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们内心的冲突（1-5）（选）（1945）
（美）霍尼 著 王作虹 译
目 录
第一部分 神经症的冲突和解决的尝试 第一章 强烈的神经症冲突（选） 第二章 基本的冲突（选） 第三章 亲近人（选） 第四章 对抗人（选） 第五章 回避人（选） 第六章 理想化意象（选） 第七章 外化作用（选） 第八章 假和谐的辅助手段（选） 第二部分 未解决的冲突的结果 第九章 恐 惧（选） 第十章 人格衰竭（选） 第十一章 绝 望（选） 第十二章 虐待狂趋势（选） 结 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选）
第一部分 神经症的冲突和解决的尝试
第一章 强烈的神经症冲突（选）
首先我要申明：有冲突并非就是患了神经症。生活中总有我们的兴趣、信念与周围的人发生冲撞的时刻。所以，正象在我们与环境之间经常发生这类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动物的行为主要取决于本能。它们的交配、育雏、觅食、防卫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被决定了的，不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相反，人类能够作出选择，也必须作出选择；这既是人的特权，也是他的重负。我们也许必须在两种相反的欲望之间决定取舍。比如，我们想一人独处，又想有人作伴，我们既要想学医又想学音乐。或者，在我们的意愿与义务之间有冲突。例如，有人陷入困难正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却渴望与情人幽会，我们也许左右为难，既想赞同别人，又想反对他们。最后，我们也许动摇于两个价值观念之间。比如，战争期间我们相信冒险出征是义务，但也认为留下来照看亲人是责任。 这类冲突的种类、范围、强度主要决定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如果文明保持稳定，坚守传统，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则是有限的，个体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但即使是这样，冲突也并没有消失。一种忠诚会与另外一种忠诚相矛盾，个人欲望会与集体义务相矛盾。但是，如果文明正处于迅速变化的过渡阶段，此阶段中相互根本矛盾的价值观念和极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并存，那么，个人必须作出的选择就多种多样而难以决定了。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我行我素；可以依附于某个集体，也可以独自隐居；可以对成功表示崇拜，也可以对之表示蔑视；可以坚信有必要严厉管束儿童，也可以认为应该放任自流。他可以相信男人和女人应该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认为男女应该有同一个标准。他可以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的情感表现，也可以认为它与情感并无关系；他可以怀有种族偏见，也可以认为人的价值不取决于肤色或鼻形。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选择……。 无疑，生活在我们的文明之中的人，必须经常进行这样的选择。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有冲突，那是不足为怪的。但最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所以也不拿出什么具体办法来解决这些冲突。他们一般都是让自己任随事件的摆布。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实际状况，作了妥协还不知道，卷入了矛盾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这儿指的是正常人，一般的、没有神经症的人。 所以，要认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是有前提条件的。这样的前提有四重性。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明白我们的感情内容是什么。我们是真的喜欢某人，还是因为我们应该喜欢他于是就自以为喜欢他了？假如我们的父母去世了，我们是真正悲伤，还是只照惯例表示一番感情？我们是真正渴望当律师或医生，还是因为那种职业在我们眼中显得体面和有利可图？我们是真正想要使自己的子女幸福和有独立能力，还是只是口是心非地表示这种意愿？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这类问题看来简单却不好回答，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由于冲突常与信念、道德观等有牵连，所以，只有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套价值观念，才谈得上认识那些冲突。从他人得来的、还没有成为我们自身一部分的观念，很少导致冲突，也很少能指导我们作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影响时，这样的观念很快就被放弃，由新的观念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把别人看重的价值观简单地拿过来当作自己的，那么，本来以我们的利益为中心的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例如，假如一个儿子从不对心胸狭窄的父亲有所怀疑，那么，在父亲要他从事一项他不喜欢的职业时，他心中就不会发生什么冲突了。已婚男子如果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实际上就陷入了冲突之中。在他无力确立自己对婚姻的信念时，他便干脆选择阻力最小的途径，而不去面对冲哭作出决定。 即使我们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必须愿意而且能够摒弃矛盾的两方面中的一面。但极少有人能做到断然取舍，因为我们的感情和信念是混淆不清的。也许，说到底还因为我们多数人并没有强大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不能有所舍弃。 最后，要作出一项决策，其前提条件是决策人愿意并有能力对决策负责。这当然包含作出错误决策的危险，但决策者愿意承担后果而不会怪罪他人。决策者会有这种想法：“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的事。”他必须首先具有内在的力量和独立性，我们现在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一要求。 由于我们当中许多人都陷在冲突的桎梏中（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便趋向于以妒忌和羡慕的心情去看待那些似乎悠然自得、毫无这类冲突的人。这种羡慕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些人可能是强者，他们确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或者，由于时间的流逝，冲突的威力已消失，作决策己无必要，他们便获得了一种从容沉静的风度。但外表也可能只是假象。 常常，我们欣慕的人由于他们缺乏热倩、随波逐流或投机取巧，而没有能力真正面对冲突或靠自己的信念去设法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并无主动意志，只是偷懒取巧而占了便宜罢了。 能够在体验冲突时又意识到冲突，尽管这可能叫人痛苦，却可以说正是一种宝贵的才能。我们愈是正视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法，我们就愈熊获得更多的内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虚假的冷静植根于内心的愚钝，绝不是值得羡慕的。它只会使我们变得虚弱而不堪一击。 当冲突是关于生活的基本问题时，要认识它和解决它就更加困难了。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活力，在原则上就能够正视和解决冲突。教育工作能够极大地帮助我们获得对自身的更多的认识，发展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认识到与选择有关的诸因素的意义之后，就能看到奋斗的目标，找到我们生活的正确道路。 然而，一般人认识并解决冲突时所固有的困难，对一个患有神经症的人来说，则更为巨大了。必须说明，神经症一直是个程度问题，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的感情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通常，他能有意识地、清楚地体验到的感情是恐惧和愤怒，这往往是别人击中他的弱点时他的反应。不过，甚至这种反应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这样典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确存在，他们受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太深了，失去了自己决定方向的能力。在那些强迫性倾向的支配下，病人连断然取舍的能力都几乎丧失了，更不用说完全失去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了。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可以是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但那些问题的种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人质疑，用同一术语意指两种不同种类的东西是否恰当。我们不能忽视两者的区别。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点是什么？ 举一个较为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与别人合作搞机械设计的工程师常有阵发性疲倦感和烦躁感。某一次发作是由下面这个事件引起的：在一次技术讨论中，他的意见被否定而同事们的意见被采纳了。这以后不久，在他缺席的时候大家作出了决议，随后也没有给他机会以陈述自己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满可以认为这件事不公平而挺身反对，或者也可以不失体面地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办法任随哪一种都会是协调性反应。但他没有这样来对待这件事。虽然他痛感被人轻视，却不作反击，他仅仅意识到恼怒。他心底深处的愤怒只出现在梦中。这种被压抑的怒气是一种混合物，既有对别人的恼怒，也有对自己软弱的恼怒，由此造成了他的倦怠无力。 这个人没有能够作出协调反应，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早把自己看得了不起，而这种自大的图象是需要他人的尊敬才能树立起来的。不过他是无意识的；他行为的出发点一直是：在他的专业领域内，他的天资和才干是无人可比的。任何对他的轻视都可能危及这个出发点而挑起他的怒意。不仅如此，他还有无意识的虐待倾向，想贬低别人，鄙视别人。这种行径当然是他所厌恶的，所以他用过分的友好把它掩饰了起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因素——他的无意识的内驱力，即为了利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人，所以自己必须在他人面前保持体面。另外，别人对他的赞美和好感，是他的强迫性需要，再加上他的迁就态度和忍让屈从倾向——这一切结合起来更加剧了他对别人的依赖。于是，冲突便产生了：一方面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攻击性，亦即他的愤怒反应与虐待冲动；另一方面是对赞许和友爱的渴求，并力图在自己眼中显得举止高尚、通情达理。结果是，内心的不被察觉的矛盾激化，其外化的表现则是倦怠无力，使他整个行为能力都陷入瘫痪。 我们一看这个冲突所包含的各个因素，就首先会注意到它们相互的不一致性。的确，很难找到比这更极端对立的例子了：既高傲地要求别人对自己的尊敬，又要讨好、屈从于别人。其次，他对整个冲突是无意识的。在冲突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不是被认识到，而是被压抑下去了。内心的激战只在外部泛起一点小泡沫。感情的因素被文饰了：只有我的方案才是好的，他们那样作是不公正的，是在蔑视我。再次，冲突的双方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还有一点头脑，能多少知觉到他的非分要求，看到自己的依赖行为的性质，他主观愿望上也无力改变那些因素。要想改变它们，就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在两方面都受到驱使，身不由己。内心的需要太紧迫了，无论怎样他也不能对它置之不理。但这些需要没有一种代表了他自己真正的需要或追求。他既不想去利用他人，也不愿事事屈服他人。事实上，他是鄙视这类趋势的。不过，我所举的这个例子有很深远的意义，大大有助于我们对神经症冲突的理解。 再举一例，我们将看到一幅类似的图画。一位自由受聘的设计员从他的好友处偷钱。这种偷窃行为用他所处的外界因素是无法理解的，他诚然需钱用，但他的朋友肯定会欣然给他钱花，过去这位朋友就有慷慨解囊的经历。但这个人的偷窃行为尤令人吃惊的是，他是个注重体面的人，也很看重友谊。 如下所述的冲突才是这件事的本源。这个人对温情有明显的病态渴求，尤其希望随时都得到别人关照。由于这种渴求中夹杂着一种无意识倾向——想从他人得到好处，他的行动便表现为：既想得到他人的感情，又想突出自己的支配地位。前一倾向本来会使他欣然地接受帮助，但他的无意识的傲气反对他这样作。这种自大实际上虚弱得不堪一击。他觉得，别人应该因为能帮助他而感到荣幸，而去求人帮助则是一种屈辱。他对独立性和自强能力推崇备至，更加深了他对求人相助的反感。这就使他绝不愿意承认他还需要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别人的恩惠之下。他只能索取，却不能接受。 这个冲突尽管与前一个在内容上不同，但性质上是一样的。任何神经症冲突都显示出矛盾的驱力之间存在这种类似的冲突性质，都表明这种驱力是无意识的、强迫性的。这样，病人总是不能自己解决矛盾。 我们暂且假设一条模糊的界线来划分正常人的和神经症患者的冲突，那么，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正常人的冲突的两对立面的悬殊，远不及神经症患者的悬殊那么大。正常人必须作的选择，是两种行为模式之间的选择，任选一种都在情理之中，都统一在完整的人格框架以内。用一个图形来打个比方，正常人冲突的两个方向只相差90度或更小的角度，而在神经症患者，则这个度数可能达到180度。 还有，两者在意识的程度上有差别。正如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真实的生活相互千差万别，远不是仅仅展示一些抽象的对比就能描述的，比如完全无意识的颓唐失望与完全意识到的失望之间的对比。”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所有主要因素而言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他也能认识冲突的存在。相反，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被牢牢地压抑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将它们解放出来。 正常的冲突涉及到作两可之间的实际选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他实际上渴求的；或涉及到两种信念之间的选择，而这两种信念都是他实际上所看重的。因此他就有可能作出合理的决定，即使这是困难的，而且必须有所舍弃。陷入神经症冲突的人不可能自由选择。两种方向正相反的力以同样的强度驱使着他，而这两个方向都是他不愿去的。所以，通常意义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他被“搁浅”了，感到一筹莫展。要解决这种冲突，只有对神经症倾向进行处理，改变他与己、与人的关系，才能帮助他完全摆脱那些倾向。 以上所述的那些特点对神经症冲突为什么有如此的强度作出了解释。这些冲突不仅难于认识，不仅使人感到无助无望，还具有叫病人害怕的分裂其人格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特点并牢记在心，我们就不能理解神经症病人不顾一切地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或尝试正构成神经症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基本的冲突（选）
通常人们估计不足的是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不过要发现这些冲突并非易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主要处于无意识中，但更重要的是因为神经症患者往往矢口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存在冲突的迹象是什么呢？在前面一章里举出的例子中，冲突的存在是由两个都很明显的因素标志出来的。一个因素就是最后产生的症状，第一例里是倦怠，第二例里是偷窃。事实是，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就是说，每一症状都是冲突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我们将逐步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对人有什么影响，它是怎样产生焦虑、压抑、犹豫、迟钝、孤立等状态的。对成因的理解在这儿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表现出的紊乱转向紊乱的根源，尽管不能揭示根源的确切本质。 另外一个冲突的标志是自相矛盾。在第一例里我们看到那个人确信事情办得不对，于他不公，但不表示出异议。在第二例里，一个极其珍视友谊的人结果偷朋友的钱。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矛盾表现，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他看不见这种自相矛盾，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确切标志，正如体温升高是机体有病的确切标志一样。暂举几个常见的自相矛盾的例子：一个姑娘很想结婚，却躲避向她求爱的男性；一位溺爱孩子的母亲却常常忘记他们的生日；一个对别人慷慨解囊的人对自己却连一分一厘也吝啬得很；一个人渴望孤独，但从不设法一个人独处；一个人对别人容忍、原谅，对自己却苛刻、严厉。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冲突的性质作出试探性的分析。比如，深度的抑郁只暴露出一个事实：病人正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假如一个看来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她孩子的生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她更关注的是当一个好母亲这一理想，而不是孩子本人。我们甚至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即一方面是她当良母的理想，一方面还有无意识的虐待趋势——给孩子以失望、挫折；这二者正在相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出现在表面，就是说，被意识所体验到。这似乎会同我前面的断言（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相抵触。但实际上出现于表面的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这样，一个人尽管施用有效的惯技——回避的策略——还是发现他非作出一个重大的选择不可，这时他就是处在这种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他现在决定不了，该同这位女性结婚还是该同那位结婚，该选择这项工作还是选择那项工作，是维持与别人的伙伴关系还是解除与别人的这种关系。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辗转于对立的两方之间，完全不能作出任何决择。在苦恼中，他可能求教于精神分析医生，指望医生能澄清自己的问题。但他必然会失望，因为眼下的冲突不过是早就在内心里摩擦着的炸药的最终爆炸。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认识深藏在下面的冲突，是不能解答眼下困扰他的问题。 在其他例子中，内心的冲突可能外化而出现在病人有意识的思维里，体现为他自己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恐惧和抑制妨碍着他的意愿时，他可能意识到内心的冲突有着更深的根源。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越是充分，我们就越是能够识别出那些可以对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作出解释的矛盾因素来；但还得加上一句，这样的情况反而会变得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众多而纷繁。所以，我们自然要问：在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冲突下面，是否还掩藏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即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能否用看待一个矛盾重重的婚姻的方法来看待内心冲突的结构？在那样的婚姻中，充满无穷无尽表面看来相互无关的争吵与不和，涉及到亲朋、孩子、经济、一日三餐、佣人等等，而所有这些都直接发端于这种关系本身具有的基本矛盾。 从远古以来就有对人格的基本冲突的确信，而且这种信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上帝和魔鬼的较量，善与恶的对峙，就是表现这种信念的某些形式。在现代哲学里，弗洛伊德不仅在别的许多论题上，还在这个论题上作了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他首先断言，在基本冲突的双方中，一方是不顾一切追求满足的本能如内驱力，另一方面是险恶的环境——家库和社会。险恶的外界环境在人的幼年便获得内化，而自那以后，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 在这里，以这个概念所必需的严肃性来对它进行探讨，却是不太恰当的。那样的话，我们必须把反对里比多理论的所有争论都详细地阐述一番。所以，我们倒不如设法去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而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前题搁置一旁。这样，只剩下这样一个争论，即原始的、利己的驱力与威严的良心之间的对立，正是我们千奇百怪的冲突的恨源。正象下面将要阐述的那样，我并不否认这种对立（或在我看来大致相等于这种对立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有举足征重的地位，但对它的基本性质我却持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尽管这是一种主要冲突，却是继发性的，产生于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 我持这种异议的理由后面会变得明显，这里只说一点：我不相信欲望与恐惧之间的神突能够解释神经症病人内心遭受分裂的程度，或能够解释足以毁掉一个人一生的那种结果。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精神状态必然暗示，神经症病人还保持了为某一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能力，只是恐惧所起的阻碍作用挫败了他的努力。而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原因在于他的愿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说，相互抵触的。这就构成了比弗氏想象的远为复杂的情况。 尽管我认为根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说的还更具有分裂性，但对最终解决矛盾的可能性我的观点则比弗氏肯定得多。据弗氏的看法，基本矛盾是普遍的，在原则上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所能够作到的，只不过是达到一个更好的妥协，或更好地加以控制而已。据我看来，神经症的基本冲突不一定最先爆发，而如果它爆发出来也有可能得到解决；当然，条件是患者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承受分析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我与弗氏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乐观与悲观的差别，而是二者之间不同的出发点所必然得出的不同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的解答具有强烈的哲理的吸引力。但是，撇开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不谈，他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可归为人类的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并不想把这一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他倒是更想了解建设性与破坏性这两种力量是怎样混合在一起的。比如，他知道可以把虐待狂与受虐狂的内驱力解释为性本能与破坏本能的聚合。 把我的这一观念运用于对冲突的研究，必然要求将道德价值牵连进来。但弗氏认为道德观念只是科学领域内的非法入侵者。他依循自己的信念，尽力发展一种剥去了道德价值的心理学。我相信，正是这种“忠于科学”的努力（指自然科学）非常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治疗法会局限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围内。不仅如此，他的这种“忠于科学”的态度，已促成了他的失败，使他不能认识神经症中冲突的作用，虽然他在这一领域内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荣格也非常强调人的相互冲突的趋势。的确，他深深有感于个体的诸种矛盾，所以他认为，任何一种因素的存在，都必然表明它的对立面也同时存在，这是一条普遍规律。外表的阴柔暗示着内心的阳刚；表面的外倾，掩藏着内倾；外表上偏重于思维、理性，内心则偏重于情感，等等。到此为止，似乎荣格把冲突看成神经症的一个主要特色；可是，他接着说，这些对立物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互补充——其目的是对两者都兼收并取，从而向作为理想的完美靠近。在荣格看来，神经症患者象是被搁浅在片面发展的沙滩上的船。这些观点他界定在自己称之为“补充法则”的条目下。我也承认对立的趋势包含互补的因素，在人格的整合中二者缺一不可。但我们的看法是，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患者对这些东西固守不放，因为它们是他试图解决冲突的努力。例如，一个人倾向于内省，与世无争，只关注自己的感情、思想或想象，而不关注别人。假如我们将他的这一趋势看作是真正的倾向，即是由他的机体素质所决定并由个人经历所增强的倾向，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要取得有效的治疗效果，我们就向病人指出他的暗藏的“外倾”趋势，指出两个倾向的任一个都有片面的危险，鼓励他将两种倾向都兼收并取，指导自己的生活。然而，假如我们把这个病人的内倾表现（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自我孤立）看作是他回避冲突的手段，而那种冲突正是他与他人的接触导致的，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外倾一些，而是分析这种内倾的外表所掩藏的冲突。只有在这些冲突解决之后，才能迈向目标——内心世界的完整。 我现在着手展开我的观点。我从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的冲突。在详细讨论之前，请回忆一下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尔先生举的例子，里面正有着这一矛盾的生动表现。我们看到患者一方面文弱、敏感、富于同情、乐于助人，而另一方面又凶狠、粗鲁、自私。当然，我们并不暗示神经症分裂总是遵循这个例子所表现的方式，我仅意在指出，在患者与他人的态度上，往往生动地表现出根本的矛盾性质。 从遗传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过头去先讨论我称为“基本焦虑”的概念。我用这一术语来指患病儿童的这样一种感觉：孩子感到，在一个潜在地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是孤立无助的。外界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均可使小孩产生这种不安全感。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严厉管束；冷漠、错误的培养方式；对孩子个人要求的不遵重；缺少指点；对孩子的轻蔑；过多的赞扬或毫无赞扬；缺少温情；父母之间的不和迫使孩子站在某一方反对另一方；给孩子委以过重的责任或任其无所事事；过度溺爱和保护；与别的孩子隔绝；对孩子不公正、歧视、言行不一；充满敌意的气氛等等。 我这里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唯一因素，是小孩感到周围潜伏着虚伪。他觉得父母的爱，他们的宗教慈善活动、诚实、慷慨等等都可能是假装的。在孩子的所感中，有一部分的确是虚伪的，但其余的则可能是他在父母的行为中感到了矛盾而产生的反应。不过，通常是约束性因素结合在一起。它们或许显而易见，或许藏而不露，所以分析医生只能逐渐认识到对孩子成长发生作用的这些影响。 小孩被这些使他不安的状况所困扰，自己摸索生活的道路，寻找应付这带有威慑性的世界的方法。尽管他势孤力弱，充满疑惧，他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对付环境中各种发挥作用的力量。在这样作的时候，他不仅发展了相应的策略，也发展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倾向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趋势”。 如果我们要想知道冲突是怎样发展的，我们便不能把注意力只局限在个体的趋势上，而是对小孩在这些状况下有可能和实际上发展的主要方向作统观全局的观察。虽然我们会暂时看不见细节，我们却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患者为了应付外界环境而采用的主要步骤。起初呈现的情况可能是一片混乱，但到一定时候三个主要发展方向便逐渐变得清晰:小孩可能亲近人，或对抗人，或回避人。 小孩亲近人时，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状态，虽然他也自我疏远，心有疑惧，但还是想争取他人的温情或依附他人。只有这样他才感到与他人在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里的人发生争执，他就站在最强有力的一边，通过与强的一方保持一致，获得一种归属感、支撑感，这就使他感到不再象过去那样软弱无力，那么孤立无助。 当他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周围的敌意，并认为这种敌意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便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决定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感情和意图。他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要成为强者，击败别人，不但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与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不理解他。他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以大自然、玩具、书和梦组成的世界。 在这三种心态的每一种中，基本焦虑所包含的诸因素中有一种是被过分夸大了；首先是无助状态，其次是敌对情绪，再次是孤立脱群。但事实上，这三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小孩的整个心灵，因为在这些心态得以发展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我们从统观中得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倾向。 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我们现在进而研究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个事实还会变得更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前面所述的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在一个主要表现为依附和服从的类型里，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某种超然独处的需要。一个主要表现为敌视他人的患者，也可以有服从的成分，有独处的需要。而一个不合群的人格也并非不怀有敌意或不渴求友爱。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它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应手用来对付他人的手段。因此，一个自我孤立的人肯定会采用无意识的策略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他一旦与他人共处便若有所失，茫然无措。同时，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但不总是）为病人的意识最欣然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是说，另外的一些不太显著的态度就是较弱的。比如，常常很准断定，在一个显得依附、服从的患者身上，支配他人的愿望是否弱于对温情的需要；他的攻击冲动只是表现得更间接罢了。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这己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在不少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与次要态度交换了位子。我们在儿童中能看到这种换位，而在成人中也不乏其例。“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人物斯特雷克兰德就是典型的例。女性的病史也常显示出这种转变。一个姑娘本来象野小子，雄心勃勃、桀骜不驯，但在她堕入情网后，可能变成一个柔顺软弱的女性，不再好高鹜远。或者，在遭逢重大变故或不幸之后，一个孤立脱群者会变成病态的依附他人者。 应补充一句，象这一类的变化，给了我们某些启示，以回答下述的经常性的问题：成人期的经验是不是无关宏旨？我们是否自孩童时代起就定了型，永不改变？从冲突的观点来看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作出比通常人们所持有的看法更恰当的解答。比如，有如下可能性：如果儿童时代没有受严厉限制，而是任其自然发展，那么，后来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体验，就能影响人格的成型。然而，假如儿童时代所受的影响很大，足以把孩子塑造成一个死板规矩的类型，后来的新的体验便不可能将他改变了。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僵硬死板不让他接受新的体验，比如他的自我孤立可能严重到不让任何人接近他，或者他的根深蒂固的依附性迫使他成为受人支配的从属的角色。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总是用旧眼光看新问题，比如，攻击型的人遇上了别人的友爱，则将这种友爱举动看成愚笨的表现，或看成想从他这里捞到好处；新得到的经验只会加强原来已形成的观念。当神经症患者改弦更张，表现出态度的变化时，似乎那是由于他进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后所获得的经验造成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其实不大。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结合起来，迫使他放弃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另一个极端——不过，要不是首先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的观点看，三种态度不应该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是既能屈从于人，也能够气势凌人，还能够规避他人。三者可以相互补充，和谐统一。如果某一种倾向压倒其余，则只表明在一个方向上走过了头。 但是，在神经症中，有好几个理由说明何以这些态度不能协调。神经症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他别无他法，只有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假如他以别的方式行动，会反而感到惊惶失措。这样，当三种态度都在他身上强烈表现出来时，他便陷入厉害的冲突里面。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就是：上述各种态度并不一直局限在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而是逐渐漫延到整个人格，就象恶性肿瘤漫延到整个机体组织。这些态度最终不仅完全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他自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充分认识到这种支配一切的特性，我们就容易把结果的冲突孤立地看成一对对矛盾，诸如爱与恨、屈从与反杭、驯服与支配等等。然而这只会使人误入歧途，其谬误正如我们想要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制度时，就只抓住二者在一个问题上的相反特色，比如对宗教与权力的态度的不同，便以为万事大吉了。不同的态度诚然是区别，但只顾一点不问其余，那就混淆了这一事实：民主与法西斯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世界，代表两种完全互不相容的生活哲学。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这并非鲜见。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所设的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它们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我的观点是，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而应被称为基本的冲突。我再补充一句，我使用“核心”这一词，不仅是比喻它的重要，还强调它是一个能动中心，神经症从这个中心向四周发射出来。我这一观点正是有关神经症的新理论的内核，其蕴涵将在下面得以披露。广泛地说，本理论可以看作是对我们先前的观点的扩充，该观点是：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第三章 亲近人（选）
只描述基本冲突在一系列本人中的作用，还不能够说明它。因为基本冲突具有分裂的力量，神经症患者就在它的周围设了一道防线。这样不仅把它挡在了视线之外，也把它深深埋藏在了那里，因此反而无法将它以单纯的形态提取出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冒出表面的主要是各种解决冲突的试图，而不是冲突本身。所以，只注意病史的细节，便表现不出掩藏的一切东西，我们所作的描述就必然过于就事论事，不能使问题一目了然。 此外，前面章节所作的概述还需要充实。要理解基本矛盾的全部蕴涵，我们先得分别一个个地研究对立的因素。要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将个体分为几种类型来观察，每个类型的人都有某种因素占居主导地位，而该因素也代表患者更愿接受的那个自己。为了简明扼要，我们把这些类型划分为屈从型人格、攻击性人格、孤立型人格三种。在每一种类型里，我们着重注意患者更愿意受其支配的态度，尽可能不去考虑它所掩藏的冲突。在每一种这样的类型中，我们全都会发现，对他人的基本心态才引出了或至少有助于引出某些需要、品质、敏感、压抑、焦虑，以及一种特定的价值。 这种探讨方式也许有弊端，但它肯定有优点。首先调查的类型应该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态度、反应、信念等的功能与结构，这样，当这些因素含糊不清地出现在类似的病例中时，我们更容易认识出他们。不仅如此，观察典型的、没有夹杂其他表现的病状，有助于找出三种态度的内在矛盾。我们再次回到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类比上来看看吧。如果我们想指出民主与法西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不会去抬出这样的一个人来作例，这个人的民主思想的信仰中渗合有对法西斯手段的暗暗的向往。相反，我们会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材料与实际活动中首先对法西斯观念有一个了解，然后才着手将文字宣传与实际活动与民主生活方式中最具代表性的相应表现进行比较。这样，从两种信念之间的对比，我们将得到一个清晰的印象，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试图在两者之间达到妥协的人。 第一组是屈从型，表现出所有“亲近”人的特点。他对温情和赞赏有明显要求，尤其需要一位“伙伴”，即是说，一个朋友、一位情人、一个丈夫、或一个妻子。总之，“他能够完成患者对生活的一切希望，能帮助患者决定善与恶，他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替患者稳操胜券”。这些需要具有一切神经症趋势所共有的特点：它们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受挫后便产生焦虑或变得颓丧。这些需要所起的作用，几乎不依赖于与患者相关的“他人”的固有价值，也不依赖于患者个人对他们的真实感情。无论这些需要在其表现上怎样各不相同，它们围绕的中心却是相同的，即对亲近的渴求，对归属的渴求。由于这些要求的盲目性，屈从型的人总爱强调他与别人趣味相投、气质相近，而无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对人的这种误解不是由于愚昧、呆笨或不会观察，而是由于他的强迫性需要决定的。正象某个病人作的图画显示的那样，他或她感到自己是被奇形怪状的害人的野兽团团包围在当中的一个小孩。比如那个女患者把自己画成站在图画当中，又小又可怜，一只大蜜蜂绕着她飞，想叮她，身边还有一条狗要咬它，一只猫想抓她，一头牛想用角顶她。显然，这些动物的实际特性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是可以这样说：它们当中更带攻击性因而也更令人畏惧的，正是患者最需要其温情的。总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别人喜欢他、需要他、想他、爱他，他需要感到别人接受他、欢迎他、赞赏他、佩服他、离不了他，尤其是某一个人需要他；他需要有人帮助他，保护他，关心他，指导他。 当分析医生向病人指出他的这些要求的强迫性时，病人可能认定这些欲望都是十分“自然”的。要知道，病人在这点上是有理由为自己辩护的。诚然，有少数人整个身心都浸透了虐待狂倾向，以致于对温情的欲望已完全被窒息了，但除了这种人，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喜欢，需要归属感，需要有人帮助，等等。病人的错处在于，他认定他不顾一切的对温情和赞同的渴望是真诚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些需求笼罩着对安全感的贪得无厌的渴求。 患者对安全感的要求太迫切了，所以他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在他的这种努力中，他便产生出某些品质和态度，而这些品质和态度便铸成他的性格。这类品质和态度有一部分可以称作是“给予温情”的，即对他人之所需他能敏锐感受——当然，如果他在情感上能理解别人的话。比如，尽管他有可能忽视一个自愿离群者对独处的要求，他却随时准备满足别人对同情、帮助、赞同等的渴望。他自觉地尽力作到无愧于别人对他的期望，或他确信是别人对他的期望，因而他常常看不见自己的真实感情了。他变得“无私”，“富于自我牺牲”，“无所索求”，只有一点是他不断要求的，那就是别人对他的温情。他变得屈从人意，过分周到（当然是在他可能作到的限度内）。他事事赞不绝口，处处感激不尽，随时慷慨大方。他本人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在他心底深处他并不怎么关心他人，而认为他们虚伪自私。但是，假如允许我用意识的术语来描述无意识的东西，我可以这样说：他自己确信他是爱所有人的，他们都“很不错”，值得信任。他的这一错误不仅后来给他带来巨大的失望，而且增加了他的总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并不象他本人以为的那么宝贵，尤其是他并未让自己的感情或判断介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盲目给予，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要求得到同样的回报，所以，他如果没得到回报便深感不安。 伴随着这些属性并与它们重叠交叉的，是另一种特性，它表现为回避别人的不满，逃避争吵，躲避竞争。他总是使自己从属于别人，站在次要的位置上，把显赫地位让与他人；他总是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而且毫无怨恨（这一点是有意识的）。对报复、成功的欲望，全都被深深压抑下去。连他自己也常常感到奇怪，怎么自己这么容易就妥协了，又从不对什么事耿耿于怀。这当中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他倾向于自动地承担罪责。这里，他还是无视自己的真实感情，即是说，不管自己是否真正感到有过失，他都处处谴责自己，从不问罪他人。在面对显然毫无根据的批评或可以预料的非难时，他只是自我检讨、首肯致歉。 这些态度不知不觉地逐渐变成明显的压抑感。由于任何攻击性行为都是他所要忌讳的，所以我们这里便发现了压抑；他不敢固持己见，对人不敢批评指责，有所要求，不敢发号施令，不敢突出自己，也不敢有所追求。还有，由于他的生活完全以他人为重心，他的压抑阻止他为自己干点什么或有什么个人喜好。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会使他甚至觉得任何没有别人参与的体验都是毫无意义的，即使那只是一顿饭、一场电影、一段音乐，一处大自然的风光。无需赘言，这样严格地限制自我取悦，不仅使他的生活极度贫乏，也更增加了他对人的依赖性。 这种类型的患者除了把上述品质理想化而外，他对自己还有某些特殊的态度。其中有一种是：他深感自己软弱无助，有一种“我多渺小可怜”的感宽。当他得自己拿主意时，他便感到一筹莫展，象一只迷失了港湾的小船，又象失去了教母的灰姑娘。这种可怜状有一半是真的。不难设想，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自己不能抗争，自然只能真正变得软弱。此外，他既不向自己也不向别人掩饰自己的这种可怜状。他甚至在梦中发现自己更是可怜巴巴的。他还把这种可怜状当作吸引别人或保护自己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别丢下我，因为我是这样软弱无助。” 从他甘居从属地位的态度产生出第二个特点。他认为别人理所当然比他优秀，比他有吸引力，比他有智慧，比他教养好，比他高明。他的这种感觉倒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他缺少主见，软弱无能，这的确损害了他的能力，即使在他无疑具有才能的领域内，他的自卑感还是使他把荣誉归于别人——尽管本来是他的功绩——认为别人比他更有才能。在面对攻击性或盛气凌人的人时，他更感到自己渺小无用。然而，甚至在他独自一人时，他也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品质、天资、才能，以及他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典型特色是他的依附性的一部分，这就是，他无意识地倾向于以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价自己。他的自我评价随着旁人的褒贬不同而时高时低，随着别人的喜恶变化而上下波动。这样，别人的任何拒斥对他都是灾难性打击。如果有人没有回报他的邀请，在意识领域内他可能是以通情达理的明智态度来看待的，但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自有其特殊的逻辑方式，而这种逻辑会把他的自我评价降低为零。换言之，任何批评、拒斥或背弃对他都是可怕的危险。他会失魂落魄地以最大努力来挽回那个他因此而害怕的人对他的看法。他一边脸挨了耳光后又把另一边脸凑上去，这并非由于某种神秘的“受虐狂”驱力所迫，而是他根据内心发出的指令所能作的唯一的努力。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他的一套特殊的价值观。自然，根据他全面的成熟程度，这些价值观念的明确和坚实程度也大小不同。它们涉及到善、同情、爱、慷慨、无私、谦卑，而自私、野心、粗心、放荡、权势等是他深恶痛绝的，虽然这些属性同时也为他暗暗地赞赏，因为它们代表“力量”。 以上所列的属性，就是神经症的“亲近人”所包含的因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只用一个术语（如“屈从”或“依附”）来描述这些特征是很欠妥的，因为这些属性中暗示着一整套思维、感觉、行为的方式，就是说，暗示着一种生活形态。 我答应过不讨论相互矛盾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对相反趋势的压抑在何种程度上增强着居首位的趋势，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病人是怎样死守他的这些态度和信念的。所以，让我们对这幅图画的反面作短暂的一瞥。我们在分析“屈从型”时发现病人实际上把自己的攻击倾向压抑着。患者表面上虽然对人非常关切，可我们发现他对别人实际上缺少兴趣。他更多的是藐视、无意识的强取或利用他人，控制和支配他人，凶狠地想胜过他人，要成功地报复他人。当然，被压抑的内驱力在种类和强度上各不相同。一部分原因是：它们产生于幼年时代所受的不幸。比如，某一病史告诉我们，患者在5～8岁以前暴躁易怒，后来逐渐好转，但代之而起的又是过分的驯服。不过，成人时期的经验也会产生和增强攻击性趋势，因为许多因素都随时可以成为敌对情绪的根源。要在这一问题上深入研讨所有这些因素，超过了本书的要求，这里只需说明：“自我抹煞”和“与人为善”只会招致被践踏、被捉弄的处境，而依附他人也只会使自己更加脆弱，结果，病人反而感到被忽视，被拒斥，被轻蔑，尤其是在他对大量温情和高度赞扬的期待落空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情、驱力、态度都受“压抑”时，我是根据弗洛伊德对该术语的理解来运用它的，意思是：病人不仅意识不到这些压抑的存在，还强烈地希望永远也不意识到它们。他甚至优心忡忡地提防着，怕的是这些压抑的迹象会在自己或他人面前暴露出来。这样，每一种压抑都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患者把内心的某些东西压抑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在屈从型中我们可以找到几种回答，而只有在我们已经讨论了理想化意象和虐待狂倾向以后，才能理解这些回答。我们已经理解到的是：敌意能危及患者去爱别人和被人爱的需求。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任何攻击性行为或自我肯定都显得自私。他自己就会首先谴责这种行为，从而认为别人也在对之进行谴责。他绝不敢冒然招来这种谴责，因为他的自我评价完全有赖于别人的赞同。 凡带有肯定、报复、勇猛等性质的感情和冲动都被压抑下去，这还产生另一种作用。那正是患者的诸多试图中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消灭冲突，制造一种统一、和谐与完整的感觉。我们内心对人格统一的渴求并不是一种神秘的欲望，有两个因素促成这一欲望：其一是我们的实际需要，即我们的生活之轮必须照常运转，而当我们被方向相反的驱力持续地逼迫时，则作不到这一点；其二是我们产生的一种巨大的恐惧，怕被分裂。突出一种倾向而把其余倾向窒息掉，正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企图对人格进行组织。它是患者的一种主要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于是，我们发现患者严厉压制自己的所有攻击性冲动，有两个目的：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的人为的统一不能被破坏。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越是需要严格地加以清除。患者只是退守，不敢要求，从不拒绝别人之所求，总是表示喜欢别人，永远屈居次要，躲在后台，等等。换言之，屈从、讨好等倾向更加增强，它们变得更带强迫性，更加盲目。 自然，所有这些无意识的试图，并不能阻止被压抑的冲动发生作用或表现出来。但它们的阻止方式却适合于神经症结构。患者对他人有所要求，因为他自觉值得可怜；或者，他在“友爱”的外衣下暗行支配之实。被压抑的敌意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以不同的猛烈程度爆发出来，表现为不时的恼怒和情绪的恶化。这些爆发尽管有违于患者对温良恭俭让的要求，他本人却以为这完全是自然的。从患者自己的角度而言，他并没有错。由于他不知道他对别人的要求都是过分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他自然随时觉得别人待他不公，简直不能忍受。最后，假如被压抑的敌意聚集了足以引起无名怒火的力量，就可能导致多种机体功能失调，比如头痛或胃溃疡。 所以，“屈从型”的多数属性都有双重动机。当患者自我贬低时，他的隐秘的目的是避免摩擦，求得一团和气；但这也可能是压抑自我的一种手段。当他让人占据上风时，既是在屈从忍让，也可能是在逃避心中升起的想要利用他人以肥自己的愿望。要克服神经症屈从倾向，就要对冲突的两面进行深入、恰当的分析。我们有时候从观点保守的精神分析刊物上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把攻击性倾向加以解放”就是精神分析疗法的本质。这样一种看法只暴露出对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对其多样性的无知。这种看法只对所讨论的某一特殊类型还说得通，但即使在这种类型中，这种看法的可行性还是有限的。对攻击性驱力的揭示就是解放，但假如“解放”本身被当作目的，那就给患者带来危害。我们必须在揭示之后继续研究冲突，才能达到患者人格的最终整合。 我们还需要注意爱情和性欲在屈从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患者眼中，爱情似乎是唯一值得奋斗的东西，是生活的目的。没有爱情的生活显得乏味、空洞、无趣。借用弗里兹·维特尔讨论强迫性追求时所用过的话来说，爱情成为被追逐的幻影，别的一切都不重要。无论是人还是自然，是工作、是娱乐还是一种兴趣爱好，如果没有爱情关系为它们增添色彩和风味，它们便毫无意义。在我们文明的条件下，这种痴迷更多见于女性。这一事实使人们产生一种看法，即以为它是女性的一种特有的渴求。实际上，这种痴迷与性别无关，而是一种神经症表现，因为它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强迫性内驱力。 如果我们懂得屈从型的结构，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患者把爱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会有那些“疯狂的办法”。考虑到他的矛盾的、强迫性倾向，我们必须说，实际上那是唯一能使他所有病态需求得到满足的方式。它既能满足被人喜爱这一需要，也能达到（通过爱情）支配他人这一要求；它既居于次要地位，又能够突出自我（通过对方向自己献出全部的爱）。这种方式既能使他发泄全部的攻击性倾向，又显得正当无邪甚至高尚，还给他机会去表现出友善与仁爱。不仅如此，由于他意识不到他的挫折和苦恼发端于内心的冲突，爱情便成为治疗这些毛病的灵丹妙药。他相信，只要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了。我们只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愿望，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理解他的无意识的思维逻辑：“我软弱无助，要是我孤身一人活在这充满敌意的人世上，我的无助状态对我便是一种危险和威胁。但假如我找到一位爱我甚过爱一切的人，我就不再有危险了，因为他（或她）将保护我。有了他，我就勿需自我肯定了，因为他能理解我，把我想要的给予我，而且用不着我提出请求或作出解释。这样，我的弱者地位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会爱怜我的无助而让我依附在他的力量上，我为自己是主动不起来的，但如果是为了他，或甚至只是为了他要我为我自己做的事，那我也会迫不及待。” 他就这样重新构建着自己的思维和推理，将它系统化；这当中有些是思悟所得，有些仅仅是感觉，还有很多是无意识，他继续推想下去：“孤身一人对我是折磨。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对无人分享的东西感受不到乐趣，还因为我感到绝望、焦虑。诚然，我可以一个人在周末晚上去看电影或读一本小说，但那是可耻的，因为这使我感到没有人要我。所以我必须作好安排，绝不要在星期六晚上一人独处，或任何时候孤身一人。但如果我得到一个对我一片痴心的情人，他就会替我解脱这种折磨，我也不再孤独了。现在显得毫无意义的一切，比如准备早餐、工作或观看落日等，都将变成欢乐。” 他还这样想：“我是没有自信的。我总觉得别人比我更有才干，更有天资，更有吸引力。甚至我尽力完成的工作也一无是处，引不起荣耀感。我完成的东西也许不足挂齿，或者只是碰上了运气。我不敢担保还能这样再进行一次。假如别人真正认识了我，便会不再理睬我这个无用之徒。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之所是，很看重我的人，别人对我也就刮目相看了。”所以，难怪这种爱象海市蜃楼那样诱人，也难怪病人将它死死抓住不放，却舍弃了更为艰苦的努力——从内部来一番改变。 在这种情形下，性交除了具有生物性的功能外，还有一种价值：证明自己的被需要。屈从型患者越是自我孤立（即害怕感情的卷入），或者说越是放弃被爱的希望，他的性行为就越可能取代爱情本身。他会以为那是亲近人的唯一途径，他还会过高估价它（正象他过高估价爱情）解决矛盾的力量。 如果我们能小心地避免两个极端——其一是在病人对爱的过分看重当作是“完全自然”的事，其二是干脆冠之以“神经症”——那么，我们将看到，屈从型患者在这方面的追求正是他生活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常常——也许是必然——在神经症现象中发现，病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推论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这种推论的出发点却是谬误的。其谬误在于：患者把自己的需要误当作温情，把与之相关的东西误认为是真有能力去爱，而且将自己的攻击性甚至破坏性倾向排除在外。换言之，他忽视的是整个神经症冲突。他所指望的，是消除冲突的有害后果而又不对冲突本身进行任何改动。这种态度正是每一种企图解决冲突的神经症式的努力所特有的性质，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努力到头来注定失败的理由。不过，对于把爱作为解决手段的情况，我们还得说一句。如果“屈从型”患者真地幸运地找到一个伙伴，这伙伴有力量也有温情，或者这伙伴的神经症刚好与他自己的相互弥补，那么，他的苦恼有可能大大减轻、甚至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快乐。多数情况不是如此，他将在尘世中寻找天堂，这种关系只将他推入更深的不幸。他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冲突带进这种关系中从而毁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最好可能性也只是缓解实际的忧烦，而只要他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健康发展之路就是被堵死的。
第四章 对抗人（选）
在讨论基本冲突的第二个方面——“对抗人”的趋势时，我们仍然用前面的方法，首先研究攻击性倾向占主要的那种类型。 先回顾一下屈从型的一个主要特征：它固执地以为人皆“善”，但又不断受到相反事实的沉重打击，那么，我们也同样看到攻击型的一个类似的特征，它认为人皆“恶”是理所当然的，拒不承认人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样。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场大搏斗，任何人无不争先恐后。他只是很不愿意地、很有保留地承认有少数例外。他的态度有时是一望便知的，但更多时候这种态度外表有一层掩饰，那便是礼貌周全、公正不阿、待人友好。这种外表可以比喻为阴谋家为了权宜之计而作的让步。事实上，这是虚饰、真实感觉和神经症需要的大杂烩。这种神经症患者的一个欲望是使别人相信他是好人；而在这种欲望中，有可能掺合着一种真心实意，尤其是患者明知他的支配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时候。这当中有些因素可能正表明了对温情和赞赏的神经症渴求，而这种渴求却服务于攻击性目的。屈从型不需要这种“门面”，因为患者的价值观就正与社会或宗教所认可的美德标准相一致。 事实是，攻击型患者的需要带有和屈从型同样的强迫性。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需要是由他的焦虑引起的，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在屈从型中占显著位置的恐惧，却是在攻击型中从未听说也从未见到的。对他而言，任何事物都是、或终究会变得、或至少显得是凶多吉少的。 他的需要发自于他的一种感受。他感到人生是一个搏斗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象达尔文指出过的，是弱肉强食。生存的可能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人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制度，但无论怎样，为了个人利益而顽强奋争是第一条定律。由此产生控制别人的首要需求，至于行使控制的手段则数不胜数。有直接大权在握，也有以对人关心备致或使人感恩戴德的方式而达到间接支配的目的。他更愿意幕后使权，采用的手段经过深思熟悉，这表明他确信只要老谋深算或富于预见，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的控制所采用的形式，一方面依靠先天秉赋，另一方面则是相互冲突的各种倾向。例如，一位攻击型患者同时又倾向于自我孤立，他就能避免去直接控制别人，因为那样反而会使他与别人发生更密切的接触。如果他暗暗渴望别人的友爱，他也会选择间接的控制手段。如果他想的是幕后使权，则表现出虐待狂趋势，因为这样才能利用他人而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伴随着这些需要的，是想超群出众，事事成功，身负重誉或获得某种形式的显赫。为这类目的而进行的奋斗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向权力的，尤其在一个竞争性社会里成功和威望只会增强权力，但这些奋斗也使患者主观上获得一种力量的感觉，因为在自身以外他发现了对自己的肯定、赞美以及高人一等的事实。在这儿，也象在屈从型里一样，重心不落在自身而是自身以外，只是病人所要求的肯定在种类上不同。事实上，屈从型也好，攻击型也好，两者所需要的肯定，都是徒劳无益的。当人们奇怪为什么自己取得了成功还是感到不安全时，这只证明他们缺乏心理学常识，既然他们有这种疑惑感，这就表明成功和威望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判断标准。 强烈地想要利用他人，靠小聪明压倒他人，使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些需要都是攻击型的组成部分。患者对待任何局面或关系时所持立场是：“我从中得到什么？”不论是钱的问题还是与声誉、接触或是一个主意有关的问题，他都要这样想。患者本人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确信，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要比别人作得更周全。他养成的性格几乎刚好是屈从型的反面。他变得倔强、坚毅、或给人这样的外表印象。他把所有的感情，他自己的和别人的，都看成多愁善感。对他来说，爱情也无足轻重。这并不是说他从未爱过，从未与异性发生关系或从未结过婚，而是说他最关心的是找这样一个配偶，这个配偶能激起他的欲念，他自己的地位又可以通过这个配偶的魅力、社会声望或财产而大大提高。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对他人表示关心。“我为什么操这个心？让别人自己关心自己吧。”假如问他一个伦理学老问题：一个木伐上有两个人，只能活其中一人该怎么办时，他会说，他当然认为尽力保全自已要紧，不这样作才是傻瓜，才是伪君子呢！他绝不承认自己有畏惧，总是竭尽全力将这种情绪严加控制。比如，他可能强迫自己呆在一幢空房子里，虽然他惧怕盗贼；他可能会坚持骑在马上，直到克服了对马的畏惧才下来；他也许有意穿越多蛇的沼泽地，以摆脱对蛇的恐惧。 屈从型趋于讨好，而攻击型却不惜一切地好斗。在与别人争执中，他兴致勃勃，处处留意，不惜死命相争以证明自己正确。他尤其在被逼得没有退路时显出“英雄本色”，往往变守为攻。与屈从型害怕取胜的心理相反，攻击型患者是输不起的，他只能赢不能输。前者遇事责怪自己，后者事事推诿他人。但两者的相同处在于他们都没有过失感。屈从型患者在自责时并不真相信自己有错，只是情不自禁被驱迫着去自我谴责。同样，攻击型患者也并非确信别人不对，他只是武断地认为自己正确，因为他需要这种主观的自我肯定，正如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安全的阵地才能发起进攻一样。轻易地承认一个并不是非承认不可的过失，他认为这不仅暴露出他的愚蠢无知，而且暴露出他的软弱可欺，而这是不可饶恕的。患者居然有如此深切的现实感——他所持有的那种“现实主义”，正是与他的态度——必须对抗这个带有敌意的世界——相一致的。他绝不会“幼稚”地忽略别人可能阻碍他的目标的表现，包括别人的志向、贪婪、愚昧或其他。由于在竞争性文明制度下象他的这一类属性远比礼貌、教养更为常见，他便觉得有理由这样做，自己是现实派。实际上，他和屈从型患者同样是有缺陷的。他的现实观还有另一个内容，那便是极为看重谋略与预见，象一个优秀策士一样，他随时随地谨慎地估计自己的机会、对手的力量、可能的陷井。 由于他常常必须自认为是最强有力、最有头脑或最受人尊敬的人，所以他总是尽量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机智以证明的确如此。他对工作的孜孜不倦、苦心经营，有可能得到他上司另眼看待或在自己的事业中大显身手。然而，这种对工作的专心致意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假象，因为对他而言工作只是他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他并不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不能真正从中得到乐趣。这种情况也是与他竭力从生活中排斥感情这一现象一致的。这种对感情的强行窒息有双重效用：一方面，它无疑是为了成功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使患者能象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利运行，不停地制造能给他带来重大权力和声望的产品。在这里，让感情插足只会误事。感情用事显然只会减少他的机遇。它只会使他耻于运用那些他通常在成功之路上所运用过的心计，它可能诱使他放弃雄心而沉溺于对自然或艺术的陶醉之中，或使他倾心于朋友而不是只接触可以利用的人。另一方面，对感情的窒息必然造成内心激情的贫乏，而这种贫乏对他的追求必有影响，那就是，它注定要损坏他的创造性。 攻击型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毫无压抑之累，他能公然说出愿望，发号施令、大发雷霆、自我防卫。但实际上他的压抑并不比屈从型的少。他的特定的压抑并不当即使我们觉得那是压抑，这并不能主要归因于我们的文明制度，这些压抑寓于感情领域之中，涉及他在交友、恋爱、表达感情、表示同情和理解、享乐而不带私欲等方面的能力，他甚至会认为无私心的快乐只不过是浪费时间。 他感到自己有力、诚实和现实。当然，如果我们以他的方式来看事物，那他并没有错。根据他自己的出发点，他的自我估计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他看来残忍无情就是力量，不关心他人就是诚实，不惜手段的追求自己的目标就是现实观念。他自认为诚实，这还有一个缘故：他狭诈地戮穿了周围人们的伪善。他认为对事业的热情、慈善的心肠等等都是伪装。而且，他要揭露那些“公益精神”或“宗教美德”的真实面目，也并不困难。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弱肉强食哲学基础上的。强权即真理，让仁爱和宽恕见鬼去吧。人都是狼。这里，我们看到这种价值观与大家熟悉的纳粹观念并无二致。 攻击型患者趋向于不仅拒斥真正的同情和友好，也趋向于拒斥这两种品质的变种：屈从和讨好。这是自有其主观逻辑的。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他不分真伪；当他遇到一种确实友好而又有力量的性格时，他是能够认识并表示敬意的。问题在于他认定在这方面过于明辨是非对自己只会有害无益。他觉得，他拒斥的那两种态度都是生存斗争中没有把握的冒险。 那么，他何以如此坚决地抛弃人情中更温柔的一面呢？他何以会看到他人的感情行为便感到恶心呢？当有人表现出他认为不该有的同情时，他为什么要这样嗤之以鼻呢？这种患者的行为就象是一个人把乞丐赶出门外，因为他不忍目睹乞丐那种惨状。的确，他还真可能对乞丐出言不逊。他会一文不给，显出过分的恶意。这些反应都是他所特有的。分析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很容易观察到这些反应，尤其是当攻击性倾向缓和下来时。实际上，他对他人的“温和”有着矛盾的感受。诚然，他因此而瞧不起别人，但同时他又喜欢别人那样，因为这样一来他便更能够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可是，为什么他还是经常感到屈从型对自己的吸引，正象屈从型常被他所吸引呢？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受内心一种需要的驱使所致，即他需要战胜自身的温和感情。尼采就对这些动力作了很好的说明，他让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看成第五纵队——一种从内部起作用的敌人。对攻击性患者来说，“温和”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温情、怜恤等，还意味着屈从型病人的需求、感情和准则所蕴含的一切。就举乞丐为例吧。攻击型患者还是感受到内心为真情所动，想对乞丐的行乞作出应允，觉得应该伸手相助。但同时他还感受到一个更强烈的需要，那就是把这一切念头都赶走，所以，结果他不仅拒绝施舍，还恶语相伤。 屈从型希望将各异的内驱力融合于爱中，而攻击型则希望自己的名望能达到同一目的。享有名望，这不仅有可能实现他所追求的自我肯定，还给了他一个诱惑——获得别人的好感，从而自己能够反过来对他们产生好感。由于名望似乎是解决冲突的办法，所以他象沙漠中看到了清泉幻影的旅行者一样将它追逐。 他的思想的内在逻辑原则上与屈从型的情况相同，因而这里只需稍加说明。对攻击型来说，任何同情感，任何为当“好人”而少不了的义务，任何委屈求全，都是与他奉行的整个生活方式相矛盾的，只会动摇自己信念的根基。不仅如此。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从而粉碎他精心设计的局面——统一。最后的结果是：对温和倾向的压抑必然增强攻击性倾向并使它变得更具强迫性。 如果本书已讨论过的这两种类型给了我们较为生动的印象，我们可以发现这两者代表两个相反的极端。甲之所好，正是乙之所恶。一个视人为友，另一个则视人为敌。一个不借一切避免对抗，另一个视对抗为自己的天性。一个心有畏惧，软弱无助，另一个将这类感觉一扫而光。一个的神经症总是导向仁爱理想，另一个却笃信弱肉强食的规律。但自始至终两者都不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些形式都是强迫的，不可通融的，由内心需要决定的。它们都没有可以立脚的中间地带。 我们讨论了两种类型，现在可以再往前跨进一步了。我们发现了基本冲突蕴含些什么，到此为止我们已看到基本冲突的两个方面在两种不同类型中体现为占压倒优势的趋势。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描述这样一个人：他身上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和价值观势均力敌。很明显，这样一个人会同时被两种方向相反的力无情地驱迫，他根本无法承受。所以实际上他会被分裂开来，使整个思维活动完全瘫痪。他势必力图去掉某一方面的压力，结果不是落入第一种类型就是陷进第二种类型，这是他试图解决冲突的办法之一。 象这种单方面畸形发展的实例，用荣格的观点来分析，就显得根本说不通了，那样至多象是一个表面形式上正确的论断。但由于荣氏观点是建立在对驱力的误解上，其内涵也就完全错了。荣格从片面的观点出发，说治疗时医生必须帮助病人使他愿意接纳他的对立面，我们要问：那怎么可能呢，病人是不会接纳的，他只能认识到自己的对立面。如果荣格想靠这一步骤使病人保持自我统一，我们的回答是：患者最终的整合需要这样做，但该步骤本身只是使病人面对自己的冲突，结束他对冲突的回避行为。荣格没有恰当估量的是神经症趋势的强迫性。在“亲近人”与“对抗人”之间并不简单地只存在“弱”与“强”的差别，也不是象荣格所说的只是“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差别。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时既有屈从又有攻击这两种潜在倾向。一个没有被强迫驱使的人，经过极大努力就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整合。不过，如果我们这两种倾向的程度已近于神经症，它们对我们的成长则只有危害性。两件坏事加在一起并不会变成一件好事，两种相互冲突的东西也不能构成和谐的整体。
第五章 回避人（选）
基本冲突的第三种类型就是离群独居的需要，就是对他人的回避。在对这种类型进行检验之前，我们先必须理解神经症自我孤立是什么意思。显然，这种类型并不是偶尔才需要孤独，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与自己的人偶尔都有一人独处的要求。由于我们的文明早已将我们淹没在生活的外部世界之中，所以我们对这种要求很不理解，但历史上的各种哲学与宗教无一不强调它对个人的完善有促进作用。渴望一种富有意义的孤独，绝不是神经症表现。相反，多数神经症患者不敢深入到自己心灵的内部，而失去了享有建设性孤独的能力，这倒正是神经症迹象。只有当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紧张，而孤独主要是为了避免这种紧张时，想独自一人的愿望才是神经症表现。 严重脱群的人具有的某些特殊表现是如此奇特和典型，使许多精神病医生趋向于认为这些表现只会是自我孤立型的特征。这当中最明显的是普遍地疏远他人。这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患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但实际上他对人的疏远并不比其他类型的患者对人的疏远更严重。在前面讨论过的两种类型中，不好笼统地说哪一种更对人疏远。我们只能说这种特性在属从型里是被遮蔽着的，患者一但发现自己在疏远别人便惊恐不安，因为他亲近他人的强烈要求使他急于相信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并无鸿沟。退一步说，对人的疏远只是人际关系失调的标志。但无论哪种神经症都是这样。疏远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关系失调的严重程度，而不取决子是哪类神经症。 另一种常被以为是孤独型所特有的特征是对自我的疏远，就是说，感情麻木愚钝，对自己之所是、所爱、所恨、所欲、所想、所惧、所怨、所信均无所知，但这种自我疏远也是所有神经症的通病。每个人，从正常状态到神经症状态都象是一架受遥控的飞机，注定要失掉与自我的接触。自我孤立者很象海地岛神话中的还魂尸——被巫术复活还生的尸体。它们象活人一样工作生活，但却没有生命。而另外类型的患者却可以有较丰富的感情生活。既然存在这种多样性，我们便不能不认为自我疏远只属于孤独型。但所有的离群者都共有另一个特性，那就是他们都能够带着一种客观的兴趣来观察自己，就象人们观看一件艺术品。也许对他们最好的描述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都持“旁观态度”，这与他们对生活的总的态度一样。因此，他们常常是自己内心冲突的优秀的观察者。这方面突出的例证是他们常显示出对梦中的象征有神秘的理解力。 最富于关键意义的当然是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感情的距离。更精确地说，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作出决定，不以任何方式在感情上与他人发生关联，无论是爱情、争斗、合作、还是竞争。他们好比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魔圈，任何人不得侵入。这就是为什么从表面看他们还是可以与人相处的原因。当外部世界擅自侵入他划定的圈子里时，他便焦虑不安，这就是他的需要的强迫性表现。 他们的需要和品质都服务于这一主要目的：不介入。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对自立自强的需要。这种需要的一个明确的表现是足智多谋。攻击型也可能显得有随机应变之才，但两者的精神气质不同。对攻击型而言，这种精神是他对抗敌对世界，击败别人的先决条件，在自我孤立型中，这种精神好象是鲁宾逊式的：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富于才干，这是他能够对自己的孤立进行补偿的唯一方法。 一种更不可靠的维持自立更生的方式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限制自己的需要。要更好地理解这方面的各种动机，我们只需记住这一点：病人隐蔽着的原则是绝不对任何人或事表示亲近，以防那个人或那件事变得不可缺少。否则，他的自我孤立原则就会受到侵犯。还是少管他人为妙。比如，一个自我孤立者仍然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但如果这种快乐离不开别人，他宁可放弃。他可以有兴致偶尔与几个朋友一起度过傍晚，但总的来说不喜欢与人往来和社交活动。同样，他回避竞争、出名、成功，他还常常限制自己的吃、喝等生活习惯，使自己不致花太多的时何和精力就能挣够必须支付的费用。他十分怨恨疾病，认为那是一种屈辱，因为疾病迫使他依赖他人。他可能坚持对任何事物都要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不是从旁人的所说所写来获得信息，他只愿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当然，这种态度只要不发展到荒谬的地步（比如在陌生地方拒绝向别人问路等），还是有助于形成宝贵的个人独立性格的。 自我孤立型还有一个特出的需要——保守个人隐私。他象有些住旅馆的店客，房间的门上老是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甚至连书籍杂志也被他看作是外部来的干涉者。任何对他个人生活的提问都叫他万分震惊，他总想用个人隐秘把自己包藏起来。一位病人曾告诉我，他45岁时还忌恨上帝的无所不知的博识。这正象他幼年时候的感受，那时他母亲告诉他上帝的目光能穿透房顶看到他咬手指。这个病人连他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缄口不言。一个自我孤立者发现别人并不待别地看待他，就会恼羞成怒，因为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独特”被剥夺了。事实上，他宁愿工作、睡眠、吃喝时都是自己一人。与屈从型形成鲜明对照，他不想与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怕的是别人会扰乱他。甚至在他听音乐、散步或与人谈话的时候，他真正感到快乐也是在后来回味时，而不是在当时。 自立自强与保守隐私都服务于他最突出的需要——绝对的独立。他自己把这种独立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事。这种独立当然有某种价值，因为无论他怎样软弱无力，他也绝不是只会任人摆布的机器人。他盲目地拒绝附合他人，又自我清高不介入竞争，的确赋予他以某种廉洁正直的形象。这里，他的错误在于他把独立本身就看成了目的，而忘记了这一事实：独立的价值最终有赖于它能帮助他作些什么。他的独立只是他整个禽群表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离群的目的是消极的，那就是我行我素，不要强迫、束缚、义务。 象其他种类的神经症趋势一样，对独立的需要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它的表现是：患者对任何稍微类似强迫、影响、义务等的东西都过度敏感，敏感的程度恰好是衡量自我孤立趋势的尺度。不同的患者所感受到的限制也不同，对患者肉体的限制，比如衣领、领带、腰带、鞋袜，都可能被感觉为压力。任何对视线的阻挡都使患者有禁闭之感，身居隧道或矿井中更会产生焦虑不安，这方面的敏感并不能完全解释患者的幽闭恐怖症，但总是它的背景因素。患者尽可能逃避长期的义务，要他签一个合同、一张契约，只要超过一年期限，便畏首畏脚，万般艰难，要他决定婚姻大事，更是困难重重，犹疑不决。结婚对孤独离群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危险的举动，因为那样必然把他卷入人际亲密关系之中，当然，由于患者需要保护，或相信一个伴侣会完全与自己的特殊要求相符，结婚的危险有可能减轻。常常可见患者在决定结婚前显得惊惶万状。无情的时间以其必然性使他感到是一种强迫，他想方设法晚五分钟上班，就是为了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时间表之类的东西只构成对他的威胁。有自我孤立症的病人喜欢听这一类故事。一个人拒绝注意时间表，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去车站，宁愿等下一班的火车。别人如果期待他去做某种事或以某种方式行动则会使他心中不快，大为反感，也不管这种期待是别人实际表示出来的或者只是自己觉碍有的。比如，他也许在一般时候送人礼物，但可能忘记生日礼物或圣诞礼物，因为别人期待着它。要他与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或传统价值观念保持一致，是他难以容忍的。他可能外表上保持一致以避免摩擦，但在内心里顽固地摒弃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和标准。最后，别人给他的参谋或劝告，他会觉得受到了支配，于是竭力抗拒，即使这种劝告正合他的心意。这里，他的抗拒也与一种有意无意的愿望相关，那就是：挫败他人。 对优越感的需要虽然可见于所有神经症，但在本类型中更得到强调，因为它与超群出众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平常用的“象牙塔”、“巍然独立”等词语就证明，甚至在一般的口头语言中，孤立与优越总是连在一起的。也许，对那种既不能使人变得特别强大而多谋、又不能让人觉得唯我独尊的孤立，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忍受的。这已从临床经验中得到验证。当患者的自我优越感被暂时粉碎的时候（不管是被某一失败还是被内心冲突的增加），他就再不能承受孤独，而是不顾一切地伸手求助，需要温情和保护了。这种波动在他的生活史中并非鲜见。在他十多岁或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可能有过一些不冷不热的友谊关系，但总地说来过着颇为孤独的生活，感到较为怡然自得。他常编织着对未来的故事，幻想着将来完成一番大业。但是后来这些美梦在现实的岩石上摔得粉碎。尽管在高中他勿容置疑地在班上遥居第一，到了大学他碰上强有力的竞争，便知难而退了。他初次建立爱情关系的尝试也惨遭失败，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自己的梦难以实现，便觉得孤傲离群变得不可忍受了。在强迫性驱力的作用下他不可遏止地渴求别人亲近他，渴求异性，渴求婚姻。只要有人爱他，他便甘愿受屈。当这样一个患者来要求分析治疗时，尽管他有明显突出的表现，却不要医生触动这种表现，他所要求的，只是医生帮助他找到任何一种形式的爱。只是在他感到自己比先前有力多了，他才会以极大的宽慰发现他更愿意一个人过日子并喜欢这样。他给人的印象是旧病复发，又陷入自我孤立。但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他现在第一次有充分而坚实的理由承认——甚至是向自己——他就是要求孤独。这正是医生的恰当时机，可以开展对他的孤独症的治疗。 自我孤立者对优越地位的要求，有某些特定的性质。由于他畏惧竞争，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想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超群出众。相反地他感到自己高贵的品质别人应该一看便知，而勿需自己费尽心机；他潜在的优点别人应该感受到，而不必有意表现。比如，他会梦见在遥远地方有一个藏宝物的房子，鉴赏家们老远而来为的是一睹光彩。正象所有关于优越地位的概念一样，这里边也有真实的因素：暗藏的宝物象征着用魔圈守护着的他的理智与感情生活。 他的优越感的另一表现方式可见于他自认为的“独一无二”感，这直接产生于他对“与众不同”的追求之中。他可能自比为高踞山巅的一棵大树，而山脚下丛林中的树木生长却受到相互的阻碍。另外，假如说屈从型会在心中对伙伴产生这种疑问：“他会喜欢我吗？”而攻击型想知道：“这对手的力量怎样？”——那么孤立型最关心的是：“他会干预我的事吗？他是想对我施加影响，还是想让我独自一人不加干涉？”培尔·金特先生与钮扣铸型机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象征，代表了孤立者被卷进众人以后所感到的恐惧。“地狱”里那间自己的屋子无论怎样都是好的，但若是被扔到一个熔炉中，被铸成型，或改变成其他的型，都会令他不寒而栗。他感到自己好象是珍贵的东方地毯，设计独特，图案和色彩也举世无双，永远不改变。他尤其自傲于抵制了环境的磨灭一切的影响，并决心继续抵制下去。对“不变”的宠爱使他把所有神经症固有的僵硬性当作神圣的原则来尊崇。他迫切地要扩充自己的模式，使这种模式更纯洁，更鲜明。他拒不接受任何外在的介入。彼尔·金特有一句既单纯又荒谬的格言：“对你自己，那就足够了。” 自我孤立者的感情生活不象其他类型的人那样有较为一致的模式。不同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很大，原因是：与前面两种类型不同，前面类型的主要趋势是为了肯定性的目的——屈从型追求温情、亲近、爱；攻击型追求生存、支配、成功——而自我孤立型的追求带有否定性，他不要别人介入，不要别人，不许别人干预或施加影响。所以，他的感情状态有赖于在这种否定性框架中得以生存并发展的特殊欲望，而只有这种孤立症所共有的少量的内在倾向能够形成。， 患者表现出压抑一切感情的总倾向，甚至否认感情的存在。这里我想从一部未发表的小说中引一段，作者是诗人安娜·玛利亚·阿密。因为这段文字不仅简明地表现了这种趋势，还表现了孤立型的其他典型态度。主人公在回忆自己青春时代时说：“我那时能看清楚我与父亲之间血统关系，也能体会到我与自已崇拜的英雄们之间精神联系，但我就看不出这当中有什么感情。感情根本就不存在，人们总撒谎说有感情，象他们对许多事情都撒谎一样。B女士惊呆了，她反问我：‘那你怎样解释自我牺牲呢？’有好一会儿我惊诧于她这句话的正确，然后我得出结论：所谓自我牺牲也是一个谎言，若不是谎言，也是一种生理或精神的行为。我那时梦想着过独身生活，永不结婚，梦想着变得强壮、平静、寡言、不求人。我要个人奋斗，要更大的自由，不再作梦，而要清醒地过日子了。我觉得道德毫无意义，只要是真的，还管什么作好作歹？乞求同情，希望外在的援助，才是大罪。心灵对我就好象是神庙，要严加守卫，里面总是进行着奇特的仪式，只有庙内的僧人，这圣庙的监护人，才可以知道有些什么。” 对感情的拒斥主要涉及他人的感情，见之于爱和恨。这正是想与他人保持感情距离的必然结果；因为有意识地经验到的强烈的爱憎感情，只会使人与他人接近，或与他人冲突。H·S·沙利文采用的“距离机制”一词，用在这儿倒是恰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人际关系之外的范围里，感情是受到压抑的，所以它便活跃在对书本、动物、自然、艺术、吃喝等的兴趣中。但不能不警告一句：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对一个富于激情的人来说，要压制一部分感情——况且还是最重要的感情——除非迫使他把全部情感压抑下去。这虽是一种推测，但下述事实却是确实的。属于孤立型的艺术家，在其有创造能力的期间，不仅能感受也能表现出感受，但他们常常都曾在青少年时代经历过感情全然麻木或坚决拒斥感情的阶段，正象上边所引的一段话所示那样。一般说来，在这些艺术家建立对人的亲密关系的意图惨遭失败后，他们不是有意地就是无意地顺应了自我孤立趋势，就是说，他们有意无意地决定与他人保持一段距离或听任自己陷于孤立——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们进入了创造的时期。现在，与他人隔着一个安全的距离，他们能渲泄与人际关系无直接联系的大量感情。这一事实便说明，早期对感情的否定对后来实现孤立是必要的。 人际关系之外的感情压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其实我们在讨论自立与自强时已暗示到了这种原因。任何有可能使孤立者产生依赖性的欲望、兴趣或快乐，都被他看成对自己的背叛，因而加以压制。在患者看来，似乎在允许感情流露之前，需要小心地分析局势，以防可能损失宝贵的自由。任何对独立的威胁都只促使他把感情的大门关得更紧。但当他发现局势无害于他的自由时，便会欣然投入其中。梭罗著的《沃尔登》就很好地说明了在这些状况下可能产生的深刻的感情体验。患者心中既害怕担于欢乐，又怕因此而自由受限，所以有时几乎变成了禁欲主义者。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禁欲主义，其目的不是自我否定或自我折磨。我们还是称之为自我限制更好，我们如果承认它的理论前提，那么它并非缺乏明智。 自发的感情体验应该在我们身上有它的位置，这对保持心理的平衡有极重要的作用。比如，创造性才可能是一种拯救手段。假如这种才能先受到了压抑而不能表现，然后通过分析治疗或别的体验而被解放出来，那么对病人将产生极良好的影响，甚至使人觉得治疗中发生了奇迹。但在估计这种治疗效果时却需要谨慎。首先，如果把产生的疗效普遍化，则是错误的，它对一个自我孤立型患者不一定有好处。甚至就是对那个患者本人而言，如果从是否改变了他的神经症的基本因素看，那么严格地说这种效果还不能称作治愈。它只提供给他一种更满意，失调程度更轻一些的生活方式。 感情愈是被克制，病人就愈有可能强调理性的重要。他的希望便是一切事情都能够只凭理智思维的力量便得到解决，好象只要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就足以治疗自己的毛病了，或者好象单靠理性就能解决世上的一切麻烦了。 在讨论了自我孤立者与他人的关系中存在的这些情况以后，有一点就很清楚了：任何亲密持久的关系都必然威胁他的自我孤立，因而可以产生很坏的后果，当然，如果与他交往的人也同样自我孤立，自愿尊重他对保持距离的要求；或者，他的伙伴为某些理由能够且愿意顺应他的孤立需求，那么又当别论。一片痴情耐心等待培尔·金特归来的索尔维格就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伙伴。索尔维格并不对他有任何要求，她对他如有什么要求，那将吓坏他，正象他如果失去对自己感情的控制也会给吓坏一样。可以说他不知道他自己给予别人的是多么少，而他却以为自己已经献出了未表达出口、未体验过的感情，把对自己珍贵无比的东西已给予了她。只要感情距离得到足够的保障，他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持久的忠贞。他也许可以卷入与他人的短暂的交往的关系，时隐时现，这些短期关系是脆弱的，任何微弱的力量都会使他马上退缩。 与异性的关系之对于他，完全有如一张桥牌之对于别人。只要这种关系是短暂的，不干预他的生活，他就欣赏；而且，这种关系还必须严格限制在专门为之划出的时间、地点、范围以内。另一方面，他可能对这种关系极端冷漠，根本不愿哪个异性进入自己守护的“领地”。这时，他自然用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关系来取代真实的关系。 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切特殊表现，都出现于分析过程之中。自然，自我孤立者对医生的分析大为不快，因为那的确可说是对他私生活的最大侵犯。但他也有兴趣对自己作一番观察，医生的分析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看到自己内心的复杂的斗争，因此，他对此又感到神往。他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梦的生动性感到好奇，或对自己偶然的联想的恰当性感到迷惑。在找到能证实自己的臆断的材料时，他就象科学家找到了证明那样快活。他感谢医生的努力，希望医生在某些地方给他以指点，但若是医生“强迫”或催促他走向自己未曾料到的方向，则会引起他的反感。他老是担心分析中的暗示会带来危险，而实际上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危险性远远小于对于其他两种类型的人，因为他早就“全副武装”来防范外来影响了。本来，合理的自卫方法，乃是去证实分析医生的暗示是否正确，他却不这样做；相反，他的做法是：凡医生所说的若不符合他对自己的看法或对生活的总的看法，他都必然盲目地加以拒斥，尽管表面上他做到了礼貌周全，不直接反对。他尤其感到可僧的是医生居然要他来个改变。当然他希望摆脱扰乱他的那些东西，但不能触及他的人格。他一方面欣然观察自己，另一方面又无意识地坚决不改。他对外来影响的藐视只是对他态度的一种解释而已，而且这还不是最透辟的解释。我们以后将讨论另外那些解释。所以，他自然在自己与分析医生之间划出了很长的一段距离。在很长的时间以内，分析医生对他只是传过来的一个声音。在他的梦中，他与医生的关系可以表现为这样一种梦境：两个记者从相隔遥远的不同国家相互打长途电话。乍一看来，这种梦似乎表现了他对医生及其分析工作的疏远感，但这只是清楚地再现于他意识中的态度。梦绝不仅是对现存感受的描绘，而是寻求解决冲突的一种努力，所以，这样的梦自有其更深的含义。它表现了病人想让自己不与医生及其分析工作沾边的动机——不让这种分析触及自己。 最后，我们还可以在分析过程中以及过程以外观察到一种特点，那就是患者在面对医生的进攻时死命防卫自己的孤立。这种现象当然也见诸所有神经症。但这一类型的患者所进行的抗拒似乎更持久，几乎成了生死搏斗，病人想出一切办法来对付干预。事实上，早在自我孤立真正受到威胁以前，这种反抗就已经暗暗地但带有破坏性地进行着了。拒不让医生的分析来干预自己，只是病人意图的一个方面。如果分析医生试图使病人相信他与医生有关，他心中有冲突在发生，那么病人的抗拒便更巧妙，更委婉一些。病人至多会对分析医生表现一点通情达理的看法。假如病人的无意识产生出自发的感情反应，他也绝不会任其进一步发展。总之，病人常常对人际关系分析持有根深蒂固的对抗。病人与他人的关系一般都非常含糊暖昧，医生常难于得出清晰的印象。病人的这种抵制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与他人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医生谈起他的问题只会使他震惊、不安。医生如果多次提说这些问题，病人便公开怀疑医生有什么动机。这个分析医生是不是要使我合群？这种方法只会引起病人的蔑视。如果后来医生成功地使病人知道离群索居的缺陷，病人便惊恐不安、烦躁易怒。他可能意欲离开医生。在分析过程以外，他的反应更强烈。平常本来是沉静温和、通情达理的人，可能会因恼怒而变得僵硬冷漠，或出言不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孤傲与自由受到了威胁。病人一想到加入什么活动或专业团体，一想到别人需要他的是参与行动而不仅仅是交纳一笔会费，便真正恐慌起来。即使他不慎卷入了进去，他也会不顾一切使自己脱身出来。比起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这种病人更有本事发现逃避的办法。正如一个病人曾经说过的，假如是在爱情与自我孤立二者之中进行必居其一的选择，他会毫不迟疑地选择自我孤立。这又带出了另一个特点。他不仅用一切能够用上的方法来防卫自己的孤立，还觉得为了孤立任何牺牲也值得，他把外在的好处和内心的价值都抛弃了，在意识上，他把任何可能干涉自我孤立的欲望都清除掉，在无意识中，他便自动地实行了对欲望的压抑。 任何受到如此激烈捍卫的东西一定有一种巨大的主观价值。只有在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有希望理解孤立具有的功用，从而最终对患者进行治疗。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这几种对他人的基本态度中，每一种都自有其积极的价值。在亲近人的类型里，患者试图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友好的关系；在对抗人的类型里，他在竞争性世界中为了生存而自我武装；在回避人类型里，他企图获得某种清高和明澈的心境。事实上，对人的发展来说，这三种态度不仅可取而且必要。只是当它们表现在神经症中时才变成强迫的、僵硬的、盲目的以及相互排斥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它们本来具有的价值，但并没有完全取消这种价值。 自我孤立的确有很大好处。意味深长的是，在所有东方世界的哲学里，孤身独处都被看作是达到精神的更高境界所必须的基础。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意愿与神经症孤独混为一谈。在前者，孤立是人的自愿选择，被认为是达到自我完善的最好途径，选择了孤独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也满可以选择另一种不同的生活。在后者，情况则不同，神经症冲突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内心的一种强迫，是患者唯一的生活方式。不过，从这当中同样可能得到好处，虽然好处的大小取决于整个神经症过程的严重程度。纵然神经症有巨大的破坏力量，自我孤立者有可能保持某种纯正诚实。当然，如果是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良好的真诚的社会里，这种品质算不了什么；但在一个充满虚伪、狡诈、妒忌、残忍和贪婪的社会里，弱者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诚实而遭殃，与他人保持距离则有益于维护自己的品质。还有，由于神经症通常会剥夺心灵的平静，自我孤立倒可以通向内心的安宁和沉静；所作的牺牲越是大，所得到的安宁也越大。另外，假如患者在他划定的“魔圈”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窒息掉自己的情感生活，那么，他的自我孤立还会使他产生出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和感情。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他对世界的观照和相对来说不那么严重的神志错乱，都有助于创造性才能的发展和表现——如果他有这种才能的话。我并不是说神经症孤立是创造性必具的前提，而是说在神经症状态下自我孤立可以提供最好的机会以表现患者潜在的创造性能力。 尽管上述这些好处不容忽视，它们并不是病人顽固防卫自我孤立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好处不大或被伴随的搅扰所掩盖，病人还是会坚决防卫自己的孤独的。这一观察方式把我们领向问题的更深处。如果孤独者被硬拉进与他人的接触中去，他很可能在精神上土崩瓦解，用通俗的术语来说，就是精神崩溃。我这里使用“崩溃”这一术语自有充分理由，这个词概括了一系列紊乱失调现象：机能紊乱、酗酒、自杀、抑郁、工作能力丧失、精神错乱。病人自己，有时还有精神病医生，容易把刚好发生在“崩溃”之前的某一事件当作致病的原因。比如，无缘无故地受上司的处分，丈夫瞒着妻子私通女人并力图遮掩丑行，妻子发作的歇斯底里，一段同性恋史，在大学里毫无名气，养尊处优的生活宣告结束后自己面临自谋生计的现实……这一切因素都可能被归为诱因。诚然，这一类事情可能与发病有关。医生应该认真看待它们，尽量弄清某一具体事件究竟诱发出了病人的什么毛病。但这样远远不够，因为问题还摆在那儿：为什么病人受到这样强烈的影响？为什么他的整个心理平衡只因为一件事就给打破了，而这件事一般看来只不过是普通的挫折和意外？换言之，即使分析医生懂得了病人以何种形式对某一特定事件作出反应，还远远不够，他还必须懂得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诱因就产出这么严重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指出这一事实：正象其他神经症趋势一样，自我孤立只要真能得到保障并起应有的作用，患者便感到一种安全感。反过来说，如果孤立趋势被妨碍而不能发生作用，患者则产生焦虑不安。在患者还能保持与他人的距离时，他感到比较安全，而一旦因为某种缘故他的“魔圈”被别人践踏而擅自侵入，则感觉受到了威胁。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何以患者在不能维护与他人的感情距离时便惊惶失措。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句：他之所以这样害怕，是因为他没有应付生活的其他办法。他只能独善其身，逃避人众。这里再一次表明，正是孤独症所具有的否定性质，使这一趋势显得特殊，与其他类型大相径庭。说更具体一点就是，自我孤立患者面对困难局势时既做不到委屈妥协，也做不到奋起抗争；既不能俯首合作，也不能颐指气使；既不能爱也不能恨。他毫无自卫能力，有如一头困兽，只有一种应付危险的办法——逃跑和躲藏。在患者的联想或梦中也出现过这一类相似于他的事物：他感到自己象是锡兰丛林中的侏儒，只要藏身于树林中他们便是不可战胜的，但一出林子则不堪一击。他又象是中世纪的要塞，只有一层围墙，如果这层围墙被攻破，则整个要塞便毫无反抗之力了。患者的这种状态充分解释了他何以对生活总持有焦虑不安的态度。对这种状态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明白这一个道理：他把孤独离群作为一种全面的自我防御手段，他死死地依赖这种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之。所有类型的神经症趋势说到底都是防御性手段，但除了孤独症以外，其余那些趋势是患者力图以肯定的方式来应付生活的尝试。然而，如果孤立脱群成为占优势的倾向，患者则完全无力真正应付生活中的矛盾，结果孤独症变成只是一种纯防御手段了。 但患者对孤独状态的坚决维护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解释。对自我孤立的威胁，对“攻破围墙”的担心，常常还不仅是暂时的恐惧。它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精神错乱的人格分裂。如果在分析过程中自我孤立状态便开始被打破，病人不仅感到隐隐的优虑，而且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明显的畏惧。例如，患者害怕淹没在变动不居的人流中，这主要是一种怕失掉了自己的独特性的恐惧。他还害怕被可怜地置于带有攻击性的人的强迫和支配之下，这是他毫无防伪能力的结果。他还有第三个恐惧，就是怕精神失常，失常的可能性显得如此大，他需要绝对确信不会成为事实。他的这种失常并不是发疯，也不是因为想不负责任而作出的反应。它直接表现了一种对人格被分裂的畏惧，常见于梦和联想之中。这就意味着，要放弃他的自我孤立，就必须面对自己的冲突，这还意味着，他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只会象一株被雷电击中的大树那样给劈成碎片——某一位病人就正是这样想到自己的状况的。这一断言已为其他的观察所证实。有极端自我孤立倾向的人，对内心冲突的说法有不可遏止的反感。到后来，他们会对分析医生说，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完全不懂他所说的冲突是怎么回事。而一旦医生真地使他们看到了他们内心正在激烈进行的冲突，他们会以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以无意识的巧妙手腕回避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还没有作好思想上的准备，却突然偶然地认识到一种冲突的存在，他们便感到巨大的惊恐。当后来他们在更安全的基础上达到对冲突的认识时，便表现出更大的孤立倾向。” 这样，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结论了，而初看之下这个结论肯定会显得令人困惑不解。自我孤立是基本冲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但也是病人用来对付冲突保卫自己的手段。不过，只要我们把注意范围再缩小一点，这个谜就自行解开了。自我孤立正是病人用来保护自己对付基本冲突的更为积极主动的类型。这里，我们必须重申一句：基本态度中某一类占了优势，并不妨碍其余类型照样存在并发生作用。我们在孤独型人格中比在其他两种类型中还更清楚地看到这些相互的作用，首先，这几种相矛盾的倾向常常可见于患者的生活史。在他明确地表现出自我孤立倾向之前，他往往经常有过屈从依附的经历和攻击对抗的记录。自我孤立者的价值观也与那两种类型的人形成对照：那两种类型的价值观是清楚的、界定分明的，而他的价值观却充满着矛盾。对他奉为自由独立的东西，他是一直估价甚高的，但除此之外，他也许会在分析过程的某个时候对善良、同情、慷慨、自我牺牲等品质表示出极端的赞赏，而在另一个时候则又马上推崇丛林哲学，信仰弱肉强食、自私自利的生活准则。他自己也有可能对这当中的矛盾感到奇怪，但他总是尽量用某种合理化作用来否认自己那些倾向的冲突性质。分析医生要是对整个结构没有清晰的统观，则很容易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医生可能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上追踪一气，但走不多远便会碰璧，因为病人总是躲进自我孤立中避难，把医生的通路全给关闭了，就象人们关上了轮船上的防水隔舱。 在孤独者的这种特殊的“抗拒”中，掩藏着一个完整而又简单的逻辑：他不愿与医生发生干系，不愿作为一个人来自我认识。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分析他与别人的关系。他不愿正视自己的冲突。如果我们理解了他看问题的出发点，我们就会明自，他甚至根本不关心对冲突因素的分析。他的出发点是：认定自己不需要关心什么关系，只要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就行了，纵然存在着关系的失调也与他无关。他确信，甚至医生指出的冲突也可以而且不应该去管它，否则便是自寻烦恼，没有必要去把一团乱麻理出头绪，反正自己龟缩在自我孤立之中。正如前面我们已说过的，这种无意识的想法逻辑上是正确的——至少在一定的限度内是这祥。他所忽视并老是拒绝认识的，是他不可能在真空里成长和发展。 这样可知，神经症自我孤立的最重要的功用，是使主要冲突发挥不了作用。它是患者用以对付冲突的最极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作为众多的制造人为和谐的神经症方法中的一种，自我孤立试图通过回避而达到解决冲突的目的。但这不是真正的解决，因为患者并没有消除掉对亲近、支配、利己、出名等的强迫性渴求，这些强迫性渴求即使不造成他思维的瘫痪，也会持续地烦扰他。最后，只要继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他是绝不可能获得内心平静或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