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造性的理论等（选）

目  录

关于创造性的理论（选）（罗杰斯）（1961）（本文自罗杰斯的《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第十九章）

创造与批判（选）（杜威）（1930）

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选）（马斯洛）（1954,1987）（本文自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十二章）

关于创造性的理论（选）

（美）罗杰斯  著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对富有创造力的人的创造性行为总是有着极其强烈的需求，正是这一需求决定了应该提出一种初步的创造性理论，系统地讨论创造性行为的本质、创造性行为产生的条件、建设性地培养创造性行为的方法。这样一种理论可能会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激励和引导的作用。

杜会需要

对我们的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的许多严厉批评，其实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我们缺乏创造力。让我们简要地看看其中的一些批评：

在教育领域，我们倾向于培养亦步亦趋、墨守成规的人，我们培养的大多是一些“完成了”学业的人，而不是具有原初性创造力的思想家。

在我们的业余休闲领域，被动的消遣和受到严格约束的群体行为占去了活动的绝对多数，而创造性的活动则少得可怜。

在科学界，我们拥有为数众多的技术操作员，但是能够创造性地提出富有成果的假设和理论的人却有如凤毛麟角。

在产业界，创造活动只是少数人——经理、设计者、研究部门的领导者——的专利，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生活中根本缺乏任何创新和创造的努力。

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中，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我们穿的衣服、我们吃的食品、我们阅读的书、我们坚持的观念，都有着强烈的趋同倾向、千篇一律的倾向。表达原创性和标新立异会被看成是“危险的”举动。

为什么我们要对此感到忧虑呢？作为一个民族，如果我们耽于从众，而不去追求创造，难道就是一种不可容忍的选择吗？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罩在我们头上的一个巨大阴影，这也似乎完全是一个合理的选择。知识——不论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激增，人类已经跃进到不可思议的原子能时代，大概只有创造性的适应的能力才会让我们可以适应千变万化的世界。据说，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正以几何级数的速度递增。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被动的、受文化束缚的民族通常不可能应付迅速增多的难题与考验。面对这些复杂的变化，除非个人、团体和国家能够想象出、创建出和创造性地改进应付复杂变化的新方法，否则人类的希望之光将会熄灭；除非个人能赶上科学改变环境那样的速度，对其环境做出新的创造性的适应，否则我们的文化就会衰亡。这是因为，缺乏创造力，不仅会导致个人的适应不良和团体关系的紧张，而且，世界的毁灭将成为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所以，在我看来，针对创造过程及其发生的条件以及促进这一过程的方法展开研究，似乎是至关重要的。

下面我提出一个概念框架，希望能够对这类研究产生某种促进作用。

我还想对这个定义做些否定的解释。该定义没有对创造力做“好”、“坏”之分。有的人可能会发现一种减轻疼痛的方法，而有的人则可能设计出一种新的更精巧的酷刑来折磨政治犯。在我看来，这两种行为似乎都具有创造性，尽管它们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虽然我在后面还要对这些社会评价进行论述，但是由于这些评价标准极不恒定，所以我没有把它们纳入我的定义之中。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创造性发现，在当时被看作是亵渎神灵和大逆不道的，在今天它们也同样被当作是基础性的和建设性的。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定义因为用词的主观色彩而模糊不清。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同一个问题，需要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成果要想被看作创造力的体现，那么这个成果必须在某一时代得到某一组织的认可。然而这一事实也无益于我们的定义，这既有已经提到的评价标准变动不居的原因，也因为有许多创造性成果无疑从未受到社会的注意，而它们往往在未曾得到评定的情况下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种关于组织认可的观念在我们的定义中也被省略了。

另外，我们的定义没有对创造性的程度高低作区分，因为这也是一个本性变化不定的价值评判的问题。小孩子发明一种新颖的团伙游戏；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家庭主妇发明一种烤肉的新调料；年轻的作家写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所有这一切活动，根据我们的定义，都是具有创造性的，我们不想依据创造性的大小来为它们排出某种顺序。

创造的过程

对创造力的界定有不同的方法。为了使下面要谈的意义更明白，我想先介绍一些要素，然后再试着下一个定义。我把这些要素看作是创造过程的一部分。

首先，作为一个科学家。对我来说，它必须包含有某种看得见的东西或某种创造成果。尽管我的想象极其新颖，但这还不足以把它们界定为有创造性，除非它们最终变成某种可以看得见的成果——除非它们被用语言符号表示出来，或者写成一首诗，或者转化成一部艺术作品，或者表现为一种发明。

这些成果必须有新颖的结构。这种新颖性之所以能够产生，其原因在于个人与他的经验材料发生了独特的相互作用。创造力总是会在其成果上打上个人的印记，但成果既不是个人，也不是他所用的材料，而是体现了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

据我个人判断，创造力并不局限于某些特殊的内容。我认为，创造过程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创造性可以表现在绘画、作交响曲、设计杀人的武器、提出科学理论、发现人际关系的新程序或者在心理治疗中创建出人格建构的新形式等许多方面。（其实正是我在最后这个领域里不是艺术领域中的经验，使我对创造力及如何促进创造力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一个人能凭借创造力和有效的技能在治疗关系中重新塑造自己，对这一点如果有直接了解的话，会使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具有创造的潜能。）

于是，我把创造过程界定为：创造过程体现为具有某种关联性的新颖成果的生产活动，它一方面源于个人的独创性，另一方面源于个人生活中有关的材料、事件、他人或者环境。

创造的动机

创造的主要动机，似乎就是我们在心理治疗中深刻发现并被看作是治疗力量的那个倾向——人的自我实现倾向，实现其潜在可能性的倾向。就这一倾向来说，我指的是那种在所有机体和人的生活中都显而易见的定向趋势——那种要求扩展、延伸、发展、成熟的强烈欲望——那种展示和发挥有机体或自我能力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被深深地埋于心理防御的层层包裹之中；可能隐藏于否认其存在的精致的面具之后。然而根据我的经验，我相信它存在于每一个个体身上，并等待着在适当的条件下予以释放和表现出来。当机体努力成为它自己，并与环境构建新的关系时，这一倾向才是创造的最主要的动力。

现在让我们来直接探讨一下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创造性行为的社会价值问题。大概我们很少有人会对培养危害社会的创造力感兴趣。我们不希望自己故意致力于培养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创造天才用于设计新的更高级的抢劫、剥削、拷打、杀人的方法，或者建立那种能把人类引向从肉体和精神上进行自我毁灭的政治组织制度或艺术形式。然而，怎样才能做出这种必要的区分，从而使我们能够鼓励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创造呢？

我们不能通过检查产品或者成果来进行这种区分。创造的根本要素是其新颖性，而对此我们却缺乏判断的标准。其实历史早已表明了这样一个严酷事实：一种成果越具有创新性，其影响越广泛，就越有可能被同时代的人们判定为邪恶的东西。真正具有重要影响的创造，不论是一种观点，一部艺术作品，还是一个科学的发现，最初往往都容易被人看作是错误的、有害的或者愚蠢的，然后有可能被公认为显而易见、无需证明的东西，不知多少年以后才最终被评价为创造性的贡献。显然，同时代的任何人都不能在某一创造性成果形成的当时就对该成果做出令人满意的评价，而且创造的产品越是新颖奇特，这种情形就越普遍。

对于参与创造过程的个人的目的进行考察也不会有什么帮助。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已被证明具有伟大的社会价值的创造和发现，更多的是受到了个人兴趣的指引，而不是因为社会价值的激励；而从另一方面看，有很多创造（各种社会改良的乌托邦、禁酒令等等），虽然声称以造福社会为目的，但其结果留下的历史记录却让人只能感到遗憾。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个人之所以进行创造，主要是因为创造让他感到满足，是因为这种行为被体验为一种自我实现；对创造的目的做出“好”“坏”之分，对我们来说不会有任何帮助。

难道我们必须放弃对创造做出“潜在建设性的”和“潜在破坏性的”的区分吗？我认为这个悲观的结论并不正确。最近从心理治疗中获得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据发现，当一个人对他的所有体验保持“开放”时，那么，他的行为就会是创造性的，而且可以相信他的创造从本质上说是有益的。

我们不妨做如下简单的区别。一个人如果不允许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大部分体验（或称为压抑），那么，他的创造过程就可能是病态的，或是对社会有害的，或者既病态又有害。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各方面的体验都保持开放，并使其机体内部的各种情感和认知被即时地意识到，那么，他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新颖成果，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将是建设性的。譬如一个具有妄想倾向的人可能会针对他与其环境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一种非常新奇的理论，他能够从各种细微的线索中为他的理论找到证据。他的理论很少具有社会价值，原因可能在于大量的体验在他的意识中没有办法找到容身之地。苏格拉底与此相反，尽管他也被他同时代的人看作是“疯子”，但他所提出的新颖思想却被证明是对社会有益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自我防御，他对自己的体验保持开放性。

我的主要论点是基于心理治疗中的发现，当一个人能越来越开放地面对自己的各种体验，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它们时，他就越有可能以我们所说的社会化的方式来行动。如果他不仅能意识到自己充满敌意的冲动，也能意识到自己对友谊和接纳的渴望；不仅能意识到社会文化的期待，也能意识到自己的目的；不仅能意识到自己自私自利的欲望，也能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热心、敏感、关怀，那么，他的行为将会是和谐、统一和建设性的。他越是对自己的经验保持开放，他的行为就越会表明，人的本质就是倾向于过一种建设性的社会生活。

建设性创造力的内在条件

人自身的哪些条件与潜在建设性的创造行为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呢？我觉得可能有这样一些条件。

（1）对经验保持开放，即不设边界。这一点与心理防御正好相反。在心理防御中，为了保护自我的结构，某些体验不是以被歪曲的形式进入意识就是被直接挡在意识之外。而在一个对经验保持开放的人身上，每一个刺激都能通过神经系统而自由传递，不会遭到任何防御过程的扭曲。不管这个刺激是源于环境，源于形状、颜色、声音对感觉神经的影响，还是源于内脏，或者是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记忆痕迹，它都是能够被意识到的。这意味着，一个人不是在预先设定好的范畴中（“树是绿的”，“大学教育是好的”，“现代艺术是愚蠢的”）进行认知，而是能意识到本真的当下存在，因而他就能够意识到许多超出通常范畴的经验（这棵树是淡紫色的；这种大学教育是有害的；这件雕塑品对我产生了强烈影响）。

最后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对经验的开放性。它意味着概念、信念、认知和假设都不是僵化的，其界限是可以逾越的；它意味着，当真正存在模糊不清的意义时，个人能够容忍其存在；它意味着个人有能力接受非常矛盾的信息，而不是强迫自己对这种情形拒之于门外；它意味着普通语义学家所谓的“外延扩展的取向”。

我坚信，保持意识对于当下存在的经验的完全开放，是进行建设性创造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所有的创造活动中，无疑都会出现这样的程度强烈但其范围可能有局限的开放意识。一个心理严重失调的画家，虽然找不出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心理痛苦的根源，但他仍然能对自己所体验到的形状和颜色具有清晰敏锐的意识。一个暴君（不管他权力管辖的范围有多大），虽然不能正视自身的弱点，但对于他要对付的那些人，他却完全能够发现和处理他们心灵盔甲的微小缝隙。由于他对经验的某个方面能够保持开放，因此创造也是有可能的；由于这种开放仅仅是针对经验的某一个侧面，因此这一创造性成果的社会价值可能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一个人越是允许自己所有方面的体验都被敏感地意识到，我们就越能够相信，他的创造力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2）内源性评价。评判的根源或场所居于自身内部，这或许就是进行创造的最基本条件。对于创造者本人来说，其成果的价值不是由别人的表扬或批评来决定的，而是由自已决定的。我创造出了令我自己满意的东西了吗？它表达了我的某个方面——我的情感或我的思想，我的痛苦或我的狂喜吗？这仅仅是一些真正与创造者有关的问题，或与任何一个正在进行创造的个人有关的问题。

但这不意味着他不注意或不愿意关注他人的评判。这仅仅意味着，评判的依据就存在于个人自我内部，就存在于他自己对自己创造成果的机体反应和机体评价。对个人来说，如果在他自我内部有一种“我自己在行动”的“感受”，有一种潜能实现的“感受”，而这些感受此前从未出现过，而现在却真实地出现了，那么，这就会使他感到满意，感到自己富有创造性，任何外在的评价都不能改变这个基本事实。

(3)把玩基本要素和概念的能力，尽管这一点可能没有(1)或(2)重要，但它似乎也是从事创造的一个条件。与(1)中所描述的开放和非僵化性有联系的是自然地把玩各种观点、颜色、形状、关系的能力——例如，把基本要素做成似乎不可能的排列形式，设想出近乎疯狂的假设，使已经确定的东西成为问题，表达荒唐可笑的内容，把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把一个事物转化成另一个似乎不可能的等值物，等等。正是从这种自然的把玩和探索中产生了直觉，促使当事人用一种新鲜的有意义的方式去创造性地看待生活。在浪费了无数次可能无用的尝试之后，似乎总会出现一两个进化的、具有持久价值的成果。

与创造行为相伴随的状况

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建设性的创造行为就会产生。但我们不要期望对这种创造性行为进行准确的描述，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不可描述的。我们必须视之为不可知的未知的事物，直到它出现为止，这就是在不可能之中蕴涵着可能。我们只能概括地说，创造行为就是机体的自然行为；并且当一个机体能对其内在和外在的体验都保持开放，能自由而灵活地尝试各种各样的联系时，这种行为就容易产生。在这样众多的成败难卜的尝试中，机体会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做出选择，去选择能有效地满足内在需要的尝试，选择能与环境形成更有效关系的尝试，或者选择另外一个能够发现感受生活的更简洁更令人满意的定律。

不过，创造性行为有一个特点是可以描述的。在几乎所有的创造性成果中我们都会看到一种精心选择，一种重点的强调，一种训练有素的修养，即创造者对于事物本质的追求。艺术家会以简化的形式勾画出事物的外观或结构，而忽略其现实的细节。科学家在阐述一种关系的基本原理时，会忽略所有可能会掩盖其本性之美的具体事件或情形。作家选择那些能够使他的表达保持完整性的词汇或语句。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受到了一个特定的人——“我”的影响。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纷繁复杂的事实，但是“我”能够为我自己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赋予一种结构；对于现实的认知，我有“我自己的”独特方式，正是这种有意识地自我规范的个人选择性或抽象性，把自己的审美特点赋予创造的成果。

虽然我们对创造性行为只能描述到这种程度，但是在个人身上确实还有一些与创造性行为相伴随的情况可以提示一下。

首先是我们称之为“我发现了”的感受——“就是它！”“我发现它了！”“这正是我要表达的东西！”

还有一种情况是所谓孤独的焦虑。我相信，在很多重要的创造性成果的形成过程中一定会包含这样一种感受：“我很孤独。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我是在无人区独自冒险。我是愚蠢的、错乱的、迷失了方向的、病态的。”

另外一种通常会与创造相伴随的体验是与人交流的欲望。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一个人根本不想同别人分享自己的创造产品，创造过程是否可能出现？减轻当事人孤独的焦虑并使自己感到安心的惟一方法，就是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吐露到个人日记中，可以把自己的发现变成某种不为人知的密码，可以把自己的诗作锁在抽屉里，还可以把自己的画作束之高阁。然而他仍然渴望与一个能够理解他的群体进行交流，哪怕这是一个纯粹是他想象出来的群体。他不是为了交流而创造，但一旦创造出了产品，他又渴望与别人分享，分享自己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新成果。

培养建设性创造力的条件

到现在为止，我已尝试描述了创造的本质，说明了能够使创造力成为建设性创造力的当事人体验的特点，提出了创造性行为所依赖的必要条件，还谈到了与创造性行为相伴随的一些情况。但是，如果想使开始提到的社会需要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必须了解能否培养建设性的创造力；如果能，应该怎样培养。

从创造力的内在条件的本质来看，很显然，它们不应是被强迫的，但它们又必须被允许显现出来。农民不能强迫胚芽从种子中发芽，他惟一能做的，就是为种子提供发展自身潜能所需的营养条件。创造力也是这样。那么，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外部条件来培养和增强上面提到的内在条件呢？我的心理治疗经验使我相信，通过建立能带来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的条件，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建设性创造力产生的可能性。我想详细地谈谈这些条件。

心理安全感。这个条件可通过三个相关联的过程建立起来。

（１）把人作为具有无条件的价值的人予以接纳。不论在什么时候，如果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教师、父母、治疗师或者其他什么人，能从某个个体自己的权利和表现出发，基本上感到该个体是个有价值的人，而不管他现在的状况或行为是什么样子，那么，他就是在培养创造力。只有教师、父母等人意识到该个体的潜能，并且能够无条件地相信他，而不管他现在的情况，这种态度才可能是真诚的。

当个体在理解这种态度的时候，对他所产生的作用就是他体验到了一种安全的气氛。他逐渐地认识到，既然不管做什么，他似乎都能被看作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因而，不管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成为真实的自我，而不需要伪装或某个虚假的外表。这样一来，他的僵化表现就会减少，他就能够发现成为真实自我有什么意义，就能够试着以一种新鲜自然的方式来实现自我。换言之，他开始步入了创造之路。

（２）提供一种没有外部评价的气氛。当我们不再从我们自己的立场来对其他个体做出判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培养创造力。对一个人来说，如果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会受到评价、不会受到外在标准评估的气氛之中，那将是极大的解脱。评价总是一种威胁，总会引起防御的需要，始终意味着某些体验必定会遭到意识的抑制。如果某个成果按照外在标准被评价为是好的，那么，我一定不会承认我对它感到反感。反过来，如果我现在的所作所为依据外在标准被看作是不好的，那么，我一定不会意识到那似乎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不存在按照外在标准所做的评价，那么，我就会对我的体验更加开放，能更深刻更敏感地认识到我自己的好恶，认清这些材料的本质以及我对它们所做反应的本质。我会开始认识到评价的着眼点就在我自已内部。于是，我开始步入创造之路。

为了减少读者可能产生的怀疑和担心，可能应当指出，对他人不做评价并不是说不做反应。事实上，它反而可以使一个人自由地做出反应。“我不喜欢你的观点（或者画作、发明、作品）”，这不是一个评价，而是一个反应。它与评判性的说法有着细致而明显的区别，如，“你现在做得不好（好），这是依据外部标准对你得出的结论”。第一个说法允许当事人坚守自己的评价源，它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我不会欣赏你的作品，但是实际上它可能是很好的东西。而第二种说法，不管它是表扬还是责备，它倾向于把当事人置于外力的控制之下。我们在告诉他，不能仅仅问自已，是否这个成果是对自已的一种有效表达，他必须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他在被引导着远离创造的过程。

（３）共情理解。如果在前两个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最终提供心理的安全感。如果我说我“接纳”你，而我对你却什么也不了解，那么这其实是很肤浅的接纳。你会认识到如果我最终确实了解你，这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能共情地理解你，能从你的立场来看待你以及你的感受和行为，能进入你的私人世界，能按照它显现给你的那个样子来看待它——而且仍然接纳你——那么这才是真正的安全。在这种气氛中，你能允许你真实的自我显露出来，并允许它以变化和新颖的方式展示出来。这是培养创造力的基本方法。

心理的自由。当教师、父母、治疗师或者别的促进者允许一个人拥有象征性表达的完全自由时，那么创造力也就得到了培养。这种允许使人有了充分的自由去思考、感受、成为自身内在的真实；它促进了开放，促进人充满乐趣地自发地把玩知觉对象、概念和意义，而这正是创造力的构成成分。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象征性表达的完全自由。大概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人们都有用行动来表达所有的情感、冲动和欲望的自由。在有些情况下，人的行为可能会受到社会的约束，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象征性的表达却不必受到限制。

这里所描述的这种允许并不是软弱、放纵或者鼓励作恶。它是对自由的允许，同时自由也就意味着责任。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渴望新的冒险，同样也可以自由地对它感到畏俱；可以自由地享受自己成功的果实，同样也可以自由地忍受自己行为的恶果。正是这种负责任的生成自己的自由促进了自身内部那个可靠的评价源的发展，并进而使建设性创造的内在条件得以形成。

结  语

今天自然科学的发展向我们——作为个人，作为一种文化——提出了严峻的要求：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去，必须依靠创造性的行为来适应我们的新世界。

创造与批判（选）

（美）杜威 著

“创造”在这里指的是创新能力、真正富有思维创新的能力。谈起创新能力，我们习惯于想到那些非凡特殊的人物，比如天才。其实，每个个体都以其自身的方式独特地存在着。每个人经历人生的角度都不一样，如果能把人生经历转换成观念并把这些观念传给别人，不同的人会传出不一样的东西。每个来到这个世界的个体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可以说，宇宙因为每个个体而有了全新的开始，通过每个个体进行从未有过的新尝试，即使这种尝试只是小范围内的尝试。我总是惊异于人们对幼儿的兴趣、对幼儿的行为与言语的兴趣。在尽量把家人的宠爱这个因素排除之后，人们还是会出于某种原因对幼儿感兴趣。我相信，这个原因便是人们对创造性的认可，因为深深吸引着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幼儿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新的东西，一种观察世界的新方式，一种感觉世界的新方式。人们对这些新东西的兴趣还表明：成人在寻找个体身上的独特之处。成人已经对不断的重复与复制感到厌倦，对陈词滥调和只是重复他人经历的情感感到腻烦。

在思考幼儿对世界的这种全新反应时，我不由得问道：为什么这种全新反应很快被减弱，很快被掩盖，被一种思维上的橡皮图章和留声机唱片所取代？人们可能认为，要求人人都具有创造力是不合理的。但在我看来，人们之所以认为这种要求不合理，是因为人们衡量创造力的标准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根据外在成果来衡量创造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应对这个我们共有的世界，这便是创造力。创造力并不只是作出从未有过的新发现。当一个人真的作出了一项发现，即使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有过类似的发现，他仍然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发现对于个体精神生活的价值，在于激发头脑的创造力；发现并不局限于拥有前人未曾有过的想法。只要一项发现是真诚坦率的，对你或我是全新的，它就是创造性的，即便他人已经有了同样的发现。问题的关键是要亲自去发现，而不是从他人那儿获得发现。

在我国的拓荒时代，我们的祖先不断地前进着，许多人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迁移与新拓居地使边疆与眼界不断扩大。在拓荒时期，即使那些没有迁移的人们也总是在开拓着新的天地：砍掉某片森林把土地变成粮田，亲手造房子、竖栅栏，自制所有的家用物件和衣物，制皮革，生产肥皂，浸蜡烛，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时，人们居住的世界不是现成的，而是他们亲手创造的。他们没有伍尔沃思连锁超市和连锁商店；他们想拥有学校和教堂，就必须亲自去建造。于是，他们变得多才多艺，能够发明创造，容易适应新环境，在面对阻碍时勇敢、有创造力。因为有那么多人擅长应对日常生活中的新环境，美国的政治与政府曾一度很有创造性。那时的人们不惧怕去试验，去临时准备；为了不被陌生力量所打败，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我认为过去50年中拓荒者的消失给美国带来的社会变革是所有国家在所有时期最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诠释美国历史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的最显著的观点也许就是边疆的重要性。但现在这个边疆几乎已经消失了，拓荒者也随之消失。我们仍然四处走动，但我们乘坐现成的汽车与火车，我们的目的地与出发地在思考习惯与感受习惯方面相差无几：人们看着相同的报纸新闻，读着相同的畅销书，聆听相同的电台音乐与电台谈话，包括对相同的现成制品所作的广告。

过去几个月，我阅读了我曾祖父的一本日记。一百多年前，还是少年的曾祖父和家人一起搬到了佛蒙特州一个几乎一片荒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创建了一所学校和一所教堂，建造了一间磨坊和一家锯木厂，还开了一家商店。我的曾祖父那时候还只是个少年，但他却步行把牛从佛蒙特州赶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我提及这些事，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在这短短的一百年间，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和情感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要充分意识到这种变化则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从一个拓荒文明变成了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文明——这里有世界上最多的制成品和无需付出创造性的努力便可购买的产品。在其他地方、其他时期有发生过如此巨大的变化吗？

我们隐约地意识到了外部环境所发生的变化。之所以只是“隐约地”，原因在于我们完全处于现有事物的包围之中并完全沉浸其中，以至于我们很难去真实地了解什么消失了，这就好比在寒冷的冬日很难去想象夏日的炎热。然而，当我们得意于自己对物理环境的极大改变、对荒野的极力征服，并清楚地知道这种改变与征服的时候，我们仍然很可能忽略所发生的精神变化——精神态度与道德态度的变化——的重要性与范围。所以，我要重复一下：过去，我们的文明中一切事物都是在等待被完成，创造与生产的迫切需要到处激发、激励着人们的思想；但现在，我们有现成的产品，人们要花精力去做的，是生产产品供这个国家某个偏远地区的某个陌生人使用、购买，并使用某个陌生人在某个遥远陌生角落里通过机械手段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说，我们从与自然进行直接接触变成了与通过机器和技巧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接触；我们从一个社会的、物理的、正处于创造过程中的世界来到了一个对多数人来说已创造完毕的世界；我们也因此从一个能不断激发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世界来到了一个注重接受能力与重复的世界。

提及这种变化不是为了赞美过去、怀念往昔的美好时光。过去的环境过于艰苦、简陋，不能过度地美化过去。现在，我们拥有许许多多我们的祖先未曾知晓的优势。但这种巨大的变化带来一个问题：我们的祖先在面临问题时不得不逐渐形成了思想上的独立性与创新性，而在现在的环境中，面对当今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出相同的思想独立性与创新性？

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与分配往往带来同质性，正如它常常会将以往分散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伯特兰·罗素最近在一篇名为《同质的美国》的文章中指出，就连生活得相对远离人群的农民也在使用机器为一个远方的市场进行生产，如此一来，农民的精神习惯往往变得和其他人群的精神习惯一样。在美国，新闻采集与流通的方式导致人们有了共同的精神食粮，不同阶级之间的平等化明显统一了人们的着装，这完全不同于欧洲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那些地区，不同地方、不同阶级的人着装各异。在这种外在的相似性背后，各种强制力不仅导致了精神统一，还往往抑制精神独立。这些力量虽然不会扼杀创新能力，但却将创新能力变成了一个必须去故意实现的目标、一种需要去孜孜不倦培养的能力，而在过去，创新能力只是社会条件的一个副产品。

教育这股强大的力量既可以保护并提倡人类个体与生俱来便具备某种创新的精神态度，也可以一步步地扼杀这种创新态度。教育是我们在当今社会“拓荒”的一个极好机会。但同时，教育也是困难最多的一个领域。暂且看看我们的祖先：他们可以是学校教育上的传统主义者，因为远离旧的文化传统的发源地，他们几乎不得不是学校教育上的传统主义者，以维持与旧的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他们在日常生活与实际接触中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学校教育的变化似乎是革命性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大量的传统主义，尽管我们在其他方面丢失了展示创新能力与创造力的机会。

儿童上学的目的是学习，这一基本事实往往让人认为学习就是理解并重复他人的发现。物质上我们有现成品，思想上我们也有压迫性的现成的信息与观点，把这些思想现成品转移到学生头脑里的过程构成了人们眼中的教育。学校往往成了知识的输出管道和输送车。知识的增长、快速大量的增长，增加了向学生头脑里灌输的知识储备。包装的思想产品和包装的商业产品同样流行。制定学习课程主要就是把适合不同年龄的不同数量的知识归拢起来，并在合适的年月日有顺序地分发这些知识。教育如同商业，我们比过去更注重包装的美观，更注重给产品贴上诱人的标签。两者事先都做了准备，但丝毫不关注个人的消化吸收能力。

我们努力推广全民教育，这种努力虽值得称赞，但却让我们更加重视思想现成品和它们的机械转移。高大的教学楼以及大班授课的方式让管理与教学变得机械化，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似乎都缺少时间去进行独立的、有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因为教师要向那么多的“潜在顾客”传授那么多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科学知识以及艺术知识，一个由系统化的规模生产所构成的链带系统便由此产生。对于从事（被委婉地称为）教育学的人，他们的目标是要构建所谓的规范——这些规范只不过是大量数字的平均数——他们的理想是要让知识的分发与输送系统变得更有条理、更有秩序，这也许并不奇怪。教师和商品销售人员一样，其主要职责是消除销售阻力，因为除了那些极其顺从的学生，在个性的驱使下，其他学生都会希望逃学、逃避被成堆地供应知识产品。身体上的旷课也许越来越少，但被称为走神的精神旷课却仍然大量存在，尽管包装产品越来越吸引人。

要列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的主要特征并不难：独立性、创新能力以及辨别能力。遗憾的是，这些特征容易从感官意义上去理解、解释，但却难以从心智意义上去理解、解释。如果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表明他脱离了真正的思想创新与独立，除非他对自己想做什么已经有了很好的鉴赏力。只有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才会有意识地去拥有有重要意义的欲望，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人们很容易就把偶然的事或他人在做的事当成自己想做的事，而实际上，人们所谓的欲望只是为了极力逃脱精神空虚。要获得真正的思想独立与创新，仅有“进步的”头衔是远远不够的；独立与创新还必须是思想上的独立与创新，否则，结果只会是漫无目的的身体活动，远远不能实现精神自由这一创新的必要条件。将身体、手、眼、耳从束缚的、机械的物理条件中解放出来是让思想更加独立的一项前提条件，但这种解放仅仅是前提条件，并不是思想独立本身。

我们大家——既包括待在学校里的儿童，也包括离开学校的成人——都面临的一个困境。和儿童一样，成人也在他们对惯例的精神服从与无序的身体活动之间轮流更替。成人也力求通过过度的、漫无目的的活动去补偿自己对接收与复制工作的服从。标准化的工厂和不知驶自何方也不知驶向何处、唯一的目的是尽快到达然后返回的汽车是我们这个文明的连体双胞胎。成人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和儿童在学校里遭遇的难题非常相像。我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不会努力去寻找答案。我们成人的目的与欲望也是由外界强加给我们的。我们成人也厌倦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那些想做的事并非源自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这里存在一个恶性循环。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我们屈服于一种外在压力；当不得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我们屈服于另一种外在压力。这两者之间唯一的不同点在于：后者是明显的、直接的压力，而前者是不明显的、间接的压力。

这正是批判一起作用的地方。批判不是挑剔，不是挑出缺点加以改造。它是运用判断力辨别各种价值，思考某一时期的某一领域中什么是更好的、什么是更坏的，并大致了解好坏背后的原因。所以，批判性判断并不是创新的敌人，而是创新的朋友与同盟。我听过不少聪明人说大学教育过度地培养了他们的批判能力、抑制了他们的创造力。他们说自己羡慕那些不必不断运用批判力的同事，理由是这些同事更有自信，也更有信心去计划并实施新的行动。

我们能很容易理解这些人的意思。我们都见过表面上由于过度培养思考能力而丧失部分行动能力的例子。让我们所有人都似乎成了懦夫的，如果不是良心，那便是思想。思考让我们意识到了有许多别的可能性，扩大了可能的选择范围，积极的选择因此变得艰难。思考让我们怀疑、犹豫。当我们对价值持批判的态度，我们便不确定是否存在什么价值真的值得我们去实现；当我们在思考是否有其他更大的价值时，我们便不去采取任何行动。然而，我不认为这种结果是由对批判能力的培养所造成的。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我认为原因在于来自他人的种种批判让学生不堪承受。我们忘了批判和其他事物一样，也存在现成的批判，吸收现成的批判并不是运用批判能力。我在这里谈的是大学生，但这个道理是人人通用的。

批判能力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勇气，它的强敌则是怯懦，尽管怯懦有个更委婉的名字，叫做思想懒惰。有什么便接受什么总是件易事，那样做不仅省力，还把责任推给了别人。

很多人忙着告诉我们民主是一场政治失败。民主观念之所以是一场失败，是因为它要求每个人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负责任，但许多人却拒绝承担责任。民主是一个需要极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信条，它要求人们具有思想的勇气与实现民主的信心。

现在有太多人乐意让他人为自己作决定；如果不是担心私人目的受到干涉，许多人都会乐意，过于乐意接受专家的领导。

我们美国人过于服从各个领域中所谓的权威，而太少去质疑他们的权威话语权。人们常常抱怨，美国人太轻信他人，太容易相信所谓的权威人士的胡说八道。广告页上充斥着名演员、棒球名人和“社会名人”对各种商品——药品、床、食物——的推销，以期影响消费大众。这种现状其实源于没有批判力的民意，是没有批判力的民意让这种广告宣传变得有效。我们被动地服从所有被当作“权威”的事物。

一种普遍的思想状况，即许多个体未能运用个人的辨别能力、批判能力。在很多情况下，这源于缺少教育，一种能培养独立判断能力与独立选择能力的教育。但是，很多可以独立判断、独立选择的人由于道德原因，也未能独立判断、独立选择。他们先是缺乏思考的勇气，接着又缺乏表达的勇气。正因为对大肆宣传的思想屈服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更深的顽疾，它才成了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

如果借口能当理由，我们很容易就为那么多人在思想上没有批判力、只是顺从与不抵抗找到理由。我们作为依赖他人的婴儿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形成了依赖他人的习惯，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这种习惯的存在。父母和教师很少会对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越来越独立感到欣喜。让他人依赖自己可以满足我们的自爱，对权力顽固不化的爱促使我们让权威持续存在。当我们出于利他之心热衷于为他人做事时，我们也在期望获得声望与认可。我们忘了对他人的最大帮助是帮他自立，让他在没有我们的帮助时也能照样生活下去。我们忘了，以平等的身份相互给予的伙伴关系要比上下级的伙伴关系有多得多的好处。控制他人思想与信仰的能力是自我控制能力的一个廉价替代品。

这股抑制了独立判断的力量一直存在。它存在于每一代年轻人与成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当那些年轻时被迫在精神上、道德上屈服的人反过来成了年轻人的训练人，他们会使用额外多的权威来进行弥补。但有的控制性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比如我们所致力实现的全民教育。为确保人们的阅读能力，我们无限地增加外在影响因素的数量，让它们去影响个体的思想。美国人学会了所谓的阅读，但却没有学会判断、辨别与选择，让自己完全依赖于外在的力量，时刻准备着经受新的思想奴役。此外，有3／4的美国学生14岁便离开学校，他们离校前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主要就是吸收信息、通过机械的模仿与重复习得不同形式的技能。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也就不会奇怪为什么美国人惯于轻信他人，容易受到一切大声反复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物的鼓动。

紧跟着学校的教育力与影响力的是职业的教育力与影响力。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幸地选择了需要进行自我思考与理解的职业。大部分人只是走进商店和工厂，精神服从于自己在精神上并不认同的环境与目标。他们可能对环境抱有逆反心理，但却被迫服从于自己所工作的机器的命令与指示。他们不仅是别人的仆人与雇员，更是无生命的工具的仆人与雇员；他们必须顺从这些工具不间断的机械运动，必须让自己适应这些工具。他们根本无法进行个人判断与创新，因为判断与创新似乎就是一种公开反抗。正规的学校教育和许多的家长指导培养出没有批判精神、思想被动的儿童，而经济环境则加强了这种培养。

但是，屈从并非人类本性。看看当代社会的法治与秩序，没有什么比“我们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屈从”这一说法更荒谬的了。人们抱怨服从精神消失了，对制定的权威与法律的忠心没有了；这些抱怨非常普遍，也有根有据。在所有可以想象的领域中，法律的数量都在激增，但这些法律到头来却都被人无情地违反。然而，这种现象与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缺失并不矛盾。相反，两者互相补充，彼此需要。没有人能始终处于思想独裁者的监视下；一个在屈从时从未培养自身判断力的人一旦从屈从地位中解放出来，会立刻让自己任由原始的欲望与冲动摆布，这就好比那些上学时受到外界管教最严格的学生一旦逃离了管教者的监督，常常是最喧闹、最不守规矩的。欲望可以被遮盖，但却不能被压制，因为它是一股重要的能量。如果欲望没有思想相伴，没有判断力引导，它将找到偶然的发泄途径。

创新与批判两者互为伙伴。真正的辨别是创新的，因为它对所辨别的对象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是对个人鉴赏力的一种运用。人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识是比偶然的、无意的偏爱更严肃的东西。短暂的喜爱和智慧的判断完全是两码事。对于那些说知道自己喜好的人，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一说法常常暗含某种不可改变性：我喜欢的这件东西对我来说不仅现在优秀，而且会一直优秀下去，我不打算去了解别的东西或喜欢新的东西。

不过，喜爱本身以及喜爱中的那种信任感是良好的开端。如果人们出自真性情去喜爱，这种喜爱便是独立的、创造性的活动。然而，我担心的是，很多时候，人们不是出于本能自发地去喜爱，而是在大脑被以前的传统教育模式化、独立反应被抑制的情况下去喜爱。保留情感反应的创造自发性很难，而要发现并依赖情感反应的潜意识活动则更难。成人自以为喜欢的事物实际上并不真是他们所喜欢的。多年来，他们清楚了别人口中的喜好，并最终借来别人的标准确定自己的喜好。对多数人而言，要开始真正地喜爱，就必须清除那些喜好的积淀，开始认真对待更深层、更本能的情感反应，并给这种情感反应一个自由的机会去发挥。

正如爱默生在《论自立》中说道：“人应当学会捕捉、观察发自内心的闪光”；“当所有人都持相反的看法时，我们要以最平和而又最坚定的态度坚持内心自发的念头。否则，明天别人就将高明地说出我们一直想到和感到的东西，而我们将只好惭愧地从别人那里接受我们自己的见解。”

但要捕捉、观察发自内心的闪光并不容易。教育和社会环境联合起来减弱那些闪光，吸引我们去观察闪光之外的东西。我们必须忘记词语本身，去发现什么时候我们的内心萌动着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要成形的想法。对于成人而言，学会摆脱对别人现成观点的外在奴役，开始捕捉、观察、相信自己的直觉，即自己自发的、自愿的反应，常常是他一切个性发展的开始。不管创造性是体现在新的创造性努力中，还是体现在对某一自然风景或社会制度情况的批判中，这一说法都是正确的。

我们不能将创新与批判孤立开来，因为它们是我们大脑“呼吸”与精神中的一出一进、呼气与吸气。生产、了解并评判我们与他人的行为、再次创造，这是一切自然活动的规律。正如控制吸气与呼气的是同一个身体系统，通过自身的结构特征表现出创造性行动与批判性辨别的也是同一个头脑。不经过批判的创造只是一股冲动；不是为了再创造而作的批判则会减弱冲动，导致思想贫乏。正如吸气与呼气是维持生命、继续生命的共同表现，批判与创新也是同一个生命体的共同表现。

我们精神上的不规则与障碍源于我们未能遵循创新和批判那一出一进的规律。我们不是太易于接受外在印象，而是在接受这些印象时不加辨别、不加选择。接受需要被动，但我们却将接受的被动转化成了反应的被动。于是，我们被淹没在外界强加给我们的印象之中，并成了一潭死水，任由各种外来的东西被扔进来。在行动时，我们或时断时续，或狂猛激烈，仿佛试图摆脱那些本应滋养我们但实际却在阻碍我们的事物。本应是正常精神生活中创造性的言语或行动却变成了昏睡时的打鼾声，或毫无目的的咳呛声，或悲伤的叹息声——叹息我们无法积极地处理那些压抑自己的事物。我们既没有才智让自己所选择的外在印象真正成为自己能使用的资本，也没有勇气去果敢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即使有勇气表达想法，由于事先并未深思，所表达的想法也是晦涩的、武断的。

在平衡创新与批判方面，教育的作用实在重要。我要谈一下哲学与批判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在有些人眼里，哲学是一种启示，能给日常生存带来新事物；或是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扇门，通向那些本不可到达的、至高无上的终极领域。有些人一度相信自己在宗教中找到了那种终极启示和那把强大的钥匙，当对宗教的幻想破灭之后，他们便转至哲学，在哲学中寻找自己没有在宗教中找到的东西。当他们没能在哲学中找到自己想要找的东西时，他们便失望地转身离去，或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一个空想的系统，并给这个系统贴上哲学的标签。

其实，哲学并不是一条通往一般信仰、知识、行动、享受与痛苦之外事物的特殊道路。哲学是一种批判，是对那些常见事物的批判。它与其他批判的唯一区别在于：它试图扩展批判，试图有条理地批判。如果说哲学能带来什么揭示，这种揭示不在于揭示什么终极现实，而在于敦促人们在研究熟悉的事物时要超越过去的界限。逻辑学还未出现时，人类就在思考；伦理学还未出现时，人类就能区分是与非、善与恶；形而上学还未出现时，人类就早已熟悉如何去区分经验中的真实与非真实，知道物理过程或人的行为过程会产生结果，知道一件事常常不会产生期望的结果，因为它会受到其他事件的影响。但在我们对熟悉事物的经验中，在我们与这些熟悉事物有关的信仰和期望中，存在着混乱与冲突、歧义与矛盾。当一个人努力为大范围的事物带来确定性、清晰度与条理性时，他便走上了哲学的道路。他开始批判，开始形成批判的标准——逻辑学、伦理学、美学与形而上学。

哲学这种一般性批判对解放创新能力有什么作用？更确切地说，哲学批判对我们美国文明有什么作用？在那些继承得来的大量观点和理想与那些产生于当前活动的观点和理想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冲突。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也体现了这种冲突。由于这种混乱，人们对任何不局限于从一片混乱中获得个人快乐和利益的原则与目标都持有普遍怀疑、嘲笑及失望的态度。

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博物馆与实验室的混乱混合体中。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既不能摆脱实验室和实验结果，也不能以无视的态度当博物馆和博物馆里的样品不存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挑选、如何选择、如何辨别。过去的事物中有什么是和我们自己的生活相关的？如何改造这些相关的事物让它们变得有用？有没有人想过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并把答案付诸实践，我们的教育、司法制度和政治就会有新的发展？形式哲学至少应该为这样古为今用的追问提供一个方法。但我更想指出的是，它可以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批判提供服务。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号召要诚实勇敢地面对那些以各种间接、未受批判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艺术信仰以及经济信仰，去探寻这些信仰中有多少能在当前的需要、机会和实践中得到验证与核实。每个进行这种探寻的人都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只是无用之物和沉重的负担，但我们还是储藏着这些无用之物，承担着这些沉重的负担。

如果摆脱了这些无用之物和沉重的负担，我们就可以让创新能力自由地发挥。每个个体的性格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特的、创新的，这也正是个性的涵义之所在。我们现在最需要摆脱那些遏制、压抑个性表达的因素。当压抑的、人造的负担被消除，人人都将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在某一领域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的质量与力度，以及个人大量创新的累积效应，不管每次的创新在数量上多么地有限。我们非常需要创新，而批判、自我批判是进行创新的必经之路。

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选）

（美）马斯洛 著

我第一次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有关于创造性的观点是在15年前，那时我刚刚开始对健康、高度发展和成熟了的（即自我实现的）人进行研究。从那时起，这些想法一直在不断演变，并且我相信，还会继续演变下去。因而，本文应当是一个有价值的对过程的报道，不仅仅因为被讨论的主题本身有价值，还因为我关于心理学是什么和心理学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也同时在发生着变化。

一、先入之见

我必须抛弃墨守成规的这种看法，即认为健康、天才、才干等和多产等是同义的。在我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尽管在我将要描述的某种特殊意义上是健康的、具有创造性的，但从普通意义上讲，他们却不是多产的，他们没有伟大的才能或天赋，也不是诗人、作曲家、发明家、艺术家或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并且，明显的是，有一些最富有才华的人类天才肯定不是心理健康的人，例如，瓦格纳、凡·高、拜伦等。在天才中，有的是心理健康的，有些却不是。在很早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伟大的天才不仅或多或少与性格的良好或健康无关，而且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例如，有证据显示，伟大的音乐天才和数学天才更多地是来自于遗传，而不是后天所获得的。这样看来，似乎很清楚的是，心理健康和特殊才能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它们之间也许只有很少的关系，也许没有。至此，我们最好还是承认，心理学对于天才人物的特殊才能知之甚少。对此我将不再多说什么，我想集中关注那种更加普遍存在的创造——它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生存过的人身上，并且与心理健康情况一起变化。而且我很快发现，我也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是根据产物来思考创造性的，而且，我也将创造性仅仅局限于与人们的努力相关的传统领域。也就是说，我不自觉地假设任何画家都在过着创造性的生活，诗人和作家也是如此。理论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和作家会有创造性，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有创造性。你是他们中的一员或者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具有全部的天赋或一点没有，似乎创造性只是某些职业的特权。

二、新的范例

但是，我的这些预期被我的各种类型的研究对象所打破。例如，有一位贫穷的女性，没有受过教育，是一名母亲，也是家庭主妇。她没有做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有创造性的事，但她是一位出色的厨师、母亲、妻子。尽管经济条件有限，她总是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她是位完美的女主人。她准备的饭菜简直就是一场盛宴。她对银器、服饰、玻璃器皿、陶器和家具的品味简直无可挑剔。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新颖、独到、出人意料、富有创意的。我不得不认为她是富有创造性的。我从她以及与她类似的人身上懂得了：一流的菜汤要比二流的绘画更具创造性，并且一般来说，烹饪、为人父母或操持家务可以是创造性的，而写诗却不一定都有创造性，它也可以是枯燥无味的。

我的另外一个研究对象致力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工作，她为人包扎伤口，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她不仅仅以个人的方式，同时还以组织的形式从事工作。她的“创造”之一便是成立了一个此类的组织以帮助更多的人。

另外一个是精神病医师，一位“纯粹”的临床医生，他没有任何著述，也没有创造过任何理论或进行过任何研究，但他在帮助精神病人重建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自得其乐。他对待每一位患者都像是在对待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他没有难懂的行话，没有过多的期望和先入之见，只有道家式的纯真和杰出的智慧。既然每一个患者对于他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和对待。甚至在非常棘手的病例上，他也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这确证了他的工作所具有的创造性，而不是保守或者墨守成规。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我明白了，建立一个商业组织同样可以是有创造性的行为。从一名年轻的运动员身上，我明白了橄榄球赛中的一次擒抱阻拦也能够像十四行诗一样体现出美感，也可以由创造性激发。换句话说，我学会了不仅将“创造性”（还有“美感”）一词应用到作品上去，也应用到各具特色的人们身上，应用到活动、过程或态度上去。而且，我再进一步把“创造性”一词应用在标准的和为传统所接受的诗歌、理论、小说、实验、绘画以外的许多其他产物上去，而迄今为止我是把这一词仅仅局限在这些产物上的。

三、自我实现的创造性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发现有必要区分“特殊才能的创造性”与“自我实现的创造性”。后者更直接地发源于人格，广泛地显现于普通日常生活中，并且不仅显现于伟大和显而易见的产物中，也以许多其他方式，以某种幽默感、以创造性地做任何事情的倾向显现出来，例如在教学等活动中。

1．感知

自我实现的创造性的一个基本的方面似乎就是一种特殊的感知，类似于童话中孩子看到国王没穿衣服的这种感知（这也与把创造性看做是一种产品的看法相冲突）。这些人可以看到新鲜的、天然的、具体的和形象化的事物，也可以看到属类的、抽象的、仪式性的、分门别类了的事物。结果就是，他们生活在远远更加真实的世界之中，而不是生活在概念、抽象、期望、信念和陈规的虚拟世界之中。

2．表达

我的所有研究对象相对来讲都更具自发性，更富有表达能力。他们能够表达得更加“自然”，行为更少受束缚和抑制；他们的行为似乎能够更容易和流畅地得以展开，更少停滞和自我非难。这种不受钳制、不惧怕别人奚落而表达想法和冲动的能力被证明是自我实现的创造性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方面。

3．“第二次纯真”

我的另一个观察结果就是，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天然快乐、无忧无虑的儿童的创造性。它是自发、轻松自然、纯真、自如的，是一种与一成不变和陈词滥调迥然不同的自由。同样，它的主要组成部分似乎就是无感知的“纯真”、自由和不受抑制的自发性和表达性。几乎任何一个孩子都能够更自由地去感知，而不带有应该存在什么、必须存在什么或一直存在什么的先人为主的看法。

正是在这种孩子气的意义上，我们说我的研究对象是富有创造性的。但我的研究对象毕竟已不是孩子（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为避免误解，让我们这样说吧，他们或者是保持了或者是重新获得了至少两种孩子气主要的方面，即他们不墨守成规，具有自如的自发性和表达性。成年人身上的这些特点肯定与发现于儿童身上的类似特点有质的不同。如果说儿童是天真的，那么我的研究对象就是获得了“第二次纯真”。他们的天真的感知和表现是与老练结合在一起的。

无论是哪种情况，给人的感觉都是，我们似乎是在与内在于人性中的一个基本特性打交道，它是所有人或大部分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能，但在人的文化适应过程中常常被遗弃、埋没或抑制了。

4．对未知事物的好奇

在另一个使创造性更成为可能的特点上，我的研究对象也与众不同。自我实现的人相对来说更不惧怕未知、神秘、令人迷惑的事物，倒是常常被它们深探地吸引住；也就是说，把它们挑选出来，苦苦地研究思索它们，沉浸于其中。我是这样来描述的：“他们不忽视未知事物，也不会拒绝、逃避或试图假装已了解它，也不会过早地对它进行组织、分析或归类。他们不依赖于熟悉的事物，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也不同于对确定性、安全、明确性、秩序的灾难性需要，正如我们在戈尔茨坦所研究的脑损伤者或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那里所看到的。当总体的客观情境需要时，他们可以舒适地安于无秩序、草率、混乱、模糊、疑惑、不确定、不明确、近似、不严格或不准确状态（一般来说，在科学、艺术或生活的某些时刻，所有这一切都是很值得的）。”

因而，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疑惑、试探、不确定，以及因此而暂停做出决定的必要性——这些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对某些人来说却可能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刺激性挑战，是生命的高潮而不是低潮。

四、“非此即彼”的消解

我的一个观察结果使我困惑了许多年，但现在它开始逐渐明确了。那就我所说的自我实现者“二分”问题的解决。简单地讲，许多具有相对性以及极端性的东西，被所有心理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直线性的和连续性的，但我却有不同的看法。以我遇到的第一个“二分”麻烦为例：我不能够确定我的研究对象是自私还是无私的。请看我们是怎样落入“要么是，要么不是”之陷阱中的吧。我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方式也就意味着：一方越多，另一方就越少。我们分析问题的方式就是事物的一端多一些，另一端就必然少一些。但纯粹的事实压力让我放弃了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在一种意义上，我的研究对象非常无私，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则非常自私。并且这两者的事例合在一起后似乎并无冲突，反倒是一种明智、动态的统一体或合成物。我的研究对象如此地把相反的事物合在一起，它使我认识到，把自私与非自私看成是矛盾和相互排斥的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人格发展还处于低水平的特征。这样，在我的研究对象中，许多其他的“二分”也被消融为统一体；认知对意动（心灵对心智、意愿对现实）变成了认知“结合”意动，就像本能与理智最后殊途同归一样。责任成为享乐，而享乐蕴涵在责任之中。工作与游戏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在利他行为成为自私的快乐时，自私的快乐主义又如何能与利他主义相对立呢？在所有的人中，最成熟的也是最有孩子气的。具有被描述过的最强自我意识、最具个性的人，也恰好同时是最可能没有自我、超越了自我、以问题为中心的人。

而这正是最伟大的艺术家所做的。他们能够把相互冲突的色调、形状以及一切的不协调，一起放到一个统一体之中。这也是最伟大的理论家所做的，他从令人迷惑、不连贯的事实碎片中拼凑出整体。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治疗家、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父母、伟大的恋人和伟大的发明家也无不是这样。他们都是综合者，能够把游离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事物整合入统一体。

在这里，我们谈到的是整合的能力，是在人的内部反复整合的能力，是整合他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事情的能力，直到这样一种程度：创造变成了构建、合成、统一和综合，创造明确无误地是部分地依赖于创造者内在的整合的。

五、没有恐惧感

在试图分析为什么这一切会是这样时，我似乎发现，事情大都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在我的研究对象中的恐惧感的相对缺失。我的研究对象确实是较少地为文化所同化；也就是说，他们较少有对他人的言语、要求或嘲讽的恐惧。正是这种对他们自己较深层次自我的认可和接受，使得对世界的真实本性的接受成为可能，也使他们的行为更具自发性（较少受控、较少抑制、较少计划、较少“意愿”和设计）。他们较少害怕他们自已的想法，即使这些想法是“疯狂的”、愚蠢的或狂热的。他们较少惧怕被人嘲笑或被人拒绝。他们能够放纵自己的情感。与此形成对照，普通的人和神经质的人由于恐惧而把他们内在的大部分东西隔绝起来。他们控制自己、抑制自己、压抑自己、压制自己，他们谴责自己较深层次的自我，并期望别人也这样做。

实际上，我也就是在说，我的研究对象的创造性似乎就是他们更大程度的整体性和整合性的一个附带现象。而更大程度的整体性和整合性就意昧着自我接受。普通人身上的内在深层次力量与防御、控制力量之间的内战，在我的研究对象身上似乎已得到化解，他们更少分裂。结果就是，自己有更多内在资源可供利用，用以行动、享受和创造的目的。他们在为保护自己而防御自己的活动中浪费掉的时间和能量较少。

六、创造性的层次

在通常的意义上，正常顺应或者适应良好的人意味着对大部分深层次人类天性（意动和认知的）持续的成功排斥。良好地适应于现实世界意味着人格的分裂，意味着这个人要排斥相当一部分的内在，因为这些内在的东西是危险的。但现在很清楚了：这样做也使他损失了很多，因为这些深层次内容也是他所有的快乐、游戏能力、爱的能力、笑的能力以及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创造能力的源泉。在保护自己免受内在魔鬼的伤害的同时，他也就切断了自已与内在天堂的联系。在极端的例子中，就是这种强迫性个体：乏昧、吝啬、僵化、冷酷、克制、不能够笑、游戏、爱、犯傻、信任人或孩子气。他的直觉、他的柔情、他的情感趋于被窒息或扭曲。

1．原发层次

作为一种治疗，心理分析的目标是最终的整合。所做出的努力是通过顿悟来使基本的分裂愈合，这样，被抑制了的成分进入意识或前意识。但在这里，作为对创造性的深层次源泉进行研究的结果，我们还能够做出修正。我们与我们的原发过程的联系，并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与我们无法接受的愿望的联系相同。我能看到的最重要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原发过程不像被禁止的冲动那样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并不是受到了抑制或审查，而是正如沙赫特尔所指明的，是被遗忘了，或者说是被拒绝了，当我们不得不适应一个残酷的现实时被拒绝、隐藏（而不是抑制）起来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要求目标明确和注重实效的努力，而不是幻想、诗意和游戏。或者换一种说法，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对原发心理过程的障碍要少得多。我期望教育过程，这个很少为减弱对“本能”的抑制做过什么的过程，能够在把原发过程接纳和整合人意识和前意识生活的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在这方面，艺术、诗歌、舞蹈的教育尤其是大有可为的。动力心理学的教育也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2．继发层次

首先，正如我所发现的，伟大的作品所需要的伟大的天分是与我的话题无关的。其次，伟大的作品不仅需要灵感、高峰体验，它还需要勤奋的工作、长期的训练、无情的批判、完美的规范等。换句话说，在自发性之后是深思熟虑；在接纳之后是批判；在直觉之后是严密的思维；在大胆行动之后是警觉；在幻想和憧憬之后是现实的考虑。在这个时候，这样一些问题出现了：“这是真实的吗？”“这能够被其他人理解吗?”“它的结构是健全的吗？” “这经得起逻辑的检验吗？”“这在现实世界中合适吗？”“我能证实它吗？”

然后，是冷静的周密的比较、鉴别、评估、反思、选择和淘汰的时间。

严格地说，我只研究了第一阶段，它作为一个整合的或瞬间内在统一的人的自发表达而轻松自如地出现。只有当一个人的深处为他所及，只有当他不畏惧于他的初级思考过程时，它才可能出现。

3．整合创造性

我所提出的“原发创造性”更多地是源于并借助于初级思考过程，而不是第二阶段。而主要是源于第二阶段思考过程的创造性，被我们称为“继发创造性”。后者包括大量的现实世界的成果，例如桥梁、房屋、新型汽车，甚至包括主要是对他人的想法进行加工的诸多具体实验和多数文学作品。它类似于突击队员和宪兵、拓荒者和定居者之间的差别。而那种同时或先后很好地发挥了两种类型过程的创造性，我要称之为“整合创造性”。伟大的艺术、哲学作品和科学成果正是来源于这种创造性。

我想，所有这些发展的结果可以被总括为创造理论中对整合（或自我连续、统一、一体化）的角色越来越多的强调。把“二分”消融成更高层次、更具包容性的统一体意味着要弥合人内在的分裂并使他更加统一。因为我所谈论的分裂是在人的内部，它们就等于是一种内战，是人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的一种局面。无论如何，只要涉及自我实现创造性，它似乎就是更直接地来源于原发和继发过程的融合，而不是来源于对被禁止的冲动和愿望的压制性控制。当然，也有可能是，从对这些被禁止的冲动的恐惧中产生出来的防御，也在以一种对所有深层次内容的全面、不分青红皂白、惊谎失措的战争的形式，压抑初级过程。但似乎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在原则上是不必要的。

七、创造性与自我实现

总之，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首先强调的是人格，而不是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是人格的附产物，是从属于人格的。自我实现创造性强调的是性格学上的品质，如勇敢、勇气、自由、自发性、清楚明了、整合性和自我接受等。这些品质使我所谈论的一般创造性成为可能。这些创造性通过创造性的生活、创造性的态度和创造性的个人将自身表达出来。我也强调了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的表达性和存在的特征，而不是其解决问题和制造成果的特征。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都是像辐射一样迸发出来，就好比精神愉快的人迸发出欢乐一样，不需要有目的、设计，甚至不需要意识的参与。这种创造性像阳光，无处不在，使一些（能够生长的）事物成长，却也浪费在岩石等不能生长的事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