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内心的冲突（6-10）（1945）（选）

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选）

在讨论了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基本态度以后，我们熟悉了患者试图解决冲突的两种主要方法，或者说得确切些，两种对付冲突的办法：一种是压制人格中的某些方面而突出它们的对立面，另一种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保持距离以便使冲突不能发挥作用。这两种方法都给病人以统一感，使他能发挥自己的各种功能，即使那是以对自己的损害为代价。

我们这里还要描述的一种试图，就是创造一种患者自以为其是的意象，或者是彼时彼刻他觉得他能够或应该是的那种形象。无论是在意识中还是无意识中，这种心中的形象总是与实际相距甚远，尽管它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是很实在的。不仅如此，这种意象总是使患者自我满足，正象《纽约人》报纸上的一幅木刻画表现的那样，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是一个又苗条又年轻的姑娘。这种意象的具体特色因人而异，取决于人格结构。有的人在这种意象中突出的是美貌，有的则是权力，或是智慧、天才、高尚、诚实。反正你想什么就是什么。这种自作的形象脱离了实际情况，却常常使患者高傲自大。“高傲自大”这个词尽管被当作“目中无人”的近义词，其意思实际上是指把自己不具有或潜在地具有但事实上还没有的品质归为己有，所以用来形容这种人是最恰当不过的。那种意象越是不真实，患者愈是敏感脆弱，就愈贪求别人的肯定和承认。对我们确信自己具有的品质，我们是不需要他人来证实的，但如果别人对我们所声称而实际并不具备的品质表示怀疑，我们就会极端敏感小气。

在精神错乱者的肆无忌惮的自夸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理想化的意象，但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种意象的特性在原则上也是如此。诚然，在后者，心中的自我形象没有前者那样异想天开，但患者同样认为那就是自己的真实形象。如果我们将其意象与实际状况相差的程度作为精神错乱症与神经症的区别，我们就可以把这种理想化意象看作是少许的精神错乱与神经症相结合的产物。

从本质上说，理想化意象是一种无意识现象。尽管患者的自我夸张在一个外行的观察者看来也是再明显不过的，患者却不知道他正在把自己理想化。他也不知道在这种意象中包含了多少奇怪的特点。他也许会隐约感觉到他在对自己作出很高的要求，但由于他把这种对完美的追求错当成真实的理想本身，他也就不管它是否确实了，只是为之而自豪。

患者的这种创造是怎样影响他对自己的态度呢？这因人而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兴趣的焦点。如果神经症患者有意于使自己确信，他就是他的那种理想化了的形象，他会更加相信他事实上就是那个大师，那个名优、连他的过失也变成神圣的了。如果患者注意到了真实的自己，和理想化的意象相比，这真实的自己就会相形见拙，显得卑劣低下，患者便表现为自我贬责了，这样的自我藐视产生的自我形象，与理想化意象一样，与真实的自我有很大距离。所以，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贬低的形象。最后，如果患者注意的是理想化意象与实际的自己之间的差距，那么我们就能观察到，他会不惜一切地企图抹去这种悬殊，尽量取得完美。有这种试图的患者会一个劲地反复叨念着一个词：“应该……。”他不断向我们说，他应该感受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在心底深处确信自己具备生来固有的完美，就象天真的自恋者那样。这方面的表现就是他相信只要对自己更严一点，把自己管得更好一点，只要他更敏锐、更精明，他实际上是能够达到完美的。

与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意象有一种静止的性质。它不是他必须不断努力才能接近的目标，而是一个他顶礼膜拜的观念。真正的理想有能动性，它刺激人去接近它，是促进成长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宝贵的力量。而理想化意象对成长却肯定会构成障碍，因为它不是否认缺点便是只谴责缺点。真正的理想把人引向谦虚，理想化意象则把人引向高傲。

这一现象无论人们怎样对它进行界定，总之，它早就被认识到了。各个历史时代的哲学著作都提到过它。弗洛伊德将它引进了关于神经症的理论，给了它一系列名称：自我理想、自恋、超我。这一现象构成阿德勒心理学的理论核心，被他称作为“争取优越”。如果要详细指出这些看法与我的观点之间的异同，那么话就太长了。简言之，所有这些理论只关心到理想化意象的这个或者那个方面，而没有统观整个现象。因此，尽管不仅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还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作出过贴切的评述和争论，这一现象的全部意义及功用还是没有被认识到。那么，它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显然，它满足基本的需要。无论不同的心理学家怎样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认为此现象构成了神经症的堡垒，难于攻克，甚至毫无办法对付。比如弗洛伊德认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恋”态度就是治疗的最大障碍。

先谈谈那种也许是最根本的功能：理想化意象取代了基于现实的自信和自豪。一个最终逃不脱神经症的人没有机会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自信，因为他遭受的境遇完全是破坏性的。即使他还有一点自信，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也日趋削弱，因为自信所赖以存在的条件总是被毁掉。这些条件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活生生的、能发挥实际效用的感情力量，是自己认定的真实的目标得以不断发展，是有能力积极主动地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无论神经症怎样发展，这些因素都可能被毁掉。神经症趋势损害自决的能力，因为患者是被驱迫的，而不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患者决定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持续地被削弱，还因为他对别人的依赖，无论这种依赖采取何种形式：盲目的抗拒，盲目地企图超群出众，盲目地远远回避他人的接触——这些都是依赖的不同表现形式。另外，由于他把大量感情力量压抑了下去，他使这些感情力量陷入瘫痪。所有这些因素使他几乎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目标。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基本冲突造成他自身的分裂。由于患者失去了根基，所以他只能将自己的作用和力量的感觉加以膨胀放大。这就解释了何以理想化形象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是确信自己具有无穷的威力。

第二个功能与第一个紧密相关。神经症患者在真空中并不感到软弱，但惧怕这个处处有敌人的世界。他觉得别人随时会欺骗他，贬低他、奴役他、击败他，所以必须时刻提防，把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但这不是出于虚荣和任性，而是不这样做不行。由于在心底深处他感到卑弱、卑贱——这一点我们将要讨论——他必须寻找出一点东西来使自己感到比别人优秀。无论其表现为感觉自己比别人更高贵或更残忍，还是表现为感觉自己更仁爱大度或更尖酸刻薄，总之，他必须在自己心中感到在某方面比别人强——这还不包括想超越别人的趋势。这样一种需求主要包含了想要胜过别人的因素，因为无论是哪种结构的神经症，都有一种脆弱性，都总是感到被人蔑视，受到了屈辱。为了抵消屈辱感，就需要一种报复性的胜利，这种需要可能只存在于并作用于患者自己的思维中。它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但它是一种内驱力，逼迫着患者去渴求优势，使患者的这种渴求带有特殊的色彩。我们的文明制度的竞争性不仅在总的方面有利于神经症的滋生（通过对人际关系造成的破坏），还恰恰助长了这种对优势的追求。

我们已经看到了理想化意象是怎样取代了真实的自信和自豪的。但它还有另一种取代作用。由于患者的理想是自相矛盾的，这些理想自然没有约束力。而它们模糊不定的特性，使患者得不到任何指导。所以，如果不是他对自己创造的偶像的追求还赋予他的生活一点意义的话，他会完全感到生活漫无目的。这在分析的过程中变得尤其明显；他的理想化意象只会暗中毁损他的自信，使他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彻底完了。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认识到自己理想的混乱，从而开始感到这种混乱的理想并不可取。在这以前，整个问题并未引起他的注意，也不被他所理解，尽管他口头上表示看重，现在，他第一次认识到理想是有真实的意蕴的，于是便想要弄清楚他自己的理想实际是什么。所以我认为，患者的这种体验证明了理想化意象对真实理想的取代。对这一功能的理解有临床治疗的意义。分析医生在治疗早期可以向病人指出他的价值观中的矛盾。但他不能指望病人会对这一问题显示出积极的兴趣，所以还不能着手解决病人的价值观矛盾，必须等到病人已能够放弃他的理想化意象时才可以。

在这种理想化意象的各种功能中，主要有一种特定的功能，造成了理想化意象的僵死不变的特征。如果我们私下总把自己看成十全十美的神，那么我们最明显的过失与缺陷也会隐而不见，甚至变成优点——这正象在一幅出色的绘画里，一堵残垣断壁也不再显得破败不堪，反而会变成一种褐色、灰色与红色的优美的配合。

如果我们提出如下的一个简单问题，我们还能够对防御性功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会把什么当成他的缺点和过错呢？这类问题初看之下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有无穷多的可能的回答。然而，的确有一个很具体的回答。一个人把什么东西看作是自己的缺点和过错，这取决于他自己接受什么和拒绝什么。然而，在类似的文化条件下，基本冲突的哪一方面占了上风，这才是决定因素。例如，屈从型并不把自己的恐惧和软弱看成缺点，而攻击型却会把这类感情当作是可耻的，应该掩藏起来不让别人和自己看见。屈从型将自己的带有敌意的攻击倾向看成是大过，攻击型将自己的温和举动看成是可鄙的软弱。还有，每一种类型都情不自禁地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优点只是徒有虚名。比如，屈从型并非真的充满仁爱和大度，但屈从型患者对此必然加以否认，孤独型患者并非自己自由地选择了孤独，而是因为他无法应付他人，但患者对此也矢口否认。通常，这两种类型的人都拒斥虐待狂趋势。这样，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被患者认为是缺点并加以拒斥的东西，就是那些与占优势的对他人的态度不相协调的东西。我们可以说，理想化意象的防御功能就是去否认冲突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那种意象绝对静止不变。在我认识到这点以前，我常常奇怪，要病人相信他并没有自以为的那么了不起，那么出众，为什么竟是那样地艰难。但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一目了然了。病人不能退让分毫，因为承认了自己的某一缺点，就会使他与自己的冲突发生对峙，从而威胁到他一手建立的人为的和谐。所以，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明确的相互关系，即冲突的强度与理想化意象僵硬程度之间的关系。越是复杂而刻板的理想意象，越是暗示着严重的冲突。   

除了上边已经指出的四种功能，理想化意象还有第五个功能，它也与基本冲突有关。理想化意象不仅用来掩盖令人难以接受的冲突，还有一个更明确的用处。它体现了患者的一种艺术性创造，使对立物显得协调了，或至少在患者本人眼中不再象是冲突了。仅举几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缘由。为了简明扼要，我只说出存在的冲突以及它怎样出现在理想化意象中。

在某人的内心冲突中，占主导地位的方面是属从倾向——他极端渴求友爱和赞同，需要关心照顾，想变得富予同情、慷慨，希望处处谨慎周到，仁爱为怀，此人占第二位的冲突方面是自我孤立倾向，一贯厌恶合群，强调独立，畏惧联系，担心强迫。他的孤独倾向不断与对亲近的渴求相冲突，结果反复造成他与女性的关系的失调。另外，他还有明显的攻击性驱力，这表现为对他人的间接支配和偶尔的直接利用，以及对干预的反感。自然，这些倾向大大损害了他求爱与交友的能力，并与他的孤独倾向相矛盾。由于他不知道这些内驱力的存在，他便制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它由3个角色组成：首先，他自认是最富于爱心和友情的人，不相信有哪个女人对男人的爱能超得过他对人的爱，也没有谁比他更善良仁爱。其次，他自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支配能力的人，是人人敬畏的政治领袖人物。最后，他还觉得自己是伟大的哲学家，是大贤大智的稀世奇才，能洞察生活的意义和生存的终极价值。

这样构成的一个理想化意象绝然不是胡思乱想。患者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雄厚的潜在力。但他把潜在可能性无限抬高成已经实现的东西，变成不可一世、非我莫属的成就。不仅如此，内驱力的强迫性被遮蔽了，代之而起的，是病人相信自己有天赋的才能和气质。这样，本来是对温情与赞同的神经症渴求，却被他认为是爱的能力；本来是想出人头地，却被看成是天生高人一等；本来是自我孤立，却被当作独立不羁。最后，很重要的是，他的冲突是以如下方式给“消除”的：那些实际上相互干扰并妨碍他实现自己的潜在可能性的驱力，被他抬高进入抽象的完美之中，在他眼中变成一个丰富的人格的几个相互协调的方面，它们所代表的基本冲突的三个方面被孤立在构成他的理想化意象的三个角色中。

把冲突因素孤立出来的重要性。通过另一个例子能得到更清楚的说明。有一个人的主要倾向是自我孤立，这种倾向还很严重，带有我们前边提到过的各种特性。他也有十分明显的屈从倾向，当然他对此视而不见，因为那太与他的独立要求相矛盾了。他又想变得极其优秀，这种努力偶尔会挣破压抑的外壳。此外，在他的意识中还渴求亲近人，这又不断与他的孤独需要相冲突。他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变得咄咄逼人，冷酷残忍：他幻想着大规模的毁灭，恨不能杀死所有那些干预他生活的人。他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笃信丛林哲学，认为强权即真理，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的事，那种生活方式才是明智的，不虚伪的。然而，在他的实际生活中，却处处胆小怕事，只在某种情况下才显露出他强硬的一面。

他的理想化意象由如下奇特的角色组合：在多数时问里，他是独居山中的隐士，睿智早已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偶尔，他又变为一条人狼，完全没有丝毫人性，一心嗜血。好象这两种不能调和的角色还不够，他也是最好的友人和恋人。

在这个例子里，我们看到同样的对神经症趋势的否认，同样的自我夸大，同样的将潜在性当作已成事实的谬误。只是，本例中没有企图调和冲突的尝试，矛盾原封未动。但是，和真实生活相比，这些倾向倒显得又真又纯了。因为它们相互隔离，所以互不干扰，而这似乎正是病人求之不得的，冲突“消失”了。

最后再举一个更具统一性的理想化意象的例子。某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表现为攻击型，并伴随有虐待狂倾向。他总是盛气凌人，苛求于人，征服一切的雄心驱迫着他无情地向前推进。他善于出谋划策，有组织能力、反抗能力，并有意识地奉行一种不折不扣的丛林哲学。这个人也非常孤独离群，但由于他的攻击性内驱力使他不能摆脱与别人的联系，他总是无法保持离群的状态。不过，他严密地提防着不卷入同任何个人的直接关系中，也不喜欢人多的场合。他很成功地作到了这一点，因为对他人的肯定性感情早已被深深地压抑了，而对他亲近关系的渴求也主要只通过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他还是明显地有屈从的倾向，也想得到赞同认可，但这种需要又干预了他对强力的追求。另外，他暗暗地还有一些道德标准——当然主要用来钳制他人，但既然如此，也就情不自禁运用于自身了。这些标准自然与他的弱肉强食哲学水火不容。

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是身着闪光的甲胄的勇士，眼明耳聪，无畏地追求着正义。正象明智的权力人物所应该做的那样，他并不接交特别亲密的私人朋友，但却偿罚分明，办事公正。他诚实而不伪善。女人们爱他，他也是出色的情人，但绝不把自己牢系在一个女人身上。在这里，就象在别的例子中一样，患者达到了同样的目的：把基本冲突的因素混合在了一起。

由此可见，理想化意象是一种解决基本冲突的试图，它至少和前面说过的试图同样重要。它有巨大的主观价值，可以用作障眼术，可以把被分裂的人格归集在一起。虽然它只存在于患者心目中，却对他与别人的关系发生决定性影响。

理想化意象可以被称作为一种虚构的、幻想的自我。但这样只说出了一半真理，所以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在构思这种理想化意象时，患者凭主观愿望想当然。这是一个显著特点，尤其是我们考虑到患者在其余方面都是通情达理以现实为据的。但这个特点并不使理想化意象变成纯虚构，这种想象的形象中交织着很现实的因素，而且也正因为这些现实因素的作用才产生了这一想象。这种理想化意象通常包含着患者的真正理想成分。尽管辉煌的成就纯属幻想，掩藏其下的潜在性却常常是实有其事的。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理想化意象产生于内心的真实需要，能发挥真实的功能，对患者有实在的影响。它的产生决定于某些明确的规律，所以我们认识了它的特定的表现，就能够精确地推断出患者的真正性格组成。

但是，无论这种理想化意象有多少异想天开的成分，神经症患者本人却觉得它是真实的。他越是执着地构思着这一形象，他就越觉得自己就是那形象，而同时他的真正的自我却相应被涂抹掉了。这种黑白颠倒的产生，正是因为理想化意象的作用。这些作用全都旨在抹煞真实的人格而突出理想化的自我。只要回顾一下许多病人的厉史，我们就会相信，这种对个人的理想化，实在是相当于救了病人的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理想化意象受到攻击时，病人的反抗是完全有理的或至少合乎逻辑的。只要他感觉那是真的，完好无损的，他就感到自己非同一般、高人一等、和谐统一，尽管这些感觉完全是幻觉。由于他自以为高明，他便认为自己有权强求和索取。但假如他允许别人打破他的理想化意象，他便立刻面临危险，那就是，他将面对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有何要求，自己结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在自己看来也是不足挂齿的。更可怕的是，他面对自己的冲突产生了一种对被分裂的巨大的恐惧。他听人们说，他的这种处境便是他变成优秀人物的良机，这些矛盾感受比他的理想化意象更宝贵得多，但在很长时间内这对他也毫无意义。这是一种令他害怕的黑暗中的跳跃。

理想化意象既然有如此巨大的主观意义值得我们赞美，要不是它总是有弊端，它也许是不可摧毁的。首先，这形象之屋的根基就是岌岌可危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这座装满宝物的房子里藏有炸药，从而使患者实标上非常脆弱，不堪一击，只要外界对他稍作质疑或批评，只要他意识到他远不是那个理想的意象，只要他窥见到内心相互冲突的力量的作用，他的这个藏宝的屋子就会爆炸而坍塌。患者只有限制自己的生活才能避免遭此危险。他尽量回避得不到别人赞美和嘉奖的事情。他必须逃避没有绝对把握的任务。他甚至会形成一种对所有实际努力的反感。他认为，对他这样天资优厚的人来说，只要想到有可能完成一幅绘画，便算是已完成了一幅杰作。只有庸人才依靠实际努力达到目标。要他象张三、李四、王五那样出死力，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凡夫俗子，简直是一大耻辱。由于实际上任何成就都有赖于努力，他的这种态度正好使他非取得不可的目标更遥远不可及。从而，他的理想的自我和真实的自我之间的悬殊变得更大。

他不断地期待别人对他的肯定，这包括要求别人的赞同、赞美、吹捧等，然而这些只能给他暂时的安慰。他可能无意识地憎恨任何一个较为突出的人物，或在某一方面强于他的人，比如更有主见的、更善处世、更有知识等，因为这种人威胁着他对自己的评价。他越是执着于他的自我理想化意象如果他本人的傲气被压抑了下去，他的这种僧恨便越强烈。或者，他就可能盲目崇拜那些公然宣称自己的重要性并表现出盛气凌人的举动的人。他爱的是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但是他迟早必定发现自己崇敬的那些神原来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只关心他在他们脚下烧了多少支香。那时，他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

也许，把自我理想化而产生的最糟糕的问题是由此而出现的对自我的疏远。我们压抑或窒息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变得与自己疏远起来，这种变化是由神经症的发展过程逐渐产生的，而神经症虽然自有其基本的特性，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患者完全忘记了他真正感受、喜爱、拒斥、相信的是什么；一句话，忘记了他的真实的自我。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根据理想化意象生活。巴尔利的小说《汤姆和格雷索》中的汤姆的例子就比任何临床描述更好地说明了这种现象的过程。自然，病人这种行为不可能不使他被自己无意识的托辞和合理化作用组成的“蜘蛛网”缠绕而一筹莫展。患者失去对生活的兴趣，因为生活者并非他自己，他作不出任何决定，因为不知道他真正想什么，如果出现了困难和麻烦，他才会一下如梦初醒，这也正是他的自我一直处于异化状态的鲜明表现。要理解这种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遮蔽内心的那一层虚幻必然会扩展到外部世界。有一个病人最近的一句话概括了整个情形：“要不是这真实世界的干扰，我本来好过多了。”

最后，虽然理想化意象的创造是为了除掉基本冲突，而且在有限的范围内可说是达到了这一目的，但同时它又在人格中造成新的裂隙，其危险性更胜过以前。粗略地说，一个人把自己构思成理想的那种形象，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真实形象。理想化意象显然是用来抵消他可憎的真实形象的，但是，把自己抬得那么高以后，他便不能容忍真实的自我，甚而这还会引起他的恼怒和自我鄙视，并且因为自己达不到那种要求而烦燥不安。于是他动摇于自我欣赏和自我歧视之间，理想化自我与真实的自我使他左右为难，找不到一个坚实可靠的中间地带。

由此，便发生了新的冲突，冲突一方是他的强迫性的、相互矛盾的试图，另一方是内心失调所具有的内在专断性质。他对这种内在专断性所作出的反应，恰似一个人对政治上的独裁所作的反应。他可能将自己认同于这种内心的决策者，即是说，感到自己真象是内心告诉他的那么了不起；或者，他会小心翼翼以便达到那个标准；或者，他会对抗这种内心的逼迫，拒绝承担内心强加于他的义务。假如他以第一种方式作出反应，我们便得到一个表白为“自恋”者，一个绝不接受批评的人，他的实际存在的裂隙并不为自己的意识所察觉。假如他是第二种方式，我们便看到一个表现为完人的类型，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型。在第三种方式中，患者表现为拒绝对人对事担负任何责任，他容易显得古怪反常，对人对事一概否定。我是故意用“表现为”这个词的，因为无论他的反应是哪一种，从根本上说来他一直是在勉强地挣扎。甚至就是那种平时总自认为“自由”的反抗垫患者，也试图推翻强加于己的这种标准，他也用这种标准去衡量他人，这只证明他还受制于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有时，患者一会儿变成这个极端，一会儿又走向那个极端。比如，他可能在某个时期内想当大好人，但从中没有得到什么安慰，便又一个大转弯走向其反面，坚决反对这种“好”的标准。或者，他会从极度的自我崇拜一下转到追求完美。我们更经常看到这些态度的结合。这一切都说明一个事实——用我们的理论不难理解这种事实——那就是，这些试图中没有哪一种是令患者满意的，它们最终只能带来失败；它们应该被看作是患者为摆脱难以忍受的处境而采用的手段。在任何困境中我们都会见到极为不同的应付手段，这一种不行，便用那一种。

所有这些试图共同形成了阻止正常发展的强大障碍。患者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错误。尽管他自认为取得了成功，他最终还是会对自己的成长失去兴趣。在他谈到成长时，心里只是有一种无意识的想法——创造出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的自我意象，一个没有缺陷的形象。

因此，治疗的任务就是要使患者意识到他的理想化意象的详细情况，帮助他逐渐认识到它的功能及主观价值，使他看到它必然带给他的苦恼。患者然后会开始扪心自问他那样做是不是代价太高。但要他断然放弃那种理想化意象，只能是在创造这意象的他的各种需要大大减少以后。

第七章 外化作用（选）

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为了缩小他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而采用的所有华而不实的办法，最终只是更加扩大了这种差距。但由于理想化的意象有如此巨大的主观价值，他必须想方设法使自己能接受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有许多方式，其中大都将放在下一章里去讨论，我们这里只考察一种不大为人所知，但对神经症结构的影响却是格外严重的方式。

这种方式我称为外化作用，它是这样一种倾向：患者将内在的过程感受成好象是发生在自身之外，于是便认为是这些外在因素导致了自己的麻烦。与理想化行为相同的是，外化倾向的目的也是回避真实的自我。但不同的是，理想化行为对真实人格的再加工总还停留在自我的疆域以内，而外化倾向意味着完全抛弃自我。简言之，患者可以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求得逃避基本冲突的庇护所；但是，当真实的自我与理想化自我的差别太大，精神的张力再也无法承受时，他便再不能从自己得到什么依靠，于是，唯一能作到的便是逃离自我，把每一事物都看成发自外部。

这种现象有一部分属于投射行为，即所谓个人问题的对象化。人们一般用投射作用来描述这样一种行为：自己身上有为自己讨厌的那些倾向或品质，却把它看成是别人身上的东西。比如自己有背叛、野心、支配、自大、卑微等倾向，便怀疑别人有这类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投射作用这一术语用得完全正确。然而，外化作用是一种更复杂的现象，罪责的推卸只是一个方面。患者不仅把过失当作是别人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当成是别人的。一个有外化倾向的人，会对弱小国家的被压迫者深感不安，但不能意识到自己感受的压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失望，但对别人的失望却深有体会。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对他人的态度。比如，他会感到某人对他的怒意，而实际上他是自己对自己发怒。或者他感到对别人的怒意，而实际上他是对自己的恼怒。不仅如此，他会把自己的坏脾气或好心情，失败或成功都归咎于外在因素。他把挫折看成命定，把成功看成是天成，连心绪的好坏也是天气的缘故。

当一个人感到他的生活无论好坏皆取决于他人时，他自然一心想改变他人，改造他人，.惩罚他人，影响他人，或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干涉。这样，外化作用导致对他人的依赖——当然很不同于对温情的病态渴求所造成的依赖性。同时，它还导致对外在条件的过度依赖。他住在城内还是住在乡下，吃这种食物或是那种食物，早睡还是晚睡，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还是属于那个团体——这些都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了。这样，他获得了荣格称之为外倾的那种特性。但荣格把外倾看作气质倾向的片面发展，而我却认为这是患者企图用外化作用消除冲突。

外化作用的另一个不可避免的产物是，患者痛苦地意识到一种空虚和浅薄。但这种感受又一次放错了位置。他不是感受到感情的空虚，却是体验为肚肠的空虚，于是迫使自己多吃来驱除那种空虚的感觉。或者，他害怕自己体重不足会使自己象羽毛一样被风吹得立不住脚，狂风一来，便会被卷走。他甚至会说，如果他的每一件事都被分析，那么他将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副空的躯壳。患者的外化倾向越是严重，他就越象只是一片影子，随时可能漂浮不定。

上述这些就是外化过程的内涵。现在让我们看看它是怎样有助于缓解自我与理想化意象之间的矛盾的。无论患者是怎样有意识地看待自己，这两者之间的分歧总留下无意识的伤痕，患者越是成功地将自己认同于理想化意象，他的上述表现就越是无意识的。最常见的是，患者表现出自我鄙夷和对自己的愤怒，并感到压迫，这些感觉不仅使他非常痛苦，还以不同的方式剥夺了他生活的能力。

自我鄙夷的外化倾向的表现形式可以是藐视他人，也可以是感到被他人貌视，通常两者并存。至于哪“方面更严重，或至少更有意识，这有赖于神经症的整个结构形式。患者越具有攻击性，越感到自己正确优秀，便越容易藐视他人，越不会认为受到了藐视，相反，他越具有屈从倾向，他因未能达到理想标准而产生的自责便越容易使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最后这种感觉具有特别大的危害性。它使人变得胆小，矫揉造作，自我封闭。它使人得到一点点温情或好感也感恩戴德，简直到了卑微可鄙的地步。同时，对真诚的友谊他一点也不能接受，却昏然地将它当作投错了人的慈善举动。他在盛气十足者面前感到毫无自卫能力，因为他自身就有一部分与他们一致，他认为自己受鄙视是理所当然的。很自然，这些反应滋养着不满情绪，如果这种不满受到压抑并积累起来，势必产生爆炸的能量。

尽管如此，通过外化形式体验自我鄙夷有一个特别的主观价值。要患者感受到他的自我的藐视，那会摧毁他仅有的假自信，把他推到崩溃的边缘。相反地，尽管受人鄙视是痛苦的，但患者觉得总有希望改变别人的态度，总有可能以德报怨，或总可以在心中暗地里认为别人不公。而如果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连这一切都得不到。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余地。患者无意识中感到的自己的无望状态会明显地突现出来。他不仅会开始藐视自己的弱点，还会感到自己简直是卑鄙可耻，毫无可取之处。他的优点也因此被打入自卑感的深渊。换言之，他会感到自己就是自己最鄙视的那种形象，他会把这看成不变的事实，觉得完全绝望。这就提出了治疗过程中医生应加以留意的一个问题，即最好不要触动病人的自卑感，等到病人的绝望感已减弱，并且不再死抱他的理想化意象不放时，再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只有在那个时候，病人才能面对他的自卑，开始认识到他的卑微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自己的主观感受，产生于自己的高不可攀的标准。在对自己更宽厚一点以后，他会明白这种情形并非不能改变，明白自己厌恶的那些品质并非真正可鄙，而只是他最终能够克服的困难。

我们只有牢牢记住，维持那种自己就是理想化意象的幻觉对病人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才能理解他对有己的恼怒或这种怒意何以如此严重。他不仅对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理想而感到颓丧失望，简直还对自己怒不可遏。这一事实的出现是因为他总是赋与理想化意象以万能的属性。不管他在童年的时代碰上多大的坎坷周折，自以为万能的他，总是应该有能力排除一切障碍的。现在他通过理智认识到甚至他也无力获得相互冲突的目标时，这种恼怒便达到了高潮。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他突然意识到冲突，便立即感到刺心的疼痛的原因。

对自我的恼怒是以三种主要方式实现外化的。当患者毫无节制地发泄不满时，就将怒意发泄到自身之外。这样，它变成对他人的怒意，不是表现为广泛的愤怒，就是表现为对他人具体过失的愤怒，而实际上这正是因为患者恨自己有那种过失。举例说明也许更清楚。一个女性患者抱怨她丈夫办事犹豫不决。但涉及到的事却无足轻重，她的那种怒不可遏显然不正常。我知道她自己就有犹豫不决的毛病，所以暗示性地告诉她，她这种抱怨恰好暴露了她在毫不留情地谴责她自己身上的这种毛病。听我这样一语道破，她突然发疯似地怒火中烧，恨不能把自己扯成碎块。事实上，她在自我理想化意象中是一个坚强果断的人，所以她根本不能容忍自己身上的弱点。很带有她性格特点的是，她这种几乎是戏剧性的举动，在下一次与我谈话时被彻底遗忘了。刹那间她已经瞥见了她的外化倾向，不过还谈不上就此“回头是岸”。

自我恼怒的第二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在意识与无意识中不断感到恐惧，或随时担心连自己也不能容忍的过失会激怒他人。患者会确信自己的某种行为肯定会召至敌意，以致于如果他人没有敌意反应，他倒真正会觉得奇怪。又比如，某位病人的理想是想当一个象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那位主教一样的大善人。她很惊愕地发现，每当她表现强硬或发怒时，人们更喜欢她，而对她圣人似的表现倒并不欣赏。我们很容易从这种自我理想化意象中猜到，患者的主要倾向是屈从。屈从产生于她想亲近他人的渴望，而她对敌意的期待又大大增强了屈从的倾向。实际上，更严重的屈从正是这种外化作用的主要结果之一，并说明神经症趋势是怎样不断地通过恶性循环而相互增强。在这一病例中强迫性屈从倾向得以增强，是因为圣人的理想化意象实际上驱迫患者进一步自我抹煞。由此而产生的敌意的冲动自然把怒意宣泄于自我，而怒意的外化既导致她更加畏惧他人，又反过来加重她的屈从倾向。

怒意的外化作用的第三种方式，是把注意力专注于身体的不适。当患者不知道这是在对自己发怒时，便只感到相当严重的机体紧张状态，这可表现为肠胃失调、头痛、倦怠等。然而，只要他有意识地感受到这种自我恼怒，所有这些症状便立即消失。这一点也颇能说明问题。人们甚至可以怀疑，究竟应该称呼这些生理表现为外化作用，还是应该称之为由压抑愤怒而产生的生理性结果。但我们不可忽视病人对这些表现的利用。一般说来，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把精神毛病归咎于机体的不适，从而又认为是外因引起的不适。他们总煞有介事地证明，他们精神上没有出问题，只是因为饮食不当而引起了肠胃失调，或因为过度劳累引起了疲乏，或潮湿空气引起了关节炎，等等。

通过对怒意的外化作用后，患者有何收益呢？它可说是与自我鄙夷达到的目的一样。不过，有一点还值得提一提。除非我们认识到患者的这些自我破坏的冲动的真正危险，否则我们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病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刚才提到的第一例中的病人只是在短暂的时间内有过把自己砸碎的念头，但精神错乱者会真地发展到把自己砍伤至残的地步。如果不是由于外化作用的缘故，很有可能会发生更多的自杀病例。所以，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弗洛伊德认识到自我毁灭冲动的能量，才提出了一种死亡本能的说法——可借这一概念阻碍了他真正理解自我毁灭行为，从而阻碍了有效治疗的途径。

内心压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意象的权威对患者人格的钳制程度。对这种压力作用作再高的估计也不过分。它比来自外部的压力更可怕，因为外部压力至少允许患者保留内心的自由。病人大多不知道这种压迫感，但每当这种压迫感一消除，病人便如释重负，好象重获自由，可见这种压制的力量之大。患者可以通过对他人施加压力而使自身所受的压力外化，这样的效果在外表上非常相似于对支配地位的渴求，但两者区别于：内心压力的外化，并不主要是要求别人服从。它主要还在于把使自己所苦恼的标准强加于他人，而不考虑这样会不会使别人痛苦。那种清教徒心理正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对外部世界中任何稍稍类似于束缚的东西都极度敏感。正象所有观察者都知道的，这种过度敏感是常见的。这种敏感并不是完全发端于自我强加的压迫。通常有这样一种因素，即患者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那种对支配地位的偏好，因而忌恨不已。在孤独型人格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患者强迫性地捍卫他的独立，这种举动必然使他对任何外在压力都很敏感。患者把自己无意识中自我强加的束缚外化，这是一种掩藏得更深的病因，常常更容易被分析医生忽视。这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因为自我束缚的外化作用常常构成病人-医生关系中的一股颇有影响力的暗流。即使医生已经分析了造成他的敏感的较为明显的原因，病人还是可能拒不理睬医生的建议。在这种局势中所发生的带破坏性的较量更为激烈，因为分析医生实际上就是想使病人发生改变，尽管他老实告诉病人，自己只是想帮助他们去进行自我矫正，去发掘他们自己的内心之泉，但这种申明毫无用处。病人会不会受制于医生偶尔施与的影响呢？事实上，由于病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所是，也就可能无法判断应该接受什么，应该拒绝什么，尽管医生尽量小心不向病人强加自己的观念，但仍然还是无济于事。由于病人也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苦于内在的束缚才表现出特定的症状的，所以他只能皂白不分地一古恼儿反对外界任何改变他的意图。无庸讳言，医生的挫折不仅见于分析过程当中，只要自我强加的标准紧紧地钳住患者不放，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医生的失败。最终把作祟的“鬼”击败的，是对患者这种内心活动过程进行的分析工作。

使问题复杂化的是，患者越是屈从于他的理想化意象对他的苛刻要求，他便越把这种屈从外化。他会急于作到分析医生——或者别的什么人——所期望于他的，或他自以为是他们期望于他的一切。他会表现得柔顺可欺，但同时又不断积累着对比“束缚”的怨愤，结果他会最终认为每个人都处于支配他的地位，因而变得怨恨一切。

那么，一个人把内心的束缚外化，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是因为，只要他相信压力来自外部，他就能够奋起反抗，即使只是作一种思想上的保留。同样，既然认为限制是外在强加的，自己就能设法避免，可以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但是有意义的是上边所提到的因素：承认内心的束缚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那种理想化意象，从而引出许多麻烦。

这种内心压力是否表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生理症状，倒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个人的印象是：它与哮喘、高血压、便秘有关，但我这方面的经验甚少。

剩下来的问题是讨论各种各样被患者加以外化的属性，这些属性与患者的理想化意象形成了对照。总的说来，这些属性的外化是通过投射而实现的。即是说，患者觉得是他人的属性，或觉得是因为他人自己才有此属性，这两种表现不一定一同出现。在下边所举的例子里，我们将不得不重复一些已经提到过的事情，有些事也是众所周知的，但这些实例将帮助我们对投射的意义有更深入的理解。

某A是好酒贪杯之徒，抱怨他的情妇对他关心体贴不够。就我所知，这种抱怨是不能成立的，情况至少不是象某A所认为的那么严重。某A本人具有旁观者一看便知的冲突：一方面他屈从迁就，脾气温和，宽宏大度；另一方面，又气势逼人，发号施令，待人苛刻。于是，这就发生了攻击趋势的投射现象。但他这这投射有何必要？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攻击倾向只是强力人格的自然成分，不过，这一理想意象中最突出的品质是善良——他认为自圣弗兰西斯以来还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有德行，自己是第二个人们的理想的朋友。这种投射是不是为了巩固理想化意象？当然是的。但这种投射也保证了他实现自己的攻击倾向而又勿须认识到这点，从而避免了面对冲突。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处于进退维谷境地的人。他不能摒弃自己的攻击倾向，因为它是强迫性的，他是身不由己的，但他也不能放弃理想化意象，因为它保障他不致分裂。扭射作用便是无路中之路。于是，这种投射作用代表了一种无意识的二重性：它既保证了他的攻击性要求，也维持了一个理想朋友的必需品质。

这个病人还怀疑他的情妇对他不忠。这是毫无根据的怀疑——她对他的爱几乎带有母爱的色彩。事实上，他自己倒有偷情弄奸的嗜好，只是秘而不宣。这里，我们可以认为是由于他以己度人而产生了一种报复性畏惧，所以他必然需要找到一种自我辩护。我们即使考虑到一种可能的同性恋倾向，也还无助于说明问题。问题的线索还是在他对有己的不忠所持的特殊态度。他自己的偷情并不是被遗忘了，只是不存留在意识表面。那些体验不再是活生生的印象，相反，对情妇的所谓不忠，他倒是铭记于心。这里发生的便是他自身体验的外化，其作用和前边所说的例子一样，都是使他既可以维持理想化意象，又可以为所欲为。

政治团体以及各种行业之间的权力斗争，可以作为第二个例子。勾心斗角常常出于有意识的削弱对手、巩固自己的企图，但也可能产生于一种无意识的、类似上边所例举的那种两难心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争夺优势的行为也就是无意识的二重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使得我们既可在争斗中运用阴谋诡计，又不担心我们的理想化形象受到了玷污。而同时它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可以将对自己的恼怒和轻视倾泄到他人头上去，当然更令人满意的是，倾泄到我们想首先击败的对手头上。

作为归纳，我想指出一种常见的方式，通过它，我们自己的责任就推卸到他人头上了，尽管他人并没有我们的毛病。许多病人一旦经医生诱导而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就毫不加考虑地马上把问题的根源归咎到童年时代。他们会说，他们现在对束缚很敏感，是因为那时他们的母亲很专横；他们现在很容易感到屈辱，是因为童年时受过屈辱；他们的报复性来源于幼时的伤害；他们内向脱群，是因为幼时很少得到理解；他们对性的拘谨态度是因为从小受清教徒熏陶，等等。我这里指出的不是那种医生与病人同心协力、认真考虑病人幼时所受的各种影响，而是指那种过分专注对幼时影响的分析这种专注的结果是一事无成，只作原地踏步的循环，对目前作用于病人的各种因素却缺乏探索的兴趣。

由于弗洛伊德对遗传性的过分强调支持着病人的这种看法，我们应该仔细检验一下这当中真理与谬误所占的比例。的确，病人的神经症趋势始于儿童时代，他所能提供的线索都关涉到他对已经发生的那种趋势的理解。他不能对他的神经症负责，这也是正确的。客观条件的影响决定了他身不由己地发展了那种趋势。由于诸种原因，医生应该把这些情况向病人讲解清楚。

病人那种看法的谬误在于：童年时代就在他内心逐渐形成的那些因素他无心过问，但是，这些因素却是现在正作用于他而且导致他目前病状的东西。比如，他幼时所见的众多的虚伪可能是他目前对人冷嘲热讽的原因之一。但如果他认为那是唯一的原因，那便是忽视了他目前的需求——讥诮他人。这种需要发端于他在不同理想之间的左右为难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冲突才干脆将一切价值观念弃而不顾。另外，在不能负责时他要去承担责任，而在应该负责时他又拒不负责。他不停地追溯童年时候的经历，就是为了使自己相信，他遭逢挫折是身不由已。同时他又感到尽管经受过危害性的影响，他的人格本来还是可以保持完好无损的，正象出污泥而不染的百合花。对此，他的自我理想化要负一部分责任，正是这种理想化使他不能认为自己曾经有过或现在还有缺陷或冲突。但更重要的是，对童年的反复叨念正是一种勤于自审的幻觉。但由于他把身己的问题外化了，他自然感受不到作用于内心的各种因素，这样，他不能把自己看成自己生活中的主动者。既然自己不再是推进器，那么便是一个沿山坡往下滚动而且只有一直滚下去的圆球，或者是一只被用作实验的南美豚鼠，一旦被限定，便永远被决定了。

病人对孩童时代的片面强调，确切地表明了他的外化倾向。所以，每当我遇到这种态度，我便知道：患者已完全与自我相疏离，而且还继续被驱迫着离自我而去。我这种断定还没有出现过错误。

外化趋势也出现于梦中。如果病人梦见他的分析医生是监狱看守，或者梦见自己的丈夫把自己想进入的门给下关上了，或者梦见自己在对某个目标进行追求的过程中总是有意外或阻碍，那么这些梦就正表明患者的一种试图：否认内心冲突而将它归咎于某种外因。

那种有广泛的外化趋势的病人，给分析治疗带来特殊的困难。他来找分析医生正如他找一个牙科医生，认为只是要求医生完成一个任务，但与自己并无真正的关联。病人可以对他的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感兴趣，但对自己本人则毫无兴趣。他可以大说特说自己所经受过的困难处境，却不愿检查自己在其中有过什么表现。假如他的妻子不是这样神经质或假如他自己的工作不是这么问题重重，他便会认为一切正常。在较长的时间内他会完全认识不到感情因素可能正作用于他的内心。他怕鬼，怕盗，怕雷电，怕周围有报复心的人，怕政治风云的变化，但从不怕他自己。他至多想到自己的问题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些思维的或艺术的乐趣，所以才对问题有一点兴趣。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从精神上讲他并不存在，他就不可能将得到的任何见解运用于自己的实际生活。因此，虽然他对自己比别人对他更有所了解，还是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改变。

所以，外化作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消灭的积极过程。它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病人疏离了自我，而这样疏离正是神经症所固有的现象。由于自我被消灭了，自然的结果便是内心冲突也被逐出意识。外化作用使患者更多地责难他人，报复他人，畏惧他人，结果以外在冲突取代了内心冲突。这尤其是因为外化作用大大地加剧了最早引起神经症的冲突，即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第八章 假和谐的辅助手段（选）

一个虚假往往导致另一个虚假，第二个虚假又需要第三个虚假来支持它，这样发展下去，直到一个人被缠在蛛网般的虚假中不能脱身，这种情形已并非鲜见。一个人或一类人，如果缺乏对问题寻根究底的情神，他或他们的生活中便随时可发生这种最终被纠缠不清的局面。诚然表面的修补并非无用，只会产生新的问题，所以反过来又需要一种权宜之计来临时应付之。神经症患者企图解决基本冲突时也处于这种局面。在神经症患者这里也和在前面的情形中一样，并没有出现真有用处的东西，尽管表面状态发生极端的改变，而最先存在的问题还是又冒了出来。神经症患者情不自禁地把一个假解决加在又一个假解决之上，一个个重迭起来。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可能突出冲突的某一个方面，但他还是处于被分裂的状态。他可能干脆回避众人而孤独自守，虽然冲突一时发生不了作用，他的整个生活却失去了坚实的基础。他创造了一个胜利的、人格统一的理想化自我，但同时也制造了一条新的裂隙。他试图把自我从内心战场中排斥掉以达到弥合那条裂隙的目的，结果又陷入更难堪的处境之中。

一个如此不稳定的平衡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才能保持住。于是患者从无意识手段中寻求救兵，这些手段包括盲点作用、分隔作用、合理化作用、严格的自我控制、自以为是、捉摸不定、犬儒主义等等。我们不打算逐一细述这些现象，那是一个这里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说明患者为了对付冲突是怎样运用这些手段的。

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与他的自我理想之间的差别很大，以致于我们奇怪患者本人居然看不见这一点。他不仅根本看不到，甚至对就在他当面出现的矛盾也木然无知。这种盲点现象是最明显的矛盾，它首先使我注意到冲突的存在和有关的问题。比如，一个具有屈从型的各种特点的病人，虽然自认为是个象耶稣一样的大好人，有一次却用随便的口气告诉我，他在办公会议上恨不能用枪把那些同事一个个全给毙了。诚然，诱发这些类似杀生念头的毁灭性渴求在当时是无意识的，但问题在于，他戏称作“好玩”的这种杀人思想，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圣徒般的自我理想化意象。

另一个病人是位科学家。他相信自己献身于科学，自认是位发明家。在决定自己应该出版哪一些著作时，他纯粹只从碰运气的动机出发，挑选那些他认为会得到最大反响的东西。他并不试图伪装或掩饰，只是象上边一例那样完全不知道这中间有矛盾。同理，一个把自己想成是善良和直率的化身的男子，从一个姑娘手中索取钱财又花在另一个姑娘身上，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对。

很明显，在这几例中，视而不见的盲点作用的功能是将潜藏的冲突排斥在知觉之外。令人吃惊的只是这种排斥居然那样容易地就实现了，因为这几例病人不仅有文化，还有心理学知识。如果只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对我们不想看的东西置之不理，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应该补充一句：我们对事物视而不见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欲望去这样做。一句话，这种人为的盲点很简单地表明我们极不愿意承认冲突。不过这儿真正的问题是，象上述那些显而易见的矛盾，我们怎么能够如此熟视无睹？事实上，如果没有某些特殊的条件，这的确是不可能办到的。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感情经历完全麻木迟钝。另一个条件是斯特勒克早指出过的，即是所谓只顾局部不管整体的那种隔离性生活方式。这位学者除了对盲点现象作了说明以外，还谈到了这种逻辑严密的分隔法。什么是给朋友的，什么是给敌人的，什么是给家人的，什么是给外人的，什么是对公的，什么是为私的，什么是对有身份者的，什么是对下等人的——患者都划分得一清二楚。所以，在他看来，在这个范围内的事，并不与在那个范围的事相矛盾，二者径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实际上只有在患者由于冲突而丧失了统一感时，他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所以，把整个事物分割成相互无关的小单元，与反对承认冲突一样，也是患者被冲突分裂的结果。这种方式颇类似一种理想化意象中的情形：矛盾依在，冲突消遁。很难说是这种理想化意象导致了这种化整为零的分隔作用，还是分隔作用导致了理想化意象的产生。不过，看来似乎是这样的，生活在相互无关的单位中而无视整体，这一事实是根本性的，它促成了理想化意象的创造。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必须将文化因素置于考虑之中。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螺钉，对自我的疏离几乎比比皆是，人的价值也一落千丈。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有着数不清的严重矛盾，便形成了一种对道德的普遍迟钝和麻木无知的现象。道德准则令人不屑一顾，所以，没有人奇怪一个人为什么今天是虔诚的教徒或慈爱的父亲，明天却一变而为江洋大盗。我们周围找不到什么人格整合、意志统一的人来使我们自己的分裂散乱状态相形见绌。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由于弗洛伊德将心理学看成是自然科学而抛弃了它的道德价值，所以把分析医生变得和病人一样的盲目，两者都看不见这种矛盾。分析医生以为自己有个人的道德观或对病人的道德观有任何兴趣，就是“不科学的”态度。但事实上，对矛盾的承认，不一定只局限在道德领域内，也出现在许多理论系统中。

合理化作用可界定为通过推理过程而达到的自我欺骗。一般认为，合理化作用主要用于自我辩护或把自己的动机或行为说成符合大家接受的那种观念，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内是正确的。比如说暗示生活于同一文明中的人都沿着同一准则进行合理化，但事实上被合理化的内容却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合理化的方法也大相径庭。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合理化作用实际上正是一种创造人为和谐的试图。在患者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的防御工事的每一角落，都可以看到这种合理化作用的进行。患者的主要倾向通过推理而得到增强，他把有可能表现出冲突的各种因素或变小，或变形，使它们掩饰冲突。这一自欺的推理过程是怎样有助于粉饰人格的？我们对比一下屈从型与攻击型便可见端倪。屈从型把助人的欲望归结为自己的同情感，尽管他有很强的支配倾向。如果这些支配倾向太明显，他便将它们合理化为对人的关注。攻击型助人时也坚决否认有任何同情感，只是顺便为之。理想化意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行为作它的支持，实际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之间的悬殊必须最后被归结为不存在。通过外化作用，患者用合理化手段证明事出外因，或证明自己的那些麻烦只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自然”反应。

患者的过度自我控制倾向可以极为强烈，以致于我曾经认为它是最初出现的神经症趋势。它的功能好比是为了防范矛盾感情的泛滥而修筑的堤坝。虽然在初期它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行为，后来便逐渐变成自动的了。患者在这样进行自我控制时，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事物所左右，无论是热情、性欲、自怜还是愤怒。在分析过程中，他很难作到自由联想。饮酒也不能提高他的兴致，他宁愿忍受疼痛而不接受麻醉。一句话，他试图压制一切自发性。这种特色最明显地表现在那些冲突较为外露的患者身上。通常，有助于淹没冲突的方法有二：其一是清楚地表现出一种主导的态度，其余与此相冲突的态度都屈居次要，其二是充分保持自我孤立，使冲突无法产生作用。而上述压制自发性的患者连这两种方法也没有运用。他还保持着不分裂的假象，全凭的是理想化自我意象。显然，如果他没有某种基本努力去帮助他建立内心的统一，它靠这制造盲点的理想化意象是远远不够的。当这种形象是相互矛盾的因素的大杂烩时，它尤其显得无能为力。那时，就需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意志力将冲突的趋势刹住。由于最带破坏性的趋势是由愤怒引起的暴力，所以他就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控制愤怒。这样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愤怒被压抑后，积聚起足以发生爆炸的力量，又需要施加更大的自我控制去将它窒息下去。如果医生要病人注意这一过度的自我控制，病人会辩护说这是任何文明人都必不可少的美德。他所忽视的，却是自己的控制是强迫性的。他身不由己地严格地实行着这种控制，如果还是不能收到效果，他便会惊惶不已。他的恐惧可表现为怕神经失常，这就清楚表明控制的功用就是抵挡被分裂的危险。

武断的自以为是能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既能消灭内心的疑虑，又可消灭外在的影响。疑心重重与犹豫不定都是伴随着冲突而存在的副产物，它们可以严重到足以使患者的一切行动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患者自然容易受外在影响的支配。当我们对自己真正坚信不移时，是不容易受外部因素的摆布的。但假如我们随时都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外部因素很容易变成决定我们选择的力量，即使是暂时的力量。还有，犹豫不定不光指一种行为过程，也包括自我怀疑，怀疑自己的权利和价值。

所有这些疑虑都损害了我们生活的能力。不过，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感到不可忍受，一个人越是把生活看成一场无情的斗争，他越会将怀疑看成一种危险的弱点。一个人越是自我孤立。坚守独立，外在影响越容易成为引起他恼怒的诱因。我的全部观察都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攻击倾向与孤独倾向相结合，便形成最有利于自以为是倾向滋生的土壤。攻击倾向越是趋于表面，自以为是的表现便越僵硬武断。患者企图通过武断固执地宣布自己总是正确来一劳永逸地结束冲突。在合理化作用的控制下，患者自然发现感情是内心的叛徒，必须严格防止它的产生。这样诚然可以得到平静，但那是坟墓的平静。所以，不难猜想，这种病人厌恶分析，因为分析可能打破他苦心达到的“和谐”。

另一种表现几乎与自以为是表现刚好相反，但也是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手段，那便是捉摸不定。有这种捉摸不定表现的病人常常象神话故事里的角色，你要捉住他，他就一下变成一条鱼儿，如果他觉得还不安全，又变成一只鹿。假如猎人跟了上来，他便化作一只小鸟飞走。你无法使他们固守自己的话，他们不是否认说过此话，便是向你保证他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使问题变得模糊的惊人本领。要他们对某一事件持一确定的看法，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真地想态度鲜明，听者到头来还是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种紊乱表现也见诸他们的生活。他们一会儿恶毒凶狠，一会儿又富于同情；一会儿过分周到细微，一会儿极端粗心冷漠；在某些方面强求出人头地，某些方面又自我抹煞。他们先表现为盛气凌人，后来又变成任人践踏的门垫，然后又会变回去而恢复盛气。在做了对不起某人的事之后，他们会后悔不已，力图弥补过失，然后又会旧性复发，以恶待人。对他们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

分析医生也会感到困惑，甚而丧气地感到无从下手。他这样想就错了。他们是这样一种病人，他们还没有成功地走上通常的统一人格的途径，他们不仅未能压制住一部分冲突，也还没有树立明确的理想化意象。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表现了那些试图的价值。我们前面讨论的各种病人，无论他们的问题有多少麻烦，至少在人格上有更好的组织，还不象捉摸不定型的人这样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如果分析医生以为冲突就浮在面上，勿需去发掘寻找，从而认为这件治疗工作是轻而易举的，那么他也同样错了。他会发现病人反对把问题明朗化，这甚至可能挫败他的治疗意图。他应该明白，那不过是病人拒绝洞察内心的一种手段。

最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手段是犬儒主义，即对道德价值的否认和嘲弄。每一种神经症都必然有对道德价值的怀疑，无论患者如何固守他可以接受的特定的标准。尽管犬儒主义有多种根源，其功能总是否认道德价值的存在，从而使患者勿需弄清自己实际相信的是什么。

犬儒主义可以是有意识的，于是成为阴谋权术者们一贯奉行并捍卫的准则。一切皆是表象，你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不被抓住就行了。每个人只要不是笨蛋，就是伪君子。这种人对医生分析时用了道德一词非常敏感，而不管医生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正象弗洛伊德的时代人们对“性”一词极度敏感而无视它出现的场合一样。但是，犬儒主义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只不过由于患者口头上顺应众人的观念而使这种讥诮倾向被掩盖着。虽然患者可能不知道自己有犬儒主义，但他的言行却暴露出他在以这种原则生活。或者，他会愚蠢地陷入矛盾之中，这就象有些人自信看重诚实与体面，然而妒忌别人的脆计多端，并且恨自己这方面“不在行”。医生治疗时必须在适当时候使病人充分意识到他的犬儒主义并帮助他理解这一点。另外，也可能有必要向他解释，为什么他应该树立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以上所述都是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为了简明扼要，我把这整套防御体系称作保护性结构，在每一种神经症中，都可见到多套防御体系的结合，只是其作用程度各有不同。

第二部分 未解决的冲突的结果

第九章 恐  惧（选）

在寻求神经症问题的深层意义时，我们很容易在这迷宫般的复杂现象中迷失方向。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不正视其复杂性，就不能理解神经症。不过，我们不时地退到一边去，能恢复我们对问题的统观，那到是有好处的。

我们已经一步一步跟踪了保护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又一个防御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们最后导致一种静态机制的确立。在所有这些当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因素，是患者消耗在这一过程中的巨大精力，以致于我们再次感到奇怪，究竟是什么驱使患者走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这条道路他必须用巨大的代价才能走下去。我们自问：使神经症结构变得这么僵硬而难以改变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力在起作用呢？整个过程的动力只是对基本冲突的破坏力的恐惧吗？作一个类比也许能找出答案。当然，任何类比都不是十分精确的，只能从最广泛笼统的意义上来看待之。我们假设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利用谎言和伪装进入了社会并立住了脚跟，他自然随时害怕自己的过去被揭露出来。后来，他的境况更好了，他交上了朋友，有了工作，成了家。由于珍视这新的生活，他便有了新的恐惧——怕失去这种幸福，对目前体面身分的自豪感使他与自己肮脏的过去琉远了。他把大数目的款项捐给慈善事业，甚至施给旧时同伙，目的是为了把过去的生活完全抹去。同时，一直在他的人格上发生的变化开始把他卷入到新的冲突中，结果，他以伪装开始生活的这一事实，倒变成了被目前的问题遮盖着的暗流。

这样，无论神经症患者作了什么努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是发生了变形，某些方面有所削弱，而另一些方面又增强了。然而，由于这种过程中固有的恶性循环，冲突只是变得更加严重。使冲突尖锐化的原因是，患者每一次新的防御手段，只不过进一步损害了他与自己和与他人的关系，而冲突正是发源于这种关系的。何况，随着新的因素（病人幻想已得到的爱情和成功，超然独立或理想化意象）在他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患者便担心事情变成另一个样子，害怕自己的这些“宝贝”受到威胁。与此同时，他这种与日俱增的自我疏离进一步剥夺了他自我治疗的能力，使他不能摆脱困境。从而，他失去了正常发展的可能，代之而起的是停滞。

患者的保护性手段尽管是严格的，却极端脆弱，本身还导致新的恐惧。其中有一种是害怕平衡被打破。虽然那些手段给他一种平衡感，这种平衡感却一触即溃。患者本人并未有意识地认识到这种威胁，但他还是情不自禁以多种方式感受到它的存在。生活经验告诉他，他会无缘无故出问题，会在根本预料不到或最不希望的时候大发雷霆，兴高采烈，忧闷抑郁，倦怠无力，感到压抑。这类体验总起来给他一种疑虑感，使他失去了自信。他觉得如履薄冰。他心理平衡的丧失也可以表现为走路姿式步态的失常，或表现为无力完成需要机体平衡技能的工作。

这种恐惧最具体的表现是对神经失常的恐惧。当这种恐惧达到明显的程度时，病人便会因此而寻求精神病医生的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惧还决定于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想做一切疯狂的事情，特别想破坏，而这样想的时候又根本没有负罪感。然而，我们不能因为病人怕变疯就以为病人真会疯。通常，这种惧怕是暂时性的，处于极度优愁的心境时才会感觉到。它对病人最大的挑战体现为对理想化意象的突然威胁，或一种剧烈增强的紧张（这主要产生于无意识的愤怒情绪），使过度自控不能维持。比如一位女性本来是相信自己脾气平和、富于勇气的，但当她在一种巨大的麻烦下感到软弱无助、心惊肉跳并爆发出愤怒的时候，她便产生了这种恐惧。她的理想化意象本来象一个铁箍把她紧紧箍着，现在却一下绷断了，使她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我们已经说过，孤独型患者在被从孤独状态中强行驱赶出来并与他人发生密切关系时（比如必须参军或与亲友住一起），他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也可以表现为怕自己神经失常，甚至的确会表现出精神病症状。在分析治疗中，当病人在经过巨大努力创造了假和谐之后突然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分裂的之时，他也会产生类似的恐惧。

对丧失理智的畏惧主要是无意识愤怒引起的，这一点已在分析过程中得到证明。通过医生的分析，病人的畏惧感减轻，变成一种担心，担心自己在自我控制难以实现的条件下会侮辱或殴打人，甚至杀人。病人也害怕自己在睡梦中，在酒醉后，在受药物麻醉或兴奋时有暴力行为。愤怒可以是有意识的，或在意识中表现为着魔一般的暴力倾向，尽管没有付诸行动。另一方面，愤怒也可以完全是无意识的，这时患者所感到的是一阵阵突如其来模糊不清的恐惧，常伴有出汗、昏晕，或担心自己昏过去。这表示一种暗藏的恐惧，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暴力倾向。如果无意识的愤怒被外化，患者可能惧怕雷电、鬼魂、盗贼、蛇等等，即是说怕一切自身以外有潜在毁灭性的力量。

不过，对神智失常的畏惧毕竟少见。最突出的表现还是怕失去平衡。通常，这种恐惧是隐而不露的，然后以含混朦胧的形式表现出来。日常生活习惯的任何改变都可能诱发这种恐惧。有这种恐惧的人一想到要作一次旅行，工作有变动，要雇一个新的仆人或什么的，都免不了深感不安。只要可能，他们总是尽量避免这种改变。由于这种恐惧威胁着人格的稳定，所以病人不敢找医生对自己作分析，尤其是病人自己有办法应付生活的时候更是如此。当他们考虑分析的可行性时，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乍一看来是颇有道理的：分析会不会破坏自己的婚姻？分析会不会使自己暂时丧失工作能力？会不会使他们动辄发怒？会不会干涉到自己的宗教信抑？我们将明白，这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于病人的一筹莫展状态，他觉得任何冒险都不值得。但他的忧虑隐藏着一个真正的不安：他需要确信分析不会打破他的平衡。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便可断定，病人的平衡本来就不稳定，对他进行分析是困难的。

分析医生可否向病人保证不会打破他的平衡呢？不，他不可能。所有的分析工作都必然会带来暂时的不安。医生能够作的只是对问题进行刨根问底，向病人解释他真正怕的是什么，告诉他虽然分析可能暂时打破他的平衡，却有助于他建立根基稳固的平衡。

另一个产生于病人保护性结构的恐惧是怕暴露，其根源在于病人为了维护和发展保护性结构而不惜采用虚伪作法。我们以后谈到冲突使患者的道德诚实受到损害时，将讨论这些虚伪的表现。眼下我们只需要指出，患者想在自己和他人面前都显得与自己真实的形象有所不同——更加和谐统一，更加通情达理，更加宽宏大度，更加强有力或更加冷酷无情。很难说他怕真相暴露给自己还是怕他人知道自己的实情。在意识上，他注意的当然是他人，他越是把恐惧外化，越是担心别人会发现他的真面目。他可能以为，他对自己的看法倒无足轻重，自己发现的毛病也可以自己解决，只要别人一无所知就行。当然实际上这不可能，但这是他有意识的感觉，而且标志着外化作用的强度。

对被揭露的畏惧可以表现为一种朦胧的感觉。即患者觉得自己在进行欺瞒，或者表现为患者对自己实际上少有兴趣的东西一下看重起来。患者可能害怕自己不是人们以为的那么聪明、能干、有知识、有魅力，于是他的恐惧转化成自己性格中所不具备的品质。于是病人记起自己少年时代曾老是担心自己在班上成绩第一完全是因为干了欺瞒的勾当。每次转学他都以为这一下要被揭穿了，既使自己又位居第一，还是有这种忧虑。他自己也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找不出原因。他不能透视他的问题，因为他身陷错误的泥坑中。对被揭露的恐惧，并不关涉他的聪明与否，而只是被转移到这方面。事实上，恐惧所涉及到的是他的无意识的虚假观念，即自以为是对分数无所谓的好学生，而实际上他却禅精竭虑地想战胜别人。经过这样的说明，我们就能作出恰当的慨括了。怕自己是骗子，这种恐惧总与某种客观因素相关联，但通常不是患者本以为是的那种因素。从症状上说，最显著的表现是害羞或面露愧色，由于病人害怕暴露的东西是一种无意识的虚伪，所以，如果分析医生注意到病人怕被揭露的情绪表现，就断定他有可耻之举或有隐藏的秘密并着手寻求之，那么医生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实际上，病人可能并没有遮掩什么，也无隐密可言。于是病人越来越害怕自己一定有什么在无意识中怕暴露出来的很坏的事情，这种情形只会导致患者反省自责，却无助于建设性工作。或许，他会详细叙述自己的风流韵事，或讲出曾起过的恶毒念头。但只要医生看不出病人正陷于冲突，他就会摸头不摸尾地瞎搞一气，那么，病人对被揭露的恐惧仍然会存在如故。

对被揭露的恐惧可以由任何情境引起，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象是在接受检验。这一类情境包括：开始新的工作，交上新朋友、进入新的学校、考试、参加社会活动，甚至只是参加讨论会以及任何有可能使他变得突出的场合。患者通过意识认为是自己怕挫折，实际上常常是怕暴露，所以即使得到成功也不能减轻这种忧虑。他只会以为这一次自己是侥幸得手，但下一次又如何呢？而且，如果他受挫，他便更加确信自己一直就是在进行欺瞒，这一次给抓住就要原形毕露了。这种感觉的一种表现就是极度腼腆，尤其是面对新情况时。另一种表现是患者在受到别人喜欢或看重时还是保持着警惕。他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这样想：“他们现在喜欢我，但如果他们真正了解我，他们就不会这样了。”很自然，在分析过程中这种恐惧起着作用，因为分析的明显目的正是要“发现”。

每一种新的恐惧需要一套新的防御机制。病人用相互对立的方法去清除对被揭露的恐惧，而所有这些办法都取决于病人的性格结构。一方面，病人表现出一种倾向——回避任何类似考验的场合，假如无法回避，便尽量谨言慎行，自我节制，给自己戴上一副别人看不透的面具。另一方面，患者又有一种无意识的意图——要让自己变得无瑕可击，勿需再怕什么揭露。后一种态度不仅是防御性的，攻击型患者也巧妙地运用欺瞒来影响那些他想利用的人，所以，医生想要对患者进行查询的试图，总是遭到狡滑的抵抗。我这儿指的是有公开虐待狂倾向的人。我们不久将明白这一特色是怎样刚好适应患者的性格结构的。

要理解患者对揭露的恐惧，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其一是患者害怕暴露的东西是什么？其二是如果他真被揭露，他怕的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我们上面已经作出了回答。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还得讨论另一种恐惧，它同样发端于病人的保护性措施。病人惧怕他人的藐视、侮辱和讽刺。防御措施的脆弱性解释了病人何以害怕平衡被打破，无意识的虚伪又导致病人怕被揭露。但对屈辱的畏惧来源于受伤害的自尊。我们前面某些章节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创造理想化意象和外化行为都是试图修补受损的自尊，但正如我们已明白的那样，这两者都只是更加损害了自尊。

如果我们对神经症发展过程中自尊发生的变化作一鸟瞰，我们就能看到两对交互运动的过程。一对的情况是：真实的自尊大大降低，非真实的自傲大大上升，自傲是因为觉得自己优秀，敢于进取，独一无二，无所不会，无所不知。另一对的情况是：患者把真实的自我极度贬低，相反，却把他人看成巨人。通过压抑，通过外化或理想化，患者失去了自我之见。即使他未实际地变成也会感到自己是一团空虚的影子，而不是一个实体。同时，对他人既需要又恐惧的结果不仅使他人变得更可怕，也更不可缺少了。由此，他的重心不再落在自身上而是落在他人身上，而且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特权拱手让给了他人。这样的后果是，他人对他的评价变得至关重要，而自我评价倒反而无足轻重了，这更助长了他人的看法在他眼目中的权威性。

上述的各种情况共同解释了患者何以如此无力抵抗冷遇、屈辱、讽刺的伤害。每一种神经症都有这类状况，所以病人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敏感。如果我们认识到对轻视的恐惧有这么多根源，我们就能明白，要去掉甚至减轻这种恐惧绝非易事。它只能随神经症的缓解而减轻。

一般而言，这种恐惧造成患者与他人的隔阂，并使他对别人抱有敌意。更重要的是，这种恐惧大大瓦解了他的雄心壮志，使他变得怯儒无力。他不敢对他人有所期望，有所苛求。他不敢交往在某方面显得优于自己的人，他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他很有见地，他不敢发挥创造性才能，即使他有这样的能力，他不感使自己有吸引力、感染力，不敢有所进取，等等。即使偶尔按耐不住而跃跃欲试，一想到受奚落的可怕前景他便马上知难而退，转而在稳重、谨慎中躲避风险。

比我们所描述的这些恐惧还更难于察觉的是一种可以看作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一切恐惧浓缩后的东西，那就是害怕自身有任何改变。患者以两种极端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改变。他们或者干脆甩手不管，感到在以后某个时候改变会奇迹般地自动发生；或者急于求成，对问题还毫无理解就迫不及待地想改变。在第一种态度里，他们固守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对问题作了一瞥，承认了有毛病，那就足够了。别人告诉他们说，要实现自我完成，他们必须实际上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他们听了便大吃一惊，深感不安。他们当然是情不自禁看到了这种说法的道理，但他们的无意识还是拒绝接受它。在第二种相反的态度里，病人无意识地假称已有了改变。这一方面是一种想当然，其产生是由于病人对自己任何缺点都不可忍受；另一方面也是由他的无意识的自以为万能决定的，他认为只要希望麻烦能被消除，它就能消除。

在这种恐惧改变的后面，隐藏着对变得更糟的恐惧（即怕失去理想化意象，变成自我鄙弃的模样，变成与芸芸众生一样的形象，或经过分析后只剩下一个空虚的躯壳。患者怕的是自己还无知的东西，怕的是丢弃好不容易得到的安全、满意的手段（尤其是幻想问题解决了），或怕的是不能改变。只要想一想病人的可怜状态便可理解这种改变。

所有这些恐惧的根源都在于冲突还未解决。但如果我们想最终取得人格的整合，我们必须不怕面对这些恐惧。所以，这样一来，它们还是我们正视自己的障碍，它们似乎是一个炼狱，我们只有经过这一关后才能得救。

第十章 人格衰竭（选）

要探讨未被解决的冲突给病人带来的后果，就是进入一个似乎广袤无边的疆域，前人还没有涉足过的领地。也许，要走近这一领域，我们首先可以讨论某些表现出来的症状，如抑郁、酗酒、癫痫、痴呆，并希望从中更好地理解具体症状。但我更愿意从一个广泛的、有利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论题，而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未解决的冲突对我们的精力、人格的完整、人生的幸福有什么影响？我这样来看问题，是因为我确信不了解这些症状下面的根本的人的属性，就不能把握住这些症状的意义。现代精神病学有一个趋势，就是抓住一个方便的理论公式以解释存在的并发症，如果我们考虑到临床医生需要的就是对付它们，那么我们便可理解他们那样看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但是，这样作毫无道理，也不科学，正象建筑工程师不先打地基却先建造大楼的顶层一样。

属于我们所提问题范围的某些因素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只再扩充一点。另外有些因素已暗含于前面的讨论之中，我们还得再增补一些因素。我们的目的不是留给读者一些含糊的概念，使他们只觉得未被解决的冲突有危害性，而是给读者提供一幅清晰全面的图画，说明冲突给人格造成的巨大破坏。

带着冲突生活主要还意味着生命力的巨大浪费，这不仅由冲突本身造成，还由试图解决冲突的各种错误办法造成。当一个人在根本上处于分裂状态时，他是不能将精力集中于任何事物上的，他总是企图同时达到两个甚至三个相互矛盾的目的。这意味着他不是分散了精力就是自己挫败了自己的努力。犯前面一种毛病的人，象皮尔·金特这种人物一样，他们的理想化意象诱使他们相信，自己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等。一位属于这种病例的女性，想作一个理想的良母、优秀的厨师和女主人；想穿着体面，在社交和政治场合上大出风头，想当贤妻，又想有婚外私通，并且能作自己想作的创造性工作。勿需说，她的这些渴求是不能都实现的，她还最终将一事无成，而她的精力——无论她生来有多大的精力——将被浪费掉。

更常见的是对某一个目标的追求也遭致失败，因为相互矛盾的动机相互阻碍了对方。一个男子可能想作人之良友，但他又想左右他人，发号施令，结果他的潜在可能性得不到实现。另一个人想他的子女出人头地，但他对个人权力的渴求和固执的自以为是使他达不到这个愿望。又有人想写一本书，但头痛如裂，或浑身疲软无力，尤其是在不能马上找到要说的话时。在这一例中依然是理想化意象在起作用：既然他是一位高手，为什么辉煌的思想不应该从自己笔尖下滔滔涌流而出，有如从魔术师的帽子里蹦出小白兔？于是，当没有什么预想的东西出现时，患者便对自己大动肝火。别人也可以有那种他打算在会上公布的高明的观点，但他不仅要以一种一鸣惊人、压倒众人的方式表现这个观点，他还需要众口赞誉，无人反对，但同时由于他把自卑感外化，他又随时担心受到嘲弄讥讽。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他完全丧失了思维的能力，即使他有可能得到一点思想，也不能产生出什么结果。另外还有一种人倒是思路清晰，有条不紊，但由于他有虐待狂倾向，便使自己与周围的人发生对立。我们勿需再举更多这种例子，如果我们看看自己和周围的人，就能找到许多类似例子。

尽管患者的思维方向普遍不清晰、不明确，却有一种明显的例外现象。有时，神经症患者显示出意志的一种令人吃惊的专一性。男性患者可能为了野心而牺牲一切，包括他们的尊严；女性患者则对生活别无所求，只要有爱情就行了；父母把全部心思都依附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这类患者使人觉得他们是专心致志的。但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他们实际上在追求海市蜃楼般的幻象，认为这种幻象能解决他们的冲突。表面的一心一意只是不顾一切的孤注一掷，并不真是人格整合的标志。，

消耗并分散精力的还不仅是冲突的渴求与倾向，在患者的保护性结构中某些因素也有同样的效果。由于对基本冲突某一部分进行压抑，人格的很大部分被遮蔽了。被遮蔽的部分仍然很活跃，足以对患者进行干扰，却不可能有任何建设性用途。这样，压抑的结果只造成精力的损耗，而本来这种精力是可用之于自信，与人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我们再提一提另外一种因素，那就是与自我的疏离剥夺了患者的前进动力。他虽然照样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甚至在外在压力下能作出较大努力，但要他自己依靠自己时，则马上毫无办法了。这不仅仅意味着他在工作时间以外的场合中毫无建树，也毫无乐趣，它完全就意味着患者的创造性给虚掷了。

对大多数患者而言，多种多样的因素结合起来对人格造成大范围的散在的压抑。为了理解并最终消除某一种压抑。我们通常都必须对这种压抑反复分析讨论，从我们已提到过的所有不同的角度去处理它。

精力的浪费或误耗可以发端于三种大的紊乱失调，这三种失调都是表明有冲突存在的症状。其一是遇事都犹疑不决。这种状况可见诸各种场合，无论大小巨细，患者无休止地动摇着，犹豫着。吃这道菜还是选那道菜？买这口箱子还是那一口？去看电影还是听收音机？患者不能决定选哪一个职业，或任职后怎样走下一步；不能决定在两个女人中选择哪一个；不能决定是否该离婚；不知道活下去好还是死了的好。如果他面临非作不可而一旦决定又不能更改的选择，便如临大敌，只弄得仓惶失措，身心交瘁、

虽然患者这种犹疑不决表现很明显，人们还是常常感觉不到，因为患者在无意识中总是竭力避免作任何决定。他们总是对问题一拖再拖，或设法回避非作决定不可的场合。他们让自己坐等机运或让别人去作决定。他们也可能把事情弄得一片混乱，从而使作决定变得不必要。由此而产生的毫无目的的状态也通常照样不为患者所知。由于患者用很多无意识手段去掩盖自己的犹豫，所以分析医生很少听见患者诉说自己有这方面病情，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较普遍的障碍。

精力被分散的第二个典型症状是一种普遍性的办事无效率。我这里指的不是那种特定领域里的无能，那可能是由于缺少专门训练或缺乏兴趣所致。我也不是说的那种尚未发掘的能力，象威廉·詹姆士在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中描述的那样。他指出，当人感到疲惫的侵袭时仍能坚持不懈，或在外在因素的压力下仍不屈服，便会迸发出巨大的潜在能力。我这儿说的办事无效率是指那种一个人由于内心有冲突不能发挥最好的能力，从而造成的办事无效率。他好比是踩着刹车又想驱车前行，汽车自然开不动。他有时的情形的确真是这样，无论从他的能力还是从他所从事的工作的艰巨性质而言，他都不应该显得那样迟缓无力。并非他没有尽力，相反，他作任何事都不得不支付超乎寻常的精力。比如，他要花掉数小时才能写完一篇短报告或学会一个简单动作。当然，有多种多样的障碍原因。他可能会无意识地抗拒那种他感受为压迫的东西，他可能情不自禁要完成每一细枝末节，他可能对自己大为恼怒——如上边所举的例子所示，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举棋便大显身手。无效率不仅表现在办事迟缓，它还可表现为笨拙与健忘。一个女仆或家庭主妇如果心中暗自认为自己那么有才能，不该做下贱的家务活，那么她的工作不可能干好。而且，她不仅是家务上笨拙，她的各方面的努力都变得毫无效率。从主观的立场来看，这意味着在一种扭曲状态下工作，其必然结果便是很容易变得疲乏不堪，需要更多的休息。在这种状态下的任何工作都注定迫使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正如刹车被踩住的汽车难以正常开动一样。

内心的扭曲和处处显出无能与笨拙，不仅见于工作之中，也很明显地表现于与人的相处上。如果某人想与人友好，但又讨厌这样作，认为那是去讨好奉迎，他便会显得矫揉造作；如果他想请求别人给他某件东西，但又感到应该强行索取才对，便会显得粗野无理；如果他既想自我表现又想附合屈从，他便会犹豫不决；如果他既想与人接触又担心遭到拒绝，便会胆怯害羞；如果他既想建立性关系，又想挫败性伙伴，他便会显得僵硬冷淡——等等。冲突的面越宽，生活中的扭曲便越严重。

有些患者意识到了这种内心的扭曲，不过常常只是在特别的条件下当这种扭曲有增无减时，他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而自然的状态一下使他们感到这种对比时，才意识到内心扭曲的事实。对由此造成的疲乏感，他们常归咎于别的因素：身体不好、工作太重、睡眠不足。诚然，这类因素有可能是原因之一，但远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那种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典型的紊乱症状是普遍性怠惰。有怠惰毛病的患者常常责备自己懒惰，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既懒惰懈怠又对此心甘情愿。他们可能对任何努力都持一种有意识的反感，并自我合理化，认为他们有大主意就足够了，具体细节是别人考虑的事，也就是说，是应该由别人干的事。对努力尝试所持的反感也可表现为一种恐惧，怕自己努力的结果只会带来损害。只要我们考虑到他们自知容易疲乏，就不难理解这种恐惧，如果医生只是表面地看待这种疲倦症状，那么他的劝告反而只会加重这种倦怠。

神经症性质的怠惰是主动性和行动能力的瘫痪。一般说来，这种结果来源于对自我的严重疏离和奋斗的方向不明确。如果患者长期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扭曲的、无效的，他便处处显得无精打彩，尽管这当中也有短期的热烈行动。至于说有哪些致病原因，最有影响的是患者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和虐待狂倾向。他不得不进行不懈的努力，这一事实就使他屈辱地感到自己并非那理想化意象。而一想到要做的事只是平庸无奇的，他便宁肯不去做它，而是幻想着自己大显了身手。随时侵蚀着他心灵的自卑感必然随着这种理想化意象进一步剥夺他的自信，使他觉得自己干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事，因此把活动的刺激与乐趣都埋葬了。虐待狂倾向，特别是当其被压抑的时候（表现为虐待倾向的倒错），使患者面对任何类似攻击性的东西都向后退缩，结果造成程度不等的精神的瘫痪。普遍性怠惰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影响患者的行为，还影响他的感情。只要神经症冲突未被解决，浪费掉的精力就大得难以估计。神经症说到底还是特定文明的产物，因此对人的才能与品质的毒害无疑是对那种文明制度的严厉控诉。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的生活不仅受害于精力分散，也受害于一种道德观念的分裂。这里说的是道德的准则，以及影响着我们与他人关系、影响自身发展的所有那些感觉、态度和行为。正如在精力问题上分散造成浪费一样，现在，在道德问题上的分散导致了道德整体性的损失。这种危害是由于患者同时想进行几种相互矛盾的努力，也由于患者试图掩盖那种矛盾性。

相互矛盾的道德价值也可见于基本冲突。尽管患者竭力想使它们相互协调，它们还是不断对他发生影响。不过，这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道德价值被他或能够被他认真当回事儿。理想化意象尽管包括真实理想的因素，在本质上却是一种赝品，患者本人和缺芝训练的观察者要识别出这种伪造性质，其困难正如要识别出一张伪造的银行支票一样。我们已经说过，神经症患者可能真正相信他在对自己的理想紧追不舍，所以会谴责自己的每一个疏忽。这样，在追求他的标准时，他显得过分的兢兢业业。或者，患者可能在想到和谈到价值与理想时而坠入自我陶醉。我所说的他不认真把自己的理想当回事，是指那些理想对他的生活不具有义务的强制力量，当他觉得方便或发现它有用时便遵循它的准则，否则便束之高阁。我们在讨论盲点作用和分隔作用时已见过这类病例，而类似情形绝少见之于对理想持严肃认真态度的人，如果那些理想是真的，也就不容易被随便丢弃而患者尽管真正对某一事业有执着的追求，可一但碰上任何诱惑则马上背叛那种事业。

一般而言，破坏了道德的完整，便减少了真诚，从而增强了自我中心趋势。说到这里，不妨提到一个事实：在日本的佛教经文中，真诚是等于专心致志的，这恰好佐证了我们在临床观察基础上作出的结论，那就是，内心有分裂的人不可能完全真诚。

弟子：我听说狮子在扑向猎物时，不管是一只兔子还是一头象，狮子都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一捕获行动，师傅可否告诉我这种力是什么？

师傅：这是真诚之灵，即不欺之力。

真诚即不欺，即所谓“显现出一个人的全部内在”，也有称之为“体现在行动中的整个身心”，……其中毫无保留，毫无掩饰，毫无虚损。能如此生活，则可谓成一金毛雄狮了。这是雄壮、真诚、专心致志之象征。如此，则是圣人。

自我中心论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要别人屈服于他的需要。患者不是把别人看成自有其权利的同等的人，而看成是一种可以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他讨好或喜欢别人，是为了缓和自己的焦虑；他有意给别人留下印象，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自尊；他责怪别人，因为他不能把责任承当下来；他必须挫败别人，因为他需要成功。

上述损害的具体表现形式依个体的不同而各异。它们大都已为人们讨论过，我这里只须更系统地对它们进行考察。我并不打算作详尽论述，那是太困难了。至少，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虐待狂趋势，它只能放到以后再说，因为虐待狂趋势可被看作是神经症发展的最后阶段。我们从最显著的表现开始，发现神经症无论有怎样的发展进程，总有这样一个因素：无意识的假象。其中较明显的如下所示：

爱的假象。这一术语包含很多种感觉和渴求，也有大量主观上认为是爱的感受。它可以指一个人所持的寄生性期待，这种人觉得自己太软弱太空虚而不能一人生活。在有攻击性倾向的人身上，它可表现为一种欲望，想从对方捞取好处，通过对方获取成功、威望、权力。这种假象的爱还可见于患者想征服某人，战胜某人的行为中，或把自己融入对方，通过对方来完成自己的生活；或许还用虐待对方的手段达此目的。这种假象的爱还可以是患者的一种需要，要别人赞美他，从而证实自己的那种理想化意象。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下面爱很少是一种真纯的温情，虐待和负心触目皆是，于是我们便有一个印象，觉得爱变成了鄙弃、憎恨或冷漠。但爱并不是这么容易变换面目的。事实上，导致假爱的感觉和倾向最终会暴露在表面。勿需说，这种假象不仅见于父母-子女关系和朋友关系，也见于性关系。     

善的假象。无私、同情等的品质也与爱的假象雷同，这种假象是屈从型患者的特点，再加上他的特定的理想化意象，他对攻击性倾向的压抑，这种假象便更严重了。

兴趣与知识的假象。这种假象最显著地表现于那些与自己的感情相疏离，认为只用理智便可引导生活之船的人。他们只好伪装自己什么都知道，对一切都感兴趣。但这种假象也可见于另一类人，只是更难于察觉。这种人似乎对某一事业有献身精神，但他本人并未意识到，自己只是利用这种兴趣作为跳板，以达到渴求的成功、权力或物质利益等。

诚实公正的假象。这种假象常见于攻击型的人，尤其是虐待狂倾向明显的时候。他看到别人的爱与善的虚伪性，便认为由于自己不沾染那种伪善的坏习气，没有假装慷慨、爱国、虔诚等，所以自己特别真诚。实际上，他有一种与此不同的虚伪。他拒绝流行的偏见，正可能是对抗传统价值的一种盲目的、否定的手段。他的这种否定能力不一定是力量的标志，而只是想挫败他人的愿望。他的坦率可以是讥讽和羞辱他人。在他宣称的自我兴趣的公正外表下，有可能掩盖着为了利己而利用他人的动机。

痛苦的假象。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讨论这种现象，因为关于它有一些糊涂观念。坚守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家们与一般人有同一观点，即相信神经症患者需要感到被亏待，需要忧虑，需要被惩罚。他们用以支持这种观点的数据是众所周知的。但“需要”这一术语包括了诸种理性的罪过。持一上述观点的人没有看到，神经症患者的痛苦这比他自己知道的更多，而且通常只是在他开始康复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更不能忽视的是，持有那些观点的人似乎不理解，因冲突的存在便不可避免会有痛苦，完全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让自己人格崩溃，显然不是他愿意给自己以伤害，而是因为他内心的需要驱迫他这样做。如果他自我抹煞，挨了一耳光还把另一边脸也凑过去，他至少无意识地恨自己这样作，瞧不起自己。但他对自己的攻击倾向很害怕，所以觉得必须走另一个极端，让自己受别人的某种方式的虐待。

对痛苦的嗜好还有一个特色，那便是把自己的不幸小题大作，加以夸张。的确，患者有可能别有动机地去尝试或炫耀自己的痛苦。它可能是患者乞求注意或饶恕的托辞。患者可能无意识地用它来达到利己的目的，它可能是被压抑的报复性的表现，用来消除对报复欲望的压制。但如果考虑到患者内心的自我崇高感和纯洁感，我们只得认为那是他可以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唯一的途径。有一点也是事实，即他常常为自己的痛苦找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无缘无故沉迷在痛苦中。这样他便郁闷不乐，并把苦恼归咎于自己有“过失”，而实际上他苦痛的原因是自己不是理想的那种形象。或者，在和亲爱者各处一方时他会觉得一切都完了，虽然他自认这是由于自己爱得深。实际上，他的内心正遭到分裂，他受不了独自一人的生活。最后，他可能矫揉造作，当他实际上是在发怒时，还以为自己在受痛苦的煎熬。比如，一个女人在情人没有如约写信来时便会认为自己在受痛苦，但实际上她是恼怒了，因为她要事情顺她的心意而发展，因为任何好象是对她的冷落都使她感到羞辱。在这个例子中，患者无意识地选择了痛苦，而不愿认识自己的恼怒以及产生这恼怒的神经症趋势；她还强调了痛苦，因为它有助于掩盖患者对人对己的整个关系中的两面性。不难看出，以上各例中没有一例是患者自己真想要痛苦。他表现出的，是一种无意识的痛苦的假象。

还有一种特定的损害，就是患者形成了无意识的自大感。我这里象本书前面一样指的是患者把自己不具有或很少具有的品质看成是自己完全具有的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无意识地要求对他人的发号施令。所有的神经症性质的自大都是无意识的，因为患者察觉不到自己那种毫无理由的要求。这儿的区别不是有意识自大与无意识自大之间的区别，而是在过分谦虚和处处道歉下面的自大与举目可见的自大之间的区别。区别在于表现出的攻击性的大小，而不在自大的程度。在第一种范围内，一个人公然要求专门的特权，第二种范围内，如果别人没有自行给予他特权，则他会受到伤害。而两种情况都缺少的是一种可称作现实的谦卑感的品质，即认识到——不仅在口头上也在心中真那样想——所有人都有局限，都不完美，自己尤其是这样。据我的经验，病人都不愿别人说他们有局限，也不愿意自己去想这个问题。对于有潜在自大倾向的病人而言尤其如此。他宁愿严厉地责怪自己造成了疏忽或过失，而不愿象基督徒那样承认“我只有一些零星的知识”。他宁可责怪自己粗心大意与懒散懈怠，也不承认人不可能任何时候都保持良好状态。自大情绪的最确定的标志是在自责（以及随之而来的道歉认错）与内心的恼怒（不满别人的批评或冷落）之间出现明显的矛盾。常常，只有通过密切的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受损害的感觉，因为过分谦卑的人很可能将这些感觉深藏起来。但实际上他可能与公开自大的人一样对人苛求。他对别人的批评并未温和一些。尽管表面上他只是自我抹煞，赞扬他人，但心中却暗暗期望别人与他一样完美。这就意味着他对别人真实的个性缺少真正的尊重。

另一个道德问题是立场不明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靠性。神经症患者很少根据一个人，一种观点或一个事业的客观优点，而是根据自己感情上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立场。由于他这些感情需要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很容易改变自己的立场。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许多患者的思想很容易被外在因素所左右——好象是在无意识中随时被人收买——只是不是被钱，而是被温情、威望、名气、权力或“自由”所收买。这种情况可见于患者的人际关系之中，无论是与其他个体的关系还是自己作为群体之一员。患者常常不能说出自己对别人的感受或看法。一点失望，受了一点轻视，或自认是受了一点轻视，就足以使他与别人断决朋友关系。遇上一点困准，他的热情就马上消失，而代之以垂头丧气。他会因为个人恩怨而改变宗教、政治甚至学术观点。他可能在私下讨论时立场鲜明，但一旦权威或团体施加一点点压力他就马上让步附合，常常还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改变了观点，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改变了看法。

神经症患者会无意识地避免显而易见的摇摆不定，办法是不第一个表态，或持观望态度——“骑墙”，以便随时有余地倒向某一边。他也许会以情况的复杂为理由来使自己这种态度合理化，或者被一种强迫性的“公正”感所支配。无疑，如果是真正想做到公正不阿，那是可贵的追求。另外，如果一心想做到公正，的确使人在很多场合下都更难于做出决断。但“公正”也可以是理想化意象的一个强迫性属性，其作用正是使表态变成不必要，而同时又使人感觉自己因超脱了偏见之争而显得超凡脱俗。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有一种抹煞区别的倾向，认为两种观点实际上并不怎么矛盾，或认为在两者的纠纷之中双方都是对的。这是一种伪客观性，它阻碍患者通过事物表面看清本质问题。

这方面的表现在不同类型的神经症中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真正孤独离群的人身上可看到最大程度的正直廉洁，这些人远远避开了旋涡般的病态竞争与亲密关系，无论“爱”还是野心都不能收买他们。还有，他们对生活的旁观态度使他们的判断有很大的客观性。但并不是每一个孤独型患者能有自己的立场。他可能不愿意参加争论或表态，甚至在自己心目中也没有定见，不是含糊其词，就是别人说好则好，别人说歹则歹，没有自己的看法。

与此相反，攻击型患者似乎反驳了我的关于神经症一般难于持有己见的断言，尤其是如果攻击型患者固执地自以为是，他似乎格外地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看法，捍卫自己的看法并固守己见。但是给人们的这种印象是欺骗性的。这种人有明确观点的时候往往为他固执己见而不是因为他有真正的确信。由于这种己见也能够把他心中的疑虑全部压下去，他的观点总带有教条的甚至是盲信的性质。况且，他并非铁石般不可动摇，权力和成功的诱惑能使他改变信念。他的可靠性是有限的，这种可靠性取决于他对支配地位和名誉地位的渴求。

神经症患者对责任的态度可能是令人困惑难解的。这部分是由于责任这个词有多种引申意义。它可以指在良心驱使下自觉地完成义务。从这一意义上说，神经症患者是否是尽责的，取决于他的特定的性格结构，这在各种不同的神经症中有不同的表现。对某些神经症患者而言，责任可能意味着只要自己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也可能是用来掩饰发号施令所采用的委婉说法。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该受责备，这种态度也可能只是一种愤怒情绪，恨自己不是理想化的那个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种“责任”感与责任毫不相关。

如果我们自己清楚地认识到，把责任归己确切地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会明白，要神经症病人来承担责任，就算可能，也是十分艰难的。那首先意味着实事求是地向自己也向他人承认，自己的意图是什么，说了什么话，有什么行为，并愿意对后果负责。这同那种谎言欺骗或怪罪别人正好相反。在这个意义上，要神经症患者自己负责，那是太难了，因为事实上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而且主观上根本不想知道。这就解释了何以他常常想方设法把责任推掉，比如通过否认、忘记、疏忽，老是找其他理由，自认为被误解，或被弄糊涂了等等。由于他总是倾向于把自己除外或认为自己没有差错，他极容易认为麻烦的产生是由于妻子、同事或分析医生的过错。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使他没有能力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或甚至无能力看到这种后果，这就是自以为万能的感觉。在此基础上，他以为能够为所欲为又不负责。而他如果意识到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感觉便会被粉碎。最后还有一个因素，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思维上的无能，即不能考虑到原因和结果。患者普遍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思想从来就只能围着过失和惩罚两个字打转。几乎每一个患者都会认为分析医生是在怪罪于他，而实际上医生只是在让他面对自己的矛盾及其后果。除了与分析医生打交道，他可能感到自己常被人怀疑为犯有过失，常有人批评他，所以他随时准备自卫。实际上，这是一种内心活动的外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正是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使他觉得别人怀疑他，攻击他。正是这种找岔与自卫的内心活动，再加上这种活动的外化，使他几乎不可能在涉及到自己的场合下考虑原因与结果的关系问题。但只要问题不涉及到自己个人的麻烦，他可以象别人一样实事求是地对待。比如，如果天在下雨，街上很湿，他不会问这是谁的过错，而是接受这种偶然的联系。

当我们说自己承担责任时，我们还指能够挺身捍卫自信是正确的东西，以及愿意在我们的行为和决定被证明是错误时，承担全部后果。但是，当一个人为内心冲突所分裂时，是难以作到这一点的。他应该或他能够挺身而出捍卫哪一种内心的冲突倾向呢？它们中间没有一种代表了他真正想要或相信的东西。事实上他只有捍卫自己的理想化意象。然而，这却不允许任何错误。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行为引出了乱子，他必须假装正确，把恶果推向别人。

举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某一个团体的领导人渴求无限的权力和威望。没有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或干不成。他不愿意把责任托付给别的受过专门训练的更有能力处理某些事物的人。在他心中，任何事都只有他最懂行。此外，他还不要别人感到他们也是他不可缺少的帮手或真正变得不可缺少了。他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才不可能如愿以偿。但这个人不仅想支配他人，也想屈从他人，想作一个大好人。由于这些冲突的存在，他身上便有了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症状：怠惰、嗜睡、犹豫、拖沓，因而不能安排自己的时间。又由于他感到守约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强迫，他暗暗喜欢让别人等候他。还有，他作了许多无关紧要的事，只是因为那样能满足自己的虚荣。最后，他又很想作模范丈夫，而这又要耗费他不少时间和心思。所以，这个团体自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由于他看不到自己的毛病，他反而怪罪团体里别的人员，或责怪外在条件不利。

这样，我们再次试问：他能为他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为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为他的屈从讨好倾向？首先，他对这两种倾向都毫无所知。但即使他意识到这两种倾向，他也作不到取其一而舍其二，因为两者都是强迫性的。不仅如此，他的理想化意象只允许他觉得自身有理想的优点和无限能力，而对别的则视而不见。所以，他当然不能对冲突产生的结果负责。那样做无异于要他把一心想掩饰的、不让自己看到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

一般说来，神经症患者尤其不愿意——当然是无意识地——对自己行动的后果承担责任。他甚至对显而易见的后果也闭而不看。由于他不能清除自己的冲突，他便执着地相信——也是无意识地——自己神通那么广大，是应该能够对付那些冲突的。他认为，后果只是别人才应该考虑的，自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而，他必须不断回避对因果规律的认识。要是他愿意面对这一系列问题而敞开自己的心灵就好了！那样，他会得到巨大的教益。这些问题将雄辩地证明，他的生活体系有毛病，尽管他有那些无意识的狡诈和策略，他也丝毫改变不了我们精神生活中的法则。这些法则也同样无情地制约着我们的肉体。

事实上，整个责任问题根本引不起患者任何兴趣。他只看到或朦胧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消极的方面。他没有看见，并且只是在，以后才逐渐懂得的是：由于自己拒不理睬这一问题，他挫败了自己渴求独立的热烈愿望。他以为拒不承担任何义务就可以确保独立，而实际上一个人承担责任才是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为了避免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痛苦来源于内心冲突，患者便在三种办法中任选一种——更常见的是三种办法一齐用。他可能充分运用外化作用，于是一切事物，从食物、气候、健康到父母、妻子或命运，都被看成是某一祸事的起因。或者，他会认为既然自己并无过错，不幸的事降临头上，那真是于理不公。他居然生病、变老、死亡、婚姻不幸，子女有毛病、工作成绩不被承认，那都是不公平。这种想法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双倍的错了，因为它不仅取消了他的麻烦中自己的一分责任，也取消了所有那些不取决于他而又对他的生活施加影响的因素。不过，这种想法有自己的逻辑。这是孤独脱群者的典型思想，这种人完全以自己为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使他不把自己看成只是一个大链条上的小环节。他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在某个时候和某个场合得到生活的一切好处，但不愿意把自己与别人联系起来，不论是好是坏。因此，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并没有个人参与，还是免不了感受苦恼。

他的第三个办法是拒不承认因果关系。事情的结果在他看来是孤立的事件，与自己无关，也与自己的麻烦无关。比如，他会觉得抑郁与恐惧是从天而降到自己头上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心理的无知或缺少观察所致。但在临床分析时我们可以发现，病人对任何可能的联系都极为固执地坚决否认，拒绝讨论。他怀疑那些因果关系，或干脆忘掉它们。或者，他觉得分析医生不是在尽快替他解决紊乱——这正是他求医的目的——而是在怪罪于他以便狡猾地维护医生自己的面子。所以，病人可能已经熟悉了产生怠惰的因素，但拒不正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他的怠惰不仅延缓了医生的分析工作，也延缓了他自己所作的每一件事。或者某个病人已经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咄咄逼人的态度，但不理解自己为什么经常与人发生争执不和，为什么别人讨厌自己。内心存在着这些苦恼是一回事，他每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又是一回事。两者各是各的，这样，他把内心的冲突与冲突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分隔开来，这种分隔造成了一种倾向：把整体事物割裂并只看各个局部。

患者拒不面对自己的态度和倾向所造成的后果，但因为这种抗拒大都被患者深藏于心底，所以医生很容易忽视。因为在医生看来这种因果关系太明显了。这是很不幸的，因为如果不让病人意识到一个事实，即他对后果视而不见，他也不懂自己何以有那种行为，那么，病人不可能认识到在什么程度上自己在干预自己的生活。在临床分析中，最有力的治疗就是让病人知道后果，道理是它使病人从心里感到，只有改变内心里的某些东西才能够获得自由。

既然神经症患者对自己的虚假、自大、自私、推诿责任都不能负责，我们还能用道德这个词吗？有人会说，作为医生，我们只需要关心病人的疾病和治疗，他的道德问题与我们不相干。人们认为，弗洛伊德的伟大功绩之一正是推翻了“道德的”态度，而我这里似乎又在鼓吹这种道德观了。

这种非道德观被认为是科学态度，但它经得起考验吗？在人的行为问题上，我们能够真正排除对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吗？如果分析家决定什么需要分析检验，什么不需要，他们难道不是正在根据他们有意拒斥的判断而着手工作吗？然而，在这种暗含的判断中却有一种危险，那就是：这种判断有可能不是过分出于主观就是过分囿于传统。这样，某位分析医生也许会认为某个男子寻花间柳无需过问，而一个女人的桃色事件却应该严加考察；或者，假如医生认为人欲横流的放荡生活是正常的，他反而会觉得，无论男女，忠贞专一倒是值得分析研究的病例。实际上，判断的做出，其根据应当是具体某个病人的神经症。应当决定的问题是，病人的态度所产生的后果是否有害于他的发展、有害于他与人的关系。如果有，则病人的态度有错，需要治疗。分析医生应毫不含糊地向病人说明自己为什么做出了那些结论，才能使病人自己下决心配合治疗。最后，上述非道德论难道不是犯了病人在思维中所犯的错误，即认为道德只是一个判断问题，而不主要是带有后果的事实问题？且举神经症性质的自大为例。它是作为一个事实而存在的，无论患者应不应对之负责。分析医生相信自大是病人应该加以认识和最终克服的一个问题。难道不是因为医生自己从小在主日学校中就懂得了自大是罪过而谦卑是美德，他才有这种批判的态度和出发点吗？或者，他判断的依据，是认为自大是违背实际的，有不利后果，而病人无可避免地要承受这种后果的重压，无论他该不该对那种后果负责。自大的结果是阻碍了患者的自知之明，从而阻碍了他的正常发展。还有，自大者待人不公，而这又有其反作用——不仅使自大者不时与他人发生摩擦，还使他完全与人疏远。而这只使他更深地陷在神经症之中。由于病人的道德一部分产生于其神经症，一部分用以维持这种神经症，所以分析医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对病人的道德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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