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9-16）（选）

九

上两次讲演，提出经济的发展和实业的变迁，在社会生活上发生的种种影响，尤注重在这个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这班学者，想以经济学来代替社会政治学说，注重人的需要，以及人的有意识的为己心，让个人自由发展，自由动作，而不注重公共的干涉，公共的动作。这就是所谓经济派的政治学说。

又提出此种学说是“个人主义”的中心。其根本主张，认为国家的权力愈扩张，则个人的权力愈缩小。苟国家不去干涉，助个人自能利用有意识的为己心，有一种很和平满意的布置。故国家的权力愈小愈好，只要消极地维持秩序就够了。

上次又指出此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完全注重个人自由发展，会产生显而易见的流弊。因此引起反动的学说也很多，虽然还没有一贯的主张，但有一点共同的性质，就是他们都不赞成经济活动的完全放任自由，而主张有一种管理或限制。其共同的方向，就是经济生活须于社会有利，而不主张私有不干涉的经济活动。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部分，反对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哲学。这是一种抗议的哲学，大概表示攻击现行制度，如现行的经济生活、工厂、资本家，以及种种财产私有的制度。但各家学说，消极方面，虽尚一致，而积极主张的方面，却很难说，所以此刻要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哲学，不能如前次“个人主义，那样的一致了。

我们要懂得社会主义种种不同之点，应先知道各派所以不同的原因。

1．对于道德的见解。最初英法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都根据于道德的观念，攻击现行的经济和实业的制度。后来马克思倡科学的社会主义，对于社会种种原因，都要找出科学的律令，谓经济组织发生的效果是一种自然趋势，把道德问题丢开了。故第一是道德的位置看轻看重的问题。

2．对于国家的见解。有许多主张利用公共干涉，做种种经济活动的事业。有许多承个人主义的遗风，对于国家取不信仰的态度，而主张个人自己情愿的组合，成为互助的社会，不依靠公共的机关——这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与上面一派洽恰相反。

派别虽有种种不同，但都可成为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向，就是主张凡有经济活动，都应以社会公共的利益为前提，而绝不以个人的挣钱发财为前提。他们攻击从前的经济学说讲得太抽象了，把社会的一部分看得太轻，认为现在的实业制度，缺点也正与此相同，就是以个人的挣钱发财为前提。最不满意者，是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看作太抽象的几个概念的关系，而不是真的活的工人与主人的关系，所以说这是抽象的概念的经济学说，而不是人与人的经济学说。

此刻对于最早产生的道德派的社会主义发生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都受影响，1848年各国都起革命，就是此派的影响为大。19世纪下半叶，直至欧战，是马克思学说盛行的时代。欧战终了以后，人心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渐起厌倦的现象，复有回到从前道德派或伦理派的社会主义的趋势。

马克思攻击道德派的学说，认为感情不成问题，经济制度的坏处不在道德。并要证明此种制度、已渐趋于自杀的时代。自然有一种社会主义起来代替，把一切实业改为公有，为社会谋利益。

马克思以为财产私有的制度，初起时尚有存在的理由。因为那时工厂尚未发达，货物都是自己造来自己卖，所得财产，自然是他自己的。工厂发达以后，货物都用机器制造，用不着他自己，所以制造一样货物，因为分工的关系，必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手。造好以后，卖的时候，又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手，结果此处造的东西，不知卖到什么地方去。故他说，工厂发达以后，制造与分配，已成为社会化，而经济制度，却还依旧是非社会的，故决无存立的理由，应变为以社会利益为标准的财产分配。

用机器工厂制造，其自然趋势，必使实业活动扩大，个人的自由竞争发展，结果小资本不能竞争，渐渐联合，归并于大组织。于是愈联合愈大，由小资本家联合而成公司，再联合而成合资公司，再联合而成大合资公司，此种趋势，结果竞争到自己把竞争取消，归并到大组织里面去。

此种结果，愈积愈大，后来一方资本家愈加赚钱，一方工人掌握财产权愈少，富的愈富，贫的愈贫，没有中流的社会，只有富的贫的两个阶级，于是引起阶级的战争。马克思并不是说阶级是应该的，不过说这种制度，倘不改变，则一方有余，一方不足，阶级的养成，是逃不了的自然趋势的。

马克思承认从前学者所讲的价值，其来源于劳动。资本家的养成，不过在工人应得工资一元之中，扣其一毛，以为他们得了九毛，可以勉强养家，就算了。结果资本家愈爱制造，工人愈弄愈穷。资本家不许工人有财产，于是制造出来的货物，工人自己不能消费，货物遂大停滞。这是很大的危险。其时经济必都失其作用，政府出来，把权柄拿回去。以前政府想拿而不能者，至大乱时，便很容易地拿去了。

以上是马克思学说的大概。欧战以后，大家对于他的学说，多有怀疑厌倦不信仰的趋势，其原因在于：

1．他所谓一方愈富，一方愈贫、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劳动社会后来也渐渐提高。大战的影响，劳动一级，且得益不少，工资也因此提高。

2．他的科学的推算，认为社会主义实现最早的国家，一定是经济制度最完备的国家。他认为理想社会的实现，一定在英、美、德、法等国，不料事实上竟在经济制度极不完备的俄国。

因这两种原因，他的学说，受了很大的打击，大家对他，都有不信仰的趋势，因此引起别种社会主义的学说。

从前自会为社会主义信徒的人，现在竟有许多攻击马克思公家社会主义的学说。他们的理由：

l．把私人的经济自由活动收回国家管理，结果恢复封建的社会，取消自动活泼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兴趣。

2．把私人的经济自由活动收回国家管理，结果大资本家，才干经验都比较的好，将来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种人也握大权，这是很可怕的流弊。

刚才所讲的话，都是引起我们去讨论另一派的社会主义。此派就是“公所的社会主义”，或“工团的社会主义”。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建没，即以此派居大部分。

此派社会主义，其根本观念，对于政府的权力，持怀疑不信仰的态度。这是个人主义的影响。美国的工会，欧洲的工团，都是自己组织团体，为自已谋利益。以各种职业为主体，各业都有团体，每分子都有利害关系，有事都让他们自已去办。工会、工团、公所，主张都相同。每业一个组织，将来联合成大组织，管理各业的经济活动，而反对政府的干涉。

欧洲中古机器未发明的时代，各业都有公所，经济管理都很完备，各业均有行规，甚为严密。故工业末发展时，公所实占重要地位。及受个人主义的影响，法国革命以后，把公所的制度全毁弃了。现在主张工团主义的人，觉得古代的公所制度很好。一方面可以管理国家所顾不到的事业，另一方面仍不妨以每业为单位，大家自由发展。这正合民治主义的精神，可称之为工业的民治主义。   

总括一句，社会主义无论有多少种的不同，都是一个观念，就是公认一切工商等经济事业都不是为个人赚钱发财的是为社会服务的。

十

从今天起，讲第二组政治方面的问题。政治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大约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家的问题，就是国家的性质、范围，及其权力等。第二部分是政府的问题，就是政府的性质、作用和权力的范围。政体的君主民主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民主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政府应该有，还应该没有等。第三部分是法律的问题，就是法律的作用及范围等。第四部分是权利义务的问题，就是法律对于人民的关系，一是权利，二是义务，以及政府对于人民的权利义务的范围等。   

先讲第一部分国家的问题。国家无不有人民、土地的，而仅有人民土地，也未必能算国家。除了人民土地以外，还有政治的组织，就是政府。但国家却不是政府，政府不过是一种国家的机关或器具。

极端反对用武力的人，对于道德上的力，也认为可用。故“力”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精神上的力，一种是物质上的力。他们虽然反对政治法律的力，而却承认精神上的力，如劝导、教训，甚而至于嘲讽。

自古以来，各国政府所用法律政治的威权，有许多不好，可以指摘的地方。但仔细想来，这并不是力的不好，也不是力的该用不该用；而在乎用法的得当不得当、聪明不聪明。是怎样用法的问题，不是用不用的问题。监牢、拷打、脚镣、杀头等刑罚，所以应该攻击，并不是攻击力的本身，只是攻击它用力的蠢笨，引起很坏的反动：一方用法的人，养成道德堕落及残忍凶暴的习惯：一方被执行的人，反而格外规避，法律愈残暴，规避亦愈巧。所以攻击它用力太蠢笨，不是说一切都不准用。

一切精神的力，全赖物质的力始能表现，只有精神的力而没有物质的力以表现之，则这精神的力，也无从看出来了。譬如脑筋里面的意思，必须口里说出来，或手里做出来，才能表现；倘只有一个死意思，放在脑筋里面，不使人知道，有什么用呢？譬如我有一个出门的意思，一定从走出门、坐车等动作表现出来；然走出门坐车等动作，都近物质方面的力。所以我说，力并不是用不用的问题，是怎样用法的问题。用法应该聪明、经济，不要浪费、糟蹋。譬如二人都有很聪明的意思，只因用法不对，在路上一碰，两方面的力都打消了。所以法律政治的作用，是怎样支配用力的方向，使力用形体表现出来的时候，不冲突，也不糟踢。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重要之点并不是笼统的赞成这样，攻击那样；而在具体地考察评判这一件事，那一件事；这一个问题，那一个问题。现在对于“力”，也当持这个态度，考察评判“力”的哪种用法是好的，是高等的，哪种用法是不好的，是下等的，而不是笼络的主张都应该用或都不应该用。然而这考察评判，有什么做标准呢？大约有两个标准：

l．看用力的时候，其含意是否为公共的利益，还是带有恶意。倘先存一种仇视的观念，而不以公共利益为前提。这种力用出去必然引起同样仇视的反动。所以用力以公共利益做根据的是好的，以恶意为根据的是坏的。

2．看用力的时候，是否能引起最高限度的知识思想。倘摧残或禁止别人用知识，思想的是坏的，能提醒的是好的。因为用力的蠢笨与聪明，全在知识思想的反应。

用这两个标准做评判的根据，可以把用力的方法分为三种：

l．能力。这是不可少的，如木工，不用刀、锯、锉、刨等形体的力怎能造出桌椅等物？所以用力得出一种结果，是大家公认，不能反对的。如开口也是力，讲话也是力，不用力便不能达到目的。这第一种不成问题。

2．阻力。这是抵抗强迫的力，譬如有侵犯别人自由的事，不能不用力去限制他。这种力可要发生问题了。国与国是否应该使用兵力？国内是否应该使用法律警察等干涉的力？都是成为问题的。但我可以简单地说：这种力是可以用得的，但需那引起他的原动的力是何等性质。他所抵抗阻止的原动的力比较越无理，那么这种抵抗阻止也就越有理。故这种阻力与引起他的原动力为比例。

3．暴力。这完全是破坏消极不经济的力。第一种“能力”是为达到目的，第二种“阻力”是为限制强暴，第三种完全不能产生效果，即使产生一点效果，也是所得不偿所失。古代的刑法，如腰斩、剐割、扬灰等最残酷，本来都可以不用，而执法的人一定非用，他们不足以快其感情，结果养成精神上的不经济，或蓄复仇的心思，或成规避的习惯。国内国际，无不如此。

所以力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切的力都变为第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力，越建设越经济越好。复怎样使它不变为第三种破环的不经济的力，以致引起第二种阻力。用这个做标准，然后可以评判力的问题。

至于国家何以成为历史上最高用力的机关呢？这是因为人类总想寻一个最高主持公道的机关。譬如两个人打起架来，必定要找第三者的公正人来和解；不但冲突如此，就是偶有意见和利益的不同，彼此都不能不要求第三者的解决。因为公道很难找，只有第三者在二者之外，不偏彼此，可以做得公正人。又因人类争执的时候，有一种天性的趋向，一定要找比两者权力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就是国家渐渐成为最高用权力的机关的原因了。

文化愈加复杂，各种组织彼此的关系，亦愈加密切，遇有争端的时候，不能不归到这个代表最多最广的公共利益的机关来受评判。社会愈进化，要求第三者解决的事愈多，所以国家更成为永久的评判机关了。   

历史的进化，国家所以成为永久操纵最高权力的机关，我们可以再回到要讲的根本问题，找个标准，评判国家的好坏。国家所以可以操纵最高权力，因为它代表的是最广的公共利益；小组织所以不可以操纵最高权力，不配做评判人，因为它不能代表公共利益。因此，凡国家能代表最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是好的；若名曰民治，而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或皇室，或党派，或有钱的人，是不好的。总之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组成一个国家，能代表最普遍的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十一

国家的问题往往容易与政府的问题相混杂。国家与政府，虽然是两样东西，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政治组织——政府，没有一个国家的重要行为不是用政府的机关去做的，所以历史上每每把国家的问题与政府的问题混在一处。

“国”只要有土地人民就够了，“国家”的重要成分，却不仅在土地人民，而且在行使职权和能力的机关。这权力对外可以抵抗防御，对内可以执行法律，这便是国家的特性。

国家的性质明白了，再来讲政府的问题。这问题所以成为问题，及最可以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政府的目的与其所以达到目的的方法，时有冲突。政府的目的，是在做到国家应做的事体、国家所以要有威力，因为要想做到各小部分彼此都有关系，而各小部分单独的能力所做不到的事体。我们须先知道，政府的内容，是人做成功的。人无不有他的野心、嗜欲和利己心。怎样可以使同我们一样有野心、嗜欲和利己心的政府，去做国家的事体，而不去做它自己私利的事体；使他有威权而不乱用，对于公共的事体，只有利益，没有妨碍？这真是一个问题。

讲到政府的问题，是极困难。政府要达到目的，不能不用威权，否则对内不能行施法律，对外不能防御外侮。但是权力在人手里，怎样可以使这些人把威权用在对内对外，而不去做自私自利的事？这是实际的问题，而不是纸上的空谈。近三百年来的学者，主张立宪政体，代议政体，及负责任的政息都是因为有了觉悟，要想把它的威权设法防止，不让它滥用来妨害公安。

这问题在西洋起于两件重要的事实？第一，根于历史；第二，根于人的天性。西洋在古代也与东方一样，政府限于小部分人的皇朝，而且是世代传袭下来的。古代相传，认为君主的特权，是天意给他的，也是应该得的，别人不能争的。他在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最高的尊严，最大的权力，而且除了对于上帝。对于良心负责任以外，对于人民并不负责任。因为政府不负责任，所以有要求代议政体的运动。英国何以最早发现这种运动？就因它的天命的君主势力较小，封建制度在英最短，神权的君主没有大的势力，所以发现立宪最早。大陆方面，君主的势力还大，立宪政体的成立，就不能有它那样的早了。

以上是历史的事实。再讲人的天性。人类有了大权以后、要是没有限制，最容易滥用他的权力，做不好的事。无论怎样的好人，若永远不受干涉，也渐渐利用他的权力去做不正当的事了。林肯曾说：“如不得旁人的同意，无论如何好，不能统治他。”他的意思认为人无论如何好，只要有了威权在手，便有用威权于不正当的范围的趋势了。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根据于人性本善的学说，所以只认为君主自能仁民爱物，用不着议会等制度去限制他。这话很可研究，但是太偏一点。西方政治制度的根据，其实并不是说人性本来恶的，不过说人类有了大权，若没有限制，一定有滥用大权的趋势，就是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并不是以为人性本来坏的，不过防备他、限制他不做坏事罢了。

但是西洋政治学说，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也不是一概如此，这当中有两个大的派别。第一派主张政府有绝对的威权。此派在大陆方面最有势力，是近世德国的学者最提倡的。第二派与第一派恰恰相反，主张自由，想种种方法限制政府。英国的学者，提倡最力。

德国的新政治哲学，起于19世纪的初。因为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反动，闹得很惨，所以德国这班学者，见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酿成恐怖残杀的结果，遂提倡这派哲学。黑格尔的学说认为国家是代表天意的，天意到什么地方，便指定那一个人代表天命，传播文化。战争是表示天意的东西，天意所喜欢的给他胜，否则败。他并且引许多历史上的事实，证明天意必有所归，德国是代表最后的天意，宣传文化，所以有很大的威权。

黑格尔差不多是个德国官派的哲学家，势力很大。他由历史的观察，认为神圣的意志，从国家表现出来，个人只能消纳于全体之中。 黑格尔在欧洲大陆的影响，有两大效果：

第一，使普鲁士的独裁政治有学理的根据，助成他的军国主义；并且使德国人存了一种很坏的见解，认为只有他的文化是正宗，是代天宣传的文化。

第二，是他的好的一方面。就是认定国家所包，不仅在生计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裁制，还有精神方面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

这次大战，常有人说，可算是两种不兼容的政治哲学的战争。一种是自由主义，一种是独裁政治。我们承认独裁政治打败了，以后再有主张它的，不会有最后胜利的了；但是德国系的政治哲学也有一部分真理，是永远胜了，不会磨减的：那就是国家不仅在保护财产，履行契约，还要做精神上的文化教育的事业，使国人有精神上的发展。我希望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也把此派有价值的贡献收入，成为更完美的政治哲学。

十二

讨论政治的中心问题，就是国家行使政府的威权，怎样才有道德上的理由？即国家的组织——政府——行施立法、司法、行政的威权，有什么道德价值的限制？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

第一，就是上次已经讲过，德国系学者的答案。他们认为这简直不成问题，因为一切是非善恶和道德不道德的标准，都根于国家而来，没有国家，便没有所谓社会生活，自然还有什么是非善恶、道德不道德可言？国家既然是道德生活的根据，所以用不着道德的限制。

第二，是今天要讲的英国一派自由主义的答案。他们认为国家所以能行施威权，完全以个人的自由为根据。个人自由有冲突的时候，国家用威权来维持它。

这派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英国的洛克。洛克的学说，从17世纪末年一直到1832年，经过许多的变迁。17世纪以后，英国政治的腐败情形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洛克的学说，究竟不是民主，而是君主立宪：对宪法的限制，还是很少。英国人受了法国革命的影响，对于他的学说，不能满意。于是19世纪有人出来修正，就是所谓“实用主义”。他们认为政府是在乎用的，是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目的的。

实用主义的根本观念，就是政府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目的，人人平等，每一个人，算一个单位。把它分开来说，在政治学上的应用有三条：

1．每人对于他自己的利害，知之最深，别人无论是谁总不如他自知的深切。这个观念很重要，由此发生普通选举的观念，每人投票，表示他要什么不要什么，近世普通选举的运动，简直可说是根据于这一派个人主义的学说。这派学者知道人人知识不能平等，所以主张代议政体，由普通选举举出人来代办。但是举出来的人有什么可以限制他们呢？否则不是很危险吗？所以有第二条的主张。

2．被举出来的人须对于国民负责任。国民选他赞成的人，不选他不赞成的人。选出以后，又定出几年一任的限制，任满以后，还须回到国民面前去算账。如此，则被选举人对于选举人负完全责任。     

3．立法者也需受法律的制限。这话初听似很浅薄，其实是很重要的。这就是立法者也需根据基本宪法，使政府各部分，都受宪法的支配。

这三条是自由主义的革新主张之最烈者。经过许许多多的争执，在英国总算逐渐做到；美国自开国以来，也依着这条路子，逐渐做到。l9世纪的政治史，可以算做这三条要求及实行的历史。

这派学说，经过许多变迁，因为时间的不同，或地位的不同，其根本观念，也受了许多变化。我此刻把三种总括起来，说它的大意：

1．国民是政府威权的来源。政府的威权，不是由天上来的，也不是由什么超自然的势力来的，是很平常的人民给他的，所以人民有干涉政府的权力。这是民主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

2．国家是为社会的，不是社会为国家的。德国系的说法，认为社会生活为国家而设，自由主义则谓有了国家可以使社会间互相交换感情意志，国家是为社会的，不是社会附设于国家的。

3．不是人民对于国家负责任，乃是国家对于人民负责任。就是政府所行所为，须在人民面前交代得出，不然，人民就可以干涉或撤换。这一层也很重要，许多手续上的讨论均为此。就是人民怎样可以有使政府算账的权利？

关于这类的讨论，如普通选举、直接选举、规定年限、修正选举法等，其本身问题，虽然没有什么神圣，但都根据于这个学理，就是有许多由于政治常识经验来的，其手续也很重要。人类知识经过多少困难，才能得到这样一个使国家对于人民负责任，施用威权有限制的方法。所以这些手续也是多少年来政治经验的结晶 ！

十三

我从前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问题分为经济、政治和知识思想三大组。第一组已经讲过了。第二组的问题，前几次所讲注重在社会应该用法律支配的重要，但不是一个或几个人发号施令的法律，是从多数人的公共意志维持公共生活的法律。政治的民治的历史，是人类逐渐做到这个地步的痕迹：就是逐渐把人民公共意志的政治，代替少数人发号施令的政治。

所谓政治的民治，不但须用多数人的公共意志的法律，来代替发号施令，还有政治上重要的变迁，就是用有意识的立法，代替遗传风俗习惯的立法。有许多法律，都是从古代堆积下来的旧法，而不是研究讨论的结果。民治有立法机关，他的法律是研究，讨论、修正的结果，这才是所谓“立法”。又民治的范围，遂渐推广，虽然民选官吏，或者一时不能做到，然至少总要做到选出人来立法，代表他们的意志。这也是重要的变迁。

法律在社会实际上有怎样的作用，简单地回答，就是有两件事：使人民有种种权利，使人民有种种义务。

权利是什么？是行为的规定之中有权力可以怎样做。这因为有全社会的权力来帮助他，维持他有怎样做的权力。换句话，他所以能够这样做，因为社会的权力在法律背后帮助他，有人干涉时，法律和社会都可以出来代他反抗。所以权利就是全社会的势力在法律背后允许他怎样做的一种权力。

这些个人所有的权利，是社会法律公认的。所以个人在法律上、政治上的自由，便是种种权利的总数。其次，法律的作用，还须维持秩序，共同生活，归并个人应履行种种义务：消极方面，如某事为社会所不许，某事为法律所不许；积极方法，则规定行为的范围，只准那样做，不准这样做，也是一种义务。因为维持秩序和共同生活，故有此种义务。

这样看来，每种权利，都连带着义务。譬如财产权是个人所有的权利，但也连有义务：消极方面，如不许侵害人家财产，积极方面，则须依照法律的规定，买卖时填规定的契约、纳税、中人及律师的证明，这不过举几个例，说有财产权而不履行义务，就没有所谓财产权。

由此可以明白，权利不是个人自由行动，是在有社会的全势力在法律后面允许和保护。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讨论权利可以分为三种：个人的权利，或曰天赋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政治的权利。

（一）个人的权利就是个人的人格的权利，举具体的例子，最重要的有四种：

1．生活的权利。个人生活，总要平安过去，不受人家的侵害。倘没有经过正当的判决，犯什么罪，不能侵犯他生命上、身体上的种种自由。这看去虽似很普通，然历史上不知流了多少的血，才能争到这一点！     

2．行动的权利。这层也很重要，有了生命而不能行动，有什么用呢？

3．财产的权利。这不是有了那个东西就算了，还需有所有权，就是社会法律公认属于这个人的。

4．契约的权利。与人家做事，非立有契约不可的。

这四种是个人的人格的权利。

（二）公民的权利，是从人格上的权利来的。因为四种人格上的权利，都需经法律规定，社会公认，绝不是道德上、理想上的行动自由就够了的。倘能使这些权利变成社会法律的权利，那么随时可以使唤种种机关来替他保护，替他评判曲直、赔偿损失。这能运用法庭、警察，要求公平审判，所以是民事的权利。

所谓民事的权利，在西洋法律上称为控告与被告的权利。被告也是一种权利吗？因为假如不承认被告的权利，争斗起来的时侯，大家便都自已执行。所以文明社会里，不但要求控告权，还要求被告权。因为在做不到法治精神、没有法律观念的国家和社会里，人民各分子的争斗，往往自已动手执行，不认对手有被告权。所以被告权也很要紧的。

这个权利，不但人民对人民，就是人民对政府，也要保持的。政治的民治不但人与人有法律保障，人与政府，也有法律保障。英国人在历史上为什么占重要的位置，因为它很早立了宪法，对于法律看得非常宝贵，对于政府官吏，一点也不肯放松，凡是身体行动等自由，固然不肯随便受政府支配，就是抽税以及保护财产的各种事务，也必须自己举出人来去办——这样与政府奋斗，才能做到这个地步。这是政治的民治史是一件极重要的事实。

（三）再讲第三类政治的权利。这类权利是根据第一、第二两类来的。因为单有一、二两类权利，而没有第三类政治上的权利，则一、二两类权利仍然可以不给你，所以是很不稳当的。倘要一、二两类权利有法律的保障，非要政治方面有权利不可。故人民应要求参政，即不能选行政官，至少也须选立法官，这政治权利最重要，而是三种权利的保障，没有了此，则一、二两类也是空文。

我们理想中可以想象一个开明专制的国家，里面有好的君主，好的官吏，政治法律都很修明，只有人民没有政治权。这也未尝不可能。但从人类经验上看来，这种理想，大概是梦想了。好的皇帝，好的官吏，也许可以有的，但只是暂时的。我们从前讲过，人类一朝有了大权在手，无论如何好人，总有自甘堕落、滥用大权的趋势。这是人类一个大毛病。故无论如何，非有政治权保障不可。

政治权当中最重要的是选举权。还有被选举权。这些看去好像不重要，但这是器具，不是目的，是个人的和公民的权利的保障。

讲这些权利，最重要应该注意之点，就是刚才所讲凡有权力不是独立为个人所有。个人所以能有权利，全赖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国家的一分子。他的权利，全赖社会和法律给他保障，否则便不能成立。这个观念是根本的观念。真讲权利的，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的组织。

讲到权利的观念和争权利的历史，自是所谓政治的个人主义。但这权利并不是离开社会而有的，是因有社会组织才有的。这一层我所以再三申明，因为每每容易与自私自利的权利的个人主义相混。

从前讲过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不是绝对的，而是比较的。有了某项事实，某种社会情形，然后始对于他产生某种政治学说。现在权利的问题，在西洋已经不成问题了。前几百年，对于这个问题的确是争得很厉害的，是个极重要的问题，争得的结果，几项根本的权利已大体都有了。中心的问题，已渐渐变到别方面去了。

历史上看来，争个人权利的运动，都是因于反对坏的政府和官吏虐待个人，侵犯个人的自由。这种政府，西方现在已经渐渐减少。政治的组织，也大体都是能代表民意的。法律的保障，也都有了。所以现在西方的政治问题，是有了权利以后，怎样用它，才可以谋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  

这种政治问题的变迁，可说是从“权利的问题”变到“用权利的机会的问题”。不是某人应否有权利，是人人怎样有用权利的机会。例如没有财产，要财产权做什么用呢？所以政治的种种势力，应该换一个方向，不但要使他有抽象的权利，还要使他有享用权利的机会。

法国一个思想家嘲笑纸上法律和纸上权利，说：法律是根于平等的，无论富人贫人，都不准偷面包，无论富人贫人，都不许在露天里居住。这话讥讽很厉害的。我们可以明白，只有纸上的权利是不够的，还须有实际上享用权利的机会。

西方近来有许多政治社会的趋向，可以表示这个变迁。不但用法律政治的组织，把不公道的逐渐减少，归于真实的公道。还有一种社会的公道去减少从前的不公道。

西洋近日最重要的问题是用国家的势力去平均社会，使不平等的逐渐减少，应该走到什么限度。这是政治学上讨论最切要的。一方是社会主义，一方是个人主义。两派当中，又有许多派别。

西方个人主义学说的坏处，就在不大崇拜专门学识，以为人人有了教育，人人都能管自己。不晓得社会政治都是很复杂的，就是一个小县里面，也有教育、税则等，都非专门不可。中国此时及早预备，尚可挽救。

工业变迁是不能免的，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也是不能免的。怎样可以有个人主义的好处，而没有损害社会的坏处，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十四（略）

十五

我从前把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分为三大组：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和知识思想的问题。第一，第二两组已经讲完了。这一次与下一次讲第三组知识思想的问题。

这个知识思想精神上的生活，与政治经济的生活很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说这三组问题，其第一、第二两组，不能脱离第三组而独立。这个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讲：

1．知识思想精神上的生活可以提高社会生活的价值。

人类不是像动物的样子，只要饮食、男女就够了的，还要有知识思想精神的一部分混在里面变化他们，使他们的欲望合于生活的文明标准，不仅是满足欲望就算了。人类不是像动物的样子，只要饮食、男女就够了的，还要有知识思想精神的一部分混在里面变化他们，使他们的欲望合于生活的文明标准，不仅是满足欲望就算了。例如世界各处劳动界的种种困难风潮，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许多人说，只要把物质与资本家平分就没有问题了。其实仔细看来，这一层固然也未始不重要，不过这经济方面的均分不均分，究竟还是其次。工人得了许多钱，恐怕还是不能满足的。其尤为重要者，资本家不但垄断金钱，还要垄断知识。凡是工厂中关于知识思想的部分，都用不着工人的管理计划或预算。这很可以做个例，说明精神思想的生活，能够使政治的、经济的生活格外有价值。

再举个政治的例子。何以全世界的人都要争这个民治呢？为生计经济的生活，大家因此可以少纳税多赚钱吗？其实不然。大家所以要争民治，因为大多数人可以加入政治生活，使各人的感情知识思想，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推广原来自私自利的范围，做较大的事业。这是民治的益处。故可说：民治的最大益处是教育的，不是仅仅物质生活的提高便够了的。

2．知识思想精神上的生活可以算做社会生活的基础。

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这是很显而易见的。试问社会各方面，哪一处没有知识思想精神的基础。工业革命，固然在于机器增多，造成近世文明与古代文明大不同之点。但它的根本问题，却不仅在机器，而在一两百年以前的科学发达。把科学发达的结果，应用到制造出产的工业上去，遂有工业的革命。因此可以推知，不是先有知识思想精神的变迁，决不会有工业的革命。故此刻特别注重 ，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

讲到这里，我先要提出两个道理，大家可以承认的：

1．凡是站得住的文明，一定有很可靠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有系统的思想信仰。

2．一切社会的重要变迁或改革，一定与思想的变迁改革同时来的。

这两个道理大家都可以公认的。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世界的大转机，各处都是如此。这个便是表示知识思想的变迁。不但政治制度变迁了，就是许多从前最公认的道理、信仰或学说，也都动摇了。而同时却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信仰来代替将倒的基础。所以说是全世界知识思想界的大转机。

现在全世界的第一个社会大问题，就是怎样以科学的“教权”来代替从前旧训成法的教权。教权是什么呢？就是思想信仰在人生行为上的影响。没有一个人能把教权完全打破的，不过这个人打破此点，那个人打破彼点罢了。所以问题是怎样以科学的教权代替成法，或曰怎样以科学的思想结晶到从前旧训成法的地位。

人类总离不了两种势力：物质的、环境的势力和思想的、心理的势力。什么是文明？就是人类不过猪狗等野蛮的生活，只受物质的支配，而是在于能管理得住外面物质的势力和里面心理的势力。越管理得多，便是文化越高，人类知识思想，影响社会各方面。到了某个时代，从前支配过的教条信仰，已经成了系统，所以还要用这些东西来支配生活，不仅是物质方面就完了的。

人类三十万年以来，没有一处不受思想、知识、习惯、信仰、文化、制度等教权支配。因此偶有动摇的时候，与旁的生活，处处都有影响。因为关系太密切了没有一个变化不影响旁的变化的。

这些就是我们所要讲的知识思想的教权。我们自生下来以至长大，四面八方吸收进来许许多多的思想、知识、习惯、教条，积起来成为文化的环境，处处影响于我们的行为。这便是所谓教权。教权既如此普遍，故人无论如何自由，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以外。至多也不过教权的性质或方法变了，完全没有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以问问，我们所讲以科学的教权，代替旧训成法，究竟性质上怎么样。换句话就是，将来思想改革应该向哪一方面走，然后可以成为教权，影响于人生的行为。科学的教权，其性质是什么？明白了这个，然后可以知道趋向。故第一层新的教权，便是以写实主义代替从前的空想主义，以自然主义代替从前的超自然主义。

什么叫做以写实主义代替空想主义，而以自然主义代替超自然主义呢？我们所以反对古训成法，因为它大多数不是从思想上研究观察来的，而是从无意识的历史神话崇拜等事造成的。这些超自然的云雾造成以后，堆积起来，不教侵犯，越久便越加神秘，越加神秘，却也越加糊涂了。

我们所讲的科学态度，与这些超自然的云雾完全相反。科举态度注重事实，先观察，继以研究，然后判断批评它应否存在。写实主义便是承认事实的是非，有对于事实的忠信。所以思想革新，只认事实，凡是不能承认的，虽是几千年来的东西，也不能承认。因此便有许多冲突。其重要之点，就是以根于事实的东西代替不根于事实但凭想象的东西。

有许多人认为只重事实，反对想象，未免偏重唯物主义，是很危险的。这是错了。只重事实反对想象未尝不可有精神上的生活。人类外面的事实，自是物质居多，但人类能懂得它、管理它、对付它，已经是超于物质界了，已经是精神生活了。

公开的宣传便是以互助的、公开的方法宣传文化。人类的进步，全赖它对于宣传真理有一种信仰。越宣传越进步，越秘密越不进步，故宣传是进步的原因。   

旧训成法的所以能站得住，全赖秘密不公开，落在少数人的掌握。科学家发明了新学理、新东西。立刻传播于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让他们大家试验、证明和应用。科学家注重互助，打破国际，用公开的宣传，发明不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有今日的成绩。

现在的时代，很有机会可以做互助的宣传事业。先有系统组织地搜集材料，再像科学已经做过的样子，公开地宣传出去。现在的时代，物质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电话、电报、海底电、无线电都很发达，印刷业进步，短时间内可以出许多印刷品。报纸这样多，便是需要的结果。但不能像科学家的谨慎，彼此讨论批评。现在的舆论，大半乱七八糟的，不能像科学家的有系统的主张。竟有许多是有作用的宣传事业，或为党派，或为大工厂，或为旁的团体所操纵。这种宣传与我们主张的公开宣传恰恰相反。

如说现在人类还不能利用舆论做宣传的机会，觉得太可笑了。但这宣传事业不能用科学的方法采集、研究、记载、判断、解说、传播，这个事实，是应该承认的。那么与规规矩矩做真的宣传事业的舆论还相差很远呢。

倘有人问我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社会将来有条理、有秩序地进化、我的答案是利用正当的、有功效的舆论机关，就是采集研究、记载、判断、解说、传播，都是正确的。舆论能够做到如此，在社会进化上自占一个重要地位。因为国民所依靠的只是事业的光明，倘能给他们正确的事实，他的反应自然靠得住。倘或瞒住了，捏造了，变换了，哪里会有正当的反应呢？所以民治的国家、宣传事业的机关是很重要的。

只要打破古法，用科学的方法代替它——用事实教育少年，使他们了解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所以我们讲到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不能忘了最重要的工具——教育。

从前教育是用灌注的方法的，旧训成法传下来，叫小孩子装下去，这是维持旧训成法的教权。现在把教育看作改革思想的机关和工具，决不能再用灌注的旧法，应该引出儿童个人天然的能力，使他充分发展，利用本能，逐渐至于思想判断。这个教育简直是解放，不使他受旧训成法的束缚。

承认教育的功用是自古已然的。但承认教育为社会进化的工具是很新的。现在既求社会进化，教育自应注重社会种种需要做材料，预备将来社会生活的目的。

十六

一切社会组织的价值、不但在物质方面、尤其在于教育方面。每种社会组织的最高价值，都是教育的价值。大家把教育的范围看得太小了，认为教育只有学校里面的，其实哪一种社会组织没有教育的影响。若社会的组织渐渐向固定的、死的方面去，则教育的价值低。若社会的组织，能使知识、思想、感情互相交流，格外向变迁的方面走，则教育的价值自高。故社会生活不仅在衣、食、住，而尤在能使社会各分子有精神上的发展才是社会组织的价值。

我认为各种权利的重要目的，即在保障知识思想的权利——有了各种权利，然后思想、信仰、言论、集会、出版等权利有自由发展的机会。今天讲的就是知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

凡是独裁政治，对于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都是很怕的，他们越怕，我们越可证明这些自由的重要。没有这些自由，则独裁政治可以安然过去，不会变动，所以我们可以反证争得这些自由，便可帮助我们打破独裁政治的制度。此即从反面着想，讲到知识思想自由的所以重要。

因此可见知识思想的自由，是民治主义所不可少的。非但民治主义所不可少。独裁政治所最怕，实在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必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全赖知识思想的自由交流。所以要求知识思想自由，并不为个人争夺权利，实在为人类文明进步着想。

有许多人说思想自由不怕外力干涉的。言论在外面的，可以干涉；思想在内部的，有谁可以干涉？这话其实错了。思想与发表思想很有关系的。没有发表的机会，即使有思想也是无用。思想的所以发生，自有它的原因、材料和对象。人必对于外面事理有所不满意，想发表他，然后有所思想。一个人思想不甚重要的。况且思想的进步与否，全视发表思想的机会之多寡，一个人思想是很模糊浅薄的。基督教、孔教的所以成为一种有条理的思想，全是演说作文发表来的。没有经过发表的手续，思想不会有系统的。从此可以知道：发表思想比个人关了门思想更为重要。

换句话说，关于发表思想，譬如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的重要，有两个理由：

1．没有发表思想的自由，则社会不能得思想的益处；没有益处，就是思想了也没有效果；没有效果，何必思想？

2．没有发表思想的自由，则思想没有价值，因为思想的价值，都从外人讨论切磋比较出来的。经过这些手续，然后有系统的整理的思想。从此可知发表思想的重要了。

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胡说，正如行动自由不是可以乱打人一样。行动自由不是可以乱打人，那么言论自由也不是指大庭广众中劝人放火杀人了。岂但大庭广众中，就是家中，言论也应该负责，不能乱用了去妨碍旁人的自由的。

历史上讲言论自由的大约有两层根据的理由：

第一，平常蒸汽的机器。都有放气管，把它去掉，危险极大。因为里面蒸汽越积越多，倘不把“安全的门”放开，机器便要爆裂了。人类的脑子也是如此，太热了要火烧起来，不如让他在大庭广众中大演说一番。英国一个大公园里面，有一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去演说，狂人、疯子也可自由发表言论。英国是得到言论自由最早的国家，它的政府，知道与其禁止，不如让他自由，反而没有危险。

第二，所以要言论自由存在，较为积极的一方面。大凡政治，不外两种：

一种是以威权势力压人。一种是不以威权而以劝导。所以要提倡言论自由，因为劝导比威权效果格外大。让他们发表，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然后可以看出真假利害来，再经过许多讨论，结果拿来做政策。这个初听不是很危险吗？但是有天然的限制，不要紧的。人无论如何荒谬，不会同时有许多人同样荒谬的。有一部分荒谬的时侯，自然有人出来反对，讨论的结果，自然趋势总把荒谬者修正不少了。或十分荒谬者也天然淘汰了。这是言论自由的保障，可以帮助劝导的政治而没有危险。

在变迁的时代，当局的人最容易采用压制自由的政策。但是这个时代，决不应该采用压制的政策去压制主张改革的人。主张改革的人一被压制以后，必定趋于阴谋、暗杀或暴动。信仰很深而没有机会可以发泄，自然向这些旁的地方跑了。这个动摇的时候，对于思想，应该因势利导。要是太荒谬了，大多数人也决不会采用他的。人类几千年下来，没有一种思想是被大炮攻破的、刀斩断的、打死的，倘能让他发表，或可有大多数人纠正他。越压制越然不中用的。

但是我们要问：社会对于太激烈的主张有什么保障呢？人类大多数大概只有两种性质:一是总是爱护秩序希望治安，对于十分捣乱的主张，自然而然不会赞成的；二是习惯的力量比思想为大，故总有惰性，觉得改了不甚方便。人类有这两层保障，无论如何的思想，决不会有危险的。但是历史上看来，有许多思想，其传播之速，竟如火的延烧、疫的传染，那是一定有特别情形或特别理由，不能相提并论的。

激烈思想传播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思想以外的情境。例如最近俄国过激派传播这样迅速，我们能断定，许多小百姓决不见得了解他们领袖人物列宁的主义学理。其原因不在其思想本身，而在俄国人的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屋住。他们大多数人的衣、食、住都为少数贵族资本家霸占去了。正在饥寒困苦的时候，自然只要几个字就可以使他们了解了。所以原因不在思想本身，而在旁的情境造成激烈思想传播的机会。   

人类的习惯心理，是希望太平、爱护秩序的，苟一旦竟欲破坏习惯，为少数人的思想所煽动，其罪过必在经济组织、社会情形和政治状况。当局者害怕暴动想压制他，实在是一种梦想，因为思想本身决不能造成激烈的影响。其所以暴动的真原因，在乎缺乏衣食住的一点仇恨的感情，思想不过一小分子罢了。

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希望把全国人的思想信仰归于统一，故主张排除异端邪说。不知事实上实在做不到的。社会是变迁的。至少生、老、死的变迁一定有的，倘大变迁的动机发生以后，想用一个思想来规范全社会全国，哪里做得到呢？捣乱分子不从思想方面来，一定从旁的方面来了。故聪明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容忍的态度，提倡思想自由。如此还可使人类大家本希望太平、爱护秩序的心理，淘汰十分危险思想的分子，而保存其可以采用的分子。倘注重一致，恐怕反而越不一致了。

一国的思想信仰大致相同，固然是很好的事。但在这个变迁时代，一致的趋势，只可说是将来逐渐发展的结果，决不能硬求一致的。何以是逐渐发展的结果呢？只要让大家自由发挥思想，不合的逐渐淘汰，将来自能趋于大致相同的地步。故只可说统一是长进的结果，不能说一切思想定要就我的范围。越是硬做，便越不一致，反而产生暗杀、暴动、阴谋等的结果了。

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自然有好些人反对，这因为涉及个人私利，反对却也难怪的，财产均分的问题既有许多人不情愿，但有一种大家都情愿的，就是“知识的社会主义”。财产是越分越少，知识却是越分越多的。知识分散，非但无害，而且有益。提倡知识思想的自由，全在这一点信仰，就是知识思想，越分越向好的方面走，决不会失败的。由此可知，知识的社会主义，大家可以公认的了。

前面讲过，批评社会政治组织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凡能增进共同生活，使各部分的思想、感情、意志格外互相交通的是好的，阻碍的是坏的。现在关于知识思想自由的问题，也仍旧用这个标准批评它的价值：知识思想能助社会共同生活，使各部分格外流通的是好的，否则坏的。

言论所以重要，在于大家发表思想，互相讨论研究，结果把思想格外改良。越加研究讨论，则事理越加明白；意见越多，则改良的机会也越多。

老实说，一个政府越是禁止知识思想的自由，它的政治越成为谈话的政治。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有两种，一种用武力，一种用劝导，倘不用物质上的武力而用劝导，则研究讨论的结果，越能做到民治主义的理想。谈话就是不专靠武力而靠精神方面知识思想的方向共同生活的目的进行。

现在把这个讲演总结起来，还回到民治和教育的关系。民治的根本观念，便是对于教育有很大的信仰。这个信仰，便是认定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可以教的，不知者可使他们知，不能者可使他们能，这是民治的根本观念。民治便是教育，便是继续不断的教育，出了学校，在民治社会中服务，处处都得着训练，与在学校里一样。个人的见解遂渐推到全社会、全世界，结果教育收功之日，即全世界共同利害的见解成立之日，岂但一国、一社会的幸福而已！

全世界共同利害见解的养成，便是精神的解放，这个观念很为重要，到那时候全人类都有此共同心理。我们为民治主义奋斗的人，亦可略为安慰，因为结果不但为了社会经济等的制度，还使人类的精神大大解放。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