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之学校(5-7)（选）

第五章  游  戏（选）

任何时代任何人，对于儿童的教育，尤其是对于年幼儿童的教育，无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游戏和娱乐。游戏是如此出自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以致很少有教育著作家从理论上赋予它在实际中所占的地位，或者试图弄明白，儿童自发的游戏活动能否提出一些可供学校采纳的启示。只有古代的柏拉图和近代的福禄培尔算是两个重大的例外。

福禄培尔强调游戏、表演、唱歌、讲故事，这些都涉及教材的积极使用；他深刻地感受到儿童之间社交关系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保留下来的他的不朽贡献。

现在全国的学校都在利用儿童的游戏本能，把有组织的竞赛、玩具制造或者其他以游戏动机为基础的制作活动列入通常功课的一个部分。这样做与利用儿童的校外环境，在一些高年级开展活跃课程气氛的活动是一致的。把儿童业余时间从事的活动引入学校，从而给学生开出最生动的课程，要做到这一点，惟一自然的方法，就是把游戏作为幼儿的主要作业。确实，幼儿生活中的最主要时间是消磨在游戏上的，不是从事他们从大一点的儿童那里学来的游戏活动，就是玩他们自己发明的游戏。这些发明的游戏通常也不外是对年长点的人的活动的模仿。所有幼儿都会想到玩盖房子、当医生或当战士的游戏，即使他们没有得到能暗示这些游戏的玩具。的确，做游戏的快乐，多半出于寻找和制造必要的东西的过程之中。这种游戏的教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能教给儿童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他们的游戏玩得愈多，他们的玩具材料就愈精巧，整个游戏也就成为一幅相当精确的反映他们家长日常生活的画面，不过赋予了儿童的语言和举止。通过游戏，他们了解了成人世界的工作和娱乐。除了看到构成这个世界的种种要素外，他们认识了许多保持这个世界前进所必需的种种活动和过程。

虽然游戏对于教儿童如何生活具有真正的价值，但同样明显的是，它对于阻碍变革也具有强烈的影响。模仿性的游戏，由于习惯的训练转移了儿童的注意力和思想，往往使他的生活成为其家长生活的重演。例如在玩盖房游戏时，儿童固然能学到种种最好的东西，但也容易沿袭年长者的种种粗鲁、自动以及偏见行为。在游戏时，他们的注意力更为仔细，于是比起他们仅仅漫不经心地过的生活来说，周围生活的全部色彩在他们的记忆及习惯中印象就固定了下来。所以，模仿性的游戏虽然就教儿童注意他的环境及维持环境所必需的某些过程来说，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但假如环境不好，儿童就会学到坏的习惯、错误的思维和判断方式，这些方式是难以消除的，因为它们是在他的游戏中固定下来的。

现代的幼儿园正开始愈来愈认识到这一点。它们利用的都是儿童在校外从事的那类游戏，它们把游戏不仅作为一种使工作对儿童更有吸引力的方法，而且使游戏所包含的活动具有教育价值，能给儿童有关日常生活的正确的观念及思想。儿童如果在学校时玩盖房和其他类似游戏，且游戏时有玩具，也有制造游戏用品的材料，那么他们在家里也要按照学校活动时的方式玩盖房游戏。这样做，他们就不会想起去仿效家中所看到的种种粗鄙的东西，他们的注意力就将集中在学校为教给良好的目标和方法而设计的有关问题上。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附属幼儿园是该大学培训学校的一个部分，从一开始人们就把它当作学校系统的一个真正部分，当作教育的起步而不是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额外品”。为了给高等教育打下永久的基础，学校当局一直在建立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应当利用现有教育中以及他们自己进行的实验中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为了寻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们进行了种种实验，这些实验旨在回答下列的问题：“在儿童显然是无目的无价值的自发活动中，有可能发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被用来作为有公认价值的目的的起点吗？这些出自天性的动作表现，倘若指导得当，其中有些东西是否可以发展为美术和工艺的开端呢？如果要保持儿童的个性及自由，自发的活动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教师有可能完全像孩子那样去确定适合生长方式的问题和目的，并且鼓励儿童怀着同样的热忱，伴随自发的活动，去选定这些问题和目的吗？”

实验结果表明，当儿童的本能活动与社会利益及社会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取得的成效就最大。对于年幼儿童来说，这后者即社会利益和社会经验的中心，在于他们的家庭。与他们个人有关联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最为重要。儿童对布娃娃的强烈兴趣，便是依恋人类关系的意味深长的表示。因此，布娃娃就成为一种很方便的活动的起点。以此为动机，儿童就有无数事情想做。手工及建造工作也因此有了真正的目的，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要求儿童去解决问题。娃娃需要衣服穿，全班就热情地为娃娃做衣服。但是儿童不知道如何裁剪缝纫，于是他们先用剪刀剪出纸样，再根据娃娃的身材进行修改和试验，教师只是给予建议和评论。成功地做出纸样后，他们就选择和裁剪布料，然后学起缝纫。即使衣服做得一点不像样，全班也从做衣服的过程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他们除了学会操作剪刀、纸张和针线，就像通过传统的剪纸、针刺以及缝纫练习手变得灵巧了一样以外，还得到了一种训练，即懂得了做工先得有一定的目的。

布娃娃需要一间住房，教室的角落里有一大箱的大木块可供盖房用。由于房子大，全班都参加盖房子，而且这不是一天就完成的。学生用长而平的板做墙和屋顶，方的木块做地基和窗架。房子盖成了，它大得足以供两 三个儿童进去和布娃娃一起玩。不难看出，盖这么一座确实能竖得起并派上用场的房子是要费去一番心机，进行一番实验的。然后需要家具；儿童去学习操作工具，用木头和木板制作桌椅、床，等等。做成桌子的几只脚是全班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想自己弄明白如何把桌腿做出来。布娃娃家里要有碗碟，这又驱使他们去做泥碗并进行修饰。给娃娃穿衣脱衣，成了儿童们一件从不厌烦的事情，这又给系钮扣解钮扣以及结带子提供了极好的练习。

季节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户外游戏，给儿童提供了其他确实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制作的动机。春天他们打弹子、玩陀螺，秋天他们放风筝；玩车子是不受任何季节限制的。只要有可能，儿童们总是得到允许自己解决问题。如果他们想做弹子，他们就反复试验，直到他们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把弹子做圆；如果他们做的东西比较难，整个制作过程明显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就帮助他们去做。不过，这种帮助从不采取这样的形式，即命令他们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因为做这工作的目的是要训练儿童的主动性和自助能力，教他通过自己思考问题来培养思维的条理性。把年龄大些的儿童做的小车让这些儿童来做，而且连配料选料也得自己搞，那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但如果把锯好的木板和可做车轮的圆木板给他们，他们就能通过试验找出拼装车子的办法，从而做出可用的小车。制作装弹子用的布袋，还有他们漆布娃娃的家具或饭后洗盘时要保护衣服而去做围裙，这又提供另外的学习缝纫的机会。

儿童的兴趣，从需要一个娃娃起，不知不觉地发展到需要一个娃娃的家庭，到需要一整个娃娃的社会。用许多纸做的娃娃和箱子，儿童们给娃娃造起房屋，添置家具，后来他们竟造了一个村落。在他们的沙盘里，全班学生可以造成一座城镇，城里有房屋和街道、围墙和河流，还有有树木和动物的花园。事实上，儿童的这种游戏，要比学校里上课时间提供了更多的制作东西的机会。这种建设性的工作，不仅使儿童充满了他们在做任何有趣的游戏时都要表现出来的那种兴趣和热情，而且教他们懂得了工作的用处。他们供给布娃娃及自己游戏的需要，就是他们供给社会需要的雏形，同时他们也学会了对各种工具的控制，这些工具实际上就是在满足这些需要时社会上要用到的。无论男孩女孩，对于所有这些活动，不管是缝纫、玩布娃娃，或是打弹子做木工，都表现出同样的兴趣。所谓某些游戏和活动适用于男孩，另一些则适用于女孩的思想，纯粹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想法，它的建立不过是现在的成人生活情景的一种反映罢了。如果不是有人把这种思想灌进男孩头脑里，他是不会想到玩布娃娃对他来说不如他的姐妹那样适当，也不能像他的姐妹玩得那么入迷的。

这所幼儿园的课程，并不仅仅专注于建筑方面的游戏。它给折纸、缝纫以及旧式幼儿园那种实物教学工作也留出了位置。此外，每天还留出了大量的时间去试制玩具，照料屋外的小花园，以及进行小组活动、讲故事、唱歌，等等。

在这所师范学院的操场上，现在正进行着一项有趣的有关游戏动机的应用试验，进行这项实验的就是指导幼儿园的同样的教师。那里有一个室外操场，是给低年级学生课后用的。现在让儿童用来建造一座城镇，而不是让他们在体操练习或小组活动上花时间。于是儿童用许多装东西用的大箱子充当房屋和商店，每两三个儿童看管其中一只箱子，同时还精心设计了一个城市组织系统，其中有一个电话、邮政及警察服务机构，一个铸造货币的银行，还有一个维持现金流通的周密方案。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做木工活上，如修建房屋，做小车，制造屋内家具，或者为两个商店配制货架。这些工作对于身体的操练，几乎和通常的那种操场上的训练差不多。它以更为有效的方式维持了儿童那种忙碌和愉快的气氛，因为除了在露天做有益健康的游戏外，他们正在学会以有益而负责的精神参与社会事务之中。

在匹兹堡，现在也有一所以同样方式管理的幼儿园，它是城市大学的一个部分，该幼儿园的名字叫“童年学校”。这所幼儿园对儿童身体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视。幼儿园的工作以儿童的自发兴趣为中心，虽然在建造性的工作方面它们显然做得不如前面说的那所师范学院那么多，但它们安排了更多的个人游戏活动。笔者没有到这所学校参观过，但它似乎掌握了许多创新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对于任何对教育实验感兴趣的人都会有启发意义。

在纽约市由普拉特小姐指导的“游戏学校”，所有的工作都围绕幼儿的游戏活动组织起来。根据普拉特小姐自己的话说，她的计划是：“提供一个机会让儿童拾起他社会中的那条生活的线索，并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他获得的东西。实验关注的是得到第一手的材料，它假定儿童一开始就具有很多知识，他使这些知识一天天增多，这就有可能指导他的注意力，以致他可以用一种更多的联系的方式得到知识；它要把这些知识结合有关的玩具和积木，应用于各个游戏方案之中，并且通过像绘画、表演、口头表述这类普通的手段表现自己。”

这所学校的儿童都处在上幼儿园的年龄和来自实际活动的机会很有限的家庭。在学校里，每个儿童有自己铺着地毯的一块地板，还有屏风把他与别人完全隔开，使他的活动真正是个人的。室内有一个小小的工作间，学生在那里可以制造或改制游戏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使用的工具都是大的，还用上了各式各样的木片。在房间周围的大橱里和架子上，堆放着各种各样的材料：玩具、大大小小的积木、粘土、零碎布料、针线以及一套蒙台梭利教具。每个儿童有自己的剪刀、纸张、各种颜料以及铅笔，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他选来的所有这些材料。他可以挑选他所喜欢的东西独自去做，也可以布置某项较大规模的建设，如一条铁轨和一些车站，或一间布娃娃的屋子，一座小小的城镇或农场，然后利用手中的材料实施自己的想法。一件工作常常要持续数日，这当中还有不少临时加出来的工作，如安置线路和信号，做泥盘，做布娃娃的家具或新衣服等。教师的作用就是教儿童掌握各种程序和工具，不过不是事先安排好的，而是他们在建造活动中有需要才教的。教师随时观察各个儿童的弱点和能力，并在适当的时候去阻止或激励他的活动。除了由于把握材料而使儿童的动作控制力得到了发展外，他们的灵巧和创造性也有了不断的提高。

数学课的原理，结合着这种建造活动教；如果一个儿童表现出一种欲望，想结合他的其他工作用上一些字母或符号，教师就帮助他并且做个样子给他看。学校里用的玩具都是非常好的。有约半英寸厚的扁平的木偶，其中男女老少都有，这些木偶关节灵活，可以用各种姿势支撑；木偶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农家牲畜，两三种适合于木偶用的小车子；许多大木块用木栓紧紧固定，这样房屋桥梁不至于倒塌。每件东西既设计简单，又制作牢固，从而使得材料不仅可以随意应用，而且十分有效。每一次的成功，都激励儿童去做更新更复杂的工作。因材料低劣而导致败兴的事从未发生过。学生们自己照管各种玩具，把它们拿出来又放回去。他们还照管教室，并照料上午的中段时间的点心。这个工作，结合这个事实，即儿童的各种建筑活动都几乎总是学生在他们的社会中所看到的那些东西的缩影，因此使工作排除了任何不自然的提示。如前所述，儿童建造的东西都取材于观察，这样就有了一种动机，促使他们谈论所见到的东西，并且进行新的、更广泛更精确的观察。

当然，儿童自发的游戏欲望在低年级时最为强烈，但是游戏本能中还有一种因素，这种因素学校在高年级中也在利用，那就是演戏的本能，即扮演他人的行为。所有的儿童都喜欢假装不同于他自己的人和物；他们喜欢通过情景所暗示的动作把情景表演得更为逼真。抽象的观念是难以理解的；儿童从不完全知道他到底是懂还是不懂。让他把这种观念表演出来，这种观念对他就成为真实的，或者没有明白，就在动作中流露出来。行动是理解的测验。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即从做中学要比从听中学更是一种较好的方法——戏剧表演与我们讲过的工作的区别，就在于儿童正在学习的东西。在事物需要采取一个行动以取得成功效果的地方，儿童不再研究材料，而是研究那些需要行动使之更为逼真的观念。许多学校现在正利用着各种各样的表演形式使教学更具体化。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来说，戏剧表现基本上是在这个词的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的，即通过让学生在戏剧中扮演角色，使表演或者成为一种使英语或历史的意义更真实的手段，或者专门用于表现情感和想象的价值。对于幼小的儿童来说，表演常常与其他形式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用来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帮助英语、历史、阅读或算术课的教学。

许多学校用戏剧表演作为一种任何学科教学的第一步的辅助工具，在较低年级尤其是这样。例如，一个一年级的班级演出通常的阅读课的教材，每个儿童扮演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如动物或人物。这样就大致上确保了一种情景的思想，从而使阅读不再是仅仅认识和朗读一些孤立的单词和词组而已。而且，对情景的兴趣使儿童注意到措词表达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如果作为孤立的东西来克服会使他们沮丧的戏剧的因素对于阅读的表情方面是很大的帮助。教师们总是催促儿童读得“自然些”，“就像说话时那样读”。但是当一个小孩对于他课文中见到的东西毫无交流的动机时，尽管他在读，心里却知道教师也有书，而且能比他讲得更好，因此即使他想表现得自然些，也往往是被迫的和勉强做出的。每一个留心观察的人，谁都知道有些儿童常常虽然不是在单调乏味的朗读，却学着一种虚假的状态，装出一种肤浅的“生动”和假扮出来的“活泼”。戏剧表演既能保证把注意力引到课文的思想上来，又能保证学生自发地而不是矫揉造作地大声朗读，这种朗读足以使大家都能听到，并且发音很清晰。同样，儿童讲故事时，如果先引导他们自己想象将要发生的情景然后再讲，要比他们按照学校的惯例简单复述故事内容效果好得多。当儿童描绘一种含有动作姿态的景物时，会发现原来的动作对于绘画有多大的帮助。假如画人的姿势，常常可以看到，摆过姿势的儿童要比仅仅在一旁观看姿势的儿童画得更好，因为他己经身临其境，当他后来临摹作画时，原来的经历很容易就影响到他的手和眼。在低年级，当学生不能解算术应用题时，人们常常会发现可以求助于对题中情景的“揣摹”，这样就能得到所需要的一切帮助。做算术时真正的困难不在于“数目”，而在于不能把握含有数字的那一情景的意义。

在较高年级，正如己指出的那样，文学和历史常常可以通过戏剧表演活动而增强印象。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的一个六年级，学生们排演了舞剧《睡美人》，不仅作词和舞台监督是学生自己搞的，而且歌曲和音乐也是他们创作的。像这样把通常是独立学习的各门科目集中于一个单一的目的，激发了每门科目的活动。比起为写作文而写作文的时候来，学生的文字表达不那么单调了，对某个概念的论述也更为婉转优美了；当然，剧中的音乐不一定很优美，但它几乎总是具有一种清新动人的地方，这样的效果如果让同样这些学生单纯填乐谱是不可能达到的。

二年级开鞋店花去了他们几天的工夫。儿童开一个店铺，就要选择一些学生做店员，当鞋匠，还要有人扮家属到店里买鞋。然后他们排演了母亲和孩子同去店里买鞋的故事。算术和英语课就以这故事为材料，全班还围绕这一情景编出种种故事。班里还把相加成十的各组数字用简单的调子编成歌曲大家来唱。同是这些学生，还能做通常二年级学生不能做的算术心算题，几乎能立即算出像74加57等于多少这类题目。如果不是在表演上花了那么多功夫，他们可能不会算得那么快。表演使得抽象的问题变得更真实。在演算关于鲍德温夫人买鞋的题目时，数字在他们的思想中己有了意义及目的，因此虽把纯粹的数字题目给他们做，他们也不至于茫无头绪。在一个五年级，学生设立了一个寄包裹的邮局；他们收邮费、卖邮票、接收寄到学校里的包裹，接着他们排演关于邮局的节目；两个男孩充当了邮递员的角色，他们为邮件过磅，计算邮税，找钱给顾客。邮件重量及费用的表格不再成为要记住的文字，查寻地图成了一件十分必要的事，乘法口诀表也很需要；办事有条理有秩序才会成功，这一点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弗朗西斯·帕克学校是利用学生表演兴趣帮助历史教学的许多学校中的一所。四年级在学希腊历史时，还开展了其他活动，如盖了一所希腊式房屋，写了一些有关希腊神话的诗歌。儿童还做了一些希腊服装，每天在教室里穿。霍尔小姐负责教这个年级，用她的话说是：“他们当雕刻师，用泥土捏制他们所喜欢的神，还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来说明某个故事。他们在沙盘上仿造了迈锡尼城，把它毁了，覆盖起来，然后装作发掘的人，使这城的财富重见天日。他们编写了对狄俄尼索斯的祈祷词，还编出了他们认为俄耳甫斯可能会唱的歌词。他们玩希腊游戏，穿希腊服装，不断地排演他们所喜欢的故事或奇遇。现在他们又扮作特洛依的英雄在休息时用木制的剑和桶盖做的盾交战。上课时，他们举行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欢，有祷告，有跳舞和即席吟诗。另外，他们中的一半人扮演雅典人，另一半人扮演斯巴达人，争论哪个城邦更值得向往。他们还充当雅典的自由民，勇敢地回答傲慢的波斯使者。”除了这些日常的表演活动外，他们还为全校编写和排演了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的反映某些历史事件的小剧目。用这种方法教历史，幼儿学到了历史的意义并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他们懂得希腊的精神和那些塑造了这个伟大的人民的东西。这种活动如此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以致他们把它作为保留下的一种个人经历加以记忆，而不是看作规定要记要背的课文。

弗朗西斯·帕克学校在早锻炼的时间也充分利用了表演的社会价值。仅仅向一本书学习，是一种孤立的和与社会不符的学习途径；学生们可以学会摆在他面前的单词，但是他不能学会与人相处，学会控制和安排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以便使他人有同等的机会表达共同的经验。当全班通过行动来表现他们从书上学到的东西时，所有的成员都有一种职责，这样他们就能学会在社交方面来珍视和发展表达能力、表演能力以及情感想象能力。当他们面对全校表演时，他们就领略到了这工作对他们个人的价值，并且促进了全校的团结合作精神的发扬。所有儿童，无论是大的、小的，都开始对其他年级发生的事产生了兴趣，学会珍惜他人做出的那种简单而真诚的努力，不管这种努力是来自于一年级的学生，还是中学高年级学生。为了使全校对他们的努力发生兴趣，演员们都演得简洁明了。由于看到了对他人的价值，因而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新的尊重。无论哪个年级，只要认为某门学科中有一些能吸引别的儿童的某些事要说，就可以在早锻炼时把这些事的大致内容表演出来。戏剧性的因素有时是很小的。如对于旅行、算术中难以理解的程序或地理中的一些题目的描述；但是儿童表演时总得要思路清晰，善于言辞，否则他们的观众就不能理解。此外，地图表格以及各种说明性材料他们也尽可能引用。其他的练习，如四年级编写的希腊剧，或西塞罗反对卡泰兰的一次演说的表演，它们的趣味纯粹是戏剧的。

毕业班或者为了某种特别的目的演出的剧本，当然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引起学生兴趣或者给学校宣传的方法。但近来一些学校一直在排演节目或开庆祝会，除了想使学生和公众发生兴趣外，还考虑到它们的教育价值。不管所演的节目性质如何，通过在观众面前发言，有效地使用身体以及为了共同目的而与其他学生合演等等得来的有价值的训练，总是有用的；况且学校通常也试图使其创作的节目具有文学的价值。不过值到最近，人们才开始想到学生的日常工作也可作为戏剧演的材料来源过去出于公众娱乐的目的，节目表演要排在放学以后。但是现在不少学校开始利用青年人这种喜欢“演些东西”的天性来扩大课程范围。在许多学校，过去用来向公众表演的剧目中的人物都是专门精心设计的，现在这些材料则取材于英语课和历史课，而编写的戏剧又构成了另一堂英语课。排演取代了口头表达和演说课，它还包含了自我克制能力的培养。舞台背景和服饰是艺术课内在学校的工场制作的，舞台设计及管理由学生负责，教师也给了很多帮助，以防止出差错和泄气。在里弗赛德，一个班级曾经把托尔斯泰的小说《哪里有爱情，哪里就有上帝》选入文学读本。他们把这故事改编成戏剧，并在英语课上进行排演，全班学生人人充当导演和评价员。随着兴趣的增加，他们又为这戏剧制作了服装，布置了舞台背景，最后向全校及亲友进行了演出。还有一次，英语班的学生以《奥德赛：为蓝本编了一个短剧，并在室外上演。在斯派尔学校，研究美国史的一个班级排演了一出自己编写的反映开拓时期的某个历史片断的小戏。排演过程中，几乎所有儿童，不受性别或其他条件限制，都可以试演某个角色，最后的角色分派则由全班抉择。该校五年级的学生学习欧文的《短文集》时，还结合了学习有关历史及文学著作，同时还将里普·凡·温克尔的故事改编成戏剧。所有排练及演员服装也都是他们自己解决的。

设在芝加哥侨民区的一所公立学校豪兰学校，去年排演了一出大型的庆祝剧目。剧情是校长写的，排练也由校长负责，戏剧反映的是哥伦布的故事，全校学生都参加了演出。故事简单回顾了哥伦布的一生。戏剧还增加了一些场面，反映开拓时期发生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以此来说明这个国家的民主制性质。大部分角色的服装是学生自己做的，以前在体操房学会的舞蹈也都用上了。这样整个表演构成了一幅极为壮观的画面，体现了我国历史的发展轮廓和我们的国民精神，同时也可以算作是一段饶有趣味的一年工作小结。这样做，对统一侨民社会产生了影响，价值很大，因为它不仅教给了儿童一些他们来到的这个新国家的历史，而且给充当观众的家长们一个机会，看看学校能够为他们的小孩及街邻做些什么。至于这类练习所包含的爱国价值，比起每天向国旗敬礼或者读爱国诗篇来那是远远胜过的，因为儿童亲眼看到了那些能自然唤起爱国情感的东西，懂得了要他们热心去做的事是什么。

用这样的练习来度过纪念日或纪念节，比起以前在这种场合下的娱乐方式，如儿童独自背几首诗，大人发一些言，要有趣得多，也有价值得多，因为这些练习集中于一点，即向社会表达学校的工作。社会对于学校的兴趣因之增加，因为家长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参加了作品的创作；儿童的兴趣也因之增加，因为他们在小组里正从事着一些有趣的活动，他们对这些活动负有责任。现在许多学校举行的毕业典礼，都是用表演的方式来检阅一年中的正式课程的。各个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这一活动，他们有的表演英语课上写的剧本，有的跳起了在体操房学到的民间舞蹈或化装舞。许多学校还举行感恩节纪念活动，活动时有的年级把在普利茅斯举行的第一次感恩节场面布置出来，有的表演各个民族庆贺收割的情景。圣诞节时，也以同样的方式举行庆祝活动，通常由不同年级的儿童或是整个年级的儿童吟诗唱歌，这些诗歌文字都是在英语课和音乐课上预先排练好的。按照这种计划排出的戏剧、庆祝节目以及表演是非常之多的；因为这样的材料一一这些材料给与儿童在阅读、拼写、历史、文学或者甚至某些地理知识方面的训练，决不比从那种呆板的课本中得到的枯燥乏味的事实效果要差——总是有可能找得到的。

第六章  自由与个性（选）

对大多数教师和家长来说，“学校”这个词就是“训练”的同义语，它意味着安静，意味着一排排的儿童端坐在课桌旁，聆听着教师的讲课，只有当要他们发言时才能开口。因此，如果一所学校不具备这些基本的条件，那它就不是所好学校；学生在这学校里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凡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即使对儿童自己十分有害，同班同学和教师不同意，也全然不顾。

有许多积累的东西是每个儿童必须要掌握的，否则他长大了会成为文盲。虽然学校有义务让儿童了解这些东西，然而这些东西主要与成人生活有关；因此学生对它不感兴趣就毫不奇怪了。怎么办呢？显然只有让儿童一排排地端坐着，相互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便他们不能随意讲话，再有就是雇佣最能干的人来教这些东西，对儿童说明这些东西，要儿童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这些东西，直到教师有理由认为儿童已把它们记住了，至少记到他“升级”以后。

还有，应该教儿童学会服从；倘若能把人家叫他做的事办得很好，这就是一种很有用的成熟了，这正如要塑造人格，就得去完成厌烦乏味的任务是一样的道理。学生一般应该被教会“尊重”教师和学业；如果他连坐都坐不稳，接受能力又差，又怎能教他这种课文呢？不过假如他接受能力不强，他也至少必须保持安静，使得教师无论如何教他一点东西。学生一旦解除束缚，往往就会不守法，破坏、粗暴和喧哗，这一事实在主张用权威来“训练”的人看来，证明只有严加管束才是对付儿童的惟一方法，因为没有这种管束，儿童就会成天喧扰，和他在片刻间解除了束缚的情形一样。

学校中“自由”对“命令式的训练”的论争，归根结底是这么一个问题，即究竟怎样来理解教育。我们究竟是否和主张严格训练的人一样，相信教育是使一个小蛮人变成小大人的过程，相信确有这么多美德和事实要教给所有儿童，以便他们能尽可能地达到成人的标准？或者我们是和卢梭一样，相信教育是弥补出生儿童和他必定要成为的成人之间的差距的过程，如卢梭所说，“儿童有其自己的理解、思想和情感方式”，并且相信把这些方面训练到合乎成人需要的方法就是让儿童在其周围环境中试验他们？

“命令式的训练”这个术语是有意来使用的，因为训练和自由不是互相矛盾的概念。下面从卢梭那里引的一段话，很清楚地表明，甚至一个严肃的工头他的自由是什么——通常都认为自由就是无法无天，放纵。“完全不要给他（学生）命令，绝对不要。也不要让他想到，你企图对他行使什么权威。只要让他知道，他弱而你强，由于他的情况和你的情况不同，他必须听你的安排；让他理解这一点，学到和意识到这一点。要使他及早明白，在他高傲的颈脖上，有一副大自然强加于我们的沉重的枷锁，这是必须经受的沉重的枷锁，在它之下任何人都必须低头屈从。让他从事物而不是从人的任性中认识这种需要，让他了解这种抑制是环境的力量，而不是权威。”

的确，没有一种训练能比这更严厉，更能发展品格和理性，而又更少养成杂乱和懒散的了。实际上，人们所以反对学校中的自由，其真正理由似乎是出于对自由的一种误解。批评者们把身体的自由与道德及智力上的自由搞混淆了。因为学生们走来走去，或者坐在地板上，或者椅子按直线排列，因为他们在用他们的手和嘴巴，参观者们就认为他们的思想一定也是松散的；他们一定仅仅是在胡闹，他们的思想和道德决不会比他们的身体更受约束。长期以来，在校学习一直是与温顺或被动的心理联系在一起的，以致因为有用的器官在活动中并不蠢动或说话，参观者们就感到儿童都不应该蠢动或说话，否则它将干扰学习。

假定教育改革家们的设想是正确的，即认为教育的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不能自助的年轻生物成长，使之成为一个幸福的有道德和能干的人，那么一个前后一贯的教育计划就应当充分允许给予自由以促进那种生长。儿童的身体必须有场所可以活动、伸展和锻炼肌肉，疲倦时可以休息。人人都同意，用襁褓包裹婴孩并不好，限制和阻碍了身体的发育。那直背式的课桌，就等于婴儿的襁褓，还有头要朝前看，手要折起来，所有这些对于上学的儿童来说，好比是束缚甚至是精神式的折磨。难怪每天必须这样坐上几小时的学生，一旦束缚解除，就会爆发出阵阵过分的喧哗和盲动。既然他们的体力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它就只得在体内积蓄，一旦机会来临，它就会由于原先遭受到的精神刺激而更加猛烈地迸发出来，这种刺激是由于压抑训练不周的躯体活动造成的。当儿童需要时，就该给他活动和伸展躯体的自由，并且从早到晚都能提供真正的练习机会，这样，当听其自然时，他就不会那么过于激动兴奋，以致急躁或无目的的喧哗吵闹。在做事方面得到了训练，他就能在无人强制监督的情况下坚持工作，关心别人。

只要千篇一律地对待儿童，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教育学。每个儿童都有很强的个性，同样任何科学都必须对本科学的所有材料做出判断。每个学生都必须有机会显露他的真实面目，这样教师都能发现学生在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过程中需要干些什么。教师只有熟悉她的每个学生，她才有指望理解儿童，而只有当她理解了儿童，她才能指望去发展任何一种教育方案，使之或者达到科学的标准，或者符合艺术的标准。如果教育家不了解各个学生的实际状况，他们就决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假定计划是否有价值。但是假如他们把这种材料强加给自己到这样的程度，即把所认为的每个部分都当作其他各个部分一样，那么他们又怎么了解他们的材料呢？假如将学生排成行列，把知识提供给他们，然后要求他们以同一种方式交回来，那在学生的身上什么东西也发现不了。但是假如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表现自己，表现他的特质，那么教师就有材料来构筑她的教学方案了。

既然一个儿童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之中，在那里甚至最简单的动作或词语也和周围人的动作词语息息相关，那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危险，即一个儿童的自由会牺牲他人多变的兴趣。将自然和人类强加给每个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的种种限制统统排除，以便个人可以沉溺于种种冲动之中，这些冲动是与他自己作为社会成员之一的利益相违背的，自由决不是这么个意思。不过对儿童来说，自由就是提供机会，使他能尝试他对于周围的人和事的种种冲动及倾向，从中他感到自己充分地发现这些人和事的特点，以致他可以避免那些有害的东西，发展那些对他自己和别人有益的东西。教育，如果对儿童划一看待，好像他们的种种冲动不过是一个成人社会（而且这个社会的弱点和失败一直在被人们哀叹着）的一般冲动的反映，那么这种教育必定是在复制一个同样通常的社会，它甚至不愿意去发现是否有可能以及怎样可能来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教育能发现儿童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就能根据这种知识使自己得到发展，从而能保持最好的东西，排除坏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从外部强行抑制，坏的东西也就同样地阻碍了好的东西的表现。

在依据事实塑造自身前，如果教育需要自由，那么它如何利用这种自由以符合儿童的利益呢？给儿童以自由，使他在力所能及的和别人所允许的范围内，去发现什么事他能做，什么事他不能做，这样他就不至于枉费时间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而把精力集中于可能的事情了。儿童的体力和好奇心能够引导到积极的道路上去。教师将会发现，学生的自发性、活泼和创造性，有助于教学，而不是像在强迫制度之下那样成为要被抑制的讨厌的东西。现在感到阻碍教学的那些东西，将会变成教师所要培养的积极的品质。除了要保存人生有用的品质，养成独立和勤勉的习惯外，允许儿童这种自由是必要的，假如学生真正地从做中学的话。但是如果这种“做”是向儿童指定的，是一步步向他提出要求的，那么大部分的做只会导致表面的肌肉锻炼。然而，当儿童自发的好奇心、喜欢活动的天性用于研究有益的问题上，用于自己去发现如何才能使环境适合他的需要时，教师就会看到，学生不仅功课做得和以前一样好，而且学会了如何去控制和创造性地利用那些能量，这些能量在普通的课堂里只起到消极的作用。除非学生从事某种真正的、靠感官和肌肉的运用来锻炼思想的工作，教师就决不可能废除传统的训练方法。因为在一个教师一手包办，学生只能倾听和回答问题的课堂中，允许儿童随自己的喜爱安排自己，走来走去或谈话，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当教师的作用改变为帮助者和观察者，每个儿童的发展就是目的，这样的自由才成为工作上必不可少的东西，就像在只许儿童背诵的环境下安静是必不可少的一样。

蒙台梭利方法与美国革新家们的观点的不同之处，不是对自由的价值有什么意见分歧，而在于对如何才算是最好地利用自由有不同的认识。从身体上讲，一个蒙台梭利班级的学生，要比大多数前面所述的美国教育家办的班级的学生更自由些；但是从智力上讲，他们就不那么自由了。他们可以完全自动地来往、工作和闲着、谈话和走动；得到事物的有关知识和掌握行动的技能就是要达到的目的。每个学生独立地用自我矫正的材料工作。然而不允许儿童有创造的自由。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他将使用的器材，但是他却从不能选择他自己的目标，也不能把材料照他自己的计划去处理。因为这种材料限制在固定的几样物体上，必须以某种固定的方式来把握。大多数美国教育家认为，训练学生养成正确思维和判断的习惯，最好的方式就是向他提供这样的材料，这些材料能代表真实的问题；他们还认为，真正的衡量标准在与校外生活经验的联系中才能找到。儿童必须学习的主要事物是双重性的，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处环境的适应包含了与人和与物的关系两个方面。适应并不仅仅指控他们身体的能力，而且还指智力上的适应，指观察事物之间关系的能力，以及透过表面洞察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对于社会的那些事物的意义的能力。美国教师说：“确保儿童学会这种双重适应的最好途径，是向他们提供这样的工作，这些工作真正地代表了他们在校外必须要应付的真实情景。”

在课堂外，儿童经常使各种材料纳入自己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由于与他人生活所带来的种种需要。如果他要在对自己和别人两个方面都做得很有成效，那么重要的是，要他学会照事物本来的样子观察事物；他还要能准确地利用其感官去理解那些事物和人对于他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的意义。因此，在校内需要自由以对付和解决这些问题，几乎和在校外需要自由以应付和解决问题是一样的。

美国的教育家多半赞成较新的心理学理论，认为技能的获得，单靠用上一些工具，或者在完成某种特定的目标的过程中制作某个物体是没有用的。让儿童区分抽象的特性，如长度、色彩之类，而不顾哪些东西具有这些特性，这样的练习可以给儿童极宝贵的从事某种专门练习的技巧，但却不一定能使得他更为成功地把握这些特性，因为在实际生活情景中这样的练习是以各种基本生活要素的面貌出现的。更不用说这些练习能充分地培养比较和辨别的能力，以致它们可以迁移作任何用处。一个儿童并非生来具有未经展开的能力，而是具有特别的行动的冲动，在保存和完善社会的和自然的环境下的生活的过程中，在这些环境下生活才继续下去，这些冲动通过利用要被发展。

因此，在美国的进步学校里，如果有人说儿童在随意走动和选择工作时间方面常常没有多大的自由，那么这种说明并不是指对自由的价值信心不那么足，而是要强调，必须对在典型的生活情景中运用和试验感官并做出判断这些方面给予更大的自由。因为这些情景是社会性的，因此需要儿童在共同的事业中更加合作；因为它们是社会性的，因此允许并且，常常需要得到教师的帮助，正如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得到他人的帮助一样。别人的帮助，不必担心是一种对自由的侵犯，除非那种帮助约束了儿童，使他们不能运用自己的智慧来确定目标，不能灵活主动并富于创造性地选择和修改材料。限定材料去进行特定计划的某种孤立的感官训练——这种情景决不能代表生活本身，这样的练习，在美国教师看来，比起共同活动时由于与他人合作的需要引起的那种限制，是对自由的更大限制。当别人去实现他们的目标时，儿童不仅应当学会不妨碍他们，而且应当学会能明智地与他们共事，这才是值得称道的态度。因此，材料的范围，不应当局限在单一感官的比较区别能力的训练上（不管这样做对于那些还不具备合作精神、并且主要是要学会运用自己的感官的年幼儿童来说可能有多大的价值），而是应该有足够的变化，以便能提供各种要在日常生活情景中运用比较和区别能力的那类典型问题。而且当学生制造真实的事物以供实用时，或者当他们去寻找校外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和材料时，就会需要一些儿童从事同一件工作，并且有始有终地把这事情做好。

随着对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自由的意义的广泛理解，随着消极和强迫训练的观念的破除，教师不能运用自己的力量去观察和实验的主要障碍将会消失。需要个人观察、反省和实验活动的科学兴趣，将增进教师对于儿童的幸福怀有同情的兴趣。学与做相结合的教育将会取代传授他人学问的被动的教育。后者再怎么好，也不过是适应封建社会的，在那种社会里大多数人必须永远温顺地服从长官的权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是与一个以创造和独立为原则以及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投身于共同利益的事务之中的民主社会不协调的。

第七章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选）

工作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的，因为人们所从事的各种职业，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种种需要和目的。这些职业都在维持着构成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种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甚至维持生存的各种活动，也要被适当安排在一个改变了人类的一切本能活动与思维的社会结构之中。与这一社会结构有关的一切事物，无不取决于人们成功地合作工作的能力。假如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均衡、幸福和繁荣的社会就会出现。没有各种职业文明就无从绵延下去，这些职业是基本的社会生活即人类生活。结果是必须有一种社会教育，因为每一个都必须学会使自己适应他人和整个社会。这种教育当让它听其自然时，虽然是必要的，可是却杂乱无章。我们送儿童入学，想象中就是要他们系统地学习生活所必需的各种职业，但是绝大部分的学校在其教学方法和教科书中，却忽略了这一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些学校不是把具体的工作和工作中的人的方面放在中心，相反却强调抽象的东西，结果使工作成为经院式的——非社会化的。工作于是不再与所有从事种种职业的人群发生联系，而成为孤立、自私和个人主义的。这样的工作所依据的社会概念己不再符合现实情况，这种人人为己的社会早在一百年前就不存在了。通常的学校课程，忽视了今天的科学的民主的社会，忽视了这一社会的需要和理想，却培养儿童去为个人的生存而斗争，并通过一点智力的“修养”以满足个人的享受，使之变得柔和—些。

美国的学校在拓荒时代就创办了。当时比较少量的人散布在一个辽阔的国家里，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未经探究的机会。拓荒者依靠自己的能力抓住这些机会，努力向前，并利用自然界的原料。由于人丁稀少，物资无限丰富，社会无组织，没有传统或风俗习惯，因此拓荒者独自生活，自给自足，没有人一定要依靠他人的关系。国家的福利，全靠两种主义的传播，一种是进取，另一种是人人为己。新学校要反映这种观念，要设计它们的工作使这一道理被人理解，这完全是自然的。我们最早的移居者们都来自于那些有文化和有“学问”的传统的国家；很自然，他们希望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学校能使移植过来的这些理想保持活力。文化陶冶在他们看来并不指儿童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而是指积贮历史资料，学些过去的知识和文学作品。学问也不是指了解周围的事物，或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东西，而是指回顾过去的成就，学会阅读死去的语言，语言越是死的，“学问”的名声越大。因此，学校课程主要致力于使学生的眼光转向过去，只有从过去，他们才能发现值得学习的东西，也只有从过去，他们才能发现发展美感和智慧的精华。读、写、算的知识和一点自然的“时髦”，是一个儿童所需要的全部的社会装备，这一切的准备就是他开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儿童一经有了这些装备，学校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到给予他们文化的素养。

不管这样的文化素养对个人来说是多么的有趣和有启发作用，很显然，公立学校的第一任务是教儿童在他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里生活，理解他在这个世界上分担的责任，使他在适应社会方面有个良好的开端。只有当他把这些事情做得很成功时，他才有时间或兴趣去从事纯属智力活动方面的修养。

公立学校创始于自由民主精神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科学是如此迅速地改变了所有的社会和工业状况，因此，如果极少数人完全垄断了科学材料，就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机会。当这些大众学校被创办后，社会就很自然地求助于现有学校的课程和组织了。但是，旧学校并没有被引向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道路，而是恰恰为了相反的目的，把阶级的界限划分得更加鲜明，给予有闲阶级和有产阶级每个人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以满足他们自矜高贵的欲望，并给他们提供消闲的方法。

人民大众世世代代生活在同样的地方，在同样的条件下从事着同样的职业。他们的世界那样狭窄，似乎没有什么材料可供学校教育之用；所能贡献的不过是基本的谋生之道。但是学校是为那些不用去为谋生操心的人，那些满心希望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附庸风雅和引人注目的人创办的，因此所使用的材料也是抽象的，有意与具体实用的东西保持距离。文化及教育的观念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完全以贵族和有闲阶级的利益及要求为基础。有了这种文化的观念，先驱者们自然要去抄袭那些合乎旧观念的学校课程了，即使他们的办学目的是要给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就业和社会机会。公立学校成立之始，课程内容反映的就是当时即将过时的社会情形，也反映那些建筑在贵族利益之上的发展了的封建社会的教育理想。

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爆发法国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影响了几乎一切文明制度的改造，绝大部分死亡了，更多的诞生了。普及教育的需要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之一，公立学校便是由于这种需要产生的。由于这些公立学校的体制未能适应新情况，而只简单抄袭现有的学校，因此符合新社会的改造过程仍在进行着，并且仅仅正开始变成自觉的行动。一个民主的社会，依靠的是运用科学来求得它的一切的繁荣和福利，而不能指望非常成功地利用在一个仅仅使用人力来求得其产业和财富的贵族社会里为了统治团体而发展起来的教育制度。对学校日益增长的不满，正在兴起的贸易和工业教育方面的各种实验，就是对于墨守这种陈腐制度的抗议。它们是建立新教育使人人有真正平等的机会的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因为这种新教育是以儿童生活的那个世界为基础的。

如果学校要成为现代社会的反映，旧式学校必须变革的有三件事：第一，教材；第二，教师处理教材的方法；第三，学生掌握教材的方法。教材将不改变名称。读、写、算和地理总是要学的，但是它们的内容要大大修改和扩充。首先，现代社会懂得，身体的爱护和成长，就像心灵的发展一样重要；不仅如此，由于后者要依赖于前者，因此学校要成为使儿童学会过身体健康的生活如同过精神的生活一样的场所。还有，现在我们需要知道怎样读和写，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事最简单的日常活动，如不会搭错市内有轨电车，避开危险的地方，能与不能见到的人和事物保持联系。实际上，就是做与我们的职业有关的一切事情。但是学校仍然把教会读和写本身当作目的，当作学生为了他们自身的精神启迪而要掌握的单纯的奢侈品。同样的情况对地理学科也是适用的：学生学习地理疆界，人口和河流，似乎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积累不是每个人也许都了解的各种事实。但是在一个由于火车、轮船、报刊以及邮电而使整个世界成为近邻的社会里，没有一个地区能自给自足，因此真正地了解这些近邻的情况的愿望是很显然的。换句话说，由于机器带来的我们周围的事物和习惯的变化，我们的世界己经变得那样惊人的扩大和复杂，我们的眼界也那样开阔起来，我们的同情心得到了激发，没有表现出同样发展的一个学校的课程的成就只能是极有限的。课堂的教材必须考虑到各种新要素和社会的需要而加以扩充。由于实行了第二和第三件事的必要的变革，这样可以做到不加重学生负担。

由于机器的复杂和多种多样以及由于科学的发现，使己经知道的事实数量增长，因此即使掌握一门学科的作业，几乎也不可能。当我们考虑一下与本国地理教学有联系的一切事实，气候和地质状况，种族状况，工业和政治状况以及社会和科学状况等等，我们开始认识到要教列举的东西是无指望的。地理学几乎包括全部人类的知识和努力。课程中的所有科目在较小程度上也都是如此。任何一个学科我们所能处理的材料是如此之多，使我们仅仅把主要的部分区分出来似乎都是一时之计。因此教师们不能只让班里的学生阅读，然后背诵课本上的材料，而必须改变他们的方法。材料本身对每一个人来说浩如烟海，因此真正有用的东西不是它们的名称，而是理解它们并认识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应用状况的能力。所以，教师的作用必须从一个向导和指挥者变为一个观察者和帮手。由于教师注意到每个学生而着眼于允许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展思维和推理能力，并且利用读、写、算的课作为训练儿童判断力和活动能力的工具，因此儿童的作用也必然发生改变。它变成了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儿童成为询问者和实验者。

只有有极好的智力的人才能从听到的简单的事实中了解事物的一些关系并引出结论。大部分的人在说明这些事物怎样运转和它们的意义是什么之前，都必须观察和接触到事物。因此教师要成为这样一个人，他考虑到学生得到适当的材料，并且让他们在实际的场合——那就是代表课堂外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和情况的场合——使人照料自己，认为每个人在不损害他人的限度下享有个人和行动的自由，每个人应当能指导自己，也就是他能成功地照料自己去行动，这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为了自身的目的，是不可能采用在儿童入学前就使他的判断力的敏捷性和准确性变得迟钝的方式训练儿童的。假如它这样做，它就会使得将成为社会负担的缺乏能力的人越来越多。独断的方法培养的是驯良服从的人，这种方法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实际上阻碍了社会的最大潜力的开发。

所有追随卢梭的教育改革家都把教育看成是更新社会的最好手段。他们一直反对这样一种封建的和开拓时代流行的观念，即之所以要进行良好的教育，就是为了使你我的儿童能在社会上超群出众，为了使这些儿童得到另一种武器，用来使社会更好地为这些人的财富和愿望服务。教育革新家们相信，发展最完善的教育的真正原因，正是要防止上述情况，采用那些能使人的一切能力得到和谐发展的教学方法。这一点通过教育社会化，通过使学校成为真正的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可以做到，不能让学校自行其是，杜绝一切外在的影响，使自己孤立起来。福禄培尔、裴斯泰洛齐及其他们的追随者们正是试图实施这种与社会相联系的教育，以期对每个人发展一种社会的精神。但是他们没有一种方法使他们的学校成为雏形的社会。大众教育的需要仍然那么小，以致社会不愿承认学校是构成整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儿童决非小大人的思想还是那样新，以致处理儿童集体的成功方法还没有产生出来。使学校生气勃勃，社会的作用正如学校的作用一样重要。因为在一个社会里学校被看作孤立的机构，或被看作一种必需的惯例，那么尽管有最灵巧的教学方法，学校大体上将仍然保持原状。但是一个社会要求从它的学校中看到些东西，承认学校在全社会福利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像警察和消防部门一样重要，并且善于利用年轻公民的精力及兴趣，而不是只控制他们直到他们准备成为正式公民为止——这样的社会就有了社会化的学校，不管采取什么方法，它都能使学校发展社会精神和兴趣。

近来有大量关于印第安那州葛雷市的公立学校制度的报道，特别提到关于这个学校管理方面正在实施的一些新特点，要不然就强调那种制度给工业训练提供了机会。但是在这些新特点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最主要的观念，这就是社会和集体的观念。沃特先生这位葛雷市学校系统的教育局长，几乎从这个市镇刚建立时起就有机会为这个产钢铁的市镇办了一些学校，他很希望把这些学校办好。他从未参观过全国各地的最著名的学校，也没有派人去请最好的学校建筑师；相反他一心一意呆在家里，忘记了在别的地方己经或没有做的什么事情，他想为葛雷创办最可行的学校。他试图解答的问题是：葛雷的儿童需要些什么东西才能成为好市民和幸福与成功的人？怎样才能为了教育的目的筹集款项，以提供所有这些需要？他的这些学校在工业训练方面的一些特点今后会被其他学校采纳，但是有充分理由附带说一下，葛雷市的这些学校并不是专门为钢铁公司培养好工人，也不是要替这些工厂省些培训工人的费用，而只是因为这些工作中间确有教育的价值。同样，也不能错误地认为葛雷学校不过是在进行一种尝试，把没有前途的移民子女变为能够自给自足的移民，或是要满足实业界需进行某一类的训练的要求。

沃特先生觉得他当了一个美国城镇的学校系统的教育局长，对来自各种各样背景的数千名儿童负有责任。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这样去照料这些儿童若干年，即在他们结束学习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工作并做得很成功，不管他是去看管一台机器或管理一个企业，也不管他是去操持家务，在办公室上班，或是去教书。他的问题不是要传授每个人具体工作可能需要的知识，而是要保持儿童童年的自然兴趣和热情，使每个学生能够驾驭自己的身心，并保证他能够为自己做其他的事情。能成功地做一个人和一个美国公民，这是这个国家为其学生创办公立学校的目的所在；至于获得生计，也构成这个理想的一个部分，如果比较广泛的训练成功的话，当然也会随之而至的。在决定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法时，有许多因素要考虑，如每个儿童个别的特点，将担任教学任务的教师，儿童生活的周围环境以及出钱维持学校的社区，等等。沃特先生的规划运用了这些因素中各个因素对整体计划所做出的贡献的价值。每一种因素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缺少了其中一样其余因素便无法发挥作用；所以，不论忽视了哪一样都会使结果受到损害。

对一个追求把学校经费用得最恰当，能给儿童和纳税人带来最大利益的教育批评家来说，一般公立学校组织中存在着一种惊人的浪费是显而易见的。整个学校建筑、场地以及各种设备器具，除了放暑假和星期六搁置不用外，平常每天也有一半时候空在那里。校舍是很费钱的，但完全不用的时候倒占去大部分时间。这种情形本身够铺张了，但是当我们来看看城里在公立学校念书的一般儿童每天在校外是如何打发时间，而他在校内受到的教育又是何等不完全时，我们开始真正认识到这种浪费是何等严重了。沃特先生决定让葛雷的学校从早开到晚，以免儿童不得不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拥挤不堪的街头巷尾游戏玩耍，因为这些地方带给任意闲逛的人往往是种种不利于健康和道德的危险习气。由于学校房屋一天之中仍有很多时间要关闭不用，并且一年空关了许多星期，因此沃特先生决定出资办校的人——即纳税者——有权利在校舍空关的时间内为了公共目的而使用教室，这样葛雷的学校就有了夜校、周六特别班以及夏季学期。这样做使得学校的维修费要比一年只开几个月时大得多，因此还要找一些更为经济的方法来管理学校设备。

儿童不可能整天静坐在课桌旁，就像现在大多数学校要他们每天坐上5小时那样；因此，如果要使儿童在每天8小时的上学时间内保持愉快和繁忙的状态，还必须给他们一些别的事情做。葛雷学校为了做到必要的节省开支，采用了一所校舍比平常一般学校多收一倍学生的方法。每一幢房子里都设两个学校，一个从上午8点至下午3点，另一个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每个学校轮流在通常的教室中上课，而不上课的另一半学生则去从事那些使葛雷得以出名的各种职业活动。用这种形式开支省下的钱就被用于装备学校的工场，聘请更多的教师开设正课以外的科目，并且支付特别增设的班级的费用。这样葛雷人交的税还是那样多，但他们办的学校除了给所在地区的成年人提供了在夜校上专门课程的机会以外，还利用了儿童的时间，大大增加了学习的设备。目前，葛雷的成年人利用学校设备学习的人数要比儿童人数多得多，当然成年人上学读书的时间要比儿童少。一所校舍办了两个学校，教室内的通常费用就省出一半，大量的钱就可以用于充实儿童一天8小时的健康保健活动，并且学校在晚间、节假日和周日向成年人开放。

每个校舍都设有健身房、游泳池和操场，还有一些体育导师，他们在每天8小时的活动中到场监护。体育训练和其他活动一样，成为日常学校工作的一部分，除了成为每个学生课程的一部分的体育训练外，每天还要开放操场2小时，让儿童自由活动。儿童不再到街头游玩，而是呆在学校并利用提供的机会做各种游戏。大部分的体育训练都采取有指导的游戏和器械运动的形式。这里的实验表明，和在其他许多地方的实验一样，学生对于那种正规的团体训练没有真正感到兴趣，他们被迫去进行这种操练，使得体操的好处大部分都丧失了。所以游泳池、网球场以及各种体育器械就大量地取代了这种正规的体操练习。体育辅导人员知道各个学生所需要的专门练习，这样使训练工作不会失去条理和效果。每个儿童除了符合他的需要的体格发展外，都有一个卫生而愉快的活动场地去游戏，再不用去校外消磨时间了。

人们期望葛雷的每个学生在学年中体质上有所获益，就像期望他在其他功课上保持成绩那样。每个儿童都经医生检查，对于体质不十分强壮难以从事课堂作业的学生，学校不是送他们回家什么也不做，直到比较强壮为止，而是给他们适合于他们体力的课程，他们的上课时间也减至最低限度，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操场或体操房中度过，做着医生吩咐的使他们身体强壮的那些活动。学生身体的成长正像智力的成长是一样重要。通过对身体成长的关心，就像关心儿童在学业上的进步那样，学校经历了很长的道路，使自己变为一个小社会，这个社会对于正常的和自然的生活提供了每一个机会。

学校每天要开8小时，但是各年级的教师每天只上6小时的课，而体育指导人员整个时间都要值班。每所学校用4小时的时间进行通常的课堂作业或实验室活动，另有1小时在大礼堂听讲，还有1小时用于“应用性”活动或游戏。此外还有2小时，学生可以自由使用各种游戏设备，他们都用上了这些设备。由于学校轮换班次上课，因此教师的人数也不必增加，学生由于教师对他们所教的科目都受过专门训练而获益。每所学校的学生都被分成一个个的小组，所以班级的规模比大多数的公立学校要小些。早晨开始的2小时——从8：15到10：15——一个学校的学生使用教室、艺术活动室、校办工场和实验室，其中一组学生第一小时在教室里，第二小时在工场，而第二组学生则先从工场工作开始。另一个学校第一小时使用操场，参加与否不是强迫的，在第二小时，一组学生去大会堂，剩下的就在操场进行系统的体操训练，或有一个“应用性活动”的时间。然后在10：15，第一学校学生去大会堂和操场活动，第二学校学生则占用课堂和工场间2小时。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每天有2小时在通常的课堂中正式上语言、历史、文学以及数学课。六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每天有3小时用于这种正式的教学。所增加的1小时时间是从游戏和应用活动时间中抽出来的。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有1小时的科学实验室活动，或在工场里进行作业训练，还有30分钟的音乐或文学欣赏，30分钟的体育训练。六到十二年级则有整整2小时时间在工场里从事工业训练、科学实验研究，或音乐和绘画活动。

用这种轮班和轮校上课的方法，那些是学科专家的教师在较小的班级里，能够照顾比通常在一个校舍里所能照顾的数量多一倍的儿童。因为除了产业教师外，还有法语、德语、历史、数学、文学、音乐、艺术、自然研究和科学教师。这样额外增加的效率，所需经费都是因采用两部制上课形式而从校舍上节省下来的。每一年级的教室至少有四组不同的班级在利用，所以每个儿童没有专门存放个人物品的课桌，但是有一个小柜放书，并在课时结束后更换他的教室。每一个教师都不对某一组学生负责，但是对她所教的科目负责，同样，学生要对他们自己负责。显然，这样的上课方案需要师生之间有一种真正的合作精神，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校务管理。

沃特先生相信，许多公立学校之所以丧失很多像葛雷学校采用的那些做法的机会，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上面说的那种合作精神和良好的校务管理。从企业的目的出发，成功地办好一所大型机构，这本身己是很难做的事。因此，沃特先生认为学校的校长和督导员一直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之中，因为人们既期望他们管理这个企业，同时又贯彻教育计划。沃特认为学校的校长或督导员应当是一个企业管理者，一个只负责本校或本市的行政管理的官员。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大纲和方法，应当由没有行政琐务的专家们去考虑。这些担任督导的教育家们不应该按地区而应该按学科来任命，而且他们的任务应当定时定点地进行，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所担任指导的那些学科领域真正地保持接触，这样就不会出现有的学校里只偏重于某一门学科。这些督导们应当在他们临时任职的学校里如同该校的教务主任一样，而且督导机关要为所有的学校安排好课程。葛雷地区因为学校太少，还不能完成这样的计划，但是目前的组织表明他们具有同样的开阔胸襟和愿望，即通过葛雷制度，获得所有教师——从新助教到督导长本人的通力合作和所有工作的价值。

训练方面、社会生活方面以及课程方面，凡是可能做到的，葛雷学校都在尽力而为。它们与教会和家庭合作，利用每一项经费来源，利用所有邻居及地方团体的影响力量，以求达到最好的教育目的。在训练人方面，学校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学校工作如此安排得当，以至于儿童一个个都想去学校；这里没有必要让专门处理逃学事务的官员硬拖学生上学，也不必施展严酷的权威去恐吓儿童。儿童一进学校，就觉得如同在家里，对学校作业就像在自己家里具有同样的兴趣和责任感。每个儿童都知道其他儿童和班级正在做什么，因为所有儿童经常在放置衣服、文具的房间里，或在每堂课后调换教室穿越走廊时遇到。大礼堂和各班旁听制度，还有由学生维修和制造学校设备，都是造成流行于学生间的那种精神的有力的因素。每所学校都有一个由学生们推选出来的学生会，专门注意学生团体的利益，维持学校的秩序。校医们用学校印刷机印刷材料，与英语课和礼堂活动协作，开展健康卫生运动。儿童对于这些事情发生强烈的兴趣，而且那样努力去做，以至于未入学的儿童的传染病发病率，比那些在校儿童为高，虽然后者有较多患传染病的机会。学校当局不是简单地强迫实施卫生法，而是告诉儿童这些卫生法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制定它们，实施它们又如何能帮助防止传染病及其他各类疾病。在化学课和烹调课上，教师则教学生许多有关细菌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对传染病和污秽物体的涵义有了了解。这样做的结果使学生自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止疾病的措施，当班里一个同学病了，他们就会实施隔离措施，并且立即通知学校医生。

各所学校还用同样的方法发起了一场清洁牛奶运动。学生从家里带了牛奶样本到学校检验，如果发现牛奶不清洁，就观察他们的家长是如何处理牛奶的。扑灭苍蝇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并引起了儿童真正的反应。在卫生健康方面，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的学校，不仅尽到了它们的一份责任，而且还承担了更多的事情，如协助卫生局的工作，免除城市医生的偏见和恐惧心理，这种心理在我们的各个侨民社区中十分普遍，而且使控制疾病和照顾上学儿童健康的工作十分困难。一旦医生们得到了儿童的合作和理解，诊治儿童的扁桃腺炎和眼科疾病也就不困难。儿童们懂得为什么需要做这些事情，即使他们的父母不去做的话；他们使得父母不但不干涉，反而会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

在外侨杂居的工业社会中，公立学校的另一难题就是如何使己到法定离校年龄的儿童继续留在学校里。葛雷的学校对付这个问题就像对付公共卫生问题一样，不是靠多立规章或试行强迫，而是寻求得到儿童自己的帮助，让学校对于个人有明显的用处，使得儿童想要留在学校。在葛雷没有“中学”！一个学生在一幢楼里上学，从他入幼儿园那天起，直到他准备上大学，或直到他进入商业界或工厂为止。在八年级结束时，并不举行毕业典礼，也不发给文凭。当一个学生开始读九年级时，他的课程与原来的教学计划有所不同，但是除此以外，没有做任何使儿童认为他己经学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从现在起将只学一些虚饰的、奢华的东西的事情。教师也不调换，相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学教师教导所有的年级；在工场里，学生则有机会自始至终学习某一样东西。学生们不盼望最后四年的学习具有可怕困难和无用的枯燥无味的东西，他们盼望这是他们的学校生活的继续，只是随着能力的增长，所学的东西一年比一年困难。特别是他们还把最后阶段看作获得训练的一个机会，他们能够看到它们的直接价值。说服学生留校的理由都是实际的，告诉这些理由，儿童一看就会明白的。学校印刷所常常印一些简报，向学生和家长解释葛雷学校在普通教育和专门训练方面所能提供的机会。这些简报提供了关于各个不同领域工作机会的统计资料和信息；它们用图形向学生展示中学毕业生和那些年满14岁离校的学生的有关社会地位及工资待遇状况，如他们离校后一年、两年或者十年的情形。企业界人士也来到学校，告诉学生毕业生与辍学生在企业中的不同机会，以及为什么他们希望雇佣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工作。有关葛雷学生的统计资料被保存下来，给学生看。通常第八年级和中学之间有的一个断层并不存在，因此家长并不感到有必要带女子离开学校。他们感到己经做出了牺牲让孩子留在学校里，那就不妨让他们再在学校多呆几年。如果儿童留在学校比离开学校更能学好一门职业，如果儿童对未来也有确切的计划而渴望在校继续学习，那么即使贫困的家长也不会不顾他们子女的利益。众所周知，大城市里14岁就离校的学生的比例占压倒的多数，所举的一般理由是家长们需要儿童经济上的帮助，然而辍学的真正原因是学生自己对学校的不关心。儿童对“为什么你要离开学校”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因为我不喜欢学校。”利用家境贫困的事实，就足以使他们一有机会就离开学校。给予儿童工作，这种工作儿童认为是有趣味、有价值的，而且是一个游戏的机会，那么他对学校的敌意很快就忘记了。

一般公立学校那种僵化的制度倾向于不是把学生留在校内，而是把他们推出门外。学校的课程不能适合学生的需要，并且也无能为力使课程适合学生需要，除非彻底改变整个学校组织。学生的一次不及格就使得他的全部学业受到挫折，他很快就会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学校这部机器以同样的速率运转着，不顾任何个别学生或学科。漠不关心或厌恶几乎确实是这种感觉的结果，即工作是不起作用的，对于他正在工作的这部机器根本不影响或依赖他的努力。在葛雷，组织己经能适合各个儿童，而且是十分灵活的，以致最困难的学生也不会搅乱他的工作。儿童与学校相处得很融洽。我们在前面一节己经说过葛雷学校的两部制是如何工作的，以致一个学生用在任何一门学科上的时间可以有多有少，也可以干脆不学这门课。身体弱的学生可在操场上多花些时间，而算术或地理较差的儿童可以在两个学校的班级里同上这些课，或者甚至可以去低年级，而同一所学校的几百名儿童能够对他们教学计划作同样的变更，而不打乱学校日常的工作秩序。如果一个学生对某一门学科学得特别好，他就能到高一年级的班上学习这门课。如有学生正在对学校失去兴趣，他的大多数功课掉在其他学生的后面，或者他开始谈论要离开学校，学校也不会因他对学校的兴趣减弱而惩罚他，让他掉队越来越远。他的教师会找出他擅长的课程，给他大量的时间钻研这门课程，让他在这门课程方面一路领先，这样他的学习兴趣就被激发起来。假如他后来对学校的一般课程开始发生兴趣，那就最好。为了让他在所有的功课方面赶上队伍，学校给他提供一切便利。如果这种觉醒仍未出现，男孩和女孩仍然被留在校内，直到他们学会某一样东西，很可能是最合乎学生能力的东西为止，而不是让他们离校或完全失败，样样事情都阻止做，直到某种很强的能力也丧失，学生既没有得到训练，也没有道德成就的鼓励。

学校的教学计划每两个月组织一次，学生可以在这些时间中的任何时候改变他的整个计划，而不是不得不连续半年与太难或太易或没有适当分配的课业奋斗。为了管理上的方便，学校仍然保持分级制，但是学生不是按照年级数字编号分班，而是按“快班”“普通班”和“慢班”三种类型来分。学校12年的功课，快班的学生在大约16岁时可学完，普通班的学生18岁可以学完，慢班的学生则学到20岁。这种分班并不说明所做工作的质量。慢班的学生也许比快班的学生学得更彻底。这种分班也不是用来区分学习者的能力，而是为了利用儿童的自然生长，让他的学业和生长相辅而行。快班的学生尽可能快地逐渐升上去，而不是倒退回来，除非他的工作对他失去了刺激；慢班的学生在他对某门课做好准备前，就不勉强他去做。这种弹性学制是有效地起着作用，还是导致了一种松散草率的方法呢？我们只须参观一些学校，看看学生们勤奋学习，每个人负责自己整天的活动，就能确信，儿童们是快乐和兴致勃勃的；从教师和教育人员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查阅学校记录时，答案更为明确赞同。在葛雷，13岁的所有上学儿童中57%己经在读七年级或更高年级。比起大多数工业社区所能做到的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迹象，并且它表明大多数的葛雷学校儿童，都在以与准备升入大学的一般学生相同的速度，完成他们的学业。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离开葛雷学校后进入高等学校或学院的学生数目。在葛雷学校存在的八年中，己离开葛雷学校所有学生中的三分之一现在在上州立大学、工程学校或商学院。我们想到葛雷的人口大部分都是钢铁厂的工人。60%出生在国外，再比较一下一般美国第二代学校的发展史，就能认识到沃特先生一直在进行的一种制度是多么地成功！它能满足学生的需要，这种制度对于社会是这样地有吸引力，以致人们希望继续下去，并获得比仅仅需要日常必需东西更多的教育。

常规课程的这些变革背后总是有一个社会的动机。沃特先生认为，如果学校的社会目的适当地予以强调，那么教学方面的问题将会自然解决。公立学校必须研究学生的需要和特点，研究当地社会的需要以及社会对于学校的福利所能做出的贡献的机会。我们己经说过，为了使课程更有趣味，同时对社会也有好处，葛雷的课程是怎样安排儿童的体育生活和社会保健卫生方面的内容的。学校的工作与其他的社会利益及日常生活事务之间，也保持了这种密切的联系。儿童的社会本能在教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低年级学生与高年级学生之间，不是把他们互相隔开，而是尽力设法使他们呆在一起。低年级学生也可以使用实验室和校办工场进行技术训练，但必须与中学生安排在一起，否则他们使用实验室和工场设备就未免过于浪费了。低年级学生不但在上科学或手工训练的入门课，而且当高年级的学生在工作时也一同进去，充当帮手或一名观众。四、五年级的学生在工场、工作室和实验室，协助七年级、八年级以及九年级的学生。

年龄大些的儿童从照看年龄较小的儿童中学到了责任心和合作精神，而年龄小些的儿童则通过等待、观看以及向年长学生寻问问题，从而对所学的功课有了惊人的了解。大小儿童都认识到学校中进行的工作，因而彼此结下了浓厚的友谊，低年级学生的兴趣也因之日见增长，知道了为什么应该留在学校。年龄大的儿童的作业，凡是可以用的，在低年级的教学中都用上了。画得准确的地图及图表用来帮助学习较差的学生学习自然研究或地理课；印刷所为全校印刷了拼音表和解题单；医生在健康运动中请来会艺术和英语的工人制作标语和宣传手册。各个学校的礼堂都挂满了各种有关学校在进行中的工作的通告，并附有优美而有趣的图画或地图，还有关于各个工场正在生产什么东西的信息，或关于全校应该知道的各种情况。

另一个形成公共意见的重要因素就是在大礼堂里的活动，这个学校里的每个学生每天都要去那里花上一小时，有时一起唱歌，有时聆听一个高年级学生讲物理学上的一个有趣的实验，或由一个烹饪班的学生宣布一个价廉物美的食物单，或者听一位医生讲如何能改善家庭周围环境的卫生状况。礼堂活动时间，也可供一般社会公众使用。牧师，政治家，任何一位市民，只要做了任何有趣的事，都可以来讲给儿童听。学校用这方法邀请周围地区的所有社会机构来校。

一小时“应用”方面的课也有助于同样的目的。儿童为了他们班上的作业，跑到最近的公共图书馆里，阅读或查寻有关资料，或是仅仅为了学会利用图书馆的书；他们也去附近的青年会里借用那里的运动场，或听一个演讲；或者他们可以上任何教堂或俱乐部，在那里接受他们的父母所希望的那种宗教教育。学校成了当地社会交换社会信息的地方。应用课的时间，有时也被用来在工场或在操场上的实地工作，以补充通常的课堂教学。因此一堂算术课可以上成应用数学课，如在操场上为一所房屋设计地基，或是在学校商店里呆上一小时。这种商店通常有一个房间，布置得像杂货店，儿童在那里可以练习心算和口算，经营“商店”时也可以练习英语。应用课时间也可以用于为学校大楼做些事情。如一个学习速记、打字或簿记的高年级学生，可以上学校办公室做上一小时的实际工作，做某一个职员的助手。五年级的男生在这段时间去照看学校的贮藏室。他们负责看管学校的全部设备，所有外面送来的货物都由他们点收，然后分配给学校的各个教员和员工。在各工场中学生的工作成绩，由另一些学生在应用课时间内记录下来。有一个拿工资的薄记员管理着一间办公室，学生们手持印好的单子跑到那里，单子上由工场中的教员填明了学生的工作时间、工作效率以及所应得到的分数；正在办公室实习的学生职员则根据学生交来的单子把分数记在他们各自的记录簿上，然后把这些记录保存起来。学生也为学校开办了一个邮递所，作者看到一个六年级的男孩正在分送教职员工的工资支票并通过学校把收据集中起来。从事这类工作的儿童不仅学到了算术和簿记，他们还学会了责任心和自信心。他们懂得了他们的学校具有什么意义，对学校的福利事业是清醒的；他们知道他们所在的学校是真正的学校，他们与学校的利益完全一致。

学校的午饭间是由膳食部门管理的。当埃默森学校最初建立时，它配有规定的烹饪课桌、各人用的煤气灯、餐桌及菜柜。现在这些都改成了一种服务台，学生服务员在台旁供应他们做的饭菜——这是供给他们同学吃的真正的午饭，用饭的人把膳费交给一个管账的学生。年幼的女孩在年长的女孩学习烹饪的时候，从旁帮助服务，因而也学到一些烹饪功课。配制菜单，买办食物，登记账目，都由女生操作。她们需要垫付些钱及制作菜单，菜单必须达到化学科所规定的标准，化学科的学生则对食物进行分析，将食物营养成分的比较价值列成表。结果是蒸热食物的营养更足，烧得更好，价钱很便宜。每天的菜单都公布出来，上面有每样菜的价目及它的营养价值，餐室墙壁上悬挂着各种广告和图表，显示着各种食物的相对价值，还有价廉物美而营养丰富的食品和价高而粗劣的食品的菜单样本。这些都是烹饪科的学生制作的，是他们实际实验的结果。

葛雷的学校不是根据课本教“公民”这门课的，学生们学习公民课，是通过帮助照看自己的校舍，制定在礼堂和操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上公共图书馆，以及听在葛雷工作的人讲葛雷正在做的事等进行的。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学生会的模拟竞选运动、各种党派、初选活动、报票站以及选票来学习。用自己的双手制作家具和水泥走廊，并知道制作它们要花多少代价的学生们，不会轻易损坏走廊或家具。将来他们自己做了纳税人，对于他们制作东西的价值及其改进方法，也不致轻易受人愚弄了。卫生宣传运动，利用应用课时间与市里各个社会机构相接触，在学校礼堂听人讲更多的有关这个城市的事务，所有这些都是在上对学生有感染力的公民课儿童们亲眼目睹各类事物，他们以做一个好公民来学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这种实际的公民课具有双重的价值，大多数儿童的父母是外国来的，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市政机构或组织一无所知，而且由于他们不理解周围所见到的东西，因此也就不可能知道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及其限度。家长们对各种法律一无所知，直到他们犯了法；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直到他们危害了公共卫生；对社会资源也一无所知，直到他们有所需求的时候。因此他们自然地对政府和社会权威表示怀疑，他们的儿童应该具备一些实在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健全的判断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给学生这方面的知识外，学校还试图把美国的生活准则传授给学生，再通过学生教给他们的家长。每个学生入学时，告诉学校当局的，除了通常的名字、年龄和住址外，还有有关其家庭的某些资料，如家庭的大小、家庭的收入来源以及他生活的这个家庭的特点等等。学校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如果学生转学，就把记录转送到那所学校去。各个年级的教师每人在本学区挑出一些街区，并且为这块区域设计规划。儿童就教员所划定的地区画一张详细的地图，图上标着各个街道、人行道、路灯柱子以及邮箱，还为每一所房屋、谷仓、茅舍以及每一块空地标上了位置。如果街区的布置发生了变化，地图也就作相应的修改。每个儿童还要把家中各个房间的面积丈量清楚，画出一张自己房屋的平面图。教师把这些地图和她自己的区域图一同保存，这样她就能得到一幅每个儿童的住宅及其邻居住宅的全图。把这些地图与儿童入校时的家庭记录作个比较，就很容易辨别出某个家庭的生活条件是否合乎道德和卫生要求。

每个教师有一个小得足以彻底了解的区域，她要尽可能地熟悉住在这个区域的所有儿童。如果坏的情况是无知或贫困造成的，教师要设法做些什么事情来补救他们，并且务必使这一家庭知道怎样去改善自己的状况。如果情况很严重，就要通过这个街区的其他儿童去激起四邻的公共舆论。学校常常把礼堂活动的时间专门用于展览这些地图，说明街区和四邻的优点或劣点。儿童总是要把这些消息带回家中告诉家长。由于房屋租金和设备条件是可以自由讨论的，因此这些报告也常被采纳。家长被鼓励来学校询问各种信息，常常有些新到的家庭，从过分拥挤简陋的小屋搬进舒适的公寓，租金并不增加，这全由儿童传递校中消息，使他们知道不必出钱住条件这么差的屋子。由于学校这样去帮助他们，并把讨论这些问题视为正课的一部分，因此儿童及他们的父母理所当然会接受学校的意见。有关房屋的改进办法，卫生设备，面积大小以及舒适程度的消息，学校都让家长知道。如果某地居住条件不好，而邻近却有条件较好、租金又相同的房子，学校就通知他们。这样学校不但教给学生有关好公民和社会状况的理论，而且给儿童实际的事实和情况，从而使儿童能看到什么地方不对，知道如何去改进它们。

葛雷学校尽可能地利用当地社会作为教育设备的一个捐献者，这样做不仅得到了很大的回报，即培养了机敏而有智慧的公民，而且立即收到了社会的良好的回报。葛雷的条件原来并不理想，学校的经费也不比大小相等的其他城市多，聘请的教师在其他任何城镇都可以找到，学生大部分来自那些不能给子女提供训练的家庭，而家长们则都正在试图使自己适应完全新的环境。虽然如此，这些学校却做了很多事，它们表现出了良好的校务管理，节约地花费纳税人的钱以便给年轻一代最可能好的设备，最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时间。在校园和操场所体现出来的葛雷制的这些效果，聪明而愉快的学生，以及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以后所取得的进步的统计资料，这一切之所以令人备受鼓舞，就因为取得这些成绩所依赖的各种条件是任何一所公立学校都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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