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1-5）(选)（1937）
（美）霍尼 著 陈收 译
目 录
导 论（选）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含义与心理含义（选） 第二章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的原由（选） 第三章 焦 虑（选） 第四章 焦虑与敌视（选）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选） 第六章 对关爱的病态需求（选） 第七章 病态关爱需求的更进一步特征（选） 第八章 寻求关爱的方法和对拒绝的敏感性（选） 第九章 病态关爱需求中的性欲作用（选）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及财富的追求（选） 第十一章 病态的竞争（选）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选） 第十三章 病态的罪责感（选） 第十四章 病态受苦的意义（选）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选）
导 论（选）
在写这本书时，我心中的目的一直是想给出生活在我们之中的那些病态的人一幅准确的画像，与此相应描述那些在实际生活中驱动他们的那些冲突，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在与他人和自己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困境。在这里我并非涉及某一特殊的神经症或几种类型的神经症，而是集中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在我们时代的几乎是所有的神经症患者的人格结构上。 我把重点放在实际生活中现存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解决这些冲突的努力上，集中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对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上。我将重点放在实际生活的情景之上，这并不意味着我摒弃这样的理念：从本质上来讲，神经症的发展是由于儿童早年时期的一些体验。但是我与很多心理分析学者不同，因为我认为，以一种强烈的偏好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期的经历之上，并认为后来的反应在本质上只是早期反应的重复，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我想表明，儿童时期的体验与后来的冲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种关系并不是像某些心理分析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只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尽管儿童时期的经历对于神经症来说是决定性的条件，但是，这些经历并不是后期困境的惟一原因。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病态困境上时，我们就会认识到，神经症不只是由于偶然的个人经历才产生的，而是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文化处境所产生的。事实上，文化处境不仅使个人的经历显得重要而可信，而且它最终决定它们的特殊形式。例如，有人命中注定有一个独断的或者“自我牺牲的”母亲，但是，只在特定的文化处境中，我们才找得到这个独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现存的处境，这些经历才能对后来的生活施加影响。 如果我们认识到文化处境对神经症患者的重要意义，那么，作为弗洛伊德理论根基的那些生物的和心理的条件就不那么重要了。弗洛伊德的这些条件的影响只有在具有确切的证据的基础上才值得加以考虑。 我的理论取向导致我对神经症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一些全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的是迥然不同的问题，诸如：受虐问题、病态关爱需求的内涵、病态罪责感的意义，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这就是都强调焦虑在产生病态人格倾向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很多解释是偏离弗洛伊德的，有些读者可能会问，这还是不是精神分析？答案取决于他对精神分析的本质持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他认为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大量理论构成的，那么，我在这里所做的就不是精神分析。然而，如果他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种基本的思想倾向，它涉及的是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得以表现的各种方式，使这些过程进入意识的治疗形式，那么，我在这里所做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认为，严格地依附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包含着希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寻求弗洛伊德的理论引导人们所预期寻找的东西的危险。它使理论停滞不前。我认为，尊重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其本身就表明，它是建立在弗洛伊德所奠定的基础上的，并且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够实现精神分析的未来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治疗上都是如此。 上述这些评论也回答了另外的一个可能的问题：我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阿德勒主义。在某些观点上，我与阿德勒所强调的观点有些相似，但是，从根本上讲，我的解释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阿德勒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基础上进行研究，而是进行自己的单方面的研究，那么，即使他对心理学的过程富有真知酌见，他的真知酌见也是贫乏无力的。 本书的主旨不在于界定我与其他心理分析学者的异同。总的说来，我讨论的局限在我与弗洛伊德明显不同的那些特定的问题上。 我在这里所呈现的是我在对神经症进行长期的心理分析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印象。为了说明我的解释是有根有据的，我不得不在本书中详述一些病史。在一本书中给出神经症问题的一般表现，这程序实在是相当的笨重。然而，既使没有这些材料，专家、甚至门外汉还是能验证我所说的观点的正确性。如果他是一个有心的观察者，那么，他就能将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加以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我所说的东西加以拒绝或接收，改变或强调。 本书用平实的语言写成，为了晓畅明白，我一直避免讨论过多的枝节。我尽量避免专业性的术语，因为专业要语有碍于清楚明白的思想。这样，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尤其是对于门外汉来说。就易于理解病态人格的各种问题。但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所有心理学上的问题必然都是极为复杂而精微的问题。如果有任何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么我可以提醒他，不要阅读本书，以免在他探求既定的方法时感到可笑和失望。 本书是讲给那些门外汉和那些专门治疗病态人格并熟悉相关问题的那些人听的。这些人不仅包括神经症专家，而且包括社会工作者和教师，还包括那些在研究不同的文化时，意识到心理因素的重要意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最后，我希望它对神经症患者自己有所助益。如果他不从根本上将任何心理学上的思想斥之为心灵的侵入者和强加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在受苦的基础上，比起其健康的兄弟来，对心理学上的复杂性具有更为敏锐和精细的理解。不幸的是，了解他的境遇不会治疗他；在他所阅读的东西中，他易于认识他人的问题而难以认识自己的问题。 借此机会，我要表示对伊丽莎白·托德女士的谢意，是她编辑了此书。令我思想受益的那些学者，我在正文中都要提到。我主要感谢弗洛伊德，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的基础和工具，我还要感谢我的病人，因为我的一切见解都来自我与他们的共同工作。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含义与心理含义（选）
今天，我们非常随意地使用“神经症”这个词，却从不曾对这个词意指的内容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神经症”这个词常常只不过是一种“文雅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方法：一个人从前可能爱说某某懒惰、敏感、贪婪或多疑，现在则喜欢说某某“有神经症”。然而，当我们使用“神经症”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实际上是有所指的，尽管我们不曾清楚地意识到它，但是我们在确定选择这个词的时候，还是用了一定的标准的。 首先，神经症患者的反应不同于一般的人。例如，一个女孩喜欢安于现状，拒绝接受一次加薪，不愿意与上司保持一致，我们就倾向于认为她有神经症；或者一个艺术家，一个星期只挣30美元，但是如果他工作勤奋一些，他本可以挣得更多，可是他不这样做，偏偏喜欢过这种清贫的生活，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一帮女人身上，或者沉溺于专门的癖好，对此，我们也会认为这个艺术家有神经症。我们之所以要称这些人为神经症患者，其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就是，争取在世界上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挣比满足基本生存多得多的钱。 这些例子表明，我们指称一个人为神经症患者应用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否与我们时代的普遍认可的行为模式合拍。一个女孩子没有竞争欲，或者至少没有明显的竞争欲，如果她生活在某种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她会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或者，如果一个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的一个村庄里，他也会被视为一个正常人。因为，在这些环境中，不可想象，人们在基本需求之外去挣更多的钱或使更多的劲。回溯得更远一点。在古希腊，超出自己需求之外的工作态度被视为是极为下贱的。 所以，神经症这个词，尽管原来是个医学上的术语，但是现在不能没有文化内涵来使用它。人们不用了解一个病人的文化背景即可以诊断他的断腿。但是如果人们称一个印第安男孩为神经症患者。只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具有他信仰的幻像，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幻像和幻觉的体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天赋，是一种来自圣灵的神恩，具有这种幻觉和幻像的人，他们由此可以享有特殊的威望。在我们之中，如果有个人与其逝去的祖父谈话，他就会是一个神经症患者或神经错乱的人，而在某些印第安部落，这种与祖先的交流是一种公认的模式。如果提起他逝去的亲属的名字，一个人会感到极为恼怒，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是个神经症患者，但是在吉卡里拉、阿巴契印第安人的文化中，他就是一个极为正常的人。一个男人如果走近一个月经来潮的妇女感到极为害怕，我们就会认为他有神经症，而在很多原始部落里，对月经来潮时的恐惧是一种普遍的态度。 正常的概念不仅在上述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内涵，而且在同一种文化中也会因世异时移而大异其趣。例如，在今天，如果一个成熟的、独立的妇女认为自己是“一位堕落的女人”，“不值得高尚的男人去爱”，因为她曾经有过性关系，她就会被怀疑成是一个神经症患者，至少在很多社会圈子中被怀疑具有神经症，但是在40年前，这种负罪的态度就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正常的概念也因不同的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男人成天游手好闲，只痴迷于游猎和作战，人们会认为他是正常的，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如果有封建社会男人的态度，那一定会被视为不正常的。这种正常与不正常的区分还因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只要他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中。例如在西方的社会中就是如此。在这里，人们认为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气质。对于女人来说，当她接近4O岁时，成天忧心于衰老是“正常的”，而如果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这个年龄里成天喋喋不休他的年龄，那就会被认为有神经症。 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正常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知道中国人吃的食物与我们西方人吃的食物不同；知道爱斯基摩人对干净有不同的概念；知道古代的巫医治病所使用的方法与现代医生治病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然而这种不仅在风俗习惯上的不同，与在欲望和情感上也存在着的不同却很少为人所理解，尽管人类学家们曾经或明或暗地阐述过。正如萨丕尔，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是不断重新发现正常的东西。 每一个文化都理由十足地坚持这样的信仰，即只有他们自己的那些情感和欲望才是“人类本性”的惟一的正常表达，对于这一规则而言，心理学也从不例外。例如，弗洛伊德就把他自己的观点总结为：女人比男人善妒，然后设法在生物学的基础上来解释他这一假设的一般现象。弗洛伊德也似乎假设，一切的人类都体验过谋杀的负罪感。然而，无可辩驳的是如何对待杀戮，人类之间的态度也有天壤之别。正如彼得·弗洛伊歆所表明的那样，爱斯基摩人并不认为谋杀必须加以惩罚。在很多原始部落中。一旦其成员被其他的部落杀死，那么其家族成员的损失可以通过提供一种替代物来加以补偿。在有些文化中，被杀之人的母亲的丧子之痛可以通过收养谋杀者为子来加以平息。 如果我们进一步引证人类学上的发现，我们必定认识到，我们关于人类本性的某些观念是多么的幼稚，例如，竞争的观念、兄弟姐妹之间的对立、感情及性欲之间的亲密关系等内在于人性的一些倾向的观念就是些幼稚的观念。我们关于正常的观念，就是通过认可在一特定团体之内的某种行为和情感标准而获得的。这个特定团体把这些标准加诸于其成员的身上。但是这些标准因文化、时代、阶级和性别的不同而大异其趣。 上述这些考察对于心理学而言初看起来不过如此，其实具有极深刻的意蕴。立竿见影的结论就是，使人们感到心理学的全知全能值得怀疑。从我们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同发现之中，我们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两种文化都是由于同样的动机。认为一种新的心理学发现揭示出了内在于人性之中的一种普遍倾向的观点也不再真实可靠。这一切的作用就是要证明一些社会学家不断断言的那些观点：没有对一切人类都适用的正常心理学。 然而这些限制由于开启了一些认知的新途径而更具广阔前景。这些人类学考察的基本内涵就是：我们的情感和态度极大程度地是由我们生活的环境塑造而成的。这种环境既有文化的环境又有个体的环境，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相辅相成。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了解了我们生存于其间的文化景况，我们就会具有更好的机会更为深入地理解正常情感和态度的特殊性质。而且，由于神经症是正常行为模式的偏差表现，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也就具有更好地理解的前景。 从某程度上来讲，这里所采取的途径，乃是追随弗洛伊德的那条将其最终引向展示一个迄今为止尚未被思考的理解神经症患者的世界的路径。在理论上，弗洛伊德将我们的歧异性格追溯到生物学上天生的本能上，但是，他也曾强调地指出过这样的意见——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不对个人的生活环境进行详细了解，尤其是不对儿童早年所遭受的情感影响进行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个神经症患者。把相同的原理应用到一种给定文化的正常和病态结构的问题上，就是意味着，如果不详细了解特殊文化对个体施加的影响，我们就无法了解这些特定文化中正常的和病态的结构。 此外，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跨出决定性的一步超出弗洛伊德。这样的一步是可能的，尽管这一步是在弗洛伊德发现的基础上迈出的。因为，尽管一方面，弗洛伊德已经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头，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过分强调心理特征的生物学上的起源，他深陷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取向而不能自拔。他假定，我们文化中常见的那些本能欲望或客观关系，乃是在生物学上所确定的“人性”或产生于不可改变的处境（这些处境是在生物学上给定的“前生殖”阶段，即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轻视不仅导致了错误的结论，而且极大程度地阻碍了对导致我们的态度和行为的那些真正力量的理解。我认为，这种轻视乃是为什么精神分析——只要它盲目地步弗洛伊德开创的理论之后尘——尽管看起来在其表面上具有无限的潜力，但事实上却在走向死胡同，日益体现出一套不断发展的艰涩理论以及应用一套含混不清的名词术语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乃是正常人的偏离。这一标准极为重要，尽管它还不是十全十美。很多人可能偏离了一般的生活模式而不具有神经症特征。上面提到的那位艺术家，他拒绝花更多的时间挣更多的钱，而是满足于基本的生存，他可能有神经症，或者他可能只是极为明智，不想陷入当今生存竞争的恶性斗争之中。另一方面，很多人可能具有严重的神经症，尽管表面看来他非常适应现存的生活模式。正是这些病例，使得精神的或医药的观点极为重要。 令人惊奇的是，要从这种观点来说明那些构成神经症的因素是什么则极为困难。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只研究表面的现象，就极难发现一切神经症的共同特征。我们绝对不能将症状——诸如恐惧、压抑、功能性生理疾患——用作标准。因为它们不一定会表现出来。因为总存在着一些禁止的作用，其原因我将在后文讨论，但是，这些症状可能会非常精巧，或者说它们非常难以辨认，以至于难以从表面上观察到。如果我们单从表面的现象来判断与他人的那些混乱关系，包括混乱的性关系，也会产生同样的困难。然而有两种特征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身上找到而无需对其人格结构有更为明确的了解：即僵化的行为反应和可能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这两种特征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关于僵化的行为反应，我指的是缺乏那种使我们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作出不同的反应的那种灵活性。例如对正常人而言，当他感到或看到的那些原因是这么一回事时，他会感到怀疑；然而神经症患者不管情境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他是否意识到他的处境，他都会疑虑重重。一个正常的人可以区分一个人到底是诚心实意的恭维还是假心假意地献宠；神经症患者则分不出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他可能在一切情境下都会对之一概反对。如果一个正常人感到无辜受罚，他会恼怒异常；一个神经症患者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有恼怒的反应，即使是他认识到他是咎由自取亦复如是。一个正常人可能有时在一件重大的难于决断的事情上犹疑不决；一个神经症患者则无时不是瞻前顾后。 然而，只要当它偏离于文化模式时，僵化的行为反应才是神经症的表现。在西方的文明中，大部分农民对任何新颖的或奇异的事物都有根深蒂固的怀疑，这是一种正常的模式；小资产阶级天生地就注重节俭，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僵化行为反应。 同理，一个人的内在潜能与他在生活中的实际成果不相一致，很可能只是由于外在的因素。但是，如果他极具天赋，而又有诸多发展的可能性，而此人仍一无建树，那么这也是一种神经症的表现；或者，如果尽管他具有一切足以使他感到快乐的可能性，而仍不能心情舒畅；或者如果尽管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却仍觉得自己没有吸引男人的能力，这些都是神经症的表现。换言之，神经症患者总是固执于自己的思想而不能自拔。 如果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现象不谈，而只是探究产生神经症的动力性效果，就会发现有一种一切神经症都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和抗拒它们的防御机制。尽管神经症的结构极为复杂，这种焦虑却是促使一切神经症过程得以运作的动因。这一见解的意义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详细的讨论，因此，此刻我不举实例来加以证明。不过即便我们只是暂时地接受这种观点为一种基本的原理，我们仍然要对此种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事实上，这种见解表面上太过宽泛。焦虑或恐惧——让我们暂时交互使用这两个词语——乃是无处不在的，而抗拒焦虑的防御机制也是随处可见。这两种反应并不仅限于人类。如果有一头动物遭受危险的威胁，它就会疯狂反击或者逃之夭夭，我们也同样具有这种恐惧和防御的情景。如果我们担心被雷电击伤，我们就会在屋顶上安上避雷针，如果我们担心某种意外事故，我们就会投资保险以备不测。这里同样存在着恐俱与防御的因素。在每种文化中，恐惧和防御都有其不同的特定形式，而且可能会加以制度化，例如，为了防御对邪恶之眼的恐惧，人们戴上眼罩；为了防御对死亡的恐惧，人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仪式；为了防御月经带来的邪恶，人们就设计了种种禁忌来回避经期中的妇女。 这种相同性使我们忍不住要得出一种错误的逻辑结论。如果恐惧和防御因素是神经症的根本因素，那么，为什么不将那已制度化的反抗恐惧的防御机制称之为“文化”神经症的证据？这一推论的谬误所在乃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两种现象有共同的因素。但是，它们不一定是完全同一的。人们不能仅仅因为一座房子全是由岩石建筑而就称这所房子为岩石。那么，使它们专门成为神经症的病态的恐惧和防御的特征是什么？会不会这种病态的恐惧都仅只是想象？不会。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易于将对死亡的恐惧称之为想象出来的东西，这两种情形都是缘于对病态的恐惧和防御的无知。会不会神经症患者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害怕？不会。因为原始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有死亡恐惧的情绪。这两者的区别与意识和理性的发展无关，乃是由于下面两种因素。 首先，每种文化的生活境况都会产生某些恐惧。这些恐惧有可能是由于外在的危险（自然、敌人），由于社会关系的形态（由于压抑、不公平、强迫的依赖、挫折产生的敌视），由于文化传统（传统上对鬼魂、对禁忌之破坏的恐惧）引起的，不论他们的来源如何，个人或多或少地屈服于这些恐惧。但是一般而言，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每个人都会具有这样的恐惧，而且无人能够避免。然而，神经症患者不仅具有一般人都具有的恐惧，而且由于在他的个人生活境况中——然而，这种个人的生活境况与一般的境况交织在一起——他还具有另外的恐惧，这些恐惧在数量上和程度上都偏离了文化模式的恐惧。 第二，在给定文化中存在的恐惧一般都有一定的保护机制（诸如禁忌、仪式、风俗）的防御。一般说来，这些防御机制代表一种处理恐惧的更为方便简易的方法，而神经症患者的防御机制则是完全由另外的方式建立的。所以，正常人，尽管也有他的文化中所产生出来的恐惧和防御，一般仍然能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享受生活提供给他们的一切乐趣。正常人能够充分利用他的文化赋予他的一切机会。换一个说法就是，他遭受的只是他的文化中不可避免的那些痛苦，他不会无事生非。与正常人相反，神经症患者遭受着比一般人多得多的痛苦，他始终得为他的防御付出额外的代价，因而在生机和扩展性上受到阻碍，或者更为具体地讲，在建功立业、享受生活方面受到阻碍，从而导致了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分裂情况。事实上，神经症患者始终在遭受着痛苦。在讨论那些一眼而知的神经症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及这一事实，惟一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情况不表现出来时，人们不一定能够看得到，甚至神经症患者自己可能也意识不到他在遭受痛苦这一事实。 说到恐惧和防御，我担心此时很多读者会没有耐心阅读用这么大的篇幅讨论神经症的构成这种简单的问题。长话短说，心理现象向来都是复杂的，但表面看起来相当简单的东西绝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一开始我们就碰到的这个困境也不例外，在整部书中，无论我们处理什么问题，都会涉及到这个困境。描述神经症患者的主要困难在于，我们既不能单用心理学的工具，也不能单用社会学的工具来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而必须交互使用这两种工具。一会儿要使用心理学的工具，一会儿又要使用社会学的工具，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的那样。如果我们只是从动力学或心理结构上的观点来处理神经症患者，我们就会假定正常人根本不存在。只要我们超出我们的国界或具有与我们相同的文化的国界，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如果我们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处理神经症患者，把他们仅仅当作是一定社会的共同行为模式的偏离，我们就会大大地忽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特征，没有哪一个学派和国家的心理医生会把这些结果当作他们久已习惯称之为神经症患者的结果之一。因此应该将这两种方法协调成为一种方法，即既要考虑到外在的表面上的神经症，又要考虑到涉及心理过程的动力学上的神经症，但又不将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看作最初的和具有决定性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必须结合在一起。一般说来，这是我们上文中已经采用过的方法。因为我们指出，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患者的动力中心之一，但是，只有当他们偏离同一文化中的恐惧和防御模式甚多或甚大时，才足以构成神经症。 我们还得沿着这个方向再进一步。神经症还有另一种本质性的特征，这就是，神经症患者还有一种矛盾冲突的倾向。对这种倾向，或者，至少对这种倾向的内容，神经症患者自己毫无察觉。而且对这种冲突自动地试图加以调和、解决。弗洛伊德将这种特征称之为神经症不可或缺的因素。病态冲突与文化中的共同冲突之不同，既不在于冲突的内容，也不在于病人是否根本上对此有所意识——在这两点上，一般的文化冲突都是一致的——而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极为强烈，而且这种冲突会越来越重，神经症患者试图减轻和解决冲突——这种减轻和解决冲突的努力恰恰是病态的——而且不能令一般人满意，往往损害了完整的人格。 反思这些考虑，我们尚不能对神经症有一个完满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对神经症作出这样的描述：神经症是由恐惧和防御恐惧并试图找到解决冲突倾向所产生的心理困扰。基于实际的理由，我们最好只有在这种心理困扰偏离了特殊文化中的共通模式时，才称之为神经症。
第二章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的原由（选）
由于我们的兴趣集中在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上，所以我们探究的范围设定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很多这样的神经症出现在人们身上，即他们的人格是正常的，未曾受到歪曲，却也会由于对充满了矛盾冲突的外在环境的反应而产生神经症。在讨论了某些基本心理过程的性质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简要地考虑一下这些单由环境产生的神经症的结构。我们现在的主要兴趣不在它们身上，因为它们并不表现为病态人格，而只是暂时不能适应既定的困难处境。当我们说到神经症时，我们指的乃是性格上的神经症，即情景，在其中——尽管其症状的表象与神经症的症状完全一致——主要的困扰在于性格的扭曲。它们乃是潜在的慢性过程的结果，一般在孩提时代就已开始，并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的一部分。从性格神经症的表面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实际的情景冲突而产生的，但是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该病人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困难的性格特征早在情景混乱之前就产生了，暂时性的困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先存在的个人困境，而且，该病人会对一种生活情景有病态的反应，而对于一般的健康人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根本就不是什么冲突。这种情景只是显露了早已存在的神经症的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对神经症的症状表象并不太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在性格困扰本身，因为人格扭曲是神经症中常见的现象，而在临床上的症状不同或完全没有。而且，从文化的观点上看，性格形成比症状更为重要，因为是性格而不是症状影响着人类的行为。熟知神经症的结构，认识到症状的治疗不一定就意味着神经症的痊愈，一般说来，心理分析的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在性格扭曲上而不是在症状上。具体地讲，我们可以说，并不是火山本身，而是火山的爆发，而病源的冲突则像火山一样藏在个人的深处，不为病人本人所知。 认可了这一限制，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的神经症患者是否具有我们所说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根本上具有的那种共同特征？ 至于伴随着不同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性格扭曲，令人惊异的是它们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例如，歇斯底里性格就完全不同于强迫性人格。然而，使我们惊异的这些不同性格是结构上的不同，或者，用更一般的词来说就是两种困扰显现的方式之不同，以及解决困扰的方式之不同，例如，在歇斯底里性格中，投射占了大部分的作用，与之相比，在强迫的性格中，理智的冲突则占据了大部分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心中所想的相似性并不是外表的行为或它们产生出来的方式，而是它们的冲突内容的本身。更确切地说，这些相同性主要的并不在于造成困扰的经验，而在于实际上推动人们失常的那些冲突。 为了澄清原发的力量和它们的类型，有必要作出一些假设。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家都强调这样的原则，分析的任务是通过发现性欲冲动的根源（例如特殊的性感区域）或一再重复出现的孩提类型来完成的。尽管我认为不追溯病人孩提时的处境就不能完全理解神经症患者，但是我相信，如果片面运用发生学上的探究方法，就会弄乱问题，而不会澄清问题，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忽视实际存在的无意识的倾向、这些倾向的功能以及与其他的倾向的交互作用。这些其他的倾向包括：冲动、恐惧和防御性措施。发生学上的理解只有在它帮助功能上的理解时才是有用的。 根据这一信念，在分析时，我已经发现，大多数不同的人格，属于不同的神经症类型，它们会因年龄、气质、兴趣而不同，它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那些基本的动态中心冲突和它们的交互关系内容，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我在心理分析实践方面的经验已经为非心理分析的人们和当代文献中的那些人格的观察所证实。如果神经症患者的那些一再重复出现的问题在于被剥夺了他们常常具有的那些丰富多彩的和奥妙无穷的性格，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它只是在程度上不同于在文化上困扰正常人的那些问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与竞争、害怕失败、情感孤独、不信任他人和我们自己等问题进行心灵上的争斗，但是神经症患者的问题则比这些问题多得多。 一般说来，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即这些问题是由这个文化中存在着的特定生活处境所造成的。它们并不代表“人类本性”所共有的问题，这一点可以由下述事实得到确证，即其他文化中的原发力量和冲突与我们文化中的不同。 因此，在谈到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时，我不仅指的是存在着具有基本的共同特性的神经症患者，而且指的是，这些基本的共同性根本说来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的现存的困境所产生的。随后，我将尽我所了解的社会学知识向大家表明我们文化中的哪些困境要对我们具有的心理冲突负责。 我所假定的文化与神经症之间关系的正确性应该由人类学家和神经症学家的共同努力来证实。神经症学家不仅要研究出现在某一特定文化中的神经症，就像人们所做的那样，用正常的标准研究神经症的发病率、发病的严重性以及神经症的类型，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应该从这些文化所潜藏的基本冲突的观点来研究神经症。人类学家则应该从文化结构为它的人民制造了何种心理困境这样的观点来研究同样的文化。在这些基本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似性之一乃是易于进行表面观察这种态度的同一性。所谓表面观察，我指的是一个好的观察者无须借助于心理分析技术的工具，就能从他所熟悉的人那里，比如他本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庭成员或他的同事那里发现神经症患者。对这一经常可能的观察，我将作一简短的概述。 所以，这种可观察的态度可以按照下列方式大致作出分类：第一，给予和获取爱的态度；第二，自我评估的态度；第三，自我肯定的态度；第四，侵略性；第五，性欲。 关于第一点，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过分地依赖于他人的支持或依赖于他人的关爱。我们都希望讨人喜欢并且受到他人的称赞，但是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种对关爱和支持的依赖大大地超过了他人生活中应具有的关爱的真正意义。尽管我们希望我们所爱的人喜欢我们，但是在神经症患者那里，却存在着对欣赏和关怀不加分别的渴求，不管他们是否关心他人，他们对这些人的判断是否具有任何意义，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这种无休止的需求，但是当他们所渴求的关心没有来临时，他们就会在他们的敏感上出卖他们的存在。他们可能感到受到了伤害，例如，如果某人不接受他的邀请，有时不给他打电话，甚至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某些意见，他们就感到深受伤害。这种敏感性可能会被一种“管它呐！”的态度所消除。 而且，在他们希望得到的爱与他们自己感受爱和给予爱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渴求他人满足自己的希望，另一方面对他人的需求漠不关心。这种矛盾的态度并不是总能表现出来。例如，神经症患者很可能过分地关心和渴望帮助他人，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这些行为是出自强迫的，而不是自发地出自内心的热情。 在这种对他人的依赖感中表现出来的内在的不安全感，是我们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表面观察时感到惊异的第二个特征，自卑和能力不足的感觉乃是神经症患者普遍具有的特征。它们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诸如，没有能力、感到愚笨、没有吸引力等想法——而这些想法在现实的生活中是没有任何基础的。有些天资聪慧的人可能会感到自己愚不可及，有些美丽如花的妇女感到她们没有吸引力。这些自卑感可能会以抱怨和担忧的形式明显地在表面上表现出来，或者这种根本没有的缺陷，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当作一种事实而在上面花费许多心思。另一方面，他们可能用自我夸大这一补偿性的需求来加以掩饰，以强迫性的习性来炫耀，以我们文化中的一切沽名钓誉的特性来哗众取宠。诸如爱钱如命、收藏古画、收藏古旧的家具、占有女人、与名人攀关系、到各地旅游或炫耀自己的知识等等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冲突。这两个方面的倾向可能会有一个方面完全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是更为普遍的是，人们可能会不分轩轾地感到这两个方面倾向的同时存在。 第三种态度，即自我肯定，包含了明确的禁止作用。所谓自我肯定，我指的是肯定自我或自己的主张的行为。我并不是在过分地引人注意或出风头这种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的。在这一点上，神经症患者表现出许多的禁止作用。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欲望或寻求某物、按照自己的兴趣做某事、表示一种意见或作出一些批评、命令某人、选择希望交往的人、与人打交道等等事情上，他们都禁止着自己的行为。他们在我们所谓的坚持自己的原则方面也有所禁止：神经症患者往往无法保卫自己防止他人的攻击，或者，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愿望时，他们无法表示拒绝，例如，一个推销女郎向他推销他不想买的东西，或一位邀请他参加集会的人，或一位想与之做爱的人等等，虽然他心中想拒绝，但却无法拒绝。最后，还有对他所需要的东西进行认知方面的禁止：在作出选择、形成意见、勇于表达符合自己利益的愿望方面都有障碍。他们常常不得不掩饰这些愿望。我的一位朋友在作出他自己的考虑时，有许多的禁止。如电影必须是有教育意义的，饮酒必须限制在健康的限度之内。尤为重要的是这后一类人，他们不能作计划，无论是一次旅行还是描绘人生理想，神经症患者都漂浮不定，犹豫不决，甚至职业和婚姻这样的重要决定，他们也没有一个自己在生活中到底要些什么这样一个清楚明白的概念。他们完全是由某种病态的恐惧所支配的，正如我们在守财奴身上所见到的那样，这种守财奴因为害怕贫穷而积攒钱财；或者卷入那些无休无止的恋爱传闻的人，这些人害怕进入一项建设性的工作。 第四种障碍，即侵略性，我指的是，反对他人、攻击他人、损害和侵犯他人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敌视的行为，这种态度与自我肯定的态度完全相反。这种困扰表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倾向于进攻、统治、过于精确、管制他人、欺骗或吹毛求疵。具有这些态度的人偶尔能意识到自己的进攻性，但是通常他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主观上确信他们是诚实的或仅仅表示一种意见，或认为他们的要求极低，尽管在现实中他们十分蛮横、咄咄逼人。然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这些困扰的表现完全相反。人们会发现这些人在表面上很容易感到受了欺骗，被人统治，受到了斥骂，被侮辱或损害的态度。这些人常常也意识不到这只是他们自己的态度，而是悲哀地认为，全世界都在反对他、管制他。 第五种态度，即在性欲方面的态度的特殊性，可以大致地归类为对性行为的一种强迫需求或对性行为的禁止。这种禁止可能会出现在对任何导致性欲满足的步骤的禁止上。这种禁止可能发生在对异性的追求上，对求爱、或享受性爱上。前面所描述的那些特有的态度都会在性欲的态度中表现出来。 也许我们应该更加详细地描述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些态度。然而，在下文，我将返回到前面提到的每个态度，而现在若对此进行喋喋不休的讨论，并不会使我们更了解它们。为了更好地了解它们，我们必须考虑产生这些态度的那些动力过程。为了认识这些深藏不露的动力过程，我们会看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它们看起来缺乏一贯性，但是它们在结构上都是相互关联的。
第三章 焦 虑（选）
在详细地讨论现今的神经症之前，我必须拣起我在第一章中遗留下来的那些没有做完的事情中的一件，并澄清我所说的焦虑的内涵。这么做非常重要，因为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与它打交道。 在前面我就把焦虑作为恐惧的同义词来使用，由此表明了它们之间的紧密关系。事实上，它们都是对危险的一种情感上的反应，而且都伴随着生理上的感觉，如颤抖、盗汗、剧烈地心跳，这些生理反应可能非常强烈，一种突然的、强烈的恐惧可能会导致死亡。然而，它们二者也有不同之处。 一个小孩只是出了一点丘疹或轻微的感冒，做母亲的就担心孩子会死，我们称这种担心为焦虑；但是如果小孩生了严重的疾病，做母亲的担心孩子会死，我们就称之为恐惧。如果一个人站在高处，或必须讨论他所熟知的主题时表现出害怕的态度，我们就称之为焦虑；如果一个人在风雨交加的山上迷了路，因而表现出害怕的态度，我们称之为恐惧。至此，我们有了一个简单而明晰的区分：恐惧乃是对一个人不得不面对的危险的一种适当的情绪反应，而焦虑则是对这种危险不适当的反应，或者甚至是对想象出来的危险的一种反应。 然而，这一区分有一缺陷，这就是，决定反应是否适当得依据特定文化中存在的一般的知识。但是，即使这种知识宣称某一态度是在此文化中未曾见过的态度，神经症患者也会毫无困难地为他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基础。事实上，如果人们告诉一个神经症患者说他可能会遭到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的攻击之担忧是一种病态的焦虑，那么就会陷入无望的争论。这个神经症患者会指出他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并会指出他所害怕的那种东西会发生。如果一个人实际的恐惧的反应与他所遭受的危险不相一致，那么即使是原始人也会变得同样地固执。例如一个部落的原始人在吃某种动物上有些禁忌，如果他偶尔误食了所禁忌的肉食，那么他也会害怕得要死。作为一个外在的观察者，你可能会称这种恐惧为不适当的情绪反应，认为在事实上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幻想。但是一旦知道了这一部落的禁忌你就会认识到这一处境对于误食人来说代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这是一种会使狩猎和捕鱼一无所获的危险，或者这是一种会导致疾病的危险。 然而，我们在原始人身上发现的焦虑与我们所说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的焦虑之间有一种不同之处。神经症患者焦虑的内容不同于原始人焦虑的内容，原始人焦虑的内容是同一部落的人都感到焦虑的内容，而神经症患者焦虑的内容不是大家都感到焦虑的内容。在这两种人之间，一旦焦虑的意义得到了理解，不当反应的印象也就消失了。例如，有些人对死亡有一种恒久的焦虑，另一方面，由于他们遭受的苦痛，他们有一种想死的隐秘欲望。他们对死亡的不同恐惧，加上与他们对死亡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对逼近危险的强烈忧虑。如果人们了解了所有这些因素，人们就忍不住称他们的这种死亡焦虑为正常的反应。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些人身上看到，当他们发现自己正置身悬崖边缘，或一个很高的窗户边，或在一座很高的桥上时，他们就感到非常恐惧。这也是一些无中生有的恐惧，这种恐惧反应看起来是一种不当反应。然而这种处境也许在他们的内心产生过，或者在他们内心中引起这样的冲突：是生存还是忍不住要从高处往下跳？正是这种冲突致使他们感到焦虑。 所有这些论点都表明我们的定义必须加以改变。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不当反应，在恐惧的情形中，危险是一种透明的、客观的东西，而在焦虑的情形中，危险是一种深藏不露的、主观的东西。这也即是说，焦虑的强度取决于处境对某人的意义，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他为什么感到焦虑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 焦虑与恐惧之间的不同，其实际内涵在于，试图说服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说服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他焦虑的不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处境，而是在他的内心出现的处境。因此，治疗的任务只能通过找出这一处境对他的意义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在确定我们所说的焦虑的内涵的性质以后，我们还必须找出焦虑所起的作用。我们文化中的一般人很少意识到焦虑在他的生活中的重要性。通常他们只记得在孩提时代有过焦虑，他做过一次或多次焦虑的梦，当情景超出常规以后，他感到极为恐惧，例如与一位有影响的人作一次重要的谈话，或在考试之前都有过焦虑。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得到的知识并不统一。有些神经症患者完全意识到他们为焦虑所苦。其表现千差万别：它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的焦虑，以焦虑——攻击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可能与特定的处境或活动联系在一起，如恐高、恐上街、恐公众表演；它也许有一确定的内容，如担心失去理智，得癌症、吞针头等。其他的人认识到他们不时有焦虑，他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这些神经症患者焦虑的处境，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处境的重要性。最后，有些神经症患者只是意识到压抑、不满足感和在性生活中的困扰。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或曾经有过焦虑。然而，进一步的探究，通常即可证明他们的那些说法并不准确。在分析这些神经症患者时，人们总是会发现他们也像前面所说的神经症一样，在其表面之下深藏着焦虑。精神分析使得这些神经症患者意识到他们先前的焦虑，他们可能会回忆起他们的焦虑的梦或使他们感到恐惧的那些情景。然而，他们所承认的焦虑的程度通常不会超过正常人的程度。这表明，我们可能有尚未知晓的某些焦虑。 如果按照上述方式进行描述，这里所说的问题的意义就显示不出来。它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有关爱、生气、怀疑的感受，它们来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难以意识到它们；它们是如此的短暂，以致我们很快便忘了它们。这些感受可能真是无关紧要而又短暂易逝，但是在他们的身后恰恰隐藏着巨大的动力力量。我们对某一情感的意识程度并不表明这一情感的力度或重要性。关于焦虑，这不仅表明我们可能有我们未曾意识到的焦虑，而且还表明这种焦虑很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而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事实上，我们仿佛在极力地逃避焦虑，或者避免感受它。对此有很多的原因，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强烈的焦虑是我们所具有的最折磨人的情感。那些遭受过强烈焦虑的病人们，他们宁死也不愿再体验焦虑的感受。此外，焦虑中还包含着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对病人尤为难以承受。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无助。在面对巨大的危险时，人们可能会变得积极而有勇气。但是在焦虑状态中，事实上，人们感到非常无助。要承认无助对于那些满脑子只是权力、地位、控制任何处境的那些人来说，特别难以忍受。由于感到他们的反应明显不当，他们恼恨它，好像它代表一种软弱或懦怯似的。 焦虑中的另一个因素是明显地非理性。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控制他们，对于有些人来说更是无法忍受。对于那些隐秘地感到内心中非理性矛盾的力量应接不暇的危险的人，和那些自动地训练自己受理智的严格控制的人而言，这种非理性是特别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愿忍受这种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着这些个人性的动机之外，这后一种反应还涉及一种文化的因素，只要我们的文化特别强调理性的思维和行为，并认为非理性或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东西是低劣的话，情况就是如此。 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此相联系的焦虑中的后一种因素：由于焦虑的这种非常强烈的非理性因素，焦虑表现出一种隐藏的警告，即我们内心的某些东西会失去控制，所以它要强烈地控制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不仅我们有意识地将它看作是一种挑战，而且在内心隐秘地认为我们在进行挑战，不论我们是否选择承认这种态度。我们大家都不会喜欢这种挑战，人们很可能会说，我们反对的就是认识到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某些态度。然而，一个人越是感到无助，越感到他已经陷入到这种恐惧和防御机制的复杂网络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也就越执着于这样的幻想：他是对的，他在每件事情上都完美无缺，他在本能上也就反对任何——即便只是间接的和隐秘的——他做错了这样的提示，并不作任何态度的改变。 在我们的文化中，逃避焦虑有四种方法：理性化，否认，麻痹，避免可能会产生焦虑思想、感受、冲动的情景。 第一种方法——理性化——乃是避免责任的最佳解释方法。它包括将焦虑转化为理性的恐惧。如果这种转换的心理价值为人所忽略，我们就想象说，这种理性化并没有改变什么。那位过分担心她的孩子的母亲事实上正是关心她的孩子，不管她是否承认她具有焦虑的情绪或是否她把她的焦虑解释为合理化的恐惧。然而我们则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下述的实验：告诉这位母亲，她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告诉她，这是对现存危险的一种不当反应，并且包含了个人的因素。她的反应会是，竭力否认你的指教，并且使出浑身的解数来证明你是错误的：玛丽不是在托儿所感染上这种病的吗？强尼不是在爬树时摔断腿的吗？最近不是有人用糖果来诱骗孩子吗？她的行为难道不是完全出自关爱和责任感吗？ 无论何时，当我们碰到这种对非理性态度的竭力防御时，我们都会确信，这种防御的态度对个人具有重要的功能。这样的母亲不但不会对她的情绪感到无助，相反她会感到她能积极地为这种处境做些事，她不但认识不到她的软弱，相反她会为她的高标准感到自豪。她不仅不承认她的态度充满了非理性的因素，相反她感到自己是非常理性和合理的。她不但不正视和接受挑战以改变她内心中的某种东西，相反她却把她的责任转嫁给外部世界，由此逃避面对她内心的动机。当然，由于她不摆脱她的担心，她不得不为她暂时的有利付出代价。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孩子得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她认识不到这一点，总而言之，她不想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她深深地陷入这样的幻想而不能自拔：自己可以不必改变内心的缺陷，而又能设法拥有改变所获得的一切利益。 对于相信焦虑是一种理性的恐惧的一切倾向而言，这一原理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而不论它的内容是：分娩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对食物的恐惧、对灾祸的恐惧、还是对贫困的恐惧，都是如此。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方式是否认它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否认它，也即是说将它从我们的意识中排除出去，否则我们也拿焦虑没有办法。诸如颤抖、盗汗、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尿频、呕吐、腹泻，以及在心理方面的烦躁不安的感觉，受打击或麻痹了的感觉，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上同时发生的情况。我们担心或意识到恐惧和焦虑时，我们都有可能具有这些情感和生理感觉，它们也可能是现存的被压抑的焦虑的唯一表现。在后一种情况中，个人对他的情景所了解的一切是如此的明显易见，因为在某一处境中他不得不频繁地去小便，在火车上会感到眩晕呕吐，在夜里会不时地盗汗，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 然而，也有可能有意识地否认焦虑，有意识地去克服它。试图通过不断地忽视它而摆脱恐惧，这种情况偶尔也发生在正常人的身上。这种正常的情况最常见的例子是士兵，他们不断地促使自己克服恐惧，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行为。 神经症患者也可能有意识地决定去克服这种焦虑。例如，一位临近青春期的姑娘，深受焦虑的折磨，特别害怕遭到抢劫，因此有意识地决定无视这种焦虑，夜晚单独一人睡在阁楼，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踱步。她告诉心理学家的第一个梦显现出她的这种态度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它包括事实上是恐惧的各种情景，但是每一次她都勇敢地面对这些恐惧的情景。有一次，她在夜里听到花园里有脚步声，她走到阳台上问道：“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摆脱了对抢劫的恐惧，但是她根本投有改变激发她的焦虑的那些因素，因此，仍然存在的焦虑所产生的其他的结果依然存在。她继续逃避现实，胆小怕事，她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不能安下心来做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 在神经症患者心中，这种有意识的决定并不常有。通常这些过程都是自发的。然而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有意识地作出决定的程度，而是它所产生的结果。神经症患者“集中精力”所获得的一切结果乃是摆脱一种特殊的焦虑现象，就像前面所说的女孩那样，摆脱的只是对抢劫的恐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低估这一结果，它可能有实际的价值，也可能在加强自尊心上有生理上的价值。但是由于这些价值常常作了过高的估计，因此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极的方面。不仅人格基本的动力学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当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存在于他内心的困扰的某一显著现象时，他也就同时丧失了把握住它们的关键刺激。 漫无目的地摆脱焦虑的过程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常常认识不到这种摆脱过程。例如，侵犯性，在一定的处境中，很多神经症患者都会表现出来，却常常被认为敌视对手的一种直接表达方式，然而，它最初很可能是一种处于一种受攻击的压力下克服怯懦的不相干的表现。敌视的态度也会经常存在，此时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大大地表现出他所感到的侵略性，他的焦虑促使他去克服他的怯懦。如果这一点被忽视了，就会存在将不相干的侵略性错当成真实的侵略性的危险。 第三种消除焦虑的方法就是麻痹它。这一点可以有意识地做到。而且确切地说是通过酗酒和吸毒来达到。然而，还有很多方法做到这一点，而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其中之一就是因害怕孤独而投身于社会活动；不论这种恐惧是否已经被认识到，还是表现为模糊的不安，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情景。另一种麻痹焦虑的方法是沉溺于工作，这种过程我们可以从工作的强迫特征上认知，也可以从在星期日和节假日中表现出来的不自在上来认知。同样的目的也可以通过对睡眠的极度需求来达到，虽然从睡眠中往往不能获得清醒的结果。最后，性欲活动也可以作为一种安全的阀门来排遣焦虑。人们早就知道强迫性的手淫可能是由焦虑产生的，但是，各种性关系也是由焦虑产生的。那些主要是通过性欲活动来缓解焦虑的人，一旦没有机会获得性欲的满足，即便是在短时间内，就会变得极为不安和恼怒。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法是最极端的方法：它包括躲避那些可能会产生焦虑的一切情景、念头或感觉。这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就像害怕开车的人不去开车，害怕爬山的人不去爬山，都是这种方式的表现。然而，他也有可能模糊地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有焦虑症，而且可能是在模糊地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逃避焦虑。例如，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有些延搁、踌躇，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而没有将它与焦虑联系起来。例如在作出决定、看医生或写信等方面。或者他可能“假装”，也就是说主观上相信他所计划的这些活动——如参加一次讨论会，给部下下达一次命令，与另外一个人疏远——并不重要。或者，他可能“假装”不喜欢做这些活动，并且以此为理由躲避它。一个害怕在集会上被人忽视的女孩可能会逃避集会，而自欺欺人地说她不喜欢社交活动。 如果我们进一步指出这种逃避是自发地起作用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禁止现象。所谓禁止，它包括不能去做、感受或思考某种事情。它的功能乃是逃避那些为去做、去感受或去思考某种事时就会产生的焦虑。人们意识不到这种焦虑，而且无法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克服这种禁止。这种禁止作用在功能性的歇斯底里丧失中，以最为引人注目的形式表现出来：歇斯底里的失明、失语或四肢瘫痪。在性欲范围内，性冷淡和性无能是这种禁止的典型代表，尽管这种性欲禁止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在心理范围内，常见的禁止现象包括注意力不能集中，不能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与他人交往等等。 如果花几页的篇幅专门罗列禁止的现象，以使对禁止的各种不同形式和禁止出现的频率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应该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我认为，我应该把这个题目留给读者自己去观察，因为禁止是日常中常见的现象而且很容易认识，如果它们充分表现出来的话。这里也有必要简单地考察一下必要的前提条件，以便人们认识到禁止作用的存在。否则，我们就会低估了禁止发作的频率，因为我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真正具有的禁止作用到底有多少。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值得做些事情以便意识到我们不能做它。例如，在我们认识到禁止作用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拥有达到这些事物的野心。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不常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但事实上决非如此。例如，让我们假设有一个人正在听一篇论文的宣读，并对此篇论文想作些批评。但是他怯于表达他的批评，此时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禁止，有时会出现一种强烈的禁止，使他不能组织他的思想，结果在讨论结果之后或者在第二天的早晨这些组织才会又回到脑海中来。有时禁止更为强烈，以致阻止他有批评的念头，而在这种情形下，假定说他事实上感到要对该篇论文进行批评，可是却又易于盲目地接受宣读者所说的观点或者甚至对他表示钦佩，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有任何禁止。换言之，如果禁止作用强大到检查欲望和冲动，那么就不可能意识到禁止作用的存在。 如果禁止作用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使得他乐于坚持认为这是不可战胜的事实，那么阻止意识的第二种因素就会出现。例如，如果有人对任何竞争性的工作感到强烈的焦虑，结果使得他在每次尝试工作之后都感到疲惫不堪，那么这个人可能坚持认为，他不够强壮，做不了这项工作。这种信念阻止着他，但是，如果他承认这种禁止，他可能会回去工作，将自己暴露给这种可怕的焦虑的面前。 第三种可能性使我们返回到文化的因素上。如果那些个人的禁止作用与文化所允许的禁止形式恰好相同，或与现存的意识形态相同，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意识到个人的禁止作用。一位病人对接近女人具有严重的禁止，不曾意识到这种禁止作用，因为，他根据普遍接受的女人是神圣的这一观念来看待自己的行为。一位对欲望实行禁止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是在遵守节俭即美德的古训，对政治的或宗教的或任何有特殊利益的教条的批评实行的禁止作用可能是逃避引入注目，我们可能完全不知道任何暴露给惩罚、批评或隔离这种焦虑的存在。然而，为了判断情景，我们当然必须详细地了解个人的因素。不作批评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存在禁止的作用，它也有可能是由于一般的心不在焉，由于愚笨或由于他具有与教条相同的信仰。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解释不能认知现存禁止的原因，也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便是有经验的心理分析学家，要想查出这些禁止，也感到非常之困难。但是即使假定我们能够认识所有这些禁止，我们仍然过于低估了禁止作用发生的频率。我们不得不考虑所有的这些反应，尽管这些反应不会全部形成禁止，但是都在朝着这个结果发展。在我心中所想的态度中，我仍然能做一定的事情，但是，与这些事情相联系的焦虑却对行为本身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在从事我们感到焦虑的一种活动时，会产生出一种压抑、疲劳甚至是精疲力竭的情绪。例如，我的一位病人，她已经从对上街散步的恐惧中恢复过来了，但是在散步时，她仍然具有极大的焦虑，当她在星期天上街散步的时候，她总是感到精疲力竭。这种精疲力竭并不是由于身体虚弱，这一点可以由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加以证明：她干繁重的家务活时一点也不觉得累。正是与户外散步相联系的焦虑使得她感到精疲力竭。这种焦虑虽然减少了，使她能够到户外散步，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使得她的散步精疲力竭。我们通常将工作中的困难归咎于工作过于繁重，但事实上它并不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对工作或对同事的关系的焦虑而引起的。 另一方面，与一定的活动相联系的焦虑会使这种活动的功能受到损害。例如，如果有一种与下命令有关的焦虑，那么，这些命令将会以一种歉意的、无强制作用的方式下达下来。骑马的焦虑将会使他不能控制这匹马。人们对这些焦虑的意识程度也不相同。有人可能会意识到焦虑使他不能以满意的方式完成他的任务，或者他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第三，与一种活动相联的焦虑会损害从事这一活动时本应该有的快乐。这一点对较小的焦虑作用而言并不适用；相反，它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愉悦。带着某种恐惧乘坐游乐场里的过山车可能会使游戏更为刺激引人，但是，如果带着强烈的焦虑来坐过山车，可能会使游戏痛苦异常。与性关系相联系的强烈焦虑使得性交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这种焦虑，那么他就会感到性关系毫无意义。 最后的这一点可能使人感到茫然，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厌恶情绪可能会用作逃避焦虑的一种手段，而现在我却说厌恶可能是焦虑的一种结果。事实上，这两种结论都是正确的。厌恶可能既是逃避焦虑的手段又是焦虑的结果。这只不过是心理现象复杂难解的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它们复杂而广泛，而且除非我们下定决心必须考察无数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否则我们就不能在心理学的知识上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如何保护自己、防止焦虑的目的并不是要给出一切可能的防御机制的全部现象。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防止焦虑产生的更为彻底的方法。我现在的主要目的是证明这样的一种论断：我们具有比我们所意识到的焦虑多得多的焦虑，或者说，我们具有我们根本未曾意识到的焦虑，并且要指出某些应该注意到的更为常见的共同点。 所以，简言之，焦虑可能潜藏在生理不适的感情之后，如心跳加速和感到疲劳等的后面。它们可能被大量看起来有理的恐惧所掩盖，很可能正是这些潜藏的力量驱动我们去酗酒或使我们沉溺于各种不同的逸乐消遣之中。我们常常发现它是不能做或不能享受某种事情的原因，我们也总是发现它们是潜藏在禁止作用之后的驱动因素。 由于某些我们将在后文讨论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生活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建立了一个或另一个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的焦虑。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他的人格就越多地受到这种防御机制的渗透和控制，他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事情不能做或不想做，尽管按照他的活力、心理能力或教育程度，他完全有资格希望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神经症越严重，禁止也就越多，而且越精巧、越强大。
第四章 焦虑与敌视（选）
在我们讨论恐惧与焦虑之间的区别时，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焦虑乃是在本质上包含有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种主观因素的性质是什么呢？ 让我们从描述个人在焦虑不安时所具有的体验来作为开始吧！他有时感到有一种强有力的、无法逃避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他本人感到彻底的无助。不管是什么样的焦虑现象，不论它是不是对癌症疑病性的恐惧、对暴风雨的焦虑、具有恐高症，还是任何相似的恐惧，那种逼人的危险和对危险的防御这两种因素始终存在。有时，他感到无助的那些危险的力量乃是感到来自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冲动的威胁——害怕自己忍不住从高处跳下去，或忍不住要用刀子捅死某某人。有时这种危险完全模糊不清、不可捉摸，而是常常感到处在焦虑的攻击之中。 然而，这种情感本身并不是焦虑的惟一的特征，在任何包含有一种实际上具有的逼人的危险和实际上具有的对危险的无助这样的情景中，这些情感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我可以想象得到，在地震时人们的主观体验，或两岁的婴儿正受残忍的折磨的这种主观体验，与一个具有暴风雨的焦虑的人的主观体验完全不同。在恐惧的情形下，危险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对这种危险的无助感是由现实决定的，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或想象出来的，这种无助也是由个人自身的态度决定的。 所以，焦虑中主观因素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更为具体的探究：么是产生威逼的危险和对此危险无助态度的心理条件？无论如何，这是心理学家必须提出的问题。身体中的那些化学条件也能导致这些情感，然而与生理不适伴随的焦虑完全不同于心理的焦虑，因为，化学条件可以使人松弛和沉睡。 正如处理其他问题那样，在处理焦虑问题时，弗洛伊德也向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通过他的杰出的发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焦虑中的主观因素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动；换言之，伴有焦虑的危险和对这种危险的无助感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强大力量所引起的。在本章的末尾，我将详细讨论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而且也将指出在哪些方面我的结论与他的完全不同。 一般说来，任何冲动都有潜在的力量去激发焦虑，如果对它的发现或追究意味着对其他的兴趣或需求的侵犯，而且如果它是完全强迫的或完全主动的，那么情况就会是如此。在具有明确而严厉的性禁忌的时代，例如维多利亚时代，忍不住性欲冲动常常意味着招致现实的危险。例如，一位未婚少女，就必须面对社会丑闻的现实危险，而那些耽于手淫欲望的人，就将面对这样的危险，如遭受阉割的威胁，或致命的身体伤害和心理病的警告。同样的道理在今天也是适合的。某些病态的性冲动，如暴露癖和恋童癖，也是要遭到严厉禁止的。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就“正常”的性冲动而言，我们的态度是如此的宽容，以致允许我们自己来满足它，或在现实中加以发泄，比以往面临的危险要小得多，因此在这一点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性的理由来恐惧“正常的’，性关系。 性文化态度的改变很可能要为这样的事实负较大的责任：依据我的经验，这些性冲动本身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是焦虑背后的动力力量。这个论点仿佛有些夸张，因为毫无疑问，在表面上看来，焦虑的确仿佛是与性欲相联系在一起。神经症患者常常发现具有与性交相关的焦虑，或者作为焦虑的结果在这方面具有禁止作用。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焦虑的基础通常并不在于性冲动本身，而是在于与之相伴的敌视与冲动，例如性交中的伤害或侮辱性伙伴的冲动。 事实上，不同种类的敌意冲动是神经症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不太担心这一新的论断听起来又像是只是适合于某些案例的正确性中推论出来的不适当的概括性结论。但是，这些案例，在其中，人们可以发现在敌视和由敌视产生的焦虑之间的直接关系，并不是我这一论断的惟一基础。我们都知道，强烈的敌视冲动可能是焦虑的直接原因，如果追求它意味着对自我目的的破坏的话。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些情况。F先生与玛丽姑娘在山上旅游，F先生对玛丽姑娘心仪已久。然而由于某种妒嫉，他对她极为粗野和敌视。当他与她行进在陡峭的山路上的时候，他感到焦虑的严重的袭击，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因为他有一种有意识的冲动要将玛丽姑娘推下山崖。像这样的焦虑结构与源于性欲的焦虑的现象完全相同：这是一种强迫性的冲动，如果屈服这一冲动，对自我将会造成极大的灾祸。 然而，在大多数的人那里，与敌视和神经症焦虑之间的直接关联并不明显。那么，为了阐明我为什么要宣称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视的冲动是导致焦虑的主要的心理力量，现在，有必要详细地考察一下，由压抑敌视产生的各种心理结果。 压抑敌视指的是“假装”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因而在我们应该奋斗时或至少在我们希望奋斗时压抑奋斗，所以这种压抑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它产生了一种没有防御的情感，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加强了一种早已存在的无防御的情感。如果敌视被压抑了，当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遭到侵犯时，他人就可能会占他的便宜。 一位化学家C先生的经验代表了日常发生的这一类的情形。C由于工作过度，因而产生了人们称之为心力交瘁的情绪。他很有天赋，而且野心极大，但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由于某种我们暂时搁置一边的理由，他压抑了他的野心的冲动，因此表现为极度的谦虚。当他进入一家大化学工厂的实验室时，他的一名同事G先生，一位比他年长位尊的人，把他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对他表示了极度的友好。由于一些个人的因素——依赖他人的关爱，对批评性观察的早就有的胆怯心理，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野心，而且也未从他人身上看出这种野心一一C先生很高兴地接受了G先生的友谊。而且没注意到事实上G先生除了对他的职业之外，对其余的毫不关心。有一次他隐隐地感到震惊，G先生把一个可以付诸实行的发明的创见说成是他自己的，而事实上这是C先生的创见，他以前有一次在一次友好的谈话中透露给G先生的。有一阵子，C对G感到不信任，但是，因为他自己的野心事实上在他的内心激起了强烈的仇视，所以，他不仅立即压抑了他的仇视，而且也同时压抑了由此产生的正当的批评和不信任感。所以，他仍然相信G是他最好的朋友。结果，当G劝告他不要做某一项工作时，他只从表面的价值来接受这一劝告。当G作出了那项本可以由C来作出的发明时，C只是感到G的天赋和智力远远超过他本人。他很高兴有这样一位值得钦佩的朋友。所以，在压抑了他的不信任和他的愤怒后，C忽视了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即G先生是他的敌人，而不是他的朋友。由于他执着于自己所喜欢的幻觉，C放弃了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思想准备。他甚至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一个重要利益就是进攻，因此，他不能为他的利益而奋斗，而让他人利用了自己的弱点。 这种以压抑作用来克服的恐惧也可以由对敌视的有意识的控制来克服。但是一个人是控制他的敌视还是压抑他的敌视并不是他自己选择得了的，因为压抑类似于一种反射过程。如果在某一特定情景下我们无可忍受地意识到处在敌视之中时，它就会发生。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用意识来加以控制。对敌视的意识变得无可忍受的原因是，我们所敌视的人有时同时是我们喜欢和需要的人。人们可能不想正视诸如妒嫉或占有这样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了敌视，或者人们害怕认识他内心对他人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压抑是恢复信心最为便捷的方法。通过压抑，害怕敌视的情绪从意识中消除了，或阻止它进入意识之中。我喜欢用另外的方式不断重复这句话，因为虽然它简单易知，但是它却是精神分析中较少为人所理解的论断之一：如果某人压抑了他的敌视，他就无法意识到他的敌视。 然而，恢复信心最快的方法，从长远说来并不一定就是最安全的方法。通过压抑过程，敌视——或者为了表明它的动力特征，我们最好用愤怒这个词来表示——可以从我们的意识中驱除，但决不会消灭。它从个人人格中脱离出来，因而失去控制，作为具有爆炸性和爆发性的作用在他的内心翻转，因而力图加以发泄。被压抑的情感的爆发更为剧烈，因为由于它的隔离，它表现得更为强大，而且常常更为不可思议。 只要我们意识到怨恨，那么这种怨恨的扩张便以这种方式受到了限制。首先，当他处在一给定的环境中时，对其环境的考虑，使他明白能做什么以及他能对其敌人或他所声称的敌人做什么。其次，如果他怨恨的是他所钦佩或所喜欢或所需要的人，那么这种怨恨迟早会统合到他的情感整体中。最后，因为人可以对什么是适宜于做的，什么不适宜于做的事情形成一种直观的感觉，只要人形成了这样的人格，这种人格也会限制他的敌视的冲动。 如果愤怒被压抑了，那么，达到这些限制的可能性就切断了，结果，这种敌视的冲动就从内外两个方面侵入这些限制性之中，尽管只是以想象的方式侵入其中。如果我上面提到的化学家顺从这种冲动，他就想告诉他人，G先生如何滥用了他的友谊，或者向上级透露G先生剽窃了他的思想或者不让他从事他的这一思想的实验。由于他的愤怒被压抑了，这种愤怒就分散扩张开来，比如说有可能在他的梦中显示出来。情况很可能是，在梦中，他以某种象征的形式充当杀手，或者成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天才，而其他的人则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人。 通过分散他的愤怒，被压抑的仇视经过一段时间后为外在的因素所强化。例如，如果一位高级雇员对他的上司有了仇视的情绪，因为这位上司不与他商量就随意支派他，如果这位职员压抑了他的愤怒，从不对这位上司的安排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这位上司就会一直骑在他的头上，那么新的愤怒就会不断地产生。 另一种压抑敌视的结果是从这一事实中产生的，一个人把那些难于控制的具有高度爆发力的情感埋藏在自己的心中。在讨论这一情况的结果之前，我们得考虑一下由这一情况所产生的问题。通过这一定义，压抑一种情感或一种冲动的结果是，个人不再意识到他的存在，所以在他的意识中，他不知道他对他人怀有愤怒的情绪。那么，我如何能够说他把压抑的情感“埋藏”在心中？其答案在于，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没有严格的选择，但是，正如H.S .沙利文在一篇讲演中所指出的那样，有几种不同的意识水平。不仅被压抑的情感仍在起作用——这是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而且在意识的深层次上，个人都知道这种情感的存在。用更简单的话说，这表明，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傻子，事实上，我们观察到的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要好得多，正如我们通常比自己所想象的更能了解他人一样——比如，我们所得到的第一印象往往比较正确——但是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认知我们的观察力。为了避免重复哆嗦的解释，当我意指我自己知道我内心的活动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用“深藏”这个词来表示。 压抑敌视这一结果本身就足以产生焦虑，如果敌视和对他人利益的潜在危险总是非常大的话。模糊的焦虑状态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建立。然而，通常这一过程并不是达到这一点就停止不动了，因为它迫切需要摆脱那种在内心威胁人的利益和安全的危险情感。于是第二种反射般的过程产生了：个体把他的敌视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第一种“伪装”即压抑作用需要第二种“伪装”：他“假装”那种破坏性的冲动并不是来自他的内心，而是来自外部的某人或某物。从逻辑上讲，他自己的敌视冲动所针对的人正是他所投射的对象。结果，这个人就被假定具有与自己相同的心理，部分的原因是这个人具有了自己受压抑冲动时所有的粗野性质，部分是因为在任何危险下这种能力的程度不只是依据实际具体的情景，而且要根据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人们的防御机制越少，所出现的危险也就越大。 作为一种副作用，这种投射作用也用来满足自我辩护的需要。并不是个人自己要去欺骗、偷窃、侵占、侮辱他人，而是他人要欺骗、偷窃、侵占、侮辱个人。一位妻子忽视了她自己要破坏丈夫的冲动，并主观地确信她对其丈夫体贴温柔、奉献良多，因为这种投射作用，因而认为她的丈夫虐待了她。 这种投射作用的过程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为达到同一目的的其他过程所支持，一种报复性的恐惧也许会抓住这种压抑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想伤害、欺骗、欺诈他人，就会有一种他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恐惧。这种报复性的恐惧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人性的普遍特征？到底有多少是源自罪与罚的原经验？它作为个人的报复的动机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些都是有待于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它在神经症患者的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被压抑的敌视所导致的这些过程产生了焦虑的情感。事实上，压抑产生了具有焦虑特征的态度：对于来自外部的强大危险所带来的威胁，他感到无法防御。 尽管焦虑发展的步骤一般说来比较简单，但是在实际上，产生焦虑的条件通常却难于理解。其复杂因素之一就是，被压抑的仇视冲动通常不是投射到相关的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其他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那里有一个案例，小汉斯没有发展出对他双亲的焦虑，而发展出对那匹白马的焦虑。我的另一位非常敏感的病人，在压抑了她对她丈夫的敌视以后，突然形成了对在游泳池匍匐游水的不安。看起来世间的任何事物从细菌到狂风暴雨都会成为焦虑的对象。这种将焦虑从相关的人身上转移开来的倾向的原由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焦虑的对象是双亲、丈夫、朋友或与自己具有亲密关系的某一个人，那么这种想象出来的敌视就与现存的权威、爱恋或欣赏的关系完全不相称。这些案例中的原理就是否认对周围的敌视。通过压抑他自己的仇视，个人否认这样的事实：他自己的心中的确有敌视的情绪，但是通过把他的被压抑的敌视射到狂风暴雨上，他否认了他心中的这种对他人的敌视。许多美满婚姻的幻想就是建立在这种驼鸟政策之上的。 压抑敌视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焦虑，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焦虑每次都会将其发生的过程彰显出来。焦虑可能会即时地被一种保护性的措施转移了。这些保护性的措施我在前面已经讨论了一些，在后文还会继续讨论。例如，处在这种情景中的一个人可能会通过下述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发展出对睡眠或饮酒的强烈需求。 焦虑的形式有无限多种，它们可能是从压抑敌视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的结果，我将列举其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A：感到危险是从某人自己的冲动中产生的。 B：感到危险是从外界产生的。 从压抑敌视的结果上，A群看起来是压抑的直接结果，B群则以投射作用为前提。无论是A群还是B群都可以下分为两个子群。 （1）感到危险是针对自己的。 （2）感到危险是针对他人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四个主要的焦虑群： A1所感到的危险来自某人自己的冲动而且针对的是自己。在这一焦虑群中，敌视再度针对自己。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这一过程。 例如，对从高处跳下来的恐惧即是此例。 A2所感到的危险来自自己的冲动，但是针对的却是他人。 例如:用刀子伤害他人的恐惧即是此例。 B1所感到的危险来自外界，针对的是自己。 例如，对暴风雨的恐惧即是此例。 B2所感到的危险来自外界，而且针对的是他人。在这一焦虑群中，敌视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但是敌视的原初客体仍然存在。 例如，过分关爱的母亲对威胁其子女的危险的焦虑。 不用说，这样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提供快速确认焦虑的取向上，它可能有些用处，但是它并没有包括各种可能性。例如，我们不可由此推断，具有A型焦虑的人决不会投射他所压抑的焦虑，我们只能推断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特定的焦虑形式上，不具有投射作用。 敌视能产生焦虑，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夸张。这一过程还会对周围的其他方式发生作用;当焦虑是由威胁感所产生时，与敌视产生焦虑相反，它也容易在防御中产生一种反抗性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同于任何恐惧，因为它可能会激发攻击。如果反应性的敌视被压抑了，它也会产生焦虑，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循环。这种焦虑与敌视之间的循环作用，使得它们的一方总能产生和加强另一方，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在神经症中所发现的那些大量的残忍的敌视，这种交互作用也是为什么严重的神经症患者虽没有任何明显的外界困难处境，却仍然常常使得病情恶化的原因。焦虑和敌视谁是主要的因素，这一点并不重要。对于神经症动力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焦虑和敌视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一般说来，我所提出的焦虑概念是通过本质上是心理分析的方法阐述的。这一概念是用潜意识力量，即压抑、投射等过程的动力学来运作的。然而，如果我们阐述得更为详细一些，那么，在诸多方面，它与弗洛伊德所采取的立场有所不同。 弗洛伊德已经成功地阐述了焦虑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个观点，简言之就是焦虑导致了冲动的压抑。这种被压抑的冲动专指性欲的冲动，而且它纯粹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因为它基于这样的信念，如果性欲的能量不能释放，那么它的身体就会产生生理上的紧张，并转化为焦虑。按照弗洛伊德的第二个观点，焦虑——或他称之为病态焦虑的东西——是由对这些冲动的恐惧产生的，对这些冲动的发现和追求将会产生外在的危险。这第二种解释是心理上的，它不仅指的是性欲冲动，而且也指侵略的冲动。在解释焦虑时，弗洛伊德并不关心冲动的压抑或不压抑，而只是关心对这些冲动的恐惧，因为对这些冲动的追求会导致外在的危险。 我的焦虑概念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上述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两个观点必须统合在一起，这样才能理解焦虑的全貌。所以，我已经将他的第一个概念从纯粹的心理学的基础上解放出来，并将其与第二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一般说来，焦虑并不是产生于我们对冲动的恐惧，而是产生于对我们受压抑的冲动的恐惧。我认为，弗洛伊德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利用他的第一个概念——尽管它基于天才般的心理学的观察之上——乃是由于他只是用生理学上的观点来阐述焦虑，而不提出下述心理学上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压抑了一个冲动，那么在他的内心心理上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第二点是：弗洛伊德不重视理论而更为重视实践。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一观点：焦虑可能会由表现为外在危险的冲动所产生。性欲冲动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冲动。但是，只有它所依赖的严厉的个人和社会的禁忌才会使它成为危险的冲动。根据这一观点，由性欲冲动所产生的焦虑出现的频率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对性欲的文化态度。我不认为性欲本身是焦虑的一个特定源泉。然而，我相信，在敌视中有这种特定的源泉，或更确切地说，对敌视冲动的压抑是焦虑的特定来源。为了阐述这一概念，在本章我已经阐述了几个简单、实用的名词。不管什么时候发现焦虑或焦虑的迹象，我心中产生的问题都是：是什么样的敏感因素伤害并因此激发了敌视作用，如何解释压抑的必然性？我的经验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探索，就能满意地理解焦虑。 我本人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第三点是：弗洛伊德假定，焦虑只是在孩提时代才产生的，从出生时所想象的焦虑开始，到阉割的焦虑，他还假定晚年所产生的焦虑乃是基于幼儿时期遗留下来的反应。“毫无疑问，在我们称之为神经症患者的身上，他们对危险的态度仍有幼儿期焦虑的残余，并且没有从过去的焦虑处境中成熟起来。” 让我们分别来讨论在这些解释中所包含的因素。弗洛伊德断言，在童年时期，我们特别容易对焦虑产生反应。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很好地理解这一事实的原因之一是，儿童时期对不利的影响相对说来比较无助。事实上，在神经症患者中，我们总是发现焦虑的形成开始于孩提时代，或至少我称之为基本焦虑的基础在于这一时期。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相信，成年神经症患者的焦虑仍然与早先激发他的焦虑的处境有关联。举例说来，这就意味着，成年人仍然具有孩提时代的那种阉割的恐惧，尽管这种恐惧的形式变了。毫无疑问，在少数的例子上，我们仍然发现儿童时期的焦虑不安反应，以毫无改变的方式在适当的条件下在他的晚年重现。但是，一般说来，我们所发现的，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不是重复，而是发展。在一些病例中，精神分析使我们对神经症是如何发展的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解。我们可以发现，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奇异人格有一个没有中断的反应链条。因此，后期的焦虑除了其他情景外，也包含着孩提时存在的特定冲突所形成的各种因素。但是焦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孩提时的反应。如果认为它是如此，就会混淆两种不相同的事情，将一种幼稚的态度错当成孩提时才产生的态度。我们既然称焦虑为一种幼儿的反应，那么至少为公平起见，我们就应该称它为儿童早熟的态度。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选）
焦虑可以通过实际的冲突情景来加以充分的解释。然而，如果我们在一个病态人格中找到了一种产生焦虑的情景，那么我们就总是不得不考虑以前存在的焦虑，以便解释为什么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产生了敌视并将其压抑下来。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种从前的焦虑相应地也是从前存在的敌视的结果，以及诸如此类等等。为了理解这整个的发展是如何开始的，我们不得不回到童年时代。 这将是我处理儿童经验问题的少数几个场合之一。比较心理分析文献中的常规做法而言，我较少涉及儿童期。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儿童期不像其他的心理分析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重要，而是因为在本书中我想处理的不是神经症患者人格的实际结构，而是想处理那些导致神经症患者人格的个体经验。 在考察大多数神经症患者的儿童期时，我已经发现，这些人的共同特性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这种环境显示了下述在各种不同的综合形式中的特性。 基本的错误乃是常常缺乏真正的温暖和关爱。一个儿童能够忍受大量平常所谓的创伤——例如突然的断乳、偶尔的打骂、性经验等等——只要在他的内心感受到需要和爱护，情况就会如此。不用说，儿童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关爱是否真实，而且不会为任何虚假的关爱表示所欺骗。儿童没有接收足够的温暖和关爱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父母自己的神经症患者而不能给予他以温暖和关爱。尤其常见的是，以我的经验来看，这种温暖的根本缺失被掩饰起来了，父母内心认为，他们已考虑到孩子的最佳利益。教育理论教导她说，一位“理想”母亲的溺爱或自我牺牲的态度是造成这样一种氛围的基本因素，正是这一氛围为孩子将来的不安全感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石。 尤有甚者，我们发现了父母本身所具有的产生敌视的各种行为与态度，诸如偏袒其他的孩子，不公正的责备，令人捉摸不定的忽而过分溺爱忽而声色俱厉的拒绝，不守诺言，以及对待孩子的需求的态度，从暂时的不闻不问逐渐过渡到对孩子最合理的需求进行不断的干涉，诸如干涉孩子交友，嘲笑孩子的独立思考，破坏孩子追求的兴趣，不管是艺术上的、体育上的还是机械上的——总而言之，父母的这种态度，即便不是有意为之，但是在效果上还是破坏了孩子的意志。 在有关产生儿童敌视的因素的心理分析文献中，主要强调的是挫折了儿童的愿望，尤其是性欲和妒嫉方面的愿望。情况可能是，产生幼儿敌视的原因，部分地是因为，一般说来父母的禁止快乐的文化态度，特别说来，则是父母禁止了幼儿的性欲，不管是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的儿童之间的性游戏。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挫折不是反叛性敌视的惟一原因。观察表明，毫无疑问，儿童正如成人一样，能够接受许多责备，如果他们感到这些责备是公正的、公平的、有必要或有目的的。例如，儿童并不介意有关清洁的教育，如果父母不对此施加过分的压力，而且不以完美和严厉来苛求孩子的话，儿童也不会介意偶尔的惩罚，如果他感到这种惩罚是对他的关爱而且是公平的，而不是有意的伤害和侮辱的话。挫折本身是否能引起敌视，这一问题难以判断，因为在对儿童加诸很多责备的环境中，通常还存在着诸多其他的刺激因素。重要的是挫折所包含的精神，而不是挫折本身。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乃是因为人们常常强调挫折本身的危险性导致很多父母滥用这一观念，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并使许多父母不敢于涉子女的行径，惟恐子女因此受到伤害。 正如在成人中那样，儿童那里，妒嫉也的确是可怕的仇恨的来源之一。毫无疑问，兄弟姐妹之间的妒嫉以及父母之间的妒嫉在神经症儿童身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这种态度对儿童后来的生活来说也具有终生的影响。然而，关于产生妒嫉的条件，则有诸多的疑问。那在兄弟之争中以及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所发现的妒嫉反应必定会在每个儿童身上都会产生吗？或者它们乃是由特定的条件激发出来的？ 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的。他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对父母一方的强烈妒嫉反应能够产生足够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能产生恐惧，并因此对人格的形成和人际关系产生永久性的困扰影响。由于常常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这些现象，因此，弗洛伊德假定这些现象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不仅假定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核心，而且他试图在此基础上来理解其他文化中的复杂现象。然而这一普遍性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妒嫉反应的确容易从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中产生，正如容易从每个紧密地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产生一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具有破坏作用的特定的妒嫉反应——当我们谈论俄狄浦斯情结和兄弟姐妹之争时就会想到这一点——是我们的文化中固有的，更不用说其他的文化了，它不具有弗洛伊德所说的普遍性。它们是人类的一般反应，但是都是受儿童成长的气氛的影响而在后天产生的。 具体地讲，到底是哪种因素得为妒嫉的产生负责，在后文讨论病态妒嫉的一般意蕴时我们就会理解到。我们不妨在此提一提，缺乏温暖和竞争精神有助于产生此一结果。除此之外，病态的父母创造了我们上文所讨论的那种气氛，他们通常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没有满意的情感或性关系，因此易于使子女成为他们爱欲的对象。他们将自己的关爱需求释放在子女的身上。尽管这种关爱的表达并不总是具有性欲的色彩，但是无论如何，它是富有情感意义的。我很是怀疑，潜在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性欲会强大到足够影响一种潜在的困扰。无论如何，我不知道有任何病例不是神经症父母通过恐怖与温柔逼迫子女进入这种热情的关系，并包含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欲和妒嫉。 我们习惯相信对家庭或家庭成员的仇视对儿童的发展来说是不幸的这一论断。的确，如果儿童起而反抗病态父母的行为，这是相当不幸的。然而，如果有很好的反对理由，那么对儿童人格的形成来说所具有的危险并不在于对抗议的感受与体验，而在于对抗议的压抑。压抑批评、抗议或责备会产生很多危险，其中之一是儿童可能会将所有的责备都揽到自己的头上并感到自己不得人爱。这种处境的意蕴我将在后文中讨论，在这里要讨论的与我们有关的危险是：受压抑的敌视会产生焦虑并开始形成我们上文所讨论的那些病态人格。 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儿童会压抑他的敌视？其原因有很多，而且是以不同的程度和混合形式发生作用，它们包括：无助、恐惧、关爱或犯罪感。 儿童的无助常常仅仅被当作一种生物学上的事实。尽管儿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事实上是依赖于他的环境来实现其自身的需求——比起成年人来，他们既没有体力又没有经验——然而，人们过分强调这个问题的生物学方面。儿童在2～3岁以后就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改变，他们从生物学上的依赖转变为对一种包括儿童的心理、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从儿童成熟一直持续到青年时代，直至能够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生命为止。尽管儿童依赖父母的程度对每个人来说皆有不同。它完全依赖于父母试图在对后代的教育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使孩子强壮、勇敢、独立、能对付各种处境，还是使孩子顺从，对生活一无所知，或简而言之直到20岁或更大年龄时仍对孩子实行婴儿式的教育。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无助常常为恐吓、溺爱或使儿童始终处在情感依赖状态的这些行为来人为地加强。一个孩子越是无助，他也就越不敢感受和表示反对意见，而这种反对意见在内心中也就持续得越久。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情感——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格言——乃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视，因为我需要你。 恐惧也可以直接从威胁、禁止和惩罚中产生，也可以由突发脾气或由儿童所见到的暴力情景所产生，它还可以从直接的恐吓中产生。例如用生活中一些巨大的危险来加深儿童恐惧的印象：细菌、街上的车辆、陌生人、未受教育的孩子、爬树等等。孩子越感到恐惧，他越不敢表示甚至感受敌视。在这里，格言就是：我不得不压抑我的敌视，因为我害怕你。 关爱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压抑敌视的原因。 父母缺乏真诚的关爱，却常常在口头上强调他们是如何地爱孩子，他们如何为孩子耗尽心血。一个儿童，尤其是受到恐吓的儿童，就会抓住这种关爱的替代品而不敢进行任何的反抗，因为他们惟恐丧失因驯服而得到的报酬。在这种情景下，其格言就是：我不得不压抑敌视，因为我害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儿童压抑敌视父母所由此产生的情景，因为他害怕一旦他表示出对父母的敌视，他就会破坏他与父母的关系。他为这种明显的恐惧所驱使，这就是，这些强大的巨人会遗弃他，收回他们的好意，或起而反对他。此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儿童常常为感觉或表达他的敌视或反对意见而感到有罪。这就是说，如果他感到或表示出对父母的怨恨，或者如果他打破了父母所建立的规矩，那么他会被教育成承认他自己一文不值或轻视自己。这两种有罪感的原因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儿童在禁止领域的越轨方面的负罪感越重，他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轻视或责备。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欲领域乃是最经常激发负罪感的一个领域。无论这种禁止是由听得见的沉默还是由公开的威胁和惩罚表现出来，儿童经常感到的不仅是被禁止的性好奇和性行为，而且如果他沉溺于其中，他就是污秽不堪不值一提的卑贱。如果儿童对父母的一方有任何性幻想和欲求，那么，尽管他们接受了对性欲态度的禁忌，因此会将此幻想压抑而不表达出来，这些思想仍然会使儿童感到犯罪感。在这种情景下，其格言就是：我不得不压抑敌视，因为如果我感到敌视，那么我就是一个坏孩子。 在不同的综合中，上文所提到的任何一种因素都会使儿童压抑他的敌视，并最终产生焦虑。 但是是不是每种婴儿期的焦虑最终都必然导致神经症？我们的知识还不够先进，因此尚不能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信仰是，对于神经症的形成来说，婴儿期的焦虑是必然的因素，但不是充分的原因。一些有利的环境，如早期环境的改变或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的影响，都可能预示特定的神经症的形成。然而，正如情况经常所发生的那样，如果生活环境并不能减少焦虑，那么不仅这种焦虑会保持不变，而且——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必然会逐渐增加和激发构成神经症的各种过程。 在这些可以影响加深婴儿期焦虑的因素之中，有一种因素我要特别地加以考虑。敌视和焦虑的反应是局限于那逼使儿童产生敌视和焦虑的环境，还是它会发展成一种对一般人的敌视和焦虑的态度，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 例如，如果一个儿童非常幸运，有一个慈爱的祖母，一个善解人意的老师，一些好朋友，他与这些人的体验可能会阻止他从他人那里只得到坏的印象。但是，他在家庭中的经验变得越困难，孩子越会易于形成对父母及其他儿童的敌视反应，同时也对每个人产生不信任或敌视的态度。孩子越是孤单，越不能使他人的经验成为自己的经验，那么这种病态的人格也就越强烈。最后，孩子越是掩饰对他自己的家庭的怨恨，例如，通过同意父母的态度来掩饰，他就会越将其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并因此相信一般的“世界”是危险的、可怕的。 对“世界”的一般焦虑也可能会逐渐地形成和增加。在上面所描述的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在与其他的儿童的交往中，不敢像他们一样富有进攻性和好斗。他们不知道自己需求什么，将一个无害的玩笑当成一个严重的拒绝。比起其他的儿童来，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更不会保护自己。 由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因素所产生或形成的处境，或者与此相似的因素所产生的环境，乃是一种在内心逐渐增加、无所不在的孤独感，及置身于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无助感。这种对个体环境的敏锐反应，会结晶成一种人格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并不构成神经症，而是一种培植神经症的土壤。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所起的基本的作用，因此我给它一种特别的称呼：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视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心理分析中，透彻地研究过所有不同的个体焦虑的形式后，人们会逐渐认识到这一事实：基本焦虑都屈从于与人的一切关系之中，个体的焦虑可能是由具体的原因激发的，但是即便在实际情景中没有具体的刺激，基本的焦虑仍然存在。如果将全部的神经症现象与一个国家的不安定的政治状态相比，那么基本焦虑与基本敌视将与潜在的对国家的不满和抗议相似。在这两个例子中，表面上都看不到不正常的现象，或者它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国家而言，它们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游行；在心理领域，焦虑的形式可能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不管这种特别的刺激如何，焦虑的各种现象都是从一种共同的背景中发泄出来。 在单纯的情景神经症中并没有基本的焦虑。它们乃是由对个人的实际冲突矛盾情景之病态性反应所构成的，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并未受到困扰。下述情况可以用作这些病例中的一个典范，因为这些病例经常会在心理治疗的实际病例中出现。 一位45岁的妇女抱怨在晚上心跳加速和焦虑不安，且伴有盗汗现象。但是在临床上并未发现她有任何器官上的毛病，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的人。她给人的印象也是古道热肠、心直口快。20年前，由于一些环境而非她本人的原因，她嫁给了一位比她大25岁的男人。她与他相亲相爱，他们之间的性关系也很令人满意，共同生育了3个孩子，孩子也很有出息。她吃苦耐劳，在做家务方面是一把好手。在过去的五六年中，他的丈夫开始变得有些不正常，性能力大不如前。但是她忍受了这些而没有任何病态的反应。麻烦开始于7个月之前，一位可爱的、年龄与他相当的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开始注意到了她。结果，她开始对她那老朽的丈夫感到怨恨，但是考虑到她的整个思想和社会背景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她完全压抑住了这种情感。借助于几次会诊的帮助，她能够正视这种冲突的情景，并因此摆脱了焦虑。 没有什么比拿神经症患者与上文所举的例中单纯的情景性神经症加以相互比较更能够指出基本焦虑的重要性了。单纯的情景性神经症发现在健康的人身上，这些健康人由于可理解的原因而不能有意识地解决冲突的情景，也就是说，他们不能面对冲突的存在和冲突的性质，因此无法作出明确的决定。这两类神经症患者之间的明显不同之一就是，情景神经症患者的治疗有极大的成功率。对性格神经症的治疗有极大的难度，并因此而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有时治疗期太长以致病人都难以忍受；但是情景神经症相对说来比较容易治疗。对情景进行可理解的讨论，往往不仅是对症状的治疗，而且是对病因的治疗。在其他的一些病例中，对病因的治疗乃是通过改变环境而清除困难。 所以在情景神经症中，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在冲突的情景与神经症反应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性格神经症患者之间看起来并不存在。由于这种现存的基本焦虑，最轻的刺激也会激发最严重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尽管焦虑的表面形式，或者说防御焦虑的表面形式的范围是无限的，而且每个人的表现也各不相同，但是，基本焦虑在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程度和强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它大致可以描述为渺小感、无足轻重感、无助感、遗弃感、危险感，总之，它们出自滥用、欺骗、进攻、谦卑、背叛、妒嫉这样的情感。我的一位病人在自发地给出的一张画上表达了她的这种感情。在这张画上，她像一个弱小、无助、赤裸的小孩坐在背景的中央，周围包围着各种有威胁的怪物、人和动物，准备进攻她。 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常常发现对这种焦虑存在的高度知觉。在偏执狂或妄想狂病人身上，这种焦虑局限在某一特定的人身上；而在精神分裂病人身上，对他周围世界的潜在敌视常常有一种敏锐的知觉，以至倾向于将善意当作表示潜在的敌视。 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对基本焦虑的存在却很少有所知觉，对基本的敌视也没有什么知觉，至少不知道它对于整个生命的重要性和意义。我有一个病人，在梦中将自己看成是只小老鼠，不得不躲在小洞中，以免被别人踩到——因而对自己在生活中的行为给了一个十分真确的画像，这位病人真切地意识到在实际生活中她害怕每一个人，但是她告诉我说她不知道什么是焦虑。对每个人的基本不安可能会被一种表面的信仰所掩盖。这种信仰就是：一般的人都是非常可爱的，并且可以以一种良好的关系与他人共同相处，对每个人的深深厌恶也完全可以通过随时随地地称道他人而加以掩饰。 尽管基本的焦虑是关涉人的，但是它可能会完全摆脱它的个人特征，而改变成为暴风雨、政治事件、细菌、意外事故、罐装食品的威胁的感觉，或为命运所击倒的感觉。对于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说，认识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认识到这种焦虑并不真的是与细菌等东西有关，而是与人有关，认识到他对人的恼怒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只是对现实刺激的一种充分而又合理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对他人产生了基本的敌视，也就是说，不再信任他人之前还要求进行强烈的精神分析的工作。 在描述神经症患者的基本焦虑的意蕴之前，我必须讨论一个在许多读者心目中存疑的问题。被描述成神经症的基本构成成分的这种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敌视态度，难道不是一种我们大家都隐秘地具有的——尽管可能是比较轻的程度——“正常”态度吗？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人们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如果“正常”是用于一般人的态度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基本焦虑的确是德国哲学和宗教语言称之为“生物的恐惧的一种正常推断。这个术语所表示的事实上是我们大家对我们更有力量的那种东西的无助感，这些更有力量的东西有：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祸、政治事件、事故等等。我们初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儿童时的无助时期，但是这些认识一直伴随我们终生。这种对生物的焦虑与基本焦虑一样，具有比我们更为强大力量的无助因素，但是它却并不包含有对这些力量本身进行敌视的意思。 然而，如果在就我们文化的一般意义上来使用“正常”一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一般来说，经验会使我们文化中的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并不太与世隔绝的话——成熟时变得对他人更为保守，更尽量避免信任他人，更为熟悉这样的事实：人们的行为常常并不率真，而是受懦怯和便利心理所决定。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么他就会也包括他自己；如果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么在他人的身上他会对这一点看得更为清楚。总而言之，他形成了一种完全与基本焦虑有关的态度。然而，还是有诸多的不同：健康成熟的不会对这些人性的弱点感到无助，同时在他的身上也不会发现基本的病态态度所具有的莫名其妙的情感。他仍然保持有能够维持真诚友谊以及信赖他人的能力。或许，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由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健康人使他的巨大的不幸的经验局限于某一他能控制的年限，而神经症患者则使它们处于不能控制的年限，结果，他的无助对这些不幸发生了反应，形成了焦虑。 神经症患者就对他自己和对他人的态度而言，其基本焦虑有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情感孤立，当它与自己内心的软弱感一起出现时，这种情感孤立就更为难受。它意味着自我信任的基础变得脆弱了。它带有一种潜在冲突的种子，这种冲突发生在他渴望依赖别人又不能依赖别人的这种两难之间，因为他对他人深感不信任而又敌视。它意味着，由于内心的软弱，个人感到具有这样的欲望，即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向他人，保护自己，关心自己。然而由于他所具有的基本焦虑，使他具有太多的不信任，以致难以实现这些欲望。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安全的保护上。 焦虑越难以忍受，意味着越不得不彻底地保护自己。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主要的方法，人们可用之保护自己消除焦虑，这就是：关爱、顺从、权力、逃避。 第一，获得任何形式的关爱都可以用作对焦虑的强有力的防止。格言是：如果我爱你，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顺从可以按照是否关系到特定的个人或制度而加以粗略地区分。顺从有这样的一种特定的焦点，例如，对标准的传统观点顺从，或对某些宗教的仪式的顺从，或对某些有权势的人的要求顺从，在遵从这些规则或顺从这些要求时，是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可能会采取“好”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好的含义与所顺从的要求或规则完全不同。 如果顺从的态度与任何制度或个人无关，它会以更一般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服从所有人的潜在欲望并避免产生怨恨的一切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压抑了自己所有的要求，压抑了对他人的批评，心甘情愿地受他人的虐待而不自卫，而且愿意不加区别地帮助他人。偶尔有些时候，人们意识到这样的事实：焦虑是行为的基础，但是通常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一事实，并且坚定地相信，他做了他所做的，因为心中具有大公无私和牺牲自我的理想，这种理想有时太过分，把自己的欲望都舍弃了。无论是顺从的特定形式，还是顺从的一般形式，其格言是：如果我放弃，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的态度也服务于通过关爱来确保安全的目的。如果关爱对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他生命的安全感依赖于它，那么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主要说来，这就意味着，他顺从于他人的一切愿望。然而，其结果是，一个人不能信任任何关爱，而他的服从态度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得关爱，而是为了赢得保护。有些人只在顺从时才感到安全。在他们那里，焦虑是如此的严重，对关爱是如此的不信任，以至于连关爱的可能性都没有。 防止焦虑的第三种努力是通过权力——力图通过赢得实际的权力或成功、或占有、或钦佩、或智力优势而达到安全感。在这种保护的努力中，其格言是：如果我有权力，就不会有人来伤害我。 防止焦虑的第四种手段是逃避。采用上述保护措施的群体都心甘情愿地满足于世界，用一种或另一种方法来应付世界。然而，还有一种逃避世界的保护措施。这并不意味着做荒江野老，过遗世独立的生活；而是意味着当他人影响到自己的外在或内在的需要时，他不去依赖他人。外在需要方面的不依赖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例如，聚敛财物。这种聚敛财物的目的完全不同于追求权力或影响的目的，他们对财物的使用也不相同。因为不依赖他人而聚敛财物者，他们感到非常焦虑，以致不能享用这些财物，同时他们也具有一种吝啬节俭的态度，因为其惟一的目的是要使一切事物获得安全。另外一种不依赖他人的方法也可以达到外在的独立于他人的惟一目的，这就是将自己的需求缩减到最小。 例如，内在需求不依赖于他人可以通过力图从感情上独立于他人，因而没有任何事情能伤害自己或使自己感到失望。它意味着舍弃自己的感情需求。这种舍弃的表示之一就是不严肃地对待任何事情，包括自己。这种态度常常可以在知识分子圈中发现。不严肃地对待自己并不是说认为自己不重要。事实上他既不严肃地对自己，又认为自己非常重要，因此处在这两种态度的相互矛盾之中。 这种逃避的方法与顺从或屈从的方法相类似。因为二者都是舍弃自己的欲望。但是后者的舍弃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印象或者是为了屈从于他人的欲望以便感到安全，而前者则根本不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印象，舍弃欲望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赖于他人。这里格言是：如果我逃避，就没有事情能伤害到我。 为了评估这些不同的防止焦虑的努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起的作用，有必要认识他们潜在的强度。它们并不是由于一种希望满足快乐或享乐的欲望所产生的，而是由一种希望得到自信的希求所产生的。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它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本能的欲望强大或更具强迫性。经验表明，例如，野心这一驱动力的影响像性欲冲动一样强大或更强。 这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无论是追求全部的方式或是追求主要的方式，都会使他们所缺乏的安全感再度出现，如果生活景况允许人们追求它而不发生冲突——尽管这种片面的追求通常要付出使整个人格贫瘠的代价。例如，一位采取顺从态度方法的女人，可能会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发现安宁和大量的次级性满足，这种文化要求屈服家庭和丈夫，顺应各种传统的形式。如果是一位元首形成了一种对权力和财富的不倦追求的性格，那么其结果又可能是安全感的再现和功成名就的人生。然而，事实上，对一个目标一往无前的追求，常常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所确定的要求太过分，或太考虑不周以至卷入了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尤其更为常见的是，从一种强大的潜在的焦虑中产生的安全感，往往不仅只是以一种方法来追求，而是以多种方法来追求，然而，这些方法相互之间并不相容。因此，神经症患者可能在同时被迫驱使去主宰他人而又需求每个人的关爱，既要服从他人的意志而又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身上，既想逃避他人而又渴望他人的关爱。正是这种极端的冲突，常常是神经症患者的动力中心。 最常见的两种相互冲突的企图是：追求关爱同时又追求权力。所以在下一章我将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神经症的结构总的说来并不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反。主要说来，神经症是本能欲望与社会需求或者在“超越”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之间一种冲突的结果。但是我还是同意，个体欲望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是每种神经症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体欲望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产生神经症，但可能会导致生活中的事实性局限，简言之，就是将欲望压抑下来，或者用更常见的词语来说就是受到事实性的创伤。只有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而且如果这种要消除焦虑的企图导致了防御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是被迫的，但仍然彼此不相容时，才产生神经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