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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心理学（2-2）（选）
清除人性哲学弊端的做法 传统科学应用于心理学的一个弊端是，它所知道的最好方法是把人作为客体来研究，而我们所需要的却在于完全可以把人作为主体研究。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和我们自己主观过程的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看成是一个看电影的人。某件事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但绝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使它发生的。我们没有要它发生的感觉，我们仅仅处于观察的位置。 然而，成为一个主动的主体或主动者则全然不同。我们被牵连在内，我们在尝试、在力争，我们做出努力，弄得疲劳不堪，我们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有时觉得强有力，有时又觉得软弱。例如，当我们试图回想、理解、解决一个问题，以及有意要想起一个形象时，就是如此。 这就是意志活动的经验，成为负责的、成为最初的推动者，成为能干的，成为自身的主宰，自我决定的而不是他决定的、他因的、无助的、依附的、被动的、软弱的、无能的、被随意支使的、被控制的或被操纵的等等。显然，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经验，或者只有这样的微弱经验，虽然我相信有可能经过教育使普通人也感觉到有这样的经验。 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我都必须克服它做到这样。否则，我们将不能理解那些被称为个性化、真实自我、自我实现和自我同一的种种概念。而且，我们也将不能在意志、自发性、充分发挥作用、负责精神、自尊以及自信等方面有任何进展。总之，对作为主动主体的人的强调，使人作为开创者、发展者、行动的中心、做事的而不是被做的等形象成为可能。 似乎各种形态的行为主义都是要坚持制造一种无助的人的这种被动的形象——一个对他自身命运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能决定任何事情的人。或者正是这一终极的哲学结论使一切这样的心理学完全不能为那么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它们没有注意到丰富的不可否认的经验。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一种不恰当的、无益的比喻，就是说，科学知识和常识往往是对立的，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说法已被科学所推翻，这并不是有效的类比。我也有一个比喻：主动的、主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被全盘否认或被化为刺激与反应或当作“不科学”而推在一旁，这取决于客观主义概括范围的大小，这可以类比为或者否认太阳的存在，或者坚持太阳实际是什么别的东西，或者否认太阳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如果拥护实证论和行为论的人不那么经常如此——武断一切、太教条化、太一元化、太绝对，那么，这许多的错误将不会发生，至少可以避免。客观的、可预测的、可记录的、可重复的运动或反应往往是比主观观察更可靠、更可信的知识形态，我从不怀疑这一点。我也绝不会怀疑，作为一种策略，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往往是恰当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作出这样的选择。 传统上，我们只能把焦虑、沮丧或快乐大都作为个人经验和口头报告来研究。但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任何更好的研究方法。某一天，当我们发现有一种可以从外部公开进行观察和测度的焦虑或快乐的相关物，那么这某一天就将是心理学新时代的开始。我不仅认为这是可企求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也曾沿着这一方向推进。这等于把认知分割成等级，可靠程度有高有低，形成一种知识等级系统，类似一种同样必需的，关于“科学发展阶段或水平”的想法。 难道有任何现象能唤起更多的好奇、思考、推论、审慎而心爱的研究和个人的注意吗？如果没有个人体验发生，难道任何文字的描述还能有多大用处吗？可是，这同一个例子不是也极美妙地表明，不仅经验的知识优先于抽象的知识，而且仅有经验知识又可能受到怎样的局限。假如它指的是共有的、公开的、有结构、有组织的知识，那么这一说法就是正确的。 自我心理学——以人为本的研究法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以及一种研究经验的心理学，是十分吻合的。可以这样说，它是科学中的一种开放政策而不是关门政策；一种宽容的多元论，而不是一种“真经”，可以提出任何疑问、任何问题。它一旦提出，你就可以由此前进，尽你的最大能力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而无须让自己受任何概念的或方法论的虔诚所阻挠，不敢违禁以致限制了你的智慧的发挥，伤害了你追求的能量。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规则，至少没有任何先定的规则。方法应该依照需要创造出来，任何可能成为有效用或必需的定义和概念的启发式框架也应如此。唯一的要求是尽你最大的可能在当时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研究有关的问题——科学的方法，只要它是一种方法，就不会是一个人运用他的智能拼命干，没有任何阻拦地干下去。 当然，我不会操心对一切未来问题提出如何设法解决的训条，我也不会对那种教条式的科学家表示多大的敬意，这样的科学家实际上是认为对他的爸爸非常好的东西对于他也一定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科学家愿意，他是可以选择传统科学的有限目的和抱负，这是自由的。有些人不喜欢在薄冰上滑行。那为什么他们不该按照他们的喜好行动呢？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偏爱同一个问题，同一种方法，同一种哲学，那将是对科学的一个重大打击，正如人人都爱演奏黑管对乐队是致命一击一样。 显然，科学是一种合作的事业，是劳动的分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全部科学事业负责，爱因斯坦也做不到这一点。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把个人偏爱当作一种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倾向，把这些偏爱抬高为对人人都适用的法则。是那种坚持要得出关于知识、关于真理、因而也关于人性的荡涤一切的哲学思想的做法才造成了弊端。 来自辛那侬的启迪 对知识的归纳总结，并不能证明完全确定，它只能产生较高的主观和客观的或然性。但经验知识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确定的，甚至可以是唯一的确定性，正如许多的哲学家都曾设想过的那样（这里暂且不谈数学确定性问题）。无论如何，它对于心理治疗专家是真实的并且常常是确定无疑的。 显然，对于这种观点是具有商讨价值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特定词的特定含意。可是这里应该有可能转达这些说法所涉及的某些操作意义，它们对于多数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治疗专家和人格学家是无可置疑的。假如这些意义能够弄清楚，那将有助于人格科学家和非人格科学家之间理解的增进。 能够提供一些例证的就要数辛那侬、戒酒者协会、街道工作者和其他类似集体的操作方式。这些亚文化群进行工作所依据的原理是：只有已经被治愈的吸毒者或酗酒者，才能充分理解另一位吸毒者或酗酒者，并与他交往，帮助和治愈他。只有真知者才能被有瘾者所接受。有瘾者只让自己被有瘾者了解。而且，只有有瘾者才能满怀热忱地治疗。 有相同的经验与从内部认识它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有治愈的信心和技术的提高。它使知识的终极检验之一成为可能，即承受有益于治疗的痛苦的能力，没有畏惧、没有内疚、没有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我曾经指出，对于应该与需要的知觉是关于知识的真确性有明确感受的一种内在结果，而坚决的态度和确信的行动，如果需要还有无情与顽强，则是苏格拉底式的一种“应该感”所导致的。苏格拉底教导说，终极的恶行只能来自无知。 我在此则提出，善行需要良知作为一种先决条件，它或许也是良知的必然后果。那就是说，有效率的、成功的、胜任的、坚决的、严格的、强有力的、没有心理矛盾的行动来自对知识的确信，并来自这样的事实——对知识的某些确信只能源于经验。 正是这一类行动，或许也只有这一类行动，才能真正帮助有瘾者，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依赖“愚弄”他人，依赖虚伪的眼泪和许诺，依赖引诱和迎合，换上假面孔，以此骗人并因而瞧不起受骗的人。只有其他知晓其中原理的有瘾者，才不会上当受骗。 我曾经看到他们轻蔑地、粗鲁地、惹人厌地剥去这一层假面孔，这种迄今一直得逞的谎言和许诺，成功的防御手段，曾经那么起作用的欺诈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嘲笑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旁观者的动人和辛酸的眼泪，但很快就被揭穿是假冒的、脆弱的、狡诈的。而且这仍是唯一起作用的方法。这种似乎粗暴的方式在实际应用上是“需要的”。它因而在根本上是同情的而不是施虐的。它是真正的亲爱，远胜过那种缺少严厉的做法，后者曾被错误地标榜为有感慨，而实际上是在鼓励有瘾者，“支持他的习惯”而不是使他变得足够坚强而改过自新。 在这一亚文化社会中，对于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学家和其他“专家”的轻蔑是很深的。有一种对于只认书本知识和有学位的人以及有证件表明有知识而实际上无知的人的完全不信任、厌恶，有时甚至是惧怕。这本身或许是一个有助于维持这一“世界”的强大动力因素。 很显然，经验知识与旁观知识是不同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的，后者可以明显看出很少有什么效用。由于这一不同造成了差异，因而这种不同已证明为真。 如果，这种经验可以提供或者使我收获另一种知识，那么，我愿意强调精神病的问题。就我所知，辛那侬式的治疗治愈了许多有瘾者。事实上，我们的全部医院、医生、警士、监狱、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几乎没有治好任何人，不过，这一无效的，或许比无用更坏的组织机构却得到了整个社会和各行各业的全面支持，并且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就我这个外行的观察者所了解，有效的方法实际上不但得不到一点钱，还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确实如此，它是被官府所忽视的，或受到各行业反对的，受到政府和各基金会反对的。先时的吸毒上瘾者通常大都没有学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原因是很明了的，因而他们也没有在习俗的社会上取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不能得到职位、金钱或支持，尽管事实表明，他们是可以作为唯一有实效的医师的。 在传统的习俗中，实际的成功似乎并不能作为“正规专业或科学的训练”，虽然后者可能是无实效的。“治疗学”的六种学分及格证要比实际治疗经验更有分量。我能列出很多这样的例证，说明在表征和实绩、地图和地域、奖章和英雄、学位和博学，等等之间的混淆。普通语义学文献中讲述了大量这样的混淆。请想一想，在一门研究婚姻问题的课程中，要得到A分数有多么轻而易举，而要实现一种美满的婚姻又是多么艰难。 这一类情况也大量存在于科学领域中。经验知识在许多领域中很起作用，甚至是必需的条件，而旁观知识只能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但绝不可能替代经验知识。 我们在辛那侬的故事中能得到的认识是，官僚化的科学是极端愚蠢可笑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得不标明为“不科学的”，因为这些部分的真理之所以为真，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持有合格证书和穿制服的“真理收集家”，按照传统批准方法或仪式采摘的。 难道学位证书持有者、哲学博士、医学博士、专家是唯一的聪明人？难道只有这些人才有知识，才有卓见，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治好病吗？难道必须有某位主教用他自己的手抚摸一下才能进入神圣的殿堂，才能得到宽恕吗？在那么多的部门都要以学位作为审评工作的先决条件是正确且起作用的吗？为什么不寻求实际有效而适合的教育、知识、技术、能力？课堂真是唯一能得到教育的地方或最好场所吗？一切知识都能由言词传达吗？我们能把知识全都写在书中，写在课程讲义中吗？知识能否总是用书写来测量？任何母亲是否都必须听从任何儿童心理学家的劝告？是否牧师都能掌握全部宗教经验？一个人在写诗以前是否必须得上“创作入门”、“中级创作教程”和“高级创作教程”的课？在挑选生活居室时，是否持有熟练的专业文凭的选择会比我自己的选择更使我满意？这些问题很值得深思。 我们必须保持注意并警惕官僚制度化的危险，警惕政治组织机构和教会的危险，我们才可能看清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只有我们牢记技术专家能很容易地变成手段专家而忘掉目标，我们才能恰当地使用他并避免“专家统治”的危险。 曾有人给技术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安排世界的一种窍门”，我们不一定非要亲自体验世界不可。 使人失明的经验先天性 领会“风格”的较好方法不是分析或解剖它，而是要使自己成为承受的、整体领会的、直觉领会的。例如，现在已有一些证据表明，迅速的反应往往比长时间的、审慎的、细致的研究更成功。 我将称之为“经验的先天性”——对整体性特质的整体知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它是一种意愿和一种能力，无须其他“认识”方式辅助而直接体验。它意味着把我们的一切常规化倾向都抛在一边，不以认识取代感知，不把对象肢解成元素，不还原分裂。概括来说，一种整体性特质是某种弥漫全体的东西，分解就意味着丧失。 由此可得出的结论，那些仅在分析学、原子论、分类学是或历史学意义上“懂得”艺术的人，领会和欣赏能力较差。而我们必须承认，仅仅分析型的教育实际上可能会削弱原有的直觉。 在每一种知识领域都存在“盲目认识者”，植物学家看不见花的美；儿童心理学家使儿童在恐惧中逃避；图书馆管理员不愿让书借出；文艺批评家以高傲态度对待诗人；盲目的教师为他的学生而毁掉了他的学科，等等。 有些哲学博士是“持有证书的合格人”和郁郁寡欢的并无真才实学者，他们发表文章只是为了避免默默无闻。在一次舞会上，一个女孩与另一个女孩悄悄地议论这样的博士说：“他不是有趣的人，他除了他的论据以外什么也不懂。” 一些艺术家、诗人、“歇斯底里式的”人，尊重并崇尚感受、情感、直觉和冲动。而一些宗教人士和一些更神秘的人物往往就此止步，他们可能排斥知识、教育、科学和智慧，认为这些人是本能感受、先天直觉、自然虔诚、纯朴明晰的毁灭者。我认为，这种反理智的猜忌倾向的发展远比我们认识到的发展更深，甚至在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例如，我认为在文化中这是构成男人和女人之间深深不理解的根源之一。而历史已经表明，它能够爆发为可怕的政治哲学。 对于这些攻击来说，由于它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真理和正义存在，因此，传统的、分析的、机械化的科学对它们才没有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但更广泛的科学概念能迎接并回答这些疑难问题，这样的科学包括单独的、经验的、道家的、统一的、整体论的、个人的、超越的、终极的等知识在内。 如果更审慎的研究将进一步证实我们强烈的第一印象，那么似乎也很明了的是另一些人——他们领会风格的明晰、直觉和能力可通过教育和知识得到改善和扩展；他们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普遍的、抽象的、合法则的言语知识影响他们对个人情境的体验；他们的知识有助于他们的领会，并使他们的领悟更丰满、更繁复、更具有深度。 在至极的情况下，知识能增强对现实的甚至超越方面的体验，增强神圣而纯洁的、神秘的、出乎意料的、激发敬畏心的、终极的方面，甚至神圣感，许多人认为只能伴随质朴和天真而来，我们现在发现它更可能由老练和知识、至少是由于我所说的那种更广泛的知识激发出来。要强调的是：这个意见或假设或猜测是从我对自我实现者和心理治疗效应的研究推断的，而不是从艺术测验得出。 正是贤明的哲学家，在他们身上，智慧、善良、明晰和博学变成了统一体，正是他们设法保留住了“经验的纯真”、“创造的态度”，这种赤子般的、以新奇眼光看待一切的能力，没有预先的期待或要求，事前不知道他们将看到的是什么。我曾试图了解这种情况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但这种把抽象知识转化为更丰富的经验的能力仍然是一个谜，因而显然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知识在什么情况下起隐藏作用，又在什么情况下才起揭示作用？这则是更广阔的问题。 优先于抽象知识的经验“证明” 在经验范围内，经验赋予了“证明”怎样的含义？我又该如何向某人证明，我是在生动地体验着，例如，我被深深感动了，而这又怎么能在这个词的通常外部的意义上得到“证实”？例如我是在真诚而又生动地体验着，这对于我显然便是确实的。但怎么向另一个人证明这一点？有某种共享的外部事物让我们双方能同时指出的吗？如何说明它、传达它、测定它、使它言语化？ 这里有特殊的困难——许多人曾称经验是不可名状的，不能传达的，不能用文字表示的，是科学家无法处理的。但这些困难通常是抽象世界造成的，而不是经验世界的产物。某种类型和一定程度的传达是可能的，但这和化学家之间存在的是不同类型的传达。抽象的、文字的、不含糊的传达对于某些意图而言，可能不如隐喻的、诗意的、美学的、始发过程的技术更有效。 抽象认识和理论认识的整合 我在前面已阐述了经验知识的价值、必需以及相对于抽象知识的优先权，接下来，我要讨论抽象知识的价值、美和必需。不过，我的总论点已经很明确：只有那种二歧化的、孤立的抽象知识才那么危险，我指的是那种和经验对立的、分割开的而不是建立在经验之上并与之相结合的抽象和体系。可以这样说，与经验知识分割开的抽象知识是虚假而又危险的。不过，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建立在经验知识之上并与之在层次上相整合的抽象知识才是一种有益的必需。 对经验的整理、解释和进行格式塔般的层次安排，是抽象的开端，这使经验有可能由受到局限的人类所概括、把握，但不致被经验所淹没。我们直接的记忆广度是七或八或大约这个数目的分离物体，同样，我们也知道，六或七或八组分离物体也有可能在一次直接的知觉中被感知和概括。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对许多物体进行整体层次概括的最简单例证。使这些编组包容面越来越广阔，最后便有可能使一个人——尽管他受到很大局限——在单独一次统一的知觉中感受整个世界。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全然无政府，全盘混乱，完全无秩序，或所有这些分离事物中的关系混乱。这在某些方面或许是新生儿所面临的世界，在另一些方面又像是恐慌的精神分裂者所面临的世界。 如果我们考虑到实际生活的必需，考虑到必须生存，必须同它打交道，同它交往，那么一切手段、一切的关系，和一切有关目的和手段的分别领会也可以归入抽象这一标题。就手段和目的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层次的意义上而言，纯粹而具体的经验不会以任何方式区分一种经验和另一种经验。我们现实经验的一切分类都是抽象的，对于相似与不同的一切意识也是如此。 对于生活本身和人性最充分和最高的发展而言，抽象都是绝对必需的。自我实现必然隐含着抽象。没有全套的符号、抽象概念和词汇，即语言、哲学、世界观，甚至根本不可能设想人的自我实现。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对那种和具体相分割的抽象所作的抨击与对那种和具体及经验在层次上结合在一起的抽象的抨击相混淆。我们在此或许可以想到哲学所处的境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两个主要的例子，他们不是抨击一般的哲学，而是抨击那长期以来脱离实际生活经验基础的庞大抽象的哲学体系。实际上，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很大成分上也是对这些庞大的、文字的、先验的、抽象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反驳。这是一种回归到生活自身的尝试，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抽象要保持活跃的话，那么，回归到一切抽象必须以生活为基础的具体经验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经验的概括或理论”和“先验的概括或理论”。 前者仅仅是组织和统一经验知识的一种努力，使我们能用我们有限的头脑把握住它。先验的理论不做这样的努力。它能完全在一个人自己头脑的内部编织形成，并能继续发展而无须参照经验知识和无知区域。一般的说，它是作为一种确定性提出的。 实际上，它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即否认人的无知。真正的经验论者或有经验论头脑的一般人经常会意识到他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以及他的所知的相对可靠性和不同程度水平。经验的理论是在真正意义上的谦虚。经典的、抽象的、先验的理论不需要谦虚，它能成为并往往确系傲慢的。 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抽象的理论或抽象的体系变成功能上自立的了，因为它让自身远离了本该说明并赋予意义或组织起来的基础经验。它继续前进，过着它自己的生活，作为一种自在的理论，自给自足，有它自己的生命。对照地看，经验的理论或经验的体系保持着和经验事实的联系，它把这些经验组织成一个容易驾驭的、可以把握的统一体，并且和这些经验事实处于密切联系的状态。其结果是，它能在新的信息变得可资利用时转化、改变并容易修正自身。 如果它的意图是解释并组织我们关于现实的知识，它就必须是一种变化的东西，而它要适应千变万化的现实知识，就必须要适应这一不断改变和扩展的知识基础，也必须成为能适应的和灵活变化的。在这里，有一种理论和事实之间的相互反馈，这种反馈在那种功能上自主的抽象理论或体系中能成为完全缺乏的，因为后者是已经变成自我生成的。 在一定意义上讲，我认为接受经验的优势和逻辑上的优先是经验论自身精神的另一表现形式，科学的开端之一。科学成长的根源之一，是决定不依据信念、信任、逻辑或权威看事物，而是自己去核对和观察。经验告诉我们，逻辑或先验的确定性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实际上已不起作用。教训是容易汲取的，首先，在任何其他问题之前，用你自己的眼睛观察自然，即亲自体验一下。 更好的例子是经验论的或科学的态度在儿童中的发展。但必须要做到“让我们自己看一看”或“走过去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一看”。对儿童来说，这和依据信念看问题是对立的，不论这信念是来自爸爸、妈妈，或是来源于老师或书本。这可以用最生硬的说法表示：“不要信赖任何人，用你自己的眼睛观察吧。”或者也可以用较温和的说法表示：“核实一下才保险，这总是一个好主意。” 另外，每个人的感知之间通常是有区别的，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这就告诉儿童，一个人自己的感知往往构成最后依靠的法庭。假如经验论态度有什么意义的话，它的意义至少可以归结于此。首先，“知识”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到来的，然后是对感觉和经验知识的难免有误进行核实，然后是抽象、理论，即正统的科学。 实际上，客观概念本身——需要公开知识使它为公众共享而不要完全信赖它，直到它至少已被几个人所接受——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较复杂的派生物，应该用你自己的经验进行核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知识构成至少几个人对你个人经验报告的一项经验核实。假如你进入沙漠并发现某一没有意料到的矿藏或珍奇的动物，你的经验知识可能是确实有效的，但你不能期待他人完全相信你，仅凭对你的信念相信你。他们也有权自己看一看，即取得他们自己经验知识的终极体验。这正是客观公开核实的含意——“你自己去看看”的延伸。 坚持经验的理论优先于先验的理论或体系，并坚持由此而引起的对经验的理论和事实密切相连——它把事实连结成一个统一体。于是，这在具有经验论态度的人和教条主义者之间作出了区分。例如，麦克斯·伊斯特曼在他的自传中认为，他自己和（前）苏联知识界人士相比，是一个“平凡的经验论者”，他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项假设，一个应该经受检验的实验。也正是因为这些，使得他在（前）苏联理论家面前感到不安，觉得有“一种神学气氛而不是科学气氛”。 我曾在类似的基础上提出对宗教机构的批评。由于这些机构大都宣称是天启的宗教，即以一位最早的先知所见的完美、终极和绝对真理为依据建设起来的，显然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在这些人眼里，它已经是完美无缺的，完全不需要开放、核实、实验，甚至不需要任何的改善。 这是和经验论态度最尖锐的对照。但在一种很温和的形式中，它是广泛的，而且也许我们可以说几乎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大众中的。我甚至不想把各种专业科学家排除在这一指控之外。经验论态度本质上是一种谦虚态度，而许多甚至大多数科学家都是不谦虚的，除非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专业研究领域内。涉及科学自身的性质时，他们很多人只要出了他们实验室的大门就很容易像某些神学家那样负荷着各式各样先验的信念和预先的判断。 我认为，这种谦逊是经验论态度或科学态度的一个规定性特征，包括承认自己的无知以及人类一般对许多事物的无知。这样一种承认的必然结果是使你大体上愿意学习并热衷于学习。它意味着你对新的资料是开放的而不是闭门不纳的；它意味着你能成为天真好奇的而不是全知全能的。很显然，这一切又意味着你的世界在不断发展，和那种已知一切的人的静止世界大不相同。 虽然我已远离我最初的论点：在知识和科学中为经验资料找到合适的位置。不过，我认为，为经验资料找到一个可敬的席位最终会增强经验论态度，从而也增强科学而不是削弱科学。因为它相信人的智慧没必要把任何生活领域关闭在外，所以，它能扩展科学的辖区。 如何科学地体验存在事物 为了更好地区分“经验的理论”和“构建的、抽象的理论”，最强有力的依据是从统一到简单化的连续系统。可以说经验理论是对于科学趋向综合的努力所做的一种表述，这样的科学同时也对繁复多样进行组织和分类，使之更能为受到局限的人所理解。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整理事实材料的努力，而不是说明事实。 在我看来，它似乎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我们或许可以说几乎是一种汇列体系，其中一切临床发现都能找到各自位置。在更宽广的程度上考虑，抽象或构建的体系不是由它对事实的忠实决定的，而是由它的体系的特性决定的，这与经验理论却相反。在原则上，它不需要和事实发生关系，它可以是一种武断的构建。在这种意义上的优秀理论很像数学家的精确证明——它尽可能简明、典范式地向某一简单方程演变；它像一个优良的逻辑体系，服从它自身制定的法则；它并不需要成为有效的。这种“纯”理论往往先于事实出现，像一套服装为某一幻想的、非现存的物种作为一种游戏而设计出来，以后却可能证明对某一别的什么未料到的目的有效；或像一种新合成的、为合成而合成的化学药品，合成以后才寻找它的用途并且找到了用途。 一个好的经验的理论可能是一个邋遢的抽象理论范畴—一自相矛盾，错综复杂，不连贯，带有重叠而不是互相排除，其定义不明晰和模棱两可。把一切事实纳入它的辖区是它的首要忠实原则，即使这会弄得面目全非。 一个好的抽象的理论强调科学的简化和净化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理论制定领域中科学双重任务的例子。一方面，它必须描述并接受“事物存在的方式”，实际存在样式的世界，不论是否可以理解，是否有什么意义，是否能够说明。事实必须先于理论。 另一方面，它也稳定地向简单、统一、精致，向浓缩、简洁、抽象公式等逼近，以便说明现实的本质、它的骨架结构，说明它能被还原到的终极态，即还原为地图、图解、公式、图式、方程、设计图、抽象、艺术、X光、大纲、综合、提要、概要、符号、标记、漫画、草图、模型、骨架、计划、略图、处方。 终极地看，好的理论是尽力能做到这两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好的理论家在两方面都会努力去做，并从两方面的成功得到满足，尤其是当两者能同时到来的时候。 对于任何科学的理论而言，具有系统的性质，有经验的决定因素。这是“好的理论”的特征。那就是说，好的科学理论不仅力图成为好的理论，而且也成为真实的，作为对存在物的描述和组织。它是忠实于自然的性质的，并使之更可以被理解，而且是通过简化和抽象达到理解的。 如果我们能充分接受任何科学的理论的这一双重性，我们就会有少得多的麻烦，并且能更好地理解像精神分析那样的雏形的经验的理论。弗洛伊德的体系主要是对许多经验的描述，它还远远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或精致的理论。但它还不够正规或“假设-演绎”这一事态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系统而正确地描述出大量临床的经验。我们首先应该问它对经验的描述有多么准确和真实，而不是有多么精致和抽象。 有资格的人士，即有适当的经验和训练的人，大都同意弗洛伊德的一套临床描述大体上是确实的，他收集的“事实材料”大体上是真实的。即使他的某些特定大理论尝试和构建体系的努力还值得商讨或应被拒绝，也不影响他对事实描述的价值。 准确表达事实才是科学家的首要责任，至于它与“好的发生体系”发生冲突的情况，则应毫不犹豫地放弃体系。系统化和理论化应该在事实后面到来。或者，为避免纠缠于事实是什么的争论，我们可以说，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体验存在的事物。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家喻户晓的真理却常常被遗忘在黑暗的角落。 经验主义和程式化的认识 我经常会在谈话中转向忽然问起我所欣赏的花鸟树木的名称，好像我不满足于欣赏和享受而不得不再进行有关的学术研究似的。对于我爱好分类的怪癖，我的艺术家妻子很反感。的确，往往那个“学术研究”竟取代或完全替换了对“事物存在样态”的陶醉和沉思之乐。我将这种替代真正领会和体验的分类过程称之为“程式化”，它是一种病态，使组织纯经验世界的“正常”或“健康”努力成为病态化的。 希望我的错误能使大家获得一些教益。其实，有时我发现我在画廊中也有“程式化”的活动，如先看作者姓名牌子而不是先看画，并又一次不是真正领会而是进行分类，如：“是的！一幅勒努瓦的画，非常典型，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没有必要研究它，我已经‘熟知’它，没有什么新鲜的。下一幅是什么？” 有一次，当我先看画——一幅极漂亮的画时，我真正是在看并真正在欣赏时，我接着又吃惊地发现它竟是出自一个极不出名的作者——甘斯波罗的手笔！我想，假如我先看了作者的名字，我或许不会再看画本身，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装的是先验的分类和排列系统，我早已判决甘斯波罗不会给我任何乐趣，是不值一顾的。 这种新鲜的和反熟悉化的体验对于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把握，一旦他能聪明地认识到，能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中要比生活在一个排排小屋的世界中更有乐趣，而一个熟悉的奇迹仍然是一个奇迹。 在这里，我要告诉普通的认识者和科学认识者一条教训——不充分的经验是一种盲目，那是任何想当科学家的人都不能承受的。这种花招不仅会剥夺他许多科学的欢乐，而且有使他变成一个可悲科学家的危险。 值得庆幸的是，我通过调查自身程式化倾向得知，我并不需要反对“体验活动”才能进行“组织与整合活动”，也无须反对美学才能走科学的道路。我认为，“科学知识”实际上丰富了我的体验而不是使它贫乏，只要我不用科学知识替代我的体验。有知识的体验者往往能成为比无知的体验者更好的欣赏者，只要我们接受这样的公式：“首先观察，然后认识。”我们现在可以再添加一句：“然后再一次观察。”于是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认识会变得更好，更有乐趣、更丰富、更神秘、更可敬畏。 总之，无论是何种“真正的体验活动”，只要它是十分完整的、充满神奇色彩的，那么，它就是极其欢乐的。甚至当它使你感到痛苦和悲伤时，它也仍然能给你以“欢乐”。无论如何，和单调的程式化比较，它更富有乐趣。 程式化，即对非经验的东西推来推去，分类排列，是一种浅薄和贫血的活动，很少带来快乐或欢娱，除非是低水平的乐趣，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宽慰”，而不是一种积极的乐趣。陷入这种“认识”心境不仅是一种盲目症，而且是一种不幸。 原样意义和抽象意义的认识 一般的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哲学家、科学家认为，“意义”的概念能使混乱的、繁杂的、无意义的许多东西联结起来，相互协同，分门别类，并且组织整合起来。它是一种格式塔般的、整体化的活动，是一个整体的创造。这一整体及其各个部分于是都具有意义，那是各个部分至此所没有的。把经验组织成富有意义的形式，也可以这样理解，经验本身不具有意义，是组织者创造、施加或赐予意义。 这一意义的赐予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承受的，它是认识者赋予认识对象的礼物。换句话说，这一“富有意义”的类型是属于分类和抽象那一领域，而不属于经验范畴。 它是经济的、简单化倾向的知识和科学的一个方面，而不属于全盘描述和广泛综合的知识和科学。我常常也能意识到这里有这样的内涵：它是“人类的创造”，即如果人类灭亡，它的一大部分将会消失。这又引导我把“人为的富有意义”和一种潜伏的蕴含联系起来，现实、自然、宇宙本来没有内在的意义，但必须富有意义，如果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某位神必须这样做。 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意义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命令，是一种武断的决定，不是从什么原则、什么条件要求出发的，而是意志的一种不能预测的和偶然的动作。当生活变成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事件”时，生活自身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这样一个人会很容易变成完全怀疑的、虚无的、相对主义的、冲动的，没有任何是非善恶观念。概括来讲，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 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作为世纪反叛的一个方面，反对宗教、经济学、哲学、政治，甚至反对科学的庞大抽象“体系”，它们已变得远离真正的人类需要和经验。因而看来很像，往往确实是盲目伪善和文饰。 经验是一切思想的开端。当抽象和体系使我们失望时，我们总要回顾经验。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许多事实的最终含意不过是它们自身存在的纯粹的实现。 人类历史表明，许多被迫趋向怀疑的人都曾力图再次变得单纯，回到开端；在一个更坚固和更确定的基地上再一次想通一切，在一个骚乱的时代问一问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使他们能真正毫无怀疑。这样的时刻在生活中时有出现，这时修补和改良似乎是无望之举，而更容易的是移平整个结构并从根基上重新构建。 除此之外，若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加增一般人很难抗拒的二歧化的诱惑，即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不是选择经验的原样——拒绝一切抽象作为内在之敌，就是选择抽象、法则、一体化——拒绝原样作为法则之敌，那么，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又可以看作是二歧化的病态结果。它们可以看作是愚蠢的和不必要的，甚至是孩子般幼稚无能的结果，不能成为综合的、包容的或成为协同的。 每个人都观察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同时接受并欣赏原样和抽象两者的优点。事实上，对于完美的理智和人性来说，做到对两者都称心如意甚至是必需的。因此，这两类不同的意义，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彼此排斥的。我称其一为抽象意义，另一为原样意义，并且指出前者属于分类和抽象的领域，后者属于经验的领域。 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在电影中，或是在诗作中，这两类意义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类交流及两类表达。它们甚至再一次向我们表明，科学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充分承认、接受并欣赏具体的、原始的经验；另一项是把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找出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发现它们的规律性和相互关系，构成一些系统，这些系统能用简单的方式表示出来，并能把许多经验浓缩在一个公式或定律中，使我们理解起来很容易。 不过，这两项任务或目标有相互的联系，分割开来会造成损害，我们不能只择一方面而排斥另一方面，那样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糟糕的局面：一个“还原到具体”，另一个“还原到抽象”。 积极理解和解释的手段 通过对意义的研究，“理解”、“预测”和“解释”这一类词语的涵义更加明确了。“纯粹科学的”人用这些词，和典型直觉的人有所不同。对于前一种人，理解的增进通常来自并等于倾向简单的运动。它是更一元化的，更接近一致，是复杂和混乱的简化。“理解”和“解释”深入复杂现象的背后，使其易于为人所认识。 对于纯粹科学的人来说，“解释”和“理解”二者都有简化的作用，即减少我们必须把握的变量数目——表面的多重现象不如潜伏在现象世界背后的较简单的解释理论那么“真实”。它是对表面价值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消除神秘的方式。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认为，不能解释的就是不真实或不纯正的。 对于经验丰富的人，可以用另一种类似“原样意义”的要点加以解释。理解某一事物也就是体验这一事物的真相和它的本性。这种经验，不论对象是一个人或一幅字画，都能变得更深刻、更丰富、更复杂，但仍能保留在这一对象的范围内，对于这一对象我们是力图能有更好的理解的。因此，我们能把经验的理解和整合的或抽象的理解——一种向简单、经济和简化的主动运动区分开。 经验的理解是满足于停留在经验的内部，不向外延伸，而用直接的方式鉴赏它、品味它，这与简化以及浓缩经验和图解经验的活动（或用X光、图式或数学描述经验）大不相同。这是雕塑家所具有的对黏土或石头的理解，木匠对木头、母亲对她的宝宝、游泳者对水、或夫妻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从根本上而言，这又是一种不可能为非雕塑家、非木匠、非母亲、非游泳者、或未婚男女所体会的那种理解，不论他们可能得到的其他知识来源如何。 在科学家印象中，“解释”往往只有一个趋向简单的含意，它似乎总是指经验以外的什么，代表一种围绕经验的理论。但有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在一种经验的、自我参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是有益的，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经验到什么就是它自身的解释。一片树叶、一次日落、一朵花、—个人及其意义究竟是什么？它们“意味着”它们自己，解释它们自己，并证明它们自己。 许多现代画家或音乐家甚至诗人现在已经抛弃那种过时的要求，要求艺术作品“含有”某种自身以外的寓意，要求它们指向外部，非自我参照的，或富有某种信息，或在科学的简单化的意义上是“可以解释的”。它们宁可说是自我容纳的世界，是被注视的对象而不是被透视的什么。它们既不是攀登高峰的支点，也不是长途旅程中的中转站。它们不是为自身以外的某物设的标记或符号。它们也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置于某一类别内或历史序列中被“规定”，或就它们和它们自身以外世界的某种其他的关系来“界说”。 我个人的想法是，来自艺术世界的这些积极的用法在一个重建的科学哲学中是有益的，这种科学哲学主张包容，而不是排除经验论据。我认为，这些用法比另一种用法更可取，后者谈论的是“无意义”和“荒谬”，而不是“原样意义”，它使自身还原为指示交流而不是语言交流，它拒绝任何解释或定义的努力，只能等待某一天领悟的出现，而没有能力以任何方式促使领悟到来，实际上就是说，假如你不去了解，你将永远不会了解。 或许积极的用法能使我们和经验资料进行更深奥微妙而有洞察力的交往，并能更实际而富有成果地处理这些资料。 积极的用法证明是正确的，还因为它们意味着对一种可能性的接受，即经验可以是目的经验，它们自身就是有效的、有价值的。这些用法对于一种存在心理学是适宜的，这种心理学是和目的、和存在的终极状态打交道的。消极的用法意味着对一种传统科学主张的认可，即坚持科学是超脱价值的，和目的无关而只和通向目的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武断给定的）打交道。 生活的原样意义的认识 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经验都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可能被理解的，除它们自身的“是”以外，你弄不清它们还有什么意思。你不能以理性对待经验，经验就是经验。你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承认经验的存在，接受它们，有可能时领略它们的丰富多彩和神秘莫测，同时认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 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活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意义。即对生活的体验、行走、观看、味道、气味、感官享受和情绪体验，一切其余的感受，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生活是值得的。生活本身也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只要它们不再为我们提供享受。此时此刻，我们有可能感到厌倦、无聊、抑郁、想自杀，我们会说，“生活是无意义的”或“生活有什么意思”或“生活不再是值得的”。正因如此，我才宁愿采用原样意义的说法，也不对无意义让步。 感知对结构的承受 由于在原样和抽象之间既作出区分又使两者整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再一次遇到共相和法则是否真实这一老问题，它们完全是人造的或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发明的吗？或者，它们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吗？虽然模糊不清，它们是一种对于外界先于人而存在的什么东西的知觉印象吗？我在这里不企图作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但可以提供一点见解，也许有助于问题的澄清。 首先，疑问最大的就是问题的二歧式、非此即彼的说法。难道这不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吗？原样和抽象之间的区分暗示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事实确实如此，对原样的感知比整合与抽象的完成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更是道家的、承受的、被动的。但这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必然，对共相的感知只能看成是一种主动的任务，一种权威的创造。它也可以是一种承受的开放，一种非干预的意愿——希望事物是它们自身的状态，一种耐心等待的能力，等待知觉对象的结构自身向我们显露出来，是一种秩序的发现而不是一种秩序的安排。 从初级过程的角度看，力争、集中和注意聚焦不是潜意识或无意识层次上最好的感知途径。这些活动属于次级过程并有可能掩盖或排除初级过程的资料。精神分析家的指令是：“让无意识向无意识诉说或倾听。” 这类问题同样也出现在文化人类学家身上，特别是在他们理解某种文化的全部繁杂情节时。在这里，早熟的理论同样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弄得此后任何有违早熟构造物的资料都被排除在外。最好要有耐心，能承受，顺从资料，让资料各就各位。对于习性学家、生态学家和野外博物学家也是如此，对于和任何种类的大量资料打交道的任何人在原则上也适用。一个人不仅要学会主动而且要学会被动。一个人安排，再安排，玩弄资料，懒洋洋地看报表，拼来拼去，像游戏一样，坠入白日梦中，不慌不忙，一遍又一遍，“夜以继日”，把全部事业交付给无意识。而科学发现的历史表明，这通常很起作用。 总之，理论和法则的构建与它们的被发现通常很类似，似乎有一种主动和承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连接。对于任何认识者，不论一般人或专业人员，最好是依据情况的需要具体分析，既能主动又能承受，即随机应变。 沉思事物存在的方式 对于“事物存在的方式”、世界和地球上存在的众多表象，你应该做些什么呢？自然，首先要设想你不能被它吓住。于是，当你被动地承受和接受时，你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对它的一切深感惊奇，思索它，品味它，赞叹它，迷恋它而且要满怀希望，你会发现乐趣无穷，即要做的是不做任何事。这和孩子对外界环境的感受几乎没什么区别，一心一意地，兴致勃勃地，着了迷一样，瞪大眼睛，被魔法镇住似的。 此时此刻，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也无需去做，我们只要承受地、屈从地、沉思地体验这一切。我们无须立即作出解释、分类、提出有关的理论，甚至也无须理解，除非是它自身的概念需要。 相信大家没有忘记这样的言论，有些人宣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最接近现实。他们说，如果我们想看到赤裸裸的现实，这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们警告我们，当我们开始进行组织、分类、简化、抽象和概念化活动时，我们也开始离开此时此地的现实，观察我们自己的构造物和发明物，我们自己的先定概念。这些东西是我们自立门户的安排，我们依靠它们把秩序强加在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上，那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 科学的两极一方面要求经验和领悟具体，另一方面要求把纷乱的具体组织成可以把握的抽象。但客观的事实要求强调前一目标而不是后一目标。科学家通常不认为自己是承受的沉思者，但他们应该如此，不然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在经验的现实中的立脚点，而且，只有从这里开始，才有一切知识和一切科学的建立。 因而，“沉思”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非主动、非干预的观察和品味的形式；它可以吸收到对经验的、道家的、非侵扰的承受中。在这样的时刻，经验自然产生而不是被特意构造。由于这使经验能成为它自身，极少受到观察者的歪曲，所以，它在某些事例中将会成为通向更可靠和更真实的认识的途径。 作为科学范式的人际知识 从科学发展史上可知，常规的科学首先将物理的、无生命活力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星体、落体。当然，非人格的数学也包括在内。 科学前进的步伐并没有终止，并且以同样的精神研究生物，最后约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在实验室里以同样的、已证明为极成功的方法研究人。人被当作一个物体在有控制的实验情境中接受不动感情的、中性的、定量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倾向于一切适宜用这种方式处理的方面。自然，与此同时，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心理学用不同的定律、法则和方法在临床精神病学家中发展着。 以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的方法论对人进行的“科学”的研究，是一种更困难、更令人恼怒的应用，因为研究者将还原分析法加在一个极不合适的对象身上。我建议我们要把人作为起点或中心替代上述非人格的中心。让我们试着把有关人的知识当作范例，并由此创立属于人的方法论、概念化和世界观，属于哲学和认识论范畴的范式或模型。 不总是可逆的人际关系的例子是：朋友对朋友的认识，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认识，父母对子女的认识，或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兄弟对兄弟的认识，医师对病人的认识等等。在这样的关系中，特有的情况在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是有牵连的。他们的距离不是很远，而是很近；他对它不是冰冷的，而是热情的；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有感情；对于认识的对象，他有移情、直觉的领悟，即觉得能和它打成一片，和它同一，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上与它一致，与他有牵挂。 我们必须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要比儿科医生、心理学家更了解她的孩子。如果这些医生有起码的明智，他们会利用她作为解释者或翻译，并常会问：“他想说的是什么？”老朋友，特别是夫妻之间，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心心相印，而对于旁观者来说，其表现简直是一个谜。 人际知识发展的极限或完成是通过亲密达到神秘的融合，这时两个人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变成了一个人，神秘论者、禅宗佛教徒、高峰体验者、情侣、审美学家对此均有精彩描述。在这种融合的体验中，对另一个人的认识是通过变成另一个人而实现的，即，它变成一种发自内部的经验知识。我认识它因为我认识我自己，而它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一部分。与认识对象的融合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而由于经验知识就许多人类目的而论是最佳类型的知识，认识一个对象最好的方式便是趋向与之融合的运动。当然，由于要达到与任何人的融合，因此，要关心他、爱他，我们甚至能由此提出一条关于学习和认识的“定律”。你想认识他吗？那么开始关心他吧！ 与神秘的融合相比，更倾向于中性的例子是治疗和成长中的关系。我这里仅限于谈论各种顿悟揭示疗法、道家方法、非指示疗法，例如，弗洛伊德、罗杰斯、存在主义疗法等等。关于移情、交友、无条件积极关怀等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过，但这一切有共同的明确认识，即，为了使个体能控制自己的自信和自疑，有必要建立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以打消畏惧，使人能接受治疗，能更实际地看自己。让我们把这一治疗的和成长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 认识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因为人的动机生活大部分是和他人有联系的。一般来说，由于他人的给予或阻挠从而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或受挫。假如你想了解—个人，最好让他和你在一起时毫无顾忌，让他觉得你接受、理解并喜欢他，甚至爱他，让他觉得你尊重他，你不会威胁他的自由自在。相反，如果你不喜欢他或不尊重他，如果你轻视或不赞助他，看不起他，或者用“惯例化”的眼光看他，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人，那么，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真相。 我们接连不断地受到的教导告诉我们：不论你想研究的是分子还是人，但是，通向可靠知识的研究法却是相同的。而现在我们却被正告，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有时甚至还有进一步的涵义：研究人所采用的技术有一天也可能被推广应用，直至包括对分子的研究。因而，我们甚至可以再次盘旋上升到一元认识论的高度，但围绕着的是一个不同的核心！ 通过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亲密人际关系，获取知识的情况在其他科学领域中也会发生。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没必要表明倾向于哪一边，或是投哪一派的票。的确，我们能把各门科学或所有知识领域排列为一种层次系统，或者根据牵连程度从最大排列到最小排列。 其实，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视情况的变化而灵活地利用这两种认识论。我认为它们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显然，把两种武器都收入想认识各种事物的任何认识者的武库中是必要的。我们理应怀有一种希望，甚至在天文学、地质学、化学领域中，或许也能对甚至非人格的东西取得更完整的理解。我在这里指的是那种意识的、语言化的、列为公式的可能性。 调动工作热情的力量 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产生对研究对象的爱的复杂性到底有什么内涵。至少它表示要对研究对象发生“兴趣”这一点是肯定的。你完全不感兴趣或厌烦的东西是很不容易观察或倾听的，也很难去思索有关它的事，很难想起它，很难想继续研究它，很难融合它。 当你被某种外力逼迫去研究某一种你完全没有兴趣的问题时，你身上的一切防御和抵抗力量都会动员起来。你会丢三落四，想别的什么事，思想不集中，疲倦袭人，智力似乎衰竭。总之，你很像是在做一件糟糕透顶的工作，除非你多少对它有点兴趣并受到它的引诱，最起码少量的热情（或欲力化）似乎是需要的。 事实的确如此，世上存在着为责任感而工作的人，就连一个孩子也会在学校做许多并不是从兴趣出发或仅仅从外部因素出发的事情，以便让老师欢喜。但这样的孩子引起另外的问题，这里不能深谈，那是有关性格训练、增进自主性以及仅仅驯顺的危险等问题。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不想陷入非白即黑的二歧倾向，在这里那是很容易出现的。不管怎么说，关于这一简单的说法是很少有疑问的，那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最佳学习、领会、理解和记忆而论，最好的途径是对有关的问题感兴趣，有介入感，有“一点爱”，至少有一点迷恋并觉得受到吸引。 科学需要一种耐心、顽强、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以及克服困难的精神和毅力等等，这是一种低限的说法。科学长时成功所真正需要的是热情、迷恋和着魔般的执著。有成果的科学家是这样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课题”差不多就像情侣谈及他们的所爱一样，那是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另外目的的一种手段。升腾到一切分心之上，变得沉迷于工作之中，这表明他已完全溶入“课题”里，不再是分立的。他的全部智慧都可用于一个目的，一个他已完全献身于其中的目的。他把他所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给了它。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假如你想在一项调查中用一个不中用的人，你最好找一个对这项调查结果毫无兴趣的人，他保证是那种无能的、绝对无疑的蠢货。” 这可以说是一种爱的表现，要知道，这种说法是存在很多积极的因素的。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可以从一位热爱他的工作和他的课题的人那里期待更好的工作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的我们也有必要审慎研究“通过爱得到知识”的这一范式。这种爱我们可以在爱侣中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看到它的最纯表现，或者在神学和神秘主义文献中非常合适地译为自然主义的概念。 人际关系中真理的形成 传统的非人格的科学是外在的、全面的、完善的、隐匿但可揭示的。在早期的说法中，观察者仅仅观察而已。在后来的说法中，人们已理解观察者是戴着眼镜的，眼镜歪曲现实但去掉却是万万不能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已懂得，观察活动本身是对被观察现象的一种塑造，一种改变，一种侵入。总之，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现实，即创造着真理。现实似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一种合金，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一种交往。 毫无疑问，有几种感情会完全歪曲我们的判断。但我要问极端的理智主义者：“假如真理不能在追求者中激发热情的奉献，任何科学还有产生的可能吗？” 这是心理学家中正在兴起的不满的一个典型表述，他们不同意那种过时的、广泛持有的看法——认为感情只能起破坏作用，感情是真正领会和正确判断的敌人，感情是和精明对立的，是而且必然是和真理互相排斥的。对科学进行人本主义研究能产生一种不同的态度——感情与认识具有协同作用，感情可以成为寻求真理的一个动力。 这些爱的关系能过渡到与世界融合的神秘体验中，这使我们通过与对象融合、与对象合为—体，从而达到知识的终端。从理论的观点看，这可以认为是变成经验知识，来自内部的知识，由于我们正在变成我们认识的对象。至少这是这种知识接近或试图接近的理想极限。 不要认为这种终端很难实现。研究精神分裂的一个受到尊崇的办法是，试用适当的化学药剂使自己暂时成为精神分裂的，或自己曾患分裂症现已恢复健康。这样一来，就能更容易与精神分裂患者认同。例如，最受人敬爱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之一的爱德华·托尔曼，有一次不顾他自己的正式推论，曾承认他在预测一只大鼠将如何行动时试图与大鼠认同，与大鼠感受一致，并问他自己：“现在我将会如何行动？” 对于一个你不喜欢或你不欢迎的部落，尽管你也能了解到许多事实，但你的了解会受到一定的局限。要认识印第安人而不是仅仅取得一知半解的资料，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他们的文化中。假如你“变成”一个印第安黑脚族人，你将能靠理解回答许多问题。 你可以通过望远镜窥视月球，像某一个人（旁观者，外人）通过一个钥匙孔窥视一个生人，远远地窥视我们永远不能变成的东西。或者你有时能忘记你自己，专注地、迷恋地、神往地进入你正在观察的对象中，进入那个世界而不是从外面向里看。 放任的客观与关切的客观 其实，“科学的客观”这个术语早已被那些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科学理论家先行占用，并使之屈从于他们的机械形态世界观的用法。很显然，为了不让真理预先由教会或政府决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维护他们自由观察他们眼前事物的权利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超脱价值的科学”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不过，这也使得许多研究人和社会的科学家受到伤害，因为这一概括化概念已被许多人无批判地接受。 这一类型的“科学的客观”是要防止把人的或超自然的动机或感情或先入之见投射到感知的对象中，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在“那里”的，因而也不应该看作是在那里。请注意，科学的这一必需的法则——只能观察确实存在彼处的东西，它的开始是勿在无生命物和动物中寻觅“上帝的设计或亚里士多德的断言或人的意图”，主要是试图防止科学家投射自己的价值观或希望或意愿。 尽管对于这一点还很难做到完善，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做到。正规的科学训练和正规的科学方法是力求越来越接近这一不可能达到的终点。毫无疑问，这一努力确实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我们称之为优秀科学家的人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方面，他具有领会他所不喜欢的东西的杰出才能，另一方面他在观察他所赞成的东西时能保持充分的怀疑态度。 关键的问题是：达到“科学的客观”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如何？把某物作为它存在的样子加以观察的最佳办法是什么，怎样才能最不受我们自己的希望、畏惧、意愿、目的所污染？更重要的问题是：达到这一目标是否只有一条途径？是否还有另一条途径也通向“客观性”，即把事物按照它们的原样来观察？ 从传统上来讲，“科学的客观”的成功一直是在科学的对象最远离人的理想、愿望和意愿时才可能实现。假如你是在研究岩石或热或电流的性质，那会很容易觉得你是无牵连的，超脱的，能看清楚的和中立的。你不会使自己混同于月亮，你“关心”月亮绝不会像关心你自己的孩子那样。对于氧气和氢气不难采取放任态度，也易于有非干预的好奇心，做到道家的承受，任事物自然存在。直截了当地说，要做到不偏不倚的客观、公正和恰当，你就不能关心后果，你不会认同或同情，你既不爱也不恨，等等。 不过，当我们跨入人和社会的领域时，当我们力求客观对待我们所爱或所恨的人，对待我们的忠诚或价值观，对待我们自己本身时，这一观念和态度的框架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们这时不再放任，不再是非人格、无牵连、不趋同、没有利害关系的了。要成为“放任的客观”或“不关切的客观”也变得更困难得多，而且新的危险已出现。 在试图达到“科学的”，即无牵连的、放任的、不关切的客观的努力中，例如，人类学家可能购买成袋的他误以为和这种客观有联系的资料。他可能变成科学主义的而不是科学的，可能觉得有必要为了他所研究的民族而淹没他的人类感情，可能不论需要与否都追求定量化，可能用准确的细节和虚假的整体进行编排。 若那种非关切的客观可以靠改善训练达到一定目标，那么我们则可以说更重要得多的可能性是来自关切而不是非关切的另一种客观。这客观可以被当作存在爱的一种结果，高峰体验、统一领会、自我实现、协同作用、道家承受、创造态度、存在认知的一种结果，认为是存在心理学的一个总的方面。 总之，我的论点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假如你在存在的水平上极爱某物或某人，你将会欣赏它自身本性的实现，你将不想干预它，因为你是把它看作它自身而爱它。你将能以一种非干预的方式观察它，也就是任随它自然发展。这又意味着你能把它作为不受你自私的意愿、希望、需要、焦虑或先入为主的污染而观察它。由于你爱它自然自在，你也不会轻易地去评判它，利用它，改善它，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把你自己的价值观投射于它。这往往又意味着更具体地体验和观察，更少抽象、简化、组织或理智操作。任它自然自在也含有一种更整体的、综合的态度，更少主动进行肢解。 概括来讲，你可能极喜欢某人，敢于把他看作他原本的样子；假如你爱某物原本的样子，你将不想改变它。因此，你可能把它或他作为它自己本性的存在来观察，不触动的，不污染的，即客观地观察。你对那个人的存在爱越深，你也就越不需要闭上眼睛。 另外，“关切的客观”也有它超越的一面。假如客观的含意包括把事物作为它们原本的样子来看，而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是否赞成它们，它们是好还是坏，那么，一个人越能超越这些区分，便越能看清事物的原样。这是很难做到的，但在存在认知中，例如在存在爱中等等，则或多或少能够做到。 存在爱的能力是人格高度成熟水平的特征。因此，人格成熟是这种明晰知识的先决条件，增进认识者的成熟则是改善这种认识的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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