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能达到的境界（5-9）（选）

第五章 创造性——整体论的研究（选）

创造性领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论、太特殊了，而不是象它能够成为和应该成为的那样整体论的、机体论的或系统论的研究。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想进行任何愚蠢的二歧或极化的争论。我不想表示对整体论的任何虔诚或对解析或原子论的任何敌意。对于我，问题在于如何使它们达到最佳整合，而不是在它们之间进行抉择。

当我阅读创造问题的文献时，我深感这一问题和精神病学的健康或心理学的健康之间有非常关键、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和非常明显的关系，但它却没有被作为建立理论的一个基础。例如，在以心理治疗为一方、以创造性为另一方的两类研究中，我们可以说这当中很少有什么联系，我的一个研究生，理查德·克来格曾发表过一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证明材料，说明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

创造性的问题就是有创造力的人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产物、创造行为等等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一种特定的或特殊的人，而不只是一种老式的、平常的人，现在获得了一些外部的东西，现在学会了一种新的技巧如溜冰，或积累了更多的一些经验，它们虽然属于他“所有”，但并非他所固有，并非他的基本性质。

假如你认为那种人，那种有创造力的人，才是问题的本质，那么你面临的问题就成为人性转变、性格改变、整个人的充分发展的问题。这又必然把我们带入世界观的问题中，带入人生哲学、生活方式、伦理准则、社会价值等等问题中。这和那种特别的、因果的、压缩的、原子的理论概念，研究和训练，形成了尖锐的和直接的对照，这一类说法我常常听到，例如：“创造力的起因是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事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课程表上添上一门三学分的创造性课程？”我甚至料想很快就会有人问：“它定位在哪里？”或试图插入电极促动它或抑制它。在我和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人商榷工业问题时，我也得到强烈的印象，发现他们总是寻求有什么秘密的按纽能发动创造性，象开关电灯那样。

怎样才能得到有创造力的人呢？我的看法是：可能有成百和几乎成千的创造力决定因素。任何有助于人向更大心理健康或更丰满人性运动的事物都等于是在改变着整个人。这一更人性、更健康的人能产生和能发射出作为副现象，成打、成百、和成百万各种不同的行动、经验、观察、传达、教导、工作等等，这种种不同的行为都将是更有“创造性”的。他那时将简直是另一种人，这种人会在各方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行动。于是，作为一种替代，替代那独一无二的、或将特定地产生更多特定的创造性的按纽或机关或三学分的课程，这一更整体论、更机体论的观点将提出更有可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不应该是每一门课程都有助于培养创造性？”当然，这种对人的教育应该有助于创造一种更佳类型的人，能促使一个人长得更大、更高、更聪明，更有理解力（更敏感）——附带地，也自然会使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有创造性。

我向你们仅仅提供一个突然在我头脑中出现的例子。我的一位同事，狄克·琼斯，写过一篇博士论文，我认为从哲学观点看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他所做的是对高中高年级生进行一种团体治疗，并在年终时发现种族偏见下降了，尽管一整年他都严守自己订立的规约避免提到这一类词句。偏见不是按一下按纽就能创造的。你无须训练人染上偏见，你也不能真正直接地训练他们“消除偏见”。我们曾经试验过，没有很好的效果。但偏见的消除象火花一样从轮盘上飞出，作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副现象、副产品而实现，不论是由于心理治疗或由于任何其他能改善人的影响。

大约二十五年前，我曾对创造性进行过调查研究，我的方法和传统的科学（原子论的）方法非常不同。我不得不发明整体论的交谈法。我试图一个人又一个人地去了解，尽我的可能进行深入、深刻、充分的了解，直到我觉得对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作为独特的、个别的人）有了真正的理解。这好象我是在获取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的非常充分的历史材料而不怀有特定的课题或问题，就是说，不是抽取这个人的某一方面而不涉及另一方面，而是在进行个案研究。

假如允许我直率地提出质疑，我要说我坚信，因果方式的思维虽然在非生命世界相当起作用而且我们已经学会利用它解决人的问题并多多少少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哲学已经死去了。我们绝不能再这样做，因为它只能引导我们进入特定的思维，即关于某一原因引起某一后果和某一要素产生某一要素的思维，而不是使我们对那种不系统的和机体的改变保持敏感，对这种改变，我曾试图说明，其中任何单一的刺激据设想都将会改变整个机体，而改变的机体又会引起生活一切部分的行为改变（这也适用于社会组织，不论大和小）。

例如，假定你想到身体健康，又假定你问“你是怎样使人的牙齿好些的？”“你是怎样使他们的脚好些的？”或他们的肾、眼睛、头发等等，任何一位医生就会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是改善一般系统的健康。就是说，你要改善一般因素。假如你能改善饮食和生活方式等等，那么这些办法将能一举改善他们的牙齿、肾脏、头发、肝脏、肠子，以及其他任何器官，即整个系统都得到改善。同样地，一般的创造性，按照整体论的看法，也是从整个系统中发出的，一般地改善的。而且，任何能产生更有创造力的人的因素也能使人成为一位更好的父亲，或更好的老师，或更好的公民，或一位更好的舞蹈家，或一位更好的什么人，至少达到和一般因素的增强相应的程度。当然，接着还要有特定的因素与此相加，才能把好的舞蹈家或好的作曲家和好的父亲区分开。

葛洛克和斯塔克写过一本讨论宗教社会学的好书，我愿推荐作为一种对这一类型原子论的和特定的思维的相当高明而又合格的描绘。特定思想家，刺激-反应思想家，因果思想家，“一因到一果”的思想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领域，这两位作者就是这样做的。首先，他们当然觉得必须给宗教下定义，当然，他们不得不下定义说宗教是纯粹的、分立的，说它不是任何别的什么，进而把它孤立起来，和其他每一事物分割开。然后开始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和“非A”绕来绕去。“A”是所有的“A”，不是“A”以外的任何东西。它是纯粹的“A”；而“非A”是纯粹的其他事物，因此两者没有交迭，没有融合，没有结合，没有熔接，等等。原有的可能性（一切有深刻宗教思想的人都非常认真看待的）——认为宗教态度能成为任何行为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特征——的确是一切行为的特征之一——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上便消失了。这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进并陷入一种绝对的、全盘的混乱，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美丽的混乱。他们钻进了死胡同，停留在那里，使宗教行为和所有其他行为完全分开，以致他们全书所讨论的都是外部行为，去教堂或不去教堂，节约或不节约小片的木料，对某件事或另一件事表示或不表示敬意，这样便把我称之为小“r”（宗教一词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的宗教完全排除在全书以外，小“r”宗教指那些有深刻宗教思想而又可能和宗教机构、超自然现象、偶象崇拜无关的人的宗教态度和情感、情绪等。这是原子论思维的一例，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在任何生活部门中，一个人都能进行原子论思维。

我们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创造性，只要我们想那样做。我们能把创造性弄成一种主日行为，它出现在一间特定的室内，一座特别的建筑物中，比如在一个教室里，并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如星期四。它只有在那间室内和那个时间内而不是在任何别的时间和地点才是创造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只有某些领域和创造性有关，如绘画、作曲、写作，而不是烹调或驾驶出租汽车或做管工。但我愿再次提出，创造性是几乎任何行为都有的一个方面，不论是感知的，态度的，或情绪的，意动的，认知的，或表现的。我想，假如你以这样的方式研究它，你将能提出各式各样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你以另一种两歧化的方式研究创造性，将不会出现。

这有点象你学跳舞时可能采取的不同方式。大多数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都要经过亚瑟摩雷学校的训练，先出左脚然后迈右脚走三步，这样一点一点地你经历了大量外部的、有意的运动。但我想我们都会同意，我甚至可以说我们都知道，有助于学会跳舞的心理疗法就在于使你懂得有成千的效果其中很可能就有很好的舞蹈动作，就是说，要更自由地跳，更优雅、不拘束、不抑制、不自觉、不渴求，等等。同样地，我想，好的成功的心理治疗（而我们都知道也有大量蹩脚的心理治疗）在我的经验里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性而无须你有意去培养，甚至无须你提及这个词。

我还要说，这种一般的研究似乎是一种谈论“气氛”的高明得多而富有成果的方法。我曾试图制定非线性系统组织的体制并找出这种组织中出现一切良好效果的原因。我能说的一切只有一句话，是整个场所造成了一种促进创造性的气氛。我不能拣出某一种主要的原因盖过其他。有一种一般性的自由，象大气一样，弥漫全身，无所不在，而不是例如你在星期二做的某一件小事——一件特定的、可以和其他事件分割开的什么事情。能增进创造性的正确气氛、最佳气氛将是一种理想国，或优美心灵的组织，象我宁愿采取的名称那样。那将是一种社会，它是特地为促进所有人的自我完成和心理健康而设计的。这就是我的一般说明。在此范围内并以此为背景，我们然后才能用一种特定的“轮廓”，一种特定的格局，用特定或特殊因素使某某人成为一位优秀的工匠而另一个人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但没有那个一般的社会背景，在一个不良的社会中（这是一种一般的制度论述），创造性就会较少可能出现。

我想，治疗方面的类似物在这里对我们也是有用的。我们从那些对这一研究和思想领域有兴趣的人那里可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们必须正视他们提出的什么是同一性，什么是真实的自我，什么是治疗和教育在帮助人趋向同一性时应该做的等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某种自我、某种特征的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设想为生物性的。它是体质的，气质的，“类似本能的”。我们是一个物种，我们不同于其他物种。假如是如此，假如你能接受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把人作为纯粘土可以铸造或强化成为任何预先设计的形状象某一专断的控制者所要求的样子，那么你也必须接受作为揭示、解除束缚的治疗模型，而不是作为铸造、制造和塑造的治疗模型。这对教育也适用。由这两种关于人性的不同概念所构成的基本模型也是不同的——在教育、学习，在每件事上都不同。

那么，创造性是否一般人类遗传的一部分呢？它确实经常会丧失，或被掩盖，或被歪曲，或被抑制，或受到任何可能的阻碍，那么任务就在于揭示什么是所有婴儿生来就有的东西。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个我们必须讨论的基本哲学立脚点问题。

最后，我愿再说一点，一个一般问题，而不是一个特定问题。我愿问一问，什么时候我们不想要创造性？有时，创造性能成为一种可怕的累赘。它能成为一种麻烦的、危险的、混乱的事情。我曾从一位“创造性的”研究助手那里理解到这一点，她把我曾研究了一年以上的课题搞乱了。她变得“有创造性”了，中途改变了全部事务，甚至没有跟我打个招呼。她搞乱了所有的资料，浪费了我一年的工作，弄得乱七八糟。我们要求火车基本上正点运行，要求牙医一般不要有创造性。我的一位朋友几年前有一次要动手术，他还记得当时一直感到不安和担忧，后来他见到了他的外科医师。很幸运，医师是一位精细专心型的人，非常干净利落，一丝不苟，小络腮胡子，须发齐整，一位十分正规、有节制而清醒的人。我的朋友宽慰地长嘘一声——这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这是一位能进行规范的、惯常的、平凡手术的人，不会玩任何花样或试验任何新法或实验进行任何新的缝合手术等等。我想，这不仅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重要的，我们的分工要求我们听从命令，执行计划，不出意外。而且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仅就我们作为有创造性的工作者来说是如此，而且作为研究创造性的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神化创造过程一个侧面的倾向，神化热情，顿悟，神化启示，好主意，神化夜半灵感的来临，并往往会低估随后的几年艰辛劳动，那是任何美妙想法要成为有用的东西都不可缺少的。

只从时间的角度看，美妙的想法确实只占有我们时间的一小部分。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艰苦的工作。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些麻木的孩子更多出在我的门下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常常同意我的某些看法，因为我写过有关高峰体验和灵感等等的文章，他们就觉得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生活没有每日或每时的高峰体验就不能算是生活，因此，他们不能做任何烦人的工作。

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不，我不想做这件事，因为它不能使我感到愉快，”于是，我涨红了脸，怒气上升，“什么话！你干，不然我开除你”，然而他认为我在践踏我自己的原理。我也认为，要对创造性进行更有分寸和更平衡的描绘，我们研究创造性的人必须对我们给予他人的印象负责。显然，我们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是，创造性象闪电在某一伟大而光荣的时刻击中你的头脑。能创造的人也是优秀的工作者这一事实往往被忽视。

第六章 创造中的情绪障碍（选）

当我着手研究创造性这一方面的问题时，它完全是一个学院的、教授课业的问题。近几年来我被调到大工业或象美军工程设计这样的机构，这真是一件使我惊异的事。对于新部门的业务我一无所知，我颇感不安，象我的许多同事遇到这种事时一样。我不敢肯定，我所做的工作和我得出的结论以及我们今日关于创造性的认识在当代大机构的形式中有多少用处。我能提供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悖论，问题和谜，而这时，我不知道，它们将如何解决。

我想，对有创造性的人员的管理是既棘手又重要的问题。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要谈论的实质上都是一些不合群的人。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那种有创造性的人往往在一个机构中很容易和人发生摩擦，由于很怕再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一般都躲在一个角落或顶楼里独自工作。大机构中“不合群者”的地位问题，我以为，是这个机构有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这也有点象是试图调和革命和稳定的社会，因为我所研究的人本质上是革命的，他们是背对着现存的东西，不满意现状的。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我想我要做的不过仅仅是扮演研究者、医师和心理学者的角色，把我所学的知识抛出来，把我所有的看法提供出来，希望能对有关的人有点用处。

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尖端领域，那是你们都不能不非常、非常深入开发的——一个新的心理学尖端领域。假如我能预先概要说明我将要说的内容，我可以这样概括：在最近十年左右的期间，我们已经发现，原来我们真正感兴趣的那种创造性的根源，或真正新思想的产生，是深蕴在人性的内部的。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词汇可以代表它。假如你愿意，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谈论，即谈论“无意识”。或用另一个心理学派的术语，你可以选择“真实的自我”作为话题。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它都是一个更深层的自我。它的更深是在一种操作的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如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家所看到的那样，即在你不得不挖掘它的意义上说它是更深的。它的深蕴就象矿藏的深蕴一样。它是深蕴在地下的，你不得不奋力透过表层才能得到它。

说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是就大多数人对它的无知说的，这样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含义，这个含义在历史上是从未提出过的。这是某种不仅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是我们怕知道的东西。那就是说，有对于知道它的“抗拒”存在。这就是我要试着说明的问题。我是在谈论我称之为始发创造性的东西，而不是次级创造性，始发创造性来自无意识，它是新发现之源，真正新事物之源，是离开现存东西的新思想之源。这是一种和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多产性，一位名为安娜·萝的心理学家曾在一些新近的研究中做出过证明，她在一组又一组的知名人物——有能力的、成果累累的、起作用的著名人物中发现了它。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她研究了《美国科学家全书》中所有带星号的生物学家。在另一项研究中，她又对美国的每一位古生物学家进行了研究。她能证明一个非常特别的悖论，我们都不得不涉及的问题，即，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病理学家或治疗家称之为相当刻板的人，相当拘谨的人，对他们的无意识有所惧怕的人，象我上面提到过的那样。于是，你可能达到我曾达到的一种特别的结论。我现在已习惯于两类科学的想法，两类技术的想法。假如你需要，科学能定义为一种技术，运用它，没有创造性的人也能创造和发现，只要能和许多别的人一起工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工作，等等。那就是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和次级科学的东西。

但我想，我能揭示来自无意识的始发创造性，我曾在我选出进行仔细研究的特别有创造性的人中发现了这种创造性。这种始发创造性极有可能是一种每一个人都有的遗传素质。它是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东西。在所有健康儿童中肯定都能发现它的存在。它是任何儿童都具有而大多数人长大以后又会失去的那种创造性。它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普遍的，假如你以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挖掘它，假如你探入人的无意识层，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我只要向你提供仅仅一个例子，你们自己或许也都能经验到的例子。你知道，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比在醒时的生活中有更多得多的创造性。我们能变得更聪明，更机敏，更大胆，更有独创性，等等。把盖子掀开，把控制去掉，把压抑和防御撤除，我们一般能得到比表面可见更多的创造性。我最近曾走访我的一些精神分析家朋友，想了解他们解放创造性的经验。精神分析家的普遍结论，我敢肯定那也是所有其他心理治疗家的意见，是说通常可以期望一般的心理治疗能解放出治疗前没有出现的创造性。要证明它是非常困难的，但那是他们都有的印象。假如你愿意，可以称它为专家意见。那是从事这件工作的人的印象，例如他们曾帮助那些想写作却有心理障碍的人。心理治疗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克服这种障碍，使他们重新开始写作。因此，一般的经验是：心理治疗，或深入这些通常受到压抑的深蕴层，能使一种我们大家都有的但又失去的遗传素质得到解放。

有一种形式的神经症能使我们在突破这一问题中学到许多东西，而且它是一种容易理解的事情。我想首先谈谈它。我指的是强迫症。

有这种神经症的人是刻板的、封闭的人，他们不能开怀玩乐。这是一些总想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因而看起来相当冷漠，在极端的案例中甚至是毫无表情的。他们总是很紧张，很局促。这种人在正常状态下（发展到极端，它当然是一种疾病，不能不接受精神病医师和心理治疗医师的治疗）一般是非常有秩序、非常整洁、非常准时、非常有条理、非常有节制的，能成为很有用的人才，例如，优秀的簿记员，等等。现在，用心理动力学的术语可以非常简明地把这些人说成是“尖锐分裂的”，可能比大多数其余的人都更明显地分裂，如在他们意识到的事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他们对自己隐藏的、那些无意识的、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分裂。当我们更多地理解这些人时，对压抑的原因有所理解时，我们就会懂得，这些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于是我们又一次从极端的例证中学到了某些有关较一般和较正常情况的知识。这些人必然会成为如此。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不可能走另一条道路。这是唯一能使他们达到安全、秩序、无畏惧、无焦虑的道路，即通过条理化、预见、控制、驾驭的道路。这些合意的目标都只有用这些特殊的办法才能达到。对于这样的人，“新”东西是有威胁的，而任何新东西对他都不可能出现，因为他能把它纳入他过去的经验，能使变动的世界冻结，能自以为什么都没有变。他只有依据那些过去很起作用的、“久经考验的”规律和法则、习惯、适应方式步入未来，并坚持在未来继续利用这些法则，他才会感到安全而无焦虑。

为什么他不得不这样做？他怕的是什么？动力心理学家的回答是——用非常一般的术语说——他怕自己的情绪，或最深处的本能渴望，或最深蕴的自我，那些他拼命压抑的东西。他不得不如此！不然他觉得他会发疯。这一畏惧和防御的戏剧在人体内扮演，但他使它趋向概括化，向外投射于整个世界，于是也很容易以这种方式看整个世界。他真正防范的是自己身内的危险，但此后任何使他想起这些内部危险或和这些危险相似的东西只要他一看见就会在外部世界中与之战斗。他同自己趋向混乱的冲动作战而变得特别有条不紊。外界的混乱将使他受到威胁因为混乱使他想起他内部的混乱，或怕他抑制的冲动起来革命。任何危及这种控制的东西，任何能增强那危险的潜伏的冲动或削弱那防御的壁垒的东西，都将使这样的人担惊受怕。

在这样的过程中丧失的东西很多。自然他能赢得一种平衡。这种人能终其一生不致垮掉，能掌握事态于控制之下。他的极大努力用于控制，大量精力消耗于控制中，因而仅仅控制自己也会使其疲惫不堪。控制是疲劳的根源。但他能对付下去，继续保护自己，防范他的无意识中的危险部分，或防范他的无意识自我，或他的真实自我，他曾受到教导认为那是危险的东西。他必须把一切无意识的东西驱逐出去。

我所说的这些话是要表明，我们的快乐、幻想、欢笑、游荡等等能力，成为自发的能力，和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创造的能力，都是出于这一无意识，出于这一深蕴的自我，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一般地说，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是心存戒惧因而力求加以控制的，而我们的创造能力则是一种智力的游戏，是一种能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能进行幻想，放任，并暗自着迷若狂的能力（每一真正新颖的思想起初看来都象是疯狂）。强迫症患者放弃了他的始发创造性。放弃审美的可能性。放弃他的诗意。放弃他的想象。淹没他的一切健康的稚气。而且，这也适用于我们称之为良好适应的问题，适用于曾被非常细腻地描述为严丝合缝戴笼头的本领，即善于处世，很现实，按常识办事，成熟，能干大事。恐怕这些适应的某些方面也意味着背弃那些对良好适应构成威胁的东西。这是一些与世俗妥协、与常识的需要、与物质、生物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妥协的动机和努力，它一般是以放弃我们深蕴自我的一部分为代价的。它在我们中不象在上面说明过的情况中那样显著，但恐怕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称为正常成人适应的东西也越来越意味着背离那些会威胁我们的东西。而威胁我们的东西则是温柔、幻想、情感“稚气”。有一件事我未曾谈过但最近在我对有创造性的人的研究中曾深感兴趣（对非创造性的人的研究也同样），那就是对于所谓的“女人气”、“女性”或我们直接称之为“同性恋”的任何事物的极端畏惧。假如他是在一种硬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女子气”实际上意味着一切有创造性的活动：想象、幻想、色彩、诗、音乐、温柔、感伤、浪慢，但这些一总都作为危及一个人的阳性形象而被隔离开了，一切被称为“柔弱”的东西往往会在正常男子的适应中受到压抑。而许多被称为柔弱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一点也不柔弱。

现在我想，在讨论这些无意识过程时，讨论精神分析家称之为“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的概念时，我能对于这里谈论的题目有点用处了。力求有条不紊地对待杂乱无章，以理性对待非理性，这是一项硬任务，但我们已经有办法这样做。以下是我曾写过的一些评论。

这些始发过程，这些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即感知世界和思维的无意识过程，这些我们这里所关心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不同于常识法则的，不同于严密逻辑、不同于精神分析家称为“次级过程”的东西，在次级过程中，我们是合逻辑的，明智的，现实的。当“次级过程”和始发过程隔离开时，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双双受损。在极端情况下，把逻辑、常识和理性同人格的深蕴层隔离开或完全分割，会造成强迫症，造成强迫性理智型人，这种类型的人简直无法在感情世界中生活，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恋爱，因为爱情是不合逻辑的，他甚至不能容许自己失声大笑，因为大笑是不合逻辑，不合理和不明智的。当这样被隔离开，当这个人已经分裂时，你便得到了一种有毛病的理性，以及也有毛病的始发过程。这些次级过程，弄得分隔开和二歧化，可以被认为主要是畏惧和挫折造成的一种结构，也就是一种防御、压抑和控制的系统、一种抚慰的系统所造成的，为了能够以狡诈而隐秘的手段和一个使人受挫的、危险的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讲和，因为它们是满足我们需要的唯一源泉，使我们要得到任何满足都不能不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这样一种病态意识，或病态我，或意识我，变得越来越觉察到它所领悟的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并奉之为生活的金科玉律了。这意味着一种盲目性。强迫型人不仅失去了许多生活乐趣，而且他也变得对他自己的许多方面在认知上盲无所见，对他人的许多方面，甚至对自然的许多方面也同样看不见了。甚至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也会对自然的许多方面盲无所见。确实，这样的人也能做成某些事情，但我们必须首先问，象心理学家总要问到的：那是以怎样的代价做出的——对他自己而论？其次，我们也还要问这样做出的是哪些事情？它们是否值得去做？

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强迫症例子是我过去的一位老教授，他是一个有节约癖的怪人。他把读过的所有报纸都按周分别捆好。每周的报纸都用一根小红线捆上，然后再按月放在一起用一根黄线捆好。他的妻子告诉我，他每天的早饭也是很规律的。星期一是桔子汁，星期二是燕麦粥，星期三是梅脯，等等。如果星期一给他吃梅脯就要闹一场。他节省旧刀片，把自己所有的旧刀片都攒起来，包裹好，贴上标签。当第一次进入他的实验室时，我记得他曾给每一件东西贴上标签，正如这样的人会做的那样。每一件东西都要编组，贴上带有粘胶的小条作为标记。我记得他不惜花上几个钟头设法在一个小探针上贴标签。有一次我打开他实验室里的一架钢琴，那里也有一个标签，说明它是“钢琴”。这样的人是真的有毛病了。他自己也非常不愉快。这样的人做的这一类事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很有关系。这些人做了一些事，但他们做的是什么事啊！这些事有价值吗？有时候有价值，有时候没有价值。我们也知道，很不幸，我们许多科学家是这种类型的人。在这种工作中，这样的探察性格偶尔也会非常、非常有用。例如，这样的人能花上十二年对某一单细胞动物进行微细解剖分析。这种解剖分析需要所有人都具有的那种耐性、坚持性、顽强性和认知需要。社会也极经常地用得上这样的人。

于是，用这种二歧式防范和畏惧的眼光看始发过程——这就是疾病。但这并不一定非成为疾病不可。深深下降时，我们用希望、畏惧和满足的眼睛看世界。假如你象一个真正幼小的孩子那样看世界、看自己和看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那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在没有否定，没有矛盾，没有分裂的同一性，没有对立，没有互相排斥的意义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对于始发过程，亚里士多德并不存在。始发过程不依赖于控制、禁忌、训练、抑制、延宕、计划和对可能或不可能的计算。它和时间、空间或顺序、因果、秩序，或和物理世界的规律无关。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物理世界的世界。当我们把始发过程置于一种必需的情境中时，当始发过程必须伪装自己防范意识的觉察、使事情不那么具有威胁性时，始发过程能把几个物体浓缩为一个物体象在梦中能做到的那样。能使情绪脱离它们真正的对象移置到另外的无害对象上。能通过象征化进行掩饰。能成为全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请回忆梦。我所说的一切对梦都是适用的）。始发过程和行动没有关系，因为它能不用做什么或无须动作而只凭幻想使事情发生。对于大多数人，它是前语言的，非常具体的，和原体验更接近的，并往往是视觉的。始发过程是先于评价的，先于道德的，先于伦理的，先于文化的，先于善和恶。在大多数文明化的人中，正因为始发过程被这种二歧化挡住了，往往成为孩子般的，不成熟的，若狂的，危险的，可怕的。记住：我曾提供一个人的例子，他已完全压制了始发过程，完全隔开了无意识。这样的人就我所说明的那种特定的方式看是一个病态人。

另一种人，他的二级过程——控制、理性、秩序、逻辑过程已经完全破碎，那也会成为一个精神分裂者。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患者。

我想，你们能看出这个论断的含义。在健康人中，特别是在能创造的健康人中，我发现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和综合始发和次级两种过程，意识和无意识两者，探蕴的自我和自觉的自我两者，能高明地且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我能肯定地报告，这是可能做到的，尽管不很普遍。可以肯定，用心理治疗可能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发展。更深的和较长期的心理治疗甚至能更有效。这一融合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两者互相渗透就能在特征上都有所改变。无意识不再变得更有威胁性。这样的人能带着他的无意识生活；让我们说，他能带着他的稚气、他的幻想、他的想象、他的愿望满足、他的女子气、他的诗意、他的若狂性生活了。象一位精神分析家用一句妙语所说的，他是一个“能倒退而为自我服务的人”。这是有意的倒退。这样的人能随时利用那种我想我们都会很感兴趣的创造性。

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强迫型人，在极端的例子中是不能娱乐的。他不能顺其自然。这样的人，举例说，往往避免社交聚会，因为他太敏感并设想参加聚会可能显得有点傻相。这样的人怕贪杯，因为那会使他失去控制而造成很大的危险。他必须所有时间都在控制中。这样的人很可能是一个难以催眠的被试。他很怕麻醉，或任何其他有损于充分意识的状态。这是一些力求在聚会中保持尊严、秩序、自觉、理性的人，在那里你会被认为不是那样的。当我说一个十分安于他的无意识的人能那样顺其自然时，我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在这种聚会中要有点疯狂，要有傻相，要插科打浑，并以此为乐，无论如何要有狂热的时候——一象那位精神分析家所说的“为自我服务”。这象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倒退——而不是力图显得庄重和总是有所控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就象一个被描绘为“大模大样的”人，甚至坐在椅子里也是那样。）

也许我现在能够就这种对无意识的开放态度多说几句了。心理治疗、自我治疗和自我认识全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情况都在于无意识和意识的彼此隔离。你如何能使这两个世界——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彼此相安呢？一般地说，心理治疗过程是在专家的帮助下一点一点地逐步面对最上层无意识的问题。这些上层无意识暴露在眼前，被容忍并被吸收了，原来并不危险，并不可憎。然后是再下一层，又下一层，在同样的过程中使一个人正视他十分畏惧的东西，并发现当他确实正视它时，并没有什么起初觉得可怕的东西。他曾经怕它，因为他一直是用他惯用的那种儿童的眼光看它。这是儿童的误解。儿童畏惧并因而压抑的东西，被推出了常识学习和常规体验的范围以外因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直到它再被某种特殊的过程拖出来。意识必须变得十分强大才敢于同敌人交朋友。

通观历史，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问题。男人害怕女人，因而曾统治女人，这种统治是无意识的，我相信他们这样做的理由非常象他们对自己始发过程的畏惧。请记住，动力心理学家往往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很大成分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即女人会使男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无意识，也就是想到他们自己的女性，他们自己的柔和与温存，等等。因此，同女人作战或力图控制女人，贬低她们，这已成为对于这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的无意识力量进行控制的努力的一部分。在担惊受怕的主子和满怀憎恨的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的。只有当男人变得足够坚张，足够自信，并足够整合时，他们才能容忍并最终喜爱自我实现的女子，喜爱人性丰满的女子。但是没有一个男人（在原理上说）能够在没有这样一个女子作为伴侣的情况下而实现他自己。因此，坚强的男人和坚强的女人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因为两者的存在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也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女人成长为男人，男人也成长为女人。而最后，他们也是相互报答的。假如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子，你要赢得的也是那样的女子，那样的女子也是你应得的报答。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类比上来，健康的始发过程和健康的次级过程，或健康的幻想和健康的理性，需要彼此的帮助，以便融合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在年代顺序上，我们关于始发过程的知识最初是从研究梦和幻想和神经症过程中得来的，以后又从精神病研究和对疯狂过程的研究得来。这一知识只能一点一点地从它的病理学濡染中解放出来，从非理性、从不成熟、从贬意的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是在近年，在我们对健康人的研究中，我们才逐渐意识到，充分意识到创造过程，意识到娱乐、审美感知、健康爱的意义、健康的成长和形成、健康的教育，才懂得每一个人既是诗人，又是工程师，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是孩子，又是成人，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既处在心理世界中，又处在自然世界中。我们也是逐渐地才懂得，我们如果天天都力求成为仅仅并纯粹合理，仅仅合乎科学、逻辑，仅仅明智、实际、承担责任的人，我们便会有所失。我们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确信，整合的人，充分发展的人，充分成熟的人，必然是在这两种水平上同时对自己起作用的。当然，现在已很少有人污蔑人性的这一无意识面，把它说成是病态而不是健康。弗洛伊德曾这样想过，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知道，全面的健康意味着在所有的水平上都对自己起作用。我们不再说这一方面是“恶”而不是“善”，是低级而不是高级，是自私而不是不自私，是兽性而非人性。通观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文明史，更特别是基督教史，总是不能摆脱这种二歧式。我们不再能把自己二歧化为洞穴人和文明人，恶魔和圣贤。我们现在能够把这看成一种不合理的二歧式，一种不合理的“非此即彼”，通过这种分裂和二歧化过程本身，我们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此”和一个病态的“彼”，也就是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意识和一个病态的无意识，一个病态的理性和一个病态的冲动。（理性能成为十足的病态，你在电视上的问答比赛节目中能很快看到这种病态。我听说有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古代史专家，他的收入极高，曾告诉某人他达到这一步只不过是靠熟记下全部剑桥古代史。从第一页开始直到末一页，现在他已熟知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日期和每一个名字。这个可怜的家伙！亨利曾写过一个人的故事，他想既然百科全书概括了全部知识，他就无须为进入学校发愁了，只要熟记百科全书就行了。他从A部开始，然后是B部、C部，等等。那就是一种病态的理性。）

我们一旦超越并解决了这种二歧式，一旦能把两极一起纳入它们本来就在其中的统一体，例如，在健康儿童中，在健康成人中，或在特别有创造力的人中，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二歧化或分裂本身是一个病理过程。这时也就有可能结束一个人的内战了。这正是我称为自我实现的人中所发生的事情。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他们描绘为心理上健康的人。那正是我们在这样的人中所看到的。当我们从总体中挑拣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最健康的人时，我们将发现这些人在他们一生中，有时得益于治疗，有时没有治疗，都已经能把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并在两者中都能安然地生活。我曾描述健康人好象具有一种健康的稚气。它很难用言语说明，因为“稚气”一词习惯上意味着成熟的反面。假如我说，最成熟的人的生活也是赤子般的，这听起来象是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也许我能用我说过的聚会的例子来解释。最成熟的人也是最能打趣的人。我想，这是一种更可以接受的说法。这些人也是能够随意倒退的人，他们能变得象个孩子并和孩子在一起玩，接近孩子们。我想，孩子一般会喜欢他们并愿意和他们相处的，这绝非偶然。他们能倒退到那一水平。非意愿的倒退自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自愿的倒退却显然是非常健康的人所特有的表现。

至于如何达到这种融合，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在日常促进人内部这种融合的实践中我所知的唯一真正可行的办法是心理治疗。这当然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或甚至受欢迎的建议。自然，也存在自我分析和自我治疗的可能性。任何能增进深蕴自我知识的技术在原则上应该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力，使他能够利用幻想与观念作戏的这些原动力，能够超越这个世界和地球，摆脱常识的束缚。常识意味着在今日现世中生活，但有创造性的人是那些不想要今日现世而宁愿造就另一个世界的人。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能够超越地球的表面，去想象，幻想，甚至成为疯狂的和着迷的，等等。我能提出的建议，向那些管理有创造力的人的人员提出的实际建议很简单，只能是注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因为他们是已经存在的，然后把他们选拔出来，并紧紧把握住他们。

我想我的这一推荐对于一个公司是有作用的。我试图向他们说明这些第一流的创造性人物是怎样的。他们往往正是那些在一个机构中制造麻烦的人。他们往往不遵循惯例，往往有点古怪；不现实，常被称为缺乏训练；有时不严格，“不科学”，那是就一种特定的科学定义说的。强迫性格较强的同事往往称他们为幼稚、不负责任、野性未除、发疯、爱推测、无批判、无规律、容易激动，等等。这听起来象是对浪荡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的描述。但我认为，应该强调，在创造性的早期，你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浪荡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了。有一种“脑风暴”法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个处方能成为有创造性的，因为这来自那些已经成功地成为有创造性的人，他们让自己在早期思想阶段成为这样的浪荡汉。他们让自己成为无批判的。他们任各式各样怪诞的想法进入脑海。在情绪和热忱的阵阵勃发中，他们可能潦草写出诗篇或公式或数学解答，或制定理论，或设计实验。这时，只有这时，他们才进入次级过程，变得较有理性，较有控制，并有批判了。假如你在过程的第一阶段就力求有理性，有控制，有秩序，你会永远得不到它。我所记得的“脑风暴”法正是这样的——无批判——任你自己与观念作戏——自由联想——任它们跳到桌面上来，大量地，然后，只有这时，才抛掉那些不好的想法，或无价值的想法，保留那些好的。假如你怕造成这样的狂想错误，你也就永远别想得到任何光辉的思想。

自然，这种波希米亚式的事务无须千篇一律或持续到底。我所谈论的是那样的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这样做（倒退为自我服务；自愿的倒退，自愿的发狂；自愿进入无意识）。这些同样的人后来又能戴上他们的帽子、穿上长衫，成长起来，变得理性了，明智了，有条理了，等等，并能用批判的眼光审查他们在热情迸发时和创造性炽燃时产生的一切。于是，他们有时又能说，“它在诞生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美妙，但它实际并不怎么样”，因而又把它抛弃。一个真正整合的人能够既是次级的，又是始发的；既是稚气的，又是成熟的。他能倒退，然后又回到现实中来，在他的反应中变得较有控制和批判精神。

我曾提及，这对一个公司或至少对公司中负责人事管理工作的人是有用的。因为正是这样的人他一直在考虑要解雇。他非常强调执行命令和顺从机构的安排。

我不知道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将要如何处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这对风纪会有怎样的影响。这不是我的讨论范围。我不知道在一个机构的工作过程中怎样才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人物，这个机构不得不有条不紊地进行许多贯彻某一想法的工作。一个想法仅仅是完成一项任务必须经历的复杂过程的开始。这是我们将在美国而不是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推测可能还需要十几二十年时间。我们已经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巨额的经费现在正用于研究和发展。创造性人才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我毫不怀疑，那些曾在大机构中行之有效的实施准则绝对需要某种改变和修正。我们将不得不寻求某种方法让人在机构中能表现出个人特色。我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步。我想这将不得不成为一种实践的结果，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再另外试一试，最后达到某种经验的结论。我要说，如果能认准这样做不仅是发狂而且是创造性的特征，那将是有帮助的。（顺便说，我不想对任何这样做的人都给予好的评价。他们有些人确实是发狂了。）现在我们已开始学会分辨。要学会尊重这种人或至少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他们，并设法使他们与社会合拍。这样的人今天大都是孤独者。我想，你们将更有可能在学院环境中而不是在大机构或大公司中发现他们。他们在学院会觉得更安适，因为在那里容许他们爱怎么发狂就怎么发狂。人人都期待着教授们的狂想，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影响。任何别的人都见不到他们，除非是听他们讲课。但教授有充足的时间通常在他的顶楼或地下室梦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论是否可行。在一个机构中，你会弄得精疲力竭。我最近听到一桩滑稽事。两位精神分析家在一次聚会中相遇。一位分析家走到另一位跟前打了他一记耳光。挨打的分析家毫无思想准备，愣了片刻，然后耸耸肩说，“那是他的问题。”

第七章 我们需要创造性人物（选）

普遍的需要

我想，强国的统治者们己开始认识到，那些有能力做出这种发现的人正是那种罕见的怪人，那些创造性人物，那些他们总是以反射式的敌对态度相待的人。现在，他们将不得不学习管理创造性人才的方法，创造性人物的早期选拔，创造性人物的教育和培养，等等。

在实质上，这就是我认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我们的领导人今天对于研究创造性的理论感兴趣的原因。我们所面临的历史环境有助于在富有思想的人们中间，在社会哲学家中间，在许多其他类型的人们中间创造出一种对创造性的兴趣。我们的时代比历史上任何以前的时代更明显地处于流动中，处于过程中，更迅速地在改变着。新的科学事实、新的发明、新的技术发展、新的心理事件、物质丰裕等等的加速度积累，今天己向每一个人提供了不同于任何以前曾出现过的情境。除别的事情以外，这一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新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缺乏已使各式各样的改变成为必要，那是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的。例如，教育的全过程，特别是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在近几十年已经完全改变。简单地说，学习事实已经很少有用处了，事实太快就过时了。学习技术也一样，技术几乎过夜就过时。例如，工程学教授向他们的学生传授他们自己过去学生时代的所学也几乎毫无用处了，这些技术现已毫无价值。实际上，我们几乎在生活的每一领域都面临旧事实、旧理论、旧方法的过时问题。我们全都是一群马车鞭子制造者，这种手艺现在已毫无价值。

新的教育概念

那么，什么是教育人，例如，成为工程师的正确方法呢？很明显，我们必须把他们教育成为创造性人物，至少就能够对付新事物和即席创作的意义说是如此。他们必须不怕改变，必须能安于改变，安于新事物，而且，假如可能（因为那样最好），甚至能享受新事物和改变的乐趣。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教育和训练的不是旧的和标准意义上的工程师，而是新的意义上的即“有创造力”的工程师。

这一点，一般地说，也适用于事业和工业中的执行者、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必须是能够对付任何新产品或任何旧工作方法不可免的迅速过时问题的人。他们必须是不反对改变而能预见改变的人，是能够以足够勇气接受它的挑战并从中寻求乐趣的人。我们必须培育出一大批即席创作者，“此时此地”的创造者。我们必须以一种与惯常方式大不相同的方式给熟练的人或训练有素的人或受过教育的人下定义（即，不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往昔知识因而能在未来事务中得益于过去经验的人）。我们能称之为学习的许多作法已经变得无用了。任何种类的学习只要是简单的应用过去于现在，或在现在情境中利用过去的技术，在许多生活领域中都已经过时了。教育不再被认为根本上是或仅仅是一种学习过程，它现在也是一种性格训练，一种人格训练过程。自然，这不是完全正确的，但它在很大成分上是正确的，而且它将变得一年比一年更正确。（我想这也许是我最彻底、直率而无误地畅所欲言的方法。）过去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几乎变得毫无价值。过分依赖过去的人在许多职业中几乎变得毫无用处。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人，他能同他的过去决裂，他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勇敢，能在现在情境中信赖自己，假如需要能以一种即席创作的方式妥善处理问题而无须先期的准备。

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意味着更加强调心理健康和力量。它意味着更加珍视对此时此地情境给予充分注意的能力，能注意倾听，能注意观察我们面前的具体的、直接的契机。它意味着我们需要那些不同于一般类型的人，后者面对现在似乎现在不过是过去的重演，把现在仅仅当作应付未来威胁与危险而做好准备的时期，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在无准备的情况下应付到来的时刻。这种新型的人，即使没有冷战，即使我们都联合在一个同胞兄弟般的种族中，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他只是为了对付我们将在其中生活的新型的世界。

由于实质上我们讨论的是一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的哲学，一种类型的性格，于是，着重点便从对创造产品的强调，从对技术更新和美术产品和革新的强调等等转移开。我们必须变得对创造过程、创造态度、有创造力的人更感兴趣，而不单是对创造产品感兴趣。

我们必须更经常地用为我们例证的，不是那些具有社会价值的艺术或科学成果，而是我们必须集中注意于即席创作，那种灵活、恰当、有效应付任何突然呈现的此时此地情境的能力，不论它是否重要。所以如此，是因为用已完成品作为一种标准会引入太多混淆，如良好工作习惯、顽强、训练、耐性、良好编辑能力和其他一些特征，它们和创造性没有直接关系，或至少不是创造性独有的特征。

所有这些考虑使我们甚至更愿意研究儿童中而不是成人中的创造性。研究儿童能避免许多混淆和污染的问题。例如，在这里我们能不再强调社会改革或社会效用或创造产品。我们还能避开对先天杰出才能的专注从而也避免了问题的混淆（天才似乎和普遍的创造性很少关联，后者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秉赋）。

我真正关心的是新型的教育，那是我们必须发展的，这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我们所需要的新型的人，发展过程中的人，有创造力的人，能即席创作的人，自我信赖、勇气十足的人，自主自律的人。

第八章 事实和价值的融合（选）

科学的历史，或至少是伟大科学家的历史，是突然而狂喜地洞察真理的故事，这一真理随后才由更多缺乏想象力的工作者徐缓地、小心翼翼地、谨慎地给予证明，他们的作用更象珊瑚的昆虫而不是雄鹰。

有太多的人想象力很有限，他们把科学的本质定义为对假说的审慎核实，弄清他人的思想是否正确。但是，只要科学也是一种发现的方法，就不能不学习如何培养洞察力和想象力，然后，如何象运用资料那样运用它们。

“价值”一词的难题。很明显，我所讨论的问题和价值是有关系的，不论这个词的定义如何。当然，“价值”有许多定义，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事实上，它在语义上相当混乱，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将放弃这一含义混杂的词而宁愿选用更精确、更操作化的定义代表每一依附于它的亚含义。

用另一个形象的说法，我们可以设想“价值”概念为一个大的容器，装有各式各样杂乱的和模糊不清的东西。大多数谈论价值的哲学家曾力求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或定义能把容器内的每一件东西拴在一起，尽管许多东西是偶然进入容器的。他们问道，“这个词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忘记了它仅仅是一种标签，并不真正代表任何意思。只有繁复的说明才起作用，那就是说，需要把不同的人实际上对这个词的一切不同用法归类研究。

跟着到来的是一系列有关这一问题不同侧面的简短意见，假说和提问；是各种不同的使事实和价值可以说是相互融合的方式或接近融合的方式，就“价值”一词和“事实”一词的各种意义说的融合。这好象是一种转移，从词典编辑者之间的争论转移到对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中的操作和实际发生的事情的集中注意：从语义世界转移到自然世界。实际上，这将是把这些问题引入科学领域的第一步（科学的广泛定义包括经验资料和客观资料）。

作为“应该-是-探索”的心理治疗。我现在要用这样的想法来看心理治疗和自我治疗的现象。人们在寻求同一性、真实自我等等时提出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应该”的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成为什么？我应该怎样解决这一冲突？我应该从事这一事业还是那一事业？我是否应该离婚？我应该活下去还是死？

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很愿意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假如我是你，……”他们说，然后提出建议和劝告。但受过训练的人懂得，这样做不起作用，甚至有害。我们不说我们认为别人应该做什么。

我们懂得，从根本上说，一个人要弄清他应该做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先找出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达到伦理的和价值的决定、达到聪明选择、达到应该的途径是经过“是”、经过事实、真理、现实的发现的，是经过特定的人的本性的发现的。他越了解他的本性，他的深蕴愿望，他的气质，他的体质，他寻求和渴望什么，以及什么能真正使他满足，他的价值选择也变得越不费力，越自动，越成为一种副现象。（这是弗洛伊德的重大发现之一，也是常被忽略的一方面。）这样看，许多问题立即消失；另有许多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知道什么是合乎一个人的本性的，什么是合适的、正确的。（我们还必须记住，对一个人自己深蕴本性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一般人性的认识。）

那就是说，我们帮助他经由“确实性”寻求“应该”。发现一个人的真实本性既是一种应该的探索，又是一种是的探索。这种价值探索，由于它是对知识、事实和信息的探索，即对真理的探索，因而也正好是处于明智的科学的范围内的。至于心理分析方法，以及一切其他非干预的、揭示性的道家治疗方法，我能以同等的准确程度说，它们一方面是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价值发现的方法，这种治疗是一种伦理的探索，甚至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宗教的探索。

在这里请注意治疗的过程和治疗的目标（是和应该之间的另一对照）是不能分割的。把两者分开只能是荒唐或悲剧。治疗的直接目标在于弄清某人是什么；治疗的过程也是要弄清某人是什么。你要弄清你应该如何吗？那么请先弄清你是什么人吧！“变成你原来的样子！”关于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的说明几乎和关于一个人究竟是什么的说明完全相同。

在这里，“价值”，就目的的意义说，就你力求达到的终点、极限、天国的意义说，现在恰恰就存在。一个人努力寻求的自我，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现在恰恰就存在，正如真实的教育，不是一个人在四年路程的终点得到的那张文凭而是每时每刻的学习、领悟和思考的过程一样。宗教的天国，据设想要在生命完结以后才能进入，因为生命是无意义的，但实际在原理上是我们一生任何时刻都能达到的。我们现在就能进入天国，天国就在我们的周围。

存在和形成可以说是紧紧靠在一起的，现在同时存在的。旅行能给予目的的快乐；它无须只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许多人太晚才发现，由于多年工作才能得到的退休原来还不如工作的年月那么甜蜜。

接受。另一类事实和价值的融合来自我们称之为接受的态度。这里，融合与其说来自现实的改善，是的改善，不如说来自应该按比例的下降，来自对期望的重新确定，使期望更接近现实，因而更有可能达到。

我所说的这个意思能从治疗过程得到阐明，这时我们对于自己过于完美的要求，我们对于自己的理想形象在顿悟中破裂。当我们容许自己发现自己也有某些怯儒、妒忌、敌意、或自私的闪念时，那完美勇士、完美母亲、或完美逻辑家和理智者的自我意象就会崩塌。

这往往是一种令人沮丧甚至绝望的真切认识。我们会感到有罪，或堕落，或毫无价值。我们认为我们的是距离我们的应该极端遥远。

但是，也十分突出的是我们在成功的治疗中一定要经过接受的过程。我们从憎恶自己向顺从的态度转移。但从顺从中我们有时又进而会想：“那终究不是一件坏事。那确实完全合乎人性，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亲爱的妈妈有时会恨她的宝宝。”有时我们还会看到自己甚至走得更远，达到一种对人性的充满爱的接受，并且出于对失败的充分理解，最终会认为人性是合意的，美丽的，是一种光荣。那位妇女，对男子气满怀恐惧和憎恨，最终会开始喜欢它，甚至会因它而生成宗教的敬畏感，直到狂喜的地步。起初被认为是一种恶的东西，能变为一种光荣。重新确定她对男性的看法，她的丈夫能在她眼前变成他应该成为的样子。

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从儿童那里体验到这一点，只要我们放弃我们的苛责，放弃我们关于他们应该如何的规定，放弃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我们能偶尔在怎样的程度上这样做，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把他们瞬时视为完美的，现时确实能给人以极敏锐地感受为美丽的，非凡的，十分可爱的。我们关于意愿和希望的主观体验，也就是不满足的体验，于是能同满足、同意，以及同应该出现时我们所感受的定局的主观体验相融合。

说到这里我们也想到罗杰斯的各种小组实验，它们都证明，在成功的治疗过程中，自我理想和实际自我逐渐接近融合。用霍尼的话说，真实的自我和理想化的形象徐缓地被改变并移向融合，逐渐变成同一的东西而不是远不相同的东西。更正统的、弗洛伊德的关于粗暴的和进行惩罚的超我的概念也与此类似，超我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能按比例的降下来，变得更和善，更认可，更亲爱，更自我赞同：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个人对个人自我的理想和个人对个人自我的实际觉知逐渐靠拢，能容纳自尊并因而也能容纳自爱了。

我宁愿举的例子是分裂人格和多重人格。在这样的病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总是过于因循的、谨小慎微的、假正经的类型，拒绝潜在的冲动以致完全压抑这些冲动，弄得他只能从自己的心理病理的、儿童般的、冲动的、寻求快感的、无控制的方面的全面突破得到满足。二歧化会使两种“人格”都受到歪曲，融合将引起两种“人格”中的真实改变。从专断的“应该”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拥抱并享受现在的“是”。

有几位罕见的心理医师，他们象视淫者那样，利用揭露的手段作大对患者的一种贬抑术，好象一个假面具撕掉了，患者露出真相原来“并不怎么样”。这是一种控制战略，一种胜人一筹的本事。它变成一种社交攀比的形式，一种使自己感到有力量、强大、占优势、高超、甚至飘然欲仙的方法。对于某些自视不高的人，这是一种使他们能够变得敢于与人亲近的办法。

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被揭露的东西——那些畏惧、焦虑、冲突——是低级的，不好的，罪恶的。例如，弗洛伊德，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都不曾真正喜爱过无意识而仍然大都把它说成是危险的、罪恶的，必须受到控制。

幸好，我认识的多数医师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一般地说，他们关于人的深层蕴含知道的越多，他们也越喜爱他们，尊重他们。他们喜爱人性，不会依据某一先已存在的定义或柏拉图的本质作为衡量标准，不会因为人性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便谴责它。他们发现有可能设想人是英勇的、纯洁的、聪明的、有才华的、或杰出的，甚至当这些人是患者，暴露了自己，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和“罪恶”时也一样。

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假如一个人更深入地观察人性而感到以前的幻想破灭，那么这等于说一个人曾有过一些幻想或期望那是不能实现的或见不得阳光的，即，那是虚假的和不真实的。我记得二十五年前在我的一项性学研究中有一位被试者，她丧失了对宗教的信仰，因为她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上帝，他竟会发明这样一种淫猥的，肮脏的，和令人作呕的制造婴儿的方式。我又想起中世纪不同僧侣的记述，他们深为他们的动物本性（例如，排粪）和他们宗教追求的不相容所苦。我们的专业经验使我们能对这种不必要的、自己制造的愚蠢置之一笑。

一句话，基本的人性已被称为肮脏的、罪恶的、或野蛮的，因为它的某些特征已被先验地确定为如此。假如你把排尿或月经定为肮脏的，这一语义的戏法就会使人体也变成肮脏的。我曾认识一个人，他每次受到他妻子的性吸引时都深为内疚和羞耻的痛苦所折磨；他是“语义上的”邪恶，专断定义的邪恶。因此，以一种更接受现实的方式重下定义，是一种缩小是和应该之间距离的方法。

统一的意识。最佳条件下的事实即价值。（应该成为的已经实现。）我已经指出过，这一融合能沿着两个方向之一发生，一是改善实际状况使它更接近理想，另一是让理想按比例下降，让理想能更接近实际存在的事物。

也许现在，我可以添加第三条道路，即，统一的意识。这是一种能力，能在事实——是中同时发现它的特殊性和它的普遍性；既把它视为此时此刻，同时又把它视为永恒的，或者宁可说是能在特殊中并通过特殊看到普遍，能在暂时和瞬时并通过瞬时看到永恒。用我自己的话说，这是存在领域和缺欠领域的一种融合：当沉浸在缺欠领域中时意识到存在领域。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禅宗、道家、或神秘文献的任何读者都能理解我所谈论的问题。每一位神秘论者都曾力图描绘具体物的这种生动性和特殊性，同时又描绘它的永恒、神圣、象征的性质（类似一种柏拉图式的本质）。而现在，除此以外，我们又有了许多实验家（例如，赫胥黎）的这一类描绘，描绘用幻觉药剂进行实验的效果。

我能利用我们对儿童的认识作为这种认识的普通一例。在原理上，任何儿童都可能变成任何东西。它有巨大的潜能，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任何东西。假如我们有任何敏感性，我们观察他们时应该能意识到这些潜能并肃然起敬。这一特殊的婴儿可能被认为有可能是未来的总统，未来的天才，未来的科学家，或英雄。实际上，他此刻确实在一种现实的意义上也具有并就是这些潜能。他的事实性的一部分正是他体现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可能性。对于这个婴儿任何丰富而又充分的观察都能看到这些潜能和这些可能性。

同样地，对任何女人或男人任何充分的认识都包括他们的神性、牧师的可能性，体现在真实而有限的人类个体中而熠熠闪耀出来的神秘物展现在你的眼前：他们维护什么，他们能成为什么，他们使我们想到什么，我们能从他们得到什么诗情画意。

每一位优秀的医师对于他的患者都必须有这种统一的认识，不然他绝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师。他必须能给予患者“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罗杰斯用语）——把他看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庄严的人——同时又意识到患者是有缺欠的，他是不完善的，他需要接受改善的治疗。患者作为人类一员的这种尊严是需要注意的，我们对于任何患者都应尊重，不论他所做出的事情多么可僧。

我们要有统一的认识就必须既认识人的圣洁庄严的一面，又认识他的世俗亵渎的一面：看不到这些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基本的象征的性质肯定是一种下降，降到具体的、物的水平。这因而是一种局部的盲目。

这个问题所以和我们的讨论有关，在于这是一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方法，既看到直接的、具体的真实性，又看到可能成为的、能够成为的东西，看到目标价值，它不仅可能实现而且现时就存在，就在我们的眼前。这也是一种我曾能够教给某些人的方法；因此，在原理上，它使我们看到，有意地、自愿地融合事实与价值的可能性就在我们面前。

“实体化”。另一种有关这一问题的说法是转向它的另一个侧面。几乎任何手段活动（手段价值）都能转化为目的活动（目的价值），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聪明要这样做。一件工作起初为生计的原故不得不干，最终能为了它自身的原故为人所喜爱。甚至最沉闷、最单调的工作，只要在原理上是有价值的，就能受到尊崇并成为神圣的（从一个简单的手段变成一个目的，一种价值自身，即实体化了）。

事实并不是仅仅躺在那里，象碗里的麦片粥；它们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它们自行分类；它们完成自身，一个未完成的系列“要求”一个美好的完成。墙上卷曲的画请求弄得平展；未完成的课题总是不断打扰我们直到我们完成为止。蹩脚的格式塔会使自己成为较完美的格式塔，不必要的复杂印象或记忆会使自己简单化。音乐的和谐要求正确的和弦才能达到完美，不完善的趋向完善。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指向它的恰当解决。“情境的逻辑要求……”，我们总是这样说。事实是有权威的，有要求的品格。它们需要我们；它们可以说“否”或“是”。它们引导我们，向我们提出建议，表明下一步该做什么并引导我们沿着某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前进。建筑家谈论地基的需要。画家会说那块油画布“要求”多用些黄颜色。一位服装设计师会说，她设计的服装需要一种特别的帽子配成套。啤酒和林堡配套比和罗克福配套更好，或象某些人说的，啤酒“喜欢”一种乳酪胜过另一种。

哥尔德斯坦的著作特别证明生物机体的“应该”。一个受损伤的机体不满足于它的现状，不安于受损。它努力着，敦促着，推进着，它和自身作战、斗争，要重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从一个丧失了某一能力的统一体，它力争变成一个新型的统一体，使已丧失的能力不再能危害它的统一。它管理自己，制造自己，再造自己。它肯定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那就是说，格式塔和机体论心理学家不仅有“是”的洞察，而且有“向量”的洞察（应该的洞察），而不是象行为主义那样的“应该盲”，认为生物机体仅仅是被“做成”那样，而不是自己也在“做着”，也在“要求着”。这样看，弗洛姆、霍尼、阿德勒也可以说有“是”和“应该”的洞察。有时我发现，应该认为所谓的新弗洛伊德派是综合了弗洛伊德（他缺乏充分的整体观）和哥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家，而不仅仅是背离弗洛伊德的异端。

我想坚持的是，事实的许多这一类动力特征、这一类向量的性质，恰恰落入了“价值”一词的语义范围。至少，它们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歧鸿沟上架起了桥梁，这种二歧之分已被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循惯例而不加思索地认为是科学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许多人把科学规定为在道德上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关于目的或应该没有什么可说。他们就这样给一个不可免的后果敞开了大门，那就是说，假如目的必须来自某处，又假如目的不能来自知识，那么，它们便只能从知识以外的地方到来。

“应该性”由“事实性”所创造。这一点通过一些易懂的阶段引导到一个范围更广的概括。事实的“事实程度”、它们的“事实的”性质的增强同时也引导到这些事实的“应该的”性质的增强。事实程度产生应该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说。

事实创造应该！某物被看到或认识得越清楚，某物也变得越真实越不会被误解，它也会获得越多的应该性质。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一一它获得更高的需求度，它更高声地“要求”特殊的行动。某物被理解的越清楚，也变得越“应该”，它也变成行动的更佳向导。

在实质上，这表示，当任何事物十分明确，十分肯定，十分真实，毫无疑义时，它就会在自身内部提出它自己的需求，它自己的需要品格，它自己的适合性。它“要求”某些行动而不要求其他行动。假如我们规定伦理学、道德和价值为行动的向导，那么，引向最坚决的行动的最容易理解和最好的向导就是非常确实的事实；事实越真确，它们也越是行动的好向导。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不能确定的诊断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这一点。我们都见过青年精神病医师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对患者宽容、敏感和下不了决心，他们在诊断中完全不能肯定是怎么回事。当他参照许多其他诊疗意见和一连串相互印证的测试又假如这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观察并做过反复核实时，他会变得十分肯定，例如，确诊患者是精神变态；于是，他的行为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向肯定改变，向坚决和有把握改变，变得确切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和如何去做。这种确定感武装了他，使他敢于反对患者亲属的不同意见和对立看法，反对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人。他能排除对立径直行事仅仅因为他没有怀疑；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他理解了问题的真情。这一知识使他能够不顾他可能加之于患者的痛苦，不顾患者的眼泪、抗议、或敌意，毫不犹豫地破浪前进。只要你相信自己，你便不再惜力。肯定的知识意味着肯定的伦理决断。诊断的确定意味着治疗的确定。

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我也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道德的坚定是怎样来自事实的确定的。在读研究生期间，我曾研究过催眠术。大学有一项规定禁止催眠，理由是，我猜测，它不能成立。但我确信它能成立（因为那时我正在做这件事），并相信它是通向知识的一条康庄大道，一种必需的研究途径。我的无所顾忌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甚至不惜说谎或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不过是做必须做的事，因为我敢绝对肯定它是一件应该做的正当事。（请注意“应该做的正当事”这一短语，它同时既是一个认知词，又是一个伦理词。）我只不过比他们懂得的要多些。我无须生这些人的气，我仅仅认为他们在这件事上是无知的而不重视他们。（这里我撇开了不适当的确信感这一非常困难的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

另一个例子：当父母犹豫不定时，他们是软弱的；当他们确信时，他们变得坚强、肯定而明确起来。假如你确切知道你的所做所为是什么，你就不会瞎摸，即使你的孩子哭喊，有痛苦，或抗议。假如你知道，你必须拔出一根刺或一个箭头，或者假如你知道你必须动刀才能救孩子的命，你就能毫不手软地去做。

这正是知识带来明确决断、行动、抉择的地方，使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因而给了我们手臂的力量。这非常象一位外科医生或牙科医师所处的情境。外科医生剖开了肚子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它割掉，因为如果让它烂在肚子里就会死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真理命令必须的行动，“是”命令“应该”。

所有这一切都和苏格拉底的信念有联系，苏格拉底曾认为，没有人会自愿地选择虚假抛弃真理，或择恶弃善。这里的假设是：无知使错误的选择成为可能。不仅如此，而且全部杰弗逊的民主论都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即：充分的知识引导到正确的行动，没有充分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

自我实现的人对事实和价值的认识。若干年前，我曾报告说，自我实现的人是（1）对现实和真理很有认识的人，也是（2）对是非一般不会混淆的人，他们能比一般人较快并较有把握地做出伦理决断。第一个发现从那时以来经常得到支持，我也认为我们今天能比二十年前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然而，第二个发现一直是某种难解之谜。当然，我们今天关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动力问题知道得更多了，因而我们能够更安于这一发现，并更倾向于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肯定它是事实。

我们当前讨论的上下文允许我提出我的强烈的印象（这当然必须得到其他观察者的印证），即这两个发现可能是有内在联系的。那就是说，我认为对于价值的明确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事实的明确认识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它们甚至可能是一回事。

我称之为B-认识——对存在的认识——的东西，或对他在、对人或物的内在本性的认识，更经常地出现在更健康的人中，并似乎不仅是对深层确实性的一种认识，而且同时也是对有关对象的应该性的一种认识。那就是说，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事实。

这一应该性，要求的品格，或需求性或固有的行动需求，似乎只对那样的人有影响，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所得印象的内在本性。因此，存在认知能引导到道德的肯定和决断，正如高智商能引导到对一套复杂事实的明确认识，或也如一位体质敏感的美术鉴赏者往往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色盲不能看到或其他人视而不见的东西。一百万色盲不能看到地毯的绿色，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他们可能认为那地毯是灰色的，但这对于那位清晰、生动而无误地看到事实真相的美术家毫无影响。

因为更健康的、更有认识的人很少是“应该盲”——因为他们能让自己认识什么是事实所希望的，什么是事实所要求的，什么是事实的暗示、需要或恳求——因为他们能让自己象道家那样任由事实引导——他们因而会在一切价值决断方面较少踌躇，这些决断取决于现实的性质，或其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性质。

只要一个对象的事实面和同一对象的应该面可以分开，分开谈论“是认识”和“是盲”以及“应该认识”和“应该盲”便可能是有益的。我相信，一般人因而可以被说成是“是认识”而“应该盲”。健康人是更能认识“应该”的人。心理治疗导致更高的“应该认识”。我的自我实现被试的更坚定的道德决断可能直接来自更明确的“是认识”，更明确的“应该认识”，或同时来自两者。

即使有可能使问题复杂化，我仍不禁要附加说，应该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一种对潜能、对理想的可能性的盲目性。作为一个例子，让我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奴役的应该盲。当他审查奴隶时，他发现奴隶确实在性格上是奴性的。这一描述性事实那时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奴隶的真正的、最内在的、本能的性质。因此，奴隶是本性如此，他们应该成为奴隶。金西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把简单的、表面的描述和“正常状态”混淆了。他不能看到本来“可能”成为怎样的。弗洛伊德和他关于女性软弱心理的学说也是如此。女性在他的时代通常的确不怎么样，但不能看到她们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正如不能看到一个孩子有机会就能长大成人一样。对未来可能、变化、发展、或潜能的盲目必然导致一种见状哲学，把“现在的是”（包括全部现有和可能有的）当作标准。正如西利说到描述的社会科学家时所说的，纯描述仅仅是一张应邀加入保守党的请帖。脱离价值的“纯”描述，除了其他问题以外，仅仅是草率的描述。

道家的倾听。一个人能找到对自己是正确的东西，办法是仔细地、象道家那样地倾听自己内部的呼声，为了让自己被铸造，被引导，被指引而倾听。好的心理医师以同样的方法帮助求诊患者——让他听到他已被淹没的内部呼声，他自己本性的微弱命令，要知道，按照斯宾诺莎的原理，真正的自由是由接受和爱必然、爱真实的本性所组成的。

同样地，一个人要发现怎样对待世界才是正确的，也要靠同样地倾听它的本性和呼声，靠对它的需求和暗示的敏感，要安静下来让它的呼声能被听到；要能承受，不干预，不要求，并由它自然发展。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这样做。切开一只火鸡能够弄得更容易，只要我们知道关节在哪里，怎么掌握刀和叉，即对有关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假如事实已被充分了解，它们就会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这里还蕴含有这样的意思：事实是不会高声说话的，理解事实是困难的。要能听到事实的声音必须保持安静，非常受纳地谛听，以道家的方式谛听。那就是说，假如我们希望让事实告诉我们它们的应该性，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洗耳恭听，这种方式可以称为道家的一一静默的，不作声，安宁的，充分地听，不干预的，受纳的，耐心的，尊重眼前的问题，谦恭对待眼前的问题。

这也是一种关于古老苏格拉底学说的现代说法：从来没有什么人有了充分的知识还会去作恶。虽然我们不能走得那么远因为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还有除无知以外的恶行，但我们仍然可以同意苏格拉底的看法，把对事实的无知看作恶行的主要原由。这等于说事实自身在其本性范围内可有一些暗示，告诉我们应该对它们做些什么。

用钥匙开一把难开的锁是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最好也用道家的方式进行，轻轻地、细心地、摸索着进行。我想我们都能理解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有时是最好的方法，解决几何学问题、治疗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选择、等等，以及道德意识问题、是非问题也应如此。

这是接受事实的应该性质的必然结果。假如有这种性质存在，我们就必须认清它。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们应该研究那些能使我们达到最大可能“应该认识”的条件。

第九章 存在心理学简说（选）

一、《存在心理学探索》中所用“存在”一词多种用法的简要说明

1．它被用来指代整个宇宙、每一存在物、实在的一切。在高峰体验中，在着迷、集中注意状态，注意力能会聚于某一单个的物或人，并得到一种反应，“似乎”那就是全部存在，全部实在。这表示在整体上看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唯一完整的东西是整个宇宙。任何有缺陷物都是局部的，不完全的，切断了固有的联结和关系，为了暂时的、实际的便利才如此。它也指代宇宙意识。并表示层次整合而不是二歧化。

2．它指代“内核”，个人的生物本性——他的基本需要、能力、爱好；他的不能再简化的本性；“真正的自我”；他的内在的、根本的、固有的本性。同一性。由于“内核”既是遍及全种的（每一婴儿都有被爱的需要），又是个体的（只有莫扎特才是完美莫扎特式的），这个说法能表示“成为丰满人性的”和／或“成为完全特异的”。

3．存在意味着“表现一个人的本性”，而不是竞争、努力、紧张、意愿、控制、干预、命令。它指代不费力的自发性（象一个聪明人表现出智慧，象一个婴儿显得孩子气那样），使最深层的、最内在的本性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由于自发性很难做到，多数人都可以称为“人的扮演者”,即他们“试图”成为他们所设想的人的样子，而不是恰好成为他们本色的样子。因此，它也意味着诚实，坦荡，自我揭露。多数运用过自发性的心理学家暗自抱有未经充分审查的想法，认为神经症不是最深层本性的一部分，不是内核的一部分，或人的真实存在的一部分，而宁可说是人格更表面的一层，它掩盖或歪曲了真实的自我，即，神经症是对真实存在、对一个人深部生物本性的一种防御。“试图”可能不如“成为”（表现）好，但它比试也不试要好些，比无希望、不竞争、放弃好些。

4．存在能指“人”、“马”等等概念。这样一种概念具有规定性特征，以特定的作用表明它的成员资格包括什么，排除什么。就人类心理学说，这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任何一个人既能看作是“人”这一概念或类的一员，又能看作是某一独特类如“爱迪生·西姆斯”的唯一成员。

并且，我们还能以两种绝然不同的方式利用类这个概念，或尽量减少或尽量扩大规定。尽量减少规定能使类几乎不排除任何一个个体。这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划分等级的依据或以任何方式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区分。一个人或者是类的一员，或者不是类的一员，或在类内或在类外。两者必居其一。

除此以外，类还能以它的完美范例（楷模、英雄、理想的可能性、柏拉图的理念推演到理想的极限和可能）来规定。这种用法有许多优点，但它的抽象和静态性质必须注意到。在描绘我能找到的现实最优秀人物（自我实现的人，他们没有一个是绝对完美的）和另一方面描绘理论上的纯范例概念（从对现实非完人的描述出发进行推演构成的）之间有很深刻的区别。“自我实现的人”这一概念所表明的不只是那样一些人，而且是他们趋近的理想极限。这应该不难理解。我们习惯于蒸汽机或汽车的蓝图或图解，那自然绝不会和我的汽车或你的蒸汽机的照片相混。

这样一种概念定义并使我们有可能把本质的东西和外周的东西（偶然的、表面的、非本质的）区分开。它提供了一些标准，能区分真实的和不真实的，真的和假的，必需的和可以省却的或可以牺牲的，长远的、永恒的和过渡的，不变的和可变的。

5．存在能表示发展、成长和变化的“终局”。它指代最终的产物或限度，或目标，或变化的末端，而不是变化的过程，如在下句中表明的：“这样，存在心理学和变化心理学能和谐一致，儿童，虽然单单是他自己，却能向前运动并成长。”这听起来非常象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因”，或末端，最终的产物，意思是橡籽在它的本性中现在就有橡树，那是它将会变成的。（这是一种诡谲的说法，因为我们有拟人化的倾向，说橡籽“试图”成长。它不是这样的。它不过“是”一个婴儿。正如达尔文不会用“试图”一词解释进化，我们也必须避免这一用法。我们只能把它向它的极限成长解释为它的存在的副象现，解释为同时期的机制的“盲目”副产品，和过程。）

二、存在爱怎样能带来无偏私、中立、超然、更大的清晰性？

什么时候爱会带来盲目性？什么时候爱意味着更大的清晰性，什么时候又弄得看不清问题？

拐角转折的一点在于：当爱变得对于对象本身非常深切、非常纯洁（无矛盾心理）时，对象的善就成为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看它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这时对象越过了手段的阶段，变成了一个目的（有了我们的容许）。这里可以举苹果树为例：我们能非常喜爱它，不想让它成为任何别的东西，它成为那样子我们就很高兴。任何干预（插手）都只能造成危害并使它不那么象一棵苹果树，或不能靠它自身固有的、内在的规律那么完善地生活。它看来是那样的完美，我们甚至怕碰它，怕削弱了它。自然，假如它被看成是完美的，便没有改善它的可能了。事实上，改善（或修饰，等等）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即有关对象被看成是不够完美的，改革者头脑中的“完美发展”画面据他看要比苹果树自身的最终结局更好，即他能比苹果树做得更好，他懂得的更多；他能比它自身更好地塑造它。因此我们半意识地觉得改善狗的人并不真是一个爱狗者。真的爱狗者看到谁剪狗的尾巴将会发怒，也看不惯修剪或整形狗耳，或按照来自某一杂志的形式有选择地育种，弄得它神经质、病病恹恹、不怀胎、不能正常生育、患癫痫病，等等。（但这样的人确实自称是爱狗者。）那些培育矮树的人，或训练熊骑自行车或猩猩吸烟的人也一样。

真正的爱因而是（至少有时如此）非干预、非要求的，能在事物自身中得到乐趣；因而能不带狡诈、预谋、或任何自私的算计注视对象。这有利于较少的抽象（或选择对象的局部或某些属性或个别特征）。较少的少于整体的观察，较少的原子化或分解。这等于说，这里有较少主动的或强求一致的结构、组织、塑造、铸型、或削足适履，以求符合理论或先定概念；即，对象保持更完整、更统一，那等于说，保持本来面目。对象较少按照有关或无关、重要或不重要、形或基、有用或无用、危险或不危险、有价值或无价值、有利或无利、好或坏、或其他自私的观察标准被测定。对象也不那么容易被成规化、类化、或纳入某一历史序列、或只看作一类的一员，作为一种类型的一个样品或一例。

这意味着对象的（整体的）各部分（既包括核心又包括外周）的一切方面或特征（既包括重要的又包括不重要的）都能更容易得到同样的关心或注意，每一部分都会成为有趣的和奇妙的；存在爱，不论是对爱侣、对婴儿，对一幅画、或对一朵花，都几乎总是能保证这种普遍分布的，以强烈和着迷的关心进行的观察。

从这种整体的网络中看，微小的瑕疵也能被看成“逗人喜爱的”，迷人的，珍贵的，因为有独特之处，因为它们赋予对象以特性和个性，因为它们使它成为它本身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许恰恰是因为它们是不重要的，外周的，非本质的。

因此，存在爱者（存在认知者）会看到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往往逃过缺失爱者或非爱者的眼睛。他会更容易地看到对象自身性质的本来面目，接受它本身的资格和存在方式。它自己娇嫩的、软骨的结构更容易屈服于承受的观察，这种观察是非主动的，非干预的，不那么傲慢的。那就是说，它为人所见的形态，当接受存在认知时，要比一种结构被认知者强加于它时更由它自身的形态所决定。后一种认知者会更容易成为太粗鲁、太不耐心的，太象屠夫肢解死尸一样，为了他自己的口味挑挑拣拣，太象征服者要求无条件投降，太象雕塑家按照模型雕塑粘土，而粘土是没有自己的构型的。

三、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选择或不选择存在价值？

可以得到的证据表明，存在价值更经常被“健康人”（自我实现的、成熟的、多产的性格，等等）所选取。也被占压倒优势的“最伟大的”、最受人赞美的、最受人爱戴的人物所选取，这是全部人类史的记载。（这是否是他们为人赞誉、爱戴、被认为伟大的原因？）

有关选择的动物实验表明，牢固的习惯、以前的学习等等能降低生物性效能、灵活性、对自我康复选择的适应性。关于熟悉作用的实验证明，人们会继续选择和偏爱甚至低效能的、烦人的、起初不喜欢的东西，假如以前有十天以上被迫选取了这些东西的话。一般的经验也支持这些发现，例如，在良好习惯的形成方面就是如此。临床经验表明，对习惯的和熟悉的东西的这种偏爱，在更焦虑、胆怯、僵化、拘束的人中，也更强烈，更僵化，更带强制性，更神经质。临床证据和某些实验证据表明，自我力量、勇气、健康、和创造性更有可能使成人和儿童宁愿选择新的、不熟悉的、不习惯的东西。

就适应意义说的熟悉还能切断选择存在价值的倾向。坏的味道不再有坏味。惊人的事不再惊人。恶劣的条件适应了便不再引人注目，即不再被意识到，即使它们的恶劣影响可能在没有意识觉察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例如，持续噪音、持续丑恶、或长年缺乏食物的影响。

真正的选择意味着可供选择的事物在同等条件和同一时刻下的呈现。举例说，因习惯于重播质量很差的留声机便宁愿选取这种机具而不要高保真留声机。习惯于高保真的人宁要高保真。但当两组人都面对两种选择——质量低和质量高的音乐重播时，两组人最终都选择了高保真机的较佳重播。

占压倒优势的关于分辨的实验文献证明，当可供选择的事物同时在一起而不是远远分隔地呈现时，分辨更有效。我们可以预期，在两幅画中选取较美的，在两瓶酒中选取较纯正的，在两个人中选取较活跃的，这种选择当可供选择的对象在空间和时间上更靠近时也更有可能。

拟议实验：假如质量的全域是从1（不好的卷烟、酒、织物、奶酪、咖啡，等等）到10（好的卷烟、酒，等等），习惯于1级的人很可能选择1，假如唯一可供选择的品种处于另一级，如10，但有可能这个人将选择2而不是1，选择3而不是2，等等，这样最终引导到选择10。可供选择的对象必须在上述谈论的范围内，等级不能相距太远。对于起初偏爱高质量酒的人也可以用同法测验。让他们在10和9、9和8、5和4等等之间选择，他们很可能也会继续选择较高的价值。

在上述的各种意义上，揭示洞察疗法能被看作引向“真正选择”的过程。在成功的治疗以后，做出真正选择的能力要比治疗前大得多，即，它是在体质上而不是在文化上决定的，它是由自我而不是由外部的或内部的“他人”所决定。选择是有意识的而不是无意识的，畏惧已极度缩小，等等。成功的治疗增强了喜欢存在价值的倾向，也更以存在价值为榜样。

这表示选择者的性格因素也必须保持恒常或被估计在内；例如，要通过实际感受理解“较好”选择（在价值的层次系统中位置较高，向存在价值上升）能给人以较好体验，这对于精神受到创伤、受到消极限制、或一般神经质的人，对于害羞、胆祛的人，对于狭隘的、贫乏的、受强制的人，对于僵化的、定型的、因袭习俗的人来说会有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可能惧怕尝试这种体验，或惧怕体验这种爱好，或可能拒绝这种体验，抑制它，压抑它，等等）。这种性格上的制约大体上也适用于体质的和获得的两种决定因素。

许多实验证明，社会暗示，不合理的广告，社会压力，宣传等等，对于选择的自由甚至认知的自由有很大的影响；选择的对象可能被误解然后被误选。这种有害的影响在遵奉的人中比在独立、坚强的人中更大。有一些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由使我们能够预测，这种影响在年轻人中比在年长人中更大。不过，所有这些来自闭下条件作用、宣传、权威暗示，或虚假广告、阈下刺激、隐蔽的阳性强化等等的影响和类似的东西，都依赖于盲目、无知、缺乏见识、隐匿真相、说谎、和对情境的缺乏意识。这一类影响的大多数都能消除，只要使无知的选择者自觉地意识到他是怎样被操纵的。

真正自由的选择——这时选择者内部固有的本性是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由摆脱社会压力得到增进的，是由独立人格而不是依附人格、由年龄上的成熟以及力量和勇气而不是软弱和畏惧、由真理、知识和清醒的意识得到增进的。满足这些条件的每一种都应该能够增高存在选择的百分比。

价值的层次系统，其中存在价值是“最高”一层，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基本需要的层次系统决定的，是由缺失需要对成长需要的优势、体内平衡对成长的优势等等决定的。一般地说，如果有两种缺失要满足，更占优势的是“较低的”一种，它会被优先选释。因此，可以期待的对存在价值的高度可能的选择机会，在原则上依赖于较低的、更占优势的价值的先行满足。这一结论产生许多预测，例如，安全需要有保障的人比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人更有可能选择真而不是假，美而不是丑，善而不是恶，等等。

这意味着一个古老问题的重述：在什么意义上“高级乐趣”（如贝多芬）比“低级乐趣”（如爱尔维斯·普莱斯利）优越？怎么能以此证明为什么人会“耽于”低级乐趣？这能教育吗？特别是这能教给一个不想受教的人吗？

对高级乐趣的“抗拒”是什么？一般的回答（除所有上述考虑以外）是：高级乐趣比低级乐趣在感受上更优越，如对任何一个曾有机会得到这两种体验的人来说都是如此。但必须有上述所有特殊的实验的条件才能使人有能力做出真正的选择，即有能力充分地和自由地比较这两种感受。成长在理论上所以是可能的仅仅是因为“高级”感受优于“低级”感受，因为“低级”满足会变得令人厌烦。

另一类型的体质因素也决定选择和价值。小鸡、实验室白鼠、田间动物都曾被发现从出生时起就在选择能力上有差异，特别是对有益食物的选择；就生物学的意义说，有些动物是善择者，有些是非善择者。后者会得病或死亡假如任他们自己选择食物。儿童心理学家曾以非正式的方式报告过人类婴儿的同样情况，儿科专家等也有过这一类的报告。所有这些生命体在为得到满足和克服挫折而斗争的能力上也有差异。此外，对成人进行的体质研究表明，不同的身体类型对满足的选择也有所不同。神经症是对选择能力、存在价值喜爱、真正需要满足等等的强有力的破坏者。我们甚至有可能依据对生命体健康不利的选择说明心理上的不健康，如毒品、酒精、不好的食物、坏朋友、不合适的工作等等。

除一切明显的影响以外，文化条件也是可能达到的选择范围的主要决定因素，例如关于事业、关于食物的选择等等。特别是，经济工业条件也很重要，如大规模的、追求利润的、成批销售的工业在向我们提供例如廉价的和优质的服装方面是非常好的，但在供应优良的、无毒的食品如无化学物质的面包、无细菌的牛肉、无激素的禽类等等方面则是非常不好的。

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存在价值更受以下几种人的喜爱：（1)更健康、成熟的人；（2）年长的人，（3）更坚强、更独立的人；（4）更有勇气的人；（5）更有教养的人；等等。能促进存在价值为更多人所选择的条件之一是巨大社会压力的消除。

所有上述说法对于那些不安于运用“好”、“坏”、“高”、“低”等词的人都能以一种非规范的形式表述，虽然这些词也能在操作上给予规定性的说明。例如，非人的战神（罗马神话）会问：“什么时候、谁和在什么条件下真理而不是虚假会被选中？整合而不是解体、完善而不是不完善、秩序而不是紊乱会被选中？等等。”

另一个古老的问题也可以用这种更佳处理的方式重新表述；即，人基本上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不论我们如何规定这些词的意义，人都证明具有善恶两种冲动，并在善恶两种方式中行动。（自然，这种说法并没有回答哪一方面是更深、更基本、或更类似本能的。）为了科学调查研究的方便，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改换一个提法：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什么时候谁将选择存在价值，即成为“善良的”？什么使这一选择的可能性缩小或增大？什么样的社会使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增大？什么样的教育？心理治疗？家庭？这些问题又引出进一步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使人变得“更好”？我们怎样才能改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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