人民的信条并强制实施。培根对这样一种解决方案大概是要畏避的，可是他自己也并没有什么方案。

第二，关于人的灵魂，他接受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看法。有时他好象决心要把人的灵魂中的一切才智的和道德的能力归源于原子的最初步的运动，这个做法和他推断各种动物的灵魂的来源的做法是一样的。在别的时候，他坚持在人的灵魂和禽兽的灵魂之间，存在着不是程度的差别而是种类的差别，并说那是因为那个显然不同的人类的灵魂是有其神圣的来源的。这个来源就是上帝的一口气，这是他由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里得出来的理论。那里记载说：“耶和华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灵魂的这两部分如何能够联成一体，或者培根究竟要在他们中间的何处划出一个界限，这是难于理解的。

第三个矛盾就在他对科学的历史的看法。他一方面提出这种说法，认为在某一远古时代有较高级的人类智慧存在，这种智慧是反映在古代的寓言里的。另一方面，他又有一个自己很喜爱的学说，认为今胜于古，因为古代仅仅是世界的幼稚时期。

这些矛盾和另外一些矛盾，阻碍了他的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如果幻想培根将会想法排除这些障碍，那也大可不必。培根自己深知，同时也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知识是时代的产物。再说，我们以上所讨论的那种矛盾也并不是任何现成的方案所能解决的。如果我们对培根所留下来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发生兴趣的话，我们除了研究他死后三百年来的科学和哲学全部发展而外别无办法。社会科学的成长、历史学的成长、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作为培根所生张的学术总史的一部分的对“圣经考据”的出现，关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说的发展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东西，对培根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现在可能提出来的答案。我们决不可让我们对过去的伟人的敬爱使我们看不见这个事实：知识是一个活的、运动的东西，而任何人，不管他多么伟大，都不能逃脱他的时代对他所加的限制。

以下再对“培根研究”的历史说几句话：就是他的著作发表的过程，搜集的情形以及这些著作在编辑者、批评者和评论者的手中的遭遇如何。

虽然在表达他的观念时培根是非常尽心，可是培根生前所发表的著作，大部分都表现出匆忙和“急就”的样子。只有《论说文集》和《古人的智慧》两本书是完全成熟的和文词精练的。《广学论》本来是写得草率的，而拉丁文本则在扩充和翻译上都更加匆忙。《伟大的复兴》虽有一些部分是精心结构之作，可是就整体而论则有点不连贯。我们前面提过，在《新逻辑学》第一卷结尾时，培根宣布说他不想完成它了，而在第二卷结尾时，却满怀信心地预期这部著作一定完成。

从他这些已发表的著作的情况，我们可以预测他未发表的遗著是什么样子。这些著作也是部分完好而整体不太连贯的一个同时进行多种工作的人的著作。首先就有在他死前还在进行而未完成的一项研究。然后又有那大批有意不想发表的文件，这些文件不是为私人传阅而写的，就是些草稿。其中有许多篇是他的著作中最好的部分，不过有待于他的编辑者把它们选择和发表出来。也必须记住，他的著作并不限于科学方面而已，还有伦理学的、历史和法律的著作。有祷文、冥想、私人日记、信仰的表白及格言选集，至于通信更无需说了。

幸而他的能干而忠诚的秘书劳莱博士把尽量为后世而保存培根的思想的产物的事情引为己责而负担起来了。培根死后，劳莱很快地（在1627年）发表了他的未完成的一篇乌托邦式的作品，即《新阿特兰迪斯》。这篇东西是作为定名《林木集》的一篇附录的。《林木集》是一部辛勤而无甚选择的集子——培根在写它的时候，是在做小工的工作。这是他的全部著作中唯一可以省去的东西。《新阿特兰迪斯》描绘了他所梦想的人道主义的和科学的理想社会的远景，所以它是对于研究培根的思想与精神的人所必读之书。劳莱博士对培根著作断断续续地予以出版，一直到1661年为止。

可是培根的手稿有一大批已经流传到荷兰去了。培根指定了波斯威尔先生为他的遗著的保管人之一。波斯威尔不久即被任命为驻联合州的代办，卜居于海牙。培根的手稿就是随着他到了那里的。很可能其中有一些是遗失了。不过在1653年，有一个荷兰的出版家埃萨克·哥鲁特出版了用拉丁文写的包括19篇哲学著作的一个集子。这本书除了其他许多有巨大价值的作品外，还包括那些精彩的《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这本书是《新工具》第一卷的初稿，不过它也还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兴趣。从其他来源也出现了一些新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发表于1679年的谭尼森的《培根杂辑》中。

在这个时期内出版培根全集的事业已经开始。只就英文方面的来说，我们就可以提出三个早期的版本——布莱克博恩主编的，1730年本；博尔齐主编的，1763年本；蒙太古主编的，1825～1834年本。不过这些版本在大约1世纪中期就被新的更好的版本取而代之了；那时培根的大学和学院（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三个毕业生决定要把那时已搜集到的大量的材料重新整理。这三个人就是罗伯特·莱斯理·艾利斯、詹姆斯·司派丁及道格拉斯·旦能·席司。他们计划把材料分成下列三大类：（1）哲学著作，（2）文学著作，（3）专门的（即法律的）著作。计划中艾利斯负责处理哲学的材料，司派丁负责文学的材料，席司处理专门的材料。这个计划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培根在那时早已是世界名人，他的主要著作不仅已译成欧洲的许多语言，甚至有一部分已有梵文译本，从这个事实可以希望他的思想将深入到印度这个“二等大陆”的派生语言中去。

对于上述的这三位，也和对于所有以前的编辑者们一样，哲学的著作和残稿构成了主要的注意中心和问题。他们把这部分材料又分为小类：（1）《伟大的复兴》的正式组成部分；（2）原来是为上述的目的而写的但后来被代替了或被摈弃了的著作；（3）与《伟大的复兴》的计划有关，但从未直接包括进去的著作。这是一个很精彩的办法，可是就是有一个严重的缺点，把写作的历史次序弄模糊了。

这个计划遭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艾利斯，一个有卓越的哲学才能和坚实的学问的人，在1846年开始担负起编辑培根的哲学著作的责任。到了1847年，他得了风湿热。在他的健康所许可的较短时期内，他对培根思想的解释已经作出了一个基本的贡献。经他很久的考虑，他才决心放弃了他所负担的工作。于是在1853年司派丁在自己的工作之外，不得不兼任了原定的共同工作之中艾利斯所担任的那一部分。司派丁不仅承担了这个负担，并且在这七卷本编好印好之后，他又马上去进行编辑定名为《书信与生平》的另外七卷。这十四卷的集子（于1857年到1874年间陆续出版）构成了迄今为止为纪念弗兰西斯·培根而建立起来的最伟大的纪念物。在纪念培根这件事上贡献最大的两个人就是劳莱和司派丁。他们两人都是毕生尽力于这项工作的。这两位对培根都是公平的批评家，也都是热心的仰慕者。他们的仰慕的性质，是他们所爱的那个人的崇高的证明。

我们已从他的著作指出培根的主要兴趣超乎对逻辑学的改造，而且是以改变生活的物质条件为目的的。这一点不常为人们所承认，在培根的传纪中也不一定能得到应有的地位。麦考莱在他的有刺激性的并且往往是令人误解的《培根论》（1837年）中很精彩地提出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年）的一条脚注中，对这一点作了更精确的说明，在这里他是这样论及培根和笛卡儿的：“他们预见到了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由于改变了的思想方式而产生的人对自然的实际的征服。”最近对于培根的时代的生活情况的调查——不管是经济历史家如奈夫或者是思想史家如墨顿帮助我们了解培根思想的社会关系。哈威当初曾说，培根写起哲学来是一位大法官的写法。哈威讥讽的话里面其实含有很多的真理，并非哈威本人所知。培根的全部思想都具有这样一个人的“非书卷气”，这个人与其说是著书给人看，不如说是为了实行而拟出的计划。

然而被一些学究编辑们弄得晦暗不明的正就是这一种“非书卷气”。培根一生都在深深地考虑他的计划，在最后他考虑得相当成熟了的时候，他就以一种戏剧性的风格把他的计划公诸于世。他把它叫做《伟大的复兴》。这个书名本身似乎就在发出一种生命和行动的轰鸣。如著者所解释的，这是一个恢复人对自然的控制的计划。可是培根著作的编者很少对这个计划进行编辑。他们宁愿集中精力在培根的逻辑学方面，并编订他的称为《新工具》的那一部分著作。于是培根就出现于亚里十多德和约翰·司徒·密勒之间，成为一个制定思维规则的人。事实上，他在完成他的计划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就已经不拟制定这些规则了。他断言，调查研究的规则事先不能很恰当地规定出来，而必须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做出来。关于培根这个人，最基本的特点是，他不仅是一个逻辑学家。可是研究培根的人不容易发现这一点，他所能知道的只是吉金在1855年，布鲁阿在1856年，法握勒尔在1878年（又一次是在1889年）都曾经编过《新工其》。人家告诉他，这就是培根的最重要的著作。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一般研究培根的人几乎不了解培根本人从来没有把这部书单独地出版过，而是拿它作为《伟大的复兴》的一部分来出版的。

必须说明，以上的这些话并无意于贬损这些版本的实在的优点。比如，法握勒尔的第二版，事实上是现存的培根著作的任何部分最用心、最详尽的研究，而且也是一个不可缺的充满准确和可靠材料的宝库。不过，这个书名，不用说正文中许多错误的指点，就已决定了这件工作的特性。《伟大的复兴》的作金石声的挑战被《新工具》这个学究式的外衣掩盖住了。

培根本是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的改革者，可是编者们把他埋在学者的形象之下，使世人看见的只是归纳法的规则的改革者的培根，这就“如月之食”了。这个做法，把英国的研究培根之学也害苦了。从前一种身份，培根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人，很容易识出他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先驱者，这个人预见了把科学应用在工业上的可能性和一些后果，并努力劝告他的国人和全世界，应伸张他们的道德和心智的能力来应付新的挑战。可是，作为一个逻辑学家，他是否可以当得起伟大之名就不大靠得住了。麦考莱，因为他是一个讨厌那种以自己的无用而自诩的哲学，倒还可以这样的写道：“这是一种妄自尊大，以其无用而自鸣得意的哲学。从这种哲学的滥调转向这位伟大的英国老师的教诲，那是令人十分愉快的。”但是当培根的三百周年纪念来到时，逻辑学家却占着优势，而这些人是不能了解培根的所以伟大的。布劳德所考虑的“只是培根是否够得上称为归纳法的哲学之父的这件事”，于是他得到了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科学所走的实际的道路，如果被他的著作有所影响的话，那影响也是很小的。”泰勒集中精力于研究关于“形式”的理论，而这种理论艾利斯早已很正确地指出是培根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附着部分。泰勒不但集中地研究了这个可有可无的部分，他还得到了这样一个离奇的矛盾结论：“尽管培根本人的数学条件不够，可是他的真正的地位却正是介乎古今两位伟大的数学形而上学者（即柏拉图与莱布尼茨）之间的中间环节。”泰勒还提醒我们说，培根不但不懂数学，还心想要废弃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加上了这么一句，泰勒对培根的说法，其荒谬可算是到家了。

最近从美国来的一些文章是比较有用的。哈里逊（《培根、霍布斯、包伊尔及古代原子派哲学家》载《哈佛哲学与文学研究》第15卷)对他的主张（就是原子论对培根的影响被人低估了）作了充分的证明。福尔顿·安德森在一份详尽的研究（《弗兰西斯·培根的哲学》1948年）中纠正了司派丁的哲学著作的编排上的唯一大弱点，就是把那些著作一律按年代先后分析。他这本书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它把培根对希腊人的批评的详情这一个整个问题，安放在一个健全的学术的基础之上了。他这本特为专家所写的书可能将长期对培根的研究发生影响。

在比较老的一些书籍中，读者也许愿意得到一些指导。我认为最好的几本或几篇是司派丁的《培根爵士的生活与时代》（伦敦，1870年），法握勒尔的《培根》（伦敦，1881年）及载在《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的罗伯特·亚当森所著的《弗兰西斯·培根》一文。另外还可以加上玛丽·司徒的生动而富于理解的《弗兰西斯·培根》（伦敦，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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