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11-12）（选）

第十一章 绝  望（选）

尽管神经症患者有冲突，他还是能不时感到满意，并能喜欢与自己意气相投的东西。但是他的快乐有赖于太多的条件，否则不可能经常出现。比如，他只有独自一人才有乐趣；或者他必须和别人一起才感到乐趣；或者他必须是当时压倒一切的角色；或者他必须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他的快乐的机会还要进一步受限，因为使他快乐的条件常常互相矛盾。他可能喜欢让另一个人带头，但同时又对此耿耿于怀。一个女人对丈夫的成功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感到妒忌。另一个女人可能想举办一次沙龙聚会，但她要求每一件事都完美如意，结果聚会日期还没有到她已精疲力竭了。就算神经症患者真地找到了暂时的快乐，这种快乐也很容易因为他的各种弱点和恐惧而受到干扰。

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意外对神经症患者则变得非同小可。任何微小的失败都可能将他投入抑郁之中，因为失败证明了他毫不特殊，没有了不起之处，即使失败的发生是他个人无法控制的。别人任何无伤大体的批评都会使他忧心忡忡，思前想后。结果，更多的时候他是不幸的、失望的，尽管实际上那是庸人自扰。

如果我们还考虑到另一个因素，就不难理解，这种局势尽管已很糟，还将进一步恶化。只要还有希望，人显然能忍受巨大的苦难，但神经症冲突倾向的相互纠葛纷争，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无望的感受。冲突越严重，越没有希望。这种无望的痛苦可能深埋在患者内心。表面上，患者照样从事着想象或计划，以为那样能把事情变得好一点。男性患者会想，只要他结了婚，住房更宽敞，班组上换一个领班，家里换一个女人做妻子；女患者又会想，要是她是个男子，而不是女人，再年老一点或再年轻一点，再高一点或不那么高——那么，一切都好办了。有时，某些使他不安的因素的消失，的确有帮助作用。然而，更经常的是，他或她的这类希望只是把内心的矛盾外化了，所以注定要叫自己失望。神经症患者指望外在的改变能产生一个更好的世界，但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和自己的神经症原封不动地随着外在因素而进入每一个新的场合。

建立在外在因素上的希望自然更多见于年轻人，这就是为什么对年轻患者的分析并不如人们想的那么简单。随着年岁的增长，一个又一个的希望破灭，患者更愿意好好地研讨一下自己，看自己本身是不是不幸的原因之一。

即使无望的总的感觉是无意识的，其存在与强度可从多种不同的症状推断出来。在患者个人生活史中也许有某些经厉，说明他对失望的反应强烈而持久，远远超出应该有的正常尺度。这样，一个人可能沦入一种彻底的绝望，它显然发源于青春时期的失恋、朋友的背义、工作上不合理的解雇、考试的失败。自然，我们首先想查明的是，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使患者做出如此深刻的反应。但在任何特殊原因之上，我们通常发现，不幸的经历往往造成更深沉的失望。同理，整日想到死，随时涌上自杀的念头——无论有无做作的成分——都说明有一种全面的绝望，尽管患者外表显得乐天安命。一种轻浮随便、拒不认真待人待事的态度——无论出现在分析过程中还是平时——是又一个标志。一遇到困难马上泄气也属于这类无望感。弗洛伊德界定为否定性治疗反应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这种感觉。本来对问题作深一层的透视，尽管是痛苦的，却能提供一条出路；但这种透视，只导致患者更泄气，只使他不愿意劳神费力去再一次研讨一个新的问题。有时，这看起来象是病人不相信自己能克服那种困难，但实际上他是不敢希望自己能从中有所收获。在这些状况下，他自然要抱怨。那种深一层的透视只伤害或惊吓了他，他自然要不满意分析医生打破了他的安宁。另外，患者老是沉迷于对未来的猜想和预见之中，老是在挂卜算命预测将来，这也是一种无望感的证明。虽然表面上这象是一般性地对生活的焦虑，怕发生不测，怕走弯路，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患者的观念总是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象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女神卡桑德拉一样，许多神经症患者主要预见的是灾祸，而不是吉样。这种对生活的黑暗面而不是光明面的关注就应该提醒我们注意，患者可能有深沉的个人无望感，无论他怎样巧妙地加以合理化。最后，还有一种长期的抑郁状，完全是藏而不露、难以察觉的，它常常不为人看出是抑郁。受此痛苦折磨的人可以照样应付生活。他能够快乐，也能痛快一番，但要在早上重新振作起来投入生活，或者说忍受生活，却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生活是永恒的负担，对此，他己不再有鲜明感受了，所以很少抱怨。但他的精神一直处于低潮。

产生绝望的根源总是无意识的，但绝望感本身可以是极有意识的。一个人可能完全沉浸在末日感中。或者，在对生活的总的态度上，他表现出无可奈何的自暴自弃，不指望任何好事，只觉得别无他法只有忍受。或者，他会以哲人的口气自解自慰地说些话，大意不过是人生在本质上就是悲剧性的，只有傻瓜才不知道人的命数是不可改变的，等等。

分析医生在第一次接触这种患者时，就可感觉到这种人看不到希望。患者可能不愿意作最小的牺牲，不愿意有一点点不方便，不愿意作微不足道的冒险。他给人的印象可能是，这个人只是在自我娇纵。但事实上，既然他不指望从牺牲中得到什么，他也就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作牺牲。在分析过程以外的日常生活中，也可见到他类似的态度。他处在完全不令人满意的情形中也无动于衷，尽管稍加主动或借助举手之劳就可改善处境。但是他可能已被自己的无望感完全弄瘫痪了，不足挂齿的困难在他也象是不可克服的障碍。

有时，别人偶然的一句话会使这种状态表面化。一个分析医生只简单说某个问题还未解决，还需要分析，病人可能用这一问句作答：“那你认为这是无望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颓丧，也不知怎样解释。他可能将这种心情归咎于外因，从他的工作、婚姻到政治局势，但他的绝望感并不是产生于某种具体或暂时的条件。他感到没有希望能使自己的生活更充实，没有希望得到快乐或自由。他感到自己被排斥于所有能使他生活有意义的东西之外。

或许，索伦·克尔凯郭尔已作了最深刻的回答。在《疾患至死》一书中，他说所有的失望根本上都是未能成为我们自己而感到的失望。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强调了成为我们自己的核心意义，强调指出了由于人感到有障碍阻止他接近成为他自己这一目标而产生的颓丧。这也是东方佛教经文的主题。在现代学者中我只摘引一段约翰·麦克马雷的话：“我们的存在除了意味着充分地、彻底地成为我们自己而外，还可能有什么别的意义？”

绝望是冲突造成的最终产物，其根源在于患者放弃了保持身心统一不被分裂的希望。严重的神经症导致了这一状态。患者最基本的意识是感到自己象鸟儿被囚进笼子一样被冲突抓住不放，看不到解救的可能。于是病人试图解决冲突，这种试图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更加使病人与自我疏离。重复性的体验只加深了他的绝望感。患者的才能从来不曾取得成功，这或者是因为精力一次又一次给分散到过多的方面，或者是因为进行创造性工作便遇到巨大的困难，足以妨碍他的继续努力。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他的爱情、婚姻、友谊，这些都一个又一个地崩溃了。这样重复的失败，令患者沮丧泄气，这就象做实验用的老鼠看见面前的小门里有食物，扑上去抓又抓不着，因为有东西挡在前面，无论它扑了多少次还是遭到同样的挫折。

不仅如此，他还从事着另一毫无希望的追求——想成为理想的那种形象。在产生无望感的原因中，甚至很难说这种追求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分析中，当患者意识到自己远不是自以为是的那种唯一完美的人时，他的失望感便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时，他感到什么希望也没有了。这是因为，他再也不敢图谋达到那种辉煌的高度，这还因为，他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便对自己极端鄙夷，而这种自卑又粉碎了再有所图的指望，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他再不敢企求有所进取。

最后，使患者感到无望的，还有一个原因。患者在为人处事中，重心不是落在自身，而是落在外在因素上，这样，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已不是原动力了。这样一来，他失去了自信，失去了作为健全的人而发展的信念。他于是事事自暴自弃，这种态度虽然可能不被人们察觉，却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足以称作心灵的死亡。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但是，尽管他颓丧绝望……他还是可以……完全有能力照样打发生活，照样忙碌于尘世的事务，娶妻生子，赢得声誉和地位，或许，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他是没有自我的。象这样难以引人注意的东西，世人是不会表示兴趣的。因为自我是世人最不会过问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一切事情中最危险的，莫过于让人们注意自己的自我。而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一个人的自我的丧失。它可能悄无声息地来临，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相比之下，任何别的损失，比如一条胳膊、一条腿、几文钱、一个妻子等等，倒是肯定会引起注意。”

根据我观察中的体验，我认识到，绝望是一个常被分析医生忽视的问题，因而没有得到恰当的处理。我的有些同行看到病人的无望后大为震动，自己也感到无望了；他们纵然看到了这个现象，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问题。医生的这种态度对分析工作当然是最有害的，因为无论他的技术多么高明，办法多么大胆，病人还是感到实际上医生已认为无望而将他放弃了。在平时的情况也如此。任何人，如果不相信同伴有潜在的能力，则这种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并给同伴以建设性的帮助。

有时，分析医生们又犯了与上述刚好相反的错误，即太不注意病人的这种无望感了。他们觉得病人需要鼓励，于是便照此办理，这样做固然可嘉，但还很不够。当医生这样做时，病人即使欣赏医生的好心，还是觉得医生搅扰了自已，因为在心底深处病人知道自己的无望感不只是一种心情的问题，医生的好心并无多大作用。

为了抓住问题的关键，直接对之进行处理，我们有必要首先从如上所述的间接标志认识到病人感到绝望了，我们还要认识到他的这种感觉的强度怎样。然后，我们必须理解他的无望感完全来源于他内心的纠葛。医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清楚地向病人讲明，只是在他的现状维持不变、他也以为不能改变的条件下，他的病才是无可救药的。这个问题在契柯夫的《樱桃园》的一个场景中得到了简洁的说明。一家人面临破产，一想到只有离开他们的庄园及其可爱的樱桃园，便伤心颓丧之至。一个有实干精神的人向他们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在庄园某处修一些供出租的小房子。这家人出于狭小的胸怀和眼界不能容忍这种想法，而由于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便一直陷于绝望而不能自拔，好象他们根本没有听到这一建议似的。他们可怜巴巴地问：难道真的没有人能对他们有所指点、有所帮助吗？设想一下，如果他们的那位顾问是一个分析医生，他会说，“你们的局面当然是很困难的，但真正使这种局面变得无望的是你们自己对它的态度。如果你们愿意考虑一下改变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你们就根本没有必要感到无望了。”   

相不相信病人真能改变，即相不相信从根本上来讲他是能够自己解决冲突的，决定了治疗者敢不敢对付这一问题，也决定了他能不能取得成功的机会。正是在这一点上清楚地显示出我与弗洛伊德的分歧。弗氏的心理学及其哲学本质上是悲观的。这在他对人类未来的观点上尤其明显，这表现在他对治疗法的态度上。在他的理论基础上，他除了悲观失望并无他路。据他想来，人受本能驱使，本能至多只能通过“升华”得到调节。人寻求满足的本能倾向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中遭到挫败，他的“自我”永远在本能趋势与“超我”之间给扔来抛去，这种“自我”本身也只能得到调节。“超我”的主要功能是压抑和破坏，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理想。希望达到个人的完美，那只是“自恋”。破坏性是人的本性。“死亡本能”驱迫着他或者去毁灭他人，或者去受苦。弗氏的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承认有积极正面的态度可以导致改变，从而限制了他所发明的极有潜在能量的治疗法的价值。与此相反，我深信，神经症中的强迫性趋势并不是本能的，而是发源于人际关系的失调。我认为，随着人际关系的改善，这些趋势也能够发生改变，由之而产生的冲突也能真正消除。这不是说，基于我这种理论原则上的治疗法一点局限也没有。要确切无误地界定它的局限，先还要作大量的工作。但我的确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根本的改变是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认识并处理病人的无望感是如此重要呢？首先，这种方式在处理诸如抑郁和自杀倾向等特殊问题时有较大的价值。事实上，我们真正能够消除病人的抑郁，办法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病人正受其折磨的那种冲突暴露出来，而不必触及他的普遍性无望感。但如果要防止抑郁的复发，则不能不触及他的无望感了，因为他的抑郁正是发自于这个更深藏的根源。我们如果不探索这个根源，也无法对付较难察觉的长期抑郁症。

对自来趋势的处理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如下一类因素，比如巨大的失望、藐视、报复性等，都会导致自杀冲动的产生；但在这类冲动明显化以后再去防止自杀，常常又太迟了。医生如果对病人无望感的最不惹眼的迹象也倍加留意，并在恰当的时候与病人一起讨论和分析他的问题，那么，许多自杀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具有更普遍的意义的是如下一个事实，即病人的无望感妨碍着任何严重神经症的治愈。弗洛伊德倾向于把一切妨碍病人好转的东西都称作“阻力”。但我们却不能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无望感。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必须研究阻碍与推进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研究阻力与动力。阻力是一个集合名词，代表病人内心维持现状的所有因素。而他的动力却来自于内心的一种建设性能量，这种能量促使他去获得内心自由。我们要运用的正是这种动力，没有这种运力，我们自然束手无策。正是这种动力帮助病人克服阻力，这种动力使他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让医生有机会更好地去理解他。这种动力给病人以内心的力量，去忍受成熟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这种动力使他甘愿冒险并放弃曾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态度，而一跃进入对人对己的未知的、新的态度中。医生不能总是拖着病人走完这一过程，病人必须自己想走才行。正是因为病人的无望感而使这种宝贵的动力瘫痪下来了。医生如果没有看到这种动力并加以引导，便是剥夺了自己最得力的盟友，一人孤军作战对付病人的神经症。

病人的无望感不是用一个解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假如病人开始认识到无望感的确是个问题，但最终能够得到解决，而不再陷入绝望之中，不再认为那是无可挽救的，那么我们就己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收获。就是这第一步，已使病人解放出来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当然还有起伏和曲折。在他得到了某些有益的认识时，会变得乐观甚至过度乐观，而一旦碰一上一个更大的困难便马上旧病复发，又一撅不振。尽管问题每次都要重新对待，但它对患者的钳制作用会减弱，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实际上能够改变。从而，他的动力也随之增强。在分析过程的开头，这种动力也许只局限在他的小小的愿望上，即想摆脱自己最深感不安的症状。但随着病人越来越意识到他的桎梏，随着他体会到自由的快乐，这种动力也愈渐强大。

第十二章 虐待狂趋势（选）

被神经症的无望感所钳制的人总是设法以这种办法或那种办法“撑持”下去。如果他们的创造性能力还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他们也许能够有意识地退后一步忍受个人生活的现状，把心思放在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的东西上。他们可能沉醉在社会或宗教活动中，或热心于某个团体的事务。他们的工作可能是有用的，尽管他们没有热情，但由于也没有个人追求的干扰，所以也就无伤大体了。

另外有些人在使自己适应特定的生活模式时，便不再对这种模式提出质疑了，但也不认为这种模式有多大意义，于是只想完成自己的义务。约翰·马康德在其小说《时间太少》中描绘过这种生活。我相信，这种状态也正是埃利希·弗洛姆描述为“缺陷”的状态，用之与神经症作对比。不过，我认为此状态正是神经症的产物。

另一方面，患者可能放弃一切认真的或有前途的追求，只站在生活圈子的外缘而不进入圈内，想从中取得一鳞半爪的乐趣，或者在某一嗜好中或附带的乐趣中表现自己的渴求，如讲究吃、穿、酗酒，或偷偷摸摸地干一些风流事。要不，患者会随波逐流，每况愈下，最后彻底崩溃。他们由于不能从事恒定的工作，便转而追求吃喝漂赌。由查尔斯，杰克逊在某名著《失去的周末》中所描绘的那种酗酒成癖的状态，就是以上状态最末一个阶段的写照。谈到这一点，不妨检查一下这种可能性：患者在无意识中采取了使人格分裂的方法是否会在精神上极大地促进象结核病和癌症之类的慢性疾病的发生？

最后，失去了希望的患者会变得有破坏性，同时又试图通过代偿性生活求得补偿。在我看来，这就是虐待狂趋势。

由于弗洛伊德把虐待狂趋势看成人的本能，所以，精神分析的重点被集中在所谓虐待狂错乱上。分析家们虽然没有对日常关系中的虐待模式视而不见，却也没有对之进行严格的界定。他们把任何自我肯定或咄咄逼人的行为都看成本能的虐待倾向的变种或升华。诚然，对权力的追求有可能使人带有虐待性，但如果二个人把生活看成是所有人都在互相争斗的战场，他对权力的追求就只是一种生存竞争。事实上，这完全用不着非变成神经症患者不可。由于分析上缺少这种区分，我们既不知道虐待性态度可能采取的形式，也不知道究竟什么精确标准才算是虐待性的。要决定什么是虐待表现，什么不是，完全靠个人的直觉，而这种情况无助于准确的观察。

仅仅只是伤害他人，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表明虐待倾向。一个人一旦陷入个人的或一般性的斗争，不仅不得不伤害对手，还不得不伤害盟友。对他人的敌意也可能只作为一种反应而出现。一个人可能自觉受了伤害或惊吓，所以想加倍还击；尽管客观上这种还击超出了挑衅的限度，但在还击者主观上，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受骗，常常看起来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反应，实际上掩盖着一种虐待倾向。尽管区分二者有困难，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作为一种反应而出现的敌意表现。最后，攻击型患者一直都处于攻势之中，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斗争。我不打算把这些攻击行为都称作虐待倾向。虽然受攻击者受到了伤害，但这种伤害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副产物，而不是目的本身。简言之，我们可以说，这儿提到的那些行为尽管是攻击性或敌对性的，但行为者并没有卑劣的念头。他从对别人的伤害中并未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到一种满足。

相反，让我们考虑一下某些典型的虐待性心态。我们从那些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他人的虐待倾向的人身上，最能观察到这种态度，无论这种人自己对其倾向有无意识。在如下的论述中，我所说的有虐待倾向者，是那种对他人主要表现出虐待性态度的人。

这样的人可能一心想“奴役”他人，尤其是奴役其伙伴。他的受害者与他的关系是奴隶与超人的关系，这个奴隶不仅没有愿望、感情、主动性，而且对主人没有任何要求。患者的这种虐待倾向可以表现为对受害者整个人格进行任意的塑造或改造，正象希金斯教授铸造着伊丽莎那样。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行为也可以有建设性作用，比如父母教子，教师对学生等等。偶尔，这种作用可见于性关系中，特别是有虐待倾向的一方是更成熟的性伙伴时。有时，这种积极的作用也见于年龄一大一小的两个男性的同性恋关系中。但即使这样，如果“奴隶”表示出些微自行其是的打算，想自己交友或自己有所追求，那么主人就会原形毕露，现出凶相。常常，主人摆不脱一种占有性的妒忌，并将它用作一种折磨手段。这种虐待狂的一个特殊表现就是，对他而言，对受害者的控制和支配，远比自己的生活更为重要。他可能玩忽职守，放弃结交朋友的乐趣或好处，但绝不让受控制的伙伴得到丝毫独立。

他对受控伙伴的奴役方式也很有特性。这些方式都大同小差异，而且取决于两人的人格结构。施虐者会向受虐者施与一点恩惠，至少使受虐者感到这种关系可以维持下去。施虐者甚至会满足受虐者的某些要求。当然，从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讲，这种给予少得可怜，只能勉强维持受虐一方的最低要求。但施虐者却会尽力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给予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他会向对方指出，没有别的人能够这样理解他、支持他，给予他这样大的性的满足，给他提供如此多的兴趣；确实可以说，除我以外，谁也不能忍受你！可是，与此同时，施虐者又用将会有的好处来诱惑受虐者。他或暗示、或明说要给对方以爱，答应将与其结婚，给对方在金钱、待遇上更多的好处等等。有时，施虐者又向受虐者发誓说离不开他，从而更加加强了自己对受虐者的吸引力。由于施虐者的这种占有性控制以及经常贬低他人，他把受虐者与他人分隔开并孤立起来，所以，他的上述策略变得更加行之有效。如果受虐者变得完全依赖于施虐者，施虐者又可能威胁要离开受虐者。当然，施虐者还可能采用进一步的恫吓手段，不过那些手段自有其规律，我们将另文详述。自然，不考虑受虐者的性格特征，我们无法理解这一关系的发展。受虐者常常属于屈从型，所以害怕被抛弃；或者，他是那种把自己的虐待倾向深深压抑下去而变得可怜无助的人。

这种关系必然滋生出的相互依赖性，不仅引起受虐者的忌恨，也同样使施虐者感到不满。姐果施虐者有较强的孤独离群的倾向，那么，受虐者对他事事言听计从，处处模仿吸收，也只会引起他的恼怒。他认识不到是他自己一手造成了这种拆不开、拉不断的结，却责怪对方把自己死死抓住不放。在这种时候，他要抽身离去的要求，既表现了自己的恐惧和不满，也作为威吓对方的一种手段。

并非所有的虐待狂都渴求奴役他人。另有一类，他们的满足来自于玩弄对方的感情，就象玩弄一个器具。索伦·克尔凯郭尔在其小说《诱奸者日记》中讲述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并不对自己的生活抱多大的期望，却把生活作为一种游戏并深感兴趣。他知道应该什么时候显示出兴趣，什么时候显出冷漠。他能极其敏感地预感和观察姑娘对他的反应。他知道怎样可以激起她的情欲，怎样又可以遏制这种情欲。但是，他的敏感只局限于虐待性游戏的需要，他根本不关心这样做对姑娘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在克尔凯郭尔故事中有意识的老谋深算，其实常常是无意识的。这仍然与上边讨论的游戏属于同一性质：吸引与拒斥，诱惑与失望，抬举与贬抑，既带来快活也造成痛苦。

第三类虐待狂的特点是自私地利用伙伴。利用行为的本身不一定是虐待表现，有可能只是想捞取好处而对他人加以利用。在虐待性利用中，获得好处诚然也是目的之一，但“好处”常常是虚而不实的，而且也根本犯不上花那么大心思来谋取那么一点靠不住的好处。对施虐者来说，利用行为的本身就是一种嗜好和渴求。重要的是那种体验——感觉到自己占了他人上风的那种胜利的快感。这种特定的虐待性色彩表现在患者对他人进行利用时所采取的手段上。受虐者被直接或间接地置于受支配的无权地位，施虐者对受虐者的要求不断升级，并使受虐者在不能满足对方要求时自感有罪或可耻。施虐者总能找到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认为自己的不满是理所应当的，因而也认为有理由进一步向受虐者提出要求。易卜生的《赫达·盖布娜》一剧向我们展现了，这种要求即便得到了满足，施虐一方也永远不会表示感谢。而且这些要求的出现，正是因为施虐一方意欲伤害对方，使别人俯首就范。这些要求可能涉及到物质方面的东西，或性的要求，或帮助谋生，可能是施虐者需要受虐者对自己格外关注，把心整个地交出来贡献给自己，要受虐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依顺自己。施虐者的这类要求本身倒不是虐待性所专有，其虐待本质在于：施虐者要求受虐者以所能采用的任何方法填充一种感情上只是一片空虚的生活内容。这也清楚地表现在赫达·盖布娜身上，她老是抱怨生活枯燥乏味，缺少刺激和激动。象吸血虫似的需要从对方吸取感情力量以滋养自己，这种渴求一般是完全无意识的。但这很可能就是损人利己的根子，正是由此才产生了对他人的非分之求。

如果我们认识到，与此同时还存在一种想挫败他人的倾向，这种利己行为便更显得清楚了。当然，如果说施虐者从不想给予，那也错了。在某种条件下他甚至非常慷慨大方。虐待趋势的一个典型特征，不是小气吝啬，而是一种虽然无意识但却非常主动活跃的冲动——挫败他人，粉碎别人的快乐，使别人失望和扫兴。受虐一方的任何满足或兴奋都会激起施虐者的恼怒不快，他会以某种办法挫败或瓦解受虐者的快乐。比如，如果对方想见他，他便露出不快。如果对方想性交，他便显出冷淡或出现阳萎。任何积极肯定的事，他或者不做，或者不想做。他处处流露一种忧郁，一言一行都叫人感到压抑和不快。这儿摘引一段阿尔多斯·赫胥黎的话：“他不用做什么，仅仅活着，这在他已足矣！他是凋萎干缩的，因化脓而变黑了。”他还说：“这是一种何等精心修饰过的权力意志啊！这是怎样一种穿着淑雅外衣的残忍啊！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稀世奇才啊——它的阴霾居然有如此巨大的传染性，甚至最好的兴致和快乐也会被它击溃和窒息！”

还有一种倾向与上述虐待表现具有同样的意义，那便是患者处处想轻视和侮辱他人。他特别热衷于找别人的毛病，发现别人的弱点并津津乐道于指出这些弱点。他从直觉上就知道别人的敏感处和薄弱点。他倾向于运用直觉无情地贬斥或苛责别人。他可能把自己的这种行径合理化为坦率诚恳、意在助人，他可能会自认为自己是因为怀疑他人的才能或正直才真正感到不安的，但假如别人反过来质问他的这种怀疑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便会惊恐不安。患者的这种毛病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对他人的不信任态度。他会说，“要是我能够信任那个人就好了！”在他的梦中，那个人不是变成臭虫就是变成老鼠，他又怎么能喜欢和信任那个人呢？换言之，不信任别人，其实是自己蔑视别人造成的后果。如果说施虐者意识不到自己对别人的轻侮，那么，他却能够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不信任。恰当地说，这不仅是一种倾向，而是一种吹毛求疵、处处找岔的欲望或怪癖。他不仅专心注意别人实际有的过失，还极善于把自己的过失外化，从而认为别人有罪。比如，假如他因为自己的言行使别人不安，他马上会留意到别人的反应，甚至鄙视别人的这种情绪变动。假如受威胁的一方对他不太坦率，他又会严厉斥责别人在保守秘密或撒谎。他责怪对方事事依赖他，却无视正是自己尽了全力把对方变成附庸。这种对受虐一方的无形的损害不仅表现在施虐者的言语上，还伴有蔑视性行为。带侮辱的、卑劣的性行为也是表现之一。

当施虐者的这些趋势受阻受挫，或局面倒转过来时，他又会觉得自己是在受压，受利用，被蔑视，从而怒不可遏地发作出来。在他的想象中，无论怎样报复得罪了他的人，都不解恨。他恨不得又踢又打，将对方碎尸万段。这些发疯般的虐待狂表现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极度的惊惶或某些机体功能碍障，这说明内心的紧张已大大增强。

那么，这些虐待倾向意味着什么？患者内心究竟有什么迫切需要，才驱使他表现出这一类残酷行为呢？事实上，那种关于虐待狂只表现了性欲错乱的假设，是毫无道理的。诚然，虐待倾向是可以表现在性行为中的。在这一点上，所有病态倾向毫无例外地遵守一条普遍规律，即我们的一切态度都必然在性领域内有所表现，正象它们也必然表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式、举止、书写的字体等上面。另外有一点也是真实的，即许多虐待狂表现都伴有某种激动或兴奋，或如我多次说过的，伴有一种销魂荡魄的狂热。然而，就此得出结论，说这类兴奋或激动在性质上是性欲的，那就与另一种糊涂认识同出一辙了。另一种糊涂认识是：一切激动都是性的激动。但是，根本找不到证据能说明那种泛性欲主义观点是言之有理的。从现象学上说，虐待狂的兴奋与性的放纵这两种感受在本质上是绝然不同的。

认为虐待冲动是婴儿的虐待倾向的持续，这一断言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小孩对动物或更幼小的孩子常表现出残忍并显然从中感到乐趣。只看到这种表面的相似，有人也许会以为，成人的虐待狂只是孩童的本性残忍的发展。但事实上那不是发展，那是一种不同类的虐待倾向。我们已看到，比起儿童的直率的残酷，成人的虐待狂表观自有儿童所不具有特性。儿童的残酷行为似乎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反应——对受压与受屈的反应，他通过对更弱的对象进行报复而肯定自己。而成人的虐待狂性质更为复杂，有着更为复杂的根源。此外，上述那种似乎有理的断言，象所有其他动辄便以儿时的经历来解释成人的反常表现的理论一样，避而不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导致早期残忍行为持续和发展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上述那些断言只专注于虐待狂的某一个方面。一种只看到性欲，另一种只注意残忍。但它们甚至连这两种特点也不能解释。同样的缺陷也见诸于埃利希·弗洛姆所提出的解释中，虽然他的解释比其他人更接近本质。弗洛姆指出，有虐待狂的人并不想要毁掉那个他依附于其上的人。但由于他不能自个儿生活，他必须利用受虐者来完成一种共生性的生存。这当然很正确，但还是不足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非要强迫性地把自己与别人的生活纠缠在在一起，或者说明这种干预何以采取那种具体的形式。‘

如果我们把虐待狂看作神经症症状，我们照例不能先试图解释症状，而应该尽力去理解产生这种症状的那种人格结构。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时，我们可以认识熟，只有感到自己的生活无用又无意义的人，才会发生明显的虐待狂倾向。远在我们用临床检查手段把这种病状发现出来之前，待人们早就从直觉上意识到这种潜藏的状况了。在赫达·盖布娜与她的诱奸者身上，使自己有所作为，使生活带有意义的任何可能性几乎都谈不上了。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一个人找不到妥协的退路，必然会变得忌恨一切。他感到自己永远受排斥，永远打败仗。

由此，他开始憎恨生活，憎恨生活中一切积极的、正面的东西。但他对生活的恨又带有一种燃烧般的忌妒，象一个人渴求某物而又可望而不可即时所感到的忌妒。这是一个恼怒、失意的沮丧者发出的忌妒，他感到生活就从自己身边溜过去。这种人感觉不到别人也有别人的不幸，他只觉得“他们”盘中有肉而自己腹中空空。“他们”在恋爱、创造、欢悦，在享受康乐舒适，有所归宿。“他们”的幸福和对快乐的追求只会激怒他。如果他感受不到幸福和自由，为什么他们应该感受到？用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位白痴的话来说，他不能原谅他们那种幸福。他必须把他人的快乐踩到脚下。他的心态从那位害肺病的教员身上形象地表现出来，那个教员向学生的点心吐口沫，并因为自己能把那些面包捏得粉碎而狂喜。当然，那只是一种报复性忌妒的有意识的行为。在虐待狂身上表现出的挫败和破坏他人情致的这种倾向，通常是深藏于无意识之中的，但其目的与那位教员的目的一样卑劣，那就是让别人来分担自己的不幸。如果别人象他一样给击败并从而堕落下去，他便觉得好受多了，因为他不再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受罪。另一个他用来缓解自己刻骨铭心的忌妒的手段，是“酸葡萄”策略，而且他运用此法是如此地高明，甚至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会受骗。事实上，他把妒忌深深埋藏，甚至如果别人提说或暗示了这种忌妒的存在，他也会大加讽刺。他对生活的痛苦、沉重、丑恶一面的专注，不仅表现了他的忌恨和失意，更表现了他有心向自己证明他不会漏放过任何事物。他时时挑他人毛病，贬低他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端于这种心态。比如，他会注意到一个美丽的女人身体的某一部位的缺陷，进了一间屋子，他会注意到房间的某个颜色或某件家俱与其余的不相协调，他会发现一个出色的报告中的不足之处。同理，别人生活中的差错，性格中的毛病和可能的动机，都会使他耿耿于怀。如果他善于强词夺理，他会把这种倾向看成是自己对不完美事物极为敏感。但事实上他只专注于这些东西，却视而不见其余的一切。

虽然他得以缓和自已的忌妒，释放出自己的忌恨，他的这种无处不贬斥他人的态度反过来产生出一种持续的失望与不满。比如，如果他有孩子，他主要想的是沉重的负担和责任，如果他没有孩子，又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得到，如果他没有性关系，他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什么，对节欲的可怕前景又感到忧心忡忡，如果他有性关系，又感到耻辱，认为那使自己显得动物般低下。如果他有机会外出游玩，他会对各种不方便唠叨不停，如果闭门不出，他又认为不得不呆在家里是失面子的事。由于他不知道自己长期不满情绪的根源恰恰在内心深处，他便觉得有理由使他人明白，是他们负我，而且还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向他人不断提出要求，但即使达到了这种要求，他也永远感到不满足。

那种带恨的忌妒，贬低他人的倾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虐待狂趋势。我们现在明白了，虐待者何以非要去挫败他人不可，何以要给人伤害，找人岔子，而且不断要求这、要求那了。但只有在我们认识了他的无望状态给自我造成的结果以后，我们才可以了解他的破坏性的程度，认识他的盛气凌人的自以为是的态度。

尽管他违背了人性美德的最基本的要求，在他心目中同时却供奉着一个又高大又绝对的理想化道德标准。他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一类人，这些人由于达不到那种高而全的标准便灰心丧气，于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以烂为烂”，破罐子破摔，并在这种劣行中体味到一种绝望的快意。但这样一来只加大了理想标准与实际自我之间的裂痕。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救药，不能原谅了。他的希望的丧失感深化了，于是象一个再无所失的人那样在劣行中滑下去。只要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他事实上就不可能对自己持一种新的、建设性态度。想使他变得积极的任何直接的企图必然都毫无结果，反而只暴露出治疗者对他的状况还是一无所知。

他的自我厌恶会发展到他不能正视自己的地步。为了使自己振作坚强起来，他必须把已有的自以为是的甲胄再层层加厚。他人的一点批评、忽视或未对他给予特别注意，都可能引发他的自卑感，所以他必须把这些作为不公正而拒斥不纳。因此，他被迫把自己的自卑外化，转而责怪、排斥、侮辱他人。然而这又把自己掀进了恶性循环的痛苦之中。他越是蔑视他人，便越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自卑感，而这种自卑感越是强烈，他就越是无望。对他人的攻击于是成为自我保存的需要。这种过程在前面的例子中已有说明，那位女患者指责自己的丈夫犹疑不决，而当她认识到她实际上是在对自己的犹豫态度感到恼怒时，就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碎片。

以这种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有虐待狂的人不能不低毁他人。我们现在也能够明白了，患者的逻辑正是一种强迫性的、常常还是盲目的倾向，即要改造别人或至少改造他的伙伴。由于他自己达不到他的理想，他的伙伴必须达到才行。他将对自己的无情的恼怒发泄到伙伴头上，尤其是对方显然有违于那种理想化意象时。施虐者有时会自问：“我为什么不停止于对他的干预，让别人自行其是？”但是，显然这种合乎理性的思想不能左右他的行动，因为内心的冲突还在进行并被外化。他通常把施与伙伴身上的压力合理化为“爱”或“关心伙伴的成长”。勿需赘言，这并不是爱。这也不是旨在使伙伴依照自己的天性，遵循自己的规律得以发展。事实上，施虐者强加在受虐者身上的，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目的，即实现施虐者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他为了排除自卑而发展起来的自以为是态度，使他有一种自鸣得意的信心，去达到他的目的。

理解了这种内心的斗争，我们就更能透视虐待狂症状所固有的另一个更普遍性的因素了，这因素就是报复性。这种报复的倾向象毒汁一样浸透了他人格中的每一块细胞。他必须是报复性的，因为这样才能把强烈的自卑赶出内心世界。由于他的自以为是使他觉得麻烦苦恼不应该与他沾边，所以他便认为那是别人亏待了他，害苦了他。由于他不明白自己沮丧失望的根源在自己内心，他自然把责任归咎于他人。在他看来，是别人毁坏了他的生活，他们必须作补偿，必须自食其果。正是这种因素，窒息了他内心所有的同情和怜恤。为什么我要同情那些毁了我生活的人？何况他们过得比我快活！在针对具体不同的个人时，他的报复欲望是有意识的，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一种浸透了他整个人格的病态倾向。

我们对虐待狂倾向的人进行了这样的观察以后，看到了他是这样一种人：因为他感到自己被别人排斥在外，注定倒霉，于是便倒行逆施，盲目地将报复性恼怒发泄到别人身上。我们现在也懂得了，他通过使别人不幸，试图缓解自己的痛苦。但这还不是全部解释。单是破坏性趋势还不能解释这么多虐待狂表现所特有的那种忘乎一切的追求。必定还有某些更肯定的好处，某些对施虐者来说意义重大的好处，才驱使他有那一切表现。我们这样说，似乎与我们先前的断言有矛盾，即先前认为虐待行为是丧失了希望后的产物。一个不再怀有希望的人怎么还能够有所希望，有所追求，而且是以这样的执着与狂热进行追求呢？然而事实是，患者主观上认为，他不仅平息了难以忍受的自我鄙视，同时还给自己造成了一利优越的感觉。当他铸造别人的生活模式时，他不仅获得一种令他鼓舞的权力感，还找到了一种自己生活的替代意义。当他在情感上利用别人时，他为自己提供了一种代偿性感情生活，这大大减弱了对自己的贫乏空虚的感受。当他击败别人时，他得到了一种胜利的兴奋，这自然使他忘掉了自己可怜的失败。这种对复仇性胜利的渴求，也许是他最强大的动力。

他所有的追求也同样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激情与兴奋的饥渴。一个健康的、心理平衡的正常人并不需要这样的兴奋。越是成熟的人，越不在乎那种兴奋。但虐待狂患者的感情生活是空虚的。除了愤怒和胜利之外，几乎所有其他感觉都已被窒息了。他是一个虽生犹死的人，需要那些猛烈尖锐的刺激才感到自己是个活人。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他对别人的虐待能给他一种力量感和自豪感，这便更加巩固了他无意识的自我万能感。在分析治疗进程中，患者对自己表现的虐待倾向所持的态度，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当他第一次意识到那些倾向时，他似乎会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倾向。但他暗示的这种摒弃错误的打算，并非真心诚意。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大众通行的标准。他可能不时有自我厌恶的感觉。不过，到后来，正当他打算放弃虐待狂生活方式时，他又可能突然感到自己要失去一个宝贵的东西了。那时，他会初次有意识地体验到一种因为能对别人为所欲为而感到的兴奋。他可能开始担心，分析只会证实自己是可卑的弱者。我们在分析中常可见到这种凭主观产生的顾虑。分析治疗后，一旦把患者驱使别人为自己服务的那种力量剥夺掉，他便看到了自己的一副可怜相，到一定时候，他会认识到，自己从虐待行为中取得的力量感和自豪感只是可怜的替代品。但他觉得这种替代物很宝贵，因为真实的力量与自豪对他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我们明白了这些收获所具有的性质，便可知道，我所说的丧失了希望的人也可能狂热地追求某些目标，这并不与前面的断言相矛盾。但他指望的不是更大的自由或更好的自我完成，造成他的无望状态的因素依然没有变动，他也不要求改变。他所追求的只是替代物。

他的感情上的收获也是通过替代方式而得到的。做一个虐待狂，这意味着在生活中富于攻击性和破坏性，而且是通过他人得到实现的。但对生活中的彻底失败者说来，这是他能够采取的唯一的方式。他追求目标时表现得不顾一切，正是因为感到绝望。由于他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只会有所获取。从这一意义上说，虐待狂努力是有肯定的目标的，所以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旨在补偿的努力。他之所以如此狂热地追逐目标，是因为在占了他人上风的时候，虐待狂患者就可以忘掉自己受挫的沮丧和失望。

这些追求中的破坏性因素不能不给患者本人带来反作用。我们已经指出了那种越来越严重的自卑感。另一个同样有意义的反作用是使患者产生焦虑。这部分是由于惧怕受虐者反戈一击进行报复，他害怕别人会以其道还治其身。在他的意识中，这种忧虑只表现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总想整他，即是说，如果他不经常保持攻势以防他人侵犯，自己就会吃亏。他必须高度提防，随时预见，察觉出可能向自己发起的进攻，不论自己的实际目的是什么，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这种无意识中确认的自我神圣性是很有作用的，这使他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安全感。他决不会受到伤害，决不会暴露弱点，决不会发生意外，决不会感染疾病。的确，他是决不会死的。如果他仍然受到伤害，无论是因他人还是因为客观而引起，他的这种伪安全感便一下被击碎了，他便可能惶惶不可终日。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焦虑是对自己内心的爆炸性和破坏性因素的恐惧。他觉得自己象是随身携带着一个烈性炸弹，因此不得不发挥极度的自我控制和一刻也不能松懈的警惕性，才能把危险因素严加控制，不让它们造成危害。可是假如他自忖酒量大而好酒贪杯，那些因素便会挣脱控制出现在表面，那时，他可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对他来说是一种诱惑的东西），他的危险冲突也可能被自己意识到。这样，左拉的《人兽》一书中的虐待狂在受到一个姑娘的吸引时反而感到恐惧，因为这激起了他想杀掉她的谋杀冲动。患者在目睹意外事件或残忍行为时，也会受到恐惧的袭击，因为那些景象反而唤起了他的破坏冲动。

自卑和焦虑，这两种因素是虐待冲动被压抑的主要原因。压抑的深度和广度则各有不同，破坏性冲动常常只是意识触及不到罢了。笼统地说，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患者本人一直对自己表现出的虐待狂倾向毫无所知。他只偶尔意识到自己有时产生想虐待一个弱者的欲望，意识到自己在读到他人的暴虐行为时感到一种激动，或意识到自己有显然属于虐待狂性质的疯狂念头。但这些散在的意识相互没有联系起来。他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无意识的。他对自我、对他人的麻木感，正是遮蔽问题的因素。只要他的感情麻木状态不被解除，他便不能从感情上体验到自己的作为。同时，由于他自圆其说以掩盖虐待事实，他的诡辩不仅达到自欺的目的，还常常能够欺骗他人。我们不能忘记，虐待狂是严重神经症的最末阶段。所以，诡辩的具体表现取决于特定的神经症的构成。比如，屈从型奴役伙伴，他无意识中还以为是在爱。他有什么需要，就有什么要求。因为他是这么可怜无助，充满恐惧又体弱多病，他的伙伴就应该为他服务。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伙伴就应该一直不离开他。他的责怪也是间接表现出来的，他总是无意识地向人说明，别人给了他多少苦头。

攻击型患者毫无伪装地表现自己的虐待倾向，但这并未意味着他就是有意识的。他毫不迟疑地表现出不满、蔑视、要求，但他不仅觉得自己完全有理，还觉得自己很坦率。他还把对他人的忽视外化，把对他人的利用这一行为外化，威胁他人说，是他们亏待损害了他。

孤独型在表现虐待倾向时，唯独显得温和客气。他以无声无形的方式挫败别人，以他随时打算抽身退出的姿态使别人感到不可依靠，暗示自己正受他们的纠缠或打扰，看到别人出丑便心中暗暗痛快。

然而，虐待冲动还可以更深地被压抑，于是代之而起的便是一种所谓倒错的虐待狂。这种情况是：患者由于过分惧怕自己的冲动，便退守自我，尽量不让自己的冲动暴露出来，让自己或他人察觉。于是，对任何类似自我肯定、攻击、敌意的东西他都退避三舍.从而陷入广泛而深沉的抑制之中。

用一个概括性叙述也许能说明这一进程。自我退守，避免奴役他人，结果是失去了要求的能力，更谈不上负责或自居领导职位了。这种退守自我使人处处谨言慎行，甚至连最合乎情理的妒忌心也给压抑下去了。仔细观察后便会发现，这种患者在事情不如意时不是头痛胃痛，便有其他病状。

自我退守，避免利用他人，结果导致自我抹煞。其表现是不敢表达任何意愿，甚至不敢有愿望，不敢抗拒虐待，甚至不敢觉得受了虐待；处处总以为别人的期待或要求比自己的更合理或更重要；事事宁肯被人利用，而不愿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处于恶魔与天使之间的两难境地。他因为自己想利用他人而感到畏惧，又因为不敢利用他人而觉得可鄙，认为那是怯懦的表现。当他被利用时——自然有这种情形——他便陷入无法念解决的困境，他作出的反应便可能是抑郁或某种功能紊乱。

同理，他不但不去挫败他人，还生怕他人失望，表现出过分的周到和宽厚。他会小题大作地避免任何可能伤害他人感情或使他人受辱的事。他会直觉地找到一些“好”话来说，比如一句赞美，只要能鼓舞别人的自信心就行。他趋向于自动承担全部罪责，不断叨念着道歉的话语。如果非要他进行批评不可，他也会以最委婉的方式来完成。甚至在受别人虐待时，他也毫无二言，只表示“谅解”。但与此同时他实际上对所受的委屈非常敏感，因而内心万分痛楚。

情感上的虐待冲动在深深受压抑的状态下，便产生一种认为自己不能够吸引任何人的感觉。这样，一个人会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不能吸引异性，自认只得满足于别人留下的残汤剩羹，尽管有证据说明实际情形恰好相反。这儿谈到的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正是患者所意识到的东西，也正是他的自我鄙夷的表现。这儿有一件事实应该指出，即患者认为自己无吸引力，这可能是他对一种令他激动的诱惑——对人的征服或拒斥——所产生的无意识退缩。经过医生的分析，如下情形会逐渐明朗化，即患者已在无意识中虚构了他的爱的整个图画。于是一种有趣的变化随即发生了：“丑小鸭”意识到了自己吸引人的欲望和能力。但一当别人认真对待他的主动要求时，他便又带着义愤与藐视掉头而去。

由此产生的人格表现是一种假象，也难于作出评价。它与屈从型有令人吃惊的相似。事实上，公然的虐待狂通常属于攻击型，而倒错虐待狂则一般首先表现出屈从的趋势。它与前者的相似之点在于:在孩童时代，他遭受过暴虐，并且被迫屈服。他可能为他的感情披上伪装，于是，他不是起而反抗压迫者，而是转而爱他。随着年龄的增长_也许是青春期左右——这种冲突变得不可忍受，于是他退缩到孤独中去寻求安慰。但当他面临失败挫折时，他再不能忍受自己的象牙塔的孤独状态。他似乎回复到先前的依附状态，只是有一点不同：他对温情的渴求变得如此强烈，甚至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逃避孤独一人的处境。同时，他得到温情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仍然存在的孤独要求不断干扰他与人亲近的欲望。他被这场斗争弄得精疲力竭，于是丧失了希望，产生了虐待他人的倾向。但他仍然需要他人的温情，所以他不仅不得不压抑自己的虐待冲动，还不得不把这种冲动完全藏匿起来。

在这种状态下，他与人相处是非常艰难吃力的，虽然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他显得矫揉造作，腼腆而胆怯。他必须随时扮演与自己的虐待冲动相反的角色。自然，他自己认为他是在爱别人，所以在分析治疗时，当他一下醒悟并意识到他对别人并没有感情或至少不清楚自己的感情是什么以后，便会大吃一惊。此时，他可能将这种显然的缺乏感情看作一种不可变更的事实。但实际上他仅仅是在放弃那种对人有良好感情的假象，无意识地宁可不去肆受，也不正视自己的虐待冲动。对他人的良好感情只有在他看到了这些冲动并开始克服它们时才能够开始形成。

然而，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不难看出，这种状况中某些因素标志出虐待倾向的存在。首先，他总是以不易感觉的方式在威胁、利用、挫败他人。他总是有一种虽无意识但却显然可见的对他人的蔑视，他很肤浅地把这种蔑视归结为别人比他低劣。另外，他还有一系列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表现，也说明虐待倾向的存在。比如，患者有时以惊人的耐心忍受别人对他的虐待，而在另一些时候又对所受的最轻微的支配、利用、屈辱显出过分敏感。最后，他给人以“受虐狂”的印象，就是说，沉迷在被伤害之中并且甘愿受虐待。但由于这一术语及其所含的概念容易使人造成误解，我们最好不用它，而只描述涉及到的诸种因素。由于患者整个身心都处于压抑之中而不能自我肯定，他在各种场合下都欣然受害。但是，由于他对自己的软弱深感不安，他事实上常常被公开的虐待狂所吸引，既钦佩又憎恶他们，正象后者注意到他是一个自甘受虐的人、从而也被他所吸引一样。这样，他把自己置于被利用、遭挫折、受屈辱的境地。然而，他并不欣赏这种受虐待的处境，只感到苦不堪言。这种生活所给予他的，只是一种通过别人来实现自己的虐待狂冲动的机会，这样并不需要面对自己的虐待倾向。他这样便能自我感到纯洁无邪，并对他人的暴虐义愤填膺，但他同时又暗暗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战胜现在虐待他的人，他将把那个人踩在脚下。

弗洛伊德注意到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形，但他用毫无根据的概括把自己的发现推而广之，反而弄巧成拙。为了把这些现象纳入他的整个哲学框架。他认为这些现象证明了，无论一个人的表面有多优秀，他固有的本性也是破坏性的。但实际上，这些状况正是特定的神经症的特定产物。

回顾本章开头讨论过的某些观点，可知我们已走了很长一段路。那些观点中，有的把虐待狂患者看作性欲倒错者，有的用研究的术语称他为卑鄙邪恶者。性错乱是较为鲜见的，他们出现的时候，也只是患者对他人的总体态度中的一种表现而已。破坏性趋势诚然不可否认，但理解了它们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在表面非人性的行为后边，有一个受着痛苦的人。有了这一认识，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在绝望中挣扎的人。生活击败了他，而他寻求着代偿。

结 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选）

我们越是认识到神经症冲突会给人格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就越是迫切地需要真正解决那些冲突。但是，正如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的，靠理智的决定，靠回避，靠意志力，都不能解决问题。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要解决冲突，只有改变人格中那些造成冲突的状态。

这个激进的办法，也是一种强硬的手段。考虑到在改变我们内心的任何东西时所涉及到的困难，便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寻找一条捷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病人和其他人常常问：看到了自己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回答显然是：不。

即使分析医生在分析过程的初期就看出病人处于分裂的状态并能帮助他认识到这种分裂，这种洞见还是不能立见成效。它或许可以带来某种缓和，因为病人开始看到自己的苦恼有捉摸得到的缘由了，而不是象先前那样失落在神秘难测的迷雾中。但是，病人不能把这种洞见用之于自己的生活。尽管他知觉到内心的各个不同的部分之间的相互冲突，他照样还是处于分裂状态。他从医生那儿接受了这些事实，就象一个人听到一个陌生的消息，这些事实真倒是真，但他认识不到它们与自己有何干系。由于他思想上有许多无意识的保留，结果他得到的那种洞见也被抵消了。在他的无意识中，他会坚持认为分析医生是在夸大他的冲突；如果不是外界于扰，他早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爱情或事业的成功会使他甩掉不幸；他可以不与人发生接触而避免冲突的发生；虽然一般人的确不能做到一仆二主，他以他巨大的意志力和聪慧却能同时应付两个主人。或者，他会无意识的觉得分析医生是江湖骗子或好心的傻瓜，故意装出一种自信的样子，却根本不知道病人已无药可救。病人这种看法刚好意味着：对医生的建议，病人只表现出自己的绝望感。

病人的这种思想上的保留表明：他执着地坚持自己特有的解决办法（这些对他来说比冲突本身更实在）；或者，他已完全泄气，不再指望恢复正常。所以，医生必须先检验病人的试图和这些试图的后果，才能卓有成效地对付病人的基本冲突。

要寻找捷径，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由于弗洛伊德强调遗传性而变得更为重要：在认识到这些冲突的倾向以后，寻找它们的根源并联系童年时代的表现，是不是就足够了？回答仍然是：不。理由还是与上面所说过的几乎一样。即使患者仔细回忆了早期的经验，他也无所改进，只是对自己采取一种更宽容和更原谅的态度，丝毫无助于缓和目前的冲突。

全面地了解早期环境影响及其造成儿童人格的改变，尽管没有什么直接的治疗价值，在我们调查导致神经症冲突的各种条件时，却有某种作用。毕竟，正是他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改变，才最先引起了冲突。我在已经出版的论著中已描绘了冲突的产生，本书前面的章节也有讨论。简言之，一个小孩可能发现自己内心自由受到威胁，发现所处的境况有害于他的主动性、安全感和自信心，一句话，发现他的精神存在的核心受到了威胁。他觉得自己孤立无助，所以他与别人发生关联时不是取决于他真正的所感所想，而是取决于迫切的需要和对利害的考虑。他不能简单的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明自己的意愿或反对别人的想法，所以不得不想方设法对付别人，以对自己最小的危害来与人周旋。这种生活方式的最根本的特征，可以用如下的话语来总结：与自我和与他人的疏离，可怜无助的感觉，广泛的畏惧，以及在人际关系中的敌对性紧张——包括普遍的提防和特定的仇恨。

只要存在这些状态，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消除他的冲突倾向。相反，所产生的内心需要随着神经症的发展变得更强烈。事实上，这种假解决办法在他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中增加了紊乱，这意味着真正的解决越来越不可能。

所以，治疗的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状态本身。必须帮助患者自己去改造自己，去意识到他真正的感情和需求，去发现他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在他的真实感情和信念的基础上与他人相处。如果我们真能奇迹般的作到这一点，那些冲突便不攻自破了。由于没有奇迹会自行发生，我们必须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才能促成所希望的这种变化。

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显得怎样奇特或非个人的，实际上都是性格障碍。既然如此，那么，治疗的任务便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因此，我们越是清楚地界定了这种结构及其个体之间的差异，就能越是精确地勾划出需要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们把神经症看作患者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保护性防御工事，就可以粗略地把分析工作划分为两大部分。一是详细检查某个患者为解决冲突所作的无意识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包括研究他的主要态度、理想化意象、外化作用等等，而不考虑它们与暗藏的基本冲突的具体关系。我们不能认为，由于还没有首先考虑冲突，便不可能理解和处理这些因素。因为，尽管它们产生于患者协调冲突的要求，他们却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意义和影响力。

第二个部分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这不仅指使病人意识到他的冲突的大略概况，还包括帮助他看清这些冲突是怎样在具体发生作用的。这就是说，要使他知道，他的相互矛盾的倾向及其产物——态度这两者之间是怎样在具体事例中相互干扰的。比如，他有属从的倾向，而这种屈从性又因为他有倒错的虐待狂倾向而大大增强，他就应该意识到，正是这种屈从要求阻碍了他在运动中不能取胜，竞争中不能成功，而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使胜利成为非有不可的东西。又比如，他应该懂得，他的禁欲主义有诸种根源，而这种抑制又正与他对同情、爱与快乐的需求相矛盾。我们应该使他明白，他是怎样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比如，他是怎样有时候对自己过分严格拘谨，有时候又过分宽容放纵；又比如，他的虐待倾向怎样加强了他对自己的外化了的要求，而这要求又与他的另一要求相冲突（即他又想显得博识而仁慈），结果，他对别人所作所为一会儿谴责，一会儿原谅，又比如，他怎样在自认为享有一切权力与自认不该有任何权力这两种态度之间摇来摆去。

不仅如此，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向患者解释，他试图达到的妥协是不可能的。比如，他可能会徒劳地试图把自私与慷慨、攻击与关怀、支配与牺牲等结合成一体。这种分析也包括帮助他认识到，他的理想化意象、外化行为等是怎样掩盖了他的冲突，暂时缓解了冲突的破坏性力量的。总而言之，这种分析就是让病人彻底理解他的冲突，那些冲突对他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它们怎样造成了他的种种症状。

一般说来，在医生进行这种分析的每一个阶段，病人都有不同的抗拒方法。在分析他为解决冲突所作的努力时，他坚决捍卫他的态度和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所以拒不愿透视其真正的性质。在分析他的冲突时，他只想证明他的冲突根本不是冲突，因而认识不到他的特有的倾向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

至于说到应该依什么顺序来分析病症，弗洛伊德的劝告也许永远有着最高的意义。他在把医学治疗原则运用于分析时，强调在处理病人的问题时有两点很重要：医生的解释应该是有益的，还有，这种解释不应该是有害的。换言之，分析医生必须想到的两个问题是：病人在这个时候知道了真相，承受得了吗？还有，这种解释对病人有无意义，会不会促使他进行建设性的思索？我们现在仍然缺乏的就是没有具体的标准去判定病人能够承受的倒底是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促进了他的建设性洞见。不同的病人之间的结构差别太大了，无法死板地定出何时才是作解释的最好时机。但我们应遵循的大致准则是：只有在病人的态度上有了特定的改变，才可以有益而且不冒无谓之险地探讨他的某些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指出几个总是可以采取的措施：只要病人还在一意追逐那对他意味着救星的幻影，即使医生向他指出他的主要冲突，那也仍然没有用处。他必须首先看到，这些追求是无用的，只干扰了自己的生活。医生应该用极端简明扼要的语言首先分析病人试图解决冲突所进行的努力，而不是先分析冲突本身。当然我不是说绝对不能提到冲突。医生应该怎样谨慎从事，这取决于整个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某些病人如果过早看到自己冲突的真相会惊惶不安。对另外一些病人来说，医生指点早了，则毫无意义，对病人不能发生任何作用。不过从逻辑上讲，我们不能指望当病人还没有放弃自己的解决办法，而且还未有意识地希望靠这些办法解决问题时，他会对自己的冲突表现出兴趣。

另一个应该谨慎对待的，是理想化意象。我们这儿限于篇幅，不能详述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在早期阶段触动这种理想的某些方面。然而，小心是必要的，因为理想化意象常常是患者唯一感到真实的方面。不仅如此，理想化意象可能是唯一能使病人得到一种自尊并使他免于淹没在自我鄙弃之中的东西。病人必须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力量，才能忍受对他的理想化意象进行的拆除工作。

在分析过程的早期就试图对付虐待狂倾向，肯定毫无益处。其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相去太远，恰好形成对照。甚至在分析过程的后来阶段，病人意识到自己那些虐待倾向时也常常感到恐怖和厌恶。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使我们把这种分析推迟到病人已不那么绝望和已不再一筹莫展以后。当他还在无意识地确信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是他唯一能采取的东西时，他是不会有兴趣去探讨自己的虐待倾向的。

在根据患者特定的性格结构而决定运用不同的解释时，也可运用以上的时机准则。比如，一个病人主要表现出攻击倾向，他认为感情是软弱的标志，应加以鄙弃，而对任何显出强力的东西则表示倾倒。那么，医生就应该首先分析他的这一态度及其下面掩藏的东西。如果先考虑他对亲近的要求，那将是错误的，即使这一要求在分析医生看来是何等明显。病人会把医生的一举一动看成对自己安全的威胁而愤然抵触。他觉得他必须提防分析医生想把他变成“良家子弟”的打算。只有当他变得更坚强时，他才能忍受自己的屈从和自我抹煞倾向。对这样一个病人，医生还得等待一段时间才能触动他的绝望问题，因为他可能会拒不承认有这种绝望感。他觉得，承认自己的无望，就等于是暴露出可厌的自我怜恤，坦白了自己的可耻失败。相反，如果患者主要是屈从倾向，医生就应该首先分析他的“亲近人”表现，然后才能触动他的支配和报复倾向。又比如，如果一个病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大天才或者伟大的恋人，那么，想分析他对遭受蔑视和拒斥的恐惧，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如果还想分析他的自我鄙夷，则更是徒劳。

有时，分析的开头所能接触的问题是很有限的。这种情形尤其见于如下这种病例：病人把高度的外化作用与僵硬的自我理想化结合了起来，使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缺陷。如果分析者察觉到这种状况，不浪费时间的办法就是避免作哪怕是最隐晦的暗示，比如暗示病因就在患者自己身上。不过，在这个阶段倒是可以触及理想化意象的某些方面，比如患者对自己的过分要求。

如果医生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的触动作用，那将有助于他更快、更准确地掌握病人在与他人的交际中想要表现的是什么，从而知道那个时侯他应从什么问题入手。他将能够从表面看来无足轻重的症状上预见和洞察患者人格的很大一个方面，从而把注意力指向应该注意的东西。他所面临的局势很象一个内科医生的那样：内科医生看到病人咳嗽、盗汗、下午疲倦无力，便考虑到肺结核的可能，从而医治有据。

比如，假如病人爱道歉认错，对分析医生欣然佩服，在与人的交际中处处自我抹煞，分析者便可以看到“亲近人”这一特定表现。他可以调查这是否是患者的主要心态表现；如果他找到了进一步证据，他就可以从每一种可能的角度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如果一个病人老是谈那些使有己感到屈辱的体验，并表明他也怕医生对他有类似的行为，那么，医生就知道自己必须解决病人的对屈辱的恐惧。他将选择当时最容易看到的恐惧的根源进行解释。比如他可以把这种畏惧与病人想对自我理想化意象进行肯定的需求联系起来。当然，这得在病人已部分地意识到了他的理想化意象时才可以进行。又比如病人在接受分析时显出迟钝怠惰，十足的悲观，分析医生就要在那时尽可能消除他的这种无望感。如果这是在分析的开始，医生也许只能向病人指出，病人已自暴自弃。然后，医生可以使病人明白，他的无望感并不是真正产生于事实上的无望状态，而是一个应该理解和最终加以解决的心理问题。如果无望感出现在分析的后期，分析医生则可以更具体地将它与患者的这一种绝望联系起来：他因找不到跳出冲突的办法，或达不到理想的标准而丧失了希望。

以上所建议的措施，仍然给分析医生留下了充分余地，去发挥他的直觉和敏感以发现病人的内心状况。这些是分析者应尽量施展的宝贵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尽管医生可以运用直觉，这并不意味着整个分析过程只是一门“艺术”或只运用常识就足够了。对神经症性质结构的了解，使我们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推断能够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使分析医生能够以精确、负责的方式进行分析治疗。

然而，由于不同患者的神经症性质结构有巨大的差异，分析者有时只得小心尝试，但仍免不了要犯错误。我这里说的错误，不是指某些大的差错，比如把病人没有的动机强加在病人身上，或根本没有抓住他的基本倾向。我这儿指的是那些常见的差错，即作一些病人还不能接受的解释。大差错是能够避免的，而这种过早进行解释的小错误则总是在所难免。不过，如果我们能足够敏锐地留意病人怎样对我们的解释作出反应，我们就能很快察觉这类错误，从而立即修正我们的方案。我觉得人们似乎过多强调了病人的“抗拒”，过多注意了他是接受还是拒绝一种解释，却很少注意他的反应倒底表明了什么。这是很不幸的，因为正是搞清了他的反应怎么样，才知道医生先应该处理什么，以便使病人能够自己去处理医生向他指出的问题。

举下例说明这种情况。一个病人认识到，在与人相处时，只要对方对他有所要求，他便恼怒不堪。甚至最合理的请求对他也是强迫，最正确的批评也是侮辱。与此同时，他又完全自认有权要别人为他牺牲，有权公然指责别人。换言之，他认识到他让自己独占各种特权，而剥夺了对方的一切权益。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这种态度必定会损害——如果不是毁掉——他与人的友谊关系和他的婚姻。到此为止，他在医生的分析中一直显得主动积极。但在他意识到自己这种态度会造成什么后果后，他变得沉默被动了。他感到了抑郁和焦虑。他所作的交往也表明了强烈的内向与孤癖，而这与他先前热切希望与一个女性建立关系恰好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退缩的倾向正表明他不能忍受与人平等相处的想法。他在理论上是接受了这种平等关系的，但拒绝付诸实践。他这种抑郁正是发现了自己处于难解的困境后而作出的反应，而向后退缩的倾向则意味着他在探索解决办法。当他认识到退缩无用而且又看不到改变自己态度的任何出路时，他才开始奇怪为什么自己是这样不能接受相互平等性。在这以后他与人的交往表明，在感情上他只看到了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占有一切权力，要么一点权力也没有。他说，他担心的是，如果他出让权力给别人，他再不能为所欲为，而只能屈从于他人的意愿。而这反过来又诱发了他的整个屈从与自我抹煞倾向，虽然医生已对这种倾向有所注意，但并没有看到它的强烈程度与意义。患者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已经形成强烈的屈从与依赖的倾向，所以他才不得不将一切权力夺为己有来人为地建立起一种防御工事。要他在屈从还是内心的强烈需要时就放弃这种防卫手段，无异于把他整个人格淹没掉。医生先必须处理他的屈从倾向，才能帮助他考虑改变自己的武断态度。

本书所说的每一点都清楚表明，我们用一种方法是永远不可能穷尽对一个问题的研讨的，我们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复讨论那个问题。这是因为病人的任何一种态度或表现，都有多种根源，而且随着神经症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比如，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的最初阶段就是对温情的病态渴求，所以在分析这种渴求时必须解决那种屈从态度；而当我们着手检查患者的理想化意象时又必须再次研究那种态度。经过这样的步骤，我们就可以看清息事宁人的忍让态度是病人自以为是圣人的一种表现。而在我们讨论他的孤独倾向时，又能理解为什么这种态度还有避免摩擦的成分。再有，当我们看到了病人对他人的畏惧和对自己的虐待冲动的克制时，他的这种忍让态度的强迫性质便更明显了。在其他例子中，病人对强迫的敏感初看可能是发端于孤独要求的一种防御性态度，然后，经过研讨，则可知是他自己的权力欲的投射，最后，我们也许会发现那是一种外化表现，是内心的压迫或别的倾向的结果。

任何在分析过程中具体化的神经症态度或冲突，必须放在整个人格中来进行理解。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深入研讨的方法。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使患者意识到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的所有公开或隐藏的表现，帮助他认识那种强迫的性质，使他能够认识那种倾向或冲突的主观价值和有害后果。

当病人发现一种神经症特异表现时，常常不是去检查它，而是只提出这一疑问:“它是怎么产生的？”无论他能否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他都希望追根溯源一番就能解决问题。分析医生必须把他拉回来，不让他循逃到过去之中，而要他熟悉那种特异表现本身。病人应该知道这种表现的具体方式，他掩盖它时所用的办法，以及他自己对它的态度。比如，假如病人对屈从的畏惧已明朗化，他必须看清在何种程度上他对自己的自我抹煞感到恼怒、害怕和蔑视。他必须认识到，他已经无意识地对自己实行了压制，目的是从自己的生活中清除一切可能的屈从性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倾向。然后，他会明白，他的那些表面各不相同的态度表现都服务于这同一个目的，他已把自己对他人的敏感弄麻木了，再也意识不到他人的感情、欲望和反应；他因此而变得对他人毫不关心；他已窒息了自己对他人的好感，也窒息了想得到他人对自己的好感的欲望；他蔑视他人的柔情与善意；他情不自禁地拒绝他人的请求；在私人关系上他自认为有权表现反复无常，处处苛刻，但又剥夺他人得到这些权力的可能性。或者，如果我们注意到的是病人的万能感，那么，仅仅使病人认识到自己有这种感觉还远远不够。他必须看到，他从早到晚都在为自己制定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任务。比如，他认为他有能力飞速写出一篇复杂的论文，他希望自己尽管疲惫不堪，也能思路敏捷、才气横溢，在分析过程中他刚对问题一瞥，便以为可以解决它。

其次，病人必须认识到，他是身不由己地被驱迫着行动的，受制于特定的倾向，尽管他本人的意愿或利益不需要他那样作，甚至需要他的刚好是相反。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强迫性是不分对象同样严重地存在着的。例如，他应该看到，他对朋友和对敌人都同样吹毛求疵，他无视对方的各种行为而一味责怪：如果别人态度和蔼，他怀疑别人犯有过失才这样；如果对方态度武断，那他一定想凌驾于人之上；如果对方让步，那说明他是儒弱者；如果对方喜欢与他作伴，那人太贱；如果对方对人对事一概拒绝，他便是吝啬小气，等等。或者，如果讨论的问题是病人不能确知自己是否被人接受或欢迎，那么他就必须认识到，尽管有相反的证据，他还是去不掉自己的怀疑态度。理解一种趋势的强迫性，也包括认识该趋势受挫时患者的反应。比如，假如出现的倾向关涉到病人对温情的需要，那么，病人应该看到，在出现任何受拒或友谊减弱的迹象时，他便惊恐地感到完了，即使那种迹象极轻微，即使那位友人本来就对他无足轻重。

这第一个步骤就是让病人看到他的问题的严重程度，第二个步骤就是使他感到问题下面的因素所具有的强度。这两个步骤都激起他进一步检查自己的兴趣。

当我们着手考察某种倾向的主观价值时，病人往往主动提供情况。他可能指出，他反抗、藐视权威或任何类似压迫的东西，是迫不得已，是生死伙关的，否则，他的严厉的父母可能早把他制服了。他会说，高人一等的想法过去和现在都帮助他克服了自尊的毛病，他的孤独离群或他的“无所谓”态度保护了他不受伤害。诚然，患者的这种与他人的关系出自于自卫的思想，但也说明许多问题。它告诉我们，为什么某种态度占上风，从而向我们显示了那种态度的历史性价值，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病人的发展状况。但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该倾向目前的功能。从治疗的观点来说，这些功能具有巨大的意义。没有哪一种神经症趋势或冲突只是过去历史的遗迹，好象一种一旦确立便永不消失的习惯。我们可以确信，倾向或冲突是由现存的性质所包含的需要决定的。认识到过去为什么会出现某一神经症特异表现，那只有次要的价值，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目前起作用的因素。

神经症患者所获得的主观价值，主要在于它能抵消某些其他倾向。因此，彻底领悟这些价值，就知道该怎样着手处理某一具体病例。比如，如果我们知道，某个病人不肯放弃他的自我万能感，因为这样可以使他把自己潜在的可能性当作事实，把他的光辉前景当成已取得的成就，那么，我们就知道，需要检查他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生活在想象之中。如果我们看到他这样作是为了不致遭到失败，我们自然会注意，究竟是哪些因素才使他有这种失败的预感，而且使他随时惧怕失败的发生。

治疗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使病人明白，他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具有危害性质，即他的神经症倾向与冲突只会使他虚弱无力。其实在先前的步骤里，我们已经作了一部分这种启发工作。但重要的是，病人应该看到一幅关于他病情的详细完整的图画。只有在这以后，病人才真正会感到需要改变。考虑到每一种神经症都强迫性地维护现状，需要有一种能压倒阻滞因素的、足够强大的刺激方法，才能有所改变。然而，这样一种刺激只能来自于病人对内心自由、幸福、成长的渴求，来自于他的这样一个认识：每一种神经症表现都阻碍着这种渴求的实现。因此，假如他有自我贬低和责怪，他必须看到这就扼杀了自尊，使自己丧失希望；它使他感到自己不被接受，强迫他去忍受虐待，反过来又使他变得带有报复性，它使他的热情和工作能力陷于瘫痪。由于他为了不陷于自我鄙弃的境地，他被迫表现出防御态度，如自大、自我疏离、对自己抱不符合实际的看法，从而使神经症严重下去。

同样，在分析过程中，当病人觉得某一种冲突已清晰可见时，医生必须使他意识到它对他的生活的影响。比如，病人的冲突是自我抹煞倾向与对成功的渴求之间的矛盾，医生应该理解这是倒错性虐待狂所固有的极度压抑的结果。病人必须看到，他每次自我抹煞时都感到自己的可鄙，对他所奉承的人都感到忌恨，而另一方面，他每次战胜了别人，便觉得自己可怕，而且担心别人进行报复。

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患者已经意识到各种危害性后果，还是对克服自己的神经症态度毫无兴趣。他的问题似乎被遗忘了，不存在了。他令人难以觉察地把问题扔到一边，自己的病情也毫无好转。但事实上他已看到了自我施加的伤害，所以这种缺乏反应是引人注目的。不过，如果医生不能机敏地识别出这种无兴趣反应，病人的这种缺乏兴趣的现象很可能被忽视。病人会说起另一个话题，分析医生跟随着他，最后两者都会再次进入一个类似的死胡同。很长一个阶段以后，分析者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作了那么多工作，却没有看到病人有多大进展。

如果分析医生知道这种反应会在病人身上偶有表现，他必须问自己，病人的什么毛病才使他无视这一事实，即他的特殊态度已造成了许多有害后果，必须尽快改变这种态度。通常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医生只能一点一点地逐步来对付。病人可能还深陷在无望之中，认为已不可能有所改变。他想战胜医生、挫败医生、让医生大出其丑的欲望，可能远远超过了对自己本身的兴趣。他的外化倾向也许还很强烈，所以尽管认识了恶果也不与自己挂上勾。他的万能感也许还很强大，虽然他明白了有害后果不可避免，他心中还是暗暗认为，他有法子避开。他的理想化自我意象也许还僵硬不变，所以不能认为自己居然有神经症态度或冲突。于是，他只会对自己感到恼怒不满，觉得自己应该有能力把握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已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这是因为，有些因素窒息了病人对改变的要求，如果那些因素被忽视，分析医生很容易把自己变成休斯登。比得逊称为“心理学狂”，即为心理学而心理学。医生促使病人接受自我，那显然是有益的。即使冲突本身没有变化，患者会深深松一口气，开始希望摆脱纠缠他的蛛网般的冲突。一旦形成了这种有利于分析工作的状态，病人的改变便指日可待了。

不用说，以上的讨论并不打算作为论述分析技术的专著。我并不试图包括分析过程中使问题加剧的所有因素，也不试图包罗一切有疗效的因素。比如，我没有讨论病人把自己的防御性或攻击性带入与医生的关系后，会产生什么利弊，尽管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我所描述的那些步骤，只是每一次在新的倾向或冲突明显可见时我们必须经过的主要过程。实际上常常不可能依照所说的顺序着手进行分析，因为即使医生已完全注意到了病人的某个问题，病人本人可能还是一无所知。正象在我们前面那个关于患者自以为有权力这样那样的病例里，一个问题只会暴露出又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又必须先分析。只要最终每一个步骤都完成，顺序倒是次要的。

自然，经过分析而引起的症状的具体改变，是因人而异和因问题而异的。当病人认识到自己的无意识的愤怒及其产生原因时，他的惊惶状况会大大减轻。当他看到自己陷入其中的困境时，便不再感到抑郁。但每一件分析工作只要作得好，便也能在病人对己和对人的态度上造成某种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并不取决于当时讨论的具体问题。假如我们要处理的是各不相同的一些问题，比如过分强调性欲，认为自己想什么就能什么，对压制的高度敏感等，我们会发现，对它们的分析，同样会影响整个人格。无论分析的是其中哪一种麻烦，患者通常表现出的敌意、无助、恐惧、与自我和与他人的疏离等症状也随之减轻。比如，让我们考虑，在这些病例中，对自我的疏离是怎样减轻的。一个对性问题过分强调的人只是在性生活与性狂热中才会感到自己是活人，他的得失都囿于性欲领域内，他所着重的自己的优点只是他的性吸引力。他只有在理解了这一状况之后，才能够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发生兴趣，从而得到改善。一个把自已的想当然作为现实的人，没有看到自己是普通的一个人，他既不见自己的局限，也不见自己的实际能力。通过分析，他不再把他的潜在可能当成已取得的成就，他不仅能正视、也能感觉到自己事实上怎么样了。一个对压抑极度敏感的人已淡忘了自己的要求和信念，只觉得是他人在控制和支配他。在分析了这种状况以后，他开始明白自己真正要求什么，由此他开始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被压抑的敌对情绪，无论其种类和来源怎样，在分析中都会浮到最上面来，暂时使病人更加烦躁不安，但随着某一种神经症态度的消失，这种敌意便大大减弱。

敌意的缓和，主要是因为病人的无助状态得到了改善。一个人越是强，便越不会感到受人威胁。力量的增加有诸种原因。他过去把重心落在他人身上，现在放到了自己内心。他感到自己更活跃，并开始树立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他会逐渐发掘出更大的力量。原来用于压抑自身的那部分能量得到了释放，病人不再那么处于压抑之中，不再被恐惧、自我鄙视和无望感弄得心身交瘁。他不再盲目地屈从、对抗或发泄虐待狂的冲动，他现在的让步也是合乎情理的了，所以他变得更坚强有力。

最后，因为旧的防卫被摧毁了，他会暂时受到震动而产生焦虑，但随着每一步骤之后的改善，这种焦虑不安会逐渐减弱，因为，患者不再象过去那样畏惧自己和他人。

这些改变的总的结果是病人对人和对己的关系得到改善。他不再那样孤立，随着他变得更强有力和更少敌意，他人逐渐不再是他必须对杭、欺骗或回避的威胁了。他能够对他们抱友善感了。随着他杜绝了外化作用，消除了自我鄙夷，他与自己的关系也大大改善了。

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发生在分析过程中的这些变化，我们还看到，这种变化包括了最先造成冲突的那些状态。神经症任其自行发展，则那些强迫性压力日趋严重；而治疗法所完成的道路则刚好与此相反。患者过去由于面临无助、恐惧、敌意、孤立而只好采取办法对付，从而产生了那些态度，现在那些态度越来越失去了意义，所以逐渐被抛弃了。的确，面对那些使自己讨厌但又欺负自己的人，如果自己有能力以平等地位与人相处，为什么要把自己抹煞或牺牲给那些讨厌的人呢？如果自己感到内心是安全的，能够和他人一样生活与奋斗，并不感受到那种经常的怕被淹没的恐惧，那么，为什么还要对权力或名气贪得无厌呢？如果自己有能力去爱，也不怕抗争，为什么还需要焦虑地回避他人呢？

作这项工作是需要时间的。病人越是纠缠在矛盾之中，他面临的障碍越大，那就需要越多的时间。人们渴求简短有效的分析疗法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很希望更多的人从分析得到好处，而且认识到，有一点帮助总比没有帮助强。当然，各种神经症的严重程度很不相同，轻微的病例在较短的时期内能见效。尽管某些短期精神疗法似乎很有希望，但不幸的是，很多是在想当然，不了解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力量是何等顽固而强大。对严重神经症来说，我认为，只有更好理解神经症结构，从而在寻找解释时浪费更少的时间，才能缩短分析治疗的进程。

幸好，分析法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生活本身仍然是一个有力的治疗者。一个人的大量体验足以造成人格的改变。那可能是一个真正伟大者的启迪心扉的榜样，那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悲剧，它使患者与他人密切接触，从而使他脱离了自私的孤独，那可能是与患者相互交往的人具有这样的善良与友爱的品质，使患者感到用不着欺骗或回避。另外，患者的病态行为造成如此重大的后果，或经常反复出现，这必然给患者的心灵留下深刻印象，使他见惯不惊，不再一成不变。

然而，生活所完成的治疗，不受我们的控制。为了适应某个人的特定需要，我们不能安排一场困难，也无法设计一种友谊或宗教体验。生活是无情的治疗者，对一个患者有益的事件可能毁掉另一个患者。何况，我们已经看到，患者认识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从中吸取教训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我们可以说，如果病人已获得了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能力，即如果他能检查在问题的造成中自己有何干系，理解自己的责任并将这一洞见运用于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结束分析工作了。

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又认识到这些冲突可以被解决，这就有必要重新界定分析疗法的目标。虽然许多神经症性质失调都属于医学的范围，把分析疗法的目标也划入医学领域却不正确。由于很多“精神-生理”性疾病本质上都是人格内的冲突的最终表现，治疗的目标必须在人格的范畴内进行界定。

这样，我们就有多种治疗目的。病人必须取得对自己负责的能力，即感到他自己主动活跃，在生活中有力量承担责任，敢作敢为，也能够面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同时，他对他人也必须承担责任，欣然承认义务并相信这些义务的价值，无论这些义务关系到子女、父母、亲朋、同事、下属、社区还是国家。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另一个目的：获得内心的独立，即既不藐视他人的观点和信念，也不盲从。这意味着，主要使病人能够树立自己的一整套价值观并用之于他的实际生活。这包括在与他人相处时，他尊重他人的个性与权益，从而真正实现与人相互平等。这与真正的民主精神也是并行不悖的。

为了界定我们追求的目标，还可以用这一术语：感情的自发性，即一种感情的觉醒与生机，无论是爱与恨，还是喜、怒、哀、乐。这包括既有能力表现，又能主动控制。由于爱与友谊的能力极为重要，这里应特别指出，爱既不应是寄生般的依附，也不是虐待式的支配，而是象马克默雷所说的“一种这样的关系，它本身就是目的，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相互联系，因为对人来说与他人分享体验是再自然不过的。我们相互理解，在共同生活中发现快乐与满足，向对方表现和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扉。”

关于治疗目标的最全面的界定是：争取人格的整体性。即是说，没有虚饰的假象，感情真诚，把自己整个的心溶进自己的感情、工作、信念之中。只有冲突被消除，才可能接近这一目标。

这些目标并不武断。它们的实用可行，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符合一切时代的明智之士的追求。但这种符合并非偶然，因为心理卫生的基础就是这些因素。我们提出这些目标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经症中的病理因素而作出的合乎逻辑的设想。

我们之所以敢于提出这些很高的目标，是因为坚信人格能够改变。不仅只是儿童才是可塑性的，我们一切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甚至是根本的改变。这一信念是有生活经验作支撑的。而分析法则是促进根本变化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我们越是清楚地理解神经症的各种作用因素，我们越是有可能促成所需要的改变。

无论是分析医生还是病人，都不能完全达到这些目标。它们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其实用价值在于给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提供了指导。如果对这些理想的意义认识不清，我们有可能用新的理想化意象取代就的。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分析医生并没有能力使患者变成一个毫无瑕疵的人。他只能帮助他变得自由，从而能自己去争取实现那些理想。这意味着给患者一种机会，使他能变得更成熟，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1-5  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