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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6-10）（选）
第六章 对关爱的病态需求（选）
毫无疑问，这四种保护自我免受焦虑的方法在很多人的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许多人的主要欲望是被爱或被支持，同时不遗余力地满足这种欲望；有些人的行为特征倾向于顺从、放弃、不维护自信心；有些人的欲望为追求成功或权力或占有所主使；而有些人的倾向则是离弃他人，不依赖他人。然而，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我宣称这些欲望代表了对某种基本焦虑的防止，这一宣称是否正确？它们难道不是在给定的人类可能性的正常范围内的多种欲望的表达吗？这种争辩的错误之处乃在于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形式提问题。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既不矛盾也不相互排斥。关爱的欲望、顺从的倾向、对影响力和成功的追求、逃避的倾向以各种混合的方式在我们身上出现，而不表现为神经症的迹象。 而且，在一定的文化中，这种倾向的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是一种主要的态度，这是一种再度表明它们是人类正常潜力的可能性这样一个事实。关爱的态度、慈爱的态度、顺从他人欲望的态度在阿拉派西文化中占主要的地位，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那样；以一种残忍的方式追求威望的欲望在瓜基乌托文化中是一种公认的模式，鲁思·本尼迪克特已经提出了这一点；逃避世界的倾向在佛教中是主要的信条。 我的概念并不否认这些欲望的基本特征，而是要坚持这样的意见：它们都可以用来获得自尊以抗拒焦虑，而且，通过获得这种防卫性的功能，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性质，使某些事情变得完全不同。我可以用一个类比来很好地解释这些不同。我可以爬上一棵树，因为我想检验一下我的体力、技巧并且想从高处看看风景；或者我可以爬上一棵树，因我在被一只野兽追赶着。在这两种情形中，我都在爬树，但是我爬树的动机完全不同。在第一种情形中，我的行为是为了愉悦；在第二种情形中，我为恐惧所驱使，出于安全的需求不得不爬树。第一种情形中，我可以爬树也可以不爬树，我是自由的；在第二种情形中，我因一种强烈的必然性而被迫爬树。在第一种情形中，我可以看看这棵树是否最适合我的目的；在另一种情形中，我无法选择，我必须爬上我视野中的第一棵树，而且它未必是一棵树，它可以是一根旗杆或是一座房屋，只要它能服务于我防护的目的就成。 驱动力的不同也导致了情感和行为的不同。如果我们是迫于满足直接的欲望，我们的态度就会有自发的和辨别力的性质。然而，如果我们为焦虑所驱使，我们的情感和行为就会是强迫的和不加区别的。当然有一种中间阶段。在本能的驱动下，例如饥饿和性欲，它主要地是受生理紧张所决定的，这种生理紧张来源于生理匮乏，它可能会积累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的满足带有强迫性且混淆不清，这些性质正是焦虑所决定的驱动的特征。 而且，在所获得的满足中还有一种差别——用一般的语言来说就是快乐与自信之间的区别。然而这种不同并不像初见的那样尖锐。满足性和饥饿的本能驭动是为了愉悦，但是，如果生理紧张被积累起来了，那么它所获得的满足就与解除焦虑所获得的满足十分相似了。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要解除一种无可忍受的张力。就其紧张度而言，快乐和自信都是一样的强烈。性欲满足，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它却像一个突然解除强烈焦虑的人的情感一样强烈；而且，一般说来，对安全的追求不仅可能会像本能追求一样强烈，而且可能会产生同样强烈的满足。 对安全的追求，就像前面一章讨论的一样，还包括了其他的次要性满足的来源。例如，被爱和被欣赏的情感，成功和有影响力的情感，可能会具有高度的满足感，但是它完全不同于获得安全感。而且，正如下文将要看到的，获得安全感的各种不同方法，可以使郁积的敌视得到相当的发泄，因此获得另一种紧张的解除。 我们已经看到，焦虑是某些欲望背后的驱动力量，并包含了用这种方法产生的最重要的驱力。我将进一步详细讨论事实上在神经症中举足轻重的这两种驱动力：对关爱的渴望与对权力和统治的渴望。 对关爱的渴望在神经症中是常见的现象，而且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很容易认识到它，所以它被认为是现存焦虑及其大致强度的最可靠的标志之一。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世界感到相当无助，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威胁和敌视，那么，对关爱的寻求将会是获得任何益处、帮助或称誉的最合理的事情，也是最直接的方法。 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况就是他内心中所想的东西，那么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是很容易获得关爱的。如果我可以用文学表达出他经常模糊地感觉到的东西，那么，他的印象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况：他所需求的是如此地少，只希望人们对他和善，给他劝告、同情他是一个可怜的、无辜的、孤独的灵魂，是个渴望使他人快乐，不想伤害他人情感的人。这就是他的所见和所感。他并没有认识到他的敏感是他潜在的敌视，他的需求如何强烈地干扰了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也不能判断他给他人或他的行动给他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印象。结果，他毫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友谊、婚姻、爱情、工作关系常常不能使自己满意。他易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人是错误的、他们不可理喻、不忠诚、卑鄙无耻，或者由于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它缺乏使自己受人欢迎的天赋。所以，他不断地去追求爱的幻想。 如果读者回忆起我们在上文的讨论：焦虑是如何由压抑敌视所产生的，它又如何产生了敌视，换言之，焦虑和敌视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那么他就能够认识到神经症患者思维中的自我欺骗，从而认识到他之所以失败的原因。神经症患者本人由于认识不到这些情况，因此他们处在不能爱人而又迫切需求他人的爱这个两难的处境中。我们在此先谈谈这些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实则极难回答——什么是爱？在我们的文化中爱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能有时会听到这样的一个随手给爱下的一个定义：爱既是奉献又是给予。尽管这个说法包含着相当多的真理，但是对澄清我们所说到的困难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大多数人在某些时候都富有爱心，然而根本说来却无法去爱。值得考虑的乃是爱所由此产生的态度：它对他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呢还是由于，例如，害怕失去他人或者只是希望将他人置于自已的掌握之中？换言之，我们不能将任何表面的态度当作标准。 尽管弄清楚什么是爱这个问题极为困难，但是我们能够明确地说出什么不是爱，或与爱毫不相关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可能对另一个人非常喜爱，然而有时候却会对他生气，不满足他的某些欲望，把他抛在一边。但是这种受制于一定范围的对愤怒或逃避的反应和对神经症患者的态度这二者之间有所不同。神经症患者总是不断地防卫他人，认为任何对第三者的兴趣都是对自己的忽视，并将任何要求都解释为一种强迫，或者将任何批评都解释为一种侮辱。这些都不是爱，它也不能与那些以爱的方式对任何性质或态度提供建设性的批评以便有可能加以矫正的行为同日而语。要求难以忍受的完美，以及要求有这样的一种敌视:“如果你不完美就请见鬼去吧！”这样的心态也不是爱，正如许多神经症患者所做的那样。 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利用他人仅只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也就是说仅只为或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需要，我们也不能将这种行为与我们的爱的观念相提并论。那些仅只为满足性欲、或婚姻或名誉的人，显然就属于上述之列。不过在这里我们常常易于将问题搞混，尤其是当需求只涉及心理性质时，一个人可能会欺骗自己相信，即便他人需要的只是他的盲目的称赞，他也会爱他人。然而在这种情形中，一旦他受到批评，因此不再有他之被爱的那种受到称赞的功能时，他人可能会突然抛弃他，甚至有可能起而反对他。 然而，在讨论什么是爱与什么不是爱之间的不同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可落后退缩。尽管与利用被爱之人以便获得某种满足不可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必须是完美的、完全利他的、具有牺牲精神的，那些不为自己需求任何事的爱也不是爱的情感。那些表现出这些信念的人都暴露出不愿说出自己的关爱的心理，它所表现出的只是一种信念。诚然，我们要从我们所爱的人身上需求某种东西——我们需要满足、忠诚和帮助，必要时我们也需要献身。一般说来，表现出这种欲望甚至为这种欲望而奋斗是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爱与神经症患者对爱的需求，这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乃在于这样的事实：在爱中，关爱的情感是首要的，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首要的情感是对安全的需求，而对爱的幻想则是次要的。当然还有各种中间性情景。 如果一个人需求另一个人的爱只是为了防止焦虑，那么在他们内心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他并不知道他充满了焦虑，不知道他因此而绝望地寻求各种关爱以获得安全，不受焦虑的折磨。他所感到的只是他所喜欢或信赖的人或者他所迷恋的人的存在。而他自认为是自发的爱很可能是对那些显现给他的仁慈的感激之反应，或者是对由某人或某种情景所激发的希望和关爱的一种反应。那些在其内心或明或暗地产生这种预期的人，将会不由自主地赋予重要性，而他的感情将会以爱的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预期可以由这种简单的事实产生：他应该被一位有权力有影响的人所善待，或者为一位给人印象是比较安全、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所善待。这种善待可以由性爱或性交所产生，尽管这种性爱与关爱毫不相干。这种善待可以受某些现存的关系所迷惑，这种关系暗含着一种帮助或情感支持的承诺，这些固定的关系包括：家庭、朋友、医生等。很多这样的关系都带有爱的伪装，换言之，都带有主观依恋的信任。事实上，这种爱只是个人为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对他人的一种依附，它不是对真诚关爱的可靠感觉，当它的欲望没有实现时，反叛就会随时随地表现出来。对我们爱的观念来说最为本质的一个因素就是感情的可靠和稳固。在这些例子中，都缺乏这一基本的因素。 不能去爱的最后一个特征我早已讲过了，但是我想再特别地强调一下：这就是对他人人格、特征、限制、需求、欲望、发展的忽视。这种忽视部分是由于促使神经症患者依恋他人的那种焦虑的结果。溺水的人抓住游来的人，通常并不考虑他人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救他。这种忽视部分也是对他人的基本敌视的表现，这种敌视的最普遍的内容是轻视和妒嫉。它可能会为那种不顾一切地去关心他人或甚至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这种态度所掩蔽，但是通常这些努力不能防止产生某种不正常的反应。例如，一位妻子可能会主观地认为她对她的丈夫十分体贴爱护，但是，当她的丈夫沉迷于工作、利益和朋友之时，她就会产生怨恨、抱怨和压抑。一位过分关爱的母亲可能会相信，她为了孩子的幸福献出了一切，但是她恰恰忽视了孩子独立发展的需求。 那些将关爱的欲求作为防御的机制的神经症患者很少意识到自己缺乏爱的能力。大部分这样的人都会将他们对他人的需求错当成爱的倾向，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般的人类，其态度莫不如此。他们有一种迫切的理由保持和维护这样的一种幻想。放弃这种错觉意味着揭示这样的一个两难处境：感到基本上敌视他人，然而却又等待着他人的关爱。我们不可能一方面鄙视他人、怀疑他人，摧毁他人的幸福或独立，同时又渴望他人的关爱、帮助和支持。为要达到这双重的目的——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人们就得保持敌视的秉性，并决不去意识这种秉性。换言之，爱的幻想，虽然是对介于真诚的喜爱与需求之间的可以理解的混淆，但是在使关爱的追求成为可能方面具有特定的作用。 还有另外的一种基本困难。这种困难是神经症患者在满足他对关爱的渴望时所遇到的。在获得他所需的关爱方面，尽管他可能会成功，至少是暂时的成功，但是他却不能真正接受这种关爱。人们指望他如饥似渴地欢迎任何提供给他的关爱。但事实上是，他只是暂时接受这种关爱。每个医生都知道仁慈与关怀的结果，即使不对病人进行任何的治疗，而只是对病人进行医疗看护和彻底的检查，所有生理的和心理的困扰都会消失。一位情景神经症患者，即使是一位严重的神经症患者，当他感到有人在关爱他时，病情也会跟着痊愈。伊丽莎白·巴蕾特·白朗宁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甚至在人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照，无论是爱、兴趣还是医疗，都足以解除焦虑并因此促进痊愈。 任何一种关爱都会给神经症患者一种表面的安全感，或一种幸福感。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可能对这种关爱感到不信任，并激起某种怀疑和恐惧。他不信任这种关爱，因为他坚定地认为没有人能够爱他。他的这种不可爱感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信念，任何关爱的实际经验都不能动摇他的这种信念。的确，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它决不会在意识中打扰人，但是，即使它是人为的，它也像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那样，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它也可以被一种“别理它！”这样的态度来掩盖，它通常以傲慢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它可能为挖掘它而制造障碍。不可爱这种信念与不能爱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种信念是对不能爱的一种清醒的反思，一个真正能爱他人的人决不会怀疑他人也会爱他。 如果这种焦虑的确很深，那么，人们给予他的任何关爱他都看成是不信任。他可能马上认为，这种关爱别有用心。例如，在心理分析中，这些病人感到，分析医生之所以要帮助他，乃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或者，他们之所以对他作出赞赏和鼓励的评论，乃是出于治疗的原因。我的一个病人正处在情感上的困扰之中，我当时提出到周末时我去看她，她却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公开表示关爱也易于被看成是一种嘲笑。如果一位迷人的女孩公开对一位神经症患者表示关爱，他就会认为这是一种嘲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挑衅，因为他难以想象，这样一位迷人的姑娘会真的爱他。 对这种病人表示关爱不仅会使他们不信任，而且会使他们产生极大的焦虑。仿佛屈从于这样的关爱意味着陷入蜘蛛网中，或者，仿佛信任了一种关爱，就像生活在食人族中失去了保护。当神经症患者认识到某种真正的关爱是奉献给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最后，关爱的证实可能会产生一种依赖的恐惧。情感依赖，正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对于那些没有他人的关爱就无法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危险，而且，任何与他相似的东西都会激发他进行拼命的反抗。这种人必定会不惜一切地来避免对他人作出积极的情感反应，因为，这种反应立即会与依赖性的危险相结合。为了避免这一点，他必定会蒙骗自己反对这样的意识：他人是善良的、助人为乐的。他们想方设法地否认关爱，并在自己的情感中坚持认为：他人是邪恶的、无趣的、害人的。这种方式所产生的情景与这样的一种人相似：渴望食物却又不敢食用，因为他惟恐食物有毒。 总而言之，对一位为基本焦虑驱使因而寻求关爱作为保护的人来说，得到这种值得关爱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正是创造这种需求的情景干扰了他的满足。
第七章 病态关爱需求的更进一步特征（选）
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被人喜爱，愉悦地享受被爱的情感。如果没有人喜爱我们，我们会感到很苦恼。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讲的那样，对于儿童来说，被需要的感觉对于他的和谐发展来说极为重要。但是什么是神经症患者对关爱需求的特别特征？ 我认为，武断地称这种需求为童稚的需求，不仅是误解了儿童，而且忘记了构成病态关爱需求的基本因素与童稚性完全无关。童稚的需求与病态需求只有一个共同的因素——他们的无助性，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中有不同的因素。除此之外，病态需求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再重复一次，这种环境就是焦虑，感到不可爱、不能信任任何关爱、敌视他人。 于是，在病态的关爱需求中，令我们吃惊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强迫性。无论在何时，当一个人受到强烈的焦虑驱使时，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主性和灵活性。简言之，这就意味着，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获得关爱不是一种奢侈，也不是额外力量和快乐的主要来源，而只是深切的必要性。其差别即在于“我希望被爱，我享受被爱”与“我不惜一切代价被爱”之间的不同；或者在于美食家与餐食者之间的不同。美食家能品尝食物并区别其不同，餐食者食之无味却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这一态度必然会导致过高地估价被爱的实际意义。事实上，一般的人爱我们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重要的是让某些人喜欢我们——让那些我们关怀的人、那些我们必须与之同住和工作的人、那些我们希望给以好印象的人喜欢我们。除了这些人之外，我们是否受人喜爱毫无关系。然而，神经症患者所感所为仿佛是他们的存在、幸福和安全性完全依赖于他人之爱。 他们的欲望可能会不加区别地依附于任何人的身上，从理发师、宴会上碰到的陌生人到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或所有的女人，或所有的男人，无一例外。所以，一声招呼、一个电话、一次邀请，其友好与否，都会改变他的心情甚至整个的人生观。在这种联系中，我必须提醒一个问题，这就是：不能独立自处。这种不能从一种轻微的不安和烦躁到孤独的强烈恐惧，其程度各不相同。我并不是说那些做什么事都感到无聊的人，也不是对友伴易于厌倦的人，而是那些聪明能干、才华横溢的人，他们能独立享受很多事情。例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人，当有人在周围时，他工作很卖力，如果他独自一人工作，他就会感到既不自在也不快乐。在这种对友伴的需求中，还可能有不同的因素，但一般的现象则是模糊焦虑的一种，一种对关爱的需求，或更确切地说，对某种人际关系的需求。这种人具有在宇宙中漂泊无依的感觉，任何一种人际关系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安慰。正如在一次实验中，人们有时可能会观察到，这种不能独处是如何与焦虑的增加而增强的。有些病人也能独处，但只有当他们感到置身于保护的围墙之后——他用这种围墙包围着自己——时，他才能独处。但是一旦他们的保护机制通过分析得到有效的解决时，某些焦虑就会激发起来，他们就会突然发现不再能够单独自处。这是病人的情景暂时的阻滞不前，这在心理分析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对关爱的病态需求可能会集中在单个人的身上——丈夫、妻子、医生、朋友。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人的感情、兴趣、友谊和存在对于病人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这种重要性具有一种两难的特点。一方面，病人寻求他人的兴趣和存在，如果他人不在周围，他就会感到不被喜爱或受到了忽视；另一方面。当他与自己的偶像在一起时，他根本不快活。如果他意识到了这一矛盾，他通常会为此而烦恼。但是就我上述观点的基础而言，很显然，这种希望他人在场的愿望并不是真正的爱的表达，而只是对安全的需求，这种安全性是基于他人是可靠的这样一种事实之上的。当然，真正的爱和对可靠关爱的需求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这两者并不互相吻合。 对爱的渴求可能局限于某一群人身上，也许是局限于具有共同兴趣、利益相同的人，如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或者，它可能局限于某一性别的人。如果对安全的需求局限于异性身上，情况表面看来可能是“正常的”，同时相关的人也会辩护说是“正常的”。例如，有些女人如果身旁没有男人围绕，她就感到悲伤和焦虑；她们就会开始一段新的恋爱，过不久又中断这种恋爱，又感到悲伤或焦虑，于是又开始另一轮恋爱，如此循环不止。这不是真诚地需要与男人保持关系，事实表明，这种关系是充满冲突的、令人不满足的。而且，这些女人对男人不加选择，她们只想男人靠近她们，而根本不爱男人。结果，她们连生理上的满足感都找不到。诚然，事实上，整个现象极为复杂，我只是强调焦虑和对关爱的需求所起的作用。 在男人身上人们也能找到类似的形式，他们也有被任何女人所爱的冲动，当与其他的男人在一起时，他们感到不自在。 如果对关爱的需求集中在同性身上，这种需求可能是潜在或明显的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与异性的交往因过多的焦虑而受阻，对爱的需求就会指向同性的身上，不用说，这种焦虑无需明显，它可能被一种对异性的厌恶或不感兴趣的情感所掩盖。 因为获得关爱对他来说极为重要，因此，自然而然地，神经症患者就会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得它，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在这么做。他们付出代价的通常方式是一种屈服的态度，一种情感上的依恋。屈服态度的形式是不敢反对和批评他人，只会奉献、赞赏和驯服。如果这种类型的人允许自己发表批评和贬损的评语，他就会感到焦虑，即使他的评语是无害的。这种屈服的态度有时走向了极端，以致神经症患者不仅消除了一切进攻的冲动，而且消除了一切自我判定的倾向，使自己被他人利用，作出一切牺牲，不管伤害如何大。例如，他的自我否定的态度可能表现为希望自己患有糖尿病，因为他希望获得关爱的人喜欢研究搪尿病，这意味着具有这种病就会引起对方的兴趣。 与这种屈服态度紧密相连、交织在一起的是情感依赖。这种情感依赖源于神经症患者依附于某些人的需求，因为这些人能够向他提供保护。这种依赖不仅会产生无休止的痛苦，甚至会造成全面的毁灭。例如，在有些人际关系中，一个人无助地依赖他人，即便他充分地意识到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他觉得，如果他得不到片言只语的安慰或一个微笑的鼓励，世界就仿佛会分崩离析似的，他可能在等待电话的同时感到焦虑的侵袭，如果别人不来看他，他就会感到极为凄凉，但是他却无法挣脱这些束缚。 通常，这种情感依赖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在人际关系中，如果一个人依赖于他人，那么他就会感到无穷的怨恨。依赖者怨恨自己的奴役，怨恨自己不得不向他人屈服，但是又惟恐失却他人，因此他又继续地依赖他人。由于认识不到是他的焦虑创造了这种情景，因此他就易于假定：他之屈服是由于他人的强迫而造成的。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怨恨不得不加以压抑，因为他极为需要他人的关爱，而他的压抑相应地又产生了新的焦虑，结果又产生了对安全的需求，从而又加强了对他人依附的冲动。所以在有些神经症患者身上，情感依赖产生了非常现实的、甚至是合情合理的恐惧，这就是他的生活被摧毁了。当恐惧变得非常强大时，他们就会寻求自我保护，不接触他人，以反对这种依赖。 有时候，依赖的态度在同一个人身上会发生变化。在经受一个或多个痛苦的体验之后，他就会盲目地挣扎，抗拒任何与依赖性稍微有些相似的东西。例如，一个女孩谈过几次恋爱，但都是以绝望地依赖于某一特定的人而告终，最后形成了远离所有男人的态度，希望不付出任何情感就牢牢地把握住男人。 在分析中，这些过程在病人的态度上也是一目了然的。用时间来理解自己，乃是病人的利益，但是病人常常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试图取悦于分析医生来赢得自己的利益或支持。即便有很好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他要很快治疗完毕——因为分析之故，他遭受了很多痛苦，作出了很多的牺牲，或者，他没有时间来做治疗——这些因素有时候似乎变得毫不相干。病人有时候浪费时间，煞费口舌，只为了获得分析医生赞许的反应，或者他试图使每次治疗充满乐趣，愉悦分析医生，以赢得医生的赞誉。这种情况有时会走向极端，以致病人的联想或者梦境都受这种愉悦医生的愿望所控制。或者他可能痴恋着医生，相信，他只关心医生的爱情，并力图以自己诚挚的情感来打动医生的心。不加区别的因素也在这里一目了然，除非我们假定每个分析医生都是人类价值的典范，或者完美地符合每个病人的私人愿望。当然，分析医生很可能是一个每个病人都喜欢的人，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解释分析医生要求病人的那种情感重要性的程度。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移情”现象。然而，这一术语不太准确。因为移情指的是病人对分析医生的非理性的反应。而不是情感上的依恋。为什么这种依恋会发生在分析过程中，这个问题并不怎么重要，因为需求这种保护的病人会依恋任何医生、社会工作者、朋友、家庭成员。重要的是为什么依恋的程度这样强，发生的频率这样高，答案相当简单:分析尤其意味着解决那所建立起来的防止焦虑的自卫机制，并因此激发潜藏在防御围墙之后的焦虑。正是由于焦虑的增强，引得病人用某种方式依恋分析医生。 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一个与儿童的关爱需求的不同之处：儿童需要比成人更多的关爱和帮助，因为儿童比成人更无助，但是在儿童的态度中并不涉及强迫的因素。只有当儿童已经形成了焦虑态度时才会依恋母亲，绕膝不离。 病态的关爱需求的第二个特征也完全不同于儿童的需求，这个特征是：不满意感。的确，儿童会撒娇、需求过分的注意和无尽的关爱，但是若情况是如此的话，这个儿童就是一位病态的儿童。一个健康的儿童，成长在温暖和可靠的环境中，或明确地感到他的所需，而不需要对关爱的事实作不断地证明，并且在他接受了所需的帮助时，他会感到心满意足。 神经症患者的不满足感会表现在一般人格的贪婪上，其具体表现为贪吃、购物狂、逛商店狂以及缺乏耐心等。贪婪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压抑而发生的突然爆发。例如，一个人平常买衣服时很有节制，但在焦虑状态时，一下子买回四件新外套，这种不满足感可能会像海绵吸水那样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又像章鱼捕食般以更为进攻的方式表现出来。 贪婪的态度以及它的各种不同方式和由此引发的禁忌，都可称之为“口欲”态度，这一点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已有很好的描述。虽然以这一名词为基础的理论假设很有价值，因为它能够将孤立的倾向统合成单纯的症状，这一假设的论点是所有这些倾向都是源于口感和口欲，它们是不确定的。我们有效地观察到，贪婪常常表现在对食物的追求中，表现在吃相上，也表现在梦中，这些梦以更原始的方式表现了同样的倾向，如吃人肉的梦。然而这些现象并不证明我们在此原本就与口欲有关。因此，它看起来是一个更为可信的假设，一般说来，吃是满足贪婪的一个最便捷的方式，不管这贪欲的来源是什么，正如在梦中一样，吃是表达不满足感的最具体、最原始的象征。 “口欲”的态度具有里比多的特点这一假设也需要加以补充。无疑，贪婪的态度可能会出现在性欲的领域内，正如在梦中一样，实际生活中，对性欲的不满足感，也会将性交与吞咽或咀嚼相认同。但是它也出现在对金钱和衣物的贪婪无厌之中，或表现在对野心和名声的追求上，里比多的假设之所以言之成理，是因为贪婪在热情的强度上类似于性欲的渴求。然而，除非人们假定每种热情的渴求都是里比多的，否则依然有必要来证明贪婪本身是性欲——前生殖器——的渴求。 贪婪的问题比较复杂，而且一直有待解决。正如强迫行为一样，贪婪也是由焦虑所引发的。焦虑是贪婪的前提这一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举例言之，正如下面的例子，过度手淫或暴饮暴食即是证明，焦虑与贪婪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由下面的事实表明：只要个人在某些方面感到有安全感，如感到被爱、有成功感、正在做建设性的工作等等，贪婪就会减少或者消失。例如，被爱的感觉会突然减少强迫希望购物的力量。一位成天以贪得无厌的心情期待着一日三餐的女孩，一旦开始设计服装——一件她十分乐意沉迷的事情，就会忘掉饥饿和进餐的时间。另一方面，当敌视和焦虑加强的时候，贪婪就会出现或者变得强烈起来。在一次讨厌的表演会之前，一个人可能会有要去购物的冲动，或者，在被冷落之后，有一种贪婪进食的压力。 然而有很多人虽然具有焦虑，但没有形成贪婪的习性。这一事实表明，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这些特殊的因素之中，唯一可以肯定的因素是，贪婪的人不相信自己具有创造他自己的任何东西的能力，所以，为了实现自己的需求，他不得不依靠外部世界；但是他们相信，没有任何人愿意满足他的需求。那些不能满足关爱需求的神经症患者通常在物质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需求，诸如浪费时间和金钱，在具体情景中的实际建议，在困境中的实际帮助、礼物、信息、性满足等。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欲求必定会表现出要证明关爱的欲望；然而，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这种解释并不可信。在后一种情况中，人们具有这样的印象，神经症患者只想要获得某些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关爱，如果他需求关爱的话，他对关爱的渴望只不过是追求某些可见的好处或利益的一种伪装而已。 这些观察表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对一般物质性的东西的贪婪是一个基本的现象，对关爱的需求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对这一问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答案。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那样，渴望占有是对焦虑的一个基本的防御。但是经验也表明，在一些例子中，对关爱的需求——尽管这也是一个普遍的防御机制，可能会压抑得非常之深，以致难以浮出表面。那么这样一来贪婪物质性的东西就永久地或者暂时发生作用。 关于关爱的作用问题，大致可以分出三种神经症类型，在第一类中，神经症患者追求的无疑是关爱，不管这种关爱以什么形式出现，也不管他通过什么方法来获得。 第二种类型的人也寻求关爱，但是，如果他在某种关系中没有获得这种关爱——一般说来，他们肯定得不到这种关爱——他们不会立即向别人寻求关爱，而是远离人们。他们不再试图去接触他人，而是强迫自己去接受事物，去进食、购物或者阅读、聊天，去获得某种具体的东西。有时，这种变化会采取一些怪异的方式，就像有些人恋爱失败后开始强迫自己进食，以致在短时期内体重增加20至30镑；如果他开始新的一轮恋爱，他的体重又会降下来；如果这一轮恋爱又失败了，他的体重又会增加上去。有时，人们可以在病人身上看到同样的行为，在不满意医生的治疗之后，他们开始强迫自己进食，体重也迅速地增加，然而他们对此却几乎没有认识，但是，如果他对医生的治疗感到满意的话，他的体重又会迅速地降下来。这种对食物的贪婪也会压抑下去，那么它就会以胃口全失或某种消化不良的形式出现，这种类型的病人其私人关系比第一类人的更深。他们仍在寻求关爱，他们仍敢寻求关爱，但是任何不满意都会破坏他们与别人的关系。 第三种病人由于遭受的打击比较严重，也比较早，因此，他们的意识态度对任何的关爱都变得深深的怀疑。他们的焦虑是如此的深，因此，他们只满足于不受到任何积极的伤害。他们对关爱可能采取一种玩世不恭和嘲笑的态度。而宁愿实现那些可见的愿望：物质性的帮助、建议、性欲。只有当他们的焦虑得到释放以后，他们才能寻求关爱并欣赏关爱。 这三类病人的不同态度可以归纳为对关爱的不满，对关爱的需求转变为一般的贪婪，对关爱没有明显的要求，而只是一般的贪婪。每一类都表明了焦虑和敌视心理的增加。 要返回到我们讨论的主要轨道上来，我们就得考虑，对关爱的不满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方式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于妒嫉和对无条件之爱的需求。 正常人的妒嫉是对丧失某人之爱的危险的一种充分的反应。病态的妒嫉与正常人的妒嫉不同，他的反应大大超出了危险的程度。他的特点是，总是害怕失去对别人或别人的爱的占有，结果，别人感兴趣的任何其他事物对于他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这种妒嫉可能出现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出现在父母对想要交朋友的或结婚的子女的态度上，或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上，出现在婚姻伴侣之间，出现在任何具有恋爱关系的人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显示出来，即心理分析医生去看别的病人时，它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哪怕连提一提其他的病人都不行。其格言是“你必须专门爱我。”病人可能会说:“我认识到你善待我，然而，你也可能善待其他的人，因此，你对我的和善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对任何必须与他人共享的关爱或兴趣，都会立即和全部地加以贬斥。 过分的妒嫉常常被认为是由童年时代对兄弟姐妹或对父母的一方产生妒嫉的经验决定的。即便是在健康的儿童中，兄弟中间的争斗也是常事，例如妒嫉新生的弟妹。只有当儿童感到他没有丧失父母的任何关爱或他从前所具有的注意时，这种妒嫉才会不留痕迹地消失掉。按照我的经验，正如上文所述，出现于儿童时的过分妒嫉，它之所以不能克服，是由于这些儿童具有与成年人相似的神经症情景。对关爱的不满是由一种基本焦虑产生的，它早己存在于儿童的内心中。在心理分析文献中，婴儿与成人妒嫉反应之间的关系常常没有得到清楚的表述，因为成人的妒嫉常常被称之为婴儿妒嫉的“重复”。如果这一术语指的是成年妇女妒嫉她的丈夫，因为她同样妒嫉她的母亲，那么它就毫无根据了。我们在儿童对其父母或兄弟关系中发现的强烈的妒嫉不是后来成人妒嫉的最终原因，但是它们的来源是一样的。 对关爱的不满足感比妒嫉感要强烈，这一说法乃是表明对无条件之爱的追求。这种需求经常出现在意识心灵中的形式就是：“我要因我之所是而非我之所为而被爱。”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需求稀疏平常。的确，希望别人只是爱我们本身，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愿望。然而，对无条件之爱的病态要求不同于正常人的需求，它无所不在，而且表现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一种极端的形式。它要求的是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保留的关爱。 首先，这种需求包括不考虑任何挑逗行为的被爱这样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安全感是必需的，因为神经症患者在内心中明白这样的事实，他充满了轻视和过分的要求，因此，他具有可理解的和适当的恐惧，即如果这种敌视变得非常明显的话，他人可能会疏远他，或恼怒他或报复他。这类病人表述的意见是，去爱一位可爱的人是十分容易的而且毫无意义，爱应该容忍对方有缺点。任何批评都被认为是爱的疏远。在心理分析过程中，怨恨可能是由这样的一种情景产生的，他可能必须改变他的人格中的某些东西——尽管改变人格是心理分析的目的——因为他感到，任何这样的暗示他都感到是对他的关爱需求的一种打击。 其次，对无条件之爱的病态需求包括需求一种没有任何回报的被爱。这种需求是必须的，因为神经症患者感到，他不能感受任何温情，或他不能给予任何关爱。因此他也不愿意给予任何关爱。 第三，他的需求包括为人所爱却从不为他人着想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他人从这一情景中获得了任何利益和满足，神经症患者就会立即产生这样的怀疑：他人之所以喜欢他，只是为了利用他或从他那里获得满足感。在性关系中，这一类型的人将会吝惜他人从这种关系中得到的满足感，因为他会感到，他们之所以被爱只是因为这种满足感。在心理分析过程中，这些病人吝惜心理医生为帮助他而得到的满足感，他们要么贬低心理医生给予他们的帮助，要么对这些帮助不能表示任何感激之情，尽管他们在理智上认识到他们已经接受了医生的帮助。或者，他们易于将病情的改善归功于另外的因素，比如，归功于服药，或归功于朋友的建议。当然，他们还吝惜应付给医生的费用。尽管在理智上，他们认识到这些费用是用来补偿时间、精力和知识的，但是，在情感上，他们会认为，如果付费就证明了心理医生对他们不感兴趣。这类病人很可能也怯于赠物，因为赠送他人礼物使他们不能确信，他人是爱他还是爱礼物。 最后，对无条件之爱的需求还包括不惜一切牺牲赢得被爱的愿望。只有当他人为病人牺牲了一切时，病人才真正感到他真的被他人所爱。这些牺牲包括金钱或时间，但是也可能包括信念和个人的正直和诚实。例如，这种需求包括这样的预期，即便是蒙受灾难，他人也应该站在自己的一边。有些母亲相当天真地认为期望从子女那里获得盲目的奉献和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们“在痛苦中生出了他们”。另外的一些母亲压抑了这种无条件之爱的愿望，所以她们能够给予子女大量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但是，这样的母亲从子女关系中得不到任何满足感，因为，正如上面己经提到过的那些例子那样，孩子之所以爱她，只是因为他们从她那里得到了这么多的爱，所以，她们在内心里吝惜她们给予子女们的爱。 这种对无条件之爱的追求，其内涵上包括对他人的无理及残忍的忽视摒弃，最为清楚地显现出对关爱的病态需求中潜藏的敌视。 正常的吸血鬼式的人是有意识地决定利用他人，直到极限。与这种正常的吸血鬼式的人相反，神经症患者通常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到底在做什么。由于一种严格的策略上的原因，他不得不使自己的需求处在意识之外。没有人主动而坦率地说，“我要你牺牲你自己，而不要指望你能从我这里获得任何回报。”他强迫地将自己的需求放在某种理所当然的基础上，诸如他生病了，所以，需要大家为他做出牺牲。另外一种不能认识到他的这种需求的强有力的理由是，这些需求一旦建立起来，就难以放弃，而认识到他们是不合理的，就是放弃这些需求的第一步。它们的根系除了深深地扎入上面所提到的基础上之外，还深深地植根于神经症患者深刻的信念：他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他所需求的都必需交付给他，他生活的一切责任都依赖于他人，而不是自己。所以放弃他的无条件之爱的需求的前提是改变他对生活的整个态度。 神经症患者对关爱需求的全部特征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事实：神经症患者自己的冲突倾向使他不能获得他所需求的关爱。那么，如果他的需求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又作何反应呢？或者，一旦他的需求遭到完全的拒绝，他又作何反应呢？
第八章 寻求关爱的方法和对拒绝的敏感性（选）
在考虑这样的一些神经症患者急切地需求关爱，而对于他们来说，要获得这种关爱又是如何的困难这样的问题时，人们不妨假定，在一种温和气质的情感气氛中，这些病人将会很好地接受关爱。但是，这样一来，另外一种复杂性又产生了，与此同时，对于任何拒绝或冷落，他们感到痛苦的敏感，不论这种拒绝或冷落是如何地轻微。而一种温和的气氛，尽管一方面可以使人得到安全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冷落。 要描写他们对这种拒绝的敏感程度，这是十分困难的。一次约会的变更，一番等候，没有得到及时的反应，对他们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他们都感到受到了冷落。这种冷落不仅使他们返回到基本的焦虑，而且他们将此视同于侮辱。我将在下文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感到这如同于侮辱。因为冷落就具有侮辱的因素，它会引起强烈的愤恨，这种愤恨可能会爆发出来。例如，一个女孩，她的爱猫由于没有对她的关怀产生反应，就会愤怒异常地将猫甩到墙上。如果他们必须等候，他们就会将这件事解释成故意轻视他们，所以没有必要按时接待他们，而这又会激发起他们敌视的爆发，并且会导致他们隐匿一切情感，以至于他们变得冷漠、麻木不仁，即使在几分钟前，他们一直渴望受到接见。 感到冷落与感到受到侮辱之间的关系常常处于无意识状态。由于受到的冷落非常之轻，以至于逃过了意识的觉察，所以，这种情况更易于发生。所以，一个人会感到受到了侮辱，或变得轻视一切并充满报复的欲望，或感到精疲力竭，或受到压抑，或感到头疼，而完全不知道其原因是什么。然而，这种敌视反应不仅遭到拒绝时会出现，或感到拒绝时会出现，而且，当他预期会遭到拒绝时也会出现。例如，一个人可能会愤怒地问一个问题，因为，在他的心中，他已经预期到这个问题会遭受拒绝。他可能不送花给他的女朋友，因为他预期到，她会在这礼物中感到他别有用心。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可能会极为害怕表达任何积极的情感，如喜爱之情，一份感激，一次称赞，因此在自己和他人看来，他比真实的情况更为冷漠，更为铁石心肠。或者，他会嘲讽妇女，对预期的冷漠采取报复手段。 对拒绝的担心，如果发展得比较厉害，会导致一个人避免使自己暴露给任何要拒绝的可能性面前。这种逃避从在买香烟时不要火柴到不去寻找工作。那些担心任何可能拒绝的人，会逃避追求他或她所喜欢的女人或男人，只要他们不能绝对确定他们不会遇到拒绝。这样的人通常因邀请女孩跳舞而生气，因为他们担心女孩可能只是出于礼貌才接受他的邀请，而他们认为女孩在这方面要好得多，因为她们不需要采取主动。 换言之，对冷落的恐惧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禁止。这种禁止可归人胆小的范畴。这种胆小是一种防御机制，以使自己不遭受冷落。自己不可爱，这样的一种信念常被用作同样的防御机制。就好像这类人对自己说：“无论如何，他人是不爱我的，所以，我最好呆在一个角落里，并因此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可能的拒绝。”所以，对冷落的恐惧是需求关爱的重大阻碍，因为，它阻止病人让他人感到或知道他想获得他人的某些注意。而且，由冷落情感所激发的敌视，会激发焦虑甚至加强焦虑。这是造成“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它使人难以逃避。 这种恶性循环是由对关爱的病态需求的各种不同的涵义形成的。它大致可以分为下面几种：焦虑；对关爱的过分需求，包括对独一无二的和无条件之爱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没有实现的话，他们就感到受到了冷落；带着强烈的敌视来回敬这种冷落；需要压抑这些敌视，因为害怕失去关爱；一种扩散式愤怒的紧张状态；增长的焦虑；对安全感的迫切需求……所以，用来抵制焦虑的方法再度产生新的敌视和新的焦虑。 这种恶性循环的形成不仅在上文所讨论的情况下是典型的，一般说来，它是神经症的最重要的过程。除了它的安全性外，任何保护机制都有创造新的焦虑的性质。一个人可能会饮酒作乐以逃避他的焦虑，然而又害怕饮酒会有损身体。或者他可能用手淫来减轻自己的焦虑，然而又担心手淫会使自己得病。或者他可能对焦虑进行某些洽疗，然而很快又会害怕这种治疗会伤害他。这种恶性循环是严重的神经症之所以变得更为恶化的主要原因，即使外部的条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揭示这种恶性循环及其涵义是心理分析者的重要任务。神经症患者自己是掌握不了这项任务的。他只注意到他的结果，感到自己陷入了无助的处境。这种陷入无助的处境的感觉乃是他对自己不能突破的困扰的反应。任何似乎会引他脱身出险的路都会再度引他陷入新的危险之中。 人们可能会问：尽管神经症患者充满了内在的困扰，但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他们获得他们想要的关爱？事实上，有两个难题必须解决，首先，如何获得必要的关爱；其次，如何使这种关爱的需求对他本人和他人而言都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大致列举几种不同的获得关爱的方法：贿赂，乞求怜悯，寻求公正，最后是威胁。诚然，这种分类正如心理分析上列举各种因素一样，不是严格的范畴上的分类，而只不过是一般倾向的指示而已。这些不同的方法并不互相排斥。根据不同的情景，根据整个的特征结构，以及根据敌视的程度之不同，这些方法可以同时使用或交互使用。事实上，上文所列举的四种方法依其次序表明了敌视的增加程度。 当一个神经症患者试图通过贿路获得关爱时，他的格言可以描述为：“我深深地爱你，所以，你也相应地应该深深地爱我，为了我的爱，你要放弃其他的一切。”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策略较常被女人使用，而男人不常使用，这是由于女人生存的处境使然。几个世纪以来，爱不仅是女人在生命中的特定领域，而且事实上是女人获得她们所想得到的东西的惟一的或主要的途径。男人是带着这样的信念成长的：如果他想安身立命，那么他就必须在生活中有所成就，女人认识到，通过爱，并且只能通过爱，她们才能获得幸福安全和声誉。文化地位的不同对男人和女人的心理发展具有极重大的影响。在现在这本书中讨论这种影响，时机尚未成熟。但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神经症上，女人比男人更经常地使用爱来作为一种策略。同时，这种对爱的主观信念使得她的要求更加合情合理。 这种类型的人处在一种特殊的危险之中，这就是，在他们的爱的关系中，陷入了一种痛苦的依赖里。例如，假定一个病态的需求关爱的女人，依附于具有同样类型神经症的男人，然而，当女人渴求男人的时候，该男人会抽身而退。女人对这种拒绝的反应是强烈的敌视，她压抑着会失去他的恐惧。如果女人也后退了，男人又会开始再度追求她。那么她不仅会压抑住敌视，而且会以强烈的献身来掩饰这种敌视。当她再度被拒绝时，她又会有同样的反应，最后爱愈加强烈。所以，她逐渐形成这样的信念，她被一种不可克服的“高度激情”所占有。 另一种可以称之为贿赂形式的方法乃是通过理解他人，在心理或事业发展上帮助他人，解决他人的困难等等方式来赢得他人的关爱。男人和女人都会用到这样的方法。 获得关爱的第二种方法是乞求怜悯。神经症患者会张扬自己的痛苦或无助借以引起他人的注意，他们的格言是：“你应该爱我，因为我遭受了痛苦而且无依无助。”同时，这种痛苦可以用作理所当然地获取过分需求的权利。 有时候，这样的乞求相当公开，一个病人可能会指出，他是最病重的病人，因此具有最大的权利以获得心理分析医生的注意，他可能会嘲笑其他的病人具有一副健康的外表。而且他也憎恨其他的病人比他更能成功地运用这种策略。 在乞求怜悯时，他们或多或少地混合了敌视心理。神经症患者可能只乞求我们善良的本性，或者他可以用极端的手法来寻求好处，例如，通过使自己陷入一种灾难性的情景之中而迫使我们对他援助。在社会或医疗工作上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策略的重要性。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讲述自己的困难的病人与用戏剧的方式陈示自己的痛苦以激起他人的怜悯的病人之间有重大的不同。我们在各个年龄段的儿童身上可以发现相同的倾向，他们也具有相同的多样性。儿童有时为了某些痛苦需求安抚，或者通过潜意识地发展一种令父母可怕的情景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如食欲不振，小便不通等。 使用乞求怜悯这一方法以这样的一种信念作为前提：我无法以其他的方式获得爱。这种信念可能会合理化为对关爱的普遍不信任，或者它采取这样的一种信念方法：在特殊的情景下，关爱不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得，惟有乞求怜悯。 获得关爱的第三种方法是寻求公正，其格言可以描述为：“这是我为你所做的，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们常常指出，她们为子女弹精竭虑，因此她们应该得到不懈的奉献。在爱的关系中，屈服于追求的事实，也可以用作要求的基础。这类人常常会过分热心地为他人做事，在内心中他们充满这样的期待：他们会得到他们所期望的回报，如果他人不能同样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做事，他们就感到极其失望。在这里，我并不是指那些有意识地算计的人，而是那些完全不知道他在期待可能的回报的那些人。他们的强迫性慷慨或许可以更确切地描述为一种神奇的姿态。他们为他人所做的一切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回报。正是这种痛心的失望情绪表明，事实上是希望得到回报的心理在起作用。有时候他们在心里记着一本账，在这本账中，他们为自己记下了他为他人所做的不寻常的牺牲，事实上，这些牺牲毫无用处，例如他为他人而彻夜不眠等。同时他又减少甚至忽略他人为他所做的一切，所以，他们如此地歪曲情景，因而感到他们有权获得特殊的关注。这一态度又给神经症患者本人造成后患，因为他会非常害怕欠人恩情。由于他本能地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他担心，一旦他从他人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人就会利用他。 这种寻求公正的心理也可以作为神经症患者一旦有机会就会愿意帮助他人的思想基础。他会指出，设身处地地想，他会如何地去爱他人或为他人作出自我牺牲。他感到他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事实上，他对别人的需求并不比自己的多。在事实上，这种合理化的心理比神经症患者自己认识到的更为复杂。他自己所具有的性质主要是他在潜意识中向自己夸大了这种他需求他人的行为。然而，这并不完全是欺骗，因为事实上他的确有一些自我牺牲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这样的来源：他缺乏自我确认，他自甘失败，他有希望他人迷恋他那样的迷恋别人的冲动。 当他受到伤害时，他要求对此伤害进行补偿。当他的需求放在这种基础之上时，在寻求公正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敌视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的格言是：“你使我受苦，或你使我受到了损失，所以你有义务帮助我、照顾我、支持我。”这种战术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所采用的战术相类似。我个人没有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经验，但是我怀疑那些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是否也属于这一范畴，并且使用这种伤害作为需求的基础，任意地索取回报。 我将举出几个例子来表明神经症患者是如何产生罪责的情感或义务的情感，以便使他自己的需求看起来公正。一位妻子因丈夫不忠而生病。她没有表示任何责备，也许没有在意识上感到要责备他，但是她的病毫无疑问是一种活生生的责备，目的是使她的丈夫产生罪责的情感，并且使他心甘情愿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身上。 这类病人的另一种病态是，一位患有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的妇女，有时坚持要帮她的妹妹们做家务。一两天之后，她在潜意识中就强烈地憎恨这一事实。她们接受了她的帮助，于是随着病情的加重她不得不躺倒在床，因而迫使她的姐妹们不仅要单独处理家务，而且还得分心来照顾她。而且，她的病情之恶化表示了一种责难，并导致她从他人那里得到补偿的要求。当她的一个姐妹批评她时，她当场晕倒了，以此表明她的怨恨并强求同情怜悯。 我的一个病人，在她接受心理分析治疗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病情变得越来越恶化，并因此形成幻想，认为心理分析医生要使她精神崩溃，以便掠夺她的财产。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使我有义务来照顾她。这种反应在药物治疗中是常见的，而且常常伴随着对医生的公开威胁。轻度病患者，如下面的情况也常常出现：当心理分析医生休假时，病人的情况变得严重，她或明或暗地断定，她的病情恶化是心理分析医生的过错，所以她可以要求医生对她进行特殊的关注。这种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也易于见到。 正如上面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神经症患者宁愿付出痛苦的代价——甚至是加重痛苦——因为，用这种方法，他们能够表达谴责和需求，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这么做，并因此而能够保持他自己的公正感。 当一个人使用威胁作为策略以获取关爱时，他可能威胁伤害他自己或伤害他人。他会威胁采取一些破坏的行动，如毁坏一个人的声誉，或者伤害某人或伤害自己。威胁要自杀，或者甚至是试图自杀也是常见的例子。我的一个病人运用这种威胁方法获得了两个成功的丈夫。当第一个男人给出信号要打退堂鼓时，她在该城最热闹的地方当众跳进了河里；当第二个男人不太愿意结婚时，她在一次确信能够发现的时刻打开煤气自杀，她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表明，缺少了那个男人她就无法活下去。 由于神经症患者希望通过他的威胁获得对他的需求之顺从，只有当他具有达到这一目的的希望时，他才不会将这些威胁付诸事实。如果他丧失了这种希望，他就会在绝望和报复的压力下将其付诸事实。
第九章 病态关爱需求中的性欲作用（选）
对关爱的病态需求常常表现为性迷恋或对性满足的不满意的饥渴。鉴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对关爱的病态要求的整个现象是否是由性生活的不满足而促成的？是否所有的对关爱、对接触、对欣赏、对支持的渴望都不是由对安全感的需求所促成的，而是由于不满足的里比多所促成的？ 弗洛伊德倾向于以这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他已经看到，很多神经症患者渴望与他人接触，并易于依附他们。他将这一态度描述为源于不满足的里比多。然而，这一概念是基于某种前提之上的。它假定，所有这些本身并不是性欲的现象，诸如希望得到忠告、赞许或支持等都是性欲的表现，这些性欲或被压抑或被“升华”。而且，它还假定，柔情蜜意是性冲动的一种禁止的或“升华”的表现。 这种假设是不可证实的。在关爱的情感、柔情的表达与性欲之间的联系并不像我们有时所假设的那样紧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个体之爱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布里法特认为，性欲与残忍有紧密的关系，而与柔情无关，尽管他的这一结论不太令人信服。然而，从在我们的文化所作的观察中，我们知道，没有关爱和柔情也存在着性欲，没有性欲，关爱和柔情也能存在。例如，没有证据表明母子之间的柔情具有性欲的特性。所有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情况——作为弗洛伊德发现的结果——乃是性欲的成分可能存在。我们在柔情与性欲之间可以看到很多联系，柔情可能是性欲的先驱；人们只有意识到柔情时才具有性欲；性欲可以激起或转化为柔情。性欲与柔情之间的这种转化明确地表明了它们之间的秘密关系，然而，看起来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并且假定这两种不同的感觉，虽然可能会吻合，却能互相转化或彼此代替。 而且，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假设：不满足的里比多是寻求关爱的驱力，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那些从生理的角度看性生活极为满足的人，为什么同样地渴求关爱以及上文所描述的所有复杂现象——占有欲、无条件之爱，感到不被人爱等。然而，毫无疑问，这些情况的确存在，因此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满足的里比多并不能解释这些情况和现象，这些情况的原因在性欲的领域之外。 最后，如果对关爱的病态需求只不过是性欲现象，我们就无法理解相关的诸多问题，诸如占有欲、无条件之爱、被拒绝的感觉等。的确，这些不同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认识，并得到了详细的描述。例如，妒嫉可以追溯到兄弟之间的争斗或俄狄浦斯情结；无条件之爱可以追溯到口腔性欲；占有欲被解释为肛欲，等等。但是，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在现实中，上几章所描述的态度和反应的全部范围是同一的，它们是整个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由于认识不到焦虑是关爱需求背后的动力，所以我们难以理解这种需求加强或减少的前提条件。 运用弗洛伊德天才的自由联想法，在心理分析过程中，可以精确地观察到焦虑与关爱需求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注意病人对关爱需求的变动更是如此。在一段时间的建设性合作工作之后，病人可能会突然改变他的行为，并且要求增加心理分析的时间，或者渴望与心理分析家的友谊，或者盲目地称赞他，或者变得极端妒嫉，具有占有欲，对心理分析家将他“只是当作一个病人”极为敏感。与此同时，他的焦虑在增强，或者以梦的形式显示出，或者情绪冲动，或者通过生理症状表现出来，诸如腹泻或尿频，病人认识不到具有焦虑性，或者，他对心理分析家的严重依赖是由于焦虑引起的。如果心理分析家认识到这种联系，并且向病人指出这种联系，他们双方都会共同认识到，在病人突然迷恋心理分析家之前，就会接触到那激起病人焦虑不安的问题，例如，他会感到心理医生将它解释为一个不公平的责备或者解释为一种侮辱。 这种连续的反应看起来像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激发病人对心理分析家产生强烈的敌视；病人开始仇视心理分析家，以致梦见心理分析家死了；他立即压抑住他的敌视冲动，变得害怕起来，并且出于安全的需要他开始依附心理分析家；当这些反应全部经历过后，敌视、焦虑以及由此增加的对关爱的需求隐身不见了。作为焦虑的结果，对关爱的强烈需求是有规律出现的，人们可以很可靠地将它看做是一个预警信号，它表明，某些焦虑又浮现出来并在寻求安全感，上文描述的过程并不局限于心理分析的过程。同样地这种反应也发生在人际关系中。例如，在婚姻中，丈夫可能强迫性地依附他的妻子，妒嫉她、占有她，理想化她、赞美她，尽管在内心深处他恨她、怕她。 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将掩盖于潜藏的憎恨之上的过度忠诚称之为一种“过度补偿性作用”，假如人们认识到这一术语只不过是粗略的描述而没有深及过程的动力学的话。 如果因为上面所提出的一切原因，我们拒绝接受关爱需求的性欲原因论，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对关爱的病态需求有时候与一种性欲愿望相伴随，或者共同出现，这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或者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着某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对关爱的需求是以性欲的方式感到或表达出来的，这只是个偶然的现象吗？ 从某种程度上讲，关爱需求的性欲表达依赖于外在的环境是否有利。从另外的程度上讲，它依赖于不同的文化、精力和性欲秉性。最后，它依赖于该人的性欲生活是否满足，因为，如果不满足，它会比那些具有满足的性生活的人更能以性的方式反应出来。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不言而喻，并且对神经症患者的反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它们还不足以解释基本的个体差别。在有些表现为具有关爱病态要求的人那里，这些反应在每个人身上的反应都不相同。所以我们发现，有些人在与他人的接触中，总是立即地，几乎是强迫性地或强或弱地带有一种性欲的色彩，而在另外的一些人身上性亢奋或性活动保持在正常的情感和行为的范围之内。 属于前一个集群的人是将性关系转向他人的那些男人和女人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一下他们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感到不安全，没有保护，当他们没有性关系或者当他们没有马上看到具有性关系的机会时，他们就表现得相当失常。属于这一集群，然而却有更多的禁止机制的，还有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在实际的行为上具有很少的性关系，但是无论对方是否特别地吸引他们，他们总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创造一种性爱的气氛。最后，属于这一集群的还有第三类人，这些人在性上具有更多的禁忌，但是这些人容易达到性兴奋，并强迫性地将任何异性看做是潜在的性伴侣。在这一类人中，强迫性的手淫可能——不是必然——代替性关系。 在这一集群的人中，关于他们所获得的生理满足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一集群的人所共同具有的，除了他们性需求的强迫性外，就是不加区分地选择性伴侣。他们具有这样的一些共同特征，在上文我们在一般性地考察具有病态的关爱需求的人时已经讨论过这些特征。除此之外，人们会非常震惊，在他们随意的性关系——无论是实际上的还是想象的——与他们与他人的情感上的强烈困扰之间具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困扰比那些受基本焦虑困扰的一般人更为彻底。这些人不仅不相信关爱，而且在事实上变得深为忧烦——或者，在男人的案例中变得阳萎——如果向他们提供性爱的话。他们可能意识到了他们的防御态度，或者他们易于责骂他们的性伴侣。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相信，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可爱的意中人。 对于他们来说，性关系不仅是特别性紧张的发泄，而且是人际交往的惟一途径。如果一个人发展了这样的信念，对于他来说，获得关爱在实际上是毫无问题的，那么身体接触可能成为情感关爱的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性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是主要的达到与他人接触的桥梁，所以受到了他们非同寻常的重视。 在某些人身上，这种不加分别地讨论伴侣可以在选择可能伴侣的性别上表现出来，他们会积极地寻求与同性的关系，或者被动地屈服于性需求，而不管这种性需求是从异性那里得到的还是从同性那里得到的。在此，我们对第一种类型不感兴趣，因为尽管在他们那里性欲也是用之于建立人际关系，除此之外，他们很难获得人际关系，但是，他们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在于获得对关爱的需求，而是在于一种征服的冲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使他人屈服的冲动。这种冲动很可能具有如此的强迫性，以致性的区分相对说来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男人和女人他们都要征服，无论是在性方面还是其他的方面。但是第二类人，他们愿意屈服于同性或异性的性爱追求，是由于受到对方关爱的不断需求的驱动，尤其是他们担心如果拒绝性要求，或者如果敢于反抗加诸他身上的任何需求——不管这需求是否合理，他们就会丧失他人的关爱。他们不想失去他人，因为与他人的交往是十分迫切的需求。 以他们天生具有两性本能为基础来解释这种不加区分地选择性关系的现象，在我看来，并不具建设性的意义。在这些例子中，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真的倾向于同性。一旦自我确认代替了焦虑，他们的同性恋倾向就会消失，同样地，他们不加区分地选择异性伴侣的倾向也会消失。 天生具有两性态度这样的观点对于同性恋问题也能进行某种程度的解释。事实上，在上文所说的“两性”类型的人与真正的同性恋类型的人之间有许多中间性的阶段。在后者的历史中，有些确定的因素来解释这样的事实，他不把异性当作自己的性伴侣。当然，同性恋的问题极为复杂，我们难以从一种单一的观点来理解它。我们最多能够说的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同性恋者，在他的身上，不具有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两性”人中所包含的因素。 过去的几年里，一些心理分析家指出，由于性亢奋和性满足被当作消除焦虑和解除心理紧张的方法，因此会加强性的需求。这种机械主义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然而，我相信，还有些心理方面的过程，它使焦虑转化为增强的性欲需求，而且，我也相信，这些过程是可以认识的。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心理分析观察的基础上的，而且建立在对这些病人的历史研究，以及对他们性欲领域之外的性格特征研究上的。 这种类型的病人在分析伊始可能会对心理分析家变得极为迷恋，并且迫切地需求心理分析家给予某些爱的回报。或者他们可能在分析期间保持相当冷淡的态度，把他们对性接近的需求转移到某些外在的作为替代的人身上，这种人，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与心理分析家在外表上有些相似，或者因为两人在梦境中是同一的。最后，这种与心理分析家建立性接触的个人需求可能会在分析期间毫无例外地出现在梦中，或者出现在性亢奋中。病人对这些性欲的毫无疑义的信号感到非常惊异，因为他们既没有感到为心理分析家所吸引，而且无论如何也不爱心理分析家。事实上，心理分析家所产生的性吸引根本没有起到可见的作用，这些病人的性热情也不比他人的迫切或不可控制，他们的焦虑既不比别的病人大，也不比别的病人小。他们的特征乃是在内心不相信任何真诚的关爱。他们彻底地信奉，心理分析家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出于其他的动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心理分析家的内心是非常鄙视他们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心理分析家会伤害他们，而不会保护他们。 由于神经症患者对轻视具有过敏的反应，所以在每次的心理分析过程中都会出现恼怒和怀疑。但是，在那些特别强烈的性需求病人中，这些反应形成了一种永久的和固执的态度。他们使得心理分析看起来在分析者与病人之间有一堵看不见、透不过的墙，如果面对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困难的问题，他们的第一冲动就是想放弃、中断心理分析。他们呈现给分析者的印象乃与他们在一生中所曾表现过的完全一样。其不同只是在心理分析之前，他们能够避免去了解自己的人际关系在实际上是如何脆弱和错综复杂，而他们易于满足性欲这一事实，更易于混淆情景，导致他们相信他们易于建立性接触意味着他们普遍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上文所提到的这些态度是有规则地在一起被发现，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一个病人开始他的心理分析都会表现出与心理分析家之间的性欲望、性幻想和性梦境，此时，我就预备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去寻找其特殊的深层次的困扰。按照对这一点的所有观察，心理分析家的性别相对说来并不怎么重要。一位曾同一位男心理分析家和一位女心理分析家有过成功合作的病人，对两者都有相同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表面现象当作在梦中或其他的情景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愿望，那我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所以，一般说来，正如“所有发亮的东西并不都是黄金”一样，“所有看起来像性欲的东西并不都是性欲”。大部分表现为性欲的东西在现实中与性欲的关系不大，而是对安全欲望的表达。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会过分估计性欲的作用。 那些由于没有认识到焦虑的强度，而加强性需求的人，总是天真地将其性欲需求的强度归之于其内在的秉性，或者归之于他没有传统的禁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与那些过分估计睡眠的需要、想象他们的心理结构需要十个小时或更多而事实上他们对睡眠的过分需求完全可能是由于各种情感的压抑决定的那些人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些强迫性的饮食也是同样的道理。饮食、睡眠、性欲，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需求。它们的强度之不同不仅与人的生理构造有关，而且与其他的许多条件有关，诸如气候、其他心理是否满足、外在的刺激是否存在、工作紧张的程度、现存的生理状况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需求可能被那些无意识的因素加强。 性欲与关爱需求之间的关系很好地说明了性禁忌的问题。性禁忌如何能够很好地忍受，这与文化和个人之不同而大相迥异。在个人方面，它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心理和生理因素。然而，我们易于理解，那些需要性欲来作为平息焦虑的方法的人尤其不能够忍受任何性禁忌，即便是短时间的性禁忌。 这些考虑使我们要对性欲在我们的文化中所扮演的作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反思。我们倾向于带着某种骄傲和满足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自由的性态度。的确，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我们的性态度变得越来越开明。我们的性关系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我们有更大的能力来寻求性满足。这后一点对于女性来说尤为如此，性冷漠不再被认为是女性的正常状况，而普遍地被认为是一种缺憾。然而，尽管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态度之开明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因为，今天大多数的性生活都是心理紧张的发泄，而不是真正的性驱动，因此，它更多地是一种镇静剂而不是真正的性快乐和性幸福。 这种文化境况也反映在心理分析思想中。弗洛伊德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他给予性欲以应有的重要性。然而，详细说来，很多现象被作为性的东西而接受下来，而事实它们是病态状况的表现。主要地说来，是对关爱的病态需求的表达。例如，对心理分析家的性欲望，通常被解释为对父母的性固定的重复，然而，它们往往根本不是真正的性欲望，而是为了平息焦虑而进行的某种安全性的接触。病人常常把自由联想或梦境与下述意象相联结，诸如希望躺在母亲的怀抱，或者返回到子宫中，这些希望表示了对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作用”。然而，我们决不要忘记，这种明显的移情作用只是表示关爱和庇护欲望的一种形式。 即使对心理分析家的欲望被理解为对父母的同样欲望的直接重复，这也没有证据表明，婴儿期对父母的眷恋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性欲的眷恋。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成年人中，神经症具有爱欲和妒嫉的特征，弗洛伊德将这种特征描述为俄狄浦斯情结，这些特征可能存在于儿童期，但是其频率没有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高，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种主要的过程，而是许多不同过程的结果。它可能是一种不太复杂的儿童反应，是由于父母给予的与性欲相关的抚爱而激发的，是由于儿童目睹了性爱的场面而激发的，是由于双亲中的一方将孩子当作奉献的目的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的结果。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这些家庭环境中提供了俄狄浦斯情结生长的肥沃土壤，儿童通常产生恐惧和敌视的情绪，他们的压抑导致了他们发展成为焦虑。在我看来，情况看起来很可能是这样的，在这些例子中，俄狄浦斯情结是由于儿童为寻求安全感而依附父母中的一方而产生的。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完全成型的俄狄浦斯情结表明了所有的倾向，诸如对无条件之爱的过分需求、妒嫉、占有欲、因拒绝而仇视——这些都是病态需求关爱的特征。在这些例子中，俄狄浦斯情结不是神经症的根源，但是，它本身是一种神经症的形式。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及财富的追求（选）
对关爱的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是获得安全感以抗拒焦虑所时常运用的一种方法。对权力、声望及财富的追求是人们时常运用的另外一些方法。 可能应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把权力、声望和财富作为一个单一问题的方方面面来加以讨论。具体说来，神经症患者的主要倾向是追求这些目标的一个或另一个与否，这一点对人格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神经症患者追求安全感时，哪一个目标是主要的目标，不仅因个人的天赋和心理结构之不同而不同，而且因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大异其趣。如果我将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那只是因为它们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这些特性不同于对关爱的需求。赢得关爱意味着通过加强与他人的接触而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则意味着通过疏离与他人的接触，加强自身的地位来获得安全感。 诚然，寻求主宰，赢得声望，获得财富其本身并不是病态的倾向，正如寻求关爱本身不是病态的一样。为了理解在这些方面病态追求的特征，应该将它们与正常的追求相比较。例如，对权力的感受。在正常人那里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较强的力量。无论是一种生理的力量还是一种心理的力量，或成熟与智慧的力量。或者，他追求权力与某种特殊的原因有关：家庭、政治或专业集团、祖国、一种宗教或科学的理念。然而，病态地追求权力则是出于焦虑、仇视和自卑感。从范畴上来描述，正常人追求权力是出于力量，病态地追求权力则是由于软弱。 这里也涉及到文化的因素。个人的权力、声望和财富在每种文化中都不起作用。例如，在伯布罗印第安人那里，追求声望是绝不能鼓励的，而在个人的财富方面，也仅有微小的差别。所以这种追求也不重要。在这种文化中，要追求任何统治支配作为获得安全感的方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文化中的那些神经症患者选择这种方法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声望和财富能够给人更大的安全感。 在探究产生追求这些目的的环境时，下面这一事实变得非常明显，这种追求，通常只有当它证明不可能通过关爱来找到潜存在焦虑底下的安全感时才能形成。我将举一个例子来表明，这种追求如何能够形成，当关爱需求受到阻扰时，它会以野心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个女孩很强烈地依附比她大4岁的哥哥。他们曾沉溺于或多或少地具有性爱特征的爱抚中，但是当这女孩8岁时，她的哥哥突然拒绝了她，指出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不能再玩这类的游戏。在这次的经验之后，不久，这个女孩在学校里突然发展起强烈的野心。当然这是由于她寻求关爱的失败所引起的，而且，当这个女孩没有很多的人可以依附时，这种失败就变得更为痛苦。他们的父亲对子女漠不关心，他们的母亲毫无疑问更喜欢男孩。然而，这不仅使她感到失望，而且是对她的自尊心的一种沉重的打击。她没有认识到，她哥哥态度的转变乃是由于他已经接近青春期了。所以，她感到羞辱，由于她的自信心一向就建立在不安全的基础上，所以，她的感受就愈为强烈。首先，她的母亲不要她，因为她的母亲是个漂亮的女人受到每个人的赞赏，所以她就感到自己无足轻重；此外，她的哥哥不仅得到了母亲的偏爱，而且也具有她一样的自信。她双亲的婚姻不幸福，她的母亲与她的哥哥讨论他们的一切困扰，所以，这个女孩感到完全地被抛弃了。她付出更大的努力来获得她所需求的关爱。她在经历了与她哥哥的那段痛苦的经历后不久，立即爱上了在一次旅游中遇到的一个男孩，她为此感到十分兴奋，并开始将这个男孩想得天花乱坠。当那男孩离开她以后，她因压抑表现为一种新的失望。 这样的一种情景经常发生，父母和家庭医生将她的情景归咎于她在学校太过优秀。他们将她从学校接回来，并送到避暑胜地度假，然后让她留了一级。此时，她9岁，她的野心表现得更为强烈。在班级上，她非要拿第一名不可。与此同时，她与以前能非常友好相处的那些女孩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极为冷淡。 这一例子说明了产生一种神经症野心的那些混合因素：开始时，由于她感到不被别人需求而感到没有安全感，由此她产生了相当大的敌视心理，这种敌视心理她又不能表达出来，因为她的母亲，家庭中的主要人物，需要盲目的赞美；这种被压抑的仇视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她的自尊心没有机会得到发展，在很多场合，她感到受到了侮辱，而且她因与哥哥的经历而感到羞耻；试图追求关爱以获得安全感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病态地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不仅是用来作为反对焦虑的保护所，而且用来作为被压抑的敌视得以发泄的渠道。首先，我想讨论每个追求是如何提供反对焦虑的特殊保护所的，然后再讨论解除敌视的特殊方式。 首先，追求权力被用来作为防止无助的保护机制，这一点，正如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那样，是焦虑的基本特征之一。神经症患者会为任何无助或软弱的现象感到痛苦，所以他逃避任何正常人完全能够接受的情景，诸如接受指导、劝告或帮助、对他人或环境的依赖、忍让或赞同他人等等。这种对无助的抗议并不会立刻就强烈地产生，而是逐渐产生的；在实际生活中，神经症患者对禁忌的阻力感受越大，他就越不能进行自我判断。在实际生活中他感到越软弱，他就感到越焦虑，不得不逃避一切外表上看来与软弱有某些相似的东西。 其次，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可以用作防止危险感或被轻视感的庇护所。神经症患者对力量有一种固定的、非理性的理想，这一理想使他相信，他应当能够把握任何环境，不论环境如何艰难，他都应该立即把握它。这种理想与骄傲联系在一起，结果，神经症患者不仅认为软弱是一种危险，而且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他将人分为“强健的”和“软弱的”两种类型，赞赏前者而鄙视后者。他对软弱的观念也往往十分极端。他对那些同意他或者服从他的愿望的人，对那些充满禁忌不能控制自己情绪以致总是愁眉苦脸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轻视，他自己若有同样的特性，他也感到同样地鄙视。如果他不得不认识到他本身具有焦虑和禁忌的心理，他就感到极为耻辱，他会鄙视自己有神经症，并焦虑不安地将这一事实隐藏起来。他也鄙视他自己不能单独地处理它。 对于这些人来说，缺乏权力是最可怕的或者说是最应受到鄙视的，追求权力的特殊形式因人们对可怕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我将提到一些这种特别常见的追求表现。 这种追求的表现之一就是，神经症患者渴望控制自己的同时控制他人。他不想那些不是由他所创造或得到他支持的任何事物发生。这种对控制的追求可能会采取情有可原的形式，有意识也允许他人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他坚持要知道他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他人对他保守秘密，他就感到恼怒。这种控制的倾向可能会被压抑下来，其压抑的程度可能会如此之深，以至于不仅他自己，而且与他有关的那些人都可能深信他是宽宏大量给予他人以最大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将他的控制欲压抑得太过彻底，那么，每当他人与其朋友有约会，或者没有预料地返回家时，他就会变得非常消沉，或者头痛，或者胃部不适。由于他不知道这种困扰的原因，他可能会将这些不适归咎于天气状况、错误地节食或与此无关的一些情景。作为这种奇怪的情况出现的大部分病况是由控制处境的隐秘愿望决定的。 这种类型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易于要求正确无误，一旦出错，他就感到极为恼怒，即便是在无关紧要的细节方面出现纰漏也是如此。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熟悉每一件事情，这种态度有时会显得令人尴尬而引人注目。有些严肃而可靠的人，当他面对一个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可能会不懂装懂，或者编造答案，即便没有人会注意他在这一特殊情况下的无知。有时候，这种强调需要事先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能预期并预言每一种可能性。这种态度使他对那些涉及到无法控制的因素的情景不感兴趣。不能有任何危险性发生。这种对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的态度上。如果一个女性神经症患者感到一个男人具有吸引力，如果这个男人坠人了她的爱河，那么，这个女性神经症患者就会突然改变态度轻视他。这类神经症患者发现，在自由联想时，他们无法使自己畅快自在，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控制，使得他们自己进入一种不可预知的领域。 在他们追求权力时，还有另外一种态度可以表明这种神经症患者的特征，这就是，他们渴望我行我素。如果他人没有做他期望他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或者不按他预定的时间来完成，他一定会经常不断地恼怒异常。这种没有耐心的态度与追求权力这一方面具有紧密的联系。任何延迟、任何被迫的等候，即使是等候交通红绿灯，都会使他恼怒异常。通常，神经症患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至少没有意识到它的程度。事实上，他也不乐意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想改变它，因为恼怒具有重要的防护功能。他也不希望他人认识它。因为，如果他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会有丧失他人关爱的危险。 对于恋爱关系来说，这种缺乏意识具有重要的内涵。如果情人或丈夫不按照她的预期来生活，如果他迟到了而又不打电话，自动出城了，那么病态的女人就会感到他不爱她。她不认为这是他的感受，是她对别人不屈从她的愿望而表现的纯粹恼怒的反应，这一点，她常常也不说出来，相反，她将这一情景解释为她不受欢迎的证明。这种谬误在我们的文化中确实是常见的事，我们的文化中的这种谬误是不受欢迎感的主要来源，这种不受欢迎感常常是神经症的一种关健因素。一般说来，这种谬误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一位专断的母亲对子女的不顺从感到非常愤恨，她坚信并声称子女不爱她。在这种基础上常常产生奇怪的矛盾，而使任何关爱的关系遭受严重的挫折。病态的女孩不喜欢“软弱”的男人，因为她鄙视任何软弱；但是她们又不能跟“强壮的”男人打交道，因为她们希望她的伴侣总是向她屈服。因此，她们内心寻求的是英雄，是极为强壮的男人，同时他们又极为软弱，能够毫不犹豫地向她们的愿望屈服。 追求权力的另一种态度乃是绝不属服。赞同他人的意见或者接受一个建议，即使是他们认为正确的建议，他们都感到是一种示弱，他要如此做的念头都会激发他反叛。那些认为这一种态度非常重要的人，会倾向于畏缩或向后退隐，因为害怕屈从，因而强迫性地采取相反的立场。这种态度的一般表现乃是，神经症患者内心坚持认为，这个世界本身会适应他，而不是他本人去适应这个世界。心理分析治疗的基本困难之一就是来源于此。对于病人的分析而言，最后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病人的病史或对病症进行洞察，而是要用这种洞察来改变病人的态度，尽管病人认识到这一改变对他自己有益，但是这类病人害怕这一改变的前景，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最终屈服了。这种不能也包含爱情关系的方面。爱情，不管它还有多少含义，最终都是屈服，既屈服于她自己的情感，又屈服于她的爱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越是不能屈服，她的爱情关系就越不能满意。这一因素可能是性冷淡的原因之一，因为性高潮的前提条件就是能够完全地屈服。 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的对权力的追求对爱情关系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病态需求关爱的很多内涵。不考虑追求权力所起的作用，有关关爱迫求的很多态度就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权力的追求是逃避无助和无足轻重的避难所，这后一功能与声望的追求有关。 属于这一类的神经症患者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强烈需求，那就是迫切地给他人以印象，以赢得称赞和尊重。他幻想给他人以美德或智慧或某些杰出的成就的印象；他极为奢侈地、引人注目地挥霍金钱；他将必须有能力谈论最新的书籍和戏剧，认识一些杰出的人物；他将不会有任何人作为朋友、丈夫、妻子、雇员，如果这些人不称赞他的话。他的整个自尊都是建立在赞扬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得不到称赞，他就变得畏首畏尾。由于他过分地敏感，又由于他总是感到受到侮辱，因此生活是一种永恒的苦难。他常常意识不到受到了侮辱，因为，这种认识使他感到痛苦；但是，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总是以愤怒来反应任何这样的感受，而且因其所感受的痛苦之程度不同而不同。因此，这样的一种态度导致他不断地产生新的焦虑和新的敌视。 为了描述起见，我们称这种人为自恋者。然而，如果动态地对这种人进行研究，这一名称就会引起误导。因此，尽管他总是沉溺于炫耀自我，他如此做的目的主要地并不是为了自爱，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轻视和侮辱之感，或者用正面的话来说，是为了恢复崩溃了的自尊。 他与他人的关系越疏远，他对声望的追求越朝向内心，因此它看起来就需要在自我的眼中显得更为永无过错，永远优秀。每一种过失，无论是清楚地认识到还是隐隐地感觉到，都被认为是一种侮辱。 在我们的文化中，保护自己免受无助、轻视和侮辱也可以通过追求财富来达到目的，因为财富不仅给人以权力而且给人以声望。这种对财富的非理性的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流行，因此只有将我们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加以比较，我们才能认识到它不是一般的人类本能，无论它是以一种贪得无厌的本能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以一种生物驱力的升华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且决定它的焦虑消失了或清除了，这种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也会消失。 财富所要防护的特殊恐惧，乃是恐惧贫困、困苦、对他人的依赖。害怕贫困可能是一条鞭子，它驱动一个人去不断地工作，并且从不错过一次赚钱的机会。这种追求的防御性特征表现在他不能用钱来赢得自己的快乐。对财富的追求不一定只是指向金钱或者物质性的东西，也可能表现为对他人的占有态度以防护自己丧失关爱。这种占有性的现象人们比较熟悉，尤其是在婚姻中表现出来，法律提供了这种占有的合法性基础，而它的特征与我们在讨论追求权力时的特征所描述的一样，因此我们在此将不给出专门的例子。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那样，我所描述的三种驱力不仅用来作为反对焦虑、寻求安全的手段，而且用来作为缓解敌视的手段。根据驱力所占的地位，这种敌视以主宰的趋向、受侮辱的倾向或剥夺他人的倾向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权力病态追求的主要特征并不一定就明显地表现为对他人的敌视。它也许以社会价值或人文主义的形式的伪装面目表现出来。例如，以给出建议的态度、喜欢打抱不平的态度、喜欢做出头鸟等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敌视被掩盖在这种态度之下，其他的人——子女、婚姻伴侣、雇员——都会感到它，其反应要么是顺从，要么是反抗。神经症患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相关的敌视。即使当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方式进行，使他恼怒异常时，他仍然坚信，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他之所以恼怒，只是因为人们如此不可教，以致反对他。然而，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是，神经症患者的敌视被压抑成文明的形式，当他不顺当时就会爆发出来。他偶然的恼怒，也许不会使他人感到是一种反对，人们只认为他是表达不同的意见或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然而，这些琐事也会产生很大的怨怒，人们可以将统治的态度视为一种安全阀，通过这种安全阀，大量的敌视意识可以以一种不具破坏性的方式发泄出来。由于它本身是敌视的微弱表现，它提供了检查纯粹破坏性冲动的手段。 由反抗所引起的恼怒可以压抑下来，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被压抑的敌视可以导致新的焦虑。这一点可以在压抑和疲劳中表现出来。由于引起这些反应的时机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人们几乎对此不加注意，而且，由于神经症患者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反应，这种压抑和焦虑的状态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外在的刺激。只有敏锐的观察才能逐渐揭示出刺激事件与随后的反应之间的联系。 由强迫性的统治所产生的更进一步特性，乃在于个人不能具有任何平等的关系。他必须独领风骚，否则就感到失败、不能独立和无助。他异常独裁，因此，任何他无法加以完全控制的事物，他都感到是失败。如果他的恼怒被压抑了，这种压抑就会产生沮丧，提不起精神，疲倦不堪。然而，他所感到无助的东西，可能是一种获得统治的奇妙的方法，或者是对不能独领风骚所表现出来的敌视。举一个例子，一位妇女与她的丈夫在异国的街道上散步。走到某一点的时候，她事先研究地图，并且在前面带路。但是，当她走到她没有事先在地图上研究的地方或街道时，她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安全。于是她只好让与她一起散步的丈夫做散步的向导。尽管在此以前她一直感到快乐和积极主动，此时她却突然感到精疲力竭，甚至不能再向前走一步。我们大家都知道婚姻伴侣、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而神经症患者在这些关系中的行动就好像是个奴隶驱策人一样，他用自己的无助作为鞭子，强迫他人屈从自己的意志，以便获得长久的关注和帮助。正是这些情境的特点，神经症患者不会去努力行事，而是不断地进行新的抱怨和新的需求，或者情况更坏，他不断地谴责他人忽视和滥用了自己。 在心理分析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行为。这种病人竭力要求帮助，然而，他们不仅不听从任何建议，而且在没有得到帮助时大发脾气。如果他们接受了他人的帮助，而这种帮助必须了解他的某些特性，那么，他们立即就会退回到他们先前的烦恼之中，仿佛人们对他什么也没有做，他们会设法将心理分析学家努力得出的见解消除掉。然后，病人又强迫心理分析医生重新努力分析，而这种努力注定又得失败。 病人从这种情景可以得到双重的满足，通过表现自己的无助，他在迫使神经症患者屈从他的服务方面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与此同时，这种策略还在分析的过程中探出无助的情感，因而，由于他自己置身病中而不能在建设性方面表现自己的主宰，所以他发现他有能力来摧毁这种主宰。不用说，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满足感完全是无意识的，而他为了获得这种满足感所使用的技巧也是无意识地加以应用的。病人自己所能知道的只是他迫切需要帮助，而又得不到这种帮助。所以在病人的眼里看来，他的所作所为，他自己不仅感到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且他感到，他有权利对心理分析学家生气。与此同时，他又忍不住记住这样的事实，他在玩一种暗中为害的游戏，因而自然而然地，他会担心被发现并受到报复。所以，在防卫的过程中，他感到有必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开始颠倒是非。这并不是说他在暗中进行一种破坏性的进攻，而是说心理分析学家正在忽视、欺骗，并且滥用他。然而，只有在他真正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时，这种地位才能以一种信念的方式加以设定和维持。在这种情景中，他不仅对他没有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一点的认识不感兴趣，相反，他对保护他自己的信念这一点有强烈的兴趣，他坚持认为，他常常成了他人的牺牲品，从而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想要人粗暴地对待他。在现实中，他也像我们一样一点不想要人虐待他，但是他的被虐信念获得了太过重要的功能，很难轻易地放弃。 在这种要主宰一切的态度中，包含了很多敌视心理，以致又产生了新的焦虑。这可能产生了很多禁忌作用，以致不能下命令，不能作决定，不能表达确切的意见，结果病人常常出现不适当的抱怨，这反过来又导致他把他的禁止作用错当成内心的温柔。 在那些把追求声望当作最重要的目的的人身上，其内心的敌视通常采取希望侮辱他人的形式。这一欲望在这些人身上占有永恒的地位。他自己的自尊心曾经受到过侮辱，因而一直具有报复心理。通常他们在儿童时代就经历过侮辱体验，这些经验可能与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有关，比如说，属于少数人的群体，或者个人贫穷、而有些富贵的亲戚；或者与他们个人的情景有关，比如说，因为其他的孩子而使自己没有享受到同等的爱，被他人唾弃，被父母当作玩物来对待，有时被宠坏了，有时又遭受羞辱嘲笑。这种经验由于过于痛苦，常常被忘掉了，但是如果有关侮辱的问题表现出来时，他们又会在意识中复现。然而，在成年的神经症患者中，能够观察到的不是这些儿童期的直接结果，而只是这些间接结果，这种结果由于转化成“恶性循环”而被加强成为一种被侮辱感；一种侮辱他人的欲望；由于担心报复，因此对侮辱极为敏感；对侮辱他人具有强烈的欲望。 通常这种侮辱的倾向被深深地压抑下来，因为神经症患者从他自己的敏感性中知道，当他受到侮辱时他是如何地痛苦和报复心切，所以，他本能地害怕在他人那里得到同样的反应。然而，这些倾向中的某些倾向可能会表现出来，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漫不经心地忽视他人，诸如让他人等候；漫不经心地将他人置于尴尬的境地，让他人感到无依无助。即使神经症患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侮辱他人的欲望，或者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这样做了，他与他人的关系仍然会充满了混杂不清的焦虑，它以一种不断的预期斥责和侮辱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将在下文讨论失败的恐惧时回到这种恐惧态度上来。对侮辱的敏感导致了许多禁忌作用，这种禁忌常常以需求逃避可能侮辱他人的任何事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举例言之，这样的一种神经症患者，很可能没有批评他人的能力、拒绝他人提议的能力、开除一位雇员的能力，结果，他常常显得多虑或过分礼貌。 最后，侮辱的倾向可能隐藏在赞誉的倾向背后。由于引起侮辱和获得赞誉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后者乃是根除或掩盖前者倾向的最好方法。这也是为什么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可以经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的原因。这两种态度的分布方法有很多种，分布的原因因具体的人而各不相同。它们可能分别出现在生活的不同阶段，一般轻视的时期，继之是英雄崇拜的时期；他们很可能称赞男人而轻视女人，或者完全相反；或者有可能盲目地称赞一两个人而轻视世界上其他的人。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可能观察到这样的两种态度在现实中共同存在：一位病人在同一时间里既盲目地赞誉心理医生又盲目地轻视心理医生，要么压抑其中的一种情感，或者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敌视通常采用剥夺他人的形式表现出来。欺骗、偷盗、剥削或扰乱他人的欲望本身并不是病态的。它可能在文化上模式化了，或者是由现实的情景激发的，或者被正常地认为是一种占便宜的问题。然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些倾向充满了情绪因素。即使他从他人那里获得的正面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他成功了，他也会感到兴奋异常或充满了胜利感，例如，为了讨价还价，他会花费与他所得到的东西完全不成比例的时间和精力。他对成功的满足有两个来源：其一，他感到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其二，感到他已经伤害了他人。 剥削他人的倾向具有很多的形式。如果他没有得到不必要的治疗，或者少于他所能付的报酬，神经症患者就会对医生感到怨恨。如果他的雇员不愿意无偿地超时工作，他就会对他们生气。在与朋友和孩子的关系上，这种剥削的倾向常常借他们对他有义务的借口来使它成为合情合理的。父母可能会以此为基础要求子女作出牺牲，而在现实中摧毁子女的生活，即使这一倾向不是以摧毁的形式表现出来。任何依照自己的这种信念——孩子的存在就是要给她满足——而行动的母亲，都必然会在情感上剥削她的孩子。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也会力图从他人那里剥夺事物，剥夺应付给他人的钱、应告诉他人的信息、他人所期待的性满足感等等。抢劫倾向的存在可以通过不断地做偷窃之梦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他可能有有意识的偷窃冲动，但是他压抑了，而他也可能在某一时期是一个偷窃狂。 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人常常意识不到他是在有目的地剥削他人。他要这样做的欲望与他的焦虑相关，只有有人期望他完成什么事时，这种焦虑才会产生禁忌作用，例如，他忘记了购买别人希望他能购买的生日礼物，或者如果一个女人向他以身相许时，他变得性无能。然而，这种焦虑并不总是导致实际的禁忌，而是以潜在地害怕他在剥削或剥夺他人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在剥削他人，尽管在意识上，他们会愤怒地否认这种意图。神经症患者甚至对他的行为具有这种恐惧感，虽然在实际上他的行为并不具有这些倾向，与此同时，他又意识不到，在其他的行为中，他的确在剥削或剥夺他人。 这些剥削他人的倾向伴有一种不痛快的妒嫉的情绪态度，假使别人占了一些我们希望自己也能占的便宜，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会心中酸溜溜的。然而，一般的人心中所想的只是自己也能占些这样的便宜。对神经症患者而言，即使他不要这些东西，他的心中也会感到不痛快。这种类型的母亲常常对子女的快乐感到不痛快，因而告诫他们：“乐极生悲”。 神经症患者通过把妒嫉放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来掩饰自己妒嫉态度的丑恶面。别人的利益，不论是牵涉到一件玩具娃娃，一个女孩，一份轻闲或一份工作，都显得十分荣耀、值得爱慕，以致使他认为自己的妒嫉完全合情合理。这种合情合理可能只是借助于对事实的漫不经心的歪曲；过分低估自己的所有，而幻想他人的利益才是真正可爱的。这种自我欺骗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坚信，他自己正处在可怜的状态中，因为他不能拥有别人所拥有的利益，别人超越了他，而他则完全忘记了，在其他的方面，他又不想与他人交换自己的利益。他为这一歪曲所付的代价是，不能够享受和品味他应得的幸福。然而，这种不能使他过分地害怕他人的妒嫉，他并不心甘情愿地使自己满足自己的所有，就像许多正常人那样，在很好的理由下保护自己，不使自己妒嫉，因此，他们错误地看待自己的处境。他在这方面工作非常彻底，以致剥夺了自己的一切快乐。所以，他欺骗自己的目的：他要拥有一切事物。但是，由于他的破坏快乐的心境并导致焦虑，最终落得个两手空空。 很明显，这种剥夺和剥削的倾向，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其他所有焦虑的倾向一样，不仅来源于不成熟的人际关系，而且更进一步导致了人际关系的障碍。尤其是，如果这种倾向正如大部分的情况一样或多或少是潜意识的，那么，它必然会在自我意识中浮现，或者甚至在他人的面前感到怯懦。对于那些他并不期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的人，他的行动和感觉自由自在，自然大方，但是，一旦有可能从他人那里得到任何利益时，他的自我意识就又浮现出来。这些利益可能是能把握到的东西，诸如一种信息或一种劝告，它有可能是些不能把握的利益，诸如，仅仅只是些将来利益的可能性。在性欲和其他的关系方向都是如此。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与他所不关心的男人既坦率，又自然，但是，对他所要喜欢的男人则既扭捏不安，又拘束不自在，因为，对她来说，得到他的关爱如同从他那里得到某种物质的东西。 这类人可能具有无与伦比的赚钱能力，因而，将他们的冲动导引到有益的渠道。更为常见的是，在赚钱方面，他们具有许多的禁止作用，所以，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要报酬，或者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不要报酬，所以显得比他在实际生活中要慷慨大方得多。然后，他们很可能对他的不够的报酬感到不满意，但是常常又不知道不满意的原因。如果神经症患者的禁止作用变得非常之强大，充满整个的人格方面，那么，其结果是无法立定脚跟独立自处，而不得不依赖他人的支持。于是，他会过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满足于他的剥削倾向。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不一定以“这个世界欠我一生”这样一种粗略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精细的方式表现出来，希望他人给自己一些好处，替他做先行官，给他的工作出主意，总而言之，希望他人对他的生活负责。一般说来，其结果是对人生的一种奇特的态度：他没有明确的概念这是他自己的生活，不明白对于他来说要从人生中得到些东西，要享受人生。但是，他所过的日子仿佛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与他本人无关，善与恶来自外界，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他有权利从他人那里得到好处，为一切坏事而责备他人，因为在这种环境下，通常坏事比好事多，因此对世界的日益增加的苦恼就变得不可避免了。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也能从对关爱的病态需求方面找到，特别是当对关爱的需求表现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时尤其如此。 神经症患者的剥夺或剥削倾向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他对被他人欺骗或剥削的焦虑。他可能生活在一种永无止境的担优中，他担心有些人会利用他，从他那里偷走钱财或思想，对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的反应是，担心这个人会从他那里要走某些东西。如果他真的被欺骗过，例如，如果一位出租车司机没有走最近的路，或者如果一位侍者多收了他的钱，他所发泄的愤怒可能会大大超过应有的程度。这种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心理价值是非常明显的。不正视自己的问题，而直接地去声讨他人，这就是他的最大快乐。更有甚者，歇斯底里的人常常会把责任当作怯懦的工具，或者迫使他人感到罪大恶极，因而使他自己受到利用。辛克莱·刘易斯在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斯华滋夫人身上，精彩地描述了这种策略。 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可以大致地图示如下： 目的防止敌视出现的形式 权力 无助 支配倾向 声望 侮辱 侮辱倾向 财富 贫困 剥削倾向 这是阿德勒的主要功劳，他看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神经症患者的表现及伪装中所起的作用。然而，阿德勒假设这些追求乃是人性的最主要的倾向，其本身无需任何解释，他将神经症患者的这些强力作用归结为自卑感和生理上的不适。 弗洛伊德也看到了这些追求的许多意蕴，但是他并不认为他们是同一类的。他认为，对声望的追求是自恋倾向的表现。起初，他将对权力、财富以及与之相关的敌视心理归结为“肛门-虐待阶段”的衍生物。后来，他认识到这种敌视不能归结为性欲基础，而主张它们是“死亡本能”的表现，因而仍然坚信他的生物学上的取向，阿德勒和弗洛伊德都没有认识到焦虑产生这些追求的作用，也没有看到它们所表现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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