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1-8）（选）（杜威）-转化之道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1-8）（选）（1921）

（美）杜威讲演

一

诸位须知学说发生在后。正如人先会吃饭，然后有生理学、健康学；先会说话，然后有修辞学、文法学、逻辑学。社会与政治的哲学亦然，人类先有制度、风俗、习惯，然后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人类有一种天性，遇到需要时自有一种动作去适应他的需要。例如，饿了要吃、倦了要睡，久而久之，便成习惯了。但却从没有人发生过疑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这样了又如何？不但没有人发生过疑问，并且不许别人发生疑问。有许多志士往往对于制度、风俗、习惯、产生了疑问，以致牺牲了性命。历史上的证据很多，希腊的苏格拉底便是个最明显的证据。只因他喜欢发生疑问，人家便加他个妖言惑众引诱青年的罪名，把他毒死。这便是最初社会不喜欢学理的证据。

这样说来，思想和学说都是讨人厌的东西，大家便应从了制度、风俗、习惯走，如何还会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产生呢？大概思想学说的由来，都在遇着困难的时候。譬如走路遇了困难，才产生造舟车的思想。不但个人的思想如此，便是人类共同的思想，亦复如此，总要一切制度、风俗、习惯，到了一个时代，感觉不适，然后才有社会的思想与政治的思想产生。所以社会哲学的产生，一定是在社会有病的时候；政治哲学的产生，一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时候。

从历史上看去，要是人的身体没有病，一定不会产生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因为人的身体要遇了伤、染了病，所以才有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出现，社会政治亦然，必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有了病，才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试看历史上希腊哲学，也发生在纷乱征战的时候。要是希腊没有这种纷乱征战的情形，决不会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学说出现。中国各种学说的产生，亦当如此。要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没有病，也决不会有老子和孔子两大派的学说产生。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既然因社会和政治有病，然后产生，那么究竟是种空言病状的诊书，还是种真能医病的药方呢？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论学理与事实的关系如何，就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对于实际的社会与政治，有什么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派极端的学说。一是极端的理想派。这派认为学理对于实际有极大的影响，没有学理，便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缺点是忽略人类的习惯、自然的倾向和种种没有意识的行动。这是太理想的了。例如这次欧战，依这一派人说，以为都是两处学说冲突的结果。二是极端的唯物派。这派认为无论什么理想，都是物质的果，不是物质的因，学说不过是一种果。这一派的人无论批评什么，都应用唯物历史观的。他们注重生活状态、政治组织和经济上的利益，甚至某种美术也说是某种生活所产生的。

这回大战，依唯物历史观的一派看去，完全不是思想的冲突，而是物质上的冲突。德国在战前，物质发达已极、不得不向外发展，所以要争海土、商业、殖民地等霸权。就是英国方面，也有许多物质上的动机。这固是不错，但依这一派说来，简直完全是物质的，一切哲学宗教都是物质所生的结果，甚至于正义人道文化等好听的名词，据他们说来，都是资本家和军阀造出来哄人，做保护自己物质的器具，这也太过了。我提出这两派相反的学说来，并不是想批评他们，不过略为研究，好引起第三派的学说来。第三派的学说是最公平的。大概思想学说最初产生的时候，都是果。而非因，但产生以后，它又变做因了。思想学说很像漏斗一般，漏了什么东西到什么地方去，便和什么东西发生关系。思想学说一经传布到人，人有模仿、崇拜的心理。在这里，人是果，传到那人时又变因。我们对于思想学说在社会上政治上要它产生什么影响，所产生的影响怎样是好，怎样是坏，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思想产生以后，第一种功用是把流动的变为凝固的，暂时的变为永久的。如有一件变迁不定、一瞥即过的事实，把它抽象地提出来，变成一种学说，便凝固了，永久了。这个关系，实在太大，往往会引出危险。如罗马旧教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采纳为正宗哲学，便是一例。又如东方孔子的学说，一经许多儒家的阐述，经两千年相续到今，也可想见这种功用的厉害了。

第二种功用便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维持许多人的信仰，去做很重大的事。例如这次欧战，只把自由、正义、公理战胜强权，几个名词可以使多数人去开战。这可证明唯物历史观一派的错误，若说这是资本家军阀所利用的，那么我要问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些空名词，这些空名词又怎样能号召人去打仗呢？于此可见学说的势力，也可见人类的动作，不单是物质的动机。

以上所讲的两种功用，不单是好的学理有，便是坏的学理也有，不过好坏的效果不同罢了。

大抵这种派别，与人类性格的分类很相近，不外激进和保守两派，激进派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政治，往往想把它根本推翻、另造一个乌托邦。

这一派对于现代社会政治，简直不睬，另有超于现在的社会政治。从历史上看去，这一派往往在先，保守一派往往在后。例如希腊，先有柏拉图，后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先不承认当代的制度，自己想出个“共和国”来做他的乌托邦，然后有亚里士多德的保守论。又如中国，先有老子的哲学，后有孔子的哲学。老子不满足于当代制度，要去破坏它，另造个乌托邦，他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想必诸位早已经知道了。

第一派的学说不承认现代制度，要求理想的制度，所以注重个人——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良知、个人的本体；第二派也不是满意于现代制度，不过以为现代制度不是完全不好，它本身也自有它的道理，后人没有照着它做，所以坏了，我们只要去找出它原来的道理来改正或改良现制度便好了，所以趋于保守了。

两派的区别，大概第一派主张抛弃现行制度，另创乌托邦；第二派主张探求现行制度本身的道理，第一派注重个人的反省，第二派注重研究和考察。自从有了这两大派的学说，社会和政治事实，都受了影响，有许多人才，都是因此产生的，所以我们不可不注意。

历史上固然有许多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但是大概只有上述的两大派，我形容这两派学说，不免说得过火一点。我的目的，是要说出社会政治的背景。因为人类有一种通病，不是过便是不及，前几千年的人类，都吃了这两种极端的亏。人类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就可以解决的。人类的责任，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出某种解决方法来，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这便是第三者的哲学。

上述两派，同犯一病，便是要“根本解决”。一派极端的什么都不要，可惜天上不会掉下个乌托邦来，所以他们流于无为。一派极端以为什么都有理，只要回到本身的道理去，可惜办不到。这两派虽各走极端，所犯的病却一样。

怎样可以使人类的智慧，指挥监督他的动作，应付一时间、一环境的问题，便是现在要讲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二

19世纪欧洲思想史有种共同的趋势，便是创造社会的科学，关于人生的科学——把从前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渐渐应用到人生方面来。可见科学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今天所要讲的，便是这科学精神，对于第三派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影响。

近代科学最初的起点和人生的关系很少很远。现在知道人生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结果发生了许多人生科学，如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宗教、历史、语言等学科。这都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日用社会方面去的例子。

这种种科学的产生，便是人类的思想变迁了。从前以为只有自然现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关于人生方面何等繁复，何等不规则，决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但是近来却知道人生虽是繁复，虽是不规则，也可分析到简单，并找出它的规则来，便也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这点可以证明人类的思想是变迁了。

社会科学家发明了许多社会科学，但又看不起社会哲学。他们以为哲学是玄谈，没有根据、不像科学有一定的律令，所以不值得去研究。

我并不想去批评他们，但是对于社会科学有一点可以说的：他们把一个时代一个区域的情形做了通则，以为百世而上、百世而下、东海、西海，都可应用。这是社会科学所常有的错误。

经济学上的各种通则，本是从一种特别情形特别事实底下的通则，他们却要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去应用，变成了公共的通则，又不许人家去修正。

凡是一个时代所发生的通则，时代变了，通则当然也变了，所以没有一种通则，可以称为定律。历史是继续不息的，通则也是继续不息的，所以无论哪一天决不能获得最后的通则。

我所以提到19世纪的社会科学，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可以分两方面说。

1．消极的方面。社会在那里长进，历史也在那里进行，所以要哲学去帮助它解说，不能单用描写或记载的态度，多少总要些理想。这是第一层。

2．积极的方面。社会科学产生之后，使人类思想变迁，知道人生的活动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然后社会哲学从空中楼阁里降下来，使它带些科学的精神。这些精神是：注重事实；不尚武断；不敢以为最后的；不是天经地义，不过拿来应用的假设。因此成了带社会科学色彩的社会哲学。

第二层意思是说社会科学介绍了科学的精神与社会哲学，而成为我现在所讲的第三派社会哲学。这种哲学有三个特点：

1．实验的。从前的学说，都不根据人生日用的事实。现在这派学说，是人生日用处处可应用的，无用的结果便可证明或反证这学说的好坏，我们便可把知识和学理用来指挥引导我们的行为。

2．特别的。从前的学说，不是笼统便是普遍。现在这派的学说、是不用全称，不是笼统，都是特别的，没有普通的。

3．它的目的，在养成知识观念，可以随时随地补救特种情形，解决特种问题。

这种新的社会哲学，把知识学说看作指挥人生的一种工具。科学本分两种，一种是纯粹科学，一种是应用科学，现在可以应用科学比这种新的社会哲学。纯粹科学不把人生欲望与意志放在里面，而社会哲学则把纯粹科学的道理应用到人生欲望意志上去，不但不排斥欲望与意志，还用学理去帮助欲望与意志，使它不陷于痛苦，不往邪路上去。

纯粹科学完全是旁观态度。我们的欲望与意志，一点也不能加入。应用科学则不然。我们研究社会哲学，要用应用科学的态度，以学理帮助指导人的行为去达到他的目的。这是工具主义的态度、便是实验的态度。

社会哲学不是纯粹科学，而是应用科学。如经济学的目的，是帮助人类经济的活动，向哪一方面走，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生活利益，政治学也是如此，政治要怎样组织，才能使最大最多的人获得幸福。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指导它们，哪是对，哪是不对、这便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哲学的关系。

从前没有学理来指挥引导人类的种种行动、便万事听皇帝、听长官、以为有好皇帝、好长官，便有好政治。这都是听天由命去碰机会的。推而至于各种人类的科学都是如此，不要靠天、靠旁人、靠机会，要用科学的知识来指挥一切，引导一切。

简单说，社会哲学何以要把它当做科学来研究，第一点是现在人类进化到这样地步，交通便利，调查容易。现在要去调查各种社会政治的情形，都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倘再不利用现在的文明，用科学的知识来指挥人类社会政治的行为，可能发生很大的危险。偶然的一件事，便把几千年辛苦经营的东西，都废坏了。

第二点关于方法，从前是笼统的、抽象的、理想的。现在是个体的、特别的、事实的。须要注重个体特别事实与通则通例的关系。如社会哲学要研究各地各种的时势，使之与通则通例发生关系。

欧洲思想史上有个例子，17世纪是个纷乱时期，有宗教战争，有政治战争。有朝代战争，因此当时便有一种国家主权、法律和秩序的需要。所以当时的学说，没有不注重国家主权、法律和秩序的。这是一种时期、一种地方的一种特别情形。以后却变成了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应当如此。至今还崇拜那国家主权、秩序、法律，我们还看见这等学说在中欧的危险，结果发生这次的欧战。

到18世纪下半期、19世纪上半期，恰好有一种相反的状态。自从蒸汽机发明以后，生计状态大变，从前干涉的学说不适用了。而且产生了一种极端相反的放任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可是这种主义到现在又不适用了，这种主义的流弊，被资本家利用，没有势力的人与有势力的人战斗，当然是没有势力的人失败。所以离开了时代和环境去讲哲学很是危险的。

旧式的社会哲学，只是两极端，一是对于社会下总攻击，一是对于社会下总辩护。

现在我们所讲的第三派哲学，不是总攻击，也不是总辩护，是要进步；不是天演的进步，而是东一块、西一块，零零碎碎的进步，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进步。

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改造社会。但是要再造或者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如学校、实业、家庭、经济、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件的，不是整块的，所以进化是零买来的。以上所讲各方面零零散散的改革，都很复杂，几乎无从下手。需要把它一件件地分析开来，然后一件件地去做。一点一点地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我们理想中的大改造。

三

社会政治的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社会政治纷乱不定的时候，生病的时候，然后有医社会病政治病的学说。这学说有三种区别：

1．悬一个理想的目的，与现状根本不同，去根本改造现社会和现政治。

2．这一派不如第一派的激烈，想找出个根本大道来，去补救修正现制度不良的地方，结集是毗于保守的。

3．这一派与上两派都不同，是想随时随地去找出现制度具体的病来，谋具体的补救或修正。

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第三派的学说，也把一、二两派的学说，提出来略为批评。某种学说发起于某种病的时候，这学说的目的，在于修正或补救这种病——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在于修正补救现社会改治——我们对于现制度要去解决其具体的问题之外，还须有一点能指导全体的观念，譬如航海，有了罗盘，一定还要有地图。所以我们要知道社会动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东西与什么东西的冲突，有了这样的地图，我们才能想出什么修正和补救的方法。从前旧派的学说，总好说两两相对的名词，如说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人民与国家的冲突、法律与自由的冲突等，连冲突的具体原因都看不出来，还说什么修正补救的方法呢？我们现在所要找的，还是那具体的事实的原因，而不是几个抽象对立的名词。

现在我们要提出第一个观念来，凡是一种冲突，不是社会与个人，国家与制度，实在是人群与人群的冲突。什么是人群？人群是人类有公共的目的去共同活动，小而至于一个游戏的组合——像球队，大而至于国家种族，虽大小不一，但人群与人群既有许多接触，便不能不有冲突。所以凡是冲突的产生，都是人群与人群的冲突。

有一种需要和兴趣，自然会有一种人群产生。譬如男女之欲，是一种天性的情欲，有了这种需要，然后有男女居室，成一家族。又如饮食和自卫保身之欲，也是一种天性的欲望，有了这种天性的欲望，然后有商工业、交通业。人类又有权力的天性，所以有纷争，有纷争然后有政府，有法律，所以有国家。人类又有信仰的天性，所以有宗教。

这都是人群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总而言之，人类有天性、情欲、兴趣、需要，每一种天性、情欲、兴趣和需要，便可产生一个人群了。

以上不过讲人群产生的原因，现在要提出第二个观念来，便是人群与人群冲突的原因。譬如我在家庭为一分子，在宗教国家等，也都是一分子，本来分不甚清。可是这许多人群，不能同时平等地发展，这便是人群与人群冲突的原因。从历史上看去，往往人群的发展偏向着一方面，其他的方面不是赶不上，便是被压下了，久而久之，积了几百年，那赶不上或是被压下的一方面，便要对于发展的一方面发生冲突了。我请举以下的几个例子。

1．宗教。欧洲中古时代，从公元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足足的一千年。这一千年里，宗教组合占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如家庭的组合，政治的组合，多统属在宗教组合之下。它提倡独身，将家庭的组合压下了；它提倡精神（禁欲），便将因饮食保身等而产生的工商业交通业等经济的组合压下了；推而至于算术，它反对的是耳目之娱，结果只有宗教的算术——便是用算术做宗教的奴隶。再推而至于教育，也只有教会的教育，它怕科学发达，去破坏宗教的根本观念，所以把别种教育组合压下了。从这个时代以后，宗教与各方面——政治等——常常发生冲突，打了几百年仗，到现在如意、法等国，还常有宗教和政治等问题发生，可见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

2．政治。学者所讲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有时不是个人与社会的斗争，而是家庭与宗教的斗争。譬如宗教主张独身，便成了独身的社会。但人有情欲的天性，要有男女居室，宗教的社会不容许他。看似个人与社会之争，实是家庭与宗教之争。所以不能把斗争的方面，当做斗争的原因。除此以外，政治的组合，在历史上也曾占有过特殊地位，也曾把别的组合，如宗教、家庭等压下去做它的附属品。西洋人把政府实在看得太重，别的不说，单说欧战以来，政府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什么铁路、矿产以及经济、财产、教育，都可给它掌握。结果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明白人发生疑问，究竟国家政府是否应有这么大的权力，把一种组合，压倒其他种种的组合。将来这种种怀疑，一定是有加无已。

3．经济。常人都说美国物质文明发达，是毗于唯物观念、金钱主义的。这话虽不尽然，实际美国的经济组合，确占特殊地位，把政治组合都压倒了。大资本家压倒政府，有时竟不晓得政府在哪里，还疑惑它在大城镇里的大工厂里呢。这种经济独占的流弊，使文学、美术等，都落在欧洲之后、现在虽随时想去改正，但最终难保将来不发生冲突。

4．家庭。家庭的组合，有时也趋于一尊的地位。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家庭之于人类所包的方面极广，是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教育的组合。所以它的趋势，渐渐把政治等都压倒了，去受它的支配。最初家庭是个生计的组合，如衣服、饮食、奴隶、牛马、妇女，都是它的财产。它也是个教育的组合，这个例子很明显，凡人没有不受家庭影响的。推而至于政治：家庭制度便是由酋长制度所蜕化；再推而至于宗教：家庭也是宗教的首领。在家庭里的人，一切崇拜、贡献，都由家庭率先引导。所以家庭最容易到一尊的地位，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组合都压下去。

家庭的组合在人类生活上，本是很重要的。亲爱、和睦，以及保护幼弱的慈悲观念，都是从家庭生出来的。可是家庭组合地位过重，也有它的流弊。其一，偏于保守。保守一部分的权力传与一部分的人，以至思想等都变成死的、硬的。其二，不平等。既提出一部分来给予大权，其他部分自然被压下去。一部分有了大权，其他部分自然不能充分发展。

5．地理的区域。小一点是邻居观念，大一点是同乡观念。根据地理上的区域，做种种组合，与以上几个例子略为不同：同党同教的人，可分在许多区域里；反之，一个区域里可以有许多不同党、不同教的人。好的方面，是把宗教、政治等的不同都联系在一起；坏的方面，便是区域的观念太深，此疆彼界分得清清楚楚。国界、省界、县界等都从此来了。

以上所讲说的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哲学的要点，我们要去补救修正现社会现政治，须先知道群与群的如何接触、如何冲突。从前社会政治的动摇，都是不知不觉的，随它自然的变迁，经了几十百年，去收它的结果。我们既生在现世，不要学古人那么糊里糊涂地行去。第一要研究社会上冲突的是什么东西，第二要观察哪一种组合太趋前了。研究了这两层，然后知道这种畸轻畸重的地方，然后才能去讲修正补救。总要使各种组合同时平等发展，即让一步，也要使各种组合不但不互相冲突，并且互相为用。所以这一派的学说并不是要一种组合趋前，是要各种组合都趋前，你取我与，我取你与，既不是完全保守，也不是完全推翻，先看出那畸轻畸重的地方来、然后去补救修正。这种学说，或者可以代替上述两派太笼统的学论。

四

一切社会政治学说的起源，都在社会政治纷扰不安的时候。社会政治所以纷扰不安的原因，起于偏重一种人群的利益、兴趣，把别种人群的利益、兴趣都压下去，结果一种人群独占优胜，那被压下的不平起来，便与优胜的发生了冲突。

这种讲法，与从前政治哲学史和社会哲学史普通的讲法不同。大抵从前的陈说有三派：

第一派是竭力提倡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这是个人主义。第二派不承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注重全体的权利、制度、法律和秩序。第三派是调和于两者之间，讲究调和的方法，怎样使个人与社会调剂，怎样使自由权利等与制度法律秩序等调剂。照这三派的学说只是一方面是个人，一方面是社会。我们现在所讲的却不然，我们所讲是一部分的人群占了优胜，其他一部分的人群去和他冲突。

今天要提出两个大问题：第一，倘使以上这些话是对的，何以三四百年来的许多社会和政治哲学家都错了？旧的社会和政治哲学史上所谓个人和社会的冲突，究竞有什么意义？第二，我们现在的新学说和向来的旧学说有什么区别？是单是纸片上讨论上的不同呢，还是实际上有根本的不同呢？

现在先讲第一个问题，便是向来传出来的旧学说所谓个人和社会冲突究竟有什么意义？简单说，实在不是一方面个人，一方面社会的冲突，而是两个社会的冲突。大抵一种人群已占优胜，变成了社会上公认的社会，那反对的一面也是种社会，不过前一种是已经得到公认，后一种是未经公认。从社会上看去，似乎后一种是个人去反对社会。其实他们所以反对，也为的是社会的利益、兴趣等。所以与其说个人与社会反对，毋宁说一方面太占优胜，过于自由，其他一方面也并不是反对法律、制度等，不过是想加入一点于现社会里，去管理它，修正它罢了。明了这一点对于以下所讲的便有头绪。

所谓冲突的两方面都是个人也都是社会。优胜的一方面也是个人也是社会，反对的一方面也是个人也是社会。只不过前者已经得到社会的公认，后者还是将来的罢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已经得到社会公认，还有一部分方兴的利益，当时未经承认，并且与现状冲突，大家以为有危险，这不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是这一个以利益为中心的人群，与另一个以利益为中心的人群在那里冲突。

例如所谓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中世纪的教会，确是社会公认的。他们的话，便是社会的法律；一切立法、司法、教育等，都在他们手中；他们替社会保存礼教，维持安宁秩序，他们就是社会，社会就是他们；与他们冲突，便是与社会冲突。一部分要发表意见的新人，在他们眼中看去，是乱党，是叛徒，是自私自利。其实是他们自己把持了社会，名为替社会维秩序，实是替自己保利益，这倒是他们自私自利的铁证。

最好的例子便是东方人所常见的家庭：东方人以家庭为中心，家庭制度的利益，便是社会的利益，和它冲突，便是大错。年长的男子父兄，居一种特殊的地位，把卑幼、妇女的利益和兴趣都压下去。后来时代变迁了，子弟要说一两句话，要选择自己的信仰、职业、朋友、配偶，父兄便觉得这是与家庭制度的利益冲突，这也是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其实子弟所要求的，也代表一种社会的利益，不过还没有经社会公认。所以冲突的两方都是社会，不过一方已经公认，一方未经公认罢了。

总而言之，从前所谓社会与个人的冲突，是两种个人两种社会的冲突。不过一个是已经得到公认，一个是未经公认；那未经公认的，社会上便不当他是社会。凡世界上革新家的革新运动，都要经过三个时期：

1．默认时期。如英国法律规定，夫妇只算一个人。那一个人是谁？便是丈夫。大家都以为这是天经地义，不足为奇。这便是默认时期。

2．抗议时期。大抵社会上经过了一种变迁，新思想加入，新需要发生，便到了这个时期。例如女权运动，在工业大革命之后，当时家庭手工不适用了，妇女受到了种种经济上的压迫，渐渐到社会上去求生活，她们的习惯经验都变了，教育上亦受了些高等教育，渐渐知道社会待遇不平，要加入社会的秩序、管理。然而旧制度（男尊女卑的制度）还存在，运动的人还是少数，他们所要求的这个那个，便要发生冲突，这便是历史上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当时社会当他们是个人，他们也自承是个人，所以他们要提出个更高的理由叫“天赋人权”。这时一面是争取自由权利，一面是代表社会已成的秩序。

3．成立时期。人数渐多，渐有组织，渐有势力，渐有实行的机会，性质便不同了。这时有了一种社会的作用，人家不说是争权利，而说是尽义务，渐渐变为社会的一部分。

其实历史上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都是这样。无论哪种革新运动，都要经过这三个时期。

再讲第二个问题，便是我们提倡的新学说，与向来的陈说是否仅仅是纸上的不同，还是实际的不同？这是实际的不同。凡是一个革新家去做革新运动，他要吃许多亏：社会与他为敌，他自己也觉得与社会为敌，社会上一切制度，都是不好的，最后甚而至于暴动，要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根本地解决，去笼统地改革，这是很危险的。现在我们的学说，是要教革新家用一种研究的态度。第一步是问他的方法，现在有某种需要没有做到，某种有用分子，有用能力没有发展，某种改革、某种新制度应去推行，这是种研究的态度。第二步要问那种方法真不真、好不好，革新家便也进了一步，知道他攻击人是不差的，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个那个是否可以代替原有的这个那个，这也是一种研究态度。总之是把人的智慧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研究。如是可以免掉流血等祸，旧社会不把革新家当做仇敌，而把他提出的这个那个当做社会的问题去研究，革新家也不把自已当社会的仇敌，而当是社会的一分子。

五

旧说把一切纷乱都归于社会与个人的冲突，和现在我们说的把他看作各社会的利益和机会的互相冲突，究竟在实际上有怎样的分别？我可以回答说，二者大不相同。旧说把一切纷乱都归于社会与个人的冲突，于是一方开始总攻击，一方又笼统地还击，把应该改良的具体问题完全抛弃，只成为一种武断的意气用事的态度。现在我们的讲法，把一切纷乱都归于社会与社会的利益和机会的互相冲突。因此，我们应该看出哪一方有利，哪一个没有利。前者是武断的，后者是科学的。实际上不同的地方就是如此。倘照旧说的趋势，以为纷乱起于社会与书气的冲突，势必一方面极守旧，一方面极维新，大家都不肯用研究的态度。旧的人并不想怎样可以保存旧的东西，只是一味为旧的东西辩护；新的人也说凡是旧的成为制度的法律秩序限制束缚等，都是不好的，无论如何改革，总比不改革好。固然，我们不能说大多数全是这样的极端，但当个人一味盲目维新，社会一味盲目守旧的时候，其情形确是如此。我们并不是要调和新旧，不过要想找一条新路，辨别哪一件是好，哪一件是坏，哪一件应改革，哪一件应保存，有一点具体的研究，用科学的态度，下具体的修正罢了。

譬如举无政府主义为例。它对于政府、法律、财产、家庭、婚姻等凡是束缚个人的制度，都极端反对。这是个人主义的极端。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要种种政府、法律、财产、家庭、婚姻都不应该有，不过某种政府和某种家庭不应该有罢了。因为人性无论如何更变，总要有点限制，这是人身自然的组织，人性自然的趋势，即使完全推翻，还是要有别种限制起而代之。我们应该研究哪一种政府、家庭等可以存在、应该存在。但这是方法的问题。这种方法，就是科学的态度，做我们的指导。

以上所说的。都是绪论。现在再说鉴别能力的标准。

标准并不是理想的、做不到的，而是根据事实的，办得到的。譬如航海，单说要到某个地方，却不问航路、不用罗盘，人们便笑他是外行了。政治也是如此，如果不根据事实，一味空想，也是无用的。现在所论的事实，是根据人性而来的。我们应该知道人性的方向需要，拿来做根据，然后才好想出下手的方法。

现在且举出三种人性的需要做标准：风俗习惯，社会编制，共同生活。

1．风俗习惯。从心理学上看来，风俗习惯是保存已往经验最经济的方法。

礼制便是人类公认的风俗，由风俗变了机制，便有很大的功用：就是把不固定不统一的风俗，变成固定的统一的礼制，大家都安稳照着做，不致错误。如果没有礼制，我爱这样做，你爱那样做，结果便免不掉冲突。没有礼制的时候，一定不安稳，有了礼制，大家才安稳，才放心。这是大致不错的。

但是风俗有好处，也有坏处。风俗礼制，本是保护已往经验的东西，后来竟变做硬壳子，许多人反来保护它、把生机都堵住了、堵截太甚，结果必定生出拿暴动推翻一切的革命。

我们想免掉这种危险，只有注重人的心思作用，用个人的见解来选择批评、研究、判断、试验。用人的心思来保存生机，使生机常常活泼，才不致老死。

我们第一个标准，就要想怎样调剂风俗习惯、礼制，使它不致妨碍人生的发展，注重个人的自由选择、自由评判、自由鉴别；不致风俗习惯、礼制变成一个硬壳子，一个死东西，才能免掉革命的危险。

2．社会编制。风俗习惯，是不知不觉形成的；编制是有意造成的。编制得好，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要想竞争进步，非有系统的编制，使社会互相照应，像有机体的生活不可。

我们虽然不满意于德国人，但是不能不佩服其是个长于编制的国家。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支配各部，事事都有预定的计划，都要定期办到。这是它的好处。

但同时也有许多坏处，简单说来，对于自由发展、自由创造，一定有许多妨碍。德国编制，一方面很得到许多好处，一方面又得到许多坏处。因为集权过当。只有几个操纵的人做事，其余的都是机械。摧残个人的本能，阻碍个人的发展，这些都是编制的大毛病了。

我们第二个标准，就是要审查什么宜于编制，什么不宜于编制；编制有如何的限度，在多少限度以内可以实行编制；过此限度，则不能死守着编制的法子，才是正当的办法。

3．共同生活。共同生活，彼此都是有益的，社会习惯编制，将来都要朝这个方向去的。这是最高社会的境界。我们的标准，就是想怎样才可使个人自由互助，交互长进，朝共同生活方面做去。

六

若要批评种种社会编制风俗习惯，究竟有什么最后的标准？我的简单答案是看这种编制风俗习惯能不能发展共同生活。共同生活便是自由交际，互相往还，交换感情，交换种种有价值的东西。社会的编制风俗习惯能够到这步田地的是好的，否则是不好的。

有几种社会组织，都很想筑一道墙，把社会各部分的交通隔绝。如埃及、印度的阶级制度，一切知识感情思想乃至婚姻等，都不能沟通：不但不去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竟还要隔绝它。不但埃及、印度如此，就是从前的欧洲社会，也分上流社会、中流社会与下流社会的三个阶级，彼此隔绝，不能沟通。

不但阶级制度如此，还有偏重一方面的，如家长制度，也是如此。在严格的家长制度之下，一方面是家长，一方面是家属，当中也像存一道墙，感情思想都被隔绝。又如独裁制度，无论是政治的，实业的，还是家庭的裁制，他们的组织，都是一方是上，一方是下，一方是尊，一方是卑，没有互相沟通的机会。又如宗教，变成了特权阶级之后。教内牧师变成专门职业，专管祷告礼节等事，和社会一切生活都是隔绝的。又如教育，在学校里边的便成了读书人的阶级，农夫工人等不识字的便成乡下人的阶级，乡下人以为读书人高不可攀，所以也不同他们往来了。本来理想中的宗教，原是解决人生问题的，不应该离开人生专向出世的方面做去。教育本是应该拿社会生活做根据的，使教育与社会沟通，使生活受教育的影响。如工厂商店本不是专为发财的，目的在流通货物，不但要使物质方面流通，便是精神方面也要使它流通。我们所希望的社会，便是有这种自由沟通、自由交换的社会。

我今天要提出来讲的就是各社会互相交换往来的关系，是共同生活的要素。先从消极方面说，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便发生什么弊病？这个最普通的例子便是主奴的关系。我所说的主奴关系并不是专指黑奴式的奴隶制度而言，凡是家庭中父对于子，夫对于妻，政治中的君对于民、实业中的雇用者对于被雇者等，总之一方是上，一方是下，一方有统治支配之权，一方被统治支配，一方发命令，一方受命令这些关系都是一种主奴的关系。我们且看这种关系有什么弊病。大概它的弊病可以分作两部分说：一是在社会本身上有绝大的危险，使社会本身不能持久；二是在个人方面妨碍个人人格的发展。

先讲为什么社会本身会产生危险。因为有许多人以为把社会分作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各阶级，虽然有点妨碍个人自由，但于社会本身很有好处，很可以保持社会的安宁。他们以为因为要保持社会的安宁，只好叫一方面稍吃点亏，社会全体却受益了。这种见解的错误在于不知道这种社会阶级的护符只是武力。凡是拿武力来做根基的，终是不牢固、不耐久，内部总要发生危险的。不但于个人有害，就是社会本身也有害。因为独裁政治和平民政治绝对相反。平民政治是想叫社会互相沟通，互相影响，根本不靠武力、只靠兴趣维持——社会各分子都有表示兴趣的机会，各方面交相帮助，使社会巩固。独裁政治全靠武力迫压，只有一方面的自动，没有互助的精神，所以不能稳固。

这种没有共同生活的社会何以要用武力做根基呢？因为社会各分子对于社会本身没有兴趣，全靠武力迫压才可团结。武力减少便立刻涣散了。

如中国历史上每换一个朝代，必有一次大乱，直至有人把群雄征服不纷乱才能平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全拿武力来维持秩序，表面上虽然很似太平的，但各方势力一不平均，纷扰就马上起来了。可见得全凭武力维持的秩序，没有武力便即刻要乱的。至于立宪政治，使各分子都有表现兴趣的机会，所以政府虽然变更，秩序绝不会纷扰的。

再看这回由欧战发生的大扰乱，这样大的扰乱是从前没有见过的。结果便有几国受了一场大劫，到了不堪的时候，便成了纷乱的现象。但是居然有几国经过大劫而不乱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比较看起来，经不起这次大劫的国家，都是奉行独裁政治的，如俄国、德国。俄国行独裁制度更久，所以乱的程度更甚。再看那些奉行平民政治的国家，不靠武力把持，却使社会中各分子都得自由加入社会之中，觉得国家不单是几个代表人物的，是大家的意志、大家的感情、大家的兴趣联合起来的。既然有这种意味，所以都靠你帮着我，我帮着你—一所以虽然经过这样大劫，究竟不致大纷扰。

观察这种情形，应该使我们生出一种觉悟：就是独裁政治一定没有共同生活，一定不能使各部分的感情兴趣互相影响。至于平民政治的根本观念，便是凡是公道的政府，须根据于被治者的同意。政府一切行动既以被治者的同意为根据，被治者觉得自己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意志便是他们的意志，尽一部分义务便享一部分权利，所以他们都愿意帮助政府做事——这便是国家最稳固的根基。独裁政治虽然也有能维持一二百年的，但是在历史上看来，却是很短的时期，还请大家不要贪图这点小利，究竟须有共同生活的社会，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独裁政治表面上似乎很有力量，其实都是假的，比较共同生活的社会弱得多了。平民政治是以大家的情愿作根据，表面上好像禁不起大危险，试验起来却很靠得住的。这个最显明的例便是工厂的组织。

旧时的工厂，经有名专门学者的调查，每天工人所作的工不到他能力的一半。因为他们没有兴趣，把工厂看作人家的东西，所以即使有能力也不肯用。可见得独裁政治表面上虽似有力，实际上却是无用的。譬如工厂的工人为什么不肯用力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做工是为生计逼迫的，他对工厂没有别的责任，对于制造、出品、销路、盈余分配等问题全不管的，结果便没有个人的兴趣，不是故意捣乱，便是故意糟蹋好材料，用种种消极抵抗的法子。现在美国的工人，工钱也增多了，时间也减少了，比较中国好得多了，但是他们还不满意，还要要求管理权。这就是想把民治主义应用到实业的组织之中，使工人不但拿钱，并且要有兴趣，要有发展才能的机会，使他们觉得自已也是工厂的一部分。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不仅是工钱和时间的问题。

人类并不是机械，是有血气的、有心思才力的，筋肉的能力比较很小、此外还有重要的心思、感情的能力，比筋肉的能力更大。倘若社会的组织能使社会中所有心思感情都愿意拿出来为社会所用，这种社会比那全靠武力把持的社会，自然要稳固得多了。

再说没有共同生活的社会在个人人格上发生的影响。这个影响可以分作被治者与治者两方面说。

被治者方面在这种没有共同生活的社会中，受到两种恶影响：

首先，是心理上的恶影响。最浅的心理方面的恶影响便是愁苦、怨恨、不满足，甚而至于发狂，得精神病。据现在学者的研究，对于精神病所下的断案是：精神病是由于人类平常应该有的正当需要情欲被强压下去而起的。可见得凡压迫人类正当的兴趣、正当的愿望，结果自然发生精神上的种种病症。

然后是才能上的恶影响。天才必须常常试验才能发展，如果不用，虽然有统治经理的才能，也会渐渐消失了。其次，天才如果不能向正当的方面发展，便要向不正当的方面发展。这方面摧残了好天才，那方面便养成了坏品性。主奴阶级的社会能产出两种坏根性：1．奴性——服从、阿谀、诌媚，想种种不正当的方法迎合在上者的欢心；2．狡诈性——狡猾、奸诈、说谎，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规避在上者的威权。

最可悲的是，这种制度造成的恶果反过来替这种制度辩护，说这种制度必不可废，这一班依赖的、狡猾的、奴性的、没有知识的人哪配同我们享有共同生活？其实这种缺点并不是他们生成的，乃是没有共同生活的制度造成的。不良的制度养成了一部分人的奴隶品性；后来反用这种制度的结果来替这种制度辩护，说他们不配同我们平等，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

我们不要说这种恶影响单是被治者的一方面受着，那治者方面也受着的。治者方面所受的恶影响是：

l．道德方面。因为统治者越发当权，越发养成一种残忍、暴虐、骄傲、奢侈等不正当的行为品性。他们所以这样，也不是天生的，也是制度养成的。他们常常高居人上，别人的苦痛一点都不知道，所以只有一方面的道德。

2．知识方面。统治者方面虽然占了许多便宜，有钱有机会可以求学，但是他们所学的都是偏于狭隘一方面。就举政客而论，他的知识一定向细小的方面发展一部分的技术，不像大政治家的能于各方面的希望都采一部分，使各方面共同发展。

还有一个重要的坏处便是上等阶级最容易堕落，或衰败，连平常的知识都没有。从历史上看来，没有一朝帝王起初不是英明的，传了几代，便成为特别阶级，不同外人往来，要怎样便怎样，没有限制，久而久之，便生下不好的种嗣，这都是人人共见的事实。最大的原因，便是没有共同生活；如果有共同生活，断不致有这样堕落的情形。

以上所说的都是例子，不过想用来说明我所讲的民治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所主张的是什么社会呢？这种社会一定使各分子有自由发展，自由交换、互相帮助、互相利益、互通感情、互换思想知识的机会，社会的基础是由各分子各以能力自由加入贡献的。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大强固，但其实强固得很；不但强固，而且可以减少各种因隔绝沟通而发生的弊病。

七

前几次讲演，都是关于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性质、范围和用处，并提出评判的标准。从今天起，将提出实际的问题，就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所应该讨论的问题。这标准应用到问题上来，可以把问题分作三大组。

第一组是政治法律的问题。如政府是什么，政府的作用和性质是什么。政府的范围有多少、哪些事应做、哪些事不应做。政体哪一种最适宜。独裁政治主张功效，究竟应以什么为限度，它在法律上的性质如何，用处如何。还有无政府的主张，究竟有没有几分理由——这都属于第一组。

第二组是知识思想界的问题。社会政治的组织，虽然重要，不过还是文化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宗教、教育、思想、艺术等种种问题。所以三种当中，第二种可以算得较为重要。例如究竟在个人信仰上，威权占什么地位，遗风占什么地位，自由占什么地位。一切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诸君可以回想，在历史上占何等重要的位置——这都属于这第二组。

第三组是社会生计或经济的问题。例如资本家占什么地位，劳动者占什么地位，财产占什么地位，应该公有还是私有呢。经济生活应该用竞争的制度，还是用互助的制度呢。这都与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提出来属于第三组。

这三组问题当中，先讲最后一组，就是关于经济的问题。因为经济的问题，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相同。人身上不能没有营养，社会也不能没有营养。倘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和需要，社会生活便不能持久。故把最后的一组问题提出来先讲。

经济的生活范围所包很广。第一，包含人生的欲望。如饥了思食、渴了思饮，和一切人生需要的种种目的。又因要达目的，所以去劳动。第二，包含用以达到目的的种种工具，种种组织。第三，包含商品货物等，就是一切欲望的结果。这三种都含在经济生活之内。

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大危险，莫过于看不起经济的生活，以为这是无往而不在，最下贱而不高尚的东西，不值得哲学家的研究。这种哲学很危险，而且一定没有好结果。

要知社会文明的程度，与生计的程度成正比例。野蛮人因为需要少，欲望少，所以生计的程度低。文明人想用种种方法，达到满足他的欲望需要，所以有美术、宗教等种种发展。社会生计的生活，哪里能藐视呢？

经济生活的重要，就是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所生的影响。第一个意义，便是实业工业发展的结果，能渐使人类社会分工。这种人做这些事，那种人做那些事。于是又引起第二个意义，就是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依靠，你供给我的生活。我供给你的生活。

分工的最大利益，便是能使一部分人专门负责一部分事，养成一种专门的技能。否则虽有种种技能的天才，也只配压下去，不能发展到高等的地位。

各种技术，从前都很简单，现在则复杂繁多了，格外发展了。所以分工的利益，尤能使各部分彼此互相帮助，互相依靠。一部分人专管种植，他的出品，自有另一部分人为他运输、买卖、交易，又另有一部分人担负消费。彼此互相依靠，互相帮助。社会的生活，是有机体的生活，这一部分停止了，那一部分也受着影响。分工的大效用，就是能使社会变成有机体。

以上种种，都是说明分工的经济生活，可以使人的天才技能格外发展，社会生活也格外进步、格外有趣。并可彼此互相帮助、互相依靠，使社会生活成为有机体的生活。这本是很初浅的道理，用不着再三申明。无如有许多人，仍执从前的成见，瞧不起物质文明，以为物质文明的发展，能使道德堕落，于精神文明大有妨碍。不知物质文明，其材料虽属物质，而实为精神文明的基础。因为物质文明，能使社会各部分的关系愈加密切，所以不但是物质方面的事，而且是精神道德生活的基础。

这种成见，我们固然不能承认。但有许多学说，哈恰与之相反。如18世纪及19世纪初的英国学者，把这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看得太重，于是趋于极端，认为政治、知识、思想一切，都不值得什么，只有经济的生活最为重要，其余都可归并到它的里面去。

从经验看来，这派哲学，却有几种根本上的大缺点。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所假设的情境为实际上所不能有。他的假设，把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各分子看作能力平等。讵知无论个人、团体、国家断不能有这么一回事。

现在可以指出两个意思：

1．商业的互相依靠互相关联，可以算好，也可以算坏，从前孤立不相往来的时候，帮助固然没有，冲突自然也没有。现在既相往来了，一方虽收互助的效果，一方却有冲突的事实。所以现在应该讨论的，是怎样管理支配，才可以使彼此有益，而没有害。

2．自由与平等，不是并立的。法国革命的时候看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认为最多的自由，一定得到最多的平等。讵知结果反增加不平等。种种经济界、劳动界的不平，都是起于自由太甚。所以现在应该讨论的是怎样可以调和自由与干涉，使一方面能发展自由，而一方面境遇仍能平等。

八

经济生活的重要发生两种结果：1．使人类分工，各人能把自己的天才自由发展；2．使社会各部互相帮助、互相依靠，使社会的生活彼此联络，如网的样子。

欧洲实业大革命的结果，发生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承认经济生活的重要，谓倘能以经济生活为基础，则一切国内国际的种种问题，都可由此解决。

国内固因互助互依的结果，大家不至冲突，即国际间也可因此去掉种种无谓的疑忌，渐渐至于大同。但后来此种学说，非但没有实现，而事实上也洽洽与之相反。这因为自由发展的最大条件，在于能力平等，而实际无论个人、团体、国家的能力，断没有平等的，所以竟酿成这么大的战争。近百年来，此种学说，遗留给我们种种困难的问题。

关于工业大革命之后，一切出产制造，都利用大机器、大组织、大营业，所产生的一种个人主义。此种主义，注重个人的自由去取、自由选择，爱做的便做，不爱做的便不做，打破从前的“名分”观念，而代以“契约”的观念。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梅恩说，人类历史的进化，从分位的时代进步到契约的时代。分位时代，就是注重名分和地位，如印度和埃及的阶级制度：生在那一级的，便永远在那一级，世代如此，有一种天生的命定的分位，不能逾越。欧洲古封建时代也是如此。分位制度的范围很大，奉行的国家也很多。

分位的社会，其最重要的性质，是有许多命定的阶级。每级里面的人，都是世代如此，不能逾越到别级里去。从历史上看，欧洲阶级制度的打破，不在政治的变迁，而在经济的变迁。因经济的变迁而影响于政治，再影响于阶级。

试看17、18世纪的英法大革命，其中便有区别。英国1688年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不仅是政治革命，而且是社会革命。因为它能把封建时代传下来的遗迹，各人有各人的名分的制度，一起打破。正如亨利·梅恩所说的话，人类到一个时代，自能把阶级制度打破，而代以个人自由商定的契约时代。

这种变迁的结果，产生了一种新政治哲学——个人主义。其中心观念就是以个人的自由意志去结合，去做自已要做的事，用不着政府或法律的干涉。政府的权力愈小愈好，只要于各人订了契约偶有违背的时候，略为他们料理。总之此派大意，是重视经济、以经济学的道理应用到政治上去。经济组织，比政治自身还要重要。一切政治的问题，都用经济的原理来解决。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两千多年前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做个比较。柏拉图的学说，可谓最高最完全的讲“分位”的政治学说。他说，社会不可没有分位。社会的安宁，全赖各阶级的人各有他的本分，各司他的事业。这才是理想最高的社会。

柏拉图并非顽固守旧的人。他对于当时的希猎，只有一小部分是公民，而大多数都是奴隶的社会，并不满意，认为这种制度，非但不能维持安宁，还可引起纷乱。所以他的哲学，是要找出一个合理的标准，照社会的需要，定几种不可少的阶级。

柏拉图研究社会的需要，应有三大阶级。

l．统治者的阶级。人类不能没有合乎理性，合乎经验的统治者，否则便要纷乱。但这根据学理经验的统治者，只有哲学家可以当之。所以只有哲学家可以做君主，因为只有他有最高的学问知识，配做支配全社会的指挥者、统治者。这是他的理想国家第一级。

2．执行法律者和兵的阶级。圣人、贤人立了法律，不能无执行的人。国有外患，不能无防御的人。故需要一种勇敢的人，为圣贤执行法律并防御外患。这是国民兵在他的理想国中占第二级。

3．生产的劳动的阶级。此级以物产供给大家，应生计的需要。此三种阶级，倘能各尽其职，互相扶助，天下便安宁了。

柏拉图的计划，完全是个理想的乌托邦，但是很可以拿来做个讨论的基础，因为哲学史上他是第一个可以代表主张分位学说的人。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他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哲学家，因为他的种种计划，都用国家少数人的权力，去支配各部分的需要。他对于一切人生日用的经济生活、需要和欲望，都取不信仰、瞧不起的态度，认为这种需要和欲望，只配压下去受政治的支配，不配在社会上占重要的位置。

此种哲学与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叶英法的学说处处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在政治社会中最重要，倘能使人人自由发展，自由订立契约，自由履行契约。社会上什么都安宁了，再也用不着高高在上的圣人、贤人。况且各部分的利害关系，只有各部分自己能知道，没有别人可以代为筹划的，所以不如让各部分自由发展，自由订约，自由践约的好。

他们又以为各人的利害，能知道者莫如自已，所以各人倘能照各人自己的利益去做，结果合起总数来，便是人类全体的幸福。不但如此，契约是彼此交互的关系，不是一个人的事。所以订立契约，不能不懂得别人的需要。大家互相协商的结果，不但一个人能占便宜，并能使大多数人互相和睦而且融洽。所以倘若此项手续通行以后，全社会都有秩序而很安宁了。

此种个人自由组合订立契约，虽然也许发生不平等的结果，但在他们看来，认为此种有能力者居上、无能力者居下，正可鼓励人人努力向前竞争，非但没有什么坏处，简直很有好处。所以他们主张以经济为基础，一切工业商业的发展，国家尽可放任，不加干涉。万一有人浸犯了别人的自由发展，或结了契约不肯履行，或有欺诈行为的时候，始可干涉，其余都不必干涉。故此种学说，可称之为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或警察式的政治哲学。

他们又认为不但经济方面受着益处、就是道德方面，也有益处。因为这种让个人自由发展的结果，一方可以鼓励冒险和奋斗的精神，使各人发挥天才，一方可以逐渐减少懒惰、不进取及没有志气的人。所以往道德方面的影响，可以使社会愈加进步愈加发展。

我们可以设想，倘把这l7、18世纪英法的学说，应用到中国现在的家庭制度里来，一切帮助和一切干涉都停止，让子弟们自己去打出一个新世界，完全自由结合、自由生活，很可以看出许多的好处。不但会出现进步的人才，并可养成社会间彼此相互的信任。凡属自由结合、自由协商、订立契约的最要条件，就是彼此互相信任。此种结果，影响于公共事业者很大，未始非欧洲工业商业大发展、契约制度推行以后的好习惯、好道德。这是它的优点。

再讲它的缺点，约有两点可言。

（一）他们忘了重要之点，就是契约中最不可少的平等能力；所以名为双方订立的契约，实是一方面的。这真是大笑话。资本家方面有了大资本、大机器，什么都不缺乏，所需要者只是工人。名义上好像让他们自由选择，愿做工的去做，不愿做的不做，其实倘工人不去做工，父母妻子，便都饿死。所以没有对等能力的契约，等于没有契约，因为这种契约，只有偏于一方面的利益。

这种不平等契约的结果，影响于：

1．时间的数目。英国从前做工时间往往一天十六或十七小时，工人不满意时，资本家说，这是你们自由意志所承认的条件，不能更改的。其实这不过是迫于生计而承认的罢了，安有所谓自由意志！

2．工人的待遇。大机器上面，工人有断手的、断足的、身死的。矿工遇见爆炸的时候，往往许多人葬身在内。工人倘要求赔偿或抚恤，资本家说，这是你们自由意志承认的条件，你自己情愿来冒险，不能赔偿的。其结果影响于时间及待遇的如此。

因此，19世纪末，工商业发达的各国，遂把从前19世纪初所去掉的干涉工厂的法律，逐渐恢复。国家重新再来干涉工厂：关于时间方面，规定数目，不许超过几时以上。关于待遇方面，督促工厂须有种种健康的设备，违者受罚，容易伤人的机器，须受限制，工资以及妇女小孩的做工，都受法律的取缔。19世纪末各国对于工厂的严格干涉，与从前的放任政策恰恰相反。

（二）他们认为契约的关系，只是订约的两方面，其实大错。没有一种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于社会不生影响的。譬如有五十人或一百人情愿去做十六小时、十七小时的苦工，受不健康的待遇，看去似与社会毫无关系。其实这种不讲健康能使社会的健康程度减低；做工太苦，且能使种族衰弱，怎么能与社会无关呢？举一个例子，美国有一州，定出妇女做工只以八小时的新法律，有一部分人不服，情愿多做，以至提出诉讼，谓法律不许她多做工，岂非侵犯她的自由权吗？后来主张的人辩驳说：这不是她们个人的问题，是社会种族的问题。她们多做了工，结果能使生下来的儿女衰弱，种族也因此不会兴盛了，所以应该干涉。这也可以看出个人与社会连贯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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