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11-15）（选）

第十一章 病态的竞争（选）

在不同的文化中，获取权力、声望和财富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它们可能是由继承权而得到的，或者来自他个人所拥有的他的文化团体的某种特质，诸如勇气、智慧、能治疗疾病的能力，或者能与超自然的力量交往的能力、精神上的不稳定性，等等。他们也可以通过异常的或者成功的行动来获得，根据目前所占有的特性来达到，或者通过优越有利的环境来得到。在我们的文化中，地位与财富的继承的确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权力、声望和财富要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获得的话，他就得被迫进入与他人进行竞争性的斗争。从其经济核心里，竞争放射到所有的活动，并渗透到爱情、社会关系和游戏之中。所以，竞争对于我们文化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因此，发现它在病态的冲突中占有永恒的中心位置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病态竞争与正常竞争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神经症患者不断地将他自己与其他的人进行对比衡量，即使是在根本无须如此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尽管在所有的竞争性情景中，超越他人是最根本性的东西，但是，神经症患者却把自己与那些根本不会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的人和那些根本不打算与他并驾齐驱的人进行对比衡量。他总是不加区别地将那些谁最聪明、谁更具吸引力、谁更受大众的欢迎这样的问题应用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他对人生的感受可以拿赛马中的骑师来比较，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情，这就是，他是否能跑在别人的前头。这种态度必然导致对任何因素的真正兴趣的丧失或损害。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他正在做的事情的内容，而是由此行为所能获得的成功给人留下的印象、声望等有多少的问题。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意识到这种与他人对比衡量的态度，或者，他可能自动地这样做了，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他很少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他所起的作用。

正常的竞争与病态的竞争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神经症患者的野心不只是要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就，或者获得比他人更大的的成功，而是要独领风骚或者鹤立鸡群。他可能会认为，在比较上，他的目标总是超人一等的。他可能完全意识到他正在受无尽的野心的驱使。然而，更为常见的是，他要么完全压抑他的野心，要么部分地掩饰他的野心。举例言之，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可能会相信，他不在乎成功与否，而只是在乎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或者他可能相信，他不想要成为舞台上的主角，而只是想跑龙套；或者他可能会承认他曾经有过野心，在他的生命的某个阶段——在孩提时代他曾幻想成为耶稣基督，或者拿破仑第二，或者从战争中拯救世界，作为一个姑娘，她曾想嫁给威尔士王子——但是，他会宣称，从那时起，他的野心就完全平息下来了。他甚至可能会抱怨，他的野心消逝得太多，因此应该再恢复他过去的一些野心。如果他已经完全压抑了他的野心，他可能相信，野心从来就与他无缘。只有当这少许的局面被心理分析医生剥落开来的时候，他才会同意自己以前有过夸大性质的幻想，或者在思想中曾飞掠过独领风骚、聪明绝顶或魅力无穷的念头，或者以前感到十分震惊，当有他在场时，居然有任何女人会爱上别的男人，而不爱他，甚至在回忆时怨恨他。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忽视了野心在他的反应中所起的强大的作用，他不会将任何特别重要的意义归咎于这些念头。

这样的野心有时会集中在一个特殊的目标：聪明，或吸引人，或者取得某种成就，或者道德高尚。然而，有时候，野心也不集中在一个确定的目标上，而分布在该人的所有行为中。他不得不在他所接触到的所有领域中都是顶尖高手。他可能同时既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又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医生，一个无与伦比的音乐家。一个女人可能会既要在她工作的领域出类拔萃，又要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衣着入时的妇人。这种类型的青少年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能选择或从事任何一种职业，因为选择一个意味着放弃另一个，或者至少要放弃自己的部分兴趣和活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要同时精通建筑学、外科医术和小提琴，这的确是困难重重。这样的青少年可能会带着过分的期望和幻想来开始他的工作。像伦布朗那样绘画，像莎士比亚那样写戏剧，开始在实验室工作时，就能马上算出血球的正确数字来。由于他过分的野心导致他过度的期望，因此难以达到他的目的，因而易于泄气、失望，并且很快放弃他的努力，并开始别的事情。很多很有天分的人在整个一生中就这样分散了他的精力。他们的确具有在很多不同领域取得成就的某些潜能，但是由于对各种领域具有兴趣和野心，他们最终不能坚持某一目标，最终他们一事无成，让大好的天赋付诸东流。

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种野心，他们对任何挫折总是十分敏感。即使是一份成功，他也感到是一份失望，因为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高度。例如，一些科学性论文或书籍的成功仍然是一次失望，因为他并没有一鸣惊人，而只是产生有限的兴趣。这一类型的人在完成一项艰难的实验之后，也不会满意他的成功，他会说，他人也会通过这样的实验。这种坚持失望的倾向，乃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能享受成功的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我们将在后文讨论，自然，他们对任何批评都极为敏感。许多人一生只出第一本书和第一张图片。因为即使受到温和的批评，他也感到极为沮丧。许多潜在的神经症患者，往往在受到更优秀的人批评后，或者遭到失败时，病症就显现出来。虽然这种批评或失败本身并不严重，或根本与其产生的心理困扰不成比例。

正常的竞争不同于病态的竞争的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在神经症患者的野心中含有敌视，他的态度是：“我是最漂亮的、最能干的、最成功的。”敌视内在于每一种强烈的竞争之中，因为一个竞争者的胜利就是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事实上，在个体主义的文化中具有许多的破坏性的竞争，以至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因素，人们不太愿意称之为病态的特征。它几乎是一种文化的模式。然而，在病态的人那里，这种破坏的方面多于建设的方面，对于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他人的失败而不是看到自己的成功。更确切地说，具有病态野心的人的行动仿佛是这样的，对于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打败他人，而不是自己的成功。在现实中，他自己的成功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他对成功具有强烈的禁忌——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对他惟一开放的路径乃是，或者至少感到是超越他人：拉下他人，把别人拉到自己同等的位置，或者比自己更低下。

在我们文化的竞争性斗争中，试图伤害竞争者以加强自己的地位或荣光或压制潜在的对手，常常被认为是可取的手段。然而，神经症患者却受一种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强迫性的冲动所驱使而伤害他人。即使他认识到他人对他没有任何实际的危害，或者即使他们的失败与他自己的利益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但是他却仍然要这么做，他的情感可以描述为一种能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信念：“只有一个人才能成功。”这是表达“只有我才会成功”这一观念的另外一种方式。在他这一破坏性的冲动之后，可能是大量的情绪紧张。例如，一个人正在写剧本，当他看到他的一位朋友也在写剧本时，他可能陷入盲目的愤怒之中。

这种打败或挫败他人努力的冲动在很多关系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具有极端野心的儿童，可能充满了击败他的父母以他的名义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愿望。如果父母逼迫他走向行为良好和社会成功，他可能会发展为一种在社会上丢脸的行为。如果父母将他的努力集中在智力发展上，他就会对学习形成一些强烈的禁止作用，而使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白痴。我认识两位年轻的父母，他们带着孩子来看我，他们怀疑他们的孩子弱智，尽管后来这两个孩子被证明很有能力，极为聪明。他们受着击败父母这一欲望的驱使，对心理分析医生，他们表现出同样的行为。其中有一个孩子有时假装不理解我在说些什么，所以，在判断他们的智力时，我不敢确定，直到我认识到，她在用反抗父母和老师的同样的把戏来和我捉迷藏。这两个孩子都有极强烈的野心，但是刚开始治疗时，她们的野心完全掩盖在破坏性的冲动之后。

同样的态度可能会出现在课堂上或出现在任何治疗过程中。上课和治疗时，这种人的兴趣在于从他人那里获取利益。然而，对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来说，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他内心的竞争心理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击败老师和医生的努力，阻碍他们可能获得的成功。如果他能够以只是证明他自己根本不会取得任何的成功这一点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么他就会付出甚至是装病装傻这样的代价，以此向他人表明，他自己不好。无须奇怪，这种过程是无意识地起作用的。在他有意识的心中，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会相信，事实上是老师和医生无能，或者对他来说不是适当的人选。

所以这样的一种病人极为担心，心理分析医生将会在他这里获得成功。他不遗余力地要击败心理分析医生的努力，尽管在这样做的时候会击败他自己的目的。他不仅误导医生或者不顾医生取得重要的信息，而且会停留在原来的病态状态，或者戏剧性地变得更坏，只要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他不告诉心理分析医生他的病情已取得重大的改善，即使他告诉医生，他的病情取得了进步，那也是不情愿的，或者以抱怨的方式，或者他将他的改善或进步归因于对某种外在因素的洞察，诸如气候的改变，他服用了阿斯匹林，或者读了一些书。他不跟随心理分析医生的任何引导，因此试图证明心理分析医生是完全错误的。或者他将心理分析医生的建议当作他自己的发现，而这些建议是最初他曾粗暴地加以拒绝的。这后一种行为在日常的事务中我们也常常能够观察到，他构成了潜意识的剽窃行为的动力学，许多争取优先权的战争都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学的基础。这样的病人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是别人，而不是他具有一种新思想。他会坚决贬低任何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建议。例如，如果一场电影或一本书是出于一位与他同时进行竞争的人的推荐，他会讨厌或拒绝这场电影或这本书。

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如果心理分析医生使他逐渐意识到他的所有这些反应，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在一次良好的分析解释后大发脾气，有一种砸毁医生办公桌上的东西的冲动，或者对心理医生进行侮辱性的评论，或者，在某些问题得到澄清以后，他会立即指出尚有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即使他的病情大大地改善了，并且理智地认识到这一事实，他也会压抑他的感激之情。涉及不感激之现象的还有其他的诸多因素，诸如对欠人恩情的恐惧，但是，它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常常是，这会使神经症患者感到，必须给人回报，这对他而言乃是一种侮辱。

与击败他人的冲动相联系的是大量的焦虑，因为神经症患者不由自主地认为他人在被击败之后会像他一样感到伤痛并充满报复的心理。因此他对伤害他人感到焦虑，并将他的打败别人的倾向的程度保持在意识之外，坚信并坚持认为事实上他们是罪有应得的。

如果神经症患者具有强烈的贬低他人的态度，他就难以形成任何积极的意见，采取任何积极的立场，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决定。一项关于某人或某事的积极的意见可能会被他的极为轻视的否定评价所打消：这种意见任何人都估计得出，因为要激起他的贬斥冲动是极容易的。

与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相关的所有这些破坏性的冲动都进入了竞争性的斗争。在我们的文化中发生的一般性竞争性的斗争中，甚至正常的人也会显示出这些倾向，但是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样一种冲动于他本身变得非常重要，他无视这些冲动会给他带来的任何不利和痛苦。对于他而言，侮辱、剥削或欺骗他人的能力是优越的胜利感，但是如果他失败了，他就成了一个失败者。如果神经症患者不能利用他人，他就表现得极为愤怒，这种愤怒就是由于失败感所引起的。

在任何社会里如果充满了这种个体竞争精神，它就必然会损害两性之间的关系，除非男人与女人的生活领域是完全隔离开的。然而，病态的竞争甚至比一般的病态行为产生更大的祸害，因为它具有破坏的特性。

在爱情关系中，击败、征服和侮辱伴侣的病态倾向起了巨大的作用。性关系变成了征服和贬低伴侣的方法，或者是被性伴侣征服和贬低的方法，这种特点与他们的性质大异其趣。弗洛伊德在男人的爱情关系中描述了一种分裂的情景，病态竞争者常常具有这样的情景：男人只会对比他的标准低的女性感到性欲的吸引力，而对他所深爱的和钦佩的女人既没有性的欲望，也没有性欲的能力，对这种人而言，性交与侮辱的倾向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所以他立即对他所爱的人或能爱的人压抑了性欲。这种态度常常可追溯到他的母亲那里，他感到被母亲侮辱，并且希望以侮辱她作为回报，但是由于恐惧，他将这种冲动隐藏在过分的奉献之后——这种奉献是这样的一种情景，人们常常称之为固定作用。在他往后的过程中，他发现可以将女人分为下述两种类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对他所热爱的女人的敌视，以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挫败她们的方式表现出来。

如果这种男人与一位地位与他平等，或地位比他高，或社交上比他更具吸引力的女人建立了爱情关系，那么，他在内心里就会常常为这个女人感到羞耻，而不是以她为荣。他可能会为这种反应感到极为迷惑不解，因为在他的意识思维里，女人不能通过与他发生性关系而丧失其价值。他所不知道的是，他通过性交贬低女人的冲动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情感上，她使他不屑一顾。因此对她感到羞耻是合乎逻辑的反应。一个女人也会同样非理性地对她的爱人感到可耻，并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不想与他见面，或者对他的良好品质视而不见，从来不欣赏他。心理分析揭示出，她也有同样的无意识的倾向要贬低她的伴侣。通常，她对女人也有这样的倾向，但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这些倾向更多地集中在与她有关系的男人的身上。这种个人的原因很可能有很多种：对受偏爱的兄弟的怨很，对软弱的父亲的鄙视，相信自己没有魅力并预期男人会拒绝她。同时，她也会对女人抱有很大的恐惧而不想对她们表现出侮辱的倾向。

与男人一样，女人可能完全意识到一心一意地想征服和侮辱异性。女孩与男孩开始谈恋爱时，明确地带有要主宰男孩的动机。一旦男孩对关爱有所反应时，她就会吸引他并控制他。然而，通常，侮辱的欲望并没有受到充分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表现出很多间接的方式。例如，公开地强迫性地嘲笑男人对她的追求，或者采取冷漠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她向男人表明，他不能给她满足感，因此而成功地侮辱了他，如果他对被女人侮辱有一种病态的恐惧时则尤为如此。相反的情况——常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乃是感到通过性关系而被人利用、贬低和侮辱。在维多利亚时代，正是文化模式使女人感到性关系是一种侮辱，这种感觉在性关系合法的并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才稍有减轻。在最近的30年，这种影响变得越来越弱，但是它仍然足够强大到解释这样的事实：女人比男人更经常地感到性关系伤害了她们的自尊。这一感觉同样导致了性冷淡或远离男人，鄙视与男人接触的愿望。女人可能会通过性受虐狂的幻想或性变态来从这种变态中获得附属性的满足，但是由于她对侮辱的预期，所以对男人形成了极为敌视的态度。

一位对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深感不安的男人，很容易怀疑，他之所以被女人接受只是因为女人需要性满足，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她真的爱他！因为他感到被利用了，因此他形成了怨恨的态度。或者男人可能会感到没有从女人那里得到反应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因而对她寻求满足更为焦虑担优。在他自己的眼里，这种强烈的关心表现为一种对他人的体贴。然而，另一方面，他可能粗鲁而不体贴，所以表现为，他对女人性满足的关心只是保护他免受侮辱感的庇护所。

掩饰这种贬低或击败的欲望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用赞赏的态度来掩饰它们；其二是用怀疑主义的态度来对它们理智化。当然，怀疑主义可能是对现存的理智性的不同意见的真正表达。只有这种真正的怀疑可以明确地排除时，我们才能合情合理地去看一看其深藏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贴近表面，因此只要简单地问一问其怀疑的合理性就可以使他焦虑。我的一个病人每次与我会面分析时，总是粗鲁地贬低我，尽管他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这么做。后来当我仅仅问一问他是否在某些事情上真的相信他对我的怀疑时，他的反应进入了一种深深的焦虑。

当贬低或击败的动机被一种赞赏的态度掩饰时，心理分析的过程就更为复杂。那些在内心中想伤害和侮辱女人的男人可能在他有意识的思想中将女人捧得高高在上。那些在无意识中总是试图击败和侮辱男人的女人，可能会对男人产生英雄崇拜。在神经症患者的这种英雄崇拜中，正如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一样，可能具有真正的价值感和伟大感，但是神经症患者态度的特殊之处乃在于这样的事实，它是两种倾向的妥协：对成功的盲目崇拜，而不管它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在这方面他自己的愿望正是要做英雄，以及伪装起对成功的人士的破坏性的欲望。

某些典型的婚姻冲突也要在这一基础上加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冲突更为常见的是有关女人的，因为对于男人而言，有更多的外界因素刺激他成功，并且有更多的能力来达到成功。假设一位充满英雄崇拜类型的女人嫁给了一位男人，因为他现存的或潜在的成功吸引着她。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妻子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丈夫的成功，这可以给予她某些满足，只要这成功能继续下去。但是，她又处在冲突的情景中：她因为丈夫的成功而爱丈夫，与此同时又因为丈夫的成功而恨丈夫；她想要摧毁丈夫的成功，但心理上又禁止这样做，因为另一方面，她想要参与成功来设身处地地享受它。这样的妻子可能会通过穷奢极欲威胁丈夫的财富安全，通过精疲力尽的争吵而摧毁丈夫的平静心境，通过暗中的贬低态度来压制丈夫的自信心，以此来摧毁丈夫的成功。或者她无休无止地逼迫丈夫去获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而不顾丈夫自己的利益，以此来满足她破坏的欲望。遇到任何失败的苗头时，这种怨恨可能变得更为明显，尽管在成功的过程中，她在各个方面表现为是一个可爱的妻子，但是，现在她转而反对丈夫，而不是帮助丈夫和鼓励丈夫。因为，只要她能参与丈夫的成功她就会压抑自己的报复，而一旦丈夫有任何失败的迹象时，这种报复就会浮现出来。所有这些破坏活动都会在爱情和赞赏的面具下进行。

我可以举出另一个熟悉的例子来表明爱情是如何用来补偿源于野心的击败动机的。一位妇女总是充满自信，能力很强又事事成功。结婚以后，她不仅放弃了她自己的工作，而且形成了依赖的态度，并且看起来彻底地放弃了她的野心——确切地说，“变成了真正的女人”。她的丈夫十分失望，因为他原指望找到一个好的伴侣，可是现在找到的是不与他合作，而是一味把自己放得比他更低的妻子。一个女人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对自己的潜力具有一种病态性的担优，她隐隐觉得，嫁给一位成功的男人或者至少是一位具有成功能力的男人，比起实现自己充满野心的目标来更为安全，甚至更为保险。如果只是如此，这情况尚不产生更进一步的困扰，而可能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位病态的妇女在内心里却反对放弃她自己的野心，对丈夫充满了敌视，并且按照病态的“不是全要就是全不要”的原则，陷入了虚无的感觉中，并最终变成了一位庸人。

正如我在上文所说的那样，这种类型的反应之所以常常出现在女人身上而不是在男人的身上，原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情景中找到，这就是，人们总是把成功说成是男人的领域。这种类型的反应，并不是女人所固有的特点，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如果情况倒转过来，这就是说，如果女人碰巧比男人更为坚强，更为聪明，更为成功的话，男人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因为我们的文化相信，男人在一切方面都比女人优越——除了爱情以外，如果男人具有这种态度就不会通过赞赏来加以伪饰；他常常相当明确地表现出来，对女人的利益和工作直接加以妨害。

这种竞争精神不仅影响到男女之间的现存关系，而且甚至影响到伴侣的选择。在这个方面，我们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看到的现象只是在一种竞争文化中正常人常常所表现的行为现象的放大，在正常人那里，对伴侣的选择常常受对声望和财富的追求所决定，这就是说，受性欲之外的因素所决定。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种决定可能无所不在，一方面，因为他对控制、对声望、对支持的追求比起一般人而言，更具有强迫性，更加没有灵活性；另一方面，因为他与他人的个人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太过歪曲了，因而使他不能作适当的选择。

破坏性的竞争可能在两个方面进一步产生同性恋的倾向，首先它提供一种冲动，使他从异性那里抽身而退，避免与同性进行性欲的竞争；其次，它所引起的焦虑吁求安全感，正如我在上文中指出的那样，对安全性关爱的需求常常是纠缠同性伴侣的原因。如果病人和心理分析医生是同性的话，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常常观察得到破坏性竞争、焦虑和同性恋冲动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病人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夸大自己取得的成就而贬低心理分析医生。开始的时候，他以伪装的形式来进行这一点，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后来，他认识到他自己的态度，不过他仍然不能从他的感觉中摆脱出来，而他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情感是如何强有力地推动着他。再后来，当他逐渐开始感到他对心理分析医生的敌视所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通过焦虑的梦、心悸、坐立不安等行为开始逐渐感到心烦意乱，他突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心理医生拥抱他，并意识到自己的幻想，希望与心理医生建立某种紧密的关系，从而表现出平息焦虑的需求。在病人最终感到能够面对他的竞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这一连串的反复可能会重复数次。

所以，简而言之，赞赏或爱情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来补偿他对击败的追求：不去意识破坏性的冲动；通过在自己与竞争者之间创造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来彻底地消灭竞争性；设身处地地享受成功或者参与成功；讨好竞争对手以便打消竞争对手对自己的报复。

尽管关于病态的竞争对性关系的影响所作的这种评论还远不能穷尽一切，但是它们可以足够表明病态的竞争是如何导致对两性之间关系的损害的。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决定两性良好关系可能性的竞争因素也是焦虑的来源，因此使关系和谐是最为重要的事。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选）

由于其破坏性的特征，神经症患者的竞争性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结果导致了一种对竞争的逃避。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焦虑是从何时产生的？

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了解其中的一个来源是担心无休止地追求野心会遭到报复。踩着他人往上爬，当他人已经或将要获得成功时就侮辱他，打击他的那些入，必定具有这样的恐惧：他人一定具有与他一样强烈的击败他的野心。但是这种报复性的恐惧，尽管会在每一个以他人为代价获得成功的人身上蠢蠢欲动，却不是神经症患者增加焦虑、不去竞争的全部原因。

经验表明，单是禁忌性恐惧并不一定导致禁忌作用。相反，它可能只会导致冷酷地算计他人的想象的和真正的妒嫉，他人的竞争或缺点、或试图扩大他人的权力，以便保护自己免受失败。这样的一个成功人士只有一个目的：追求权力和财富。如果将这种人格结构与明显地具有神经症的那些人的人格结构加以比较的话，就只有一种明显的不同，即无休止地追逐成功而不关心他人的关爱。他既不想从他人那里要什么，也不指望他人给他什么，既不助人也不宽容。他认为，单纯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就能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当然，他会利用人，他之所以关心他人的意见只是因为这些意见对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有用的。为关爱而关爱对于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他的欲望和他的保护措施沿着一条直线行进：权力、声望、财富。甚至由于内心的冲突而追求这种行为的人也不会形成通常的那些病态特征，如果他的内心不干扰他的追求的话。恐惧只能促使他加强努力去追求更多的成功和增加更多的不信任。

然而，病态的人追求两种不可比较的道路：积极地追求“舍我其谁”的主宰，与此同时过分的奢望每一个人的爱戴。处在野心和关爱之间的这些情景是神经症的中心冲突之一。为什么神经症患者会害怕他自己的野心和需求？为什么他甚至不想去认识它们？为什么他要对自己的野心和需求进行检讨或者从它们那里彻底地退缩回来？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害怕丧失关爱。换言之，神经症患者之所以检查他的竞争性不是因为他在用特别严格的“超我需求”来阻止他的竞争性，而是因为他发现他自己处在两种平行的强迫性需求的两难困境之间，这两种平行的强迫性需求是他的野心与他对关爱的需求。

这种两难困境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法解决的。一个人不能既骑在别人的头上同时又指望别人爱他。然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种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想努力地去解决它。一般说来，他试图用两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其一是，使他对主宰的追求和对不能实现目标的悲哀变得合情合理；其二是检讨自己的野心。我们可以简单地讨论一下他力图使自己的进攻性需求合情合理的努力，因为他也具有我们上文已经讨论过的有关获得关爱并使其合理化的相联系的同样的特征。这里与上文所说的一样，这种合理化作为一种策略是极为重要的：他力图使这种需求变得无可争辩，使它们不至于阻碍他人热爱自己的道路。如果他贬低他人，以便他在一种竞争性的战斗中侮辱他人，打击他人，他就会深深地相信，他完全是客观的。如果他要利用他人，他就会相信并力图使他人相信，他急切地需要他人的帮助。

正是这种对合理化的要求而不是别的东西使得一种精致的潜在的不诚实的因素充满了他的整个人格，即使这个人基本说来是诚实的。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具有一种常见的性格倾向：无根据的自认公正合理。这种倾向有时非常明显，有时潜藏在谦恭顺从或甚至是自我反责的态度背后。这种自认公正合理的态度常常与一种自恋的态度混合在一起。事实上，它与任何种类的自恋没有关系，它甚至不包括任何自满或欺骗的因素，因为，与表面现象相反，他从来不是真的相信自已是公正正确的，而只是不断地在急切地需求表现合情合理。换言之，它是由于需要急切地解决某种问题而必然产生的一种防卫态度，而这些问题，总而言之，是由焦虑产生的。

对这种合理需求的观察可能是导致弗洛伊德提出特别严格的“超我”需求这一概念的因素之一，这种超我需求乃是神经症患者对他的破坏性批评之反应所产生的。这种合理性的需求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对这一解释具有特别的建设性。除了不可避免地把对付他人作为一种策略手段之外，合理性在很多神经症患者那里也是他们满足下述事情所需要的手段，即使自己看自己也表现得无可责备。在讨论到病态的负罪感的作用时，我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涉及到病态竞争的焦虑的直接结果就是，既害怕失败又害怕成功。害怕失败是害怕受侮辱的部分表现。任何失败都会变成灾难。一位女孩子希望在学校学得一些知识，但是最终却一无所知，此时她不仅感到极为羞耻，而且感到班上其他的女孩将会鄙视她并转而反对她。这种感觉给她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她常常将一些偶发的现象当作失败，事实上这些偶发的现象根本没有失败的含义，或者还只是露出一些失败的苗头——诸如在学校没有得到最高的分数，或者在考试的某些方面失败了，或者举办一次集会没有获得完满的成功，或者在交谈中没有显出自己的聪明才智，总而言之都是不如过分期望的那些事。任何冷落，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那样，神经症患者都会报之以强烈的敌视。同样，对于这些冷落，神经症患者感到是一种失败，并因此作为一种侮辱。

神经症患者的恐惧可能会因为他了解到他人知道他的过分野心而嘲笑其失败这一点而更为强烈。比失败本身更令他害怕的乃是在他以任何方式显示出他正在竞争，他要获的成功并努力想要去得到这份成功之后却失败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他感到，单纯的失败可以加以遗忘，甚至可以产生同情而不是敌视，但是一旦他对成功感兴趣时，那么他就会感到被一大群要迫害他的敌人所包围，这些敌人正等待在任何软弱或失败的迹象表现出来时打败他。

这种态度因恐惧的内容不同而不同。如果他的重点在于对失败本身的恐惧，他就会加倍地努力，甚或不顾一切地努力以避免失败。在测验他的力量和能力的紧要关头，诸如考试或在公众面前露面，这种微妙的焦虑就会浮现出来。然而，如果他强调的是担心他人认识到他的野心这一方面，那么所导致的结果就完全相反。他所感到的焦虑将会促使他看起来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导致他不作任何的努力，这两种现象的对立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这两种紧密相连的恐惧是如何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类型的。属于第一类的人会废寝忘食地学习以备考试，第二类人则会很少去学习并且可能明显地沉溺于社会活动或自己的癖好之中，从而向世人表明，他对考试没有任何兴趣。

通常，神经症患者没有意识到他的焦虑，而只是意识到焦虑的结果。例如，他可能不能集中精力工作。或者他可能具有多疑性的恐惧，诸如害怕由于身体上的过分劳累而引起心脏病，或者由于心力交瘁而引起精神崩溃，或者在任何努力之后变得精疲力竭——当一种活动包含焦虑时，就可能产生精疲力竭之感——并且运用这种精疲力竭来证明所有的努力都有害于键康，因而必须加以避免。

在他逃避任何努力时，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在各种不同的娱乐活动中自寻失败，从玩单人游戏到集会，莫不如此，或者他采取一种看起来懒散或怠惰的态度。一个病态的女人可能衣着不整，宁愿给人不修边幅的印象，而不愿意精心地打扮，因为她感到精心打扮只会暴露她的可笑之处。一个女孩本来是相当漂亮的，但她却相信她只不过相貌平常，不敢在公共场合涂脂抹粉，因为她认为人们会这样想：“这个丑小鸭是多么的可笑啊，还想努力将自己打扮成白天鹅！”

所以，一般说来，神经症患者会认为比较安全的做法是不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格言是：呆在角落上表现得最平常，不要引人注目。正如韦布伦所强调的那样，引人注目——引人注目地闲散，引人注目的消费——在竞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逃避竞争不得不强调它的对立面，即逃避引人注目。这意味着坚持习惯的标准，远离聚光灯，不要与众不同。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是一种主要的特征，那么它就不会进行任何冒险。不用说，这种态度使生命变得乏味无趣，并且阻滞自己潜在能力的发挥。因为，除非环境非常有利，对幸福的追求，要取得任何成就，就必须冒险，必须努力奋斗。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神经症患者对可能失败的恐惧。然而，这种恐惧只是病态竞争的焦虑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之一。焦虑还以恐惧成功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很多神经症患者那里，对他人敌视的焦虑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他们恐惧成功，即使他们感到一定能获得成功，也免不了这样的恐惧。

这种对成功的恐惧源自对他人妒嫉的恐惧，以及对丧失他人关爱的恐惧。有时候，这种恐惧是有意识的恐惧。我的病人中有一位具有天赋的作家，她彻底地放弃了她的写作，因为她的母亲开始写作，并且证明是成功的。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她又迟疑地、恐惧地开始写作，她不是害怕写得太糟，而是担心写得太好，这位妇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根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其主要的原因是，她过分地担心他人会妒嫉她的每一件事情，因此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讨好他人这件事情上。这种恐惧也可能只表现为一种仅仅是模糊的恐惧：如果她获得了成功就会失去朋友。

然而，在这种恐惧中，正如在其他的许多恐惧中一样，神经症患者更经常感觉到的不是他的恐惧，而只是由此产生的禁忌。例如，当这个人打网球时，临近胜利之际，他就会感到某种东西在阻止他，使他不能获得胜利。或者，他可能会忘记赴一次决定其前途的约会。如果他对某次讨论或在一次谈话中有某种高见，他可能用一种很低的声音讲出来，或者以浓缩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能给他人以任何印象。或者他让他人将他完成的工作拿去邀功请赏。他可能观察到，与一些人在一起时他谈锋甚健，而与另一些人在一起时，他又显得愚蠢无比。与一些人在一起时，他可以熟练地操作机械工具，而与另一些人在一起时，他看起来像一个初学者。尽管他对这种不一致的事态感到迷惑，他也不能改变它。只有当他洞察到他的逃避的倾向时，他才会发现，当他与一位不如他聪明的人交谈时，他强迫性地表现得好像自己比这人更不聪明；或者，当他与一位音乐家一起进行演奏时，他不得不演奏得更差，因为他担心他会伤害和侮辱他人。

最后，如果他取得了成功，他也不能享受它，而且不会感觉到这是他自己的经历。他会将其归因于某种偶然的环境，或者归因于某种无足轻重的刺激或来自外界的帮助。然而，在一次成功之后，他可能感到压抑，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恐惧，另一方面是由于由这一事实产生的他自己未曾觉察到的不满：实际的成功总是不如他内心中奢望的成功那样大。

所以，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情景源于一种事事争第一的热切而强迫的愿望，同时，一当他取得好的开头或取得任何的进步时，同样具有一种巨大的强迫性来阻扰他。如果他做成了某件事，下次他就不得不将这件事做坏。一堂好课之后是一堂坏课；在治疗中取得进步之后，马上又变得恶化起来；给人一次好印象之后紧接着是一次坏印象。这种连续性一再地重复，并且使他感到，他正在毫无希望地抗拒自己的奇怪的行为表现。他就像传说中的潘纳乐普一样，在晚上拆撤自己在白天织好的东西。

因此禁忌作用在路上的每一步中都会起作用：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如此彻底地压抑自己的具有野心的欲望，以至于甚至不能努力做完一件工作；他可能想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不能集中精力来完成它；他可以做好一件工作，但是一旦具有成功的迹象，他就畏缩不前；最后，他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不能欣赏它，甚至不能感受它。

逃避竞争的这诸多方式中，最重要的也许是神经症患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了一段与他的真正的竞争者或假想的竞争者之间的距离，而使任何竞争变得荒谬，从而在意识中消除竞争。这种距离可以通过将他人放得高高在上而不可企及这种方式来达到，或者使自己处在所有人的底下，从而使任何的竞争思想或努力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荒谬可笑的。后一过程就是下文将要讨论的“贬斥作用”。

贬斥自己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作用，仅仅是为了在实践中的一种权宜之计。假如一位伟大画家的门徒画了一幅好画，但由于害怕他的老师的妒嫉，他可能会贬低自己的工作，以便平息老师的妒嫉。然而神经症患者对于贬低他自己这一倾向只有模糊的概念。如果他做好了一件工作，他就会坚定地相信，他人一定会比自己做得更好，或者他的成功只是一种偶然，再也不能做得这样好。或者即便他能做得这样好，他也要找出一些瑕疵，诸如工作做得太慢，从而使用这种方法来贬斥自己的整个成就。一个科学家可能会感到没有注意到他自己领域的问题，以至于他的朋友不得不告诉他，他已经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当被问到一个愚蠢或一个不可回答的问题时，他易于形成感到自己愚不可及的反应；当他读到一本他隐隐约约感到不同意的书时，他就会倾向于不是以批评的方式来思考它，而是认为它是如此的愚蠢，以至于不能理解它。他可能怀有这样的信念，即设法保持一种批评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在他的表面价值中，这种人不仅具有自卑感，他还坚持他自己的正确性。尽管他对这种自卑感有所怨言，遭受着这种自卑感引起的种种痛苦，但是他决不接受任何的证据来否认这些自卑感。如果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工人，他就会坚持认为他被人们过高地估计了或者他的虚张声势吓唬住了他人。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孩，在她的哥哥面前受到侮辱之后，在学校里发展了极为强烈的野心，在她的班上总是拿第一，每个人都认为她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是在她自己的心中，她一直坚信她愚蠢无比。尽管在照镜子和在受到男人的注意时，足以使一个女人相信她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她可能还会固执地坚信，她对男人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一个人可能会直到40岁时仍然相信，太过年轻，不能发表意见或做一个领头人，到40岁以后，他的情感又会转变为他太过年老，不能发表意见或做一个领头人。一位知名的学者受到他人的尊敬时总是感到奇怪，在他自己的情感里，他总是坚持认为，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庸才。恭维被他鄙视为空洞的马屁，或者被他认为是动机不纯，甚至会引起他的恼怒。

这些观察——这种观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进行——表明，自卑感一一它可能是我们时代的最为常见的邪恶——具有一种重要的功能，而且由于这种原因，它受到了人们的坚持和辩护。透明度价值包含了这样的事实，通过在他人心目中贬低自己并因此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下，阻碍自己的野心，来平息与竞争相关的焦虑。

顺便说一句，决不可忽视自卑感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会削弱某人的地位，因为自我贬斥导致对自信心的损害。一定程度的自信心是取得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不论它是按照标准菜谱制作沙拉、推销货物、为某一见解辩护、或者给一位有潜力的亲戚良好的印象。

一个具有强烈贬低自我倾向的人，可能会梦到他的对手的优秀，或者梦见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因为不可怀疑，他潜意识地希望战胜他的对手，这样的一些梦可能看起来与弗洛伊德的论点相反，弗洛伊德认为，梦再现了愿望的实现。然而，我们不能过分拘泥地对待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果直接的愿望的实现关涉到太多的焦虑，那么，平息这些焦虑比起直接实现其愿望来更为重要。所以，当一个担心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打败了时，那么，他的梦并不是失望愿望的表现，而毋宁是用失败来减少罪感。我的一个病人计划在她治病期间作一次讲演，处心积虑地想打败我。她曾做过这样的梦：我正在作一次成功的讲演，而她则坐在听众席上，谦卑地仰慕我。此外，一位野心勃勃的老师梦见他的学生是自己的老师，而他则完全做不出指定的作业。

自我贬斥充当检查野心的作用。其检查之程度也可以由这样的事实来表明：被贬斥的能力通常是个人最迫切地渴望超越的能力。如果他的野心是智力方向的，智力就是他的工具，并因此受到贬斥。如果他的野心是性欲方面的，他的外表和魅力就是他的工具，并因此受到贬斥。这种关系非常常见，人们可以通过自我贬斥的焦点来猜测他的最大的野心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自卑感与任何实际的自卑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只是作为逃避竞争倾向的一种作用而加以讨论的。那么，它们真的与存在的缺点无关吗？真的与真正的瑕疵之认识无关吗？它们事实上是真实的和想象的缺陷之共同结果：自卑感是激发贬斥倾向这一焦虑与对存在的缺点之认识二者的混合。正如我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最终不能愚弄我们自己，尽管我可能成功地将某些冲动关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性格神经症患者其内心深处认识到，他具有反社会的倾向，他必须加以掩饰。认识到他的态度缺乏真诚，认识到他的伪装不同于外表之下的潜流。他对这些矛盾心态的刻骨铭心是他的自卑感的重要原因，即使他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些自卑感的重要来源，因为它们来自压抑的冲动。由于不能认识它们的来源，所以他自己为这些自卑感寻找理由，而这些理由不是真实的，而只是一种理性的。

为什么他的自卑感是存在的缺陷之直接表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他的野心的基础上，他已经建立起了他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的理想的概念。他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真实成就与有天才或完人的概念相比较，在他的比较中，他的真实行为或他的真实能力出现了自卑。

这些逃避倾向的整个结果就是，神经症患者变成了真正的失败者，或者至少他无法达到根据他的机会和能力所应该达到的那种结果。与他一起开始的那些人走在了他的前面，有了较好的职业，更大的成功。这种滞后不仅指的是外在的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他的潜力与他的成就之间的差距。他敏锐地感到，他的天斌，不管这种天赋是什么，都被浪费掉了，他在人格的发展方面受到了阻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并没有走向成熟。而对所认识到的差距，他的反应是模糊的不满，这种不满不是自虐狂，而是真实的，适当的。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来的那样，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外在环境造成的，但是神经症患者发展的这些差距，具有决不言败的神经症特点，其根源在于内在的冲突。他在现实中的失败与由此产生的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地给他的现存的自卑感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不仅相信自己自卑，而且实际上比他可能的情况更加自卑，由于他把自卑感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自卑感的影响更大。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提到的志大才疏之间那些差距也变得极为无法忍受，从内心中要求得到弥补，这种弥补是由幻想来提供的。神经症患者越来越以夸大的观念来替代可达到的目标。这些幻想给予他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它们掩盖了他的一事无成的那种无法忍受的感觉；这些幻想让他不进入竞争，并因此不冒失败和成功的危险而使自己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它们允许他建立自大的妄想，这种自大的妄想远远超过任何可以实现的目标。正是这种自大妄想的牛角尖式的价值，使它们充满危险，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因为钻牛角尖比起走大路来具有更为明确的便利条件。

这些病态的盲目自大观念应该与正常人的自大观念和精神分裂症的自大观念区分开来。即使是正常人有时也会认为自己非常之优秀，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之重要，沉溺于他的要想做的事情的幻想之中。但是这些幻想和观念是些装饰性的东西，他并没有将其看得很重。具有这种自大狂的精神分裂者则又处在另一个极端。他坚信他是天才，是日本的天皇、是拿破仑、是耶稣基督，而放弃任何现实性的证据，而现实的证据是否认他的信念的；他完全不能理解他人的提醒；他实际上是一个可怜的看门人，或疗养院的一个病人，或受人轻视嘲笑的对象。如果他知道有人这样描述他，他就会作出只是有利于他的自大观念的决定，并且相信，他人根本不了解情况，或者他人之所以有意轻视他，只是为了伤害他。

而病态的人则处在正常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如果他意识到他的被夸大的自我估价，对此，他的有意识的反应完全不同于健康人的反应。如果在梦中他以贵族的身份出现，那么，他会发现这些梦非常可笑。尽管他在意识中鄙视那些自大的幻想，认为它们不是现实的，但是这些幻想对他来说具有情感上的现实价值，这些价值与对精神分裂者的价值是一样的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之中，其理由是一样的：它们具有重要的功能。虽然其基础不如精神分裂者稳固，但是它们都是他的自信心赖以依存的支柱，所以，他不得不紧紧地依赖它们。

这种功能中的危险在这种情景中表现出来，在这种情景中，自尊心受到了某种打击。由于自尊心受到了打击，因而他的价值支柱摇摇欲坠，他自己也就垮了，并且再也不能从崩溃中恢复过来。例如，一位姑娘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一个男人爱上了她，同时也认识到这个男人正在犹像是否娶她。在一次谈话中，他告诉她，他自觉太年轻，太没经验，不想结婚，因此他认为，在被婚姻束缚之前先认识其他的一些女孩子，是比较明智的想法。她被一下子击倒了，难以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开始变得压抑，觉得工作没有安全感，对失败形成了巨大的恐惧，接下来便是对任何事情畏缩不前，不敢见人，也不想做工作。这种恐惧压垮了她，即便是些鼓励性的事情，诸如后来那位男人又下决心要娶她，她的能力得到了好评，获得了一份好工作，等等，都不能使她树立自信。

与精神分裂症相反，神经症患者不可避免地会把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不合乎他意识上的幻想的成千上万的事情，痛苦地记录在心中。结果在自我评价时，他不住地在伟大和渺小之间摇摆不定。在每一分钟，他都会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在他感到他的出类拔萃的价值的同时，他可能会吃惊地发现每个人开始认真地对待他了。或者在他感到倒霉和受压迫的时候，他感到很愤怒，别人居然认为他需要帮助，他的敏感性可以与一个全身感到疼痛因而畏缩于哪怕是轻微的触摸的人相比较。他易于感到受伤害、被鄙视、被忽视、被轻视。一旦他感到了这些情况，他的反应是强烈的报复性憎恨。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恶性循环”在起作用。当自大的观点有明确的安全价值，提供某种支持时，即使只是以想象的方式，他们不仅更增加了逃避的倾向，而且通过敏感性这一中介作用产生出更大的愤怒，从而产生更大的焦虑。诚然，这是严重的神经症具有的现象，但是，在较轻微的神经症患者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较不严重的情况，此时甚至是当事人本人都没有认识到这种现象。然而，另一方面，一旦神经症患者能够做建设性的工作时，就能开始一种良性的循环。通过这种方式，他的自信心得到了增强，因而不必有自大的思想。

神经症患者缺乏成功——在任何方面落后于他人，不管是职业、婚姻、安全感还是幸福——都使他妒嫉他人，并因此加强他从其他的来源发展出来的吝惜妒嫉。导致他压抑其妒嫉的态度，可能有几种因素，这些因素诸如性格中内在的贵族气质、深深地相信他没有权利向他人要求任何事情，或者只是没有认识到他现存的不快活等。但是，他越是压抑，他也就越拒绝他人，有时因此产生几乎是迫害形式的恐惧：他人妒嫉他的每一件事情。这种焦虑非常之大，如果他遇到一些好事情，诸如一份新的工作、恭维的话、幸运的收获或交上了桃花运等，也使他感到不自在。因此，它们可能大大地加强他逃避的倾向，不去占有任何事情，不到任何地方去。

撇开其细节不谈，从病态地追求权力、声望、财富中发展出来的这种恶性循环的主要线索大致可以表述如下：焦虑、敌视、损害自信心；追求权力及相关的东西；强化敌视和焦虑；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有自我贬斥的倾向）；失败及潜能与成就之间的差距；强化的优越感（伴随吝惜妒嫉心理）；强化的自大观念（伴随有对妒嫉的恐惧）；强化的敌视和焦虑，如此反复循环。

然而，为了全面地理解妒嫉在神经症中的作用，我们不得不从更加全面的观点来思考它。神经症患者，不管他是否在意识中感到这一点，他不仅是个非常不幸的人，而且他看不到任何逃避不幸的机会。局外人描述成产生于试图获得安全感的恶性循环的东西，神经症患者则感到他被绝望地网住了。正如我的一个病人描述的那样、他感到被抓进了一个具有很多门的阁楼之中，他所打开的每一扇门都通向黑暗。而且在所有的时间里，他都知道他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散步。我认为不认识神经症患者所具有的麻痹性的绝望就不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有些神经症患者将他们恶化的情形以很明显的形式描述出来，但是另外的一些人为听之任之的心情或乐观的外表所掩盖。因此很难看到在所有的奇怪的虚荣、需求、敌视之后，有一个正在遭受痛苦、总是排斥在美好生活之外、即便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也不能享受它的人。当一个人认识到所有这些绝望时，就不难理解，他所表现出来的极端进攻性甚至是卑贱性，是不能由特殊的情况来解释的。一个被关在幸福的每个可能性的门外的人，如果他不对他不能融入的世界表示强烈的憎恨的话，那么他就必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天使。

现在，再回到妒嫉的问题。这种不断发展的绝望就是妒嫉由此滋生的温床。它并不是对某些特殊事物的妒嫉，而是尼采所描述的“生命的妒嫉”，那些感到更为安全、更为平静、更为幸福、更为率直、更为自信的人都具有的一般的妒嫉。

如果一个人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不管他意识到这一点与否，他总会力图解释它。他没有看到它——正如心理分析观察者所做的那样——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过程的结果，反之，他认为这是由他人或自己引起的。他经常怨天尤人，尽管他通常强调的只是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当他谴责他人时，一种控诉的态度就会产生，这种态度，可能是针对一般命运的，针对环境的，或针对特殊个人的：父母、老师、丈失、医生。正如我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对他人的病态需求可以从这种观点得到较好的理解。就好像病人的思想沿着这样的一条思路：“因为你要对我遭受的痛苦负全部的责任，所以你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我，我有权从你那里期待一切。”如果他从自己本身来寻求罪责的来源，那么他感到，他是罪有应得。

谈到神经症患者谴责他人的倾向，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误解。听起来他的控诉仿佛是不合情理的。事实上，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谴责，因为他的确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尤其是在儿童时代。但是，在他的控诉中也有一些病态的因素：他常常对一些积极的目标进行有建设性的努力，而且通常是盲目的和不加区别的。例如他们可能是针对要帮助他的那些人的，与此同时，对那些真正伤害他的人，他可能完全不能感到并表达他的控诉。

第十三章 病态的罪责感（选）

从神经症的表面现象来看，罪责感仿佛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在某些神经症中，这些感觉被公开和大量地表现出来；在另外的一些神经症中，这些感觉更为伪装，但是，它们的存在通过行为、态度和思维的反应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我将以概述的方式讨论罪责感的不同表现形式。

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所提到的，病态的人常常易于用下述理由解释他遭受的苦痛：他认为，他是罪有应得。这种感觉可能极为模糊不清，或者，它会执着于被社会禁忌的那些思想和行为上，例如手淫、乱伦欲望、希望亲属死亡的欲望。这种人往往稍有这样的念头即有罪责感，如果有人要求去看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期望别人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谴责。如果朋友有时不来拜访或者不给他写信，他就会问自己是否冒犯了他们。如果事情搞糟了，他就会认为这是他的过错。即使他人明显地做错了事，明确地对他不好，他仍然设法为此谴责他自己。如果有任何利益的冲突或任何争论，他就易于盲目认为，他人是对的。

在这些潜在的、随时等待着在任何情况下窜出表面的罪责感与那些被解释成无意识的明显地处在压抑条件下的罪责感之间，只存在着微小的差别。后者采取的是自责的形式，常常是幻想的，或至少是极为夸大的。同时，神经症患者孜孜不倦地使自己在自己和他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尤其是当这种努力的强大的策略上的价值没有得到清楚的认识时，这表明了他具有那种自由漂浮和罪责感的存在，而这种罪责感不得不保持在停止状态。

这种混合的罪责感的存在通过神经症患者萦绕心怀地对被发现的恐惧和对被责备的恐惧而进一步表现出来。在他与心理分析医生进行讨论时，他的行为就好像是犯罪者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在心理分析中，对于他来说很难与心理医生进行合作。心理医生对他的每一种解释，他都当成是责难。例如，如果心理医生向他指明，在某种防御性的态度之后，隐藏着一种焦虑，他的回答是：“我知道我是个懦夫。”如果心理医生解释说，他之所以不敢接近他人，是因为他担心被他人拒绝，他会因此而责怪自己，而他的解释是：他试图使生活变得轻松自在。强迫性地追求完美，因逃避任何责难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最后，如果有不利的情况出现，例如丧失财产或出了车祸，他就会感到明显的轻松自在，甚至会丧失某些神经症的症状。对这一反应的观察，以及有时候他仿佛故意地安排或激发某些不快的事情发生这一事实，如果不对此进行有心的揣测、分析，那么就会可能得出这样的假设：神经症患者具有强烈的犯罪感，因而形成了惩罚的需求，以便摆脱这些罪责感。

因此，看起来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不仅存在着特别敏锐的罪责感，而且对他的人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尽管有这样明显的证据，我们还必须追问，神经症患者意识上的罪恶感是否是真诚的？而那种暗示潜意识罪恶感之症状性的态度是否不可以用另外的分析来说明；有很多的因素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怀疑。

像自卑感一样，罪责感也不是根本不受人欢迎的，神经症患者并不急于要摆脱它。事实上，他坚持自己的罪责感，并坚定地拒绝任何要解脱他罪责的任何努力。这种态度本身就足以表明。正如在自卑感中一样，在他坚持罪责感的幕后，必定有一种很重要作用的倾向。

而且我们也应该记住另外的一种因素，要真诚地感到后悔，或对某些事情感到耻辱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更为痛苦的是要把这种情感向他人表达出来。事实上是神经症患者而不是正常人拒绝这样做，因为他害怕遭到拒绝。然而我们称之为罪责感的东西，他却十分乐意表达出来。

此外，自我控诉心理常常被解释成神经症患者潜在地具有罪责感的表现。事实上自我控诉心理的特征完全是非理性的因素。不仅在他的特定的自我控诉中，而且在他的不配任何仁慈、称誉、成功的混杂感觉中，他也可能走向非理性的极端，从强烈的夸张到纯粹的幻想。

另外一种因素表明，自我控诉不必是真正的罪责感的表达，这一事实说明，在无意识中，神经症患者本人根本不相信他是一钱不值的。即使看起来他沉浸在罪责感中，如果他人表现出把他的罪责当真的倾向，他就会变得非常忿恨。

对后一情形的观察导致了最后的因素，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患者的自我控诉时就指出：神经症患者表现出来的是罪责感，但是却没有由此产生的谦卑，二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矛盾。在神经症患者宣称自己一文不值的同时，他又强烈地要求他人的关心和称誉，而且表现出明显的不愿接受任何微小的批评。这些矛盾现象可能会显而易见，正如一个妇女的情形那样，她对报纸上报道的每一宗犯罪都感到模糊的罪责感，为家庭里的每个人的死亡而谴责自己，但是，当她的妹妹只是温和地责备她要求过多的关心照顾时，她却大发雷霆，甚至晕倒在地。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总是引人注目的，它更多的是潜存在心里而不是表现在外。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将他们的自我控告的态度误以为是一种对自己的健康批评的态度。他对批评的敏感会为一件错误信念的帷幕所掩盖，即使这种批评是友好的或者说是建设性的；但是这种信念只是一种帷幕，与事实相矛盾。甚至明显的友好建议也会引起他的恼怒，因为任何建议都隐含着批评他不是十全十美的。

所以，如果仔细地考察和真正的测验一下自责感的话，很明显，大多数看起来是罪责感的东西，都是焦虑的表现或者说是反抗焦虑的表现。这一点也部分地适用于正常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恐惧上帝比恐惧人被认为更为高贵，或者，用非宗教的术语来说，因为良心而逃避某些事情比起因为恐惧被人抓住而避免做某些坏事情要高贵得多。很多人假装对妻子忠诚，事实上是因为他的良心害怕他的妻子。由于大量的病态焦虑，神经症患者比起正常人来更倾向于掩饰自己对罪责感的焦虑。与正常人不同的是，他不只是害怕可能发生的结果，而且与现实极不相符地预期这种结果。这种预期的性质依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他可能具有即将受惩罚、受报复、遭抛弃的夸大思想，或者他的恐惧只是模糊的。但是，不管他的恐惧性质是什么，它们都集中在同一点上。我们也许大致可以将这一点描述成对受人厌恶的恐惧，或者如果这种恐惧厌恶扩张成为信念，那我们就将其描述为对被发现的恐惧。

恐惧厌恶是神经症中最常见的现象。几乎每个神经症患者，即使外表看起来他极为自信，而且对他人的意见漠不关心，也都是极为担心或者说高度敏感被人厌恶、批评、责备、发现。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这种恐惧厌恶通常被理解成潜在的罪责感。换言之，它通常被认为是这种罪责感的结果。如果对此作批评性的观察，我们就发现，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在心理分析中，病人常常发现，极难谈论某些确切的困难体验或思想——例如，有关死亡的愿望、手淫、乱伦的愿望——因为他对此感到太多的罪责，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他相信，他感到有罪。当他具备足够的信心来谈论这些事情并认识到，这些事情并不会讨人厌时，他的“罪责感”就消失了。他感到罪责，因为，作为他焦虑的结果，甚至比他人更看重公众的意见，并因此天真地把它们看成是他自己的判断。而且，他对讨人厌的一般敏感性也基本未变，即使在他讲出促使罪责感产生的那些经历之后，亦应如此，这些观察表明这样的结果，罪责感不是恐惧厌恶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由于恐惧厌恶在形成罪责感和理解罪责感方面极为重要，所以，我在这里想讨论一下它的一些内涵。

不符实际的恐惧厌恶可能会盲目地扩张到所有的人，或者它只是扩张到朋友——尽管通常神经症患者不能清楚地区分朋友和敌人。开始时，它只涉及到外部世界，而且，无论程度大小，它总是与他人的反对有关，但是它也可能内在化。这种内在化越强烈，外界的反对就变得越不重要，而自己的反对就变得重要起来。

对反对的恐惧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它以不断地恐惧他人生气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害怕拒绝一次邀请，害怕反对一项意见，害怕表达任何愿望，害怕没有遵守既定的规则，害怕以任何方式引人注目。他也可以表现为不断地恐惧人们对他的发现，甚至当他感到他受人欢迎时，他也倾向于退避三舍，以免以后被他人发现真相。其结果是，他极不愿意他人知道任何他自己的私事，或者对有关自己的、没有任何伤害性的问题大发无名之火，因为他感到这样的问题试图窥探他自己的隐私。

恐惧反对是使心理医生的分析过程受到阻碍，并使病人感到痛苦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每个人的分析与他人不同。但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特点：尽管病人希望医生的帮助，希望他的理解，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抗拒医生，认为医生是最危险的闯入者。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病人的行为看起来像是站在法官面前的一个犯人，而且真的像犯人一样，在内心中暗暗地决定否认和误导医生的观察。

这一态度可能会出现在梦境中，梦见自己被迫忏悔，而且对此的反应是恼怒异常。我的一位病人，在一次接近于揭示他的某些被压抑的倾向时，有一天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想象他见到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有时住在梦幻岛上，具有寻找庇护所的习惯。在这个岛上，男孩成了群体的一员，这个岛的法律禁止任何人向外界泄露这个岛的存在，并且对任何可能的人侵者皆处以死刑。有一个人是这个男孩所深爱的，这个人以一种伪装的形式向心理分析医生再现了他偶然发现的通往这条梦幻之岛的路径。按照法律，这个人应该被处死。然而，只要他宣誓他从此决不返回这个岛上，那么这个男孩就可以救他。病人的这个梦是对这样一种冲突的一种艺术性表现：在心理分析的自始至终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冲突，即既喜欢医生又憎恨医生的冲突，因为医生要闯入他隐藏的思想和情感，也是病人既要保护内心的秘密又要必须放弃这一保护之间冲动的斗争。

如果恐惧反对不是由罪责感产生的，那么人们可能就会问，神经症患者为什么要如此关心被他人发现和受他人反对呢？

导致恐惧反对的主要因素乃是存在于神经症患者显示给世界和他本人的假面具与潜藏在这种假面具之后的所有压抑的倾向之间的巨大差距。尽管他由于丧失了真正的自我，由于必须保持一切伪装而遭受了痛苦——这种痛苦比他所了解到的更为巨大——但是他仍然不顾一切地维护这些伪装，因为，它们代表了那保护他以免焦虑不安的堡垒。如果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他不得不隐藏的事情形成了他恐惧反对的基础，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些“罪责感”的消失不能使他摆脱他的恐惧。因为尚有许多的东西需要改变。大致说来，要改变的是他人格的整个不诚实，而不是他人格的那些病态的部分。正是不诚实导致了他的恐惧反对，正是在这种不诚实中，他恐惧暴露自我。

至于他的那些秘密的全部内容，他首先要掩饰被攻击所掩饰的那些内容。攻击这一名词不仅用来包括他的敌视反应——愤怒、报复、妒嫉、侮辱的欲望，等等——而且包括他对他人的内心需求。由于我已经详细讨论了这些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不妨简单地说，他不愿意独立自主，他不愿靠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相反，他内心坚持依赖别人的生活，而不管这种依赖是以主宰的方式、剥削的方式还是关爱，“爱情”或是屈从的方式。一旦触及他的敌视反应或他的需求，就会形成焦虑，这不是因为他感到罪责，而是因为他看到，他所需要的获得支持的机会受到了威胁。

其次，他要隐藏他所感到的软弱、不安全感和无助感，他的缺乏自信以及他的焦虑。因此之故，他建立了强力的面具。但是，他对安全性的特殊需求越是集中在对他人的控制上，那么他的自豪感也就越紧密地与强力这种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就越彻底地鄙视他自己。他不仅感到软弱是危险的，而且认为他是可耻的，不论这软弱来自他自己还是来自他人，他将一切不完美的事情都归之于软弱，不论是他不能操持家务、不能克服他自身的障碍、需要他人的帮助，甚或焦虑萦怀，都是软弱的表现。由于他从根本上鄙视他自身的任何软弱，由于他不由自主地相信，如果他人发现了他的软弱，也会同样鄙视他，所以，他竭尽全力地隐藏这些软弱，但是他总是害怕他人迟早会发现这些软弱，所以，他继续焦虑。

所以，这种罪恶感以及与这种罪责感相伴随的自我控告不仅是恐惧反对的结果——而不是恐惧反对的原因，而且也是防止这种恐惧的防御机制，它们完成了恢复自信和掩盖真正的问题的双重目的。关于后一个目的，他们要么是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所要掩盖的东西那里引开来完成的，要么是通过极度夸张而使它们看起来显得不真实来完成的。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以便我们可以举一反三。有一天，一位病人严厉地谴责自己不知感激，给心理分析医生增加了麻烦，没有充分地感激心理分析医生治疗他而取酬极少。但是在会诊结束之后，他发现他忘了他原本打算今天付的钱。这只是他希望不劳而获的诸多证据中的一种。他在这里的大量而又一般化的自我控告，正如在别处一样具有使真正问题隐晦的功能。

一位成熟而聪明的女人由于曾经像小孩子一样大发脾气而感到罪责，尽管在理智上她知道这是由于她的父母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所引起的，而且尽管她与此同时还能自我理解，知道不可责备父母。然而，她在这方面的罪责感却日复一日地严重起来，因而倾向于把她与男人的性关系的失败作为敌视父母的惩罚。通过自己当前不能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来谴责自己的幼稚的愤怒，从而掩饰了真正起作用的因素，诸如她自己对男人的敌视和因恐惧拒绝而逃避隐遁自我的心理。

这种自我控告不仅是对恐惧反对的防护，而且通过相反的安全性主张促使他恢复信心。如果不涉及到外人，神经症患者就会加强自尊来恢复信心，因为这些自我控告表明他具有敏锐的道德判断，能为自身的过错而谴责自己，而这些过错就连他人也没有注意到，因而最终这些自我控告能使他感到他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人。而且这种自我控告使他得以解脱，因为它们从不涉及他自己真正不满的问题，从而为他自己的解脱留下了一个秘密的后门，这使他看起来的确不是一个坏人。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自我控告倾向的功能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其他的避免反对的方式。与自我控告完全相反，但同时又能实现同样的目的的一种防御机制就是，通过使自己总是正确或总是完美，从而使任何批评对他都无懈可击，以此来阻止任何批评。这种防御机制渗透到一切行为，即便他真的犯了一个大错，他都会以律师的那种聪明机智的思想诡辩术来使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这种态度有时会走向极端，使他在无足轻重或琐碎的小事上都要求十全十美。例如，永远能正确地预知天气，因为，对于这种人来说，任何细节上的错误都会为错误打开方便之门。这种类型的人通常不能忍受些微小的不同意见，必须保持情感上的平衡，因为在他的思维中，即便是微小的不同意见，也等同于批评。这种倾向导致了最大程度的虚假适应。这一情况可以在那些尽管自己有严重的神经症，却设法在自己的眼中，有时甚至是他周围的人眼中保持“正常人的”形象，仿佛很能适应环境。在这种神经症患者中，我们可以毫无错误地预言他具有极度的恐惧被发现和被反对的心理。

神经症患者防止反对的第三种方法便是，逃避无知、疾病或无助的情景之中。我在一位法国女孩的身上碰巧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病例。这个女孩是我在德国治疗的。这个女孩就是我在上文提到过的由于怀疑她心智不全被送到我这里来的那个女孩。在心理分析的头几个星期，我也怀疑她智力不够；她好像不理解我说的一切，尽管她完全听得懂我说的德语。我试图用简单的德语说一些同样的事情，但仍然徒劳无用。最后有两种因素澄清了这个局面。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的诊室看起来像一座监狱，或者是一位内科医生的诊室，那位医生正在检查她的身体。这两种观念暴露了她对被发现的焦虑，她之所以做后一个梦，是因为她害怕检查身体。另一个揭示这种情景的因素是她意识到生活中的一次偶然事件，在按法律要求出示护照的时候，她忘了出示她的护照。当她最后走到海关官员的面前时她装作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来逃避惩罚。她当时大笑着告诉我这件事。后来她认识到，她出于同样的动机，在用同样的伎俩对付我。从这时起，她证明自己是一个极聪明的女孩。她一直将自己躲在无知和愚蠢的后面，以逃避被谴责和被惩罚的危险。

一般说来，那些不负责任、贪玩的儿童爱使用这样的伎俩，因为他们不希望别人过分认真的对待他们。有些神经症患者一生都在采用这种态度。即使他的行为不是孩子气的，在他的情感中也不想太过认真。这种态度的功能在心理分析中可以观察到。病人在接近不得不认识他自己的攻击倾向时可能会突然感到无助，其行动突然像儿童一样，除了保护和关爱之外不需求任何事情。或者他们做一些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弱小无助，躺在妈妈的子宫或怀里。

如果在特定的环境中无助不起作用或者没法加以运用，那么疾病也能起同样的作用。这种疾病用来逃避众所周知的困难。然而，与此同时，它给病人充当的是屏幕作用，从而使自己不去认识正是恐惧造成他逃避应付自己应该应付的情景。有一位神经症患者与他的上司有矛盾，可能会突患消化不良来逃避；此时之所以诉诸于无能，乃在于这一事实，它创造了一种无法行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托词，因而使他不去认识自己的怯懦。

防御反对的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防御机制就是：有一种被牺牲的感觉。通过被利用感，神经症患者排除了责备自己占人便宜的那种倾向；通过惨遭忽视感，他排除了责备自己的占有欲的倾向；通过对他人的无助感掩藏起战胜他人的倾向。神经症患者经常使用并且固执地保持这种被牺牲感的策略，因为事实上这是防御机制的最有效的方法。它不仅能使神经症患者抵御谴责，与此同时还能使神经症患者怨天尤人。

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自我控告的态度。除了保护自己不受对反对的恐惧的影响，并产生积极的自信之外，自我控告态度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使神经症患者避免发现改变的必要性，并且在事实上代替了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他的任务具有双重难度，不仅因为他难以认识改变的必要性，而且因为他的很多态度被焦虑必然化了。结果，他对不得不改变的前景怕得要死，从而不敢认识这种改变的必然性。逃避这种认识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在内心中相信，通过自我控告，他可以“挺过去”。这种过程通常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得到。如果一个人后悔做了某件事，或者如果他后悔没有做成某件事，并且因此要做好某事，或者要改变引起失败的态度，他就不会使自己陷入自卑感中。如果他的确这样做了，就表明他逃避了要进行改变的这一艰巨任务。责怪自己比改变自己要容易得多。

顺便说一下，神经症患者无视改变的必然性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将他现存的问题理智化，那些想要这样做的病人在获取心理学知识的过程中找到了智力上的极大满足。这种心理学知识包括有关自身的知识，但是也只是仅此而已。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后来被用作一种保护机制，防止他对任何事物动情，从而防止他认识到他不得不进行改变。这就好像他们看着自己说：多么有趣啊！

自我控告也可以用来排除怨天尤人的危险，因为，自己承担罪责看起来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方法。不怨天尤人，而是自己承担责任，加强谴责自我的倾向，在神经症患者那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重点讨论。

一般说来，这种禁止作用源远流长，一位在充满恐惧和憎恨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会限制自己自发的自尊心，对他周围的环境具有深深的谴责情感。然而，他不仅不能表达这些情感，而且，如果他非常怯懦的话，他甚至不敢在他的意识情感中觉知它们。究其根源，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害怕惩罚，部分地是因为他害怕丧失他所要求的关爱。这种幼稚的反应在现实中具有固定的基础，因为，造成这种气氛的父母就受不得任何批评，这些父母就有病态的过敏症。然而，之所以有这样病态的父母，是因为有一种文化因素在作祟。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是以权威力量为基础的，这种权威的力量总是要求进行强迫的服从。在很多情况下，仁慈主宰着家庭中的一切关系，无需父母来强调他们的权威力量。然而，只要这种文化态度存在，就会在仁慈的家庭关系中投上一层阴影，即使这种文化只是一种背景。

当家庭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时，就会禁止对父母进行任何的批评，因为任何批评都会损害父母的威信。这种禁止可能是公开的，禁令通过一些惩罚来加强。或者采取一些更为有效的策略，禁止的机制更为隐秘，并通过道德的基础来加强。于是，孩子的批评不仅受到父母个人的敏感性的检查，而且受到在我们社会里流行的这样一种态度的检查，即批评父母是有罪的。孩子由于受到这一文化态度的影响，而接受了不批评父母的这样一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胆子稍大的孩子可能会表示反抗，但是，相应地他会有罪责感。一些胆小的孩子不敢表示任何怨恨，甚至日益认为父母不可能有错。但是他感到一定有某人有错，并因此得出结论，既然父母无错，那一定是自己有错。不用说，这不是一种理智的过程，而是一种情感的过程。它不是由思维决定的，而是由恐惧决定的。

儿童通过这种方式感到罪责，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形成了在自身之内寻求和发现过错的倾向，他不是在双方中寻求平衡，客观地审视整个的情势。他的自责不是使他感到罪责，而是使他感到自卑。在罪责与自卑之间，只有微小的差别，孰强孰弱则完全依赖于他周围习以为常的道德侧重哪一个方面。有一个人总是屈服于她的妹妹，并且，由于恐惧而屈从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压抑住她真正感到的责难，她可能会告诉自己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是有理由的，因为她比她的妹妹卑下（没有她漂亮、没有她聪明），或者她可能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她是一个坏女孩。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中，她只是进行自责，而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这种反应并不一定持久不变，如果这种自卑不太深刻，如果儿童的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如果在进入成人以后，有人赞赏他或在情感上支持他，那么这种反应也会发生变化。如果这种变化没有发生，那种怨天尤人的倾向就会变成自责，同时在短时间内变得更为强烈，而不会减弱。与此同时，对世界的怨恨逐渐地从各种来源中堆积起来，恐惧表达怨恨的心理也日益增强，因为他日益担心他的这种怨恨心理会被他人发现，同时在内心中设想他人也有这种的敏感性。

但是，对一种态度的历史渊源的认识并不足以解释它。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动力学上看，更重要的问题都是，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使这一态度在那一时刻发生。在神经症患者难以作出批评和谴责的态度中，在他的成年人格中有许多决定性的因素。

首先，这种不能作出批评和谴贵的态度是他缺乏自发地进行自我确认的表现之一。要认识这一缺失，就有必要将他的态度与我们文化中的健康人作出和表达谴责或更普遍地说他们进攻和防御时的所感所为的方式加以比较。正常人能够在争论中防御自己的意见，反驳无中生有的谴责，拒斥他人的巴结或强迫，能对他人的忽视和欺骗在内心和外表上都表现出自己的抗议，如果他愿意的话，或者如果情势允许的话，他会拒斥一次要求或提议。必要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和表达他的批评，感受和表达他的谴责，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够自觉地逃避一个人或不理睬一个人。他能够防御和进攻而没有什么不适当的情感紧张，他既不会夸张地自我谴责，也不会夸张地进攻他人，而是能够在这两点之间保持中间路线，因为夸张的进攻会使他不适当地、粗暴地怨天尤人。所以要能够采取这种幸福的中间路线，只有在这种条件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从混乱的无意识敌视中更多地解脱出来，并且具有更安全的自尊。而这些条件，在神经症患者那里是或多或少地缺乏的。

当这种自发的自我肯定缺乏的时候，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具有一种软弱感和没有防御感。一个认识到——可能不曾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如果情势要求他能进攻或能够防卫自己的人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并且他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一个心中老是想着他可能会做不了这件事的人就是一个软弱的人，而且他感到软弱无力。尽管我们会成功地决定我们意识的自我，但是对下述的情况我们心中有一本账，它像电子钟一样准确，这就是我们是出于恐惧还是老于世故才压抑着对他人的批评？我们是出于软弱还是出于正义感才接受他人的谴责？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他心中软弱的印记是他长期不快的隐秘源泉。如果一个人不能成功地防御别人对他的攻击或者不能成功地表达他的批评意见，那么他的各种各样的压抑就开始了。

影响批评和谴责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障碍的直接渊源就是基本的焦虑。如果一个人感到外部世界具有敌意，如果他对此感到无助，那么他就感到冒险去打扰他人未免过于鲁莽了。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危险看起来就更大，而且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他人的关爱上，他就越害怕丧失这种关爱。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打扰”这一概念与正常人所想到的完全不同，由于他与他人的关系是脆弱的，所以，他不能够相信，他人与他的关系会是更好。所以，他认为，打扰他人包含着与他人断绝关系的危险。他认为这样会遭到他人的舍弃，或招致他人的唾弃或怨恨。除此之外，他有意无意地假设，他人也会像他一样害怕被发现心中的秘密，害怕受到他人的批评，所以他倾向于用对待自己的方法来对待他人，谨小慎微地行事。他既害怕对他人进行谴责，又怕感到他人会谴责自己，这种极端的恐惧使他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因为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那样，他心中充满了郁积的怨恨。事实上，正如每一个熟悉神经症患者行为的人所知，他们的大量的谴责的确也表达出来了，有时候是以掩饰的方式，有时候是以公开而最具进攻的方式加以表现的。由于我一直主张他们对待批评和责难具有一种根本的唯命是从的态度，所以就有必要简短地讨论一下这种责难表达的条件。

这些责难可能会在绝望的压力下表达出来，尤其是，当神经症患者感到他不会丧失什么时，当他感到不论他的行为怎样他人都会对之加以拒绝时，就会表达出他的责难。例如，如果他竭尽全力的善良和关照没有立即得到回报或者遭到了拒绝，这种责难的情形就会发生。他的责难是否在一特定的场合爆发性地发泄出来，或者，是否这种责难要持续一些时间，这得取决于他绝望的时限。他可能会在单一的危机中将他对他人的所有怨恨全部倾泄给他人，或者他的责难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说话算数，因此希望他人严肃地对待他所说的话——然而他内心希望他人会认识到他绝望的深度，从而能够安慰他，即使他没有处在绝望的状态。如果他的责难涉及到的是他有意识地憎恶的人和他不从其得到好处的人，发泄责难的条件也同样存在。在另外的条件下，这种真诚的要素就不会存在，对此我们在下文将予以讨论。

如果神经症患者感到他处在被发现内心的隐秘或遭受到了责难，或者当他感到他处在这种情势的危险之中，他也能够或多或少地激烈表达他的责难态度。这种打扰他人的危险比起遭到他人反对的危险，看起来要小得多。他感到自己处在危急之中，因而要加以反击，就像一头动物受到大自然的威胁或处在危险中那样，需要进行反击。当神经症患者害怕某事会被发现时，或者当他在做某件会受到他人反对的事情时。他们就会对神经症医生进行强烈的非难。

与在绝望的压力下进行的责难不同，上面这些反击是盲目的。他们发泄他们的责难，而不管对他人的责难是否正确，因为这些发泄纯粹出于排除眼前危险的需要，而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尽管这些发泄偶尔包含有真正感到的责难，但是这些非难大多也是经过夸大的、幻想的。在神经症患者的内心深处也不相信这些非难，希望他人不要将这些非难当一回事，如果他人拿这些非难与他较真，比如说，如果他人就此与他进行严肃的争论或者表现出受到伤害的迹象，他也会感到极为惊异。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对非难的恐惧是神经症结构中所固有的，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处理这种恐惧的各种方法，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一方面、这一现象表面上常常是矛盾的。神经症患者常常不能表达一项合理的批评，即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不满。当他丢了东西时，每次他都可能确信是仆人偷去了，但是他又不能谴责她，甚至不能表示不满，因为，仆人已经不能按时给他做午饭了。他所表达的非难常常具有某种不切实际的特点，有时是无的放矢，具有虚假的色彩，是不合适的，或者完全是幻想的。作为一个病人，他可能会激昂地非难精神分析医生毁了他，但是却不能表达他对医生香烟味的真正的厌恶。

公开地表达出他的这些指责，通常还不足以发泄他所积郁的全部怨恨。要想充分地发泄他的不满，需要一些直接的方式，这些方式就是，既能让神经症患者发泄他的怨恨，而又不使他意识到他真正这样做。有些怨恨是无意识中发泄出来的，有些怨恨是他从一个他要真正指责的人那里转嫁到一个相对说来不大相干的人身上的——例如，当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充满怨恨时，她可能责骂她的女仆——或者她转而去怨天尤人。这些都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它们本身并不是神经症特有的。神经症患者间接地和无意识地表达非难的特殊方法就是利用受苦这一媒介。通过受苦，神经症患者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活生生的指责。一位妻子由于丈夫回家较迟而生病，不用吵架就能更有效地表达她的怨恨，同时也具有这样的便利：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受苦如何有效地表达非难，取决于引发非难的禁止作用。在恐惧不太强烈的地方，痛苦可以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公开指责的一般内容是：“你看，你是如何使我受苦的！”事实上，这是表达非难的第三种条件，因为，受苦使非难看起来比较合情合理。这里，与获取关爱的方法也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讨论过了。非难性的受苦同时也可以充当乞求怜悯的方法，并且可以用来获取关爱以弥补所受的伤害。表达非难时，限制越多，就会越不去表现他的受苦。这种限制可能会走向极端，以致神经症患者不想引起他人注意他正在受苦。同时，我们在他表现他的苦难时，发现最大的差异。

由于恐惧萦怀不绝，神经症患者不断地在谴责他人与自我谴责之间摇摆不定。其结果之一就是，他从来不能确定，而且根本也无法确定去批评他人或在认为自己的错事上是否正确。他通过经验记住和认识到他的非难常常是不符合实际的，是由自己非理性的反应所激发的。这些知识使他很难认识到，他是否真的错了，从而使他在必要的时候不能坚定立场。

观察者易于接受和解释这些现象，认为它们是特别敏锐的罪恶感的一种表现。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者是病态的，但是它意味着观察者与神经症患者的思维和情感一样，都屈从于文化的影响。要想理解决定我们对罪责感态度的文化影响，我们就得考虑历史、文化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大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即使要完全略过这些问题不讲，至少有必要提到基督教观念对道德问题的影响。

关于罪责感的讨论，我们可以作如下简短的概述：当神经症患者自责或者表现出某种罪责感时，首要的问题不应该是：“他真正感到罪责的东西是什么？”而是：怀这种自责态度的功能是什么？”我们所发现的主要功能是：它是恐惧他人反对的一种表现；是一种防御恐惧的机制；是一种防御作出责难的机制。

当弗洛伊德和大部分心理分析学家认为罪责感是最终的动机时，他们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倾向。弗洛伊德认识到，罪责感来源于恐惧，因为他假定，恐惧导致了“超我”的产生，超我是罪责感的根源。但是，他倾向于相信，良心的要求和罪责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作为终极的因素起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使在我们已经学会了以罪责感来对良心的压力作出反应，并且接受了道德标准以后，这些罪责感背后的动机——尽管它只是以精巧和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乃是对后果的直接恐惧。如果我们承认，罪责感本身不是最后的动力力量，那么就有必要修改某些心理分析的理论，这些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罪责感——尤其是那些被弗洛伊德勉强称之为无意识罪责感的特征不清楚的罪责感——是产生神经症最主要的原因。在此我只提及这些理论的最重要的三点：其一为“消极的治疗反应”，这种观点认为，由于病人的罪责感处在无意识的状态，所以病人宁愿保持他的疾病；其二为作为一种内在建构的超我，对自我实施惩罚；其三为道德性的被虐狂，它把自我惩罚的受苦解释为需要惩罚的结果。

第十四章 病态受苦的意义（选）

（受虐狂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在与自己的冲突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神经症患者经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常常将痛苦用做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但是由于现存的困境，这些目的很难实现。尽管我们在每一个别的情景中能够认识到利用痛苦的理由以及通过受苦所想要达到的那些目的，但是，为什么神经症患者宁愿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一点依然使人有些迷惑不解。看起来仿佛是慷慨地利用痛苦并毫不迟疑地从一种积极生活中退缩回来，源自于一种自在的驱力，这种驱力大致可以描述为一种要使自己更为软弱而不是更为坚强、使自己更为悲惨而不是更为幸福的倾向。

由于这种倾向与一般的人性观念相矛盾，因此，它一直使人大惑不解，事实上，它是心理学和神经症学的一块绊脚石。的确，它是受虐的基本问题。受虐这个词原来指的是通过受苦，即经由被人毒打、折磨、强暴、奴役、侮辱来获得性满足的性变态和性幻想。弗洛伊德已经认识到，这些性变态和性幻想与受苦的一般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与没有明显的性基础的倾向有关；后一种倾向被归类为“道德上的受虐狂”。由于在性变态和性幻想中，受苦的目的是为了一种积极的满足，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说，所有病态的受苦都是由满足的愿望决定的，或者，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就是，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他们认为，性变态与所谓的道德受虐狂之间的区别在于，该行为是否真有意识。性变态无论是对满足的追求还是满足本身都是有意识的行为，而道德受虐狂在这两方面都是无意识的。

即使是在性变态中，通过受苦来提高满足是个大难题，但是受苦的一般倾向就更为令人不解了。

为了解释受虐这一现象，人们作了很多的努力。其最卓越者是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的假说。简短说来，这一假说认为，在人身上有两大主要生物力量在起作用：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死亡本能的目的就是自我毁灭，当死亡本能与里比多的驱力结合在一起时，就导致了自虐的现象。

我在这里要提的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受苦的倾向是否可以从心理学上来理解，而不必从生理学的假设上来寻找根源。

开始时，我们不得不处理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混淆了真实的痛苦与受苦的倾向。我们没有理由跳过这样的一个结论：既然痛苦存在，那么就有一种引发它甚至是享受它的倾向。例如，我们不能像H.多伊奇那样，解释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的文化中，妇女分娩时的痛苦是她们内心自虐地享受这种痛苦的一个证据，即使这可能在一些特殊的案例中才是真实的。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生的大量的痛苦与痛苦的欲望无关，它只是现存冲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出现只不过像一个人折断了一条腿时出现的痛苦那样。在这两个例子中，不管一个人要不要痛苦，痛苦都会出现，当痛苦出现时，他并没有通过痛苦得到过什么东西。由现存的冲突所产生的焦虑是明显的，但不是神经症患者遭受这种痛苦的唯一例子。其他的痛苦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加以理解——诸如认识到潜力与实际成就之间日益增加的差距时的痛苦，在某种困境中所产生的绝望的感觉，对微不足道的侮辱的过分敏感，因为有神经症而轻视自己。病态受苦的这一部分由于不是十分明显，常常受到了完全的忽视，因为人们总认为，神经症患者希望受苦这一假设己经解决了这一难题。如果这样做了，我们有时就会奇怪，在何种程度上，外行人，甚至是有些神经症学家在无意识中分享了神经症患者对待他的神经症的轻视态度。

既然已经澄清了神经症患者的受苦不是由受苦的倾向所产生的这一观点，那么，现在我们转而讨论那些由这些倾向所引起的痛苦，并因此讨论受虐驱力这一概念下的内容。在这些情况中，表面的印象是，神经症患者所遭受的痛苦比起现实中理应受的痛苦要大得多。更详细地说，他给人这样的印象，其内心有些倾向要急切地抓住每一个受苦的机会，他能够设法将每一种幸福的环境转变为某种痛苦的事情，他极不愿意放弃痛苦。但是在这里，产生这种印象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通过病态的痛苦所具有的功能来解释。

关于病态痛苦的这些功能，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看到的论述。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受苦有一种直接的防御价值，而且事实上常常可能是他能防御眼前危险的唯一方法。通过自我责难，他逃避被人谴责或谴责他人，通过生病或无知，他逃避指责，通过贬低自己，他逃避竞争的危险——但是，他由此加诸自身的痛苦同时也是一种防御。

受苦也是他获得他所需东西的一种手段，是他有效地实施需求，将他的需求放在合理的基础上的一种手段。对生活的希望，神经症患者也处在两难的境地。他的希望是，或者已经变成了强迫性的和无条件的，部分地是因为这些愿望受到焦虑的驱使，部分地是因为这些愿望受到任何真正关心他人心理的检查。但是另一方面，他确认自己要求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因为，他没有自发的自我判断，用更一般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那基本的无助感。这种两难的结果就是，他希望他人照顾他的愿望。他给人的印象是，在他的行为背后潜藏着一种信念，他人要替他的生活负责，如果事情变坏了，他人就应受到指责。这与他的另一信念互相冲突，即没有人愿意给予他任何事物，其结果是，他必须强迫他人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正是在这里，受苦成了他的助手。受苦和无助成了他获得关爱、寻求帮助、进行控制的最主要的手段，与此同时，也使他能够逃避他人可能会强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要求。

受苦还有最后的一种功能，即以一种伪装但却有效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人的指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当我们认清病态受苦的功能时，我们就已经揭开了这些神秘特征的面纱，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尽管受苦有这么多策略性的价值，但是还有一种因素支持这样的一种思想：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他所受的苦常常超过了战略目标的合理程度，他经常夸大他的苦难，使自已沉溺于无助感之中。即使我们知道他的情感有可能是被夸大了，并且知道不能用表面的价值来判断他的情感，但是，对这一事实我们还是感到惊异，即由他的内心冲突倾向所产生的失望，使他陷入了悲惨的深渊，这种悲惨的情景向他显示的意义被他夸大了。当他只有些微小成功时，他却戏剧性地将他的失败夸大成无可挽回的丢脸。当他只是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时，他的自尊心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从天而降。在进行心理分析治疗时，他必须面对的不愉快的前景就是，要解决他陷入了绝对的无助这样一种全新的问题。我们还不得不考察，为什么他要因此看上去如此自愿地超出策略的需要之外增加他的受苦。

在这种受苦中，不可能获得明显的好处，他不能给大家任何印象。难以赢得任何同情，在确认将自己的意志加诸在他人身上的时候，没有任何内心的胜利感。然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还是有所受益，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而已。在爱情方面受到了失败，在竞争中受到挫折，必须认识到他自身的根本的弱点或缺点，对于一位具有鹤立鸡群思想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当他对自己的估价日渐低迷直至一无所有之时，就不再有成功与失败，优越与自卑的概念了；通过夸大自己的痛苦，通过沉溺于悲惨或一文不值的情感之中，那些日益恶化的体验就丧失了他的某种真实性，那么这种特别痛苦的刺痛就减轻和麻痹了。在这种过程中起作用的原理是一种辩证的原理，包含着这样的一种哲学真理：在某一点上量变转化为质变。具体说来，它意味着，尽管受苦是痛苦的，但是，放弃个人的自我，而沉溺于过度的痛苦，可以起抗拒痛苦的鸦片作用。

一本丹麦小说对这种过程作了精彩的描述，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丹麦作家，他的可爱的妻子在两年前被奸杀了。他凭借那些只是模糊地经验到的事情发生的经过来排遣自己的痛苦。为了逃避对悲伤的认识，他没日没夜地埋头工作写出了一本书。故事的叙述是从这本书的完成开始的，亦即他必须面对痛苦的最适当的时刻。我们首先在墓地上遇到他，踽踽独行，任意为之。我们看到，他正沉溺于最令人恐怖的、幻想的思考中，他想象蛆虫在咬着死尸，人们都被活生生地埋着。他精疲力尽地回到家中，然而，他的折磨仍在继续。他不由得回忆起事情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在那天晚上，当他的妻子外出访友时，如果他陪同她前往的话，如果她打电话给他，请他去接她，如果她与朋友呆在一起，如果他散步碰巧到达了现场，那么，凶杀就或许不会发生；他不由得想象事情发生的细节，那件谋杀案是如何进行的，他沉溺于痛苦的痴迷之中，直到最后丧失了意志。对我们已经讨论的问题来说，故事至此具有特别的意味。当他从放任的折磨中恢复过来以后，随后发生的事情是，他还得思考报复的问题，最终，他开始能够切合实际地面对自己的痛苦。这个故事中所描述的过程，我们在某些丧葬习俗中看得到，在这种习俗中，通过从强烈地加强痛苦到最后完全放弃痛苦这种过程来减轻丧失亲人的哀痛。

如果认识到夸大痛苦所起的麻痹作用，就能进一步帮助我们找到受虐动力背后的可以理解的动机。但是仍然存在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这种受苦能产生满足，就像在受虐变态和幻想所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以及像我们在一般的病态受苦的倾向中所看到的那样。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首先有必要认识到所有的受虐倾向所共同具有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认识到潜藏在这些倾向之后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如果我们从这一点来考察这些因素，最终就会发现一种共同的现象，即它们都具有一种内在的软弱感。这种感受出现在对待自我、对待他人、对待一般的命运的态度上。简言之，这种情感可以描述为一种深深的不名一文之感；仿佛是风中的芦苇，置身于他人的权力之中，惟他人之命是从；并为了主宰而永不屈服，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强烈地需求关爱，其次表现为极端害怕反对，对自己的人生一无可说，希望他人承担自己人生的责任作出决定；感到善恶均来自外部，人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一方面消极沉沦，另一方面又希望不动一根手指就会有奇迹发生；感到在生活中如果没有他人提供动机、方法和目的，就无法呼吸、工作和享受人生；感到自己是主宰者手中的玩物。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内在的软弱感？归根到底，它是不是缺乏活力的一种表现？在某些情形中，情况可能是如此。但是，就整体而一言，神经症患者的活力与正常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它是不是基本焦虑的一种结果？的确，焦虑与此有些关系，但是，在催促人们去追求和获取越来越多的力量以便得到安全感方面，焦虑只能起相反的作用。

答案首先是，这种内心软弱感根本不是事实；感到软弱和表现为软弱只是一种倾向软弱的结果。这一事实可以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特征中认识到：在他自己的情感中，神经症患者无意识地夸大了自己的软弱，并固执地坚持这种软弱。然而，不仅从逻辑的推论上看，可以发现这种软弱倾向，在工作中也可以经常发现这种软弱。在想象中，病人可能会抓住每一种可能性，认为自己有器质性的疾病。有一个病人，只要有任何困难产生，就十分有意识地希望自己有肺结核，躺在疗养院中，受到他人的精心照护。对他所提的任何要求，这种病人的第一种冲动就是服从，然后，又走向另外的一种极端：拒绝屈服，不惜代价。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病人的自我非难乃是他将预期的批评当作自己的意见的一种结果，所以显示出他乐意事先屈服任何判断。盲目地接受权威的主张、依附于某人，总是以一种无助的态度从困难处退缩回来，总觉得“我不能”，而不是将它作为一种挑战接受它，这种倾向是倾向软弱的进一步的证据。

通常这些软弱的倾向中所包含的受苦并没有产生有意识的满足，而是相反，不论它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它们肯定是神经症患者一般的悲惨意识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倾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即使当它们不能，或至少看起来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偶尔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目的，有时候，也非常明显地看到满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有一个病人去拜访她的一些住在乡村里的朋友，但是她感到非常失望，没有一个人到火车站来迎接她，当她到达时，有些朋友还不在家。至此为止，她说，她的经历都是痛苦的。但是，她后来感到自己滑到了一种极端的凄凉与孤寂的感觉之中。后来，她很快认识到这种情感与当时的情景不相符合，有些夸大了。这种沉迷于悲惨的态度不仅会减轻痛苦，而且会感到相当的偷快。

这种满足的实现在具有自虐特点的性幻想和性变态中更为经常，更为明显，诸如被强暴、被鞭打、受侮辱、被奴役的幻想中，或在真正实施这些性变态的行为中都能得到满足。事实上，它们只是这种一般的软弱倾向的另外的表现。

通过沉迷于痛苦而获得满足，是通过如下的方式寻求满足的一般原则的表现：将自己丧失在更大的事物之中，消溶在个体之中，以怀疑、冲突、痛苦、限制和孤独来摆脱自我。这就是尼采所说的“从个体原则”中解脱出来的思想。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狄俄尼索斯”倾向，尼采认为，这种“狄俄尼索斯”倾向是人类的基本驱力之一，与他所称之为阿波罗的倾向相反，阿波罗倾向于积极地控制和主宰人生。鲁思·本尼迪克特也谈到狄俄尼索斯倾向，她的这种倾向指的是力图诱发狂欢的经验，并且指出这种倾向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流布甚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狄俄尼索斯”这个名词取自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崇拜。这种崇拜，如同古代色雷斯人的早期崇拜一样，其目的在于强烈地刺激所有的感觉，使其达到梦幻的状态。产生出神状态的诸种手段是：音乐、高亢的节奏、午夜的狂欢、酗酒享乐、淫逸。所有这些活动都要达到狂热的兴奋和出神状态（“出神”这个词的意思从字面上看就是超越自我之外）。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习俗和宗教仪式遵循着下面的相同的原则：就集体而言，就是沉湎于狂欢和宗教痴迷；就个人而言，就是忘情于毒品。在产生狄俄尼索斯情景方面，痛苦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在某些平原印第安人那里，通过捆绑、割下一块肌肉、以一种痛苦的姿态将人捆起来的方式来达到幻觉。在太阳舞——平原印第安人的一种最重要的仪式——中，身体的折磨乃是激发出神体验的最为常见的方式。中世纪的鞭身教派教徒们使用鞭打来产生出神状态。新墨西哥的苦修会士使用荆刺、鞭打、负重物来达到出神状态。

尽管这些狄俄尼索斯倾向的文化表现不是我们文化的模式经验，但是，它们并不是完全与我们无关的。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大家都知道从“丧失自我”中所产生的满足。在一次身体或心理紧张之后，进入睡眠或者进入一种麻醉状态时，我们在这些过程中都感到这种满足。酗酒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在酗酒中，我们丧失了某些禁忌，这是它所包含的因素之一，而减轻悲哀和焦虑则是另一种因素。然而，在这里忘我和丧失自我的满足才是真正的目的。然而，有少数人还不知道在某些剧烈的情感中丧失自我的满足，不论它是爱、大自然、音乐、热心于探究，还是性的放纵。我们如何解释这些追求的普遍性？

尽管生活能够提供幸福，但是它同时也充满了无可逃避的悲剧。即使不遭受特别的痛苦，但是仍然还是有衰老、疾病和死亡这样的事实；用更为常见的话来说，这样的事实是人类生活中所固有的：个人是有限的、孤独的——有限，是因为他的知识有限，他的成就有限，或者说他的享乐有限；孤独，是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与其同胞相互独立，与周围的环境分离开来。事实上，正是这种个体的有限性和孤独性，才要求我们去克服那种文化上的遗忘和弃绝的倾向。对这一点追求的最为辛酸而又美丽的表达在《奥义书》中就有了，它描述说：“人生就是一条河流，消失在大海之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和形状。”通过将自己溶入在一些伟大事物中，通过成为伟大事物的一部分，个人在一定的程度克服了他的局限性；正如在《奥义书》中所表达的那样，“通过消失在无中，我们成为宇宙创造原则的一部分”。这看起来就是宗教向人类提供的最大慰藉和满足；通过丧失自我，人能够与上帝和自然合而为一。献身于学术研究也能获得同样的满足；通过使自我沉湎于学术研究而使我们感到与更为伟大的整体合而为一。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更可以了解到与自我相对立的态度，这种态度高度强调和评价个人的特殊性和独一无二性。我们文化中的人更为强烈地感到，他自己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统一体，与外部世界完全不同或者说完全对立。他不仅坚持这种个体性，而且他从这种坚持中获取更大的满足；他在发展自己的特殊潜力中，在主宰自己和世界中，在积极地征服自然中，在建构和做创造性的工作中，寻求自己的幸福。歌德曾就个人发展的理想说过这样的话：“儿童的最大幸福就是个性。”

但是我们所讨论过的相反的倾向——打破个体性的限制的倾向和摆脱有限性和孤独性的倾向——同样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态度之中，而且也孕育着无限的满足。这两种倾向本身都不是病态的；维持和发展个性与牺牲个性二者在解决人的问题时都是合法的目标。

没有哪一个神经症患者在放弃自我的倾向中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可能幻想自己离开了家乡成了一个流浪汉，或者幻想丧失了自己的身份；他可能幻想将自己与所读书籍中的一个人物等同起来；或者像一个病人所描述的那样，有一种遗弃在黑暗和波涛中的感觉；有一种与黑暗和波涛合而为一的感觉。这种倾向出现在渴望催眠的欲望中，出现在神秘主义的倾向中，出现在不真实的感情中，出现在嗜睡的需求中，出现在对疾病、疯狂和死亡的渴求中。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受虐的幻想中，普遍的现象是感到成了主宰者的玩偶，有一种完全被剥夺了意志力量，完全屈从于他人的主宰的感觉。当然，每一个不同的现象都受其特殊的方式决定，有其自己的意义。例如，被奴役的感觉可能是牺牲感的一部分，其本身抗拒的是奴役他人的冲动，同时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受到奴役而谴责他人。但是，尽管它具有表达抵抗和敌视的价值，但是其内心也具有自我投降的积极的价值。

无论神经症患者是屈从于个人还是屈从于命运，不论他所允许加诸自己身上的痛苦是什么，他所寻求的满足看起来都是软化或消除他的个体自我。然后，他停止去做一个行动的积极承载者，成为一个没有自己意志的客体。

当受虐的欲望与一般的欲望现象结合在一起从而放弃个体自我时，通过软弱和受苦所寻求或获得的满足就丧失了它的奇异性；它被放在为人所熟知的参考框架内。神经症患者对受虐欲望的执着，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来解释：既充当防御焦虑的作用，同时又提供潜在的和真实的满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满足很少是真实的，除非是在性幻想或性变态中，尽管在软弱和被动的一般倾向中，对它的追求是一种重要的因素。所以，要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经症患者很少获得解脱和遗忘一切，也很少获得他所要的满足？

阻止明显的满足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就是，受虐的欲望被神经症患者对独一无二的个性的极端的强调所抵消了。大部分受虐现象与神经症症状一样，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屈从于不可比较的欲望。神经症患者倾向于屈服于每个人的意志，但是同时又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他本人。他倾向于感到受到了奴役，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坚持认为，把他的力量加诸给他人不应有什么问题。他想要无助和被人照顾，但与此同时，又坚持认为，自己不仅是完全自足的，而且事实上是无所不能的。他倾向于认为，他一无是处，但是如果不把他当作一个天才来对待，他又恼怒不已。在他身上，绝对没有任何满意的解决方法来调和这两种极端的态度，尤其是当这两种欲望极为强烈的时候。

这种追求解脱的欲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比在正常人身上更为迫切。因为，神经症患者不仅想要摆脱恐惧、有限性、孤独感这些人类存在的普遍痛苦，而且要摆脱这样的一种情感：他陷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内心冲突以及由此冲突所造成的痛苦。而且他的那种渴求权力和自我扩张的矛盾心态也同样比正常人要强烈得多。诚然，他的确试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在同一刻既拥有一切又一无所有。例如，他可能会无依无助地依赖他人而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又借助于他的软弱来行使他对他人的专制。对这样的一种妥协作用，他自己错以为是屈服他人的能力。事实上，有时候，即使是心理学家看起来也倾向于将二者混淆，认为这种屈服本身是一种受虐的态度。在现实中，与此相反，受虐者完全不能使自己屈从于任何事或任何人。例如，他不能将自己的全副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或者，他不能完全使自己爱上另一个人。他能够使自己屈从于受苦，但是这种屈服完全是被动的，而引起他痛苦的感觉、兴趣和他人，都是他利用的手段，以便为丧失自我而努力。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没有积极的相互作用，有的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沉湎于自己的目的。真正地屈服于一个人或一件事是内在力量的一种表现；受虐性的屈服最终只是一种软弱性的表现。

为什么神经症患者追求的满足很少达到，其另外的一个理由就在于，在神经症患者的结构中具有一种内在的破坏性的因素，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描述过了。这些因素在文化的“狄俄尼索斯”欲望中并不存在。在狄俄尼索斯欲望中，没有构成神经症患者格的病态的破坏性因素，它不能破坏一切成就和幸福的潜在力童。例如，让我们将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崇拜与疯狂的病态幻想加以比较一下即可知晓。在前者那里，其目的是为了暂时的出神体验，以便加强生活的快乐；在后者这里，忘情的欲望是一样的，但它既不是暂时的沉溺以导致重新的浮现，也不是使生活丰富多彩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对自我的整个折磨，而不管它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其人格的完整部分遂产生恐惧的反应。事实上，神经症患者的人格的某一部分会役使其整个的人格，对这一灾难性的可能性，神经症患者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神经症患者影响其意识过程的惟一因素。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知道，他极为恐惧会丧失理智。只有当这种过程被分成其组成部分——一种自我放弃的驱力和一种反应性的恐惧——时，才能够理解他对明确满足的渴望，但是由于受到恐惧的妨碍，却又得不到这种明确的满足。

我们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因素加强了与忘情的欲望相联系的焦虑。在西方的文明中，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很少的文化模式能满足这些渴望，即使不管它的病态特征。宗教能够提供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并且只对大多数人有吸引力。不仅没有有效的文化手段来实施这些满足，而且我们的文化模式也不积极鼓励它的发展，因为，在一种个体主义的文化中，人们期望个人必须立稳脚跟，而且如果需要奋斗的话，必须能有自信心。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在现实中屈服于自我放弃的倾向，就有受排斥的危险。

在了解了通常阻止神经症患者实现其所追求的特殊满足之恐惧之后，就能够理解，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受虐幻想和变态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如果他放弃自我的欲望表现在幻想中或表现在性生活中，他或许有可能逃避完全自我毁灭的危险。像狄俄尼索斯崇拜一样，这些受虐行为也提供暂时的忘情，而较少冒伤害自我的危险。通常这些自虐行为遍布整个人格结构；有时候，它们集中在性行为上，而人格的其他部分则比较不受它们的影响。有些男人在他们的工作中积极进取，大获成功，但是却不由自主地沉湎于变态的自虐之中，诸如着装女性化，扮演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自我鞭笞等。另一方面，阻止神经症患者找到解决困难的满意办法的那些恐惧也遍布他的那些受虐的欲望中。如果这些欲望是性欲方面的，那么，尽管他具有性关系方面的强烈的受虐幻想，但是他会远离一切性的活动，他会对异性表现出厌恶的态度，或者至少有极大的性方面的禁忌。

弗洛伊德认为，受虐的欲望，在本质上是一种性欲的现象。他已经提出了诸种理论来解释这一点。早先，他认为受虐狂是性欲发展的一个明确的、生理决定阶段的一个方面。后来，他补充了他的假说，认为受虐的欲望与女性特征有内在的关系，具有一种希望成为女人的欲望。最后，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那样，受虐欲望是自我破坏和性欲欲望的一种结合，其功能就是要使自我破坏的欲望对个人无伤害。

另一方面，我自己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受虐的渴望，既不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性欲的现象，也不是生理决定的过程的结果，而是来源于人格冲突。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受苦；神经症患者像任何人一样都不希望受苦。病态的受苦，就其所发挥的作用而言，不是个人所想要的，而是他所付出的代价，而他所要达到的满足目标，不是受苦本身，而是放弃自我。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选）

即使是最富有经验的心理分析家，每次个体分析都会碰到新的难题。在每一个病人那里，他都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以前从未碰到过的困难，面临着一些不仅难以认识，而且更加难以解释的一些态度，面临着一些初看起来不那么透明的反应。反观病态性格结构的错综复杂，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描述的那样，考虑到许多相关的因素，这种多样性就不会令人惊异了。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所继承和经历的各种不同的物质和情景，尤其是在儿童时期的情况，在建构相关的神经症因素上，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特异性。

但是，正如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有这些个体的不同性，围绕神经症患者成长的关键性的冲突在实际的生活中总是相同的。一般说来，它们也是我们这些健康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所遭逢的冲突。尽管真正说来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分别，但是，再次重复这一点也是有益无害的事情。很多读者面临着这样的冲突和态度，在他们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这样的冲突和态度，可能会反躬自问：我是不是一个神经症患者？最有效的标准就是：个人是否感到受这些冲突的困扰，他是否直接地面对它们，处理它们。

当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乃是由同样的潜在的冲突所引起的，认识到正常人也在较轻的程度上屈从于这些冲突，我们又会面临着在本书的开头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神经症既然集中在我们描述的那些特殊冲突上，而不是集中在其他的冲突上，那么，我们文化中的什么因素是导致这一事实的原因？

弗洛伊德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作出深入的探究，他的生物学的取向站在对立的一边，缺乏社会学的取向，所以，他试图将社会现象完全归结于心理因素，并且将这些心理因素再归结为生物的因素（里比多理论）。举例说来，他的这种倾向导致精神分析学者相信，战争是由于死亡本能作祟，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植根于肛欲驱力，而机械时代之所以没有在2000年前开始，乃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发现自恋情结。

弗洛伊德看到，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复杂社会过程的结果，而只是那些被压抑或升华的生物驱力的结果。人们建立了反应形式以抵抗这些生物的驱力。这些驱力的压抑越彻底，文化的发展程度也就越高。因为升华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又因为原始驱力受到了强烈的压抑而没有得到升华而导致了神经症，所以文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神经症的发展。神经症是人类为文化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套思路的基础就是这样一套明确的假设，它相信，存在着一种受到生物决定论的人性，或者更简洁地说，它相信，口欲、肛欲、生殖器和进攻的欲望以相等的数量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个体的人格发展各自不同，文化之间的特性大相迥异，乃是由于所要求的压抑之强度之不相同，以及这种压抑的不同的程度影响不同的驱力的结果。

历史学和人类学上的发现并没有证实文化高度与性或进攻驱力之压抑之间有这样的一段直接的关系。弗洛伊德的错误主要在于，他没有设定质的关系，而只是设定量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压抑与文化之间量的关系，而是个体冲突与文化困境之间质的关系。量的因素当然不能忽视，但是，它只有在整个结构关系中才能加以评估。

我们的文化中内在地固有一定的典型的困扰，这些困扰本身作为冲突反应到每个人的生活之中，这些困扰的日积月累可能会导致神经症的形成。由于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将只是简要地指出一些主要的倾向，这些倾向承载着神经症和文化的问题。

从经济上看，现代文化是基于个体竞争原则之上的。孤独的个体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斗争，不得不凌驾于他人之上，并且常常要将他们踢到一边。自己的利益通常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种情景的心理结果，是个体之间的混淆的敌视情绪。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景在同事之间最为明显，不论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否公平，或以彬彬有礼的态度装出君子之风。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竞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潜在的敌视，遍布一切人类关系之中。竞争是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它遍布在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之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之中，而不论其竞争之点是受欢迎、权力、吸引力还是任何其他的社会价值之上，它都会极大地阻碍可以信赖的朋友关系的可能性。正如上文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扰乱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在选择伴侣方面，还是在与他人竞争优越的地位方面。它还遍布在学校生活中。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遍布在家庭环境之中，因此，一般说来，儿童一生下来就播下了这样的种子。父子之间的竞争、母女之间的竞争、子女之间的竞争，不是一般的人类现象，而是文化环境刺激的结果。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看到了家庭竞争的作用，正如在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概念和在其他的假设中表达的那样。然而，有必要补充的是，竞争本身并不是生物的本能，而是一定文化环境的结果。因此，进而言之，家庭环境并不是激发竞争的惟一环境，这种竞争的刺激从生到死都是积极地活动着。

个体之间的潜在的敌视情绪导致了不断产生的恐惧——对他人的潜在敌视的恐惧，又会因自己对他人的恐惧而产生报复，从而为新的恐惧所加强。在正常的个体那里，恐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对失败的预期。对失败的恐惧是一种真实的恐惧，因为，一般说来，失败的机会非常之大，而成功的机会非常之少，而在竞争社会中，失败包含了一种真实的需求的挫折。它们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无安全性，而且丧失了声誉，并且充满了各种情绪上的挫折。

为什么成功是如此的一个引人入胜的现象，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对我们自尊的影响。不只是他人会按照我们成功的程度来评价我们，我们自己也会按照同样的模式来进行自我评估。根据现存的思想，成功乃是由于我们内在的优点，或者用宗教术语来说就是，是上帝的恩惠的可见标志；在现实中，它依赖不受我们控制的大量因素——偶发的环境、不讲道德性等等。然而，在现存的意识形态的压抑下，即便是最正常的人也不由得想到：当他获得成功的时候，就会获益良多，如果他被打败了，他就会一钱不值。不用说，这一点表现了自尊的不稳定性基础。

所有这些因素——同事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潜在的敌视、恐俱、日益消减的自尊——结合在一起，在心理上导致了个体这样的情感：他是孤独的。即使当他与他人具有很多的接触，即使他幸福地结了婚，他在情感上也是孤独的。情感孤独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然而，如果它与恐惧和不自信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灾难。

正是这种情景，在我们时代的个人那里，产生了对爱的强烈需求来作为补充。获得关爱使他感到更少的孤独，更少受到敌视的威胁，更少不自信。由于它是人们最重要的需求，因此，爱情便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过高地估价了。它变成了一种幻想——就像成功具有这样的一种幻想：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爱情本身并不是一种幻觉——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它是最常见的满足欲望的反映，尽管这与爱毫不相干——但是由于我们对它期望太多，而它又不可能实现，因此，它便成了幻觉。而且，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过分地强调我们强加在爱情上的那些东西，因此，它掩盖了促使我们强烈需求它的那些因素。因此，个人——我在这里仍然指的是正常的个人——处在两难的境地之中：既需要大量的关爱，又难以获得这些关爱。

到目前为止，这些情景体现了神经症发展的肥沃土壤。影响正常人的同样的文化因素——导致他动摇自尊、潜在的敌视、恐惧、包含恐惧和敌视的竞争、满足个人关系的强烈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影响神经症患者，在他的身上其结果更为严重——崩溃了的自尊、破坏性、焦虑、包含焦虑和破坏冲动的强烈的竞争、对关爱的过分需求。

如果我们记得，在每个神经症患者那里都有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的倾向，那么，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否有一定的矛盾潜藏在典型的神经症冲突之中，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对于我来说，简要地、提纲挈领地指出一些主要的矛盾倾向就足够了。

首先要提到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是竞争与成功，另一方面则是手足之情与侮辱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一切事情都要求我们为成功而行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自信，而且要充满竞争意识，从而才能迫使他人出局。另一方面，我们如此之深地充满基督教的理想，这种理想宣称，为自己占有一切是自私自利的行为，我们应该谦卑，要顺从，如果有人打我的左脸，我应该同时将右脸也凑过去给他打。对于这种矛盾来说，在正常的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的方法：要么严肃地接受这一欲望，舍弃另外的需求；要么二者兼得，但是其结果就是个人在这两种信念上都受到严格的禁止。

第二个矛盾冲突是：刺激我们的需求与在满足这些需求时我们在现实中所遭受的挫折。由于经济的原因，我们的需求日益受到我们文化的刺激，诸如，广告、“标新立异的消费”、与名流看齐的理想等等。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需求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对于个体来说，其心理结果就是：欲望与满足之间严重的失衡。

另一个矛盾就是个人陈述的自由与实际生活中的限制之间的矛盾。社会告诉我们说，个人是自由的，独立的，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生命的最大游戏”向他敞开，如果他有能力、有精力，他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在现实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受限制的。正如俗语所说的，“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可以引申到一般的生活之中——在职业上的选择和成功，选择娱乐的方法，选择伴侣，莫不如此。对于个体来说，其结果都是在决定自己命运的无限权力与生命的无助感之间的摇摆不定。

深藏于我们文化中的这些矛盾，正是神经症患者要努力调和的冲突：进攻和屈服的倾向；过度的需求与对一无所获的恐惧；自我夸大的欲望与无依无助感。他们与正常人的区别仅在于量上的不同。正常人可以在不损害人格的前提下处理这些困境，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所有这些冲突都极为强烈，以致达到了不可能有任何满意的解决方法的程度。

看起来，那些有可能变成神经症的患者，似乎是那些十分敏锐地体验到文化环境的人，他们通常由于孩提时的体验，结果无法解决这些冲突困境，或者只能牺牲自己的人格来解决它们。我们不妨称他们为我们文化的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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