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  根  传(1-3)（选）

（英）法灵顿 著  梁春生 著译

一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的故事是一生致力于一个伟大理想的故事。这个理想在他的儿童时代，就已经抓住了他，随着他一生的各种经历而不断增长，在他临终之际，还在占有着他。这个理想在今天是一个老生常谈，有一部分实现了，一部分失去了光彩，更多的时候还被人误解；不过在培根的时代，它还是一件新鲜事物。它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说：知识应当在实践中产生效果，科学应当能够应用在工业上，人们应该自行组织起来以改善和改造生活条件，并且应该把这件事视为一种神圣的义务。

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伟大的理想，在培根那里又得到了巨大进步，使得整个人类历史的前途被照耀着。从他的新理想的观点出发，培根检查了整个人类的文化，研究它为什么在实践层面产生这样少的结果，并且怎样能够改善它。他用以揭示他的提议的那些著作，是世界文献中的伟大的作品。

培根的实践的新哲学也不只是一个智力的概念而已。在他看来，那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理想。为了替这个理想奋斗，他把他的智能和情感方面的一切力量都用上了。他的全部思想都受了这个理想的渲染，不仅在他的著作中，即在他的私人的思考中和他的祈祷中都有此表现。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在他的著作中探索这个理想的发展轨迹。不过，我们也要为培根的其他的兴趣以及他生平的事迹留出地位。   

培根在世界科学史上起着领导作用。他是科学界第一流伟人之一。不过他的贡献并不是严格的科学的。他并不是任何研究领域中的先驱者、任何新自然法则的揭露者、任何伟大的新假设的创造者。他引以自豪的是他曾在科学方法上作了一个革命的进展，但是后世是不会给他这个权利的。他的成就在别的方面。他所特别关心的是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问题。他之所以伟大是从他那研究科学的哲学家的身份来的。同时，在科学史方面，他也是一位拓荒者，因为他对科学史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科学，他并不把它仅仅当作或基本上当作意见的记录；他倒是把它作为这些意见曾经使人类做了什么的一个记录。

他的大志是要以一个空前未有的规模把科学和知识的发展和应用加以分类和组织。这种思想他觉得是宗教所允许的。他在创世纪第一章中读到，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他统治宇宙万物的权力。在培根看来，这就是知识的目的。对不能有助于恢复人类这个统治权的一切知识，他是看不起的。

他以全副心力从事于他所追求的理想的那种严肃性，是他的伟大的品质之一。他虽时常显得只是他所要开拓的各种领域中的一个不太高明的探索者，但是这并无碍于他所获得的荣誉：对这些荣誉的获得来说他完全是当之无愧的。诚然，他甚至未能赶上当代的科学在某些方面的发展。不过他对科学对人类有什么用处的眼光，比较他同代的任何人的眼光都是不可比拟的更为广泛、更为深入、更为公正的。这也不只是一种智力上的卓越而已。由于他以这样的热诚激励人们征服自然以便改善人类生活条件，他可以说是在人的心中激发了一种新的天良。

培根的这种心情是古代或中古世纪所没有的。无论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或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都未曾想到过把人类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的可能性。培根以前的哲学家大多都是属于听天由命的学派。到了他，却挑起了一种新的希望，并且对于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拥护一种新的观点。

培根的大志是要把人类对于自然的知识重新组织起来，以便利用它来改善人类的生活。由于他一直追求这个目标，所以人们也一直对他永志不忘。像他同时代的别人一样，他也深深被少数实用的发明对人类的命运所发生的影响所打动。不过对于发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这个问题想得那么深刻、那么认真的，在他的同时代的人中没有第二个人，在其后的二百年间，也是寥若晨星。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重要，以致使人们注意它的重要性，成了他一生中最关心的事。

除了培根以外，别人都对这个时期的发明的步骤发生兴趣。理由是不难找到的。在中古时期后期，技术的发明显见频繁，同时它们累积的影响非常大，引起了对人类生活作一个根本改变的可能性的幻想。在培根的思想中占首要地位的就是这个可能性。

他写道：“应该观察一下某些发明的力量、效果和影响。最足以显示出这几点的莫过于在那古人所不知的，虽然发生在近代而来源不明的三个发现上，就是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件发现改变了全世界的整个面貌和事物的情况；头一件在文学上，第二件在军事上，第三件在航海上；由此带来了数不清的巨变，以致似乎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星宿曾经比这些变化加给人类事务以更大的力量和影响。”（《新工具》）

这里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历史判断。人们一向习惯于在历史上把以下的事件看作头等重要：如亚历山大的武功和罗马帝国的建立的这一类的政治事件；或者一些新宗教和新哲学的出现；或者各种行星对人世的可能的影响。培根在这里，提到帝国、教派和星宿，就是向政治、武功、宗教、哲学挑战，要它们拿出足以和一些无名人士的几项机械的发明所带来的成绩相当的成绩来。

培根既对这个历史的判断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他就进一步研究它对人类的道德上的含义。“我们大可以把人类的三种大志（也可以说大志的三个等级）加以区分。第一种是属于那些要在他们的乡邦扩张自己权力的人的大志；这种大志是粗鄙的、低级的。第二种是力求扩张本国的权力以及统治权力的人的大志。这种大志虽然贪欲不减第一等人，可实际上的确是高出一个等级的。不过，如果一个人力求建立和扩张人类本身对宇宙的权力和统治，那么它的大志（这如果可以叫做大志的话）无疑地比前二者更为有益，也是更为高尚。现在人类对于事物的支配力完全取决于各种技术和科学。因为我们只有服从自然才能支配自然。”（《新工具》）第三种大志就是培根一生所致力的大志。

培根认为，这样的对事物的主宰权，只有通过人们对知识的概念的一个革命才能得到。他呼吁恢复他所谓的“意志与事物的交易”。他深信，人们如果要在真理上获得进步，那就必须向自然界求教而不应是向书本请教。他指出，主要的发明，大都是当人类还没有很多书本知识的远古时代中作出的，并说，“如果要说真话，那就必须说，当唯理智的和教条主义的科学开始的时候，正就是有用处的实践方面的发现终止的时候。”培根认为在久远而纯朴的古代，人类曾和自然界有较多的直接接触。因此，培根呼吁“复兴”意志与事物的交易，而且他毫不迟疑地把这种“交易”称为“人间的事物中最可宝贵的。”

渊博而书呆子式的编辑们对培根是了解得很不够的。他们没有了解到他对发明的见的是何等的单纯、何等的诚恳，而当他说人们必须由自然而不是从书本来学习科学时，他又是何等深信不疑。为了更好的对他有所了解，让我们研究一下他所特别颂扬的三种发明。

首先，当培根强调印刷术的发明的革命的影响时，他并不是像历史学家那样只是想到把古典时代的著作的原稿转为印刷物而已。当然他也确曾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无法接触前代的文献，那么像培根所获得的那种历史的眼光将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脑子是面向将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的。对他说来，比古书更重要的是包含他所希望的那种新知识的那些书籍。不久我们就要谈一谈其中的几种。

我们必须假定，当培根强调火药的重要性时，他一定是依着平日的习惯，在脑子里考虑着当时的政治情况。培根虽对于为全人类服务的高尚的志愿怀有极高的热情，但不能对他的祖国的命运漠不关心。因此，我们应当牢记，在亨利第八（1509～1547）的统治时代，英国造船技师们才开始把重炮装到他们的战舰上去的。这个由一排炮发射出“连珠炮”的新奇的可能性，不仅保护了新教的英国免受天主教的西班牙强权的欺凌，而且在弗兰西斯·培根的时代还把海上霸权由西班牙转到英国手中。在同一时期，在菏兰，西蒙·斯蒂文为追求同样的历史目的，就是保护荷兰免受西班牙的侵略，在陆地上使用炮兵也有了同样的发展。

他所提到的第三个发现，磁石式指南针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志着一个伟大的探险航行时代的到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用这些航行第一次把有关半个世界的知识介绍给欧洲。

对16世纪的人们，这三种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机械的发明能产生什么结果的标志。不过当时技术的历史还在幼稚时期，16世纪的几项发明，虽然不坏，而20世纪的学者们却要把这些划时代的发明和名单加以扩大和改变。例如，假使船只的整个性能不改变，只有指南针还是没有很大的用处的。这里所说的改变包括发明出一个真正的舵和用帆代替了桨，这样就使以探险为目的的航行成为可能。陆地上的运输，由于在第10世纪发现了一个套车的有效的方法，已经大为改善了。水力的应用于冶金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熔炉，有了这种熔炉才铸出炮来；若没有这些东西，单凭火药是不能导致现代的大炮的。

这些技术发展的详细历史有待于培根以后的人去写。不过培根对它们的深刻了解是与他的目的相称的。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强烈地感受到科学发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他运用了他的渊博的学问，对这个主题作历史性的说明。他这种以科学发明为主题的哲学的全貌，他的同时代人就掌握得很不够。因为要想对这种哲学认识清楚，应有博学而开明的想象。培根的这种哲学的若干教训即在今日也还是由于事实的压力而人们才给以一定的注意。不过它的实际的意义在当时即被人看清楚了。在他的忠实的信徒中有一个托玛斯·布谢尔。当布谢尔于1662年得到重开门第普的矿山的国会的许可时，一个同时代的作家评论道：“大法官培根在矿业发现上的哲学理论，已经给这些矿和同样性质的其他各矿燃起了第一支烛光。”

在最足以说明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技术革命的一些书籍中，最重要的大概是意大利人万诺乔·毕龄古乔及德国人乔治·阿哥瑞考拉的著作。这两位精通采矿和冶金技术的人，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先锋。华龄古乔的著作名为《烟火书》是在1540年出版的。它是这方面的最有创造性的著作之一。如果我们提到，在印刷术发明之后一直到本书出版的日子那几百年间，虽然出版过3万册书，而这本书却是冶金学的第一本书的时候，读者马上会理解此言不虚。该书作者是深知他的首创性的。他曾发出豪语，说他这次出版的一本书不是根据别的书籍，而是根据对自然界的直接经验的，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例云云。

毕龄古乔是用意大利本国语言写作的。阿哥瑞考拉，一个学识广博的德国人（他的名字本来是乔治·鲍埃尔），掌握几门语言，所以用拉丁文写作。他在1556年出版的《冶金学》至今依然是关于采矿与冶金的一篇比较全面的论文。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注意，除其他原因外，还因该书有几百幅描写各种过程所用的工具和机械的插图。该书问世立即被公认为当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法国历史学家让·波旦在1566年著文宣称，在它的领域内，它使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显得所知甚少。

这本书也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他发挥了一种与培根的思想方式并不陌生的哲学思想。书中载有关于金属工业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性的一个流畅的说明。它的结论说：“如果金属不为人类服务，则保护和维持健康以及供应一个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切工具都将消失。没有金属，人类将过一种与野兽的生存水平相类似的困苦、野蛮生活。他们将回到林中去寻觅橡实和浆果以为生。”培根可能发现这些真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

的确，我们不妨较为直截了当地说，他确曾发现这些真理值得他考虑。因为他对《冶金学》这本书是很熟悉的。在他的著作《广学论》（拉丁文本）的第三卷中曾经提到这本书，承认它在实践上的重要性，并赞扬它的一些优点。他是否也晓得毕龄古乔的著作，还不确知，不过十分可能他是晓得的。该书也是当时名著之一。出版以后，立即由伊丽莎白宫廷要员托玛斯·斯密司爵士携至英国。在培根诞生之前，这本书的大部分已被译成英文，收入两部英文书中，也像阿哥瑞考拉曾把它们抄入自己的著作中一样。

英国需要这些书是必然的，因为英国那时正在从事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工业革命是在废除僧院以后的一百年间发生的。在亨利第八的统治时期英国在工业上还是落后的。在查理第一的统治时期英国在采矿和重工业上就成为欧洲的先导。据说，在1575到1620年期间变化最快，而这个时期正是弗兰西斯·培根的第15周岁到60周岁的期间。作为力主把科学应用于工业的一位预言家，培根是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中流击水的。

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他是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他所希望的应该系统地有预见的进行的事情，正在杂乱无章地和盲目地进行着。他所模糊希望可以由政府指导和皇家赞助的一个有计划的为人类造福的事业，却正由受自私心驱使而并不执行任何计划的一些个人来进行着。

法国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个同样的经济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它的技术的和哲学的文献上面。因为法国是培根所访问过的唯一的外国。据说，当时的英国的工业进步主要地在于增加物质的便利，而在法国它主要地采用了改进技术和手工业的形式。陶器师波纳德·巴里西（1510～1589）的生涯是这种进步的典型的例子。巴里西起初给一个玻璃匠当学徒，以后他就转而学习陶器业。他对那出名的白珐琅的秘密如何热心探求，以及后来如何成功，终于由此而获得了法国朝廷的赞助，这件事已经变成流行的史话了。据说，在他成功以前，一度接近破产的边缘，以致他不得不把他家里的东西来做烧窑的材料。

巴里西不单单是一个手艺人，事实上他还曾在许多不同的科学如化学、地质学、造林学、农学上获得惊人的进步。当培根在青年时代住在法国宫廷之际、那时已成名人的巴里西，屡次给显赫的听众作公开演讲。十分可能，培根曾听过他的一些演讲的。这些演讲本身已经很新奇了，而更为新奇的是用以证明它们的自然博物馆。关于这一点，巴里西在他所著的《奇谈》中说道：“亲爱的读者，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几小时以内，在头一天，你就能从这个博物馆所展览的物件中学到比用50年的工夫研究古代哲学家的理论所能得到的更多的自然的哲学。”这是对培根的第一条原则的一个惊人的确证。这个原则，培根称之为世间事物中之最重要者，也就是意志和事物的交易。这件事甚至引起了一个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推论，说培根一生所致力的工作的灵感，是得来的，不过，他因为面子关系而不曾公开承认就是了。

这个推论之所以不确切，是因为培根在去法国时，已经有了这种灵感。不过我想照样可以证明他是认识巴里西的。在《新工具》的著名的一段中他写道：“各种科学的真正的与合法的目标，简单说来就是用新的发现和能力来丰富人类的生活。大多数人对于这一点没有感觉。他们的思想永远不会超越赚钱和他们本行中的日常工作的范围。不过有时也会发生这类情况：一个特别聪明的和有志气的手艺人致力于一项新的发明，而一般说来，就在这个过程中倾家荡产。”这是一个概括，有着它的合理依据。我们知道培根曾经在巴里西任职的宫廷里住过两三年。而这位巴里西又正是历史上一个致力于新发明而在其过程中几乎倾家荡产的聪明而有志气的手艺人中的最著名的范例。当我们记起这一点时，那便难以怀疑培根是指他说的。果真如此，也必须把它视为一个很高的恭维，因为培根是在这样一段文字中说明这位精神高尚的工人与一般碌碌无为、庸俗的只知赚钱的人不同的。这段文字按其社会意义来说，是他的著作中最突出的。不管他所指的是谁——巴里西也好，某一个别人也好——他觉得他自己是以一种突破社会阶层的种种障碍的同情而与这个人契合的。我们将会发现培根在为这个思想而奋斗：一位哲学家如果要创造一门在实践方面富于成效的科学，他必须克服轻视工匠的心理。培根本人之所以能够去掉这种偏见，可能就是得之于巴里西的帮助的。

我们已经说过，法国的哲学文献也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经济情况。若奈·笛卡儿（1596～1650年）和培根一样感觉到必须用可以应用于工业生产上的另一种哲学来代替思辨哲学。他在谈到他在物理学方面的一些发现时说道：“我相信我要是把它们隐蔽起来，那就必然对于一条法则负罪，那法则就是我们都必须尽自己的能力为全人类谋一般的幸福。因为这些发现向我表明，求得对生活很有用处的知识是可能的，一个代替学院中所教授的思辨哲学的实用哲学是可以找到的。根据这种哲学，我们由于晓得火、水、空气、星宿、天体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物体的力量和行动，就像我们懂得我们的工匠的各种行业和手艺那样清楚，我们同样可以把它们适当的利用，从而使我们俨然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公。”

在它的哲学见地上和它的造福人群的目的上，这种见解是十分培根式的。我们可以想象笛卡儿是独立地达到这个结论的；如其不然，他是由于研究培根的著作而得到这个结论的。不论哪种情况，它表明培根所努力提倡的思想——哲学与工业生产结合——的客观条件已经是如何成熟。

培根在主张这种科学与工业相结合的思想时，他清楚地说明，他的计划是这样地广阔，他认为除非首先能幸而受到国王的支持，然后得到整个欧洲的学者和有势力的人的赞助，那是不能成功的。这个希望，他没有如愿，其实他也不敢怀有这个希望。他似乎曾认为他的主张的成功必须依赖于一定程度的开明和善意，而他的经验告诉他，这种高度的开明与善意是找不到的。不过他并没有全然失败。虽然他生前没有亲自目睹，后人却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实现他的计划。他逝世后没有几年，就有人自动地组合起来追求他的一些目的。“新阿特兰迪斯”中的“所罗门宫”的描写，那是培根对他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的理想的最充分最清楚的表现。这个理想点燃了他的同时代人的幻想。米尔顿的朋友和农业改良的先锋哈特里布之邀请波希米亚教育家柯绵尼阿斯（1592～1670年）来访问英国，就是由于哈特里布公开地希望把所罗门宫的梦想能够成功地变为现实。培根的计划在1662年得到国王的承认，那年查理二世采取了培根原来想伊丽莎白或詹姆士采取的一个步骤。“伦敦提倡自然知识皇家学会”由敕书正式宣布为社团组织。培根的伟大的理想，虽是在部分的和不完全的形式下，但已经有了合法的组织的形体。

皇家学会的目的，即提倡“自然知识”，是一个自觉地革命的步骤。这是一个经过熟虑的尝试，其目的就是以观察和实验来代替思辨和逻辑推论。这个目的的标新立异以及它与曾经领导了对旧哲学进攻的培根的关系，曾受到当时最著名的诗人阿布拉罕·考莱的赞颂，阿布拉罕·考莱在《皇家学会颂歌》中写到：

从我们流浪的先行者走过的

那些漫长的错误的道路，

像古希伯来人那样，

在小小的沙澳里多年迷途，

培根，有如摩西，终于把我们领出。

他所越过的那荒漠的旷野，

正在上帝应许的幸福土地的边沿，

从他的智慧的高峰，

他自己看到了这块乐土，而且还把它告诉给我们。

罗奇斯特的主教托玛斯·斯普拉特在关于皇家学会的第一部历史中也作了同样的赞扬。“我只要提一位伟大的人物，他对于现在已经开始的这个事业的全部范围怀有真正的想象；那就是培根爵士；在他的书里到处都有可以用来为试验的哲学作辩护的论点，以及为了促进这种哲学所必需的最好的指导。这一切他已经用很多的艺术手法加以修饰，如果我自己的愿望能说服那些使我写这部书的好友，那这部皇家学会史就不会有别的序言，只要把他的一些著作用上就行了。”

皇家学会可以非常公允地被称为是对弗兰西斯·培根的一个最伟大的纪念品。

二

弗兰西斯·培根，一个新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出生在一个新世界里的。当时英国已经脱离了封建的欧洲，并且正在变成一个拥有国家教会的民族国家。亨利第八分配修道院土地的政策，是反教皇反僧侣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这次改革是由国会中的非僧侣阶层的力量所实行的，结果使大部分的地产由僧侣手中转入非僧侣手中。这种以教会为牺牲的非僧侣权力的增长，也反映在政府方面。国家的重要机构，都从教士手中剥夺过来而交给了一个新兴的阶级，即非僧侣的政治家。

尼古拉·培根（1510～1579年），弗兰西斯的父亲，是这些俗家出身的新大臣之一。尼古拉的父亲曾为伯里·圣·爱德蒙资大寺院的僧侣担任过管家。伯里·圣，爱德蒙资大寺院提供给了尼古拉上剑桥大学、研究法律和参加政治的机会。在寺院解散以后，尼古拉把属于他父亲任过管家的那座大寺的几处庄园买下来了。我们可以说。培根这一家，除了作为当时英国社会的新秩序的一部分外，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

在弗兰西斯出生前几年，尼古拉已经当了英国的掌玺大臣。他在城里的时候，就住在临河街的约克府。临河街原义就是河岸，这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那还不算一条街，也没有一排的房舍把它从泰晤士河岸分开。弗兰西斯就降生在那里。他的母亲叫安尼，为安东尼·科克男爵之女。她是尼古拉的继室，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安东尼比在1561年1月2日降生的弗兰西斯大两岁。这位母亲是当时以学问影响于世的三姊妹之一。她们都长于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也许安尼不懂希伯来文，但是她能用希腊文写信，而且在1564年，弗兰西斯三岁那年，她发表了她对玖埃尔主教以拉丁文所著的《辩解》一文的英译本。这是当时著名的为英国教会辩护的一部书。

安尼到后来变成一个相当可畏的母亲，不过在开始的时候，她大概使他们的家庭过的很不错。至少尼古拉似乎曾这样想过。大约在1557年，当她把他的长期的疾病看护好了的时候，他写给她的诗的原稿现在还保存着；那首诗这样写到：

最亲爱的妻，我心中想起，

你怎样多次在忧患里

用明智的言词愉快的风度；

使我那沮丧的面容变为欢悦；

还记得，你曾用多大的巧思

为我读那悦人的名著，

就此缩短了那闷人的空闲，

这个举动的益处我俩都很明白；

若是著书的古人能说话。

（就是你的塔莱和我的塞尼喀）

他们也必能为我们作证；

我每天又是亲眼看到，

在我那长期的重病里，

你如何照料我的身心，

费尽心血使我恢复健康：

我必须说，而且凭良心说，

你真是尽到了贤妻的责任。

我们似可从这些诗句里得知很多的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出，原来很活跃的丈夫因沉疴而心神烦躁；愉快的妻子能够使他心身振作；在学术空气笼罩下，妻子和丈夫争论西赛罗和塞奈卡的短长；两人都有著作的欲望，丈夫用英文诗来抒情，妻子把主教的拉丁文的辩论文章译成英文散文。对于一位未来的拉丁文和英文家来说，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的确是很适当的。

关于安尼·培根，我们还可以多知道一点，也可以多猜测出一点。在家中举行宗教仪式这种风习是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由于第一代的新教徒的热情而养成的。当时的宗教有一种趋向：要在家中扎根，认为家庭比公共的宗教场所好些，而这种在家作礼拜的精神把宗教仪式不按照庄严的典礼对待，而要把它当作逐日的家务来对待。安尼在宗教方面是加尔文派而在道德上是一个清教徒。我们可以相信，在她的家里一定经常举行读经和家庭礼拜的。这样的母亲往往是不能对她的两个儿子任其自然成长长大的。安尼的母子之爱和宗教感情很容易地就变成干涉和宗教上的偏执。当安东尼和弗兰西斯离开家庭的圈子时，她以紧张的不安，注视他们进入社会，深怕公事和私交会使他们与她所不喜欢的人交往。在她的信里，谴责不免多于亲爱。安东尼已经3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当她听说他在生病，并且为了公务而用着一个信仰可疑的人做亲信的仆人时，她就写信给他说：“我说不出是你的痛风病还是你的与他为伍哪件事对我来说是更坏的消息。”信末还有一句附言：“你既已到过宗教改革的地面（安东尼已因公赴日内瓦），我希望你同你的仆人们每天作两次祈祷。一次也不要忽略。你弟弟对这事是太不经心了。”

安东尼和弗兰西斯在葛莱公会住在一起，这样的信，当时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经常的特色。不过爱还是胜过了这些紧张的情绪。安尼活到了80多岁的高龄。我们有证据可以说，她的能力和性格都随着年老而衰退了。她死于1610年8月。那时安东尼已经去世，弗兰西斯49岁。由弗兰西斯给他的朋友写的一封信，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当时的心情。那封信是致迈克尔·希克斯爵士的。

这仅仅是一个希望，并无任何对你打搅之意。但我衷心希望在星期4下午我母亲的葬礼时你能光临。我敢保证，葛莱公会的牧师芬登先生将作一次很好的讲道；因为他从来就讲的很好。我不预备宴席。不过如果你能在我处住两三天，我将以较多的安慰度过这个悲伤的时期。

信中的含蓄和温柔是很能代表培根的为人的。

当弗兰西斯还在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常带他到宫廷里去。他成了女王的宠臣之一。伊丽莎白喜欢他答问时所表现的少年老成的智慧，时常叫他“小掌玺大臣”。他除了进剑桥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道路呢？牛津大学保留了较多的古老传统和浓厚的封建气氛，而当时的非僧侣的新教徒的国家大臣却都是在剑桥大学里造就的。弗兰西斯在1573年4月入了三一学院。当时青年都很早就入大学。虽然如此，如果他的家庭不是很早就把他培育成熟的话，他是否能在12岁入大学那是令人十分怀疑的。在大学里他终于达到一个重大的决心。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当他在1575年圣诞节结束学业时，他离15岁还差1个月。

关于他在大学里所下的决心，他的私人秘书维廉·劳莱博士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叙述：“爵士曾向我说，当他在16岁左右在大学读书时期，他首先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越来越感到不满；并不是认为作者本人毫无可取之处——他对他总是给予崇高的评价的；而是由于他的‘道’是无效果的。亚里士多德的‘道’作为一种哲学，只是长于辩驳和争论，却简直不能产生为人类生活谋福利的实践效果；他一直到死的时候还是保持着这个信念。”

研究培根的权威学者司派丁评论这个报告时说道：“我认为应该把这件事看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对他的性格和未来的道路所发生的影响较其他任何事情所发生的影响都大。”

培根的这个结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在于他在这样的年轻时代就达到这样的结论吗？远不是这样。少年老成的例子是很多的。在于他对某一位个别的作者或某种类型的学问感觉讨厌吗？许多青年人曾经发出过与雪莱发出的一样的呼声：

不过我的老师们所知道的和所教授的，我一样也不愿意学习。

不是这样。可注意的事情并不在于他很早就不喜欢亚里士多德这个事实，而在于他所举出的理由和他的信念的持久性。对于那种以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标志的哲学，他决定拒绝接受，理由是“它缺少为人类生活的谋福利的实践的效果”。他对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唯一的不满就是它的毫无实用之处，此外没有什么不满。他当时虽很年轻，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是带着这样的思想来读大学的：人生重要的事是增强对于自然界的支配力以改善人类的生活。

培根带到大学的这些期望，只能得自他的家庭的影响，因为他的家庭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家庭。要了解这个孩子我们必须重新研究他的属于英国圣公会的父亲和属于加尔文教会的母亲。这个家庭虽然是由于寺院的土地分配而起家的，但并不自认为是依横财为生，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和许多别的家庭一样，这个家庭可能感觉到，牧师们是不事生产的，他们的土地现在是在受善于经营改进的地主们的更有益处的支配了。而这一种繁荣的基础就是宗教改革。

有这样一幅画，有一幅是尼古拉，培根在弗兰西斯的儿童时代于高兰城建筑的房子的照片。在饭厅的壁炉上头，进步的地主尼古拉挂上一幅图画，画着谷类女神席利斯在教导世人如何播种五谷。这位父亲对于文化所系的伟大的发明的关心，深深地印入了儿子的脑海。对他说来，由农业的发明带来的人类物质命运的第一次革命，这人类命运第二次革命的象征就是那由于把科学应用于工业而带来的革命。这一点在《新工具》第一卷末尾，曾详加论述。在他父亲的饭厅中所挂的席利斯的图画的下端题有“教育造成进步”一语。培根全集的第一位编辑人，布来克·波恩把这个座右铭放在《伟大的复兴》一书的第一版的书名页上刊印发行人姓名的地方，是有正确的见识的。这也就是我们所选择复制的书名页的形式；它很好地说明了弗兰西斯·培根从他父亲那里所受的影响。这个天天在吃饭时用眼睛看着席利斯神像的孩子，终于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以农业革命为例，来为他的新实践哲学辩护。“各种发现都好像新的创造，也是上帝功绩的模仿。诗人卢克莱修吟咏得好：

伟大的推典在久远以前

对孱弱的人类首先给予了种子，

从这些种子才生出了摇曳的谷物，

于是就重新创造了我们这地上的生活。

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个时期也正就是不论从什么来源而来的财富——寺院土地的分配，对西班牙财宝船只的劫夺，或新兴的赚钱的黑奴交易——都正在向工业投资的时期。采矿、冶金、纺织、酿酒、制糖、肥皂、明矾、玻璃和食盐的制造都正在迅速扩展中。这些是新生的英国出现的新迹象。为了进行这些活动，所以人们对于像毕龄古乔、阿哥瑞考拉和巴里西诸人的著作中可能发现的知识，才热烈地追求。一个热心而早熟的少年是会吸收他所生存的社会的精华的。我们可以猜想，尼古拉爵士的图书室内也可能藏有李查德·伊登的《新世界的几十年》（1555年），这部书翻译了《烟火书》的头三章；或者有彼德·怀特郝恩的《统兵作战方略数种》（1560年），这本书也从同一来源抄袭了当代对于地雷、炸弹、军事爆炸、硝石和火药的一切知识。无论如何，培根从他的儿童时代就对工业的新世界怀有高度的热情这件事是历史而不是揣测。

因此，当他上大学并开始研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及圣·托马斯的神学时，他就遭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幻灭的痛苦。希腊和中古时期的哲学以惊人的巧妙讨论了动词“是”（to be）的一切可能的意义，并且十分合逻辑地把他们所承认的存在的一切形式加以分类。“本质”与“偶然性”、“必须的存在”与“偶然的存在”、“必然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动因”与“终极原因”，对于这些观念，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过现在工业革命接近了。人类希望从地里掘出矿物而用之于各种用途上。在这方面旧逻辑是无能为力的，而毕龄古乔却能帮助人们。他确实晓得如何从地里得到矿物，如何熔炼金属而根据需要把它们变成教堂的钟或是大炮。实践哲学对培根已经有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也就使他对文字的哲学起而强烈反对。

冥想的生活和实际的生活之间的优劣之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一直贯穿着异教徒的哲学的历史，也贯穿了基督教的神学的历史。弗兰西斯·培根之偏爱后者是由于很多原因的，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与他生长起来的加尔文教派的空气有相当的关系。罗·克·墨顿在其关于17世纪英国科学的社会关系的广泛调查研究中揭露皇家学会创始时的会员中新教徒占绝大多数。这个有趣的事实，对于当时的文献所产生的印象给予了统计上的佐证。

毫无疑问，约翰·加尔文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个神学家。不过当他在日内瓦着手建立一个改良的基督教社会的能实现的模范的时候，他发现了他得跟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打交道。从教义直至教会纪律的改良，他不由自主地走到国家制度和私人道德的改良上去。他不得不在对法律、公安、经济、教育、商业、工业这种种行政问题的细节作不懈的斗争中，弄了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追随者基本上是那些抛弃了封建制度而走向工业时代的一些人。在他那大量的规则律条中最后留下来的就是那些使基督徒生活适应于已经改变的情况的那些东西。

在培根的童年时代，在英国流行的书籍之一是《日内瓦的法律和法规》。这本书指导了加尔文派改良者的宣传鼓动。前面说过的玖埃尔主教是怎样一个人呢？当年玛丽女皇在位时，有许多教会中人为了免除她对新教徒的迫害而逃往国外，后来回国时就在英国国家教会中散布加尔文的教义。玖埃尔主教就是这一批人里面的一个。我们已经从安尼·培根的私人函件中看到她是如何热衷于这个运动，她对玖埃尔主教的“辩护”的翻译是一个社会性的服务。不过我们不能怀疑，她也同样热衷于把这种精神带到她的家里。从日内瓦散布出来的一般的影响是把世俗的生活神圣化。所注重的不是圣餐礼而是以正确的精神来完成工作。这种心情在乔台·赫伯特的诗里已经有了典范性的表现：他的“灵药”一首诗是出名的：

请教导我，我的上帝，我的君王，

在一切事物中要看到你，

不管我在哪一方面活动

也应当是为了你。

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你的一份，

没有这样卑下的人

染上一句“为了你”的色彩，

竟不能变为光明，洁净。

抱着这个信条的仆人

使贱役成为神圣；

如果为了你的律条而洒扫房间

房间与动作将同样明净。

培根并不见得喜欢加尔文派的神学。不过我们可以确信，培根在初期之热衷于实践的哲学。对于他，这种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带有这是宗教所赞许的意味，乃是他的家庭（属于英国国教而又倾向于加尔文主义的家庭）的自然的产物，在这个家庭里为父亲的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黎明时期的一个进步的地主和国家的一个大臣。

弗兰西斯·培根本人总是坚持说，不要把他的哲学看作是他个人的天才的产物，而要看作是他的时代的产物。因此，当他第一次拟定他的著作的主旨时，他把他的论文定名为《时代最伟大的产儿》。这个著作遗失了，而他的既谦虚又有宏图的书名，清楚地表明，他对于他所生人的世界的性质对他的影响是意识到的。他的志向就是要宣传他的时代的一些需要和希望。

我们现在已经描写了在培根15岁以前就树立了他的心中的理想。这个理想终于在他的最出名的著作，《伟大的复兴》一书中由他赋以最终的形式。可是这时他已经度过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了。这本书在1620年始行出版，而且甚至在那时也只是片段，还不是全部。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只有在他死后他的文稿逐渐地发表之后，特别是在19世纪很多编辑与评注者相继研究了它们以后，他的主导思想的广度，才大见分晓。

离开了大学之后，培根开始研究法律。他在1575年6月27日被葛莱公会接收为会员。不过在他毕业以前，他得到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旅行的机会。他奉命赴法国任英国大使埃米阿斯·鲍莱爵士的随员，在其后的两年半中他就住在巴黎或到各省去旅行。巴黎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30多年以后，当他按照他的习惯，考虑用什么最好的方法把他的伟大的思想贡献给世人的时候，他曾在他的一份著作中把它用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位哲人对一个智者的集会的假想的演说。他所想象到的作为他这场演说的动人的背景就是巴黎。

这时在巴黎和各省省会，有一种新式的学者出现，这些人中间，有各种新的思想正在流行。烦琐哲学是在寺院产生，并在大学校园里发扬光大起来的。科学运动所由产生的那些思想则是流行于一群非僧侣的“俗家”之间的，这些人主要是一些受过法学训练和具有行政经验的人。那时一种以讨论最新的观点为目的的经常而非正式的聚会，已经成为风尚。没有凝问，培根一定出席过这种集会。在他虚构的哲学家的演说的背景中还保存着对这些集会的回忆。他写道：“大约有50个人出席，其中没有一个年轻人，而都是上了年纪并且每人脸上都带有尊严和荣誉的标记的人。有一些是曾经做过官的。另外一些人是上院议员。也有著名的教士和几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要人。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他们互相亲切地交谈，不过都是有秩序地一排一排地坐着，好像在等待某人似的。不一会，有一位安详沉着但惯于表现怜悯之状的人走到他们中间。”文中述说，这个人于是就来讲解培根哲学的一些主要的特色。不过所讲的是这种哲学的尚在试验中的形式之一。

1579年2月，培根奔父丧回国。这个消息不仅在感情上对他是一个打击。对他的前途也是一个打击。尼古拉·培根死时是69岁，不过他死得突然而且是出乎意料的。这位父亲对他的最小的儿子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弗兰西斯成了一个穷人，这对于一个在舒服环境中长大的、与权贵有联系的并且早晚有希望获得美缺的人是一个很危险的处境。他不相信他的前途不能立刻加以补救。因此，他一面致力于完成他的法学教育，一面就借债。从此他永远没有从债务中摆脱出来。这是他的生活安排中的一个缺点，结果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不幸。

为了实现他对人类服务的大志，培根觉得他所需要的是某种待遇优厚的职位。他虽然考试及格，成为正式的律师并且还成了一位国会议员，可是却没有得到擢升。他是得到了前途，但这对他并无实惠。他曾得到一旦年俸一千六百镑的御前会议的秘书出缺即由他递补的许诺，不料这个位置20年没有出缺。培根以其一向的机敏谈到他的期待时说：这“好像与他的房子毗连的另一个人的土地，这块土地可能改善他房子的景色，但不能充实他的谷仓”。

培根曾向他的位居财相的姨父博莱写过一封有所请求但又不失身份的信，在这封信里他列举了好几条博莱应当帮助他的理由。“我年岁已经相当大了；31岁是很多的时光。……我一向希望尽忠于女皇陛下，因为生逢英主，自无不愿竭力效忠之人。……同时我的家道寒微，确实使我为难；因为我虽毋须以浪费或锻惰自咎，但我的健康却经不起消耗，而我的前途也不能专以发财为目的。”

他在信中所提出的最后的要求是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的。那是他的哲学志向的一个说明；其中的自传的成份，如果不能使他的姨父发生兴趣，却深深地引起了后代的兴趣。“最后，我承认我在默思着一个巨大的目的，犹如我有一些平常的公民的目的一样，因为我已经把一切知识当作我研究的领域；如果我能从这领域里把两种游民清除出去（一种人以轻浮的争辩、互相驳斥和废话，另一种人以盲目的试验，用耳闻的传统和欺骗的手法造成了很多的损害），我认为我就能带来一些勤勉的观察、有根据的结论和有益处的发明与发现；这样，就是那个领域中最好的情况。这个希望，不管是好奇心也好，虚荣心也好，天性也好，或者如果人们善意视之为仁慈也好，己经深刻地印入我的心中而不能忘怀了。”

这个希望怎样牢不可破地存在他的心里，还有同时期的其他证据可资证明。培根的母亲在给安东尼的一封抱怨的信里说：“我确实相信，你的弟弟的消化不良是由于不按时就寝和在入睡之前要默想些‘无意义的东西’造成的和使其加剧的。”当培根默想的时候，他总是想着一个题目。有他在这个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告诉了我们他的思想的本质。这篇文章在他生前未发表，而是在他的遗稿中发现的。他在给他的姨父博莱的信中提到“巨大的冥想的目的”，这篇文章就是那个“目的”的现存的最早的有系统的叙述。这篇文章和那封信既在同一时期写的又用同样的口气，更足以为那封信说明。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培根先生颂扬学术》。这大概是为了一种“消遣”而写的。也就是女皇宠臣艾赛克斯在1592年为纪念她的诞辰所举办的“玩意儿”一类的东西。这些段落是以后在“伟大的复兴”一书中充分发挥的思想的种子。

“千百年来的一切学问，是否曾经作出了一个小小的发明而使我们增加了福利呢？工匠的勤劳使发明出来的东西得到小小的改进；有时在试验中的机会使我们碰到某种新的东西；但学者的一切争论都未曾揭示出一个前人所不知的自然界的现象。

现在为大家所接受的自然哲学，不是希腊人的哲学，就是炼金术上的哲学。希腊人的哲学以词藻、炫饰、反驳、宗派、学派和争论为基础。炼金术士的哲学以欺骗、传说和隐晦为基础。一个总在增加词汇，另一个总在增加黄金。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类的游民，而是人类的智力和事物的天性之间的偷快的婚配。从这个高贵的婚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后代，那是不难想象的。印刷术是一件粗浅的发明；枪、炮是一件不太奥妙难侧的东西；指南针是一件前人已知道一点的东西；可是这三件发明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使世界有了多大的变化！一个在学术上，另一个在军事上，第三个在财宝、商品和航海上。而这些发明，我说只是偶然碰上的，是由机会造成的。如此说来，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肯定是深藏在知识之中的；在知识里边蕴藏着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是帝王的财宝所不能购买，他们的势力所不能指挥的；他们的情报员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消息，他们的海员和探险家也不能驶向这些东西生长的地方。现在我们在议论中统治着自然界，但是在需要中却受着自然的奴役；不过如果我们在发明方面能接受它的领导，那我们在行动上就可以支配它了。”

两年以后，老培根夫人又不安和埋怨起来了。她在信上写道：“我希望他们在葛莱公会不至于演哑剧、歌剧和从事邪恶的狂欢。”事实上在葛莱公会为了1594年的圣诞节确实也作了狂欢的计划，而在这次的狂欢里所演出的一个“玩意儿”里培根还有很大的一份活计儿。一个幻想的王国里的王子被选出了，对这位王子在剧中一共有六篇演说进上，这些都是培根做的。在一篇演说中他利用了节日的气氛来表达他心里最关怀的那个严肃的目的。    

“但愿殿下能运用智力中最好的和最纯洁的部分，并取得最无邪和最有价值的胜利，那就是征服自然。为达到这个目的、谨向殿下建议四项主要的事业和功勋。第一，建立一个最完备的最广博的图书馆，以便搜集人类的智力所曾经作出的一切有价值的书籍，不论它们是古代的、近代的，是印刷的还是手写的，是欧洲的还是其他地区的，是属于一种语言的或是属于别种语言的，使它们能有助于您的智慧。

“其次，建设一个宽敞的奇妙的花园，在这个花园里，适于各种气候下的阳光的植物，来自各种土壤的植物，不论是野生的还是由人类栽培出来的，都可以得到能够繁荣滋长的那种条件，因而使这个花园茂盛。这个花园四周还要多修一些屋子，在里边豢养一些珍禽异兽；这园子还应当与两个湖相连，一个是淡水湖，一个是咸水湖，把适当种类的鱼放在一个湖里。这样对于大自然你就可以有一个私有的小规模的模型。

“第三，建设一所美丽的陈列室，在里边可以分类陈列任何由人的手用精妙的艺术或机器所造的在材料、形式、运用方面有其特异之处的东西；任何由事物的变异和混合而产生的奇怪的变态的东西；任何由大自然所造成的无生命而又可以保存的东西。

“第四，要有一个有工厂、工具、熔炉、器具的实验室，要够得上作为安放点金石的王宫。”

这些理想都是牢记在培根的脑中并且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它们构成了“新阿特兰迪斯”里“所罗门宫’的初稿。由此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培根的思想一贯地趋向于所计划的哲学的实际改造中。这个思想最初萌芽于他在剑桥的时代，现在已经变成“如此地固植于我心中。以致无法去掉了。”

三

致博莱爵士的信和为1592年和1594年两次的“玩意儿”所写的文章，给予我们一种关于培根的内在的形象：这形象所描绘出来的是培根的初期成熟的，专门致志于他个人的奢望、他伟大的理想。在我们转而考虑他的服官生涯这种生涯此时开始重要了以前，我们应该把他的理想予以明确的界说并把它与当时的生活联系起来。

关于培根，黑格尔曾说过一句不无讽刺的话。他说，培根所真正关心的是现实而不是理性，在这一点上，培根可以说是他的国人的典型。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培根并不是一位传统说法中的大哲学家。在学术上他和他所蔑视的圣·托玛斯是不能相比的。他对以前的哲学家的攻击是针对着一个主要点的，就是他们的学说没有效果。他的文章并没有显示对哲学的传统应有的尊敬。不过在承认了这些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他的批评的重要性和历史的正确性。正是由于培根抓住了现实，他才能在一个生产上发生革命的变革的时期成为一个思想界的前驱。他所力图开端的和指导的是一件伟大的积极的事业。他告诉他的姨父博莱说他在默思着巨大的目的，不过他立即又解释说，这些默思的结果将是一些有益的发明和发现，并且有些不好意思地自称为一个“仁人”而不是哲学家。

在1592年的“玩意儿”中，他分析了他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他指出，当时的学术和工业的生产过程毫无关系。由于工人的实际的创造性或一些偶然的试验曾经产生了一些改进。不过“学者们的一切争论，从来没有弄清楚一个为前人所未知的自然现象。”

为了补救这种情况，他在1594年的“玩意儿”中提出需要国王的援助。应当设立一个有各种语言的古今书籍的图书馆。应当有一个规模很大很大的植物园和动物园，以便植物和动物的生活景象都十分便于观察。还应当有一座博物馆，以便收藏无生命的自然物和人类的智慧与技术的产物并把他们加以分类。还应当设一个实验室，备有为实验性的研究所必要的一切材料。

这就是弗兰西斯·培根所追求的知识的复兴。如果我们能记住这种“知识的复兴”的崇实的性质，培根对他的时代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关系便越发明显了。他的观点和科学史家的观点大不相同。他们因为不关心科学的实际应用，所以总是把知识的复兴与理论上的成就，特别是与哥白尼的《天体的运转》一书出现的1543年的理论上的成就结合在一起。哥白尼以地球绕太阳转的说法来说明天空的现象，之后他的学说就逐渐代替了托勒密的太阳绕着静止的地球转的旧学说。培根与他的同时代的人一样，否定了哥白尼的假说。在那时要接受哥白尼的假说，是有些真正的困难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多加考虑也是应该的。从数学上说，哥白尼的说法比较托勒密的体系是前进了一步，不过在牛顿阐明了他的运动定理以前，有很多的物理学上的理由可以用来否定哥白尼的说法。事实上，培根曾把这种情况当作一个论点，企图说服大家，科学应全面地向前发展，而不应仅仅在一方面发展。他把那只依靠数学而不考虑物理学的天文学叫做一条“公牛标本”，它和“活天文学”是不同的，因为活的天文学确实包含着物理学（《广学论》）。

由于他对哥白尼的学说的态度，科学史家给培根的分数很坏。当然已经证明培根是错了。不过把1543年这一年和哥白尼的假说二者作为科学知识复兴的标志是否选得适当还是可以作为一个问题而提出的。哥白尼把托勒密关于天空的图画推翻了。不过托勒密不仅是一个天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地理学家。在他所传授的关于地球方面的知识。正如他所传授的关于天空方面的知识一样，代表了古代的智慧。可是远在哥白尼对托勒密的天文学提出疑问之前，“航海家”亨利王太子和他的继起者们已经打破了托勒密的地理学说。亨利的一个船长说，“虽然对大名鼎鼎的托勒密我们当然尊敬，但是我们发现什么事情都是与他所说的相反。”关于古代的地理学家的这类评论，已经成为探险航行的文献中的老生常谈了。

的确，哥白尼的革命的意义，培根是全不了解。不过，地理学方面的革命，在培根的世界观中却占着主要的地位。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就知识的复兴来说，由新的船只、新的地图、新的工具所完成的对古代地理学的破坏，比较哥白尼的假说是一个更为惊人的、更有决定性的、更为确实的，也是更早的步骤。在这一点上培根并没有犹豫。这个成就对他说来是今人与古代分歧的标志。我们还可以说，在这件事上，把着重点放在正确的地方的是他而不是现代的科学史家。

无论如何，培根的见解是由于伟大的地理的发现的那个时代所形成的，这是很明显的。我们应该知道，他至少是熟悉葡萄牙人伟大航行的一些记录的，因为他曾评论过欧索里亚斯主教的文章风格，而这位主教正就是关于葡萄牙人的航行的最有文才的史家。不过，当然，与他的热心的青年时代同时的他的本国人后期的成就更加刺激了他的幻想。1573年8月，当培根以一个12岁的孩子而入大学时，第一个看见太平洋的英国人弗兰西斯·德雷克结束了他的一次航行归来。几年以后，伊丽莎白下令把德雷克坐了航行世界一周的那只船“金鹿”保存起来。他的成就在他的同代人看来是这样的值得纪念。1576年，马丁·弗劳毕舍尔爵上从拉布莱多归来，带着他认为可以出产金子的“黑土”的标本。次年他所率领的勘探格林兰的富源的一小队人员中就包括有矿工和冶金工人在内。瓦特尔·罗莱集“锡矿监督”和海盗的身份于一身，而当他囚禁在伦敦塔的期间，他把他的时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从事科学实验，另一部分从事于他的《世界史》的写作。对于研究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两件工作的合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

培根就是属于这个热心而奋发有为的社会的。他自已写道：“纵观当代的各种情况（我们这个时代好像是‘学术’第三次来访人间的时代），细察人们对‘学术’供给了一些什么，结果我看到了当代多少才智之上的敏捷和高尚；古代作家的有如明灯的高贵遗迹；使不论贫富的均能获得书籍的印刷术；大洋的坦露的胸膛以及经人探查的世界各处（这两样使古人所不知的许多种的实验已被发现，从而大量地丰富了自然科学）……当我看到这一切时，不禁希望大增，以为我们的这个时代将在学问方面远远地超过希腊和罗马的时代。”

我们也必须在这种务实的见地中去寻求培根对维廉·吉尔伯的双重态度的解释。吉尔伯是培根那个时代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培根对于他的关于磁石的实际工作是很热心的，不过对于他企图在磁石现象这样一个狭隘的基础上建立他的宇宙哲学的种种推测一节，却很不耐烦。指南针在培根看来是打开地球上的资源的一个贡献。可是过去二千五百年来思想家们用最少的经验和最大的机智所创造的“宇宙”已经多的不可胜数了，现在再加上一个，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拿想当宇宙论者的吉尔伯和地理学者海克鲁比较的话，培根倒真是接近于后者的。

海克鲁（约1553～1616年）是曾尽最大努力使其国人注视那些伟大的探险航行的智力上和实际上重要性的一个人。他的生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培根的生平。在牛津大学毕业以后，他对地理知识的革命的热诚，表现在一些公开的演讲上，其中他指明了这门科学中的旧制的不完全的和新近修订改进的地图、地球仪、天体仪和其他工具。1582年他的《有关发现美洲的几次航行》问世。不过，也像培根一样，他写这本书是为了鼓励行动而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他的下一篇著作是一篇论文，它虽然在将近三百年后才公开出版，却是达到了它的目的。那是在1584年所写的关于西方的一些新发现（应瓦特尔·罗莱先生之邀请并遵其指示而书）的一个谈话。这本书的目的是主张英国在北美一些适当地方殖民。海克鲁曾荣幸地亲自向女皇进呈了一份。海克鲁的杰作当然是《英吉利民族的主要的航海事业、贸易和发现》一书。

海上的多少次的远航，是导致英国国威伸张的手段。因此，这种航行之得到国王的鼓励与赞助，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培根怀有一个超出他的祖国的伟大的大志，就是以全人类为对象的大志——要人类征服自然，从自然界夺取新的统治领域。他在他的计划中，也曾企图获得君王和领导人物的赞助和支持。然而能容许一国的政府考虑全人类的利益的这种政治条件，当然还是远在地平线下的；须得过了好几百年才会有这样的条件。即在今天，这样的政治条件也还在于我们的地平线下的，虽然乐观主义者相信，在历史事件的缓慢的演变过程中，它的上升到地平线上是不能无限期推迟的。

以上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了这个事实——培根所最关心的，是一些实际的发明和发现。不过在他写给他的姨父博莱的信中，他说他己经把一切知识全都当作他的领域了。在他的实际的目的和他对知识的渴求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就在于：一方面培根认为学者的智慧已经走错了方向而毫无益处，同时他又不相信专务实际的人们的劳动能力能够弥补学者的缺欠。他指出在他那个时代，一些发明和发现确实都是由工匠们做成的。不过他也指出，那些发明是很少的，是偶然得到的，而且范围较他们可能达到的为小。补救的方法，是把学术与工业和发明联系起来。他的意思并不是要丢掉学者们的智慧，而是要改造它。

在这一点上，培根是发现了一种既新鲜而又重要的东西。他所期待的进步，并不在使现有的技术精益求精，而是在发明一些新的技术。他所说的三件有代表性的新发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对他说来，也具有同一意义。印刷并不是一种改良了的书法。它是放弃一种旧的图书生产的方式而以另一种方式来代替它。古代的火炮是靠绞缠起来的绳子的弹力的。现在由于应用了一个完全新的原理，这种功能已由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就是火药爆炸来实现了。古人曾根据星星来决定航行的方向，并且在这个技术上作了许多改进。可是有了指南针，人们就不用依靠天上的星星来驾驶船舶了。这些革命性的改变是碰到的，因为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如培根所说是“粗糙的”。不过，它们却提供了新的进展的模型，新的技术的发明。这条道路，不能再由眼光短浅的匠人来追寻了。新技术只能由智力、学术和理论来发明。科学必须应用到工业上去。

因此培根的目的虽然是务实的，但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却需要把科学重新安排。根据这个观点，培根就能够（而且他也就这样作了）把他的伟大的思想当作一种逻辑学的改造，一种新式的归纳的过程而提出了。贯穿着他的渊博的学识的是这样一条组织一切的原则，就是要扩张人的行动能力，而不是扩张人的辩论的能力。不过他坚持实践的改造决定于思想的改造，这确是他的想法的特征。他对这个主张是这样的确信不疑，他总是把这两种过程等同起来的。他坚持说，在实践上成功的就是在理论上正确的，能力上的进步和知识上的进步是一件东西的两面。如果把这个态度与功利主义混淆起来，那就错了。在培根看来，实践是真理的考验标准，他并没有说实践有超越真理的价值。关于这一点他的最清楚的说法是这样的：“因此真理和功用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东西；实践本身固然有助于生活的改善，但作为真理的证明，其价值更大。”（《新工具》）

这种理论与实践同一的肯定说法，使培根成为历史科学的开辟者之一。传统的逻辑学是以研究永恒的观念，给事物的真正本质下定义为其任务的。培根即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在时间以内的一个过程上。他的论题是文化史，这在他看来是人类在逐步获得上天所应许的对自然界的统治的过程。这样他就把人类所加之于他的环境的物质性的动作提高到历史中心的位置了。培根所最关心的是一般的生活过程对于人的本身和他所居住的行星所造成的累积的作用。人类所掌握的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不论多少，都是在人类为了要征服自然，使它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的。

以上所说的就是展开在培根面前的新的远景和大志。他已经得到一个新的历史观，一个对于将来的新理想。他的一些最深刻的沉思默想就是如何把这些新的历史观和新的理想变成一个方案，可以顺利地提供他的时代去考虑的方案。可是同时，他必须生活，我们现在也必须转来看看他如何处理他的生活上的事情。像我们将看到的，他的为人是有一些严重的缺陷的。不过我们也将看到，一般说来，他是对现在已经在他的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和超个人的崇高的观念很相称的一个人。   

首先让我们看看他在他的时代的宗教的冲突中是如何自处的。他可能从他父亲那里吸收了这样一种思想（就像吸入空气一般的），就是，为了要削弱当时的宗教狂热所造成的残暴，最好有分寸地使用政治力量。从历史上看就在这一种伊丽莎白时代解决方法施行得很顺利的时候，法国却由于宗教战争而把自己弄得四分五裂。培根在它的《论宗教的统一》那篇论说文中评论说，这些战争的惨状可能使留克瑞西亚斯成为“比他原来更甚七倍的享乐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对于伊丽莎白解决宗教问题的方案深为敬仰，而他本人也应当被我们视为对他的国人的新宗教的有决定性的影响之一。他接受国家机构的权威至上说，不过对于压制舆论却非常厌恶。他从他的母亲那里获得了对清教主义所内含的感情深度的了解，不过他不能跟着她笃信加尔文主义和她的反罗马教的热情。他有一个朋友，托比·马修斯爵士。这个人犹豫了一个时期以后，恢复了对罗马教会的忠心。它包括着由“火药阴谋”所引起的那种动荡不宁。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弗兰西斯和他的那位信罗马教的朋友始终保持着很坦率而又亲切的友谊。这种容忍的习惯，是以早期养成的信念为基础的。在1589年，当他28岁时，培根写了一篇意见书，论激烈的宗教论争之愚蠢，这篇文章是供私人传阅的。摘录一两句就可以反映出这篇文章的主导精神。

他说道：“最近流行一种文风，就是用为舞台写作的风格来写宗教问题。这种虚夸而病态的风气实在是到了应该制止的时候了。把宗教变成喜剧式讽刺剧；带着笑容去挑剔并夸大；有时把圣经上的章句和作者的下流话搀和在一句话中；这样的做法不但离基督教徒的虔诚很远，而且也叫一个庄重的人看来很难入目。……但愿天佑我辈，使得在与其他教会争论的时像葡萄树之对橄榄树，要看谁究竟能结最好的果子，而不要像茨和蓟的相争，要看谁对我们最无好处。”这篇文章的文学性——遣词的巧妙，音韵的有力，譬喻的恰当是代表作者的为人的，但是它这种文学性并不比文章里所表现的温和与崇高的气质更足以代表培根之为人。

逐步追溯培根的国会议员的经历细节或者加入那些仍想断定他在政治问题上究竟是站在“对”的一边或“错”的一边那些争辩，并不是我们的目的的一部分。不过看一看在1601年，他在40岁那年的一些演说，就可以不仅看出引起他的注意的公共事务的种类繁多。也还可以看出他的洞察之明，爱人之心和表达之才。

在论及虚假的度量衡问题时他说：“我要告诉你，主席先生，我要据耳闻目睹的经验来发言，因为我已在我的报告中提到了这种情况的一些原因。我要说的是这种使用假度量衡的错误，已经变得这样地不可容忍，这样的普遍，如果你要建筑一些教堂，那么为了教堂里的城垛和钟，只消取用那些假度量衡所用的铅和铜就够了，不必再找别的什么了。”

论到争论纷纭的专利权问题时，他评论道：“如果有人由于自己的智慧，勤劳或努力而发现了一种对共和国有好处的东西，或者带来任何一种为这个王国的每一个臣民可以使用的发明，而鉴于他所费的心血与辛劳，女王陛下恩赐给他一个特权，只有他或他的代表人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使用这个特权：这是专利权的一种。”在下文表明培根认为这是合理的一种。

在论及以牧场代耕地，也就是重羊而不重人的政策时，他评论道，“昔日诗人对意大利的赞美说，‘人和耕地都强壮’，而这与把王国的财富归少数牧场主人垄断的国家政策是格格不入的。”

大约在这时问世的他的另一部著作，于1597年出版的包括十篇论说文的小册子给我们提供了他那时已经成熟的智慧和他的慈爱的天性的证据。在对他的“爱人的和可爱的哥哥”的献词中，他说：“我有时希望你的疾病能转到我的身上，以便女皇陛下能得到一个这样积极的和能干的人来服务；同时我也可以有借口专心致志于我所适合的这些思考与研究工作。”

第一篇论说文《论学问》文长只有250个字。凡是愿意了解培根的人，对这篇文章都应该阅读并予以深思。由这篇文章里我们学习到“各种学问并不把它们本身的用途教给我们，如何应用这些学问乃是学问以外的、学问以上的一种智慧，是由观察得来的。”这篇文章，再看下去，就看到“历史使人聪明，诗使人敏锐；数学使人精细，自然科学使人深刻；道德哲学（即伦理学）使人严肃，逻辑学和修辞学使人善辩论。”认真研究培根思想的人不应忽视他所分别指定给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功效。

“各种学问并不把它们本身的用途教给我们，如何应用这些学问乃是在学问以外的、学问以上的一种智慧，是由观察得来的。”这句箴言，表现为著者所有文学作品的特色；那一直是他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最为人爱读的部分的《论说文》更具这种特色。这些“论说文”在1612年增订再版，最后（1625年）它们共达58篇，其中有许多篇较最初的10篇的任何一篇都长得多。这些文章的题目虽不系统，它们却都很能代表作者的真正的天才，这种天才终于使作者成为一个普通所谓的哲学家——不是一个建立了关于宇宙的新观点的人，而是一个在知人和论事上较别人明智的人。培根的《论说文》曾被人指责为马基维利主义的文章，培根呢，也确曾对蛇的智慧和鸽子的纯洁同样地予以赞赏。不过这些文章是充满了美、庄严和亲切的，而这些性质又是那样的毫无矫揉造作之处，它们与最朴素的智慧和最活泼的词汇都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了。有些别的句子是这样的动人，使人总想加以摘录，然而文章的上下文又写得那样的紧凑，以致那宝石一般的字句离开了镶嵌物便显得不如原来那样美观。因此，我将不做摘录，而将推荐本书读者也读一下《论说文》第33篇。《论殖民》如果那篇《论说文》的实际的智慧和道德的美合乎读者趣味的话，他就不能不喜欢培根这个人。

用小小的十页篇幅就能印完的那本包含十篇论说文的第一版原著是由培根本人出版的。用意是防止别人非法印行他的著作。这件事就足以证明他的智慧已开始为人重视。在私人方面，曾经获益于他的善言的人们之中，有一位就是罗伯特·戴毋罗也就是第二代的艾赛克斯伯爵。那时培根和他的友谊正在高潮。艾赛克斯比培根约小6岁。他于1584年在剑桥大学毕业之后，于1584年以一个17岁的青年人入宫为臣。第二年他随着伊丽莎白的宠臣莱斯特伯爵远征荷兰并在祖特芬战役中立了功勋。这样他就有一个军事方面的锦绣前程，可是不幸于二十一岁那年，他继莱斯特伯爵之后做了女王的宠臣，而这时女王已经快60岁了。

不难看出，艾赛克斯极需要一个年长多智的朋友的忠告。他的地位是极其困难的。女王对于朝臣本来就有权根据对个人的好恶随意升黜，但在这种宦海浮沉以外，据记载，艾赛克斯在他有一次失去自制而表现出对女王的不耐烦和厌恶时，还受过当众吃耳光的屈辱。培根从艾赛克斯那里曾得到物质的好处，包括一项价值巨大的财产的赠与。他以忠告报答这些恩惠，这些忠告在被接受的时候，曾使艾赛克斯得免于不幸。不过，最终艾赛克斯逐渐走上了背叛的道路，受了审，判了罪，并被暂首了。

作为女皇的法学顾问，培根被卷入对他的朋友的控诉中。他曾发言二次，每次都把那想把谋判说成是比较可以原谅的犯罪行为的薄弱的理由推翻。培根说，“我还没有在任何案子中看见有过这样的恩惠给予任何犯人；这么多题外的话，这样片片断断地提出证据，以及对这样重大的罪恶昭彰的案子而用这样空洞的话来辩护。”培根的行为曾经受到一些人的苛责。不过谁也不能否认艾赛克斯是犯了谋判罪，所以很难理解那些责难培根的人到底要培根做什么。司派丁在搜集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并把它们公诸于世的这一方面，是较其他任何研究者都花过较多的时间的。他写道：“我曾给劳莱博士所著的《培根传》写过一条注，在注中说培根对艾赛克斯的行动毫无可以非议之处。更仔细的研究也丝毫没有改变我的意见。”

我不能不赞同这个意见。在审讯艾赛克斯的时候，培根曾强调说，他曾经徒然地花了许多时间“研究怎样使伯爵成为女皇的和国家的一个善良的仆人。在这一事件上，他所花的时间比在他做过的其他任何事情上所花的时间都要更多。”对伯爵的起诉书是在1604年发表的。培根为他自己在这事中所担任的部分作了辩护，也就为上述的那个声明，写出了很详细的理由。这是一项主要的文件，对它的真实性是没有人持异议的。它还有另外一种价值，就是说明了培根在这一事件中的行动所依据的原则。“我的辩护不需要冗长繁复：就是关于那件案子和审讯过程中我所作的一切，都是出于我对于女王和国家的职责和义务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是决不为世界上的任何人而表现出虚伪和胆怯的。因为任何诚实而居心端正的人都会宁愿舍弃他的国王而不愿舍弃他的上帝的，宁愿舍弃他的朋友而不愿舍弃他的国王的，但宁愿舍弃任何尘世的利益，还有在某些情形下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而不愿舍弃他的朋友的。”

对于培根的行为到底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是他对他的责任观点吧？是他的尽这个责任的能力吗？还是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某种私人的密件让后世的人对他当时的处境的困难和惨酷发生同情呢？

艾赛克斯于1601年被处决。两年以后伊丽莎白也就跟着他入了土。照一个生活在英国文学的这个黄金时代中的日记作家的说法，她“温柔地离开这个世界，像一只羔羊一样；从容地，像一只熟了的苹果从树上堕下。”国王的更易，对培根说是一个熟虑他将如何立身行事的时机。苏格兰王詹姆士第六继承英国王位，两个王国联合受治于一个以学问著名的国君，这些事情使培根有了新的希望；他的为改善人类的命运的伟大计划，有可能受到国王的重视了。不过他心里那种想放弃做官生活而集中精力于伟大的改革的要求也是很坚强的。我们将从他的著作中可算是独特的一篇文章中摘录几段，这篇文章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在培根的著作中它是作者唯一自己写出的一篇自传性的东西。

这个文件的形式是他计划中的一个著作，《论解释自然》的序言。这个著作当时还未写出，不过大部分已经想好了。这篇序言是在1603年写的。显然那是写于培根已经决定放弃做官生活而致力于著述和实行他的伟大的理想的时期。它说明了他为什么不把他的全副精力用于完成他的实践哲学而甘心于为公家服务。这篇东西从没有被列入培根的发表出来的著作之内，因为培根原来打算将它用作一本书的序言，而那本书并没有按原来计划的形式写出来。在这篇文章的许多有趣的特色之中，我们可以特别提出培根对他自己的智力的性质所作的冷静的描写。这个文件是用拉丁文写的。我们在下边从司派丁的令人可钦佩的译文中摘录大约全篇的一半。

“由于我相信我生下来的使命就是为了给人类服务，由于我认为国家有如空气和水是公众的财产，人人有份，因而对国家的爱护也应当像爱护公共财产一样，我便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最好地为人民服务，以及我本人天性最适合的服务是什么。

在所能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之中，我认为最伟大的莫过于发现新的技术、新的才能和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因为我见到在原始时代的野蛮人中间，那做出了一些粗陋的发明和发现的人们都被尊崇而列入诸神之中。很明显，那些城市的创造者，国家的立法者，‘人民之父’，消灭暴君的人和这一类的英雄们，他们的功劳所及，只能达到狭小的地区，也只能存在一段很短的时间；而发明者的成就，虽然不如前者那样的伟大，却是到处都被人感觉到而且是垂诸永久的。

不过最主要的，如果一个人能做到的不是做出某种特殊的发明，不管它是如何有用，而是在自然界里燃起一线光明，这一道光将在它上升的过程中触及并且照亮一切围绕着我们现有的知识的边缘地区，然后在这样一点一点地向前扩展过程中，不久就可以把世界上最隐秘的东西揭露出来，使人们能看得见；那个人我想才真正是人类的恩人，是人类对宇宙的统治权的建立者，捍卫自由的战士，克服困难的英雄。

至于我本人，我发现最适于我的莫过于研究真理，因为我的头脑其敏锐如‘多方面’足以觉察事物的相似之处，同时它又能很坚定，足以辨别出事物之间的比较微妙的区别；因为我天生的有一个探素的愿望，怀疑的耐心，思考的爱好，并且我是慎于判断，勇于重新考虑，在安排和建立次序时也很小心；同时也因为我是既不爱好新事物也不羡慕旧事物，并且憎恨一切的欺骗行为。所以我想我的天性与真理有一种接近，一种联系的。

虽然如此，由于我的出身和教育，使我适于为国家服务；由于舆论有时使我踌躇，由于我认为一个人的祖国远较世界其他各地对他有更多的要求；又由于我希望如果我在政府中能够升到尊贵的地位时，我就会有一个较大的权力，能以动员更多的劳力和才智来帮助我的工作；因为这些缘故，我就一方面努力学习政府工作，一方面又在廉耻和诚实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自荐于那些在政治上有力量的朋友们。我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动机：因为我感觉到我所谈过的那些事情，大的也好，小的也罢，都不会超越这凡间的一生的性质和教养的程度的；因此我就抱着一种希望，如果我能在政府中担任职务，我也能为人们的灵魂做一些好事。

不过我发现我的热诚被人误解为野心，我的一生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的不良的健康提醒我不能再迟延了。同时我考虑到把我自己所能做的好事放下不做，而从事于没有别人的帮助和同意便不能作的一种工作，这在我实在不能说是在履行我所肩负的义务，于是我就把前面所说的那一切想法都放在一边，而遵照我的以往决心，以全副精神来从事目前的这件工作了。”

这几段引语，我们可以利用来很适当地结束这一章，这一章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伟大的复兴》一书之作者的道德品质的轮廓印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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