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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根 传(4-6)（选）
四
在女王伊丽莎白统治期间，培根的经历是一个长期的失望者的经历。他曾经指望得到晋升，但没有如愿。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1589年他获得了御前会议秘书地位的继承权，但这个位置20年没有出缺。1589年以后又几年，他碰到了一个双重挫折。他希望能得到首席检察官的职位，可是在1594年3月他发现寇克得到了这个任命。这使副检察长出缺，可是甚至这个较低一级的职位也没给培根，而在1595年10月给了托玛斯·弗列明大律师。艾赛克斯就是在这个时期，坚决要送给他的朋友和导师一块在退肯南附近的土地，作为慰藉的。不过，当然，价值1800镑的一笔财产，是并不能代替一笔数目大约相等的年收入的，而培根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笔收入。 到了詹姆士即位的时期，培根正想放弃做官生活而致力于著作，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仍然想获得国王的支持。不过他所求于国王的并不是官职而是对他所计划的哲学改革的赞助。詹姆士本人是很有学问的，因此可以希望他当一位学术界的恩主。不过一位由于自满于传统的学问因而有些学究气的国王，对于创立一种新的哲学以代替旧哲学的提议会发生什么兴趣，这是没有保证的。 在这种情形下。培根该怎么办呢？这个时期他所写的著作，不论发表还是没有发表的，都反映了他的处境之困难和他如何设法克服困难。为了使国王发生兴趣，同时，没有问题，也为了树立他的声誉起见——因为在那个时期，他虽已42岁，而除了十篇“论说文”而外，并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他决定写一本著作，这部书要适当地合乎惯例以博得人们的赞许，同时又要适当地接近他的伟大的计划而为之铺平道路。这种想法的结果是《广学论》两卷集，于1605年10月出版，题辞说明是奉献于国王的。书的第一卷说的是知识作为君王和大臣的一种事业，是如何的优良与高尚。第二卷企图指出现有的知识的缺陷，并且提出怎样补救这些缺陷的方法。关于前者的内容，我们已经是大部分都熟悉的，因为在那些篇幅中，他搜集了我们在他的没有发表的著作中业己碰到的许多意见。不过，由于这本书是他用英文写的著作中写得最精彩，而且结构最谨严的一本书，我们最好从里边作一些引录。我们选了他攻击经院派哲学的缺乏事实而炫耀逻辑的那一段。读者如能在读完本书后重读这一段，对它将有较好的了解。 “这一种颓废的学术，主要是在经院学派中间‘为王’的：这些学者，由于他们有敏锐的坚强的智力，有充足的时间，而读书的种类很少（有如他们的身体是关在修道院和学院的僧房中一样，这些人的智力都是被关在少数作者，特别是他们的独裁者亚里士多德的狭小的范围里的），并且由于他们对自然和时间的历史都懂得很少，他们就根据一点点事实和无限地运用巧思，给我们编识出了存在于他们的著作中的那些十分费力的学术罗网。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聪明才力，如果用在事物上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观察或思考是上帝所创造的生物应该做的），它就要根据物质材料来进行工作，并且要受到材料的限制；但如果把聪明才力用在自己本身上，有如蜘蛛的织网那样，那这种工作就成了无穷无尽，并且结果的确能织出许多学问的蛛网来，这些蛛网从它的工作和丝线和精细来说确实是了不起，可是并没有什么实质，也没有什么益处。” 关于《广学论》第二册，我们现在不加议论。这本书后来被修改了，译成拉丁文，并以《广学论》(拉丁文本)的书名出版了。那是在1623年10月，正是该书第一次问世后的18年。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讨论它。 《广学论》是一部很出色的书，到现在还值得深入研究。这本书表明，当培根说他以一切学问为他的领域时，他并不是胡吹。它也表明，培根所说的学问并不传授学问本身的用途这一点的真意何在；因为这本书里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当时存在的知识的限度的评论，这种评论是由培根的生活经验中，而不是他的阅读中得来的。我们决不可忘记，培根在作者群中是属于极少数的一派的；这些人的著作是从人生中得来的；他不属于那些根据书本来著书的绝大多数的作者一派。 虽然如此，《广学论》一书并没有包括，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包括培根从生活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培根认为当时的一切知识都因为不是以意志与事物的交易为基础而走错了道路，除了重新开始，简直无法挽救这种不幸的。对他的这种信念，不论是詹姆士或者英国的众多读者都不会细心听取的。而这时培根在脑中琢磨这种思想已近30年了。他从自己的经验得知，要找到任何人来赞同此思想，赞同此信念的话，这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培根深切地感觉到“要把一个人心里所形成的思想（尤其是和那些已经为人们所习惯的想法陌生而不同的想法）无损失无误会地传达到另一个人的心里，这并不是像人所认为的那样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也同样深切地感受到如果他对于自信是他的天职的那件工作不执行的话，那他就是犯了对不起人类的罪行。因此，他除了很快地写出来以供发表的《广学论》而外，还开始试行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表现他的思想，以求其为大家所接受。 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数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些都是他的文章中最精彩、优美、文雅的东西，但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诚然，这些文章里的思想大部分都曾经被纳入他在世时所发表的几部作品中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里边了。可是，他留下来的未发表的一些较短的作品却都有他们独具的特殊兴趣。它们有时具有一种独特的新颖，而且它们使我们了解培根在设法使他的同时代人了解他的思想时所用的不倦的耐心。他在这方面没有成功，而后代的人也还没有完全了解他。 大约有十二种著作可以包括在这个种类里。 1.《论事物的本性》。 2.《自然界的大事》。 3.《论人类的知识》。 4.Valerius Terrminus。 5.《迷宫的线索》。 这本书的书名虽然用的是拉丁文，书却是用英文写的，其内容与下面第9种著作相同。 6.《关于自然的解释》。上一章末尾所摘录的文章就是这篇。 7.《时代的阳性产儿》。 8.《各家哲学批判》。 9.《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 10.《宇宙现象》。 11.《思想界的描绘》。 12.《天体论》。 我们并不要把这些文章的内容一一讨论，因为其中重复之处是很多的，而是要挑出其中的几个主要论题来谈一谈。不过就以它们的数目而言，也很惊人。为了便于参考，我们把这些题目列成上面的表，同时我们也希望能表明培根是怎样费尽心血，以求使他的文章不但要清楚而且精彩，还要写得令人爱读，容易为人接受。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浏览一下这些文章。 他对于这些未发表的文章下了多少的苦功夫，第八、九两部分是最好的证据。它们属于他的著作中最完善的。第五篇和第九篇说明了培根的又一件关怀的事情。培根的心里总是在考虑着，是为本国读者用英文写作好呢还是为国际读者用拉丁文写好呢。除了不多的几处变动而外，第九篇简直就是第五篇的拉丁文译文。在写作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把作者的个性带入作品之中，避免强迫读者与之接触。在这个问题上培根很快地作出了决定，那就是尽量使自己退后，不直接与读者相见。第六篇，我们己经看到，是唯一用第一人称写的自传体的文章。培根喜欢文章要有含蓄。因此，第五篇和第九篇用的就是凯撒的“评论”的体裁。培根在这两篇里，是用第三人称写的。《弗兰西斯·培根这样想》。这种不平常的风格颇有动人之处。有一位非常钦佩培根的纳波里的哲学家乔万尼·巴梯斯塔·威考在他的惊人的传记中，也采取了这种体裁。这种写法具有这么一种效果，它使作者的意见似乎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 这些例子并不等于培根对于体裁问题的全部意见。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们还有他在这个时期中所记的几页私人笔记。它们的内容是培根为了免于遣忘而记下来的关于解决表达问题的可能的方法。方法之一建议：“在这种性质的论文中要有更大的信心和权威感”（好像满怀自信并且好像居高临下的样子）。另一个方法意思相同但更为前进一步。它建议：“以轻视的态度论述希腊人的哲学”。第三种方法却又走一种相反的方向，它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写一篇“演说”，这篇演说应该是“使人欣悦的”，而又“庄严的”，应该是一个老年人对他的后人说话的口气，并且应该写得娓娓动人，有吸引力。 看到在他那几篇未发表的文章里这些提议都贯彻了，是令人非常感到有趣味的。第七篇使我们看到培根如何以“轻视的态度论述”希腊人。第九篇是写得极优美的文章，是一篇语气高昂的演说，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对人类的悲悯多于对假先知的轻蔑。在这篇文章中，培根似乎回忆了他在青年时代的法国之行。这篇演说的环境设在巴黎的一个学者们常去的“沙龙”。 这两篇文章含有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极其尖锐的攻击。我们对这点是用不着惊奇的。培根的主导思想在初露头角的时候就含有对亚里士多德的反抗的因素。在他生前发表的一些最有名的著作中，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攻击是明白而且严厉的。不过，他在《时代的阳性产儿》中所用的语言，也曾引起极大的不满，被有的人认为大不敬了。 在那篇文章里，培根把亚里士多德叫做一个可怜的诡辩家，把他的逻辑学叫做一本“疯病手册”，把他的形而上学叫做一个在很少的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蜘蛛网的上层建筑。他对于柏拉图所用的言词，比这只有更厉害的。现在我们把那一段的全文引录下来。“其次我们要传讯柏拉图那个狡猾的诽谤者，那个浮夸的诗人，那个见鬼的神学家。柏拉图，你的哲学只是些‘第二手’知识的片段，刮垢磨光而后串连起来的。你的智慧是你通过伪装愚昧而造成的冒牌货。你以模糊不清的归纳法来诱惑人的意志，但从不曾把人们带到超过这些模糊的东西的地方。不过你至少有向有文化的和有经验的人提供饭桌上的话题的功绩，而且甚至于有使日常的谈话文雅而有风趣的功绩。可是，当你错误地断言真理可譬作人类头脑中的原有的而不是外来的落籍户的这个时候；当你引导我们的心智，使它离开观察和事物的时候（对于这两件，人的心智是永不会注意的很充分遵从很彻底的）；当你叫我们把我们的心智转向自身并且在静观哲学的名义下向我们自己一些盲目的和昏迷的偶像乞怜时；你的确给了我们一个致命的伤害。也不应忘记，当你把你的愚说‘神化’并胆敢以宗教的后盾来支持你的可鄙的想法时，你这件罪恶并不比上述的罪恶为小。” 编辑培根著作的学者们，如果提到这些攻击的时候，惯于把它们说成是并不认真的。为了表明培根并不是真正的攻击，他们从“各家哲学批判”里摘录语句，作为引证。培根在这篇著作里谈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说：“如果有人不承认他们是人类中智力非常伟大的人物，那他不是愚蠢就是不公平。”不过这里并没有真正的矛盾。培根虽然对他那有意采用的鄙视的口吻未予以最终的肯定，可是他攻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每句话都是他们的真正用意之所在，并无虚假。他并没有给我们以怀疑的余地。在《时代的阳性产儿》结尾时他说：“不过现在我必须镇定并且忏悔，虽然我的目的在于破除这些东西的信誉，可是我却已经摸过这些渎神而不洁的东西了。我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许多古今的哲学家所说的抨击的话，较之他们所犯的滔天的大罪应得的惩罚要轻得多了。高贵的读者，你大概不了解我对于他们的驳斥。你大概一定会认为我所列举的他们的罪状，只是一些骂人的话。不过事实的确不是这样。当你有工夫想想的时候，你就会有不同的认识了。你将赞扬那披着骂的面幕而鼓动我去向那些哲学家进攻的那个精神。你将看到我是用了什么样的技巧把我的意思充塞于每一个字里边，并且用怎样绝对的精确把我的利箭端端正正地射中他们的隐蔽的脓疮的。真的，我所揭发其罪的那些人，虽然他们有共同的罪恶，因而可能容易在一个共同的控诉之下使人对他们难以分清，但是我曾经努力作出适合于每一个人的诉状，并且举出每一个人的主要的罪过。” 事情并不到此而止。从《各家哲学批判》（就是编辑们曾从其中引证培根承认柏拉图和亚里上多德的天才的那本书）中，我们发现同样的控诉是被重复着并且被扩大，虽然在语气方面是与那篇演说有意采用的高超的风格相符的。在文章里培根对我们肯定地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心智是“博大的、透彻的、崇高的”。但是这句话虽发自真诚，却只是又一次进行他在《时代的阳性产儿》里所作的那种攻击的前奏，这一次的攻击由于语气安祥而诚恳，并对各论点加以比较从容的扩充，所以是更能产生深刻的印象。在这里培根不把亚里士多德叫做“一个诡辩家”，而是专写了一段来证实这种非难。他不把柏拉图叫做“一个浮夸的诗人”，而是反复说明柏拉图对于自然哲学并没有兴趣，而只是获得了为了使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增加庄严所必需的那点东西而已。这里我们发现，培根在前面的声明，说他在轻蔑的骂的面幕下，读者会发现他的话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培根最后的评语是“柏拉图用他的神学败坏了自然哲学，其彻底一如亚里士多德用他的逻辑学败坏了自然哲学一样。” 因此，培根虽然曾经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这两个人赞扬过，但如果有人借口说他对他们的哲学有很深的钦佩，那就是无稽之谈了。如我们以后讨论《新工具》时将会看到的，培根认为这两位哲学家的著作之存在人间只不过是它们的肤浅的一种证据而已，我们的目的不在辩论培根的判断是否充分，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他的判断是什么。关于这点，在这里再无庸置疑了。他把柏拉图和亚里多德两人都认为是具有卓越的天赋而产生了有害的思想体系的人。培根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对于建立一门真正的自然哲学是主要的障碍，这一点如果没有认识到，那就是根本不能了解培根。 不过，培根的立场是极为清楚的。他说：“科学之所以极少进步，有一个有力的原因。如果目标本身错误，赛跑就不可能跑得正确。科学的真正的与合法的目的不过是这样：要把新的发现和权力给予人生。”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的第一卷中清楚地说明，他认为这个过程是已经完成了。他不隐讳地说，人生中的一切必需的东西和文化修养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柏拉图的立场在骨子里与此一致。但，根据培根看来，这一种意见，不仅意味着人类的物质进步的毁灭，也意味着人类的思想进步的毁灭。 在他的《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中培根写道：“如果有人由于全力从事于静观哲学而对于我对实际活动的再三赞扬听来刺耳的话，我可以向他担保，他是他自己的所要的敌人。在自然哲学中，实际的结果不仅仅是改进人类福利的手段而已，它们也是真理的保证。在宗教里也有一条正确的原则，就是一个人必须以他的实践来表明他的信仰。在自然哲学中这条原则也是适用的。科学在人的心目中的价值也必须由它的实践来决定。真理之被发现和确立是由于实践的证明而不是由于逻辑或者甚至于观察的证明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生活以及智力的改进是同一件事情。” 培根极力主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目标定错了。因此，他们虽然是有史以来的最了不起的天才，可是他们的哲学却是毫无价值的。在他的《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里关于他们二人和别的哲学家他又写道：“人们必须了解，当我们否认他们的结论时，我们只是攻击他们的意见，并不是攻击他们的天才，也不是攻击他们的努力。事实上，一个人越是有才，越是勤勉，如果他忽视自然界所供给的启示，放弃研究工作，并且对事实的证据，放在那里不去答理的话，他只能是更为彻底地迷失在他自己的幻想的迷宫里了。” 在培根看来，整个的哲学史好像是一种旷野中的流浪。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引的亚伯拉罕·考莱的诗句的意义。但培根也看见了——也许他是第一个人这样看见的——哲学是静止的，而应用科学是前进的。我们再引证他的《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中的一段。“在各种机械的技术和它们的历史方面，特别是在把它们与哲学比较时，他观察到了下列的可喜的征兆。机械的技术日趋完善，好像被赋予生命的活力一样。哲学好像是一个雕象，它吸引着大批的人来观看，可是它本身不能行动。机械技术在它们的最初的发明者手下是粗糙的、笨拙的、累赘的，不过，它们继续地得到新的力量和能力。哲学在其最古的著者手下，是最有活力的，不过以后就表现出衰落了。对于这两种相反的命运的最好的解释是，在机械的技术方面，许多个人的才能集合起来产生一个单一的结果，而在哲学方面，一个人的才智把许许多多的才智给毁灭了。许许多多的人都臣伏于一个人的领导，死心踏地地为他担任卫兵的贱役，因而不可能再给哲学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了。因为哲学一旦从它所出生的经验中的根株割断了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死的东西了。” 这就是培根所以致力于颠覆各种哲学派别的领袖的——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的——名誉的原因。他不肯研究他们的著作的细节，也不肯和他们达到的个别的结论争辩。因为他的批评并不是说这些人是门外汉；反之，他认为他们是行家里手。他和他们所争执的是那个行道的本身。他根据许多我们以后要更充分研究的理由，认为希腊人的哲学在智力方面是辉煌的而在道德方面则是腐败的。 这样，培根就是完全孤独地为一件事而奋斗，这件事如果说是他把它看作比生命还重要，那还是比拟得不够有力。因为所争论的问题不是他个人的前途，而是人类的命运。培根为之斗争的是这样的一个思想：用人类的集体的力量去获得对自然界更多的支配，是比古代哲学派别或中古时期修道院的生活所提供的目的崇高的一个目的。培根极为讨厌“自我显示”，不过每当他刻画他理想的哲学家的形象时，总是以对人类的悲悯为其主要的道德特征。在《各家哲学批判》中，当书中的哲学家走进来对一群贤哲的听众作演说时。作者告诉我们，“他很沉着宁静，只是脸上显出平日就惯于悲悯的样子。”在《新阿特兰迪斯》中，“所罗门宫”里的“长老”也被作了同样的描写：“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长得很清秀，脸上带着一副对世人怜悯的神情。” 现在我们必须离开这些非常吸引人的著作。它们是一向不被人重视，一向无人阅读的，而我们在其中却能发现有一种新的人类良心挣扎着要生出来的样子。现在我们且把这些著作放在一旁，而去考虑考虑它们的作者的表面生活。 把他的结婚也包括在他的表面生活里也许是不公平的，不过在培根一生中要发现有任何“浪漫史”那是不容易的。1607年初，他与一位市参议员的女儿阿丽斯·巴南结了婚，关于她，他说过“她是一位漂亮的少女”并且“我很喜欢”。一封在当时写的私人信件也提到了培根的结婚，并且对这件事开了点玩笑。信上说：弗兰西斯·培根爵士昨天在马瑞本教堂和那位年青姑娘结了婚。他从头到脚都是紫红打扮，他和他的夫人都是盛装披挂，金银线锦，富丽非凡。这些衣装大概把她的赔嫁吃掉了不少。”关于培根的结婚除了上述的话而外，20年内再没有听到过一个字。这表明他的婚姻是相当成功的。可是后来培根却把他夫人的名字从他的遗嘱中删掉了。后人推测大概是由于某种虽未说明而却是十分严重的过错。他死后她的改嫁的种种情形似乎表明她的爱情已转向别人了。 大约就在他结婚的同时。那12年前伊丽莎白拒绝给他的副检察长的职位，由詹姆士委任给他了。他以前不得已而放弃了的追求做官生涯的野心又复活了。他的为公和为己的两种志向之间的冲突，在这时大概到了极点。他的精力已不如以前那样的充沛，而且他已在专心致志于完成他的哲学的计划。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初次听到他计划中的哲学的总名。这部哲学将叫做《伟大的复兴》，并将包括六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新工具》之写作己经开始（《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就是它的初稿）。不过这并不是一部能够速成的著作。培根想以它来宣示他的计划的全部规模和新奇之处。同时他也希望发表一种别的著作，这种著作，像《广学论》一样将增加他的声誉并为他的全部设计铺平道路，同时又不使“舆论”受到太大的震动。 这部著作（这是他的第三部著作）在1609年年终出版了。这就是《论古人的智慧》。这是用拉丁文写的。这件事就说明他是以国际的学术界为对象的。他在当时正在交涉，要将《广学论》译成拉丁文。这时他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是在欧洲大陆上寻找几个合作者。同时他正在以私人名义把他的别的几篇文章《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及《各家哲学批判》寄赠给几位有资格的人物传阅。他的做官生活的前途，在此快接近晚年之际，正在步步光明（或步步黑暗），但同时他在考虑是否把这一切公务放弃的问题，这在他希望获得“才人与笔杆的支配权”的一个计划中很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他的意思是他希望能被任命做一个学院的院长。他意想中的学院是威斯特敏斯特，伊吞，温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或圣约翰学院；或牛津大学的冒德林学院。 一旦到了那个地位，他的办法就来了。他脑中有许多计划。他要鼓励自然哲学的研究。他特别想到要为发明者设立一所学院，要有一切必要的设备。他计划要实行一种奖赏成功人员和罢免无能力的人员的制度。他看到了两种大规模调查的必要：一种是调查自然界的珍奇，另一种是调查机械技术的历史。他希望能资助四名青年学者来做必要的研究工作。还要捐些款作旅行的费用。必须与外国的大学组织交换情报的工作。当他的职务不迫使他草拟关于皇室的财务或苏格兰在北爱尔兰殖民问题的报告的时候，这些就是在他的脑子里盘旋的事情。
五
在1622年的一篇未发表的著作前边所加的致兰西罗特·安德鲁斯主教的献词中，培根描写了《伟大的复兴》和他以前的著作之间的区别。他把《广学论》称为启开《伟大的复兴》之门的一个准备信号或一把钥匙，并且说明它是“一些新的想法和旧想法的一个混合物”。可是关于《伟大的复兴》他说：“它把新的想法毫不搀杂地说出来了”，并说那是他所“最重视的”著作。他也曾说他“很有理由认为这本书飞得太高，飞越人们的头上了。” 在我们考虑培根在他的两种著作之间所划分的区别的意义以前，让我们暂且停下来看看他和安德鲁斯两人之间的友谊。兰西罗特·安德鲁斯（1555～1626年)是英国国家教会的长老之中德性最高的一位，并且也许是最有学问的一位。他懂得希伯来文、伽勒底文、叙利亚文、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他十种文字。在那由许多位学者组成的于1604到1611年间编定圣经的钦定译本的委员会中，他是领导人物之一。他的这种工作是为了要给英国供应一本令人满意的圣经译本。培根是要想解释上帝的另一部书，即自然界。在安德鲁斯主教的努力和培根的计划之间确有可以相提并论之处。在培根的思想中，宗教和科学并没有什么矛盾。这一点，可由以下两件事实看出来：一件是他想和安德鲁斯主教共同去寻找打开自然之书的钥匙；另一件是在后来成立的皇家学会的初期工作中有许多高级的僧侣参加。 培根著作中的许多特色，可以由他的宗教信仰和科学的愿望之间的密切关系来解释。我们己在本书的开头几页看到他认为他本人在做一种努力，要替人类把已经丢失的对自然界的控制恢复过来。他认为这个控制是通过错误的哲学而丧失了的。因此在本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他的声明：甚至由于他曾讨论了一下一些古代的哲学家们的意见他都需要悔过，因为他认为他们是不干净的。他觉得他们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犯了罪，造了孽。这些哲学家未曾感觉到科学，像宗教一样，必须从它的效果来断定其价值。由于这个原故，他们在敬畏天主和热爱人类而为之服务的方面都失败了。 记住培根的思想上这种宗教性的一面，我们就可以希望从他的那个时代的宗教观中找到有关他的思想背景的一些线索。例如他不仅是一个创世论的相信者，而且他也很可能相信创造世界的这件事其年代并不很久远。我们一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起源于某一不可想像的遥远过去的时期。在那个时期和现在之间的空白，我们用发展和演化的理论填补起来，而这些理论的根据则是好几门科学，这些科学是培根连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不过在培根时代，在笃信的基督教徒的眼中，我们的宇宙的总年龄是并不很长的。根据圣经中的世系而作的各种估计，虽然前后可能相差一两千年，可是不会有人说创世之举发生在纪元前7000年那么远的。詹姆士·阿歇尔大主教是培根时代的最有学问的编年学者。据他的意见，创世的年代为纪元前4004年。他的编年系统是载于1611年的钦定圣经译本的书页边缘上的。 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培根是承认这些年代的。他对这样的一种年代确认，大概像他同时的瓦特尔·罗莱爵士一样，也是同样的怀疑的。罗莱曾在他的《世界史》中指出在亚伯拉罕时代埃及的成熟的文化是与正统的年表矛盾的。不过显而易见，在培根眼中宇宙的样儿并不是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他显然地相信在不多的几千年以前人类曾经对宇宙是有过控制权的。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他所指的是人类曾一度对于自然界的运行有完全的知识，不过这种半成熟的思想在他的脑中是存在的。因此他要研究的科学，称为一个“复兴”——就是恢复或更新。他确信人能够得到这种知识，因为他曾经有过这种知识。当他心情乐观的时候，他甚至幻想这样的事情在不多的几年内就能够办得到。他有一个习惯的想法，就是思辨哲学之所以这样的浩瀚，是因为对于同一的一些飘渺的幻想作无数次的重复的原故，而关于自然的著作一旦完成，其篇幅会少得多的。他曾有一次暗示，一本有普林尼的《自然史》六倍篇幅的著作就足以包括一切为了解自然所需要的事实了。 然而他对于事物的真实情况的直觉，也常常冲破这些狭窄的界限。他常把科学了解为世界上一种十分新颖的东西，而不把它看作是向一个黄金时代的返回。他也曾认为科学不能在几年内完成，而是要一代一代继续发展的。不过旧的思想方法在他的脑中仍占着一定的地位。他对于他的计划的可行性的乐观的信心，就是由于这种情形。这一点，在他的比较受人欢迎的一些著作里，表现得当然更为明显。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因为“在人头上飞得过高”，因而把一种“新的想法与旧的想法的混合物”作为一种比较令人可以接受的东西提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混合物就是那本精彩而又引人入胜的《古人的智慧》。像《广学论》一样，它是启开《伟大的复兴》之门的一个准备信号或一把钥匙。不过，这份著作虽然是面向未来的，它也企图说明过去，因为它的主旨下面还隐约有一种亦庄亦谐的信念，就是在某一个远古时期，有种真正的培根式的科学存在的。这个假想的历史，他认为是反映在一些古希腊的故事中的。培根在为了要把人的思想与人对自然界的控制力联系起来而作的独具特色的努力中，惯于遍览文学传说。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特别注意到神话时代并探索这个时代的意义。他写道：“最古的时代，除了圣经里所记载的以外，都已经埋没在遗忘与沉寂之中了；继此沉寂之后有诗人的寓言故事；在这些故事之后有传至今日的文字记载。于是在深埋的远古和后来有传说有信史的时代之间拉上了一层帷幕，这就是那些故事。这些故事来到人类的历史中，占据着一个中间的地带，正好介于已消亡的事物和尚存的事物之间。” 通过一种恰当中肯的解释，人们可以穿透这个寓言的帷幕而发现失去了的最古的智慧，这在培根以前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信念。培根曾经为他自己要求这个解释之权。在他的著作中的最优美的一篇里，他取用了三十一篇神话，并以非常精巧的才思从其中演绎出他自己的政治和科学的见解。如他的著作的最早的编辑者之一，托玛斯·谭尼森博士所说，“在这本书里，由于培根对古代的贤人的神话作出了非常巧妙的说明，他使得这些人好像比实际上更明智得多了。” 这个作品是培根自己最喜爱的一个。它也是它的对象——欧陆的学者——所喜欢的。不过由于这是用拉丁文写的，培根得到的结果是与其初衷相反的。培根认为现代的各种语言，包括他自已的语言在内，不会长久存在，将有一天“招致书籍的破产”。为了使他的这篇东西能永远存在，所以他才用拉丁文来写。这个想法可是大错特错了！用拉丁文写的这本书，它的销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今天简直没有人读了。这本书早就被翻译出来了，不过没有一个英译本是大受欢迎的。我们行将引证的司派丁的译本虽然可说是值得欢迎，可也没有风行宇内。这本书对培根哲学的重要性过去是没有人作过严肃认真的估价的。直到富尔顿·安德生的著作出版（1948年）后，这情况才可以说有些改变。司派丁把它列入了文学作品中。 培根喜欢这个著作的证据之一就是他的文笔的动人和幻想的新颖。辩论似乎变成了诗歌。在表明他确信希腊诗人的神话代表一种较早的智慧的时候他写道：“它们既不应视为诗人的创造，也不应认为是属于他们的时代，而应该当作神圣的遗物和从比较优越的时代所吹来的曲调，这些东西是由更古老的民族的传习中得来，被收入希腊人的笛管之中的。”在培根的解说里，值得钦佩的并不在于他好似找到了神话的真正的原始的意义——这样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是他那种能以从这些故障之中抽绎出他所需要的教训的巧思。 例如有一个神话被大胆地标题为“恋爱神或原子”。人们记得希腊人曾经说过，爱神是众神之中出世最早的，所以除了开天辟地前的“混沌”外，爱神也是一切事物中的最古老的，并且他是没有父母的。培根的“释义”于是接下去说：“这个神话说的是自然的发生和开端时期，并且是命意极深。这里所说的‘爱’，我把它理解为原始事物的趋向或本能，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原子的自然的运动。’这种东西的确是那种用物质构成一事物的原始的特殊的力量。这东西确实是没有父母的，就是说，没有‘因’的。因为‘因’就好像是‘果’的父母。可是原子的运动这种力量在自然界更无他‘因’。在它以前没有东西，因此没有构成它的‘造因’也没有比它更为原始的东西，因此没有品类也没有形式。” 这些推想的确是很深刻的。培根进而承认他的这个关于原子的概念（即运动是原子的存在形式）受之于德谟克利特；他并且表现出他这种关于物质的观念对其他学派的优越感。他把他们将物质与运动分开的主张称作一个“完全盲目的和胡说八道的”办法。培根认为物质基本上是活的，也就是说物质是从一种固有的元质——“运动”中发展出来的东西。这个概念，是他对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指向现代的进化论的观点。 人们往往责备培根说他曾天真地乐观地认为机械的进步本身是好的。他的批评家们大概是没有读过他称之为狄德勒司或“机匠”的那篇神话解说。在这篇文章里，在谈论了机械学对于一般生活的需要所作的贡献以后，他继续说：“不过从同一个来源也出现了泄欲的工具和杀人的工具。因为，最巧妙的毒品以及枪炮和类似的毁灭性的利器，都是机械发明的产物；而且我们十分明白这些东西在残酷和破坏性上如何地超过了故事中的人身牛头怪。”“机械之学可以两用，既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这一点培根是很了解的，其了解的程度并不比批评他人差。 在一个叫做“阿特兰特”或“利益”的神话里，他说明了他对纯理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长期研究和短期研究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阿特兰特在赛跑中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她停了下来去拾金苹果的缘故。在培根看来，她就是眼光短浅的机械之巧的象征，这种机械的才能满足于有限范围的新发明，但不能理解真正的目标——掌握宇宙的隐藏的结构。不过这种关于宇宙的真正的图画有一天全画出来的时候，据我们所知，培根所希望于它的还不止是一种暝想上的满足而已。它还应当是以新发现和新发明来丰富人类生活的手段。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发明不会单独出现，而是像他本人在《Valerius Terminus》中所说的一样，“一堆一堆，一串串”地出现。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戴阿米狄斯受了敏娜瓦的煽功，在战争中刺伤了委纳斯。此后很久他竟安然无事，可是最后还是为了这件事断送了性命。从这个神话里培根得出了对宗教战争的警告。引起宗教战争的理由也许像敏娜瓦一般的纯洁和贤明；敌人也可能像委纳斯那样的腐败和可耻；然而宗教战争是不会得到任何持久的成功的。宗教中真正的办法是以理服人，以义服人，以高行服人，应当凭借模范行为和教中圣贤的名言至理来使人信服。在墙根时代的英国还有为了宗教的原因而活活烧死的火刑。他所属的教派就产生了像瑞德雷、拉蒂末和克兰末等殉教者。这个神话的美丽的结论就指着他们和像他们一样的殉道者，不管这些人是属于什么教派的。当戴阿米狄斯因委纳斯报复而死的时候，他的伙伴们，由于痛悼他而“被变成了天鹅——这是一种在将死之时也发出了好听而可哀的鸣声的鸟儿。”培根利用这个细节来强调他的关于宗教迫害之错误的教训。“戴阿米狄斯的伙伴们，也就是同教派同信仰的那些人，他们的优伤和痛哭一般说来是极为打动人的，而且是很好听的，正如天鹅的鸣声一样（天鹅也叫做戴阿米狄斯之鸟）。寓言的这一部分具有一种进步的意义，这意义很突出也很高超；就是因宗教而受难的人们，在临死时所讲的话，像将死的天鹅的歌唱一样，对于人的心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影响和印象，并且在以后长期地留在他们的记忆和情感里。” 不过，在所有的说明中，叫作“普罗米修斯”或“人的情况”的一篇，可说是和十足的培根哲学的精神和内容最为接近。培根写这篇东西的用意也原是要为他的哲学铺平道路的。这个寓言内容太丰富，太复杂，所以不容易做摘要。一言以蔽之：这篇东西很雄辩地宣传了“不满现状”的神圣的必要。如果读者记住了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是代表人类的“现状”的，那他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下面的这一段简短的摘录。“因此，所有的人们都应该明白，对自然及学术鸣不平是诸神所喜欢的事，并且因此可以从神圣的慈悲中得到新的施与和恩惠；对普罗米修斯所提的控诉——尖锐的激烈的控诉——比较这过多的祝贺与感恩更为严肃而有益。人们应该懂得幻想中的富裕正是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显然的，培根有这样一种信念，如果要使人们有勇气与进取精神向下一阶段迈进的话，必须先让他们具有一种新的心理状态。他晓得除非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忍受中拉出来，否则的话，他们是既不能改善他们的科学也不能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因为培根深信他是受命于天来传这种新的“道”的人，所以他才以普罗米修斯那篇神话里的令人振奋的先知口吻来发言。这里他还只是把先知的衣钵给我们看了一看，要过了11年之后，他才正式接受了这个衣钵。在《伟大的复兴》一书付印之前，培根把这11年的工夫眼看着过去了。 在两本著作之间的11年的沉默，只有在1612年他的《论说文》的第二版问世时才被打破。这些论说文此时已由10篇增至38篇了。这个长期的沉默是由于他又自陷于他一部分心理总想逃脱的官职的网罗之故。1613年他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1616年任枢密顾问官，1617年任掌玺大臣，1618年任大法官，不久又受封为外如兰男爵。关于他在这些职务内的行为我们是不能写的。要写这些东西就必须不为作者作传记而去为他的国家作史。不过很清楚，公务的压力阻碍了他个人的梦想的实现，而当他自觉年事已长因而他的宏伟的计划的出版不能再事延缓时，所发表的却只包含着他想写成的著作的片段而已。 除了《论说文》以外，只有一些法律方面的文章弥补我们对这些重要年代的空虚之感。在司派丁、艾利斯、席司所编的培根全集里，几乎有五百页都是这些文章。关于这些文章在这里无须多谈，因为如果培根的一切遗著都只是他对法学的贡献的话，后人对他是不会感到很大的兴趣的。同时，纵然上面这句话不对，本书作者也是不能谈的很多，因为他约束了自己，使对于他因为缺乏高于自己现有的法律修养因而不能加以判断的东西，不再仔细钻研。不过至少值得提一下的是，甚至在培根的政治文件和法律辩论中，他的个人特色还是没有埋没的。他仍然为他自己作出庞大的计划。这些计划有的他只实行了一部分，有的根本没有实行。他的一些科学的兴趣常常从这些文件中冒出来。此外，那最难改造的材料也常常被他的个性特征改成文学作品了。 他曾向伊丽莎白提议。要从大批的法学材料中演绎出法律的基本原理，并且曾以此题目进行一段著述工作。在《广学论》中他建议要根据一些看来很健全的原理作出一部《英国法典》，不过无论他还是别的任何人都没有把这个提议付诸实行。关于他的宏伟的计划就谈这些。至于这一类文章的文字上的独创性和“多汁性”他们是一有机会就可以出现的。这从《法律上的辩论》一书中可以得到证明，这本书是他题词献给“我的亲爱的葛莱公会的朋友和同学们”的。他希望这些辩护可以作法律争辩的范例，一如古昔传来的，以及像他所见到的法国人在当时所发表的东西。同时。他好像曾经希望过，他的例子可以鼓励文学在法律的干燥的沙漠里生根。“我所提出来的这些议论是关于若干并不庸俗的题目的。再说，我的生平经历曾把法律和其他研究混合起来，由于这种情形，这些文章就可能变化更多些。”事实上它们也确实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产权的。当甲把土地租给乙，地上有木料，而这木料由于自然的或人为的作用，离开了地面，这时离开地面的木料是属于租出者呢还是属于租户呢？这个难题在辩论开端处给了培根一个论自然史的机会，在辩论结束时使他有可能写了一个出色的形象：“常识教给我们，在土地上有的部分隆起和凸出于外，如木材、岩石、房屋。有的部分是沉埋和低下去的，如有人称之为地下树的矿山——因为正如树木之有大枝、小枝、细枝，它们在它们的地区也有较大的和较小的矿脉。”这是1616年写的。观察一下这位首席检察宫的焦灼的心情是如何地向往于毕龄古乔是很有意思的。把矿藏比作一棵树的譬喻就是从毕龄古乔或者从他的抄袭者之一那儿学来的。至于这个辩论的结束语，那是足以与培根的《论说文》相媲美的：“说到这块地皮上的木料，那是王国的有生命的财富，也是我们的墙壁的材料。不仅是我们房屋的墙壁也是我们这个岛国的墙壁。”读到这里，就像在那闷气的法庭里忽然进来一片海上的景色，在大海的胸怀上飘浮着英国的舰队。培根从政界退下来以后，以写作自娱的时候所写的东西并不是一部财产的历史而是一部“风的历史”。 在1620年《伟大的复兴》一书终于出版了，那时的培根可以说是才第一次有信心地而且公开地接受了先知的衣钵。这本书是由十个项目构成的一种综合性的著作。在我们考察它的内容以前，让我们先听他的秘书劳莱对他的意见：“我总是有这种想法，如果有一道知识之光由上帝那里落到现代任何人的身上的话，那就必然是落在他身上的。因为他虽然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大读书家，可是他的知识不是来自书本的，而是来自他本身的理由和见解的；不过这些东西他是小心谨慎地吐露出来的。他的著作《伟大的复兴》，据他自己说，是他的著作中最主要的。这本书一点也不是他的脑子里的无价值的空想，而是一个固定了的、考虑成熟了的概念，是多年的辛勤的产物。我本人至少看见过《伟大的复兴》的十二种不同的本子，都是年复一年的修改过的，这书的结构、次序就是这样年年一遍又一遍的经过了修改、补正，然后才达到付印时的那个样子的。” 书名页告诉我们，这本书是英国大法官外如兰的弗兰西斯的《伟大的复兴》。这样便较以前寒微时代的“培根先生对学术的赞美”好像堂皇得多了。培根所要传之于世的“大义”到了公布的时候，能用这样显贵的身分来发表，当然对于过去那漫长的拖延可算是一种补偿；对于争取更多的更会注意的读者也可算是一种保证。书名页上的插图描绘的是当时的一只三桅船正在扬帆前进，要通过两根狭窄的柱子，这两根柱子，一般解释为世界的尽头，即所谓“赫寇立斯的柱子”。不过这只是它们意义的一部分。作者在他的“序言”的开头几句，对它们有更充分的说明。他说，人们对他们的现状估价过高，而对于他们改善现状的能力却估计过低，这就是两根不祥的柱子，它们好像注定了要把人们封锁在一片被陆地包围的内海中，使他们永远不敢到知识的大洋上去遨游。在图片下面的铭语小框中用拉丁文写着从“但以理书”里摘录的一句话：“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然增长。”在书的正文《新工具》里解释说，圣经上的这个预言简直就是说，知识的增长将与因横渡大洋的航行而全球互通往来的时期相吻合。这幅插图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仔细选择用以尽量代表作者的寓意的。我们对于书名页底下的铭语小框中的题词——“教育促成进步”，已经作过评论了。 接着就是一个简短的说明，共约五六百字，是以培根在他的《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一书中所试验的第三人称的体裁写的。在这里他把拉丁文“复兴”一字的意义交代清楚了。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最重要的莫过于把意志和事物的交易恢复到原有的完善的程度或者至少有所改进。文中强调了为何不能凭借旧哲学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宣布把科学、艺术以及人类的一切知识加以整个的改造的必要性。 以下就是致国王詹姆士的一篇书信体的献词。和谭尼森博士说的一样，培根着手了“一项需要一位千手千眼的人来作的工作。”他知道这不是一个臣民的工作，而是一位国王的工作。因为培根所打算做的并不只是一件逻辑方法上的改进而已；这是一个人可以担任的。他所要作的用谭尼森的话就是“是决定于一部清楚而全面的自然史的。”他希望国王能够提倡并资助一部关于自然及技术的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若没有这部书，他深知他的计划无成功的希望。同时他也知道他计划中的这样规模的一项著作只有由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成百上千的人们在统一领导下通力合作若干年，甚至也许要若干代，才能编辑成功。 在书信体的献词中，他写道：“由于我在哲学的黑暗里燃起了这个新的灯光，我死后或许还可以成为使这个时代扬名后代的工具；同时，各门科学的再生和恢复当然应属于最英明最饱学的国王在位的时代。最后我还有一件请求——这个请求对于陛下并无冒渎之处，而它是与目前这件工作特别有关的，就是陛下既然在许多事情上和所罗门王一样——在断狱的严明上，在国泰民安上；在您的慷慨大量上；在您的著作丰富多彩上——窃愿您能以更效法他的先例，资助一部《自然和实验的历史》的搜集材料和编辑成书的工作；这部历史要真实严肃，不受文学和书本知识之累，以便成为哲学的基础——这部书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一部书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描写：此书若成，则若干世代以来哲学和科学在空中飘浮的情况就可结束。它们就可以建立在各种经验的牢固的基础之上，而这些经验都是经过很好的检查和衡量的。为了这件事我己经提供了工具，但是资料必须从自然界的事实中搜集起来。” 在“献词”之后就是“序言”，是一篇长约三四千字的非常有力的文章。正像“献词”是向国王进言的一样，“序言”是向人民说话的。文章里面有教育，有警告，有劝戒，还有诱导。对于那些相信旧逻辑的人他说：“逻辑学决不能精细到足以应付自然的地步。”为了鼓励别人，他谈出他自己的弱点。他说：“只有依靠神的援助，他才能坚定自己的意志以抵抗敌对意见的打击，和抵抗他自己本人私下和内心的迟疑和顾虑，更不必说那些天性中的不明智之处了。”他表示最主要的希望是工作要以仁爱的精神来作。“最后，我向大家作一个普遍的忠告，就是大家要考虑知识的真正目的何在，希望大家追求知识既不是为了自娱心志，也不是为了争论取胜，或是为了凌驾他人，或是为财，为名，为权力，或是为了任何这些卑下的东西；而是要为了人生活的利益和用途；并且要以仁爱的精神充实和使用知识。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天使们被打入地狱是由于对权力的过分欲望，人类的被逐出乐园是由于对知识的过分欲望；但说到仁爱，那是永无过分之事的，也从来没有一位天使或者一个凡人因为仁爱而遭到危险的。” 从“序言”中再摘录一段：“我必须提出的要求就是这些。关于我自己我不愿说什么；不过以我正在进行中的事业的名义我请求人们相信，这不是一种要持有的意见，而是一种需要做的工作；并且我向大家保证我正在努力奠定的不是什么教派或教条的基础，而是人类的实用和权力的基础。”这不是一种要持有的意见，而是一种要做的工作。换句话说，培根希望能看到研究机构成立起来，技术和工艺都能推陈出新，一如他以后在他的《新阿特兰迪斯》那本小说中生动地描写出来的一样。他的用意并不仅仅在写一本书。《伟大的复兴》并不是由于文学上的野心的支配而写出的。这本书是一个新的世界的蓝图。 这篇精彩的“序言”完成以后，培根就开始进行他所谓的“著作的计划”——就是如果《伟大的复兴》这本书能完成的话，他所打算包括在里边的六个部分的描写。计划中的这六个部分如下： 1.《各种科学的分类》。 2.《新工具》，或《关于自然的解释的指示》。 3.《宇宙的现象》，或《作为哲学基础的自然和实验的历史》。 4.《智力的阶梯》。 5.《先驱者》，或《新哲学的预测》。 6.《新哲学》，或《能动的科学》。 关于这六个部分，培根告诉我们第一部分还是缺少的，不过他的《广学论》第二卷可以被认为是能暂时补充了这个缺口。 这六个部分的第二部分是《新工具》，共两卷，构成现在所谓的《伟大的复兴》一书的主体。 《伟大的复兴》的六个部分中的第三部分原定为《自然和技术的百科全书》，他在该书中写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简短的描述，内有关于该书编辑的一些原则，这部分叫做“节日前夕”。培根意谓当这个伟大的百科全书”编成的时候，人类将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一种安息日。 因为这个部分需要相当的时间，也许需要若干代，所以他又为《伟大的复兴》计划了第四部分，称之为《智力的阶梯》。这部分一点也没有印出来，不过它的目的已经很明白了。它是要表明在某种有限的但特别重要的领域内，逻辑学（《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将如何用以解释在《百科全书》（《伟大的复兴》的第三部分）中所搜集的一些事实。 第五部分，即他称之为《先驱者》或《新哲学的预测》的部分，也是一点也没有发表过的。它的用意是要预示《伟大的复兴》完成之际行将属于人的新知识和权力的味道。这些令人先尝的“味道”可以说是在走向新哲学的道路上所拾起来的被风吹落的果实，既不可轻视，也不可把它们误认为是成熟的哲学所结的成熟的果子。 《伟大的复兴》的第六部分，即《新哲学》或《能动的科学》必须让培根本人来描写。“我的著作的第六部分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其他部分只是给它作准备的。它将显示出我所传授和准备好的那一套合理的、纯洁的、严肃的调查研究方法所产生的那个哲学。不过要把这最后的一部分彻底完成是一件我的力所不及，也是我所不敢想象的事情。我希望我以前所做的，是一件不太微不足道的开端。结果如何将由人类的命运提出，这个结果也许是人们以他们目前的生活情况和他们的理解力不容易掌握和衡量的。因为问题所关系者并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而是人类幸福的真实性和人类行动的一切力量。人是人自然的助手和说明者。人的行动和理解只能用他在对自然进行工作和观察时所看到的自然的组织安排为范围，超过了这个范围，人是既无知识又无权力的。因为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打破这个因果的锁链；要征服自然，就只有靠服从它的规律这个方法。因此，这两个双生的目标，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权力，在最后是要合而为一的。要是不了解原因，那么就要在行动中败挫。” 这就是《伟大的复兴》的计划。它的大部分当时还没有写出来。与整个的计划相较，后来培根所写出来的也并不多。我们要在下一章里来看它的较为基本的部分。
六
300年来，《新工具》或《新逻辑学》曾经引起了不少的赞赏也引起了一些误解。这里所写的东西希望它既不致减少那种赞赏，还能对解除那些误解有所帮助。一部为青年读者写的书，有特别的好机会来达到后一目的。培根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了重新回到正路上去，哲学必须服从圣经的训示而变成为小孩子一般。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哲学必须把它的一切书本知识丢开而重新从头开始。他要人们重新与自然界直接地接触，以新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并建立一座新的知识宝藏。他把这种知识宝藏描写为“一部不为文学和书本知识所拖累的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 在提倡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培根是在与整个的学术传统作断然的决裂。如果我们问一下，在我们上面所引证的“一部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一语中、他所说的“实验的”一词是指什么而说的，那我们就可对他所追求的目的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实验的”一词现在比在培根的时代，已获得了一些新的联想并具有一个更精确的意义。现在，“实验”这个词最常见于“实验的方法”这一个词组中，用这个词的时候总不免要联想到实验室中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研究者。在培根的时代，“实验”这个词还没有充分取得这个意义和这些联想。培根用它的时候，意义是相当广泛的，他用“实验的”来谈每一种有意识的对自然界的干涉。这包括一切劳动过程，一切与农业和手工业有关系的艺术和技术。从这个观点说。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培根的目的。所谓“自然历史”是指对不受干扰时的自然的描写；所谓“实验的历史”是指对人无论是科学家或生产者所作的干涉或控制自然的一切行为的描写。他把后者称为他的计划中的一个比较独创的部分。 这当然是在培根的儿童时代就已经掌握了他的那个思想的必然的结果。他那时就已背叛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因为它缺乏对人生有用处的实践。他并不以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本身是错误的，不过他认为这种逻辑是为了要达到一个与他的目的大不相同的目的而建立的。当培根写《伟大的复兴》一书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英国已经被研究了约四百年之久。它曾对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发挥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培根所说，它是在辩论上很有效的，可是它在生产上并没有起过什么作用，而生产却是培根所关心的问题。亚里上多德的逻辑学不能产生新的学术。 正是在这里我们才看到“实验的历史”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在其《动物史》中已经写了一部很好的博物志。他的逻辑学对于它的宗旨所在的分类科学的建立是有帮助的。但是培根所要的是恢复人对于自然的支配，使他能控制，改变和改善自然，而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是无能为力的。培根的伟大直觉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那种对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自然界的描写与分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以另一种对自然界的描写和分类来补充，就是对于受到人类的活动的扰乱、束缚、威逼、强迫、强烈的干涉或其他形式的影响的自然界的描写和分类。培根曾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谈论这一点。他所谓的“自由的自然”和“被扰乱的自然”之间的对比，在他的思想中是占主要地位的。 上面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静观科学所需的原料可以从对自然界的静观得来。但是培根的能动的哲学所需的原料则惟有细察人类对自然界的行动以后才可以得到。工业上每种新的进展，必须以最广义的工业史为基础。科学性的工业必须建立在研究人类较早的、科学性较差的、想驾驭自然，使它为人类服务的种种努力的学问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对思维的一种帮助，它的目标是逻辑上的一致性。培根的逻辑是行动的指南，对它的考验是要看它是否能行得通。 为了要达到这些目的，培根试图造成对于各门科学的重新估价。在他的1608年的私人笔记中，他谈到他想“降低学究式的科学的价值”，所谓学究式的科学就是指那些在行动上没有效果的科学。在《伟大的复兴》一书中，他是更加直言无讳的。在那里他说：“哲学的传统不过是一些老师和他的弟子的前后相继而不是发明者和发明的改进者的前后相继。” 培根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与哲学传统有重大的分歧的。关于这点，培根极想要人们了解，因此在《伟大的复兴》发表之后三年（1623年）发表的《广学论》中，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去了。在那里（第2卷，第2章）他首先就把学术史当作自然史的一种而包括在自然史中的必要重新强调了一番。然后他又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论点。他对“人类事业中的过早的灰心绝望”表示不满，说这种心情是由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而产生的，即以为学术“只是对自然的一种助力，只能完成自然所已经开端的事情，在自然正陷入错误的时候予以纠正，在自然受到束缚的时候将它解放”，而不明了学术能够“更改、变化、并基本上改变自然”。对于这种绝望的心情的治疗剂就是“机械学的历史”。它是“自然哲学最基本的和重要的东西；我所谓的自然哲学就是指的那种不会消失在玄妙、祟高的思辨的乌烟瘴气中而是对于减轻人生疾苦会发生效果的那种哲学。这种哲学不但会起一时的良好作用……并且对于事物缘由和科学规律的研究也一定会发出比迄今照耀人类的光更真实的光明。 两千年来在欧洲哲学的大门口矗立着一个大问题——人真的能认识真理吗？培根和这种哲学传统的分歧包含着对于这个大问题的一种改变了的态度。我们是凭我们的感觉的证据来判断外在的世界的。我们怎么确知这种证据是可靠的呢？形而上学家们对这个问题还在给于不同的答案。哲学中各派的分歧也就决定于他们对这问题所作的答案。但另一方面，生活并不能够等待这个困难问题的解决。他不管所谓“知识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就进而从事于它的实际任务，就是如何充分利用它似乎己经知道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培根是站在务实的人的一方面的。虽然他采取这个立场的时候是经过考虑的。培根作品的优秀编辑之一，艾利斯说：“培根虽然常常谈到各种感觉的错误和缺点，但是他从来没有受引诱而去考虑站在形而上学的门口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发现真理的更高的根据的话，那么感觉的主观性是否会必然把人们引到怀疑论的路上去？”艾利斯所说的培根从未受“引诱而去考虑”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还是不清楚。这好像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是说培根太无学问以致没有了解那问题的重要性。可是，事实上，这里面是包含着有意识的取舍的。培根认为在哲学上从我们的知识的可靠性这个问题“开端”是一个错误。这问题或许就是我们可能“结束”之处。因此，他赞扬那些生活在这个真理问题（所谓“认识论”）支配哲学并传播怀疑主义以前的最早希腊哲学家们的实践。论及这些古代的希腊哲学家们的时候，培根说：“他们虽然对于研究的困难和自然的奥秘大诉其苦，但是，好像咬着马嚼子的马一样，他们还是追逐了他们的目标而且和自然进行了斗争。他们当时的想法一定是认为知识是不是可能的这一问题，必须不用争论而用尝试来解决。”（《新工具》序） 在下面我们将讨论培根对逻辑学的贡献以及他所拟定的科学研究的规则。培根的新逻辑学和亚里士多德的旧逻辑学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可是在目前，最要记住的是培根的目标的新颖。他并不是要教人如何做正确的辩论，而是如何发明新的技术。“对于实践力和理解力之间的无情的、不幸的离婚，以致使在人类这个大家庭中一切事务陷入混乱”他表示不满。他提议为了人类的幸福，叫他们复婚。他写道：“从这场婚姻中我们可以希望能产生人类的助力，并且也可以产生一家一族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人类的贫乏与苦痛。” 因此，《伟大的复兴》的宗旨不仅是对哲学文献作一个贡献而已，它还是生产革命的一张蓝图。《新工具》或《自然解释指南》是构成该书的逻辑学的部分的，和从来发表过的任何其他逻辑学的书不一样。如果把这书从《伟大的复兴》的设计背景里抽出，而只把它当作一本逻辑学的著作来看，那它是很难理解的。培根著作的编辑者们有时使这种混乱更加严重。例如弗勒编的《新工具》是已出版的培根的著作中最精的版本，而这部书正就是犯了这样错误。弗勒列举了培根影响后代的十条途径。只有在第八项中他才提到“人类的生活的改善以及对于人生的安适与方便的支配力的增强。”这就是说，弗勒把培根放在榜首的事情放在接近榜尾的地方了。但是除此之外，他还犯了曲解的过错。他以责备的口气说“培根如何坚待一定要科学研究服从实际的目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培根曾一再坚持科学的真理和实际的效用实质上的一致性。“在实践上最有用的，在理论上就是最正确的。”（《新工具》）“人的心智的改进和他的生活的改进是一回事。”（《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 培根的逻辑学（也可以说是他终于能够写成的有关这门学问的一切）都包括在两卷书中。第一卷是绪论性的，也就是本章余下来的篇幅所要谈的。它可算是我们在前几章里研究过的那些未发表的许多篇文章的一种最后的定稿。具体来说，它重复和引伸了《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的内容。不过《几种想法与几条结论》是以长篇的辩论体裁写的，而《新工具》则是以一系列的箴言的形式表达的。这样的箴言在第一卷里有一百三十条，第二卷里有五十二条。这些箴言虽然有的很短，可是一般来说都有越来越长的趋势，最后使“箴言”一词与实际上等于一章的材料似乎不相称了，因为有时一章竟会有40段之多，如第2卷，箴言13页。不过箴言的形式至少是便于参考的，在我们的阐释中，我们将始终写明卷数和箴言号数以便利愿意参考原著的读者。 第一卷是以箴言的最著名的一条开始的：“人是自然的助手和解释者。不过人的行动和理解是以他从实践上或理论上对于自然界的安排的观察为限度的。超出了这个范围，他就没有知识或力量了。” 从历史的意义上说，这个说法是十分新式的。这是用一种新方法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世界已经不再像一条“涕泪的山谷”，在其中人类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陌生人一样，来作短期的朝山进香的。反之，人与自然是互相发生作用，相为因果的。自然对人有作用，因为人如果离开了他对自然界的安排的理解，就没有知识或力量。他必须向自然学习。他的最宝贵的最独特的所有物——他的智力——其功能就是对自然的安排的理解。可是同时，自然也需要人。人是它的助手和解释者。他能了解自然并使它起更好的作用。就是说比在没有人类的帮助时要更好一些。人类的历史的真髓就是人与自然间的这个彼此相互的作用的记录。 没有疑问，关于他对世界和社会的这种看法的新奇性培根是非常清楚的。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不仅因为“内心的踌躇和顾虑”而伤脑筋。他还说：“就连要找出表达我的主张的方法，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事物本身只有拿旧事物来比较，才能理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他之所以把他的计划一直保留到他接近60岁时才发表出来是并非没有原因的。 《新工具》的箴言式的体裁使个别的论点清楚而且动人，不过也容易使各种观念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上位分类有些模糊。不过这些是稍为用点心就可以识别的。第一个主题（1～4）是人，自然的助手和解释者。在这里也强调了知识和力量的同一性。这些现在都是大家熟悉的观念了，我们对它们可以不必多谈。 其次（5～17）是对当时的科学和逻辑学之贫瘠的一些意见。第十五条箴言含有对当时流行的一些观念的彻底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我们必须略作研究。培根说：“无论在我们的逻辑学或物理学中，我们的概念简直一点也不可靠。‘本体’、‘性质’、‘作用’、‘性欲’甚至于‘本质’——这些概念也是不可靠的。至于物理学上的一些概念，‘如重’、‘轻’，‘浓’、‘稀’、‘湿’、‘干’、‘发生’、‘腐化’、‘吸引’、‘排斥’、‘元素’、‘物质’、‘形式’等，那就更不行了。这一切都是荒诞不经，定义不明的。”为了搞清楚培根的这些批评寓意何在，必须追溯这些观念的历史的发展。那样就会看出来它们不但不是固定的、清楚的反而是混乱的、屡变的。各种哲学流派对于“本体”和“性质”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不同的说法。在希腊物理学家们看来，“元素”是土、风（空气）、火、水。在近代的派拉赛尔苏士（约1490～1541年）曾用不同的观点把物质分为三个元素，他称之为盐、硫和汞。培根对这一切概念的确实性表示怀疑。他要重新给知识打基础。他的看法是，我们关于事实的知识，既然日益增多，那么就连我们的最基本的概念，我们也应该有决心加以修改。再者，为了考验我们的概念，我们不应再仅仅以逻辑上的一致为准，而应该以这些概念在行动上的功效为准。 传统哲学家的“存货”，那些粗略的概念，培根称之为“关于自然的预测”，因为它们并不是以充足的经验为根据的。为了代替这些东西，培根建议用根据实验和观察的“对自然的解释”。“关于自然的预测”和“对自然的解释”之间的对比构成这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18～37）。它清楚地指出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学和培根式的逻辑学之间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诚然曾经制定逻辑这门学问和艺术的两大部分，即归纳法与演绎法。用了归纳法我们就可以从个别的感觉上升到一般的概念。演绎法教导我们如何从这些一般的概念得出正确的结论。培根对于亚里士多德所定下的那些演绎的规则并没有争论。他企图要改良的是归纳法。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和他的方法之间的区别，他说明如下：“两种方法都是从感觉和个别的事物出发而达到最高的概括，但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无限的。因为前者对于经验和个别事物只是顺便看一看，而后者则是有步骤有系统地来研究它们。”（22）由第一种方法只能产生“对自然的预测”。那是不能成为真正而积极的科学的基础的。培根特别着重这一点。他说：“虽然把各历史时代中之所有的聪明才智之士都聚会在一处，共同努力，互相观摩，他们亦不能凭‘预测’在科学中有什么大的进展的。”（30） 于是培根不得不自问，人的意志为什么这样地易入歧途，并且这样地以停留于肤浅的概念而满足。这个问题他在他著名的四偶像（28～68）中作了解答。他所说的“偶像”指的是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不如说是在人的心智中阻碍人达到真理的几种观念。他对这些错误观念的分析，一般认为是对真理的追求者的最有价值的帮助。 第一种他称之为种族的偶像。他说：“这些偶像是从人的天性中来的。所谓人的感觉是事物的尺度的说法是一种伪说。反之，感官和智力的觉察是符合个人的尺度而不是符合宇宙的尺度的。”培根认为，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将放弃他们自己对事物的有限的和片面的看法而代之以一幅对自然的安排的真实图画，这幅画是由实验的科学所揭露出来的。那么，为了要达到“合乎宇宙的尺度”的真理，其途径是什么？是科学的试验，还是助人的感官之所不及的工具呢？培根相信试验而不相信那些工具。 第二种是洞穴的偶像。这一类的错误观念是人类从他们的遗传和环境所得来的。培根指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的性格，同时他也受他的教育、他的朋友、他所读的书等等的影响。因此，他下结论说：“人的精神，各有不同，变化多端，最易扰乱，就好像是完全受机会支配似的。”培根对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种情况的限度，是看得很敏锐的。在这一点上他是罗柏特·欧文的前驱者。 第三种是市场的偶像。他的意思是指词的统治。语词本是交流思想的媒介物。如要想畅行无阻，词就必须适合一般人的理解能力。因此一个词的意义越是空洞，它就越受人欢迎。在科学界，不同于政界，我们决不能根据数人头的办法来作决定。语词在能够成为可靠的“科学货币”之前，其内容必须充满经过深思熟虑的经验成果。 “最后，还有那些从哲学家的各式教条中移入人类的头脑中的偶像。我把它们称之为剧场的偶像，因为在我看来，哲学中一切已经成立的体系都不过是一些舞台上的戏剧而已。它们都是些幻想的世界，由它们的作者以自己的文字的想像力而创造出来的。”（44） 偶像说的总结如下：“关于几种偶像和它们的车马侍从，就谈到这儿为止吧。这一切都必须要坚决而严肃地否定和摈弃，好让人们的理解力得到彻底的自由和纯洁。要进入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类的王国，与进入天堂无多大的区别，而天国是只有成为一个赤子的人才能够进去的。” 我们在本章开头的地方就说过培根想要和旧的哲学传统决裂。最足以说明这个事实的莫过于我们现在就要叙述的一段。这里也要开始讨论一些旧哲学的性质，但是他坚决地拒绝讨论细节。这是由于他和他以前的哲学家之间的矛盾性质的缘故。我们不妨说他认为这些哲学家，与其说是不智，还不如说是不德。他所反对的是他们的没用。因此在企图破坏他们的权威时，他的办法就像一个要教人如何分别杂草与嘉禾或者分别害虫与家畜的人所用的方法一样。伪哲学或伪科学都是可以从他们的某些外部的特征来辨认的。培根称这些外部的特征为‘标志”。他所提出的“标志”共有六个：它们产生的地点，产生的时间，它们不能得出结果，它们的不能发展性，哲学家们本人对于他们的理论于行动无用的证明，以及导致没有止境的争论的意见分歧。在它们的流行当中，甚至还有一个第七种“标志”，就是它们的受欢迎。没有一件不浅薄的事情会能够这样广泛地被接受的。（69～77） 把培根关于“标志”这个题目的话做一个很简捷的摘要，就可以使我们不但能看出许多别的事情，也可以看出培根的历史感觉，这种感觉就他的时代来说，是很不平凡的。培根首先提到他的时代的一切科学都来源于希腊。然后他就进一步说：“然而希腊人的智慧是教授式的智慧，并且是好辩的。这是一种对于真理的探求最不利的智慧。”我们已经晓得培根所说的“教授式”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一种由一些大师和学者一脉相传而不是由发明者和发明的改进者一脉相传的科学。简言之，他是指希腊的科学和生产技术脱节一点说的。他并且补充说：“他们的学说大部分都可以照着暴君迪欧尼休斯的叫法称呼。当年迪欧尼休斯为了嘲弄柏拉图曾把他的哲学称之为无事可干的老年人对无知无识的青年人的谈话。”（71） 再者，在各种科学形成之时，“对于时间或空间只有很狭隘而贫乏的知识。希腊人没有能够上溯到一千年以前的历史，他们只有些关于古代神话和谣传而已。关于世界各地，他们只知道一小部分。许许多多的气候和地带，其中生存着无数的民族，都被他们断定为不能住的地方。在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新世界的许多部分和旧世界的全部人们都已熟悉了。我们的经验的总数量，已经增加了不知多少。”（71） “然而，所有的标志中，最确实最高尚的莫过于由果实得来的那种标志。因为果实和实践可说是哲学真理的支援者和保证者。可是，从希腊人所有的这些体系以及他们贯穿于各种科学中的支派，经过了这么多世纪以来，差不多举不出一件有为人类的生活除害和造福的尝试，也没有一件尝试是能够老实归功于哲学的思辨和理论的。”（73） 我们要提到的最后的“标志”是进步。培根辩论说，凡是以自然为根源的东西必定会成长和增加，可是各种哲学，就像连根拔起的植物一样，已经与自然界失掉了接触，因而也就决不再生长了。但以自然和经验的启示为根据的机械之学却继续地在兴旺和增长。（74） 撇开了其他的“标志”我们就达到了下一个大题目，就是标志所暴露出来的事态的“原因”（78～91）。在这里他的历史分析的能力是极其突出的。他首先论到这个事实，就是某些时期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某些时期则不然。在有历史记载的25个世纪之中，只有6个世纪是科学发达的。“时间像空间一样，也有它的沙漠和荒野。”不过就是在利于科学发展的时期，甚至在蓬勃的思想活动的时期，最不受人注意的题目也还是自然。而且，即令自然已成为一个研究的题目的时候，也很少有任何人能毕生专心致志于自然的研究。“它是被作为过渡到别的事情的一个桥梁了。”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在自然哲学能变成一个第一优先和专任的工作之前，不可能期待它会有什么重大的进步的。 再说，科学的目标以前也是定错了的。“科学的真正的和合法的目标应该是给予人生以新的发现和力量。”但是一般说来，把增加艺术和科学的数目作为自己的目标，这种事情人们对它距离得太远了。远到什么程度呢？人们只能从已经存在的知识中采取那有助于他们的求名求利的东西，或者是他们在讲课中可以利用的东西。可是人们不但不认识真正的“目标”，他们还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他们不由实验的程序去和自然直接斗争，却宁愿从他们自己的脑子里织造出许多关于自然的学说。 人们这一种对于思辨比对于实验的研究有所偏爱是同一种既悠久又有害的偏见不可分的。人们总以为长期而密切地和自然界的细小个别的事物打交道对人类的精神的尊严有害。他们以为理智只需要极少量的感性认识就可以独立行动。他们说，精神应当始终站在物质之上。这对自然哲学的进步危害是很大的。实验的研究，必然是很艰苦的，实际要研究的题目往往其本身常是卑微的，题目的本身并无助于卓越的著作，使人得以与自然接触的那些职业——铁匠、陶工、染匠的职业。总是被人视为卑践的。要考虑的事实是非常的多而且是非常微妙难以捉摸的。既然经验不仅是被忽略或错待而且是被人以鄙视的态度加以否决了，那就无怪乎对自然界的研究没有进步了。（83） 科学进步之迟缓和不稳的另一原因就是迷信和过度的宗教热情。希腊人曾对那些第一次把打雷和闪电的原因归之于自然的人们加以迫害。基督教教会的古代的“长老”们对那些断言地球上有对憩地存在的人们严加惩罚。烦琐哲学家们过火地把亚里士多德的好辩的、棘手的哲学包括在宗教以内。脑筋简单的牧师们认为研究自然界是圣经所不许的，而聪明的牧师们则认为，如果人们不晓得自然界的规律，那么就容易把什么事情都直接地归诸上帝的干预。“他们向上帝供献一件不干净的祭品——一篇谎言。”当时在世间，一切事务上宗教的力量最大。这种力量被用来反对科学的时候，就难怪科学的发展要受到阻碍了。（89） 再者，学校中的传统也是反科学的。在各级院校的习惯和制度中，在类似的以培养学术为目的的各机构的习惯和制度中，样样事情都是于科学进步不利的。讲课和练习都是这样安排的，它使得谁都不会想起要对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加以考虑或推测。在这些地方，学习是局限于某些作家的作品中的。如有任何人对这些著作持有不同的意见，他就要马上被控为捣乱分子和标新立异之徒。“但是艺术和科学应该像矿山一样，在那儿新的实践和工作进展的声音应该是到处都是可以听到的。（90） 最后，科学进步之受到阻碍是因为各种发现得不到奖励。研究科学的和有奖励发现之责的不是同一类人。不但如此，科学上的发明除了得不到奖金和物质鼓励而外，连群众的喝采也得不到。一件事情如果不受大家的尊重就不能发达，这是毫不奇怪的。（91） 培根在这样地讨论了科学的衰颓的“标志”和“原因”之后，就进而列举了一些“乐观的理由”或“希望的根据。”在这里他又是新颖而深刻的。他首先讨论了“自然史”这个题目，这自然史是一定要作为一种积极的哲学的基础的。这里所发现的希望的根据是，虽然现有的自然史有根本上的缺点，然而补救之道是十分清楚的。培根说，一个国家，如果不根据大使或其他“代办”的可靠的报告而要根据街谈巷议来决定它的政策的话，那这个国家是要遭到危亡之祸的。哲学的情况就是这样。哲学没有自然史是不行的，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充分调查研究过的，没有一件事情是证实过的，没有一件是数过的，称过的或者量过的。理由是自然史从未被人认为是实践哲学的必要的基础。一旦有人要用自然史达到这个目的时，那它的非常严重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不过补救还是不难的。那就是要集成一部自然史，其中要包括一部机械学的历史为它的主要部分。自然界的奥秘并不会宣泄于只能静观事物的天然流转的人的。只有当一个人要干涉自然，扰乱自然，要它作人所希望的而不是它所希望的事的那个时候，这个人才能开始理解自然的工作方式，才有希望可以学到如何控制自然。（98） 这是培根最有效果的意见之一。全部历史表明，科学并不是单纯观察自然的结果，而是干涉自然的结果。例如，在人类只是食物的采集者的时候，显然只有植物学的初步知识而已。如能判别可食的果实和有毒的果实，并有一些关于季节的知识即可成为一个采集食物的好手。但是当人类步入农业和园艺的时候，当人类管理了结籽的草和结果子的树的时候，当人类保护这些草木，使它们繁殖、改进其品种的时候，人类就进到植物学知识的新阶段了。同样地，冶金者，陶器和玻璃的制造者的矿物学和化学的知识水平一定是比那刚学会选择和研磨隧石及其他石头的人的水平高些。科学不是单纯地从思考而来的，而是从研究由行动所暴露出来的东西的那种思考中来的。 培根认为应有一部关于学术和技艺的百科全书作为真正的自然哲学的基础。但是，他并不是要把科学局限于能从现有的技艺中搜集来的证据上。他志在设计一些会说明若干基本的理论问题的实验，虽然他同时相信这些实验在以后是会有实际的效用的。他希望把他所谓的“光明的实验”和“果实的实验”介绍给世人。（99） 也许我们要问，为什么古代没有编辑成一册学术和技艺的百科全书呢？在这方面，培根发现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即使在我们今天其意义仍是很重大的。戈登·恰尔德教授在他的《人创造自己》一书中指出，写作的技术在古代并不是用以记录生产过程的，而只是为统治的技术服务的。培根看出如无文字的帮助，科学的进步将是如何困难，这在当时，确实是非凡的眼光。“迄今为止，在发明事业上，思想的成就比著作的成就为多，经验可以说是还没有把字母学会。然而，如果不通过文字，那就没有一种发明能有良好的进展，一旦文字被利用起来，‘经验’学会了阅读和写作的时候，情况就有希望好转了。（101） 培根的这种要有“通文的经验”的要求，那就是说，为学术和技艺服务的著作。如果达到了目的的话，是会保证学术和技艺的一切过程将被记录下来以供研究之用的。这一点在他的别的著作中也可以见到，不过在术语上略为混乱一些。“通文的经验”一语，在箴言101中意指为学术和技艺服务的著作，或记录下来的经验。这个词在别处被更广义地使用了。如在箴言103、110；《广学论》(拉丁文本)，第2卷中，就是指一种参考经验的方法而言。这种方法是有系统的，是因为它并不想上升到定理的地位上去，所以还不能算作真的培根式的方法，它满足于“效果的实验”，而并不上升到“光明的实验”。 可是我们必须要有光明的实验。培根感到，发明事业的前途将不限于使现有的发明精益求精，而在于介绍一些完全新颖的原理。他这个直觉的认识已经被证实了。但是新的原理是只能从光明正大的实验中产生的。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发明事业已由匠人之手转入科学发明家之手，并且要依赖新的原理的采用。例如几千年来，在收割方面的进步，只限于在镰刀的设计方面的微小的改进。这一切改进都是收割者所能做到的。不过收割捆禾机的设计者却决不是一个老乡，那是科学家的工作。同样地，蒸汽机并不是当时现有的动力利用法的一个改变。蒸汽机并不用畜力、水力或风力。蒸汽的使用是一个新的发展，是与潜热的研究有密切关系的。电力使用的发展对我们所讲的这个原理是又一例证。这个发展比较蒸汽的使用要求更为显著的理论上的进步。培根能够这样早就认识到把科学应用到生产的必要性，这是他享有荣誉的许多最有力的理由之一。 到了这个地方，培根由于理解到他所预见的和推荐的变化的划时代的意义，由于急于要提出他所能想到的每一个希望的理由，就放弃了他平常的谦退而提到他自己了。“我想人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例子中得到某种希望。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自夸，而是因为说这话是有用处的。如果谁有点儿灰心的倾向，且让他看看我的情况。在所有与我同时代的人中，我是为了国事而比谁都忙的，而又体力不佳，因此损失很多时间，并且在我们的道路上，我完全是一个开路先锋，既从未遵循任何人的先例，也未同任何人商讨共议，但是我由于坚决地走真正的道路并使我的精神服从‘事物’、我敢说，我已经得到一些进步。所以，大家可以想想，有些人一是时间充裕，二是世世代代有人和他们合作共事。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该有多少的期待。因为科学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和哲学一样的道路，那是只有一个人能在上边走的。特别是在为百科全书搜集资料的时候，这个工作是可以先分工然后再行汇合起来的。当人们在工作中，不是许多人做同样的事情，而是一个人只负责一件事情，另一个人负责另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了解他们自己的力量。”（113）培根这种对于分工合作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科学的认识，也是精彩而独创的。 说到这里，《新工具》第一卷就快讲完了。在最后的几条箴言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题目。我们以这里的篇幅仅仅再讨论一条，而把最后的一条箴言留待转入第二卷时再来讨论。箴言27建议把培根的归纳法扩大到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去。“人们也许要问，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方法只可用于自然哲学呢，还是说其他的一切科学，如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也应当以这个方法来进行呢？我的意思确实是指它们的全部说的。”这是一个令人注目的建议。对于这个建议我们在本书里不能予以充分的研究，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各种社会科学的现代的发展，都是本着培根的方针进行的。人们往往有种冲动，想给别人制定律条，叫他们怎样思想、怎样行动。遏止这种冲动，而代之以耐心的研究，就是要了解人们过去实在是怎样思想和怎样行动的，这办法已经证明是很有效果的。 在对《新工具》第一卷的内容作这个简短的描述中，有许多东西不得不省略了。不过有一点却不可省去。如果把它省去，那就等于把全部内容都省略了。这点就是，培根所提倡的不仅是知识上的革命，也是一种生活条件上的革命。对于这一点他是懂得如何说明的。他说，“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区别，几乎是神与人之间的区别。而这个区别不是从土壤来的，不是从气候来的，也不是从种族来的，而是从学术来的。”《新工具》所要促进的，正就是那为人生的学术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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